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书话》　姜德明主编黄乔生选编

　　周作人书话
　　主编姜德明
　　黄乔生选编
　　北京出版社 1997年版

　　●序言
　　姜德明
　　现在，书话这种形式已经非常习见了。
　　特别是在读书界，所有爱书者几乎没有不喜欢读书话的。
　　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诗话、词话、曲话古已有之，名著多有，唯有书话似乎是近六十年始为人们所用，并逐渐流传，终于为公众所认可。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书话的理解仍各有不同，在理论和实践上，既无统一的定义，写法上也各行其是。书话的形式也许还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的发展和探索，才能更臻完美，认识统一。
　　现在，人们对书话范围的界定还比较宽泛，多数人把凡是关于谈书的散文、随笔，包括书的序跋，甚至较短的书评，一律目为书话。或者说，书话本来就内容宽广，可以无所不谈，不必强求统一。
　　但，有些认识已经逐渐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也是事实。如，书话源于古代的藏书题跋和读书笔记，并由此生发、衍变而成。书话不宜长篇大论，宜以短札、小品出之。书话以谈版本知识为主，可作必要的考证和校勘，亦可涉及书内书外的掌故，或抒发作者一时的感情。书话不是书评，即不是对一本书作理论性的全面介绍、分析和批评。书话不能代替书评。
　　我常说，书话只要能够引领读者爱慕知识，并唤起他们爱书、访书、藏书的兴趣就好，不必过苛地要求它承担更多的繁重任务。
　　40 年代初，我开始对新文学书刊发生兴趣。在课堂里无法满足的知识，只好到旧书摊前去探秘，开头是盲无所从，碰到什么是什么。一本曾孟朴的《鲁男子·恋》，曾经让我痴迷多时，误以为是新文学最伟大的小说。到了40 年代中后期，突然发现唐弢先生写的关于新文学的书话，一下子顿开茅塞，好像找到一位引我入门的老师。我羡慕他的藏书丰美，那些充满魅力的版本一直诱惑着我。我采取的是笨办法，循着他书话中提到的书一一去搜访。
　　读唐弢的书话，打开了我的眼界，如读一部简明的新文学史。
　　50 年代中期，我由《人民日报》读者来信部调往文艺部，在袁鹰同志手下编副刊。他是一位放手用干部的好领导。我在工作中偶有所想，一般都能得到他的支持。当时，袁水拍同志已请西谛先生为我们副刊开辟了《书林漫步》专栏，那当然是书话。这个专栏得到了知识界的好评，可惜所谈的都是古籍，距离一般读者的兴趣稍远。为此，西谛先生后来有意避开冷僻的版本，分别写了买书、分书、整书、访书等接近生活的题目。本来他还可以继续写下去，却因“反右派”、“大跃进”，以及他出访域外不幸遇难，这组文章遂成绝响。西谛先生为我们副刊刊载书话奠定了基础，功不可没。
　　60 年代初，唐弢先生举家北迁。当他刚刚安好新居，我就贸然闯入，请他为我们写书话。他答应了，却流露出某种顾虑，问我：“现在还有读者对这类文章感兴趣吗？党报上介绍旧书版本会不会有人反对？”我打消他的顾虑，并同他一起商定，可以先从革命书刊和左翼文艺运动的书刊谈起，再一步步地涉及进步文艺，如文学研究会的诸大家和巴金等。所以，晦庵的书话一开张，便谈李大钊、鲁迅，以及国民党的禁书和革命者的伪装书。至于含有书斋趣味的藏书票、藏书印、线装书籍装帧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在1962 年，作者在出版《书话》单行本时临时补入的。如此谨慎，今天的读者也许会大惑不解。
　　在这以后，我又联系阿英先生写了近代文学丛谈，请陈原先生写中外读书小品，赵家璧先生写编辑忆旧，钱君豸先生写书籍装帧琐谈，李健吾先生写艺术短简，路工先生写访书见闻录，还有丁景唐、瞿光熙、胡从经等先生写的有关新文学的书话。以上有的虽然没有用书话的招牌，实际都没有离开书。我以为报纸副刊是发表书话的理想园地，不仅可以提高报纸的文化品位，也是普及文学史和培养读者艺术修养的极好方式。书话兴盛一时，到1964年强调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大批判”的时候就匆匆收场了。
　　“文革”前夕，我已沉默，静候批判。因为报社已经抛开文艺部，背后整理铅印了十来种文艺部工作错误的专题材料，其中的两份，即关于唐弢的书话，以及读书随笔的。罪名之大、上纲之高已令人胆战心惊。到了“文革”
　　开始，却又被“造反派”们当作“假批判、真包庇”，认为书话之类正是为30 年代的反革命文艺黑线摇旗呐喊，是有计划的一个阴谋活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书话的兴衰，莫不与时代的政治起伏有关，这时候我才想起当年唐弢先生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
　　至今为止，人们都承认唐弢先生的书话影响最大，这不是偶然的。他在篇幅有限的方寸之地，能给人以知识和文采，表达出一个爱书人的品格，这不是任何一位作者都能达到的境界。1979 年10 月，他在编完《晦庵书话》时说：“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这样，我以为书话虽然含有资料的作用，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他的经验已成为人们研究书话特点的重要依据。说他在书话写作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也不过分。
　　近代藏书家傅增湘的《藏园群书题记》、周叔弢先生的《自庄严堪藏书题识》、邓之诚先生的《桑园读书记》、马叙伦先生的《读书小记》、《读书续记》等，尽管偶然会间及掌故，重点仍在资料和校勘，有的已近于目录学的范畴，更不要讲抒情了。唐弢先生却强调文学因素，并把它理论化了，使枯燥的藏书题跋走出专门家的书斋，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这是后人不应该忘记的。当然，我们也不能机械地理解为书话必得抒情，一定谈掌故。
　　这要因书而定，不能勉强。以知识为主没有错，写得生动活泼一点也是必要的。邓之诚先生是以文史学家的眼光写书话的。1955 年他在编完自己的《桑园读书记》后说，他的读书记以“提要”和“劄记”合成。“提要”是“撮其内容，使未读是书者稍明途径，且知某事见某书，为切实可用也”。“劄记”则“间附己见”，意在表述个人的观点。这也是经验所得，一家之言，是书话的另一种写法。近年，孙犁同志写的《书衣文录》，更一反传统藏书题跋的写法，甚至把与书本身全无关系的一时感触写在书衣上。但，没有人不承认那是书话，而且是思想深刻、别具一格的书话。
　　有人说最先用“书话”为题写作的不是唐弢先生，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怎么重要。我也没有作过考证，只是在翻旧书刊的过程中，见到1937 年10 月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前后，阿英先生写过一组《鲁迅书话》；同年4 月，他还在《青年界》第11 卷第4 号上发表了一组《红楼梦书话》。但，也不能就此断定最早用“书话”的是阿英。作家曹聚仁早在1931 年8 月15 日出版的《涛声》半月刊创刊号上，便以《书话二节》为题了。同月22 日出版的《涛声》第2 期，他又发表了《书话·2》。如果我们有耐心去翻阅一下，1933 年和1934 年的《申报·自由谈》，那里还有另外几个作者，也在以“书话”名义写读书小品。书话在30 年代曾经一度繁荣，丝毫也没有影响唐弢先生在书话创作方面总其大成的功绩和历史贡献。前人的实践我们都应当尊重。文学史上从来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地会跳出一个伟大的天才来。
　　为了适应当前读书界的需要，也为了向读者提供一部系列的权威读物，北京出版社邀我来主编“现代书话丛书”。我认为这是出版家注重基础工程的举措，有利于长远的文化建设。经过筹划，现在推出了八位作家，都是撰写书话的大家，有过历史的贡献。
　　在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与各卷选编者及出版家进行了反复的磋商。时间并不充裕，这也可以说是一次紧张、团结的合作。我们想尽力做得完美一点，怕亦有不周之处。如有不当，希望读者不吝赐教。
　　1996年4月于北京
　　●周作人书话
　　第一辑
　　《旧约》与恋爱诗
　　《旧约》是犹太教与基督教的经典，但一面也是古代希伯来的国民文学，正同中国的五经一样。《诗经》中间有许多情诗，小学生在书房里高声背诵；《旧约》的《雅歌》更是热烈奔放，神甫们也说是表神之爱的。但这是旧事重提，欧洲现今的情形便已不然了：美国神学博士漠尔（G.F.Moore）在所著《旧约的文学》第二十四章内说：“这书（指《雅歌》）中反复申说的一个题旨，是男女间的热烈的官能的恋爱。……在一世纪时，这书虽然题著所罗门的名字，在严正的宗派看来不是圣经；后来等到他们发见——或者不如说加上——了一个譬喻的意义，说他是借了夫妇的爱情在那里咏叹神与以色列的关系，这才将他收到经文里去。”这几句话说的很是明了，可见《雅歌》的价值全是文学上的，因为他本是恋爱歌集；那些宗教的解释，都是后人附加上去的了。
　　但我看见《新佛教》的基督教批评号里，有一篇短评，名《基督教与妇人》，却说“《雅歌》一章虽寄意不在妇人，然而他把妇人的人格实在看得太轻漂了。”又引了第八章第六节作证据，说“是极不好的状妇人之词。”
　　其实这节只是形容爱与妒的猛烈；我们不承认男女关系是不洁的事，所以也不承认爱与妒为不好：“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这真是极好的句，是真挚的男女关系的极致，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若说男女的不平等，那在古代是无怪的，在东方为尤甚：即如印度的撒提也是一例，但他们基督教徒也未必能引了这个例，便将佛教骂倒，毁损他的价值。
　　中国从前有一个“韩文公”，他不看佛教的书，却做了什么《原道》，攻击佛教，留下很大的笑话。我们所以应该注意，不要做新韩文公才好。
　　一九二一年一月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近来看到一本很好的书，便是赵元任先生所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这是“一部给小孩子看的书”，但正如金圣叹所说又是一部“绝世妙文”，就是大人——曾经做过小孩子的大人，也不可不看，看了必定使他得到一种快乐的。世上太多的大人虽然都亲自做过小孩子，却早失了“赤子之心”，好像“毛毛虫”的变了蝴蝶，前后完全是两种情状：这是很不幸的。他们忘却了自己的儿童时代的心情，对于正在儿童时代的儿童的心情于是不独不能理解，与以相当的保育调护，而且反要加以妨害；儿童倘若不幸有这种的人做他的父母师长，他的一部分的生活便被损坏，后来的影响更不必说了。我们不要误会，这只有顽固的塾师及道学家才如此，其实那些不懂感情教育的价值而专讲实用的新教育家所种的恶因也并不小，即使没有比他们更大。我对于少数的还保有一点儿童的心情的大人们，郑重的介绍这本名著请他们一读，并且给他们的小孩子读。
　　这部书的特色，正如译者序里所说，是在于他的有意味的“没有意思”。
　　英国政治家辟忒（Pitt）曾说，“你不要告诉我说一个人能够讲得有意思；各人都能够讲得有意思。但是他能够讲得没有意思么？”文学家特坤西（De Quincey）也说，只是有异常的才能的人，才能写没有意思的作品。儿童大抵是天才的诗人，所以他们独能赏鉴这些东西。最初是那些近于“无意味不通的好例”的抉择歌，如《古今风谣》里的“脚驴斑斑”，以及“夹雨夹雪冻死老鳖”一类的趁韵歌，再进一步便是那些滑稽的叙事歌了。英国儿歌中《赫巴特老母和伊的奇怪的狗》与《黎的威更斯太太和伊的七只奇怪的猫》，都是这派的代表著作，专以天真而奇妙的“没有意思”娱乐儿童的。这《威更斯太太》是夏普夫人原作，经了拉斯金的增订，所以可以说是文学的滑稽儿歌的代表，后来利亚（Lear）做有“没有意思的诗”的专集，于是更其完成了。散文的一面，始于高尔斯密的《二鞋老婆子的历史》，到了加乐尔而完成，于是文学的滑稽童话也侵入英国文学史里了。欧洲大陆的作家，如丹麦的安徒生在《伊达的花》与《阿来锁眼》里，荷兰的蔼覃在他的《小约翰》里，也有这类的写法，不过他们较为有点意思，所以在“没有意思”这一点上，似乎很少有人能够赶得上加乐尔的了。然而这没有意思决不是无意义，他这著作是实在有哲学的意义的。麦格那思在《十九世纪英国文学论》上说：“利亚的没有意思的诗与加乐尔的阿丽思的冒险，都非常分明的表示超越主义观点的滑稽。他们似乎是说，‘你们到这世界里来住吧，在这里物质是一个消融的梦，现实是在幕后。’阿丽思走到镜子的后面，于是进奇境去。在他们的图案上，正经的（分子）都删去，矛盾的事情很使儿童喜悦；但是觉着他自己的限量的大人中的永久的儿童的喜悦，却比（普通的）儿童的喜悦为更高了。”我的本意在推举他在儿童文学上的价值，这些评论本是题外的话，但我想表明他在（成人的）文学上也有价值，所以抄来作个引证。译者在序里说：“我相信这书的文学的价值，比莎士比亚最正经的书亦比得上，不过又是一派罢了。”这大胆而公平的批评，实在很使我佩服。普通的人常常相信文学只有一派是正宗，而在西洋文学上又只有莎士比亚是正宗，给小孩子看的书既然不是这一派，当然不是文学了。或者又相信给小孩子的书必须本于实在或是可能的经验，才能算是文学，如《国语月刊》上勃朗的译文所主张，因此排斥空想的作品，以为不切实用，欧洲大战时候科学能够发明战具，神话与民间故事毫无益处，即是证据。两者之中，第一种拟古主义的意见虽然偏执，只要给他说明文学中本来可以有多派的，如译者那样的声明，这问题也可以解决了；第二种军国主义的实用教育的意见却更为有害。我们姑且不论任何不可能的奇妙的空想，原只是集合实在的事物的经验的分子综错而成，但就儿童本身上说，在他想象力发展的时代确有这种空想作品的需要，我们大人无论凭了什么神呀皇帝呀国家呀的神圣之名，都没有剥夺他们的这需要的权利，正如我们没有剥夺他们衣食的权利一样。人间所同具的智与情应该平匀发达才是，否则便是精神的畸形。刘伯明先生在《学衡》第二期上攻击毫无人性人情的“化学化”的学者，我很是同意。我相信对于精神的中毒，空想——体会与同情之母——的文学正是一服对症的解药。所以我推举这部《漫游奇境记》给心情没有完全化学化的大人们，特别请已为或将为人们的父母师长的大人们看，——若是看了觉得有趣，我便庆贺他有了给人家做这些人的资格了。
　　对于赵先生的译法，正如对于他的选译这部书的眼力一般，我表示非常的佩服：他的纯白话的翻译，注音字母的实用，原本图画的选入，都足以表见忠实于他的工作的态度。我深望那一部姊妹书《镜里世界》能够早日出板。
　　——译者序文里的意见，上面已经提及，很有可以佩服的地方，但就文章的全体看来，却不免是失败了。因为加乐尔式的滑稽实在是不易模拟的：赵先生给加乐尔的书做序，当然不妨模拟他，但是写的太巧了，因此也就未免稍拙了。……妄言多罪。
　　（1922年3月12日）
　　《镡百姿》
　　近来所见最有趣味的书物之一，是日本大熊喜邦所编的《镡百姿》，选择古剑镡图案，用玻璃板照原形影印，凡百张，各加以说明。
　　镡古训剑鼻，徐谐注云人握处之下也，相传为剑柄末端，惟日本用作刃下柄上护手铁盘之称。《庄子》说剑凡五事，曰锋锷脊镡夹，未曾说及这一项；大约古时没有护手，否则所谓剑鼻即指此物，也未可知，因为盾鼻印鼻瓜鼻都是譬喻，指隆起之处，不必有始末之意思，执了“鼻犹初也”的话去做解释，未免有点穿凿。中国近代刀剑的护手，至少据我们所见，都没有什么装饰，日本的却大不相同，大抵用金属镶嵌，或是雕镂。《镡百姿》中所收的都是透雕铁镡，可以代表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镡作圆形，径约二寸五分，正中寸许名切羽台，中开口容剑刃，左右又有二小孔曰柜穴；图案便以切羽台为中心，在圆周之中巧为安排，颇与镜背花纹相似。唯镜纹多用几何形图案，又出于铸造，镡则率用自然物，使图案化，亦有颇近于写实者，意匠尤为奇拔，而且都是手工雕刻，更有一种特别的风致。我反复的看过几遍，觉得有不尽的趣味。这种小工艺美术品最足以代表国民的艺术能力，所以更可注意。他的特色，正如编者所说，在能于极小的范围中满装丰富的意匠，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事。
　　中国讲艺术，每每牵联到道德上去，仿佛艺术的价值须得用道德，——而且是最偏隘的旧道德的标准去判定才对，有人曾说只有忠臣孝子的书画是好美术，凡不曾殉难或割股的人所写的便都没有价值。照这个学说讲来，那么镡的雕刻确是不道德的艺术品，因为他是刀剑上的附属品，而刀剑乃是杀人的凶器，——要说是有什么用处，那只可以用作杀伐的武士道的赃证罢了。
　　不过这是“忠臣美术”的学说，在中国虽然有人主张，其实原是不值一驳的笑话，引来只是“以供一笑”。人的心理无论如何微妙，看着镡的雕刻的时候，大约总不会离开雕刻，想到有镡的剑以至剑之杀人而起了义愤，回过来再恨那镡的雕刻。在大反动时代，这样的事本来也常遇见，对于某一种制度或阶级的怨恨往往酿成艺术的大残毁，如卫道者之烧书毁像，革命党之毁王朝旧迹，见于中外历史；他们的热狂虽然也情有可原，但总是人类还未进步的证据。罗素说，“教育的目的在使心地扩广，不在使心地狭隘。”（据一月十五日《学灯》译文）人只为心地狭隘，才有这些谬误；倘若宽广了，便知道镡不是杀伐，经像宫殿不是迷信和专制的本体了。我看了《镡百姿》而推想到别人的误会，也可谓未免以小人之心度人，但恐中国未必缺乏这派的批评家，所以多写了这一节。
　　（1923年1月20日）
　　法布耳《昆虫记》
　　法国法布耳所著的《昆虫记》共有十一册，我只见到英译《本能之惊异》，《昆虫的恋爱与生活》，《蟓虫的生活》和从全书中摘辑给学生读的《昆虫的奇事》，日本译《自然科学故事》，《蜘蛛的生活》以及全译《昆虫记》第一卷罢了。在中国要买外国书物实在不很容易，我又不是专门家，积极的去收罗这些书，只是偶然的遇见买来，所以看见的不过这一点，但是已经尽够使我十分佩服这“科学的诗人”了。
　　法布耳的书中所讲的是昆虫的生活，但我们读了却觉得比看那些无聊的小说戏剧更有趣味，更有意义。他不去做解剖和分类的工夫（普通的昆虫学里已经说的够了），却用了观察与试验的方法，实地的记录昆虫的生活现象，本能和习性之不可思议的神妙与愚蒙。我们看了小说戏剧中所描写的同类的运命，受到深切的铭感，现在见了昆虫界的这些悲喜剧，仿佛是听说远亲——的确是很远的远亲——的消息，正是一样迫切的动心，令人想起种种事情来。他的叙述，又特别有文艺的趣味，更使他不愧有昆虫的史诗之称。戏剧家罗斯丹（Rostand）批评他说，“这个大科学家像哲学者一般的想，美术家一般的看，文学家一般的感受而且抒写”，实在可以说是最确切的评语。默忒林克（Maeterlinck）称他为“昆虫的荷马”①，也是极简明的一个别号。
　　法布耳（Jean Henri Fabre， 1823—1914）的少年生活，在他的一篇《爱昆虫的小孩》中说的很清楚，他的学业完全是独习得来的。他在乡间学校里当理化随后是博物的教师，过了一世贫困的生活。他的特别的研究后来使他得了大名，但在本地不特没有好处，反造成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同僚因为他的博物讲义太有趣味，都妒忌他，叫他做“苍蝇”，又运动他的房东，是两个老姑娘，说他的讲义里含有非宗教的分子，把他赶了出去。许多学者又非难他的著作太浅显了，缺少科学的价值。法布耳在《荒地》一篇论文里说，“别的人非难我的文体，以为没有教室里的庄严，不，还不如说是干燥。他们恐怕一叶书读了不疲倦的，未必含着真理。据他们说，我们的说话要晦涩，这才算是思想深奥。你们都来，你们带刺者，你们蓄翼着甲者，都来帮助我，替我作见证。告诉他们，我的对于你们的密切的交情，观察的忍耐，记录的仔细。你们的证据是一致的：是的，我的书册，虽然不曾满装着空虚的方式与博学的胡诌，却是观察得来的事实的精确的叙述，一点不多，也一点不少；凡想去考查你们事情的人，都能得到同一的答案。”他又直接的对着反对他的人们说，“倘若我为了学者，哲学家，将来想去解决本能这个难问题的人而著述，我也为了而且特别为了少年而著述；我想使他们爱那自然史，这就是你们使得他们如此厌恶的；因此，我一面仍旧严密的守着真实，却不用你们的那科学的散文，因为那种文章有时似乎是从伊罗瓜族①的方言借用来的！”我们固然不能菲薄纯学术的文体，但读了他的诗与科学两相调和的文章，自然不得不更表敬爱之意了。
　　小孩子没有不爱生物的。幼时玩弄小动物，随后翻阅《花镜》，《格致镜原》和《事类赋》等书找寻故事，至今还约略记得。见到这个布罗凡斯（Provence）的科学的诗人的著作，不禁引起旧事，羡慕有这样好书看的别国的少年，也希望中国有人来做这翻译编纂的事业，即使在现在的混乱秽恶之中。
　　① 荷马即Homeros 的旧译，相传是希腊二大史诗的作者。——作者原注。
　　① 伊罗瓜（Iroquois）是北美土人的一族。——作者原注。
　　（1923年1月26日《晨报副刊》）
　　神话的典故
　　有几种出板物，都用神话的典故做题目，很是别致，想把它议论一番。
　　这些出板物是（1）《弥洒》，（2）《维纳丝报》，（3）《狮吼》。
　　《弥洒》创刊于一九二三年三月，卷头声明是“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而只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月刊。”表纸题作Musai，第一期宣言《弥洒临凡曲》里说，“我们乃是艺文之神”，附注又声明“Musai即英字Muses”，意思很是明了。弥洒普通虽为司文艺的神女，这里用的没有什么不对；若是严格的讲来，九个神女里包含司历史、天文学（这些学问最初当然是与文艺相混）的人，所以弥洒所掌管的实在是学艺，弥酒祠（Mouseion）便成了艺术学问的学校，后来变做所谓博物馆。（Museum 即上文的拉丁写法。）近来德国派古典学者改正希腊译音的拼法，弥洒一字应当照例改为“母洒”（Mousai）才好，因为罗马字的u 现在是代表希腊语中“鱼韵”的字了。
　　《维纳丝报》听说是张寥子君主笔，在本年十月十八日出板。第一号上有一篇记者的“发话”，说明“为什么名叫维纳丝”，最重要的一节云：“罗马神话上说，Venus 是司美与爱之神，我们把Venus 译音写作维纳丝，就作为报的名字，并没有什么神秘的意味，不过表示尊重美术，使人们得到喜悦，健康，美与爱，种种可宝贵的珍物，以期人类生活之美化。”——“不过……”以下原本用大号字排印。
　　查神话维纳丝的确是爱与美的女神，但是，这爱乃是两性的爱，美亦是引起爱情的美。（德国斯妥丁教授著《希腊罗马神话》。）自从大神死后，基督教把旧神招安的招安，贬斥的贬斥，维纳丝变成了摩登伽似的“淫女”，中古的“维纳丝山”（Venusberg）的故事即是最好的证据。（诃华德著《性的崇拜》。）在人身上也有同样的名称。手相学里的维纳丝山系是拇指根的隆起，还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拉丁文的“维纳丝山”却是道学先生所不道的字了。色欲称作“维纳丝事”，花柳病也叫做“维纳丝的病”，这位司美与爱的女神的名誉真是扫地尽了。即使我们不管西欧这些传统的说话，替她恢复昔日的光荣，她也与“提倡美术促进文化”无缘，不能做张寥子君这报的商标——倘若要用这个名称，那么这须是主张完全而善美的性的生活的报才行，不然也须是一种普通的“花报”，这才名符其实。现在这却似乎是“菊报”，那么“维纳丝报”的名称的确定的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了。罗马的维纳丝本来是春之女神，后来与希腊的亚孚罗迭台（Aphrodite）混合，于是有了司美与爱的职分。其实讲到恋爱的神还应以亚孚罗迭台为本尊，不过西欧文人以前都间接的从罗马文学得到她的故事，所以相沿称它作“维奴斯”，虽然严格的说不很妥当，但还简短可取，至于英法国民读成维纳思或维女等音，那正如把郑州的罗马字拼音读为“欠巧”，真是不足为法了。
　　《狮吼》是一种半月刊，第一期在本年七月发行，广告上标名曰The Sphinx（斯芬克思）。本来狮吼的典故据我所知道的只有两个，一是中国的河东狮吼，一是佛教里的狮子吼。现在用作杂志的名称我想一定用的是佛的典故了，见到标名才知是希腊神话里的那个女怪，不免有点出于意料之外。
　　查埃及的斯芬克思（这七个字有点不同，因为不懂它在埃及叫作什么，所以只好随俗称呼），虽是人首狮身，希腊的却是狮身有翼而头和胸乳都是女人的，如酒杯上所画，所以不能就称她为狮，而且她更不会吼。（至少在传说里不曾说她吼过。）她最初名叫菲克思，是一种地下的女怪，同女鸟一样要捉人去吃或是弄死，名字由芬克思而转为有意义的斯芬克思，此云“扼死人的”。但是地下的妖怪大抵有先知的能力，所以她又是个预言者。人们把这两者合在一起，便造成那通行的传说。（哈利孙女士著《希腊宗教研究导言》。）
　　她叫过路的人猜谜，猜不着的便被弄死；她的谜是“早晨用四只脚，中午两只脚，傍晚三只脚走的是什么？”图中那少女似的斯芬克思口中正说出Kaitri（而三……），猜谜的肿足王（此处特别写作Oidipodes）坐着思索。
　　后来他猜着了，这是说“人”，于是斯芬克思输了投岩而死。还有别的瓶画，画着有人拿着鸽子去问斯芬克思，那是她是在“星士”似的给人家解谜了。
　　所以斯芬克思的本领，除了悲剧中所说“吃生肉”以外，是重在给人猜谜和解谜，后人因此拿她来当作科学的象征，正如吉迈拉（Khimaira）是文艺的一样，——总之不听见说她是善于吼。但是《狮吼》却把它当作标题，而且第三期中还有一篇文章曰“Sphinx 的呼声”，似乎有点费解。——只可惜我终于没有见到这个杂志，不知道关于呼声是怎样的说，现在不能批评，因为在半个月前寄信往上海去买，至今不曾寄到，这也是江浙“义战”所给予我们的小好处了。……
　　十三年九月七日
　　《〈婢仆须知〉抄》译记
　　斯威夫德（Jonathan Swift 1667—1845）是一个主教，后来乃风狂而死，可以算是英国文学界的奇人。他的著作有《格里佛游记》（ Gulliver's Travels），前二卷经林琴南先生译成汉文，改名《海外轩渠录》，但最重要的第四卷终于没有译出。我在去年曾译过他的《育婴刍议》，是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现在这几节是从《婢仆须知》（Directions to Servants）中选出，原书系他未完成的遗稿，在一七四五年出板，共分十四章，完成者仅有八章。据编者甲克孙说（Bohn's Library 中全集第十一册），这一篇是斯威夫德的最粗暴刻毒的讽刺之一，今选取其精彩的一部分，但《侍婢须知》诸章中有几节虽是很好，却终于没有写出来，因为怕老实的读者见怪，以为有坏乱风俗之嫌疑，虽然是明明一种巧妙的反语。斯威夫德很熟悉仆人们的弊病，他有很好的对付方法，据斯谛芬（L.Stephen）的《斯威夫德传》里说，传闻有一回他申斥仆人不曾刷鞋，仆人答说反正穿上也随即弄脏了，他便叫仆人不必吃早饭，因为反正不久也就要肚饿的。这也值得收到《婢仆须知》里去。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记
　　一部英国文选
　　《鉴赏周刊》第四期上刘真如君有一篇文章，介绍勃路克的《英国文学初步》，这是应该感谢的，于中国学子很有裨益。唯刘君劝告大家“和Palyrave的Golden Treasury 并读”，我觉得这部名诗选固然大有诵读之价值，但和《文学初步》并读还有一本更适宜的书，现在想介绍他一下：这便是华伦女士（Kate M.Warren）所编的《英文学宝库》（A Treasu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华伦女士是伦顿大学的一个英文教师，精通古英文，勃路克在《古代英文学史序》上曾谢她为译《玛尔顿之战》（Battleof Maldon）这篇古诗，并编参考书目及检目。她的这部《英文学宝库》即专为《文学初步》而编的，虽然也可以分用，当作普通的文选去读。据勃路克在序论中说，有许多人希望他编这样的一部文选，与《文学初步》互相发明，但他没有工夫来做这个繁重的工作，后来由华伦女士代编，经了五年的编订试验，遂于一九○六年出板，其中共分六编，次年又为便利学生起见，分出六册，每册价一先令。
　　我在一九○八年所买，就是这种板本，因为一卷本定价七先令半，这种可以分买，我便逐渐把他购来。这部书选择固佳，多收古代诗文尤为可贵，这些原本都很难得或是高价，学生不易买到——尤其是在中国的学生，现在可以略窥一斑，实在非常便利。其第一二编专收古代及中古文学，第三编为伊里查白时代，第四编为培根至弥尔顿，第五编为德来登及颇普的古典时代，第六编为近代，唯至朋斯而止，好在十九世纪的文选佳本并不缺乏，所以她就不再编下去了。平常谈英文学的人大抵至早从绰塞（Chancer）起首，其实现代英文虽从他发生，英文学却是继续的有千二百年的历史，前六百年的文学与后六百年前可以说是同样的重要，而且因为稀见的缘故在我看来似乎更有趣味。因了勃路克的《古代英文学史》，引起我对于贝奥武尔夫（Beowulf意云蜂狼，即熊，为史诗中主人公名）的兴味，好奇的去找哈利孙校订的原本。我还不能忘记七世纪的一篇收蜜蜂的咒语，其文曰（见宝库第一编第五叶）：
　　“取泥土，用你右手撒在你的右脚下，说道：‘我从脚下拿来，我找到他了。
　　‘喳，土克一切物，‘克恶意，克怨恨，‘克人们的长舌。’“用土撒蜜蜂，在他们群飞的时候，又说道：‘坐下，王女，落在地上！
　　‘勿再乱飞往树林中！
　　‘你当记得我的好意，‘如人们之记得食物与家。’”
　　这样符咒或者不是什么好文学也未可知，但是我很喜欢，所以把他抄在这里。
　　勃路克（Stopfold A.Brooke）原是爱尔兰人，生于一八三二年，所著文学评论几种都有名。《英国文学初步》系一八七六年由伦顿麦美伦公司出板，距今已五十年，但仍是一种文学史要的佳本。华伦女士在序上这样称赞他说：“二十多年以前安诺德为此特作一篇评论（见一八七九年出板《杂论集》），但即使没有这个荣誉，他也能成名，因为他能特别地混和有用与美这两种特质。”此外所著古代英文学史两种，近代英诗人评论三四种，皆是权威的论著，唯刘君所举《十八世纪英国文学》我未曾见过。
　　一九二五年七月
　　《神州天子国》
　　十一月六日《读卖新闻》上登载东京万里阁书房的广告，有一册“酒井胜军谨著”的《神州天子国》，很引了我的注意。今将此节广告译录于下，其文曰：
　　“阐明皇统连绵二千五百八十有馀年万世一系我大日本帝国皇基之源，高唱天孙民族之世界的君临之实现决不在远的未来，本书之出现将震撼全世界欤。此超越哲学宗教科学的未曾有之卓见，深奥之研究，为四十年间前后数十回出入死地之著者之献身的毕生之著述也。际旷古之御大典，八千万同胞必读之国民读本，即此是也。
　　“皇大神宫熊谷宫司，雾岛神宫能势宫司，山口宫中顾问官，佐藤大教正，头山满翁，题字。本文五六二页。定价二圆五十钱。”
　　同八日报上“批评与介绍”栏内亦有记录，文曰：“此著者说我国建国之由来，以驳现代政治之腐败，叹信仰思想之紊乱，最后痛击德谟克拉西思想之横行，力说皇基之振起之国体编也。”
　　照这上面的文章看来已可知道这是怎样的一册宝贝书，我虽不看他的全文，也可以学某小说里的一句话作批语：这个人如不被送到疯人院里去，将来或者要做一任文部大臣哩！不过我所奇怪的是，这是先天的，还是后天养成的呢？若是后者，那么这又是怎样养法？能够人为地养成这种奇人的教育家倒真值得褒奖，旌表，与活到一百岁及青年守寡等同样的不容易。但是，他人瓦上霜且莫管罢，现在来试问我国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自然，《神州天子国》的书是不做了，发差不多的奇论的同志或同胞也未必没有罢？归根结底，这种超越哲学宗教科学的卓见恐怕是东亚的共产，而且日本也是从我们老牌神州输入的还说不定呢！懿欤休哉，此所以为东方文明也欤。
　　（1928年11月26日《语丝》第4卷第46期）
　　《听耳草纸》
　　看本月分的日本民俗人类学小杂志Dolmen（可以暂译作《窆石》罢？）
　　的纪事，才知道佐佐木喜善氏已于九月二十八日病故了。我初次看见佐佐木的名字还是在一九一○年，《远野物语》刚出板，柳田国男氏在序文里说：“此中所记悉从远野乡人佐佐木镜石君听来，明治四十二年二月以来，晚间常来过访，说诸故事，因笔记之。镜石君虽非健谈者，乃诚实人也，余亦不加减一句一字，但直书所感而已。”《远野物语》是在日本乡土研究上有历史意义的书，但在当时尚不易为社会所了解，故只印三百五十部，序中又云：“唯镜石君年仅二十四五，余亦只忝长十岁已耳，生于事业尽多之今世，乃不辨问题之大小，用力失其当，将有如是言者则若之何？如明神山之角鸱，太尖竖其耳，太圆瞪其目，将有如是责者则又若之何？吁，无可奈何矣，此责任则唯余应负之也。”
　　计算起来佐佐木氏的年纪现在也不过四十七八而已，才过了中年不久，所以更是可惜了。这二十年来他孜孜不倦的研究民俗，还是那样悃愊无华的，尽心力于搜集纪录的工作，始终是个不求闻达的田间的学者，这我觉得是顶可佩服的事。他的著作我现在所有的只有下列这几种：
　　一、《江刺郡昔话》（一九二二年）
　　二、《紫波郡昔话》（一九二六年）
　　三、《东奥异闻》（同上）
　　四、《老媪夜谭》（一九二七年）
　　五、《听耳草纸》（一九三一年）
　　末了这一种是六百叶的大册，凡一百八十三目，三百三篇的故事，内容既甚丰富，方法尤极精密，可为故事集的模范。柳田氏序中提出两点云：“佐佐木君最初也同许多东北人一样，感觉发达到几乎多梦似的锐敏的程度，对于故事之太下流的部分当然予以割弃，又有依据主观而定取舍的倾向。后来却能差不多按住了自己的脾气，为了那绝无仅有的将来少数的研究者留下这样客观的纪录，那决不是自然的倾向，而是非常努力的结果。
　　“向来讲故乡的事情的人往往容易陷于文饰，现在却能脱去，特别是在这方面趣味本来发达的人而能够如此自制，这实在是很不小的努力罢。这里的问题只在如此特殊的苦心将来的研究者能够怎样的感谢才好呢。我在当初《紫波郡昔话》及《老媪夜谭》成书的时候，一面常同情于这为人家所不知道的辛苦，一面也兼司警戒之役，怕这书不要成为佐佐木君个人的文艺了么。
　　到了现在，我想这个警戒的必要已经没有了。假如可能，只想予这采集者以若干的馀裕，使他能将这样辛苦的集录成的东西自己先来玩味一下。此外则是，不只是有些单纯的共鸣者起于各地，乃是期望渐渐有人出来，用了和他大略相同的态度，把本地的故事尽量集录下来。”
　　柳田氏所说的话实在可以作我们的当头棒喝。近年来中国研究民俗的风气渐渐发达，特别是在南方一带，搜集歌谣故事纪录风俗的书出来的很不少了，可是在方法上大抵还缺少讲究。集录歌谣的因为是韵语的关系，不能随便改写，还得保留原来的形状，若是散文故事那就很有了问题，减缩还要算是好的，拉长即是文饰之一种了，有时候同在话剧台上常要使用出旧戏的小丑或老生的表现法一样，增长故事里排调或方正的分子，这便成了所谓个人的文艺，而且又常常不是上好的一路，于是只好归入俗语的“文不像誊录生武不像救火兵”这类里去，正是画蛇添足点金成铁了。民间传述故事的时候往往因了说者的性质与爱好，一篇故事也略有变化的地方，不过那是自然变化，有如建筑刻石之为气候风雨所影响，是无可如何的事，若是搜集笔录的人不能够如实的记述，却凭了自己的才气去加以修饰，既失了科学的精严，又未能达到文艺的独创，那么岂不是改剜古碑的勾当，反是很可惜的么。还有一层，中国作这些工作的机关和人员都不能长久继续，这或者是因为这些都属于官立机关的缘故亦未可知，总之像佐佐木那么耐得寂寞，孜孜矻矻的搜集民俗资料，二十年如一日的人，点了灯笼打了锣去找也找不到，这是实在的。民俗学原是田间的学问，想靠官学来支持是不成的，过去便是证明，希望他在中国能够发展须得卷土重来，以田间学者为主干，如佐佐木氏的人便是一个模范值得我们景仰的了。
　　二十二年十二月
　　《冬天的蝇》
　　这几天读日本两个作家的随笔，觉得很有兴趣。一是谷崎润一郎的《摄阳随笔》，一是永井荷风的《冬天的蝇》，是本年四五月间出板的。这两个人都是小说家，但是我所最喜欢的还是他们的随笔。说出凑巧，他们一样地都是东京人，就是所谓“江户子”，年纪都是五十出外，思想不大相同，可是都不是任何派的正宗。两人前不属自然派，后不属普罗文士，却各有擅场。
　　谷崎多写“他虐狂”的变态心理，以《刺青》一篇出名，永井则当初作耽美的小说，后来专写市井风俗，有《露水的前后》是记女招待生活的大作。他们的文章又都很好，谷崎新著有《文章读本》，又有《关于现代口语的缺点》一文收在《倚松庵随笔》中。我读他们两人的文章，忽然觉得好有一比，谷崎有如郭沫若，永井仿佛郁达夫，不过这只是印象上的近似，至于详细自然并不全是一样。
　　说到文章我从前也很喜欢根岸派所提倡的写生文，正冈子规之外，坂本文泉子与长冢节的散文，我至今还爱读，可是近来看高滨虚子的文集《新俳文》与山口青村的《有花的随笔》，觉得写是写得漂亮，却不甚满足，因为似乎具衣冠而少神气。古来的俳文不是这样的，大抵都更要充实，文字纵然飘逸幽默，里边透露出诚恳深刻的思想与经验。自芭蕉、一茶以至子规，无不如此，虽然如横井也有纯是太平之逸民，始终微笑地写那一部《鹑衣》者也不是没有。谷崎永井两人所写的不是俳文，但以随笔论我觉得极好，非现代俳谐师所能及，因为文章固佳而思想亦充实，不是今天天气哈哈哈那种态度。《摄阳随笔》里的《阴翳礼赞》与《怀东京》都是百十页的长篇，却值得一气读完，随处遇见会心的话，在《倚松阁随笔》里有《大阪与大阪人》等一二篇也是如此。《冬天的蝇》内有文十篇，又附录旧稿八篇为一卷曰《墨滓》。卷首有序六行云：“讨人厌而长生着的人呀，冬天的蝇。想起晋子的这句诗，就取了书名。
　　假如有人要问这意思，那么我只答说，所收的文章多是这昭和九年冬天起到今年还未立春的时候所写的也。还有什么话说，盖身老矣，但愈益被讨厌耳。
　　乙亥之岁二月，荷风散人识。”谷崎今年才五十，而文中常以老人自居，永井更长七岁，虽亦自称老朽，纸上多愤激之气，往往过于谷崎，老辈中唯户川秋骨可以竞爽，对于伪文明俗社会痛下针砭，若岛崎藤村诸人大抵取缄默的态度，不多管闲事了。《冬天的蝇》的文章我差不多都喜欢，第二篇云《枇杷花》末云：
　　“震灾后自从银座大街再种柳树的时候起，时势急变，连妓家酒馆的主人也来运动议员候补这种笑话现在想听也听不到了，但是这咖啡馆的店头也时常装饰着穿甲胄的武士土偶，古董店的趸卖广告上也要用什么布珍品之炮列运廉卖之商策这种文句了。
　　“我喜欢记载日常所见闻的世间事件，然而却不欲关于这些试下是非的论断。这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思想与趣味是太辽远地属于过去之废灭的时代也。……
　　“在陋屋的庭园里野菊的花亦既萎谢之后，望着颜色也没有的枇杷花开着，我还是照常反复念那古诗，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这样地，我这一身便与草木同样地徒然渐以老朽罢。”上文里仿佛可以看出些感伤的气味，其实未必尽然，三年前在《答正宗谷崎二氏的批评》中云：“大正三四年顷，我将题为《日和下驮》的《东京散策记》写完了，我到了穿了日和下驮（晴天履）去寻访古墓，实在早已不能再立在新文学的先阵了。”所以他这种态度至少可以说是二十年来已是如此，他之被人讨厌或是讨厌人因此也由来已久，《冬天的蝇》不过是最近的一种表示罢了。前年出板的《荷风随笔》中有《讨厌话》与《关于新闻纸》两篇文章，对于文人记者加以痛骂，在《日和下驮》第一篇中也有很好的一段话，这乃是大正三年（一九一四）所写：
　　“日本现在与文化已烂熟了的西洋大连的社会情形不同，不管资本有无，只要自己想做，可做的事业很不少。招集男女乌合之众，演起戏来，只须加上为了艺术的名号，就会有相当的看客来看。引动乡间中学生的虚荣心，募集投稿，则文学杂志之经营也很容易。借了慈善与教育的美名，迫胁软弱的职业艺员，叫他们廉价出演，一面强售戏券，这样开办起来，可以得到湿手捏小米的大赚头。从富豪的人身攻击起手，渐渐得了凶头子的名望，看到口袋充满的时候巧妙地摇身一变，成为绅士，摆出上流的模样，不久就可做到国会议员。这样看来，要比现在日本可做的事多而且容易的国家恐怕再也没有了。可是，假如有人看不起这样的处世法的，那么他宜自退让，没有别的法子。想要坐市内电车去赶路的人，非有每过车站时不顾什么面子体裁，把人家推开，横冲直撞地踏上去的蛮勇不可。若是反省自己没有这样蛮勇，那么与其徒然在等候空的电车，还不如去找汽车不经过的小胡同，或者得免于街道改正之破坏的旧巷，虽然龟步迟迟，还是自己踯躅地去步行吧。在市内走路，本来并不一定要坐市设的电车的。只要忍受些许的迟延，可以悠悠阔步的路现在还是多有。同样地，在现代的生活上也并不一定如不用美洲式的努力主义去做便吃不成饭。只要不起乡下绅士的野心，留了胡子，穿了洋服，去吓傻子，即使身边没有一文积蓄，没有称为友人之共谋者，也没有称为先辈或头领之一种阿谀的对象，还可以经营优游自适的生活的方法并不很少。即使一样去做路边摆摊的小贩，与其留了胡子，穿了洋服，用演说口调作医学的说明，卖莫明其妙的药，我也宁可默然在小胡同的庙会里去烙了小棋子饼卖，或是捏面人儿也罢。”
　　一抄就抄了一大串，我也知道这是不很妥当的。第一，这本不是《冬天的蝇》里边的文章。第二，永井的话在中国恐怕也难免于讨人厌，抄了过来讨人家的不喜欢。我们介绍人对于原作者是很抱歉的事，所以有点惶恐。可是翻过来说，原作者一句句的话说得对不对，我可以不必负责，因为这里并不是在背圣经也。
　　六月十五日（1935年）
　　《隅田川两岸一览》
　　我有一种嗜好。说到嗜好平常总没有什么好意思，最普通的便是抽鸦片烟，或很风流地称之曰：“与芙蓉城主结不解缘”。这种风流我是没有。此外有酒，以及茶，也都算是嗜好。我从前曾经写过一两篇关于酒的文章，仿佛是懂得酒味道似的，其实也未必。民十以后医生叫我喝酒，就每天用量杯喝一点，讲到我的量那是只有绍兴半斤，曾同故王品青君比赛过，三和居的一斤黄酒两人分喝，便醺醺大醉了。今年又因医生的话而停止喝酒，到了停止之后我乃恍然大悟自己本来不是喝酒的人，因为不喝也就算了，见了酒并不觉得馋。由是可知我是不知道酒的，以前喜欢谈喝酒还有点近于伪恶。至于茶，当然是每日都喝的，正如别人一样。不过这在我也当然不全一样，因为我不合有苦茶庵的别号，更不合在打油诗里有了一句“且到寒斋吃苦茶”，以至为普天下志士所指目，公认为中国茶人的魁首。这是我自己招来的笔祸，现在也不必呼冤叫屈，但如要就事实来说，却亦有可以说明的地方。我从小学上了绍兴贫家的习惯，不知道喝“撮泡茶”，只从茶缸里倒了一点茶汁，再羼上温的或冷的白开水，骨都骨都地咽下去，这大约不是喝茶法的正宗吧？
　　夏天常喝青蒿汤，并不感觉什么不满意，我想柳芽茶大抵也是可以喝的。实在我虽然知道茶肆的香片与龙井之别，恐怕柳叶茶叶的味道我不见得辨得出，大约只是从习惯上要求一点苦味就算数了。现在每天总吃一壶绿茶，用一角钱一两的龙井或本山，约须叶二钱五分，计值银二分五厘，在北平核作铜元七大枚，说奢侈固然够不上，说嗜好也似乎有点可笑，盖如投八大枚买四个烧饼吃是极寻常事，用不着什么考究者也。
　　以上所说都是吃的，还有看的或听的呢？一九○六年以后我就没有看过旧戏，电影也有十年不看了。中西音乐都不懂，不敢说有所好恶。书画古董随便看看，便是跑到陈列所去既怕麻烦，自己买又少这笔钱，也就没有可看，所有的几张字画都只是二三师友的墨迹，古董虽号称有“一架”，实亦不过有几个六朝明器的小土偶和好些耍货而已。据尤西堂在《民斋杂说》卷四说：“古人癖好有极可笑者。蔡君谟嗜茶，老病不能饮，则烹而玩之。吕行甫好墨而不能书，则时磨而小啜之。东坡亦云，吾有佳墨七十丸，而尤求取不已，不近愚耶。近时周栎园藏墨千铤，作祭墨诗，不知身后竟归谁何。子不磨墨，墨当磨子，此阮孚有一生几两屐之叹也。”这种风致唯古人能有，我们凡夫岂可并论，那么自以为有癖好其实亦是僭妄虚无的事，即使对于某事物稍有偏向，正如行人见路上少妇或要多看一眼，亦本是人情之自然，未必便可自比于好色之君子也。
　　说到这里，上文所云我有一种嗜好的话几乎须得取消了，但既是写下了也就不好那么一笔勾消，所以还只得接着讲下去。所谓嗜好到底是什么呢？
　　这是极平常的一件事，便是喜欢找点书看罢了。看书真是平常小事，不过我又有点小小不同，因为架上所有的旧书固然也拿出来翻阅或检查，我所喜欢的是能够得到新书，不论古今中外新刊旧印，凡是我觉得值得一看的，拿到手时很有一种愉快，古人诗云，老见异书犹眼明，或者可以说明这个意思。
　　天下异书多矣，只要有钱本来无妨“每天一种”，然而这又不可能，让步到每周每旬，还是不能一定办到，结果是愈久愈希罕，好像吃铜槌饭者（铜槌者铜锣的槌也，乡间称一日两餐曰扁担饭，一餐则云铜槌饭），捏起饭碗自然更显出加倍的馋痨，虽然知道有旁人笑话也都管不得了。
　　我近来得到的一部书，共三大册，每册八大页，不过一刻钟可以都看完了，但是我却很喜欢。这书名为《绘本隅田川两岸一览》，葛饰北斋画，每页题有狂歌两首或三首，前面有狂歌师壶十楼成安序，原本据说在文化三年（一八○六）出板，去今才百三十年，可是现在十分珍贵难得，我所有的大正六年（一九一七）风俗绘卷图画刊行会重刻本，木版着色和纸，如不去和原本比较，可以说是印得够精工的了，旧书店的卖价是日金五元也。北斋画谱的重刻本也曾买了几种，大抵是墨印或单彩，这一种要算最好。卷末有刊行会的跋语，大约是久保田米斋的手笔，有云：“此书不单是描写蘸影于隅田川的桥梁树林堂塔等物，并仔细描画人间四时的行乐，所以亦可当作一种江户年中行事绘卷看，当时风习跃然现于纸上。且其图画中并无如散见于北斋晚年作品上的那些夸张与奇癖，故即在北斋所挥洒的许多绘本之中亦可算作优秀的佳作之一。”永井荷风著《江户艺术论》第三篇论“浮世绘之山水画与江户名所”，以北斋广重二家为主，讲到北斋的这种绘本也有同样的批评：“看此类绘本中最佳胜的《隅田川两岸一览》，可能窥知北斋夙长于写生之技，又其戏作者的观察亦甚为锐敏。而且在此时的北斋画中，后来大成时代所常使我们感到不满之支那画的感化未甚显著，是很可喜的事。如《富岳三十六景》及《诸国瀑布巡览》，其设色与布局均极佳妙，是足使北斋不朽的杰作。但其船舶其人物树木家屋屋瓦等不知怎地都令人感到支那风的情趣。例如东都骏河台之图，佃岛之图，或武州多摩川之图，一见觉得不像日本的样子。《隅田川两岸一览》却正相反，虽然其笔力有未能完全自在处，但其对于文化初年江户之忠实的写生颇能使我们如所期望地感触到都会的情调。”又说明其图画的内容云：“书共三卷，其画面恰如展开绘卷似地从上卷至下卷连续地将四时的隅田川两岸的风光收入一览。开卷第一出现的光景乃是高轮的天亮。孤寂地将斗篷裹身的马上旅人的后边，跟着戴了同样的笠的几个行人，互相前后地走过站着斟茶女郎的茶店门口。茶店的芦帘不知道有多少家地沿着海岸接连下去，成为半圆形，一望不断，远远地在港口的波上有一只带着正月的松枝装饰的大渔船，巍然地与晴空中的富士一同竖着他的帆樯。第二图里有戴头巾穿礼服的武士，市民，工头，带着小孩的妇女，穿花衫的姑娘，挑担的仆夫，都趁在一只渡船里，两个舟子腰间挂着大烟管袋，立在船的头尾用竹篙刺船，这就是佃之渡。”要把二十几个图的说明都抄过来，不但太长，也很不容易，现在就此截止，也总可以略见一斑了。
　　我看了日本的浮世绘的复印本，总不免发生一种感慨，这回所见的是比较近于原本的木刻，所以更不禁有此感。为什么中国没有这种画的呢？去年我在东京文求堂主人田中君的家里见到原刻《十竹斋笺谱》，这是十分珍重的书，刻印确是精工，是木刻史上的好资料，但事实上总只是士大夫的玩意儿罢了。我不想说玩物丧志，只觉得这是少数人玩的。黑田源次编的《支那古板画图录》里的好些“姑苏版”的图画那确是民间的了，其位置与日本的浮世绘正相等，我们看这些雍正乾隆时代的作品觉得比近来的自然要好一点，可是内容还是不高明。这大都是吉语的画，如五子登科之类，或是戏文，其描画风俗景色的绝少。这一点与浮世绘很不相同。我们可以说姑苏板是十竹斋的通俗化，但压根儿同是士大夫思想，穷则画五子登科，达则画岁寒三友，其雅俗之分只是楼上与楼下耳。还有一件事，日本画家受了红毛的影响，北斋与广重便能那么应用，画出自己的画来，姑苏板画中也不少油画的痕迹，可是后来却并没有好结果，至今画台阶的大半还是往下歪斜的。此外关于古文拳法汤药大刀等事的兴废变迁，日本与中国都有很大的差异，说起来话长，所以现在暂且不来多说了。
　　十月十九日，在北京记
　　（1935年）
　　《和纸之美》
　　风雨谈社来信问我一年中的爱读书，这是什么书呢，我自己也一时想不起来。虽然我曾说看旧书以消闲，有如吸纸烟，可是老实说，老看线装书也渐感觉气闷。对于古人本来何必计较，但是话不投机，何苦硬着头皮静听下去，掩卷放下，等于端茶送客，也是正当。在思想上我觉得可佩服的还只是那几个人，一直没有添加。别一方面有些类书，反正不关思想的事，偶然翻看也还可喜，如冯梦龙的《古今笑》与《智囊》，周亮工的《同书》与福申的《续同书》，王初桐的《奁史》，翟濒的《通俗编》等。这些书大都是从前所得，并不在这一年内，而且实际上原只是翻阅消遣，即使觉得他有意思，也总不能算是爱读。至于外国书，英文书是买不起也无从去买，日文书价目公道，可是其无从去买则是一样。在《读书新闻》上看到出板消息或广告，赶紧写信去定购，大抵十不得一，这种情形差不多在去年已是如此，所以只好知难而退，看看书名就算满足了。据朋友们说，在北京想买日文书籍，只有这一法，最好隔日到各书店去一转，也不可存心一定要买什么书，但看店头有什么新到的，见到可买的书便即下手，假如这样一月中去看十五回，必定可以稍有所得。要这么办呢，我既无此时光，无此方便，也并无此决心，那么唯有放弃买书的机会，姑且用酸葡萄主义来作解说，聊以自宽而已。不过话虽如此，我查本年度日记，收到的日本出版的书也有六十五册，其中一部分是别人见赠，一部分是居留东京的友人替我代搜集的，有的原是我所委托，有的却是友人看见此书觉得于我当有点用处，因此给我寄来的，这一类书在数量上实在比我托买的还要多，这位友人的好意很可感谢。这里边有一册书，是柳宗悦氏著的《和纸之美》，日记上记着于四月三十日收到，我看了日记便想起来了。要说我一年中的爱读书，这册《和纸之美》可以说是的。
　　本年夏天写《我的杂学》这篇文章，在第十四节中曾说及云：“柳氏近著《和纸之美》，中附样本二十二种，阅之使人对于佳纸增贪惜之念。”我说近刊，因为此书不是现今出版，其时还在一年前，不过直至今春才能入手罢了。末尾题记云“昭和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刊行，系私家版，不鬻于市，只颁布于亲友之间，本文用纸为武州小川出产，刊行部数计二百册，每册有著者署名。”
　　书本高八寸，宽五寸半，首列和纸样本凡二十二枚，本文三篇，曰《和纸之美》，《和纸之教训》，《和纸十年》，连后记共计三十六半页。我对于纸本来有点爱着，从前曾写过一篇小文曰《关于纸》。说起来也觉得寒伧，中国虽说是造纸的祖师国，我们却不曾见过什么好纸，平常只知道连四毛六。
　　总有脆弱之感，棉连最有雅致，印书拓字均佳，而裁尺幅可以供赏玩者却不多见。日本纸均用木皮所制，特多朴茂之趣，宣纸本亦用楮，殆因质太细太白之故，于书画虽特别相宜，但与日本之楮纸迥殊，无其刚劲之气也。雁皮与三桠等各自有其雅味，不一一具详，唯纸衣纸朱蓝两种则不能忘记，不特可用于装帧，尤令人怀想俳人之行脚，持此类纸衣纸帐而出发，其风趣可想也。柳氏文章三篇，照例是文情俱胜，无庸赘说，前曾得其所著《茶与美》，共文十二篇，亦是特制本，有图二十馀，以陶器为主，亦颇可喜，可与此书相比。唯陶器是照相而纸乃实物，又鄙人知纸之美亦过于陶器，故二者相比，终不能不舍陶器而取纸耳。
　　民国甲申十二月一日，东郭十堂
　　（1944年）
　　《希腊的神与英雄》译本序
　　这是一本写给儿童们看的希腊神话故事书，原名《古希腊的神、英雄与人》，英国人劳斯所著，一九三四年出版。现在译成中文，简称为《希腊的神与英雄》。
　　希腊神话是世界文学遗产的一部分。古代的神话，与小孩爱听的童话，民间流传的故事，以及原始民族的传说，实质都是一样，可以说是人类幼稚时期的小说。希腊神话本质特别美妙，又为希腊古代的诗文戏曲所取材，通过了罗马文学，输入欧洲，经了文艺复兴的消化，已是深深地沁进到世界文学的组织里去了。所以现今说起希腊神话来，这并不是希腊一国，或是宗教一方面的物事，乃是世界文学的普通知识的一部，想要理解西欧文学固然必须知道，就是单当作故事看也是很有意思的。我曾见中国报纸上登载斯大林的一篇演说，说共产党不离开人民永不会失败，引用安泰阿斯因为是地母的儿子，在他身子和地相接触的时候杀不死他的故事做比喻，可见在苏联今日这些故事也是很熟习普遍的了。此乃是英雄赫拉克莱斯第十一件工作取金苹果的故事里的一个插话，在希腊神话中也是有名的一节，这书里原本略掉了，我很觉得有点可惜。
　　著者劳斯是英国的一个古典学者，曾译注过好些古典文学，又通新希腊语，译有现代作家蔼夫达利阿谛斯的一册小说集，名曰《在希腊诸岛》。他的古典文学的知识不必说了，据他本书的小序说，这些故事都曾讲给十一二岁的小孩们听过，经过他们的批评加以修改，所以格式文体也是没有问题的了，现在的问题只是中文译的不能怎么恰好而已。别的不说，文句生硬，字义艰深，小学生不容易自己读懂，这是最大的缺点。有人介绍原书，说自八岁至八十岁的儿童读了当无不喜欢，我这译本只好请八十以内的小孩读了，再去讲给八岁以上的小孩听去吧。还有一点，著者不但深知今昔的希腊，而且还懂得神话这东西，这一点虽然似乎是小事情，但是由我看去，却是十分难得的。
　　中国向来很少希腊神话的译书，以前只有郑西谛先生曾经出过两册，现在恐怕也早已绝版了吧。我这里能够添加一小册上去，不能不算是很光荣的一件事。
　　一九四九年十月，在北京，译者。
　　《伊索寓言》
　　《伊索寓言》世界各国都有译本，中国译的很迟，大概已是二十世纪了吧，因为是用古文译的，小孩看不懂，大人们看不起，所以流行不广。但这以前有过另一译本，名曰《意拾蒙引》，英汉对照，共四十则，一八四○年出版，四十年前在外国图书馆里看过一回，忘记何处印刷，其时香港上海都还未开辟，或者是在澳门吧。年代早了，内容的古老是必然的，不会得比后来的好，但是关于这书有一种传说，倒是很有趣的。据摩利思在《英国现代评论》上说，当时《意拾蒙引》出版之后，中国官吏非常爱读，后来有一个大官说道，这显然是在说咱们，于是命令把这书列为禁书云。这故事说得很有意思，只可惜是太不合事实，第一是中国官僚不会看这种书，第二照时间讲，其时正是鸦片战争，一八三九年英人犯广州，后攻取江浙各地，至四二年南京条约成，五口通商，香港割让，在这时候官吏读洋书是不可能的事。
　　至于大官说，这显然是在说咱们，却是形容得好，中国向来多文字禁忌，所以假如读了《伊索寓言》，那一定会立即感觉到的。我们猜想那一篇顶犯忌讳，这自然不容易说，大概那《有两个妾的男人》总是其一吧。年青的女人拔他的白头发，年老的一个又拔黑的，不久那男人就成了秃子，这故事老爷们听了便要很生气，他们不怕说是贪污无能，却只恨私事被人知道，读《孟子》里齐人一章已经有点心虚，那能更忍得外国书里的挖苦呢。摩利思的故事不可靠，但其揣摩清朝大官心理的话却是十分有道理的。
　　（1950年3月25日《亦报》）
　　《黑奴吁天录》
　　林译小说有一个时期很是贪看，大概自一九零一至一零年这十年间，以后便不大看了。早期林译的确很不错，原因是译的比较用心，原本也有些是名著，如《茶花女》、《鲁滨逊》等，中国本来应该有译本的。但是现在我想说的却是别一种，即是美国斯土活女士的小说《汤姆叔的木屋》，林译叫作《黑奴吁天录》。这有两种特色，其一是木刻线装本，有光绪辛丑序，于今已是五十年了。其二书中有序跋，都很有政治的意义，现在看来更有意思，因为这都是对美国酷待华工而发的。如林序中云：迩又浸迁其处黑奴者以处黄人矣，夫蝮之不竟伸其毒，必别啮草木以舒愤，后人来触死茎亦靡不死，吾黄人殆触其死茎乎。又例言之五曰：是书描写白人役奴情状，似全无心肝者，实则彼中仇视异种，如波兰埃及印度，惨状或不止此。此虽仅就黑奴一事说话，实际上已将手指戳着美国文化的最大的疮孔了。林肯以前的黑奴制度有这小说略加描写，林肯以后的三开党与私刑等，我们听惯了可是不知其洋，现今也有林琴南、魏聪叔这样热心的人，供给我们一点材料者乎。
　　不知道是一九零二还是零三年了，中国为了美国虐待并禁止华工问题，发起了一个很大的反美运动，那时学校还不多，虽然学生教员也相当努力，可是力量不大，运动的重心大概在于商界，在上海最为热烈，领头的有一个曾少卿，这名字我还记得很清楚，知道他是福建人，至于是那一行的商人，则已经弄不明白了。中国其时没有实力，结果只是抵制美货，坚持得也不能很久，但那是第一次的人民的对外抗争，（义和团的方法太缺知识了，姑且不算。）是最有意义的事。演说和报章的话全记不得了，但《黑奴吁天录》的影响一定会得有，引用也是可能的。
　　一九零几年春柳社在东京公演，距辛丑总有六七年了吧，所演的还是《黑奴吁天录》，扮哲而治的人在山头上有一段演说，也是鞭策中国人的，这回却不在反美而是排满了。弘一法师其时名叫李哀，也在这社里，我们去看那一回的演戏，差不多就是为他而去的，虽然他在戏里扮的是什么人现在早也忘记了。
　　（1950年11月17日《亦报》）
　　《迦因小传》
　　我知道英国哈葛德的小说，由于林琴南的译书，大概可以分作两类，其一是神怪蛮荒的，如《埃及金塔剖尸记》与《鬼山狼侠传》，其二是言情的，《迦因小传》之外还有《玉雪留痕》、《橡湖仙影》等，属于早期译品，都还精致。我当时佩服他，特别是关于《迦因小传》，这并不因为我喜欢言情，乃是别有理由的。在这以前曾经出版过一册同名的小说，大约是文明书局印行的吧，译者名字已不记得，也不知道是否说明是哈葛德所著，顶特别的是从中间说起，说是因为上半已逸，怎么也找不到，所以只好如此。我们读了很是喜欢，可是也很纳闷，为什么这只剩了半部了呢。及至林译的《迦因小传》出来，才知道汉文虽有两册，原文就只是一本，假如不被老鼠咬坏，那是不会得只有半部的，其所以如此的显然是译者所干的事，即是他只翻译了一半。为什么要把上半删除了的呢？我们拿林译的上卷来看，才明白这是因为说迦因与人私通了，想不到中国译书人倒要替外国小说里的女郎保守贞操，虽是好意，却也未免是太多事了。那时林先生毅然决然的将全部补译出来，这种精神实在很可佩服，至今也还是值得表扬的。
　　（1951年3月11日《亦报》）
　　《天方夜谈》
　　《天方夜谈》是我在学堂里看到的唯一的新书，如读本所说我想我该喜欢它的。在中文书方面，当时看了很喜欢的也有好些，如《饮冰室自由书》等，真可以说是读了不忍释卷，但是后来也就不怎么珍重了。《天方夜谈》的时间却是很长，正如普通常说的，从八岁到八十岁的老小孩子大概都不会忘记它，只要读过它的几篇。在本国这类的东西并不是没有，如《西游记》、《封神传》，民间传说的故事如《白蛇》、《蛇郎》及《老虎外婆》等，文人写的有《聊斋志异》为代表，这些也为人所爱读，过于“四书”、“五经”，但是比起《天方夜谈》来总还有点不如。“西游”、“封神”的故事里大人物太多，都是什么老祖什么佛，空气有点硬化，而且不免单调，《蛇郎》等童话没有这缺点了，却是还在幼稚期，不曾十分长发。《天方夜谈》原是这一类质料，但从市场上经过了来，由多年说话人的安排与听众的取舍，使它更是丰富纯熟，要拿以前茶馆里的《聊斋演义》相比，多少近似，不过它并无蒲留仙那样的原本，所以可说是真正的民间文学了。我认识了这一本书，觉得在学堂里混过的几年也还不算白费，虽然那时的书早已遗失了，前几年托友人在上海买了一册《现代丛书》本，根据白敦译文最为可靠，可惜中间一叠十六页错订缺少。中文有奚若译四册，大抵系依据雷恩译文选本，因为是古文，所以没有细读。
　　（1951年10月24日《亦报》）
　　《亚当的肚脐》
　　近来看到一本美国人所写的书，是日本人翻译出来的，名叫《胡说的博物志》，或者也可以直译为《荒唐思想的自然史》。名字起的有点儿刁钻古怪，主意却是很好的，它凭了科学常识，来与现存的许多迷信和偏见作斗争，从动物说起，讲到人类，涉及男女两性和人种的差别看待，有两三章专讲黑人和犹太人问题的。著者名伊文思，是美国西北大学的教授，是个文学博士，因为所讨论的有些是重要问题，不好说的太老实了，所以他的笔锋一扭，也有些说法是刁钻古怪一点了。在自序里他这样的说：“在一百年以前，尊重理性的人们简直是同住在敌国的间谍似的过日子。他们如不是用了反诘或是比喻遮掩着，不能在外边摇摆着走路。假如现出本相来的话，那就是致命伤。
　　“现在他们的立场却好像是游击队员。他们伏在掩蔽物的中间打枪，袭击掉队的敌人，或是扰乱退却中的后卫，截断通信，有时出击孤立的分队。
　　但是他们还没有能够和主力军去开战，因为这样的做是要被歼灭的。他们的生活是在危险底下暴露着，但是很有刺激性的。而且在他们中间，有一种在懒惰人的募兵与正统主义者里边所不能看到的同志的连系存在。
　　“这本书是给那些为了确立常识而战斗的年轻诸君当作一本手册。在这里边，我想指示这无知的大军在于什么地方。对于哪个要塞人手还不够用，哪里反抗的敌兵不多，都用了秘密的暗号指示出来。此外掩蔽物以及拟装的使用方法，侵入或退出的方法，也要讲讲，又遮断道路，地雷敷设的地图和装置法，也写在里边。又关于敌人间谍的活动，或是看出愚人的确实方法，也用暗号写下了。
　　“各位新兵同志如看完了这书，最好隔墙丢进敌人的兵营里去。这样会使得敌军开小差的增加起来，也说不定。”
　　这书是一九五八年出版的，中分十七章，第一章题为《亚当的肚脐》，这便定的很特别。大家都知道他是上帝所造的第一个男人，样子当然同后代的人没有什么两样，自然有一个肚脐的了。但是这在古代却很成为问题，其实这还不是怎样古，不过是十五世纪，在中国已是明朝中间，于谦出场的时代罢了。其时世间还不明白肚脐是怎么一回事，以为是身体上无用的东西，但是文艺复兴期的巨匠绘画却都是写实的，所写亚当与夏娃刚从乐园被赶了出来，都是赤身裸体的，虽然用无花果的叶子遮盖了前后，仍旧露出了肚脐。
　　这就成了大问题，在宗教家看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议论，假如亚当没有肚脐，那算做人是不完全的，上帝不能造出不完全的东西来，若是有的因为那没有用处，上帝造物也不会得没有目的。那么到底是怎么好呢？后来妥玛勃朗这大学者出来总结说，虽然米开阑基罗他们画的亚当是有肚脐，那是错误的，因为创造主不会造出这样毫无用处的多馀的部分。所以画亚当、夏娃如有肚脐，便算是大不敬。米开阑基罗因为与法王要好，给他的礼拜堂画壁，因此就算没有什么问题，得以了事。
　　这里所说是五百年前的事情，但是在一九四四年，便是现今廿年前，这问题却又发生了。这回是发生在美国众议院，以北卡罗来纳州选出的议员达拉谟为主席的军事委员会小组里。当时有两个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所著的一册三十二页的小书，名叫《各样的人种》，要印发给军人去看，因为插页里有一张画着有肚脐的亚当，于是这件事便搁了浅了。为什么议员老爷对于始祖的肚脐还是这样的不安呢？所以著者不禁要挖苦他们，是不是因为拼法稍差，认为肚脐问题即是海军问题，——这两个英文字本来只差了一个字母，——所以觉得这是小组的权限以内的事情吗？其实事体不是那么简单，却要严重得多，因为做书的那两个书呆子的教授不明世故的乱说，揭穿了政治家所平常不大愿意人家知道的事情，说什么人种云云多出于偏见，因为我们大多数都是混血，除了肉体的特征以外，所谓人种的特征都不过是环境的产物。
　　而且更可怕的乃是引用了第一次欧战中美国陆军所作的调查，据说美国北部出身的黑人的平均智能要比南部出身的白人为高。这怎么能行呢？于是议员老爷们凭了他们可怜的智能，回头来求救于《旧约》圣书，如著者所说的，就在这最没有防备的肚脐上打它一拳，把这邪说的书送了回去，可以保持白人优胜之说了。
　　自从一八二○年法王披奥七世承认了哥白尼的学说以来，已经有一百四十多年了，但是世上仍有不相信地球自转的人，因为这是和圣书上所说的不合。到了一九四二年，有一个住在伊利诺州锡安（圣书上是这样译的，但美国人却读作宰温了）地方的人，名叫格伦婆利伐，却说这地是同糕饼一样的平坦的，很使得有些正信的人高兴。著者曾说：“世上没有比谬误更是强有力的东西了。一种论争决没有解决了，就消灭不见了的。即使看去是这样，也只是沉没在学识底下，实在是在人心暗处，不可测知的洞穴里面，很好的生存着。”这是明白的，不是用了暗号，说明敌人的可怕了，这也就是警告做游击队员所要注意的地方。
　　（1964年2月2日香港《新晚报》）
　　第二辑
　　《结婚的爱》
　　《结婚的爱》（Married Love）是我近来所见最好的书籍之一。著者斯妥布思女士（Marie Stopes）是理学及哲学博士，又是皇家文学会及植物学会员，所著书在植物学方面最多，文学方面有剧本数种，最后是关于两性问题的书：《结婚的爱》讲夫妇间的纠葛，《聪明的父母》讲生产限制，《光辉的母性》讲育儿。《结婚的爱》出版于一九一八年，我所见到的去年六月新版，已经是第一百八十一千里的一本了。
　　“性的教育”的重要，现在更无须重说了。但是只明白了性的现象，而不了解性的法则，其结果也只足以免避性的错误，至于结婚后的种种纠葛仍无可免。半开化的社会的两性关系是男子本位的，所以在这样社会里，正如晏殊君在《妇女杂志》（三月号）上所说，女子“被看做没有性欲的”，这个错误当然不言而喻了。文明社会既然是男女平等的，又有了性的知识，理论应该是对了，但是却又将女性的性欲看做同男性一样的，——这能说是合于事理么？据《结婚的爱》的著者说，这不但不合，而且反是许多不幸的根源。性的牵引本来多在于二者之差异，但这当初牵引的差异后来却即为失调的原因。异性的要求不全一致，恋爱的配合往往也为此而生破裂，其馀的更不必说了。《结婚的爱》便是想去解决这个纠葛的一篇论文，他的意见，简单的说来是主张两性关系应是女子本位的。
　　本书的重要的话，都在四五两章里。现在有许多学者都已知道两性的性欲的差异，男子是平衡的，女性是间歇的。第四章名《根本的冲动》，便是研究这个问题的，根据精密的调查，发见了一种定期律，却与以前学者们所说的全然不同。第五章名《相互的调节》，是最切要的一章，写的非常大胆而严肃。篇首引圣保罗与罗马人书的一句，“爱是不加害与人的”，可以说是最深切的标语。有些人知道两性要求的差异，以为不能两全，只好牺牲了一方面，“而为社会计，还不如把女子牺牲了”。大多数的男子大约赞成这话，但若如此，这决不是爱了，因为在爱里只有完成，决没有牺牲的。要实现这个结婚的爱，便只有这相互的调节一法，即改正两性关系，以女性为本位。这虽然在男子是一种束缚，但并非牺牲，或者倒是祝福。我们不喜那宗教禁欲的主义，至于合理的禁欲原是可能，不但因此可以养活纯爱，而且又能孕育梦想，成文艺的种子。我想，欲是本能，爱不是本能，却是艺术，即本于本能而加以调节者。向来的男子多是本能的人；向来的爱只有“骑士的爱”才是爱，一落在家庭里，便多被欲所害了。凯沙诺伐是十八世纪欧洲的一个有名的荡子，但蔼理斯称他“以所爱妇女的悦乐为悦乐而不耽于伊们的供奉”，所以他是知爱的人。这“爱之术”（Ars amatoria）以前几乎只存在草野间了，《结婚的爱》可以说是家庭的爱之术的提倡传授者。
　　《结婚的爱》是一本“给结婚的男女看的书”，所以我不多抄录他的本文了。《不列颠医学杂志》批评他说，“在已结婚或将要结婚的人，只要他们在精神身体上都是正则的，而且不怕去面事实，这是一部极有益的书。”
　　因此我也将他介绍给有上面所说的资格的人们。不过我还有一句废话，便是要请他们在翻开书面之前，先自检查自己的心眼干净与否。圣保罗说：“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蔼理斯在《圣法兰西斯论》中说，“我们现在直视一切，觉得没有一件事实太卑贱或太神圣不适于研究的。但是直视某种事实却是有害的，倘若你不能洁净的看。”以上也就是我的忠告。
　　（我很怕那些大言破坏一切而自己不知负责，“加害与人”的，所谓自由恋爱家的男子。）
　　《结婚的爱》布面的价三元馀，纸面的二元，以英国板为佳，因为我的一本《光辉的母性》系美国板，其中有删节的地方，所以推想美国板的《结婚的爱》一定要删节的更多了。（听说因为他们有一种什么猥亵条例。）英国诗人凯本德（Ed-ward Carpenter）的《爱的成年》（Love’s Coming of age）前回在本刊上曾连带的说起过，也是有益的书，原本英国出板，美国《现代丛书》（Modern Library）里也收着，价一元馀。曾经郭须静君译出，收在晨报社丛书内。但是已经绝板了；听说不久拟校订重印，希望他早日成功，并且能够更多更有力的传达那优美纯洁的思想到青年男女的中间去。
　　（1923年4月18日《晨报副刊》）
　　《爱的创作》
　　《爱的创作》是与谢野晶子《感想集》的第十一册。与谢野夫人（她本姓凤）曾作过好些小说和新诗，但最有名的还是她的短歌，在现代歌坛上仍占据着第一流的位置。十一卷的《感想集》，是十年来所做的文化批评的工作的成绩，总计不下七八百篇，论及人生各方面，范围也很广大，但是都很精彩，充满着她自己所主张的“博大的爱与公明的理性”，此外还有一种思想及文章上的温雅（Okuyukashisa），这三者合起来差不多可以表出她的感想文的特色。我们看日本今人的“杂感”类文章，觉得内田鲁庵的议论最为中正，与她相仿，唯其文章虽然更为轻妙，温雅的度却似乎更减少一点了。
　　《爱的创作》凡七十一篇，都是近两年内的著作。其中用作书名的一篇关于恋爱问题的论文，我觉得很有趣味，因为在这微妙的问题上她也能显出独立而高尚的判断。普通的青年都希望一劳永逸的不变的爱，著者却以为爱原是移动的，爱人各须不断的创作，时时刻刻共相推移，这才是养爱的正道。
　　她说：
　　“人的心在移动是常态，不移动是病理。幼少而不移动是为痴呆，成长而不移动则为老衰的征候。
　　“在花的趣味上，在饮食的嗜好上，在衣服的选择上，从少年少女的时代起，一生不知要变化多少回。正是因为如此，人的生活所以精神的和物质的都有进步。……世人的俗见常以为夫妇亲子的情爱是不变动的。但是在花与衣服上会变化的心，怎么会对于与自己更直接有关系的生活倒反不敏感的移动呢？
　　“就我自己的经验上说，这二十年间我们夫妇的爱情不知经过多大的变化来了。我们的爱，决不是以最初的爱一贯继续下去，始终没有变动的，固定的静的夫妇关系，我们不断的努力，将新的生命吹进两人的爱情里去，破坏了重又建起，锻使坚固，使他加深，使他醇化。……我们每日努力重新播种，每日建筑起以前所无的新的爱之生活。
　　“我们不愿把昨日的爱就此静止了，再把他涂饰起来，称作永久不变的爱：我们并不依赖这样的爱。我们常在祈望两人的爱长是进化移动而无止息。
　　“倘若不然，那恋爱只是心的化石，不能不感到困倦与苦痛了罢。
　　“我们曾把这意见告诉生田长江君，他很表同意，答说，‘理想的夫妇是每日在互换爱的新证书的。’我却想这样的说，更适切的表出我们的实感，便是说夫妇是每日在为爱的创作的。”
　　凯本德在《爱与死之戏剧》上引用爱伦凯的话说，“贞义决不能约束的，只可以每日重新的去赢得。”又说，“在古代所谓恋爱法庭上，武士气质的人明白了解的这条真理，到了现今还必须力说，实在是可悲的事。恋爱法庭所说明的，恋爱与结婚不能相容的理由之一，便是说妻决不能从丈夫那边得到情人所有的那种殷勤，因为在情人当作恩惠而承受者，丈夫便直取去视若自己的权利。”理想的结婚便是在夫妇间实行情人们每日赢得交互的恩惠的办法。凯本德归结的说，“要使恋爱年年保存这周围的浪漫的圆光，以及这侍奉的深情，便是每日自由给与的恩惠，这实在是一个大艺术。这是大而且难的，但是的确值得去做的艺术。”这个爱术到了现代已成为切要的研究，许多学者都着手于此，所谓爱的创作就是从艺术见地的一个名称罢了。
　　中国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我只见到张竞生君的一篇《爱情的定则》。无论他的文句有怎样不妥的地方，但我相信他所说的“凡要讲真正完全爱情的人不可不对于所欢的时时刻刻改善提高彼此相爱的条件，一可得了爱情上时时进化的快感，一可杜绝敌手的竞争”这一节话，总是十分确实的。但是道学家见了都着了忙，以为爱应该是永久不变的，所以这是有害于世道人心的邪说。道学家本来多是“神经变质的”（Neu-rotic），他的特征是自己觉得下劣脆弱；他们反对两性的解放，便因为自知如没有传统的迫压他必要放纵不能自制，如恋爱上有了自由竞争他必没有侥幸的希望。他们所希冀的是异性一时不慎爱上了他，于是便可凭了永久不变的恋爱的神圣之名把她占有专利，更不怕再会逃脱。这好像是“出店不认货”的店铺，专卖次货，生怕买主后来看出破绽要来退还，所以立下这样规则，强迫不慎的买主收纳有破绽的次货。真正用爱者当如园丁，想培养出好花，先须用上相当的精力，这些道学家却只是性的渔人罢了。大抵神经变质者最怕听于自己不利的学说，如生存竞争之说很为中国人所反对，这便因为自己没有生存力的缘故，并不是中国人真是酷爱和平；现在反对爱之移动说也正是同样的理由。但是事实是最大的威吓者，他们粉红色的梦能够继续到几时呢。
　　爱是给与，不是酬报。中国的结婚却还是贸易，这其间真差得太远了。
　　（1923年7月15日《晨报副刊》）
　　【附记】
　　近来阅蔼理斯的《性的心理研究》第五卷《色情的象征》，第六章中引法国泰耳特（G.Tarde）的论文《病的恋爱》，有这几句话：“我们在和一个女人恋爱以前，要费许多时光，我们必须等候，看出那些节目，使我们注意，喜悦，而且使我们因此掩过别的不快之点。不过在正则的恋爱上，那些节目很多而且常变。恋爱的真义无非是一种环绕着情人的航行，一种探险的航行而永远得着新的发见。最诚实的爱人，不会两天接续的同样的爱着一个女人。”他的话虽似新奇，却与《爱的创作》之说可以互相参证。编订时追记。
　　读《欲海回狂》
　　我读《欲海回狂》的历史真是说来话长。第一次见这本书是在民国元年，在浙江教育司里范古农先生的案头。我坐在范先生的背后，虽然每日望见写着许多墨笔题词的部面，却总不曾起什么好奇心，想借来一看。第二次是三年前的春天，在西城的医院里养病，因为与经典流通处相距不远，便买了些小乘经和杂书来消遣，其中一本是那《欲海回狂》。第三次的因缘是最奇了，去年甘肃杨汉公因高张结婚事件大肆攻击，其中说及某公寄《欲海回狂》与高君，令其忏悔。我想到那些谬人的思想根据或者便在这本善书内，所以想拿出来检查一番，但因别的事情终于搁下了，直到现在才能做到，不过对于前回事件已经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只是略说我的感想罢了。
　　我常想，做戒淫书的人与做淫书的人都多少有点色情狂。这句话当然要为信奉“《安士全书》的人生观”的人们所骂，其实却是真的，即如书中“总劝”一节里的四六文云，“遇娇姿于道左，目注千番；逢丽色于闺帘，肠回百转”，就是艳词，可以放进《游仙窟》里去。平心而论，周安士居士的这部书总可以算是戒淫书中之“白眉”，因为他能够说的彻底。卷一中云，“芙蓉白面，须知带肉骷髅；美貌红妆，不过蒙衣漏厕”，即是他的中心要义，虽然这并非他的新发见，但根据这个来说戒淫总是他的创见了。所以三卷书中最精粹的是中卷“受持篇”里“经要门”以下的几章，而尤以“不净观”一章为最要。我读了最感趣味的，也便是这一部分。
　　我要干脆的声明，我是极反对“不净观”的。为什么现在却对于它这样的感着趣味呢？这便因为我觉得“不净观”是古代的性教育。虽然他所走的是倒路，但到底是一种性教育，与儒教之密藏与严禁的办法不同。下卷“决疑论”中云：“男女之道，人之大欲存焉。欲火动时，勃然难遏，纵刀锯在前，鼎镬随后，犹图侥幸于万一，若独藉往圣微词，令彼一片淫心冰消雪解，此万万不可得之数也。且夫理之可以劝导世人助扬王化者，莫如因果之说矣；独至淫心乍发，虽目击现在因果，终不能断其爱根，唯有不净二字可以绝之，所谓禁得十分不如淡得一分也。论戒淫者，断以不净观为宗矣。”很能明白的说出它的性质。印度人的思想似乎处处要比中国空灵奇特，所以能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发明一种特殊的性教育，想从根本上除掉爱欲，虽然今日看来原是倒行逆施，但是总值得佩服的了。
　　现在的性教育的正宗却是“净观”，正是“不净观”的反面。我们真不懂为什么一个人要把自己看做一袋粪，把自己的汗唾精血看的很是污秽？倘若真是这样想，实在应当用一把净火将自身焚化了才对。既然要生存在世间，对于这个肉体当然不能不先是认，此外关于这肉体的现象与需要自然也就不能有什么拒绝。周安士知道人之大欲不是圣贤教训或因果劝戒所能防止，于是想用“不净观”来抵御它：“不净观”虽以生理为本，但是太挠曲了，几乎与事实相背，其结果亦只成为一种教训，务阻塞而非疏通：凡是人欲，如不事疏通而妄去阻塞，终于是不行的。净观的性教育则是认人生，是认生之一切欲求，使人关于两性的事实有正确的知识，再加以高尚的趣味之修养，庶几可以有效。但这疏导的正路只能为顺遂的人生作一种预备，仍不能使人厌弃爱欲，因为这是人生不可能的事。
　　《欲海回狂》——佛教的“不净观”的通俗教科书①——在有常识的人看了是很有趣味的书，但当作劝世的书却是有害的。像杨汉公辈可以不必论矣，即是平常的青年，倘若受了这种禁欲思想的影响，于他的生活上难免种下不好的因，因为性的不净思想是两性关系的最大的敌，而“不净观”实为这种思想的基本。儒教轻蔑女子，还只是根据经验，佛教则根据生理而加以宗教的解释，更为无理，与道教之以女子为鼎器相比其流弊不相上下。我想尊重出家的和尚，但是见了主张“有生即是错误”而贪恋名利，标榜良知而肆意胡说的居士儒者，不禁发生不快之感，对于他们的圣典也不免怀有反感，这或者是我之所以不能公平的评估这本善书的原因罢。
　　十三年二月
　　① 佛教本来只是婆罗门教的改良，这种不净观大约也是从外道取来，如萨克谛宗徒的观念女根瑜尼，似即可转变为《禅秘要经》中的诸法。不过这单是外行人的一种推测，顺便说及罢了。——作者原注。
　　《诃色欲法》附识
　　案右文见《法苑珠林》卷七五，十恶篇六邪淫部二诃欲类中，上头冠以“《佛说日明菩萨经》云”六字，查《阅藏知津》的西土圣贤撰集下，“《菩萨诃色欲法》，一纸欠，南宜北稿；姚秦天竺沙门鸠摩罗什译。”这就是上文的来源与说明。我翻印这篇东西的理由第一因为文章实在流畅，话也说的痛快，“不为此物之所惑也”！这真是掷地作金石声。第二因为现代似乎颇欢迎“厌女派”（Misogynistes）的文章，我也想来介绍一篇，但是终于只找到这篇刊文。我当初在《欲海回狂》上只见到一部分，很是惋惜，后来在西山养病，得见全豹，便把它抄了下来，纸尾还有年月的数目“二一七五”，这回居然得到发表的机会，但数目已经是“二五一一三○”了。
　　我知道这篇色欲法有点诃得太旧，太是寺院气，现代的厌女哲学最新的是日耳曼派的了。基督教的不净观已经过了时，虽然它的影响当然还遗留在人心上，不管是怎么新教国：马丁路得反正也是把女人当作夜壶看的。自然，我们所要说的是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头号新鲜的，例如叔本华咧，尼采咧，还有华宁格耳。房分略远一点，有摆伦与斯忒林堡，是著名文士，十分厌女人，也是十分喜欢女人的。但是最闻名的祖师总要算叔本华，他的《妇女论》是现代厌女宗的圣书。
　　不过，我是有点守旧癖的人，不大喜欢新的，翻板的东西。据他们说，叔本华的厌女哲学全是由于性爱缺陷之反动，好像失恋者的责骂，说得好时可以得人家的同情，却不大能够说服人，除非是他的同病。叔本华和他母亲的关系大家大约是知道的，她虽然没有像摆伦老太太似的把他的脚拗跷，却也尽够不对了：这种情形据心理分析家说来是于子女有极大不幸的影响的。
　　后来未必全然因为他的猫脸的关系吧，总之他没有娶妻，但冶游当然是常有的，所以终于患了梅毒，——这件事似乎使他更是深恶痛绝那可憎的女性了。
　　他的前辈特煞特（De Sade）侯爵也是如此，因为不幸的结婚与恋爱关系，一变而为现代厌女宗的开山，又是“煞提死木死”（Sadismus 可译云“他虐狂”）
　　的代表者。他的著作里充满这两种特色，但是文章似乎不很高明，不甚见知于世，除了那些医生之流。然而他的思想有些便都传授给叔本华先生了。据柏林皮肤生殖科医生医学博士伊凡勃洛赫在《现代的两性生活》上说，《妇女论》中的意见有许多与煞特侯爵所说相同，论中最精采的一节，痛嘲女人形体的丑恶云：（借用张慰慈先生译文）“只有那般为性欲所迷的男子才把这一短小的狭肩膀的，阔大腿的，短小腿的人种叫做优美的女性！”
　　煞特侯爵在他的小说《朱力厄特》（Juliette）第三卷中说着同样的话。
　　“从你所崇拜的一个偶像身上脱去了她的衣服。这就是那两条短而且弯的腿，使你这样地颠倒昏迷的么？”他又在一部小说上说，那些能够断绝情欲，不与那“堕落的虚伪的恶毒的东西”交接的男子，真是幸福的人。我不说叔本华是抄袭的诗人，但的确觉得他这些思想并不怎么新奇，虽然因了他的文章总还是值得读的。他说为性欲所迷，这实是平凡之至的话。生而为有性动物的人，有那一件事不含有性欲的影响，就是看花，据赫孙（W.H.Hudson）
　　*蔼理斯（HavelockEllis）等人说，也有性的意味，花色之优劣以肉体联想为标准，花香则与性之气体等相近。人要不为她所迷，好似孙猴子想跳出我佛如来的掌心，有点不大容易。在我想来，涅槃之乐还不如喝一杯淡酒，读两首赞叹短小腿的人种的诗，不论古今：因为我是完全一个俗人，凡人。叔本华据说是热心于涅槃的，那自然也是很好，中国老小居士知道了一定要大乐，东方文化去救西洋可见并不始于欧战之后。（其实，基督教也是我们东方的，更是古已有之。但是此刻现在这且莫谈。）那么，日明师父的确是他的前辈，我们能够编订他的文章，抄进这个报里，可以说也与有光荣焉了罢。
　　勃洛赫医生（Dr.Bloch）却听了勃然大怒，在《厌女思想》一章中说，“叔本华，斯忒林堡，华宁格耳等，完全与特煞特同一精神，著书宣传对于女性之轻蔑；这个种子遇见了现代青年却正落在肥地上了。那些年青的傻子便都鼓起了‘男性的傲慢’，觉得自己对于那劣性是‘精神的武士’了；那些满足清醒了的荡子们也来学时髦，说厌女，（当然都是暂时的，）聊以维持他们的自尊。倘若我们要说‘生理的低能’，让我们把这个名称加在这般讨厌的人们身上。正如乔治希耳特在《往自由的路》上所说，这样的男性的狂妄只是精神缺陷症的一种变化。”喔，喔，勃大夫未免太不幽默一点了。
　　我想，隆勃罗所的天才都有点风狂的话是不错的，但在艺术上这风狂却没有什么要紧，而且可以说是好的，因为他能够给我们造出大艺术来。不过，你自己如不是有点天分而想去学他们，或相信了他们的风话，那就有些危险，与相信普通风子的话没有多大差别。勃大夫的警告如给这些平凡的读者，那也是颇有益的，所以把它抄在这里，要请识者原谅。
　　喔，在《诃色欲法》后写“鞋子话”（用古文写大约是履言二字）不意竟有本文四倍以上之长，可谓胡涂矣，而且其中颇有“重女轻男”的嫌疑，更属不合，理合赶紧收束，写竟如上文。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夜中，岂明谨识。
　　* 注：赫孙所说见鸟与人（Birds and Man）一篇讲花的颜色的论文。——作者原注。
　　【附】诃色欲法（日明菩萨）
　　女色者世间之枷锁。凡夫恋者，不能自拔。女色者世间之重患，凡夫困乏，至死不免。女色者世间之衰祸，凡夫遭之，无厄不至。
　　行者既得舍之，若复顾念，是为从狱得出，还复思入；从狂得正，而复乐之；从病得差，复思得病。智者怒之，知其狂而颠蹶，死无日矣。
　　凡夫重色，甘为之仆，终身驰骤，为之辛苦，虽复铁质寸斩，锋镝交至，甘心受之，不以为患，狂人乐狂，不是过也。
　　行者若能弃之不顾，是则破枷脱锁，恶狂厌病，离于衰祸，既安且吉，得出牢狱，永无患难。
　　女人之相，其言如蜜，而其心如毒。譬如停渊澄镜，而蛟龙居之；金山宝窟，而师子处之。当知此害，不可暂近。室家不和，妇人之由；毁宗败族，妇人之罪。实是阴贼，灭人慧明；亦是猎围，鲜得出者。譬如高罗，群鸟落之，不能奋飞；又如密网，众鱼投之，刳肠俎几；亦如暗坑，无目投之，如蛾赴火。是以智者知而远之，不受其害；恶而秽之，不为此物之所惑也。
　　《香园》
　　一
　　理查白登（Sir Richard Burton， 1821—90）是英国近代的大旅行家，做过几任领事，后授勋爵，但他的大胆不羁却完全超出道学的绅士社会之外。
　　据说有一回格兰斯敦讲演，大谈东方事情，大家屏息谨听，白登独起来说道：“格兰斯敦先生，我告诉你，你所说的话，都完全绝对与事实相反。”邻坐的人便将一张纸片塞在他的手里，上边写道，“勿反对格兰斯敦先生，此为从来所无。”但白登的名誉（在别方面说也可以算是不名誉）据我们看起来却更伟大地建筑在他的《一千一夜》全译与笺注上，只可惜没有钱买一部旧书来看，单是闻名罢了。亚拉伯有这一部奇书，是世界故事的大观；波斯另有一部东西，也不愧为奇书。这就是蔼理斯在他的大著里时常说起的《香园》。
　　据美国加耳佛顿著《文学上之性的表现》（Calverton， Sex expression in literature.1926）说：“白登尽力于《香园》之翻译，自己说是文学工作中的最上成绩，死后却被他的妻毁掉了，她辩护这种风狂的行为说，她希望他的名誉永远无疵瑕地存在。她又把白登的罗马诗人加都路思的未完译本，日记笔记一切稿件，都同《香园》烧掉，以为这是尽她贤妻的责任。白登的妻这样凶猛地毁灭贵重的文稿，其动机是以中产阶级道德为根据，而使白登去翻译像《香园》这种淫书的动机当然是非中产阶级的了。”
　　我在这里不禁联想到刻《素女经》等书的故叶德辉先生了。这些书，自然都是道士造出来的，里边有许多荒谬的话，但也未必没有好的部分，总不失为性学的好资料，叶氏肯大胆地公表出来，也是很可佩服的，——所可怪的是，他却是本来“翼教”的，当然是遵守中产阶级道德，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不过这个谜或者也还不难明了，叶氏对于这些书的趣味大约只在于采补一方面，并不在于坦白地谈性的现象与爱之艺术，有如现代常识的人们所见。据京津报上所载，叶氏已在湖南被枪毙了。为什么缘故呢，我们不知道。我希望总不会是为了刻那些书的缘故罢？中国有最奇怪的现象，崇奉圣道的绅士，常有公妻（自然是公人家的）之行为，平时无人敢说，遇有变乱便难免寻仇，这是很常见的。日本的机关《顺天时报》最喜造谣，说中国某处公妻，却不知中国老百姓是最不愿公妻的，决不会发生这种运动，只有绅士与大兵有时要试他一试，结果常常是可怕的反动，古语所谓民变，前年河南红枪会之屠杀陕军，即是明证，别处地方之迫害绅士也多少与这个有关。在中国的日本报专以造谣为事，本来不值得计较，只是因叶德辉的事连带说及，并非破工夫和他对说，要请读者原谅。
　　二
　　我前曾说起亚拉伯的奇书《香园》，近日于无意中得到一本。蔼理斯在《性心理之研究》第六册五一三页上说：
　　“一经受了基督教底禁欲主义底洗礼以后，爱情便不再是，如同在古代一样，一种急需培养的艺术，而变为一种必须诊治的病症，因此上古尊崇爱底艺术之精神之承继者，不是耶教化的国家，而是回教化的地方了。奈夫苏义（Nefzawi）底《馥郁的田园》大概是十六世纪在特尼斯（Tunis）城的一位著作家所作的，他底卷首语就很明了地表示给我们，爱情并不是一种疾病，感谢神，他把男子底最大的愉快放在女人的身上，并且使女人能够从男子底身上获得最大的快乐”。（采用汉译《爱底艺术》十三页译文，但文字上略有改动，卷首语查原书说的非常率直，比蔼理斯所引还要直说，现在索性改得含混一点了。）
　　我所有的这一本书，题名《怡神的香园》，奈夫札威上人（ Shaykh Nafzawi）原著，全书凡二十一章，这是三卷中之第一卷，仅有首三章，及序文一百十一叶。第一章论女人所珍赏的男子，第二章论男子所爱重的女子，第三章论为女人所轻蔑的男子，各以《一千一夜》式的故事申明之。卷首译者引理查白登语曰：“这不是给婴孩看的书。”此书在欧洲出板皆非公开，唯照我们的眼光看去，其故事之描写虽颇直率，在中国旧小说中并非希有，故亦不足惊异，但与中国淫书有一相差极远的异点，即其态度全然不同。中国的无聊文人做出一部淫书，无论内容怎样恣肆，他在书的首尾一定要说些谎话，说本意在于阐发福善祸淫之旨，即使下意识里仍然是出于纵欲思想，表面总是劝惩，所说的也就更是支离了。奈夫札威上人的意思却在编一部恋爱的教科书，指导人应该如此而不应该如彼，他在开始说不雅驯的话之先，恭恭敬敬地要祷告一番，叫大悲大慈的神加恩于他，这的确是明澈朴实的古典精神，很是可爱的。我又曾见到一本印度讲《爱之术》（Ars Amatoria，用中国古语应译作房中术）的书，德人须密特所译，名为Das Ratirahasyarn（欲乐秘旨），共十五章，首论女人的种类，末列各种药方，与叶德辉所辑的《素女经》等很是相像，但与中国也有一个极大的异处，就是这位“博学诗人”壳科加君（Sir Kokkoka）并不是黄帝彭祖之徒，希望白日飞升的，所以他说的只是家庭——至多也是草露间的事，并没有选鼎炼丹这种荒唐思想。我们看过这些书，觉得很有意思，不仅满足了一部好奇心，比看引用的文字更明白他的真相，又因此感到一件事实，便是中国人在东方民族中特别是落后；在上面的两个比较上可以看出中国人落在礼教与迷信的两重网里，（虽然讲到底这二者都出萨满教，其实还是一个。）永久跳不出来，如不赶紧加入科学的光与艺术的香去救治一下，极少解脱的希望。其次觉得有趣味的是，这些十五六世纪的亚拉伯印度的古怪书里的主张很有点与现代相合。
　　蔼理斯在他的大著上早已说过，随后经斯妥布思女士的鼓吹，在文明社会（这当作如字讲，我并不含有一点反意），差不多都已了解，性的关系应以女性为主，这一层在那异教徒们他提倡的似乎也是如此。文明社会如能多少做到这样，许多家庭与恋爱的悲剧可以减少，虽然全体的女子问题还须看那普天同愤神人不容的某种社会改革能否实现才能决定，我们此刻无须多嘴的了。
　　十六年八月五日，于北京
　　读《性的崇拜》
　　性的崇拜之研究给我们的好处平常有两种。其一是说明宗教的起源，生物最大的问题是自己以及种族之保存，这种本能在原始时代便猛烈地表现在宗教上，而以性之具体或抽象的崇拜为中心，逐渐变化而成为各时代的宗教。
　　普通讲性的崇拜的书大抵都注重这一点，但他有更重大的第二种好处，这便是间接地使我们知道在一切文化上性的意义是如何重要。性的迷信造成那种庄严的崇拜，也就是这性的迷信造成现在还存留着的凶很的礼教，把女子看作天使或是恶魔都是一种感情的作用，我们只要了解性的崇拜的意思，自可举一反三，明了礼法之萨满教的本义了。我们宗教学的门外汉对于性的崇拜之研究觉得有趣味，有实益，可以介绍的理由，差不多就在这一点上。
　　张东民先生的《性的崇拜》读过一遍，觉得颇有意思。我尝想这种著作最好是译述，即如我从前看过的芝加哥医学书局出板诃华德所著的一本，虽然是三十年前的旧作，倒很是简要可读。张先生的书中第三四五这三章声明是取材于瓦尔的著作，材料颇富，但是首尾两篇里的议论有些还可斟酌，未免是美中不足。如第五页上说，“所以古人有言道：“人之初，性本善，’这明明是说人在原初的时代，对于性之种种，本皆以为善良的。”著者虽在下文力说性质性情都脱不了性的现象之关系，以为这性字就是性交之性，其实这很明了地是不对的：我们姑且不论两性字样是从日本来的新名词，严几道的《英文汉诂》上还称曰男体女体，即使是宋代已有这用法，我们也决不能相信那《三字经》的著者会有卢梭似的思想。这样的解释法，正如梁任公改点《论语》，把那两句非民治思想的话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未始不很新颖，但去事实却仍是很远的了。又第六十四页上有这一节话：“唯自然之律，古今一样，他们既滥用了性交的行为，自该受相当的惩罚，于是疾病流行了，罪恶产生了。为防弊杜乱起见，一辈强有力者便宣布了种种禁令：“不许奸淫’，‘不许偷盗’，不许这样，不许那样，……而从这些消极的禁令式的规条中，伦理和道德等制度便渐渐演成了。”
　　关于这种制度的演成，我因为不很知道不能批评，但两性关系上的有些限制我却相信未必是这样演成的，这与其说因了“滥用”性的崇拜而发生，还不如说是根据性的崇拜之道理而造成的较为适合。我们对于性的崇拜常有一种误解，以为这崇拜与后代的宗教礼拜相差不远，其实很不一样。佛洛伊德在《图腾与太步》（勉强意译为族徽与禁制）中说及太步的意义，谓现代文明国人已没有这个观念，只有罗马的Sacer 与希腊的Hagios 二字略可比拟，这都训作神圣，但在原始时代这又兼有不净义，二者混在一处不可分开，大约与现代“危险”的观念有点相像，北京电杆上曾有一种揭示，文曰“摸一下可就死了！”这稍有点儿太步的意味。性的崇拜也就这么一件东西。因为它是如此神异的，所以有不可思议的功用与影响。“马蹄铁”可以辟邪，行经的妇人也就会使酒变酸；夫妇宿田间能使五谷繁茂，男女野合也就要使年成歉收：这道理原是一贯的，虽然结果好坏不同。我说“不许奸淫”不是禁止滥用性的崇拜，乃是适用性的崇拜之原理而制定的，即是为此。我们希望于性的崇拜之研究以外还有讲性道德与婚姻制度的变迁的历史等书出来，但我也希望这是以译述为宜。又德人H.Fehlinger 的小册《原始民族的性生活》等亦甚有益，很有可以使我们的道学家反省的地方。
　　一九二七年八月
　　《性的心理》
　　近来买到一本今年新出板的蔼理斯所著《性的心理》。同时不禁联想起德国“卍”字党的烧书以及中国舆论界同情的批评。手头有五月十四日《京报》副刊上的一则“烧性书”，兹抄录其上半篇于下：“最近有一条耐人寻味的新闻，德国的学生将世界著名的侯施斐尔教授之性学院的图书馆中所有收藏的性书和图画尽搬到柏林大学，定于五月十日焚烧，并高歌欢呼，歌的起句是日耳曼之妇女兮今已予以保护兮。
　　“从这句歌词我们窥见在极右倾的德国法西斯蒂主义领袖希特勒指导下一班大学生焚烧性书的目的，申言日耳曼之妇女今后已予以保护，当然足见在以往这些性书对于德国妇女是蒙受了不利，足见性书在德国民族种下了重大的罪恶。
　　“最近世界中的两大潮流——共产主义和法西斯蒂——中，德国似苏联一样与我人一个要解决的谜。步莫索里尼后兴起的怪杰希特勒，他挥着臂，指挥着数千万的褐衫同志，暴风雨似的，谋日耳曼民族的复兴，争拔着德国国家地位增高，最近更对于种族的注意，严定新的优生律和焚烧性书。”
　　下半篇是专说“中国大谈性学”的张竞生博士的，今从略。张竞生博士与Dr. Magnus Hirschfeld，这两位人物拉在一起，这是多么好玩的事。性书怎样有害于德国妇女，报馆记者与不佞都没有实地调查过，实在也难以确说。不过有一件事我想值得说明的，便是那些褐衫朋友所发的歇私底里的叫喊是大抵不足为凭的。不知怎的我对于右倾运动不大有同情，特别读了那起头的歌词觉得青年学生这种无知自大的反动态度尤其可惜，虽然国际的压迫使国民变成风狂原是可能的事，他们的极端国家主义化也很有可以理解的地方。北欧方面的报上传出一件搜书的笑话来，说大学生搜查犹太人著作，有老太婆拿出一本圣书，大家默然不敢接受。这或者是假作的，却能简要的指出这运动的毛病，这还是“十九世纪”的老把戏罢了。在尼采之前法人戈比诺（Arthur de Gob-ineau）曾有过很激烈的主张，他注重种族，赞美古代日耳曼，排斥犹太文化，虽近偏激却亦言之成理。后来有归化德国的英人张伯伦（H.S.Chamberlain）把这主张借了去加以阉割，赞美日耳曼，即指现代德国，排斥犹太，但是耶稣教除外，这非驴非马的意见做成了那一部著名的《十九世纪之基础》，实即威廉二世的帝国主义的底本。戈比诺的打倒犹太人连耶稣和马丁路得在内到底是勇敢的彻透的，张伯伦希特勒等所为未免有点卑怯，如勒微（Oscar Levy）博士所说，现代的反犹太运动的动机乃只是畏惧嫉妒与虚弱而已。对于这样子的运动我们不能有什么期望，至于想以保护解决妇女问题，而且又以中古教会式的焚书可以保护妇女，恐只有坚信神与该撒的宗教信徒才能承认，然而德国大学生居然行之不疑，此则大可骇异者也。
　　德国大烧性书之年而蔼理斯的一册本《性的心理》适出板，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八月十三日《独立评论》六十三期上有一篇《政府与娱乐》说得很好，其中有云：“因为我们的人生观是违反人生的，所以我们更加作出许多丑事情，虚伪事情，矛盾事情。这类的事各国皆有，拉丁及斯拉夫民族比较最少，盎格鲁撒克逊较多，而孔孟的文化后裔要算最多了。究竟西洋人因其文化上有古希腊，文艺复兴，及近代科学的成分在内，能有比较康健的人生观。”蔼理斯的《性的心理》第一卷出板于一八九八年，就被英国政府所禁止，后来改由美国书局出板才算没事，至一九二八年共出七卷，为世界性学上一大名著，可是大不列颠博物馆不肯收藏，在有些美国图书馆里也都不肯借给人看，而且原书购买又只限于医生和法官律师等，差不多也就成为一种禁书，至少像是一种什么毒药。这是盎格鲁撒克逊的常态罢，本来也不必大惊小怪的。但是到了今年忽然刊行了一册简本《性的心理》，是纽约一家书店的《现代思想的新方面》丛书的第一册，（英国怎么样未详）价金三元，这回售买并无限制，在书名之下还题一行字云学生用本，虽然显然是说医学生，但是这书总可以公开颁布了。把这件小事拿去与焚书大业相比，仿佛如古人所说，落后的上前，上前的落后了，蔼理斯三十年的苦斗总算略略成功，然而希耳施斐尔特的多年努力却终因一棒喝而归于水泡，这似乎都非偶然，都颇有意义，可以给我们做参考。
　　《性的心理》六卷完成于一九一○年，第七卷到了一九二八年才出来，仿佛是补遗的性质的东西。第六卷末尾有一篇跋文，最后两节说的很好，可见他思想的一斑：
　　“我很明白有许多人对于我的评论意见不大能够接受，特别是在末卷里所表示的。有些人将以我的意见为太保守，有些人以为太偏激。世人总常有人很热心的想攀住过去，也常有人热心的想攫得他们所想象的未来。但是明智的人站在二者之间，能同情于他们，却知道我们是永远在于过渡时代。在无论何时，现在只是一个交点，为过去与未来相遇之处，我们对于二者都不能有所怨怼。不能有世界而无传统，亦不能有生命而无活动。正如赫拉克来多思在现代哲学的初期所说，我们不能在同一川流中入浴二次。虽然如我们在今日所知，川流仍是不断的回流着。没有一刻无新的晨光在地上，也没有一刻不见日没。最好是闲静的招呼那熹微的晨光，不必忙乱的奔向前去，也不要对于落日忘记感谢那曾为晨光之垂死的光明。
　　“在道德的世界上，我们自己是那光明使者，那宇宙的历程即实现在我们身上。在一个短时间内，如我们愿意，我们可以用了光明去照我们路程的周围的黑暗。正如在古代火把竞走——这在路克勒丢思看来似是一切生活的象征——里一样，我们手持火把，沿着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要有人从后面来，追上我们。我们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样的将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递在他的手内，那时我们自己就隐没到黑暗里去。”
　　这两节话我顶喜欢，觉得是一种很好的人生观，沉静，坚忍，是自然的，科学的态度。二十年后再来写这一册的《性的心理》，蔼理斯已是七十四岁了，他的根据自然的科学的看法还是仍旧，但是参透了人情物理，知识变了智慧，成就一种明净的观照。试举个例罢，——然而这却很不容易，姑且举来，譬如说孔尼林克妥思（Cunnilinctus）。这在中国应该叫作什么，我虽然从猥亵语和书上也查到两三个名字，可是不知道那个可用，所以结局还只好用这“学名”。对于这个平常学者多有微词，有的明言自好者所不为，蔼理斯则以为在动物及原始民族中常有之，亦只是亲吻一类，为兴奋之助，不能算是反自然的，但如以此为终极目的，这才成了性欲的变态。普通的感想这总是非美的，蔼理斯却很幽默的添一句道：“大家似乎忘记了一件事，便是最通行的性交方式大抵也难以称为美的（Aesthetic）罢。他们不知道，在两性关系上，那些科学或是美学的冰冷的抽象的看法是全不适合的，假如没有调和以人情。”他自己可以说是完全能够实践这话的了。其次我们再举一个例，这是关于动物爱（Zoocrastia）的。谢在杭的《文海披沙》卷二有一条“人与物交”，他列举史书上的好些故实，末了批一句道：“宇宙之中何所不有。”中国律例上不知向来如何办理，在西洋古时却很重视，往往连人带物一并烧掉了事。现在看起来这原可以不必，但凡事一牵涉宗教和道德的感情在内这便有点麻烦。蔼理斯慨叹社会和法律的对于兽交的态度就是在今日也颇有缺陷，往往忽略这事实：即犯此案件的如非病的变态者也是近于低能的愚鲁的人。“还有一层应该记住的，除了偶然有涉及虐待动物或他虐狂的情节者以外，兽交并不是一件直接的反社会的行为，那么假如这里不含有残虐的分子，正如瑞士福勒耳教授所说，这可以算是性欲的病的变态中之一件顶无害的事了。”
　　我不再多引用原文或举例，怕的会有人嫌他偏激，虽然实在他所说的原极寻常，平易近理。蔼理斯的意见以为性欲的满足有些无论怎样异常以至可厌恶，都无责难或干涉的必要，除了两种情形以外，一是关系医学，一是关系法律的。这就是说，假如这异常的行为要损害他自己的健康，那么他需要医药或精神治疗的处置。其次假如他要损及对方或第三者的健康或权利，那么法律就应加以干涉。这意见我觉得极有道理，既不保守，也不能算怎么激烈，据我看来还是很中庸的罢。要整个的介绍蔼理斯的思想不是微力所能任的事，英文有戈耳特堡（ Isaac Goldberg）与彼得孙（ HoustonPeterson）的两部评传可以参考，这里只是因为买到一册本的《性的心理》觉得甚是喜欢，想写几句以介绍于读者罢了。
　　二十二年八月十八日，于北平
　　《双节堂庸训》
　　今年的新年过得不大好。二十五年的年底就患流行性感冒，睡了好几天，到了二十六年的年头病算是好了，身体还是很疲软，更没有兴致去逛厂甸。
　　可是在十日内去总是去了一趟，天气很好却觉得冷的很，勉强把东西两路的书摊约略一看，并不见什么想要的东西，但是也不愿意打破纪录空手而回，便胡乱花了三四毛钱，买了三册破书回来了。其中一本是《钦定万年历》，从天启四年甲子起至康熙一百年辛巳止，共百四十八年，计七十四叶。这于我有什么用处呢？大约未必有，就只因为他是“殿板”而已。又二本是《双节堂庸训》六卷，《梦痕录节钞》一卷，都是汪龙庄的原著。我初见龙庄遗书时在庚子辛丑之交，以后常常翻阅，其《病榻梦痕录》三卷最有兴趣，可以消闲。近来胡适之瞿兑之诸先生都很推重这部《梦痕录》，说是难得的书，但据胡先生说他所藏的没有同治以前刻本，瞿先生著《汪辉祖传述》，卷首所模小像云据《龙庄遗书》，原刻亦不佳。寒斋藏书甚少，《梦痕录》虽想搜罗，却终未得到嘉庆中汪氏原刊本，今所有者只是道光六年（一八二六）桂林阳氏本，有像颇佳，又咸丰元年（一八五一）清河龚氏本，与《双节堂庸训》合刻，复次则同治元年（一八六二）盱眙吴氏即望三益斋本，合《学治臆说》等共为八种，此后《龙庄遗书》各刻本皆从此出，据吴序则《梦痕录》等又即从龚氏本出也。《梦良录节钞》有同里何士祁序，无刻书年月，大抵是光绪中吧，书别无足取，不过也是一种别本，可以备《梦痕录》板本之数而已。
　　这回所买的书里我觉得最有兴趣的还是那一册《双节堂庸训》。这一本书看里边的避讳字是同治后刻本，但与望三益斋和官书局翻本又都有异，不知道是什么本子，本来内容反正一样，书眉上却有自称像曾者写上好些朱批，觉得好玩，所以就买了来。《庸训》自序很佩服《颜氏家训》与《袁氏世范》二书，故其所说亦多通达平实，但是我读了卷一《述先》中所记“显生妣徐太宜人轶事”，特别有感慨。汪君生十一年而孤，恃继母王氏生母徐氏食贫砺节，以教以养，及成立乃请得旌表，以双节名堂，刻《赠言》凡五十卷，又集录绍兴府属六县节孝贞烈事实为《越女表微录》五卷，盖其所感受者深矣。徐氏本是妾，出身微贱，如《梦痕录》上乾隆三十六年条下所记可以知道，而汪家亦甚穷苦，轶事虽只寥寥六则，却很深刻的表现出来，正可代表大多数女人的苦况。如第二至四则云：“病起出汲，至门不能举步。门故有石条可坐，邻媪劝少憩，吾母曰，此过路人坐处，非妇人所宜。倚柱立，邻媪代汲以归。
　　“尝病头晕，会宾至，剥龙眼肉治汤，吾母煎其核饮之，晕少定，曰，核犹如是，肉当更补也。后复病，辉祖市龙眼肉以进，则挥去曰，此可办一餐饭，吾何须此。固却不食。羊枣之痛，至今常有馀恨。
　　“吾母寡言笑，与继母同室居，谈家事外，终日织作无他语。既病，画师写真，请略一解颐，吾母不应。次早语家人曰，吾夜间历忆生平，无可喜事，何处觅得笑来。呜呼，是可知吾母苦境矣。”龙庄的文章，正如阮芸台所说，质而有法，上文所引又真实有内容，我读了不禁黯然，这里重复的说，于此可以见女人永劫的苦境矣。以我个人的阅历来说，我的祖母就是这样的。
　　论地位她是三四品的命妇，虽然是继母，只有一个女儿，出嫁后不久死了，论境遇也还不至那么奇穷，有忍饥终日的事情，但是在有妾的专制家庭中，自有其别的苦境，虽细目不同而结果还是仿佛，我看上文三则觉得似乎则则都是祖母的轶事，岂不奇哉。祖母不必出汲，但那种忍苦守礼如不坐石条，不饮龙眼汤的事，正是常有，至于生平不见笑容，更是不佞所亲知灼见者也。
　　龙庄亲见其二母之苦辛，乃准当时的信仰，立双节坊求名人题咏以为报，更推及乡邑，纂《越女表微录》，亦即以为报母之一端。谈官诰序云：“举凡空闺孤嫠所谓天荒地老杳杳冥冥于同声一哭之中者，无一不破涕为笑，光日月而垂千春，然后孝子报母之心快然而无憾，非是则孝子之生也有涯，几长抱无涯之戚也，呜呼，至矣。”此种意思可能了解，可以同情，但是从现在看来，都是徒然。使人家牺牲其一生或一命，却以显扬崇祀为报酬，这是很可笑的事，在士人拼命赶考冀得一第虽倒毙闱中而无怨的时代却是讲得通的，因为情形相像，姑且不谈愚不愚民，我想也总是近于治病的“抽白面”吧。《越女表微录》卷一中有一则云：“瞿美斯妻来氏。美斯攻举子业，尝授徒山中，闻学使试绍兴，冒暑往，则院门已扃，遂病。语来曰，吾以不与试至此，他日嗣我幸以秀才。言讫而卒。来拮据长二孤女，归之士族，见族子慕学者辄啬食用资其膏火，冀得成夫志也，然贫甚，讫无为之后者。”汪君文笔殊妙，但读之冁然亦复戚然，觉得天下可悲的喜剧此为其一，真令人如孟德斯鸠感到帝力之大吾力之为微，不敢说“没有法子”亦当云“怎么办”（Chtodjelatj？），而此问题乃比契耳尼舍夫斯奇（Chernyshevski）的或更艰难也。旌表与科第的麻醉中毒是一件事，麻醉外有何药剂又是一件事，要来讨论也觉得在微力以上。我没有力量打乡族间的不平，何暇论天下事，但我略知妇女问题以后又觉得天下事尚可为，妇女的解放乃更大难，而此事不了天下事亦仍是行百里的半九十，种种成功只是老爷们的光荣而已。我向来怀疑，女人小孩与农民恐怕永远是被损害与侮辱，不，或是被利用的，无论在某一时代会尊女人为圣母，比小孩子于天使，称农民是主公，结果总还是士大夫吸了血去，历史上的治乱因革只是他们读书人的做举业取科名的变相，拥护与打倒的东西都同样是药渣也。日本驻屯军在北平天津阅兵，所谓日本国防妇人会的女人着了白围身（Apron）的服装跟了去站班，我就是外国人也着实感到不愉快。记得九年前我写一篇批评军官杀奸的文章，末了说：“我看那班兴高采烈的革命女同志，真不禁替她们冤枉。（你们高兴什么？）”这里更觉得冤枉。语云，佐饔得尝，佐斗得伤。附和革命，女人尚得不到好处，何况走别的路。蔼理斯（Ellis）的时代尽管已经过去，希耳息茀尔特（Hirschfeld）尽管被国社党所驱逐，他们的研究在我总是相信，其真实远在任何应制文章之上。希公在所著《男与女》中有云：“什么事都不成功，若不是有更广远的，更深入于社会的与性的方面之若干改革。”凯本德（Carpenter）云：“妇女问题须与工人的同时得解决。”此语非诳，却犹未免乐观，爱未必能同时成年也，虽然食可以不愁耳。不佞少信而多忧，虽未生为女人身可算是人生一乐，但读《庸训》记起祖母的事情，不禁感慨系之。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美哉寓言。假我数年五百以观世变，庶几得知究竟。愧吾但知质与力，未能立志众生无边誓愿度也。
　　二十六年一月十六日试笔
　　【补记】
　　胡适之先生有一部《病榻梦痕录》，没有刻书年月，疑心是晚出的书。
　　后来经我提议，查书中宁字都不避讳，断定是嘉庆时汪氏原刻，这样一来落后的反而在前，在我们中间是最早刻本了。
　　四月十八日校阅时记
　　读《列女传》
　　有友人来叫我给杂志写文章。近年来文章不大写，因为没有什么话想说，但也不是全不执笔。假如有朋友的关系，为刊物拉稿，那么有时也写一点聊以应酬，至于文章之写得没意思，那自然是难免的了。既然是友人来说，似乎不好不写，问是那一种刊物，答说大约是《妇女杂志》。杂志有特殊的性质，写文章便须得守住范围，选取题材不大容易，这又使我为难起来了，虽然我未始不曾做过些赋得的文章，在学堂里得到汉文老师的好些佳批，写倒也不难，只是这何苦来呢。可是我想了一回之后，终于答应了，关于妇女问题，并不如友人在电话里笑说，你还可以来得几句，实在因为以前曾经留心过，觉得值得考虑，这也是一个机会，可以借此发表一点意见。经过很久的思量，仍旧不能决定来说什么，结果还是写了一个《读列女传》的古老题目。
　　这题目定得不算好，一看就像是所谓赋得体，是其一。其次是，当初就有私意，前年秋天曾写过这样一篇小文，有窗稿可以利用。那篇稿只有二百多字，现在假如拉长了五倍，岂不够用了么。话虽如此，实际并不容易做，旧稿中可以抄来的细看只是一小半罢了。而且这题目到底是枯窘，要想舒展也大费力，题是赋得式的，文章却不想那么做，不喜欢说新奇的或是陈腐的两样假话，此其所以为难也。
　　寒斋所有《列女传》，计有下列几种：一，四部丛刊本影明板《古列女传》，王照圆的《列女传补注》，梁端的《列女传校注》，萧道管的《列女传集解》，本文相同，都是刘向所编撰的原本八卷。二，刘开所纂《广列女传》二十卷。我们平常所说的《列女传》大抵是指的第一种。我最早所有的是梁注本，以后得到王、管二家注解本，到手的时候常连正文翻看一过，所以想起来看了也已有好几回了。普通的印象是，如王回所说，奥雅可喜。前年秋天题记中有别的看法，大意云：“《列女传》自昔日为女教经典，至今读之亦无甚可厌处，不独贤明仁智诸人通晓事理，可为良妻贤母之规矩，即《贞顺传》中人亦确然有其个性，异于易损之货物。后世书中为人父者诏子女以孝，为人夫者教妻妾以节，无论措语如何工巧，他人见其肺肝，闻之但可发微笑耳。《列女传》尚少此感，良由古人文情质实，且亦态度不同也。”这个意见，在现今重录的时候，还是一样。《列女传》卷四《贞顺传》中，宋恭伯姬不肯避火，楚昭贞姜不肯下台，死于水与火，如颂所云，其一守礼一意，其一处约持信，之死不贰，此古侠士之风，及于闺阃，与匹妇被迫之寻短见者，区以别矣。我们不必发思古之幽情，以为上古定是乐土，但前人质朴，即或粗野较多，而卑劣分子故当较少，丈夫与女子虽气风不同，自宜各有其人格存在，非汉以后人之比也。后世男子自己的地位益落，其视女人亦自更低，如钱唐夏先生所言，盖已非复奴隶而是货物矣，上者才及金丝雀，下者如犬马而已，太平之时多畜置以为玩饰，及至乱世则唯歼绝之，可以轻身自保，并可易得令名，为家门之光，亦有利于前程者也。鄙人读史志文诗，见记妇女死兵死难者一族一邑有若干数，侈陈以为光荣，未尝不为作恶终日。邦国多乱，妇人不幸罹害为最，而男子或反因以为利，思之黯然。《广列女传》本以刘子政书为范，多收原文，卷十三至十六为烈妇类，乃有四卷，分量为全书冠，死者固可矜，男子读之更应知此正是生者之耻耳。《列女传》一类书，此时如能虚心读之，颇有好处，但须当作史料，不可奉为教训，古传中的守礼持信固佳，广传中的急迫死难，亦均可供男女两方的参考，促其反省也。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四有谈莠书六则，其二曰《愚儒莠书》，后半云：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云，陈尧咨守荆南，宴集以弓矢为乐。母夫人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辅国家，今汝不务行仁化而专一夫之技，岂汝先人志耶，杖之，碎其金鱼。射为六艺之一，州将习射乃正业，忠教之行也。受杖当解金鱼，杖碎金鱼，金坚且碎，人骨折矣。衰门贱妇亦不至此，尧咨母不当有此言此事，明方昕《集事诗鉴》引此为贤母，著书者含毫吮墨，摇头转目，愚鄙之状见于纸上也。”案《广列女传》卷七《母仪类》下即载此事，赘以颂曰：“辅国有训，惟忠惟孝。小技自矜，何关政教。怒而惩之，进以大道。”
　　对照读之，大可发笑，曰愚与莠，或未免太言重一点罢，但驳斥得不能说是不对。窃意如有此种见识，则去看古今一切书，无不如扬糠筛米，精粗立辨，随处得益，至可歆羡。俞君为嘉道间杰出的学者之一人，《书目答问》附录著述诸家姓名略中列在汉学专门经学家、史学家、经济家三项下，说明中有云，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此评语本亦不错，但我以为俞君之难及处，还在其见识之平实，如上文可见，其关于妇女问题者尤为独绝。
　　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补》辛集上记阅《癸巳类稿》，有云：“俞君颇好为妇人出脱。其《节妇说》言礼云一与之齐终身不改，男子亦不当再娶。《贞女说》言后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谓之贞女，乃贤者未思之过，未同衾而同穴，则又何必亲迎，何必庙见，何必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直无男女之分。《妒非女人恶德论》言夫买妾而妻不妒，是恝也，恝则家道坏矣，明代律例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听娶妾，违者笞四十，此使妇女无可妒，法之最善者。语皆偏谲，似谢夫人所谓出于周姥者，一笑。”越缦俗儒，满腹都是男子中心的思想，其以俞君语为偏谲本不足异，唯比拟为出于周姥则极有意思，本是排调却转成赏誉矣。以周公制礼，而能得周姥之意，非忠恕一贯岂能至此，可不谓之大贤乎。有如此平正通达的见识，可以谈妇女问题，无有偏执，亦可以写新列女传，读之益人神智，惜乎未曾下笔，至今无能代者，可为嗟叹也。
　　（1940 年。初收《药堂杂文》，北京新民印书馆1944 年1 月第1 版。）
　　《家之宜》
　　清末民初新学已经大兴，讲妇学的还有如《家之宜》那样特列一章论“妾之宜”的，现代的人听了或者要觉得奇怪也未可知，其实这是古已有之，根深柢固，其随时出现，正是当然。乾隆时徐叶昭女史有《职思斋学文稿》一卷，卷首文十篇，论女道、妇道以至妾道、婢道，正是同一论调。又在《瑶仙闲话记》一篇中述客瑶仙之言曰：闺门之乐惟纳妾为最，子知之乎？这里的话说得最是直截了当了。本来在男子中心的社会，多妻是男子的天经地义，一点都无疑问，若不多妻那才是怪哩。最好的例见于正史，如《魏书·宗室传》元孝友上表论妻妾之礼废则奸淫之兆兴，此臣之所毒恨者也，所以士大夫均应依法至少一妻二妾，违者免官。孝友虽系胡人，所主张者乃是礼教，故宜为读书人所拥护也。依据夫为妻纲之义，女人乃亦应声说话，诸闺秀能文者所说，就是这样来的。
　　如今人民解放，妇女当然在内，不会再有这种怪论了，但是在男子心里一时不容易除尽，尽管有教育有文化，我们看重婚案的层见叠出，可以预料这非得有相当的时间还不能转变过来吧。
　　（1950年12月4日）
　　《呐喊》衍义（节选）
　　五一恋爱的悲剧
　　《恋爱的悲剧》这故事是有所本的，但那也只是故事的中心，前后那些文章都是著者自己的穿插。鲁迅常传述夏穗卿的话道：中国在唐以前女人是奴隶，唐以后则男子全成为奴隶，女人乃是物品了。这话在历史上或者未必全正确，但譬喻却是很好，奴隶究竟还算是人，物品则更下一等，西洋中古时代基督教主教会议说女人没有灵魂，正是同样情形。在封建道德下，女人本来受着两重的压迫，在唐以后道学与佛教同时发达，空气更是严重，于事实的压迫上更加了理论的轻蔑，这形势差不多维持了有一千年。著者借了上章阿Q 欺侮小尼姑的故事做过渡，引出他对于女人的感想，就在这里把士大夫的女性观暴露了一番。他们的意见在表面上是两个，好的时候是泥美人似的玩物，说得不好是破家亡国的狐狸精，大抵前者多用于诗词，在做史论时则都是后者的一套论调了。文人读得书多，可以从妲己、褒姒讲起，以至西施、武后、杨贵妃，一直到陈圆圆，说上一大篇，虽然阿Q 可能只记得害了董太师的貂蝉而已。鲁迅对于这种议论素所憎恶，就在阿Q 的身上写了出来，一面是轻蔑，一面又是追求，这里与士大夫正是一致，所以本文中称许阿Q也是“正人”。又如叙述他的“学说”道：“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为惩治他们起见，所以他往往怒目而视，或者大声说几句‘诛心’话，或者在冷僻处便从后面掷一块小石头。”这表面是说阿Q，可是千百士大夫的面目也在里面了。当这“正传”陆续发表的时候，鲁迅亲见同部的许多老爷们都在猜疑这里那里，所说的会不会就是自己，由此可见不但那些士人颇有自知之明，著者讽刺的笔锋正确的射中了标的，也是很明了的了。
　　五二旧女性观
　　中国从封建道德下所养成的女性观的确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经过了多少年代，一直流传下来，不曾遇着什么抵抗，潜势力很大。过去出些贤哲，却只替统治阶级张目，结果是宋元以后因了理学反加重了妇女的束缚。直到明秀才有一个李卓吾，发了些正论，在他的《初潭集》里。《诗经》里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汉朝有人批评赵飞燕说“祸水灭火”，但汉武帝并未亡国，反而立了些有益于后世的武功。由此可见破国败家的原因别有所在，并不一定在于女人，即使夏朝没有妹喜，吴国没有西施也要败亡的。他又说如周末的天王，寄食东西，与贫乞何殊，一饭不能自给，何从有声色之娱，但周朝也自完了。卓文君、蔡文姬、武则天这些女人，向来为读书人所批评嘲骂，他也给她们翻案，说话虽是新奇，现今看来却正是很公正平稳的。但是李卓吾却也因此为士大夫所痛恨，终于以“非圣无法”被告发，死于狱中。
　　清朝虽有俞正燮很有理解，可是不大敢怎么明说，到了五四前后，打倒礼教的口号才叫了出来，也就提出了妇女问题，在鲁迅的小说中常有说及，但也还没法子解决，这正是当然的，因为妇女问题须待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掌握了政权后才能解决。现今《婚姻法》发布，解决已在开始了，同是要紧的事情是去消灭散在民间的旧女性观，把它连根拔了才好。解释《正传》，却讲起道理来，似乎有点可笑，但我相信这也正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这一节终于加上了。
　　（1952 年。初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上海出版公司1954 年4 月第1 版。）
　　第三辑
　　北京的外国书价
　　听说庚子的时候有人拿着一本地图，就要被指为二毛子，有性命之忧，即使烧表时偶有幸免，也就够受惊吓了。到了现在不过二十多年，情形却大不同，不但是地图之类，便是有原板外国书的人也是很多，不可不说是一个极大进步：这个事实，只要看北京贩卖外国书的店铺逐年增加，就可以明白。
　　我六年前初到北京，只知道灯市口台吉厂和琉璃厂有卖英文书的地方，但是现在至少已有十二处，此外不曾知道的大约还有。
　　但是书店的数目虽多，却有两个共通的缺点。其一是货色缺乏：大抵店里的书可以分作两类，一是供给学生用的教科书，一是供给旅京商人看的通俗小说，此外想找一点学问艺术上的名著便很不容易。其二是价钱太贵：一先令的定价算作银洋七角，一圆美金算作二元半，都是普通的行市，先前金价较贱的时候也是如此，现在更不必说了。虽然上海伊文思书店的定价并不比这里为廉，不能单独非难北京的商人，但在我们买书的人总是一件不平而且颇感苦痛的事。
　　就北京的这几家书店说来，东交民巷的万国图书公司比较的稍为公道，譬如美金二元的《哥德传》卖价四元，美金一元七五的黑人小说《巴托华拉》（Batonala）卖价三元七角，还不能算贵，虽然在那里卖的《现代丛书》和“叨息尼支（Tauihnitz）板”的书比别处要更贵一点。我曾经在台吉厂用两元七角买过一本三先令半的契诃夫小说集可以说是最高纪录，别的同价的书籍大抵算作两元一角以至五角罢了。各书店既然这样的算了，却又似乎觉得有点惭愧，往往将书面包皮上的价目用橡皮擦去，或者用剪刀挖去，这种办法固然近于欺骗，不很正当，但总比强硬主张的稍好，因为那种态度更令人不快了。我在灯市口西头的一家书店里见到一本塞利著的《儿童时代的研究》，问要多少钱，答说八元四角六分。我看见书上写着定价美金二元半，便问他为什么折算得这样的贵，他答得极妙，“我们不知道这些事，票上写着要卖多少钱，就要卖多少。”又有一回，在灯市口的别一家里，问摩尔敦著的《世界文学》卖价若干，我明明看见标着照伊文思定价加一的四元一角三分，他却当面把他用铅笔改作五元的整数。在这些时候我们要同他据理力争是无效的，只有两条路可行，倘若不是回过头来就走，便只好忍一口气（并多少损失）买了回来。那一本儿童研究的书因为实在看了喜欢，终于买了，但是一圆美金要算到三元四角弱，恐怕是自有美金以来的未曾有过的高价了。我的一个朋友到一家大公司（非书店）去买东西（眼镜？），问他有没有稍廉的，公司里的伙计说“那边有哩”，便开门指挥他出去，在没有商业道德的中国，这些事或者算不得什么也未可知，现在不过举出来当作谈资罢了。
　　在现今想同新的学问艺术接触，不得不去看外国文书，但是因为在中国不容易买到，而且价钱又异常的贵，读书界很受一种障碍，这是自明的事实。
　　要补救这个缺点，我希望教育界有热诚的人们出来合资组织一个书店，贩卖各国的好书，以灌输文化，便利读者为第一目的，营利放在第二。这种事业决不是可以轻视的，他的效力实在要比五分钟的文化运动更大而且坚实，很值得去做。北京卖外国书的店铺是否都是商人，或有教育界的分子在内，我全不明瞭，但是照他们的很贵的卖价看来，都不是以灌输文化便利读者为第一目的，那是总可以断言了。我们虽然感谢他能够接济一点救急的口粮，但是日常的供给，不能不望有别的来源，丰富而且公平的分配给我们精神的粮食。
　　十二年一月
　　《日本语典》（绿洲十四）
　　我对于文法书有一种特殊的趣味。有一时曾拿了文法消遣，仿佛是小说一样，并不想得到什么实益，不过觉得有趣罢了。亚力山大培因曾说，文法是名学的一部分，于学者极有好处，能使他头脑清晰，理解明敏，这很足以说明文法在教育上的价值。变化与结构的两部，养成分析综合的能力，声义变迁的叙说又可以引起考证的兴趣，倘若附会一点，说是学问艺术的始基也未为过，因此我常觉得欧洲古时教育之重古典文法不是无意义的。不过那私刑似的强迫学习也很可怕，其弊害等于中国的读经；若在青年，于实用之上进而为学问的研究，裨益当非浅鲜，如或从别一方面为趣味的涉猎，那更是我所非常赞同的。
　　我的对于文法书的趣味，有一半是被严几道的《英文汉诂》所引起的。
　　在印度读本流行的时候，他这一本书的确是旷野上的呼声，那许多叶“析辞”的详细解说，同时受读者的轻蔑或惊叹。在我却受了他不少的影响，学校里发给的一本一九○一年第四十板的“马孙”英文法，二十年来还保存在书架上，虽然别的什么机器书都已不知去向了。其次，“摩利思”的文法也搜求到手；这两者都是原序中说及，他所根据的参考书。以后也还随时掇拾一二种，随意翻阅，斯威忒（Sweet）的大著《新英文法》，虽是高深，却也给与了好些快乐，至于惠德尼（Whitney）威斯忒（West）巴斯克威尔（Baskerville）
　　诸家学校用文法书也各有好处：他们使我过了多少愉快的时间，这是我所不能忘记的。纳思菲尔（Nesfield）的一套书虽然风行一时，几乎成为英语学者的枕中鸿宝，我却一点都感不到什么趣味：他只辑录实用的条例，任意的解说一下，教属地的土人学话或者是适用的，但是在“文化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上的价值可以说几乎等于零了。
　　日本文法在本国未必绝无好著，但中国没有一本可以与《英文汉诂》相比的书却是事实。梁任公的《和文汉读法》大约是中国人所著书中最早的一种，即使有些缺点，其趣味与影响原也不可掩没。此外或者还有别人的努力，但大抵重在文章体，未免偏而不全：现在日本的学术文艺界上语体文占了优势，只懂了古文便不能了解文化全体的趋势，在这意义上，葛锡祺的《日语汉译读本》可以说是一部适用的书，虽然只足为课本，没有潜藏的趣味，——然而，与永嘉松台山人的《日本语典》相比较，别的文法书都要算做佳作了。当初见到上海报上的出板广告，非常钦慕，打听着北京的寄售处，忍着好些冷遇与损失，在一处学生银行的柜头买到了一本，回来一看乃大出意外，原来他太有趣味了，所以也就逸出在文法书的范围之外了。
　　《日本语典》中的规则及说明都有所凭据，没有什么错误，到了所举的实例里便匪夷所思的奇妙了。我本想引用原文，以昭实在，但因印刷不便，所以只用译语，不过它的绝对信实是可以保证的。如第九叶云，这个更比那个．．．．．．，那一个是高呢？
　　第二十六叶云，这个月里有除夕．．么？
　　除夕当然在十二月里，没有再问的必要。日本称除夕曰大晦日，编者却解为阳历的三十一日。故有此误。又第二十七叶云，我幼时虽曾读过中国的唐诗的三百首，到现在为止．．．．．，一点都．．．〔不．〕忘记完了。
　　这个病院里有第一号．．．的房间么？
　　一点都（Sukoshimo）这一个字，后边必接用否定词，即使独用含着“一点都不……”的意思；用在上边这一句里，简直不成说话了。次句文法上虽无谬误，但也说不过去，因为倘若有房间至少第一号总是有的了。第六十叶著者原译云“若为学者则学问必优”，而句意乃云，若做成学者则学问必定工巧。
　　“为学者”（Bakusha-o surn）这一句话在日本极少听见，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照熟语类推，可以解作“充当学者”，但意义未免有点离奇，至于工巧只用在技能上，不能说学问。但在第一一四叶还有更好的一句，文云，Do naru koto ka？
　　意云将来怎样呢？而原译云“如何成事乎”。则是字对字的直译。却也居然可以成句，真是凑巧极了。据沧庐山人的序言说：“体例与取材均以国人适用为依归”，所以异于群书。能够“独辟蹊径而发挥其特长”，从上边所引的文句看来可以知道他所说的不错，但是这些独辟蹊径的“洋泾浜”日本语无论怎样的适于国人，只是在日本不能通用，也是徒劳。要学外国语只得自己去迁就他，不能叫别人来遵从我，这是很明了而平凡的事实，大家应该都知道的，《日本语典》的著者却得在外国语上来施展独创，于是结果成为一部空前的浪漫的文法书了。
　　我说空前的，或者有点不正确，因为我以前曾经批评过两种讲日本文法的书。其中也有许多独创的句子，其奇妙处非常相似，几乎令人疑心三者同出于一人的手笔。因为我对于文法的趣味与好事，不幸负了志愿的去批评这三部书的义务，这是我自己所觉得不很愉快的事。
　　（1923年6月9日）
　　关于儿童的书
　　我的一个男孩，从第一号起阅看《儿童世界》和《小朋友》，不曾间断。
　　我曾问他喜欢那一样，他说更喜欢《小朋友》，因为去年内《儿童世界》的倾向稍近于文学的，《小朋友》却稍近于儿童的。
　　到了今年这些书似乎都衰弱了，不过我以为小孩看了即使得不到好处，总还不至于有害。但是近来见到《小朋友》第七十期“提倡国货号”，便忍不住要说一句话，——我觉得这不是儿童的书了。无论这种议论怎样时髦，怎样得庸众的欢迎，我以儿童的父兄的资格，总反对把一时的政治意见注入到幼稚的头脑里去。
　　我们对于教育的希望是把儿童养成一个正当的“人”，而现在的教育却想把他做成一个忠顺的国民，这是极大的谬误。罗素在《教育自由主义》一文上，说得很是透彻；威尔士之改编世界历史，也是这个意思，想矫正自己中心的历史观念。日本文学家秋田雨雀曾说，日本学校的历史地理尤其是修身的教训都是颠倒的，所以他的一个女儿只在家里受教育，因为没有可进的正当的学校。画家木村君也说他幼年在学校所受的偏谬的思想，到二十岁后费了许多苦功才得把他洗净。其实，中国也何尝不如此，只是少有人出来明白的反对罢了。去年为什么事对外“示威运动”，许多小学生在大雨中拖泥带水的走，虽然不是自己的小孩，我看了不禁伤心，想到那些主任教员真可以当得“贼夫人之子”的评语。小孩长大时，因了自主的判断，要去冒险舍生，别人没有什么话说，但是这样的糟蹋，可以说是惨无人道了。我因此想起中古的儿童十字军来；在我的心里，这卫道的“儿童杀戮”实在与希律王治下的“婴儿杀戮”没有什么差别。这是我所遇见的最不愉快的情景之一。
　　三年前，我在《晨报》上看见傅孟真君欧洲通信《疯狂的法兰西》后，曾发表一篇杂感叫《国荣与国耻》，其第五节似乎在现今也还有意义，重录于下：“中国正在提倡国耻教育，我以小学生的父兄的资格，正式的表示反对。
　　我们期望教育者授于学生智识的根本，启发他们活动的能力，至于政治上的主义，让他们知力完足的时候自己去选择。我们期望教育者能够替我们造就各个完成的个人，同时也就是世界社会的好分子，不期望他为贩猪仔的人，将我们子弟贩去做那颇仑们的忠臣，葬到凯旋门下去！国家主义的教育者乘小孩们脑力柔弱没有主意的时候，有各种手段牢笼他们，使变成他的喽罗，这实在是诈欺与诱拐，与老鸨之教练幼妓何异。……”
　　总之我很反对学校把政治上的偏见注入于小学儿童，我更反对儿童文学的书报也来提倡这些事，以前见北京的《儿童报》有过什么国耻号，我就觉得有点疑惑，现在《小朋友》又大吹大擂的出国货号，我读了那篇宣言，真不解这些既非儿童的复非文学的东西在什么地方有给小朋友看的价值。在我不知道编辑的甘苦的人看来，可以讲给儿童听的故事真是无穷无尽，就是一千一夜也说不完，不过须用理知与想象串合起来，不是只凭空的说几句感情话便可成文罢了。鹿豹的颈子为什么这样长，可以讲一篇事物起源的童话，也可以讲一篇进化论的自然故事；火从那里来，可以讲神话上的燧人，也可以讲人类学上的火食起源。说到文化史里的材料，几乎与自然史同样的丰富，只等人去采用。我相信精魂信仰（Animism）与王帝起源等事尽可做成上好的故事，使儿童得到趣味与实益，比讲那些政治外交经济上的无用的话不知道要好几十倍。这并不是武断的话，只要问小孩自己便好：我曾问小孩这些书好不好看，他说“我不很要看，——因为题目看不懂，没趣味。譬如题目是‘熊和老鼠’或‘公鸡偷鸡蛋’，我就喜欢看。现在这些多不知说的是什么！”
　　编者或者要归咎于父师之没有爱国的教练，也未尝不可，但我相信普通的小孩当然对于国货仇货没有什么趣味，却是喜欢管“公鸡偷鸡卵”等闲事的。
　　要提倡那些大道理，我们本来也不好怎么反对，但须登在“国民世界”或“小爱国者”上面，不能说这是儿童的书了。
　　在儿童不被承认，更不被理解的中国，期望有什么为儿童的文学，原是很无把握的事情，失望倒是当然的。儿童的身体还没有安全的保障，那里说得到精神？不过我们总空想能够替小朋友们尽一点力，给他们应得的权利的一小部分。我希望有十个弄科学，哲学，文学，美术，人类学，儿童心理，精神分析诸学，理解而又爱儿童的人，合办一种为儿童的定期刊，那么儿童即使难得正当的学校，也还有适宜的花园可以逍遥。大抵做这样事，书铺和学会不如私人集合更有希望；这是我的推想，但相信也是实在的情形，因为少数人比较的能够保持理性的清明，不至于容易的被裹到群众运动的涡卷里去。我要说明一句，群众运动有时在实际上无论怎样重要，但于儿童文学没有什么价值，不但无益而且还是有害。
　　在理想的儿童的书未曾出世的期间，我的第二个希望是现在的儿童杂志一年里请少出几个政治外交经济的专号。
　　一九二三年八月
　　科学小说
　　科学进到中国的儿童界里，不曾建设起“儿童学”来，只见在那里开始攻击童话，——可怜中国儿童固然也还够不上说有好童话听。在“儿童学”
　　开山的美国诚然也有人反对，如勃朗（Brown）之流，以为听了童话未必能造飞机或机关枪，所以即使让步说儿童要听故事，也只许读“科学小说”。这条符命，在中国正在“急急如律令”的奉行。但是我对于“科学小说”总很怀疑，要替童话辩护。不过教育家的老生常谈也无重引的必要，现在别举一两个名人的话替我表示意见。
　　以性的心理与善种学研究著名的医学博士蔼理斯在《凯沙诺伐论》中说
　　及童话在儿童生活上之必要，因为这是他们精神上的最自然的食物。倘若不供给他，这个缺损永远无物能够弥补，正如使小孩单吃淀粉质的东西，生理上所受的饿不是后来给予乳汁所能补救的一样。吸收童话的力不久消失，除非小孩有异常强盛的创造想象力，这方面精神的生长大抵是永久的停顿了。
　　在他的《社会卫生的事业》（据序上所说这社会卫生实在是社会改革的意思，并非普通的卫生事项）第七章里也说：“听不到童话的小孩自己来造作童话，——因为他在精神的生长上必需这些东西，正如在身体的生长上必需糖一样，——但是他大抵造的很坏。”据所引医学杂志的实例，有一位夫人立志用真实教训儿童，废止童话，后来却见小孩们造作了许多可骇的故事，结果还是拿《杀巨人的甲克》来给他们消遣。他又说少年必将反对儿时的故事，正如他反对儿时的代乳粉，所以将来要使他相信的东西以不加在里边为宜。
　　这句话说的很有意思，不但荒唐的童话因此不会有什么害处，而且正经的科学小说因此也就不大有什么用处了。
　　阿那多尔法兰西（Anatole France）是一个文人，但他老先生在法国学院里被人称为无神论者、无政府主义者，所以他的论童话未必会有拥护迷信的嫌疑。《我的朋友的书》是他早年的杰作，第二编《苏珊之卷》里有一篇《与D 夫人书》，发表他的许多聪明公正的意见：“那位路易菲该先生是个好人，但他一想到法国的少年少女还会在那里读《驴皮》，他平常的镇静便完全失掉了。他做了一篇序，劝告父母须得从儿童手里把贝洛耳的故事夺下，给他们看他友人菲古斯博士的著作：“琼英姑娘，请把这书合起了罢，不要再管那使你喜欢得流泪的天青的鸟儿了，请你快点去学了那以太麻醉法罢。你已经七岁了，还一点都不懂得一酸化窒素的麻醉力咧！’路易菲该先生发见了仙女都是空想的产物，所以他不准把这些故事讲给他们听。他给他们讲海鸟粪肥料，在这里边是没有什么空想的。
　　——但是，博士先生，正因为仙女是空想的，所以他们存在。他们存在在那些素朴新鲜的空想之中，自然形成为不老的诗——民众传统的诗的空想之中。
　　“最琐屑的小书，倘若它引起一个诗的思想，暗示一个美的感情，总之倘若它触动人的心，那在小孩少年就要比你们的讲机械的所有的书更有无限的价值。
　　“我们必须有给小孩看的故事，给大孩看的故事，使我们笑，使我们哭，我们置身于幻惑之世界里的故事。”
　　这样的抄下去，实在将漫无限制，非至全篇抄完不止；我也很想全抄，倘若不是因为见到自己译文的拙劣而停住了。但是我还忍不住再要抄他一
　　节：
　　“请不要怕他们（童话的作者）将那些关于妖怪和仙女的废话充满了小
　　孩的心，会把他教坏了。小孩着实知道这些美的形象不是这世界里所有的。
　　有害的倒还是你们的通俗科学，给他那些不易矫正的谬误的印象。深信不疑的小孩一听威奴先生这样说，便真相信人能够装在一个炮弹内放到月亮上面去，及一个物体能够轻易地反抗重力的定则。
　　“古老尊严的天文学之这样的滑稽拟作，既没有真，也没有美，是一无足取。”
　　照上边说来，科学小说总是弄不好的：当作小说与《杀巨人的甲克》一样的讲给小孩听呢，将来反正同甲克一样的被抛弃，无补于他的天文学的知识；当作科学与海鸟粪一样的讲呢，无奈做成故事，不能完全没有空想，结果还是装在炮弹里放到月亮上去，不再能保存学术的真实了。即如法阑玛利唵（Flamarion）的《世界如何终局》当然是一部好的科学小说，比焦尔士威奴（Jules Verne，根据梁任公先生的旧译）或者要好一点了，但我见第二篇一章里有这样的几句话：
　　“街上没有雨水，也没有泥水：因为雨一下，天空中就布满了一种玻璃的雨伞，所以没有各自拿伞的必要。”
　　这与童话里的法宝似乎没有什么差别，只是更笨相一点罢了。这种玻璃雨伞或者自有做法，在我辈不懂科学的人却实在看了茫然，只觉得同金箍棒一样的古怪。如其说只是漠然的愿望，那么千里眼之于望远镜，顺风耳之于电话等，这类事情童话中也“古已有之”了。科学小说做得好的，其结果还是一篇童话，这才令人有阅读的兴致，所不同者，其中偶有抛物线等的讲义须急忙翻过去，不像童话的行行都读而已。有些人借了小说写他的“乌托邦”的理想，那是别一类，不算在科学小说之内。又上文所说系儿童文学范围内的问题，若是给平常人看，科学小说的价值又当别论，不是我今日所要说的了。
　　十三年九月一日
　　青年必读书
　　青年必读书十部
　　（1）《诗经》
　　（2）《史记》
　　（3）《西游记》
　　（4）汉译《旧约》（文学部分）
　　（5）严译《社会通诠》
　　（6）威斯德玛克《道德观念之起原与发达》
　　（7）凯本德《爱的成年》
　　（8）色耳凡德思①《吉诃德先生》
　　（9）斯威夫德《格里佛旅行记》
　　（10）法兰西②《伊壁鸠鲁的园》
　　第六至第十之英文名如下：
　　（6）Westermarck，TheOriginandDevelopmentofMoralIdeas2Vols（7）Carpenter，Love'sComing-of-age（8）Cervantes，Don Quixote（9） Swift， Gulliver's Travels（10） France，Garden of Epicurus
　　附注：
　　六至十皆英文本，但别种外国文本自然也可能用。
　　（1925年2月14日）
　　① 通译塞万提斯。
　　② 通译法朗士。
　　文法之趣味
　　“我对于文法书有一种特殊的趣味。有一时曾拿了文法消遣，仿佛是小说一样，并不想得到什么实益，不过觉得有趣罢了。名学家培因（Alexander Bain）曾说，文法是名学的一部分，于学者极有好处，能使他头脑清晰，理解明敏，这很足以说明文法在教育上的价值。变化与结构的两部，养成分析综合的能力，声义变迁的叙说又可以引起考证的兴趣，倘若附会一点，说是学问艺术的始基也未始不可，因此我常觉得欧洲古时教育之重古典文字不是无意义的。不过那私刑似的强迫学习也很可怕，其弊害等于中国的读经；若在青年自动地于实用之上进而为学问的研究，裨益当非浅鲜，如或从别一方面为趣味的涉猎，那也是我所非常赞同的。
　　“我的对于文法书的趣味，有一半是被严几道的《英文汉诂》所引起的。在‘印度读本’流行的时候，他这一本书的确是旷野上的呼声，那许多叶‘析辞’的详细解说，同时受读者的轻蔑或惊叹。在我却受了他不少的影响，学校里发给的一本一九○一年第四十板的‘马孙’英文法二十年来还保存在书架上，虽然别的什么机器书都已不知去向了。其次‘摩利思’的文法也购求到手：这两者都是原序中说及，他所根据的参考书。以后也还随时掇拾一两种，随意翻阅。斯威忒（Henry Sweet）的大著《新英文法》两卷虽是高深，却也给与好些快乐，至于惠忒尼（Whitney）、威斯忒（West）、巴斯克威耳（Baskerville）诸家学校用文法书也各有好处；他们使我过了多少愉快的时间，这是我所不能忘记的。纳思菲耳（Nesfield）的一套虽然风行一时，几乎成为英语学者的枕中鸿宝，我却一点都感不到什么趣味。他只辑录多少实用的条例，任意地解说一下，教属地的土人学话或者适用的，但是在‘文化教育’上的价值可以说几乎等于零了。”
　　这是我两年前所说的话，里边所述的有些也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但是我在现今也还没有什么大改变，我总觉得有些文法书要比本国的任何新刊小说更为有趣。我想还可以和人家赌十块钱的输赢，给我在西山租一间屋，我去住在那里，只带一本（让我们假定）英译西威耳（Siever）博士的《古英文法》去，我可以很愉快地消遣一个长夏，——虽然到下山来时自然一句都不记得了。这原是极端举例的话，若是并不赌着东道，我当然还要拣一本浅易的书。近来因为重复地患感冒，长久躲在家里觉得无聊，从书架背后抓出几册旧书来消遣，如德伦支主教（Archbishop Trench）的《文字之研究》，威克勒教授（Ernest Weekley）的《文字的故事》、《姓名的故事》，斯密士（L.P.Smith）的《英国言语》（TheEnglishLan-guage）等，都极有兴味，很愉快地消磨了几天病里的光阴。文法的三方面中讲字义的一部分比讲声与形的更多趣味，在“素人”看去也是更好的闲书，我愿意介绍给青年们，请他们留下第十遍看《红楼梦》的工夫翻阅这类的小书，我想可以有五成五的把握不至于使他们失望。
　　这几册小书里我想特别地介绍斯密士的著作。德伦支的或者出板年月未免太早一点了，威克勒的征引稍博，只有斯密士的单讲英语的发达变迁，内容简要，又价廉易得，所以似最适宜。这是《家庭大学丛书》（Home Univ.Lib.）之一，就是美国板也售价不出二元，英国板尤廉，不过欧战后装订很坏了。
　　全书共小板二百五十叶，内分九章，首三章述英语之起源以至成立，第四五章说造字，六至八章说言语与历史，九章说言语与思想。第五章“造字之人”
　　里边历举好些文人制用新字或使废语复活，司各得亦其中之一，他从古民歌中采用那个“浪漫的名词glamour（魔力，迷魂的美），此字出于grammerye，在中古义云文法学、拉丁文研究，于是同哲学这字一样在愚民心目中不久转变含有魔术的意味了。”（P.120）《文字的故事》第一及十章中均有相同的记述。这虽是一件小事，但能使我们知道在一个字里会隐藏着怎样奇妙的故事。言语与历史三章述黑暗时代以后英语的发达，至于现代。末章则专论言语与思想之关系，表示文词之发生与意义之变迁皆与时代相关，以文化为背景，如读文化人类学的一部分。斯密士的原书是通俗的小册，但尽足供我们入门之用，以后尚欲研究自有他的书目可以遵循，不是我们这样外行所能说，我的意思不过当作一本闲书介绍给读者罢了。
　　德伦支引爱默生（Emerson）的话说“字是化石之诗”，我想这的确是不错的，所以说字义部分的通俗文法书可以当文艺作品去读，讲声与形的方面的又可以供给稍倾于理知的人去消遣，与无事闲读《几何原本》聊以自娱一样。现在暑假不久就到，青年们拿一两本这样的书在山坳水边去读，——或与爱人共读，或与《红楼梦》夹读，也都无不可，——倒是一种消夏的妙法。
　　有兴味的人除《文字的故事》等以外，再买厶■一■（Skeat）或威克勒的一册小本《英语语源字典》，随便翻翻也好，可以领解一种读字典的快乐。
　　临了我还要表一表我的奢望，希望中国也出一本这类的小书，略说汉字的变迁，特别注重于某字最初见于何时何人何书，本意什么，到了何时变了什么意思：这不但足以引起对于文字学的兴趣，于学术前途有益，实在我们个人也想知道这种有趣味的事实。
　　十四年三月末日
　　厂甸
　　琉璃厂是我们很熟的一条街。那里有好些书店，纸店，卖印章墨合子的店，而且中间东首有信远斋，专卖蜜饯糖食，那有名的酸梅汤十多年来还未喝过，但是杏脯蜜枣有时却买点来吃，到底不错。不过这路也实在远，至少有十里罢，因此我也不常到琉璃厂去，虽说是很熟，也只是一个月一回或三个月两回而已。然而厂甸又当别论。厂甸云者，阴历元旦至上元十五日间琉璃厂附近一带的市集，游人众多，如南京的夫子庙，吾乡的大善寺也。南新华街自和平门至琉璃厂中间一段，东西路旁皆书摊，西边土地祠中亦书摊而较整齐，东边为海王村公园，杂售儿童食物玩具，最特殊者有长四五尺之糖胡卢及数十成群之风车，凡玩厂甸归之妇孺几乎人手一串。自琉璃厂中间往南一段则古玩摊咸在焉，厂东门内有火神庙，为高级古玩摊书摊所荟萃，至于琉璃厂则自东至西一如平日，只是各店关门休息五天罢了。厂甸的情形真是五光十色，游人中各色人等都有，摆摊的也种种不同，适应他们的需要，儿歌中说得好：
　　新年来到，糖瓜祭灶。
　　姑娘要花，小子要炮。
　　老头子要戴新呢帽，老婆子要吃大花糕。
　　至于我呢，我自己只想去看看几册破书，所以行踪总只在南新华街的北半截，迤南一带就不去看，若是火神庙那简直是十里洋场，自然更不敢去一问津了。
　　说到厂甸，当然要想起旧历新年来。旧历新年之为世诟病也久矣，维新志士大有灭此朝食之概，鄙见以为可不必也。问这有多少害处？大抵答语是废时失业，花钱。其实最享乐旧新年的农工商他们在中国是最勤勉的人，平日不像官吏教员学生有七日一休沐，真是所谓终岁作苦，这时候闲散几天也不为过，还有那些小贩趁这热闹要大做一批生意，那么正是他们工作最力之时了。过年的消费据人家统计也有多少万，其中除神马炮仗等在我看了也觉得有点无谓外，大都是吃的穿的看的玩的东西，一方面需要者愿意花这些钱换去快乐，一方面供给者出卖货物得点利润，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不见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假如说这钱花得冤了，那么一年里人要吃一千多顿饭，算是每顿一毛共计大洋百元，结果只做了几大缸粪，岂不也是冤枉透了么？饭是活命的，所以大家以为应该吃，但是生命之外还该有点生趣，这才觉得生活有意义，小姑娘穿了布衫还要朵花戴戴，老婆子吃了中饭还想买块大花糕，就是为此。旧新年除与正朔不合外别无什么害处，为保存万民一点生趣起见还是应当存留，不妨如从前那样称为春节，民间一切自由，公署与学校都该放假三天以至七天。——话说得太远了，还是回过来谈厂甸买书的事情罢。
　　厂甸的路还是有那么远，但是在半个月中我去了四次，这与玄同半农诸公比较不免是小巫之尤，不过在我总是一年里的最高纪录了。二月十四日是旧元旦，下午去看一次，十八十九廿五这三天又去，所走过的只是所谓书摊的东路西路，再加上土地祠，大约每走一转要花费三小时以上。所得的结果并不很好，原因是近年较大的书店都矜重起来，不来摆摊，摊上书少而价高，像我这样“爬螺蛳船”的渔人无可下网。然而也获得几册小书，觉得聊堪自慰。其一是《戴氏注论语》二十卷合订一册，大约是戴子高送给谭仲修的罢，上边有“复堂所藏”及“谭献”这两方印。这书摆在东路南头的一个摊上，我问一位小伙计要多少钱，他一查书后粘着的纸片上所写“美元”字样，答说五元。我嫌贵，他说他也觉得有点贵，但是定价要五元。我给了两元半，他让到四元半，当时就走散了。后来把这件事告诉玄同，请他去巡阅的时候留心一问，承他买来就送给我，书末写了一段题跋云：“民国廿三年二月廿日启明游旧都厂甸肆，于东莞伦氏之通学斋书摊见此谭仲修丈所藏之戴子高先生《论语注》，悦之，以告玄同，翌日廿一玄同往游，遂购而奉赠启明。”
　　跋中廿日实是十九，盖廿日系我写信给玄同之日耳。
　　其二是《白华绛柎阁诗》十卷，二册一函。此书我已前有，今偶然看见，问其价亦不贵，遂以一元得之。《越缦堂诗话》的编者虽然曾说：“清季诗家以吾越李莼客先生为冠，《白华绛柎阁诗》近百年来无与辈者”，我于旧诗是门外汉，对于作者自己“夸诩殆绝”的七古更不知道其好处，今买此集亦只是乡曲之见。诗中多言及故乡景物殊有意思，如卷二《夏日行柯山里村》一首云：“溪桥才度庳篷船，村落阴阴不见天。两岸屏山浓绿底，家家凉阁听鸣蝉。”很能写出山乡水村的风景，但是不到过的也看不出好来罢。
　　其三是两册丛书零种，都是关于陆氏《草木鸟兽虫鱼疏》的，即焦循的《诗陆氏疏疏》，南菁丛刻本，与赵佑的《毛诗陆疏校正》，聚学轩本。我向来很喜欢陆氏的虫鱼疏，只是难得好本子，所有的就是毛晋的《陆疏广要》和罗振玉的新校正本，而罗本又是不大好看的仿宋排印的，很觉得美中不足。
　　赵本据《郘亭书目》说它好，焦本列举引用书名，其次序又依诗经重排，也有他的特长，不过收在大部丛书中，无从抽取，这回都得到了，正是极不易遇的偶然。翻阅一过，至“流离之子”一条，赵氏案语中云：“窃以鸮枭自是一物，今俗所谓猫头鹰，……哺其子既长，母老不能取食以应子求，则挂身树上，子争啖之飞去，其头悬著枝，故字从木上鸟，而枭首之象取之。”
　　猫头鹰之被诬千馀年矣，近代学者也还承旧说，上文更是疏状详明有若目击，未免可笑。学者笺经非不勤苦，而于格物欠下工夫，往往以耳为目。赵书成于乾隆末，距今百五十年矣，或者亦不足怪，但不知现在何如，相信枭不食母与乌不反哺者现在可有多少人也。
　　廿三年三月
　　科学小品
　　二月底的某日，我刚寄出明信片给书店，要英国大威尔士编著的《生命之科学》，去年改订为分册的丛书，已出三册，这天就收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代郭君寄赠的一册大书，打开看时原来即是《生命之科学》汉译本，此为第一册，即包含前三分册也。这是一件偶然凑巧的事，却觉得很有意思。译者
　　弁言之二有云：
　　“译者对于作者之原旨，科学之综合化大众化与文艺化，是想十分忠实地体贴着的，特别是在第三化。原著实可以称为科学的文艺作品。译者对于原作者在文学修辞上的苦心是尽力保存着的，译文自始至终都是逐字移译，尽力在保存原文之风貌。但译者也没有忘记，他是在用中国文译书，所以他的译文同时是照顾着要在中国文字上带有文艺的性格。”这里所说关于原书的文艺价值与译文的忠实态度都很明了，我们可以不必多赘。我看原书第二分册第四章七节有讲轮虫的一段文章很有趣味，今借用郭君的译文于下：“轮虫类又是一门，是微小而结构高级的动物，大抵居于池沼，沟渠，湿地等处，对于有显微镜的人是一项快乐之源泉。
　　“假如我们能够保留着感觉和视觉，缩小成一个活的原子而潜下水去，我们会参加进一个怎样惊异的世界哟！我们会发现这座仙国有最奇异的一些生物栖息着，那些生物有毛以备浮泳，有璐纰色的眼睛在颈上灼灼，有望远镜式的脚可以纳入体中，可以伸出去比身体长过数倍。这儿有些是系着锚的，系在脚趾所纺出的细丝上，又有些穿着玻璃的铠甲，猥集着犀利的针刺或装饰着龟甲形和波形的浮雕，迅速地浮过，更有固着在绿色的梗上就像一朵牵牛花，由眼不能见的力量把一道不间断的牺牲之流呼吸进张开着的怀里，用深藏在体中的钩颚把它们咬碎致死。（赫贞与戈斯二氏在有趣的图谱《轮虫类》The Rotifera， 1886 中如是说。）
　　“轮虫类对于人没有益处，也没有害处，它们的好处几乎全在这显微镜下的美观上。”
　　这可以够得上称为科学小品了罢。所谓科学小品不知到底是什么东西，据我想这总该是内容说科学而有文章之美者，若本是写文章而用了自然史的题材或以科学的人生观写文章，那似乎还只是文章罢了，别的头衔可以不必加上也。《生命之科学》的原作者是大小威尔士与小赫胥黎，其科学文学两方面的优长既是无可疑的了，译者又是专门研究近代医学的人，对于文艺亦有很大的成就，所以这书的译出殆可以说是鬼拿铁棒了。但是可惜排印有误，还有一件便是本子大，定价高，假如能分作三册，每册卖一元之谱，不但便于翻阅，就是为读者购买力计也有方便处，像现在这样即不佞如不蒙寄赠亦大抵未必能够见到也。
　　我不是弄科学的，但当作文章看过的书里有些却也是很好的科学小品，略早的有英国怀德的《色耳彭自然史》，其次是法国法布耳的《昆虫记》。
　　这两部书在现今都已成为古典了，在中国知道的人也已很多，虽然还不见有可靠的译本，大约这事真太不容易，《自然史》在日本也终于未曾译出，《昆虫记》则译本已有三种了。此外我个人觉得喜欢的还有英国新近去世的汤木生（J.A.Thomson）教授，他是动物学专门的，著作很多，我只有他最普通的五六种，其中两种最有意思，即《动物生活的秘密》与《自然史研究》。这还是一九一九至二一年刊行，又都是美国板，价钱很贵，装订也不好，现在背上金字都变黑了，黑得很难看，可是我仍旧看重他，有时拿出来翻翻，有时还想怎样翻译一点出来也好，看着那暗黑难看的金字真悔不早点译出几篇来。可是这是徒然。我在这里并不谦虚地说因为关于自然史的知识不够，实在乃是由于文章写不好，往往翻看一阵只得望洋兴叹地放下了。《动物生活的秘密》中共有短文四十篇，自动物生态以至进化遗传诸问题都有讲到，每篇才七八页，而谈得很简要精美，卷中如《贝壳崇拜》，《乳香与没药》，《乡间的声响》等文，至今想起还觉得可爱。《自然史研究》亦四十篇而篇幅更短，副题曰“从著者作品中辑集的文选”，大约是特别给青年们读的吧，《动物生活的秘密》中也有八九篇收入，却是文句都改得更为简短了。话虽如此，要想译这节本亦仍不可能，只好终于割爱了去找别的，第二十一篇即第三分的第一篇题曰《秋天》，内分六节，今抄取其关于落叶的一节于下：“最足以代表秋天的无过于落叶的悉索声了。它们生时是慈祥的，因为植物所有的财产都是它们之赐，在死时它们亦是美丽的。在死之前，它们把一切还给植物，一切它们所仅存的而亦值得存的东西。它们正如空屋，住人已经跑走了，临走时把好些家具毁了烧了，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东西，除了那灶里的灰。但是自然总是那么豪爽的肯用美的，垂死的叶故有那样一个如字的所谓死灰之美。”第二十五篇是专谈落叶的，觉得有可以互相说明的地方，再抄几节也好：
　　“但在将死之先，叶子把一切值得存留的它们工作的残馀都还给那长着它们的树身。有糖分和其他贵重物质从垂死的叶慢慢地流到树干去，在冬天的气息吹来以前。
　　“那树叶子在将死时也与活着时同样地有用，渐渐变成空虚，只馀剩废物了，在那贵重物质都退回防冬的库房的时候，便要真预备落下了。在叶柄的底下，平常是很韧很结实的，现在从里边长出一层柔软多汁的细胞来，积极地增加扩大成为一个弹簧椅垫，这就把叶子挤掉，或是使叶与枝的附着很是微少，一阵风来便很容易把那系联生死的桥折断了。这是一种很精良的外科，在手术未行之先已把创痕治好了的。
　　“的确到现在那叶子是死了，只是空屋，一切器用门窗都拆卸了。差不多剩下的只有灶里的灰了。但是那些灰——多么华丽呀！黄的和橙色的，红的和紫的，绯的和赤的，那些枯叶发出种种色彩。它们变形了，在这死的一刹那，在秋阳的微光里。黄色大抵由于所谓叶绿这色素的分解，更深的颜色则由于特种色素的存在，这都是叶子的紧张的生活里的副产物或废物。
　　“末了，叶子轻轻地从树上落下了，或是在风中宛转挣扎悉索作声，好像是不愿意离开似的，终于被强暴地拉下来滚在地上了。但是那树虽然年年失掉叶子，却并不因此而受什么损失，因为叶子褪色了，枯了落了，被菌类所霉化了，于是被蚯蚓埋到地下去，又靠了微生物的帮助，使它变成植物性的壤土，这里边便保育着来年的种子。”
　　文章实在译不好，可是没有法子。假如我有自然史的广博的知识，觉得还不若自己来写可以更自在一点，不过写的自在是一问题，而能否这样的写得好又是另一问题。像《秋天》里的那一节，寥寥五句，能够将科学与诗调和地写出，可以说是一篇《落叶赞》，却又不是四库的那一部文选所能找得出的，真是难能希有也。我们摇笔想写出此种文章来，正如画过几笔墨梅的文士要去临摹文艺复兴的名画，还该免动尊手。莫怪灭自己的威风，我们如想有点科学小品看看，还得暂时往外国去借。说也奇怪，中国文人大都是信仰“文艺政策”的，最不高兴人家谈到苍蝇，以为无益于人心世道也，准此则落叶与蚯蚓与轮虫纵说得怎么好亦复何用，岂有人肯写或准写乎。中国在现今虽嚷嚷科学小品，其实终于只一名词，或一新招牌如所谓卫生臭豆腐而已。
　　二十四年四月
　　读禁书
　　禁书目的刻板大约始于《咫进斋丛书》，其后有《国粹学报》的排印本，最近有杭州影印本与上海改编索引式本。这代表三个时期，各有作用；一是讲掌故，学术的；二是排满，政治的；三是查考，乃商业的了。在现今第三时期中，我们想买几本旧书看的人于是大吃其亏，有好些明末清初的著作都因为是禁书的缘故价格飞涨，往往一册书平均要卖十元以上，无论心里怎么想要也终于没有法子可以“获得”。果真是好书善本倒也罢了，事实却并不这样，只要是榜上有名的，在旧书目的顶上便标明禁书字样，价钱便特别地贵，如尹会一王锡侯的著述实在都是无聊的东西，不值得去看，何况更花了大钱。话虽如此，好奇心到底都有的，说到禁书谁都想看一看，虽然那蓝胡子的故事可为鉴戒，但也可以知道禁的效力一半还是等于劝。假如不很贵，王锡侯的《字贯》我倒也想买一部，否则想借看一下如是太贵而别人有这部书。至于看了不免多少要失望，则除好书善本外的禁书大抵都不免，我也是预先承认的。近时上海禁书事件发生，大家谈起来都知道，可是《闲话皇帝》一文谁也没有见过，以前不注意，以后禁绝了。听说从前有《闲话扬州》一文激怒了扬州人，闹了一个小问题，那篇《闲话》我也还不曾见到。这篇《闲话》因为事情更大了，所以设法去借了一个抄本来，从头至尾用心读了一遍，觉得文章还写得漂亮，此外还是大失望。这是我最近读禁书的一个经验。
　　不过天下事都有例外。我近日看到明末的一册文集，十足有可禁的程度，然而不是禁书。这书叫作《拜环堂文集》，会稽陶崇道著，即陶石篑石梁的侄子，我所有的只是残本，第五六两卷，内容都是尺牍。从前我翻阅姚刻《禁书目》，仿佛觉得晚明文章除七子外皆在禁中，何况这陶路甫的文中有许多奴虏字样，其宜全毁明矣，然而重复检查索引式的《禁书总录》，却终未发见他的名字，这真真是大运气吧。虽然他的文集至今也一样地湮没，但在发现的时候头上可以不至于加上标识，定价也不至过高，我们或者还有得到的机会，那么这又可以算是我们读者的运气了。
　　文集卷四《复杨修翎总督》云：
　　“古人以犬羊比夷虏，良有深意。触我啮我则屠之，弭耳乞怜则抚而驯之。”又《与张雨苍都掌科》云：“此间从虏中逃归者言，虏张甚，日则分掠，暮则饱归，为大头目者二，胡妓满帐中，醉后鼓吹为乐。此虽贼奴常态，然非大创势不即去，奈何。”
　　看这两节就该禁了。此外这类文字尚多，直叙当时的情形，很足供今日的参考。最妙的如《答毛帅（案即毛文龙）》云：“当奴之初起也，彼密我疏，彼狡我拙，彼合我离，彼捷我钝，种种皆非敌手，及开铁一陷，不言守而言战，不言战而且言剿。正如衰败大户，仍先世馀休，久驾人上，邻居小民见室中虚实，故来挑搆，一不胜而怒目张牙，诧为怪事，必欲尽力惩治之，一举不胜，墙垣户牖尽为摧毁，然后紧闭门扇，面面相觑，各各相讥。此时从颓垣破壁中一人跃起，招摇僮仆，将还击邻居，于是群然色喜，望影纳拜，称为大勇，岂知终是一人之力。”形容尽致，真可绝倒，不过我们再读一遍之后，觉得有点不好单笑明朝人了，仿佛这里还有别的意义，是中国在某一时期的象征，而现今似乎又颇相像了。集中也有别的文章，如《复朱金岳尚书》云：“凡人作文字，无首无尾，始不知何以开，后不知何以阖，此村郎文字也。有首有尾，未曾下笔，便可告人或用某事作开，或用某事作阖，如观旧戏，锣鼓未响，关目先知，此学究文字也。苏文忠曰，吾文如万斛源泉，不择地而布，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夫所谓万斛者，文忠得而主之者也；不得不行不得不止者，文忠不得而主之者也。识此可以谈文，可以谈兵矣。”作者原意在谈兵，因为朱金岳本来就是兵家，但是这当作谈文看，也说得很有意思。谢章铤《赌棋山庄笔记》云：“窃谓文之末成体者冗剽芜杂，其气不清，桐城诚为对症之药。然桐城言近而境狭，其美亦殆尽矣，而迤逦陵迟，其势将合于时文。”这所说的正是村郎文字与学究文字，那与兵法合的乃是文学之文耳。陶路甫毕竟是石篑石梁的犹子，是懂得文章的，若其谈兵如何，则我是外行，亦不能知其如何也。
　　八月十六日
　　（1935年）
　　关于家训
　　古人的家训这一类东西我最喜欢读，因为在一切著述中这总是比较的诚实，虽然有些道学家的也会益发虚假得讨厌。我们第一记起来的总是见于《后汉书》的马援“诚兄子严敦书”，其中有云：“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这段文章本来很有名，因为刻鹄画虎的典故流传很广，但是我觉得有意思的乃是他对于子侄的诚实的态度，他同样的爱重龙伯高杜季良，却希望他们学这个不学那个，这并不是好不好学的问题，实在是在计算利害，他怕豪侠好义的危险，这老虎就是画得像他也是不赞成的。故下文即云：“讫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将下车辄切齿，州郡以为言，吾常为寒心，是以不愿子孙效也。”后人或者要笑伏波将军何其胆怯也，可是他的态度总是很老实近人情，不像后世宣传家自己猴子似的安坐在洞中只叫猫儿去抓炉火里的栗子。我常想，一个人做文章，要时刻注意，这是给自己的子女去看去做的，这样写出来的无论平和或激烈，那才够得上算诚实，说话负责任。谢在杭的《五杂组》卷十三有云：“今人之教子读书不过取科第耳，其于立身行己不问也。……非独今也，韩文公有道之士也，训子之诗有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之句，而俗诗之劝世者又有书中自有黄金屋等语，语愈俚而见愈陋矣。”这也可以算是老实了罢，却又要不得，殆伪善之与怙恶亦犹过与不及欤。
　　陶集中《与子俨等疏》实是一篇好文章，读下去只恨其短，假如陶公肯写得长一点，成一两卷的书，那么这一定大有可观，《颜氏家训》当不能专美了。其实陶诗多说理，本来也可抵得他的一部语录，我只因为他散文又写得那么好，所以不免起了贪心，很想多得一点看看，乃有此妄念耳。《颜氏家训》成于隋初，是六朝名著之一，其见识情趣皆深厚，文章亦佳，赵敬夫作注将以教后生小子，卢抱经序称其委曲近情，纤悉周备，可谓知言。伍绍棠跋彭兆荪所编《南北朝文钞》云：“窃谓南北朝人所著书多以骈俪行之，亦均质雅可诵，如范蔚宗沈约之史论，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斯皆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诚使勒为一书，与此编相辅而行，足为词章家之圭臬。”这一番话很合我的意思，就只漏了一部《颜氏家训》。伍氏说六朝人的书用骈俪而质雅可诵，我尤赞成，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其文章实乃虚骄粗犷，正与质雅相反，即《盘谷序》或《送孟东野序》也是如此。唐宋以来受了这道统文学的影响，一切都没有好事情，家训因此亦遂无什么可看的了。
　　从前在《涵芬楼秘笈》中得一读明霍渭崖家训，觉得通身不愉快。此人本是道学家中之蛮悍者，或无足怪，但其他先儒训迪亦是百步五十步之比。
　　在明末清初我遇见了两个人，傅青主与冯钝吟，傅集卷二十五为《家训》，冯有《家戒》两卷，又《诫子帖》、《遗言》等，收在《钝吟杂录》中，青主为明遗老中之铮铮者，通二氏之学，思想通达，非凡夫所及，钝吟虽儒家而反宋儒，不喜宋人论史及论政事文章的意见，故有时亦颇有见解能说话。
　　《家戒》上第一节类似小引，其下半云：“我无行，少年不自爱，不堪为子弟之法式，然自八九岁读古圣贤之书，至今六十馀年，所知不少，更历事故，往往有所悟。家有四子，每思以所知示之。少年性快，老人谆谆之言非所乐闻，不至头触屏风而睡，亦已足矣。
　　无如之何，笔之于书，或冀有时一读，未必无益也。”我们再看《颜氏家训》的“序致第一”云：“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魏晋已来所著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效，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吾今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暴谑，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阋，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吾望此书为汝曹之所信，犹贤于傅婢寡妻耳。”两相比较，颜文自有胜场，冯理却亦可取，盖颜君自信当为子孙所信，冯君则不是这样乐观，似更懂得人情物理也。陶渊明《杂诗十二首》之六云：“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义大利诗人勒阿巴耳地（G.Leopardi）曾云，儿子与父亲决不会讲得来，因为两者年龄至少总要差二十岁。这都足以证明冯君的忧虑不是空的，“无如之何，笔之于书，或冀有时一读”，乃实为写家训的最明达勇敢的态度，其实亦即是凡从事著述者所应取的态度也。古人云，藏之名山传诸其人，原未免太宽缓一点，但急于求效，强聒不舍，至少亦是徒然。诗云：“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王瑞玉夫人在《诗问》中释曰，“故人未必冒雨来，设辞尔。”钝吟居士之意或亦如此，此正使人觉得可以佩服感叹者也。
　　廿五年一月十七日，于北平书
　　读戒律
　　我读佛经最初还是三十多年前。查在南京水师学堂时的旧日记，光绪甲辰（一九○四）十一月下有云：“初九日，下午自城南归经延龄巷，购经二卷，黄昏回堂。”又云：“十八日，往城南购书，又西方接引图四尺一纸。”
　　“十九日，看《起信论》，又《纂注》十四页。”这头一次所买的佛经，我记得一种是《楞严经》，一种是《诸佛要集经》与《投身饲饿虎经》等三经同卷。第二次再到金陵刻经处请求教示，据云顶好修净土宗，而以读《起信论》为入手，那时所买的大抵便是论及注疏，一大张的图或者即是对于西土向往。可是我看了《起信论》不大好懂，净土宗又不怎么喜欢，虽然他的意思我是觉得可以懂的。民国十年在北京自春至秋病了大半年，又买佛经来看了消遣，这回所看的都是些小乘经，随后是大乘律。我读《梵网经》菩萨戒本及其他，很受感动，特别是贤首疏，是我所最喜读的书。卷三在盗戒下注云：“善见云，盗空中鸟，左翅至右翅，尾至颠，上下亦尔，俱得重罪。准此戒，纵无主，鸟身自为主，盗皆重也。”我在七月十四日的《山中杂信》
　　四中云：“鸟身自为主，这句话的精神何等博大深厚，然而又岂是那些提鸟笼的朋友所能了解的呢？”又举食肉戒云：“若佛子故食肉，——一切众生肉不得食：夫食肉者断大慈悲佛性种子，一切众生见而舍去。是故一切菩萨不得食一切众生肉，食肉得无量罪。——若故食者，犯轻垢罪。”在《吃菜》小文中我曾说道：“我读《旧约利未记》，再看大小乘律，觉得其中所说的话要合理得多，而上边食肉戒的措辞我尤为喜欢，实在明智通达，古今莫及。”这是民国二十年冬天所写，与《山中杂信》相距已有十年，这个意见盖一直没有变更，不过这中间又读了些小乘律，所以对于佛教的戒律更感到兴趣与佩服。小乘律的重要各部差不多都已重刻了，在各经典流通处也有发售，但是书目中在这一部门的前面必定注着一行小字云“在家人勿看”，我觉得不好意思开口去问，并不是怕自己碰钉子，只觉得显明地要人家违反规条是一件失礼的事。
　　末了想到一个方法，我就去找梁漱溟先生，托他替我设法去买，不久果然送来了一部《四分律藏》，共有二十本。可是后来梁先生离开北京了，我于是再去托徐森玉先生，陆续又买到了好些，我自己也在厂甸收集了一点，如《萨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十卷，《大比丘三千威仪》二卷，均明末刊本，就是这样得来的。书信中与俞平伯君书三十五通之十五云：“前日为二女士写字写坏了，昨下午赶往琉璃厂买六吉宣赔写，顺便一看书摊，买得一部《萨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共二册十卷，系崇祯十七年八月所刻。此书名据说可译为《一切有部律论》，其中所论有极妙者，如卷六有一节云：云何厕？比丘入厕时，先弹指作相，使内人觉知。当正念入，好摄衣，好正当中安身。欲出者令出，不肯者勿强出。古人之质朴处盖至可爱也。”时为十九年二月八日，即是买书的第二天。其实此外好的文章尚多，如同卷中说类似的事云：
　　“云何下风？下风出时不得作声。”
　　“云何小便？比丘不得处处小便，应在一处作坑。”
　　“云何唾？唾不得作声。不得在上座前唾。不得唾净地。不得在食前唾，若不可忍，起避去，莫令馀人得恼。”这莫令馀人得恼一句话我最喜欢，佛教的一种伟大精神的发露，正是中国的恕道也。又有关于齿木的：“云何齿木？齿木不得太大太小，不得太长太短，上者十二指，下者六指。不得上座前嚼齿木。有三事应屏处，谓大小便嚼齿木。不得在净处树下墙边嚼齿木。”《大比丘三千威仪》卷上云：“用杨枝有五事。一者，断当如度。二者，破当如法。三者，嚼头不得过三分。四者，疏齿当中三啮。五者，当汁澡目用。”金圣叹作施耐庵《水浒传序》中云：
　　“朝日初出，苍苍凉凉，澡头面，裹巾帻，进盘飧，嚼杨木。”即从此出。唯义净很反对杨枝之说，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朝嚼齿木项下云：“岂容不识齿木，名作杨枝。西国柳树全稀，译者辄传斯号。佛齿木材实非杨柳，那烂陀寺目今亲观，既不取信于他，闻者亦无劳致惑。”净师之言自必无误，大抵如周松霭在《佛尔雅》卷五所云，“此方无竭陀罗木，多用杨枝，”译者遂如此称，虽稍失真，尚取其通俗耳。至今日本俗语犹称牙刷曰杨枝，牙签曰小杨枝，中国则僧俗皆不用此，故其名称在世间也早已不传了。
　　《摩得勒伽》为宋僧伽跋摩译，《三千威仪》题后汉安世高译，僧佑则云失译人名，但总之是六朝以前的文字罢。卷下有至舍后二十五事亦关于登厕者，文繁不能备录，但如十一不得大咽使面赤，十七不得草画地，十八不得持草画壁作字，都说得很有意思。今抄简短者数则：“买肉有五事。一者，设见肉完未断，不应便买。二者，人已断馀乃应买。三者，设见肉少，不得尽买。四者，若肉少不得妄增钱取。五者，设肉已尽，不得言当多买。”
　　“教人破薪有五事。一者，莫当道。二者，先视斧柄令坚。三者，不得使破有青草薪。四者，不得妄破塔材。五者，积着燥处。”我在《入厕读书》文中曾说：
　　“偶读大小乘戒律，觉得印度先贤十分周密地注意于人生各方面，非常佩服。即以入厕一事而论，《三千威仪》下列举至舍后者有二十五事，《摩得勒伽》六自云何下风至云何筹草凡十三条，《南海寄归内法传》二有第十八便利之事一章，都有详细的规定，有的是很严肃而幽默，读了忍不住五体投地。”我又在《谈龙集》里讲到阿剌伯奈夫札威上人的《香园》与印度壳科加师的《欲乐秘旨》，照中国古语说都是房中术的书，却又是很正经的，“他在开始说不雅驯的话之先，恭恭敬敬地要祷告一番，叫大悲大慈的神加恩于他，这的确是明朗朴实的古典精神，很是可爱的。”自两便以至劈柴买肉（小乘律是不戒食肉的），一方面关于性交的事，这虽然属于佛教外的人所做，都说的那么委曲详尽，又合于人情物理，这真是难得可贵的事。中国便很缺少这种精神，到了现在我们同胞恐怕是世间最不知礼的人之一种，虽然满口仁义礼智，不必问他心里如何，只看日常举动很少顾虑到人情物理，就可以知道了。查古书里却也曾有过很好的例，如《礼记》里的两篇《曲礼》，有好些话都可以与戒律相比。凡为长者粪之礼一节，凡进食之礼一节，都很有意思。中云：“毋捕饭，毋放饭，毋流歠，毋咤食，毋啮骨，毋反鱼肉，毋投与狗骨。”
　　这用意差不多全是为得“莫令馀人得恼”，故为可取。僧祇律云：“不得大，不得小，如淫女两粒三粒而食，当可口食。”又是很有趣的别一说法，正可互相补足也。居丧之礼一节也很好，下文有云：“邻有丧，春不相。里有殡，不巷歌。适墓不歌，哭日不歌。送丧不由径，送葬不辟涂潦。”读这些文章，深觉得古人的神经之纤细与感情之深厚视今人有过之无不及。《论语》卷四记孔子的事云：“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实在也无非是上文的实行罢了。从别一方面发明此意者有陶渊明，在《挽歌诗》第三首中云：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此并非单是旷达语，实乃善言世情，所谓亦已歌者即是哭日不歌的另一说法，盖送葬回去过了一二日，歌正亦已无妨了。陶公此语与“日暮狐狸眠冢上，夜阑儿女笑灯前”的感情不大相同，他似没有什么对于人家的不满意，只是平实地说这一种情形，是自然的人情，却也稍感寥寂，此是其佳处也。我读陶诗而懂得《礼》意，又牵连到小乘律上头去，大有缠夹之意，其实我只表示很爱这一流的意思，不论古今中印，都一样地随喜礼赞也。
　　民国二十五年四月十四日，于北平苦茶庵
　　关于试帖
　　我久想研究八股文，可是至今未敢下手，因为怕他难，材料多，篇幅长。
　　近来心机一转，想不如且看看试帖诗吧，于是开始搜集一点书。这些书本来早已无人过问，就是在现今高唱尊经拜孔的时代，书店印目录大抵都不列入，查考也不容易，所以现在我所收得的不过只有五十多种而已。
　　关于试帖的书，普通也可以分作别集总集诗文评三类。诗文评类中有梁章钜的《试律丛话》，见于《书目答问》，云十卷未刊，但是我却得到一部刻本，凡八卷四册，板心下端题知足知不足斋六字，而首叶后则云同治八年（一八六九）高安县署重刊。寒斋有《知足知不足斋诗存》，马佳氏宝琳著，今人编《室名索引》亦载，“知足知不足斋，清满洲宝琳。”却不能知道刻书者是否此人，查诗集其行踪似不出直隶奉天，而梁氏则多在广东，恐怕无甚关系，高安县重刊或者是梁恭辰乎？《书目答问》作于光绪元年，却尚未知，不知何也。其次有倪鸿的《试律新话》四卷，题云同治癸酉（一八七三）
　　闰六月野水闲鸥馆开雕，盖系其家刻，倪氏又著有《桐阴清话》八卷，则甚是知名，扫叶山房且有石印本了。梁氏《丛话》的编法与讲制艺的相同，稍觉平板，卷一论唐人试律，卷二三论纪晓岚的《我法集》与《庚辰集》，卷四五分论九家及七家试帖，卷六说壬戌科同榜，卷七说福建同乡，卷八说梁氏同宗是也，但资料丰富，亦有可取。倪氏新话近于普通诗话，随意翻读颇有趣味，却无系统次序也。
　　别集太多不胜记，亦并不胜收集。总集亦不少，今但举出寒斋所有的唐人试律一部分于下。最早者有《唐人试帖》四卷，康熙四十年（一七○一）刊，毛奇龄编，系与王锡田易三人共评注者，其时科举尚未用试帖诗也。丛话卷二云：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一七一五）始定前场用经义性理，次场刊去判语五道，易用五言六韵一首，至于大小试皆添用试律，始于乾隆丁丑（一七五七）。”叶忱叶栋编注的《唐诗应试备体》十卷，即成于康熙乙未，鲁之亮马廷相评释的《唐试帖细论》六卷，牟钦元编的《唐诗五言排律笺注》七卷，都是康熙乙未年所撰，乾隆戊寅年重刊的。钱人龙所编《全唐试律类笺》十卷，亦是乾隆己卯年重刊，可见都是那时投机的出板，钱氏原序似在纠正毛西河的缺误，其初板想当更早，惜无年代可查。臧岳编《应试唐诗类释》十九卷，乾隆戊子（一七六八）重刊，原本未见，唯己卯年纪昀著的《唐人试律说》一卷，最得要领，为同类中权威之作，其中已引用臧氏之说，可知其出板亦当在丁丑左右也。说唐律的书尚不少，因无藏本故不具举。
　　我去八股而就试帖的原因一半固然在于避难趋易，另外还有很好玩的理由：因为试帖比八股要古得多，而且他还是八股的祖宗。经义起于宋，但是要找到像样的八股文章须得到了明朝后半，试帖诗则唐朝早有，如脍炙人口的钱起诗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作于天宝十年，还在马嵬事件的五年前呢。关于试帖与八股的问题，毛西河在《唐人试帖》序中有云：“且世亦知试文八比之何所昉乎？汉武以经义对策，而江都平津太子家令并起而应之，此试文所自始也，然而皆散文也。天下无散文而复其句，重其语，两叠其话言作对待者，惟唐制试士改汉魏散诗而限以比语，有破题，有承题，有颔比颈比腹比后比，而后结以收之。六韵之首尾即起结也，其中四韵即八比也，然则试文之八比视此矣。今日为试文，亦曰为八比，而试问八比之所自始，则茫然不晓，是试文且不知，何论为诗。”这实在说得明白晓畅，所以后人无不信服，即使在别方面对于毛西河不以为然。《试律丛话》卷二引纪晓岚说云：
　　“西河毛氏持论好与人立异，所选唐人试律亦好改窜字句，点金成铁，然其谓试律之法同于八比，则确论不磨。”又卷一引林辛山《馆阁诗话》云：“毛西河检讨谓试帖八韵之法当以制艺八比之法律之，此实为作试帖者不易之定论，金雨叔殿撰《今雨堂诗墨》尝引伸其说。”《诗墨》惜尚未得见，唯《丛话》卷二录其自序，其中有云：“余谓君等勿以诗为异物也，其起承转合，反正浅深，一切用意布局之法，直与时文无异，特面貌各别耳。”这都从正面说得很清楚，纪晓岚于乾隆乙卯年（一七九五）著《我法集》二卷，有些话也很精妙，如卷上《赋得池水夜观深》一首后评云：
　　“此真极小之题，极窄之境，而加以难状之景，紫芝于楼钟池水一联几于百炼乃得之，诗话具载其事，方虚谷《瀛奎律髓》所谓诗眼，即此种之隔日疟也。于诗家为魔道，然既以魔语命题，不能不随之作魔语，譬如八比以若是乎从者之廋也命题，不能不作或人口气，诬孟子门人作贼也。”又《赋得栖烟一点明》一首后评云：
　　“此题是神来之句，所以胜四灵者，彼是刻意雕镂，此是自然高妙也。当时终日苦吟，乃得此一句，形容难状之景，终未成篇，今更形容此句，岂非剪彩之花持对春风红紫乎。然既命此题，不能不作，宋人所谓应官诗也。”
　　无论人家怎样讨厌纪大烟斗，他究竟是高明，说的话漂亮识趣，这里把诗文合一的道理也就说穿了。刘熙载在《艺概》卷六《经义概》中有一节云：“文莫贵于尊题。尊题自破题起讲始，承题乃分比只是因其已尊而尊之。
　　尊题者，将题说得极有关系，乃见文非苟作。”尊题也即是作应官诗，学者知此，不但八股试帖得心应手，就是一切宣传文章也都不难做了，盖土洋党各色八股原是同一章法者也。
　　民国二十一年在辅仁大学讲演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我曾说过这几句话：“和八股文相连的有试帖诗。古代的律诗本只八句，共四韵，后来加多为六韵，更后成为八韵。在清朝，考试的人都用八股文的方法去作诗，于是律诗完全八股化而成为所谓试帖。”这所说的与上文大同小异，但有一点不彻底的地方，便是尚未明白试帖是八股的祖宗，在时间上不免略有错误。我又说这些应试诗文与中国戏剧有关系，民间的对联，谜语与诗钟也都与试帖相关，这却可以算是我的发见，未经前人指出。中国向来被称为文字之国。
　　关于这一类的把戏的确是十分高明的，在平时大家尚且乐此不疲，何况又有名与利的诱引，那里会不耗思殚神地去做的呢。俗传有咏出恭者，以试帖体赋之云：“七条严妇训，四品待夫封。”盖古有妇人七出之条，又夫官四品则妻封为恭人，分咏题面，可谓工整绝伦，虽为笑谈，实是好例。李桢编《分类诗腋》（嘉庆二十二年）卷二诠题类引吴锡麒《十八学士登瀛洲》句云：
　　“天心方李属，公等合松呼。”注云，“李松拆出十八，新极，然此可遇而不可求。”《试律新话》卷三说拆字切题法，亦引此二句云，“以李松拆出十八二字，工巧之极，惜此外不多见耳。”又《新话》卷二云：“吴县潘篆仙茂才遵礼尝以五言八韵作戏目诗数十首，语皆工炼，余旧有其本，今不复存矣，惟记其《思凡》一联云，画眉真误我，摩顶悔从师。今茂才已久登鬼箓，而诗稿亦流落人间，能无人琴俱亡之感耶。”这是诗话的很好的谈资，忍不住要抄引，正可以证明中国文字之适用于游戏与宣传也。
　　试帖诗的总集还有两种值得一提。其一是《试帖诗品钩元》二十四卷，道光乙巳（一八四五）江苏学政张芾选，其二是《试律标准》二卷，道光丙午山东学政何桂清辑也。张何皆道光乙未科翰林，刊书只差了一年，在这方面的成绩与工夫当然是很不错的，在别方面就可惜都不大行了。后来太平天国事起，何桂清为浙江巡抚，弃城而逃，坐法死，张芾事则见于汪悔翁《乙丙日记》，卷三记咸丰丙辰（一八五六）六月间事云：“张芾派兵守祁门之大洪岭，见有贼来，不知其假道以赴东流建德也，皆失魂而逃，贼见其逃也，故植旗于岭。此兵等遂来告，张芾惊欲遁，城内人皆移居。十五申刻贼从容拔旗去，张芾始有生气，然亦几毙矣。既苏，并不责逃兵，而犹从容写小楷哦试帖，明日又官气如故矣，必饰言伪言击退以冒功也。噫，欺君如此，真可恶哉，而仗马不言，真不可解。”悔翁快人，说得非常痛快，恐怕也不是过甚之词。我记得了这一番话，所以翻阅《试帖诗品钩元》时常不禁发笑，盖如上文所述，贼从容拔旗去，官从容写小楷哦试帖，这一幅景象真是好看煞人也。
　　我想谈谈试帖，不料乱写了一阵终于不得要领，甚是抱歉。不过这其实也是难怪的，因为我还正在搜集研究中，一点都没有得结果，可以供献给大家，现在只是说这里很有意思，有兴趣的人无妨来动手一下，有如指了一堆核桃说这颇可以吃，总是要等人自己剥了吃了有滋味，什师有言，嚼饭哺人，反令哕吐，关于试帖亦是如此，我就以此权作解嘲了。
　　廿五年九月二十日，于北平苦茶庵
　　谈笔记
　　近来我很想看点前人笔记。中国笔记本来多得很，从前也杂乱的看得不少，可是现在的意思稍有不同。我所想看的目下暂以近三百年为准，换句话说差不多就是清代的，本来再上溯一点上去亦无不可，不过晚明这一类的著作太多，没有资力收罗，至于现代也不包括在里边，其理由却又因为是太少，新式的杂感随笔只好算是别一项目了。看法也颇有变更，以前的看笔记可以谓是从小说引申，现在是仿佛从尺牍推广，这句话有点说得怪，事实却正如此。近年我搜集了些尺牍书，贵重难得的终于得不到外，大约有一百二十种，随便翻阅也觉得有意思，虽然写得顶好自然还只能推东坡和山谷。他们两位的尺牍实在与其题跋是一条根子的，所以题跋我也同样的喜欢看，而笔记多半——不，有些好的多是题跋的性质或态度，如东坡的《志林》便是一个明显的实例。我把看尺牍题跋的眼光移了去看笔记，多少难免有龃龉不相入处，但也未始不是一种看法，不过结果要把好些笔记的既定价值颠倒错乱一下罢了，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一七子部杂家类下分类解说云：“以立说者谓之杂学，辨证者谓之杂考，议论而兼叙述者谓之杂说，旁究物理胪陈纤琐者谓之杂品，类辑旧文涂兼众轨者谓之杂纂，合刻诸书不名一体者谓之杂编，凡六类。”又卷一四○子部小说类下云：“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照着上边的分法，杂家里我所取的只是杂说一类，杂考与杂品偶或有百一可取，小说家里单取杂事，异闻虽然小时候最欢喜，现在则用不着，姑且束之高阁。这实在是我看笔记最非正宗的一点。蒲留仙的《聊斋志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五种》，我承认他们是中国传奇文与志怪小说的末代贤孙，文章也写得不坏，可是现在没有他们的分。我这里所要的不是故事，只是散文小篇，是的，或者就无妨称为小品文，假如这样可以辨别得清楚，虽然我原是不赞同这名称的。姑妄言之的谈狐鬼原也不妨，只苦于世上没有多少这种高明人，中间多数即不入迷也总得相信，至于讲报应的那简直是下流与恶趣了。《广陵诗事》卷九引成安若《皖游集》云，太平寺中一豕现妇人足，弓样宛然（其实是妇人现豕足耳，只可惜士女都未之知），便相信逆妇变猪并非不经之谈。我曾这样说：“阮芸台本非俗物，于考据词章之学也有成就，乃喜记录此等恶滥故事，殊不可解。世上不乏妄人，编造坐花志果等书，灾梨祸枣，汗牛充栋，几可自成一库，则亦听之而已，雷塘庵主奈何也落此科臼耶。”张香涛著《轩语》卷一中有“戒讲学误入迷途”一项云：“昨在省会有一士以所著书来上，将《阴骘文》、《感应篇》，世俗道流所谓《九皇经》、《觉世经》，与《大学》、《中庸》杂糅牵引，忽言性理，忽言易道，忽言神灵果报，忽言丹鼎符箓，鄙俚拉杂有如病狂，大为人心风俗之害，当即痛诋而麾去之。明理之士急宜猛省，要知此乃俗语所谓魔道，即与二氏亦无涉也。”张君在清末学者中不能算是大人物，这一节话却很有见识，为一般读书人所不能及。我曾批评陈云伯所著善书《莲花筏》，深惜其以聪明人而作鄙陋语，有云：“此事殊出意外，盖我平时品评文人高下，常以相信所谓文昌与关圣，喜谈果报者为下等，以为颐道居士当不至于此也。”由此可知我对于这一类书是如何的没有好感，虽然我知道要研究士大夫的腐败思想这些都是极好的资料，但是现在无此雅兴，所以只好撂下。与这种神怪报应相反而亦为我所不要看的有专讲典章掌故的一类，如《啸亭杂录》，《清秘述闻》，《郎潜纪闻》等，无论人家怎么看重，认为笔记中的正宗，这都不相干，我总之是不喜欢，所以不敢请教，也并不一定是看不起，他们或者自有其用处，实在只是有点隔教，和我没有什么情分。有人要问，那么是否爱那轻松漂亮的一路呢？正如有人说我必须爱读《梅花草堂笔谈》与《幽梦影》，因为我曾经称扬过公安竟陵派的文学。其实这是未必然的。在一个月前我翻阅《复堂日记》，觉得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日记卷三癸酉同治十二年项下有一则云：“《西青散记》致语幽清，有唐人说部风，所采诸诗，玄想微言，潇然可诵。以示眉叔，欢跃叹赏，固性之所近，施均父略翻五六纸掷去之矣。”
　　《日记补录》（念劬庐丛刻本）光绪二年（丙子）八月初九日条下有云：
　　“舆中展《西青散记》八卷，如木瓜酿，如新来禽，此味非舌阁硬饼者所知。”又十二年（丙戌）二月初四日条云：“阅《西青散记》，笔墨幽玄，心光凄淡，所录诗篇颇似明季钟谭一流，而视竟陵派为有生气也。”《日记续编》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四月十九日条云：
　　“《西青散记》附文略阅竟一过，嚼雪餐霞，味于无味，文章得山水之神，遇之于行墨之外，三十馀年时时有故人之怀，非痴嗜也。”谭君于二十五年中四次赏扬《散记》，可知他对于此书确有一种嗜好，可是我却不敢附和。《复堂日记》中常记读小说，看他评定甲乙，其次序当是《琐蛣杂记》、《夜雨秋灯录》、《里乘》、《客窗闲话》，《伊园谈异》似亦可入，盖谭君多着重文字方面，又不以怪异果报为非也。我看笔记也要他文字好，朴素通达便好，并不喜欢浓艳波俏，或顾影弄姿，有名士美人习气，这一点意思与复堂不同，其次则无取志异。《西青散记》的诗文的确写得不坏，论大体可以与舒白香《游山日记》相比，两者都是才人之笔，但日记似乎是男性的，有见识有胆力，而散记乃是女性的，拉上许多贺双卿的传说，很有点儿粘缠，容易流入肉麻一路去，还有许多降乩的女仙和显圣的关公，难免雅得俗起来了。《散记》中也有几节文章可以选取的，如卷一记折柳亭的饮饯，卷二记姑恶鸟以及记络纬等鸣虫的一条，又有记儿时情事一则，与沈三白的《浮生六记》卷一所说文情相近。寒斋有瓜渚草堂旧刊本《西青散记》，有时候拿出来翻阅，也颇珍重，不过感情就只是如此而已，我是不喜欢古今名士派的，故对于史梧冈未必能比张元长张心来更看得重也。
　　上边把各家的笔记乱说了一阵，大都是不满意的，那么到底好的有那几家呢？这话一言难尽，但简单的说，要在文词可观之外再加思想宽大，见识明达，趣味渊雅，懂得人情物理，对于人生与自然能巨细都谈，虫鱼之微小，谣俗之琐屑，与生死大事同样的看待，却又当作家常话的说给大家听，庶乎其可矣。人心不足蛇吞象，野心与理想都难实现，我只希望能具体而微，或只得其一部分，也已可以满足了。据我近几年来的经验，觉得这个很不容易，读过的笔记本不多，较好的只有傅青主的《杂记》，刘继庄的《广阳杂记》，刘青园的《常谈》，郝兰皋的《晒书堂笔录》，马平泉的《朴丽子》，李登斋的《常谈丛录》，王白岩的《江州笔谈》等，此外赵云松俞理初的著作里也有可看的东西，而《四库总目》著录的顾亭林、王山史、宋牧仲、王贻上、陆扶照、刘玉衡诸人却又在其次了。这里我最觉得奇怪的是顾亭林的《日知录》，顾君的人品与学问是有定评的了，文章我看也写得很干净，那么这部举世推尊的《日知录》论理应该给我一个好印象，然而不然。我看了这书也觉得有几条是好的，有他的见识与思想，朴实可喜，看似寻常而别人无能说者，所以为佳，如卷十三中讲馆舍、街道、官树、桥梁、人聚诸篇皆是。但是我总感到他的儒教徒气，我不非薄别人做儒家或法家道家，可是不可有宗教气而变成教徒，倘若如此则只好实行作揖主义，敬鬼神而远之矣。《日知录》卷十五《火葬》条下云：
　　“宋以礼教立国而不能革火葬之俗，于其亡也乃有杨琏真伽之事。”这岂不像是庙祝巫婆的话。卷十八李贽、钟惺两条很明白的表出正统派的凶相，其《朱子晚年定论》一条攻击阳明学派则较为隐藏，末一节云：“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馀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之正，岂不在于后贤乎。”又卷十九《修辞》一条攻击语录体文，末一则云：“自嘉靖以后人知语录之不文，于是王元美之札记，范介儒之《肤语》，上规子云，下法文中，虽所得有浅深之不同，然可谓知言者矣。”次条题曰《文人摹仿之病》，却劈头说道：“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心有所蔽，便难免自己撞着，虽然末节的话说得很对，人家看了仍要疑惑，不能相信到底诚意何在。我不想来谤毁先贤，不过举个例子说明好的笔记之不可多得罢了。我对于笔记与对于有些人认为神圣的所谓经是同样的要求，想去吸取一点滋味与养料，得到时同样的领受，得不到时也同样无所爱惜的抛在一旁了。
　　二十六年三月十日，在北平写
　　老年的书
　　谷崎润一郎的文章是我所喜欢读的，但这大抵只是随笔，小说除最近的《春琴抄》、《芦刈》、《武州公秘话》这几篇外也就没有多读。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出板的《青春物语》凡八章，是谷崎前半生的自叙传，后边附有一篇《艺谈》，把文艺与演艺相提并论，觉得很有意思。其一节云：“我觉得自己的意见与现代的艺术观根本的不相容，对于一天一天向这边倾过去的自己略有点觉得可怕。我想这不是动脉硬化的一种证据么，实在也不能确信其不如此。但是转侧的一想，在现代的日本几乎全无大人所读的或是老人所读的文学。日本的政治家大抵被说为缺乏文艺的素养，暗于文坛的情势，但是这在文坛方面岂不是也有几分责任么。因为就是他们政治家也未必真是对于文艺冷淡，如犬养木堂翁可以不必说了，像滨口雄幸那样无趣味似的人，据说也爱诵《碧岩录》，若槻前首相那些人则喜欢玩拙劣的汉诗，此外现居闲地的老政治家里面在读书三昧中度日的人一定也还不很少吧。不过他们所喜欢的多是汉文学，否则是日本的古典类，毫不及于现代的文学。
　　读日本的现代文学，特别是读所谓纯文学的人，都是从十八九至三十前后的文学青年，极端的说来只是作家志望的人们而已。我看见评论家诸君的月评或文艺论使得报纸很热闹的时候，心里总是奇怪，到底除了我们同行以外的读者有几个人去读这些东西呢？在现在文坛占着高位的创作与评论，实在也单是我们同行中人做了互相读互相批评，此外还有谁来注意？目前日本国内充满着不能得到地位感觉不平的青年，因此文学志愿者的人数势必很多，有些大报也原有登载那些作品的，但是无论如何，文坛这物事是完全以年青人为对手的特别世界，从自然主义的昔日以至现在，这种情形毫无变化。虽是应该对于政治组织社会状态特殊关心的普罗作家，一旦成为文士而加入文坛，被批评家的月评所收容，那么他们的读者也与纯文学的相差不远，限于狭小的范围内，能够广大的从天下的工人农人中获得爱读者的作家真是绝少。在日本的艺术里，这也只是文学才跔蹐于这样局促的天地，演剧不必说了，就是绘画音乐也更有广泛的爱好者，这是大家所知觉的事情。只是大众文学虽为文坛的月评所疏外，却在社会各方面似乎更有广大的读者层，可是这些爱读者的大部份恐怕也都是三十岁内的男女吧。的确，大众文学里没有文学青年的臭味，又多立脚于日本的历史与传统，其中优秀的作品未始没有可以作为大人所读的文学之感，但是对于过了老境的人能给与以精神的粮食之文学说是能够从这里生出来，却又未能如此想。要之现时的文学是以年青人为对手的读物，便是在作者方面，他当初也就没有把四十岁以上的大人们算在他的计画中的。老实说，像我这样虽然也是在文坛的角落里占一席地的同行中人，可是看每月杂志即使别栏翻阅一下，创作栏大概总是不读，这是没有虚假的事实。盖无论在那一时代那一国土，爱好文学的多是青春期的人们，所以得他们来做读者实在是文艺作家的本怀，那些老人们便随他去或者本来也不要紧，但是像我这样年纪将近五十了，想起自己所写的东西除年青人以外找不到人读，未始不感到寂寞。又或者把我自己放在读者方面来看，觉得古典之外别无堪读的东西，也总感觉在现代的文学里一定有什么缺陷存在。为什么呢？因为从青年期到老年期，时时在灯下翻看，求得慰安，当作一生的伴侣永不厌倦的书物，这才可以说是真的文学。人在修养时代固然也读书，到了老来得到闲月日，更是深深的想要有滋味的读物，这正是人情。
　　那时候他们所想读的，是能够慰劳自己半生的辛苦，忘却老后的悔恨，或可以说是清算过去生涯，什么都就是这么样也好，世上的事情有苦有悲也都有意思，就如此给与一种安心与信仰的文学。我以前所云找出心的故乡来的文学，也就是指这个。”
　　我把这一篇小文章译录在这里，并不是全部都想引用，虽然在文学上的情形原来相近，谷崎所说的话也颇有意思。我现在所想说的，只是看到在缺少给大人和老人读的书物这句话，很有同意，所以抄了过来，再加添一点意思上去。文学的世界总是青年的，然而世界不单只是文学，人生也不常是青年。我见文学青年成为大人（此语作第二义解亦任便），主持事务则其修养（或无修养）也与旧人相差无几，盖现时没有书给大人读，正与日本相同，而旧人所读过的书大抵亦不甚高明也。日本老人有爱诵《碧岩录》者，中国信佛的恐只慕净土念真言，非信徒又安肯读二氏之书乎。不佞数年前买《揞黑豆集》，虽觉得有趣而仍不懂，所以也不能算。据我妄测，中国旧人爱读的东西大概不外三类，即香艳，道学，报应，是也。其实香艳也有好诗文，只怕俗与丑；道学也是一种思想，但忌伪与矫；唯报应则无可取。我每想象中年老年的案头供奉《感应篇》、《明圣经》，消遣则《池上草堂劝戒近录》，笔墨最好的要算《坐花志果》了，这种情形能不令人短气？这里便与日本的事情不同，我觉得我们所需要的虽然也是找出心的故乡来的文学，却未必是给与安心与信仰的，而是通达人情物理，能使人增益智慧，涵养性情的一种文章。无论什么，读了于人最有损的是不讲情理的东西，报应与道学以至香艳都不能免这个毛病。不佞无做圣贤或才子的野心，别方面不大注意，近来只找点笔记看，便感到这样的不满，我想这总比被麻醉损害了为好，虽然也已失了原来读书的乐趣。现在似乎未便以老年自居，但总之已过了中年，与青年人的兴趣有点不同了，要求别的好书看看也是应该，却极不容易。《诗经》特别是《国风》，陶诗读了也总是喜欢，但是，读书而非求之于千年前的古典不可，岂不少少觉得寂寞么？大约因为近代的时间短的缘故吧，找书真大难，现代则以二十世纪论亦只有三十七年耳。近日偶读牛空山《诗志》，见《豳风·东山》后有批语云：
　　“情艳之事与军人不相关，慰军人却最妙。虫鸟果蔬之事与情艳不相关，写情艳却最妙。凯旋劳军何等大关目，妙在一字不及公事。一篇悲喜离合都从室家男女生情。开端敦彼独宿，亦在车下，隐然动劳人久旷之感。后文妇叹于室，其新孔嘉，惓惓于此三致意焉。夫人情所不能已圣人弗禁，东征之士谁无父母，岂鲜兄弟，而夫妇情艳之私尤所缱切。此诗曲体人情，无隐不透，直从三军肺腑扪摅一过，而温挚婉恻，感激动人，悦以使民，民忘其死，信非周公不能作也。”这几节话在牛空山只是读诗时感到的意思批在书眉上，可是说得极好，有情有理，一般儒生经师诗人及批评家都不能到这境地，是很难得的。我引这些话来做一个例，表示有这种见识情趣的可以有写书的资格了，只可惜他们不大肯写，而其更重要的事情是他们这种人实在也太少。
　　供给青年看的文学书充足与否不佞未敢妄言，若所谓大人看的书则好的实在极少，除若干古典外几于无有，然则中年老年之缺少修养又正何足怪也。
　　我近来想读书，却深感觉好书之不易得，所以写这篇小文，盖全是站在读者方面立场也。若云你不行，我来做，则岂敢。昨日闻有披发狂夫长跪午门外自称来做皇帝，不佞虽或自大亦何至于此乎。
　　民国二十六年五月四日于北平
　　童话
　　以前曾有一个时候，我颇留意找外国的童话，这也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
　　其实童话我到现在还是有兴味，不过后来渐偏于民俗学的方面，而当初大抵是文学的，所以在从《司各得丛书》中得到哈忒兰以及叶支所编《英伦爱耳兰童话集》的时候，不免有点失望，虽然岩谷小波那样复述的世界童话集也觉得不满意。大约那时的意见只承认童话有两大类，一是文艺的，如丹麦安徒生所作，一是自然的，如德国格林兄弟所集录者，是也。但是安徒生那样的天才，世间少有，而德国又不大新奇，因为当时注意的也是西欧以外的文学，所以童话用了同样的看法，最看重的是东北欧方面的出品。这些在英译本中当然不会多。凑巧在十九世纪末期出了一个怪人，名为尼斯贝忒培因，他专翻译许多奇怪国语的书，我买到他所译匈加利芬兰丹麦俄国的小说，童话集中最可喜的三种也正都是他的译本。一是俄国，二是哥萨克，三是土耳其，根据匈加利文译出，后附罗马尼亚的一部分。他懂的方言真不少，也肯不辞劳苦的多译，想起来还觉得可以佩服感激。这三册书各值六先令，本不算贵，当时节省学费买来，也着实不容易，虽然陀耳译的俄国童话有复制的比利平插画，价美金二圆，要高出四分之一，也终于勉力买到，至今并为我书架的镇守。民国以后格林一类的书也要搜集了，觉得哈忒兰的分类编法很有意义，他的《童话之科学》与麦克洛支的《小说之童年》二书成为童话的最好参考书，别方面的安徒生也另行搜集，虽然童话全集英译以克莱格夫妇本为佳，培因却亦有译本，又据说英文《安徒生传》也以培因所著为最，可惜我未曾得到，虽有别的二三本，大率平平，或不及勃兰特斯之长论更能得要领也。
　　十月廿一日
　　（1940年）
　　妖术史
　　我对于妖术感到兴趣，其原因未可详考，大概一半由于民俗学，大半却由于宗教审判的历史罢。从文化史上看来，符咒法术即是原始的科学，他所根据者一样的是自然律，不过科学的出于事实，每试皆验，而法术的则根于推想，不一定验罢了，这其间的转变是很有意思的事。别一方面，从法术发生了宗教，而宗教一边敌视科学，同时也敌视法术，结果是于许多妖巫之外也烧死了勃鲁诺等人，总称之曰非圣无法，这也很有意思，虽然是很可怕的事。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文字思想的冤狱，罪名大抵是大逆不道，即是对于主权者的不敬，若非圣无法的例案倒不大多，如孔融嵇康李贽等是，在西欧宗教审判里则全是此一类，此正大足供识者之考察者也。我耽读这一类书已是十年以前的事，除一般说及法术者外，我所喜欢的有吉忒勒其教授的《新旧英伦的妖术》，茂来女士的《西欧的巫教》，二者皆是学术的著作，案汤姆生的《魔鬼史》与斯本思的《不列颠之密教》均谓所云妖术乃是古代土著宗教之残留，论旨与茂来女士相同，当可信用。但是最特别的总要算是散茂士的著书了。我所有的只是四种，照出板年代排列，即是《妖术史》、《妖术地理》、《僵尸》、《人狼》，在一九二六至三三年中所刊行，共计六十三先令半，若论时价当在二百五十元之上了。我在这里计较价钱多少，便因为觉得买了有点冤枉，虽然那时的兑换率还没有这样的高。散茂士相信妖术确是撒但的宗派，目的在于破坏耶和华的天国，于人心世道大有关系，非彻底肃清不可，无论用些什么手段与多大牺牲。花钱买书，却听了这些议论，岂不大冤，但在别一方面也不是全无用处，除许多怪意见外也有许多难得的资料，关于妖巫审判的，所以我至今还宝重他，至于《僵尸》与《人狼》二册尤可珍重，其中奇事怪画颇多，如不怕会做噩梦，大可供枕上读书之用也。
　　三十年一月七日
　　小说
　　提到小说，可以回想的事情一定应当不少罢。其实却不尽然。我读小说的历史开始得很迟，大约在十一二岁时，最初所读的记得是《镜花缘》，以后大概是《西游记》，《封神传》，《水浒》，《儒林外史》，《三国演义》，《红楼梦》，《七侠五义》，《品花宝鉴》，《儿女英雄传》，所举都是代表的，其类似模拟者不再列记。这些小说当时读了很有兴趣，后来想起来觉得也得到好些益处，有如小时候乱吃的糖与水果以及杂拌儿，虽然曾经吃坏了胃或牙齿，但其营养分子也总是不可完全抹杀的。我对于上记各项小说觉得都有可取，但是回想起来时却也不能说出那一部特别有意思，特别有什么地方可以怀念。说也奇怪，我现今提起小说来，自己寻问记得的部分是什么，这大抵不是小说本身而是小说的有些批注。古人云，买椟还珠，这颇有点儿相像，岂不是笑林里的材料么。我是想说实话，所以这也是无法。小说的批第一自然要算金圣叹，可是《三国演义》与《红楼梦》也不坏，大约还可以考在一等之内。我读《水浒》，本文与批同样的留意，如吃白木耳和汤同咽才好，《西厢》亦然，王斲山出来时尤其有相声之妙。多少年前上海刊行新标点书，亚东本的《水浒》校订周密，有学问上的价值，但我觉得平常翻看则仍不如唱经堂本为佳，盖批注圈点不独增加兴趣，亦足为初学指导，养成了解赏鉴之力，与明师指点不异。不过话须得说过来，这里条件第一要批注有趣味有见识，不是凡批皆佳，第二是限于章回体旧作，他本来是说书人口吻，旁边有人再插说几句，并不扰乱原来的空气，若是新小说，则上文所云自不能适用也。此外我还读过不少违碍小说，回想比较的容易找，但此等书既系犯禁，也就不便再谈了。
　　一月九日
　　（1941年）
　　漫谈《四库全书》
　　中国读书人说起《四库全书》来，总是五体投地的佩服，这其实是错误的。旧的人不必说了，新的受了欧美人的影响，也都觉得这是一宗了不得的文化遗产，至于它的实在价值却全不大明瞭.《四库》是什么呢？这只是清朝乾隆帝弘历所开办的图书馆，收集的东西虽不少，却都是经过誊写，不讲校勘的抄写本，装潢好看，内容并不可靠，远不及后来诸家各校本之有学术价值，此其一。有些古刊珍本，另存别处，不在《四库》之内，因为《四库全书》是要板本大小一律，都是由举人秀才等手抄而成的。这些科举出身的老爷们本来不懂得什么是学术，抄写编纂只当作差使公事办，而皇帝是天作之圣，君师合一，更是任意妄为，有如乾隆尊崇关羽，改谥法壮缪为忠武，并将陈寿《三国志》里的本文也改掉了。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鹿部麋字下注云，“乾隆三十一年，纯皇帝目验御园麈角于冬至皆解，而麋角不解，敕改时宪书之麋角解之麋为麈，臣因知今所谓麈正古所谓麋也。”王筠《说文句读》又部爪字下注云，“《康熙字典》引云，象其甲指端生形，此乃内府善本，筠未曾见。”段王皆是谨饬的学者，绝不敢以文字贾祸，这里却也忍不住要讽刺一下了。清朝系异族，对于书中说到夷夏问题的地方非常注意，古代泛论的悉加删改，近时直说的则全体抹杀，禁书与文字狱是其结果，可以说是《四库全书》的一个大收获，此其二。我们只举前者，即是删改古书的例来看。《四库》中有一部晋皇侃所著的《论语疏》，是极难得的古书，《知不足斋丛书》内有翻刻本，可是这里发现一件怪事，同是知不足斋所刻的，假如你运气够好，便会得到两样不同的本子。请看《八佾》篇“夷狄之有君”一章，底下的两本行款字数都是一样，而文句完全不同。为什么呢？
　　这便因为皇氏原注贬斥夷狄，皇帝见了生气，叫翰林们改，也亏得他们辛苦经营，依照原有字数，改作补入，知不足斋也照样挖改，所以与前印本截然不同了。关于这件事，记得鲁迅曾有文章详细讲过，读者可以查考。康熙乾隆两朝编纂了好些类书，如《康熙字典》、《佩文韵府》、《渊鉴类函》，至今同《四库全书》一样为读书人所称道不衰，这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耻辱。
　　《康熙字典》里引《说文》的话，如上文王筠所举出，是在原书中所没有的，可以见一斑，各种错误虽另有高邮王氏的考证，可是字典因为是钦定的书，至今未加改正。似乎现在钦定的权威也还是存在的。而且现今亦还很通行，实在民国以来并不见有更是便宜适用的书出来，可以替代它的。什么时候中国读书人不再迷信《四库全书》，不再依靠《康熙字典》了，那时中国的国文国学才会有转机，这时期或者很快，或者很慢，都是难说。
　　（1949年3月31日上海《自由论坛晚报》）
　　小人书
　　这一种书在北方习惯叫“小人书”，不晓得这里是什么名称，在路上却是时常看见，根本和北方是一样的。马路边上摆设一个摊，放着许多横长的小册子，八分图画，两分文字，租给人看，看的人偶然也有大人，但十九都是小孩，所以称做小人书确是名符其实的。我每次看见时总不免发生感慨，这如演说滥调所说的有两个感想。其一是小孩们这样喜欢看书，很是可喜，其二则是大人们的惭愧，我们不曾有什么好书做出来给他们看，神仙妖怪，英雄强盗，才子佳人的故事，古今来写了不少，自然，不能算好，可是现在没有更好的，他们饥不择食的吞吃，这也怪不得他们，同样的怪不得印造和出租的人们。问题是要有好的替代品，要叫穷人莫吃米糖榆树皮，必须供给棒子面小米才行，空讲卫生的道理是没有用。说是没有替代品，那也是不合事实的，市面上的儿童书报出版得很不少了，不过那都是面包洋点心，普通人家是吃不起的，而且吃了也不充饥，乃是一个更大的缺点。花了几百几千的金圆买得一册故事漫画等，一翻就翻完了，现在这时候或者不能单怨书价之贵，而价贵却是事实，其内容之廉则又与其价成反比例，也是一样的事实。
　　我直觉的感到，这些书与其说是为儿童所作，无宁说全是为编者出版者自己而作的，更是近于真理。这句话说得很有点傻，商业的出版本来都是如此，何必大惊小怪，自然也是言之成理，不过我总觉得骗小人手里的铜钱似乎不应该，虽然骗大人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他们也在那里骗人的。我看小人书摊上一本本的横长册子，材料虽是陈旧一点，内容总是充实的，结实一厚本，禁得起翻看，同时已赚了钱，总算还对得起主顾的。新的儿童书也要能够这样子，那就好了。可是现今是商业世界，大家讲赚钱愈讲愈精，后来居上，要想劝人赔本或是够本为儿童服务出版，那是道地的梦话，不但听的人要咧了嘴笑，就是自己如不在做梦也是说不出口的。给儿童供给书物，正与整个的儿童教养一样，我想原是国家的责任，应由国家机关大规模的来办，那么大赔其钱可以全不在乎，物美固然难说，而价廉可以做到，其实是货真，即内容总可更为充实了。不过这也是同样的一个梦，是很渺茫的。自然比较上二者也稍有差别，前者之梦有如一匹骆驼通过针眼，只有在戏法中乃能遇见者也。
　　（1949年4月2日上海《自由论坛晚报》）
　　历史小说
　　中国的历史小说原是古已有之的，据现代学者的考证，有些宋元刊本的中篇短篇小说，出现于世，都是以历史为题材的，大概可以想见宋朝说史的人所用材料的一斑。不过那些东西读起来也很少兴味，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大抵从明朝以来早已让给后起的什么演义了。这一类小说，我们从前在书房读书的时候，偷读得很多，只要生书勉强可以背得出，其馀的工夫大半便消耗在这些木板小书上，自然大板的也是常有。演义的代表当然要算是《三国》，不过这部书实在浪得虚名，我近年重读一遍，很虚心的体味，总不能知道他的好处何在。我想这本来只是说史的一种演义，即是纲领，只供给说史的一个题目，其馀全得凭他在坛上自由发挥补充，有如《黄鹤楼》一剧，《戏考》上本事寥寥几行，唱白另有一本，而周郎之抓雉鸡毛，与刘皇叔之回顾发抖，更在唱戏人之善于表演了。《三国演义》之有名，我想原因在于说书与做戏，而做戏尤其有力，曹操之奸端的由于白脸，关羽之忠也由于红脸而来，若没有这些而单靠一部干燥简单的《三国演义》，一定不会得有那么大的影响与成功。此外演义，不论时代而以重要估算，则为《说岳》、《说唐》，《列国》、《两汉》便差得远了。《水浒传》虽然并不全凭历史，却也可以算在里边，以技术论要说是最高的了，其影响也很不小。明末《三言》、《二拍》等话本都是短篇，有许多也是重述历史的，读过《今古奇观》的人当还能记得。但是我觉得所有这些之中，只有清初的一部《豆棚闲话》，如讲介之推西施叔齐诸篇，都写得很好，有他独特的地方，因此又想起鲁迅的《故事新编》，也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内中有些古典，都有出处，有些今事，尚待索隐，读者往往容易忽略过去，正是很可惜的事。
　　（1949年11月24日《亦报》）
　　《治家格言》
　　中国读书人中间从前有两个偶像，一文一武，都很是有害，这便是所谓关公的关羽，与朱子的朱熹。若只是《三国演义》里的关云长，那么其弊也止于学桃园结义，成为一群破靴党，横行一时罢了，他们却另有经典，信奉伏魔大帝关圣帝君，于是乌烟瘴气的道士思想与封建的三纲主义相结合，仿佛是砒霜上加了雅片了。朱熹本来是个江湖派，他反对佛教，实际上偷了禅理加入道学中间，一面又非常佩服《参同契》，可见他是与道士思想很有渊源，换句话说，他也正是具有宗教与礼教两种成分的人物，其与关羽同为读书人所信奉原是当然的了。他们的信徒全是道士派的儒教徒，说得好一点即是乡愿，他们的经典是《阴骘文》、《感应篇》与《觉世真经》，比较不明显的一批是《二十四孝》与朱子《治家格言》。《治家格言》本是清初朱柏庐所作，世人却都说是朱熹的，他曾经编过《二十四孝》这种荒唐书，那么现在这么说也不能算辱没了他吧。蒋二秃子部下，特别是特务关系的家伙，都很崇拜朱子《治家格言》，当出于秃子的指示，这也正足以证明这格言的价值是如何了。
　　（1951年2月12日《亦报》）
　　第四辑
　　《阿Q正传》
　　我与《阿Q 正传》的著者是相识的，要想客观的公平的批评这篇小说似乎不大容易，但是因为约略知道这著作的主旨，或者能够加上一点说明，帮助读者去了解它的真相，——无论好坏，——也未可知。
　　《阿Q 正传》是一篇讽刺小说，讽刺小说是理智的文学里的一支，是古典的写实的作品。他的主旨是“憎”，他的精神是负的。然而这憎并不变成厌世，负的也并不尽是破坏。美国福勒忒（Follet）在《近代小说史论》中说：“关于政治宗教无论怎样的说也罢，在文学上这是一条公理：某种破坏常常是那唯一可能的建设。讽刺在许多时代，如十八世纪的诗里，堕落到因袭的地位去了。……但真正的讽刺实在是理想主义的一种姿态，对于不可忍受的恶习之正义的愤怒的表示，对于在这混乱世界里因了邪曲腐败而起的各种侮辱损害之道德意识的自然的反应。……其方法或者是破坏的，但其精神却还在这些之上。”因此在讽刺的憎里也可以说是爱的一种姿态。“摘发一种恶即是扶植相当的一种善。在心正烧的最热，反抗明显的邪曲的时候，那时它就最近于融化在哀怜与恐惧里了，——据亚理士多德说，这两者正是悲剧有净化力量的情绪。即使讽刺是冷的，如平常变为反语的时候大抵如此，然而它仍能使我们为了比私利更大的缘故而憎，而且在嫌恶卑劣的事物里鼓励我们去要求高尚的事物。”所以讽刺小说虽然与理想小说表面相反，其精神却是一致，不过正负不同罢了。在技工上，因为类型描写的缘故，也有一种相似的夸张的倾向，虽不能说是好处，但也是不可免的事实。理想家与讽刺家都着眼于人生的善或恶的一方面，将同类的事物积累起来，放大起来，再把它复写在纸上，所以它的结果是一幅人生的善或恶的扩大图。作为人生的“实物大”的绘图，在善人里表出恶的馀烬，在恶人里表出善的微光，只有真正伟大的写实家才能做到，不是常人所能企及，不然这容易流入于感伤主义的小说，正如人家讲中和的容易变为调停派一样。所以不是因袭的讽刺文学也自有其独特的作用，而以在有如现在中国一般的昏迷的社会里为尤甚。
　　《阿Q 正传》里的讽刺在中国历代文学中最为少见，因为它多是“反语”，便是所谓冷的讽刺——“冷嘲”。中国近代小说只有《镜花缘》与《儒林外史》的一小部分略略有点相近，《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多是热骂，性质很不相同，虽然这些也是属于讽刺小说范围之内的。《阿Q 正传》的笔法的来源，据我们所知是从外国短篇小说而来的，其中以俄国的果戈里与波兰的显克微支最为显著，日本的夏目漱石、森鸥外两人的著作也留下不少的影响。果戈里的《外套》和《狂人日记》，显克微支的《炭画》和《酋长》等，森鸥外的《沉默之塔》，都已经译成汉文，只就这几篇参看起来，也可以得到多少痕迹，夏目漱石的影响则在他的充满反语的杰作小说《我是猫》。但是国民性实在是奇妙的东西，这篇小说里收纳这许多外国的分子，但其结果是，对于斯拉夫民族有了他的大陆的迫压的气分而没有那“笑中的泪”，对于日本有了他的东方的奇异的花样而没有那“俳味”。这一句话我相信可以当作它的褒词，但一面就当作它的贬词去看也未始不可。多理性而少情热，多憎而少爱，这个结果便造成了“山灵的讽刺”（Satyric Satire），在这一点上却与“英国狂生”斯威夫德有点相近。这个倾向在《狂人日记》里——我在这里不得不顺便声明，著者巴人与鲁迅本来是一个人，——也很明显，不过现在更为浓密罢了。这样的冷空气或者于许多人的蔷薇色的心上给予一种不愉快的感触，但我的私见以为也是不可少的，至少在中国现代的社会里。
　　阿Q 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现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沈雁冰先生在《小说月报》上说：“阿Q 这人要在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 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这话说得很对。果戈里的小说《死魂灵》里的主人公契契诃夫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寻到一个旅行收买死农奴的契契诃夫，但在种种投机的实业家中间可以见到契契诃夫的影子，如克鲁泡金所说。不过其间有这一个差别，契契诃夫是一个“不朽的国际的类型”，阿Q 却是一个民族中的类型。他像希腊神话里“众赐”（Pandora）一样，承受了恶梦似的四千年来的经验所造成的一切“谱”上的规则，包括对于生命幸福名誉道德的意见，提炼精粹，凝为固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坏品性的“混合照相”。其中写中国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尊重生命，尤为痛切，因为我相信这是中国的最大的病根。总之这篇小说的艺术无论如何幼稚，但著者肯那样老实不客气的表示他的憎恶，一方面对于中国社会也不失为一服苦药，我想它的存在也并不是无意义的。只是著者本意似乎想把阿Q 好好的骂一顿，做到临了却使人觉得在未庄里阿Q 还是唯一可爱的人物，比别人还要正直些，所以终于被“正法”了，正如托尔斯泰批评契诃夫的小说《可爱的人》时所说，他想撞倒阿Q，将注意力集中于他，却反将他扶了起来了，这或者可以说是著者失败的地方。至于或者以为讽刺过分，“有伤真实”，我并不觉得如此，因为世上往往“事实奇于小说”，就是在我灰色的故乡里，我也亲见到这一类脚色的活模型，其中还有一个缩小的真实的可爱的阿桂，虽然他至今还是健在。
　　一九二二
　　《沉沦》
　　我在要谈到郁达夫先生所作的小说集《沉沦》之先，不得不对于“不道德的文学”这一个问题讲几句话，因为现在颇有人认他是不道德的小说。
　　据美国莫台耳（Mordell）在《文学上的色情》里所说，所谓不道德的文学共有三种，其一不必定与色情相关的，其馀两种都是关于性的事情的。第一种的不道德的文学实在是反因袭思想的文学，也就可以说是新道德的文学。例如易卜生或托尔斯泰的著作，对于社会上各种名分的规律加以攻击，要重新估定价值，建立更为合理的生活，在他的本意原是“道德的”，然而从因袭的社会看来，却觉得是“离经叛道”，所以加上他一个不道德的名称。
　　这正是一切革命思想的共通的运命，耶稣，哥白尼，达尔文，尼采，克鲁泡特金都是如此；关于性的问题如惠忒曼、加本特等的思想，在当时也被斥为不道德，但在现代看来却正是最醇净的道德的思想了。
　　第二种的不道德的文学应该称作不端方的文学，其中可以分作三类。
　　（一）是自然的，在古代社会上的礼仪不很整饬的时候，言语很是率真放任，在文学里也就留下痕迹，正如现在乡下人的粗鄙的话在他的背景里实在只是放诞，并没有什么故意的挑拨。（二）是反动的，禁欲主义或伪善的清净思想盛行之后，常有反动的趋势，大抵倾向于裸露的描写，因以反抗旧潮流的威严，如文艺复兴期的法意各国的一派小说，英国王政复古时代的戏曲，可以算作这类的代表。（三）是非意识的，这一类文学的发生并不限于时代及境地，乃出于人性的本然。虽不是端方的而也并非不严肃的，虽不是劝善的而也并非诲淫的；所有自然派的小说与颓废派的著作，大抵属于此类。据“精神分析”的学说，人间的精神活动无不以（广义的）性欲为中心，即在婴孩时代，也有他的性的生活，其中主动的重要分子，便是他苦（ Sadistic）自苦（Masochistic）展览（Exhibitionistic）与窥　（Voyeuristic）的本能。
　　这些本能得到相当的发达与满足便造成平常的幸福的性的生活之基础，又因了升华作用而成为艺术与学问的根本；倘若因迫压而致蕴积不发，便会变成病的性欲，即所谓色情狂了。这色情在艺术上的表现，本来也是由于迫压，因为这些要求在现代文明——或好或坏——底下，常难得十分满足的机会，所以非意识的喷发出来，无论是高尚优美的抒情诗，或是不端方的（即所谓猥亵的）小说，其动机仍是一样；讲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那色情狂的著作也同属在这一类，但我们要辨明他是病的，与平常的文学不同，正如狂人与常人的不同，虽然这交界点的区画是很难的。莫台耳说： “亚普刘思（Apuleius）彼得洛纽思（Petronius）戈谛亚（Gautier）或左拉（Zola）等人的展览性，不但不损伤而且有时反增加他们著作的艺术的价值。”我们可以说《红楼梦》也如此，但其馀的中国的“淫书”却都是色情狂的了。猥亵只是端方的对面，并不妨害艺术的价值。天才的精神状态也本是异常的，然而在变态心理的中线以外的人与著作则不能不以狂论。但是色情狂的文学也只是狂的病的，不是不道德的，至于不端方的非即不道德，那自然是不必说了。
　　第三种的不道德的文学才是真正的不道德文学，因为这是破坏人间的和平，为罪恶作辩护的，如赞扬强暴诱拐的行为，或性的人身卖买者皆是。严格的说，非人道的名分思想的文章也是这一类的不道德的文学。
　　照上边说来，只有第三种文学是不道德的，其馀的都不是；《沉沦》是显然属于第二种的非意识的不端方的文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著者在自序里说：“第一篇《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第二篇是描写一个无为的理想主义者的没落。”虽然他也说明“这两篇是一类的东西，就把他们作连续的小说看，也未始不可的”，但我想还不如综括的说，这集内所描写是青年的现代的苦闷，似乎更为确实。生的意志与现实之冲突，是这一切苦闷的基本；人不满足于现实，而复不肯遁于空虚，仍就这坚冷的现实之中，寻求其不可得的快乐与幸福。
　　现代人的悲哀与传奇时代的不同者即在于此。理想与现实社会的冲突当然也是苦闷之一，但我相信他未必能完全独立，所以《南归》的主人公的没落与《沉沦》的主人公的忧郁病终究还是一物。著者在这个描写上实在是很成功了。所谓灵肉的冲突原只是说情欲与迫压的对抗，并不含有批判的意思，以为灵优而肉劣；老实说来超凡入圣的思想倒反于我们凡夫觉得稍远了，难得十分理解，譬如中古诗里的“柏拉图的爱”，我们如不将他解作性的崇拜，便不免要疑是自欺的饰词。我们赏鉴这部小说的艺术的写出这个冲突，并不要他指点出那一面的胜利与其寓意。他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的写出升华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的所在。至于所谓猥亵部分，未必损伤文学的价值；即使或者有人说不免太有东方气，但我以为倘在著者觉得非如此不能表现他的气分，那么当然没有可以反对的地方。但在《留东外史》，其价值本来只足与《九尾龟》相比，却不能援这个例，因为那些描写显然是附属的，没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态度也是不诚实的。《留东外史》终是一部“说书”，而《沉沦》却是一件艺术的作品。
　　我临末要郑重的声明，《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但他是“受戒者的文学”（Literature for the initiated），而非一般人的读物。有人批评波特来耳的诗说：“他的幻景是黑而可怖的。他的著作的大部分颇不适合于少年与蒙昧者的诵读，但是明智的读者却能从这诗里得到真正希有的力。”
　　这几句话正可以移用在这里。在已经受过人生的密戒，有他的光与影的性的生活的人，自能从这些书里得到希有的力，但是对于正需要性的教育的“儿童”们却是极不适合的。还有那些不知道人生的严肃的人们也没有诵读的资格，他们会把阿片去当饭吃的。关于这一层区别，我愿读者特别注意。
　　著者曾说：“不曾在日本住过的人，未必能知这书的真价。对于文艺无真挚的态度的人，没有批评这书的价值。”我这些空泛的闲话当然算不得批评，不过我不愿意人家凭了道德的名来批判文艺，所以略述个人的意见以供参考，至于这书的真价，大家知道的大约很多，也不必再要我来多说了。
　　（1922年3月26日《晨报副刊》）
　　介绍小诗集《湖畔》
　　《湖畔》是汪静之君等四个人自费出版的诗集。这四个人的诗在本附刊上也曾经发表过好些，看过的人大约自然知道，不用我来批评好歹。我在这里只说这一句话：他们的是青年人的诗；许多事物映在他们的眼里，往往结成新鲜的印象。我们过了三十岁的人所承受不到的新的感觉，在诗里流露出来，这是我所时常注目的一点。
　　我写这几句话，或者似乎有广告的嫌疑，因为他们寄了一百本来，叫我替他们在北京找个寄售的地方，——我现在便托了北大出版部和新知书社寄售，南城方面本来也想找一处，因为没有认得的人，所以只好作罢了。至于广告这一层，我想也没有什么要紧；即使是自己的著作，只要自信还有一点价值，便是自画自赞，在或一范围内也是人情之所容许的罢。
　　（1922年5月8日）
　　读《野鸽的话》
　　李勖刚君的《野鸽的话》出版了，我重读了一遍，略有一点感想，便写了下来。
　　这种单行小册子的刊行，我以为是极好的，于新文学的前途很有好处。
　　艺术运动的进行，如只靠性质夹杂或以营业为主的杂志去主持，成绩总不能很好，唯有纯粹的同人杂志最为有望，能够有个杂志固然更好了。我希望这小册子是将来文艺界里许多“孤军”的先锋。
　　《野鸽的话》诚如友人X 君所说是“质胜于文”，因为里边不免稍有不很圆熟的古语掺入，似乎有欠调和的地方，但是从全体上说来这种朴实真切而有重量的文章颇有动人的力，自然的有一种清新的活气。我们自己做文章或看别人著作的时候，常觉得有些衰弱庸熟的文句缠绕笔端，摆脱不去，仿佛感到吃着肥皂的味道，因此见了青年似的文章不由的不生歆羡了。
　　著者在这一篇里寄寓他的人生哲学，但文学的趣味还不曾被教训所压倒，而且率直的抒写，不假什么矫揉雕琢，没有那些教训文学的缺点。要说是受了伽谛（Gatty）夫人的“自然界里的譬喻”一类的影响或者也无不可，但在中国也可以说是独创，只在后来作家的注意，不要随意的重复模作就好了。
　　（1922年10月1日）
　　《竹林的故事》序
　　冯文炳君的小说是我所喜欢的一种。我不是批评家，不能说他是否水平线以上的文艺作品，也不知道是哪一派的文学，但是我喜欢读他，这就是表示我觉得他好。
　　我所喜欢的作品有好些种。文艺复兴时代说猥亵话的里昂医生，十八世纪讲刻毒话的爱耳兰神甫，近代做不道德的小说以及活剖人的心灵的法国和瑞典的狂人，……我都喜欢读。不过我不知怎地总是有点“隐逸的”，有时候很想找一点温和的读，正如一个人喜欢在树阴下闲坐，虽然晒太阳也是一件快事。我读冯君的小说便是坐在树阴下的时候。
　　冯君的小说我并不觉得是逃避现实的。他所描写的不是什么大悲剧大喜剧，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这却正是现实。特别的光明与黑暗固然也是现实之一部，但这尽可以不去写他，倘若自己不曾感到欲写的必要，更不必说如没有这种经验。文学不是实录，乃是一个梦：梦并不是醒生活的复写，然而离开了醒生活梦也就没有了材料，无论所做的是反应的或是满愿的梦。
　　冯君所写多是乡村的儿女翁媪的事，这便因为他所见的人生是这一部分，—
　　—其实这一部分未始不足以代表全体：一个失恋的姑娘之沉默的受苦未必比
　　蓬发薰香，着小蛮靴，胸前挂鸡心宝石的女郎因为相思而长吁短叹，寻死觅活，为不悲哀，或没有意思。将来著者人生的经验逐渐进展，他的艺术也自然会有变化，我们此刻当然应以著者所愿意给我们看的为满足，不好要求他怎样地照我们的意思改作，虽然爱看不爱看是我们的自由。
　　冯君著作的独立的精神也是我所佩服的一点。他三四年来专心创作，沿着一条路前进，发展他平淡朴讷的作风，这是很可喜的。有茀罗倍耳那样的好先生，别林斯奇那样的好批评家，的确值得也是应该听从的，但在中国哪里有这些人；你要去找他们，他不是叫你拿香泥塑一尊女菩萨，便叫你去数天上的星，结果是筋疲力尽地住手，假如是聪明一点。冯君从中外文学里涵养他的趣味，一面独自走他的路，这虽然寂寞一点，却是最确实的走法，我希望他这样可以走到比此刻的更是独殊的他自己的艺术之大道上去。
　　这种丛书，向来都是没有别人的序的，但在一年多前我就答应冯君，出小说集时给做一篇序，所以现在不得不写一篇。这只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并不是什么批评。我是认识冯君，并且喜欢他的作品的，所以说的不免有点偏，倘若当作批评去看，那就有点像“戏台里喝彩”式的普通评论，不是我的本意了。
　　一九二五年九月三十日，于北京
　　《忆》的装订
　　从春台借了《忆》来看的第二天，便跑到青云阁去买了一本，因为我很喜欢这本小诗集。现在且来谈谈他的装帧、印刷及纸张。
　　《忆》的内容我姑且不谈。——或者有人要疑心，这是不是对于著者有点不敬，好像客对主人说“这茶热得好”一样。但是我有我的几种理由。第一，我不会批评，不必说早已不挂牌了；第二，我来夸奖平伯，别人总以为是后台喝采，未必信用。如对于平伯个人表示意见，则“我很喜欢”一句话尽够，他就已能了解我了。因此，我还是来谈装订。
　　这部诗集的第一点特色是，全部的诗都是著者手写的。我到底不是“问星处”，并不真是想讲相法或笔迹判断，但我觉得著者的图像及笔迹都是很能帮助了解或增加兴趣的东西。以我近来的“车旁军”的见解来讲，我还希望能用木刻才好，倘若现在还有人会刻。石印总是有点浮光掠影，墨色也总是浮薄，好像是一个个地摆在纸上，用手去一摸就要掉下来似的。我对于《忆》也不免觉得这里有点美中不足，虽然比铅印自然要有趣得多了。
　　第二点特色是，里边有丰子恺君的插画十八幅，这种插画在中国也是不常见的。我当初看见平伯所持画稿，觉得很有点竹久梦二的气味，虽然除另碎插绘外我只见过一本《梦二画集》春之卷。后来见佩弦的文章，大约是丰君《漫画集》的题词吧，显明地说出梦二的影响。日本的漫画由鸟羽僧正（《今昔物语》著者的儿子）开山，经过锹形蕙斋，耳鸟斋，发达到现在。梦二所作除去了讽刺的意味，保留着飘逸的笔致，又特别加上艳冶的情调，所以自成一路，那种大眼睛软腰支的少女恐怕至今还蛊惑住许多人心。德法的罗忒勒克（Lautrec）与海纳（Heine）自然也有他们的精彩，但我总是觉得这些人的挥洒更中我的意。中国有没有这种漫画，我们外行人不能乱说，在我却未曾见到过，因此对于丰君的画不能不感到多大的兴趣了。
　　第三点特色是，用的中国连史纸。中国人现在对于用纸真太不考究了，仿佛觉得只要是纸便都可以印书，无论是还魂纸或是草纸。有光纸都当做宝贝，更不必说是洋连史，这大约已经要算是EditiondeLuxe（美装本）了。
　　我想凡平常的书用洋纸铅印，也就够了，好一点的至少非用连史纸不可，或日本的半纸，虽然我也特别喜欢那质朴坚韧的杜仲纸。但那钉法我觉得还不如用中国式的线装为佳，因为原来的绢线结我不知怎的觉得有点像女学生的日记本，——自然这只是我一个人的偏见罢了。
　　总之这诗集的装订都是很好的。小缺点也有，但不关紧要，如全部本文都没有注叶数。
　　十五年二月十四日于沟沿之东
　　【附记】
　　《忆》，俞平伯著诗集，朴社出版，北京景山书社经售，定价一元。
　　《桃园》跋
　　议论人家的事情很不容易，但假如这是较为熟识的人，那么这事更不容易，有如议论自己的事情一样，不知怎么说才得要领。《桃园》的著者可以算是我的老友之一，虽然我们相识的年数并不太多，只是谈论的时候却也不少，所以思想上总有若干相互的了解。然而要问废名君的意见到底是如何，我就觉得不能够简单地说出。从意见的异同上说，废名君似很赞同我所引的说蔼理斯是叛徒与隐逸合一的话。他现在隐居于西郊农家，但谈到这些问题他的思想似乎比我更为激烈；废名君很佩服狭斯比亚，我则对于这个大戏曲家纯是外行，正如对于戏曲一切。废名君是诗人，虽然是做着小说；我的头脑是散文的，唯物的。我所能说的大略就是这一点。
　　但是我颇喜欢废名君的小说，这在《竹林的故事》的序上已经说过，我所喜欢的第一是这里面的文章。《笑府》载乡人喝松萝泉水茶称赞茶热得好，我这句话或者似乎有同样的可笑。“然而不然”，文艺之美，据我想形式与内容要各占一半。近来创作不大讲究文章，也是新文学的一个缺陷。的确，文坛上也有做得流畅或华丽的文章的小说家，但废名君那样简炼的却很不多见。在《桃园》中随便举一个例，如三十六页上云：“铁里渣在学园公寓门口买花生吃！
　　“程厚坤回家。
　　“达材想了一想，去送厚坤？——已经走到了门口。
　　“达材如入五里雾中，手足无所措，——当然只有望着厚坤喊。……”
　　这是很特别的，简洁而有力的写法，虽然有时候会被人说是晦涩。这种文体于小说描写是否唯一适宜我也不能说，但在我的喜含蓄的古典趣味（又是趣味！）上觉得这是一种很有意味的文章。其次，废名君的小说里的人物也是颇可爱的。这里边常出现的是老人，少女与小孩。这些人与其说是本然的，无宁说是当然的人物；这不是著者所见闻的实人世的，而是所梦想的幻景的写象，特别是长篇《无题》中的小儿女，似乎尤其是著者所心爱，那样慈爱地写出来，仍然充满人情，却几乎有点神光了。年青的时候读日本铃木三重吉的《千代纸》中几篇小说，我看见所写的幻想的少女，也曾感到仿佛的爱好。在《桃园》里有些小说较为特殊，与著者平常的作品有点不同，但是，就是在这里，例如张先生与秦达材，他们即使不讨人家的喜欢，也总不招人家的反感，无论言行怎么滑稽，他们的身边总围绕着悲哀的空气。废名君小说中的人物，不论老的少的，村的俏的，都在这一种空气中行动，好像是在黄昏天气，在这时候朦胧暮色之中一切生物无生物都消失在里面，都觉得互相亲近，互相和解。在这一点上废名君的隐逸性似乎是很占了势力。
　　说了好些话终于是不得要领。这也没法，也不要紧，我在上边已经说过，这是不会得要领的。而且我本来不是来批评《桃园》和废名君，不过因为曾经对废名君说给他在《桃园》后面写一篇小文，现在写这一篇送给他以了旧欠罢了。
　　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于北平市，岂明。
　　《燕知草》跋
　　小时候读书不知有序，每部书总从目录后面第一页看起。后来年纪稍长，读外国书知道索引之必要与导言之有益，对于中国的序跋也感到兴趣。桐城派的文章固然无聊，只要他说得出道理来，那也就值得看，譬如吴挚甫的《天演论》序与林琴南的“哈氏丛书”诸序，虽然有好些谬语，却是颇有意思。
　　因为我喜欢读序，所以也就有点喜欢写序；不过，序实在不好做，于是改而写跋。
　　做序是批评的工作，他须得切要地抓住了这书和人的特点，在不过分的夸扬里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才算是成功，跋则是整个读过之后随感地写出一点印象，所以较为容易了。但是话虽如此，我却恐怕连这个也弄不好。平伯的这些文章，我都是一篇篇地读过的，大部分还是原稿，只有三两篇是从印本上看来，可是现在回想整个的印象，实在有点儿迷糊了。我觉得里边的文字都是写杭州的，这个证以佩弦的序言可以知道是不错。可惜我与杭州没有很深的情分，十四五岁曾经住过两个年头，虽然因了幼稚的心的感动，提起塔儿头与清波门都还感到一种亲近，本来很是嫌憎的杭州话也并不觉得怎么讨厌，但那时环境总是太暗淡了，后来想起时常是从花牌楼到杭州府的一条路，发见自己在这中间，一个身服父亲的重丧的小孩隔日去探望在监的祖父。
　　我每想到杭州，常不免感到有些忧郁。但是，我总还是颇有乡曲之见的人，对于浙江的事物很有点好奇心，特别是杭州——我所不愿多想的杭州的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却很愿意听，有如听人家说失却的情人的行踪与近状，能够得到一种寂寞的悦乐。《燕知草》对于我理应有此一种给予，然而平伯所写的杭州还是平伯多而杭州少，所以就是由我看来也仍充满着温暖的色彩与空气。
　　我平常称平伯为近来的一派新散文的代表，是最有文学意味的一种，这类文章在《燕知草》中特别地多。我也看见有些纯粹口语体的文章，在受过新式中学教育的学生手里写得很是细腻流丽，觉得有造成新文体的可能，使小说戏剧有一种新发展，但是在论文——不，或者不如说小品文，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有人称他为“絮语”过的那种散文上，我想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揉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我说雅，这只是说自然、大方的风度，并不要禁忌什么字句，或者装出乡绅的架子。平伯的文章便多有这些雅致，这又就是他近于明朝人的地方。不过我们要知道，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有些人终于做了忠臣，如王谑庵到覆马士英的时候便有“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的话，大多数的真正文人的反礼教的态度也很显然，这个统系我相信到了李笠翁、袁子才还没有全绝，虽然他们已都变成了清客了。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而现在中国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样子，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这原是无足怪的。我常想，文学即是不革命，能革命就不必需要文学及其他种种艺术或宗教，因为他已有了他的世界了；接着吻的嘴不再要唱歌，这理由正是一致。但是，假如征服了政治的世界，而在别的方面还有不满，那么当然还有要到艺术世界里去的时候，拿破仑在军营中带着《维特的烦恼》可以算作一例。文学所以虽是不革命，却很有他的存在的权利与必要。——从《燕知草》说到明朝，又从明朝说到革命，这个野马跑得太远了，实在我只想说明，文学是不革命，然而原来是反抗的：这在明朝小品文是如此，在现代的新散文亦是如此。平伯这部小集是现今散文一派的代表，可以与张宗子的《文粃》（刻本改名《琅嬛文集》）相比，各占一个时代的地位，所不同者只是平伯年纪尚青，《燕知草》的分量也较少耳。
　　中华民国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于北平市。
　　《莫须有先生传》序
　　茶饭一年年地吃多了，年纪不能没有长进，而思想也就有点儿变化，新的变老，老的变朽，这大约是一定的情形。然而又听说臭腐也会化为神奇，腐草为萤，腐木为复育，雀入大水为蛤，却太神奇了，举个浅近的例，还是葡萄苹果之变成酒罢。葡萄苹果死于果子，而活于酒矣。这在喜吃果子的与爱喝酒的看来，恐怕意思不大相同罢，但是结局或者竟是都对。讲到葡萄苹果自身，这些都有点隔膜，他们大概还只预备与草木同腐，长养子孙，别的都是偶尔得之，不过既得就成为必然，所以这也可以算是运命的一条线了。
　　我近几年来编了几部小文集，其一曰《谈龙》、《谈虎》，其二曰《永日》，其三则曰《看云集》。甚矣，吾衰也。古人说过，“云从龙，风从虎”，谈谈似乎有点热闹，到了“且以永日”便简直沉没了。《诗》云：有兔爰爰，雉离于罗。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吪。
　　虽然未必至于君子不乐其生而作此诗，总之是忧愤的颓放，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却又如何呢。有老朋友曰，病在还要看，若能作闭目集便更好。我谢未能。据一朋友说，有人于中夜摸得跳蚤，便拔下一根头发（此发盖颇长，这是清朝的故事），拴在跳蚤的脖颈，大抵八个拴作一串，差不多同样的距离，有这技艺才可以写闭目集的文章，有如洞里鼓瑟，得心应手，我只有羡慕而已。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之衰使我看云，尚未使我更进乎道，以发缚蚤，目无全蚤，然而我之衰其犹未甚耶。
　　我的朋友中间有些人不比我老而文章已近乎道，这似乎使我上文的话应该有所修正，废名君即其一。我的《永日》或可勉强说对了《桃园》，《看云》对《枣》和《桥》，但《莫须有先生》那是我没有。人人多说《莫须有先生》难懂，有人来问我，我所懂未必多于别人，待去转问著者，最好的说法都已写在纸上，问就是不问。然而我实在很喜欢《莫须有先生传》。读《莫须有先生》，好像小时候来私塾背书，背到“蒹葭苍苍”，忽然停顿了，无论怎么左右频摇其身，总是不出来，这时先生的戒方夯地一声，“白露为霜”！
　　这一下子书就痛快地背出来了。蒹葭苍苍之下未必一定应该白露为霜，但在此地却又正是非白露为霜不可，想不出，待得打出，虽然打，却知道了这相连两句，仿佛有机似地生成的，这即是老学之一得，异于蒙学之一吓者也。
　　《莫须有先生》的文章的好处，似乎可以旧式批语评之曰，情生文，文生情。
　　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约总是向东去朝宗于海，他流过的地方，凡有什么汊港湾曲，总得灌注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再往前去，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脑，但除去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这又好像是风，——说到风我又不能不想起庄子来，在他的书中有一段话讲风讲得最好，乐得借用一下。其文曰：“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冷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者乎？”
　　庄生此言不但说风，也说尽了好文章。今夫天下之难懂有过于风者乎？
　　而人人不以为难懂，刮大风群知其为大风，刮小风莫不知其为小风也。何也？
　　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耶？那些似鼻似口似耳等的窍穴本来在那里，平常非以为他们损坏了树木，便是窝藏蝎子蜈蚣，看也没有人看一眼，等到风一起来，他便爱惜那万窍，不肯让他们虚度，于是使他们同时呐喊起来，于是激者謞者叱者等就都起来了，不管蝎子会吹了掉出来，或者蜈蚣喘不过气来。大家知道这是风声，不会有人疑问那似鼻者所发的怪声是为公为私，正如水流过去使那藻带飘荡几下不会有人要查究这是什么意思。能做好文章的人他也爱惜所有的意思，文字，声音，故典，他不肯草率地使用他们，他随时随处加以爱抚，好像是水遇见可飘荡的水草要使他飘荡几下，风遇见能叫号的窍穴要使他叫号几声，可是他仍然若无其事地流过去吹过去，继续他向着海以及空气稀薄处去的行程。这样所以是文生情，也因为这样所以这文生情异于做古文者之做古文，而是从新的散文中间变化出来的一种新格式。
　　这是我对于《莫须有先生传》的意见，也是关于好文章的理想。我觉得也不敢不勉，但是天分所限，往往事倍功半，难免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之感，恐怕我之能写出一两篇近于闭目集的文章还是有点远哉遥遥罢。
　　民国二十一年二月六日，于北平苦雨斋。
　　鲁迅手抄《游仙窟》跋
　　矛尘将往长沙，持豫才所写《游仙窟》全本来，命题数语。关于此书，旧有读《游仙窟》一文，在《看云集》中，今不复赘。豫才勤于抄书，其刻苦非寻常人所及，观此册可见一斑。唯此刻无间贤愚，多在膜拜文艺政策，矛尘独珍藏此一卷书，岂能免于宝康瓠之讥哉！廿六年十一月八日，知堂。
　　（1937年11月8日）
　　《桥》
　　昨夜拿出废名的《桥》来读，看到第十八节日《碑》，上篇就完了。不知怎的有点怅然，似乎是觉得缺少什么似的，还不大够。废名在自序中也说过：“本来上篇在原来的计画还有三分之一没有写，因为我写到《碑》就跳过去写下篇了，以为留下那一部分将来再补写，现在则似乎就补不成。”这里缺了一部分本来也没有多大关系而且著者也说过补不成了，但缺少总是缺少，仍是不禁怅然。这册《桥》我是读过一回的，到现在才明了的感觉这缺少的惆怅，可知是不无些少长进，这一岁也还不算白增加。《桥》的文章仿佛是一首一首温李的诗，又像是一幅一幅淡彩的白描画，诗不大懂，画是喜看的，只是恨册页太少一点，虽然这贪多难免有点孩子气，必将为真会诗画的人所笑。可是我所最爱的也就是《桥》里的儿童，上下篇同样的有些仙境的，非人间的空气，而上篇觉得尤为可爱，至于下篇突然隔了十年的光阴，我似乎有点一脚跳不过去。这样说来，《碑》以后的三分之一可见得还是个缺少，假如这个补上了，那么或者也就容易追随得上，我这样想，却还未敢相信。中国写幼年的文章真是太缺乏了，《桥》不是少年文学，实在恐怕还是给中年人看的，但是里边有许多这些描写，总是很可喜的事。
　　廿八年一月廿二日
　　钱玄同与《章氏丛书》
　　钱玄同从太炎先生听讲，最初是在东京大成中学的国学讲习会，后来在《民报》社特别听讲《说文》，有时便留下不走，与太炎“抵足而眠”，彻夜谈论文字问题，结果逼得先生承认写字非用篆字不可。太炎给学生的信，托便人带来的，封面上有写篆文的，但是江声老先生的旧办法到底也难实行，于是玄同提出依照小篆用楷字写之一法，写起来倒并不难看，虽然不大好认，圆笔变方了，反而面生，一也；须用本字，一见难认，如认之作仞，二也。
　　经了苦心研究之后，终于写成了四卷《小学答问》，木刻精印，民国后收入《章氏丛书初编》内，但石印本究竟精彩差得多了。民国二十二年在北京编刊丛书续编，由玄同与吴检斋主其事，每卷之后均有二人复校的署名，可以算作记号。其中新出《三体石经考》一卷，也是玄同手书，写法却有点改变了，太炎跋云，“吴兴钱夏前为余写《小学答问》，字体依附正篆，裁别至严，胜于张力臣之写《音学五书》，忽忽二十馀岁，又为余书是考，时事迁蜕，今兹学者能识正篆者渐希，于是降从开成石经，去其泰甚，勒成一编，斯亦酌古准今，得其中道者矣。稿本尚有数事未谛，夏复为余考核，就稿更正，故喜而识之。夏今名玄同云。”续编系文楷斋镌刻，颇为精致，弟子们原意刻成后即举以奉赠，移送苏州，由吴检斋任其事，而迟迟久未办，南方乃另行影印，吴旋去世，原板不知尚存否，如有人得到初印有小像本，应知何如的珍重也。
　　（1950年1月28日《亦报》）
　　《狂人日记》里的人
　　《死魂灵》的作者果戈理有一篇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主人公是一个替上司修鹅毛管笔尖的小书记，单相思的爱上了科长的小姐，写的很有意思。
　　鲁迅的一篇创作动机当然受了果戈理的提示，主人公却是个迫害狂的患者，他怕别人都要吃他，而且在史书夹缝上看出全是吃人字样，这是对于中国社会的一个深刻的谴责，目的不在描写这狂人，可是其写迫害狂也很得要领，以前还没有人说过。果戈理自己犯过精神病，虽然并不是“发花呆”那一种。
　　鲁迅所根据的则理论上有隆勃罗左的《天才论》（书名是天才，里边多讲狂人的），事实上有两个生精神病的亲戚。一个是郁四，在华北游幕，忽然说同事要谋害他，逃到北京，告诉鲁迅说他们怎么追迹他，住在西河沿客栈，听见楼上的客深夜橐橐行走，知道是他们的埋伏，赶急要求换房间，一进去就听到隔壁什么哺哺的声音，也在暗示给他，他们到处布置好，他再也插翅难逃了。据说他那眼神十分可怕，充满了恐怖，阴森森的显出狂人的特色，就是常人临死也所没有的。鲁迅给他找妥人护送回乡，这病后来也就好了。
　　他的老兄郁大也是同样情形，只知道他在由杭回绍的途中，遇见对面来一小船，欻然过去，听得船中人说话有“大少爷”三字，他立刻变色，说这即是他们一党，对他表示他们认识他，知道他今天回家来，以后就要来找他的。
　　迫害狂者的幻想真是神妙，虽然在他痛苦不堪，但在旁人听了倒也颇有意思，这与《福尔摩斯侦探案》中莫力亚堆的神出鬼没的一场岂不很有点相像的么。
　　（1950年6月28日《亦报》）
　　《瓦釜集》
　　手头有一本书，这是得来全不费工夫，但是假如你要找它，那倒会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此书非别，即是刘半农的《瓦釜集》，一九二六年出版，可是二一年所写，所以是三十年前的东西了。
　　刘君的《扬鞭集》我也还有，那是新诗集，很是平常，这里边的二十一首却是用江阴方言做的四句头山歌体的诗，看了觉得特别有意思。序文中云，“我们做文做诗，能够运用到最高等最真挚的一步的，便是我们抱在我们母亲膝上时所学的语言，同时能使我们受深切的感动，觉得比一切别种语言分外的亲密有味的，也就是这种我们的母亲说过的语言。这种语言因为传布的区域很小，而又不能独立，我们叫它方言。从这上面看，可见一种语言传布区域的大小，和它感动力的大小恰恰成了一个反比例。这是文艺上无可奈何的事。”他说方言的力量很是不错，自己来亲自试验，而且成绩也并不差，虽然比起后边附录的真民歌来，自然难免显得缺少浑成一点。
　　这给想用口语做诗的人一个很好的参考，以纯口语写散文诗我不知道能否写得好，若是利用民歌的式样，成功当是没有问题的。
　　（1950年12月6日《亦报》）
　　《唐宋诗醇》与鲁迅旧诗
　　《绍兴鲁迅纪念馆馆刊》第一期上边，有张能耿的一篇文章，其第二节云，“北京鲁迅博物馆中抄得一字条”，文云：“鲁迅祖父周福清是清朝翰林，至今老台门台门斗里还悬挂着他的翰林匾额，上款是‘巡抚浙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节制水陆各镇兼管两浙盐政杨昌濬为’，下款为‘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周福清立’。
　　“鲁迅祖父虽是清翰林，但不是一个搬[？]钱的人，最近我们绍兴鲁迅纪念馆收到王莱山先生捐献的鲁迅祖父寄给王家的人的八封信，其中两封是向王家借钱的。“北京鲁迅博物馆陈列室，内容丰富，其中鲁迅祖父给少年鲁迅（樟寿）一张字条，很吸引我。
　　“‘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词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
　　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示樟寿诸孙。’“这是一份重要资料，有助于对鲁迅青少年时代的研究，所以就特地抄了下来。记得有关人说过，介孚公还主张孙辈求学，可以先看小说，如《西游记》，它想象丰富。”
　　这个字条我看了很面善，记得这是在戊戌（一八九八）前后，介孚公把一部木板钦定《唐宋诗醇》寄回家中，那时候夹在书中一起寄回来的。他其时在杭州狱中，想看书时便向申昌派报处买些《申报》的铅印书，或浙江官书局的木板书来看。《唐宋诗醇》便是属于后者。这部书卷数很多，是唐宋诗的选本，是清乾隆皇帝钦定的，详细的情形因为事隔多年，记不清了，唐朝是李杜韩白这四家，宋人只是苏黄王陆吧。说到做诗，这位弘历先生实在很不高明，他的题《知不足斋丛书》的诗，写在《唐阙史》前头的，头二句我还记得，说“知不足斋何不足，渴于书籍是贤乎”，这真是《绿野仙踪》里冷于冰遇到的乡下塾师的佳句：“媳钗俏矣儿书废，哥罐闻焉嫂棒伤”的前身了。但是选诗论诗，大概还是有沈德潜等一班帮闲文人做枪手，所以还讲得过去，不见得会有《馍馍赋》那一类的文章的吧。
　　可是这一部书对于鲁迅发生什么影响，有没有像介孚公所指示的那样，对于鲁迅自己做诗有什么帮助呢？那实在不好说，看来大约是没有吧。讲到他在留学时代爱读的诗，第一要算李长吉，曾叫我写信托在四川的季自求，替他找了一部王琦的昌谷诗注，其次是温飞卿吧，因为他曾有石印的温集，此外则是那时盛行的一种新派诗，如《饮冰室诗话》里所登的谭壮飞、夏穗卿等人所做，都不很好懂，如“帝杀黑龙”一联至今还不能解释清楚。鲁迅的诗，我不能指定说它是哪一路的，但总之不是如介孚公所指示的从白陆苏李出来的，那是很明瞭的了。
　　关于鲁迅的旧诗，其实还是许寿裳的话说的顶对，说他熟读《离骚》，使用新典故，即所谓“异域典故”，如夏穗卿那样，这关于那一首《自题小像》是最明了了。一九三六年许氏在《怀旧》一文中说道：“一九○三年他二十三岁，在东京有一首自题小像赠我的：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首句说留学外邦所受刺激之深，次写遥望故国风雨飘摇之状，三述同胞未醒，不胜寂寞之感，末了直抒怀抱，是一句毕生实践的格言。”这里的一个难题在于“神矢”，注释家种种发掘，各有新解释，但是最为确当的也还是极平凡的看法，如许氏所说，“首句之神矢，盖借用罗马神话爱神之故事，即异域典故”。他说是借用，尤其是有见识，因为心里受了伤，以譬喻受到刺激，并不一定要是恋爱。至于做诗的年代，是一九○三年二十三岁的时候，也以许氏所记为可信。这大概是题在癸卯（一九○三年）二月所照的“断发”照相上面的，而不是前一年壬寅四月的弘文学院制服的照相，两者的区别只在一是脱帽露顶，一则戴着学生制帽，因为顶上还留着“富士山”，不大雅观。
　　注释家多拘泥于那幅手书，“二十一岁时作，五十一岁时写之，时辛未二月十六日也”，以为这是他自己说的，所以许氏所说的一定是错了。鲁迅生于一八八一年辛巳，到辛未是五十一岁，但倒数到二十一岁辛丑，那时他还在南京矿路学堂读书，到第二年才毕了业往日本去留学，即此可以看见这里所说的二十一岁是显有不对了。
　　（1963年3月20日香港《文汇报》）
　　第五辑
　　《颜氏学记》
　　读《颜氏学记》觉得很有兴趣，颜习斋的思想固然有许多是好的，想起颜李的地位实在是明末清初的康梁，这更令人发生感慨。习斋讲学反对程朱陆王，主张复古，“古人学习六艺以成其德行”，归结于三物，其思想发动的经过当然也颇复杂，但我想明末的文人误国总是其中的一个重大原因。他
　　在《存学编》中批评宋儒说：
　　“当日一出，徒以口舌致党祸，流而后世，全以章句误苍生。上者但学先儒讲著，稍涉文义，即欲承先启后，下者但问朝廷科甲，才能揣摩，皆骛富贵利达。”其结果则北宋之时虽有多数的圣贤，而终于“拱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与豫”，南渡之后又生了多数的圣贤，而复终于“推手以少帝赴海以玉玺与元矣。”又《年谱》中记习斋语云：“文章之祸，中于心则害心，中于身则害身，中于国家则害国家。陈文达曰，本朝自是文墨世界。当日读之，亦不觉其词之惨而意之悲也。”戴子高述《颜李弟子录》中记汤阴明宗室朱敬所说，意尤明白：“明亡天下，以士不务实事而囿虚习，其祸则自成祖之定《四书五经大全》始。三百年来仅一阳明能建事功，而攻者至今未已，皆由科举俗学入人之蔽已深故也。”这里的背景显然与清末甲申以至甲午相同，不过那时没有西学，只有走复古的一条路，这原是革新之一法，正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所做的。“兵农钱谷水火工虞”，这就是后来提倡声光化电船坚炮利的意思，虽然比较的平淡，又是根据经典，然而也就足以吓倒陋儒，冲破道学时文的乌烟瘴气了。大约在那时候这类的议论颇盛，如傅青主在《书成化弘治文后》
　　一篇文章里也曾这样说：
　　“仔细想来，便此技到绝顶要他何用，文事武备暗暗底吃了他没影子亏，要将此事算接孔孟之脉，真恶心杀，真恶心杀。”这个道理似乎连皇帝也明白了。康熙二年上谕八股文章与政事无涉，即行停止，但是科举还并不停，到了八年八股却又恢复，直到清末，与国祚先后同绝。民国以来康梁的主张似乎是实行了，实际却并不如此。戊戌前三十年戴子高赵叔遍索不得的颜李二家著述，现在有好几种板本了，四存学会也早成立了，而且我们现在读了《颜氏学记》也不禁心服，这是什么缘故呢？从一方面说，因为康梁所说太切近自己，所以找了远一点旧一点的来差可依傍，——其因乡土关系而提倡者又当别论。又从别一方面说，则西学新政又已化为道学时文，故颜李之说成为今日的对症服药，令人惊醒，如不佞者盖即属于此项的第二种人也。
　　颜习斋尝说，“为治去四秽，其清明矣乎，时文也，僧也，道也，娼也。”
　　别的且不论，其痛恨时文我觉得总是对的。但在《性理书评》里他又说，“宋儒是圣学之时文也”，则更令我非常佩服。何以道学会是时文呢？他说明道，“盖讲学诸公只好说体面话，非如三代圣贤一身之出处一言之抑扬皆有定见。”傅青主也尝说，“不拘甚事只不要奴，奴了，随他巧妙刁钻，为狗为鼠而已。”这是同一道理的别一说法。朱子批评杨龟山晚年出处，初说做人苟且，后却比之柳下惠，习斋批得极妙：“龟山之就召也，正如燕雀处堂，全不见汴京亡，徽钦虏，直待梁折栋焚而后知金人之入宋也。朱子之论龟山，正如戏局断狱，亦不管圣贤成法，只是随口臧否，驳倒龟山以伸吾识，可也，救出龟山以全讲学体面，亦可也。”
　　末几句说得真可绝倒，是作文的秘诀，却也是士大夫的真相。习斋拈出时文来包括宋儒——及以后的一切思想文章，正是他的极大见识，至于时文的特色则无定见，说体面话二语足以尽之矣，亦即青主所谓奴是也。今人有言，土八股之外加以洋八股，又加以党八股，此亦可谓知言也。关于现今的八股文章兹且不谈，但请读者注意便知，试听每天所发表的文字谈话有多少不是无定见，不是讲体面话者乎？学理工的谈教育政治与哲学，学文哲的谈军事，军人谈道德宗教与哲学，皆时文也，而时文并不限于儒生，更不限于文童矣，此殆中国八股时文化之大成也。习斋以时文与僧道娼为四秽，我则以八股雅片缠足阉人为中国四病，厥疾不瘳，国命将亡，四者之中时文相同，此则吾与习斋志同道合处也。
　　《性理书评》中有一节关于尹和靖祭其师伊用文，习斋所批首数语虽似平常却很有意义，其文曰：“吾读《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匡时难，惟馀一死报君恩，未尝不泣下也，至览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师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二语，又不觉废卷浩叹，为生民怆惶久之。”习斋的意思似乎只在慨感儒生之无用，但其严重地责备偏重气节而轻事功的陋习我觉得别有意义。生命是大事，人能舍生取义是难能可贵的事，这是无可疑的，所以重气节当然决不能算是不好。不过这里就难免有好些流弊，其最大的是什么事都只以一死塞责，虽误国殃民亦属可恕，一己之性命为重，万民之生死为轻，不能不说是极大的谬误。
　　那种偏激的气节说虽为儒生所唱道，其实原是封建时代遗物之复活，谓为东方道德中之一特色可，谓为一大害亦可，如现时日本之外则不惜与世界为敌，欲吞噬亚东，内则敢于破坏国法，欲用暴烈手段建立法西派政权，岂非悉由于此类右倾思想之作祟欤。内田等人明言即全国化为焦土亦所不惜，但天下事成败难说，如其失败时将以何赔偿之，恐此辈所准备者亦一条老命耳。此种东方道德在政治上如占势力，世界便将大受其害，不得安宁，假如世上有黄祸，吾欲以此当之。虽然，这只是说日本，若在中国则又略有别，至今亦何尝有真气节，今所大唱而特唱者只是气节的八股罢了，自己躲在安全地带，唱高调，叫人家牺牲，此与浸在温泉里一面吆喝“冲上前去”亦何以异哉。清初石天基所著《传家宝》中曾记一则笑话云：“有父病延医用药，医曰，病已无救，除非有孝心之子割股感格，或可回生。子曰，这个不难。医去，遂抽刀出，是时夏月，逢一人赤身熟睡门屋，因以刀割其股肉一块，睡者惊起喊痛，子摇手曰，莫喊莫喊，割股救父母你难道不晓得是天地间最好的事么？”此话颇妙，习斋也生在那时候想当同有此感，只是对于天下大约还有指望，所以正经地责备，但是到了后来这只好当笑话讲讲，再下来自然就不大有人说了。六月中阅《学记》始写此文，到七月底才了，现在再加笔削成此。却已过了国庆日久矣了。
　　二十二年十月
　　《五老小简》
　　《五老集》又名《五老小简》，不知系何人所编，我所有的一册是日本庆安三年（一六五○）重刊本，正当清初顺治七年，原本或者是明人编选的罢。书凡二卷，共分五部，上卷之一为苏东坡，二为孙仲益，下卷之一为卢柳南，二为方秋崖，三为赵清旷，桂未谷跋《颜氏家藏尺牍》（今刻入《海山仙馆丛书》中）云：“古人尺牍不入本集，李汉编昌黎集，刘禹锡编河东集，俱无之。自欧苏黄吕，以及方秋崖卢柳南赵清旷，始有专本。”方卢赵的尺牍专本惜未得见，今此书中选有一部分，窥豹一斑，亦是可喜，虽然时有误字，读下去如飞尘入目，觉得少少不快。
　　前年夏天买得明陈仁锡编的《尺牍奇赏》十四卷，曾题其端云：“尺牍唯苏黄二公最佳，自然大雅。孙内简便不免有小家子气，馀更自郐而下矣。
　　从王稚登吴从先下去，便自生出秋水轩一路，正是不足怪也。”这里，在孙与王吴之间，正好把卢方赵放进去，前后联成一气。我们从东坡说起，就《五老小简》中挑出一两篇为例，如与程正辅之一谢赐餐云：“轼启，漂泊海上，一笑之乐固不易得，况义兼亲友如公之重者乎，但治具过厚，惭悚不已。经宿尊体佳胜，承即解舟，恨不克追饯。涉履甚厚重，早还为望。不宣。”又如与毛泽民谢惠茶云：“轼启，寄示奇茗，极精而丰，南来未始得也。亦时复有山僧逸民，可与共赏，此外但缄而去之尔。佩荷厚意，永以为好。”随手写来，并不做作，而文情俱胜，正到恰好处，此是坡公擅场。孙仲益偶能得其妙趣，但是多修饰，便是毛病。如其贺孟少傅殿京口云：“伏闻制除出殿京口，长城隐然与大江为襟带，而刘玄德孙仲谋之遗迹犹在也。缓带之馀，持一觞以酹江月，无愧于古人矣。”此简在《内简尺牍》及《五老集》均在卷首，便取以为例。又与前人谢惠茶云：“伏蒙眷记，存录故交，小团斋酿，遣骑驰贶，谨已下拜，便欲牵课小诗占谢，衰老废学，须小间作撚髭之态也。”前者典太多，近于虚文，后者撚髭之态大可不作，一作便有油滑气，虽然比起后人来还没有那么俗。现在再将卢方赵三公的小简抄出为例，各取其卷首的一篇，以免有故意挑剔之弊。
　　卢柳南《答人约观状元》云：“圣天子策天下英豪而赐之官，为首选者既拜命，拥出丽正门，黄旗塞道，青衫被体，马蹄蹀躞，望灞头而去，观者云合，吁！亦荣矣。然子欲为观人者乎，欲为人所观者乎。若欲为人所观，则移其所以观人者观书。”方秋崖回惠海错云：“某以贫故食无鱼，以旱故羹无蔬，日煮涧泉，饭脱粟耳。海物惟错，半含苍潮，所谓眼中顿有两玉人也。”赵清旷贺人架楼云：“某兹审华楼经始，有烨其光，门下修五凤楼手段，规模自是宏阔，将见百尺告成，笑语在天上矣。”
　　这几篇尺牍看去都很漂亮，实在是不大高明，其毛病是，总说一句，尺牍又变成古文了。尺牍向来不列入文章之内，虽然“书”是在内，所以一个人的尺牍常比“书”要写得好，因为这是随意抒写，不加造作，也没有畴范，一切都是自然流露。但是如上文所说，自欧苏以后尺牍有专本，也可以收入文集了，于是这也成为文章，写尺牍的人虽不把他与“书”混同，却也换了方法去写，结果成了一种新式古文，这就有点不行了。桐城派的人说做古文忌用尺牍语，却不知写尺牍也正忌做古文，因为二者正是针锋相对地不同。
　　上边卢的一篇却是八大家手笔，或者可以说是王半山的一路罢？方赵则是六朝谢启之化骈为散者，颇适宜于枯窘及典制题，不过情趣索然，这正是副启又变做正启之故也。我们再举后来几家，这种情形更为明显，如《尺牍奇赏》中所选王百谷九日邀友人云：“空斋无一枝菊，大为五柳先生揶揄。但咏满城风雨近重阳，便昏昏欲睡，足下幸过我一破寂寥。”又送笔云：“惟此毛锥子，铦锋淬砺，一扫千军，知子闯钟王之门，得江淹之梦，谨令听役左右。”又吴从先借木屐云：“雨中兀坐，跬步难移，敢借木屐为半日之用，虽非赌墅之游，敢折东山之齿。”把这些与东坡去比，真觉得相去太远了。明季这群人中到底要算袁中郎最好，有东坡居士之风，归钱也有可取，不过是别一路，取其还实在罢了。
　　【附记】
　　《茶香室四钞》卷十有《宋人小简》一则，引宋朱弁《曲洧旧闻》云：“旧说欧阳公虽作一二十字小简亦必属稿，然明白平易，若未尝经意者，东坡大抵相类，至黄鲁直始专集取古人才语以叙事，士大夫翕然从之，亦一时所尚而已。方古文未行时，虽小简亦多用四六，而世所传宋景文刀笔集务为奇险，至或作三字韵语，近世盖未之见。予在馆中时盛暑，傅崧卿给事以冰馈同舍，其简云，‘蓬莱道山，寻仙所游，清异人境，不风自凉，火云腾空，莫之能炎，饷之冰雪，是谓附益。’读者莫解，或曰：此《灵棋经》耶？
　　一坐大笑。”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四云：“近时文人墨客，有以浅近之情事而敷以深远之华，以寒暄之套习而饰以绮绘之语，甚者词藻胜而谆切之谊反微，刻画多而往复之意弥远。此在笔端游戏，偶一为之可也，而动成卷帙，其丽不亿，始读之若可喜，而十篇以上稍不耐观，百篇以上无不呕哕矣。而啖名俗子褒然千金享之，吾不知其解也。”此盖对王百谷等人而发，所说亦颇平允。
　　廿三年三月
　　《颜氏家训》
　　南北朝人的有些著作我颇喜欢。这所说的不是一篇篇的文章，原来只是史或子书，例如《世说新语》、《华阳国志》、《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以及《颜氏家训》。其中特别又是《颜氏家训》最为我所珍重，因为这在文章以外还有作者的思想与态度都很可佩服。通行本二卷，我所有的有明颜嗣慎、吴惟明、郝之璧、程荣、黄嘉惠各刊本，清朱轼刊本，《四部丛刊》景印明冷宗元刊本，别有七卷本系从宋沈氏本出，今有知不足斋刊本，抱经堂注本，近年渭南严氏重刻本及石印本。注本最便读者，今有石印本尤易得。
　　严氏将卢本补遗重校等散入各条注中，其意甚善，惜有误脱，不能比石印本更好也。
　　据《四库书目提要》说，《颜氏家训》在唐志宋志里都列在儒家，“然其中《归心》等篇深明因果，不出当时好佛之习，又兼论字画音训，并考正典故，品第文艺，曼衍旁涉，不专为一家之言，今特退之杂家，从其类焉。”
　　这种升降在现在看来本无关系，而且实在这也不该列入儒家，因为他的思想比有些道学家要宽大得多，或者这就是所谓杂也未可知，但总之是不窄，就是人情味之所在，我觉得兼好法师之可喜者也就在此。卢召弓序云：“呜呼，无用之言，不急之辩，君子所弗贵。若夫六经尚矣，而委曲近情，纤悉周备，立身之要，处世之宜，为学之方，盖莫善于是书。人有意于训俗型家者，又何庸舍是而叠床架屋为哉。”对于《颜氏家训》的批评，此言可谓最简要得中。《提要》云“今观其书，大抵于世故人情深明利害，而能文之以经训，”
　　经训与否暂且不管，所谓世故人情也还说得对，因为这书的好处大半就在那里，直斋称为古今家训之祖，但试问有那个孙子及得他来，如明霍渭崖的《家训》简直是胡说一气，两相比较可知其优劣悬殊矣。六朝大家知道是乱世，颜君由梁入北齐，再入北周，其所作《观我生赋》云，“予一生而三化，备荼苦而蓼辛”，注谓已三为亡国之人，但是不二三年而又入隋，此盖已在作赋之后欤。积其一身数十年患难之经验，成此二十篇书以为子孙后车，其要旨不外慎言检迹，正是当然，易言之即苟全性命于乱世之意也。但是这也何足为病呢，别人的书所说无非也只是怎样苟全性命于治世而已，近来有识者高唱学问易主赶快投降，似乎也是这一路的意思罢。不过颜君是古时人，说的没有那么直截，还要蕴藉一点，也就消极得多了，这却是很大的不同。《教子篇》中末一则云：
　　“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此事传诵已久，不但意思佳，文字亦至可喜，其自然大雅处或反比韩柳为胜。其次二则均在《风操篇》中，一云：“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为东郡，为武帝别，帝曰，我年已老，与汝分张，甚以恻怆，数行泪下。侯遂密云，赧然而出。坐此被责，飘飖舟渚，一百许日，卒不得去。北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言离，欢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泪者，肠虽欲绝，目犹烂然，如此之人不可强责。”卢注云，“以不雨泣为密云，止可施于小说，若行文则不可用之，适成鄙俗耳。”我想这亦未必尽然，据注引《语林》中谢公事，大约在六朝这是一句通行俗语，所以用入，虽稍觉古怪，似不至鄙俗，盖全篇的空气均素雅也。又一云：“偏傍之书，死有归杀，子孙逃窜，莫肯在家，画瓦书符，作诸厌胜，丧出之日，门前然火，户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断注连。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弹议所当加也。”这两则都可以见颜君的识见，宽严得中，而文词温润与情调相副，极不易得。文中“章断注连”，卢本无注，查日本顺源在承平年中（九三一至七年）所编《倭名类聚抄》，调度部十四祭祀具七十下云注连，引云注连章断，注云师说注连之梨久倍奈波，章断之度太智。案之梨久倍奈波日本古书写作端出之绳，《和汉三才图会》（原汉文）
　　十九云，“神前及门户引张之，以辟不洁，其绳用稻藁，每八寸许而出本端，数七五三茎，左绹之，故名。”之度太智者意云断后，此语少见，今大抵训为注连同谊。此种草绳古时或以圈围地域，遮止侵入，今在宗教仪式上尚保存其意义，悬于神社以防亵渎，新年施诸人家入口，则以辟邪鬼也。《家训》意谓送鬼出门，悬绳于外，阻其复返，大旨已可明白，至于章断注连字义如何解释，则尚未能确说耳。又《文章篇》中云：“王籍入若耶溪诗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江南以为文外独绝，物无异议，简文吟咏，不能忘之，孝元讽味，以为不可复得，至怀旧志，载于籍传。范阳卢询祖邺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语，何事于能，魏收亦然其论。
　　诗云，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毛传云，言不喧哗也。吾每叹此解有情致，籍诗生于此意耳。”此是很古的诗话之一，可谓要言不烦，抑又何其“有情致”耶，后来作者卷册益多，言辞愈富，而妙悟更不易得，岂真今不如古，亦因人情物理难能会解，故不免常有所蔽也。
　　颜之推是信奉佛教的，其《养生》、《归心》两篇即说此理，《四库书目提要》把这原因归之于当时风习，虽然原来意思亦是轻佛重儒，不过也还说得漂亮。朱轼重刊《家训》，加以评点，序文乃云：“始吾读颜侍郎家训，窃意侍郎复圣裔，于非礼勿视听言动之义庶有合，可为后世训矣，岂惟颜氏宝之而已哉。及览《养生》、《归心》等篇，又怪二氏树吾道敌，方攻之不暇，而附会之，侍郎实忝厥祖，欲以垂训可乎。”
　　他自己所以“逐一评校，以涤瑕著微”，其志甚佳，可是实行不大容易，如原文云，“明非尧舜周孔所及也”，便批云，“忽出悖语，可惜可惜，不知好在何处”，由我看去，岂非以百步笑五十步乎？且即就上述序文而言，文字意思都如此火气过重，拿去与《家训》中任何篇比较，优劣可知，只凭二氏树吾道敌这种意见，以笔削自任，正是人苦不自知也。我平常不喜欢以名教圣道压人的言论，如李慈铭的《越中先贤祠目》中序例八云：“王仲任为越士首出，《论衡》一书，千古谈助，而其立名有违名教，故不与”，这就是一例，不妨以俞理初所谓可憎一词加之。《国风》三卷十二期载有《醉馀随笔》一卷，系洪允祥先生遗著，其中一则云：“韩柳并称而柳较精博，一辟佛，一知佛之不可辟也。李杜并称而李较空明，一每饭不忘君，一则篇篇说妇人与酒也，妇人与酒之为好诗料胜所谓君者多矣。”这却说得很有趣，李杜的比较我很赞同，虽然我个人不大喜欢豪放的诗文，对于太白少有亲近之感，柳较精博或者未必，但胜韩总是不错的，因为他不讲那些圣道，不卫道故不辟佛耳。洪先生是学佛的，故如此立言，虽有小偏，正如颜君一样亦是人情所难免，与右倾的道学家之咆哮故自不同。《家训》末后《终制》一篇是古今难得的好文章，看彻生死，故其意思平实，而文词亦简要和易，其无甚新奇处正是最不可及处，陶渊明的《自祭文》与《拟挽歌辞》可与相比，或高旷过之。陶公无论矣，颜君或居其次，然而第三人却难找得出了。篇中有云：“四时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亲，不忘孝道也，求请内典，则无益焉，杀生为之，翻增罪累，若报罔极之德，霜露之悲，有时斋供，及尽忠信，不辱其亲，所望于汝也。”朱轼于旁边大打其杠子，又批云，“语及内典，便入邪慝。”此处我们也用不着再批，只须把两者对比了看自然便知。
　　我买这朱批本差不多全为了那批语，因为这可以代表道学派的看法，至于要读家训还是以抱经堂本为最便利，石印亦佳，只可惜有些小字也描过以致有误耳。
　　廿三年四月
　　《醉馀随笔》
　　从友人处得见《国风》杂志，登载洪允祥先生的《悲华经舍杂著》，其一为《醉馀随笔》，据王咏麟氏跋谓系宣统年间在上海时所作。全书才二三十则，多明达之语，如其一云：“韩柳并称而柳较精博，一辟佛，一知佛之不可辟也。李杜并称而李较空明，一每饭不忘君，一则篇篇说妇人与酒也。妇人与酒之为好诗料胜所谓君者多矣。”洪君盖学佛者，又性喜酒，故其言如此，虽似稍奇，却亦大有理。韩愈的病在于热中，无论是卫道或干禄，都是一样。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云：
　　“今人之教子读书，不过取科第耳，其于立身行己不问也，故子弟往往有登膴仕而贪虐恣睢者，彼其心以为幼之受苦楚正为今日耳，志得意满，不快其欲不止也。噫，非独今也。韩文公有道之士也，训子之诗有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之句，而俗诗之劝世者又有书中自有黄金屋等语，语愈俚而见愈陋矣。”盛大士《朴学斋笔记》卷七云：“明鹿门茅氏论次古文，取唐宋八大家为作文之准的，…… 而韩之三上宰相应科目与时人诸书颇为识者所訾议，乃独录而存之。”又云：“昌黎与于襄阳书，盛夸其抱不世之才，卷舒不随乎时，文武惟其所用，此真过情之誉也。而曰志存乎立功，事专乎报主，古人有言，请自隗始，又隐然以磊落奇伟之人自命矣。乃云愈今日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足下一朝之享而已，又何其志之小也。唐人以文字干谒，贤者亦不以为讳，但昌黎根柢六经传世不朽之作后人不尽选读，而反读其干谒之文，何耶。”
　　讲道统与干谒宰相，我看不出是两件事来，谢盛二公未免所见不广，乃欲强生分别，其实这里边只是一味烦躁，以此气象，达固不是诸葛一流，穷也不是陶一路也。如谢氏言，似歆羡公相亦不甚妨碍其为有道之士，如盛氏言，又似被訾议的干谒文字亦可与根柢六经之作共存共荣，只是后人不要多选读就行。或者韩愈对于圣道的意识正确无疑，故言行不一致照例并不要紧亦未可知，我辈外人不能判断，但由我主观看去总之是满身不快活，辟不辟佛倒还在其次，因为这也只是那烦躁之一种表示耳。关于李杜，不佞虽并不讴歌杜甫之每饭不忘，却不大喜欢李白，觉得他夸，虽然他的绝句我也是喜欢的。
　　这且按下不提，再说洪君的随笔又有一则云：“《甲申殉难录》某公诗曰，愧无半策匡时难，只有一死答君恩。天醉曰，没中用人死亦不济事。然则怕死者是欤？天醉曰，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此语极精。《颜氏学记》中亦有相似的话，却没有说得这样彻透。近来常听有人提倡文天祥陆秀夫的一死，叫大家要学他，这很值得天醉居士的一棒喝。又一则云：“去年游西湖深处，入一破寺，见一僧负锄归，余揖之曰，阶上冬瓜和尚要他何用？僧曰，只是吃的。曰，恐吃不下许多。曰，一顿吃一个饱。曰，和尚也要饱。曰，但求一饱，便是和尚。至今思之，此僧不俗。”此僧与此居士真都不俗。十多年前曾在北京某处教员休息室中每周与洪君相遇，惜不及共作冬瓜问答，真是失之交臂，至今展读遗语，更觉得真真可惜也。
　　六月
　　（1935年）
　　《逸语》与《论语》
　　前日买到北平图书馆的一册《善本书目乙编》，所列都是清代刻本之精善希少者，还有些稿本及批校本。在仿佛被放弃了的北平，几时有看图书馆善本的福气我简直就不知道，看看书目虽不能当屠门大嚼，也可以算是翻食单吧。全书目共百四十五叶，一半是方志与赋役书，但其他部分却可阅。我觉得有趣味的，寒斋所藏的居然也有两部在选中，一是曹廷栋的《逸语》十卷，一是陆廷灿的《南村随笔》六卷。我买这些书几乎全是偶然的。陆幔亭本来我就不知道，因为想找点清初的笔记看，于刘献廷傅青主王渔洋宋牧仲冯钝吟尤西堂王山史刘在园周栎园等外，又遇见这随笔，已经是雍正年刊本了。序中说他是王宋的门生，又用《香祖笔记》、《筠廊偶笔》来比他的书，我翻看一过，觉得这还比得不大错，与宋牧仲尤相近，虽然这种琐屑的记录我也有点喜欢，不过我尤喜欢有些自己的意见情趣的，如刘傅冯尤，所以陆君的笔记我不很看重，原来只是以备一格而已。曹慈山有一部《老老琐言》，我颇受读，本来七十曰老，现在还差得远哩，但是有许多地方的确写得好，所以很觉得喜欢。这部《逸语》因为也是曹慈山所辑注的，便买了来，价也不大便宜，幸喜是原板初印，那《恒言》的板却很蹩脚，是《槜李丛书》本而又是石印的。《逸语》三大本的外表的确是颇为可观，内容稍过于严肃，盖属于子部儒家，而这一类的书在我平日是不大看者也。
　　现在又取出《逸语》来一翻，这固然由于书目乙编的提示，一半也因为是“上丁”的缘故吧。曹君从周秦两汉以讫晋宋齐梁诸子百家的书中辑集所记孔子的话，编为十卷二十篇，略如《论语》，而其文则为诸经之所逸，因名曰《逸语》。我刚才说不喜读四库的子部儒家类的书，但是《论语》有时倒也看看，虽然有着玄妙的话，古奥或成疑问的文，都不能懂，其一部分总还可以了解而且也很赞成的。《逸语》集录孔子之言，不是儒教徒的文集，所以也可以作《论语》外篇读，我因为厌恶儒教徒而将荀况孔鲋等一笔抹杀也是不对，这个自己本来知道。平常讨厌所谓道学家者流，不免对于儒家类的《逸语》不大表示尊重，但又觉得《论语》还有可看，于是《逸语》就又被拉了出来，实在情形便是如此。老实说，我自己说是儒家，不过不是儒教徒，我又觉得自己可以算是孔子的朋友，远在许多徒孙之上。对于释迦牟尼梭格拉底似乎也略知道，至于耶稣摩罕默德则不敢说懂，或者不如明了地说不懂为佳。
　　《逸语》卷十，第十九篇轶事引《吕氏春秋》云：“文王嗜菖蒲菹，孔子闻而服之，缩而食之，三年，然后胜之。”曹注云：
　　“此见圣人于饮食之微不务肥甘以悦口，亦取有益于身心，与不撤姜食其旨相同，且事必师古之意于此亦可见耳。”这件事仿佛有点可笑，有如《乡党》中的好些事一样，我却觉得很有意思。菖蒲根我知道是苦的，小时候端午节用这加在雄黄酒里喝过，所以知道不是好吃的东西，但如盐腌或用别的料理法，我想或者要较好，不必三年才会胜之亦未可知。我们读古书仿佛也是这个情形，缩食之——这回却不至三年了，终于也胜之，辨别得他的香，也尝透了他的苦及其他的药性。孔子吃了大有好处，据《孝经纬》云，“菖蒲益聪”，所以后来能编订《易经》，了解作者之忧患，我们也因此而能尚友圣人，懂得儒道法各家的本意。不佞于此事不曾有特别研究，在专门学者面前抬不起头来，唯如对于一般孔教徒则我辈自称是孔圣人的朋友殆可决无愧色也。
　　《逸语》卷一有引《荀子》所记的一节话云：
　　“子曰，由，志之。奋于言者华，奋于行者伐，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
　　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则智，行至则仁，既仁且智，夫恶有不足矣哉。”这话虽然稍繁，却也说得很好。《论语·为政第二》云：“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意思正自相像，孔子这样看重知行的诚实，是我所最佩服的一件事。《先进第十一》云：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事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子路第十三》云：“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
　　又《卫灵公第十五》记公问阵，孔子也答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这种态度我也觉得很好，虽然樊迟出去之后孔子数说他一顿，归结到“焉用稼”，在别处如《泰伯第八》也说：“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可见他老先生难免有君子动口小人动手的意思，觉得有些事不必去做，但这也总比胡说乱道好。
　　我尝说过，要中国好不难，第一是文人不谈武，武人不谈文。盖大学难懂，武人不读正是言之要也，大刀难使，文人不要便是行之至也，此即是智与仁也。《季氏第十六》又有一节云：“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更为之辞。”下文一大串政治哲学大为时贤所称赏，我这里只要这一句，因为与上面的话多少有点关系。孔子这里所骂的比以不知为知以不能为能情节还要重大了，因为这是文过饰非。因为我是儒家思想的，所以我平素很主张人禽之辨，而文过饰非乃是禽以下的勾当。古人说通天地人为儒，这个我实在不敢自承，但是如有一点生物学文化史和历史的常识，平常也勉强足以应用了。我读英国捺布菲修所著《自然之世界》与汉译汤姆生的《动物生活史》，觉得生物的情状约略可以知道，是即所谓禽也。人是一种生物，故其根本的生活实在与禽是一样的，所不同者他于生活上略加了一点调节，这恐怕未必有百分之一的变动，对于禽却显出明了的不同来了，于是他便自称为人，说他有动物所无的文化。据我想，人之异于禽者就只为有理智吧，因为他知道己之外有人，己亦在人中，于是有两种对外的态度，消极的是恕，积极的是仁。假如人类有什么动物所无的文化，我想这个该是的，至于汽车飞机枪炮之流无论怎么精巧便利，实在还只是爪牙筋肉之用的延长发达，拿去夸示于动物但能表出量的进展而非是质的差异。我曾说，乞食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恐要妨害隔壁的人用功而不在寄宿舍拉胡琴；这虽是小事，却是有人类的特色的。《卫灵公第十五》云：“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公冶长第五》云：“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也。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孔子这种地方的确很有见解。但是人的文化也并不一定都是向上的，人会恶用他的理智去干禽兽所不为的事，如暗杀，买淫，文字思想狱，为文明或王道的侵略，这末了一件正该当孔子所深恶痛疾的。文过饰非自然并不限于对外的暴举，不过这是最重大的一项罢了。
　　孔子的话确有不少可以作我们东洋各国的当头棒喝者，只可惜虽然有千百人去对他跪拜，却没有人肯听他。真是了解孔子的人大约也不大有了，我辈自认是他的朋友，的确并不是荒唐。大家的主人虽是婢仆众多，知道主人的学问思想的只有和他平等往来的知友，若是垂手直立，连声称是，但足以供犬马之劳而已。孔子云：“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损矣。”我们岂敢对圣人自居于多闻，曰直曰谅，其或庶几，当勉为孔子之益友而已。
　　【附记】
　　文中所引《论语》系据《四部丛刊》景印日本南北朝正平刻本，文字与通行本稍有不同，非误记也。
　　廿五年二月丁祭后三日记于北平
　　关于《谑庵悔谑》
　　谈风社的朋友叫我供给一点旧材料，一时想不出好办法，而日期已近，只好把吾乡王谑庵的《悔谑》抄了一份送去，聊以塞责。这是从他的儿子王鼎起所编的《谑庵文饭小品》卷二里抄出来的，但以前似乎是单行过，如倪鸿宝的叙文中云：
　　“而书既国门，逢人道悔，是则谑庵悔谑矣。”又张宗子著《王谑庵先
　　生传》中云：
　　“人方眈眈虎视，将下石先生，而先生对之调笑狎侮谑浪如常，不肯少自贬损也。晚乃改号谑庵，刻《悔谑》以志己过，而逢人仍肆口诙谐，虐毒益甚。”这里不但可以知道《悔谑》这书的来历，也可以看出谑庵这人的特色。传中前半有云：“盖先生聪明绝世，出言灵巧，与人谐谑，矢口放言，略无忌惮。川黔总督蔡公敬夫，先生同年友也，以先生闲住在家，思以帷幄屈先生，檄先生至。至之日，宴先生于滕王阁，时日落霞生，先生谓公曰，王勃《滕王阁序》不意今日乃复应之。公问故，先生笑曰，落霞与孤鹜齐飞，今日正当落霞，而年兄眇一目，孤鹜齐飞殆为年兄道也。公面赪及颈，先生知其意，袱被即行。”这里开玩笑在我的趣味上说来是不赞成的，因为我有“两个鬼”，在撒野时我犹未免有绅士气也，虽然在讲道学时就很有些流氓气出来。但是谑庵的谑总够得上算是彻底了，在这一点上是值得佩服的。他生在明季，那么胡闹，却没有给阉党所打死，也未被东林所骂死，真是侥天之幸。他的一生好像是以谑为业，张宗子编《有明越人三不朽图赞》，其《赞王谑庵》有云：“以文为饭，以弈为律。谑不避虐，钱不讳癖。”一特别提出谑来，与传中多叙谑事，都有独到之见。《三不朽图赞》凡一百单八人，人人有赞，而《琅嬛文集》中特别收录王君像一赞，盖宗老对于此文亦颇喜欤。传中又
　　引陆德先之言有云：
　　“先生之莅官行政，摘伏发奸，以及论文赋诗，无不以谑用事者。”可谓知言，亦与上文所说相合。谑庵著书有刻本《王季重九种》以至十一种，世上多有，寒斋所藏《谑庵文饭小品》，只有五卷，而共有五百页，仓卒不及尽读，难于引证，姑就卷一中尺牍一部分言之，盖九种云云之中无尺牍，故用以为例。第一则《简夏怀碧》云：“丽人果解事，此君针透，量酬之金帛可也，若即欲为之作缘，恐职方亦自岳岳。买鱼喂猫则可，买鲥鱼喂猫，无此理矣。”第二则《柬余慕兰》云：
　　“敦睦如吾兄，妙矣。然吾兄大爷气未除，不读书之故耳。邵都公每每作诗示弟，弟戏之曰，且云做官做吏，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渠怫然。闻兄近日亦染其病，读书可也，作诗且慢，不容易鲍参军耳。”第十五则《上黄
　　老师》云：
　　“隆恩寺无他奇，独大会明堂有百馀丈，可玩月，门生曾雪卧其间者十日。径下有云深庵，曾以五月啖其樱桃，八月落其苹果。樱桃人啖后则百鸟俱来，就中有绿羽翠翎者，有白身朱咮者，语皆侏■ 舌，嘈杂清妙。苹果之香在于午夜，某曾早起嗅之。其逸品入神，谓之清香，清不同而香更异。
　　老师不可不访之。”第十九则《简周玉绳》之二云：“不佞得南缮郎且去，无以留别。此时海内第一急务在安顿穷人。若驿递不复，则换班之小二哥，扯纤之花二姐，皆无所得馍馍，其势必抢夺，抢夺不可，其势必争杀，祸且大乱，刘懋毛羽健之肉不足食也。相公速速主持，存不佞此语。”第二十则又云，刘掌科因父作马头被县令苦责，毛御史则因在京置妾，其妻忽到，遂发议罢驿递，也是很有趣的掌故。第二十五则《答李伯襄》云：
　　“灵谷松妙，寺前涧亦可。约唐存忆同往则妙，若吕豫石一脸旧选君气，足未行而肚先走，李玄素两摆摇断玉鱼，往来三山街，邀喝人下马，是其本等，山水之间著不得也。”材料太多太好，一抄就是五篇，只好带住，此虽是书札，实在无一非《悔谑》中逸语也。卷首又有《致语》十篇，黄石斋评曰：
　　“此又笺启别体，冰心匠玉，香味吐金，望似白描，按之锦绚，苏黄小品中吉光摘出，何以敌此。”其中如鲁两生不肯行，严子陵还富春渚，陶渊明解绶诸篇，都颇有风趣，今惜不能多引。
　　谑庵一生以谑为业，固矣，但这件事可以从两边来看，一方面是由于天性，一方面也有社会的背景。《文饭小品》卷二中有《风雅什》十三篇，是仿《诗经》的，其《清流之什》（注曰，刺伪也。）云：“矫矫清流，其源僻兮。有斐君子，巧于索兮。我欲舌之，而齿齰兮。
　　“矫矫清流，其湍激兮。有斐君子，不胜藉兮。我欲怒之，而笑哑兮。”
　　所以有些他的戏谑乃是怒骂的变相，即所谓我欲怒之而笑哑兮也。但是有时候也不能再笑哑了，乃转为齿齰，而谑也简直是骂了。如《东人之什》（注云，哀群小也。）云：“东人之子，有蒜其头。西人之子，有葱其腿。或拗其腧，或摇其尾。
　　“东人之子，膝行而前。西人之子，蛇行宛延。博猱一笑，博猱一怜。”
　　书眉上有批云：
　　“至此人面无血矣，门人马权奇识。”哀哉王君，至此谑虽虐亦已无用，只能破口大骂，惟此辈即力批其颊亦不觉痛，则骂又岂有用哉。由此观之，大家可以戏谑时还是天下太平，很值得庆贺也。《文饭小品》卷二末有一首七律，题曰《偶过槐儿花坐》，系弘光乙酉年作，有云：“舆图去半犹狂醉，田赋生端总盗资。”此时虽谑庵亦不谑矣，而且比《东人之什》也骂得不很了，此时已是明朝的末日也即是谑庵的末日近来了。
　　二十五年十二月九日灯下，记于北平之苦雨斋
　　读《东山谈苑》
　　《东山谈苑》卷七云：“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此语殊佳。余澹心记古人嘉言懿行，裒然成书八卷，以余观之，总无出此一条之右者矣。尝怪《世说新语》后所记何以率多陈腐，或歪曲远于情理，欲求如桓大司马树犹如此之语，难得一见。云林居士此言，可谓甚有意思，特别如余君所云，乱离之后，闭户深思，当更有感兴，如下一刀圭，岂止胜于吹竹弹丝而已哉。
　　民国二十七年二月二十日灯下，记于苦茶庵西厢
　　读《柳崖外编》
　　徐崑后山著《柳崖外编》十六卷，笔意学《聊斋》，世又传其为蒲留仙后身，论其位置，大抵也就是如此。卷十五《断肠草》一则，辨证名物，别有意思，案语第二节中，辩《兼明书》谓蔓菁即萝菔之非，有云，“如黄鸟亦名仓庚，亦名黄鹂，《诗经》屡见，而乡人不作如此呼也。余少年初到家乡，时春日双桐斋畔黄乌睍睆可听，而乡人呼之曰黄瓜娄，盖即黄栗留之转讹，若非羽毛声音显然可辨，又乌知黄瓜娄之即黄鸟也。世儒泥于章句，不暇向老农老圃细细商榷，妄逞臆说，未有不如《齐民要术》及《兼明书》之自以为是者。”此数语说尽笺注虫鱼之通病，只郝兰皋一人或可称例外耳。
　　现代博物学家可以有兴趣来提倡古文，却无意于考订文史上的名物，此是别一种鄙陋，而其病源则一也。博雅之士，才真能使学术与艺文接触，中国到何时始有此希望，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思之怅然。
　　（1938年6月24日）
　　题十种古逸书
　　三十年前曾有《茆氏十种》一部，竹纸旧印，心甚喜之，惜久已失去，欲再买，终因循未果。前日有书估携此一部来，白纸而书品不佳，以价不昂，乃收得之。辑录古书，本多可喜，唯余所惓惓于此书者，殆有故友之思，如《毛诗品物图考》类耶。十种中觉得最有意思者是《古孝子传》，因其收罗特备，便于观览，原本文章质朴，态度真率，无论记何事都不失静穆之气，所以可取也。尝欲取《列女传》、《孝子传》以至《东山谈苑》，以意点定之，亦可消遣，只可惜中选者恐不能多，未免扫兴，以是迟迟耳。
　　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顷又得一部竹纸印者，有之江文理学院图书馆珍藏印，板心较高大，当是原刊本。此翻刻不知系何时所刊，苟非得别本比较，一时亦不易看出。首叶序文第九行，原文云，所赖于后来者，今误赖为颖，此或是一种后刻之证明欤。
　　三十一年十二月九日再记
　　读《眉山诗案广证》
　　《眉山诗案广证》卷六附载中，录东坡祭黄州太守徐君猷文，张秋水案语中有一节云：“君猷后房甚盛，东坡常闻堂上丝竹词中，谓表德原来是胜之者，所最宠也。东坡北归，过南都，则其人已归张乐全之子厚之恕矣。厚之开燕，东坡复见之，不觉掩面号恸，妾乃顾其徒而大笑。东坡每以语人，为蓄婢之戒。”余读之颇有感，东坡之不能忘君猷，与胜之之不记得，岂不皆宜哉。又见《东坡事类》卷十二引《宋稗类钞》云：“王定国岭外归，出歌者劝东坡酒，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媚丽，家世住京师。坡问柔奴，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奴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此言甚柔和，却是极悲凉，嗟乎此正与胜之大笑相表里也。吾不解儒者何以不能懂得此意，不佞非学佛人，于此稍有知识，盖亦半从儒出者耳。审如是，则儒之衰久矣，吾辈乃得其坠绪而维系者也。此语奇矣，我却相信是不错的，但知者自知，若勉强告示，犹如嚼饭哺人，或敲头劝学，殆无用处也。
　　二十七年五月一日，知堂记
　　读《养和轩随笔》
　　陈伯雨著《养和轩随笔》云，“纪文达公《阅微草堂笔记》云，蟹受汤镬之苦比他物为甚，未尝不触君子远庖厨之心。乃阅俞曲园《茶香室丛钞》，引骈蕖道人《姜露庵杂记》云，蟹生而母死，争食其肉，水族之枭也，则老饕之嗜可援以自解矣。”案骈蕖道人即吾乡施山，著有《通雅堂诗钞》十二卷，其杂记六卷有申报馆印本，后又有家刻木板本，在说部中尚非下乘，而卷二说蟹及鳢乃极可笑。越中老人年食湖蟹，尚须备木墩铁椎，用以敲壳，不知小蟹如何得食，此即不合物理。若其谈及虫鱼的伦常，不能如印度大师之明智，却尚在其次耳。关于鳢鱼则云，鳢生而母盲，以身饲母，水族之乌也。如既已以身饲母，世间便无有小鳢矣。且渔人常捕乌鳞鱼，货之于市，亦未尝见有盲者。施寿伯当是居于直乐施一带的水乡人，对于水族之事似殊不甚了了，亦可异也。
　　五月廿一日
　　（1938年）
　　读《陶庐五忆》
　　金武祥著《陶庐五忆》有踏青更带小鸡钱之句，注云，“昔人诗云，杖头间挂百钱游。吾乡则有‘踏青须带小鸡钱’之谚，盖暮春田家伏卵哺雏，巷陌皆满，举步偶一不慎，致伤微禽，或须给钱以偿之耳。”沈同芳评乃云，“小鸡钱亦曰小饥钱，谓携钱购食以充饥也。”案金注自是事实，江浙情形相去不远，读之如见春日长闲光景，住民以门前为其院落，鸡豚游行自在，固与石板地改为马路后迥不同耳。沈评盖后起附会之说，小饥钱固嫌不词，且如此说便索然无味，真是点金成铁手也。注解家好出奇制胜，往往如此，鸡尸牛从，即其好例。但天下佳妙事又多在寻常中，若懂得这一点，则读书作文当可以无大过矣。
　　五月廿三日漫记
　　（1938年）
　　读《泊宅编》
　　《泊宅编》卷上有一则云，“宗泽婺州农家子，登进士科，任馆陶尉，凡获逃军即杀之，邑境为之无盗。时吕大资惠卿帅大名，闻其举职，因召与语，仍荐之，且诫曰，此虽警盗贼之一策，恨子未阅佛书，人命难得，安可轻杀，况国有常刑乎。泽靖康中为副元帅，后尹开封卒。”《四库提要》乃议之曰，至宗泽乃其乡里，而徽宗时功名未盛，故勺颇讥其好杀，则是非未必尽允。案原文明系泽做了副元帅开封府尹后所说的话，而提要乃以为在其功名未盛时，故施轻诋，可笑甚矣，此无他，亦只是要统制思想耳。宗岳诸公既奉为偶像，便不能再说，即记其从前好杀好掠，亦是是非未允了。这里更有感触的，乃是胜残止杀还得求之于佛书，读圣贤书，登进士科，而尚不能知人命之重，念之郁郁不快者久之。
　　六月八日记
　　（1938年）
　　读《小柴桑喃喃录》
　　陶石梁的声名虽然不及他老兄石篑的大，他的文集也未得见，但是我读所著《小柴桑喃喃录》二卷，却很觉得佩服。此书自序中云，“余年已望七”，其时为崇祯乙亥，在明亡前十年，阅历既多，忧深思远，而文笔朴实，令人想起《颜氏家训》来，每展卷不胜感叹。卷上有一则云，“吾辈治家，于凡五谷果茹之类，皆须自为料理，至于下人偷窃自不能免，但不至太甚则可矣。
　　慈湖先生曰，先君尝步至蔬圃，谓园丁曰，吾蔬每为人盗取，何计防之。园丁曰，须拼一分与盗者乃可。先君因欣然顾某曰，此园丁吾师也，作家者亦宜知此意。”语甚平淡，却不能轻轻看过去。不佞亦是附和陶君之一人，但是如此世间如此办法，究竟是好是坏，难道在中国儒与法竟不能用，唯黄老之术乃可耶。不佞虽曾思索，终未能明白也。
　　七月十六日
　　去年得石梁集于杭州，名曰《赐曲园今是堂集》，现存诗十卷，词一卷，其后或当有文集，今无存。卷首有崇祯壬午刘念台序，称私谥文觉先生，已在石梁卒后，查诗集卷十最后为己卯，时年六十九，盖其卒年，因此可知其生于隆庆五年辛未，卒于崇祯十二年己卯也。目录首行下有长行朱文印曰，吕晚村家藏图书。真伪亦不可辨。
　　民国癸未九月廿四日秋分节记
　　（1938年）
　　《西斋偶得》
　　近日搜集蒙古博明著作，得西斋三种，计《西斋诗辑遗》三卷，《西斋偶得》三卷，《凤城琐录》一卷，并嘉庆辛酉年刊，而书中宁字悉已剜改，盖是道光时所印也。博氏进士出身，而晓蒙古满洲唐古忒诸国语，故所见自较广，与一般文人不同。《西斋偶得》卷一蒙古呼汉人一条曰：“蒙古呼汉人为契塔特，盖蒙古初为忙古部，越在大漠北，至后五代时始通中夏，惟时燕云十六洲皆属契丹，故以辽国名称之。”又西洋呼中国一条云，“西洋呼中国为吉代，盖亦契丹之讹。”案此西洋当是指俄国，俄语称中国正云吉泰，今哈尔滨尚有吉代思卡耶街，据此知其源当出于蒙古语，瓦刺一条下说此本是唐古忒语之美称，《明史》误为专名，结论之曰：“故中国人不可与谈边外之事，中国之书生更不可与谈边外事也。”语虽不敬，却亦是事实，书生辈百口莫辩，大抵因为只读中国文，或者即通外国语亦只取便口给，未能利用到文章学问上来耳。
　　《西斋偶得》卷下佛书文字一条中，引王阮亭《居易录》，抄录董斯张《吹景集》所举佛典里中国古语，云当是内典偶合耶，抑袭取耶？西斋解之曰：“盖佛书本皆梵文，其中国语皆译者援据经史文以释之，不唯非偶合，亦非袭取。”说得何等简单明了。其实佛经元是印度文，由译人用汉文写出，此事明明白白何劳再说，而名士如董王诸公似均未知，岂非奇事。
　　西斋的识见胜于中国书生多多矣，此无他，亦只是有常识，能明辨而已。
　　儒者言佛经以初至中华之《四十二章》为真，其馀皆华人之谲诞者假老庄之书为之，龚定庵俞理初蒋子潇闻之大笑，加以嘲弄，见子潇《读释藏日记》中。此三君者盖是嘉道间之人杰，龚蒋亦喜杂治梵藏满蒙天方文字，其识见之能广大殆亦非偶然也。
　　（1939年2月7日）
　　《疑耀》
　　《疑耀》七卷，明张萱撰，今刻入《岭南遗书》中，通行于世。明时坊本题李贽之名，后人屡有辨正，其实看本文即可了然，不烦旁证，即今刻本中张萱自序，竭力声明，亦可不必也。《疑耀》中虽有数则为张和仲采入《千百年眼》，亦本平平，其识见乃实甚卑陋，不出书生窠臼，与卓吾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信此书为李氏所著者倒未免可笑耳。如卷二《佛字辨》，谓佛字义为拂，不能译为觉。卷四《佛经不真》，又佛经恐非西来大意，卷五《佛书可疑》，皆意主辟佛，而不知翻译为何事，与王渔洋等相似，正是好例。
　　卓老即使不崇佛，亦何至于此乎。又卷五《妇人遭乱》一条，实即是饿死事小之小注，至论淫乱之始，以为始于夏少康时之女岐，尤为匪夷所思，此事乃亦有原始可考耶？想起来可为绝倒。至其自序中丑诋闽秃，全不为自己的文章少留地步，此又可见其短少趣味的修养，唯世人多犯此病，或不能单怪张君也。
　　（1939年2月11日）
　　《天咫偶闻》
　　杨钟义《雪桥诗话馀集》卷八记震在廷事，云著述甚夥，以《天咫偶闻》最为精审。鄙人读震氏书，亦同此意。《偶闻》大体虽似《藤阴杂记》，唯《杂记》太近诗话，在不懂诗如鄙人者读之，常不免有骨多肉少之感，《偶闻》则无此恨矣。二十六年秋间卧病，阅清人笔记以自遣，见有可喜者随笔录其题目，凡阅五十馀种，所选共六百则，《偶闻》十卷中计录出二十条，《杂记》乃一无所取，即脍炙人口之《阅微草堂五种》亦只取其八，大都不谈果报者耳。《偶闻》中多记八旗文学艺术家事，亦是一种特色，读博西斋著作后颇感兴趣，故此一方面于我亦有用处。《涉江诗文钞》各一卷，《海上嘉月楼勖学遗椾》二卷，均得一读，不能有所臧否，晚年不得意故走而卫道，此故是无可奈何，若私意则所不喜也。又壬子后易姓名为唐晏。此事本应从主人，唯鄙人爱《天咫偶闻》，习见震钧之名，今仍愿以是相称。《妙峰山琐记》的作者易名鲍汴，鄙人仍称之曰奉宽先生，亦聊以示相敬之意耳。
　　（1939年3月26日）
　　《轩语》
　　往时见张之洞著《轩语》，嫌其名太陈腐，不一披阅。丁丑旧上元日游厂甸，见湖北重刊本，以薄值买一册归读之，则平实而亦新创，不知其何不径称发落语，以免误人乎。《复堂日记》卷三庚辰年下有一条云，阅《轩语》，不必穷高极深，要为一字千金，可谓知言。六十年来世事变更，乃竟不见有更新的学术指南书，平易诚挚，足与抗衡者，念之增慨。张氏不喜言神灵果报，《阴骘文》、《感应篇》文昌魁星诸事，即此一节，在读书人中亦已大不易得，其中鄙意者亦正以此，若其语学语文固不乏切理近情之言，抑又其次矣。近常有人称赞《阅微草堂笔记》，即贤者亦或不免，鄙意殊不以为然。纪氏文笔固颇干净，唯其假狐鬼说教，不足为训，反不如看所著《我法集》犹为无害。我称张香涛，意识下既有纪晓岚在，兹故连及人。二人皆京南人，均颇有见识，而有此不同，现今学子不妨一看《轩语》，《阅微草堂》则非知识未足之少年所宜读者也。
　　（1939年3月31日）
　　《文字蒙求》
　　秋间患腹疾久不出门，日前因事不得不到南城去，便中从琉璃厂书店求得《正字略》一册归读之，对于王菉友大有敬意。此书亦是《字学举隅》之流，而由读《说文》人为之，便自不俗，陈雪堂字亦较之翰苑分书似有不同也。安丘王氏著作寒斋旧有《说文》数种，未及细读，唯《文字蒙求》四卷，昔曾涉猎，今日又取阅，亦觉得多可喜处。所说根据《说文》，改变处却亦不少，且其著书目的全为儿童，与《鄂宰四种》中念念不忘后生初学相同，此意甚可感，亦实希有可贵。清朝乾嘉以后国学大师辈出，但其所经营者本是名山事业，殆无意为小学生预备入门梯阶，故至今《说文》仍为难读之书，所谓小学终非大人不能去翻看第一页也。王菉友于文字学想到童蒙求我，虽是草创之作，历整整百年，还须推独步，思之可尊重，亦令后人愧恧耳。蒯氏《广义》作于光绪辛丑，已是六十馀年后矣，却殊不足观，可知此事甚难，愿力与识力如不相副，亦是徒尔。佛说因缘，疑此中正亦有之，末法难挽，大士不出，吾辈乏力梵志坐树下慨叹弥日，复何补也。
　　（1939年4月13日）
　　《戊戌奏稿》
　　阅麦仲华所编南海先生《戊戌奏稿》，颇有见识，六月请禁妇女裹足折中尤多佳语，如云，“扶床乃起，倚壁而行，富人苦之，贫家尤甚。亲操井臼，兼持馈浣，下抚弱息，上事病姑，跋往报来，走无停趾，临深登高，日事征行，皆扪足叹嗟，愁眉掩泣，或因登梯而堕命，或因楚病而伤生。若夫水火不时，乱离奔命，扶夫抱子，挟物携衣，绝涧莫逾，高峰难上，乱石阻道，荆棘钩衣，多有缢树而弃生，堕楼而绝命者，不可胜数也。”我尝怪古今有识者何以不憎恶缠足，今见康君，乃始得为中国男子解嘲，事虽不成，可以传矣。《癸巳类稿》中俞理初有《旧唐书舆服志书后》，《天苏阁丛刊》中徐仲可有《天足考略》，此二者当可与竞爽，其馀多是杨廉夫王贻上一流人物，可以坐灯棚下吹笙歌诗，醉饱而散，无从与谈人世辛苦也。
　　（1939年4月27日）
　　《扪烛脞存》
　　陈馀山《扪烛脞存》十二卷，前有蒋子潇序，至民国甲寅始以活字板印行。此系《诗诵》作者之笔记，目录亦颇有意思，殊多期望，但一阅爽然若失，与一般读书人的本领盖无所异也。鄙人读中国男子所为文，欲知其见识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对于佛教以及女人如何说法，即已了然无遁形矣。
　　陈氏于此两关都透不过，莫怪不能给予及第分数耳。卷五《艺术脞》中引《鹤林玉露》云，陆象山观棋局，忽悟曰此《河图》数也，遂往与棋工奕而得大胜，评之曰，可知艺与道无所不通。焦里堂在《易馀籥录》卷二十亦述此事，而断之曰：“此妄说也，天下事一技之微，非习之不能精，未有一蹴就便臻其极者。至云《河图》数，尤妄。《河图》与棋局绝不相涉，且《河图》当时传自陈希夷者，无甚深奥，以此悟之于棋遂无敌天下，尤妄说也。此等不经之谈，最足误人，所关非细故也。”此数语极高超，亦极平常，只是有常识耳，而此在世间又甚少有，真真有百年旦暮之感，读之不禁感激。卓吾老子有何奇，也只是这一点常识，又加以洁癖，乃更至于以此杀身矣。适买得《初潭集》三十卷，遂联想及之，使人怅惘终日。
　　（1939年5月2日）
　　《千百年眼》
　　明末张和仲著《千百年眼》十二卷，评论史事颇有见识。卷三《吴亡不系西施》一则云：“昔人谓声色迷人，以为破国亡家，无不由此。夫齐国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无害霸，蜀宫无倾国之美人，刘禅竟为俘虏。亡国之罪，岂独在色。向使库有湛卢之藏，潮无鸱夷之恨，越虽进百西施，何益哉。”
　　案此意盖本于李卓吾，《初潭集》卷三记汉武魏武嗣宗仲容诸人后曾有所发明，有云：“吾以是观之，若使夏不妹喜，吴不西施，亦必立而败亡也。周之共主寄食东西，与贫乞何殊，一饭不能自给，又何声色之娱乎。固知成身之理，其道甚大，建业之由，英雄为本，彼琐琐者非恃才妄作，果于诛戮，则不才无断，威福在下也。此兴亡之所在也，不可不慎也。”此种特见实在只是有常识耳，正如花红柳绿，个个人都应看见，而偏多病眼者，反而把看见的人当作怪物，大是奇事也。
　　（1939年5月7日）
　　《寒灯小话》
　　曩读李氏《焚书》，喜其心直口快，思想明达，最所敬仰，而文章煞辣，亦有可畏之处，但见卷四《寒灯小话》四则所记，则其人又是蔼然富于人情者也。如第一段云：“九月十三夜，大人患气急，独坐更深，向某辈言曰：丘坦之此去不来矣，言未竟泪如雨下。某谓大人莫太感伤，因为鄙俚之语以劝大人，语曰：这世界真可哀，乾坤如许大，好人难容载，我劝大人莫太伤怀，古来尽如此，今日安足怪，我量彼走尽天下无知己，必然有时还来。乱曰：此说不然，此人大有才，到处逢人多相爱，只恨一去太无情，不念老人日夜难待。”读此节大有悲凉之气，窃意是卓吾生活的极重要资料，只怕识者不易多得耳。我们看《日知录》中论李贽处，便可知顾宁人毫无感觉，只是人云亦云，有如隔巷听人家呼捉贼，便也跟着大嚷，发挥其优越感而已。
　　一代学者如顾氏尚如此，他更何望哉。
　　（1939年5月10日）
　　《扬州画舫录》
　　鄙人甚不喜皮簧戏以及二胡，推至戏考剧评，亦无不然，盖几于恶乌及屋矣。阅《扬州画舫录》卷五新城北录下，多记戏班事，却颇有可喜处，如一则云：“二面蔡茂根演《西厢记》法聪，瞪目缩臂，纵膊埋肩，搔首踟蹰，兴会飙举，不觉至僧帽欲坠。斯时举座恐其露发，茂根颜色自若。”此外小丑滕苍洲，贴旦谢瑞卿，魏三儿各节，亦均有情致。乃知天下事无不可书，只要见识趣味文字三者足以胜之。我辈平日所见者多低级的书，但知考较嗓音，赏玩脂粉耳，谭复堂之《群芳小集》尚未能免，他更不必论矣。李艾塘记景物风俗及琐屑事亦多可取，卷十一虹桥爪一带的描写，凡声技饮食有十五六节，无不佳妙，有《景物略》、《梦忆》之风而更少作客态，故亦遂更为自然，多情味也。
　　秋冷多闲，摘录数则，庄诵一过，且喜且愧，自己无论如何用心，总写不出这样好文字，若写时又须由会而至不会，则愈益难矣。
　　（1939年10月11日）
　　《太上感应篇》
　　近来买几种天津的总集，得到郭师泰编《津门古文所见录》四卷，亦颇可喜。卷一有董梧侯著《重修天津文昌庙碑记》，中有云，世所传《帝君阴骘文》，大者皆六经之渣滓，微者如老妇之行仁，报应多端，义利所不能析也。编者注曰，吾见败德之人，妄希福泽，曰吾能诵《阴骘文》数百遍矣，曰吾能施《阴骘文》几百本矣，此记正为吾辈当头棒喝。案《轩语》卷一有戒讲学误入迷途一条，云有一士以所著书来上，将《阴骘文》、《感应篇》世俗道流所谓《九皇经》、《觉世经》，与《大学》、《中庸》杂糅牵引，此大为人心风俗之害，当即痛呵而麾去之。此诸人意见皆明白难得。读书人志切科名，往往迷惑，所尊奉者在世俗所谓《四书》、《五经》外，又有《感应》、《阴骘》、《明圣》三书，如惠定宇且不免，他可知矣。董君以为文昌可祀，而文不必诵，其有识盖不亚于张香涛也。唯鄙人重读《太上感应篇》一过，却亦不无恕词，觉得其乌烟瘴气处尚不甚多。篇中列举众善，能行者是为善人，其利益中只有福禄随之一句稍足动俗人歆羡，而归结于神仙可冀，即说欲求天仙或地仙者立若干善，为恶的罚则是夺算。由是可知此文的中心思想，本是长生，盖是道士的正宗，并不十分错。其后经士人歪曲，以行善为弋取科名之手段，而其事又限于诵经戒牛肉惜字纸等琐屑行为，于是遂益鄙陋不足道矣。鄙人素无求仙的兴趣，但从人情上说，见人拜北斗，求延年，此正可谅解，若或以此希冀升官，自不免看不入眼。至于照原来说法，北斗本不管铨叙事务，那还是别一件事也。
　　（1940年1月1日）
　　《文海披沙》
　　《文海披沙》八卷，明谢在杭撰，有《申报》光绪丁丑活字本，今尚易得。《申报馆续书目》、《文海披沙》项下云，惟闻先生脱稿后并未问世，继乃流入东瀛，得寿梨枣，近始重返中华。案活字本有万历辛亥焦竑序，宝历己卯幡文华及宽延庚午鱼目道人二序，焦序中有诸子取《文海披沙》刻之南中之语，故并未问世，殊非事实，唯中土传本罕见，《申报》馆乃据日本刻本而重印之耳。
　　寒斋所有日本刻本无幡文华序，而别多万历己酉陈五昌序文一篇，卷末墨笔书曰，天明丙午岁八月二十八日。则是购藏者题记也。计宽延庚午为清乾隆十五年，宝历己卯是二十四年，天明丙午则五十一年矣。鱼目道人不知为谁，序中有云，校先师遗书，载宁馨儿，引《文海》说。查伊藤东涯著《秉烛谈》，卷三宁馨条下引有《文海披沙》语，然则当是东涯之弟子也。序文又云：“余喜在杭者，盖喜其气象耳。夫训诂文辞可以工致，微言妙语可以深造自得，唯是气象自然佳处难以力致耳。”此语甚有理解。在杭见识思想并不一定高超，诗话之谈文学，《麈馀》之记因果，尤多陋见，唯《五杂俎》、《文海披沙》故自可读，正因其气象可喜，明末有些文人多是如此，鱼目道人之言可谓读书得间，殊有启发的价值也。
　　（1940年1月17日）
　　《三千威仪》
　　佛教戒律本是传而非经，颇似中国的《礼记》，其中有《大比丘三千威仪》二卷，尤为鄙人所喜读，盖其所说又甚类《曲礼》也。如卷上云，“夜起读经有五事。一者，不得念我经戒利，馀人不如我。二者，设不利，不得言我经戒不利正为某比丘事故乱我意。三者，不得坐念人恶。四者，设明日欲问所疑，不得说馀，直当说不解者所知而已。五者，不得念言当持是经中语以行问人使穷。但有是念，非贤者法。”此即可以移示中国的读书人。卷下又云：“教人破薪有五事。一者，莫当道。二者，先视斧柄令坚。三者，不得使破有青草薪。四者，不得妄破塔材。五者，积着燥处。”此则朴实细致，虽朱柏庐亦未能说到，令人读之感叹，觉得希有可贵也。大抵古人好处就只是切实，懂得人情物理，说出话来自然体会得宜，后来和尚忙于做法事，读书人应科举，叩头上宰相书，更无工夫来想这些事情，唐宋以来家训毫无《曲礼》气味，正不足怪，即百丈之《清规》持与《威仪》相比，其厚薄亦迥殊矣。
　　（1940年1月26日）
　　《琐事闲录》
　　张林西著《琐事闲录》正续各二卷，咸丰年刊，书本寻常，而近来贾人居奇，以高价始得一部，盖几需十金矣。林西河间人，殆慕其乡先达观奕道人者，亦多谈因果怪异，唯尚质朴可喜，又肯多记琐屑事，不负其题名，如卷上之苹果枣与甜瓜，续编卷上之面，皆一般随笔中所鲜见。续编卷上又有《不入诗话》一则云：“先叔祖幼不读书，而聪明颖悟，古近体杂作颇富，惜皆散遗。游幕江南日与袁太史往来，正值《随园诗话》开雕之时，薄其行止，终不肯出稿以相示也。曾云，袁某好相人阴，两三次晤叙之后，必设法窥验，殊为可鄙。”案随园身后是非甚多，窃意关于诗文方面，蒋子潇《游艺录》中所说最为持平，若论其人，则只凭著作想望其丰采者与曾经面接者两方可以有很大的距离，亦可以说都各有道理者也。林西的叔祖弼亭，据《闲录》中所记，曾向兄索钱不得，携纸锭来焚化，则其人似亦非君子，唯所云随园陋习，当未必尽虚，盖士大夫中常有此等事，尚不如续编《食性》一则中记嗜痰与鼻泪者之尤为少见也。张君记此琐事，虽意在非袁，却亦可贵。
　　鄙人曾从故友烨斋闻知名人逸事三四，自己见闻亦有若干，尚未能振笔直书，留为后世人作谈资，则朴直处不逮前人远矣。
　　（1940年3月1日）
　　《跨鹤吹笙谱》
　　顾子山著《眉绿楼词》凡八种，分类成书，体例颇新。末一种曰《跨鹤吹笙谱》，皆赋其园中之景物，调寄望江南，凡六百首，诚如潘遵祁所云，创前人所未有。寒斋别有一册单行本，中缝无谱名，前有艮庵七十小像，盖是光绪庚辰年刻，在甲申总集上则像与题词小有修改，题作七十四岁矣。余又得《跨鹤吹笙谱》一册，词千九十五首，系毛订批校本，唯只校至五十五页，又多所删削，恐亦不能实行也。末尾题字一行云：辛丑正月忆云读于武林。小印朱文曰乙盦，似与批校者又非是一手。《东厂图书馆续目》中有此书，注云民国二十二年刊本，或者别是一本乎。闻平伯言，幼时曾游怡园，盖至光绪末园尚完好。冈千仞著《苏杭日记》卷上，记甲申闰五月初五游怡园事云：“归途过顾艮庵文彬，门陈肃静道台翰林布政等朱牌，皆在官时所用。导观其所辟怡园，曲房无阿，间以奇卉异草，澄池虚潭，交以古木怪石，石大者二三丈，岩窦四凿，突怒偃蹇，无斧削之痕，彩笼饲孔雀丹鹤锦鸡诸异禽，未知洛阳名园有此壮丽否？”冠盖游山，昔人所讥，然中国士大夫往往不免，如上文记顾君所陈头牌执事，亦其一例。自公退食，脱冕置几，枕石暂卧，固两不相妨，若乡绅花园门前立清道牌，虽是常事，思之亦自可笑也。
　　（1940年3月6日）
　　《九烟遗集》
　　小时候读《昭代丛书》中《将就园记》，心甚喜之，故至今还记得黄九烟的名字。近有书估以《九烟先生遗集》见示，道光己酉年刊，凡六卷，《园记》在卷二中，如见故人，喜而留之。但现今重读，亦不见得大佳，唯文中却亦有佳作。桐城派甚恨吴越间遗老多放恣，九烟之可取盖亦即在此。《戏为逆旅主人责皋伯通书》，尽嬉笑怒骂之妙，在嘉道间谐文盛时似亦少如此好文章也。据小引言，此集系依据《夏为堂别集》而加以增补，今查《贩书偶记》卷十四，《夏为堂别集》下附注篇目，则今本乃多所删削，如《岂想庵选梦略刻》一卷，便不复存。五年前在故友马隅卿君处见别集抄本，曾借阅一过，忆有《情窦诗》七律五首，今亦不见。《选梦略刻》只四十八则，手抄一本，尚在箧中。朱日荃弁言云，梦约万计，皆咄咄叱嗟，设想所不能到，兹刻尚未全梦也。案《遗集》卷一《陶密庵诗序》云，余故有《选梦》一编，纪平生梦中所得诗文联额之属，凡十馀卷。又卷二《寄陶嵾公》云，仆生平颇多奇梦，尝裒辑梦中所见诗文联额之类，录为十卷，大都自作者什七，阅他人作者什三。盖《选梦》原本甚多，《略刻》只其一部分耳，今并此删去大是可惜。且后人重刻先世遗集，而肆意去取，亦为不敬。此极浅近事，而世人多不了知，未免可笑也。
　　（1940年3月12日）
　　《存拙斋札疏》
　　罗叔蕴不愧为吾乡杰出之学者，亦颇有见识，其文章朴实尤可喜，所作序跋至佳，鄙意以为近时殆无可与伦比也。《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二卷用铅字排印，虽云仿宋，实不耐观，深惜其不用木刻。旧刻诸书昔曾有之，已多散失，近日始再搜集，如《读碑小笺》、《眼学偶得》、《面城精舍文》，均尚易得，《存拙斋札疏》稍少，不意中却得两本，略有异同，因合订存之。
　　第一本有题叶篆书五字，背题光绪戊子夏刊，本文十二叶，末有汪悔翁跋。
　　第二本无题叶，本文十八叶，汪跋后别有自题记，署壬辰仲夏，盖四年后所改订也。本文前五叶两本悉同，第二本六至十一凡六叶系新增入，十二至十八则与第一本六至十二各叶相同，唯末两叶中删去三则，补入一则为异耳。
　　又第一本卷头小引署名罗振钰，第二本改为振玉，第一本之末尾有“弟振铭校字”一行五字，亦削去矣。此等异同虽本无关紧要，唯亦颇有意思，如看文章草稿，往往于涂抹添改处可以见其用意之所在。读罗君晚年所为文常自衒鬻其忠义，不免如范啸风言，令人心■，此则其一病也。
　　（1940年3月26日）
　　《汴宋竹枝词》
　　书贾来，得河南官书局新刻《汴宋竹枝词》一册，板刻不精，纸亦粗疏，均不足怪，唯横摺，阅之未免不快耳。书凡二卷，共诗百首，宝丰李于潢著，前有蒋湘南撰《李李村墓志铭》，知其卒于道光乙未，盖已阅百年矣。蒋文不见于《七经楼文钞》，首节云，豕怜犬，犬怜牛，牛怜马，马怜龙，凡百七十三言，语殊诙诡，而其后叙述及铭共四百六十言，又极朴实而生动，为余所深喜。我不懂得诗，但竹枝词以志民俗风物，又事属汴京，作者对于风土之变不能无深恫，如小引所言，此则读者虽是风雅外行，亦能赏识也。卷上有句云，相蓝买得葫芦种，才过清明便发芽。注引《过庭录》，黄鲁直曰，某顷见京师相国专卖大葫芦种，背一葫芦甚大，一粒数百金，人竞买，至春种结仍瓠耳。又引《东原录》，俗谓一钱为一金。卷下句云，买得奇方赌不输。注引东坡《志林》，都下有道人坐相国寺卖诸奇方，缄题其一曰卖赌钱不输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归发视之曰但止乞头。从前读《志林》此则，对于千金一语总疑不能明，今得见上引二节，乃始恍然悟，然则我读竹枝词却又得增加知识，古人云，开卷有益，信然。清初之隆仁寺，现今之护国寺，岂非即宋之相蓝类耶，想必仍有卖此种种可意物事者，乃自王渔洋以来未曾多识，以至于今，吾重翻前注，乃益叹宋人之有风趣，诚为后人所不能及也。
　　（1940年4月4日）
　　《七修类稿》
　　郎仁宝著《七修类稿》，文笔拖沓，见识卑陋，阅之闷损，唯卷帙颇富，资料可取，仍不失为明代重要说部之一。卷十五至十八为义理类，发挥意见多在此数卷内，但亦偶有佳论，如卷十七《邓攸弃子全侄》一条云：“弃子全侄，《中兴书》以其子至暮追及，攸复系子于树。予意子侄皆幼，势难两全，故弃子而全侄，今既追及，则不唯可与之同行，亦知道路者矣。刘须溪以为无是事，喜谈全侄而甚之之辞也，然考之本传及当时人之言皆同，则又实有是情。呜呼，可与同行而又系之树，有人心者可忍之耶，此所以伯道无儿，何天道无知哉。噫，晋之好名至此极矣。”案邓攸事正与郭巨埋儿是一类，人性有偏至，当时或迫而出此，后世当以悯默处之，不必多论，唯若标榜以为孝悌轨范则大是害理，俞理初所谓酷儒莠书，不可轻许耳。郎氏以不忍人之心立言，自是正论，唯谓此所以伯道无儿，犹未免有报应之陋见，其实亦只是求仁得仁而已，又归结到晋之好名，亦不对题，盖莠书目的在于私利，于名无所与者也。尝见启蒙书中引陆陇其著《崇明老人记》，近日读《甘泉乡人稿》，又见其演述为诗，为之不快者累日。老人鬻其四子为人奴，晚年得诸子孝养，唯以赌博度日，此岂非平世莠民，而陆钱诸公盛称之，以为是幸福的父亲的榜样，儒生失理性至于此，则又比较表扬邓郭为尤甚矣。
　　（1940年4月23日）
　　《辛卯侍行记》
　　陶拙存著《辛卯侍行记》六卷，书不难得，而多用毛太纸，近日始得官堆纸印者一部，与原板《求己录》仿佛，亦可喜也。此书记西北地理，间有记事言处，亦殊有理致。卷一记五月十三日出怀庆东门，注云：“有郭巨故里碑。按巨虑子分母食，何不托子于友，曲为斡旋，乃欲埋之，则大伤母心，不得为孝，岂可传之丹青乎。凡编训蒙之书，当取切近情理者。向见某书图画故事，首卷即绘唐人元德秀以丈夫生乳湩，乳其犹子一事，此为理所必无。
　　近时童子多狡，以此等谰言示之，无益有损。”案郭臣事大悖理，后世亦多非之者，所云训蒙书一节尤为有识，操觚者不可不知。其实不仅是元德秀，即董永亦是一例，《太平御览》中记此事颇详，云引刘向《孝子传》，而冯梦龙的《笑府》与赵梦白的《笑赞》中均录有笑话云，董永行孝，天使仙女嫁之，众仙女饯行，皆嘱咐曰，此去下方访有行孝者，寄个信来。此不必待赵君之赞，已知其悠谬。但董永不过使人觉得可笑而已，尚无大害，若元德秀则竟是人痾矣。
　　又卷六记腊月初四日至三角泉，云南山下出泉，成沟，有草地数里。注云“皆旱芦及拳曲之短茨，俗呼刺疙疸。间有席具草，或作息鸡，或作芕萁，集吉，芨芨。戈壁中得水气，只生此三卉，远望芃芃，近视则数步一丛，仍是粗沙细石及碱块，罕有土壤，非独不可耕植，即移他处之草于此亦不能活。
　　大漠不毛十而七八，车中望见荒草，为之一释愁容也。”此记塞外风物，颇有情致，又得之亲历，与耳食者迥殊。书中曾讥评主蒙古屯田议者，龚定盦虽倔强，于此亦当无可争辩也。
　　（1940年4月26日）
　　《舌华录》
　　《舌华录》九卷，明曹臣纂著，采录请书，唯取语不取事，分“慧语”以至“悽语”凡十八类。昔在人家曾见过不全小本，近年乃搜得大本两部，其一首有万历乙卯潘之恒序，袁中道序无年月，有宋兰挥藏印数方，其二只存袁序，而板刻稍佳，似是原刊本。小时候读《砚云甲编》中《陶庵梦忆》，始知《舌华录》的名字。原文有云：“余家自太仆公称豪饮，后竟失传，余父余叔至不能饮一蠡壳，食糟茄面辄发赪.家常宴会，但留心烹饪，庖厨之精遂甲江左。一簋进，弟兄争啖之立尽，饱即自去，终席未尝举杯。有客在，不待客辞，亦即立去。山人张东谷，酒徒也，每悒悒不自得。一日起谓家君曰：尔兄弟奇矣，肉只是吃，不管好吃不好吃；酒只是不吃，不知会吃不会吃。二语颇韵，有晋人风味。而近有伧父载之《舌华录》曰：张氏兄弟赋性奇哉，肉不论美恶只是吃，酒不论美恶只是不吃。字字板实，一去千里，世上真不少点金成铁手也。”今查原书，乃不见此条。细看卷三《冷语第六》中间两本均缺一页，乃从友人借上海有光纸石印本阅之，补抄七则，恰在其内。文云：“会稽张状元诸孙四五辈皆不饮酒，善肴物，每至席所，箸下如林，必一尽乃止。沈曼长曰：张氏兄弟赋性奇哉，遇肴不论美恶只是吃，遇酒不论美恶只是不吃。”卷首列所采书目五十馀部，不知此条出于何书，纵或失实，曹氏可不负其责，唯与张东谷语比较，确有不及处，又以张元汴为会稽人，亦有错误。
　　（1940年4月30日）
　　《夷坚志》
　　《夷坚志》全书共四百二十卷，小说家中卷帙为最繁，惜已不全，今只存甲乙丙丁各二十卷，十万卷楼依影宋钞本重刊，流行于世。
　　洪景卢喜编著大部书，内容不免芜杂，《揅经室外集》、《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卷三称其书中神怪荒诞之谈居其大半，而遗文轶事可资考镜者亦往往杂出于其间，评甚公允。丙志卷十八有《契丹诵诗》一则云：“契丹小儿初读书，先以俗语颠倒其文句而习之，至有一字用两三字者。
　　顷奉使金国时，接伴副使秘书少监王补每为予言以为笑。如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两句，其读时则曰：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大率如此。补，锦州人，亦一契丹也。”案此所记盖是汉文对读之常态，但在昔时少所见，不免以为奇怪耳。契丹文字少见，不知中国有人通其读法否，此处尚可想见其句法排列，亦可喜也。平常池中多作池边，契丹语译则说定为倒影水底之树，又鸟译作老鸦，均可广异闻，未必读鸟为乌，大抵在此景色中以乌鸦为更相适欤。周松霭辑《辽诗话》二卷，巨细毕搜，此一则亦殊有风趣，不知何以遗失也。
　　又案《辛卯侍行记》卷一注中论华英文难易，其十一难曰：华文多顺理成章，其倒讲者绝少，英文大都倒讲，如曰尔若干岁，译之为如何老是你也。
　　陶拙存在清末亦是有识者，于此尚未免有倒顺之见，洪君古人，自更不足怪矣。
　　（1940年5月5日）
　　《绕竹山房诗稿》
　　《绕竹山房诗稿》，余姚朱文治著，正续共二十四卷。余姚为会稽邻县，故买得之。诗不甚懂得，《续稿》中有绝句数十首纪乡土风物，颇觉可喜，唯注中解说常不甚高明耳。卷七《消寒竹枝词》中咏儿童玩具，注云，不倒翁者使人立脚得住，假面者小儿要嬉戏，先蒙面以存羞恶心，吾意古人置一物大约如此。案《潜夫论·浮侈第十二》中云，或作泥车瓦狗，马骑倡俳，诸戏弄之具，以巧诈小儿，以为宜禁，固已过于严肃，今则颠倒的加以道德的解释，其可笑殆更过之矣。又卷十《夏日遣怀诗》之五有云：枫树不如丰市好，六书原是有谐声。注云：近葺石婆桥庙，余为书额，因改丰市。盖地名原为枫树，余姚土音树市同读，因为改题，取利市云。其实据我看来，枫树之名亦大佳，正不必改，改为丰市，尤见得有俗气，近于所谓市井小儿之见矣。我们读《诗经》，觉得最特别处是其所谓兴，也最有风致。孔子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就只是赏识些动植物也大有意思。读书人不能领解此等旨趣，更无怪商工纷纷以兴隆丰盛命名，招牌满街，全是吉利语矣。希望三多九如，本亦是人情之常，但这只可是一方面，今若使其统率一切，把对于自然的趣味都消灭了，学问便无从发芽，此损失不小也。
　　（1940年8月4日）
　　《宋琐语》
　　郝兰皋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学者。他在乾嘉时代主要的地位是经师，但是他的学问里包含着一种风趣与见识，所以自成特殊的格调，理想的学者我想就该是那么样的吧？近日拿出《宋琐语》来读，这是一册辑录书，早一点的有周两塍的《南北史捃华》，再早是张石宗的《廿一史识馀》，虽然都还可以看得，也只是平平罢了，但郝君的便有点儿不同。小序云：“沈休文之《宋书》华赡清妍，纤秾有体，往往读其书如亲见其人。于班范书陈寿志之外别开蹊径，抑亦近古史书之最良者也。”他赏识《宋书》的文章，很有道理，所录凡二十八类，标目立名，亦甚有风致，与《世说新语》所题差可比拟，馀人殆莫及也。本文后偶着评注，多可启发人意，读之唯恨其少。如《德音第一》述宋高祖将去三秦，父老诣门流涕陈诉事，注有云：“三秦父老诣门之诉，情旨悲凉。颇似汉祖入关约法时，然武帝此举实非兴复旧京也，外示威棱，内图禅代，匆匆东归，而佛佛遂乘其后，青泥败窜，几至匹马只轮，义真独逃草中，仅以身免，而关中百二仍化为戎场矣。父老流涕，至今如闻其声云。”《藻鉴第二》记何长瑜在会稽郡教读，不见尊礼事，注云：“按蔡谟授书皇子，仅免博士之称，长瑜教读惠连，乃贻下客之食，晋宋间人待先生已自俭薄乃尔，近日馆谷不丰，贻为口实，京师人遂入歌谣，良无怪已。”
　　又《谈谐第二十四》引《武二王传》云：南郡王义宣生而舌短，涩于言论。
　　注云：“按舌短亦非生就，多是少小娇惯所为，《颜氏家训》谓郢州为永州，亦其类也。”凡此皆有意致，与本文相发明，涉笔成趣，又自别有意思。如舌短之注，看似寻常，却于此中可以见到多少常识与机智，正是大不易及。
　　（1940年8月11日）
　　《南园记》
　　奭良著《野棠轩摭言》卷三《言文》中有一则云：“陆放翁为《南园记》、
　　《阅古泉记》，皆寓策励之意。今之人使为达官，作文不能尔也。韩败，台评及于放翁，不过以媚弥远耳，亦何足道，而后人往往讥之，虽曲园先生亦为是言（见《茶香室四钞》）。先生至为和平，持论向为公允，此盖涉笔及之，袁子才独不尔，信通人也。”前见陈作霖著《养和轩随笔》，有云：“大抵苛刻之论皆自讲学家始，而于文人为尤甚，如斥陆放翁作《南园记》，亦其类也。”当时甚服其有见识，今奭氏所言则又有进，讲学家好为苛论，尚只是天资刻薄而已，若媚权臣，岂不更下数等耶。士大夫骂秦桧而又恶韩侂胄，已反覆得出奇矣，数百年之后还钻弥远，益不知是何意思，憩叟揭而出之，诚不愧为通人，或当更出随园之右也。古人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是为读史的正途。向来文人不能这样作，却喜欢妄下雌黄，说千百年前人的好坏，我想这怕不是书房里多做史论的缘故么？外国人做文章便不听说如此牵引史事，譬如英国克林威尔，法国那颇伦，总算史上有名，而且好坏都有可说的了，却并不那么常见，未必是西洋人的记忆力差，殆因未曾学做策论之故吧。无论看那一部史书，不要视为文料或课题，却当作自家的事看去，这其中便可以见到好些处令人悚然，是即所谓殷鉴，尔时虽不能惧思，也总无暇写厚于责人的史论矣。
　　（1940年8月18日）
　　《燕窗闲话》
　　《燕窗闲话》二卷，光绪辛卯年刊，题江阴郑守庭先生著，盖其门人辈所编刻者也。卷末附墓志铭，亦其门人所撰，而生卒年月不可考，但记其七十五岁时事，云：“明年卒”，如抓云雾。唯查卷上记中举人时自云己未生，乃知其生于嘉庆四年，卒于同治十三年甲戌，中国为传记于此多不注意，疑年录之叠出殆亦不得已耶。《闲话》所记悉其半生阅历，不说果报妖异，自有特色，虽大事不出教读赈饥讲乡约诸端，但写小时候琐事，亦复朴实可取。
　　有一节云：“予少时读书易于解悟，乃自旁门入。忆十岁随祖母祝寿于西乡顾宅，阴雨兼旬，几上有《列国志》一部，翻阅之，解仅数语；阅三四本后，解者渐多；复从头翻阅，解者大半。归家后即借说部之易解者阅之，解有八九。除夕侍祖母守岁，竟夕阅《封神传》半部，《三国志》半部，所有细评无暇详览也。后读《左传》，其事迹已知，但于字句有不明者，讲说时尽心谛听，由是阅他书益易解矣，然所解时有谬误者。读‘子罕言利’，误认子罕为宋之乐喜。读《易经》‘象曰’，不知为大象小象，误认为舜弟，窃疑所言俱佳，想为舜所化，克谐之后学问大进也。思之俱堪发粲。”余前作《我学国文的经验》一文，曾说以前所读之经书于我毫无益处，后来之能够略写文字，乃是全从别的方面来的，这即是看闲书小说。平常我劝青年多学外国文，主张硬读，对于一种文字的约略入门之后，便来查字典看书，头一次即使只懂得十之一二，还是看下去，随后覆阅就可懂三四分，逐渐进至七八分之多，那便有了把握了。郑君听说差不多即可为我作证明，古人云，德不孤，必有邻，其是之谓欤。
　　（1940年9月2日）
　　《右台仙馆笔记》
　　《艺风堂文续集》卷二有《俞曲园先生行状》，末有云：“古来小说，《燕丹子》传奇体也，《西京杂记》小说体也，至《太平广记》，以博采为宗旨，合两体为一帙，后人遂不能分。先生《右台笔记》，以晋人之清谈，写宋人之名理，劝善惩恶，使人观感于不自知，前之者《阅微草堂五种》，后之者《寄龛四志》，皆有功世道之文，非私逞才华者所可比也。”缪君不愧为目录学专家，又是《书目答问》的著者，故所说甚得要领，以纪晓岚孙彦清二家笔记与曲园相比，亦有识见，但其实铢两殊不能悉称，盖纪孙二君皆不免用心太过，即是希望有功于世道，坐此落入恶趣，成为宣传之书，惟以文笔尚简洁，聊可一读，差不至令人哕弃耳。
　　《右台仙馆笔记》十六卷，虽亦有志于劝戒，只是态度朴实，但直录所闻，尽多离奇荒陋，却并非成见，或故作寓言，自是高人一等，非碌碌馀子所可企及也。试以卷一为例，第一则记冯孝子，虽曰以表纯孝，庶几左氏之义，写的落落大方，有古孝子传之风。又何明达、王慕堂二则写市井细民之高义，可以愧士大夫，而了无因果的结局，近世说部中均极少见。若其记范婉如及扬州某甲女，痴儿怨女之情死，发乎情而不能止乎礼义，乃多有恕词，此则又是儒家之精神，为不佞所最崇敬者也。
　　潮州制柿饼人砍断虎尾，因而获虎，末曰：“孔子曰，下士捉虎尾，然下士亦正未易为也。”应敏斋在钱塘江沙洲上见绿色巨人，末曰：“《搜神记》载孔子厄于陈，弦歌于馆中，夜有一人，长九尺馀，皂衣高冠，咤声动左右，子路出与战，仆之于地，乃是大鳀鱼。君之所见，或亦此类乎。”此等处骤视似只是文人旧习，所谓考据癖耳，实则极有意思，轻妙与庄重相和，有滑稽之趣，能令卷中玄怪之空气忽见变易，有如清风一缕之入室，看似寻常，却是甚不易到也。卷首附刻《征求异闻启》并小诗二首，其一末联云：正似东坡老无事，听人说鬼便欣然。夫听说鬼之态度有如东坡，岂复有间然，而先生年老又似乐天与放翁，更无些子火气，则自愈见醇净矣。
　　（1940年12月17日）
　　《洞灵小志》
　　近来专看闲书遣日，得龙顾山人著《洞灵小志》及《续志》，甚为喜欢，盖又可供数日卧读之资也。《小志》刻于甲戌，《续志》则在两子，去今才三四年，而板刻颇精致，比用铅字洋纸印者更惬心目。近年木刻书不多，但如天津金氏之《屏庐丛刻》及《天津文钞》等，刻印均颇佳，与水竹村人各集相似，或是同一系统。若《天津诗人小集》，又嫌稍细弱矣。谈鬼怪殊有佳趣，但须以艺术出之。东坡居士强人说鬼，云姑妄言之，甚能得此中三昧。
　　为说鬼而说鬼，第一必须说得好才行。文章宜朴质明净，六朝唐人志怪最擅胜场，传奇文便已差了，则因渐趋于华丽雕饰，阅微草堂与聊斋之比较亦正是如此。第二必须无所为，即不讲因果以至譬喻。讲到这里，聊斋却又要胜一筹，盖其记狐鬼艳情中有别无用意者，而阅微草堂于此全无是处，只是文尚佳，故或可一读耳。洞灵二志若依据此例论其短长，可以说正与阅微五记相同。不佞通读一过，喜其记述大方，又多涉及近人，故颇有兴味，若其鬼神设教之趣旨，与不佞乃全是隔教也。有数处写鬼趣，本于人情，觉得颇妙。
　　如续志卷四记许润斋客死广西，魂附家中佣媪，径入厅事，观陈设丧具，摇首曰，何必乃尔。又卷五记李檗子之丧，受吊日黄桐生见李魂方于丧棚下周览挽章，均是。此外所记虽出于今人见闻，实乃陈陈相因，读之殊觉单调。
　　盖此等作料已是甘蔗渣，即使不是吝啬人所嚼过，亦已毫无滋味，做不出什么好点心来也。
　　（初收《药堂语录》天津庸报
　　社1941年5月第1版）
　　《耳食录》
　　从旧书堆中找出《耳食录》正续共二十卷，坊刻粗纸印，错字满目而文可读。《复堂日记》补录光绪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云，阅乐莲裳《耳食录》，文采丽密，稗乘中可取者。复堂常阅小说，见于日记，据其批评以《耳食录》为最佳。乐君本能文，文章的确写得不错，虽终未脱聊斋窠臼，却亦有其佳处。大抵志怪之书要在无所为，若《还冤志》、《金刚经鸠异》标明宗旨者，别是一类，亦无妨碍。《耳食录》亦谈报应，但其纯为志怪而作者多诙诡可喜。如卷一之《邓无影》，卷六之《廊下物》，颇有《诺皋记》之风。又卷五《白衣妇人》一则，迷离惝恍，莫明究竟，后世小说中少见此种写法，实乃是《诺皋记》下卷戴詧事的翻案，可知乐君受段柯古之影响为不浅矣。唯原文云詧为诸妇人牵入坑，及詧出又失其弟，家人恸哭，詧独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耳食录》述少年语曰，彼甚乐，尚何哭为。此则殊有点金成铁之概。文字之事盖甚难言，乐君尚未能辨其中甘苦，益可知此事之真不易矣。卷六《南野社令》一则记溺鬼因慈心得任土地，虽是劝戒老调，而文情斐娓，无惹厌处，其工巧似出阅微草堂之上。盖纪晓岚工于文而主意太显露，使人觉得如吞糖衣丸药，若能味如橄榄或萝葡，虽是用意在润喉清火，亦可吃得有味，乐莲裳此文可为一例矣。鄙人常说说鬼要无所为，其实重要的还是在于文章与态度，假如二者皆诚实质朴，自有其美，虽有所说示，有如个人的宗教倾向，读者亦可以礼相接，或赞或否，均无所嫌也。由此观之，写文章本无一定的规律，无所为固然最好，却亦可以有例外，大抵作者的趣味与见识乃是必要的两重基本，即态度之所从出。古人云，士先器识而后文章，语虽陈旧，实颇有理，盖文章与器识本来是一物之表里耳。
　　（初收《药堂语录》天津庸报
　　社1941年5月第1版）
　　《列仙图赞》
　　中国画列仙者向来无甚好手，近世竟称任谓长之《酒牌》，但细看亦只是配景见长，若仙人本身但是其间一部分，且亦不大见得若何仙气也。日前偶从书贾得日本释寂照所作《列仙图赞》三册，安永庚子刻，后归芸草堂印售，却颇别致。每册各四十图，图中大抵一人，略如绣像，只偶或有所执持跨坐而已，其最特别处则仙人容貌多奇古或枯槁衰老，如广成子老子黄石公诸人，酒牌亦有之，而二者极异。凡人固不得见真仙，但如以白云观老道之例推之，即或延年而未必能驻颜，则此图所写者或反近真，亦未可知耳。中国神仙家大约可以分作两派，其一禁欲的，辟谷导引以求不死，与印度外道仙人稍相近。其二服金石以至御女，可以说是纵欲的，秦皇汉帝以来信徒不少，观于举世艳称吕岩，可以知之，吕仙图像固俨然一多福多男子之员外相也。写枯槁的仙人，中国竟已无此观念，即萧山任君亦未著手，思之亦可惜事也。
　　六月十六日
　　（1942年）
　　《樵隐集》
　　《樵隐集》五册，丹徒李遵义著，刻于民国癸亥，诗文杂著凡九种，殆因印书不多之故，市价奇昂，但一借阅，以个人偏好论之，则其中亦只《毛诗草名今释》，《鱼名今考》二种一册，差可取耳。《诗存》三卷中，山居杂事，岘南杂兴等绝句四十馀首，写农家风物，亦有佳句，作集序者称其书确为农家云云，诗中只此可为左证，其馀都浑不似矣。《诗存》中有《哀发吟》七解，词既荒恶，而宝爱辫发，有类失心，似竟不知辫之历史者，可谓异事。大抵前清遗老唯知模拟明末隐君子而不能辨别情事之殊异，《西江诗话》载黎祖功诗，我颈不屈如老鹤，我发已剪如秃莺，固堪称强项有骨气，今乃曰，虎豹犬羊一齐鞟，髡奴吾民何罪恶，此岂复成语耶。文人弄笔，纰缪时亦难免，唯赖有益友为校订厘正之，今观诸序亦多梦梦，则自无望矣。
　　古人云，士先器识，正非迂谈，但翻阅别集，深觉此事大难，结果只能反求诸己，唯读者有器识，乃可杂览，虽不希望拣金，披沙之能则不可缺者也。
　　吴街南《读书论世》卷十二金代一则云，“建炎初金人禁民间汉服，令髡发，不如式者杀之。真定太守李邈被执三年，使髡发，大骂，挝击其口，犹吮血噀之，遂遇害。前此北魏孝文用华服，契丹破晋，令华人法服，契丹人仍契丹服，自服通天冠绛纱袍，元入宋亦无改服之令，独金人不如式之令何严耶。”《读书论世》以是被禁毁，前后才二百年，街南之书几不可复见，后人乃盘辫而大言，亦宜也。
　　十月五日
　　（1942年）
　　题《藤阴杂记》
　　戴菔塘《藤阴杂记》十二卷，清末有重刊本。数年前曾求得其原刻，自序署嘉庆丙辰，题叶只写书名，不记年岁。近日又得一部，则左右有字两行云，嘉庆庚申增辑，石鼓斋镌。校阅本文，计卷一末多一则，卷八多两则，卷十二多一则，原板补刻者也。昔尝与饼斋戏语，模拟书中所记，大抵如云朱竹垞迁居至南横街，中途覆车，损一书簏。唯事虽琐屑，亦复有可喜处，只可惜诗多而记事少耳。四月十三日烛下，记于北京知堂。
　　重刊板现存湖州会馆，民国初年有董君新印若干以赠人，寒斋因亦有其一部。董君时为部吏，不得意，一日访乡先达于积跬步斋，大发牢骚，意欲蹈海。先达倾听良久，徐答曰，我看可以慢慢的来。本系方言，难以记录得恰好，唯此应答极有意思，前辈风度俨然如见，可以收入民国的世说中去。
　　因《藤阴杂记》，辄复忆及，附记于此，亦复可备吴兴掌故之一也。
　　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
　　《列仙传》
　　郝兰皋著《晒书堂笔录》卷三，谈谐条下有云：“《列仙传》云，马明生从安期先生受金液神丹方，乃入华阴山合金液，不乐升天，但服半剂为地仙（《初学记》地部引）。此语真堪绝倒。”又云：“道家者言多荒怪不足辨，今《列仙传》亦无此言。”郝君正论自是不错，但以我所知列仙中却要算马明生为最有风趣，其只愿为地仙，不乐升天，也与鄙意颇相合，鄙人设想地仙之乐自儿时至今不少变，惜不能信有金液可内服耳。读王夫人校正本《列仙传》，所言固多荒怪，而记叙殊可喜，其事亦质素，不令人读之生厌，盖是古人的一种长处。张鲁辈虽是妖法，却胜吕岩十倍，此事言之甚奇，唯唐宋以来的神仙日趋堕落，其记述亦不复足观，乃总是事实也。看《列仙传》中七十名仙人的履历，除自然神异之外，不出服食补导二途，以云高明殆不可矣。唯鄙人窃有取者，以其颠来倒去只是服补脑汁的办法，以行迹近于隐逸，以视后来厕身天阙，星冠羽衣，趋跄拜舞，比出家的和尚更忙者，毕竟清浊迥殊，盖鄙意关门做神仙总较开门做节度为胜一筹也。五斗米道中想也有品级，今不详知，若夫近代道教的典制，岂不即是直抄人间的帝制者耶。
　　（初收《书房一角》北京新民
　　印书馆1944年5月第1版）
　　《教童子法》
　　王菉友著《教童子法》一卷，附《四书说略》后，虽只十三纸，却颇有精采语，即使未能上比古人，亦足与张香涛《轩语》竞爽矣。如云，“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又云，“小儿无长精神，必须使有空闲。”均清楚爽利可喜。又谓作诗文必须放，放之如野马踶跳跑哮，不受羁绊，久之必自厌而收束矣。此则可通于文艺制作，尤有见识，非平常为父师者之所能知矣。《四书说略》虽多为作时文而设，亦多有隽语明通语。有一处云，“古人带经而锄，樊迟何故学之，即学之又何用请之？请之者，浮海之意也。”案李氏《焚书》卷三，《卓吾论略》中云，“年十二，试老农老圃论，居士曰，吾时已知樊迟之问在荷蒉丈人间，然而上大人丘乙己不忍也，故曰小人哉樊须也，则可知矣。”上下三百馀年，意见暗合，此亦难得而可贵也。山东学者似特别多情味，不佞所喜者有三人，即桂未谷郝兰皋与王菉友是也。
　　（初收《书房一角》北京新民
　　印书馆1944年5月第1版）
　　《香祖笔记》
　　王贻上虽见识平常，曾请解八股文与缠足之禁，但其论文诗亦有可取处。
　　《香祖笔记》卷一云，“《类纂》载武林女子金丽卿诗，家住钱塘山水图，梅边柳外识林苏。郎瑛谓其不能守礼，出则拥蔽其面，时方食，不觉喷饭满案。”又云，“高季迪明三百年诗人之冠冕，然其明妃曲云，君王莫杀毛延寿，留画商岩梦里贤，此三家村学究语，所谓下劣诗魔，不知季迪何以堕落如此，而盲者反以为警策。”此二节语皆极通达。鄙人最不喜史论及咏史诗，不特千百年前事不能详知，未便武断下褒贬语，且更怕养成文人习气，轻易裁判别人，以刻薄为能，非细故也。窃意此事当从学塾改起，不令生徒作史论，庶几正本清源之道，虽其效或当在百年后，苟能有效即是大幸矣，百年何足道哉。
　　（初收《书房一角》北京新民
　　印书馆1944年5月第1版）
　　《读书疑》
　　《读书疑》甲集四卷，刘家龙著，道光丙午年刊，至今刚是一百年。著者履历未详，但知其为山东章丘人。此书汇录壬寅至乙巳四年前读书札记，刊刻与纸墨均极劣，而其意见多有可取者。如卷四云：“通天地人谓之儒，通天地而不通人谓之术。或问通人而不通天地则何如，余曰：此非儒所能，必尧舜孔子也。尧不自作历而以命羲和，孔子不自耕而曰吾不如老农，然则儒之止于儒者，正以兼通天地也。”此言似奇而实正，兼通天地未必有害，但总之或以此故而于人事未能尽心力，便是缺点。
　　从来儒者所学大抵只是为臣之事，所谓内圣外王不过是一句口头禅，及科举制度确立，经书与时文表里相附而行，于是学问与教育更是混乱了。卷四云：“孔子雅言，《诗》、《书》执《礼》而已。《易》则三代以前之书，《春秋》则三代之末所用，故皆缓之也。场屋之文，考试之体，非为学之序也。”卷二云：“《周礼》以《诗》、《书》、《礼》、《乐》教士，孔子以《诗》、《礼》训子，而雅言亦止添一《书》。程子曰：《大学》入德之门，亦未言童子当读也。朱子作小学，恐人先读《大学》也。自有明以制义取士，三岁孩子即读《大学》，明新至善为启蒙之说矣，遂皆安排作状元宰相矣。”又卷一云：“灵台本游观之所，而于中置辟雍；泮林亦游观之地，而于中置泮宫。
　　孔子设教于杏坛，曾子亦曰无伤我薪木，书房之栽花木，其来远矣。今则科场用五经，无暇及此，亦时为之也。”卷二讲到以经书教子弟，有一节云：“金圣叹曰：子弟到十馀岁，必不能禁其见淫书，不如使读《西厢》，则好文而恶色矣。或曰：曲终奏雅，曲未半心已荡，奈何？不如勤课以诗书。然吾见勤课者非成书呆即叛而去耳。要之教子一事难言哉，唯身教为善耳。父所交皆正人，则在其所者皆薛居州也，谁与为不善。”末了说的有些迂阔，大意却是不错的。他说教子一事难言哉确是老实话，这件事至今也还没有想出好办法，现代只有性教育这一种主张，其实根本原与金圣叹相同，不过有文与实之分而已。前者凭藉文人的词章，本意想教读者好文而恶色，实在也不无反要引人入胜之虞；后者使用自然的事实，说的明白，也可以看得平淡，比较的多有效力。刘君对于圣叹的话虽然不能完全赞同，但他觉得子弟或不必给《西厢》读，而在成人这却是有用的。如卷四云：“何谓圣人？费解之书爱之而不读，难行之书爱之而不读，是圣人也。
　　食粪土，食珠玉，其为愚人一也。邪淫之书却不可不读，蔬食菜羹之味不可不知也。故圣人不删郑风。”又卷一云：“余喜作山歌俗唱梆子腔姑娘柳鼓儿词，而不喜作古近体诗，尤不喜作试帖。孔子言思无邪，又曰兴观群怨，皆指风言。山歌俗唱，风也。古近体，雅也。试帖，颂也。今不读山歌俗唱梆子腔梆子戏者，想皆翻孔子案，别撰尧舜二诗置于《关雎》前者也。若此之人，宜其胸罗万卷之书，谙练历代之典，而于人情物理一毫不达也。”这个意思本是古已有之，袁中郎在所撰《叙小修诗》中云：“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此种意见看似稍偏激，其实很有道理。但是世人仍然多做雅颂，绝少有写山歌者，乃是因为真声不容易写，文情不能缺一，不如假古董好仿做也。卷三有一则云：“杨墨佛老皆非真邪教也，由学术之偏而极其甚者也。《吕刑》曰，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地天通不知何人所作，不知成书几卷，乃千古邪教之祖也。
　　其书虽不传，以其字义揣之，殆今之阴骘文、功过格也。尧舜于地天通则禁绝之，今之富民于阴骘文、功过格则刻之传之，可谓贤于尧舜矣。”案《尚书注》云：使民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今谓是邪教经典似无典据，唯其排斥阴骘文、功过格的意见我极为赞同，中国思想之弄得乌烟瘴气，一半由于此类三教混合的教义，如俞理初所言，正可谓之愚儒莠书也。刘君深恶富民之传刻邪教之书，不知儒生的关系更大，近代秀才几乎无不兼道士者，惠定宇尚不能免，即方苞亦说骂朱子者必绝后，迷信惨刻，与巫道无异，若一般求富贵者，非奔走权门则唯有乞灵于神鬼，此类莠书之制作宣扬传布皆是秀才们所为，富民不过附和，其责任并不重大。鄙人不反对民间种种祷祀，希求得福而免祸，唯一切出于儒生造作之莠书曲说至为憎恶，往见张香涛等二三人言论，力斥扶乩及谈阴骘文等为魔道，今又得刘君，深喜不乏同调，但前后百年，如《笑赞》中所说，圣人数不过五，则亦大是可笑耳。
　　书中多有不关重要问题，随笔纪录者，自具见解，颇有风趣，虽或未必尽当，亦复清新可喜。如卷一云：“古者以萧为烛，如今之火把，故须人执之也。六代时已有木奴，代人执烛。杜诗，何时秉银烛，银已是腊烛矣，何用人执之耶；而韩忠献在军中阅文书，执烛之卒爇其须，则何故耶。谀墓者空中楼阁，修史者依样壶卢，类如此。”又卷三云：“古人祭祀纳金示情，唐明皇东封金不足用，张说请以楮代之，此纸钱之始也。吴谷人墦间乞食诗云，归路纸钱风，可谓趣矣。若据为纸钱之考证则呆矣。”又云：“聊斋者不得第之人，故作唱本以娱人耳，后人尊之太过，反失其实矣。
　　即如其首篇《考城隍》云：堂上官十人，唯识关壮缪。夫红脸长须者戏台之壮缪耳，其本来面目亦如此乎？乡人入朝房，谓千官皆忠臣，问何以知之，曰奸臣皆满脸抹粉也，聊斋之言与此何异。又如有心为善，善亦不赏，岂复成说话乎？”此处批评蒲君，似乎太认真，但亦言之成理。古语云，先知不见重于故乡，聊斋恐亦难免此例。若武松之在清河，张飞之在涿州，则又是别一例，盖英雄豪杰唯从唱本中钻出来的乃为群众所拥戴。放翁诗云：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即其反面也。“颜路请子之车，是时孔子之年七十二矣，是孔颜老而贫也。孟子后丧逾前丧，是老而富也。其故何也？春秋之君不养士，故郑有青衿，刺学校废也。战国之国争养客，故鸡鸣狗盗皆上客也。士即筮仕，亦止为小官，而所任则府史之职，但作文章而已。故孔子主颜雠由，而其告哀公曰，尊贤不惑，敬大臣乃不眩也。客则直达于君，而受虚职焉。故孟子馆于雪宫，又馆于上宫，且为客卿而出吊也。是则春秋无客，战国无士矣。古之人君不甚贵，臣不甚贱，故不分流品，春秋尚然。至战国则君骄臣谄，臣不敢任事，亦不能任事，而有才者皆为客矣。此书院之膏火所以廉，而称知县曰父师；幕客之束所以重，而称知县曰东家也。孔子必闻其政，则子禽以为奇事，孟子传食诸侯，而景春谓其不急于求仕，皆此之由也。”这一则在第四卷之末，说孔孟贫富的原因很是详细，说得像煞有介事的，觉得很有意思，中间书院膏火与幕友束脩的比较更为巧妙，著者的深刻尖新的作风很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在上边所引的文章里边，这一则似乎最漂亮，一面说起来却也是比较的差，因为这样的推究容易出毛病，假如材料不大确实，假设太奇突，心粗手滑，便成谬说。我们这里引了来看他怎么说，并不要一定学他说，重要的还是在前边的那几节，其特点在通达人情物理，总是平实无弊者也。
　　乙酉年五月二十五日
　　（1945年）
　　第六辑
　　书信
　　致江绍原信（三封）
　　一
　　绍原兄：
　　从友人处借来几张《晨附》，得读《盟，诅》，至为愉快。唯第一分（癸）
　　所说妓女吮恩客，我觉得是别一件事，因为这当是Lovebite 之一种变相，与恩客之以被扭为乐同一动因（曾见什么小说），记得Ellis 在《性之心理》之“恋爱与苦痛”一篇中曾有论及。丹麦Nyrop 教授①著“接吻与其历史”中亦引文士情书，有什么我要Kiss②你，我要咬你之语。又你说其后将白化了，甚好甚好。关于口津，我觉得叶德辉所刻“双梅影庵丛书”有一二条可用；如无此书，当抄上。
　　四月廿三日，作人。
　　（1926年）
　　二
　　绍原兄：
　　八月函已收到。平伯在京，一如曩昔，闻佩弦说他仍很热心于拍曲，可以想见他的兴趣不减于当初。闻广州又出乱子，平伯之不去可谓有先见之明，而你之被朱骝先免职，亦正如我告诉川岛所说，大似“边疆的一个老头子不见了他的牲口”，未始非福也。疑古先生①大抵每七八日来苦雨斋一次，他在京大之女一部（女师大），师范部（师大），中法（服尔德及孔德），中大，故似颇忙，但谈兴仍不减耳。你今年因需要而多译文，亦未始非佳，最好是可以汇集出书的文章。改译文学书，我不很赞成，若自己没有兴趣，专为卖计，殊不值得，恐怕结果还是事倍功半，不如还是“固执”之为得。闻开明章君说，须发爪②已寄上海装印，甚佳，希望你的第二本能早日印出：中国到底地大物博，只要能东边有几十人看，西边有几十人读，也便可卖二三千部耳。我近来殊不做工作，就只编了两部“文存”以骗钱，此外应了北新半月刊之邀译了一篇小文，乃是Miss 哈利孙著希腊神话中论Mountain- Mother③者，这实在可以说是道士“爬过砧板去替厨司做菜”，一定更不为人所欢迎，我也是专以自己之趣味为主，故亦不管了。近日只读了一小本“希腊罗马Folklore①”，乃“OurDebt to G.&.R.②丛书之一也。Nilsson③之希腊宗教史，① Christopher Nyrop，克里斯朵夫·尼罗普，丹麦语言学教授。
　　② 英语：吻。
　　① 指钱玄同。
　　② 应为《发须爪》，江绍原研究民俗与迷信的著作，1928 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③ 山母。英国学者哈利孙（Jane Ellen Harrison，1850－1928）所著《希腊神话》一书第三章专编山母。
　　① 英语：民俗。
　　② 英语：Our Debt to Greece and Rome，我们对于希腊罗马的负债。
　　Mur-ray④之希腊宗教之五期，均已蒙书店寄来，但尚搁在邮局，未曾赎出也。
　　“新女性”因私人关系，亦颇想为写一文，只是该杂志系以“女”当范围，在此范围内出题亦殊不易，故尚未动笔。本学年本可以说是比较清闲，“语丝”又已南迁，乃仍是年成不好，觉得殊无可辩解，只能说是由于在辇毂之下之故耳。匆匆不一。
　　十二月十四日夜，作人。
　　（1927年）
　　三
　　绍原兄：
　　十七日函已收到。新居已定否？川岛得子而有“九磅”，甚善甚善，照绍兴老例，其小名似应定为“七斤”也。承允代搜旧书，甚感，兹有两三种书欲得，请便中一找：1.皇明文隽袁宏道编南京曾有过一部，惜已卖去，大约五六本，南京定价六元。
　　2.珂雪斋集袁中道恐只有明版，但如价在廿元外，则拟“恕不”。
　　3.白苏斋集袁宗道或名为白苏斋类稿亦未可知。有清代刻本，曾在北京见一部四本，价四五元，亦已卖去。
　　以上皆公安袁氏兄弟的东西，因近来拟学儒林外史之非现在上海之马二先生编选明文也。
　　关于无产阶级之尊论甚是，唯我觉得阶级虽有，而不能以无产划分，盖有许多无产朋友其思想全是有产的也，故似乎应分一种为有产思想者（包含上述的穷朋友），一种是非有产思想者，庶几近于事实。所可惜者，第二种人实在寥寥无几，决组不起团体来，至于第一种则滔滔者天下皆是，讨赤诸帅诸同志不必说，即自称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家如成仿吾蒋光赤辈亦无不隶属在内，而农工大众盖亦什九如此。实在“非有产阶级思想者”在现在不妨称之为贤人，因其希少而可贵也。请看今日之城中，全是“正人君子”绅士之天下。Geory Brondes①在Hellas 之末云“Europe has fail into thehands of clowns②，虽然，岂止欧罗巴而已哉！
　　三月廿七日，作人。
　　（1928年）
　　③ 尼尔森，英国宗教学家。
　　④ 莫锐，英国文化人类学家。
　　① 应为Georg Brondes，乔治·勃兰兑斯（1842—1927），丹麦文艺批评家，著有《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主潮》等。
　　② 勃兰兑斯在《希腊》（Hellas）一书“卷末的话”中说：“欧罗巴已经落入小丑之手。”
　　致俞平伯信（三封）
　　一
　　平伯兄：
　　来片敬悉。王季重文殊有趣，唯尚有徐文长所说的以古字奇字替代俗字的地方，不及张宗子的自然。张宗子的《琅嬛文集》中记泰山及普陀之游的两篇文章似比《文饭小品》各篇为佳，此书已借给颉刚，如要看可以转向他去借。我常常说现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之”，不过现今重新发达起来罢了。由板桥冬心溯而上之这班明朝文人再上连东坡山谷等，似可编出一本文选，也即为散文小品的源流材料，此件事似大可以做，于教课者亦有便利。现在的小文与宋明诸人之作在文字上固然有点不同，但风致实是一致，或者又加上了一点西洋影响，使他有一种新气息而已。就要出门，匆匆不多写。
　　五月五日上午，作人。
　　（1926年）
　　二
　　平伯兄：
　　前月为二女士写字写坏了，昨下午赶往琉璃厂买六吉宣赔写，顺便一看书摊，买得一部“萨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共二册十卷，系崇祯十七年八月所刻。此书名据说可译写“一切有部律论”，其中所论有极妙者，如卷六有一节云，“云何厕？比丘入厕时，先弹指作相，使内人觉知，当正念入，好摄衣，好正当中安身，欲出者令出，不肯者勿强出。”古人之质朴处盖至可爱也。废年已了，不久即须上课，念之闷损，只得等候春假之光临矣。草草不尽。
　　二月八日，作人白。
　　（1930年）
　　三
　　平伯兄：
　　顾氏文房小说中唐庚《文录》云，“关子东一日寓辟雍，朔风大作，因得句云，夜长何时旦，苦寒不成寐，以问先生云，夜长对苦寒，诗律虽有剉对，亦似不稳。先生云，正要如此，一似药中要存性也。”觉得此语颇佳，今日中秋无事，坐萧斋南窗下，录示平伯，不知以为何如，但至少总可以说明近日新取庐名之意思耳。只是怕人家误作崔氏瓣香庐一流，来买药剂也。
　　十月六日，岂明。
　　（1930年）
　　附注，庐名即煅药庐也。
　　致刘半农信
　　半农兄：
　　昨日下往访掌柜先生，适值《何典》出世，便讨了一本，一口气看了，觉得的是吴老爹①之道统，颇有意思。张南庄的历史大可查考一下子，想上海县志中或当言之。你是说《何典》当是《常言道》之老师，现今看来似未必然，因张南庄系“乾嘉时”人，而《常言道》之序为嘉庆甲子（九年——一八○四），据海上飡毒客《何典》跋，似此书存稿至光绪始刊行。大约当时有这一种风气。以俗语编故事，（张南庄上海，《常言道》著者在苏州，或此风盛于江浙，观缪莲仙之执文章游戏之牛耳可知，）同时有这两种，张论成绩则自然《何典》居上也。尊校有数处似不尽对，如一五二页黑漆大头鬼……骂海骂，你说“当缺一山字”，我想“骂海骂”当是一成语，只是胡骂，俗云“说海话”，即说大话。又四九页“淀清阳沟水”，上二字亦未必是“靛青”之误，大约是说澄（沉淀）过的水，绍兴语有“淀”字，读若丁去声，本字或即系沉淀之淀欤。又九十页“无数铜银子”，恐铜下亦无脱字。本文中有数处变了空格，觉得亦是缺点。阅了后，就所想到字此奉告，再会。
　　六月六，弟之作。
　　（1926年）
　　① 指吴稚晖。
　　致沈启无信（四封）
　　一
　　奇无兄：
　　昨日大热，今日大寒，而同样地大风，亦奇观也。审知兄已得《物理小识》，窃意何可不获得《齐民要术》耶。日前在厂甸所购一部印尚佳而价亦廉，下午在家随意翻读，觉得其文亦有趣，因特为作曹丘生，并以青龙笺录一节，作为标本，乞一览。如此文学，岂非朴实而别有风致，亦是一种好小品文耶，似未可辄以其好说粪而小之也。四部丛刊本似颇佳，唯抄本字难读，虽然亦可说得古拙。总不如渐西村舍刊本为便也。别纸尾钤印，系天行山鬼所刻，昨日始拿到手者也。匆匆。
　　六日晚，案。
　　（1932年1月）
　　二
　　奇无道兄：
　　白昼寄两札，想可先此而收到了。今日早晨忽想到《莫须有先生传》，要为之写序，乃披衣洗脸吃饭之后，摊开纸笔，亦殊茫然，似文思又告了假，不在书房里也。但是不甘心，终于写了二百字强，预备明天隔年再做，而且还想了一种巧妙办法，拟凑足一二千言，不但送给《莫须有先生传》做序，也便算做了我的《看云集》了。嗟夫，如此取巧，恐古今中外亦尚未之前闻者也，但此例一开，取巧之金针已度与人，从此作序便不难了矣。下午取《庄子》读之，第一篇《逍遥游》觉得大佳，此种写法真是如关云长舞一百六十斤大刀，可羡而不可仿效者也。匆匆。
　　壬申元旦前一日，尊。
　　（1932年）
　　三
　　茗缘道兄：
　　昨日下午往西单，一看路旁书摊，得了一部王胜时君的《漫游记略》，只花了三四十铜子，回来复经不佞一改订，已居然可看了，敝斋已有此书，此一册可以奉赠，其文颇不恶，至于系陈卧子之徒乃尚在其次耳。又得韬园出版之《南行日记》一册，安徽吴某纪其随马建忠旅行印度之作，文亦尚佳，有几处意见亦可取，唯在船中生病思糜粥，见牛肉汤而大怒，又怕吃西医泻药，必欲找神曲红灵丹服之，马公谏不听，则很可笑，俨然文案头脑矣。计时在一八八○年，距今已五十馀载，则或亦难怪，因为在现时此种人亦极多也。今日是清明，当是雨纷纷的时节，而只闻风片不见雨丝，亦殊扫兴，还只好且看闲书耳，匆匆。
　　四月五日，苦茶子。
　　（1932年）
　　四
　　茶衲道兄
　　前日来庵匆匆即别，不及以莲花白酒奉饮，甚怅怅也。《散文抄》下卷订成后，何时请携书来补喝该酒乎。昨日天朗气清，下午到厂甸一走，只买得古游荡子诗文一二册，其一曰《宣南梦忆》，甘溪瘦腰生著，盖系贵华宗也，所忆则韩家潭石头胡中侪辈耳。在路东海王村墙摊一摊上见有《山居闲谈》，两套十二册，比敝庵所有者只是天地头稍短，又系连史而非皮纸，但中缝却均正而不歪，无烦重摺，索价不甚昂，未知兄曾否见到，亦有意于此乎？特以奉告。草草顺颂懒禅。
　　知堂和南，廿二年一月卅日。
　　致林语堂信
　　语堂兄：
　　近日写定一小文，介绍王季重之《谑庵文饭小品》，成后当可以寄奉，此书少见，今年以屠隆之《栖春馆集》一部易得之者也。得刘大杰先生信，知兄嘉奖拙文拙字，谓皆似明末，此语甚感甚愧，——但又怕，怕的是世又似明末，则大糟而特糟耳。虏患流寇，八股太监，原都齐备，载道派的新人物则正是东林，我们小百姓不能走投其中某一路者活该倒楣，然而此亦盖是命定，不必多言也。匆匆。
　　六月四日知堂和南
　　（1936年）
　　致曹聚仁信
　　聚仁先生：
　　惠赠大著，日前寄一函道谢，想已蒙察览。“文坛五十年”读毕，已转赠了日本友人松枝君。他是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你的自由主义的看法对于他当很足借参考。“鲁迅评传”也大旨看完了，很是佩服，个人意见觉得你看的更是全面。有几点私见写呈，只是完全“私”的，所以请勿公开使用。
　　一、世无圣人，所以人总难免有缺点。鲁迅写文态度本是严肃、紧张，有时戏剧性的，所说不免有小说化之处，即是失实，——多有歌德自传“诗与真实”中之诗的成分。例如“新青年”编辑会议好像是参加过的样子（三三○页），其实只有某一年中由六个人分编，每人担任一期，我们均不在内。
　　会议可能是有的，我们是“客师”的地位，向不参加的。
　　二、孙伏园所说鲁迅的白鞘短刀是实有的，但所述的事当然得之于鲁迅，我却是不知道，亲族中那么深刻的仇人我也不曾听说。个人或能有他的秘密，但鲁迅的关于仇人与短刀的事我不会不知道的。正如他的加入光复会一节，无论别人怎么论说，（除非有物证。）我记得陶焕卿“票布”的笑话，相信决未加入。
　　三、“彷徨”中“弟兄”前面有一篇“伤逝”，作意不易明了，说是借了失恋说人生固然也可以，我因了所说背景是公馆这一“孤证”，猜想是在伤悼弟兄的伤失。这猜想基础不固。在“小说里的人物”中未敢提出，但对先生私下不妨一说，不知尊见以为有一二分可取否？
　　我的这些私见，藏着无用，虽然也无公表之意，姑以奉闻。“鲁迅评传”
　　不知尚有存否？可否再赐一部，拟赠松枝君，他们那边鲁迅研究盛行：却难得见到全面的批评。至于能否受纳与否①那是在所不论了。匆匆不尽，即颂近
　　安
　　一月二十日启明
　　（1958年）
　　① 原文如此，“能否”和“与否”有一个当为衍文。
　　日记
　　清光绪壬寅（选录）①
　　正月
　　初六日晴。冷。春风料峭刺人肌骨。上午独坐殊寂寞无聊，又不能出外，因至桅半探鹊窠，大约如斗，皆以细树枝编成，其中颇光洁，底以泥杂草木枝炼成者，惟尚不生卵，鹊在旁飞鸣甚急，因舍之，下。大哥来，少顷去。下午看《时务报》，夜抄梁卓如《说礼》一首。
　　初七日人日也。晴。上午钉书三本。下午至大哥处闲谈，傍晚回，带来《小学》及手抄本。夜抄章炳麟《东方盛衰论》一首。九下钟睡，劳神不得睡熟，至十一半下钟始渐静去。
　　是日额外生
　　张偳万来堂。
　　初八日阴。终日抄《养生论》、梁卓如《论中国之富强》各一首，都其数计四千字，手颇悛。下午至桅上一望，颇堪遣闷。夜抄《随笔》，八下钟睡。
　　初九日晴。上午钉书三本。下午至大哥处坐少顷，即同至妙耳山一游，予即回堂。夜九下钟睡。
　　十六日雨。上午独坐看书，下午理书箱，终日寂居，殊不可堪。夜阅赵吉士《焚麈寄》，胡子樵兄来借《文社日录》十册套。孙超升交来书两本，板颇佳，装钉亦善，予甚喜，兹录其略如左，书毕就寝。
　　是日头班洪恩锡来堂，张朋亦在，前数天盖弥匿不出耳。
　　《林和靖先生诗集四卷》
　　宋林逋撰国朝朱孔彰重刻本，卷首列四库提要，宋梅尧臣序，宋史本传，元叶森墓堂记，题咏附录总目。诸人诗话集四，卷一，五律，二三，七律，四，五、七绝：总计三百八十九首，后附拾遗，系五古、五律、七律、七绝，共十三首。逸句四联，诗余三阙，末列朱孔彰跋。
　　同治癸酉，依抱经堂卢氏本，重刊于长洲。光绪壬寅上元后一日，以青蚨二百从江南官书局购得之。因识缘起如是。十七日浙江周作人书。
　　补上午抄诗三十首，上吟草又作二首，即誊入，并抄文社灯虎，竟思抄社说不果。
　　驾驶赵鼐来
　　堂住此间。
　　卅日礼拜，放假。晴和，微风。晨刘二往下关去，餐后回，说不到。上午叔祖、升叔忽至，欣喜过望，收到祖父示并《三国志》、《前汉书》、《癸巳类稿》等书。又大哥函并小棉袄一件、大篓一个、盐一瓶。外又书一缚，内系大日本加藤弘之《物竞论》、涩江保《波兰衰亡战史》各一册，皆洋装，可喜之至。斯密亚丹《原富》甲、乙、丙三本，亦佳，皆新得者。又书目等数本，《蚕学丛刻》一部三本，系家中藏书也。下午看余理初①类稿数篇，并收拾什物。傍晚谢西园兄来，叔祖为总办请去，予陪坐少顷。夜阅《物竞论》少许，虽不甚解，而尚微知其意理，① 这是清光绪壬寅年（1902）作者日记中主要涉及有关图书内容部分的摘录，原件藏北京鲁迅博物馆。
　　① 手稿如此，应为俞理初，其书为《癸巳类稿》。
　　以意揣之，解者三四，颇增兴会。因恐污坏，即藏不观。翻《原富》等书，篇幅甚长，亦不阅。十下钟睡。
　　二月
　　初八日礼拜一。晴。洋文。晨，大哥自浙江来，喜极。带来书甚多，目列左。上午出汉文
　　予第
　　二名、洋文榜。
　　《汉魏丛书》二函十六本
　　《徐霞客游记》四本
　　《古文苑》四本
　　《板桥诗集》四本
　　《科学丛书》第一集十本带去
　　《人民学》一本
　　谭壮飞先生《仁学》一本
　　《剡录》一函二本
　　《前汉书》十六本
　　《中西纪事》八本
　　《日本新政考》二本带去
　　《和文汉读法》一本预自带去
　　又大衫、食物等。午同大哥闲谈，接祖父及三弟信。下午出诵堂后，适大哥为张协和招去，傍晚回。夜赵师来坐，许久乃去。十一下钟始睡。
　　是日同大哥畅谈甚适，大哥为我刻名片一方，颇好。闻往东洋十五动身。
　　夜天气甚暖，大哥留住。
　　廿六日阴。洋文。侵晨即起，往下关代放生螺蛳一旦。七下半钟回，至操场打靶，未竟，遇韵仙约同去打，及学生散后，即吹号，拾枪子者，靶前已满，不能打，怅怅而回。上午王达之来信，系上堂宪章一函，请假三月。
　　下午抄诗竟，即从志耕处借来者。即还，坐至点名时始回。伊借《波史》、《仁学》各一本，收回社报二本，《游记》、《人民论》各一，又向借得《韦庐诗》四卷，思披阅，鸣钟已铮然十下，倦甚，即就寝。是日发信，即十八日所作者，又托韵轩买书
　　《白话丛书》
　　《累卵东洋》各一，付洋一元。伊礼拜去，连日戏玩，殊非去秋出门之旨，后宜戒之，不收放心，终于无益。昔刘师授韵兄三字诀曰：净、静、精为涵养之要，我亦当以为韦佩。
　　五月
　　念四日晴。礼拜放假，上午看汉书《李广传》。伯叔往城南，托买信纸一刀。
　　杂记《前汉书》《苏武传》“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
　　苏林注，取鼠所去草实而食之。张晏注，取鼠及草实并而食之。刘攽注，今北方野鼠之类甚多，皆可食。诸注未知孰是。然苏说似为近之。颜师古训去为藏，盖亦以苏说为是也。
　　下午假寐少顷，齿疼甚，不便言动。夜不看书，八下钟即睡。
　　六月
　　十五日晴。礼拜六。晨六下钟起，看《世说》。上午睡少顷，作日本信，得五张亦白话，至午始竟。又作致韵仙信，托买闽人严几道复《新译穆勒名学格致》书也。大哥来信云书甚好，嘱购阅，故托彼往买，信未发，待有来函知寓何处，始可寄信。下午阮立夫兄来，借去《累卵东洋》、《徐霞客游记》各一本，傍晚即来还。刘楚云兄名湘，蜀人，乃江南县令。兄回城南，托寄东洋信，交日本邮便，付资三分，明日发。夜乘凉。十下钟睡。
　　七月
　　七月三日礼拜三。阴。上午发绍信两封。下午看《政党小史》。夜向同学黄君明第借得《新民丛报》十一号
　　六月
　　朔出阅之，内好书甚多，率皆饮冰子所著，看至半夜，不忍就枕。善哉！善哉！令我有余慕矣。
　　初四日礼拜四。阴，微雨。上午抄《饮冰室诗话》、《尺牍》及摘录《新罗马传奇》、《新民说》等，至午竟。下午发致韵仙，托买《饮冰自由书》、《中国魂》二书，洋九角，约翌日还。看中外日报数纸。金粟斋有严又陵《译名学部甲》出售，洋八角。南京明达书庄、中西书局皆有寄买，拟往购之。是书系英伦穆勒约翰原著，豫兄来函云，其书甚好，嘱购阅，前已托胡兄往购，未知有否也。夜雨。
　　十一日礼拜四。晴。上午看《新民报》。下午看赫胥黎《天演论》一卷，夜阅竟；向柯采卿借《秋雨菴》一本，又看《稗官》少许。夜半倦甚，睡。
　　十二日礼拜五。晴。上午看报。是日开馆，因教习未齐，再展数天。下午看穆勒《名学》三篇，苦不甚解。夜看七期新民丛报一册
　　原十册
　　已看完竟，欲觅他书看，醒睡遍寻无可阅者，不得已就寝。是日黄昏闻促织鸣监督堂天井中。
　　十三日礼拜六。阴。上午看《名学》一卷。午大雨甚厉，下午雨犹不止。
　　看《国民报》两册，词意危竦，一字一血，睡狮睡狮，易其醒焉。阅竟无聊，假寝少顷。夜看《闲情逸史》二本，书已残缺，以未窥全豹为恨，书从王君处名遂林借来，王亦越人。
　　廿八日礼拜，放假。晴。冷，有风，穿夹衣。上午看《劝学篇》少许，即弃去。剽窃唾余，毫无足取；且其立意，甚主专制，斥民权自由平等之说，生成奴隶根性。此书一出，独夫之心，日益骄固，可恨也。下午发赡银，闻吴生驾驶扣赡，并截止春间所加银壹两，以穿响鞋故，上海红皮底，圆头鞋，行走有声，故名。亦名一片瓦鞋。异奇甚。又闻叔祖言，蜀中土匪已隐省城，制军满人姓魁不知下落，云是重庆来电，未知信否。夜学堂门口做盂兰会，出银一毫，拟往看，因只和尚施食，无别事，故中止。看《农学丛刻》一卷。
　　是日为泰西八月卅一号，即晦夕也。黄昏闻络纬声。
　　八月
　　八月初一日礼拜二。阴。洋文，进二班诵堂，因头班已搬出也。上午雨，风甚大。下午看泰西《新史》，译笔不佳，喜掉文袋，好以中国故实，强行掺入，点缀过当，反失本来面目。忧亚子译《累卵东洋》亦坐此病，可见译书非易事也。夜看百年来泰西《大事记》即《新史》一卷，漏二下即睡。
　　（我国译书者当记此言）
　　十月
　　初六日礼拜三。晴。晨打靶。上午无事。下午看《古文苑》，四下钟出操。
　　夜借得梁任公《中国魂》二卷，拟展阅，灯已就烬，怅怅而罢，即就睡。
　　初七日礼拜四。晴，甚冷。晨看《中国魂》半卷，其中美不胜收，令人气壮，上午又阅半卷。午体操。下午看《中国魂》至夜始竟。灯下作日记。
　　同学陈公来谈许久。看《古文苑》一卷。
　　十一月
　　十七日礼拜二。晴。上午无事。午升桅。夜看诗一卷，七下钟即睡，倚枕口占一章，诗无定题，以第一句首二字名之，故名之曰《焚书》。
　　焚书
　　焚书未尽秦皇死，复壁犹存哲士悲。
　　降世惟知珍腐鼠，穷经毕竟负须麋。
　　文章自古无真理，典籍于今多丐词。
　　学界茫茫谁革命，仰天长啸酒酣时。
　　今世之人，珍经史如珍拱壁，此余所最不解者也；其他不具论，即以四书五经言之，其足以销磨涅伏者，不可胜数，又且为专制之法，为独夫作俑，真堪痛恨。至于浮词虚语，以并名学家所谓丐词者，尚其最小者耳。余尝恨秦皇不再，并非过论，同志之士，想亦为然。当不见斥为丧心病狂，即斥为丧心病狂，亦余所不辞者也。
　　诗歌
　　《往昔诗》三十首（选六首）①
　　一之一长沮桀溺
　　往昔读论语，吾爱长沮生。接舆何多事，荷蒉亦有心。
　　丈人供鸡黍，徒尔招讥评。唯有耦耕者，不知所问津。
　　挥手不复顾，妙在无人情。向往不能至，如望秋月明。
　　冷气彻人骨，清光自难名。
　　一之四王充
　　往昔读论衡，吾爱王仲任。读书疾虚妄，无愧读书人。
　　汉儒渐不竞，胥吏起叔孙。终至谈谶纬，乃与道士邻。
　　王君不信数，雷虚鬼非真。著书数十篇，缕亦肫诚。
　　赖有黄氏释，遗文差可明。②向往不能至，礼赞诵姓名。
　　明清有李俞，学海之三灯。①唯此星星火，照破千古冥。
　　三之二颜之推
　　往昔读家训，吾爱颜黄门。生丁六朝末，身世值乱梦。
　　试读观我生，呜咽声暗吞。归心向三宝，此意自可原。
　　遗书二十篇，斐娓见情文。谈艺有新意，论学尊旧闻。
　　明达通情理，末世尤足尊。垂老写家教，辛苦念子孙。
　　岂知愍楚辈，巢覆卵不存。②生入舂捣寨，何处与招魂。
　　四之三李贽
　　往昔论先贤，吾爱李卓吾。秃头着儒服，言行如合符。
　　遥遥禹稷心，俨与菩萨俱。焚书既已作，一再定藏书。
　　笔屑存大义，刚直过史狐。人伦重估价，肇自龙潭初。③语语准情理，世俗惊相呼。吁嗟七十叟，投身饲酷儒。
　　遗令有先兆，倮葬如束刍。至今通州道，片石委路隅。④
　　五之五神话
　　往昔读西书，吾爱古神话。埃及与印度，象教夙称霸。
　　① 1946 年，作者在南京老虎桥，以“往昔”为题得诗三十首。这里选录的是其中主要涉及读书问题的六首。
　　② 黄氏今人名晖，著有《论衡校释》。——作者原注。
　　① 谓李卓吾、俞理初。——作者原注。
　　② 之推子愍楚为朱粲属官，后全家悉为所食。——作者原注。
　　③ 《焚书》、《藏书》并所著书名，《初潭集》中所论亦多有精义。——作者原注。
　　④ 卓吾墓在通州，今尚存。——作者原注。
　　形相多异物，睢盱可怪诧。唯有希腊人，想像特明■。
　　天上如人间，营营为憎爱。神人同一体，伟美超凡界。
　　诗人作祭司，宗教归美化。艺文施复兴，影响遍诗画。
　　后人谈文明，恍负一重债。所惜时地隔，未得及华夏。
　　五之六性心理
　　往昔务杂学，吾爱性心理。中国有淫书，少时曾染指。
　　有如图秘戏，都是云如是。莫怪不自然，纲维在男子。
　　后读西儒书，一新耳与目。无有秽与净，横陈观玉体。
　　人欲即天理，非鸩亦非醴。①为酬平生愿，须得大欢喜。
　　大食有香园，反复明斯旨。②今经科学光，明净故无比。
　　（作于1946年）
　　① 李笠翁在《肉蒲团》中，曾有类似之意见。——作者原注。
　　② 《香园》者阿刺伯古书，可与《素女经》之类相比，而其性质意见绝不相似。——作者原注。
　　丙戌丁亥杂诗（选一首）①
　　读书
　　读书五十年，如饮掺水酒。偶得陶然趣，水味还在口。
　　终年不快意，长令吾腹负。久久亦有得，一呷识好丑。
　　冥想架上书，累累如瓦缶。酸甜留舌本，指愿辨良否。
　　世有好事人，扣门乞传授。舌存不可借，对客徒搔首。
　　（作于1946～1947年）选编后记
　　黄乔生
　　如果稍稍了解周作人的生平，就知道他是惯于跟书本打交道的人，如他自己所说，好像吸烟上瘾。他嗜好读书，一两天不读书就难过。按世俗说法，这种人可以称为“书痴”。高雅一点，我想把他比作古希腊的学者。懂得希腊文的周作人曾在多篇文章中表扬古希腊人的“好学”。对于他们，追求知识本身就是一件好事。他们用一种超越利益的好奇心，研究自然和人生，往往并不十分讲求有实际收获。但也就在这为学问而学问中，他们得到了学问的好处。例如中国古代的一位君王也曾讨论过三角的特性，埃及也有实用的几何学，但只有在古希腊，理论的几何学才发达起来。它的影响，如所周知，是很深远的。
　　然而，二十世纪和古希腊时代不同，读书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周作人这一代学者，需要考虑怎样靠读书和写作活下去的问题。读书作文可以挣钱，现在看来很平常，可是在古代却是奇怪的事——虽然以前也有为人写墓志铭收费的韩昌黎和卖字画的郑板桥之流。因为中国古代并不把读书当做一种职业，而是把它当做一个手段，或曰敲门砖。读书人科举得意后，就把文章视为小技，大叫寻章摘句，壮夫不为。用文章求官固然不好，但用文章赚钱也并不高雅，名利一也，只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差别而已。
　　也就是说，现代文人陷入了另一种尴尬的境地。他们不参加科举考试，不巴结投靠，有了一些自由了。有时候可以自谋生路，或教书或卖文为生。
　　但卖文也不容易，假如是为人做宣传员，在党派的报纸杂志上鼓吹，也是混得下去的。遇上战乱可就不保险。又如果想说点真话，偏遇上不讲道理的假民主的政府，那简直是很危险了。现代中国的文人就生活在一个不安定的时代，一面是稍稍得到点言论的自由，一面这一点自由也特别显得脆弱。当三十年代末周作人与伪政府合作时，他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家里人口众多，生活极为困难，他不在大学里教书，文章又卖不上好价钱。单从这一点看来，读书人独立生活简直是奇迹，古希腊的哲人真让人羡慕，怪不得周作人再三地称扬他们。在中国现代，只是在试办大学时期，有几个学者幸运地被供养着，趁着军阀混战，聚在一起发了一些自由言论。因为学校的课不算重，薪水还算不薄，他们就有资金买书，也有时间读书。周作人就是其中的一个。
　　周作人和他的长兄鲁迅从小接受较系统的古典文化训练，在南京求学和日本留学时期开始读外国书，受新思想的影响。他们的外文都很好。鲁迅通日文和德文，周作人通日文、英文和希腊文。回国后在大学里任教，又离不① 这是从作者在1946（丙戌）～1947 年（丁亥）所作的一组杂诗中选出的有关读书的一首。
　　开书本。鲁迅的工作是如此勤奋，他靠在躺椅上读书就算是休息了。周作人对书更有痴情，他在书山里已修行到能在儿啼妇语乱哄哄中端坐看书。便是垂垂老矣，体弱多病，并且在红卫兵“革命到底”的喧闹声中，他还能够抓紧时间埋头读书写作。
　　读得多了，见识就广。这从他的书话里看得出来。他读的书很杂，外国的，古代的，各门学科的，甚至一些中国传统读书人看不起的学问，如神话学、民俗学、性心理学，还有被有些人认为是“小儿科”的儿童文学等等。
　　这就是他所谓的“杂学”。
　　在启蒙时代正需要这样的杂学。然而在杂中自有中心的主题思想。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能以独到的眼光，探求社会的深层。社会进步的契机常常不为帝王将相的家谱所载，而记录在民间的传说中。周氏兄弟幼年就多涉猎野史，后来又经西方观念的熏陶，愈益清晰地认识到这个事实。所谓经书——例如《诗经》——也是当时民间的喜怒哀乐的真率的表达。礼失而求诸野，人颓而求诸兽。周作人特别强调以动物生活为参照，重建人伦道德。人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失却了本性，身体似乎是洁净了些，但思想上反而有很多肮脏的污点。在动物学里人正可学到很多。然而中国古人看不起这门学问，玩物丧志是一句很可怕的训诫。“好学”的古希腊人亚里士多德比孟子只大十几岁，可是早著了《生物史研究》，分明地显出了中西学问路径的不同。周作人不厌其烦地申说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讲伦理要自然不要矫情，讲道义要切实不要空谈。动物和小孩身上都有可借鉴的东西。要宽容待人，要大度能容各派的思想。小孩就能容受各种异端的观念，那在成人看来是危险至极的，他却不觉得有什么可怕。以这种观念为根基，在周作人真是无书不可读，他的文章真可以无所不谈了。他的有关读书的文章就有上百万字。或者有人会说他定的标准太过宽泛了，然而要知道，人的思想是无穷地大，过若干年，我们也许会觉得这标准有点窄了，也说不定。
　　更简括地说，周作人读书作文的一个要旨，就是要人真正成为人，并且要女人也成为人，更进一步，在女人成为人之后又受到作为女人应得到的照顾。周氏兄弟“五四”时期喜欢引用一位前辈学者的话：中国在唐以前女人是奴隶，唐以后则男人全成为奴隶，女人乃是物品了。这话虽然说得有些过激，但中国妇女所受的沉重压迫是实情。周作人介绍了很多有关的外国书籍，为妇女鸣不平，探索妇女解放的途径。他还严格地将对待妇女的态度作为衡量一个读书人品位高下的标准，将历史上许多名儒大哲判了不及格，并特别表扬三个在许多人看来是异端的人物：王充、李贽和俞正燮，说他们是几千年黑暗学界的三盏明灯。
　　说到这里，有必要说说本书编选的一些情况。如上所说，周作人谈书的文章是这么多，内容是这么杂，搞一个薄薄的选本显见得不易，弄不好要断章取义或以偏概全。他的文章又是那么精彩，遗珠之憾是决定难免了。明哲如昭明太子，编《文选》不收陶渊明的佳作，至今聚讼不已，所以说当选手很不轻松。因限于篇幅，这里舍弃了很多好文章。而编选标准呢，可以说相当的宽，只按内容分为五类，又按文体将书信、日记和诗歌牵连在一起。主观的好恶肯定存在着。当目录初定，送给主编姜德明先生审阅，经姜先生指出，周氏在妇女问题上文字颇多，所选嫌少，应该单独立一部分。这意见对我触动很大。究其根本，是个人意识在作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今年妇女大会前夕，我撰写了《西方文化与现代中国妇女观》一书，在近200 页中，用四分之一强的篇幅介绍了周作人的妇女观，最终的结论是称他为现代中国妇女理论第一家。可能是因为不愿重复吧，我在选书话时只挑出很少几篇。接受姜先生意见，修改目录后，又进而推敲其他部分，看是否有类似的偏颇。果然发现有些方面选得多了。例如有关鲁迅的文字，不但所选的一段日记是两兄弟在南京读书时期的（其中不断出现“大哥”二字，两人来往频繁），而且谈鲁迅作品的也不少，尤其还选了他与鲁迅合写的文章，不免已甚。又在主观意识里找原因，原来最近一个阶段，因为立定了一个研究课题“周氏兄弟比较论”，正在看资料，并且模模糊糊地觉得他们之间“同”大于“异”，平时谈起，也总把他们两个合起来说，大有言必称兄弟的样子。
　　不成想，这有待进一步思考论证的观点在正式的场合隐约地表达了出来。于是删去了几篇。
　　古代笔记部分篇幅最长，但这里并没有偏见来捣乱，我并且觉得选得太少，将很多妙品割爱了。周作人的这类文章最多。他费时费力购读古代的笔记，往往中意的篇什很少，真可以说是披沙拣金。他一旦发现通情达理的议论，就把它抄下来，与读者分享，这就成了我们看到的周作人的书话，也可以说是笔记的笔记，它很有点像宋代的《容斋随笔》，但比它更随便，更少考证。它大抵有两种特性，一是抄录，一是评点。评点极简明扼要，往往抄了一大段话，只加上两三句评语，所以粗略一看，满纸是引文，好像周作人是个抄写生或者编书话的选家，有人就干脆讥之为“文抄公”了。周作人在这一点上不多为自己辩护，其实读者把他那笔记的笔记当做抄本读也一样能得到好处，就像读现在这本书话一样。记得他曾说过，本来自己也是这个意见，但看了前人的议论，觉得已经说得很好，就不必费力不讨好地复述了。
　　这是诚实的态度。这一类的文章正可以表现他读书的广博而渊深，那一两句的评语也不容轻看，其与所抄文字相映发，涵义渐显，耐人寻味。
　　追求知识，批判谬误，是读书人的正业，也正是古希腊学者“好学”的真谛。而这大量的引文很有些万物皆备于我的架势。近代的古人说过：古之学者为我，今之学者为人。乍听起来，好像今之学者是“无私奉献”，古代学者心胸太狭窄了。其实正好相反，古人为我而读书，立定脚跟，动静得宜，正合古希腊好学之士“认识你自己”这句格言的精神。今之学者却是随风摇摆，左右为难，或者简直随行就市地进出口“知识”。周作人好用“主客”的关系来揣摩文章作者品位的高下，用在这里就是，古之学者是主，今之学者是客。
　　中西方的好学者在这里汇合了。愿我们的好学之士多起来。
　　1995年12月30日
　　于北京阜内之宫门口

《周作人书话》 姜德明 主编 黄乔生 选编

《周作人书话》　姜德明主编黄乔生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