1972年七十四岁

 

  元旦前后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外交部派出一批工作人员到中国驻缅甸使馆工作,恢复了原使馆经济参赞处和已定的援缅项目,并派出专家赴缅考察。
  1月2日 召集外交部核心小组成员及有关负责人开会,讨论外交部起草的中美联合公报草案设想(修改稿)。提出:草案关于台湾的措词不能变,对国际形势部分可提出不同意见。次日,外出两种修改方案〔注〕报送周恩来。
  〔注〕两种修改方案,即对中美联合公报稿中国际部分进行大改与小改的两种方案。
  1月3日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亚历山大·黑格率先遣组抵达北京,为尼克松总统访华进行技术安排。
  △看望西哈努克和夫人。
  1月4日 接见黑格。在黑格转达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后,表示:中美两国接近,推动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对中美两国人民和远东各国人民都有利。会见后,嘱熊向晖主持起草《对美方口信的答复》稿。将该稿修改后进毛泽东审批。
  △到毛泽东处汇报会见黑格情况。毛泽东同意《对美方口信的答复》稿。
  1月4日、5日 两次召集与黑格一行会谈的中方人员开会,研究美方提出的尼克松访华期间的若干技术性问题,原则同意通过卫星电视转播尼克松在华活动实况。强调:将采取由中国政府出资买下供美方使用的通讯卫星,然后再租给美方使用的办法,以维护国家的主权。这期间,还批驳了江青等人关于不应用电视“宣传”尼克松的说法。
  1月6日 和叶剑英前往毛泽东处商谈工作。谈完外事后,毛泽东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注〕。
  〔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叶剑英来往医院向重病中的陈毅作了传达。
  △和叶剑英分批接见以黑格为首的美国先遣组成员、技术顾问及专机机组人员。周恩来对白宫发言人齐格勒说:去年四月,我在这里见过你们的乒乓球队,我重新会见大批的美国朋友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乒乓球把我们两国关系联系起来丁。我们被邀请了,但还没有回访。请转告你们乒乓球协会主席,那位曾经到中国来的团长,我们愿意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回访。
  △再次接见黑格,答复四日黑格转达的美方口信,要点是:(一)随着中美领导人会谈的临近,某些敌对势力不断加紧破坏,中国对此已有准备。(二)尼克松访华《公告,发表后,苏联在欧、亚的动作更暴露出它扩张主义的面目,次大陆也将从此动荡不已。(三)在越南问题上,中美之间有根本分歧,美国现行对越政策对于总统访华也带来不利因素。(四)美方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并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的说法,令人惊讶。中国认为,任何国家绝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在不断抗击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并一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五)中美两国关系并未正常化,但中国方面将以应有的礼仪接待尼克松总统,并将为谋求中美高级会谈取得积极成果作出自己的努力。(六)关于台湾问题,中方在公报草案中已尽力照顾到美方的困难。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是有着非常强烈的情感的。如果美方真有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就应该对中美关系的这个关键问题采取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会晤中,还对黑格当天转达的基辛格的口信作了评论,说:中美两国关系没有正常化,贸易发展是有限度的,必然是缓慢的;但中美双方总要向远处看,中美关系总要走向正常化。次日,黑格一行去上海、杭州参观。十日,黑格结束访华回国。
  1月7日 就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调青少年乒乓球运动员问题的通知》致信毛泽东:“经军委、国务院提议,政治局会议同意将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仍划归国务院领导,便于推动全国群众体育运动,以增强人民体质,并从中挑选各项体育运动的优秀分子。”
  1月8日 前往医院向六日夜病逝的陈毅遗体告别。
  △审改对陈毅的悼词稿,补写对陈毅一生功过的评价,强调:“(陈毅)功大于过,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新四军应渡江深入敌后作战以求发展的指示,在巩固和扩大新四军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改后进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明,“陈毅同志是国内国际有影响的人,我增改的一长句,对党内有需要”。毛泽东阅后删去功过评价等补写文字,批告:“基本可用”,“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
  1月9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通过对陈毅的悼词。
  1月10日 出席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的陈毅追悼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原批准的文件规定,陈毅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只请内宾,不请外宾。行前,得悉毛泽东将出席追悼会的消息,迅即决定提高追悼会规格,邀请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参加追悼大会,宋庆龄、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郭沫若等也参加了追悼大会。周恩来在追悼会上致悼词说,陈毅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几十年来,他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老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会前,毛泽东在与陈毅亲属的谈话中,也对陈毅的一生作出肯定的评价。还提出:邓小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即示意陈毅亲属将毛泽东的意思传出去。
  1月12日 和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来京参加新疆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在讲话中说。要把反修斗争和揭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结合起来,作为头等大事,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1月13日 听取国防科委工作情况汇报。
  1月14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各地工作情况。会议认为新疆、江西、贵州、云南等地问题值得引起注意,尤其是新疆在批林整风运动中,仍将主要斗争矛头指向王恩茂〔注〕,不利于团结对敌。会议商定近期约新疆党委和军区负责人来京一谈,以促进他们的认识和团结。
  〔注〕王恩茂,中共九大后调离新疆,在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劳动锻炼。
  1月17日 召集外事口、中央和北京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布置接待尼克松访华的各项准备动员工作。
  1月19日 将一则反映春节期间将有大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探亲的简报批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北京、天津市委负责人:“请即注意内蒙和各地在春节期间有大批职工、青年回京探亲一事,要按街道、军民机关和厂矿家属区,将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1月中旬 闻毛泽东病危,立即前往组织抢救。毛泽东经救治转危为安。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由周恩来、张春桥、汪东兴等共同负责毛泽东医疗组工作,中央保健部门也抽调有关专家充实了医疗组力量。此后周恩来多次与汪东兴和医疗组医生谈话,研究毛泽东治疗问题。
  1月21日 就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关于《越方对我汽车的意见》报告中反映的援外汽车质量问题批告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等:“质量这样下降,如何援外,如何备战?这是路线问题。要在这个月内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
  △会见由市川诚、阿部万龟四郎率领的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日本中立工会联络会议访华团,由井野正挥率领的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七○年会”友好访华团和由仲吉良新率领的日本冲绳县第一次友好访华团。谈话中,展望了中日关系发展的前景。
  1月24日 和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来京出席新疆工作会议的代表,并讲话说:把批判矛头对准王恩茂的“两个主义”和“一个王国”〔注〕,是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中央的政策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强调:现内部最大的问题,是出了林陈反党集团,从“九一三”至今,已经四个多月了,你们还没有自觉地深挖思想。在谈到邓小平问题时说,林彪就是要把邓搞成敌我矛盾,而毛主席讲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又说,听说新疆现在还有人讲“二月逆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叶副主席已经主持军委工作,你们听到那些话,为什么不批驳?最后,要求代表们多作自我批评,互相帮助,搞好团结。
  〔注〕“两个主义”指“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一个王国”指“独立王国”。
  1月25日 致信毛泽东:“您的健康,大家都在关怀。”建议毛这些天应多注意休息。
  1月26日 和李先念等与朝鲜内阁副首相朴成哲举行会谈。
  1月下旬 毛泽东患病治疗期间,江青一再干预治疗方案,甚至以吵闹相要挟。毛泽东愤而拒药。为此,周恩来数次找江青谈话,并同汪东兴一起和医务人员研究解决办法。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连续约见外交部、公安部和北京卫戍区负责人,研究布置接待尼克松的宣传和安全保卫工作。
  1月31日 会见在京访问的美国人士有吉幸治、沃尔德、鲁茨、贝尔登,以及美国对华新政策委员会代表团成员冯美琪、甘培滋、詹金斯等。
  1月 根据周恩来指示,彭德怀及其它被监护者均转移至北京木樨地附近某单位,彭等人的居住、饮食都有所改善,并配备了医护人员。
  △在河北冀县下放劳动的原国际关系学院〔注〕部分青年外语教师联名致信周恩来,请求将他们分配到最需要外语的地方工作。周恩来就此批告外交部核心小组:“请想想这股力量怎样使用。”
  〔注〕此时国际关系学院已撤消。
  1月31日—2月2日 巴基斯坦总统布托来华访问。周恩来与布托就南亚次大陆形势和中巴关系等问题举行多次会谈。二月一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布托。二日,中巴签署联合公报。
  2月1日 同布托单独会谈。在谈及改革经济体制问题时,说:如果在地方上有些小煤矿、小铁矿,可以在一定的时期内允许私人经营,这有好处。例如可以搞些小的钢厂,可以在地方上生产些小农具,这样就不要都由国家来负担了。如果一切都由国家来管,非常容易产生官僚主义,苏联就是一个证明。我们是依靠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来解决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历史不能算太短了,有五十多年了。但除斯大林写了一本《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书以外,没有总结经济方面的经验。在这一点上对不起世界人民。有经验不总结、不介绍,不对头。这还赶不上法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他们还把他们的资本主义经营方法介绍给了世界。而且介绍经验也不要只介绍成功的,还要介绍失败的。不要自以为一切都好,天下第一。
  △前往尼泊尔驻华大使馆吊唁尼泊尔前国王马亨德拉逝世。
  2月5日 主持国务院业务组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
  △批示同意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转来的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注〕。并报毛泽东批准。之后,周恩来强调:对引进技术,只能“一学、二用、三改、四创”,即在消化、吸收后,再创新、改革。
  〔注〕这是国家计委与有关部门商定后提出的引进方案。包括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四套,化肥设备二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四亿美元,争取五六年内建成投产。本年内,连同以上六套成套设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共批准进口十四套化纤、化肥成套设备,成为后来“四三”引进方案(即四十三亿美元引进方案)中的一部分。
  2月6日 会见智利统一人民行动党总书记安布罗西奥等。在谈到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时说:这是世界人民斗争的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小国家支持的结果。此外,还就中智经济合作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2月7日、8日 召集北京、上海、浙江党政军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研究部署接待尼克松的安全保密、宣传教育、新闻报道,接待方针等项工作。经周恩来确定的接待工作的总方针是:“不冷不热,不亢不卑,待之以礼,不强加于人。”在此前后,周恩来还布置尼克松在华所乘专机的机组人员进行试航飞行,以确保万无一失。
  2月10日 接见菲律宾总统代表罗慕尔德斯。在谈话中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存在“台湾地位未定”的问题。不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蒋介石也好,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这个中国包括台湾省在内。
  2月16日 致电斯诺夫人。对斯诺十五日在瑞士病逝表示慰问和沉痛哀悼。唁电说:“斯诺的一生,是中美两国人民诚挚友谊的一个见证”;“他一生为之努力的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一定会日益发展”。十九日,和邓颖超等出席首都各界人士为斯诺举行的追悼会。在斯诺患病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曾派陈志方、黄华等前往日内瓦看望,并派去一个医疗小组协助护理。
  2月18日 对中央专案组一办关于刘仁静释放安置的请示报告批示,告以:“年老体弱,重在写些托派活动及历史过程,以便考察。”并对刘的生活问题作出安排。
  2月19日 在研究尼克松访华的新闻、宣传部门负责人会议上说;美国搞扩军备战既是针对我们的,但更多的是针对苏联的,它把我们看做是潜在的敌人。新华社的报道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你们今天写的尼克松启程来华的消息中,未搞他所说的这样一段话:“当我们展望将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美国政府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将来我们之间仍将存在分歧。但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找某种办法,使我们能够有分歧而不致成为战争中的敌人。”这段话说得最清楚不过了。
  2月中旬 在组织准备接待尼克松访华同时,多次与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及毛泽东医疗组成员研究大病初愈的毛泽东的治疗和会见尼克松问题,并到毛泽东处商谈。
  2月21日 尼克松应邀来华访问,中午到达北京。陪同尼克松来访的有尼克松夫人帕特里夏·尼克松、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总统助理基辛格等。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郭沫若、姬鹏飞等在机场迎接尼克松一行。邓颖超、于立群在钓鱼台国宾馆迎候美国客人。
  △下午。陪同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和基辛格,双方就中美此次高级会晤的进程和历史背景,以及其它国际事务问题认真地、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晚,中美举行首次大范围会谈,商讨和宣布了会谈办法和公报的形式与内容等。之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举行欢迎宴会,在祝酒词上说:总统应邀来华,“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直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愿望的积极行动,这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又说,“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尼克松致了答词。
  2月22日—25日 同尼克松举行四次限制性会谈,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问题坦率、深入地交换看法。在尼克松重申美方对处理台湾问题的原则之后,指出:还是那句话,不愿丢掉“老朋友”,其实“老朋友”已经丢了一大堆了。“老朋友”有好的,有不好的,应该有选择嘛。你们希望和平解放台湾,我们只能说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因为这是我们同蒋介石两方面的事。会谈中,双方还就朝鲜、印度和裁军等问题相互阐述了观点。
  2月25日 同基辛格会谈,就中美联合公报措词交换意见。周恩来提出:现双方已经接近,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词表达。基辛格表示十分欣赏中方所表现的慷慨和公正精神。
  △晚,出席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举行的答谢宴会。
  △要人转告新华社,美国这次随尼克松来中国这么多记者,从他们在这里的工作中,看看有没有什么可学的东西。
  2月26日 凌晨,中美联合公报草案基本谈定。上午,周恩来在机场休息室同尼克松举行第二次大范围会谈。之后,又陪同尼克松和夫人前往杭州和上海访问。
  2月27日 中美双方就《联合公报》达成协议。双方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中美《联合公报》内容。
  2月28日 在上海锦江饭店同尼克松举行第五次限制性会谈。随后,尼克松结束访华回国。同日,中美《联合公报》〔注〕发表。两国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次日,周恩来飞回北京。
  〔注〕《联合公报》说:“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的活动。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3月1日 到毛泽东处。之后,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汇报中美会谈情况。
  3月3日 在中央国家机关有关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宣讲中美《联合公报》,并讲述尼克松访华情况和对外宣传报道问题。关于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进程,指出:尼克松上台后,情况有变化,事物前进了,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原则性基础上有灵活性。没有灵活性,就不能推进国际和平的实现。此次中美高级会晤。第一,双方没有密约;第二,我们坚持原则;第三,说不上哪一方“胜利”。将来,要用实践证明《联合公报》是否有效。又说,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一切不懂的项目都要学会,要下些本钱,把人家先进的东西接过来,赶上去,超过去。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自满自足,觉得自己好得不得了。
  △下午,飞抵南宁。次日飞往河内,向越南党政领导人通报尼克松访华情况。当晚,飞到广州。五日晨,返回北京。
  3月5日、6日 先后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去见毛泽东。
  3月7日—9日 前往平壤同金日成会谈,通报尼克松访华情况。九日下午飞回北京。
  3月11日 前往机场接张国华〔注〕骨灰。
  〔注〕张国华,二月二十一日在四川成都逝世。
  3月13日 阅批中、朝、日三国乒乓球协会会谈《新闻公报》稿,批告中方有关部门:“不要强加于人,要通过协商解决。”
  △阅批外交部、国家体委关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回访加拿大、美国等国的请示报告,建议在男女运动员中换入几位知名队员,如郑怀颖等。
  △中国和英国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签字并公布。从即日起,双方外交代表由代办升格为大使。
  3月14日 会见智利社会党总书记阿尔塔米拉诺和政治局委员卡姆,同他们就中国革命的经验问题进行交谈。
  3月15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中央专案组整理的《毛主席在外地巡枧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稿。次日,周恩来将修改稿送毛泽东审阅同意后,由中共中央正式下发。
  3月17日 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在会上建议由钱学森、朱光亚二人牵头组织一个小组,认真总结一下国防科委系统自第一次核爆炸以来的经验。
  3月18日 就外交部关于对外发稿问题的报告批示:对外发稿由新华社统一归口,报刊、电台均以新华社发稿为准。
  3月18日—25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两广、四川和湖南等地批林整风中存在的问题,并商定广东、四川党政军领导人的职务安排。经报请毛泽东批准,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为丁盛、孔石泉、陈郁、王首道、赵紫阳,广州军区负责人为丁盛、韦国清、孔石泉、华国锋等;中共四川省委和成都军区负责人为刘兴元、梁兴初、李大章、谢家祥、段君毅、徐驰等。
  3月21日 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约见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南萍、熊应堂,要求他们采取主动。将批林整风中揭发出来的若干问题说清楚。
  3月22日 就海军○九—I$核潜艇试制和出海试航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批告叶剑英、萧劲光等,要求有关单位随时随地作出总结,防止发生政治上、技术上的事故。
  3月27日 会见布托的特使、教育和省际协调部长皮尔扎达。在谈到改革问题时说:进行改革要有步骤、分阶段。如果把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同时进行。打击面太大了,结果把团结面缩小了。这个步骤还是分两个阶段进行比较有利。不管世界上现在有多少国家号称“社会主义”,总得分两步走,否则就会出乱子。
  3月28日 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众议员、前外相藤山爱一郎,就恢复中日邦交等问题阐述看法。
  △出席二十六日病故的谢富治追悼会。
  3月30日、3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江西、浙江问题。
  3月31日 会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团长阿布·尼达尔和团员阿布·达乌德。四月十日,再次会见尼达尔等。
  3月 看了徐冰〔注〕死亡报告后,约汪东兴、纪登奎、李德生谈话,要求全面检查一次被拘留、关押、监护、隔离人员的身体情况,指出:中央精神要落实,有病的治疗,病重的住院,身体不好的加点营养。全面检查一下,不要等人病危再进医院治疗。
  〔注〕徐冰,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于三月十八日去世。
  春 指示解放军某部给水工程团开赴新疆,克服一切困难,在二十年内查清新疆水文地质情况,解决严重干旱地区的农牧民饮水问题。
  △两次会见世界著名纪录片导演尤利斯·伊文思及其助手玛斯琳·罗丽丹,对他们来华拍摄《愚公移山》纪录影片给予关心和支持。
  4月2日—8日 马耳他总理明托夫率政府代表团访华。周恩来与明托夫举行三次会谈。六日至八日,陪同明托夫前往南京、广州参观访问。八日,在广州同明托夫签署中马政府关于中国向马耳他提供长期无息贷款协定。
  4月5日 会见英国作家格林,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
  △批评江青(江因服用过量安眠药找来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大吵大闹,诬称护士“想毒死她”,还当众扯去护士的领章):你这样对待工作人员,我都替你难过。临走时,周恩来握着江青住地工作人员的手说:你们都是好同志,党和人民了解你们。并勉励大家,要顾全大局,把工作做好。
  4月6日、8日 在陪明托夫总理访问南京、广州期间,看望了正在两地休养的刘伯承和董必武。
  4月9日 在广州接见广东省党、政、军负责人和参加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部门、单位的代表,就出口产品质量等问题讲话。在询问国产衬衣质量以及日本、台湾产品情况后,说:我们是以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为辅,但能够出口的还要争取多出口。现在我们出口数量不大,质量这么差,怎么向国家交待?怎么向人民交待?又说:为什么台湾能搞,我们搞不了?过去能搞的,现在搞不出来?我们对此非常难过。不要以为外贸有点发展,就骄傲了。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出口比台湾才多十亿,值不得骄傲。在谈到织染品问题时说:这里的货,有问题的马上撤消,不好的不要摆,不要以为都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统统检查一下,染料不好的,织造不好的,不要摆出来,不要只为花色品种好看不管质量。如果染料确实不行,只好进口,学会了再自己搞。我们只能基本自给,哪能说完全自给呢?需要进口就进口,我们经济上是落后,我们底子就是一穷二白的,我们是发展中的。在询问出口罐头的质量情况后说:生产不稳定,就是规章制度执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规章制度,好的工艺流程。讲话中,着重批判了极左思潮对企业管理、产品质量带来的恶劣影响,指出: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一九六七年是极左思潮上升的时候,讲话没有人听。从那时起至今五年了,情况变了。我们大家要一条心,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既不夸张,又不气馁,一定要在“四五”计划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发展贸易。
  △观看部队文艺演出时,对提高艺术质量问题发表意见,要求肃清文艺工作中的极左思潮。
  4月10日 飞抵北京。次日,会见美国“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友好访华代表团。
  4月12日 同本日到达北京进行友好访问的毛里求斯总理拉姆古兰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会谈。十五日,中毛两国建立外交关系。
  △自四月初起,美国飞机连续轰炸越南北方地区。今日,周恩来接见越南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阮进,接过越南政府十一日发表的声明,说:美国想用扩大轰炸、扩大战线来挽救失败。这是不能得逞的。因为整个印度支那人民是站在一起、共同战斗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越南政府声明的严正立场,全力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十六日,在美机再度轰炸海防、河内等地后,接见越南南方共和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陈平,陈平转交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发表的号召书。
  △和郭沫若会见以日本民社党中央执行委员长春日一幸为团长的日本民社党访华团。提出: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是,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消除战争状态,缔结和平条约,走向和平共处,反对侵略和战争势力。又说,两国的政治团体讨论问题,不可能在任何问题上都达成一致,但是应该求大同、存小异,为共同的目标奋斗。日访华团在京期间,同中日友协签署了载有两国建交条件的联合声明。
  4月13日 出席六日病逝的陈正人追悼会。
  4月1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后,约有关人员谈援助越南问题。
  4月17日 和郭沫若、廖承志会见日本自民党顾问、众议员、前外相三木武夫一行,提出:中日两国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对立下去。二十二年来两国人民间的来往从未中断过。应该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恢复中日邦交三项原则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二十一日,再次会见三木武夫一行时又说:中日关系不同于别的国家。我们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不是联合起来反对任何人,我们是反对任何国家发动战争,反对侵略。我们坚持和平、友好。太平洋总有一天要变成真正的太平洋。三木表示,如他组阁,他将承认中方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宣布结束战争状态。“日蒋条约”无效,复交后愿缔结永不再战宣言。
  4月18日 凌晨,召集外交部核心小组成员及美国组负责人开会,紧急磋商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是否接受尼克松接见问题。会后致信毛泽东:美国有意在十六日轰炸海防、河内,使我们乒乓球队在十八日会见尼克松感到为难。现与外交部研究商定,以口信通知美方,拒绝见美总统。上午。毛泽东约见周恩来,告以我乒乓球队访美系民间来往,去年美队来华时我政府领导人接见,今年我队去美如拒绝美总统接见,会给美人民以失礼印象,故我乒乓球队在美日程和赠送熊猫均按原计划进行。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修改了外交部致黄华并转美方口信内容。
  △阅改《人民日报》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稿,并批示:“请考虑加一段主席多次说过的,在我党十次路线斗争中证明,我党绝大多数干部和党员要团结不要分裂,坚持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搞团结,反对在修正主义路线下搞分裂。这也是我党兴旺发展和胜利的重要条件。”二十四日,这篇根据周恩来意见起草的社论发表,其中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都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并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
  4月20日 会见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和夫人、共和党领袖斯科特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谈话中,询问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连续性问题。曼斯菲尔德和斯科特表示,无论哪个党执政,美现行政策都会继续下去。在谈到印度支那局势时,周恩来说:我们只有支持印度支那三国进行抵抗的义务,最有干涉他们主权的权利。当然,建议的权利还是有的。但建议不能干涉人家。二十二年来,我们遵守这样的立国原则,这是毛主席制定的,我们从来不强加于人。二十二日,再次会见曼斯菲尔德和斯科特一行。
  △出席十六日逝世的曾山追悼会。
  4月2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来京开会的浙江省党政军负责人起草的《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并通过中共中央批语送审稿。中央批语指出:浙江地区参与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活动的,只是陈励耘等一小撮,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二十五日,将《请示报告》修改件及中央批语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批示:“同意。”
  4月25日 陪同毛泽东约见准备派往浙江帮助贯彻中央精神、解决浙江问题的许世友、王洪文。
  △到医院向二十三日逝世的李德全〔注〕的遗体告别,并向其子女表示慰问。
  〔注〕李德全,生前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原卫生部部长。
  4月26日 和叶剑英等约见来京参加会议的浙江省党政军负责人,说;你们的报告主席、中央已经批了,回去后先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中央派许世友、王洪文去帮助。中央决定谭启龙、铁瑛参加浙江省委常委,分别担任第一书记、书记,主持省委工作。要把浙江搞好。
  4月27日 将在京开会的江西省党政军负责人程世清、杨栋梁等草拟的《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以及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批语送审稿进毛泽东审阅。中央批语说:要有步骤地揭批程世清同志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坚决纠正程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在纠正错误时,要认真调查研究,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毛阅批:“同意。”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中共江西省委主要领导人排序方案。会后,和政治局成员约见程世清、杨栋粱等,部署江西传达、贯彻中央精神具体步骤。
  4月27日、28日 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关于越南问题巴黎会议的越南代表团团长春水部长的特别顾问黎德寿。
  4月29日—5月3日 由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波德纳拉希率领的罗政府军事代表团来华访问。同叶剑英与波德纳拉希举行四次会谈。
  4月30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稿。次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这种“走后门”的不正之风,严重干扰毛主席的教育路线,败坏党的优良作风,损害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危害很大。《通知》规定了制止“走后门”的若干措施。
  △对摄影记者批评说:你们是首长路线,没有群众观点。拍我同乒乓球运动员打球,为什么把我照成正面,把运动员照得那么侧?要向他们道歉。
  4月 批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购买纽约西区一家旅馆,作为办公处及住所。
  △批准外交部、外贸部、电信总局《关于在北京、上海分别新建和改建卫星地面站的报告》。
  △在陈正人、曾山等病逝后,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对在京及疏散到各地的副部长以上的高级干部普遍进行身体检查。改善他们的医疗条件。同时,还指示全国政协机关对上层爱国民主人士的医疗、生活状况进行调查,了解掌握各类情况和问题。
  △关注马寅初病情,对马手术治疗事作出批示。
  △代表中共中央转告中共江西省委:邓朴方〔注〕的治疗,还是由解放军三○一医院解决。随后,邓朴方从江西南昌回到北京,住进三○一医院。
  〔注〕邓朴方,邓小平之子,原北京大学学生。一九六八年被扣以“反革命小集团骨干分子”罪名受到残酷迫害,致使下身瘫痪终生残疾。
  5月3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当天向周恩来提出的召开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问题。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通知》稿。六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下发此《通知》,其中提到:我党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我党路线斗争中最严重的一次斗争。
  5月8日 审阅外交部核心小组关于任命仲曦东等七人为外交部副部长、部长助理的请示报告,并报送毛泽东审定。在附信中说:“外交部副部长现只两人(乔、韩〔注〕),自从外交战线展开以来,实在忙不过来。几次同外交部核心小组商讨,认为非增加副部长和部长助理,不能把党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贯彻执行下去。同时还要从中青年干部中提一些人担负司局长级职务,才能分担任务。培养和锻炼出更多的外交战线上的干部。”十一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外交部的报告。
  〔注〕乔、韩即乔冠华,韩念龙。
  △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在会上提出:国防工业上林彪闯的乱子不少。要边批判、边工作,批判林彪“永不定型”的思想,要牢靠有效地尽快定型装备部队。
  5月9日、10日 就尼克松宣布对越南港口布雷和海空袭击事,连续召集外交部核心小组成员开会,讨论中方对策。九日晚,和叶剑英等前往毛泽东处汇报。十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发表响应越方、谴责美国的中国政府声明。
  5月11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研究问题。
  5月12日 对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冯白驹病情报告〔注〕批示,要中办负责人转告浙江省委:“冯白驹同志如患癌可进到北京日坛医院来治,其夫人同来。”
  〔注〕报告说一连中央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电话指示,对冯白驹加强治疗,主要疾病诊断为前列腺癌。冯于今年三月二十六日再入院治疗,病情仍不见好转。
  5月14日—18日 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西亚德率代表团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十五日至十七日,同西亚德主席举行多次会谈。在谈到社会改造问题时说:社会的改建是长期的。我们进行了民主革命,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进行了五十多年的革命斗争,还没有完成,还要继续革命。消灭剥削阶级,消灭剥削制度的革命不是短时期内能完成的,不是十年、二十年,要半个世纪,也许一个世纪。这将是继续几代的问题。当然我们希望打一个基础。有一个好的开始。
  5月15日 会见日本公明党中央副委员长二宫文造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二次访华团,就中日关系等问题进行长谈。在谈到中日首脑会晤时说:如果田中做了首相,要到中国来谈中日两国关系问题,我们欢迎。如果一位现任首相准备解决日中关系问题,亲自到中国来谈,当然我们不好拒绝。这样就打破了从吉田〔注〕到佐藤这一个体系。有这样勇气的人来,我们怎么能拒绝呢?不然就不公遭了。从原则来讲就是,新的日本政府不敌视中国,不阻挠恢复中日邦交,而是继续日中友好,努力恢复日中邦交,也就是合乎现在大家常说的“三原则”。这样的政府,也就是不继续佐藤路线的政府,我们愿意接触。关于宣布结束战争状态问题,说:这个问题还要专门研究,我还没有具体考虑实施步骤。中日邦交问题还有很复杂的问题,具体实施的微妙处需要通过政府级会谈,同时也要有一个形式问题。如果两国首脑诚心诚意愿意解决问题,那么形式是第二位的,内容是第一位的、本质的。就是要真正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关于中国国内问题,表示:如果要为世界做更多的贡献,首先要把我们自己搞好,把七亿人口的国家搞好。这不是短时间所能做到的。去年进入联合国以后。我们的责任加重了。中国有句老话“临事而惧”。我们为国内工作需要花很多力量,参加国际活动还没有准备得很好。在这一点上,我们愿意中日两国携起手来,促进中日邦交的恢复。这样对远东的和平,对世界局势的缓和会有所贡献。
  〔注〕吉田即吉田茂(一八七八一九六七),日本自由党总裁,一九四六年五月出任内阁总理,一九四七年五月垮台。一九四八年十月起连续组织四届内阁,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下台,并辞去自由党总裁一职。
  5月16日 在外交部、国家体委《关于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积极开展驱蒋斗争的请示》上批示:“应有准备地分步骤进行斗争,不要一下子猛上,超过我力之所及。结果,群众体育运动尚未很好开展,体育比赛的基础尚未打好,就向国际上广泛开展斗争,可能忙于务外而难于务内,华而不实,最后必致头重脚轻,难以持久,反失人望。”
  5月18日 确诊患膀胱癌。
  5月21日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意见,前往毛泽东处请示可否将毛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写给江青的信印发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毛泽东表示可以印发作会议文件。
  △主持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注〕。就会议印发的文件逐一作出说明、解释,回顾了一九七○年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过程,并批判了林彪在历史上的错误。说:“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主席的一系列措施,都是教育一批干部,还要保林,使他自己知道那个错误的严重,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也是如此。”“但(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把这个问题真相揭穿了,头子就是林彪,而不是林、陈,不像高饶联盟那样。林彪搞的是阴谋活动,他反党、反主席的思想是长期存在的。”这次斗争“主要矛头就是要批判、揭露、粉碎林彪这个反党集团,教育大批干部,团结大批干部,是这样一个精神”。
  〔注〕这次会议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二十三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三百一十二人参加会议。
  5月23日 会见斯诺的夫人及其家属。斯诺夫人对斯诺逝世后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给予的关怀表示感谢。
  △本日和二十九日,约谈新疆问题。
  5月24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各小组召集人会议。
  5月25日、2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东北组讨论。
  5月27日 去毛泽东处后,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说:要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根据毛主席去年巡视南方谈话中着重提到的中共党内十次路线斗争问题,讲一点个人的认识和我个人在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次日,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各组召集人会议上宣布此事。
  5月28日 就一则反映山东、江苏等地聚众抢扒援越物资列车事,批告在京参加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的山东、江苏、安徽、河南省负责人:“务望你们电话告省、地委、军分区、各县市,动员各公社和城市居民点进行群众教育,加以劝阻。有关地方,车站徒手军警加以宣传驱阻,但切不可动用武器,也不可打骂,还是实行‘四不’或‘五不’。”
  △会见日本自民党众议员古井喜实。
  5月29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谈及将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次日,致信毛泽东:“我现在正写一个讲话要点,写成后将先进主席审查,并请约我一谈,好当面请示。”
  5月29日—6月7日 起草将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报告提纲。
  6月1日 就毛泽东批来白坚〔注〕之子来信事,批告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可要吴庆彤同志与一机部专案组查清此事。并遵照主席指示作出政治结论。”
  〔注〕白坚,原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病故于北京复兴医院。
  6月2日 将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水情的紧急报告》〔注〕批送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以及北京、天津、河北负责人,要求。阅后找水利部一商,看有无更好办法解决天津缺水问题,也请联系到北京、河北节约用水问题。“
  〔注〕五月二十五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致国务院并水电部的报告称:虽已采取措施限制用水和调水,但水情仍十分严重,估计仅能维持到六月二十五日左右。
  △到毛泽东处后,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四日,继续主持会议,听取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各组学习讨论会议文件的情况汇报。会后,致信毛泽东。报告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情况及浙江、新疆等地问题。
  6月5日前 指示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第一届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通过这次会议,了解世界环境状况和各国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并以此作为镜子,认识中国的环境问题。还审阅了中国代表团提交大会的关于中国环境问题的报告草稿。
  6月7日 将所写《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提纲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两次在主席处听到片言只字关于路线的教训,我更急于要写出初稿”。毛泽东圈阅了提纲及附信。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后,去毛泽东处。
  6月8日 接见由计划部长马特内尔率领的智利政府经济代表团。同他们就国际问题、智利及拉美地区情况进行交谈。
  6月9日 修改、补充《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提纲,形成二稿。次日,将此稿送中央政治局成员阅。
  6月10日—12日 连用三个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报告依次就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瞿秋白盲动主义、李立三冒险主义、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历史过程、错误危害等详加论述和说明。在谈到王明“左”、右倾错误问题时,结合个人亲身经历,对自己作了严厉的剖析乃至过分的检讨。在讲述了党的历史之后,表示:“我入党五十年,没有离开党的队伍。经过长期的复杂而又激烈的党内外、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的考验,我还在为党工作,继续坚持对敌斗争;年老了,也还有些革命朝气。”又说,这几年我常说按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但做起来也并不容易。我平常爱读鲁迅和毛主席的各两句名诗以自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现在凡是在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中沾了边甚至陷得深的同志,都应该得到启发,不应该有任何顾虑。要彻底交待,认真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6月13日 阅批公安部、中央警卫部队负责人关于中南海等处安全防范措施的报告,要求有关部门领导“切实一商,务求合乎政策,件件落实”。
  6月14日 将一则涉及对美政策的外交电文批给姬鹏飞、乔冠华、章文晋、安致远阅,并举例说明;“对美斗争,关系我对外战略方针,在外交部必须有一位拿总,下边分工负责。互通消息。否则由我牵线,必致误事。”
  △会见并宴请日本日中友好旧军人会代表团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等一行,以及在北京的其它日本朋友。在谈到日本自卫武装问题时,说:日本现正走在十字路口上,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经济继续膨胀,军事力量也随着扩张,走军国主义道路;另一种是,日本真正摆脱大国的控制,走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道路,在这个基础上摘自卫武装,不侵略别人,也反对别人的侵略。
  6月16日 会见并宴请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和夫人,美国科学家协会代表团团员杰里米·斯通博士和夫人、杰罗姆·科恩博士,美国《纽约时报》联合主编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和夫人,《圣路易邮报》记者理查德德·达德曼和夫人。
  6月17日 就湖南长沙市郊马王堆发现一座西汉古墓事批告湖南省军区负责人,批评未将此事及时报告省委、中央和国务院。要求立即采取办法,将墓中女尸及随葬品转移到冰室消毒、防腐,加以化学处理。强调此事须“当机立断”,“速办勿延”。
  6月19日—23日 基辛格一行来华访问。周恩来与基辛格就促进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举行了五次限制性会谈。二十四日,双方发表公报,一致认为:一九七二年二月中美《联合公报》所拟议的这种磋商是有益的,继续这种磋商是可取的。
  6月20日 到毛泽东处汇报。次日,参加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军队组讨论。
  6月23日 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对一九三二年国民党特务伪造“伍豪启事”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同时,还讲述了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就此事专门写给毛泽东的报告,公布了毛泽东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为此写的批示。并在会上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会后将把报告录音、录音记录稿以及其它有关文献资料存入中央档案,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存档。此前,十三日,陈云在批林整风汇报会小组会上就所谓“伍豪启事”问题发言:“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一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同日,他又写了书面发言。指出:“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6月24日 约汪东兴、王良恩谈话。
  △同叶剑英与韩先楚谈话。
  6月25日—7月5日 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二十六日起,周恩来与班达拉奈克夫人就双边关系和南亚次大陆问题举行多次会谈。二十七日,出席班达拉奈克夫人向中国儿童赠象仪式。二十八日,陪同毛泽东会见客人。毛泽东对班达拉奈克夫人说: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二十九日,出席中国政府和斯里兰卡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关于建设棉纺织印染厂的协定签字仪式。七月二日至五日,陪同斯里兰卡客人到大连、上海参观访问。五日,双方在上海签署联合公报。
  6月28日 根据毛泽东对贺诚来信的批示〔注〕,和叶剑英、李先念先后就贺工作事批告有关部门作出安排。
  〔注〕毛泽东批示为:“贺诚同志来信。请中央处理,我意应予工作。”
  △会见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黑尔·博格斯和夫人、共和党领袖杰拉尔德·福特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在谈到过去美国支持蒋介石以及派军舰占领台湾、导致中美关系中断二十二年的历史时说;杜勒斯时代的观点要变了,他好像认为什么都是铁板一块,这怎么可能?杜勒斯的思想指导了你们整个五十年代。在博格斯和福特表示过去美国对中国看法有错误,现在尼克松打破了过去的成见,根据新的情况决定问题后,说:这正是我们两国能够达成中美联合公报的原因。如果不是尼克松总统改变政策,还执行杜勒斯时代的政策,当然我们两国就不可能接近了。但是,并不是说,写在公报上的现在都实现了。我们并不要马上把台湾归还我们,因为你们承认了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又说:尼克松总统创立中美两国来往,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这是你们两党都赞成的。不管你们哪一个党当权,我们都是一样的态度。我们不会改变的。此外,还同美国客人就东南亚等问题交换了看法。
  6月28日、30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先后修改通过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期间征求过意见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和《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以及中共中央转发这两份材料的通知稿。七月二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正式下发这两份材料。
  7月2日 会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对杨提出的目前在中国应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和交流的建议,表示赞同,说:杨先生说我们的理论太贫乏了,而且我们也不跟人家交流,恐怕这话有道理,你看到我们的毛病了。又说:理论不提高,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不能总结经验,再回到实践中去,再提高,二是对人家的经验不那么感兴趣,不能去多听多看。你有好的意见我们应该听取,我们应该能够学到一些东西,不要还是自高自大,听不进去你提的意见,或者表面上说好,接受,你走了以后就无所谓了。你热情指出我们一些缺点,我们要是听了当耳边风就很危险,我生怕我们老一代的科学工作者这样。
  7月3日 对外交部、国家体委关于阿尔及利亚大学生足球队和缅甸羽毛球队去中国内地访问事的请示批:“可开放合肥。昆明作一次特许。”
  △约《人民日报》杜鲁瑛等谈近期发表评论尼克松关于越南问题讲话的文章〔注〕。四日,在大连书面交待秘书钱嘉东:“报道尼克松讲话的那一稿子,不大够劲,说理也不足。请告新华社派它写国际报道的编者来大连。”“外交部美国组也要派一人来”,“如改得好,明晨可飞回”。
  〔注〕六月二十九日,尼克松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关于越南问题的讲话。七月七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就尼克松讲话写的一篇评论性报道,标题是:《美国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谈越南问题》。
  7月5日 在上海送走班达拉奈克夫人后,接见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同他们就国内外形势和当前主要任务谈话,说:当前世界局势复杂,我们总的战略是利用矛盾,分化孤立主要敌人。团结朋友,包括间接同盟军,各个击破。推迟战争爆发。关于对外交往问题,说:凡是我们不能做的,不要人家做;越是小党小国,越要注意,否则是大国沙文主义。又说,二十多年,我们的国际地位提高,是事实,但同时又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在谈到国内问题时说:出了林彪事件,出现这么一个结局,谁也没料到,谁也无法导演。林彪之死,真是天造地合。这是必然性的结果,偶然性的出现。关于当前的主要工作,有两件事:一是专案审查,这么多人,要清查一下,排个队。要给他们政治生活、学习,不要搞政治隔绝;二是“三支两军”,军代表、军宣队问题,要肯定基本成绩,但也有许多地方风气搞坏了,要改。
  7月6日 从上海飞抵昆明。同范文同举行会谈,就有关越美巴黎会谈问题交换意见。次日,飞回北京。会见春水和李班等,春水通报了巴黎会谈的有关情况。周恩来通报了不久前与基辛格就越南问题会谈的内容,提出:越南战争是继续打下去,还是美国有所松动,谈判解决,今年七、八、九、十这四个月是关键时刻。
  △日本佐藤内阁下台,田中角荣就任内阁总理大臣。田中发表声明说:“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下,应该加速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强有力地开展和平外交。”
  7月8日 召集外交部及其它外事和宣传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田中讲话,商讨推进中日关系问题。讲话中批评说:新华社昨天送来的关于日本新内阁组成的稿子写得太简单,既不写新内阁是怎么产生的,也没摘他的外交政策方面的言论。我们对日本,过去只搞人民外交,不同官方往来。今后当然主要是搞人民外交,但同官方也要往来。形势变了,日本政府的政策也不能不变。情况变了,我们要积极工作,在报道上就要反映出这一精神。
  △晚,到毛泽东处谈话。
  △将毛泽东所批廖汉生子女来信〔注〕,派专人送给叶剑英、李德生、李先念、纪登奎以及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传阅。
  〔注〕廖汉生子女在信中反映:其父在一九六七年被隔离审查后,毛主席曾几次提到要他出来工作,但至今未见动静。希望先让其父回京治病,等待组织结论。
  7月9日 在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临时最高人民委员会主席伊斯梅尔及所率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讲话,其中提到:“田中内阁七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同由伊斯梅尔率领的民主也门政府代表团举行会谈。十二日晚,再次会见伊斯梅尔一行并出席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签字仪式。
  7月10日 会见法国外交部长莫里斯·舒曼,就东南亚局势、欧洲及裁军问题、双边关系等交换意见。在谈到中法关系时说:你们在西方大国中是首先承认我们的〔注1〕,法国人民是一个有古老的文化和革命传统的民族。我们经常唱的《马赛曲》〔注2〕和《国际歌》都出在你们那里,我们感到很亲切。这是法国人民值得自豪的。关于中日关系问题,说:日本在对华关系上出现了新气象,这是战后二十七年来日本政府第一次这样做。我们对田中政府这样做没有理由不欢迎。
  〔注1〕指中法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注2〕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革命歌曲,初名《莱茵军战歌》,后改名《马赛曲》,一八七九年正式定为法国国歌。
  △陪同毛泽东会见舒曼。
  7月上旬 托随中国农业代表团访问日本的外交部日本处处长陈抗向正在东京的孙平化〔注〕转达:要抓住时机,争取向田中首相当面转达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和传话,“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
  〔注〕孙平化,时任中日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原中国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
  7月12日 会见越南春水的特别顾问黎德寿,向他介绍一九四五年陪同毛泽东在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历史情况。
  7月13日 出席王季范〔注〕追悼会。
  〔注〕王季范,生前系全国人大代表。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后,约有关负责人谈新疆问题。
  7月14日 会见正在中国参观、探亲的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和美籍华人学者访问团〔注1〕全体成员。谈话中,提出应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在广泛实践的基础上。加强国内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同时,再次称赞杨振宁不久前提出的关于应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交流的意见,并对参加陪见的周培源〔注2〕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注1〕这个团的团长是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微波物理学家任之恭教授,副团长是麻省理工学院流体力学、天文物理学家林家翘教授。
  〔注2〕周培源,时任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7月15日 接见越南驻华大使吴船,接受吴船面交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孙德胜十四日就一九五四年关于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签订十八周年发表的《号召书》,并表示支持这一《号召书》。
  7月16日 同廖承志等会见日本社会党副委员长、众议员佐佐木更三,就促进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些问题阐明看法。在谈到田中内阁时说:支持田中政府恢复日中邦交这一点,你们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都是表了态的,我认为你们的话是对的。又说:如果现任首相、外相或其它大臣来华谈恢复日中邦交问题,北京机场准备向他们开放。当佐佐木提出田中等打算来华“谢罪”时,说:现在我们应该向前看,而不应该向后看,要解决今后的问题。田中政府采取这样向前看的政策,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恢复中日邦交,是两国人民长期的愿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恢复中日邦交并不是要反对哪一个国家,不是为了反对美国或者苏联。当佐佐木谈到今后亚洲形势要以中国为中心时,纠正说:以中国为中心,我不同意。如果说中日两国加强友好来推动远东的和平,那还可以。但拿中国作“中心”,那恐怕不恰当,是错误的。亚洲、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应该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一句话,就是我们反对任何霸权,也不谋求霸权。请转告在野党和日本其它友好人士;如果我们中日两国复交了,过去二十多年的友好来往会更加密切,更多起来,而不会冷淡下去。许多日本朋友对促进中日邦交的恢复,促进中日友好来往是尽了力的,当然我们更应该尊重他们。中国人民结了新朋友,是不会丢掉老朋友的。
  7月17日 与阿拉伯也门总理兼外长艾尼就两国关系和国际形势等问题举行会谈。在谈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时,说;我们都是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国家。我们都知道争取、捍卫国家独立的可贵和建设国家的重要。也门多年处在战争环境,负担沉重,现在取得了和平,今后还要继续巩固和平。我们希望阿拉伯各国之间,不论发生什么争端,能够通过友好协商,求得和平解决,不使人民遭受战争之苦。二十一日,出席中国和阿拉伯也门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签字仪式,和艾尼总理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7月18日 和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到毛泽东处汇报外事工作,主要有:中日谈判程序、中德(联邦德国)建交程序、越美巴黎谈判、对苏表态等。
  7月19日 会见联邦德国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和夫人。在施罗德表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正常化的时机已成熟时,说:我们两国不是关系正常化的问题,而是建交问题。中美和中日之间可以用“关系正常化”这个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它的特点,它从来没有同蒋介石发生关系,你们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这一点恐怕应归功于阿登纳〔注〕总理,他是有远见的。谈话中,还回顾了自己一九三○年到柯尼斯堡时的情景,并回答了随同施罗德前来的十几位记者提出的问题。当晚,同施罗德就两国建交问题再次举行会谈。
  〔注〕阿登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总理,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三年在任。
  7月20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讲话中提出:新华社要综合观察田中的政策动向,叫记者把日本内阁会议的材料全文发回来。要抓大问题,要编发有用的东西。应多派几个记者驻联合国,积极开展活动。不能只限于看报纸。安排驻外记者要抓重点。
  7月21日 和外交部负责人听取新华社常驻波恩记者王殊的工作汇报,了解对欧洲局势、欧洲共同体巴黎会议和中国与联邦德国关系等问题的看法。嘱王殊回波恩后同施罗德及联邦德国其它政界人士接触,听听他们的意见。
  △代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草拟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中共新疆军区党委电:“电话会议,除传达毛主席、党中央‘七一六’批示和中央关于调整两个党委领导班子的决定外,不要作过多解释,免生枝节。”
  7月23日 就本月二十日周培源关于改变国内基础科学长期落后状况的来信〔注〕写信给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把周培源同志来信和我的批件及你们批注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作根据,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注〕周培源信中提出关于国内基础科学落后的一些原因,其中包括在校的中、老教师“普遍的思想情况是不愿搞也怕搞基础理论研究”,“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
  △就墨西哥来宾因车祸被撞伤事,批告有关部门:“速派人去现场调查原因和加强治疗,如能力不足,可加调上海医疗外科人员,并代政府向伤者慰问。”
  7月24日 陪同毛泽东约见姬鹏飞、乔冠华、王殊。
  △和邓颖超接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的四个子女。
  7月26日 在先后召集姬鹏飞、乔冠华、廖承志等谈话后,偕他们前往毛泽东处汇报外事工作。
  7月27日 同廖承志会见受田中首相委托来华的日本公明党中央执行委员长竹入义胜。与竹入举行第一次会谈,说:现在发生了一个具体问题。因为田中内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正统政府,我们对“正统”二字不太理解。我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有这样一种解释:“合法”的反义词是“非法”。中国人民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蒋介石被推翻了,所以它是非法的。去年联合国也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把蒋介石集团赶出去了,也就是说,国际组织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合法的,蒋介石政府是非法的。当竹入表示他们也是作这样的解释时,又说:公明党在这个问题上没问题。我不知道田中政府中的法律专家说“正统”二字是否有别的意思。我为什么要问“正统”这个词的意思呢?因为汉语中有“正统”就有“偏安”,可能和日本的语言不同。在介绍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情况后说:这是一个名称问题。如果“正统”和“合法”。意思一样,我们也可以同意。竹入表示回去以后,一定建议田中,今后讲话时要用“合法政府”这个词。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同竹入义胜会谈情况。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中日联合声明要点(草案)》及三点;(一)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二)联合声明公布后,日本政府将从台湾撤出其使馆,并采取有效措施使蒋介石集团的使领馆从日本撤走;(三)对日本的团体和个人在台湾的投资和经营的企业。在台湾解放时,当予以适当照顾。次日,将《中日联合声明要点(草案)》送毛泽东审阅。
  7月28日、29日 同郭沫若、廖承志等与竹入义胜继续举行会谈。针对日本《东京新闻》所传日外务省次官法眼宣称“日台条约已经解决了结束战争问题”的说法,指出:缔结日台条约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这个条约根本无视中国的存在,同一个逃到台湾的蒋政权缔结结束战争状态,是非法的、无效的,是应当废除的。在谈到《中日联合声明要点(草案)》时,表示:中方将坚持把结束战争状态和复交三原则两个问题写入联合声明的立场。会谈中,竹入如实记录下中方所提建交方案和周恩来的意见,表示将带回向田中首相、大平外相报告。
  7月29日 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夏希。夏希面交了布托总统二十四日致周恩来的信。
  7月30日 将中央气象局《关于今年第三号台风预报的初步检查报告》〔注〕批给叶剑英、李先念等,建议“乘此由国务院业务组将气象局业务抓起来”,并“指定专人参加国务院业务组会议,整顿气象局全国布局”。“凡属空白地区、海岸都要分类补上,对北线西线寒流、东线南线暖流也要管。人不够,要从‘五七’干校调回,或者将转业或遣散走的调回。要打破军民界限,共同协力,军民两用。”强调:“预防各种气象变化,特别要防气流、大风突变转向。总结经验,并且要考虑到空气中有无新的因素、元素增变。”
  〔注〕检查报告称,因三号台风预报失败,招致台风突袭,造成严重损失。
  7月31日 和董必武、朱德,叶剑英等出席国防部为庆祝建军四十五周年举行的盛大招待会。陈云、王震、滕代远、陈再道等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干部出席了招待会。
  7月 听取上海芭蕾舞团在日本松山芭蕾舞团的协助下访日演出获得圆满成功的汇报,指出:首先对芭蕾舞进行改革,把中国的歌剧《白毛女》搬上芭蕾舞台的,不是中国,而是松山树子。应该要一张松山树子剧照,在《人民日报》上撰文介绍。
  8月1日、2日 向回国述职的大使和外事部门的负责人作长篇报告,系统阐述对国际形势、内外政策、批林整风,政治与业务关系等问题的看法。在讲到国际形势和外事、宣传工作方针时,指出: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的鼻子下面也有嘛,外交部也有,驻外使领馆也有。如果在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又说: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有几年,他利用“二月逆流”要把老干部都打倒,把所有政治局的老同志都搞掉,都换上他的死党。他们打倒一切,破坏主席的威信和威望。林彪用极左的方法破坏主席的威信。把主席说过了头,什么“顶峰”呀,“一句顶一万句”呀,“第三个里程碑”呀,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假的,结果是要谋害主席。这样的人暴露出来是大好事。强调:极左思潮,就是夸夸其谈。不实事求是,就是形“左”实右、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关于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提出: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运动和业务不能对立,如果真正懂得运动就要懂得政策,政策就是要落实在业务上。如果真正考察一个干部,说这个干部运动好,但业务不好,说明还没有落实。在讲到解放干部问题时,指出;各部门应该把老干部解放出来。有些地方解放老干部的工作做得不够好,你们应该好好想一想。讲话中,还回答了驻外大使在学习批林整风文件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提出:要历史地、辩证地、发展地看问题。我们认识林彪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对林彪要作一个分析,他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要以为说他坏,从头到尾都是坏的;林彪摔死了是偶然性,但他失败是必然性。这些意见,在外事部门及其它有关单位产生了重要影响。报告还对毛泽东一九七一年在南巡沿途向地方党、政、军领导人讲的党内历史上十次路线斗争作了具体阐释。
  8月2日 和姬鹏飞、乔冠华约王殊商谈与联邦德国建交问题。
  8月4日 对新华社关于如何处理海外敌对势力造谣、污蔑周恩来的材料问题作批:“也应登参考清样,供主席和政治局同志参阅,不应封锁。”
  △因劳累过度病情有发展。自本日起至九日,到北京西部玉泉山边工作,边休息。
  8月6日 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国防科委和“风暴一号”试验火箭参试单位负责人汇报试验准备情况。在谈到尖端工业和基础工业关系时,说:尖端工业要抓上去,以提高基础工业的发展水平,二者要并肩前进,互相促进,互相协作,互相竞赛,推动整个国家工业的进步。强调:要严格把住产品质量关,把工作做细,努力做到万无一失。又说:计算机怎么提高?北京用了没有?计算机是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和日本就是在争计算机。
  8月7日 和廖承志会见日本社会党众议员黑田寿男等一行,就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等问题阐述看法。说:我们的外交,是通过上层的关系来接近人民群众。我们支持独立、和平、民主、中立、繁荣的新日本,反对日本由经济大国走上军事大国。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把日本人民带到新的战争灾难中去。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谁阻挠日本人民实现这个目标,谁就是敌人。
  8月8日 同访问罗马尼亚等五国后回到北京的西哈努克进行会谈。
  △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谈民航问题。
  △就七机部引进英国军用型斯贝航空发动机问题批:“要极其认真地进行谈判和将来的考察。凡遇有问题,必须事前请示。再予答复。在英要通过使馆请示国内,千万不能大意。”
  8月9日 和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听取四川省和成都军区负责人刘兴元、李大章等工作汇报。针对省委、军区党委内部意见不统一,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做了工作。
  8月10日 根据周恩来提议,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注〕在北京召开。会议就加强科研工作、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等问题展开讨论,并取得一致意见。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讨论科技工作的会议。一九七三年一月,《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纪要(草案)》经国务院批准,向各省、市、自治区及国务院有关部门作了传达。
  〔注〕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各部委代表共二百四十九人。
  8月11日 林枫〔注〕子女致信毛泽东、周恩来,反映被关押的父亲的病情,请求尽快将其父放出治疗。本日,毛阅后批:我意放他出来治病,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当晚,周恩来约有关人员谈专案问题。
  〔注〕林枫,原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8月12日 就日本外相大平正芳正式转告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决定为谈判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访问中国一事,授权姬鹏飞外长宣布:周恩来总理欢迎并邀请田中首相访华,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
  △将一则反映广州接待华侨工作中的问题的简报批给杨德中。请他带给广东省党政负责人一阅,要他们“负责检查和教育这些服务工作人员的态度,规定一些合理的办法,让大家遵守”。
  8月13日 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和夫人。
  8月15日 被下放到江西的邓小平于本月三日致信毛泽东,在批判林彪的同时,提出愿做一点工作。十四日,毛泽东将此信批给周恩来,列举了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四条功绩〔注〕,并建议将此“印发中央各同志”。本日,周恩来批告汪东兴“立即照办”。当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批示内容。
  〔注〕四条功绩即:邓在中央苏区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没有历史问题,有战功,建国后没有屈服于苏联压力。
  8月1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谈四川问题。
  8月18日 同廖承志会见日本自民党议员川崎秀二和日本青年访华团一行。次日,听取访日回国的孙平化的汇报。
  8月20日 就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拟托辞婉拒美国代表团副代表菲利普斯提出见黄华〔注〕事的请示电批:“可见。多联系,有什么怕?”“只要我们坚持原则,在一个组织内可多来往。”
  〔注〕黄华,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和郭沫若、廖承志会见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和夫人,以及其它日本朋友。
  8月2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规定,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消“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
  △将国家计委《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批复李先念即照办。
  △批示同意韩念龙、王冶秋关于出土文物赴日展出的请示,告“时间不说死,但必须考虑在中日邦交建成后再去”。
  8月22日—25日 同来华作内部访问的金日成举行会谈,就国际统一战线、朝鲜、日本、美苏及联合国等问题交换意见。在谈到外交政策和策略对,说:外交上争取同上层来往,目标是为了人民。同上层来往,又寄希望于人民,两者有联系,又有区别。要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要求人民运动服从自己的外交政策;二是搞包办代替,强加于人。上层活动必须有原则性,但不取消容许的灵活性。我党几十年上层统战工作经验证明:同资产阶级决裂时容易犯“左”的错误,即只斗争不联合;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容易犯右的错误,即只联合不斗争。二十二日晚,陪同毛泽东会见金日成。
  8月23日 会见以田实涉为团长的日本三菱企业集团代表团。
  8月25日 阅批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广东省偷渡外逃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报告》。在“把反偷渡外逃作为当前向群众进行路线教育的一项内容”处批:“劝回来的,自动进出又复回的可以教育,千万不要斗争,不要压、追、管,暹、供、信,而要好好做工作,解决他们的困难。不要什么问题都提到路线斗争上来。”在“选择典型案例,公开宣判处理,以震慑敌人,教育群众”处批:“这是示之以威,还要动之以理。而且这后者是主要的。前者不到不得已时不要滥用。”在《报告》提出准备近期召开一次专门会议,总结交流经验,研究有关政策处批:“这个文件搞好后请送中央一阅。”
  8月26日 会见西哈努克和宾努。
  △和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约林彪之女林立衡及其未婚夫张清林谈话,告他们分别参加空军报社、总后卫生部学习,党的关系和工作分配均归总政管理。
  8月27日 接见由朱邦渝团长率领的“保钓”观光团第二团全体成员。当谈及一九七一年“乒乓外交”时,说:有时候一件简单的事情可以起战略变化,这就必须掌握时机,掌握形势。事件的必然性往往在偶然性中出现,战略的变化常常从细小的事情中体现出来。
  △阅批外交部、国家体委《对第一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几项重要活动的补充请示》,建议在开幕式及接见活动中请董必武、朱德参加。
  8月28日 和邓颖超会见加拿大麦基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林达光夫妇。
  8月30日 接见以稻山嘉宽为团长的日本经济界访华团,提出。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后,政府、民间贸易并行不悖。
  8月3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贵州问题。
  8月 得知江青要在广州继续接待美国学者罗克珊·维特克〔注〕后,派人告她: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谈其它。为此,江青极为不满。
  〔注〕维特克,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维来华后,江青多次与其谈话,提供大量党内,军内情况,并示意要维特克出版其传记。事前,周恩来曾明确告诉江青:如果不愿见(维),也可不见。并指示有关部门缩短维在华时间。
  △多次批评姚文元分管的新华社的工作,并派人去了解情况。当得知社内群众要求加强领导班子的反映后,提议将朱穆之〔注〕从“五七”干校调回,并经毛泽东同意,安排朱参加新华社领导班子。
  〔注〕朱穆之,原新华社副社长。
  △批准向在北京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和无党派爱国人士传达林彪反党集团问题。同年十月,全国政协建立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学习领导小组,开始恢复活动。
  △指示邀请台湾同胞参加人民大会堂台湾厅的筹备工作,并将一个比原台湾厅宽大的厅改作台湾厅。当一些台湾同胞对厅内的陈设布置提出意见后,要求组织一个班子加以修改、调整。
  9月1日 何香凝在京病逝。何垂危时,周恩来曾前往医院探望。当何提出她去世后,希望将遗体运到南京与廖仲恺合葬的要求时,当即表示: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同意你的要求。二日,到医院向何香凝遗体告别。五日,出席追悼会。随即,安排邓颖超、廖承志及民革中央负责人等护送灵柩到南京,将遗体下葬中山陵侧廖仲恺墓内。
  △同意中央外事摄影小组关于试制摄影灯光的报告,以减少红、紫外线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9月初 阅改外交部起草的《关于接待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的内部宣传提纲》。在《提纲》中加写,“中日邦交恢复后,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将进一步发展中日经济交流。我们同日本几大财团的贸易会有所增加,我们同日本中小友好商社的来往也将继续保持。所有这一切,都是符合中日两国人民利益的。”五日,为中共中央草拟转发《提纲》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好好学习”《提纲》,“作切实的宣传和解释,特别是北京、上海、天津等十八个城市和郊区,要在九月二十日前做到家喻户晓”。
  9月3日 同李德生等约国家体委负责人谈第一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注〕问题。
  〔注〕这次锦标赛于九月二日至十三日在北京举行。
  9月5日 同郭沫若等会见巴基斯坦总统科学顾问萨拉姆博士,再次提出加强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说:中国科学院有些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分散了,现在应该把他们集中起来,搞点研究。又说,现在需要提高理论。本来理论是指导实践的,有了经验没有理论还不行,在理论方面我们做得很差。不仅在原子能方面,就是一般科学也是如此。一句话,许多经验,没有理论,忽视理论,这是我最不满意的。
  △根据周恩来关于查清官厅水库水源污染情况的指示,官厅水库水源保护领导小组在作了详细、大量实地调查后,写出《关于桑干河水系污染情况的调查报告》。今日,国务院批转了这个报告,并作出批示,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地区必须严肃对待此事,积极行动起来。根治桑干河的污染,一抓到底,不要半途而废。
  9月8日 在邀集国家计委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对治理“三废”(工业废水、废气、废渣)问题作指示:资本主义国家解决不了工业污染的公害,是因为他们的私有制,生产无政府主义和追逐最大利润。我们一定能够解决工业污染,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在搞经济建设的同时,就应该抓紧解决这个问题,绝对不做贻害子孙后代的事。
  9月11日 复二机部四○一所张文裕、朱光亚等十八名科学工作者反映国内高能物理研究工作落后、要求改变现状的来信,说:看了来信“很高兴,正是月初我们同见巴基斯坦那位科学家时所要说的话”。“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
  △对广州军区司令部、后勤部关于紧急预防呼吸道传染病的电报批:“秋分前后,易生流感,今年旱涝交替,更增多可能。广东既已发现,如不预防,有蔓延可能。请剑英转告全军注意;请先念同志告卫生部通知全国,采取预防的有效措施,特别要保证国庆前后,不要发生此传染蔓延现象。北京、上海要更加注意,广州交易会期中要特加防范。”
  9月12日 同廖承志会见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负责人古井喜实、田川诚一和松元俊一等。会谈中,引“饮水不忘掘井人”语,对长期尽力于日中间半官方贸易和政治疏通工作的日本朋友表示感谢。当场要求打电话给在日本的老朋友冈崎嘉平太〔注〕,请冈崎来北京迎接中日邦交恢复日。
  〔注〕冈崎嘉平太应邀于九月二十日抵京。
  9月13日 和朱德、叶剑英、李先念、王震、粟裕、姬鹏飞、余秋里等视察七机部装配运载火箭工厂,号召参加研制火箭的干部和科研人员:大家要团结起来,反对派性,把精力全部集中到科研生产上。争取试验成功,争取这两枚运载火箭比上次打得更好,为党为国争光!
  9月14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后,约有关人员谈云南、贵州问题。
  9月14日—17日 约外交部负责人及有关人员谈日本问题。
  9月17日 同董必武会见赞比亚副总统乔纳及所率赞友好代表团。会谈中乔纳问及对越南战争前途的看法时,答: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尼克松为了大选把战争停下来,另一种可能是继续打下去。针对美国所谓“光荣撤走”的说法,说:全部撤走,才是最光荣的事。戴高乐撤出阿尔及利亚并没有丢面子。尼克松说,如果美军从南越撤走,与美国订有条约的国家会产生连锁反应。但是,这些条约原来是为了包围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而这个包围已不存在了。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都不是铁板一块。整个世界都在动荡,旧秩序维持不了了。十九日,与乔纳再次举行会谈。
  9月18日 接见多哥外长翁莱代及所率多哥友好代表团。十九日,中国与多哥建交。
  9月18日、19日 会见日本众议员、自由民主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长小坂善太郎及所率日本自民党访华团。对小坂一行说:你们是第一次来中国访问的自民党代表团,是正式代表团,是在田中角荣阁下担任了新的总裁后委派的代表团,实际上是为田中首相访华做准备工作的,所以特别值得欢迎。又说:中日之间来往几乎一直没有中断过,这是两国关系的一个特点。日本政府的做法有时开明,有时不开明。真正迈出第一步的还是田中首相,所以说揭开了日中关系新的篇章。田中首相下决心到中国来访问,谈判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一定会建立起中日睦邻友好关系,我们相信,成果会是丰硕的。十九日,获悉日本自民党副总裁、日政府特使椎名悦三郎在台湾宣称日将“同中华民国的历来关系包括外交关系在内照过去原样保持下去”的消息后,于当晚会见小坂等人,重申中方对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绝无改变余地”。同日,电告东京萧向前,要他就椎名谈话事约见日外相大平正芳,要求对方澄清此事。二十一日,中日双方就田中访华问题达成协议,并发表公告。
  9月19日 会见伊朗法拉赫·巴列维王后、王后母亲法里德·迪巴夫人、伊朗首相阿米尔·阿巴斯·胡韦达。本日和二十二日,同巴列维王后、胡韦达首相举行会谈。
  9月20日 单独会见古井喜实,就古井受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之托带来的日方准备的联合声明草案发表意见。
  △中日双方同时发表关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华的公告。
  △致信毛泽东,告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同意毛的提议,将王洪文由上海调来北京“参加中央工作”。
  9月21日 根据毛泽东指示,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约海军负责人谈话。会议指出:海军的批林整风运动,重点不放在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后,而放在谈历史问题上,容易走偏方向,纠缠历史,不利大团结。
  9月23日 同郭沫若等会见并宴请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负责人冈崎嘉平太等日本朋友。席间对客人们说:我国有一句老话,叫作“饮水不忘掘井人”。中国和日本不久就要恢复邦交了。邦交之所以能够恢复,这是由于松村先生、高奇先生、石桥先生和村田先生等人不畏困难,做出巨大努力的结果。你们也做出了努力啊!
  9月25日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华,上午抵达北京。陪同前来的有大平正芳外务大臣、二阶堂进内阁官房长官及其它政府官员。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迎接田中一行。下午,周恩来和田中举行第一次限制性会谈。
  △晚,为田中举行欢迎宴会。在会上发表祝酒词说:“田中首相来我国访问,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我们两国的历史上,有着两千年的友好来往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友谊,值得我们珍视。但是,自从一八九四年以来的半十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又说:“田中首相就任以后,毅然提出新的对华政策,声明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表示能够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并且为此采取了实际步骤。中国政府本着一贯的立场,作出了积极的响应。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宴会上,田中也致了词。
  △到毛泽东处汇报。
  9月26日 同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举行第二次限制性会谈。会谈中周恩来对昨日宴会上田中致词里所用“麻烦”一语提出异议〔注1〕,指出:田中首相对过去的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地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中国被侵略遭受巨大损害,决不可以说是“添麻烦”。关于谈判解决恢复中日邦交问题,说,我们非常欣赏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说的这样一句话,恢复日中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而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从政治上解决,比较容易解决问题,而且可以照顾双方,如果其从条文上去解释,有时很难说通,甚至发生对立。针对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长高岛提出中日联合声明中不必再提战争赔偿问题,因日台条约已宣布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的说法,郑重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注2〕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的损失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注3〕。
  〔注1〕田中在致词中谈到日本历史上侵华战争问题时表示:“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发表示深刻的反省之意。”
  〔注2〕旧金山和约即《旧金山对日和约》,一九五一年九月在美国旧金山签订,一九五二年四月正式生效,这是战后在美国操纵下部分国家与日本签订的片面和约。
  〔注3〕关于放弃对日战争赔偿问题,周恩来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说明:这也是鉴于历史教训和从中日关系的大局考虑的;此事不是他个人意见,是毛主席和中央作的决定。
  △到毛泽东处开会。
  9月27日 就广泛的国际问题同田中首相举行第三次限制性会谈。
  △陪同毛泽东会见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和二阶堂进。当毛泽东问起“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时,田中表示,我们准备按中国的习惯来改。
  9月28日 和田中举行第四次限制性会谈,说:明天发表建交的联合声明以后,大平外相根据田中首相的指示,准备对记者发表一个讲话,声明日本政府将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对此我们表示欢迎。这证明你们这次来是守信义的,这是我们两国和平友好的良好开端。又说,我们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跟外国交往,一向是守信义的。我们总是说,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中国有句古话说:“言必信,行必果。”你们这次来表现了这个精神。并当场将“言必信,行必果”写出交给田中。田中也将日本旧宪法上的一句话“信为万事之本”写成汉字交与周恩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中日联合声明草案。
  △出席田中首相举行的答谢宴会。席间发表祝酒词说:我们即将结束两国间迄今存在的不正常状态。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中日两国人民这一长期愿望的实现,将打开两国关系中的新篇章,并将对和缓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又说,中日两国是社会制度根本不同的国家。但是,我们双方富有成果的会谈证明,只要双方都具有信心,两国间的问题是可以通过平等协商得到解决的。我相信,只要我们双方信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定能不断得到发展。我们两国伟大的人民定能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
  9月29日 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注〕签字仪式。和姬鹏飞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在声明文本上签字。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代表日本政府也在声明文本上签字。
  〔注〕《联合声明》说:“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申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九月二十五日,日本外交大臣大平正芳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指出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蒋条约已宣告结束。
  △陪同田中首相等乘专机飞上海参观访问。次日。送别田中一行后,飞回北京。
  △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住房情况的调查报告》,要求各单位认真检查这三种人的住房情况,并规定:住房被挤占的,原则上应予退还。
  9月30日 约有关人员谈“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此前,社论起草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先后两次在社论稿中写入“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但均被姚文元删去。经周恩来审定,于次日发表的社论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全面地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习业务、文化和技术”。
  9月 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外交部、对外贸易部、电信总局《关于建立中国—日本海底电缆通信的请示》。
  △根据国内能源紧张状况,和余秋里、康世恩商议,决定开发大庆喇嘛甸新油田。
  △接见即将出访日本的中日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时,对团员荣毅仁说:关于定息问题,对外可答,今后是否继续发给,待中央进一步考虑决定。
  △在周恩来关怀下,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先后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和农业展览馆举办,展品一万余件。此次展览会后来被江青等人攻击为“文艺黑线回潮的急先锋”。
  △接张化东〔注〕妻子曹宏恩来信。信中要求寻张下落并了解张问题的性质。即批告对外贸易部有关负责人准予曹探监。之后,指示将张化东释放就医。
  〔注〕张化东,原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
  10月2日 同朱德、邓颖超、康克清会见美国钢琴家哈登夫妇。当哈登对中日关系正常化表示祝贺时,说,这其中也有尼克松总统的一份功劳,因为尼克松先来了,田中才跟着来。又说:时代总是走向进步的,人民都是要进步的,前途总是光明的,道路总是曲折的。谈话中,还向美国客人介绍了中国国内音乐发展情况。
  10月5日 接见即将赴美访问的中国科学代表团和医学代表团全体成员,提出:科学院的研究工作以基础理论为主,也要结合生产;生产部门的研究工作以结合生产实际为主,也要搞点基础理论。强调:对于外国的先进技术、好的东西,我们要学习,要吸收,但是必须有分析地批判地学,做到洋为中用。谈话中得知在云南落雪山的宇宙射线实验站观察到一种高能粒子反应的情况〔注〕后,建议有关研究部门先就此征询在京的美籍科学家李政道的意见,然后将此研究成果在国内发表。
  〔注〕该研究成果后刊于国内《物理》杂志,并印出单行本在国外分发、交流。
  10月6日 《光明日报》发表周培源根据周恩来多次指示精神所写《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文章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可偏废,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文章发表后,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多大多硬。就是要批!随即,指使人撰写批驳文章,对周文进行围攻。
  △会见台湾同胞、旅日旅美华侨、美籍华裔陈昆旺、梅子强等四十余人。在谈到不向日本索要战争赔款问题时,说:赔款不能要。我们自己吃过赔款的亏的。甲午战争,中国赔款二亿两白银;庚子事件,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直到抗日战争,还没有赔完。鉴于这个教训,毛主席说,赔款要不得。要了赔款会加重日本人民的负担。虽然半个世纪来日本欺负我们,现在平等了,我们和日本人民友好,才能使他们起变化。
  10月9日 就一架援外军用飞机发生空中爆炸事批告叶剑英、李德生等,要求国防部和空军向受援国表示沉痛反省,并负责运回检查;此外,对其它援助军火也要立即暂停使用和严格检查。
  10月12日 和姬鹏飞会见联邦德国外长谢尔及其随行人员、记者,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处于对立状态,但并未交战。一九五五年,毛泽东主席宣布结束对德战争状态。你们同台湾没有外交关系,我们同你们早就有贸易往来,交换了记者。这次谢尔外长来,正式建交,揭开了两国关系中新的一页〔注〕。
  〔注〕十月十一日,中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两国外长签署建交公报。
  10月12日—11月10日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等部门在京召开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会议〔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会议重新肯定“政治要挂到业务上,挂到生产上,政治工作要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原则。
  〔注〕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解决当时发现的“三个一百亿”的问题,即同历史上的较好水平比,工业利税少收了一百亿元,工业流动资金多占用了一百亿元,基本建设尾巴拖长了一百亿元。
  10月14日 会见李政道和夫人,就国内教育和科研方面存在的问题谈话。关于教育问题,说:学校学生应“以学习为主”。“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当然这总是少数,大多数人要参加劳动,不一定升学。”“我们总要有一批大学培养的研究人才出来”,在大学教育方面“要迎头赶上”。“如果设想一二十年赶上他们(指发达国家),现在就要搞起”。要求在座的国内科学家〔注〕注重研究人才的培养、提高。并告诉李政道:我们准备派遣一批研究生去美国学习、深造。在谈到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时,说:在生产上比日本差三十年,我们现在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白纸一张。又说。我们在实验上可以在几年内迎头赶上,但成批生产还不行,这跟整个工业水平、技术水平有关。我们整个工业水平和技术水平还不行。还表示:无论生产实践还是理论研究,都有待提高;要把研究工作活跃起来,把科技资料交流工作恢复起来。
  〔注〕陪同周恩来接见李政道夫妇的国内科学家有吴有训、周培源、钱学森、朱光亚、华罗庚等。
  △根据周恩来八月初以来多次强调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指示精神,《人民日报》用一个整版发表一组批极左路线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注〕。为此,江青等极为不满。姚文元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不能说什么都是无政府主义,不要批到群众头上,不要混淆两类矛盾”。江青说,这版文章“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江青等还一再追查文章的“背景”,组织批判会和批驳文章。
  〔注〕即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等三篇文章。
  10月15日 阅批外交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关于向东欧一些国家进行科技合作项目的请示报告,批评此报告:“为何不派人去伦敦、巴黎、波恩、渥太华、东京去研究西欧、美、加、日本的机械工业情况,反而求其次?”
  10月18日 约见公安部负责人,谈使用老公安干部等问题。当了解到西北某地对原来的老公安干部基本上没有使用时,批评说:为什么不用?原来的公安干部至少要恢复一半以上。在详细询问其它省份对老干部的使用情况后,强调,还是要用老干部。老干部虽然有缺点、错误。总结经验以后,还是要用。光青年人是不行的。针对公安部机关“文化大革命”初期大批下放干部一事,指出:干部下放是你们带的头,统统下放,等于靠边站。底下跟着你们学,“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政治性错误。你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怕出事,把耳目、有经验的干部都不要了,这还不是政治性错误?这是肯定的。我还不给你们加“方向、路线错误”的帽子。难怪公安会议〔注〕开了,我说了话,底下也不执行。你们给底下一个机会,搞极左思潮,否定一切,统统搞掉。
  〔注〕公安会议,指一九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七一年二月召开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
  10月19日 会见阿富汗中国友好协会主席苏尔坦亲王及所率阿中友协代表团。在谈到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所起作用时,说:第三世界的声音,在联合国也好,在其它地方也好,在一天天地起作用。中小国家、亚非拉国家,这个声音听得出来。我们在联合国权利的恢复,把蒋介石赶走,要谢谢你们。你们的一票不是简单的,代表了人类的大多数。
  10月20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意见约来京参加解决胡南问题座谈会的广州军区和湖南党政负责凡谈话,就解决湖南问题“打招呼”。二十二日,出席胡南问题座谈会,在谈到“三支两军”问题时,说“三支两军”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林彪的一套做法助长了军队干部的骄气,党、政、军有好些好作风被破坏了。要认真进行教育,纠正不正之风。在会上还批评了军队党委凌驾于地方党委的错误做法。当晚,继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参加湖南问题座谈会成员回去后继续做工作,以推动湖南全省批林整风进一步深入。
  △会见日本自民党众议员、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会长藤山爱一郎及其随行人员。在谈到日美安全条约问题时,说:中日联合声明中没有接触这个问题,并不表明中国对这个条约没有意见。但是我们认为,中日建交把台湾问题解决了,我们可以不接触这个问题,说明中日建交不针对第三国。又说:田中首相最近讲到日美友好关系仍是日本外交的基轴,我们不反对他们这样说。现在不需要提马上修改日美安全条约。
  10月23日 出席中日友好协会为欢迎在京的日本友好团体访华团、参观团和其它日本友好人士举行的招待会。共庆中日邦交正常化。席间,同李先念、廖承志会见出席招待会的甘方主要人员藤山爱一郎、宫崎世民,宫川寅雄、冈崎嘉平太等。
  10月25日—30日 多次约外交部及有关部门负责人谈印度支那和越南问题。
  10月26日 接见越南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阮进和越南南方共和驻华大使阮文广。阮进递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目前越南问题谈判情况的声明》,周恩来表示支持越南政府声明的立场。
  10月27日 批示同意有关都门关于上海市政协委员魏支翰等人申请去美国探亲的报告,并告:“魏先生夫妇及其子魏有忠,可以来去自由,不加限制。如愿回来参观,仍可携其它子女回国,参观后再去。如愿久住海外,亦听其便。并代我问候。”
  10月29日 审阅公安部关于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安全工作的报告。在批示中,建议恢复教养制度。
  10月30日、31日 与前来祝贺西哈努克寿辰的金日成举行会谈,向他通报了中日谈判、与联邦德国建交、越美会谈等情况。三十一日,陪同毛泽东会见金日成。
  10月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多次过问贺绿汀问题,催促尽快结案。翌年一月,贺被解除监禁。
  11月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河南问题。
  11月4日 就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挖花事件”〔注〕批告北京市和公安部负责人:要“月晕知风,础润知雨”,对还有可能发生的问题,应“速采取措施”。次日,召集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强调要进行保护公物的教育,要树立爱护公物的公德,养成爱护公物的习惯。
  〔注〕十一月初,北京天安门广场南侧发生群众哄抢挖花事件,参与者达千余人,将十八个花坪中的两万多株花抢挖一空。
  11月8日、9日 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问题。在听取各方面对工程的论证意见后,决定大坝主体工程暂停施工,要求进一步修改设计。同时宣布:改组工程领导机构,成立由林一山主持的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工程设计改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负责。之后,参加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了解工程计划起草情况。并嘱咐林一山:要集中精力把葛洲坝工程搞好;对这项工程,要抱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
  11月9日 同李德生、廖承志会见日本前陆军中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正统)会长藤田茂及其一行。在谈话中说:当前日本面临着一个新问题。就是又要有自卫力量,又不要走上军国主义的老路。在日本,政治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军人也好,如果不研究东条英机侵略失败的历史,而且还要美化他,将来还要重蹈覆辙。
  11月11日 中南海门诊部卞志强、张佐良写报告给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详细汇报自五月份以来周恩来心脏病发展情况,并列出血压、脉搏、心电图和便血等检查数据。报告说;经过组织专家会诊,一致认为“恩来同志的心脏病发展是比较重的”,“要及时严重注意”。报告建议周恩来“宜特别注意休息,增加睡眠,采取减轻工作和其它一些可行的办法”。叶剑英等阅后均同意报告所提意见,强调对周恩来的健康应加以保护。十二日,毛泽东阅报告后批:“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11月12日 批准恢复孙中山诞辰纪念活动,由全国政协、民革中央和中央统战部出面举办纪念仪式。
  △遵医嘱休息。中午,到北海公园散步,登上白塔俯瞰市容。在了解北京市消烟除尘情况后,指示北京市有关部门把首都的环境保护工作做好。
  11月15日—19日 与十五日访华的尼泊尔首相比斯塔就双边问题举行会谈。十七日,陪同毛泽东会见比斯塔。十八日,中国尼泊尔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字。
  11月16日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海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注〕的总结报告。
  〔注〕本年七月至翌年二月,为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精神,海军党委召开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其间周恩来提出,会议不要开得时间太长,适时结束。
  11月17日 同李先念会见由黎清毅副总理率领的越南政府经济代表团。二十六日,出席中国政府和越南政府关于一九七三年中国无偿给予越南经济、军事物资援助协定和供应越南军事装备物资议定书签字仪式。
  11月19日 会见马来西亚总理特别顾问莫哈尔。在谈到中国的华侨政策时说,如果有些华侨没有参加当地国籍,犯了法,马来西亚要求将他们遣返中国,我们可以接受。当莫哈尔问及中国方面对中马两国建立正式关系有什么问题需要提出来时,说:马来西亚在二十六届联大投票很公正,无须再提出什么问题。最后,表示支持东南亚中立化。
  11月21日 再次召集有关部门人员开会,听取关于葛洲坝工程问题汇报。在会上说:“解放后二十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指导弹、卫星)。”
  11月23日 听取河北、天津、北京有关负责人关于海河工程情况汇报,详细询问工程规划和消除公害等问题,提出,水的问题很复杂,先不要马上下断语,要相信科学。我们搞了二十年,知识很有限。又说:河北、天津、北京、水电部要很好抓,水利工作有成绩,也有很多错事,我们有责任,不要自满。在谈到规划问题时,强调:只靠业务机关不行,要向广大干部群众宣传,动员、依靠群众搞规划。水利非和人民结合不行。
  11月24日 约外交、外贸部门负责人开会,谈外事工作的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问题。指出:我们的任务很重,要争取时间,不要放过了时机。我们政治上很强大,但实力不够。在外交方面,要搞好对外的调查,经过调查,制定外交路线和政策。在谈到广州商品交易会问题时说:广交会要总结经验,这个很重要,对外贸易的路线、政策要很好地总结一下。事物是发展的,还要注意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又说,广交会有很大盲目性,如价格问题,主要是缺乏调查研究,对国际市场的价格不大了解,有的是对国内市场价格和国际市场价格不加区别。
  11月26日 同李先念、韩念龙、李强等谈援越问题。
  11月27日 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夫妇。在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说:可以说,一九六九年是转折点。但这个事确实耽搁了,原因是有很多干扰。中国内部也有干扰嘛,就是林彪。要用世界的眼光和战略眼光来处理中美两国国家关系问题。今年二月中美联合公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所说的解决就是方针解决了,但具体政策的具体步骤要一步一步走。
  11月30日 审阅并同意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将报告送毛泽东及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传阅。次日,张春桥阅后对报告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提出异议,批道:“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十二月二日,江青也阅批:“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同日,周恩来批告将此件送中联部、外交部有关领导传阅,并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
  △批复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告:“将此报告及关于进口三十三亿美元第一方案的报告各送我一份。”
  △就图博口领导小组关于拟对长沙马王堆汉墓女尸解剖事,批告王冶秋约有关专家“再议一次”,如同意解剖,请协助湖南医学院进行各项工作的安排和调度。十二月十日,又将王冶秋归纳的研究意见批送郭沫若,刘西尧,提出:“如有不同意见或应注意事项,请郭老批注,西尧以电话告冶秋同志。”
  11月 在全国粮食工作会议〔注〕期间再次提出,“三个突破”将给国民经济带来很不利的影响。鉴于非农业人口增长过快,指示公安部门参加粮食工作会议,研究联合把关,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
  〔注〕十月十七日至十一月十七日,商业部召开粮食工作会议,研究本年全国粮食购销中出现的一百三十六亿斤粮食的“窟窿”问题,并提出解决意见。
  12月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次日,根据政治局讨论意见,外交部对原报告作了修改,删去了“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内容。但所列会议文件中,仍包括“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和“总理今年八月一、二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讲话(纪要)”。四日,周恩来审阅同意修改后的报告,并注明这是“经过政治局讨论后,加以修改的”。毛泽东圈阅了此报告。
  12月4日 到毛泽东处谈话三小时。当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12月5日 人民日报社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一段时间以来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周恩来与张春桥,姚文元之间存在不同看法,并表示同意周恩来关于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六日,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王若水的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提出由他们一起找王若水谈话,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12月6日 江青将王若水来信送周恩来等阅。关于找王若水谈话事,江青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当日,周恩来阅批:“同意我们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
  12月9日—16日 几内亚总理贝阿沃吉率几内亚政府代表团来华进行友好访问。在同贝阿沃吉的会谈中,向他介绍中国国内“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总方针和农业“八字宪法”等,强调要根据本国条件,因地制宜,自力更生,长期奋斗。两国总理还就非洲形势和非洲各国团结反帝运动问题交换了意见。十二日,周恩来陪同贝阿沃吉到天津访问。十三日,出席中国政府向几内亚政府提供财政贷款协定和提供商品贷款协定签字仪式。
  12月10日 前往医院向本日在北京病逝的邓子恢〔注〕遗体告别。十四日,参加邓子恢追悼会。
  〔注〕邓子恢,生前任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
  △和江青谈话。
  12月15日、1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王若水十二月五日信和对批极左问题的认识。
  12月17日 和张春轿、姚文元等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提出: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泽东说:“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12月18日 毛泽东将刘建章〔注〕妻子刘淑清反映监狱虐待在押人员的来信批给周恩来,提出“应一律废除”“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当日,周恩来即批告李震、杨杰、吴庆彤办三件事,(一)将刘建章保外就医,并通知其家属子女前去看望。(二)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李先念、纪登奎批。(三)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他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作一次彻底清查。凡属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并容许犯人控诉。批示要求各事办好后,分别报来。
  〔注〕刘建章,原铁道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致信纪登奎、汪东兴,指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信中,还要纪、汪二人考虑一下邓小平要求做点工作的问题,说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同日,约纪、汪二人谈话。
  △将王稼祥提出愿做一点工作的来信转送毛泽东,并附信说:“我意,稼样同志可以做外事调研工作。”毛阅批:“可试行。”
  △将一封反映国防科研系统体制等问题的来信批给李先念、余秋里、刘西尧等,要求“与国防科委学习组和党委常委共同组织研究,要在一九七三年一月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方针来。”
  12月19日 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约人民日报社鲁瑛、吴冷西、崔金耀、王若水谈话,传达毛泽东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的指示。江青在讲话中称,王若水十二月五日信“客观上对中央起挑拨作用”,提出要批一篇文章(指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一文),批一个版面(指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龙岩等文章的第二版),批一个部门(指人民日报社理论部)。周恩来在讲话中提出:我们内部极左思潮要批透,但不是讲林彪整个的路线。并表示: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工作的同志。
  △就李葆华妻子田映萱来信要求将李从关押处放出住院治疗事,打电话给中共安徽省委负责人,要求立即将李葆华放出送往医院检查身体。二十二日,又再次打电话催问。二十五日,李葆华获释。
  12月2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李德生、王洪文关于新疆问题的汇报。会议认为,目前该地区问题中心是大抓路线斗争。加强领导工作,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会上还讨论了华东等地问题。
  12月2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谈山东问题。
  12月27日 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谭震林、邓小平重新工作事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将谭调北京安排工作。邓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周恩来阅后表示:谭事可先办,邓事待请示主席后定。
  12月31日 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在长征就美越谈判问题征求意见时,说:尼克松还是想走的,所以这次谈判要认真去谈,目的是要谈成。当然也要准备谈不成,中间有一些波折。
  △到三○一医院看望许世友。
  12月 批准重印《鲁迅全集》。之后,又多次了解该书出版情况。
  本年 得悉朱德海〔注〕病重,指示中央组织部尽快查清问题,恢复朱的党组织生活。
  〔注〕朱德海,朝鲜族。原任吉林省副省长兼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长。
  △以外事演出为由,将东方歌舞团、中央歌剧院、中央乐团的一些下放文艺骨干调回北京。随后,指示有关部门考虑调回下放文艺团体的问题。
  △询问王朝闻〔注〕及中国美术家协会其它成员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注〕王朝闻,美学家,曾是中国美术家协会负责人。
  △得知中国科学院某研究所一工作人员因写信反映江青脱离群众、搞特殊化而受到审查事后,指出,人家说的是事实嘛,既然是事实,又为什么怕别人说呢?当即嘱秘书通知写信人所在单位,解除对该工作人员的审查。



 
 

2007/09/10

1972年七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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