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书话》 ４ 作者：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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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英雄传
《儿女英雄传》还是三十多年前看过的，近来重读一过，觉得实在写得不错。平常批评的人总说笔墨漂亮，思想陈腐。这第一句大抵是众口一辞，没有什么问题，第二句也并未说错，但是我却有点意见。如要说书的来反对科举，自然除《儒林外史》再也无人能及，但志在出将入相，而且还想入圣庙，则亦只好推《野叟曝言》去当选矣。《儿女英雄传》作者的昼梦只是想点翰林，那时候恐怕正是常情，在小说里不见得是顶腐败，又喜讲道学，而安老爷这个脚色在全书中差不多写得最好，我曾玩笑着说，像安学海那样的道学家，我也不怕见见面，虽然我平常所最不喜欢的东西道学家就是其一。
此书作者自称恕道，觉得有几分对，大抵他通达人情物理，所以处处显得大方，就是其陈旧迂谬处也总不使人怎么生厌，这是许多作者都不易及的地方。
第三十五回鬼神示兆，说此人当中，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大毛病，全书中本来不谈神怪，此处乃落了《棘闱夺命录》的窠臼，很是可惜。为十三妹除了龙仁寺前后一段稍为奇怪外，大体写得很好，天下自有这一种矜才使气的女孩儿，大约列公也曾遇见一位过，略具一鳞半爪，应知鄙言非妄，不过这里集合起来，畅快的写一番罢了。书中对于女人的态度我觉得颇好，恐怕这或者是旗下的关系，其中只是承认阳奇阴偶的谬说，我们却也难深怪，此外总以一个人相对待，绝无淫虐狂的变态形迹，够得上说是健全的态度。我小时候读《天雨花》，很佩服左维明，但是他在庭前剑斩犯淫的侍女，至今留一极恶劣的印象，若《水浒传》之特别憎恶女性，为废名所指摘，小说中如能无此等污染，不可谓非难得而可贵也。鄙人所言颇似多捧在旗的人，好在此刻别无用心，止是直抒胸臆，想知者亦自当知之耳。《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据《八旗文经》卷五十九作者考丙云：“文康字铁仙，勒保孙，历官理藩院员外郎，安徽徽州府知府，驻藏大臣。”所说较他处为详，所为文有《史梅叔诗选序》一篇，收在《文经》卷十九中，其文亦颇佳，末署道光乙未，逮马从善为评语作序，时为光绪庚寅，相距已有四十三年矣。
□1939 年5 月30 日刊《实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谈儿女英雄传①
我每提到《红楼梦》的时候，总要想到《儿女英雄传》。这个理由我也不能明白的说明，最显明的或者是在语言上，二者都是用北京话所写，在这一点上是可以与吴语所写的《海上花列传》等相比的。《红楼梦》写时代与地方很是朦胧，至少他不说明是清朝，也不说及什么岁时风俗，显出地方色来，《儿女英雄传》则明白的说是旗下人家，书中纪献唐虽是映射年羹尧，但所写的社会家庭，依照著者的年代推测，当是乾隆嘉庆的时候吧。描写清朝中期的家庭社会，特别是那考试的情形颇为明细，很是难得，不是科举出身的满洲世家子弟没有人能写，就是曹雪芹在这上面也不能不让一步了。
书中所写人物，我只觉得安得海与何玉凤即十三妹最好。安老爷是讲道学的，可是他虽有点迂阔而很通人情，我曾戏说，我痛恶道学家，但是像安得海的却还不妨见他一面。十三妹是个任才使气的女孩儿，在现今也还可以见到，自然只得她的一面，像能仁寺的那一场那是戏台上的事情，我们不能希望现世真有这样的大姑娘，虽然中国社会最为欢迎，只看《十三妹》这部戏文的风行可以证明，在全书中却最是软弱部分，因为前有《剑侠传》，后有各种侠义小说，虽描写得很有点幽默之外，说不上有什么特色。
这书与《儒林外史》一样，现在恐怕难得青年们的真正的赏识，（我所说的赏识，单赏识十三妹的武艺便不能算是真正。）可是二者的价值却是一样的重要，因为小说中讲到科举的只有这二者，现代的中国人是值得注意的。
大学里如要开小说研究班，这两部书作一组，第一应当列入，作为研究资料，正式的八股文的研究自然更好，不过那是严肃的沉重的功课，不能像这个的有兴趣了。
□1949 年12 月8 日刊《亦报》，署名申寿
□收入《饭后随笔》
① 题中“谈”字为编者所加。
品花宝鉴
从市场得赵景深君著《小说戏曲新考》，卷上有《品花宝鉴考证》，说及著作年代，根据杨掌生《梦华琐簿》的记录，云《品花宝鉴》的前三十回成于道光十七年，后三十回补足于道光二十九年，也就是十二年后全书方才告成，刊印的时代是咸丰二年，案此处所举年岁稍有错误，寒斋藏有一部，书系原刻，题叶后有长方框，隶书三行云，戊申年十月幻中了幻斋开雕，己酉六月工竣。是即道光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梦华琐簿》原文在丁酉年记事下注云，《品花宝鉴》是年仅成前三十回，及己酉少逸游广西归京，足成六十卷，余壬子乃见其刊本。此书盖实刊成于道光己酉，而杨掌生见到时乃在咸丰壬子，本是两件事，非见书时即刊印时也。又云丁酉年先成三十回，与陈少逸自序校对，亦略有不合。自序言某年秋后着手，是年有顺天乡试，可知是道光丁酉，两月间得十五卷，明年往粤西，稿置敝簏中八年之久，及后北返，自粤至楚舟行七十日，又写得十五卷，是年应顺天乡试，当是丁未，故前三十回之成前后盖十年，不得云成于丁酉也。后三十回则在道光丁未年腊底续写，五阅月而成，已是戊申的夏天，到冬天付刊，次年毕工，是很近情理的事。序中不记干支，但据所说两次在京应秋试的事实来考查，丁酉丁未均适合，可知上文所推算的大旨是不错的了。写到这里，想起孙子书君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来，查卷四中《品花宝鉴》项下注曰，存，清咸丰间刊本未见，光绪己酉刊本，半叶八行，行二十二字。原来这里也为杨掌生所误，以为原刊是咸丰间的，无怪其见不到了，因为压根儿就没有这么一回事，没有料到这己酉年的八行本即是原刊，硬把他退下一甲子去，说他是光绪己酉年的翻本。其实光绪并无己酉，那时已是宣统元年了。还有一层，戊申己酉年本明明写着幻中了幻斋开雕，假如该斋初刊于壬子，到己酉重刊，这其间已经隔了五十七年，幻中了幻居士在初刊时如年正二十，至此也己是七十八岁了，恐怕难得再有刻书的雅兴吧。《小说新考》与《书目》二者都是专门著述，而于此点皆不免有小错误，可见人言之难以凭信也。
□1939 年6 月12 日刊《实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曲成图谱
偶从纸裹中找出俟堂抄本《曲成图谱》一册，题钱唐夏鸾翔造，无序跋，本文六十五叶半，首为图板，以后每半叶列二图式，共一百二十八种，图名两两相对，惟其中方背椅之对方无图，当系原缺也。此盖是七巧图之流亚，图板增至十三，凡大小三角四对，大小牙璋形二对，方一，排成各图，较七巧更复杂，而善用不等边形相，故仍具大方之气度。尝见童叶庚所著《益智图》全帙，图样繁富，新奇可喜，但总似太细巧些，图板十五块中所谓四象最能见巧，也最是缺点，故觉得反不能及《曲成》也。
夏君列图题名又颇多诙谐之趣，如一幅出腰鼓式灯笼，柄上有钉，题曰《公务》，对叶则曰《私窠》，乃是一屋而斜开其门，又《同谐到老》为男女履各一，比《益智续图》之出同样的绣鞋两只，亦更为有意思矣。其模写品物，如虾米蛏干，猫笋蚕豆，皆颇有风趣，盖不独能具神韵，古拙而不方板，惜因此亦令人难以划分排列耳。七巧图简易，然其生命固自存在，重看儿时熟识的莲叶百合游鱼诸图，还觉得流连不忍弃，惟佳谱难得，听月山房《七巧书谱》自序中所云一斋主人真本，凡有一式，必引古人诗句以合其意，读之令人欣羡，不知现今尚有此书存在否也。
（五月廿三日大风中记）
《复堂日记》卷七，光绪戊子年间记有夏凤翔鸾翔兄弟事，鸾翔字紫笙，通畴人术业，诗不多作，高华朗诣，步武唐贤，有《春晖草堂集》二卷，《复堂文续》卷一有序。紫笙之子即夏穗卿曾佑，民国初年曾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长，此图谱或系夏氏家藏，俟堂故得借抄一本，世间似尚无流传也。六月三日又记。
□1939 年作，1944 年刊“新民”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小说
提到小说，可以回想的事情实在应当不少罢。其实却不尽然。我读小说的历史开始得很迟，大约在十一二岁时，最初所读的记得是《镜花缘》，以后大概是《西游记》、《封神传》，《水浒》，《儒林外史》，《三国演义》，《红楼梦》，《七侠五义》，《品花宝鉴》，《儿女英雄传》，所举都是代表的，其类似模拟者不再列记。这些小说当时读了很有兴趣，后来想起来觉得也得到了好些益处，有如小时候乱吃的糖与水果以及杂拌儿，虽然曾经吃坏了胃或牙齿，但其营养分子也总是不可完全抹杀的。我对于上记各项小说觉得都有可取，但是回想起来时却也不能说出那一部特别有意思，特别有什么地方可以怀念。说也奇怪，我现今提起小说来，自己寻问记得的部分是什么，这大抵不是小说本身而是小说的有些批注。古人云，买椟还珠，这颇有点儿相像，岂不是《笑林》里的材料么。我是想说实话，所以这也是无法。
小说的批第一自然要算金圣叹，可是《三国演义》与《红楼梦》也不坏，大约还可以考在一等之内。我读《水浒》，本文与批同样的留意，如吃白木耳和汤同咽才好，《西厢》亦然，王斫山出来时尤其有相声之妙。多少年前上海刊行新标点书，亚东本的《水浒》校订周密，有学问上的价值，但我觉得平常翻看则仍不如唱经堂本为佳，盖批注圈点不独增加兴趣，亦足为初学指导，养成了解赏鉴之力，与明师指点不异。不过话须得说过来，这里条件第一要批注有趣味有见识，不是凡批皆佳，第二是限于章回体旧作，他本来是说书人口吻，旁边有人再插嘴说几句，并不扰乱原来的空气，若是新小说，则上文所云自不能适用也。此外我还读过不少违碍小说，回想比较的容易找，但此等书既系犯禁，也就不便再谈了。
（一月九日）
□1941 年1 月20 日刊《晨报》，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七巧图
小时候玩过的书本里头，最不能忘记的要算七巧图了。回想起来，当时所见者只是一册极普通的《七巧八分图》，实在并没有什么好，就是一种坊本而已，但是有些图如莲叶百合游鱼，简洁浑厚，有古典之趣，此所以不可忘也。听月山房《七巧书谱》自序中有云，曾得一斋主人真本，乃吕青先生所序，凡有一式，必引古人诗句以合其意。此书惜未得见，意必有佳趣，求之书肆亦久不能获。
《七巧八分图》十六卷，补遗一卷，此为繁本，仁和女士钱芸吉撰辑，同治甲戌年刊，去今才六十八年，似亦已不易得。商务印书馆有石印本。寒斋有原刻一部，乃从东京得来，朱墨二色套印，颇为精致，而图样平凡，惟全部有千七百馀图，数量甚可观耳。
近日得《信手拈来》一卷，光绪辛丑年刊，自序署桐乡冯汝琪，云侗斋遭庚子之乱，自恨所学非所用，为世诟病，每思覆酱瓿物一无可传，惟《信手拈来》一册乃广《七巧图》之作，推陈出新，自谓有突过前人处。书才六十页，共计百二十图，颇多佳作，每幅题一二成语，隽雅可喜，序中自诩之语盖非过夸也。图中如“郑家诗婢”、“北地胭脂”、“采莲宫女分花了，笑把兰篙学刺船”、“一心咒笋莫成竹”等，均有诗味画趣，大旨其构图妙处近于夏紫笙之《曲成图谱》，题句则似童松君之《益智图》。此二书亦自佳胜，但所用图板太多，易于见巧，不如《七巧》之简单而大方。一斋主人真本不知何如，得见侗斋本，中多可喜，亦已足矣，惟此系成人之书，若为儿童计，则或仍以小时候所见纯朴之《七巧图》为合宜耳。（一月十八日）
□1941 年2 月3 日刊《晨报》，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西厢记酒令①
《巾箱小品》四册，我看见他也在四十多年以前，其面目亦已屡有变易了。最初所见是日本翻刻本，刻工颇佳，不过字的左边有和训句读，可以知道，其次是一部中国刊本，大约就是所谓华韵轩本吧，可是现在都已不存，前者不知何时遗失，后者则于十年前送给别人了。第三次所得，现今还在手边的又是日本翻本，首叶有印文云知足斋书画记，不知原系何人之物。此书所收共十三种，第一册为《冬心先生画记》五种，最为世所知，历来重刻冬心题记者差不多都于此取材，此外则《冬心斋研铭》与《板桥题画》也是可喜的小品文章，至今翻看还觉得很有趣味。但是我现在想要说的，却是别一种东西，即《西厢记酒令》是也。
本来《唐诗酒筹》亦自不恶，如第一条云玉颜不及寒鸦色，面黑者饮，每见辄令人绝倒。惟唐诗范围太广，稍嫌凌杂，不及《西厢》之同出一书，较为匀称。此令凡百二十条，不著撰人名字，俞敦培编《酒令丛抄》，收入卷四《筹令》中，后又有自著《艺云轩西厢新令》计一百条。《集闲情小录》初集中有《西厢酒筹》一卷，一百六条，汪兆麒撰，若最多者则为东山居士之《西厢酒令》计三百条，嘉庆丙子年刊，远在俞汪之前，但似不多见，故《丛抄》中未说及。酒令本是一种劝酒的方便，最简单的如猜拳拍七之类，迨至用成语作筹，便与灯谜相近，很有文字游戏的意味了。《丛抄》中有四书贯西厢令，其一云，“行乎富贵，金莲蹴损牡丹芽”，这原是一个谜语，不过现在底面颠倒罢了。文字上的雕虫小技，非壮夫所当为，惟汉字性质上有此游戏之可能，学者亦不可忽视，则此类酒令与灯谜诗钟对联等同是很好的资料也。（二月八日）
□1941 年2 月24 日刊《北平晨报》，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① 《北平晨报》原题《记酒令》。
题影印琵琶记
今春间书客以影印巾箱本《琵琶记》见示，喜而留之。词曲均不懂，何能赏识此书，实只喜其以罗纹纸所印耳。卷首图二十幅，刻绘精密，此当是晚明手工，与本文之刊于明初者距离甚远，盖是藏者或影印者所并入，取合锦之意乎。
平伯过访借去，云欲一校，未几以校记相示，乃知有如许好处，具如别纸。不佞翻看过罗纹纸，便已满足矣，若在平伯，可以有好些用处，乃即以进上。时在端午节之前，姑以此代替枇杷，而既不可以食，亦并不可以弹，殆真所谓秀才人情者欤。秋荔亭今不存矣，平伯拍曲之兴致则尚如故，犹如不佞之涉猎杂书，得以永今日，此事思之殊可幸，亦复可慨也。（民国三十年五月三十一）
□1941 年作，1944 年初刊“新民”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癯鸥戏墨
天津徐沅青著述，余所得者有《医方丛话》八卷，《宋艳》十二卷，近又得其《敬乡笔述》八卷，则民国三十一年新刊，用蓝印者也。卷末徐世章跋有云，有《癯鸥戏墨》，文体骈俪，见公《蝶访居诗集》自注，而传本迄未之见。《戏墨》昔年曾得一册，当时同买得者尚有樊文卿之《津门小令》，因从书堆中检出重阅，则题叶后大书光绪乙酉年春二月津门蝶园雕板，与《宋艳》等相类，惟其时只见署名津门东海癯欧撰，知为天津徐姓，不曾细考也。
书凡二卷，有诗星阁主人骈体序文。卷一为集《桃花扇》及《燕子笺》句酒筹各百五十支，骈体序记书共六篇，卷二为书扇屏二则，集唐人及姜白石句诗共四十九首，《蝶园词曲》十六首，《花间楹联丛话》十三则。徐跋云，又《酒筹谱》一种，张君君寿仅获一见，即已为南省士人购去。案此或亦即是《戏墨》，因为卷上全部差不多是酒筹也。诗星阁主人不知为谁，《笔述》卷八记张笨山著书中有星阁集，高彤皆注云，星阁当作诗星阁，然则此作序者其殆是张氏后人耶。
□1941 年作，1944 年刊“新民”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迷藏一哂
《迷藏一哂》抄本两册，题签云“祭酒公著，六世孙允灌谨藏”，印白文一字曰灌，不知何姓也。序为《西江月》二首，末署“癸丑立春，时在前岁季冬望后之二日也，春梦生题于与木石居”。案康熙《万年历》，十一年壬子十二月十七日立春，与此所记正合，可知此是康熙十二年癸丑，文中弘字不避讳，盖亦康熙时所抄。
全书共谜诗一百首，最初二首为六言，馀皆七言绝句，每句隐花草名各一，全部凡四百种。下册有数首乃是所谓荤谜素猜者，颇多谐诨，此在市井本亦有之，惟祭酒公而为此，乃别有趣味，想见老辈风趣，在康熙时盖尚有晚明的风气存在也。（八月六日）
□1941 年作，1944 年刊“新民”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小说的回忆
小说我在小时候实在看了不少，虽则经书读得不多。本来看小说或者也不能算多，不过与经书比较起来，便显得要多出几倍，而且我的国文读通差不多全靠了看小说，经书实在并没有给了什么帮助，所以我对于耽读小说的事正是非感谢不可的。十三经之中，自从叠起书包，作揖出了书房门之后，只有《诗经》，《论语》，《孟子》，《礼记》，《尔雅》，（这还是因了郝懿行的义疏的关系），曾经翻阅过一两遍，别的便都久已束之高阁，至于内容也已全部还给了先生了。小说原是中外古今好坏都有，种类杂乱得很，现在想起来，无论是什么，总带有多少好感，因为这是当初自己要看而看的，有如小孩手头有了几文钱，跑去买了些粽糖炒豆，花生米之属，东西虽粗，却吃得滋滋有味，与大人们揪住耳朵硬灌下去的汤药不同，即使那些药不无一点效用，（这里姑且这么说，）后来也总不会再想去吃的。关于这些小说，头绪太纷繁了，现在只就民国以前的记忆来说，一则事情较为简单，二则可以不包括新文学在内，省得说及时要得罪作者，——他们的著作，我读到的就难免要乱说，不曾读到又似乎有点渺视，都不是办法，现在有这时间的限制，这种困难当然可以免除了。
我学国文，能够看书及略写文字，都是从看小说得来，这种经验大约也颇普通，前清嘉庆的人郑守庭的《燕窗闲话》中有着相似的纪录，其一节云：予少时读书易于解悟，乃自旁门入。忆十岁随祖母祝寿于西乡顾宅，阴雨兼旬，几上有《列国志》一部，翻阅之，仅解数语，阅三四本解者渐多，复从头翻阅，解者大半。归家后即借说部之易解者阅之，解有八九。除夕侍祖母守岁，竟夕阅《封神传》半部，《三国志》半部，所有细评无暇详览也。后读《左传》其事迹已知，但于字句有不明者，讲解时尽心谛听，由是阅他书益易解矣。
我十岁时候正在本家的一个文童那里读《大学》，开始看小说还一直在后，大抵在两三年之后吧，但记得清楚的是十五岁时在看《阅微草堂笔记》。
我的经验大概可以这样综结的说，由《镜花缘》，《儒林外史》，《西游记》，《水浒传》等渐至《三国演义》，转到《聊斋志异》，这是从白话转入文言的径路，教我懂文言，并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实在是这《聊斋》，并非什么经书或是古文读本。《聊斋志异》之后，自然是那些《夜谈随录》，《淞隐漫录》等的假聊斋，一变而转入《阅微草堂笔记》，这样，旧派文言小说的两派都已入门，便自然而然的跑到《唐代丛书》里边去了。这里说的很简单轻便，事实上自然也要自有主宰，能够“得鱼忘筌”，乃能通过小说的阵地，获得些语文以及人事上的知识，而不至长久迷困在里面。现在说是回忆，也并不是追述故事，单只就比较记得的几种小说略为谈谈，也只是一点儿意见和印象，读者若是要看客观的批评的话，那只可请去求之于文学史中了。
首先要说的自然是《三国演义》。这并不是我最先看的也不是最好的小说，它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影响之大，而这影响又多是不良的。关于这书我近时说过一节话，可以就抄在这里：“前几时借《三国演义》，重看一遍。从前还是在小时候看过的，现在觉得印象很不相同，真有点奇怪它的好处是在哪里，这些年中意见有些变动，第一对于关羽，不但是伏魔大帝妖异的话，就是汉寿亭侯的忠义，也都怀疑了，觉得他不过是帮会里的一个英雄，其影响及于后代的只是桃园结义这一件事罢了。刘玄德我并不以为他一定应该做皇帝，无论中山靖王谱系的真伪如何，中国古来的皇帝本来谁都可以做的，并非必须姓刘的才行，以人物论实在也还不及孙曹，只是比曹瞒少杀人，这是他唯一的长处。诸葛孔明我也看不出他好在什么地方，演义里的那一套诡计，才比得《水浒》里的吴学究，若说读书人所称道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又可惜那《后出师表》是后人假造，我们要成人之美，或者承认他治蜀之遗爱可能多有，不过这些在演义里没有说及。掩卷以后仔细回想，这书里的人物有谁值得佩服，很不容易说出来，末了终于只记起了一个孔融，他的故事在书里是没有什么，但这确是一个杰出的人，从前所见木板《三国演义》的绣像中，孔北海头上好像戴了一顶披肩帽，侧面画着，飘飘的长须吹在一边，这个样子也还不错。他是被曹瞒所杀的一人，我对于曹的这一点正是极不以为然的。”
其次讲到《水浒》，这部书比《三国》要有意思得多了。民国以后，我还看过几遍，其一是日本铜板小本，其二是有胡适之考证的新标点本，其三是刘半农影印的贯华堂评本，看时仍觉有趣味。《水浒》的人物中间，我始终最喜欢鲁智深，他是一个纯乎赤子之心的人，一生好打不平，都是事不干己的，对于女人毫无兴趣，却为了她们一再闹出事来，到处闯祸，而很少杀人，算来只有郑屠一人，也是因为他自己禁不起而打死的。这在《水浒》作者意中，不管他是否施耐庵，大概也是理想的人物之一吧。李逵我却不喜欢，虽然与宋江对比的时候也觉得痛快，他就只是好胡乱杀人，如江州救宋江时，不寻官兵厮杀，却只向人多处砍过去，可以说正是一只野猫，只有以兽道论是对的吧。——设计赚朱仝上山的那时，李逵在林子里杀了小衙内，把他梳着双丫角的头劈作两半，这件事我是始终觉得不能饶恕的。武松与石秀都是可怕的人，两人自然也分个上下，武松的可怕是煞辣，而石秀则是凶险，可怕已至可憎了。武松杀嫂以及飞云楼的一场，都是为报仇，石秀的逼杨雄杀潘巧云，为的要自己表白，完全是假公济私，这些情形向来都瞒不过看官们的眼，本来可以不必赘说。但是可以注意的是，前头武松杀了亲嫂，后面石秀又杀盟嫂，据金圣叹说来，固然可以说是由于作者故意要显他的手段，写出同而不同的两个场面来，可是事实上根本相同的则是两处都惨杀女人，在这上面作者似乎无意中露出了一点羊脚，即是他的女人憎恶的程度。《水浒》中杀人的事情也不少，而写杀潘金莲杀潘巧云迎儿处却是特别细致残忍，或有点欣赏的意思，在这里又显出淫虐狂的痕迹来了。十多年前，莫须有先生在报上写过小文章，对于水浒的憎女家态度很加非难，所以上边的意见也可以说是起源于他的。语云，饱暖思淫欲，似应读之曰，淫欲思暴虐。一夫多妻的东方古国，最容易有此变态，在文艺上都会得显示出来，上边所说只是最明显的一例罢了。
《封神传》，《西游记》，《镜花缘》，我把这三部书归在一起，或者有人以为不伦不类，不过我的这样排列法是有理由的。本来《封神传》是《东周列国》之流，大概从《武王伐纣》书转变出来的，原是历史演义，却着重在使役鬼神这一点上敷衍成那么一部怪书，见神见鬼的那么说怪话的书大约是无出其右的了。《西游记》因为是记唐僧取经的事，有人以为隐藏着什么教理，（却又说是道教的，“先生每”又何苦来要借和尚的光呢！）这里我不想讨论，虽然我自己原是不相信的，我只觉得他写孙行者和妖精的变化百出，很是好玩，与《封神》也是一类。《镜花缘》前后实在是两部分，那些考女状元等等的女权说或者也有意义，我所喜欢的乃是那前半，即唐敖多九公漂洋的故事。这三种小说的性质如何不同且不管他，我只合在一处，在古来缺少童话的中国当作这一类的作品看，亦是慰情胜无的事情。
《封神传》乡下人称为“纣鹿台”，虽然差不多已成为荒唐无稽的代名词，但是姜太公神位在此的红纸到处点着，他手执杏黄旗骑着四不相的模样也是永久活在人的空想里，因为一切幻术都是童话世界的应有的陈设，缺少了便要感觉贫乏的。它的缺点只是没有个性，近似，单调，不过这也是童话或民话的特征，他每一则大抵都只是用了若干形式凑拼而成的，有如七巧图一般，摆得好的虽然也可以很好。
孙猴子的描写要好得多了，虽则猪八戒或者也不在他之下，其他的精怪则和阐截两教之神道差不多，也正是童话剧中的木头人而已，不过作者有许多地方都很用些幽默，所以更显示得有意思。儿童与老百姓是颇有幽默感的，所以好的童话和民话都含有滑稽趣味。我的祖父常喜欢讲，孙行者有一回战败逃走无处躲藏，只得摇身一变，变成一座古庙，剩下一根尾巴，苦于无处安顿，只好权作旗杆，放在后面。妖怪赶来一看，庙倒是不错，但是一根旗竿竖在庙背后，这种庙宇世上少有，一定是孙猴变的，于是终被看破了。这件故事看似寻常，却实在是儿童的想头，小孩听了一定要高兴发笑的，这便是价值的所在。几年前写过一篇五言十二韵，上去声通押的“诗”，是说《西游记》的，现在附录于下，作为补充的资料。
儿时读西游，最喜孙行者。此猴有本领，言动近儒雅。
变化无穷尽，童心最歆讶。亦有猪八戒，妙处在粗野。
偷懒说谎话，时被师兄骂。却复近自然，读过亦难舍。
虽是上西天，一路尽作耍。只苦老和尚，落难无假借。
却令小读者，展卷忘昼夜。著书赠后人，于兹见真价。
即使谈玄理，亦应如此写。买椟而还珠，一样致感谢。
《镜花缘》的海外冒险部分，利用《山海经》《神异》《十洲》等的材料，在中国小说家可以说是唯一的尝试，虽然奇怪比不上水手辛八的《航海述奇》，（《天方夜谈》中的一篇有名故事，民国前有单行译本，即用这个名字），但也是在无鸟树林里的蝙蝠，值得称赏，君子国白民国女人国的记事，富于诙谐与讽刺，即使比较英国的《格里佛游记》，不免如见大巫，却也总是个小巫，可以说是具体而微的一种杰作了。这三部书我觉得它都好，虽则已有多年不看，不过我至今还是如此想，这里可以有一个证明。还是在当学生的时代，得到了一本无编译者姓名的英文选本《天方夜谈》，如今事隔多年，又买得了英国理查白顿译文的选本，翻译的信实是天下有名的，从新翻阅一遍，渔人与瓶里的妖神，女人和她的两只黑母狗，阿拉丁的神灯，阿利巴巴与四十个强盗和胡麻开门的故事都记了起来，这八百多页的书就耽读完了，把别的书物都暂时搁在一边。我相信假如现在再拿《西游》或《封神》来读，一定也会得将翻看着的唐诗搁下，专心去看那些妖怪神道的。——但是《天方夜谈》在中国，至今只有光绪年间奚若的一种古文译本，好像是专供给我们老辈而不预备给小人们看似的，这真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红楼梦》自然也不得不一谈，虽然关于这书谈的人太多了，多谈不但没用，而且也近于无聊，我只一说对于大观园里的女人意见如何。正册的二十四钗中，当然秋菊春兰各有其美，但我细细想过，觉得曹雪芹描写得最成功也最用力的乃是王熙凤，她的缺点和长处是不可分的，《红楼梦》里的人物好些固然像是实在有过的人一样，而凤姐则是最活现的一个，也自然最可喜。副册中我觉得晴雯很好，而袭人也不错，别人恐怕要说这是老子韩非同传，其实她有可取，不管好坏怎么地不一样。
《红楼梦》的描写与语言是顶漂亮的，《儿女英雄传》在用语这一点上可以相比，我想拿来放在一起，二者运用北京话都很纯熟，因为原来作者都是旗人，《红楼梦》虽是清朝的书，但大观园中犹如桃源似的，时代的空气很是稀薄，起居服色写得极为朦胧，始终似在锦绣的戏台布景中，《儿女英雄传》则相反地表现得很是明确。前清科举考试的情形，世家家庭间的礼节辞令，都有详细的描写，这是一种难得的特色。从前我说过几句批评，现在意见还是如此，可以再应用在这里：〔编者按〕此处原有一节，与以下《儿女英雄传》一文全同，只略去几句。为免重复，现予删去。
我们顺便地就讲到《儒林外史》。他对于前清的读书社会整个的加以讽刺，不但是高翰林卫举人严贡生等人荒谬可笑，就是此外许多人，即使作者并无嘲弄的意思，而写了出来也是那个无聊社会的一分子，其无聊正是一样的。程鱼门在作者的传中说此书“穷极文士情态”，正是说得极对，而这又差不多以南方为对象的，与作者同时代的高南阜曾评南方士人多文俗，也可以给《儒林外史》中人物作一个总评。这书的缺陷是专讲儒林，如今事隔百馀年，教育制度有些变化了，读者恐要觉得疏远，比较的减少兴味，亦未可知，但是科举虽废，士大夫的传统还是俨存，诚如识者所说，青年人原是老头儿的儿子，读书人现在改称知识阶级，仍旧一代如一代，所以《儒林外史》的讽刺在这个时期还是长久有生命的。中国向来缺少讽刺滑稽的作品，这部书是唯一的好成绩，不过如喝一口酸辣的酒，里边多含一点苦味，这也实在是难怪的，水土本来有点儿苦，米与水自然也如此，虽有好酿手者奈之何。
后来写这类谴责小说的也有人，但没有赶得上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一部笔记，虽有人恭维，我却未能佩服，吴研人的老新党的思想往往不及前朝的人，（例如吴敬梓），他始终是个成功的上海的报人罢了。
《品花宝鉴》与《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同是前清嘉道时代的作品，虽然是以北京的相公生活为主题，实在也是一部好的社会小说。书中除所写主要的几个人物过于修饰之外，其馀次要的也就近于下流的各色人等，却都写得不错。有人曾说他写的脏，不知那里正是他的特色，那些人与事本来就是那么脏的，要写也就只有那么的不怕脏。这诚如理查白顿关于《香园》一书所说，这不是小孩子的书。中国有些书的确不是小孩子可以看的，但是有教育的成年人却应当一看，正如关于人生的黑暗面与比较的光明面他都该知道一样。有许多坏小说，在这里也不能说没有用处，不过第一要看的人有成人的心眼，也就是有主宰，知道怎么看。但是我老实说不一定有这里所需要的忍耐力，往往成见的好恶先出来了，明知《野叟曝言》里文素臣是内圣外王思想的代表，书中的思想极正统，极谬妄，极荒淫，很值得一读，可是我从前借得学堂同班的半部石印小字本，终于未曾看完而还了他了。这部江阴夏老先生的大作，我竭诚推荐给研究中国文士思想和心理分析的朋友，是上好的资料，虽则我自己还未通读一过。
以上所说以民国以前为标准，所以《醒世因缘传》与《歧路灯》都没有说及。前者据胡博士考证，定为《聊斋》作者蒲留仙之作，我于五四以后才在北京得到一部，后者为河南人的大部著作，民国十四五年顷始有铅字本，第一册只有原本的四分之一，其馀可惜未曾续出。《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系是短篇，与上边所谈的说部不同，虽然也还有什么可谈之处，却只可从略。《茶花女遗事》以下的翻译小说以及杂览的外国小说等，或因零星散佚，或在时期限制以外，也都不赘及。
但是末了却还有一部书要提一下，虽然不是小说而是一种弹词。这即是《白蛇传》，通称《义妖传》，还有别的名称，我是看过那部弹词的，但是琐碎的描写都忘记了，所还记得的也只是那老太婆们所知道的水漫金山等等罢了。后来在北平友人家里，看见滦州影戏演这一出戏，又记忆了起来，曾写了一首诗，题曰《白蛇传》，现在转录于此，看似游戏，意思则照例原是很正经的。其诗云：顷与友人语，谈及白蛇传。缅怀白娘娘，同声发嗟叹。
许仙凡庸姿，艳福却非浅。蛇女虽异类，素衣何轻倩。
相夫教儿子，妇德亦无间。称之曰义妖，存诚亦善善。
何处来妖僧，打散双飞燕。禁闭雷峰塔，千年不复旦。
滦州有影戏，此卷特哀艳。美眷终悲剧，儿女所怀念。
想见合钵时，泪眼不忍看。女为释所憎，复为儒所贱。
礼教与宗教，交织成偏见。弱者不敢言，中心怀怨恨。
幼时翻弹词，文句未能念。绝恶法海像，指爪掐其面。
前后掐者多，面目不可辨。迩来廿年前，塔倒经自现。
白氏已得出，法海应照办。请师入钵中，永埋西湖畔。
□1945 年作，1961 年刊“三育”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知堂乙酉文编》
聊斋志异
听说苏联现在翻译中国旧文学，有陶渊明李白白居易等人的诗，这也是平常的事，但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说小说类中有《聊斋志异》。本来《聊斋志异》是中国旧说部中之佳作，与《阅微草堂笔记》并驾齐驱，代表古小说的两派，正如《阅微草堂》是近代化的志怪书，《聊斋》继承唐代的传奇文，集其大成，二百多年来他们在文坛上占着势力，那是并非偶然的。
英国人佳尔斯很早把《聊斋》译成英文，大概读者多觉得比李白杜甫更有兴味，难道洋人真只懂得稗官野史的么，这当然不是的。大家都说《聊斋》专讲狐鬼，这正上了作者的大当，他写的故事里的狐鬼，除了忽然而至，■然而灭之外，哪里有狐味鬼气？例如《青凤》与《连琐》两篇，可以算作代表，里边所有的还不只是普通痴男怨女，缠绵歌泣的事情么？他也可以当做人事来写，但是那么的讲室女偷情，寡妇夜奔，岂不违反礼教，《西厢记》便是前车，正人君子不及谋害王实甫，只好叫他下地狱，蒲留仙于此能无戒心？他之多替狐鬼讲恋爱，并非他懂得狐鬼的情状，实乃是礼教不准他写人的恋爱之故也，因此在这一点上很有价值。
外国重视《聊斋》，与重视《西厢》相同，取其能言情，非取其言狐鬼。
所以有人以为《聊斋》是民俗的材料，这也是不正确的，资料当然不是没有，但在其最好的几个长篇中则除了人物是超自然的以外别无什么特殊的东西。
学《聊斋》最好的要算王韬的《淞隐漫录》，他喜写男女私情，但那时有妓女可作材料，所以他不必再去借助于狐鬼了。
□1950 年3 月4 日刊《亦报》，署名十山
□收入《饭后随笔》
聊斋稿本
《聊斋志异》的稿本我见过一册石印本，是袁金铠所印，伪满时有人在东北见到他，据说底本还在他那里，不过现在如何那就不知道了。石印本并非完整的一卷，乃是选择若干则品凑起来的，有的是刊本中所无的，有的似是誊清本，与刊本一样，有的则是底稿，上边经过好些删改，这改本便与刊本相同了。末一类不多几篇，看了也很有意思，不过也可能怀疑是伪造的，因为这很巧之中便有点疑窦，虽然袁氏是绝对相信他的真实的。假如袁氏所信不错，而这底本还存在，那么这改的笔迹当然是蒲留仙的无疑，要查考对联的真假这是最好的标准了。
世间所说的蒲氏稿本有的是鼓词，后来刊行的已有好几种，有的是《志异》的抄本，大概在乾隆中付刊以前传抄本一定不很少，这便不能说是蒲氏稿本，更不会是他的手笔了。我所见石印本中改笔的字仿佛似欧似柳的一体，不过记忆很是模糊，所以也不能确说了。
□1950 年12 月1 日刊《亦报》，暑名十山
□未收入自编文集
西游记
我有一个长辈是前清翰林，他的学问大概与一般的太史公无甚差别，也没有留下诗文著作，只在上海盛行诗社时，什么“几生修得到客”等人轮流主社征诗，他也做过些《惜花四律》，《水月电灯曲》之类，又编了若干笑话，发表在社刊上，那时代大约是庚子前后吧。他却有一种奇怪的意见，说小孩专读经书八股，容易变成呆子，必须先教他看小说，思想灵活了，有了看书的兴趣，再引他回过去用功，才能前进，至少也可免于淤塞不通。小说中间他说是《西游记》最好，小孩喜欢看，书也做得巧妙，举的例不知道是哪一回，说孙猴打败逃至一处，变成一座庙，只苦于尾巴没法安顿，只好化作一根旗竿竖在那里，可是追的人来到了立即看破，因为世界上没有过在庙后边单竖一根旗竿的。《西游记》虽是说取经的故事，却极少佛教的空气，玄奘成了一个无用的和尚，读者的注意完全集中在妖怪身上，八十一难的故事差不多都是童话的分子，其为儿童所爱好正是当然的事。印度是故事的源泉，自是例外，此外各国恐怕没有这样的长篇童话小说，只有俗称《天方夜谈》的《一千一夜》，或者可以相比。《一千一夜》因为是从市场出来，讲得很是圆熟也紧凑了，《西游》则成书后才讲说，书本显得简单，假如能够找到说《西游》的名人，照他所讲的笔记下来，那一定可以成为一部大著，为八岁至八十岁的人同样所爱读吧。
□1950 年9 月11 日刊《亦报》，署名持光
□收入《饭后随笔》
水浒传
《水浒传》的批评向来一直颇好，只有少数卫道的绅士加以非难，称之曰诲盗，这班绅士们的操心也不全是空的，因为一般人的喜欢《水浒》便因为这里边的官逼民反，替天行道，有许多江湖好汉落草避难，表面上仰慕桃园三杰，实际上是学的忠义堂一路，不能不说是这部小说的力量。中国过去政治不良，贪官污吏与土豪劣绅占据全面的社会，人民无法生活，只好铤而走险，不但消极的避难，还可以积极的复仇，一班有心无力的听听也觉得痛快，正如西洋中古时代的罗宾汉故事，其流传与欢迎是无足怪的了。
上梁山泊去的英雄中，因为打不平或受冤曲而去的原也不少，但是主要的人物，有如晁盖宋江吴用，却又是另一路，这仿佛是抄的旧文章了，除学究算是自由职业外，保正与押司原是政府下级员司，他们的行为却不是贪污也是土劣，而终于加入好汉的首班，大成其功者，这是什么缘故？我想，这种事情总是有原因，汉高祖刘邦与酂侯萧何，可不就是历史上的例子么。这样看来，《水浒传》里不但写了贪污土劣逼人去上梁山，而且也写了他们怎么的去上梁山，这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吧。
《水浒传》描写人物事件的确有许多好的，但从思想上来说他很有些缺点，他说官逼民反，替天行道，可是他对于人民的态度实不见得好，例如李逵劫法场，只拣人多处杀去，这固然也是形容李逵凶猛蠢笨，但著者亦不无痛快的意思，此是其一。其次是对于女人小儿的态度也很不好。武松杀嫂，或者是不得已，但其写杀时不但表示踌躇满志，而且显示快意，近似变态，至于翠屏山的一场，难道真是如金圣叹所说，故意要犯重复而写得两样以见手段么，我觉得还是喜欢那么写，其居心更是不可问了。只是他不曾玩弄小脚，无论这是施耐庵或是李卓吾金圣叹的意思，总之都是好的。
旧小说中写女人的态度显得大方的，还要推《红楼梦》与《儿女英雄传》，这是很难得的，莫非因为著者是旗人的缘故，所以受旧文人的恶习较少么，这我不知道。近代学者平步青博学多识，著《蚬斗薖乐府本事》，改作近人笔记，简炼可读，却喜言金链，极致倾倒，读之肉麻，良可惜也。
□1949 年12 月10 日刊《亦报》，署名申寿
□收入《饭后随笔》
水浒与红楼
旧小说中间，《水浒》与《红楼梦》是两条大台柱，可是一般人的批评也不能没有轻重，大抵比较的要看重《红楼》一点。在《中国小说史料》中虽然二者分量差不多同样的多，但是《水浒》迷如常智和尚，一心想学鲁智深，“与其侪伍有小忿，遂欲放火烧屋”，或怒目大骂你有几颗头的，只有一个人；而如《庸闲斋笔记》所说的杭州贾人女，《三借庐笔谈》苏州金姓，迷恋宝黛而生病发痴的，却所在多有，就是一个例证。不过据我看来，这恐怕只是读书人的看法，若是以老百姓的眼光为标准，或者这要倒转过来也未可知。
《红楼梦》的缠绵斐娓的描写，好是不成问题的，但这里边的那些公子小姐们的性情生活，与老百姓颇有距离，大概不大容易感到兴趣，不及梁山泊的男女可以了解，这证据是《水浒》的戏文相当不少，《红楼梦》便绝无仅有，《黛玉葬花》如演起来，也只有知识分子能赏识，这因落花而感叹身世的情绪在农工大众中间是很难得有的。话虽如此，我看《红楼》可以整部看完，《水浒》只是大半部，到得打祝家庄以后，觉得宋江渐有皇帝派头，或者正是金圣叹所说的假仁假义马脚露出来时，也就觉得随时可以放下了。
□1951 年4 月6 日刊《亦报》，署名十山
□收入《饭后随笔》
红楼梦
上月里法捷耶夫在北京某处演讲，提到李太白，有人说那么现在李太白也可以讲了，近来听说有大学里开了一班课，是研究《红楼梦》，那么《红楼梦》岂不是也可以读了么。其实无论什么，没有不可以看的，只要看的得法。看法原来可以有几种，其一是站在外边，研究作品的历史、形式与内容，加以批判，这是批评家的态度。其二是简直钻到里边去，认真体味，弄得不好便会发痴，一心想念林妹妹，中了书中自有人如玉的毒了。此外有一种常识的看法，一样的赏识他的文章结构，个性事件描写的巧妙，却又多注意所写的人物与世相，于娱乐之外又增加些知识。这是平凡人的读法，我觉得最为适用，批评家我们干不来，投身太虚幻境又未免太傻了。假如用这种读法去看《红楼梦》，以至任何书，大概总是可以有益无损的。
《红楼梦》所着力的地方是描写那些女人的性格行动，这虽是三百年前的模型，在现代也尽存在，有如那样随意的贾母，能干的凤姐，深心的宝钗，娇性的黛玉，刁恶的袭人与率直的晴雯等，随处可以见到一鳞半爪，这非得有社会上的大变动是不容易改变的。就这一点说来，曹雪芹虽是十八世纪的人，他这著作却是说得上是写实主义，应得法捷耶夫的称赞的。我读《红楼梦》前后大约有两三次，心里留下的印象也还相当清楚，我所觉得佩服的只有王凤姐，喜欢的只有晴雯，这两个人虽然原来是在荣国府大观园里，但是假如换上一个背景，放在城市或乡村的平民社会里，还是一样的可以存在，可以发挥她的特色的。曹雪芹生在那时代，只知道描写贵族社会的生活，但是因为是写实的，他不但写出了荣国府的生活，而且还写了好些女人出来，这是别的小说家所不曾能够做到的了。
□1949 年12 月6 日刊《亦报》，署名申寿
□收入《饭后随笔》
红楼梦的改偏问题
《红楼梦》在中国文学上的价值大概是不成问题的，现时也仍认定它与《水浒传》同是文学遗产中的重要作品，将来要加以考订，好好的印行的。
但是现今如想拿来利用，改编为有教育性质的文娱资料，不论是戏曲弹词，恐怕是不大适宜，至少也是事倍功半的事。
近来讨论《新天河配》《新大名府》的问题，归结到现在言论自由，应当放胆来创作，拿新题材来表现新思想，不必再去依靠古人。有些旧戏剧在民间根柢很深，内容却有害处，那所以非改正不可，这是戏改工作的重要处，至于新编作品我想那尽可自由，无须一定要有出典或根据了。凡是一部著作，或是一种传说故事，在世间历久流传，留下一个印象，一时很不容易变动，若是把这书或故事改得太利害，出到那印象之外，那就成为别的事物，与原来的几乎已无关系了。那么，为什么不索性去另外创作，却要硬拗牛角以致拗死了牛的呢！
红楼二尤以及晴雯的题材的确很好，改编可以成功，但那些本来是突出的事件，别的便很难找，若是在那一群小姐丛中再想找一个出来，就很是为难了。其实这类女性，史传上别处尽有，似乎尽可找得，何必在大观园内，这岂不是已被焦大批评得毫无价值的么。
□1951 年12 月23 日刊《亦报》，署名祝由
□未收入自编文集
明清笑话四种引言
笑话在中国经籍上出现得相当的早，这是在东周末期，约当公元前三百五十年，最显著的出在《孟子》上面。我们说最显著，只因它收在《四书》中间，以前有人诵读，所以知道者比较多，虽然在先秦的子书里也有不少。
我们先来从它的第二三篇中举出两个例来吧：
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
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
此外在第四篇中，有很有名的一则故事，这便是所谓《齐人》的那一章：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返，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返，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早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璠间之祭者，乞其馀，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日，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这篇叙述得很精细，是上好的一篇笑话，在经书中也很显得突出，所以一向为读书人所注意。关于子书，我想可以举出《韩非子》来作代表，它的主意是在陈说道理，但是与《战国策》等方法有点相同，不少地方利用寓言，可是有些也显然乃是笑话，如《内储说下》中云：燕人惑易，故浴狗矢。燕人其妻有私通于士，其夫早自外而来，士适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无客。问左右，左右言无有，如出一口。
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以狗矢。
另有一说，说得更是详细，文云：燕人李季好远出，其妻私有通于士。季突至，士在内中，妻患之。
妾曰，令公子裸而解发，直出门，吾属佯不见也。于是公子从其计，疾走出门。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答曰，无有。季曰，吾见鬼乎？妇人曰，然。（此处应有季曰二字，）为之奈何？曰，取五牲之矢浴之。季曰，诺！乃浴以矢。
本篇内又有一则云：
卫人有夫妻祷者，而祝曰，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
对曰，益是，子将以买妾。
又《外储说左上》中亦有几篇，今举其一为例：郑人有欲买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履。人曰，何不试之以足？曰，宁信度，无自信也。
这些故事在本文里，本来与寓言一样，利用了来证明一种议论，但是一看就可明瞭，在用人事作材料上，在诙谐讽刺的性质上，分辨出来这是笑话的一类。由此可以证明，直至去今二千三四百年以前，已经有这类的笑话流传，而且哲人文士也都不菲薄它，却去拿来使用，作为著书的资料，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所值得注意的。
汉魏以来散文愈益发达，而陈说事理，多趋重正言法语，利用故事的风气似渐以消歇。但是别一方面，佛经的翻译工作渐盛，经中多用譬喻，这也就输入过来了。鲁迅在《痴华鬘题记》（一九二六年）中云：“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佛藏中经，以譬喻为名者，亦可五六种，唯《百喻经》最有条贯。其书具名《百句譬喻经》，《出三藏记集》云，天竺僧伽斯那从《修多罗藏十二部经》中抄出譬喻，聚为一部，凡一百事，为新学者，撰说此经。萧齐永明十年九月十日，中天竺法师求那毗地出，以譬喻说法者也。王君品青爱其设喻之妙，因除去教诫，独留寓言，又缘经末有尊者僧伽斯那造作痴华鬘竟语，即据以回复原名，仍印为两卷。〔案：书名原意云为痴人所编的华鬘.古时采集花叶作圈，戴头上或套颈间，用作装饰，或以馈赠，因引伸用以称诗词选集，中世英国人亦尚称为伽阑特（Garland），不失本意。〕鲁迅向来看重这部《百喻经》，在一九一四年间特地从藏中抄了出来，捐资重刻木板，这回又给作题记，为之介绍。法国汉学者沙畹曾从汉译佛经中选出故事五百篇，法译行世，我们还没有这一种结集，现成的经典中只有这《百喻经》算是最为便利了。这里边有一部分是寓言，好些乃是笑话，有的与中国的很是相像。现在这里来几个例吧。卷上第四○《宝箧镜喻》云：昔有一人，贫穷困乏，负人债无可偿，即便逃避。至空旷处，值箧满中珍宝，有一明镜，着珍宝上，以盖覆之。贫人见已，心大欢喜，即便发之。见镜中人，便生惊怖，叉手语言，我谓空箧，都无所有，不知有君，在此箧中，莫见瞋也。
这与《笑府选》第九一《看镜》相类似，又同卷五○《医治脊偻喻》云：譬如有人，猝患脊偻，请医疗治。医以酥涂，上下着板，用力痛压，不觉双目，一时并出。
此与《笑得好选》第四二《医驼背》又正是一样。（六朝前后所译佛经，受骈体文的影响，多用四字为句，今点句多从之，虽然如从意思上看，有时二三句可以联读。）
据上边所说的看来，在中国古籍上笑话颇占有地位，可是不知怎的，后来有点不行了。《隋书经籍志》上载有魏邯郸淳所撰的《笑林》三卷，今已散逸，只在《古小说钩沉》中辑存若干条，唐朝虽曾有侯白的《启颜录》，但那大概与当时的《朝野佥载》相近，不是真正的笑话集了。别一方面，却兴起了种杂记，只是零碎的记录项目，性质上与笑话相近，仿佛是笑话的目录，这便是所谓《杂纂》。最早称唐李义山著，其次有宋王君玉的《杂纂续》，苏东坡的《杂纂二续》，明朝有黄允交的《杂纂三续》，均见于明刻《说郛》中。明末徐树丕在《活埋庵道人识小录》中，收有《风俗粲》一卷，实即是杂纂四续。清韦光黻著有《杂纂新续》，顾禄有《广杂纂》各一卷，收在顾氏所刻《颐素堂丛书》中。
李义山的《杂纂》，《新唐书》上不著录，但《直斋书录解题》中有之，以为系李商隐作，可见在宋朝已有此说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上说道：“书皆集俚俗常谈鄙事，以类相从，虽止于琐缀，亦颇穿世务之幽隐，盖不特聊资笑噱而已。”由此可知它的长处虽是在于记录风俗人情，但也可以资笑噱，如《杂纂》中不相称，煞风景，恶模样，无所知，愚昧诸项，与《笑倒选》附载的《半庵笑政》中《笑资》所说很是相像，不过它只是列目，不曾演成故事而已。
唐宋以后文风称极盛，但笑话却几乎没有了，至少我们未能见到，这大概只是存在民间口头，不曾有人写了下来。等到明朝，我们才有了笑话集，现在就我们所知道的，收集了四种，连清初在内，来说明一下。本来笑话书此外也还有，但是这四种有一个特色，便是我们知道作者的真姓名，这与后来一般匿名的很有不同，便是可以说这不是不负责任的著作。
这四者之中，第一种值得说的是赵南星的《笑赞》。他又著有散曲一卷，名《芳茹园乐府》，都署名清都散客。一九三四年卢冀野集合重刊，名为《清都散客二种》，有小引云：清都散客者，高邑赵南星之别署。南星字梦白，号鹤侪，万历二年举进士，除汝宁判官，寻迁户部主事，调吏部考功，历文选员外郎，以疏陈四大害，触时忌乞归。万历中再起为考功郎中，主京察，要路私人贬斥殆尽，遂被严旨落职。光宗立，起为太常少卿，继迁左都御史，天启初任吏部尚书，终以进贤嫉恶，忤魏忠贤，削籍戍代州，天启七年卒。
南星籍东林，与邹元标顾宪成世称三君。所著有《笑赞》、《芳茹园乐府》。尤侗云，高邑赵鹤侪冢宰一代正人也，予于梁宗伯处见其所作填歌曲，乃杂取村谣俚谚，耍弄打诨，以泄其肮脏不平之气。的谓杂取村谣俚谚者，乐府如是，《笑赞》亦如是，此其所以不见重于士夫而转流播于里巷欤，爱合二种，刊以行世。
卢君重刊这两种的意思很好，只可惜所依据的原印本中缺烂太多，几乎每则都有缺字，不可连读，很是气闷。在这以前，北京星云堂也印过一册《笑赞》，系张寿林君所编，断缺正是一样。我侥幸能够见到完本，乃是在一九四三年顷，偶尔借得这两种的比较早印本，虽然字迹也有漫漶处，而大致还可辩认，于是各抄了一本下来。乐府全部中只有两处，尚缺少半个字，《笑赞》则第二六《南风诗》中缺了一行计十三字，但是因为在赞语中，还无甚妨碍。《乐府》抄本，因为解放后卢君到北京来，曾来看过我，我知道他在刻印前人乐府散曲，便送给了他，他也很是喜欢，可惜他南归不久就便去世了，不曾刻得。《笑赞》则留在手头，觉得颇可珍重，这回能够作为《明清笑话集》的压卷，是很可喜的事情。赵君谥称忠毅，的是正人君子，他所编的笑话虽然有些也很尖锐，可是并无什么猥亵的分子，这是很不易得的，所以我们可以全部录存，不必经过什么淘汰。要吹毛求疵的话，那末这只可以说，里边的并不全是纯粹笑话，因为有些有人名如王安石苏东坡的乃是史传上的笑谈，即使有的也出于虚构，但既然说得有名有姓，（这也以知名人为限，平常说张三李四，或如韩非子的李季即李老四，也仍然以虚说的真笑话论，）当然要算是别一种类了。这个情形我们也是知道，但是因为赵梦白的这书少见难得，为了保留它的本相起见，所以舍不得删削，只好办得通融一点罢了。
第二种是冯梦龙的《笑府》。冯梦龙字子猷，别号墨憨斋主人，《笑府》十三卷，就署的是这个名字。他是明末的秀才，用这别号编著小说戏曲甚多，其时代在李卓吾金圣叹之间，地位则在二者之上，是明季俗文学的一个主帅。
他的著述有《墨憨斋传奇》十种，又《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共计古今短篇小说一百四十篇，成为后世有名的所谓《三言》。
此外杂著还不少，他编有《古今谈概》一书，集史传笑谈之大成，至清初经人删改，名《古笑史》，有李笠翁的序文。《笑府》则与《谈概》相反，并非实人实事，纯系假作，以嘲笑为目的，乃是真正的笑话。《笑府》后亦经人改编为《笑林广记》，署名游戏道人，不知姓名，不复可凭，而原本亦遂不传，只知道日本内阁文库及大连前满铁图书馆各有一种，无从得见。今只以日本旧木刻选本二种为依据，其一有二卷，一只一卷，题风来山人删译。
风来山人为日本十八世纪的天才作家，译虽未知真伪，但其声名正足与墨憨斋抗衡，故书坊遂借用其名亦未可知。二本内容多不同，今参酌抄录，猥亵类有太甚者，不得已暂从割舍。
第三种是《笑倒》。这本是《山中一夕话》中十种之一，题着咄咄夫的别号，但是我们从他的《半庵笑政》上知道真姓名是陈皋谟，字献可，所以也收入集中了。陈皋谟的事迹无可考，但看《一夕话》的各项序文，可以断定他是明朝的遗老，在清初所写的，因为如顾亭林所说，吴越遗老文多放恣，可以为证，因此，那序上的戊戌也可能就是顺治末年了吧。
第四种是石成金的《笑得好》。石成金天基也是清初人，所著有《传家宝全集》，康熙时刻，一总有二十册以上吧。他的特色是在于编造笑话（自然也有些是用旧有的资料，不过经他改作过了，特别更是尖刻些。）却仍同明朝人一样写上自己的姓名，目的是说劝善惩恶，有些却又讲的特别下作，这是有点儿矛盾的，因此他的原作虽是有初集二集各一卷，我们所选取的可是很不多了。
要了解中国笑话的特质，从中间去看出老百姓的真正的爱憎来，理想的办法是搜集通行的民间故事，把笑话的一部分抽出来，加以整理。不过现在没有这种资料，那末也只好利用既成的书本，虽然这是经文人加工过的，而且中间又是间隔了不少的年代。从这里我们所抄集的三百五十多篇笑话上看来，也可以举出几点来说，但是这有的乃是属于过去的，因为这里反映出来的是过去的社会与生活，——自然有些状况或其影响也可能在现今还存续着。
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笑话里所嘲骂的有许多不通的塾师和庸医。这本来是过去中国社会上的一个大问题，教育与卫生都搞不好，结果误人子弟，害死病人，使得大家痛心疾首，在笑话上便首先表现出来了。这个根源是和以前的科举制度分不开的。自从明朝规定以八股取士，“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大家都向着这条路奔去，读通了的及第上进，可以做官，真实本领也只会做文诗罢了。读不通的结果别的事都不会做，只好去教读或行医，骗饭来吃，以极无用的来担任这两项重大任务，为害真真不小。这个情形现在已有改变，而且关于塾师读破句认别字，多系根据经书，对于现代读者也恐有点隔膜了。第二点可说得的是，吝啬的，特别是不请客或吃白食的人，很成为嘲笑的对象，此外则是说大话的，怕老婆的也都在内。第三点是嘲笑愚昧的，这一项里包括着民间故事的《呆女婿》一类，数量应当不小，虽然我们所抄的还不见那么多。第四点是说官府的事，这集里收录得很少，但《笑赞》里附录的《孟黄鼬传》把贪官说的淋漓尽致，《笑府选》第一四九说有长面人被马鞍的失主错认，旁人劝他不如认赔，若是经官定是断给失主，说昏官又真是巧妙得很了。此外有些嘲笑妇女以及残废的，在笑话中当属于下乘，虽是不能免，却是不值得来说了。
这集子里所收笑话的著述者，有赵梦白那么的贤哲，也有石天基那么的庸俗人，他的自称传家宝全集的格言只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但统观全部笑话，却都说的不差：我们只看那《笑赞》第五一的“打差别”，与《笑得好选》第八的“割股”，对于强有力的封建道德，特别是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两项，敢于举起指头来，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即此可以看出中国笑话里的明朗性与健康性来了。
一九五六年一月三日，编订者记。
□1956 年作，1958 年刊“人文”初版本，署名周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绿野仙踪①
这里还有一部书，我觉得应该提一提，这便是那《绿野仙踪》。什么人所著和什么年代出版我都忘记了，因为我看见这书还在许多年前，大概总有六十多年了吧。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也不著录，现今也无法查考。这是一部木板大书，可能有二十册，是我在先母的一个衣柜（普通称作大厨）
内发见的，平常乘她往本家妯娌那里谈天去的时候偷看一点，可能没有看完全部，但大体是记得的。书中说冷于冰修仙学道的事，这是书名的所由来，但是又夹杂着温如玉狎娼情形，里边很有些秽亵的描写，其最奇怪的是写冷于冰的女弟子于将得道以前被一个小道士所奸的故事。不过我所不能忘记的不是这些，乃是说冷于冰遇着一个开私塾教书的老头子，有很好的滑稽和讽刺，这老儒给冷于冰看的一篇“馍馍赋”，真是妙绝了，可惜不能记得，但是又给他讲解两句诗，却幸而完全没有忘记，这便是：媳钗俏矣儿书废，哥罐闻焉嫂棒伤。
这里有意思的事，乃是讽刺乾隆皇帝的。我们看他题在《知不足斋丛书》前头的“知不足斋何不足，渴于书籍是贤乎”，和在西山碧云寺的御碑上的“香山适才游白社，越岭便以至碧云”比较起来，实在好不了多少。书里的描写可以说是挖苦透了，不晓得那时何以没有卷进文字狱里去的，或者由于告发的不好措施，因为此外没有确实的证据，假如直说这“哥罐”的诗是模拟“圣制”的，恐怕说的人就要先戴上一顶大不敬的帽子吧。
□1969 年3 月刊香港《明报月刊》39 期，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① 本文系《旧小说杂谈》中一节，《旧小说杂谈》除多出这一节外，与《小说的回忆》全同，故不编录。
知堂书话
●第四辑——谈中国新书
幼稚教育用书二种
《幼稚唱歌》、《幼稚游戏》，并胡君复著，商务印书馆出版，各二册，每册价一角。当此幼稚教育荒落不讲之时，得见此书，可谓空谷足音矣，且以实质言，亦不失为佳著。
但所短者，在著者不知儿童歌谣游戏之性质，又好自造作，如言“儿歌者，纯乎天者也”，而又斥里老村妪之所讴吟，引为大忌，不知其即为“纯乎天”之儿歌。次又以童谣为“非大文学家勿能”，不知其与儿歌二而一也。
且儿歌之用，贵在自然，今率意造作，明著教训，斯失其旨。
然其沿用旧词以成者，要自佳胜，如《幼稚游戏》中之“借火”“牵牛”“指纹”“乡女”等，皆妙得自然。胜于文明合群之词远矣。家庭之中，购置一编，审择用之，亦足以怡悦儿童，补“山里果子联联串”之缺也。
□1913 年12 月刊《绍兴县教育会月刊》3 号，署名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蜕龛印存序
印盖始于周秦，入汉弥盛，以封物以为验，故其文止于官守名氏。后世喜事，益多其制，向壁刊勒，古法荡然。元吾丘子行力主汉法，世稍稍景附，乃复见《尔雅》之风，至于今不绝。夫秦书八体，五曰摹印，施于印玺，汉氏因之。今秦鉨希有，而汉印时见一二，审其文字，大都方正勾曲，绸缪凑会，又能体字画之意，有自然之妙，视盘旋圆转，以曲线取胜者，相去盖运。
又古之印章，执政所持，作信万国；故铸凿之事，必有世守之法度，可为后来准的；铁书之宗汉铜，固非徒以泥古故也。
岁丙辰三月，张梓生示《蜕龛印存》一卷，云是山阴杜君泽卿之所作也。
用心出手，并追汉制，神与古会，盖粹然艺术之正宗。尝闻艺术由来，在于致用，草昧之世，大朴不雕，以给事为足；已而渐见藻饰，然犹神情浑穆，函无尽之意，后世日有迁流，仍不能出其封域。故欧土言图绘雕刻者，必溯希腊，凡玉物之浮雕，土缶之彩绘，不以沉埋掩其辉光，以较后之名世著作，且隐然为之先导。饰文字为观美，虽华夏所独，而其理极通于绘事；是知以汉法刻印，允为不易之程，夫岂逞高心，以为眇论哉。予于杜君未相见，唯读其书，窃喜抱守遗阙，不以世论失其故常，有同志者，因序之云。
□1917 年4 月刊《若社丛刊》4 期，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江阳船歌序
今年八月间，半农从江阴到北京，拿一本俗歌给我看，说是在路上从舟夫口里写下来的。这二十篇歌谣中，虽然没有很明瞭的地方色与水上生活的表现，但我的意思却以为颇足为中国民歌的一部分的代表，有搜录与研究的价值。
民歌（Volkslied.Folksong）的界说，按英国FrankKidson 说，是生于民间，并且通行民间，用以表现情绪或抒写事实的歌谣（《英国民歌论》第一章）。中国叙事的民歌，只有《孔雀东南飞》与《木兰》等几篇。现在流行的多半变形。受了戏剧的影响，成为唱本（如《孟姜女》之类）。抒情的民歌有《子夜歌》等不少，但经文人收录的，都已大加修饰，成为文艺的出品，减少了科学上的价值了。“民间”这意义，本是指多数不文的民众；民歌中的情绪与事实，也便是这民众所感的情绪与所知的事实，无非经少数人拈出，大家鉴定颁行罢了。所以民歌的特质，并不偏重在有精彩的技巧与思想，只要能真实表现民间的心情，便是纯粹的民歌。民歌在一方面原是民族的文学的初基，倘使技巧与思想上有精彩的所在，原是极好的事；但若生成是拙笨的措词，粗俗的意思，也就无可奈何。我们称赞《子夜歌》，仍不能蔑视这舟夫的情歌：因为这两者虽是同根，现在却已分开，所以我们的态度也应该不同了。
抒情的民歌中，有种种区别，田间的情景与海边不同。农夫与渔人的歌也自然不同。中国的民歌未经收集，无从比校；但据我在故乡所见，民众的职业虽然有别，倘境遇不甚相远，歌谣上也不发生什么差异。农夫唱的都是一种“鹦哥戏”的断片，各种劳动者也是如此；这鹦哥戏本是堕落的农歌，加以扮演的，名称也就是“秧歌”的转讹：这一件小事，很可以说明中国许多地方的歌谣，何以没有明瞭的特别色彩，与思想言语免不了粗鄙的缘故。
民歌的中心思想专在恋爱，也是自然的事。但词意上很有高下，凡不很高明的民歌，对于民俗学的研究，虽然一样有用，从文艺或道德说，便不免有可以非难的地方。绍兴“秧歌”的扮演，至于列入禁令，江浙通行的印本《山歌》，也被排斥。这册中所选的二十篇，原是未经著录的山歌，难免也有这些缺点。我想民间的原人的道德思想，本极简单，不足为怪；中国的特别文字，尤为造成这现象的大原因。久被蔑视的俗语，未经文艺上的运用，便缺乏了细腻的表现力：简洁高古的五七言句法，在民众诗人手里，又极不便当，以致变成那个幼稚的文体，而且将意思也连累了。我看美国何德兰（Hend-land）的《孺子歌图》，和日本平泽平七（H·Hirazawa）的《台湾之歌谣》中的译文，多比原文尤为明瞭优美，这在译界是少有的事，然而是实在的事。所以我要说明，中国情歌的坏处，大半由于文词的关系。倘若有人将他改作如《妹相思》等，也未始不可收入古人的诗话；但我们所要的是“民歌”，是民俗研究的资料，不是纯粹的抒情或教训诗，所以无论如何粗鄙，都要收集保存。半农这一卷的《江阴船歌》，分量虽少，却是中国民歌的学术的采集上第一次的成绩。我们欣幸他的成功，还要希望此后多有这种撰述发表，使我们能够知道“社会之柱”的民众的心情，这益处是溥遍的，不限于研究室的一角的。所以我虽然反对用赏鉴眼光批评民歌的态度，却极赞成公刊这本小集，做一点同国人自己省察的资料。
中华民国八年九月一日。
□1919 年作，1923 年1 月刊《歌谣》6 号，署名周作人
□收入《谈龙集》
评尝试集匡谬
南京高师教员所办的《学衡》第一期里，有一篇胡先骕君的《评〈尝试集〉》，是对付胡适之个人而作的。听说这胡君便是胡适之在《新青年》上嘲笑过的“翡翠衾寒，鸳鸯瓦冷，……早丁字檐前，繁霜飞舞”的好词的著者，但现在却异其面目，据了中外古今的大道理，来批评新诗了。评新诗原很好，只可惜他太“聋盲吾国人”了，随意而言，很有几个背谬的处所，不合于“学者之精神”。我因此也不辞“翻胔剔骼”之讥，略加匡正，窃取“不事嫚骂”与“必趋雅音”之二义，题曰“《评〈尝试集〉》匡谬”。
一、梅光迪君在《评提倡新文化者》文中，痛骂“彼等”“言文学则袭晚近之堕落派”，而胡君的文章却劈头就引“辛蒙士”的议论。难道胡君竟不知辛蒙士正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堕落派”么？倘使胡君肯买一本辛蒙士的论文来一查，便不至于被同志的梅君掌嘴了。大约他只购求了Eve-ryman’sLibrary 里的一本《辜勒律己之文学传记》，一见卷头的序文，便以为定是一位文学正宗的老博士所作，赶忙引用起来，岂料他竟是威尔士的一个堕落派呢？于是便上了这一个老大的当了。像他那样于欧西文化有“广博精粹之研究”的学者，尚且不免“所知既浅。……束书不观，中乃空虚无有。”可见“新文化”之真不易讲了。
二、胡君说，“乔路但时之英德意文。与今日之英德意文较，则与中国之周秦古文。与今日之文字较相若”。今日之“文字”是什么？是指用汉字所写的文言，还是指用汉字所写的白话呢？照道理讲起来，所说的当然是后者。但即使依彼等的“诡辩”，以为所谓今日之文字是指文言，那么正与今日之英德意人的不用乔路但时之英德意文“相若”，今日之中国人也应至少不用周秦古文了。然而《学衡》上《国学摭谭》的序里第一句便说“粤稽我炎夏”，请问这是什么时候的古文？胡君知道这粤字在今日之文字中只用作广东的别称么？
三、胡君说，“今日人提倡以日本文作文学，其谁能指其非。”我真料不到胡君会发这样通达之论，他明明是赞成胡适之的提倡废弃古文而用白话文了。因为日人提倡以日本文作文学，不但是废弃汉文，乃是废弃日本的古文而用日本的白话！这件事实也并非什么僻典，只要稍读日本近代文学史的都知道。胡君倘若预先一查英国阿斯敦的《日本文学史》（美国Appleton书店有翻板），便不至于闹出这场笑话来了。刘伯明君在《学者之精神》上说，“真正学者，不敢自欺欺人，必俟确有把握，而后敢以问世。”这几句话很像是对于好朋友的诤言，看了不禁代为惶愧。我并不如梅君一样，贸贸然断定胡君是伪学者，不过忠告几句，万不可不有“学者之精神”，倘若他有志变成真学者。
四、胡君说，“陀司妥夫士忌戈尔忌之小说，死文学也，不以其轰动一时遂得不死不朽也。”我们倘要捏造一句不堪的话，用栽赃的文法去诬陷他，使他失了人格，再也不能想出比他自己所说的这一句更为厉害的话了。陀司妥夫士忌的文学，正是马相伯先生的所谓良心的结晶，凡是有良心的人都不能不敬爱他，正如人们之对于耶稣和佛陀，即使并不是他们的教徒。世上宣言反对陀司妥夫士忌的，只有俄帝国的“沙”与其检查官军警及法官——然而现在也没有了。我们对于胡君，觉得实在不忍下什么断语，虽然他自己已经招承了。
其馀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1922 年2 月4 日刊《晨报副镌》，署名式芬
□未收入自编文集
沉沦
我在要谈到郁达夫先生所作的小说集《沉沦》之先，不得不对于“不道德的文学”这一问题讲几句话，因为现在颇有人认他是不道德的小说。
据美国莫台耳（Mordell）在《文学上的****》里所说，所谓不道德的文学共有三种，其一不必定与****相关的，其馀两种都是关于性的事情的。第一种的不道德的文学实在是反因袭思想的文学，也就可以说是新道德的文学。例如易卜生或托尔斯泰的著作，对于社会上各种名分的规律加以攻击，要重新估定价值，建立更为合理的生活，在他的本意原是“道德的”，然而从因袭的社会看来，却觉得是“离经叛道”，所以加上一个不道德的名称。
这正是一切革命思想的共通的运命，耶稣，哥白尼，达尔文，尼采，克鲁泡特金都是如此；关于性的问题如惠忒曼、凯本特等的思想，在当时也被斥为不道德，但在现代看来却正是最醇净的道德的思想了。
第二种的不道德的文学应该称作不端方的文学，其中可以分作三类。
（一）是自然的，在古代社会上的礼仪不很整饬的时候，言语很是率直放任，在文学里也就留下痕迹，正如现在乡下人的粗鄙的话在他的背景里实在只是放诞，并没有什么故意的挑拨。（二）是反动的，禁欲主义或伪善的清净思想盛行之后，常有反动的趋势，大抵倾向于裸露的描写，因以反抗旧潮流的威严，如文艺复兴期的法意各国的一派小说，英国王政复古时代的戏曲，可以算作这类的代表。（三）是非意识的，这一类文学的发生并不限于时代及境地，乃出于人性的本然。虽不是端方的而也并非不严肃的，虽不是劝善的而也并非海淫的；所有自然派的小说与颓废派的著作，大抵属于此类。据“精神分析”的学说，人间的精神活动无不以〔广义的〕****为中心，即在婴孩时代，也有他的性的生活，其中主动的重要分子，便是他苦（sadistic）自苦（Masochistic）展览（Exhibitionistic）与窥覗（Voyeuritic）的本能。
这些本能得到相当的发达与满足，便造成平常的幸福的性的生活之基础，又因了升华作用而成为艺术与学问的根本；倘若因迫压而致蕴积不发，便会变成病的****，即所谓****狂了。这****在艺术上的表现，本来也是由于迫压，因为这些要求在现代文明（或好或坏）底下，常难得十分满足的机会，所以非意识的喷发出来，无论是高尚优美的抒情诗，或是不端方的（即猥亵的）
小说，其动机仍是一样；讲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那****狂的著作也同属在这一类，但我们要辨明他是病的，与平常的文学不同，正如狂人与常人的不同，虽然这交界点的区画是很难的。莫台耳说：“亚普刘思（Apuleius）波得洛纽思（Petronius）戈谛亚（Gautiar）或左拉（Zola）等人的展览性，不但不损伤而且有时反增加他们著作的艺术的价值。”我们可以说《红楼梦》也如此，但有些中国的淫书却都是****狂的了。猥亵只是端方的对面，并不妨害艺术的价值。天才的精神状态也本是异常的，然而在变态心理的中线以外的人与著作则不能不以狂论。但是****狂的文学也只是狂的病的，不是不道德的，至于不端方的非即不道德，那自然是不必说了。
第三种的不道德的文学才是真正的不道德文学，因为这是破坏人间的和平，为罪恶作辩护的，如赞扬强暴诱拐的行为，或性的人身卖买者皆是。严格的说，非人道的名分思想的文章也是这一类的不道德的文学。
照上边说来，只有第三种文学是不道德的，其馀的都不是：《沉沦》是显然属于第二种的非意识的不端方的文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著者在自序里说：“第一篇《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第二篇是描写一个无为的理想主义者的没落。”虽然他也说明“这两篇是一类的东西，就把他们作连续的小说看，也未始不可的，”但我想还不如综括的说，这集内所描写是青年的现代的苦闷，似乎更为确实。生的意志与现实之冲突，是这一切苦闷的基本；人不满足于现实，而复不肯遁于空虚，仍就这坚冷的现实之中，寻求其不可得的快乐与幸福。
现代人的悲哀与传奇时代的不同者即在于此。理想与实社会的冲突当然也是苦闷之一，但我相信他未必能完全独立，所以《南归》的主人公的没落与《沉沦》的主人公的忧郁病终究还是一物，著者在这个描写上实在是很成功了。
所谓灵肉的冲突原只是说情欲与迫压的对抗，并不含有批判的意思，以为灵优而肉劣；老实说来超凡入圣的思想倒反于我们凡夫觉得稍远了，难得十分理解，譬如中古诗里的“柏拉图的爱”，我们如不将他解作性的崇拜，便不免要疑是自欺的饰词。我们赏鉴这部小说的艺术地写出这个冲突，并不要他指点出那一面的胜利与其寓意。他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化的****，这也就是直挚与普遍的所在。至于所谓猥亵部分，未必损伤文学的价值；即使或者有人说不免太有东方气，但我以为倘在著者觉得非如此不能表现他的气分，那么当然没有可以反对的地方。但在《留东外史》，其价值本来只足与《九尾龟》相比，却不能援这个例，因为那些描写显然是附属的，没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态度也是不诚实的。《留东外史》终是一部“说书”，而《沉沦》却是一件艺术的作品。
我临末要郑重的声明，《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但他是“受戒者的文学”（Literaturefortheinitiated），而非一般人的读物。有人批评波特来耳的诗说：“他的幻景是黑而可怖的。他的著作的大部分颇不适合于少年与蒙昧者的诵读，但是明智的读者却能从这诗里得到真正希有的力。”这几句话正可以移用在这里。在已经受过人生的密戒，有他的光与影的性的生活的人，自能从这些书里得到希有的力，但是对于正需要性的教育的“儿童”
们却是极不适合的。还有那些不知道人生的严肃的人们也没有诵读的资格，他们会把阿片去当饭吃的。关于这一层区别，我愿读者特别注意。著者曾说：“不曾在日本住过的人，未必能知这书的真价。对于文艺无真挚的态度的人，没有批评这书的价值。”我这些空泛的闲话当然算不得批评，不过我不愿意人家凭了道德的名来批判文艺，所以略述个人的意见以供参考，至于这书的真价，大家知道的大约很多，也不必再要我来多说了。
□1922 年3 月26 日刊《晨报副镌》，暑名仲密
□收入《自己的园地》
介绍小诗集湖畔
《湖衅》是汪静之君等四个人自费出版的诗集。这四个人的诗在本附刊上也曾经发表过好些，看过的人大约自然知道，不用我来批评好歹。我在这里只说这一句话：他们的是青年人的诗；许多事物映在他们的眼里，往往结成新鲜的印象，我们过了三十岁的人所承受不到的新的感觉，在诗里流露出来，这是我所时常注目的一点。
我写这几句话，或者似乎有广告的嫌疑，因为他们寄了一百本来，叫我替他们在北京找个寄售的地方，——我现在便托了北大出版部和新知书社寄售，南城方面本来也想找一处，在为没有认得的人，所以只好作罢了。至于广告这一层，我想也没有什么要紧；即使是自己的著作，只要自信还有一点价值，便是自画自赞，在或一范围内也是人情之所容许的罢。
□1922 年5 月18 日刊《晨报副镌》，署名仲密
□未收入自编文集
读野鸽的话
李勋刚君的《野鸽的话》出板了，我重读了一遍，略有一点感想，便写了下来。
这种单行小册子的刊行，我以为是极好的，于新文学的前途很有好处。
艺术运动的进行，如只靠性质夹杂或以营业为主的杂志去主持，成绩总不能很好，唯有纯粹的同人杂志最为有望，能够有个杂志固然更好了。我希望这小册子是将来文艺界里许多“孤军”的先锋。
《野鸽的话》诚如友人X 君所说是“质胜于文”，因为里边不免稍有不很圆熟的古语掺入，似乎有久调和的地方，但是从全体上说来这种朴实真切而有重量的文章颇有动人的力，自然的有一种清新的活气。我们自己做文章或看别人著作的时候，常觉得有些衰弱庸熟的文句缠绕笔端，摆脱不去，仿佛感到吃着肥皂的味道，因此见了青年似的文章不由的不生歆羡了。
著者在这一篇里寄寓他的人生哲学，但文学的趣味还不曾被教训所压倒，而且率直的抒写，不假什么矫揉雕琢，没有那些教训文学的缺点。要说是受了伽谛（Gatty）夫人的“自然界里的譬喻”一类的影响或者也无不可，但在中国也可以说是独创，只要后来的作家注意，不要随意的重复模作就好了。
□1922 年10 月1 日刊《晨报副镌》，署名仲密
□未收入自编文集
情诗
读汪静之君的诗集《蕙的风》，便想到了“情诗”这一个题目。
这所谓情，当然是指两性间的恋慕。古人论诗本来也不抹杀情字，有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说；照道理上说来，礼义原是本于人情的，但是现在社会上所说的礼义却并不然，只是旧习惯的一种不自然的遗留，处处阻碍人性的自由活动，所以在他范围里，情也就没有生长的馀地了。我的意见以为只应“发乎情，止乎情”，就是以恋爱之自然的范围为范围；在这个范围以内我承认一切的情诗。倘若过了这界限，流于玩世或溺惑，那便是变态的病理的，在诗的价值上就有点疑问了。
我先将“学究的”说明对于性爱的意见。《爱之成年》的作者凯本德说，“性是自然界里的爱之譬喻”，这是一句似乎玄妙而很是确实的说明。生殖崇拜（Phallicism）这句话用到现今已经变成全坏的名字，专属于猥俗的仪式，但是我们未始不可把他回复到庄严的地位，用作现代性爱的思想的名称，而一切的情歌也就不妨仍加以古昔的AsmataPhallika（原意生殖颂歌）的徽号。凯本德在《爱与死之戏剧》内，根据近代细胞学的研究，声言“恋爱最初（或者毕竟）大抵只是两方元质的互换，”爱伦凯的《恋爱与结婚》上也说，“恋爱要求结合，不但为了别一新生命的创造，还因为两个人互相因缘的成为一个新的而且比独自存在更大的生命。”所以性爱是生的无差别与绝对的结合的欲求之表现，这就是宇宙间的爱的目的。凯本德有《婴儿》一诗，末尾这么说，完全的三品：男，女，与婴儿：在这里是一切的创造了。
……
不知爱曾旅行到什么地方
他带这个回来，——这最甜美的意义的话：两个生命作成一个，看似一个，在这里是一切的创造了。
恋爱因此可以说是宇宙的意义，个体与种族的完成与继续。我们不信有人格的神，但因了恋爱而能了解“求神者”的心情，领会“ 入神”（Eothousiasmos）与“忘我”（Ekstasia）的幸福的境地。我们不愿意把《雅歌》一类的诗加以精神的解释，但也承认恋爱的神秘主义的存在，对于波斯“毛衣派”诗人表示尊重。我相信这二者很有关系，实在恋爱可以说是一种宗教感情。爱慕，配偶与生产：这是极平凡极自然，但也是极神秘的事情。
凡是愈平凡愈自然的，便愈神秘，阶以在现代科学上的性的知识日渐明瞭，性爱的价值也益增高，正因为知道了微妙重大的意义，自然兴起严肃的感情，更没有从前那戏弄的态度了。
诗本是人情迸发的声音，所以情诗占着其中的极大地位，正是当然的，但是社会上还流行着半开化时代的不自然的意见，以为性爱只是消遣的娱乐而非生活的经历，所以富有年老的人尽可耽溺，若是少年的男女在文字上质直的表示本怀，便算是犯了道德的律。还有一层，性爱是不可免的罪恶与污秽，虽然公许，但是说不得的，至少也不得见诸文学。在别一方面却又可惊的宽纵，曾见一个老道学家的公刊的笔记，卷首高谈理气，在后半的记载里含有许多不愉快的关于性的暗示的话。正如老人容易有变态****一样，旧社会的意见也多是不健全的。路易士（E.Lewis）在《凯本德传》里说，“社会把恋爱关在门里，从街上驱逐他去，说他无耻；扪住他的嘴，遏止他的狂喜的歌；用了卑猥的礼法将他围住；又因了经济状况，使健全的少年人们不得在父母的创造之欢喜里成就了爱的目的；这样的社会在内部已经腐烂，已受了死刑的宣告了。”在这社会里不能理解情诗的意义，原是当然的，所以我们要说情诗，非先把这种大多数的公意完全排斥不可。
我们对于情诗，当先看其性质如何，再论其艺术如何。情诗可以艳冶，但不可涉于轻薄，可以亲密，但不可流于狎亵；质言之，可以一切，只要不及于乱。这所谓乱，与从来的意思有点不同，因为这是指过分，——过了情的分限，即是性的游戏的态度，不以对手当做对等的人，自己之半的态度。
简单的举一个例，私情不能算乱，而蓄妾是乱；私情的俗歌是情诗，而咏“金莲”的词曲是淫诗。在艺术上，同是情诗也可以分出优劣，在别一方面淫诗中也未尝没有以技工胜者，这是应该承认的，虽然我不想把他邀到艺术之宫里去。照这样看来，静之的情诗即使艺术的价值不一样，（如胡序里所详说，）但是可以相信没有“不道德的嫌疑”。不过这个道德是依照我自己的定义，倘若由传统的权威看去，不特是有嫌疑，确实是不道德的了。这旧道德上的不道德，正是情诗的精神，用不着我的什么辩解。静之因为年岁与境遇的关系，还未有热烈之作，但在他那缠绵宛转的情诗里却尽有许多佳句。我对于这些诗的印象，仿佛是散在太空里的宇宙之爱的霞彩，被静之用了捉胡蝶的网兜住了多少，在放射微细的电光。所以见了《蕙的风》里的“放情地唱”，我们应该认为诗坛解放的一种呼声，期望他精进成就，倘若大惊小怪，以为“革命也不能革到这个地步”，那有如见了小象还怪他比牛大，未免眼光太短了。
□1922 年10 月12 日刊《晨报副镌》，署名作人
□收入《自己的园地》的文学
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
汪静之君的《蕙的风》发表以后，颇引起旧派的反对，这原是当然的，也没有什么辩解的必要，因为他们的攻击乃是真正的保证，倘若被他们恭维那就要不得了。但是我最憎恶那些躲在老辈的背后，动辄拿了道德的大帽子来压人的朋友，所以对于《学灯》上的胡梦华君的文章禁不住要来说几句话。
胡君批评《蕙的风》的话最重要的是“有不道德的嫌疑”，”故意公布自己兽性冲动”，“变相的提倡淫业”，“应当严格取缔”！我不知道汪君情诗之所以不道德，因为什么缘故：是因为讲性爱呢，还是因为讲的欠含蓄呢？倘若是因为欠含蓄，那么这是技术上的问题，决不能牵涉到道德上去。
然则他的不道德，一定是由于讲性爱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性爱是如此丑恶，至于不能说起，至于会增加罪恶？我想论者如不是自残支体的禁欲主义者，便没有是认我这个疑问的资格。倘或以为这是做得说不得的，那是可怜的伪善者，还够不上理学家的称号。中国即使性教育一点都不发达，青年的意志也还不至于这样变态的薄弱，见了接吻拥抱字样便会堕落到罪恶里去。世界上有什么地方，在文学上禁用这些字样？英美的勃来克惠德曼的话不去引用也罢，因为他们都是“堕落派”，至于圣书里的诗文，那便是纯正的“批评家”也没有敢于指斥的勇气了罢。（参考《中华新报》双十节增刊中胡君论文。）请看《雅歌》里的这一句话，“你的嘴唇滴蜜，如像蜂房滴蜜”，比“那样的亲吻异样甜蜜”如何？曼殊大师译《留别雅典女郎》第二三节中的《骈首试香腮》，（虽然原文意思略异），和“朱唇生异香，偎近侬情切，”
又如何？莎士比亚现在成了文宗了，但他的VenusandAdonis（听说）却有被现代绅士抹杀的部分；歌德与雪利都是文豪了，但当时英德传统的批评又何尝不斥他们为“无行文人”呢。倚了传统的威势去压迫异端的文艺，当时可以暂占优势，但在后世看去往往只是自己“献丑”，在文学史上很多这种前车之鉴，不可不注意一点。《波伐理夫人》和《结婚》的公诉事件，在当日岂不是自命为维持风纪的盛举，却只落得留作法利赛人的卑怯的证据罢了。
所谓严格取缔是否即用法律的制裁，没有说明，不好任意断定，但是不得不说是同一派路，因为无论凭了道德或法律的神圣的名去干涉艺术，都是法利赛人的行为。
怎么叫作“变相的提倡淫业”，我实在不明白。即使论者怀着最急进的思想，认一切由经济关系而发生的性行为都是卖淫，对于自发的舍身的取予当然认为正当，为超善恶的了。现在却以提倡淫业作为汪君的情诗的判语，真令人不能揣测其真意之所在。至于论者又把“十八摸”与春宫和《蕙的风》牵扯在一起；或者有人听了要觉得骇然，我却并不想去责难他，因为我相信艺术上的确可以有十八摸与春宫的分子，雅歌与《神曲》里Franaesca 和Paolo场面的插画（陀勒所作？），在法利赛人看去正是春宫一类的东西呀。英诗人斯温朋说，“世间唯一不洁的物便只是相信不洁的念头。”这句话的确不错，《十八摸》与春宫不在别处，便只在法利赛人的脑子里。
有人对我说，我的话未免太认真了。中国的惯例，凡是同乡同学同业的人，因为接触太近，每容易发生私怨，后来便变成攻击嘲骂，局外人不知此中的关系，很是诧异，其实并不足为奇；譬如《学衡》派之攻击胡适之君即其一例，所以这回我也不必多事，去管别人的闲事。这话虽然说的也有理由，但我不知汪胡二君的关系究竟如何，所以不敢轻信。又有人告诉我，这位胡君便是以前评过《新月集》译本，相信了广告上的话，坚持说这部诗集是给儿童读的诗的批评家；他因为太相信别人的话，前回上了泰谷儿的当，这回所以又上了汪静之的当了。我将八月份的《学灯》查了一遍，果真有那一篇文章，我也就心中释然，觉得上面的话也可以不说了；但是既然写好，而且中国的法利赛人也还多得很，可以给他们看看，所以仍旧把他发表了。
□1922 年11 月1 日刊《晨报副镌》，署名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读童谣大观
一
现在研究童谣的人，大约可以分作三派，从三个不同的方面着眼。其一，是民俗学的，认定歌谣是民族心理的表现，含蓄着许多古代制度仪式的遗迹，我们可以从这里边得到考证的资料。其二，是教育的，既然知道歌吟是儿童的一种天然的需要，便顺应这个要求供给他们整理的适用的材料，能够收到更好的效果。其三，是文艺的，“晓得俗歌里有许多可以供我们取法的风格与方法”，把那些特别有文学意味的“风诗”选录出来，“供大家的赏玩，供诗人的吟咏取材。”这三派的观点尽有不同，方法也迥异，——前者是全收的，后二者是选择的，——但是各有用处，又都凭了清明的理性及深厚的趣味去主持评判，所以一样的可以信赖尊重的。
上边所说的三派，都是现代对于童谣的态度，但在古时，却有一派别的极有势力的意见，那便是五行志派。《左传》庄五年杜注云：“童龀之子，未有念虑之感，而会成嬉戏之言，似或有凭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览之士，能惧思之人，兼而志之，以为鉴戒，以为将来之验，有益于世教。”《晋书·天文志》又云：“凡五星盈缩失位，其星降于地为人。荧惑降为童儿，歌谣游戏，吉凶之应随其众告。”这两节话，可以总括这派学说的精义。虽然因为可“以为鉴戒”的缘故，有好些歌谣得以侥幸的保存在史书里，但在现代，其理论之不合原是很了然的了。我在民国二年所作的《儿歌之研究》里，曾有一节说及这个问题：“占验之童谣实亦儿歌一种，但其属词兴咏，皆在一时事实，而非自然流露，泛咏物情，学者称之曰历史的儿歌。日本中根淑著《歌谣字数考》，于子守歌以外别立童谣一项，其释曰：“……其歌皆咏当时事实，寄兴他物，隐晦其词，后世之人鲜能会解。故童谣云者，殆当世有心人之作，流行于世，驯至为童子所歌者耳。’中国童谣当亦如是。儿歌起源约有二端，或其歌词为儿童所自造，或本大人所作而儿童歌之者。若古之童谣，即属于后者，以其有关史实，故得附传至于今日，不与寻常之歌同就湮没也。”
童谣并不是荧惑星所编，教给儿童唱的，这件极简单的事，本来也不值得反复申说。但是我看见民国十一年出版的《童谣大观》里还说着五行志一派的话，所以不禁又想起来了。该书的编辑概要里说：“童谣随便从儿童嘴里唱出，自然能够应着气运；所以古来大事变，往往先有一种奇怪的童谣，起始大家莫名其妙，后来方才知道事有先机，竟被他说着了。这不是儿童先见之明，实在是一时间跟着气运走的东西。现在把近时的各地童谣录出，有识见的人也许看得出几分将来的国运，到底是怎样？”在篇末又引了明末“朱家面李家磨”的童谣来作例证，说“后来都一一应了”。这样的解说，不能不算是奇事怪事。什么是先机？什么是一时间跟着气运走的东西？真是莫名其妙。虽然不曾明说有荧惑星来口授，但也确已说出“似或有凭者”一类的意思，而且足“以为将来之验”了。在杜预注《左传》还不妨这样说，《现代童谣集》的序文里，便决不应有。《推背图》《烧饼歌》和《断梦秘书》之类，未尝不堆在店头，但那只应归入“占卜奇书类”中，却不能说是“新时代儿童游戏之一”了。
我对于《童谣大观》第一表示不满的，便是这五行志派的意见，因为这不但不能正当理解儿歌的价值，而且更要引老实的读者入于邪道。
二
《童谣大观》中共收各县歌谣四百馀首，谜语六十五则。所录四十县排列无序，又各县之歌亦多随便抄撮，了无组织，如浙江一二县既已前出，而象山永康复见卷末，象山的六首又尽是占日月风雨者，这都是编辑粗疏的地方（篇中北方歌谣极少，只是囿于见闻，还不足为病），但是总可算作歌谣的一种长编，足以供我们的参考。
不过这里有一个疑问，便是这里边所收的歌词是否都可信赖。别处的我不知道，只就绍兴一县的来检查一下罢，《大观》中所收二十篇内，除《狸》、《客人》及《曹阿狗》三首外，其馀均见范啸风所辑的《越谚》中，注解和用字也都仍范氏之旧。范氏辑此书时，在光绪初年，买圆糖炒豆招集邻近小儿，请他们唱歌给他听，所以他所录的五十几首都是可信的儿歌，虽然他所用的奇字未免有穿凿的地方。《曹阿狗》和《客人》，未见著录，《客人》当系“喜鹊叫，媒人到”的一种变体。我所搜集的儿歌中有这一章，与《曹阿狗》同属于“火荧虫夜夜红”一系者。
爹杀猪吊酒，娘上绷落绣。
买得个溇，上种红菱下种藕，四边插杨柳，杨柳底下种葱韭。
末三句二本几乎相同，所以这或者可以说是《曹阿狗》的一种略本，但在艺术上却更占优胜了。
《狸》这一篇并不是现代绍兴的儿歌。原文如下：狸狸斑斑，跳过南山；南山北斗，猎回界口，界口北面，二十弓箭！
据《古谣谚》引此歌，并《静志居诗话》中文云：“此余童稚引偕闾巷小儿联臂踏足而歌者，不详何义，亦未有验。”又《古今风谣》载元至正中燕京
童谣云：
脚驴斑斑，脚踏南山。
南山北斗，养活家狗。
家狗磨面，三十弓箭。
可知此歌自北而南，由元至清，尚在流行，但形式逐渐不同了。绍兴现在的确有这样的一首歌，不过文句大有变更，不说“狸狸斑斑”了。《儿歌之研究》中说：“越中小儿列坐，一人独立作歌，轮数至末字，中者即起立代之。
歌曰：
铁脚斑斑，斑过南山。
南山里曲，里曲弯弯。
新官上任，旧官请出。
此本决择歌（Counting—outrhyme），但已失其意而成为寻常游戏者。凡竞争游戏需一人为对手，即以歌决择，以末字所中者为定。其歌词率隐晦难喻，大抵趁韵而成。”所以把这一首“狸狸斑斑”当作现代绍兴的儿歌，实在是不妥当的。照上边所说的看来，他的材料未尝不可供我们参考之用，但是因为编辑很是粗疏，所以非先经过一番审慎的厘订，不能轻易采用。
此外关于印刷上，当然还有许多缺点，如抄写的疏忽（在两页书上脱落了两处），纸墨的恶劣，在有光纸的石印书原是必备的条件，或者可以不必说了。我所看了最不愉快的是那绣像式的插画，这不如没有倒还清爽些。说起这样插画的起源也很早了，许多小说教科书里都插着这样不中不西，毫无生气的傀儡画，还有许多的“教育画”也是如此。这真是好的美育哩！易卜生说：“全或无。”我对于中国的这些教育的插画也要说同样的话。
《绘图童谣大观》于我们或者不无用处，但是看了那样的纸墨图画，——即使没有那篇序文，总之也不是我们所愿放在儿童手里的一本插画的儿歌集。
□1923 年3 月刊《歌谣》10 号，署名周作人
□收入《谈龙集》
旧梦序
大白先生的《旧梦》将出版了，轮到我来做一篇小序。我恐怕不能做一篇合式的序文，现在只以同里的资格来讲几句要说的话。
大白先生我不曾会见过，虽然有三四年同住在一个小城里。但是我知道他的家世，知道他的姓名——今昔的姓名，知道他的学业。这些事我固然知之不深，与这诗集又没有什么大关系，所以不必絮说，但其中有应当略略注意者，便是他的旧诗文的功夫。民国初年，他在《禹域新闻》发表许多著作，本地的人大抵都还记得；当时我的投稿里一篇最得意的古文《希腊女诗人》（讲Sappho 的文章），也就登在这个报上。过了几年，大白先生改做新诗，这部《旧梦》便是结果，虽然他自己说诗里仍多传统的气味，我却觉得并不这样，据我看来，至少在《旧梦》这一部分内，他竭力的摆脱旧诗词的情趣，倘若容我的异说，还似乎摆脱的太多，使诗味未免清淡一点，——虽然这或者由于哲理入诗的缘故。现在的新诗人往往喜学做旧体，表示多能，可谓好奇之过。大白先生富有旧诗词的蕴蓄，却不尽量的利用，也是可惜。我不很喜欢乐府调词曲调的新诗，但是那些圆熟的字句在新诗正是必要，只须适当的运用就好，因为诗并不专重意义，而白话也终是汉语。
我于别的事情都不喜讲地方主义，唯独在艺术上常感到这种区别。大白先生是会稽的平水人，这一件事于我很有一种兴味。当初《禹域新闻》附刊《章实斋文集》《李越缦日记抄》之类，随后订为《禹域丛书》，我是爱读者之一，而且自己也竭力收罗清朝越中文人的著作，这种癖性直到现在还存留着。现在固未必执守乡曲之见去做批评，但觉得风土的力在文艺上是极重大的，所以终于时常想到。幼时到过平水，详细的情形已经记不起了，只是那大溪的印象还隐约的留在脑里。我想起兰亭、鉴湖、射的、平水、木栅那些地方的景色，仿佛觉得朦胧地聚合起来，变成一幅“混合照相”似的，各个人都从那里可以看出一点形似。我们不必一定在材料上有明显的乡土的色彩，只要不钻入哪一派的篱笆里去，任其自然长发，便会到恰好的地步，成为有个性的著作。不过我们这时代的人，因为对于褊隘的国家主义的反动，大抵养成一种“世界民”（Kos-mopolites）的态度，容易减少乡土的气味，这虽然是不得已却也是觉得可惜的。我仍然不愿取消世界民的态度，但觉得因此更须感到地方民的资格，因为这二者本是相关的，正如我们因是个人，所以是“人类一分子”（Homarano）一般。我轻蔑那些传统的爱国的假文学，然而对于乡土艺术很是爱重，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而不相冲突，合成和谐的全体，这是“世界的”文学的价值，否则是“拔起了的树木”，不但不能排到大林中去，不久还将枯槁了。我常怀着这种私见去看诗文，知道的因风土以考察著作，不知道的就著作以推想风土；虽然倘若固就成见，过事穿凿，当然也有弊病，但我觉得有相当的意义。大白先生的乡土是我所知道的，这是使我对于他的诗集特别感到兴趣的一种原因。
我不能说大白先生的诗里有多大的乡土趣味，这是我要请他原惊的。我希望他能在《旧梦》里更多的写出他真的今昔的梦影，更明白的写出平水的山光，白马湖的水色，以及大路的市声。这固然只是我个人的要求，不能算作什么的，——而且我们谁又能够做到这个地步呢。我们生在这个好而又坏的时代，得以自由的创作，却又因为传统的压力太重，以致有非连着小孩一起便不能把盆水倒掉的情形，所以我们向来的诗只在表示反抗而非建立，因反抗国家主义遂并减少乡土色彩，因反抗古文遂并少用文言的字句：这都如昨日的梦一般，还明明白白的留在我的脑里，——留在自己的文字上。
以上所说并不是对于大白先生的诗的批评，只是我看了《旧梦》这一部分而引起的感想罢了。读者如想看批评，我想最好去看那卷首的一篇“自记”，——虽然不免有好些自谦的话。因为我想，著者自己的话总要比别人的更为可信。
一九二三年四月八日。
□1923 年4 月12 日刊《晨报副镌》，署名作人
□收入《自己的园地》
读各省童谣集
《各省童谣集》第一集，朱天民编，商务印书馆发行，本年二月出板，共录歌谣二○三首，代表十六首。中国出板界的习惯，专会趁时风，每遇一种新题目发现，大家还在着手研究的时候，上海滩上却产出了许多书本，东一部大观，西一部全书，名目未始不好看，其实多是杜撰杂凑的东西，不必说他的见解，便是其中材料也还不能尽信。在歌谣搜集这一件事上，当然也逃不出这个公例，我们前回介绍过的《童谣大观》，即是一例。《各省童谣集》比那些投机的“有光纸本”要胜一筹了，因为不但印刷更为上等，材料也较为确实，还没有抄引古书当作现代儿歌的情事，虽然异同繁简是不能免的。即如五十五叶的《拜菩萨》，据我所知道，末尾还有五句，范啸风的《越谚》里也是如此，现在却没有，倘若不是编者故意删去，那必定所录的是不完全本了（虽然全文与范氏本是一样的。）其中还有“松香扇骨”原系扇坠，“竹榻”原是竹踏。因为我不知道绍兴向来有松香骨的扇，而田庄船里也决放不下竹榻。又五十四叶的《新年》云，新年来到，糖糕祭灶。
姑娘要花，小子要炮，老头子要戴新呢帽，老婆子要吃大花糕。
我们据文字上判断起来，当是华北的儿歌，但这里却说是浙江奉化；或者在浙东也有同样歌谣，我不敢妄断，但总有点怀疑，希望有奉化的朋友来给我们一个解答。
其次，我觉得歌谣上也颇有修改过的痕迹。本来纪录方言是很困难的事情，在非拼音的汉字里自当更是困难，然而修改也不能算是正当的办法。上边所说《拜菩萨》一首里，便改了好几处，如“这样小官人”原来是“《丫《■小官人”——范氏写作“概个”，意云这样的一个童男，经集里改作国语，口气上就很不同了。又七十五叶浙江新昌歌谣云，“明朝给你一个冷饭团”，新昌的事情我不十分明白，但是同属一府，所以也知道一点，我想新昌大约不用“给”字的，疑系改本。大凡一种搜集运动初起，大家没有了解他的学术上的意义，只着眼于通俗这一点，常常随意动笔，胡乱“校订”，这些事在外国也曾有过，如十八世纪英国伯西主教（BishopPercy）所编的《古诗遗珍》，即是一例。虽然说这些书或者原为公众或儿童而编的，未始不可以作为辩解，但在学术的搜集者看来不能不说是缺点，因为他们不能成为完整的材料，只可同《演小儿语》仿佛，供检查比较的备考罢了。
以上说的是歌谣本身，现在关于注解一方面说几句话。这第一集二百首歌的后面，都有一条注解，足以见编辑者的苦心，但是其价值很不一律，大略可以分作三类。第一类是应有的，如注释字义，说明歌唱时的动作等，为读者所很需要的小注。第二类是不必有的，如题目标明“秃子”，而还要加注“这是嘲笑秃子的意思”，未免重复了。但这还是无害的。第三类是有不如无的注，看了反要叫人糊涂起来。其中又可分为两种，其一是望文生义，找出意思；其二是附会穿凿，加上教训。至于有几处咬文嚼字，讲他章法如何奇妙，那种贯华堂式的批语，自从悟痴生的《天籁》以来已经数见不鲜，可以不算在里边了。
野麻雀，就地滚。
打的丈夫去买粉。
买上粉来她不搽，打的丈夫去买麻。
买上麻来她不搓，打的丈夫去买锅，买上锅来她嫌小，打的丈夫去买枣，买上枣来她嫌红，打的丈夫去买绳。
买上绳来她上吊，急的丈夫双脚跳。
这明明是一首滑稽的趁韵歌，不必更加什么说明，集中却注云，“形容不贤的妇女，不知道自己不好，对于别人，总不满意”，不知是从哪里看出来的。
乌鹊叫，客人到。
有得端来哈哈笑，无得端来嘴唇翘。
注云，“使小孩知道接待宾客，须要十分周到。”
小老鼠，上灯台。
偷油吃，下不来。
吱吱，叫奶奶，抱下来。
注云，“将老鼠作比，意思要儆戒小儿不可爬得很高。”
鹞儿放得高，回去吃年糕，鹞儿放得低，回去叫爹爹。
注云，“这首歌谣，大约是鼓励儿童竞争心。”
哴哴哴，骑马到底塘。
底塘一头冲，直落到花龙。
花龙一条堰，转过天医殿。
注云，“鼓励小儿骑马，有尚武的精神。”
泥水匠，烂肚肠。
前讨老婆后讨娘，还要烧汤洗爷爷。
注云，“这首歌谣都是颠倒话，实在要教小儿知道尊卑的辈分。”
大姑娘，乘风凉，一乘乘到海中央。
和尚捞起做师娘，麻筛米筛抽肚肠。
注云，“劝年少女子不可无事出外游玩。”
我本不预备多引原文去占篇幅，但是因为实在妙语太多，极力节省，还引了七节。大抵“教育家”的头脑容易填满格式，成为呆板的，对于一切事物不能自然的看去，必定要牵强的加上一层做作，这种情形在中国议论或著作儿童文学的教育家里很明白的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相信儿歌的片词只字里都含有一种作用，智识与教训；所以处处用心穿凿，便处处发见深意出来，于是一本儿童的歌词成为三百篇的续编了。我真不解“哴哴哴，骑马到底塘”何以有尚武的精神，而“泥水匠烂肚肠”会“教小道尊卑的辈分，”如不是太神妙便是太滑稽了。中国家庭旧教育的弊病在于不能理解儿童，以为他们是矮小的成人，同成人一样的教练，其结果是一大班的“少年老成”，——早熟半僵的果子，只适于做遗少的材料。到了现代，改了学校了，那些“少年老成”主义也就侵入里面去。在那里依法炮制，便是一首歌谣也还不让好好的唱，一定要撒上什么应爱国保种的胡椒末，花样是时式的，但在那些儿童可是够受了。
总之这童谣集的材料是可取的，不过用在学术方面，还须加以审慎的别择；用在儿童方面，则上面所说的注释都非抹去不可，不然我怕是得不偿失的。
集后有吴研因君的一篇序文，据他说是在那里“丑诋新诗”，颇多奇妙话，本来也想加以批评，但是因为系别一问题，所以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一九二三年五月）
□1923 年6 月5 日刊《晨报副镌》，署名周作人
□收入《自己的园地》
教科书的批评
近来常在《学灯》上看见大家批评教科书的文章，这原是很好的事，但有时觉得过于拘泥，正合古人的“胶柱鼓瑟”的一句话。发议论时多凭理知，少用感情，固然最好；但若呆板地讲理，不能理解，那又是很可笑的了。
《学灯》五卷十二号中有《批评中华书局新小学初级国语读本》一文，有一节云：
（六）早晨
“鸡叫了。天明了。
呀！四处的鸟声十分的好听。
太阳呀！请你快些出来罢！
多好看哪！青的草，绿的树叶，红的白的花。
太阳呀！请你快些出来罢！”
这课书我简直莫名其妙。开首是叙述语，“呀！……”惊叹底是谁呢？”请太阳出来”的又是谁呢？才说“多好看哪！……青草，绿树，红白的花，……”明明天已大亮，怎么更要请太阳快些出来呢？
其实据我看来，这课书诚然不能算是好文章，却还不至于“莫名其妙”地难懂。开首是叙述语，“呀！……”惊叹底即是叙述者，也就是读者，“请太阳出来”的又是他。至于明明天已大亮而更请太阳快些出来，则因天明与日出并不是一件事，正如日没与天黑并不是一件事一样。查观象台历书，京兆在冬至时日入四时三十八分，而点灯总在五时后；夏至时日出四时三十一分，但是至少在四时已经看得见青的草等等了。这些事本来只要凭了常识就可了然，我却引了历书来龂龂争辩，也未免有点“胶柱鼓瑟”罢。
我写到这里，不禁想起十年前的一件故事来。那时我在东南一个府城，——现在因为学生扮演《卓文君》，县议员们要查办女师校长的一个有名誉的地方，——充当教育会长。曾经开过一个初小校长会议，商量采用教科书问题，结果是大家以为中华本较适用，不料因此却触了别家书店之怒，几乎把我捉将官里去。这是过去的事了，但我总是惊弓之鸟，这回又凑巧似乎替中华作辩护，不由地不有几分戒心；记得批评商务本教科书的文里，关于《关在房里没说话》那课书，也有过同样呆板的评论，心想把他引在一起加以反驳聊以表明心迹，无奈《觉悟》上没有总目，我把近三个月的合订本反复找过，终于不曾找到，实在没有法子，只好硬了头皮单独发表了。
□1924 年1 月9 日刊《晨报副镌》，署名荆生
□未收入自编文集
农家的草紫序
新诗现今已经不很时鲜，小诗尤其为举世所诟病，在这个时候何植三君想印行他的诗集，实在是不很凑巧。但是据我想来，也自有其可以发表的理由，所以我对於他编集的意思是很表赞同的。
现代新诗之不能满人意，大抵都是承认的，其实这也是当然的事，不值得什么悲观与叹息。我们屈指计算新诗之产生，前后不过八年，这七八年在我们看去虽是一大段时间，但在文化发达的路程上原算不得什么；我们倘若不明白这个道理，期望每年出十个诗人，每月出百篇佳作，不但太性急，也不免望太奢了。我们只要看出这新诗改造的路不曾走错，现在一时的消沉是不足介意的，只须更向前走去，自然可以走到别一个新的境地。我觉得新诗的第一步是走了，也并没有走错，现在似乎应走第二步了。我们已经有了新的自由，正当需要新的节制。不过这第二步怎样走法，我也还说不来，总之觉得不是那些复古的倾向，如古风骚体或多用几个古字之类；反正第二步是跟着第一步走的，真正在那里走的人，各人都会去自己试验出来。所以凡是诚实地做诗的人，无论力量大小，都于新诗的发达上有所供献，有发表的价值，不必问这诗集有几天的寿命。至于小诗的是非，本没有千古不易的定理，诗学书上未曾规定一首诗的长度，起码几行字才算合格；要论好坏，只能以艺术的优劣，或趣味的同异为准。我不能说小诗都是好的，但也不相信小诗这件东西在根本上便要不得，所以那世俗的笼统的诟病只是一种流行的话，不足凭信。
何君的诗如何，要请读者自己去评骘，我们个人的褒贬都是无用的。我只觉得其中有一点，可以提出一说，这便是诗中的乡土气。在好些小篇里，把浙东田村的空气，山歌童谣的精神，表现出来，很有趣味。或者别处的人不能这样明白地感到也未可知，但至少在大江以南的总能够看出来罢。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二日，周作人，在北京。
□1924 年作，1929 年刊“亚东”初版，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读欲海回狂
我读《欲海回狂》的历史真是说来话长。第一次见这本书是在民国元年，在浙江教育司里范古农先生的案头。我坐在范先生的背后，虽然每日望见写着许多墨笔题词的部面，却总不曾起什么好奇心，想借来一看。第二次是三年前的春天，在西城的医院里养病，因为与经典流通处相距不远，便买了些小乘经和杂书来消遣，其中一本是那《欲海回狂》。第三次的因缘是最奇了，去年甘肃杨汉公因高张结婚事件大肆攻击，其中说及某公寄《欲海回狂》与高君，令其忏悔。我想到那些谬人的思想根据或者便在这本善书内，所以想拿出来检查一番，但因别的事情终于搁下了，直到现在才能做到，不过对于前回事件已经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只是略说我的感想罢了。
我常想，做戒淫书的人与做淫书的人都多少有点****狂。这句话当然要为信奉“《安士全书》的人生观”的人们所骂，其实却是真的。即如书中“总劝”一节里的四六文云，“遇娇姿于道左，目注千番；逢丽色干闺帘，肠回百转”，就是艳词，可以放进《游仙窟》里去。平心而论，周安士居士的这部书总可以算是戒淫书中之“白眉”，因为他能够说的彻底。卷一中云，“芙蓉白面，须知带肉骷髅；美貌红妆，不过蒙衣漏厕”，即是他的中心要义，虽然这并非他的新发见，但根据这个来说戒淫总是他的创见了。所以三卷书中最精粹的是中卷“受持篇”里“经要门”以下的几章，而尤以“不净观”
一章为最要。我读了最感趣味的，也便是这一部分。
我要干脆的声明，我是极反对“不净观”的。为什么现在却对于它这样的感着趣味呢？这便因为我觉得“不净观”是古代的性教育。虽然他所走的是倒路，但到底是一种性教育，与懦教之密藏与严禁的办法不同。下卷“决疑论”中云：男女之道，人之大欲存焉。欲火动时，勃然难遏，纵刀锯在前，鼎镬随后，犹图侥幸于万一，若独藉往圣微词，令彼一片淫心冰消雪解，此万万不可得之数也。且夫理之可以劝导世人助扬王化者，莫如因果之说矣；独至淫心乍发，虽目击现在因果，终不能断其爱根，唯有不净二字可以绝之，所谓禁得十分不如淡得一分也。论戒淫者，断以不净观为宗矣。
很能明白的说出它的性质。印度人的思想似乎处处要比中国空灵奇特，所以能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发明一种特殊的性教育，想从根本上除掉爱欲，虽然今日看来原是倒行逆施，但是总值得佩服的了。
现在的性教育的正宗却是“净观”，正是“不净观”的反面。我们真不懂为什么一个人要把自己看做一袋粪，把自己的汗唾精血看的很是污秽？倘若真是这样想，实在应当用一把净火将自身焚化了才对。既然要生存在世间，对于这个肉体当然不能不先是认，此外关于这肉体的现象与需要自然也就不能有什么拒绝。周安士知道人之大欲不是圣贤教训或因果劝戒所能防止，于是想用“不净观”来抵御它：“不净观”虽以生理为本，但是太挠曲了，几乎与事实相背，其结果亦只成为一种教训，务阻塞而非疏通：凡是人欲，如不事疏通而妄去阻塞，终于是不行的。净观的性教育则是认人生，是认生之一切欲求，使人关于两性的事实有正确的知识，再加以高尚的趣味之修养，庶几可以有效。但这疏导的正路只能为顺遂的人生作一种预备，仍不能使人厌弃爱欲，因为这是人生不可能的事。
《欲海回狂》——佛教的“不净观”的通俗教科书——在有常识的人看了是很有趣味的书，但当作劝世的书却是有害的。象杨汉公辈可以不必论矣，即是平常的青年，倘若受了这种禁欲思想的影响，于他的生活上难免种下不好的因，因为性的不净思想是两性关系的最大的敌，而“不净观”实为这种思想的基本。儒教轻蔑女子，还只是根据经验，佛教则根据生理而加以宗教的解释，更为无理，与道教之以女子为鼎器相比，其流弊不相上下。我想尊重出家的和尚，但是见了主张“有生即是错误”而贪恋名利，标榜良知而肆意胡说的居士儒者，不禁发生不快之感，对于他们的圣典也不免怀有反感，这或者是我之所以不能公平的评估这本善书的原因罢。
（十三年二月）
□1924 年2 月16 日刊《晨报副镌》，署名槐寿
□收入《雨天的书》
读京华碧血录
《京华碧血录》是我所见林琴南先生最新刊的小说。我久不读林先生的古文译本，他的所有“创作”却都见过。这本书序上写的是“壬子长至”，但出板在于十二年后，我看见时又在出板后两三个月了。书中写邴生刘女的因缘，不脱才子佳人的旧套。梅儿是一个三从四德的木偶人，倒也算了，邴仲光文武全才，亦儒亦侠，乃是文素臣铁公子一流人物，看了更觉得有点难过。不过我在这里并不想来攻击这书的缺点，因为林先生的著作本是旧派，这些缺点可以说是当然的；现在我所要说的是此书中的好处。
《碧血录》全书五十三章，我所觉得好的是第十九至第廿四这五章记述庚子拳匪在京城杀人的文章。我向来是神经衰弱的，怕听那些凶残的故事，但有时却又病理地想去打听，找些战乱的纪载来看。最初见到的是明季稗史里的《扬州十日记》，其次是李小池的《思痛记》，使我知道清初及洪杨时情形的一斑。《寄园寄所寄》中故事大抵都已忘却，唯张勋战败的那年秋天，伏处寓中，借《知不足斋丛书》消遣，见到《曲洧旧闻》（？）里一条因子巷缘起的传说，还是记得，正如安特来夫的《小人物的自白》里的恶梦，使人长久不得宁贴。关于拳匪的事我也极想知道一点，可惜不易找到，只有在阑陀的《在北京的联军》两卷中看见一部分，但中国的记载终于没有。《驴背集》等书记的大略，没有什么用处。专门研究庚子史实的人当然有些材料，我只是随便看看，所以见闻如此浅陋。林先生在这寥寥十五页里记了好些义和拳的轶事，颇能写出他们的愚蠢与凶残来。外国人的所见自然偏重自己的一方面，中国人又多“家丑不可外扬”的意思，不大愿意记自相残杀的情形。
林先生的思想虽然旧，在这一点上却很明白，他知道拳匪的两样坏处，所以他写的虽然简略，却能抉出这次国民运动的真相来了。
以上是两个月前所写，到了现在，又找了出来，想续写下去，时势却已大变，再要批评拳匪似乎不免有点不稳便，因为他们的义民的称号不久将由国民给他恢复了。本来在现今的世界排外不能算是什么恶德，“以直报怨”
我觉得原是可以的，不过就是盗亦有道，所以排外也自有正当的方法，象凯末尔的击破外敌改组政府的办法即是好例。中国人如图自卫，提倡军国主义，预备练成义勇的军队与外国抵抗，我虽不代为鼓吹，却也还可以赞同，因为这还不失为一种办法。至如拳匪那样，想借符咒的力量灭尽洋人，一面对于本国人大加残杀，终是匪的行为，够不上排外的资格。记心不好的中国人忘了他们残民以逞的事情，只同情于“扶清灭洋”的旗号，于是把他们的名誉逐渐提高，不久恐要在太平天国之上。现在的青年正不妨“卧薪尝胆”地修炼武功，练习机关枪准备对打，发明“死光”准备对照，似大可不必回首去寻大师兄的法宝。我不相信中国会起第二次的义和拳，如帝国主义的狂徒所说；但我觉得精神上的义和拳是可以有的，如没有具体的办法，只在纸上写些“杀妖杀妖”或“赶走直脚鬼”等语聊以快意，即是“口中念念有词”的变相；又对于异己者加以许多“洋狗洋奴”的称号，痛加骂詈，即是搜杀二毛子的老法子；他的结果是于“夷人”并无重大的损害，只落得一场骚扰，使这奄奄一息的中国的元气更加损伤。我不承认若何重大的赔款足以阻止国民正当的自卫抵抗心之发达，但是愚蠢与凶残之一时的横行乃是最酷烈的果报，其贻害于后世者比敌国的任何种惩创尤为重大。我之反对拳匪以此，赞成六年前陈独秀先生的反对拆毁克林德碑与林琴南先生的《碧血录》里的意见者亦以此，——现在陈林二先生的态度，不知有无变化，我则还是如此。
虽然时常有青年说我的意见太是偏激，我自己却觉得很有顽固的倾向，似乎对于林琴南辜汤生诸先生的意思比对于现代青年的还理解得多一点，这足以表明我们的思想已是所谓属于过去的了。但是我又有时觉得现代青年们似乎比我们更多有传统的精神，更是完全的中国人，到底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上边所说的话，我仔细看过，仿佛比他们旧，然而仿佛也比他们新，——其实这正是难怪，因为在这一点上陈独秀林琴南两先生恰巧是同意也。
（甲子四月下旬）
□1924 年6 月2 日刊《晨报副镌》，署名陶然
□收入《雨天的书》
竹林的故事序
冯文炳君的小说是我所喜欢的一种。我不是批评家，不能说他是否水平线以上的文艺作品，也不知道是哪一派的文学，但是我喜欢读他，这就是表示我觉得他好。
我所喜欢的作品有好些种。文艺复兴时代说猥亵话的里昂医生，十八世纪讲刻毒话的爱耳兰神甫，近代做不道德的小说以及活剖人的心灵的法国和瑞典的狂人，……我都喜欢读。不过我不知怎地总是有点“隐逸的”，有时候很想找一点温和的读，正如一个人喜欢在树阴下闲坐，虽然晒太阳也是一件快事。我读冯君的小说便是坐在树阴下的时候。
冯君的小说我并不觉得是逃避现实的。他所描写的不是什么大悲剧大喜剧，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这却正是现实。特别的光明与黑暗固然也是现实之一部，但这尽可以不去写他，倘若自己不曾感到欲写的必要，更不必说如没有这种经验。文学不是实录，乃是一个梦：梦并不是醒生活的复写，然而离开了醒生活梦也就没有了材料，无论所做的是反应的或是满愿的梦。
冯君所写多是乡村的儿女翁媪的事，这便因为他所见的人生是这一部分，——其实这一部分未始不足以代表全体：一个失恋的姑娘之沉默的受苦未必比蓬发薰香，着小蛮靴，胸前挂鸡心宝石的女郎因为相思而长吁短叹，寻死觅活，为不悲哀，或没有意思。将来著者人生的经验逐渐进展，他的艺术也自然会有变化，我们此刻当然应以著者所愿意给我们看的为满足，不好要求他怎样地照我们的意思改作，虽然爱看不爱看是我们的自由。
冯君著作的独立的精神也是我所佩服的一点。他三四年来专心创作，沿着一条路前进，发展他平淡朴讷的作风，这是很可喜的。有弗罗倍耳那样的好先生，别林斯奇那样的好批评家，的确值得也是应该听从的，但在中国哪里有这些人；你要去找他们，他不是叫你拿香泥塑一尊女菩萨，便叫你去数天上的星，结果是筋疲力尽地住手，假如是聪明一点。冯君从中外文学里涵养他的趣味，一面独自走他的路，这虽然寂寞一点，却是最确实的走法，我希望他这样可以走到比此刻的更是独殊的他自己的艺术之大道上去。
这种丛书，向来都是没有别人的序的，但在一年多前我就答应冯君，出小说集时给做一篇序，所以现在不得不写一篇。这只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并不是什么批评。我是认识冯君，并且喜欢他的作品的，所以说的不免有点偏，倘若当作批评去看，那就有点像“戏台里喝彩”式的普通评论，不是我的本意了。
一九二五年九月三十日，于北京。
□1925 年10 月刊《语丝》48 期，署名周作人
□收入《谈龙集》
歌谣与妇女序
歌谣的研究与神话传说一样有好几方面。这都是有长远的历史而现在流传于民间的，所以具有一种特异的性质，即是，他可以说是原始文学的遗迹，也是现代民众文学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从那里去考查馀留着的蛮风古俗，一面也可看出民间儿女的心情，家庭社会中种种情状，作风俗调查的资料。有些有考据癖的朋友，把歌谣传说的抄本堆在书桌上，拉长了面孔一篇篇的推究，要在里边寻出高尚雅洁的文章的祖宗，或是找出吃人妻兽拜树迎蛇等荒唐的迹象，写成一篇文论，于文化史的研究上放一道光明，这是一种办法，是我所极尊重的。或者有人拿去当《诗经》读，说这是上好的情诗，并且看出许多别的好处来，我虽然未必是属于这一派，但觉得这种办法也是别有意思。在这二者之外，或不如说二者之间，还有一种折中的方法，从歌谣这文艺品中看出社会的意义来，实益与趣味两面都能顾到，在中国此刻歌谣研究刚才开始的时候，这类通俗的办法似乎是最为适当而且切要。
刘经庵君所编的《歌谣与妇女》可以说是第三类的代表著作。我知道刘君最初是在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那时他在卫辉，寄来几百首的河北歌谣，都是他自己采集的，后来在燕京大学才和他会见。刘君努力于歌谣采集事业，也并热心于研究，《歌谣与妇女》即是成绩之一。他的办法是聚集各处关于妇女生活的歌谣，分别部类，加以解说，想从这民间风诗中间看出妇女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她们个人身上的苦乐。这是一部歌谣选集，但也是一部妇女生活诗史，可以知道过去和现在的情形——与将来的妇女运动的方向。中国妇女向来不但没有经济政治上的权利，便是个人种种的自由也没有，不能得到男子所有的几分，而男子自己实在也还过着奴隶的生活，至于所谓爱的权利在女子自然更不必说了。但是这种不平不满，事实上虽然还少有人出来抗争，在抒情的歌谣上却是处处无心的流露，翻开书来即可明瞭的看出，就是末后的一种要求我觉得在歌谣唱本里也颇直率的表示着；这是很可注意的事，倘若有人专来研究这一项，我相信也可成就一本很有趣味更是很有意思的著作。
北京大学搜集歌谣已有六七年了，因为没有宣传机关，知道的人很少，寄稿也就不多，到了《歌谣周刊》出后，这才有些成绩。刘君这部书出去，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研究的兴趣，于文化与妇女诸问题外更注目于歌谣，使我们的歌谣传说搜集的事业得些助力，能有较好的成就，那是我最大的喜悦了。
一九二五年十月五日，于北京，周作人记。
□1925 年11 月刊《燕大周刊》82 期，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忆的装订
从春台借了《忆》来看的第二天，便跑到青云阁去买了一本来，因为我很喜欢这本小诗集。现在且来谈谈他的装帧、印刷及纸张。
《忆》的内容我姑且不谈。——或者有人要疑心，这是不是对于著者有点不敬，好像客对主人说“这茶热得好”一样。但是我有我的几种理由。第一，我不会批评，不必说早已不挂牌了；第二，我来夸奖平伯，别人总以为是后台喝采，未必信用。如对于平伯个人表示意见，则“我很喜欢”一句话尽够，他就已能了解我了。因此，我还是来谈装订。
这部诗集的第一点特色是，全部的诗都是著者手写的。我到底不是“问星处”，并不真是想讲相法或笔迹判断，但我觉得著者的图像及笔迹都是很能帮助了解或增加兴趣的东西。以我近来的“车旁军”的见解来讲，我还希望能用木刻才好，倘若现在还有人会刻。石印总是有点浮光掠影，墨色也总是浮薄，好象是一个个地摆在纸上，用手去一摸就要掉下来似的。我对于《忆》也不免觉得这里有点美中不足，虽然比铅印自然要有趣得多了。
第二点特色是，里边有丰子恺君的插画十八幅，这种插画在中国也是不常见的。我当初看见平伯所持画稿，觉得很有点竹久梦二的气味，虽然除另碎插绘外我只见过一本《梦二画集》春之卷。后来见佩弦的文章，大约是丰君《漫画集》的题词吧，显明地说出梦二的影响。日本的漫画由鸟羽僧正（《今昔物语》著者的儿子）开山，经过锹形蕙斋，耳鸟斋，发达到现在。梦二所作除去了讽刺的意味，保留着飘逸的笔致，又特别加上艳冶的情调，所以自成一路，那种大眼睛软腰支的少女恐怕至今还蛊惑住许多人心。德法的罗忒勒克（Lautrec）与海纳（Heine）自然也有他们的精彩，但我总是觉得这些人的挥洒更中我的意。中国有没有这种漫画，我们外行人不能乱说，在我却未曾见到过，因此对于丰君的画不能不感到多大的兴趣了。
第三点特色是，用的中国连史纸。中国人现在对于用纸真太不考究了，仿佛觉得只要是纸便都可以印书，无论是还魂纸或是草纸。有光纸都当做宝贝，更不必说是洋连史，这大约已经要算是EditiondeLuxe（美装本）了。
我想凡平常的书用洋纸铅印，也就够了，好一点的至少非用连史纸不可，或日本的半纸，虽然我也特别喜欢那质朴坚韧的杜仲纸。但那钉法我觉得还不如用中国式的线装为佳，因为原来的绢线结我不知怎的觉得有点像女学生的日记本，——自然这只是我一个人的偏见罢。
总之这诗集的装订都是很好的。小缺点也有，但不关紧要，如全部本文都没有注叶数。
（十五年二月十四日，于沟沿之东）
□1926 年2 月19 日刊《京报副刊》，暑名岂明
□收入《谈虎集》
扬鞭集序
半农的诗集将要出版了，我不得不给他做一篇小序。这并不是说我要批评半农的诗，或是介绍一下子。我不是什么评衡家，怎么能批评，我的批评又怎能当作介绍，半农的诗的好处自有诗在那里作证。这是我与半农的老交情，使我不得不写几句闲话，替他的诗集做序。
我与半农是《新青年》上做诗的老朋友，是的，我们也发谬论，说废话，但做诗的兴致却也的确不弱，《新青年》上总是三日两头的有诗，半农到欧洲去后也还时常寄诗来给我看，那时做新诗的人实在不少，但据我看来，容我不客气地说，只有两个人具有诗人的天分，一个是尹默，一个就是半农。
尹默早就不做新诗了，把他的诗情移在别的形式上表现，一部《秋明集》里的诗词即是最好的证据。尹默觉得新兴的口语与散文格调，不很能亲密地与他的情调相合，于是转了方向去运用文言。但他是驾御得住文言的，所以文言还是听他的话，他的诗词还是现代的新诗，他的外表之所以与普通的新诗稍有不同者，我想实在只是由于内含的气分略有差异的缘故。半农则十年来只做新诗，进境很是明瞭，这因为半农驾御得住口语，所以有这样的成功，大家只须看《扬鞭集》便可以知道这个事实。天下多诗人，我不想来肆口抑扬，不过就我所熟知的《新青年》时代的新作家说来，上边所说的话我相信是大抵确实的了。
我想新诗总是要发达下去的。中国的诗向来模仿束缚得太过了，当然不免发生剧变，自由与豪华的确是新的发展上重要的原素，新诗的趋向所以可以说是很不错的。我不是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的信徒，但相信传统之力是不可轻侮的。坏的传统思想，自然很多，我们应当想法除去他。超越善恶而又无可排除的传统，却也未必少，如因了汉字而生的种种修辞方法，在我们用了汉字写东西的时候总摆脱不掉的。我觉得新诗的成就上有一种趋势恐怕很是重要，这便是一种融化。不瞒大家说，新诗本来也是从模仿来的，他的进化是在于模仿与独创之消长。近来中国的诗似乎有渐近于独创的模样，这就是我所谓的融化。自由之中自有节制，豪华之中实含清涩，把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因了外来影响而益美化，不可只披上一件呢外套就了事。这或者是我个人的偏见也未可知，我总觉得艺术这样东西虽是一种奢侈品，但给予时常是很吝啬的，至少也决不浪费。向来的新诗恐怕有点太浪费了，在我这样旧人——是的，我知道自己是很旧的人，有好些中国的艺术及思想上的传统占据着我的心，——看来，觉得不很满意。现在因了经验而知稼穑之艰难，这不能不说是文艺界的一个进步了。
新诗的手法，我不很佩服白描，也不喜欢唠叨的叙事，不必说唠叨的说理，我只认抒情是诗的本分，而写法则觉得所谓“兴”最有意思，用新名词来讲或可以说是象征。让我说一句陈腐话，象征是诗的最新的写法，但也是最旧，在中国也“古已有之”。我们上观《国风》，下察民谣，便可以知道中国的诗多用兴体，较赋与比要更普通而成就亦更好。譬如《桃之夭夭》一诗，既未必是将桃子去比新娘子，也不是指定桃花开时或是种桃子的家里有女儿出嫁，实在只因桃花的浓艳的气分与婚姻有点共通的地方，所以用来起兴，但起兴云者并不是陪衬，乃是也在发表正意，不过用别一说法罢了。中国的文学革命是古典主义（不是拟古主义）的影响，一切作品都像是一个玻璃球，晶莹透澈得太厉害了，没有一点儿朦胧，因此也似乎缺少了一种馀香与回味。正当的道路恐怕还是浪漫主义——凡诗差不多无不是浪漫主义的，而象征实在是其精意。这是外国的新潮流，同时也是中国的旧手法；新诗如往这一路去，融合便可成功，真正的中国新诗也就可以产生出来了。
我对于中国新诗曾摇旗呐喊过，不过自己一无成就，近年早已歇业，不再动笔了，但暇时也还想到，略有一点意见，现在乘便写出，当作序文的材料，请半农加以指教。
民国十五年五月三十日，于北京。
□1926 年6 月刊《语丝》82 期，署名周作人
□收入《谈龙集》
南开中学的性教育
鸿举先生：
承你告诉我们南开中学性教育的实况，那是我所最喜欢听的。不过我也有一件新闻报告给先生，恐怕像先生那样长久住在南开里边的人所不会知道的。南开中学办公文给京津警察厅，要求禁止《性史》《情书一束》等五种“淫书”，现在天津的一位书店老板已请进拘留所，京津的该“淫书”均由警察没收了。这件事是决没有“错误”，请先生可以相信，但不知先生“对于这种方法是表示赞成的”不是？我没有到过南开，当然不好乱说，但据上边的事实看来，似乎南开中学对于学生的性知识这一个重大问题上，除了“一切禁止”别无什么办法。禁止学生看或者是不得已，叫警察禁止发卖，没收书籍，这是怎么的呢？一个中学（无论是怎样特别的中学）哪里来的这样威权，可以检阅禁止各种刊行物？我并非该项“淫书”的著作或编订者，用不着来替它疏解，我只觉得这种用一张名片送人到知县衙门去打屁股的办法，总不是教育界所应有的。如果出版应当监督，该管衙门岂不多得是？他们的检阅课自会来行使职权，何劳管训育的来代庖？但是在中国，这个年头儿那里讲得到这个呢！至于《语丝》，的确承南开当局的情还没有禁，因为我还未被传到区里去问话，要办我登载《大家的闲话》之罪，实在感激非浅。承称赞《语丝》的对于旧势力能加以攻击，这个又是惶恐异常。我们在这个年头儿哪里好说话，要谈政治则有邵、林前车之鉴，讲什么教育方面呢，以前略谈章士钊陈源，便得罪了“正人君子”，有“《现代评论》主角”唐有王指我们为某党，几乎拿名片送往知县衙门，真是危险百分。倘若登载关于学校的闲话也有危险，那么这也只好不说了。这一点是要请《语丝》的爱读者预先原谅的。九月十九日，岂明。
□1926 年9 月25 日刊《语丝》第98 期，暑名岂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南开与淫书
这五种“淫书”除《夫妇之性的生活》外，我大抵都曾经看过，觉得并没有什么。据“他们”说，我已经“老”了，头脑呢我自己也觉得很有点旧而顽固，但是我不觉得这些书的害甚于洪水猛兽。老实说，我并不因为认识张竞生章衣萍诸君而想替他们辩解，我不说这些书于科学上或文学上有怎么大的价值，我也不想拿去给自家的或友人家的子女读，然而我也不觉得怎么可怕，自然更没有“查封”之必要。假如我的子女在看这些书，我恐怕也要干涉，不过我只想替他们指出这些书中的缺点与错谬，引导他们去读更精确的关于性知识的书籍，未必失色发抖，一把夺去“淫书”，再加上几个栗暴在头上。“不啻洪水猛兽”的祸害天下尽有，但男女之性的恶癖以至过失，还不能算在里边。天下最可怕者只是发疯，这里有文呆与武呆之分，武呆是杀掠****之类，文呆是礼教吃人。章士钊柄政的时候，贡谀说诳，大言整顿学风，北京的五私大以及天津的某大都响应他，恭维他，这虽然够不上说是洪水猛兽，也就堕落得够了。在“职司教育，责任所在”的南开学校见了这种情形，本来就应该“不得已惟有……即日将该铺查封，以清卑鄙之源，俾多数青年不致触目，受无穷引诱”才是，只可惜那时该校似乎不曾有这样仗义执言的举动。关于南开学校里边的事情我不能说什么，因为我不知道。
十五年九月三十里，岂明。
□1926 年10 月9 日刊《语丝》100 期，署名岂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髪鬚爪序
我是一个嗜好颇多的人。假如有这力量，不但是书籍，就是古董也很想买，无论金，石，瓷，瓦，我都是很喜欢的。现在，除了从旧货摊收来的一块“凤皇砖”，一面“石十五郎镜”和一个“龟鹤齐寿”的钱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只好翻弄几本新旧书籍，聊以消遣，而这书籍又是如此的杂乱的。
我也喜看小说，但有时候又不喜欢看了，想找一本讲昆虫或是讲野蛮人的书来看，简直是一点儿统系都没有。但是有一样东西，我总是喜欢，没有厌弃过，而且似乎足以统一我的凌乱的趣味的，那便是神话。我最初所译的小说是哈葛德与安度阑合著的《红星逸史》（TheWorlds'DesirebyH.R.HaggardandAn-drewLang），一半是受了林译《哈氏丛书》的影响，一半是阑氏著作的影响。我在东京的书店买到了《银丛书》（TheSilverLibrary）中的《习俗与神话》（GustomandMyth）《神话仪式与宗教》（Myth，RitualandReligion）等书，略知道人类学派的神话解释，对于神话感得很深的趣味，二十年来没有改变。我不能说什么是我的职业，虽然现在是在教书，但我可以说我的趣味是在于希腊神话，因为希腊的是世界的最美的神话。我有时想读一篇牧歌，有时想知道蜘蛛的结婚，实在就只是在圈子里乱走，我似乎也还未走出这个圈子。
我看神话或神话学全是为娱乐，并不是什么专门的研究。但有时也未尝没有野心，想一二年内自己译一部希腊神话，同时又希望有人能够编译或著述一部讲文化或只是宗教道德起源发达的略史。我平常翻开芬兰威斯忒玛耳克（E.Westermarck）教授那部讲道德观念变迁的大著，总对他肃然起敬，心想这于人类思想的解放上如何有功，真可以称是一部“善书”。在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中国，实在切需这类著作，即使是一小册也好。能够有人来做，表示道德是并非不变的，打破一点天经地义的迷梦，有益于人心世道实非浅鲜。我以前把这件事托付在研究社会学的朋友身上，茬苒十年，杳无希望，因为那些社会学者似乎都是弄社会政策的，只注意现代，于历史的研究大抵不着重的。这件事好像是切望中国赶快成为一个像样的民主国，急切不能成功，本来也是难怪的，虽然也难免略略地失望。但是这两年来，绍原和我玩弄一点笔墨游戏，起手发表《礼部文件》，当初只是说“闲话”，后来却弄假成真，绍原的《礼部文件》逐渐成为礼教之研究，与我所期望于社会学家的东西简直是殊途而同归，这实在是很可喜的。我现在所要计划的是，在绍原发刊他的第几卷的论文集时，我应当动手翻译我的希腊神话。
绍原是专攻宗教学的。我当绍原在北京大学时就认识他。有一天下课的时候，绍原走来问我日本的什么是什么东西，领我到图书馆阅览室，找出一本叫做《亚细亚》的英文月报翻给我看，原来是什么人译的几首“Dodoitsu”，日本人用汉字写作“都都逸”，是近代的一种俗歌。我自己是喜欢都都逸的，却未必一定劝别人也会硬读。但是绍原那种探查都都逸的好奇与好事，我觉得是很可贵的，可以说这就是所以成就那种研究的原因，否则别人剃胡须，咬指甲，干他什么事，值得这样注意呢。绍原学了宗教学，并不信那一种宗教，虽然有些人颇以为奇，（他们以为宗教学者即教徒，）其实正是当然的，而且因此也使他更适宜于做研究礼教的工作，得到公平的结论。绍原的文章，又是大家知道的，不知怎地能够把谨严与游戏混和得那样好，另有一种独特的风致，拿来讨论学术上的问题，不觉得一点儿沉闷。因为这些缘故，我相信绍原的研究论文的发刊一定是很成功的。有人对于古史表示怀疑，给予中国学术界以好些激刺，绍原的书当有更大的影响：因为我觉得绍原的研究于阐明好些中国礼教之迷信的起源，有益于学术以外，还能给予青年一种重大的暗示，养成明白的头脑，以反抗现代的复古的反动，有更为实际的功用。
我以前曾劝告青年可以拿一本文法或几何与爱人共读，作为暑假的消遣，现在同样的毫不踌蹰地加添这一小本关于髪鬚爪的迷信——礼教之研究的第一卷，作为青年必读书之一，依照了我个人的嗜好。
民国十五年十一月一日，于北京苦雨斋。
□1926 年11 月刊《语丝》105 期，署名周作人
□收入《谈龙集》
潮州畲歌集序
民国三年一月我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上发过这样的一个启事：
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料。即大人读之，如闻天籁，起怀旧之思，儿时钓游故地，风雨异时，朋侪之嬉戏，母姊之话言，犹景象宛在，颜色可亲，亦一乐也。第兹事体繁重，非一人才力所能及，尚希当世方闻之士，举其所知，曲赐教益，得以有成，实为大幸。
我预定一年为征集期，但是到了年底，一总只收到一件投稿！在那时候大家还不注意到这些东西，成绩不好也是不足怪的，我自己只得独力搜集，就所见闻陆续抄下，共得儿歌二百章左右，草稿至今还放在抽屉里。六年四月到北京来，北京大学的朋友开始征集歌谣，我也跟着帮忙，因为懒惰，终于没有把自己的草稿整理好，但因了刘半农、常维钧诸君的努力，这个运动很有发展，征集成绩既佳，个人辑录的地方歌谣集也有好几种完成了，如顾颉刚、常维钧、刘经庵、白启明、钟敬文诸君所编的都是，这部林培庐君的《畲歌集》乃是其中最新出的一种。
歌谣是民族的文学。这是一民族之非意识的而是全心的表现，但是非到个人意识与民族意识同样发达的时代不能得着完全的理解与尊重。中国现在是这个时候么？或者是的，或者不是。中国的革命尚未成功，至今还在进行，论理应该是民族自觉的时代；但是中国所缺少的，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虽然尽有利己的本能，所以真正的国家主义不会发生，文艺上也可以虚空地提倡着民众文学，而实际上国民文学是毫无希望。在这个年头儿，社会上充满着时新，正如忽而颓废，忽而血泪一般，也会忽而歌谣地欢迎起来，但那是靠不住的，不但要改变，而且不是真的鉴赏。搜集歌谣的人此刻不能多望报酬，只好当作他的嗜好或趣味的工作，孤独地独自进行，又或如打着小鼓收买故旧的人，从尘土中挑选出“鸡零狗碎”的物件，陈列在摊上，以供识货者之拣择，——倘若卖不去，便永久留在店头做做装饰也好。关于这一点，大抵现在搜集歌谣的人都有了觉悟，我所认识的几位中间十九如此，差不多是悃愊无华，专心一意地做这件事，而林君之坚苦卓绝尤为可以佩服。不过在现今这个忙碌的世界上，我虽然佩服林君的苦功，承认这部歌集的有价值，却不能保证，至少在这圣道战争的几年里，这能够怎样为国人所懂得，——虽然于将来的学术文艺界上的供献总是存在的。
中华民国十六年四月三日，于北京记。
□1927 年4 月刊《语丝》126 期，署名岂明
□收入《谈龙集》
读性的崇拜
性的崇拜之研究给我们的好处平常有两种。其一是说明宗教的起源，生物最大的问题是自己以及种族之保存，这种本能在原始时代便猛烈地表现在宗教上，而以性之具体或抽象的崇拜为中心，逐渐变化而成为各时代的宗教。
普通讲性的崇拜的书大抵都注重这一点，但他有更重大的第二种好处，这便是间接地使我们知道在一切文化上性的意义是如何重要。性的迷信造成那种庄严的崇拜，也就是这性的迷信造成现在还存留着的凶狠的礼教，把女子看作天使或是恶魔都是一种感情的作用，我们只要了解性的崇拜的意思，自可举一反三，明瞭礼法之萨满教的本义了。我们宗教学的门外汉对于性的崇拜之研究觉得有趣味，有实益，可以介绍的理由：差不多就在这一点上。
张东民先生的《性的崇拜》读过一遍，觉得颇有意思。我尝想这种著作最好是译述，即如我从前看过的芝加哥医学书局出板诃华德所著的一本，虽然是三十年前的旧作，倒很是简要可读。张先生的书中第三四五这三章声明是取材于瓦尔的著作，材料颇富，但是首尾两篇里的议论有些还可斟酌，未免是美中不足。如第五页上说，“所以古人有言道：“人之初，性本善，’这明明是说人在原初的时代，对于性之种种，本皆以为善良的。”著者虽在下文力说性质性情都脱不了性的现象之关系，以为这性字就是性交之性，其实这很明瞭地是不对的：我们姑且不论两性字样是从日本来的新名词，严几道的《英文汉诂》上还称曰男体女体，即使是宋代已有这用法，我们也决不能相信那《三字经》的著者会有卢梭似的思想。这样的解释法，正如梁任公改点《论语》，把那两句非民治思想的话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未始不很新颖，但去事实却仍是很远的了。又第六十四页上有这一节话：
唯自然之律，古今一样，他们既滥用了性交的行为，自该受相当的惩罚，于是疾病流行了，罪恶产生了。为防弊杜乱起见，一辈强有力者便宣布了种种禁令：“不许奸淫”，“不许偷盗”，不许这样，不许那样，……而从这些消极的禁令式的规条中，伦理和道德等制度便渐渐演成了。
关于这种制度的演成，我因为不很知道不能批评，但两性关系上的有些限制我却相信未必是这样演成的，这与其说因了“滥用”性的崇拜而发生，还不如说是根据性的崇拜之道理而造成的较为适合。我们对于性的崇拜常有一种误解，以为这崇拜与后代的宗教礼拜相差不远，其实很不一样。弗洛伊德在《图腾与太步》（勉强意译为族徽与禁制）中说及太步的意义，谓现代文明国人已没有这个观念，只有罗马的Sacer 与希腊的Hagios 二字略可比拟，这都训作神圣，但在原始时代这又兼有不净义，二者混在一处不可分开，大约与现代“危险”的观念有点相象，北京电杆上曾有一种揭示，文曰“摸一下可就死了！”这稍有点儿太步的意味。性的崇拜也就这么一件东西。因为它是如此神异的，所以有不可思议的功用与影响。“马蹄铁”可以辟邪，行经的妇人也就会使酒变酸；夫妇宿田间能使五谷繁茂，男女野合也就要使年成歉收：这道理原是一贯的，虽然结果好坏不同。我说“不许奸淫”不是禁止滥用性的崇拜，乃是适用性的崇拜之原理而制定的，即是为此。我们希望于性的崇拜之研究以外，还有讲性道德与婚姻制度的变迁的历史等书出来，但我也希望这是以译述为宜。又德人H.Fehlinger 的小册《原始民族的性生活》等亦甚有益，很有可以使我们的道学家反省的地方。
（一九二七年八月）
□1927 年9 月刊《语丝》147 期，署名岂明
□收入《谈龙集》
医学周刊集序
古代的医术与宗教是混在一起的，中国统称巫医，至今还称医卜星相，古希腊也是如此。Pharmakeia 一字可以作医术讲，也就是法术（Magic）的名称，这正与化学和炼金术，天文学和占星术是同样的关系。古人同野蛮人一样，对于自然及人生的变化感到极大的惊异，但不明隙其间的物质的因果关系，所以一切推原于超自然之神力，生老病死是人生最大的难题，就当然地第一加上了宗教的解释。德国马格奴斯博士（Dr.HugoMagnus）在所著《医学上的迷信》一书里把这些事情说的很明白，他以为在科学未发生以前这可以说是当然，但如在医学成立，知道生理及病理的现象均由于自然之因累，与鬼神无关，那时还要宗教或法术的治疗，这就成为十足的迷信了。西方医术自公历前五世纪中希腊希坡克拉德斯（Hippokratēs）出世，成立学术的基础，昔日宗教的疗法退居于迷信的地位，经过二千馀年的演进，论理本应渐就消灭了，但是事实却不尽然，正如原书序上所说，“荒唐的迷信至今还是存在，二十世纪亦将以此大受将来的非难。”至于中国，这本是希奇古怪的地方，在古今的艺术家哲学家中间确有些很高明的思想，但一方面乌烟瘴气的迷信也很不少，没有正统的教会的监督，没有正式的祭师的指导，却自能流传蔓延，人生的一切活动几乎无一不受其影响，医术也自然不在例外，而且这些迷信的分布并不限于民间，即智识阶级亦在其内，尤可异者则中国医师本身也还不能脱去这种迷信，或者更进一步而为医学上的迷信之宣传者，则显然是巫医合一了。友人疑古玄同君藏有中医小册子数种，都是这类的宣传品，我只见《存粹医话》卷四，有陆晋签医士著《论人身上生雉雀蝙蝠蛤蛇龟鳖等种物》一文，以为“人身而生动物，似乎奇异，实不足奇”，未云，“凡此皆明乎五行之气化者始得知之，若不讲五行，不究气化，徒沾沾于某方某药治某病，是形而下者谓之艺，目之曰医术则可，形而上者谓之道，名之曰医道则不可。”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明中国的医学没有脱离迷信的把握，而且医生自己还是一个术士。我们若是冷淡地看，说随他去也罢，反正不过少医活几个人，未始不讲得过去；但事实没有这样简单，——像这最能实证的生理及病理的学术方面还容留得下迷信，别的方面可想而知，政治道德以及一切人生活动自然也为迷信所主宰，社会上蛮风的复活或遗留又是当然的了，这实在是不容轻轻地看过的事。提倡科学，破除迷信，这句老生常谈实在是救国条陈里的最要的一条。丙寅医学社诸君发行《医学周刊》，我在《世界日报》上常常见到，虽然对于医学全然是个外行，却觉得这个意思很好，可以说是于世道人心大有益处，因为这与我的救国条陈颇有点相合。
我常见医家门口有一块匾，文曰“是乃仁术”，心想这倒很可以拿来题在周刊上面，因为他不但是疗治去求诊的人的疾病，还想疗治一般自以为无病的人的呆病。这回《医学周刊》将汇印成书，叫我题几个字，但是我不好意思真写一块匾送过去，所以只好撰了这几句闲话，聊以塞责云尔。
中华民国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北京。
1927 年作，1929 年刊“北新”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永日集》
爱的艺术之不良
三月十八九日北京《世界日报》“明珠”栏所载云召先生的《小说话》中有一节文章，是论“不良小说”的，其中有这几句话：最近禁止的十一种不良小说，禁止是都值得禁止的；现在我把我所知道关于这几本书的大概，来谈一谈。
《爱的艺术》……这三种都是研究****的书籍。《爱的艺术》是外人蔼里斯著的，有北新书局的翻译本，但卖完后在北京未再翻印，市上普通见的乃是冒充上海光华书局而实是翻印北新的本子。总之，此三书便是好书也该禁止；况且在性教育尚未确定的中国，这些非科学式的科学书是应该禁止发售的。
云召先生使我能够知道最近禁止十一种不良小说的事情以及这些书的名
目，这是我所感谢的，但他的对于《爱的艺术》的批语未免有点不对。《爱的艺术》是《性的心理之研究》第六卷里的一章，该“研究”在学术上的地位世间已有定评，现在却还称之曰非科学式，不知要怎样才能算作科学式呢？
蔼里斯的这部书在“文明”国半开化国到处都碰钉子：英国既禁止于先，日本则把它的译本阉割得不成样子，译出一部分到中国，又被官厅认作不良小说，读者斥为非科学式，真可谓命苦了。但是，我们替它辩白有什么用呢？
即使辩明白了，蔼里斯实是学者，这部研究实是科学书，也岂能救它免于禁止么？”便是好书也该禁止”，说得十分干脆。千不是，万不是，都是做书的不是，谁叫他写出这种违反圣道的东西来，又输入这礼教之邦，以败坏我风化，“非所宜也，大不敬”，不被禁止何待乎？
□1928 年4 月刊《语丝》4 卷16 期，署名岂明
□收入《永日集》
杂拌儿跋
北京风俗于过年时候多吃杂拌儿，平伯取以名其文集。杂拌儿系一种什锦干果，故乡亦有之，称曰梅什儿，唯繁简稍不同，梅什儿虽以梅名，实际却以糖煮染红的茭白片和紫苏为主，半梅之类乃如晨星之寥落，不似杂拌儿之自瓜子以至什么果膏各种都有也。平伯借它来做文集的名字，大约是取它杂的意思，集内三十二篇文章，确有五分之一的样子是有考据性质的，但是，正如瓜子以至果膏究竟还是同样的茶食，这些文章也与别的抒情小品一样是文学的作品。平伯所写的文章自具有一种独特的风致。——喔，在这个年头儿大家都在检举******之际，说起风致以及趣味之类恐怕很有点违碍，因为这都与“有闲”相近。可是，这也没有什么法儿，我要说诚实话，便不得不这么说。我觉得还应该加添一句：这风致是属于中国文学的，是那样地旧而又这样地新。
我以前在重刊本《梦忆》序上曾经说过：“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虽然在文学发达的程途上复兴与革命是同一样的进展。在理学与古文没有全盛的时候，抒情的散文也已得到相当的长发，不过在学士大夫眼中自然也不很看得起。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抗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唐宋文人也作过些性灵流露的散文，只是大都自认为文章游戏，到了要做“正经”文章时便又照着规矩去做古文；明清时代也是如此，但是明代的文艺美术比较地稍有活气，文学上颇有革新的气象，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它为浅率空疏，实际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其价值在竟陵派之上。
以前的文人对于著作的态度，可以说是二元的，而他们则是一元的，在这一点上与现代写文章的人正是一致。现在的人无论写什么都用白话文，也就是统一的一例，与庚子前后的新党在《爱国白话报》上用白话，自己的名山事业非用古文不可的绝不相同了。以前的人以为文是“以载道”的东西，但此外另有一种文章却是可以写了来消遣的；现在则又把它统一了，去写或读可以说本于消遣，但同时也就是传了道了，或是闻了道。除了还是想要去以载道的老少同志以外，我想现在的人的文学意见大抵是这样，这也可以说是与明代的新文学家的意思相差不远的。
在这个情形之下，现代的文学——现在只就散文说——与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虽然并没有去模仿，或者也还很少有人去读明文，又因时代的关系在文字上很有欧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显的改变。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我读平伯的文章，常想起这些话来，现在便拿来写在后边，算作一篇题记。久病初起，胡涂的头脑更加胡涂，有些话说的不得要领，愿平伯勿笑也。
民国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周作人，于北京。
□1928 年作，1929 年刊“北新”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永日集》
桃园跋
议论人家的事情很不容易，但假如这是较为熟识的人，那么这事更不容易，有如议论自己的事情一样，不知怎么说才得要领。《桃园》的著者可以算是我的老友之一，虽然我们相识的年数并不太多，只是谈论的时候却也不少，所以思想上总有若干相互的了解。然而要问废名君的意见到底是如何，我就觉得不能够简单地说出。从意见的异同上说，废名君似很赞同我所引的说蔼理斯是叛徒与隐逸合一的话。他现在隐居于西郊农家，但谈到有些问题他的思想似乎比我更为激烈；废名君很佩服狭斯比亚，我则对于这个大戏曲家纯是外行，正如对于戏曲一样。废名君是诗人，虽然是做着小说；我的头脑是散文的，唯物的。我所能说的大略就是这一点。
但是我颇喜欢废名君的小说，这在《竹林的故事》的序上已经说过。我所喜欢的第一是这里面的文章。《笑府》载乡人喝松萝泉水茶称赞茶热得好，我这句话或者似乎有同样的可笑。“然而不然”，文艺之美，据我想形式与内容要各占一半。近来创作不大讲究文章，也是新文学的一个缺陷。的确，文坛上也有做得流畅或华丽的文章的小说家，但废名君那样简炼的却很不多见。在《桃园》中随便举一个例，如三十六页上云：铁里渣在学园公寓门口买花生吃。
程厚坤回家。
达材想了一想，去送厚坤？——已经走到了门口。
达材如入五里雾中，手足无所措，——当然只有望着厚坤喊。……
这是很特别的，简洁而有力的写法，虽然有时候会被人说是晦涩。这种文体于小说描写是否唯一适宜我也不能说，但在我的喜含蓄的古典趣味（又是趣味！）上觉得这是一种很有意味的文章。其次，废名君的小说里的人物也是颇可爱的。这里边常出现的是老人，少女与小孩。这些人与其说是本然的，无宁说是当然的人物；这不是著者所见闻的实人世的，而是所梦想的幻景的写像，特别是长篇《无题》中的小儿女，似乎尤其是著者所心爱，那样慈爱地写出来，仍然充满人情，却几乎有点神光了。年青的时候读日本铃木三重吉的《千代纸》中几篇小说，我看见所写的幻想的少女，也曾感到仿佛的爱好。在《桃园》里有些小说较为特殊，与著者平常的作品有点不同，但是，就是在这里，例如张先生与秦达材，他们即使不讨人家的喜欢，也总不招人家的反感，无论言行怎么滑稽，他们的身边总围绕着悲哀的空气。废名君小说中的人物，不论老的少的，村的俏的，都在这一种空气中行动，好像是在黄昏天气，这时候朦胧暮色之中一切生物无生物都消失在里面，都觉得互相亲近，互相和解。在这一点上废名君的隐逸性似乎是很占了势力。
说了好些话终于是不得要领。这也没法，也不要紧，我在上边已经说过，这是不会得要领的。而且我本来不是来批评《桃园》和废名君，不过因为曾经对废名君说给他在《桃园》后面写一篇小文，现在写这一篇送给他以了旧欠罢了。
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于北平市，岂明。
□1928 年作，1929 年刊“北新”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永日集》
燕知草跋
小时候读书不知有序，每部书总从目录后面第一页看起。后来年纪稍长，读外国书知道索引之必要与导言之有益，对于中国的序跋也感到兴趣。桐城派的文章固然无聊，只要他说得出道理来，那也就值得看，譬如吴挚甫的《天演论》序与林琴南的“哈氏丛书”诸序，虽然有好些谬语，却是颇有意思。
因为我喜欢读序，所以也就有点喜欢写序；不过，序实在不好做，于是改而写跋。
做序是批评的工作，他须得切要地抓住了这书和人的特点，在不过分的夸扬里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才算是成功，跋则只是整个读过之后随感地写出一点印象，所以较为容易了。但是话虽如此，我却恐怕连这个也弄不好。平伯的这些文章，我都是一篇篇地读过的，大部分还是原稿，只有三两篇是从印本上看来，可是现在回想整个的印象，实在有点儿迷糊了。我觉得里边的文字都是写杭州的，这个证以佩弦的序言可以知道是不错。可惜我与杭州没有很深的情分，十四五岁曾经住过两个年头，虽然因了幼稚的心的感动，提起塔儿头与清波门都还感到一种亲近，本来很是嫌憎的杭州话也并不觉得怎么讨厌，但那时环境总是太暗淡了，后来想起时常是从花牌楼到杭州府的一条路，发见自己在这中间，一个身服父亲的重丧的小孩隔日去探望在监的祖父。我每想到杭州，常不免感到些忧郁。但是，我总还是颇有乡曲之见的人，对于浙江的事物很有点好奇心，特别是杭州——我所不愿多想的杭州的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却很愿意听，有如听人家说失却的情人的行踪与近状，能够得到一种寂寞的悦乐。《燕知草》对于我理应有此一种给予，然而平伯所写的杭州还是平伯多而杭州少，所以就是由我看来也仍充满着温暖的色彩与空气。
我平常称平伯为近来的一派新散文的代表，是最有文字意味的一种，这类文章在《燕知草》中特别地多。我也看见有些纯粹口语体的文章，在受过新式中学教育的学生手里写得很是细腻流丽，觉得有造成新文体的可能，使小说戏剧有一种新发展，但是在论文——不，或者不如说小品文，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有人称他为“絮语”过的那种散文上，我想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我说雅，这只是说自然、大方的风度，并不要禁忌什么字句，或者装出乡绅的架子。平伯的文章便多有这些雅致，这又就是他近于明朝人的地方，不过我们要知道，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有些人终于做了忠臣，如王谑庵到复马士英的时候便有“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的话，大多数的真正文人的反礼教的态度也很显然，这个统系我相信到了李笠翁、袁子才还没有全绝，虽然他们已都变成了清客了。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而现在中国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样子，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这原是无足怪的。我常想，文学即是不革命，能革命就不必需要文学及其他种种艺术或宗教，因为他已有了他的世界了；接着吻的嘴不再要唱歌，这理由正是一致。但是，假如征服了政治的世界，而在别的方面还有不满，那么当然还有要到艺术世界里去的时候，拿破仑在军营中带着《维特的烦恼》可以算作一例。文学所以虽是不革命，却很有他的存在的权利与必要。——从《燕知草》说到明朝，又从明朝说到革命，这个野马跑得太远了，实在我只想说明，文学是不革命，然而原来是反抗的：这在明朝小品文是如此，在现代的新散文亦是如此。平伯这部小集是现今散文一派的代表，可以与张宗子的《文秕》（刻本改名《琅嬛文集》）相比，各占一个时代的地位，所不同者只是平伯年纪尚青，《燕知草》的分量也较少耳。
中华民国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于北平市。
□1928 年作，1929 年刊“北新”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永日集》
大黑狼的故事序
这还是民国十四年的秋天，谷万川君初次和我谈起大黑狼的故事，我记得还有一篇消息登在第五十二期的《语丝》上。在那时候，大约万川是“少不更事”，我却有点老朽了，所以在“这个年头儿”还是很高兴地谈那些不革命的大黑狼，他记录出来寄给我看的这一类民间故事现在已经忘记有若干篇，总之在我书桌的抽屉内是有了一大叠。有一回，总是奉鲁军祝贺攻下南口的时分罢，万川从望都寄来二十个新鲜鸡蛋，虽然放在木屑里包装得很好，到得从邮局取来的时候，几乎都磕破了，剩下一两个完全的也已经变坏了。
这件事我至今还很清楚地记得，可是这其间隔了两年的光阴，有许多许多的事情都已变了样子了。
不久万川到南方去革命，好久没有信息，不知道他革出什么来了没有。
后来得知他回到上海。看他几次的来信，似乎他对于革命已没有多大兴致，可是对于他那老朋友大黑狼也未必还有趣味去奉访它了。这原是很不错的。
文学本来是不革命，便是民间文学也是如此，我们如要替他辩护，文学至少也总不就是革命。革命假如是雅片，文学好比是“亚支奶”罢？正如有钱有势的人大胆地抽大烟一样，有血气的青年对于现代感到不满，也就挺身而起，冒危险，拚性命，去实行革命，决不坐在家里叹息诅咒，聊以出他胸头的一口闷气。只有那些骨瘦如柴，手无缚鸡之力的乏汉，瘫痪似地坐在书桌前面，把他满腔的鸟气吐在格子纸上，免得日后成鼓胀病，有如上瘾的穷朋友只能每顿吞点亚支奶，这虽是不像样，却也是没有法的。有人说得好，凡是匿名揭帖，或登广告，发传单，说某人怎样欺侮他的，大抵是吃了亏，没有力量反抗或报复，虽不甘心却终于只好忍受的人，他的这种揭帖等便是表明他的无能为的态度，表明他是将忍受了，只要让他嚷这一回。要咬的狗是不则声的，叫着的却是自己在害怕。在现代乱世青年只有两条出路，强的冲上前去，做个人类进化的“见证”（Martyr），弱的退下来，叹息诅咒，以终天年，兼以传种，——此外，自然还有做官发财之一法，不过这一路的人已经很多，不必再来引导，省得将来更要僧多粥薄。现在虽然听说有很巧的方法，即是以文学代革命，犹如从前随营的朱墨文案也可以算作“军功”得保举，但我觉得总未免太取巧一点儿，似乎不大好。英国的摆伦（Byron），匈加利的斐德飞（Petofi），那确实不愧为革命诗人，很有砭顽起懦的力量，可是摆伦终于卒于密所隆吉军次，斐德飞死在绥该思伐耳的战场上，他们毕究还是革命英雄，他们的文学乃只是战壕内的即兴，和文士们的摇瘦拳头是不很相同的。——不知怎的话又说远了，现在再来谈万川的事罢。他去革了一阵子的命，现在不再干这个玩意儿了，因为革命已经成了功，而同时他对于文学似乎又变了冷淡了。我说这是不错的，因为吃得起大土的人那里要什么亚支奶，然而等到这烟灯烟枪都收了摊，而还不肯屈尊来吞服一点代替品，那么这是有点危险性的，正如瘾发时之要涕泪横流的。本来能革命的自然最好还是革命，无如现今革命已经截止，而且我又是不革命的人，不能自己浸在温泉里却用传声筒发命令，叫大众快步走，冲锋！所以对于万川还只好照着自己的例劝他回转来弄那不革命的文学。我这样说，列位切莫误会以为我自己自认是在弄文学，这个我早已不敢弄了，我现在只是不革命罢了，——我至今还想整理中国猥亵的歇谣，这个我恐怕简直还有点******的嫌疑！恰好，万川虽已没有打听大黑狼的新消息的热心，但似乎终于未能忘情，从我这里把它要回去，预备刊印成书，我便趁了这个机会写几句话给他，告诉我的意思。我并不劝他回到记录大黑狼的那时代来，因为那是不可能的，有如现在有些人想叫大家回到古代去，但我又觉得不革命又不不革命之非计，所以想借了大黑狼去诱引他一下，请他老实不客气地决定来干这不革命的文学或其他学问。
我的老朽却还是仍旧，不减少也希望不大增加，所以对于大黑狼们的感情仍是颇好的，日后这本故事集印成之后我还想细细地重读一遍，——这两年来人事改变真不少了，大黑狼和万川都还健在，这真是极可喜的事了。
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于北平市。
□1928 年作，1929 年刊“北新”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永日集》
女子学院毕业同学录序
女子学院与不佞的历史可谓极短。民国十八年十二月，女子大学改称文理学院的时候，我以文学院教员的资格进去教书，又暂代刘半农先生担任了国文系的职务。前后才七个月，这一学年就完了，而这中间还经了好些波折，法学院的打进来可以算是一个大灾难，末了借到北小街的房屋，争到女子学院的名称，是还好的事，却也花了不少的光阴与气力了。
平心想来，这一年于多难中无事地过去，能够送这班毕业同学高高兴兴地出去，总是极可感谢的。至于不佞以海军下士，不知怎的忽于差不多是隔教的国文学与女子教育贸然参加，因此亦得有欢送诸君之光荣，在不佞诚为奇迹，每想到时未尝不深自诧异者也。
女子学院自有其远大的前程，不待烦言，唯不佞老矣，常觉得荣华的未来不及过去更为确实，古人云，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处安乐的时代盖尤为不易。将来诚是无限的，不过那且由他罢，在我看来，似乎过去忧患的一年更有意思，或者当时参议院的被围，礼堂的会餐，北海的送别，日后追思，将叹为不可再得的盛时，亦未可知。不佞在学院的历史极短，但这最短的历史未必不是最可念的，然则，同学录序的题目虽枯窘，吾安能躲避而不写几句以为纪念哉。
民国十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于北平。
□1929 年8 月8 日刊《华北日报》，署名岂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介绍政治工作大纲
《政治工作大纲》，何容著，本年四月北平出版。洋纸六开本二四二页，定价大洋八角。
本书内容共计十章，即“总理纪念周”，“党旗与国旗”，“赞礼”，“总理遗嘱”，“标语’，“口号”，“演说”，“军民联欢大会”，“党务”，“传单”，是也。此外有绪论及后记，附录三种，卷首有“献给王得胜同志”的呈献辞，次为题词，引陈公博先生的文章里一个武装同志的话：“贴标语总要找人罢！”封面图案系“自《子恺漫画》中偷来”，记得是一张《病的汽车》。至于字呢，据精通掌故的人说，乃自中山先生手书的文章中集出云。
这是一本近来少有的好书，我一拿到手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没有一行跳过不读。是什么缘故呢？这个我实在说不出。我想，未必因为彼此是同行罢？
老实说，我以前曾经有过一个计划，想编一部完全的《宣传大全》，内分天文地理时令人物等门，人物门中按照百家姓，以人为纲，划分拥护打倒两目，将某人的同一事件，依照拥打两种场合，拟成适当文句，分别登录，以备临时应用。这部《大全》如能编印成功，生意一定不会差，只可惜工程浩大，而且泄尽人天奥妙，恐遭造物之忌，也不很好，所以就搁下了。现在何君的《大纲》出来，略可补此缺恨，自然是很好的，但是中国有句老话，“同行嫉妒”，我既是著者的同行，又被他捷足先登，那么因此而反爱读该书，照中国的道理是不会有的了。
其次，难道是因为意见相近么？恐怕这也不见得。我平常有一种偏见，不大喜欢口号与标语，因为仿佛觉得这是东方文化的把戏，是“古已有之”的东西，玩了没有什么意思。假如相信它有实在的神力，那就有点近于符咒；或者只是根据命令，应时应节地装点，这又有点类似八股了。即使以广告论，我又是很讨厌广告的，其原因当然是一半由于商业广告之撒谎，一半则是被沿路的香烟广告——特别是画广告穷凶极恶地包围，失去了姑妄观之的忍耐性了。反过来说，我因为不喜欢符咒，八股，以及广告，所以对于标语口号也不大喜欢，或者说得更为妥当一点亦未可知。但是，假如因为自己不喜欢，看见人家有类似的意见，便五体投地的赞美他的全部著作，那也未免太感情用事，是我所极想避免的。况且，著者也并未明瞭地表示他反对的意见呢。
我称赞这本书的缘故是很简单的，便是因为它能够将政治工作的大纲，简明他说给我们知道。著者是专攻“标语学”（Posterology）的同志，凡读过他批评北大三十一周纪念标语的文章的人无不知道，这回他根据了多年的经验与研究，把以标语口号为中心的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写成一本书，的确如著者所说“自党国成立以来，这类著作似乎还不甚多见。”看官们手里如有八毛钱，想到平安去看有声电影，我劝大家不如买一本这个大纲，拿回公寓去读。你如不赞成喊口号贴标语的，读了也有意思，万一是将来要去做这些政治工作的，读了尤有用处，反正是不会叫你上当的。不过若是手里有一块六毛钱，想两个人去看电影，那么我就不好意思劝你买，因为叫人家牺牲恋爱来研究政治工作，未免有点拂人之性，所以我也只能恕不替著者硬拉买卖了。
□1930 年6 月刊《骆驼草》7 期，署名岂明
□收入《看云集》
枣和桥的序
最初废名君的《竹林的故事》刊行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序，随后《桃园》出版，我又给他写了一篇跋。现在这《枣》和《桥》两部书又要印好了，我觉得似乎不得不再来写一篇小文，——为什么呢？也没有什么理由，只是想借此做点文章，并未规定替废名君包写序文，而且实在也没有多少意思要说，又因为太懒，所以只预备写一篇短序，给两部书去合用罢了。
废名君的小说，差不多每篇我都是读过了的。这些长短篇陆续在报章杂志上发表，我陆续读过，但也陆续地大都忘记了。读小说看故事，从前是有过的，有如看电影，近来不大热心了。讲派别，论主义，有一时也觉得很重要，但是如禅和子们所说，依旧眼在眉毛下，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归根结蒂，赤口白舌，都是多事。分别作品中的人物，穿凿著者的思想，不久前还是喜欢做，即如《桃园》跋中尚未能免，可是想起来煞是可笑，口口声声称赞“不知为不知”的古训，结局何曾受用得一毫一分。俗语云，“吃过肚饥，话过忘记”，读过也就忘记，原是莫怪莫怪。然而忘记之馀却也并不是没有记得的东西，这就是记得为记得，似乎比较地是忠实可靠的了。我读过废名君这些小说所未忘记的是这里边的文章。如有人批评我说是买椟还珠，我也可以承认，聊以息事宁人，但是容我诚实地说，我觉得废名君的著作在现代中国小说界有他独特的价值者，其第一的原因是其文章之美。
关于文章之美的话，我前在《桃园》跋里已曾说及，现在的意思却略有不同。废名君用了他简炼的文章写所独有的意境，固然是很可喜，再从近来文体的变迁上着眼看去，更觉得有意义。废名君的文章近一二年来很被人称为晦涩。据友人在河北某女校询问学生的结果，废名君的文章是第一名的难懂，而第二名乃是平伯。本来晦涩的原因普通有两种，即是思想之深奥或混乱，但也可以由于文体之简洁或奇僻生辣，我想现今所说的便是属于这一方面。在这里我不禁想起明季的竟陵派来。当时前后七子专门做假古董，文学界上当然生了反动，这就是公安派的新文学运动。依照文学发达的原则，正如袁中郎自己所预言，“夫法因于敝而成于过者也：矫六朝骈丽饾饤之习者以流丽胜，饾饤者固流丽之因也，然其过在轻纤，盛唐诸人以阔大矫之；已阔矣，又因阔而生莽，是故续盛唐者以情实矫之；已实矣，又因实而生俚，是故续中唐者以奇僻矫之。”公安派的流丽遂亦不得不继以竟陵派的奇僻，我们读三袁和谭元春刘侗的文章，时时感到这种消息，令人慨然。公安与竟陵同是反拟古的文学，形似相反而实相成，观于张宗子辈之融和二者以成更为完美的文章可以知之，但是其间变迁之故却是很可思的。民国的新文学差不多即是公安派复兴，唯其所吸收的外来影响不止佛教而为现代文明，故其变化较丰富，然其文学之以流丽取胜初无二致，至“其过在轻纤”，盖亦同样地不能免焉。现代的文学悉本于“诗言志”的主张，所谓“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标准原是一样，但庸熟之极不能不趋于变，简洁生辣的文章之兴起，正是当然的事，我们再看诗坛上那种“豆腐干”式的诗体如何盛行，可以知道大势所趋了。诗的事情我不知道，散文的这个趋势我以为是很对的，同是新文学而公安之后继以竟陵，犹言志派新文学之后总有载道派的反动，此正是运命的必然，无所逃于天壤之间，进化论后笃生尼采，有人悦服其超人说而成诸领袖，我乃只保守其世事轮回的落伍意见，岂不冤哉。
废名君近作《莫须有先生传》，似与我所说的话更相近一点，但是等他那部书将要出版，我再来做序时，我的说话又得从头去另找了。
二十年七月五日，于北平。
□1931 年作，1932 年刊“开明”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看云集》
修辞学序
提起修辞学来，就令我想到古代的智士（Sophistēs）。修辞学这名称，我想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本来是勒妥列克（Rhetoric）的译名，而原文又是rhetoriketēkhnē之略，此言辩士的技术也。后来希腊以至罗马的辩士有些都是堂堂的人物，用新名词来说就是些大律师和政治家，但是当初的辩学大师却多是智士，所以这种本领可以称为雄辩，有时又仿佛可以叫做诡辩，这固然是由于我的有些缠夹，而散步学派（Per’patētiko）因为这些辩士非爱智之士，也总难免有点轻视，那又可以算是我的缠夹的一个原因了。
可是，散步学派虽然对于辩士不大重视，对于他的技术却是重视的。爱智者唯重真理与公道，而发挥此真理与公道又不可不恃文字言语，则其术亦甚切要，犹因明之于佛教焉，故散步学派亦自有辩学（实在，辩士应称说士，此应称演说术）之著作，至其著者即是大师亚里士多德。亚氏之书区为三分，首分可以说是名学的，关于说者，次分是心理的，关于听众，未分是文学的，关于所说，即后世修辞学之始基。其后德阿弗拉斯妥思、特默忒留斯等相继有所著述，由罗马而入欧洲，虽代有变化，流传不绝，至今读修辞学者不敢忘散步学派哲人，于智士诸子亦不能不加以怀念也。
亚氏书中首分区别所说为三类，一政治的，二法律的，三临时的，是也。
基督前五世纪中，希腊政体变为民主，公民在议会和法庭上的活动渐以增加，前两类的演说遂很重要，而临时尚有一种臧否人物，如送葬演说之类的东西，即所谓epi-deiktikoilogoi，此言显扬的演说，其性质较广，故文学的意味亦较多。此三者皆系口述，唯名作传诵，家法习作，影响至大，其时历史而外实唯此为散文之大宗，其措词结构之法遂沿为散文的准则了。
在中国的情形就全不相同。中国人向来是没有谈国事的自由的，除非是宣讲圣谕，上条陈，在衙门则等候老爷的判决，希腊首二类的文章在中国就变了相，成为陆宣公奏议和樊山判牍了。第三类似乎还多一点，史论传赞墓志，门类繁多，也多少有些文学的意味，然而都是写而不是说的，不，也并不是预备或模拟说的，这便与希腊以及欧洲是一个极大不同。加之文人学士多缺乏分析的头脑，所以中国没有文法，也没有名学，没有修辞学，也没有文学批评。关于《文心雕龙》等的比较研究，郭绍虞先生在序文里很精要地说过了，我不能再说什么，现在只是想说明中国没有欧洲的所谓修辞学，要知道这种修辞学不得不往西洋那方面去找罢了。
介白在平津各校教书，感于修辞学教本之缺乏，根据教学的经验与知识，编成这一本书，将交书店印行，叫我写一篇序。我很喜欢有这简明切实的新修辞学出世，很愿意写，但是在这方面所知有限，只能写下这几句平凡的话，聊以塞责而已。
中华民国二十年七月七日于北平苦雨斋，时正大雨也。
□1931年7月7日作
□收入《看云集》
莫须有先生传序
茶饭一年年地吃多了，年纪不能没有长进，而思想也就有点儿变化，新的变老，老的变朽，这大约是一定的情形。然而又听说臭腐也会化为神奇，腐草为萤，腐木为复育，雀入大水为蛤，却太神奇了，举个浅近的例，还是葡萄频果之变成酒罢。葡萄频果死于果子，而活于酒矣。这在喜吃果子的与爱喝酒的看来，恐怕意思不大相同罢，但是结局或者竟是都对。讲到葡萄频果自身，这些都有点隔膜，他们大概还只预备与草本同腐，长养子孙，别的都是偶尔得之，不过既得就成为必然，所以这也可以算是运命的一条线了。
我近几年来编了几部小文集，其一曰《谈龙》《谈虎》，其二曰《永日》，其三则曰《看云集》。甚矣，吾衰也。古人说过，“云从龙，风队虎”，谈谈似乎有点热闹，到了“且以永日”便简直沉没了。《诗》云：有兔爰爰，雉离于罗。
我生之初，尚无为。
我生之后，逢此百罹。
尚寐无吪。
虽然未必至于君子不乐其生而作此诗，总之是忧愤的颓放，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却又如何呢。有老朋友曰，病在还要看，若能作“闭目集”便更好。我谢未能。据一朋友说，有人于中夜摸得跳蚤，便拔下一根头发，（此发盖颇长，这是清朝的故事，）拴在跳蚤的脖颈，大抵八个拴作一串，差不多同样的距离，有这技艺才可以写“闭目集”的文章，有如洞里鼓瑟，得心应手，我只有羡慕而已。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之衰使我看云，尚未使我更进乎道，以发缚蚤，目无全蚤，然则我之衰其犹未甚耶。
我的朋友中间有些人不比我老而文章已近乎道，这似乎使我上文的话应该有所修正，废名君即其一。我的《永日》或可勉强说对了《桃园》，《看云》对《枣》和《桥》，但《莫须有先生》。那是我没有。人人多说《莫须有先生》难懂，有人来问我，我所懂未必多于别人，待去转问著者，最好的说法都已写在纸上，问就是不问。然而我实在很喜欢《莫须有先生传》。读《莫须有先生》，好像小时候来私塾背书，背到“蒹葭苍苍”，忽然停顿了，无论怎么左右频摇其身，总是不出来，这时先生的戒方夯地一声，“白露为霜”！这一下子书就痛快地背出来了。蒹葭苍苍之下未必一定应该白露为霜，但在此地却又正是非白露为霜不可，想不出，待得打出，虽然打，却知道了这相连两句，仿佛有机似地生成的，这即是老学之一得，异于蒙学之一吓者也。《莫须有先生》的文章的好处，似乎可以旧式批语评之曰，情生文，文生情。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约总是向东去朝宗于海，他流过的地方，凡有什么汊港湾曲，总得灌注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再往前去，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脑，但除去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这又好像是风，——说到风我又不能不想起庄子来，在他的书中有一段话讲风讲得最好，乐得借用一下。其文曰：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冷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者乎？
庄生此言不但说风，也说尽了好文章。今夫天下之难懂有过于风者乎？
而人人不以为难懂，刮大风群知其为大风，刮小风莫不知其为小风也。何也？
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耶？那些似鼻似口似耳等的窍穴本来在那里，平常非以为他们损坏了树木，便是窝藏蝎子蜈蚣，看也没有人看一眼，等到风一起来，他便爱惜那万窍，不肯让他们虚度，于是使他们同时呐喊起来，于是激者謞者叱者等就都起来了，不管蝎子会吹了掉出来，或者蜈蚣喘不过气来。大家知道这是风声，不会有人疑问那似鼻者所发的怪声是为公为私，正如水流过去使那藻带飘荡几下不会有人要查究这是什么意思。能做好文章的人他也爱惜所有的意思，文字，声音，故典，他不肯草率地使用他们，他随时随处加以爱抚，好像是水遇见可飘荡的水草要使他飘荡几下，风遇见能叫号的窍穴要使他叫号几声，可是他仍然若无其事地流过去吹过去，继续他向着海以及空气稀薄处去的行程。这样所以是文生情，也因为这样所以这文生情异于做古文者之做古文，而是从新的散文中间变化出来的一种新格式。
这是我对于《莫须有先生传》的意见，也是关于好文章的理想。我觉得也不敢不勉，但是天分所限，往往事倍功半，难免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之感，恐怕我之能写出一两篇近于“闭目集”的文章还是有点远哉遥遥罢。
民国二十一年二月六日，于北平苦雨斋。
□1932 年3 月刊《鞭策》1 卷3 期，暑名岂明
□收入《苦雨斋序跋文》
中国新年风俗志序
在小时候不知怎的对于时令的记载很感到兴趣。最初见到一本不全的《岁时广记》，时常翻看，几乎有点不忍释手。后来得到日本翻刻本顾禄的《清嘉录》，这其间已有十多年之隔了，但是我的兴趣不但是依然如故，而且还可以说是有点儿增加。这是什么缘故呢？简单的说，大抵因为我是旧式的人罢。中国旧日是农业的社会。不，其实现在也是如此，不过因了各色人等的努力使得农村日就毁坏罢了——中国旧日对于节气时令是很看重的，农家的耕作差不多以节气作标准，改用公历，加上许多政治意味的纪念日，使它国家化世界化了，这当然很好，但总之不是需要的农民历，这比头上挂不住箬帽还要不方便多了。田家作苦又是无间歇，或是不平匀的，他们不能按了房虚星昴来休息，忙时忙杀却又说不定闲时闲杀。这样说似乎农夫也是三个有闲的朋友，未免冤枉了他们，然而的确是有农闲，也就只有这时间可以休息或误乐。我们城里人闹什么中秋端午，插菖蒲，看月亮，乡下人只是一样的要还账，实在没有多大味道，但是讲到新年以及各村不同的秋社，那真是万民同乐的一件大事情。予生也晚，已在马江战役之后，旧社会已开始动摇，然而在乡间过旧式的贫贱生活也总有十几年，受的许多影响未尽消灭，所以对于民间的时节风物至今还感到兴趣，这大抵由于个人的经历，因生爱好，其以学问为根底的缘因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
若是从学问上说，这些岁时节气却也不是那么微末无价值的。大家知道，英国彭女士的《民俗学概论》中第二部风俗编有一章是讲历及斋日、祭日的，在问题格中也详细的指导学人去纪录搜讨。年和节气是从太阳来的，月的变换则是根据月亮，所以历的安排实在很是困难，罗马恺撒大将的那样办法，确如彭女士所说，只是把这问题决定而不是能够解决。本来既有阴阳之分，后来又加上新旧之别，在习惯上便留下多少零乱的旧迹，据说英国也还有这种情形，如财政结算及十年一次的国势调查都以四月五日为期，即是古时的“老太太节”。聪明的人所想象的那样世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除夕照常关门，元旦相见 眼的社会未曾出现之前，人总难免有执着烦恼，欲羡嫌忌，那么古旧的老太太节之流也就有她的势力在人心里了。季节有些像是一座浮桥，从这边走到彼岸去，冬尽春来，旧年死了，新年才生。在这时候有许多礼节仪式要举行，有的应该严肃的送走，或拿出去或简直丢掉，有的又同样严肃的迎进来。这些迎新送旧的玩意儿，聪明人说它是迷信固然也对，不过不能说它没有意思，特别是对于研究文化科学的人们。哈理孙女士在《希腊神话》的引言中说，“宗教的冲动单只向着一个目的，即生命之保存与发展。宗教用两种方法去达到这个目的，一是消极的，除去一切于生命有害的东西，一是积极的，招进一切于生命有利的东西。全世界的宗教仪式不出这两种，一是驱除的，一是招纳的。”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驱邪降福，虽然平常多是题在钟进士张天师的上头，却包括了宗教仪式的内容，也就说明了岁时行事的意义了。
一年里最重要的季候是新年，那是无可疑的。换年很有点儿抽象，说换季则切实多了，因为冬和春的交代乃是死与生的转变，于生活有重大关系，是应该特别注意的，这是过年礼仪特别繁多的所以，值得学子调查研究者也就在这地方。可惜中国从前很少有人留意，偶然有《清嘉录》等书就一个区域作纵的研究，却缺少横的。即集录各地方的风俗以便比较的书物。这回娄子匡先生编述《新年风俗志》，可以说是空前的工作，这在荒地里下了一铲子了。娄先生编此书成后叫我做序，差不多有大半年工夫了，我对于此道虽有兴趣，但是老不用功，实在空虚的很，序文做不出，光阴却迅速的过去了，日前得来信知道即将出版，只得赶紧拉杂写成，真是塞责而已。松仁缠和桂圆嵌胡桃的攒盒都已摆好了，却又把一包梅什儿放在上边，得弗为人客所笑乎。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于北平。
□1932 年作、1934 年刊“天马”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苦雨斋序跋文》
杂拌儿之二序
《杂拌儿》初编上我写过一篇跋，这回二编将要印成，我来改写序文了。
这是我的一种进步，觉得写序与跋都是一样，序固不易而跋亦复难，假如想要写得像个样子。我又有一种了悟，以为文章切题为妙，而能不切题则更妙。
不过此事大不好办。傅青主先生说过，“不会要会固难，会了要不会尤难也，吾几时得一概不会耶？”我乃是还没有会却就想不会了，这事怎么能行，此我做序之所以想来想去而总写不出也。
文章做不出，只好找闲书来看。看《绝俗楼我辈语》《燕子龛随笔》，看《浮生六记》《西青散记》，看《休庵影语》，觉得都不见佳。其故何也？
《复堂日记》卷三曰，“《西青散记》致语幽清，有唐人说部风，所采诸诗，玄想微言，潇然可诵，以示眉叔，欢跃叹赏，固性之所近，施均父略繙五六纸掷去之矣。”我自己知道不是文学家，读古今人的作品多不免有隔膜，对于诗词歌赋或者较好一点，到了散文便不大行了，往往要追求其物外之言，言中之物，难免落入施均父一路，殆亦是性之所偏钦。
所谓言与物者何耶，也只是文词与思想罢了，此外似乎还该添上一种气味。气味这个字仿佛有点暧昧而神秘，其实不然。气味是很实在的东西，譬如一个人身上有羊膻味，大蒜气，或者说是有点油滑气，也都是大家所能辨别出来的。这样看去，三国以后的文人里我所喜欢的有陶渊明颜之推两位先生，却巧都是六朝人物。此外自然也有部分可取，即如上边所说五人中，沈三白史悟冈究竟还算佼佼者，《六记》中前三篇多有妙文，《散记》中纪游纪风物如卷二记蟋蟀及姑恶鸟等诸文皆佳，大抵叙事物抒情绪都颇出色，其涉及人生观处则悉失败也。孔子曰，盍各言尔志。我们生在这年头儿，能够于文字中去找到古今中外的人听他言志，这实在已是一个快乐，原不该再去挑剔好丑。但是话虽如此，我们固然也要听野老的话桑麻，市侩的说行市，然而友朋间气味相投的闲话，上自生死兴衰，下至虫鱼神鬼，无不可谈，无不可听，则其乐益大，而以此例彼，人境又复不能无所偏向耳。
胡乱的讲到这里，对于《杂拌儿之二》我所想说的几句话可以接得上去了。平伯那本集子里所收的文章大旨仍旧是“杂”的，有些是考据的，其文词气味的雅致与前编无异，有些是抒情说理的，如《中年》等，这里边兼有思想之美，是一般文士之文所万不能及的。此外有几篇讲两性或亲子问题的文章，这个倾向尤为显著。这是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智理，调合成功的一种人生观，以此为志，言志固佳，以此为道，载道亦复何碍。“此刻现在”，中古圣徒遍于目前，欲找寻此种思想盖已甚难，其殆犹求陶渊明颜之推之徒于现代欤。平伯的文集我曾题记过几回，关于此点未尝说及，今特为拈出之。
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1932 年作，1934 年刊“天马”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苦雨斋序跋文》
古槐梦遇序
平伯说，在他书房前有一棵大槐树，故称为古槐书屋。有一天，我走去看他，坐南窗下而甚阴凉，窗外有一棵大树，其大几可蔽牛，其古准此，及我走出院子里一看，则似是大榆树也。
平伯在郊外寓居清华园，有一间秋荔亭，在此刻去看看必甚佳也，详见其所撰记中。前日见平伯则云将移居，只在此园中而房屋则当换一所也。我时坐车上，回头问平伯曰，有亭乎？答曰，不。曰。荔如何？曰，将来可以有。
昔者玄同请太炎先生书“急就庼”额，太炎先生跋语有云，至其倾则尚未有也。大抵亭轩斋庵之名皆一意境也，有急就而无庼可也，有秋荔有亭而今无亭亦可也，若书屋则宛在，大树密阴，此境地确实可享受也，尚何求哉，而我于此欲强分别槐柳，其不免为痴人乎。
平伯在此境地中写其《梦遇》，倏忽得百则，——未必不在城外写，唯悬想秋荔亭太清朗，宜于拍曲，或非写此等文章之地耳。平伯写此文本来与我无干，写了数则后即已有废名为作题记，我因当时平怕正写《连珠》，遂与约写到百章当为作小序，其后《连珠》的生长虽然不急速，序文我却越想越难，便改变方针，答应平伯写《梦遇》的序，于是对于它的进行开始注意，乃有倏忽之感焉。昨天听平伯说百则尚馀其三，所以我现在不暇再去诠索《梦遇》百篇的意义，却是计划写序文要紧了。
讲到梦，我是最怕梦。古有梦书，梦有征验，我倒还不怕，自从心理分析家对于梦有所解释，而梦大难做矣。徐文长集卷二有四言诗题云：“予尝梦昼所决不为事，心恶之，后读唐书李坚贞传，稍解焉。”不过文长知恶梦而尚多写诗文，则还是未知二五之得一十也。彼心理分析家不常以诗文与梦同样的做材料而料理之耶？
梦而写以文章，文章而或遇之于梦，无论如何，平伯此卷想更加是危乎殆哉了。我做梦差幸醒了即忘，做的文章与说的话一样里边却有梦在，差幸都被放免。只有弄莫尔干的，没有弄弗洛伊特的文艺批评家，真真大幸，此则不特我与平伯可以安心，即徐文长亦大可不必再多心者也。
古人所写关于梦的文章我只见到一种，即黄周星的《岂想庵选梦略刻》。
书凡一卷，在康熙刻本《九烟先生别集》中，共四十八则，七分之六是记诗句，只有一分记些情景却颇奇妙。情景之外有什么思想呢？那我觉得有点难说，并不是对于九烟先生不大尊重，我只想他有些断句很佳，如二十七则云：天下但知吾辈好，一柈杏酪在江南。
《选梦略刻》上有云间朱曰荃序，殊不得要领，我读了怃然，为的是想到此序之不易写也。因此我只能这样的乱写一起罢了，有了三四十行文字便好。
但是，我要对读者声明一声，列位不要因为这序文空虚诙诡的缘故对于本文不去精细的读，不能领取文章与思想的美，如此便是自己损失，如入宝山空手回，莫怪上了别人的当也。
中华民国念三年十月念一日，于北平苦茶庵。
□1934 年11 月3 日刊《大公报》，署名知堂
□收入《苦茶随笔》
现代散文选序
孙席珍君编《现代散文选》，叫我写一篇序文。孙君是同乡旧友，我觉得义不容辞，其次又觉得关于这题目还有话可说，所以答应了。可是答应下来之后，一搁就是一暑假加另，直到现在孙君来催，说本文差不多已经印齐了，这才没法只得急忙来赶写。
我说急忙，这里含有张皇之意。为什么呢？我当初答应写序文，原是心里打算有话可说的，但是后来仔细思索，却又发见可说的话并不多，统写下来也不过半页上下，决不能算一篇序。而且这些话大半又曾经在什么地方说过的，现在再拿来说，虽然未必便是文抄公，也总有点不合式，至少也是陈年不新鲜。
那么怎么办呢？说也奇怪，我对于新文学的现代散文说不出什么来，对于旧文学的古文却似乎颇有所知，也颇有点自信。这是否为的古人已死，不妨随意批评，还是因为年纪老大，趋于反动复古了呢？这两者似乎都不是。
昭明太子以及唐宋八大家确是已死，但我所说的古文并不限于他们，是指古今中外的人们所做的古文，那么这里边便包括现代活人在内，对于这些活人所写的古文我仍然要不客气的说，这是一。年纪大了，见闻也加多，有些经验与感情是庚子辛亥丙辰丁巳以后诞生的青年诸公所不知道的，但是压根儿还是现代人，所写的无论哪一篇都是道地的现代文，一丝一毫没有反动的古文气，此其二。然而我实在觉得似乎更确实的懂得古文的好坏，这个原因或者真是我懂得古文，知道古文的容易做所以也容易看罢。
这个年头儿，大家都知道，正是古文反动的时期。文体改变本来是极平常的事，于人心世道国计民生了无干系，如日本自明治上半文学革命，一时虽有雅俗折衷言文一致种种主张，结果用了语体文，至于今日虽是法西斯蒂高唱入云之际，也并没有人再来提出文言复兴，因为日本就是极右倾的人物也知道这些文字上的玩意儿是很无聊极无用的事。日本维新后，科学的医术从西洋传了进去，玄学的汉法医随即倒地，再也爬不起来，枪炮替代了弓箭大刀，拳术也只退到练习手眼的地位。在中国却不然，国家练陆军，立医学校，而“国医国术”特别蒙保护优待，在民间亦十分珍重信托。古文复兴运动同样的有深厚的根基，仿佛民国的内乱似的应时应节的发动，而且在这运动后面都有政治的意味，都有人物的背景。五四时代林纾之于徐树铮，执政时代章士钊之于段祺瑞，现在汪懋祖不知何所依据，但不妨假定为戴公传贤罢。只有《学衡》的复古运动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政治意义，真是为文学上的古文殊死战，虽然终于败绩，比起那些人来要更胜一筹了。非文学的古文运动因为含有政治作用，声势浩大，又大抵是大规模的复古运动之一支，与思想道德礼法等等的复古相关，有如长蛇阵，反对的人难以下手总攻，盖如只击破文学上的一点仍不能取胜，以该运动本非在文学上立脚，而此外的种种运动均为之支拄，决不会就倒也。但是这一件事如为该运动之强点，同时却亦即其弱点。何也？该运动如依托政治，固可支持一时，唯其性质上到底是文字的运动，文字的运动而不能在文学上树立其基础，则究竟是花瓶中无根之花，虽以温室硫黄水养之，亦终不能生根结实耳。古文运动之不能成功也必矣，何以故？历来提倡古文的人都不是文人——能写文章或能写古文者，且每下愈况，至今提倡或附和古文者且多不通古文，不通古文者即不懂亦不能写古文者也，以如此的人提倡古文，其结果只平空添出许多不通的古文来而已。我不能写古文，却自信颇懂得其好丑，尝欲取八大家与桐城派选拔其佳者订为一卷，因事忙尚未果，现今提倡古文者如真能写出好古文来，不佞亦能赏识之，一面当为表彰，一面当警告写白话文者赶紧修战备，毋轻敌。
今若此，我知其无能为矣，社会上纵或可占势力，但文学上总不能有地位也。
古文既无能为，则白话文的前途当然很有希望了。但是，古文者文体之一耳，用古文之弊害不在此文体而在隶属于此文体的种种复古的空气，政治作用，道学主张，模仿写法等。白话文亦文体之一，本无一定属性，以作偶成的新文学可，以写赋得的旧文学亦无不可，此一节不可不注意也。如白话文大发达，其内容却与古文相差不远，则岂非即一新古文运动乎。尔时散文虽丰富，恐孙君将选无可选，而不佞则序文可以不写，或者亦是塞翁之一得耳。
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识于北平。
□1934 年12 月1 日刊《大公报》，署名知堂
□收入《苦茶随笔》
儿童故事序
中国讲童话大约还不到三十年的历史。上海一两家书店在清末出些童话小册，差不多都是抄译日本岩谷小波的《世界童话百种》，我还记得有《玻璃鞋》《无猫国》等诸篇。我因为弄神话，也牵连到这方面来，辛亥以前我所看见的书只有哈忒阑的《童话之科学》与麦古洛克的《小说的童年》，孤陋寡闻得很。民国初年写过几篇小论文，杂志上没处发表，直到民国九年在孔德学校讲了一回《儿童的文学》，这篇讲稿总算能够在《新青年》揭载出来，这是我所觉得很高兴的一件事。近十年来注意儿童福利的人多起来了，儿童文学的书与儿童书的店铺日见兴旺，似乎大可乐观，我因为从前对于这个运动也曾经挑过两筐子泥土的，所以象自己的事情似的也觉得高兴。
但是中国的事情照例是要打圈子的，仿佛是四日两头病，三好两歹的发寒热。实例且慢举，我们这里只谈童话，童话里边革命之后也继以反动。我看日本并不如此，那位岩谷叔叔仍然为儿童及其关系者所推重，后起的学者更精进地做他的研究编写的工作，文人则写作新的童话，这是文学里的一个新种类。在中国革新与复古总是循环的来，正如水车之翻转，读经的空气现在十分浓厚，童话是新东西，此刻自然要吃点苦，而且左右夹攻，更有难以招架之势。他们积极的方面是要叫童话去传道，一边想他鼓吹纲常名教，一边恨他不宣传阶级专政，消极的方面则齐声骂现今童话的落伍，只讲猫狗说话，不能羽翼经传。传道与不传道，这是相反的两面，我不是什么派信徒，是主张不传道的，所以与传道派的朋友们是隔教，用不着辩论。至于对父师们说的话，在前两年出板的《儿童文学小论》中已经说了不少，也无须再来重述了。我只想自己检察一下，小时候读了好些的圣经贤传，也看了好些猫狗说话的书，可是现在想起来，一样的于我没有影响，留下的印象只是猫狗要比圣贤更有趣味，虽然所说的话也不可靠。我说儿童读经之无用，与主张读猫狗讲话之无害，正是同一根据。以我自己经验来说，圣贤讲话从头就听不进去，对于猫狗讲话当时很是爱听，但是年纪稍大有了一点生物学知识，自然就不再相信、后来年纪更大，得到一点人类学知识，关于猫狗说话的童话却又感到兴味起来了。我恐怕终是异端，其经验与意见难免不甚可信吧，在正统派的人看来。然而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未能以他人的经验为经验，以他人的意见为意见也。
我想我们如为儿童的福利计，则童话仍应该积极的提倡也。研究，编写，应用，都应该有许多的人，长久的时间，切实的工作。这个年头儿，大约有点儿不容易，那也难怪，但是也不见得便不可能，耐寂寞肯辛苦的人到处随时总也是有的。点一枝寸金烛，甚至于只一根棒香，在暗星夜里，总是好的，比不点什么要好，而且吃旱烟的也可以点个火，或者更可以转点别的香和蜡烛，有合于古人薪传之意。
因此我对于近时在做童话工作的人表示敬意，他们才真是有心想救救孩子的人。这《儿童故事》的编述者翟显亭先生即是其一。给儿童编述故事已是胜业，而其编述的方法尤可佩服。编述童话有两件大困难，其一是材料的选择，其二是语句的安排，这是给儿童吃的东西，要他们吃了有滋味，好消化，不是大人的标准所能代为决定的。两年前我曾翻译几篇儿童剧，便很尝过这种困难。我第一怀疑所选的能否受到儿童的爱顾，觉得没有什么把握。
其次，“我所最不满意的是，原本句句是意思明白文句自然，一经我写出来便往往变成生硬别扭的句子，无论怎样总弄不好，这是十分对不起小朋友的事。我的希望是满天下有经验的父师肯出来帮一下子，仿佛徘难解纷的侠客似的，便是在这些地方肯毅然决然的加以斧削，使得儿童更易了解。”去年买到英国新出的《安特路阑的动物故事》，系选自阑氏两本故事集中，共五十二篇，小引云，“编这册书的时候，将全部动物故事凡百十一篇都交给一个十岁的小姑娘，请她读过之后每篇给一个分数，表示她喜欢的程度。总数算是十分，凡是她所打分数在七分半以上者才选录在这里边。”这个办法我觉得顶好。翟先生所录的十篇故事却正是用同样方法试验过的，这在中国恐怕是得未曾有罢。有孔德学校和市立小学的许多小朋友们肯做考官，给过及格的分数，那是天下最可靠的事，比我们老人话靠得住多了，我在这里无须多话，只是来证明这件事实实在在是如此而已。
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记于北平。
□1934 年12 月26 日刊《大公报》，署名知堂
□收入《苦茶随笔》
古音系研究序
建功将刊其所著《古音系研究》，不佞即答应为作序。但是，我怎么可以给建功作序呢？盖建功绩学多才艺，而其所专攻者则为声韵之学，在不佞听之茫然，常与玄同建功戏语称之为未来派者也。虽然，我与建功相识十年矣，自民六由中学教员混入大学，十七八年间所见海内贤俊不可胜数，但因同学的关系而相熟识，至今往来谈笑通询者才四五人耳，建功其一也。此诸公有所作述，我乌得不论懂得与否而题记之，故今日之事志在必写，虽或建功力求勿写而亦不可得也。
民国前四年曾在东京《民报》社从太炎先生听讲《说文解字》。那时我的志愿只是想懂点“小学”罢了，而且兴趣也单在形体训诂一方面，对于音学就是那么茫然。一九０一年我考进江南水师学堂，及读英文稍进，辄发给马孙（C.P.Mason）的英文法，我所得者为第四十版，同学多嫌其旧，我则颇喜其有趣味，如主（Lord）字古文为管面包者（hlaford），主妇（Lady）字为捏面包者（hlaefdige），最初即从此书中看来。一九０四年严复的《英文汉诂》出版，亦是我所爱读书之一，其实即以马孙为底本，唯译语多古雅可喜耳。以后常读此类书，斯威忒（H.Sweet）、叶斯伯生（C.Jespersen）的文法，威克莱（E.Weekley）、斯密斯（L.P.Smith）的英语诸书，近来还在看巴菲耳特（O.Barfield）的《英字中的历史》以消遣。因此我与文字之学并不是全无情分的，不过我的兴味盖多在其与民俗学接触的边沿一部分，与纯正的文字学故不甚相近也。日本《言语志丛刊》的发刊趣旨中云，在言语的发达与变迁里反映出民族的生活，我所喜欢的就只是这一点。我最爱丛刊中柳田国男氏的《蜗牛考》，他说明蜗牛古名“都布利”（tsuburi）与草囤“都具拉”（tsugura）的关系，觉得很有意思。越中多以草囤暖茶，或冬日坐小儿，称曰囤窠，这个制法的确与蜗牛壳是颇相像的。书中又讲到水马儿的名称，这在所著《民间传承论》第八章言语艺术项下说得更是简要，今抄录于下：
命名者多是小孩，这是很有趣的事。多采集些来看，有好多是保姆或老人替小孩所定的名称，大概多是有孩子气的，而且这也就是很好的名字。例如东京称为“饧糖仔”（amembō，即水马儿）的虫，各地方言不同，搜集来看就可明白命名者都是小孩，特别有意思的是并不根据虫的外形或其行走的状态，却多因了它的味道或气息给它取名字。“卖盐的”（shiōuri），“卖盐大哥”（shiōuritarō）。“盐店老板”（shioya）这些名称都因为放到口里有点咸味而起的。“饧糖仔”，“卖糖的”（ameūri），“凝煎”（giōsen，即地黄煎，一种药糖），这大约因为虫的气味有点像饧糖吧。这样的名字大人是未必会取的。
水澄虫（mizusumashi，即豉虫）也有许多小孩似的方言名字，这又大抵是说写或洗，多因虫的举动而加上去的。如“写字虫”（jikakimushi），“伊吕波虫”（irohamushi，犹云“天地玄黄虫”，意即“写字”），“洗碗的”（Wanārai），“洗木碗的”（gokiarai），这些名称分散在各地方，是可以注意的事，“拌糍团的”（Kaimochikaki）的名字则盖是由于虫的右转的运动而起的了。”《蜗牛考》中关于这个名称有说明云：“从写（Kaku）
这字，小人们的想象便直跑到糍团（Kaimochi）去。实在这虫的旋转，的确也有足以使他想起母姊那么搅拌米食的手势的地方。
这是颇有趣味的例，只可惜经过重译外国语便失了原有的香味，假如对于名物又稍生疏，那就更没有什么意思。在中国这种例原亦不少，我常想到那蠼螋，我们乡间称作“其休”，殆即原名的转变，他处名钱串子，或云钱龙，则是从形状得来的名字。又如《尔雅》云科斗活东，北京称虾蟆骨突儿，吾乡云虾蟆温，科斗与活东似即一语，骨突与科斗亦不无关系，至虾蟆温之温是怎么一回事我还不能知道。虾蟆骨突儿这个字的语感我很喜欢，觉得很能表现那小动物的印象，一方面又联想到夜叉们手里的骨朵，我们平常吃的酱疙瘩和疙瘩汤，不伦不类地牵连出许多东西来。
不过要弄这一类的学问也是很不容易，不但是对于民俗的兴趣，还得有言语学的知识，这才能够求其转变流衍，从里边去看出国民生活的反映。我正是一个白吃现成饭的，眼看着人家火耕而水耨，种出谷子来时讨来磨粉做糕吃，实在是惭愧得很。但是，我总是知惭愧的，知道这谷子是农夫所种而非出于蒲包，因此对于未来派之学术虽然有似敬畏却亦实在未敢菲薄者也。
昔者建功作《科斗说音》，盖可与程瑶田之《果赢转语记》相比，唯深通言语声音转变之理者始能为之耳。《古音系研究》六篇，又建功本其多年攻治教学之所得，写为一卷书，在音学上自成一家之言，而治方言考名物者亦实资此为钥牡者也。我于声韵之学不敢赞一辞，但愿为建功进一言，理论与应用相得而益彰，致力于“声明”愿仍无忘“风物”之检讨，将来再由音说到科斗，则于文字学民俗学二者同受其惠施矣。是为序。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记于北平苦茶庵中。
〔附记〕俞曲园先生《茶香室三抄》卷二十九云：“褚人获《坚匏集》
云，禽名山和尚，即山鹊也。滇中有虫名水秀才。杨升庵《鹧鸪天》云，弹声林鸟山和尚，写字寒虫水秀才。水秀才状如蚊而大，游泳水面，池中多有之。按此虫所在皆有，不独滇中也。”水秀才即取其写字之意，但此非指豉虫，乃是水马耳。
（五月二十四日记）
□1935 年2 月刊《文饭小品》创刊号，署名周作人
□收入《苦茶随笔》
画廊集序*
说到画廊，第一令人想起希腊哲人中间的那画廊派，即所谓斯多噶派（Stoikoi）是也。他们的师父是从古地恩来的什农（Zenon），因为在亚坡隆庙的画廊（Stoapoikile）间讲学，故得此名。吉地恩属于拘布洛斯，也是爱神亚孚洛迭德的治下，这位老师却跑到多猫头鹰的雅典去侍奉智慧，实在是很可佩服的。这派主张顺应自然的生活，而人有理性，有自然的幸福的生活，即在具备合理的德性，由聪明以及勇敢中庸公平，达到宁静无欲的境地。
忘记是谁了，有一个西洋人说过，古代已有斯多噶派伊壁鸠鲁派那样的高尚的道德宗教，胜过基督教多矣，可惜后来中绝了。本来我对于希腊之基督化很有一种偏见，觉得不喜欢，画廊派的神灭论与其坚苦卓绝的风气却很中我的意，但是老实说他们的消灭也是不可免的，因为他们似乎太是为贤者说法了，而大众所需要的并不是这些，乃正是他们所反对的烦恼（Pathos），即一切乐、欲、忧、惧是也。所以无论精舍书院中讲的什么甚深妙义，结果总只是几个人的言行与几卷书之遗留，大众还是各行其是，举行亚陀尼斯、迭阿女索斯、耶稣等再生的神之崇拜，各样地演出一部迎春的古悲剧，先号而后笑。这种事情原也可以理解，而且我再说一遍，这是无可免的，画廊派之死亦正是自然的吧，不过，这总值得我们时时的想起，他们的思想与生活也有很多可以佩服的地方。
其次因说到画廊而想起的是张挂着许多字画的那画棚。新近恰好是旧历乙亥的新年，这二十多天里北平市上很是热闹，正与半夜所放爆仗之多为正比例，厂甸摆出好多好多的摊，有卖珠宝、古董的，也有卖风筝、空钟、倒拽气、糖壶卢的，有卖书籍的书摊，又有卖字画的用芦席盖成的大画棚。今年的芦席棚实在不少，比去年恐怕总要多过一半，可以说从师范大学门口一直盖到和平门外的铁路边吧。虽然我今年不曾进去窥探，从前却是看过的，所以知道些里边的情形。老老实实的说，我对于字画的好坏不曾懂得一毫分，要叫我看了这些硬加批评，这有如遇见没有学过的算学难题，如乱答要比曳白更为出丑。这怎么办呢？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因为我不懂得，那么除不说外也实在别无办法。我说知道的只是云里边挂满了字或画而已，里边当然有些真的，不过我们外行看不出，其假的自然是不很好，反正我总是不想买来挂，所以也就不大有关系。还有一种不同的画棚，我看了觉得较有兴趣，只可惜在琉璃厂一带却不曾遇见。这就是卖给平民妇孺们的年画摊。普通的画都是真迹画，无论水墨或着色，总之是画师亲笔画成，只此一张别无分出，年画则是木版画，而且大抵都着色，差不多没有用水墨画的，此二种很不相同之一点也。
世界上所作版面最精好的要算日本。江户时代民众玩弄的浮世绘至今已经成为珍物，但其画工雕工印工们的伎俩也实在高明，别人不易企及。中国康熙时的所谓姑苏画制作亦颇精工，本国似已无存。只在黑田氏编的《支那古板画图录》上见到若干，唯比浮世绘总差一筹耳。日本的民间画师画妓女，画戏子，画市井风俗，也画山水景色，但绝无抽象或寓意画，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古板画图录》的姑苏画里却就有好些寓意画，如五子登科、得胜封侯等，这与店号喜欢用吉利字样一样，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种脾气，也是文以载道的主义的表现吧？在我们乡间这种年画只叫作“花纸”，制作最好的是立幅的《大厨美女》，普通都贴在衣厨的门上，故有此称，有时画的颇有姿媚，虽然那菱角似的小脚看了讨厌，不过此是古已有之，连唐伯虎的画里也是如此了。但是那些故事画更有生气，如《八大锤》《黄鹤楼》等戏文，《老鼠嫁女》等童话，幼时看了很有趣，这些印象还是留着。用的纸大约是上过矾的连史，颜色很是单纯，特别是那红色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涂在纸上少微发亮，又有点臭气，我们都称它作猪血，实在恐不尽然。现在的花纸怎么样了呢，我不知道，恐怕纸改用了洋纸，印也改用了石印了吧，这是改善还是改恶，我也不很明白，但是我个人总还是喜欢那旧式的花纸的。花纸之中我又喜欢《老鼠嫁女》，其次才是《八大锤》，至于寓意全然不懂，譬如松树枝上蹲着一只老活狲，枝下挂着一个大黄蜂窠，我也只当作活狲和黄蜂窠看罢了，看看又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玩。自然，标榜风雅的艺术画在现今当为志士们所斥弃了，这个本来我也不懂得，然而民间画里那画以载道的画实在也难以佩服，画固不足观，其所表示者亦都是士大夫的陈腐思想也。
从希腊的画廊派哲人说起，说到琉璃厂的卖字画的席棚，又转到乡下的花纸，简直是乱跑野马，一点没有头绪，而我所要说的实在又并不是这些，乃是李洗岑先生的文集《画廊集》耳。洗岑在集子里原有一篇谈年画的文章，而其坚苦卓绝的生活确也有点画廊派的流风，那么要把上文勾搭过去似亦未始不可以，反正天地万物没有绝无关系的，总可说得通，只看怎么说法。话虽如此，我究竟不是在乱扯做策论，上边这趟野马不肯让它白跑，仍旧要骑了去拜客的。我很主观的觉得洗岑写文章正是画廊派摆画摊，这是一件难事情。画廊派思想如上边说过太为贤者说法，是不合于一般人的脾胃的，不但决做不成群众的祭师，便是街头讲道理也难得一个听客。至于年画乃是要主顾来买的，其制作更大不易，我们即使能为妇孺画《老鼠嫁女》以至《八大锤》，若挂印封侯、时来福凑这种厌胜画，如何画得好乎？但是画棚里所最多行销的却正是此厌胜画也，盖文以载道的主义为中国上下所崇奉，咒语与口号与读经，一也，符篆与标语与文学，二也，画则其图说也。吾见洗岑集中没有厌胜文，知其不能画此同类的画，画廊的生意岂能发达乎，虽然，洗岑有那种坚苦卓绝的生活与精神，画或文之生意好与不好亦自不足论也，我的这篇小文乃不免为徒费的诡辩矣。
民国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记于北平。
□1935 年3 月刊《水星》1 卷6 期，署名知堂
□收入《苦茶随笔》
现代作家笔名录序
辑录前人别号的书，宋有徐光溥的《自号录》一卷。清葛万里有《别号录》九卷，却未见到。史梦兰的《异号类编》里第十二十三两卷为自表类，可以算在里边。近人陈氏编有《室名索引》，已行于世，若袁君之《现代作家笔名录》，则又别开生面而很有意思者也。
关于别号的发达变迁，说起来也很好玩。《异号类编》上史一经序云：“别号之兴大抵始于周秦之际。瑰奇之士不得志于时，放浪形骸，兀傲自喜，假言托喻，用晦其名。然而其人既有著述以自见，则闻于当时，传诸后世，其名虽晦，其号益彰，鬼谷鹖冠之流盖其著也。”明沈承有《即山集》，其《赠偶伯瑞序》有云：
“近古有别号者，不过畸人韵士，实实眼界前有此景，胸堂前有此癖，借湖山云树作美题目以拟话耳。即不然者，亦时人慕其风流，后人追其轶事，而村墟市巷，两两三三，信口指点，相传以为某子某翁某先生某居士，初非利齿儿可多啖得也。”
上文所引，前者可以说是宋以前的情形，后者是明以前的情形吧，明清以来则如即山所说，“未叶浮薄，始成滥觞，而吴侬好事，更饮狂药，”结果便是：
“每见岁时社腊，杯酒相喧，主宾杂坐，敬拳龋齿，曰桥曰楼，曰松曰竹，嘈嘈耳根，令人欲呕。”这里所说是市井小儿模拟风雅，而其实在动因还是在于一般俗文学之发达，自小说戏曲以至俗谣徘文莫不兴盛，作者各署别号，虽其时本为公开秘密，但人情难免拘于传统，唯正经文字始肯用真姓名耳。及今研究此类俗文学者对于别号的探讨还是一件难事，没有什么好的工具可以弄的清楚。到了近来情形又有改变，新闻杂志多了，作者也多起来，大抵都用别号，或者照新式即称为笔名。这个原因我从前在《谈虎集》里曾经分作三种：
其一最普通的是怕招怨。古人有言，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现在更不劳重复申明。
其二是求变化。有些人担任一种定期刊的编辑，常要做许多文章，倘若永远署一个名字，未免要令诸者觉得单调，所以多用几个别名把它变化一下。
其三是不求闻达。但是现在还得加上一条：其四是化装。言论不大自由，有些人的名字用不出去，只好时常换，有如亡命客的化装逃难。也有所谓东瓜咬不着咬瓤子的，政治方面不敢说却来找文学方面的同行出气，这情形亦可怜悯，但其行径则有如暴客的化装吓人也。出板物愈多，这种笔名也就加多，而读者读得胡里胡涂，有时须去弄清楚了作者的本性，才能够了解他的意义。袁君编著笔名录，使读者可以参考，是极有用处的事，至于供编目者的利用，这在我不在图书馆办事过的人看来似乎倒还在其次了。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三月十八日，记于北平。
□1935 年4 月14 日刊《大公报》，暑名知堂
□收入《苦茶随笔》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
新文学的散文可以说是始于文学革命。在清末戊戌前后也曾有过白话运动，但这乃是教育的而非文学的。我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五讲中这样说过：
“在这时候曾有一种白话文字出现，如《白话报》、《白话丛书》等，不过和现在的白话文不同，那不是白话文学，而只是因为想要变法，要使一般国民都认识些文字，看看报纸，对国家政治都可明瞭一点，所以认为用白话写文章，可得到较大的效力。因此，我以为，那时候的白话，和现在的白话文有两点不同。
“第一，现在的白话文是话怎么说便怎么写，那时候却是由古文翻白话。有一本《女诫注释》，是那时候的《白话丛书》《光绪辛丑出板》之一，序文的起头是这样：梅侣做成了《女诫》的注释，请吴芙做序，吴芙就提起笔来写道，从古以来，女人有名气的极多，要算曹大家第一，曹大家是女人当中的孔夫子，《女诫》是女人最要紧念的书。……
“又后序云：华留芳女史看完了裘梅侣做的曹大家《女诫注释》，叹一口气说道，唉，我如今想起中国的女子，真没有再比他可怜的了。……
“这仍然是古文里的格调，可见那时的白话是作者用古文想出之后又翻作白话写出来的。
“第二，是态度的不同。现在我们作文的态度是一元的，就是无论对什么人，作什么事，无论是著书或随便的写一张字条儿，一律都用白话。而以前的态度则是二元的，不是凡文字都用白话写，只是为一般没有学识的平民和工人才写白话的。因为那时候的目的是改造政治，如一切东西都用古文，则一般人对报纸仍看不懂，对政府的命令也仍将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只好用白话。但如写正经的文章或著书时，当然还是作古文的。因而我们可以说，在那时候古文是为老爷用的，而白话是为听差用的。
“总之，那时候的白话是出自政治方面的需求，只是戊戌变法的馀波之一，和后来的白话文可说是没有多大关系的。”（邓恭三纪录）
话虽如此，那时对于言文问题也有很高明的意见的，如黄遵宪在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著《日本国志》，卷三十二《学术志二》记日本文字，末云：
泰西论者谓五部洲中以中国文字为最古，学中国文字为最难，亦谓语言文字之不相合也。然中国自虫鱼云鸟屡变其体，而后为隶书为草书，余乌知夫他日者不又变一字体为愈趋于简愈趋于便者乎。自《凡将》《训纂》逮夫《广韵》《集韵》，增益之字积世愈多，则文字出于后人创造者多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见孽生之字为古所未见今所未闻者乎。
周秦以下文体屡变，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谕批判，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其文体绝为古人所无，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乎复合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乎，欲今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
就是《白话丛书》的编者裘廷梁在代序《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戊戌七月）中也有这样的话：
使古之君天下者崇白话而废文言，则吾黄人聪明才力无他途以夺之，必且务为有用之学，何至闇没如斯矣。吾不知夫古人之创造文字，将以便天下之人乎，抑以困天下之人乎？人之求通文字，将驱遣之为我用乎，抑将穷志尽气受役于文字，以人为文字之奴隶乎？
且夫文字至无奇也，苍颉沮诵造字之人也，其功与造话同，而后人独视文字为至珍贵之物，从而崇尚之者，是未知创造文字之旨也。今夫一大之为天也，山水土之为地也，亦后之人踵事增华从而粉饰之耳，彼其造字之始本无精义，不过有事可指则指之，有形可象则象之，象形指事之俱穷，则亦任意涂抹，强名之曰某字某字，以代结绳之用而已。今好古者不闻其尊绳也，而独尊文字，吾乌知其果何说。或曰，会意谐声非文字精义耶？曰，会意谐声，便记认而已，何精义之有。中文也，西文也，横直不同而为用同。文言也，白话也，繁简不同而为用同。只有迟速，更无精粗，必欲重此而轻彼，吾又乌知其何说也。
且夫文言之美非真美也，汉以前书曰群经曰诸子曰传记，其为言也必先有所以为言者存，今虽以白活代之，质干具存，不损其美。汉后说理记事之书，去其肤浅，删其繁复，可存者百不一二，此外汗牛充栋，效颦以为工，学步以为巧，调朱傅粉以为妍，使以白话译之，外美既去，陋质悉呈，好古之士将骇而走耳。
又有云：“故曰，辞达而已矣。后人不明斯义，必取古人言语与今人不相肖者而摹仿之，于是文与言判然为二，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实为二千年来文字一大厄。”黄氏云：“居今之日读古人书，徒以父兄师长递相传授，童而习焉，不知其艰，苟迹其异同之故，其与异国之人进象胥舌人而后通其言辞者，相去能几何哉。”二者意思相似，都说得很通达，“手口异国”一语更很得要领，这种态度颇有点近于一元化的了，但是这总是极少数，在那时办白话报等的人大都只注重政治上的效用也是事实，而且无论理论如何写出来的白话文还不能够造成文艺作品，也未曾明白地有此种企图。十二年后即宣统庚戌（一九一０）在东京的旧《民报》社员编刊一种《教育今语杂志》，于“共和纪元二千七百五十一年”一月创刊，共出了六册，内容于社说外分中国文字学、群经学、诸子学、历史学、地理学、教育学等七门，用白话讲述，目的在于行销南洋各地，宣传排满，如发刊缘起中所说，“期邦人诸友发思古之幽情，勉为炎黄之肖子焉。”撰稿者有章太炎、陶焕卿、钱德潜诸人。那时钱君还不叫作“玄同”，只单名一个“夏”字，取其为“中国人也”的意思，在《今语杂志》中署名“浑然”，撰过两篇关于文字学的文章，第一册里有一篇《共和纪年说》，主张用周召共和来做中国纪年，也是他所写的。今抄录一节，
可以见当时的文体与论调：
还有那外国人打进来，灭了我国，自称皇帝，像那元朝的样子，我们中国人倘然还有一口气没有绝，总不应该扁扁服服，做他的奴隶牛马，自称大元国的百姓。他的国号纪年不但和我们不相干，并且是我们所绝不应该承认他的。但是从宋帝赵昺赴海以后，天完帝徐寿辉起义以前，这七十一年中间中国竟没有皇帝，到这种时候用皇帝来纪年的竟没有法子想了，就是真讲爱国保种的也止好老老面皮用元朝来纪年了。你们想，中国史上用外国人纪年，道理上怎么讲得过去，况且中国没有皇帝可纪元的时候还不止宋和天完间的七十一年么？
那时的作者自然也是意不在文，因为目的还是教育以及政治的，其用白话乃是一种手段，引渡读者由浅入深以进于古学之堂奥者也。
民国六年以至八年文学革命的风潮勃兴，渐以奠定新文学的基础，白话被认为国语了，文学是应当“国语的”了，评论小说诗戏曲都发达起来了，这是很热闹的一个时代，但是白话文自身的生长却还很有限，而且也还没有独立的这种品类，虽然在《新青年》等杂志上所谓随感录的小文字已经很多。
八年三月我在《每周评论》上登过一篇小文，题曰《祖先崇拜》，其首两节云：
“远东各国都有祖先崇拜这一种风俗。现今野蛮民族多是如此，在欧洲古代也已有过。中国到了现在，还保存这部落时代的蛮风，实是奇怪。据我想，这事既于道理上不合，又于事实上有害，应该废去才是。
“第一，祖先崇拜的原始的理由，当然是本于精灵信仰。原人思想以为万物都有灵的，形体不过是暂时的住所。所以人死之后仍旧有鬼，存留于世上，饮食起居还同生前一样。这些资料须由子孙供给，否则便要触怒死鬼，发生灾祸。这是祖先崇拜的起源。现在科学昌明，早知道世上无鬼，这骗人的祭献礼拜当然可以不做了。这种风俗，令人废时光，费钱财，很是有损，而且因为接香烟吃羹饭的迷信，许多男人往往藉口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谬说，买妾蓄婢，败坏人伦，实在是不合人道的坏事。”
无论一个人怎样爱惜他自己所做的文章，我总不能说上边的这两节写得好，它只是顽强地主张自己的意见，至多能说得理圆，却没有什么馀情，这与浑然先生的那篇正是同等的作品。民国十五年五月我写了一篇五百字的小文，投寄《晨报》，那时还没有副刊，便登在“第七版”上，题曰《美文》：“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这种美文似乎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如中国所熟知的爱迭生，兰姆、欧文，霍桑诸人都做有很好的美文，近时高尔斯威西、吉欣，契斯透顿也是美文的好手。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
但在现代的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有这类文章，治新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试呢？我以为文章的外形与内容的确有点关系，有许多思想，既不能作为小说，又不适于做诗，便可以用论文式去表他。他的条件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只是真实简明便好。我们可以看了外国的模范做去，但是需用自己的文句与思想，不可去模仿他们。《晨报》上的《浪漫谈》，以前有几篇倒有点相近，但是后来（恕我直说）落了窠臼，用上多少自然现象的字面，衰弱的感伤的口气，不大有生命了。我希望大家卷土垂来，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岂不好么。”
《浪漫谈》里较好的一篇我记得是讲北京街道的，作者是罗志希，此外的却都记不得了。《晨报》第七版不久改成副刊，是中国日报副刊的起首老店，影响于文坛者颇大，因为每日出版，适宜于发表杂感短文，比月刊周刊便利得多，写文章的人自然也多起来了。以后美文的名称虽然未曾通行，事实上这种文章却渐渐发达，很有自成一部门的可能。十一年三月胡适之给《申报》做《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十节中讲到白话文学的成绩，曾这样说；第三，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
新文学中白话散文的成功比较容易，却也比较迟，原来都是事实。十九年九月我给《近代散文抄》做序，有一部分是讲小品文的起源变迁的：“小品文是文艺的少子，年纪顶小的老头儿子。文艺发生次序大概是先韵文，次散文，韵文之中又是先叙事抒情，次说理，散文则是先叙事，次说理，最后才是抒情。借了希腊文学来做例，一方面是史诗和戏剧，抒情诗，格言诗，一方面是历史和小说，哲学，——小品文，这在希腊文学盛时实在还没有发达，虽然那些哲人（Sophistai）似乎有这一点气味，不过他们还是思想家，有如中国的诸子，只是勉强去仰攀一个渊源，直到基督纪元后希罗文学时代才可以说真是起头了，正如中国要在晋文里才能看出小品文的色彩来一样。
“我卤莽地说一句，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他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未来的事情，因为我到底不是问星处，不能知道，至于过去的史迹却还有点可以查考。我想古今文艺的变迁曾有两个大时期，一是集团的，一是个人的。在文学史上所记大都是后期的事，但有些上代的遗留如歌谣等，也还能推想前期的文艺的百一。在美术上便比较地看得明白，绘画完全个人化了，雕塑也稍有变动，至于建筑，音乐，美术工艺如陶瓷等，却都保留原始的迹象，还是民族的集团的而非个人的艺术，所寻求表示的也是传统的而非独创的美。在未脱离集团的精神之时代，硬想打破他的传统，又不能建立个性，其结果往往青黄不接，呈出丑态，固然不好，如以现今的瓷器之制作绘画与古时相较，即可明瞭，但如颠倒过来叫个人的艺术复旧于集团的，也不是很对的事。对不对是别一件事，与有没有是不相干的，所以这两种情形直到现今还是并存，不，或者是对峙着。集团的美术之根据最初在于民族性的嗜好，随后变为师门的传授，遂由硬化而生停滞，其价值几乎只存在技术一点上了。
“文学则更为不幸，授业的师傅让位于护法的君师，于是集团的文以载道与个人的诗言志两种口号成了敌对，在文学进了后期以后，这新旧势力还永远相搏，酿成了过去的许多五花八门的文学运动。在朝廷强盛，政教统一的时代，载道主义一定占势力，文学大盛，统是平伯所谓‘大的高的正的’，可是又就‘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读之昏昏欲睡’的东西。一直到了颓废时代，皇帝祖师等等要人没有多大力量了，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正统家大叹其人心不古，可是我们觉得有许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这个时代发生，这自然因为我们是赞成诗言志派的缘故。小品文则又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他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他站在前头，假如碰了壁时自然也首先碰壁。”
这是我的私见，可以拿来说明小品散文晚起的缘故，但是其成功又似比较容易，却还有别的理由。十五年五月我有给平伯的一封信云：“王季重文殊有趣，唯尚有徐文长所说的以古字奇字替代俗字的地方，不及张宗子的自然。张宗子的《琅嬛文集》中记泰山及普陀之游的两篇文章似比《文饭小品》各篇为佳，此书已借给颉刚，如要看可以转向他去借。我常常说现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之’，不过现今重新发达起来罢了。由板桥冬心溯而上之这班明朝文人再上连东坡山谷等，似可编出一本文选，也即为散文小品的源流材料。此件事似大可以做，于教课者亦有便利。现在的小文与宋明诸人之作在文字上固然有点不同，但风致实是一致，或者又加上了一点西洋影响，使他有一种新气息而已。”十五年十一月在重刊《陶庵梦忆》序上也说：
“我常这样想，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虽然在文学发达的程途上复兴与革命是同一样的进展。在理学与古文没有全盛的时候，抒情的散文也已得到相当的长发，不过在学士大夫眼中自然也不很看得起。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气息了。”十七年五月作《杂拌儿》跋，引了上边这一节之后又说道：“唐宋文人也作过些性灵流露的散文，只是大部自认为文章游戏，到了要做正经文章时便又照着规矩去做古文。明清时代也是如此，但是明代的文艺美术比较地稍有活气，文学上颇有革新的气象，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他们为浅率空疏，实际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其价值在竟陵派之上。以前的文人对于著作的态度可以说是二元的，而他们则是一元的，在这一点上与现代写文章的人正是一致。现在的人无论写什么都用白话文，也就是统一的一例，与庚子前后的新党在《爱国白话报》上用白话，自己的名山事业非用古文不可的绝不相同了。以前的人以为文是以载道的东西，但此外另有一种文章却是可以写来消遣的，现在则又把他统一了，去写或读可以说本以消遣，但同时也就是传了道了，或是闻了道。除了还是想要去以载道的老少同志以外，我想现在的人的文学意见大抵是这样，这也可以说是与明代的新文学家的意思相差不远的。在这个情形之下，现在的文学——现在只就散文说——与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虽然并没有模仿，或者也还很少有人去读明文，又因时代的关系在文字上很有欧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显的改变。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在上文又曾这样说：“这风致是属于中国文学的，是那样地旧而又这样地新。”这一句话我觉得说的颇得要领。同年十一月作《燕知草》跋，有云：“我也看见有些纯粹口语体的文章，在受过新式中学教育的学生手里写得很是细腻流丽，觉得有造成新文体的可能，使小说戏剧有一种新发展，但是在论文，——不，或者不如说小品文，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有人称他为絮语过的那种散文上，我想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我说雅，这只是说自然大方的风度，并不要禁忌什么字句，或者装出乡绅的架子。平伯的文章便多有这些雅致，这又就是他近于明朝人的地方。不过我们要知道，明朝的名士的文章诚然是多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有些人终于做了忠臣，如王谑庵到复马士英的时候便有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的话，大多数的真正文人的反礼教的态度也很显然，这个统系我相信到了李笠翁袁子才还没有全绝，虽然他们已都变成了清客了。
“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而现在中国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样子，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这原是无足怪的。我常想，文学即是不革命，能革命就不必需要文学及其他种种艺术或宗教，因为他已有了他的世界了。接着吻的嘴不再要唱歌，这理由正是一致。但是，假如征服了政治的世界而在别的方面还有不满，那么当然还有要到艺术世界里去的时候，拿破伦在军营中带着《少年维特的烦恼》可以算作一例。文学所以虽是不革命，却很有他的存在的权利与必要。”
二十一年十一月所写《杂拌儿之二》序中云：
“所谓言与物者何耶，也只是文词与思想罢了，此外似乎还该添上一种气味。气味这个字仿佛有点暧昧而且神秘，其实不然。气味是很实在的东西，譬如一个人身上有羊膻气，大蒜气，或者说是有点油滑气，也都是大家所能辨别出来的。这样看去，三代以后的文人里我所喜欢的有陶渊明颜之推两位先生，恰巧都是六朝人物。此外自然也有部分可取，即如上边所说五人（案即白采、苏曼殊、沈复、史震林、盛此公）中，沈三白史梧冈究竟还算佼佼者，《六记》中前三篇多有妙文，《散记》中记游纪风物如卷二记蟋蟀及姑恶鸟等诸文皆佳，大抵叙事物抒情绪都颇出色，其涉及人生观处则悉失败也。
孔子曰，曷各言尔志。我们生在这年头儿，能够于文字中去找到古今中外的人听他言志，这实在已是一个快乐，原不该再去挑剔好丑。但是话虽如此，我们固然也要听野老的话桑麻，市侩的说行市，然而友朋间气味相投的闲话，上自生死兴衰，下至虫鱼神鬼，无不可谈，无不可听，则其乐益大，而以此例彼，人情又复不能无所偏向耳。
“胡乱的讲到这里，对于《杂拌儿之二》我所想说的几句话可以接得上去了。平伯那本集子里所收的文章大旨仍旧是杂的，有些是考据的，其文词气味的雅致与前编无异，有些是抒情说理的，如《中年》等，这里边兼有思想之美，是一般文士之文所万不能及的。此外有几篇讲两性或亲子问题的文章，这个倾向尤为显著。这是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理智，调和成功的一种人生观，以此为志，言志固佳，以此为道，载道亦复何碍。此刻现在中古圣徒遍于目前，欲找寻此种思想盖已甚难，其殆犹求陶渊明颜之推之徒于现代欤。”
以上都是我对于新文学的散文之考察，陆续发表在序跋中间，所以只是断片，但是意思大抵还是一贯，近十年中也不曾有多大的变更。二十一年夏间的北平辅仁大学讲演即是以这些意思为根据，简单地联贯了一下。《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二讲中云：
“对于这复古的风气揭了反叛的旗帜的，是公安派和竟陵派。公安派的主要人物是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人，他们是万历朝的人物，约当西历十六世纪之末至十七世纪之初。因为他们是湖北公安县人，所以有了公安派的名称。他们的主张很简单，可以说和胡适之先生的主张差不多。
所不同的，那时是十六世纪，利玛窦还没有来中国，所以缺乏西洋思想。（他们也有新思想，乃是外来的佛教，借来与儒教思想对抗。）假如从现代新文学的主张要减去他所受到的西洋影响，科学哲学以及文学各方面的，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张了。而他们对于中国文学变迁的看法，较诸现今的谈文学的人或者还要更清楚一点。理论和文章都很对很好，可惜他们的运气不好，到清朝他们的著作便都成为禁书了，他们的运动也给乾嘉的文人学者所打倒了。”
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假如没有历史的基础，这成功不会这样容易，但假如没有外来思想的加入，即使成功了也没有新生命，不会站得住。关于言志派我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三讲中略有说明云：
“言志派的文学可以换一名称，叫做即兴的文学；载道派的文学也可以换一名称，叫做赋得的文学。古今来有名的文学作品通是即兴文学。例如《诗经》上没有题目，《庄子》有些也无篇名，他们都是先有意思，想到就写下来，写好后再从文章里将题目抽出的。赋得的文学是先有题目，然后再按题作文。自己想出的题目作时还比较容易，考试所出的题目便有很多的限制，自己的意思不能说，必须揣摩题目中的意思，如题目是孔子的话，则须跟着题目发挥些圣贤道理，如题目为阳货的话，则又非跟着题目骂孔子不可。”
末了这几句话固然是讲做真八股者的情形，但是一般的载道派也实在都是如此。我这言志载道的分派本是一时便宜的说法，但是因为诗言志与文载道的话，仿佛诗文混杂，又志与道的界限也有欠明瞭之处，容易引起缠夹，我曾追加地说明道：
“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这里所说即兴与赋得，虽然说得较为游戏的，却很能分清这两者的特质。重复地说，新散文里这即兴的分子是很重要的，在这一点上他与前一期的新文学运动即公安派全然相同，不过这相同者由于趋势之偶合，并不由于模拟或影响。我们说公安派是前一期的新文学运动，却不将他当作现今新文学运动的祖师，我们读公安派文发见与现代散文有许多类似处觉得很有兴味，却不将他当作轨范去模仿他。这理由是很简明的。新散文里的基调虽然仍是儒道二家的，这却经过西洋现代思想的陶熔浸润，自有一种新的色味，与以前的显有不同，即使在文章的外观上有相似的地方。
我不讳言中国思想里的儒道二家的基调，因为这是事实，非言论所能随便变易，我也并不反对，因为觉得这个基本也并不一定比西洋的宗教思想坏，他更容易收容唯物的常识而一新其面目，如我们近来所见。我常想儒道法实在原是三位一体，儒家一面有他的理想，一面又想顾实行，结果是中庸一路，若要真去实行，却又不能不再降低而成法家，又如抛开实行，便自然专重理想而成道家了。这在当初创始的都是高明的人，后来禁不起徒子徒孙的模拟传说，一样地变成了破落户，其间也有陶渊明颜之推等人能自振作的，实际已是江河日下之势，莫可挽救了。外来的思想也曾来注灌过，如佛教是也，这原是伟大的思想，很可以佩服的，可是他自成一统系，他的倾向又比道家更往左走，他的影响好容易钻到文学里去之后，结果只有两样，这如不是属于宗教类的佛教文学，那就是近似道家思想的一种空灵作品而已。公安派的文学大约只做到这里，现在的要算是进一程了。为什么呢？这便因为现在所受的外来影响是唯物的科学思想，他能够使中国固有的儒道思想切实地淘炼一番，如上文说过，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理智，调合成功一种人生观，“以此为志，言志固佳，以此为道，载道亦复何碍。”论理，这应该是中国现文坛的普遍的情形，盖中国向无宗教思想的束缚，偏重现实的现世主义上加以唯物的科学思想，自当能和合新旧而别有成就。事实却不尽然，没有能够抓得住这二者的主脑，也没有能够把他们捏作一团，那么结果不是做出一篇新的土八股便是旧的传教的洋话。这也正是无怪的。过去的时间的力量太大了，现在的力量又还太短，虽然期望好文章的出现也是人情，然而性急也无用处，还只好且等待着耳。
对于新文学的散文我的意见大抵就只是如此，要分时期分派别的讲我觉得还无从说起，从民六到现今还没有二十年，何况现在又只以前十年为限呢。
我看文艺的段落，并不以主义与党派的盛衰为唯一的依据，只看文人的态度，这是夹杂宗教气的主张载道的呢，还是纯艺术的主张载道的呢，以此来决定文学的转变。现在还是混乱时期，这也还难说，因为各自在那里打转身，似乎都很少真是明确态度。我是这样看，也就是这样地编选。我与郁达夫先生分编这两本散文集，我可以说明我的是那么不讲历史，不管主义党派，只凭主观偏见而编的。这一册里共计有十七人，七十一篇。这里除了我与郁先生约定互相编选之外，其馀的许多人大都是由我胡抓瞎扯的。关于这些人有几件事应得说明，今列记于下：一、有四位已故的人，即徐志摩，刘半农，刘大白，梁遇春，都列在卷首。所选的文章不以民国十五年为限，这可以算是一个例外，但是却也不能说是没有理由的。
二、吴稚晖（这里活人也一律称名，不加先生，下均同。）实在是文学革命以前的人物，他在《新世纪》上发表的妙文凡读过的人是谁也不会忘记的。他的这一种特别的说话法与作文法可惜至今竟无传人，真令人有广陵散之感。为表示尊重这奇文起见，特选录在民十以后所作几篇，只可惜有些现今恐有违碍不能重印，所以只抄了短短的两篇小文。
三，议论文照例不选，所以有些人如蔡孑民，陈独秀，胡适之，钱玄同，李守常，陶孟和等的文章都未曾编入。这里就只选了顾颉刚的一篇《古史辨序》，因为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自叙，胡适之的《四十自述》或者可以相比，不过出得太迟了，已经在民十五之后。《新潮》上还有一篇讲旧家庭的文章，署名“顾诚吾”，也可备选，因为是未完的稿，所以决定用了这序文。
四，废名所作本来是小说，但我看这可以当小品散文读，不，不但是可以，或者这样更觉得有意味亦未可知。今从《桥》中选取六则，《枣》中也有可取的文章，因为著作年月稍后，所以只好割爱了。
五，此外还有些人本拟收入，如梁实秋，沈从文，谢六逸，章克标，赵景深等，只可惜大部分著作都在民十五以后，所以不能收在这一集里。近十年来作者如林，未能尽知，自多遗漏，咎何能辞，但决无故意抹杀之事，此则自审可告无罪者耳。
六，末了我似乎还得略说我自己对于散文的主观和偏见。前面我听说的多是关于散文的发达，现在是说对于散文本身这东西。我在《草木虫鱼》小
引中说过：
“我平常很怀疑，心里的情是否可以用言全表了出来，更不相信随随便便地就表得出来。什么嗟叹啦，永歌啦，手舞足蹈啦的把戏，多少可以发表自己的情意，但是到了成为艺术再给人家去看的时候，恐怕就要发生了好些的变动与间隔，所留存的也就是很微末了。死生之悲哀，爱恋之喜悦，人生最切的悲欢甘苦，绝对地不能以言语形容，更无论文字，至少我是这样感想，世间或有天才自然也可以有例外，那么我们凡人所可以用文字表现者只是某一种情意，固然不很粗浅但也不很深切的部分，换句话来说，实在是可有可无不关紧要的东西，表现出来聊以自宽慰消遣罢了。
“我觉得文学好像是一个香炉，他的两旁边还有一对蜡烛台，左派和右派。无论哪一边是左是右，都没有什么关系，这总之有两位，即是禅宗与密宗，假如容我借用佛教的两个名称。文学无用，而这左右两位是有用有能力的。禅宗的作法的人不立文字，知道它的无用，却寻别的途径。辟历似的大喝一声，或一棍打去，或一句干矢橛，直截地使人家豁然开悟，这在对方固然也需要相当的感受性，不能轻易发生效力，但这办法的精义实在是极对的，差不多可以说是最高理想的艺术，不过在事实上艺术还着实有志未逮，或者只是音乐有点这样的意味，缠缚在文字语言里的文学虽然拿出什么象征等物事来在那里挣扎，也总还追随不上。密宗派的人单是结印念咒，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几句话，看去毫无意义，实在含有极大力量，老太婆高唱阿弥陀佛，便可安心立命，觉得西方有分，绅士平日对于厨子呼来喝去，有朝一日自己做了光禄寺小官，却是顾盼自雄，原来都是这一类的事。即如古今来多少杀人如麻的钦案，问其罪名，只是大不敬或大逆不道等几个字儿，全是空空洞洞的，当年却有许多活人死人因此处了各种极刑，想起来很是冤枉，不过在当时，大约除本人外没有不以为都是应该的吧。名号——文字的威力大到如此，实在可敬而且可畏了。文学呢，他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它不能那么解脱，用了独一无二的表现法直截地发出来，却也不会这么刚勇，凭空抓了一个唵字塞住了人家的嗓子，再回不过气来，结果是东说西说，写成了四万八千卷的书册，只供闲人的翻阅罢了。”这是我对于文学——散文的苛刻而宽容的态度。我是这样想，自己也这样写，人家的这样看，现在也这样选。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于北平。
□1935 年8 月刊《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散文一集编选感想
这回郑西谛先生介绍我编选一册散文，在我实在是意外的事，因为我与正统文学早是没关系的了。但是我终于担任下来了。对于小说戏剧诗等等我不能懂，文章好坏还似乎知道一点，不妨试一下子。选择的标准是文章好意思好，或是（我以为）能代表作者的作风的，不论长短都要。我并不一定喜欢所谓小品文，小品文这名字我也很不赞成，我觉得文就是文，没有大品小品之分。文人很多，我与郁达夫先生是分人而选的，正在接洽中，我要分到若干人，目下还不能十分确定。
□1935 年2 月刊《新小说》1 卷2 期，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燕都风土丛书序
不佞从小喜杂览，所喜读的品类本杂，而地志小书为其重要的一类，古迹名胜固复不恶，若所最爱者乃是风俗物产这一方面也。
中国地大物博，书籍浩如烟海，如欲贪多实实力有不及，故其间亦只能以曾游或所知者为限，其他则偶尔涉及而已。
不佞生于会稽，曾寓尽杭州南京，今住北平，已有二十馀年，则最久矣。
在杭州时才十三岁，得读《砚云甲编》中之《陶庵梦忆》，心甚喜之，为后来搜集乡人著作之始机，惜以乏力，至今所收不能多耳。尔后见啸园刊本《清嘉录》，记吴事而可通于两浙，先后搜得其异本四种。《藤阴杂记》《天咫偶闻》及《燕京岁时记》，皆言北京事者，常在案头。若《帝京景物略》则文章尤佳妙，唯恨南京一略终不可得见，辜负余六年浪迹，无物作纪念也。
世变既亟，此类无益之书恐已为识者所屏弃，以时务言似亦正当，唯不佞犹未能恝然，非欲以遣有涯之生，实由心喜之故，此外亦无可解辩，但生计困难，欲读无书，正无可奈何耳。
此时忽得张次溪先生书，云所编《燕都风土丛书》将次第刊行。张先生岭表世家，寄居北京有年，研究地方掌故，著述甚多，今又有此盛举，可谓难能可贵矣。在史学上价值如何重大，自有学者能言之，非闲汉所宜插嘴，不佞则但喜得有如许好书汇为一集，供爱好者之披览，此固不限于今日，唯在今日自更是珍重也。
中华民国廿七年十月八日旧中秋风雨中，周作人记于北平知堂。
□1938 年作，据《京津风土丛书》，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桥
昨夜拿出废名的《桥》来读，看到第十八节曰《碑》，上篇就完了。不知怎的有点怅然，似乎是觉得缺少什么似的，还不大够。废名在自序中也说过，“本来上篇在原来的计划还有三分之一没有写，因为我写到《碑》就跳过去写下篇了，以为留下那一部分将来再补写，现在则似乎就补不成。”这里缺了一部分本来也没有多大关系而且著者也说过补不成了，但缺少总是缺少，仍是不禁怅然。这册《桥》我是读过一回的，到现在才明了的感觉这缺少的惆怅，可知是不无些少长进，这一岁也还不算白增加。《桥》的文章仿佛是一首一首温李的诗，又像是一幅一幅淡彩的白描画，诗不大懂，画是喜看的，只是恨册页太少一点，虽然这贪多难免有点孩子气，必将为真会诗画的人所笑。可是我所最爱的也就是《桥》里的儿童，上下篇同样的有些仙境的，非人间的空气，而上篇觉得尤为可爱，至于下篇突然隔了十年的光阴，我似乎有点一脚跳不过去。这样说来，《碑》以后的三分之一可见得还是个缺少，假如这个补上了，那么或者也就容易追随得上，我这样想，却还未敢相信。中国写幼年的文章真是太缺乏了，《桥》不是少年文学，实在恐怕还是给中年人看的，但是里边有许多这些描写，总是很可喜的事。
（廿八年一月廿二日）
□1939 年作，1944 年刊“新民”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文载道文抄序
民国二十六年卢沟桥事件发生，中国文化界遭逢一回大难，就我们所知道的说来，黄河以及长江两岸的各地当时一切文化活动全都停止，文艺界的烟消火灭似的情形是大家熟知的最好的例。这是当然的，正如日本东乡大将说过的一句有名的话，因为这是战争呀。可是，这文化上的伤瘦却是痊愈得意外的快，虽其痊愈的程度固亦有限，要说恢复也还是很远。在北京，自《朔风》以后，文艺刊物逐渐出来，上海方面则有《古今》，《杂志》，《风雨谈》等，还有些我们所不曾见到的，出得更多也更是热闹。这些的内容与其成绩，且不必细细分解，就只看这吃苦忍辱，为希求中国文化复活而努力的情形，总之可以说是好现象。这岂不即是中国民族生活力强韧之一种表示么？
在上海南京刊行的杂志上面，看见好些作者的姓名，有的是从前知道的，有的是初次见到，觉得很愉快，这正有如古人所说的旧雨今雨吧。在今雨中间，有两位可以提出来一说，这便是纪果庵与文载道。这里恰好有一个对照，纪君是北人，而文君乃是南人，纪君是真姓名，而文君乃是笔名，——严格的说，应当称为文载道君才对，因为文并不是尊姓。但是同时也有一点交涉。
因为两君所写大文的题材颇有相近之处。纪君已出文集名曰《两都集》，文君的名曰《风土小记》，其中多记地方习俗风物，又时就史事陈述感想，作风固各有特色，而此种倾向则大抵相同。鄙人在南京当过学生六年，后来往家北京亦已有二十八年了，对于两都一样的有兴趣，若浙东乃是故乡，我拉（ngala）宁绍同乡，盖钱塘江分界，而曹娥江不分界，遂一直接连下去，土风民俗相通处尤多。自己平常也喜欢写这类文章，却总觉得写不好，如今见到两家的佳作那能不高兴，更有他乡遇故知之感矣。读文情俱胜的随笔本是愉快，在这类文字中常有的一种惆怅我也仿佛能够感到，又别是一样淡淡的喜悦，可以说是寂寞的不寂寞之感，此亦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缘分也。
一般做举业的朋友们向来把这种心情的诗文一古脑儿的称之曰闲适，用现今流行语来说，就是有闲云云。《癸巳存稿》卷十二《闲适语》一则云：秦观词云，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王铚《默记》以为其言如此，必不能至西方净土，其论甚可憎也。……盖流连光景，人情所不能无，其托言不知，意更深曲耳。
俞理初的话本来是很不错的，我只补充说明，闲适可以分作两种。一是安乐时的闲适，如秦观张雨朱敦儒等一般的多是，一种忧患时的闲适，以著书论，如孟元老的《梦华录》，刘侗的《景物略》，张岱的《梦忆》是也。
这里边有的是出于黍离之感，有的也还不是，但总之是在一个不很好的境地，感到洪水在后面，对于目前光景自然深致流连，此与劫馀梦想者不同，而其情绪之迫切或者有过无不及，也是可有的事。这固然只是忧患时文学的一式样，但文学反正就是这点力量，即便是别的式样也总还差不多，要想积极的成就事功，还须去别寻政治的路。近读武者小路氏的小说《晓》，张我军君译作“黎明”，第一回中有一节话云：老实说，他也常常地感觉，这个年头儿是不是可以画着这样的画？可是，不然的话，做什么好呢？像我这样的人，岂不是除了拿着诚实无匹的心情来作画以外没有办法的么？
这里我们也正可以引用，来做一个说明。不管是什么式样，只凭了诚实的心情做去，也就行了。说是流连光景，其对象反正也是自己的国与民及其运命，这和痛苦流涕的表示不同，至其心情原无二致，此固一样的不足以救国，若云误国，则恐亦未必遽至于此耳。
文君的第二集子曰《文抄》，将在北京出板，属题数语为之喤引。鄙人误入文人道中，有如堕贫，近方力求解脱，洗脚登岸，对于文事戒不复谈，唯以文君著作读过不少，此次刊行鄙人又参与拉纤之工作，觉得义不容辞，拉杂书此，只图凑起数百字缴卷而已，别无新义想要陈说也。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八月八日，知堂。
□1944 年9 月刊《古今》54 期，署名周作人
□收入《立春以前》
文史丛著序
谢刚主先生以所撰《文史丛著》见示，属写小序。不佞于专门史学系门外汉，何敢赞一词，唯重违谢先生之雅意，若承允许以不切题的文章缴卷，则亦何敢固辞。不佞平日喜杂览，对于四部各有部分的兴趣，又曾闻先贤有六经皆史之语，觉得凡所涉猎亦悉是有用的史料，不特有时想用作解嘲之词，亦实欲以自勉，期于下笔矜慎，无失学问之本意耳。中国史字古文为手执册，西洋则推源于古希腊语，谊云研求，实为学问之总体，此二义夙为不佞所喜，盖就自然万物寻其现象与原则，世称科学，就文献以求其因革之迹，是为历史，史与学其实是一而二，若人文科学则正是史之正名也。我看中国杂书，感觉一种不满，可称之曰史的常识之缺乏，此盖由于史学之大专门化，书既浩瀚难读，学者所致力又多在年代职官之末，遂渐与生活游离，艰于自立，遑论及物。能惧思者当知及今之世复兴史学实为要图，而文史撰述凡有利于此事者，流传推广，亦不容缓。往年读《心史丛刊》三集，以史事为材料，写为随笔，合知识趣味为一，至可益人神智，念之至今未忘。今见谢先生此著，其佳处亦正相同。谢先生尝从心史先生游，又曾闻任公静庵诸先生之绪论，有所著述，自能集三先生之长，裨益学子非浅鲜，抑亦庶几足以补从来之缺憾，满足时代之要求，其责任尤大矣。
中国民国三十二年一月十二日，记于北京。
□1944 年11 月刊《文史》1 期，署名十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读新诗序
这一册《谈新诗》是废名以前在北京大学讲过的讲义，黄雨君保存着一份底稿，这回想把他公开，叫我写篇小序，这在我是愿意也是应当的。为什么呢，难道我们真是想要专卖废名么，那未必然。这也只因为我对于这件事多少更知道一点罢了。废名在北京大学当讲师，是胡适之兼任国文学系主任的时候，大概是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最初他担任散文习作，后来添了一门现代文艺，所讲的是新诗，到第三年预备讲到散文部分，卢沟桥的事件发生，就此中止，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新诗的讲义每章由北大出版组印出之先，我都见过，因为废名每写好了一章，便将原稿拿来给我看，加上些意见与说明。我因为自己知道是不懂诗的，别无什么可否，但是听废名自讲或者就是只看所写的话，也觉得很有意思，因为里边总有他特别的东西，他的思想与观察。废名自己的诗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人家拿来出板，这册讲新诗的讲义本来是公开的，现今重刊一回，对于读者有不少益处，废名当然不会有什么异议吧。
废名这两年没有信来，不知道他是否还在家里，五月里试寄一张明信片去，附注上一笔请他告知近况。前几天居然得到回信，在路上走了不到二十天，这实在是很难得的。既然知道了他的行踪，也就可以再寄信去，代达黄雨君的意思，不过回答到来恐怕要在《谈新诗》的出板以后了吧。来信里有一部分关于他自己的生活，说的很有意思：此学校是初级中学，因为学生都是本乡人，虽是新制，稍具古风，对于先生能奉薪米，故生活能以维持也。小家庭在离城十五里之祠堂、距学校有五十里，且须爬山，爬虽不过五里，五十里路惟以此五里为畏途耳。
后面又说到学问，对于其同乡之熊翁仍然不敬，谓其《新唯识论》一书站脚不住矣，读了觉得很有趣。未了说“于春间动手著一部论，已成四章，旋因教课少暇，未能继续，全书大约有二十章或多，如能干与知堂翁再见时交此一份卷，斯为大幸。”废名的厚意很可感，只是《肇论》一流的书我生怕看不大懂，正如对于从前信中谈道的话未能应对一样，未免将使废名感觉寂寞，深以为歉耳。
民国甲申七月二十日，知堂记于北京。
□1945 年8 月刊“太平”初版本，署名知堂
□收入《立春以前》
沙滩小集序
民国三十三年阴历岁次甲申，但是阴阳历稍有参差，所以严格的说，甲申年应该是从三十三年一月廿五日起，至三十四年二月十一日止才是。这在民国除了是第一次的甲申年以外别无什么意义，可是在以前的历史上，这甲申年却不是寻常的年头儿，第一令人不能忘记的是三百年前崇祯皇帝煤山的事，其次是六十年前中法战役马江的事。青年朋友不喜欢看历史的人或者不大想到亦未可知，我们老一辈的比较更多经忧患，这种感觉自更痛切，鄙人恰巧又是在这一年里降生的，多年住在北京，煤山就在城内，马江虽只是前辈参加，自己是曾身列军籍的，也深感到一种干系。中国人自己不争气，最近这几百年情形弄得很不像样，差不多说不出有哪一年比较的可以称赞，不过特别是我辈甲申生的人想起来更是丧气罢了。
在这时候，有友人们想集刊文章，给我作还历的纪念，这在我是万不敢当，而且照上述情形说来，也是很不相称的。不过朋友们的好意很可感激，大家各写一篇文章来汇刊一册，聊以纪念彼此的公私交谊、未始不是有意义的事，虽然交际的新旧不等，有的还不曾相见过，但交谊还是一样，这也觉得很有意思。此集由傅芸子君编辑，名称商量很久，不容易决定，傅君当初拟名为《汉花园集》，本来也很好，但是仔细考虑，汉花园是景山东面的地名，即旧北京大学所在地，其门牌但有一号，只大学一家，怎好霸占了来，固然未必有什么商标权利问题，总之我们也自觉得不好意思。由汉花园再往西南挪移几步，那里有一条斜街，名曰沙滩，倒还不妨借用、于是便称之曰《沙滩小集》。本来想用“沙滩偶语”四字，似乎比较有风趣，但是据故事的联想，偶语未免有点儿违碍，所以终于未曾采用。这里沙滩以地名论固可，反正我们这些人在沙滩一带是常走过的，若广义的讲作沙的滩，亦无不可，在海边沙滩上聚集少数的人，大概也就是二三十名吧，站着蹲着或是坐着，各自说他的故事，此亦大有意义，假如收集为一册书，岂不是有趣味的事，与《十日谈》可以相比么。意大利那时是瘟疫流行，绅士淑女相率避难，在乡村间暂住，闲话消遣，乃得百篇故事，此《十日谈》之本事也。中国现今也正在兵火之中，情形有点相像，人们却别无可逃避之处，故欲求海滨孤岛，蛰居待旦，又岂可得，在这时候大家不能那么高兴的谈讲，那也是当然的了。
这集里所收的文章都是承朋友们好意所投寄，也有我自己的混杂在内，我不便怎么说谦逊或是喝彩的话，但总之是极诚实的表示出自己，也表示出在这乱世是这么的还仍在有所努力，还想对于中国有所尽心，至于这努力和尽心到底于中国有何用处，实在也不敢相信。其次，大家合起来出这样一册小集，还有一种意思，便是庄子所说的鱼相濡以沫。这一层意思，我觉得倒是极可珍惜的。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七日，周作人撰。
□1945 年刊“太平”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立春以前》
虎牢吟啸序*
孔子删诗之说，现代学者不大有人相信，但儒家很重诗与礼，那是没有问题的。孔子论诗的话，最具体的是《阳货》篇的这一节：曰，“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这是站在学诗的立场说的，诗的用处大概也就是《子路》篇中所说的从政及专对等事，便是多识也还是实用方面的，若是通彻主客两边，就诗的性质有所发明的，我想那是第三项的怨吧。要来说明这意思，最好是借用孟子现成的话。《告子下》记孟子批评高叟说诗：有曰，“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已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后面又申明之曰，“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孔孟的话都是伦理的教训，这里却把诗之文艺的性质也说明在内了。本来诗就只是怨。
《诗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原兼括哀乐，但欢愉之词难工，三百篇首亦有《关睢》《桃夭》，而感人最深者还是《绿衣》、《谷风》、《黍离》、《兔爱》诸篇。人惟不能忘情，故不能无所怨嗟，所道固一人之言，而所寄者则万人之情也。个人在宇宙间，只是沧海之一滴，太仓之一粟，惟其所代表者乃永劫及无边的人生，是乌可以无言乎。人有所怨，可以为诗，抑亦圣人之所取者也。
胡逸民先生壮年奔走革命，民国建立后曾司狱政，并任南京监狱事，今乃以事被幽于老虎桥，忽尔下阶，几同入瓮，处境如此，可以怨矣。时值乱世，会逢百罹，处此境者不止胡先生一人，惟千万人有此情意而不能言，代言者乃不可少，此亦是能言者之责任。国乱民困，有沦肯及溺之惧，及今不言，对于祖国是愈疏也。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虽多亦奚以为。”诗有益于治道，乃为不虚，胡先生之作，庶足以当之矣。
三十七年三月十三日，会稽周作人序。
□1948 年作，1978 年刊，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呐喊索隐
欠了《子曰》一笔文债，无法偿还，心里老是惦记着。忽然想到《阿Q正传》要制电影上银幕了，关于阿Q 的性格想说几句话，目的是凑成一篇文章，可以还债，并不是有什么新的意见发表，可以供制电影片之参考。我以为阿Q 的性格不是农民的，在《故乡》中出现的闰土乃是一种农民，别的多是在城里乡下两面混出来的游民之类，其性格多分与士大夫相近，可以说是未蜕化的、地下的士大夫，而阿Q 则是这一类人的代表。阿Q 性格中最明显的两点是精神的胜利与假革命。士大夫现在称为知识阶级，精神的胜利至今还是他们的最重要的武器，以精神文明去压倒外来的物质文明，以固有道德去镇伏异端的民主思想，以纲常名教风化正气等名词为盾牌任意的骂倒别人，这类的事情大家见闻得很多，证据已经很是充足了。阿Q 的假革命即是投机，而投机又是士大夫擅长的本领，我们不去别处找证据，只就《正传》所记的看去，也就足以为证了。阿Q 本来是个正统派，他最厌恶那“假洋鬼子”，又叫他作“里通外国的人”，至于对于革命党，更是“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可是一听到城里革命党起事，他就决心去投革命党，因为他可以“要什么就是什么”了。最妙的是阿Q 想到第一去革静修庵尼姑的命，走到那里的时候，却已迟了一步，据老尼姑告诉他说，”他们已经来革过了”，那就是秀才和假洋鬼子，他们除打碎了万岁龙牌之外，还革走了一个观音娘娘座前的铜香炉。阿Q 到底是未蜕壳的士大夫，所以弄不过他的前辈，但是这里便已可证明他们三位都是一伙儿的同志了。虽然作者后来觉得有点厌烦起来了，赶紧把阿Q 枪毙了事，就把《正传》结束起来，其实这干事实不尽相符，不但阿Q 本人在民国初期依然健在，依据道理说来，他比起秀才等正牌士大夫来固然相形见绌，难免失败，但既是士大夫的一流，他尽有本事应付环境，不会投进网罗里去的。总而言之，阿Q 与秀才假洋鬼子赵太爷等在《正传》里都写得很可笑可气，但我们也要理解他们，这不是他们自己的错，我们不能相信中国人的遗传性不好，错处还是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样整千百年的生活****之下，养成这样的习惯，如阿Q 们所表示的，别一方面则如闰土的苟且生存，那是乡下农民的例子，至于原因还是相同，即****封建的社会所造成者也。
我本来想将上边的意思再拉长一点，写成二千字，也就可以缴卷了。可是我拿起《呐喊》来翻了一遍之后，觉得此外还有好些材料可以谈谈，所以改变方针，动手来写这一篇索隐的文章了。我并没有胡老博士的历史癖与考据癖，也没有这能力，但是恰巧我得着了好些材料，不趁这机会利用了，搁着也很可惜，便就记忆所及，零零落落的把它写了下来。这所谓索隐，与《红楼梦索隐》并不相同，只是就小说中所记的事情，有些是有事实的根据的，记录下来，当作轶事看看，对于小说本身并无什么关系。作者运用材料本极自由，无论虚构或是实事，或虚实混和，都无不可，写成小说之后，读者只把它作整个艺术作品看，对于虚实问题没有研究的必要。我这里所以只是讲故事，而且这故事也并不是我所说的，我的责任只在记录罢了。
那么这些故事到底是谁所说的呢？我这里不能不再费点工夫说明一番，以明责任。我的亲戚里边有一位方女士，她是鲁氏老太太的一个内侄女，又是义女，常在老太太那里居住，她知书识字，和老太太很谈得来，所以知道的事情很不少。有一回我们偶然谈到《呐喊》，她把里边有事实作背境的有些事情告诉我听，后来又说到《彷徨》里的故事，我都摘要记录在日记里，这些大概已是十年以前的事了。关于她的话只说到这里为止，别的个人生活与此无关，便一切不提了。这篇里边我所写的大半以此为依据，但有些也有从别人的文章谈话中得来的，也有的是我自己的意见，前者有如《怀旧》因为方女士不曾见到这篇小说，后者则如关于《狂人日记》的来源她虽然知道，但是这与章太炎先生的关系，却是区区个人的新发见。
现在话还是从《阿Q 正传》说起。阿Q 本名谢阿桂或阿贵，他的哥哥名叫阿有，这事早已有人说过了。在府城光复的前夕，扬言明天我们就好了，要钱就有钱，要老婆就有老婆，以及对那自称穷朋友的人说，你们总比我有，这都真是阿Q 所说的，但此外有些是别人的事，却被搁在他的背上了。第四章《恋爱的悲剧》中对吴妈下跪，主人公原是别一个人，乃是作者的族叔普通称为桐少爷，穷困无聊，又有点低能，几次成为乞丐，被本家找回来，住在门房里，过着箪食瓢饮的生活。有一天，他在一个本家长辈处帮忙作工，忽然对了老妈子跪下道，你给我做老婆吧！这事为长辈所闻，他是个孝廉公，有个大儿子名叫伯文即是所谓文童，性情很是暴躁，便由他奉了孝廉公命，拿一支大竹杠，把他的堂弟大敲了一顿。阿Q 与小D 的“龙虎斗”，押牌宝的“阿Q 的铜钱拿过来”，这些都是城内的“破脚骨”（流氓）的普通现象，并不一定是什么人的故事。赵太爷父子是代表旧士大夫的，但不曾仔细描写，倒不如在民国元年所做的《怀旧》里写得更为痛快。仰圣先生那个教书的秃先生，是凭空描写的，但其言论却多有所本，大体与那孝廉公相像，所以只算是一个类型。左邻宫翁金耀宗则是实有其人，本性朱，名号从略。辛亥年冬天革命风潮甚急，城内屡有谣言，革命党何日进城，耀宗曾预备在培子桥唐将军庙里备酒饭犒劳，本坊的人都是知道的。文中插叙王翁追述长毛时事，全家避往海边或山里，只有吴妈留守不去，长毛来，她诉说穷饿，长毛笑曰，“老婆子，给你这个吃吧。”抛给她一件东西，则是看门人的头颅也。鲁氏老太太尝说此事，盖她是从曾祖母听来的，至吴妈则老太太来归时尚健，向她提及往事时，辄以手拊心，犹有馀恐云。长毛败时乡民追赶打宝，亦系实事，老仆潘阿和所说，他自己曾经参预其事。
《狂人日记》是模仿果戈理而作，那是很明显的事，第一节里说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更与那边的小狗有点关系。但类似只以此为止，至于用意便全不相同了。果戈理自己是也有点精神病的，后来他终于发狂而死，所以那日记是别人难以仿造的。鲁迅的这篇只是借了这个形式来发表他对于历史的反抗，反对人吃人，却叫狂人来说罢了。小引中云，“某君昆仲，今隐其名，日前偶闻其一大病，往访，则病者其弟也，然已早愈，所患盖迫害狂之类”。此类序引大抵故作狡烩，不可尽信，但这里所说却是真的。所云某君，今亦仍隐其姓名，乃是作者的姨表兄弟，在西北谋事，忽然精神错乱，疑心有许多人要谋害他，来到北京（那时未改北平），住在西河沿旅馆，也深信楼上及间壁都隐伏着他的怨家，种种暗示明告，叫他知道不能幸免了。他跑去找作者诀别，作者大出一惊，虽然他涉猎义大利伦勃罗左的书，知道一点狂人的事情，可是亲自碰见这还是第一次。他遂留他在会馆里住，找了一个干练的听差，送他回到故乡。说也奇怪，到家以后就好了起来，直至寿终不曾复发。日记以迫害狂为材料，原因便是这样来的，假如不遇到这件事，则作者虽想象丰富，有些地方也未必能想得到。至于主要的思想，则如第三节中所说：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后来有名的所谓礼教吃人这句话，可以说就是从这里出来的。世上有考据痹的先生们一定可以联想到戴东原，以为北大提倡并纪念戴东原，所以他“以理杀人”的话便由道德哲学方面而浸润及于文艺，这是很可能的事，但事实却不尽然。《狂人日记》作于七年四月，胡老博士的《戴东原的哲学》还未曾发表吧，即使发表了也不会影响到，因为作者是不看这类论文的。那么这与戴东原并无关系么？那也不尽然，这很可能与戴东原的话大有关系，不过它的来路乃是别一条罢了。民国前六年丙午，章太炎先生在上海出狱后到了日本东京，五月初八日赴锦辉馆欢迎会，有一篇长演说，后来登在第六期《民报》上，中间说到戴东原，有这样的几句话：他虽专论儒教，却是不服宋儒，常说法律杀人还是可救，理学杀人便无可救，因为满洲雍正朱批上谕责备臣下，总说你的天良何在，你自己问心可以无愧的么？只这几句宋儒理学的话，就可以任意杀人。世人总说雍正待人最为酷虐，却不晓得是理学助成的。
假如说戴东原的话于《狂人日记》有关系，那么这是它的来源吧。戴东原深恶宋儒之标榜天理，几乎把所有日常的情感行为指为人欲，一概抹杀，故反复言“以理杀人”之可怕，太炎先生直称之理学杀人，鲁迅以后乃转为礼教吃人，只是话更说得具体活现罢了，意思原来还是差不多的。不过我写下了这一节话之后，反复一想又觉得未必如此。太炎先生的话固然是引证的好材料，但在作者写《狂人日记》的时候也不见得意识的有这一节放在心头，他还是从事实上自己去归纳出来的结论，正史野史上食人的纪载，孝子孝女割股的歌咏，食肉寝皮的卫道论，最近是徐伯荪心肝被吃的事，这资料已经够结实的了，就是没有戴章二君的话，从其中去抽出礼教吃人这四字的结论，大概也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吧。
现在先跳过来说《彷徨》里的几件故事。《在酒楼上》的吕纬甫与《孤独者》的魏连殳，都没有一定的模特儿，也未必是作者自己，但其中所说的事情有几件却是有事实的背景，而且是作者亲历的。如纬甫讲给小兄弟迁葬，那是民国八年的事，小说里说小兄弟是三岁上死掉的，事实则生于清光绪丁亥，戊戌年卒，所以享年六岁。他的病据后来推想大概是急性肺炎吧，假如经西医治疗或者也还可救，可是那时基督教医院还未开设，中医有什么办法呢。老太太一直都忘不了他，当时找写真的叶雨香凭空的画了一个小像，裱成立幅，以后三十六七年间都挂在她的房内，方女士不曾见过小兄弟本人，只说画的很肥白可爱，顶留三仙发，穿了藕色对襟衣，手里拈着一朵兰花。
他葬在会稽南门外龟山，因为鲁迅的先德伯宜公的殡宫是在那里，还有丁亥年生至次年以天花殇的一个小妹妹也原来葬在山后，小墓碑题曰亡女端姑之墓，还是伯宜公的手笔，至戊戌年则伯宜公已去世满两年了，那块墓题曰亡弟荫轩处士之墓，乃是经族叔伯文所写，就是上文说过的文童。到了民八，伯宜公在逍遥楼地方安葬，把他们也迁到那里去，如小说上所说那样，小兄弟的坟里“什么也没有”了，那么那小妹妹自然更是不必说，虽然不曾提及。
还有一件是纬甫叙及奉母亲之命，买两朵剪绒花去送给旧日东邻船户长富的女儿顺姑，等得找着了时候，才知道她已经病故了。
她患的是肺病，有一次她的伯父长庚又来硬借钱，她不给，长庚就冷笑着说，你不要骄气，你的男人比我还不如呢。这更增加了她的忧闷，不久就死了，因为她想，如果她的男人真比长庚不如，那就真可怕呵，比不上一个偷鸡贼，那是什么东西呢。然而那是贼骨头的诳话，她的未婚夫赶来送殓，衣服很干净，人也体面，顺姑大上了他的当了。（以上依据小说）
剪绒花的一节大概只是虚构，后半却是事实，最妙的是那贼骨头长庚原来即是阿桂，所云长富则是阿有，因为侄女看不起偷鸡的叔父，所以阿桂用比我不如去挖苦她，至于她的病却不是肺痨，实在乃由于伤寒初愈，不小心吃了凉粉石花，以致肠出血而死。她的未婚夫是一个小店伙，来吊时大哭，一半为了情义，一半也是自悼，他当了半世伙计，好容易积下百十块钱，聘定了一个女人，一霎时化为乌有，想要再来聘娶，成家立业，这一辈子很有点不大容易了。
《孤独者》的主人公略为有点像作者的故友范爱农，其实也并不然，其中有两件却是作者自己的事情，借了魏连殳的名义记录出来的。连殳的祖母病故，族长，近房，他的祖母的母家的亲丁，闲人，聚集了一屋子，筹画怎样对付这承重孙，因为逆料他关于一切丧葬仪式是一定要改变新花样的。聚议之后大概商定了三大条件，要他必行，一是穿白，二是跪拜，三是请和尚道士做法事。总而言之，是全都照旧。那里晓得这“吃洋教的新党”听了他们的话，神色也不动，简单的回答道，都可以的。大殓之前，由连殳自己给死者穿衣服：
原来他是一个短小瘦削的人，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那穿衣也穿得真好，井井有条，仿佛是一个大殓专家，使旁观者不觉叹服。寒石山老例，当这些时候，无论如何，母家的亲丁是总要挑剔的，他却只默默地，遇见怎么挑剔便怎么改，神色也不动。
入殓的仪式颇为烦重，拜了又拜，女人们都哭着说着，连殳却始终没有落过一滴泪，只坐在草荐上，两眼在黑气里闪闪地发光。大殓完毕，大家都快快地，似乎想走散，但连殳还坐在草荐上沉思。
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嚎叫，惨伤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这本是小说，大家觉得描写的好，但同时这也是事实，方女士听见老太太讲过两次，一部分或者还是她自己见到的。这位祖老太大姓蒋，是陆放翁故里的鲁墟村人，所以小说里所说的亲丁自然也是姓蒋，方女士还能举其名号，今从略。只是有一件轶事可以附记于此，伯宜公很能喝酒，可是不喜欢人劝，尤其是厌恶强劝，常训海儿子们说，你们到鲁墟去，如某叔挜酒，一口都不要喝，酒蛊满了也让它流在桌子上面。好挜酒的某叔即是此人，至于伯宜公的教训也就是王大将军对付石崇的办法，可是应用不很容易，大概鲁迅还能够发挥这样的一点精神吧。
《头发的故事》与《端午节》两篇里所说的也多是作者自己的事。《弟兄》中所说生疹子的靖甫是指知堂，是民国六年张勋复辟以前的事。《野草》中有一篇讲风筝的，所说的小兄弟乃是三弟高山。《白光》里文童陈士成县考落选，发精神病，大掘其藏，这人本是族叔祖子京，自称看见白光，知道地下有宝，亦是事实，但他的结局不单是落水而死。孔乙己本姓盂，闰土本名闰水，姓章，是会稽海边杜浦村人。《药》一篇大概是纪念秋琼卿女士而作，秋女士被害于古轩亭口，这是一个丁字街，凡从东南城往大街的必由之路。外行人读小说，觉得这一篇《药》最好，似乎作者自己也颇喜欢。
（一九四八年七月）
□1948 年8 月刊《子日》3 辑，署名王寿遐
□未收入自编文集
我与江先后后序*
胡逸民先生拿了所著的《我与江先生》稿本一册给我看，问有什么意见，可以写一篇序也好。胡先生是我的浙东同乡，可是以前不曾见过，至去年他以被人诬陷入狱，这才相识。我看他是个实行家，也是理想家，很重意气，好议论，平常虽然不事著述，这一年来却写了不少东西，有诗，有小说，有笔记，一共总有几十万字，这一部乃是最近的作品。胡先生在这书里写的是他与江亢虎先生在这一年中的交际言行、他们两人的案情，推论到中国司法的毛病与监狱的缺点，不但抉发的很彻透，也富于改革的积极的精神，这是很可佩服的事。胡先生自己在过去曾经办理过许多监狱与司法事条，凭了他的理想与人道主义，一定是有很好的成绩，但是这都没有多大用处，直要等到他老人家亲身关在监狱里，受到法官的审判，这才深切的觉到它的毛病与缺点在那里，把握着了问题的核心，由此可知从上至下的改善是多么空虚，不是阅历过来身受其害的人是无能为力的。胡先生写此书的热诚毅力我甚是钦佩，但理想终是理想，议论亦只是议论，要使得它转变成事实，这里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中国有些事情的毛病固然有许多是由于法之不良，却有更多的原因我想是在于人的上面。至于人的问题却亦未可全归罪于张三李四的个人，他们只是被无形的势力所牵线的傀儡，就是作恶也不是出于自己的意志的。
所谓无形的势力是什么呢？我想这可以分作两项，其一是八股精神，其二是三纲主义是也。这里八股并不单指明清时代的四书文，乃是说从唐朝以来由科举制度训练出来的一种本领，凡是一切官样文章、敷衍搪塞、投机取巧、颠倒黑白、舞文弄墨等等，都是其中的成分。现今差不多没有人会做八股了，但是这一套东西却由精神上遗传了下来，至今一点儿都没有改变。三纲主义自汉朝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寿命，向来为家天下政策的基本原理，而其根柢则是从男子中心思想出来的。因为女人是男子的所有，所生子女也自然归他所有，这是第二步，至于君与臣的关系，则是援夫为妻纲的例而来，所以算是第三步了。中国早已改为民国，君这一纲已经消灭，论理三纲只存其二，应该垮台了，事实却并不然，这便因为它的主纲存在，势力还是丝毫没有动摇。我们看孔孟书中并无臣子为君死节之话，汉朝虽重气节，却是侠义这一路，自是男子汉的立场，与后来的妾妇之道全不相同。大概由唐经过两宋，这种思想乃见确立，根深蒂固，以至于今。一般男子平居畜婢妾，押娼妓，视为故常，一旦有变故，自己无力庇护，唯期望诸妇女一齐自裁，免致昔所宝玩之物更落人手，以为旧主人羞，一面更可以博得旌表，以光耀门闾，此种心理无问今昔普遍存在，殆无可疑。君主对于臣民，责以守节死难，即系依据同一原理。社会上未必悉是尊王的人，唯以自己的男子中心思想为主，推己及人，自有同感，故对于未能恰合上述标准的臣民，也如看见不守妇道的女人一样，心里感到憎恨，说到底这与大义名分无关，实际上是有性的症结在作祟，所以往往无理性可讲的。
胡先生书中很愤慨于法官问案之有成见，这成见是哪里来的，岂不是即以三纲主义为本，而且又即是出于性的症结的么？要改变这样心理，实在很不易，也实在极重要，因为假如这不改变，则不但所说司法与监狱的改革都不能有效，而且中国的民主也总还是假的，无论表面上做得如何，根本上仍是一个三纲主义的社会而已。我说这话并不是对于胡先生的改革意见有什么怀疑，不过想到有这些困难，说来以供参考，还有我的话多牵涉到妇女问题上去，对不对还要请胡先生加以指教。按照文字的体例，我这一篇不能算作序，只好说是跋，但因重违胡先生叫我写序的雅意，所以折衷一下，题作后序也罢。
三十七年十二月七日，会稽周作人。
□1948 年12 月7 日作，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动物园
小孩们有几册连环图画，其中之一是《动物园》，我拿来看过之后，深觉得图画的力量之大，远过于文字。假如一个野猪，我们要用文字来形容，只得说其状如猪，这话说的不算错，可是他与家猪顶不相同的那精悍之气却是没法子说，就是那撩牙要怎么说才表示恰好，不与老虎和象相混呢。
我看古代的书里形容一种生物便吃力得很。如李时珍在《本草》上说虾螟子云，科斗状如河豚，头圆，身上黑色，始出有尾无足，稍大则足生尾脱。
我们是见惯那“虾膜骨突儿”的，所以一读就认识，否则不吃过河豚，教我们怎么去比拟。可是他那说法却也煞费苦心，很是不容易了。
又如海参，说起来大家多知道，古时称海鼠，明朝俗名土笋或沙噀，唐代逸书崔禹《食经》云，海鼠似蛭而大者，也就是俗语所谓马蟥，老百姓在水田里耘草，腿上常要被叮的，这形容也还像，只是大小相差，大概正同河豚似的科斗成个反比例吧。
这方法吃力而又不讨好，弄得不好就像是《山海经图》的拟不于伦，成为怪物。汪谢城著《湖雅》，说到蚊子，曾仿之云，虫身而长喙，鸟翼而豹脚，依此为图，必身如大蛹，有长喙，背上有二鸟翼，腹下有四豹脚，假如再续之曰，昼伏夜飞，鸣声如雷，是食人，那就整个是妖怪了。
文字不及图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关于这一方面，还是利用图谱为宜。
只可惜《动物园》里都是四只脚的，如能推广开去，把蚊子等也关了进去，那就要更为有益有趣吧。
□1950 年6 月1 日刊《亦报》，署名十山
□收入《饭后随笔》
瓦釜集
手头有一本书，这是得来全不费工夫，但是假如你要找它，那倒会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此书非别，即是刘半农的《瓦釜集》，一九二六年出版，可是二一年所写，所以是三十年前的东西了。
刘君的《扬鞭集》我也还有，那是新诗集，很是平常，这里边的二十一首却是用江阴方言做的四句头山歌体的诗，看了觉得特别有意思。序文中云，“我们做文做诗，能够运用到最高等最真挚的一步的，便是我们抱在我们母亲膝上时所学的语言，同时能使我们受深切的感动，觉得比一切别种语言分外的亲密有味的，也就是这种我们的母亲说过的语言。这种语言因为传布的区域很小，而又不能独立，我们叫它方言。从这上面看，可见一种语言传布区域的大小，和它感动力的大小恰恰成了一下反比例，这是文艺上无可奈何的事。”
他说方言的力量很是不错，自己来亲自试验，而且成绩也并不差，虽然比起后边附录的真民歌来，自然难免得缺少浑成一点。
这给想用口语做诗的人一个很好的参考，以纯口语写散文诗我不知道能否写得好，若是利用民歌的式样，成功当是没有问题的。
□1950 年12 月6 日刊《亦报》，署名十山
□未收入自编文集
天桥志序
大概在十五六年前，张次溪君拿了他的《天桥志》的稿本来给我看，我很是欢喜，怂恿他付印，他要我给他写一篇小序，我也答应了。年月茬苒地过去，这书没有出版，稿子幸而保存着不曾遗失，去年见到次溪便还给他，了结这十多年来的一件事。次溪将稿本大加修改，成为这一册《人民首都的天桥》，这回真要出版了，仍旧要叫我写序，因为他的敦促，我不能不写，虽然不想写，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写，所以只好将以前预备写序的话拿来塞责，不能满次溪之意那也是当然的吧。
我欢喜次溪的《天桥志》，觉得它有意思，有意义，因为在那里表现出中国人民的生活。天桥这地方，在一般的人看来，是平民的各种货物与各种演艺的聚集处，这有如市集和庙会，却是天天在集会，永久存在，也时刻在变化。我们亲身参加在里边，见闻体验很多很充足，及至离开之后，便什么痕迹都没有了，凡市集庙会都给予我们这么一个印象，这是很有点可惜的。
我们如只为的自己，要去买点东西，或享点娱乐，去过以后就算满足。但是假如退下一步，要想想那里卖的是些什么货色，表现的是些什么技术，不是自己想怎么，乃是从货色与技艺来看大家的需要与享乐，这便于实地观察之外还需要记录的资料了。可是中国过去关于这种民间生活的资料特别缺少，如《东京梦华录》记北宋汴梁的事情，其民俗技艺部分不到二十行，里边说到合生张山人，说诨话刘乔，只有一个名字。至今合生是怎么一回事，诨话是怎么说的，一直令人弄不清楚。《清嘉录》记清季苏州岁时风俗，新年一项下杂耍诸戏有高竿走索，穿跟斗，吞剑弄刀等约二十种，均是演技，末后说及说因果和滩簧，也只寥寥十许字，语焉不详，一样的不得要领。次溪从前曾集刊清朝梨园资料，共有两集，内容很丰富，但那些著述的本意大抵只是文人自诩风雅，真是好的资料恐亦难得百一。李斗的《扬州画舫录》不是记风俗的专书，其中有几条杂记却是颇好，如卷五云：二面蔡茂根演《西厢记》法聪，瞪目缩臂，纵膊埋肩，搔首踟蹰，兴会飙举，不觉至僧帽欲坠，斯时举座恐其露发，茂根颜色自若。
又卷十一云：
小丑滕苍洲短而肥，戴乌纱，衣皂袍，着朝靴，绝类虎丘山扳不倒。
记述琐屑事，简要地能替艺人传神。这类的文章在有名的《燕兰小谱》中就难找到，那里专记旦角，也正是一个原因。这回我看见次溪的天桥新志的草案，第四章专讲天桥近时所演出的曲艺和杂技，分属于说唱和属于软硬杂技的两类，第五章为天桥人物考，叙述近百年来天桥艺人的事迹，加上若干难得的图画，差不多把天桥演艺方面的面相整个地映写出来了，在这上面可以说是空前的成功的著作。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更是其中属于说唱的一类，它于一般叙述之外，又有些说的唱的话也记了下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譬如拉大片数来宝，我们即使听不见附属的鼓钹或拍板的响声，但读了那一部分文句，也就能真切的感觉，比杂技一类更是易于了解了。这不但说明了那些民间艺人怎么地演或演的是什么，更使我们知道民间观众所喜爱的是什么，至于可以供人民文艺工作者与研究者的参考，那又是另外一种用处。我只可惜这里关于天桥的货物即是摊贩的事情没有说及，但我知道次溪在这一方面搜集的材料也不少，曾说过想整理出来，那么将来会得有增订的机会，使《天桥志》更是完全，也正是天桥爱好者的所共同希望的吧。
一九五一年五月七日，周遐寿。
□1951 年5 月7 日作，署名周遐寿
□未收入自编文集
土卫生法讲话
曾经有人说过，将来医学的任务治病第二，第一乃是保健，就是卫生防病。——这卫生事业的重要是不成问题的，卫生知识的传播自然也很要紧，现在也正在着手那么做了。
但是我想在这同时候，应该来对于土卫生法加以整理，把这清理好了之后，才能灌输得进新的知识去，否则混杂不清，不能有什么效力。
社会上相传的谚语，有些关于卫生的很是错误。例如说“千钱难买三伏泻”，以为夏天腹泻能“败火”，反是好的，这害处便很不小。又如说猪肉上的毛吃在肚里，夏天吞下几个杨梅核去（虽然北方没有这果子），可以带了出去；又说桃子的虫是补的吧，所以最好暗中去吃，让它一总吃下。我们小时候手上稍为受伤出血，就去找“门档灰”来贴，王绍兰的文集里说他也贴过，那大概是清朝乾隆初年了。有些地方小孩脐带剪后，贴上烂泥，结果多患破伤风而死，如河北定县一带称作四六风，因为它四天或六天就发出来了。
各处有志者似应把这些调查搜集起来，细细的来加以辨别，有些可用的保留下来，无理以至有害的详加说明，教人勿再信用，印成小本，可以供给宣传人员的资料，就是我也一定要买一套，虽然我没有对人讲演的能力。
戊戌前后中国各处办白话报，也出些小册子，我见过一本《俗语指谬》，抄了好些谚语，一一加以批评纠正，现在假如有人照样来编一册《土卫生法讲话》，那一定也是很有意思的。
□1951 年12 月29 日刊《亦报》，署名祝由
□未收入自编文集
农具图解
勤盂先生在近时的一篇文章里说起，他希望有一本农具图解来看看。我听了非常欢喜，因为我多年有此愿望，至今还未能满足，但至少总已经得到一位同志了。
我说农具，只是把它当作代表，其实百工的器具都同样的重要，下至我们自己所用的笔墨和纸，也同样的值得知道。我以前见过一本西文的书，名叫《木匠的家伙箱》，他把木工用的各种器具绘图列说的讲述出来，从古代到现代，一种工具有各样大同小异的形状，中间也有些地方的差异，看了很有意思。
现在还从农具说起，古代煞费考证，姑且不谈，单把现今各地所用的东西调查记录下来，从原始的耒耜直至进步的拖拉机，对于不在田间的居民，很可以有些教育的作用。
我们平常搬弄书本，可是孤陋寡闻，找不出古书上的材料，只在明末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上看到了一点，这却都是以元王祯的《农书》为根据的。清代乾隆时曾有焦秉贞的《耕织图》，画的很好，但所画是事不是物，不能当作农具图去看。
徐宋两书到了民国以后始有翻印本，《耕织图》有过点石斋石印本，但在现今恐怕都已找不到，而且也无多大用处，不完全又太古老了。
现在从新调查，自然不是容易的事，因为需要对于农事不是外行的人和画家合作，还得要包括南北两方的情形才好，不过这事是值得做的，因为这虽是一册小书，但其价值却是颇大而且是长远的。
□1952 年1 月4 日刊《亦报》，署名祝由
□未收入自编文集
读庚辛
《庚辛》这回读的是第三遍了。寄来的时候通读了一遍，以后又翻阅了一回是只挑重点读的，这回也是如此。因为我答应作者给写一篇读后感，前后两次的翻阅便是想要缴卷的准备。
《庚辛》如题目所标示，是写自庚子至辛亥这十二年间中国一部分情形的，但是我用了有点近于“不见舆薪”的看法，却轻朝市而重家庭，所谓重点因此差不多也就集中在“太史第”了。庚子时的白健卿和辛亥时的林凤声都是豪杰之士，但是不知怎地去与一群妇孺相比，因为他们活也值得死也值得，令人没有什么惋惜，不引起一种怃然之感，因此如对作者说，第八章写得不大成功，头两章刚够成功，也还是因了美晴的关系，我想作者不会见怪，他自己也是同意庄子的寓言，赞成尧所说的“嘉孺子而哀妇人”的话，所以对于我重点的挑法当然也可以同意的了。
书中有好些描写风土的地方，这在小说上或者不很重要，但是由我偏爱的缘故觉得很是可喜。从大南门双门底起，直到西门口的叙述，特别是金银巷，那一条屋瓦墙壁都现出凋敝的样子，长块青石铺地，平时也是湿漉漉的，摆着好些鱼肉鸡鸭菜蔬的散摊的巷子，岂不是在谁的南方故乡都是有的么？
其次是那城隍庙，判官小鬼，茶店命铺，也都是熟识的，可惜在一般书本上却是那么的少见。但是最叫人感动的乃是太史第本身。关于这大宅门（夹注：我们乡下称大台门）作者不曾怎么着力叙述，可是进门去时“一见如故”，那里边的构造组织，人物脚色，纠纷斗争，哪里只是广州旗下人家，其实是中国普通的现象。
美晴与阿虾本来占着主要地位，但因为比较开明幸福，所以虽然同样是孤儿寡妇，读者对于她们的关心恐怕有点比不上“七房”，老实说作者写那谢氏母女或者是最成功的。像“十一姑”那种做前妻孤女的女孩子，的确很可同情，书中将她对继母的心理也写得很好，但是更生动的我想还是那谢氏夫人，第六章这一篇以她为中心，配上丫头阿骚和梳头婆阿青，这大幅漫画实在很是不差。八房的苹姐和白秀娟那是另一幅，但是节省掉了。说也奇怪，读者的关心对于美晴不及谢氏对于阿虾也不及白玉英，一面嘉孺子的成分又转入于哀妇人，而哀悯的心情也多集中于不大高明的人身上了。
三房的前途是有光明的，只要等时光过去，阿虾有了出路，美晴虽是牺牲了她的一生也是满意，在谢氏则是阴暗继续着的。文学中这些部分我想该是最有力量，它激动人的情感，叫他心里哀叫道“怎么办？”（古人闻歌呼奈何，恐亦即是此意？）再进一步如想有办法，即是由感情转为实行，不是文艺领域而属于革命行动了。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四日，知堂。
□1954 年作，1989 年6 月刊香港《明报月刊》，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农业管窥
近来读了程鹤西著的《农业管窥》。这是一本专门的书，但于学理与数字之间，仍多有文学兴味存在，有科学小品之趣。略举数例，如第十四章《品
种与遗传》中云：
这些品种的名字有些是很有意思的，比起什么‘中农二八’来虽然没有那么科学化，却比较生动而实际得多。提起躲叶粘来，你就可想像出是一种穗子垂在叶下的稻子；而叶上飘则相反的是穗子抽在叶上的。紫金箍表示稻节旁边有一道紫箍；红脚粘说秧苗的叶鞘是紫红的。百日早指这种水稻只要一百天左右就可成熟；野猪哼却又是一种有芒的粳稻，为野猪所不喜欢的。齐头黄表示成熟时上下都一齐变黄的一种芝麻；而霸王鞭则是一种一节结六个英儿，很少分枝，如像一条粗的鞭子的品种。棉花里的小白花是开一朵朵小小的白花；桠里果也真在枝桠里乡长出一个棉桃。我们甚至觉得以后作物的命名，实不必一定要起什么二九○五或四八三这类的名字。一些农家的命名，像火燎芒代表红壳有芒的麦子，白和尚头代表白壳无芒的，草鞋板代表上大下小而有些扁平的，这不也是很科学的么？
第十七章《杂草与害虫病》中，很有些可取的材料，现在只能分别抄下两节来：
杂草的种类虽然很多，普通大概都将它分为三类，即是一年生，二年生和多年生的。
一年生的例如稗子，二年生的例如南方一些毛莨科的杂草，多年生的如同莎草和茅草之类。这是作物学或植物学上的分法，农人们对于没有宿根或地下茎的杂草，虽然年年由种子传播的并不少见，他们还是认为这要比多年生的容易对付，北方的农人对于蓟草，南方的农人对于旱地的回头青，水田里的野荸荠，认为是极讨厌的。荒地的草和熟地的草，肥地里的和瘦地里的也都有不同，这些都是很有趣味的，并且对于选择农场很有用处，像“鹅儿肠”“婆婆纳”长得很茂盛的田，一定种起作物来也会长得很好的，‘肥田长猛草，猛草又肥田’的话，一点不错。
肉食的昆虫据我们看来，好像都要灵活一点，虽然也不无例外。瓢虫好像就不十分活当，这也许因为它们专吃不大会动的蚜虫的缘故。瓢虫确是一种好看的昆虫，花样也很多，走起路来很像一位胖太太，所以英文叫它太太甲虫，幼虫和成虫，都吃蚜虫。有一次在柳州羊角山柑橘上生满了白花花的吹绵介壳虫，正是我们没有办法时，忽然一种瓢虫繁殖起来，不多几天就把介壳虫都吃完了。
第十八章论“农业研究”，说到关于天时的农谚，与上墟场买米吃的习惯相关，也很有意思，但解放后这种习惯当已改变，所以现在不抄录在这里了。
□1957 年12 月19 日刊《新民报晚刊》，署名十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郑子瑜选集序
郑子瑜先生从新加坡路远迢迢的写信给我，叫我给他的文集写一篇序文，集子的名字叫做《挑灯集》，当时我贸然的答应下来了。但是我自己正在忙于翻译日本十世纪时随笔《枕草子》，总共有二十几万字，而且近十多年没有写文章，笔墨也荒疏了，因此一天一天的拖延，转瞬已是夏尽秋来了。
这回又得郑先生的来信，倒不来催促，只是说现在已稍改变计划，将刊行选集，却仍旧叫我做序。这一来使得我极为狼狈，觉得序文须得赶紧的写，可是这序却也要难写得多了。
集子改换名字，怎么会序文难写得多呢？这个理由在我说来，是极为明显的。因为我写文章，向来以不切题为宗旨，至于手法则是运用古今有名的赋得方法，找到一个着手点来敷陈开去，此乃是我的作文金针。当初郑先生叫我写他的《挑灯集》序，我便看中了可以发挥的地方，所以答应了，但是后来改作《选集》，这却没有巴鼻可抓，无从下笔，因为对于选集的文章要加以批评，那我怎么能行呢？可是看了郑先生寄来的文集目录和一部校稿，对于内容稍有了解，又见郑先生自序里提起“挑灯”的事情，这又把我的勇气振作了起来，来写成这一篇序文。
自序里说：
这当子，挑灯夜读当然有我的份。遇着风紧的时节，那火舌不断地摇动，我也跟着眨眼。这眨眼的习惯一经养成，至今一直无法改得掉。或是在大白天，没有一点风的时候，也还是要无故而眨眼的。
说起灯来，第一想起来的是古人的一句诗，“青灯有味似儿时”。甲申年春天曾起首作笔记，题名《青灯小抄》，小引的结末云：从前曾经写过一首打油诗云：未必花钱逾黑饭，依然有味是青灯，偶逢一册长恩阁，把卷沉吟过二更。其时得到了二三种傅节子的藏书，写了这几句，现在就可以拿来算作有诗为证吧。以买烟钱买书，在灯右观之，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偶有感想随时写下，还是向来的旧习惯，却加上了一个新名称。小抄云者言其文短少，若云有似策论场中的怀页，虽亦无不可，但未免有鱼目混珠之嫌矣。
可是这随笔终未写成，而且所谓灯与郑先生所说的“挑灯”，也有点拟不于伦，觉得不很切贴。大抵提起儿时的灯火，总有可亲的感觉，是值得留恋的，但是郑先生的灯的联想却并不是这样，而且底下还接下去说道：“大抵这也是我应得的报应吧，”这是何等的感伤呢！
郑先生说，祖先“失德”，“报应”及于子孙，这话我想是或然或不然。
或然者是世俗之见，或不然者盖系事实。郑先生所说远祖，生于前清嘉道时代，去今才有一百五十年光景，算来他逝世当在鸦片战争前后，说那时还有买人陪葬的事，似乎有点可疑。因此郑先生的眨眼，说是祖先失德的报应，无宁说是家世贫寒的结果，更为正确一点。挑灯夜读，本为苦学的一场面，也实属穷学生应有的事，但是风紧的时节，火舌不断的摇动，也就跟着眨眼，以至成为习惯，至今还没有改掉，这实在说的很是痛切，比古人的头悬梁、锥刺股，更是利害，因为那头与股总还是依然故我，不曾留下一点儿的痕迹的。
但是天下的事吃一分的辛苦，也就有一分的进益，这可以说是别一意义的一种报应吧。只看这二十几万字的选集，便是这个辛苦的结果。郑先生廿五年间孜孜矻矻的写作，中间虽经过种种困苦，却终于结出这样的佳果，可说是没有亏负他这多少年的辛苦了。选集中共分五部分，虽是由于我自己的才力不及和性情偏至的关系，对于经史正经文章不大能够理会，但觉得关于这选集里的第一部分“学术论著”却是不能不特别一提的。这一部分共计十八篇，头三篇是诸子思想的研究，乃是哲学史上的论文，末两篇则是关于修词学的，都很有些精辟的见解，此外泛论文学一般，而特别注重与科学的提携，这也是极其重要的意见，似乎值得一说的。其他的四部分则是随笔序跋之类，我觉得容易读一点，所以为我所喜欢的也就更多了。但是一一提出来说，也太词费，只好姑从省略。可是且让我添上一句，郑先生侨居马来亚，关于这方面的文章觉得未免太少了，只有《论郁达夫的南游诗》这一篇，但是转侧一想，前有关于黄公度几篇，已经收入《入境庐杂考》中了，此外听说郑先生正在编辑一部《南洋诗话》，那么这一缺恨也就可以弥补几分了吧。
一九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周作人时年七十六。
□1960 年作，刊新加城“世界”初版本
□未收入自编文集
关于守常全集的一点旧闻
编辑同志：
晦庵的《书话》中讲到《守常全集》第一册的出版，但是没有讲起这集子编集的事情。据我所知道，这集子是守常先生的侄子李白余所收集的，他本名李兆瑞，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守常先生死难以后，他立意搜编遗稿，在各图书馆勤苦抄录。等得编好了的时候，北京方面已是蒋介石的特务密布，个人行动有点不大自由了。李白余计划逃出华北，乃将抄好的文集四卷原稿一大包，交来托我代为保存，他自己就从此不见了。到了解放之后，这才重复出现，那时已经改名李乐光。可惜他已于好几年前去世了。
一九三三年在下斜街浙寺为守常开吊后的一星期，即四月二十九日，守常夫人及女儿李星华曾来访，谈出文集事。由此推想，原稿第一二卷寄给北新书局大约也是那时的事情。其时恐怕出版会有困难，所以听说要请蔡孑民写一篇序，但是似乎他也没有写。鲁迅附识里的所谓T 先生，可能便是蔡孑民。
文集第三四卷的原稿，连同一张守常在日本留学时的照相，则是一九四九年移交给有关人的。
□1962 年8 月31 日刊《人民日报》，署名难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第五辑——谈东洋的书
读武者小路君作一个青年的梦
我平常不大欢喜立论，因为（一）恐怕意见不周密，议论不切实，说出去无价值，就是怕自己的内力不足；（二）觉得问题总是太大，太多，又还太早，这就是对于国人能力的怀疑。
这种怀疑，虽然较胜于夸大狂，究竟是不狠好；前次我看见梁漱溟先生作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篇文章，心里是极佩服，但不免又想，这问题太早，又太好了。叫现在的中国商民，自己去求积极的和平，他们懂得么？
他们敢么？只要懂得就敢，可是他们那里会懂呢？梁先生这篇文章是白做的了。
这是我当时的意见。近来又读日本武者小路君作的脚本《一个青年的梦》，受了极强的感触；联想起梁先生的文章，起了一个念头，觉得“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必要，虽然力量不及，成效难期，也不可不说，不可不做。
现在无用，也可播个将来的种子；即使播在石路上，种子不出时，也可聊破当时的沉闷，使人在冰冷的孤独生活中，感到一丝的温味，鼓舞鼓舞他的生意。
我对于战争这件事，本来不大欢喜。从前无论读什么Ma-hon 等歌颂战争的论文，或Tolstoy 等反对战争的小说，总觉得这件事是可怕，是无意义，但是没有想到过应该如何去解决他。
大家总说俄国是欧洲最野蛮，喜侵略的国。他们的皇帝大官和将帅，或者如此；但是世界上反对战争的文学，却要算俄国第一。解决的方法，也是他们想得最早。苦利米亚的战，Tolstoy 亲历战阵，作Sebastopoly 卷。俄土战争，Tolstoy 的私淑弟子Garschin，听得他人受苦，烦闷不过，自去投军，情愿一同受苦；可是没有死，受了伤，放回来，作《步兵日记》、《四日》（曾经译登《域外小说集》第二册）等短篇，写出战场上所受肉体同精神的苦痛，人类对于生的执着和死的恐怖。日俄战争，Andreyev 并没有去打仗，作了一篇小说叫《红笑》，可见猛烈得狠，读了这书，若不是一点不懂得，便包管头痛心跳起来，夜里做恶梦！
这一次欧洲战争，俄国顶有名的战争小说，或者可算Kuprin 的《圣母的花园》。
至于解决的方法，他们也不一致：Tolstoy 提倡无抵抗主义，实行当时口号“VNrod！”（到民间去）这一句话；亲自种田斫木，做皮鞋去了。Garschin想拔去“红花”（一切罪恶的象征），拔不掉，自己从楼上跳下来死了。Andreyev随后做了一部小说《七个绞罪犯》，看了又是要出冷汗的书。Kuqrin 作了半部小说，名叫一个《坑》字，现在不晓得下卷出了没有，其中是讲娼妓生活的。这两个人的意见，大约都是抱定一个“人”字。彼此都是个“人”，此外分别，都是虚伪，如此便没有什么事不可解决，这是最乐观的思想。但是“人类互相理解”，怎样能够做到呢？答语大约也是说“VNarod！”他们两个人本来也是Tolstoy 派的人。
日本从来也称好战的国。樱井忠温的《肉弹》，是世界闻名的一部赞美战争的小说。但我们想这也只是以前的暂时的现象，不能当作将来的永远的代表。我们看见日本思想言论界上人道主义的倾向日渐加多，觉得是一件最可贺的事。虽然尚是极少的少数，还被那多数国家主义的人所妨碍，未能发展，但是将来大有希望。武者小路君是这派中的一个健者，《一个青年的梦》，便是新日本的非战论的代表。
《一个青年的梦》最初登在杂志《白桦》上，一九一七年时单行出版，是一部四幕的脚本。一个青年被一个不认识的人引了到各处去看，真心的觉到战争的恐怖和无意义，随后断结到”世人未达到人类的长成时，战争不能灭。照现今的国家行下去时，战争将更盛”。只要“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便可得永久的和平，但这事“非从民众觉醒不可”。第四幕中一段对话说得好：
青年：不使产生战争的东西有活力，国不亡了么？我所想的，是国也不亡，也没有战争。
乞食者：就是这点要紧。但如“国”这思想，还是同现在一样，那怕就为难罢！须得用民众的力量，将国的内容改过才好。世界的民众，变了一团，大家握手时，战争便自消灭。须使民众不要互相恐怖误解，不可不晓得大家重要的关系，平和过日，是大家都有幸福的事。又凡损人利己的人，无论是本国人，是外国人，都是平和的敌，非加制裁不可的。这些事，非真心的懂得不可。假如承认了现在的国家，却反对现在的战争，世上没有这样如意的事。
青年：我也觉得。但如今想更变各国的意旨，又觉得有点做不到。
乞食者：全在根，全在根，全在民众。人再进步一点，就好了。再一步！再两步！
要人民自求积极的平和，先得教他们痛切的感平和的必要。武者小路君的著此书，就是要他们感这必要，也就是自己感得痛切不过，不得不直叫出来。
他人感着呢？不感着呢？也全是不得而知，不过希望他们能够感着罢了。自序中说：
国同国的关系，要是照现在这样下去，实在可怕，世界的人想都觉得。单是觉得，也是无益，一点都没法，只是默然罢了。我也晓得说也没用，但若不说，又更觉歉然。我若不从艺术一方面说出来，我终免不得肚胀。我作这书，算是出出气，这戏演不演，不是第一个问题，我只想说出真实的话罢了。战争的恐怖，我也不去夸张他。我止努力写他全体，用人人所不能反对的方法，人人都能同感的方法，写出他的恐怖来。我也觉得自己的程度不足，力量不足；但是因为怕了这些事便不说，又做不到。我不愿如此胆怯，连自己能说真实话也不说。止就我力量所能及的做去，就满足了。
我自己不晓得这书价值如何。但他人的非难，我能回答他，或者听凭他，我想不久总会明白的。自己的精神，自己的真诚，从内里出来，决不是装上去的。所以我想，靠这个诚，或能在人心中，意外的寻得许多知己。
……
我不专做这样的著作，但也想一面渐渐的动手来做。对于人类运命的忧虑，这不是僭越的忧虑，是人人都应该忧虑的事。我望从这忧虑，生出新世界的秩序来。忽略这忧虑，或者反要生出可怕的结果。我望平和的合理的又自然的生出这新秩序。血腥的事，能避去时，最好避去。这并不尽因我胆小的缘故，实因我愿做平和的人民。
但我觉得现在社会的事情，不像在正路上走，能得平和解决的样子。所以我比别人加倍的害怕。
明知“说也没用”，然而不能不说，因为还有对于人类这“爱”存在。
我读了《一个青年的梦》，想起《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文，不觉也引起那“僭越的忧虑”。虽然还怀疑这问题太大太早，然而觉得这样下去，总不是事，所以写这几句，希望青年能够对于这问题，稍稍注意，就满足了。
□1918 年5 月15 日刊《新青年》4 卷5 号，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人的生活序
李宗武君将他与毛咏棠君合译的《人的生活》寄给我看，说将要出版，嘱我作一篇小序。我想武者小路君的思想，书中已经明白的表示，两君热心于新村运动，这译稿又经再三斟酌，其信达之处，读者自能了解，不必待我的赘说。我现在只略加历史的解题，聊以塞责罢了。
《人的生活》于一九二○年出版，内计文四篇。《人间的义务》、《现代的劳动与新村的劳动》是两篇论文，曾在去年春间的《改造》等杂志上发表。《未能力者的同伴》，一九一五年作，是一篇剧本，写一般有志未逮的青年的心理，先前曾收在《向日葵》集内，跋里关于这篇略有几句说明：《未能力者的同伴》，是写对于他人及自己的运命没有能力的人们的集会情形的。
心想做好的事，却没有这力量，——在或一意味上，现今的人类正是未能力者，这话也可以说得。至少在这册书（案指《向日葵》）里的大半的人物，都可以当未能力者看的。
《新浦岛的梦》也是剧本，曾载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份的《我等》上面，题下有“为新村作”一行小字。日本传说中有浦岛太郎的故事，仿佛中国的刘阮入天台的样子，记一个渔夫到龙宫去的事情。《新浦岛》便是一种翻案，寄托作者的新村思想的。浦岛是理想家的代表，也想在世界上建起龙宫，这龙宫虽然没有如画里的龙宫那样美丽，但在世上无论何处都可以实现的。浦岛说：
我相信现在全世界都朝着这方向进行。种种的运动都朝着这方向。这样，我想没有不成功的道理。但要使这事实现，我不愿意借憎恶与暴力的帮助。用了这样贱视人间的信仰的手段去筑起那样的世界，我总是想避免的。我想只借了人间里面高贵的力，造成这事业，取还对于人间的信仰。
这一节话，很能说出新村的理想与和平的精神，也差不多可以说是人的生活的标语了。
一九二一年七月六日，在北京西山，周作人记。
□1922 年1 月刊“中华”初版本《人的生活》，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读儿童世界游记
一个在杭州的小朋友写信给我，末节说，“喔喜喔！（从《儿童世界游记》里学了这句日本话，胡闹用来，似乎有趣。）”我看了也觉得有趣，便去买了一本《儿童世界游记》，翻开一看，不免有点失望，因为这一句话就解释错了。他说，“喔喜喔，其意就是说你们好。”但我却想不出这句话来，只有通用的“阿哈育（Ohayo）”意思说早上好，是早晨相见问询的话。或者是英美人用了十足的英国拼法写作Ohiyo，现在又把他照普通的罗马字拼法读了，所以弄错，也未可知。
日本人的姓名，在中国普通总是仍照汉文原字沿用，书中却都译音，似乎也还可商。“塔罗”当然是“太郎”，但“海鹿顾胜”想不出相当的人名，只有“花子”是女孩常用的名字，读作Hanakosan（花姑娘），据中国那拉互易的例，这或者就是“海鹿顾胜”的原文了。
书中说：“木枕大如砖块”，又说“几盏纸灯”，这木枕与纸灯虽然都是事实，但现在已经不通行了。即使“箱枕”勉强可以称作木枕，但也只是旧式的妇女所用，太郎决不用这个东西的。又在拍球的图中，画作一个男小孩穿着女人的衣服，也觉得很奇怪。我想这些材料大约是从西洋书里采来，但是西洋人对于我们斜眼睛的东方人的事情，往往不大看得清楚，所以他们所记所画的东西，不免有点错误，我们读谦本国的地理读本的时候，便可约略觉得。这本游记又从他们采取材料，自然不免发生错误了。
但是另外有一件事情，西洋人大约不能负责的，便是游记里说：“有人说，日本人是秦朝时候徐福的子孙，这句话从前日本人也承认的，想来是不差。”一民族的始祖是谁，不容易断定的，以前虽然有种种推测，到后来研究愈深，结论还是缺疑。譬如汉族的问题，有人说是从巴比伦来的，有人说是从犹太来的，现代德国最有名的中国学者希尔德著《周代以前的古史》只说是不可考，实在是最聪明的见识。中国的家谱式的估定人家的始祖，未免太是附会，而且对于别人也要算是失礼的。
游记第一册的后半是讲菲列滨的，我不能说他讲的对不对。但是末了记述“村落中举行吃父典礼”，我想我们如不是确知菲列滨人现在真是“你一块我一块”的还在那里吃父，这一节就不应该有。
（十一年四月）
□1922 年4 月10 日刊《晨报副镌》，署名仲密
□收入《谈虎集》
啄木的短歌*
石川啄木（1885—1912）本名一，初在乡间当小学教师，月薪仅八元，常苦不足，流转各地为新闻记者，后至东京，与森鸥外、与谢野宽诸人相识，在杂志《昂》的上面发表诗歌小说，稍稍为有识者所知。但是生活仍然非常窘苦，夫妻均患肺病，母亦老病，不特没有医药之资，还至于时常断炊。他的友人土岐哀果给他编歌集《悲哀的玩具》，售得二十元，他才得买他平日所想服用的一种补剂，但半月之内他终于死了，补剂还剩下了半瓶。他死时年二十七，妻节子也于一年后死去了。他的著作经友人土岐金田一等搜集，编为《啄木全集》，分小说诗歌及书简感想等三卷，于一九二○年出板完成。
啄木的著作里边，小说诗歌都有价值，但是最有价值的还要算是他的短歌。他的歌是所谓生活之歌，不但是内容上注重实生活的表现，脱去旧例的束缚，便是在形式上也起了革命，运用俗语，改变行款，都是平常的新歌人所不敢做的。他在一九一○年末所做的一篇杂感里，对于这问题说得很清楚，而且他晚年的社会思想也明白的表示出来了。
我一只胳膊靠在书桌上，吸着纸烟，一面将我的写字疲倦了的眼睛休息在摆钟的指针上面。我于是想着这样的事情，——凡一切的事物，倘若在我们感到有什么不便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些不便的地方可以不客气的去改革它。而且这样的做正是当然的：我们并不为别人的缘故而生活着，我们乃是为了自己的缘故而生活着的。譬如在短歌里，也是如此。
我们对于将一首歌写作一行的办法，已经觉得不便，或者不自然了；那么这便可以依了各首歌的调子，将这首歌写作两行，那首歌写作三行，就是了。即使有人要说，这样的办反要将歌的那调子破坏了，但是以前的调子，他本身如既然和我们的感情并不能翕然相合，那么我们当然可以不要什么客气了。倘若三十一字这个限制有点不便，大可以尽量的去做‘增字’的歌。（案日本短歌定例三十一音，例外增加字数通称‘字馀’。）至于歌的内容，也不必去听那些任意的拘束，说这不像是歌。或者说这不成为歌；可以别无限制，只管自由的歌出来就好了。只要能够做到这样，如果人们怀着爱惜那在忙碌的生活之中，浮到心头又复随即消去的刹那刹那的感觉之心，在这期间歌这东西是不会灭亡的。即使现在的三十一字变成了四十一字，变成了五十一字，总之歌这东西是不会灭亡的。我们因了这个，也就能够使那爱惜刹那刹那的生命之心得到满足了。
我这样想着，在那秒针正走了一圈的期间，凝然的坐着，我于是觉得我的心渐渐的阴暗起来了。——我所感到不便的，不仅是将一首歌写作一行这一件事情。但是我在现今能够如意的改革，可以如意的改革的，不过是这桌上的摆钟石砚墨水瓶的位置，以及歌的行款之类罢了。说起来，原是无可无不可的那些事情罢了。此外真是使我感到不便，感到苦痛的种种的东西，我岂不是连一个指头都不能触它一下么？不但如此，除却对了它们忍从屈服，继续的过那悲惨的二重生活以外，岂不是更没有别的生于此世的方法么？我自己也用了种种的话对于自己试为辩解，但是我的生活总是现在的家族制度，阶级制度，资本制度，知识卖买制度的牺牲。
我转过眼睛来，看见像死人似的被抛在席上的一个木偶。歌也是我的“悲哀的玩具”罢了。
啄木的新式的短歌，收在《悲哀的玩具》和《一握的沙》两卷集子里，现在全集第二卷的一部分。《悲哀的玩具》里的歌是他病中所作，尤为我所喜欢，所以译出的以这一卷里的为多，但也不一一注明出处了。啄木的歌原本虽然很好，但是翻译出来便不行了，现在从译稿中选录一半，以见一斑。
用了简炼含蓄的字句暗示一种情景，确是日本诗歌的特色，为别国所不能及的。啄木也曾说，“我们有所谓歌的这一种诗形，实在是日本人所有的绝少的幸福之一”，我想这并不是夸语，但因此却使翻译更觉为难了。
□1922 年5 月刊《诗》1 卷5 期，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现代日本小说集序
我们编译这部小集，本可以无需什么解说。日本的小说在二十世纪成就了可惊异的发达，不仅是国民的文学的精华，许多有名的著作还兼有世界的价值，可以与欧洲现代的文艺相比。只是因了文字的关系，欧洲人要翻译他颇不容易，所以不甚为世间所知。中国与日本因有种种的关系，我们有知道他的需要，也就兼有知道他的便利：现在能够编成这部创始的——虽然是不完善的小集，也无非只是利用我们生在东亚的人的一个机会罢了。
我们现在所要略加说明的，是小说的选择的标准。我们的目的是在介绍现代日本的小说，我们这集里的十五个著者之中，除了国木田与夏目以外，都是现存的小说家。至于从文坛全体中选出这十五人，从他们著作里选出这三十篇，是用什么标准，我不得不声明这是大半以个人的趣味为主。但是我们虽然以为纯客观的批评是不可能的，却也不肯以小主观去妄加取舍；我们的方法是就已有定评的人和著作中，择取自己所能理解感受者，收入集内，所以我们所选的范围或者未免稍狭；但是在这狭的范围以内的人及其作品，却都有永久的价值的。此外还有许多作家，如岛崎藤村，里见弴、谷崎润一郎、加能作次郎、佐藤俊子诸人，本来也想选入，只因时间与能力的关系，这回竟来不及了，这是我们非常惋惜的事。
还有一件事，似乎也要顺便说明，便是这部集里并没有收入自然派的作品。日本文学上的自然主义运动，在二十世纪的“初十”，盛极一时，著作很多，若要介绍，几乎非出专集不可，所以现在不曾将他选入。其次，这部小集原以现代为限，日本的现代文学里固然含有不少的自然派的精神，但是那以决定论为本的悲观的物质主义的文学可以说已经是文艺史上的陈迹了，——因此山田花袋的《棉被》（Futon）等虽然也曾爱读，但没有将他收到这集里去。
这里边夏目、森、有岛、江口、菊池、芥川等六人的作品，是鲁迅君翻译，其馀是我所译的。我们编这部集的时候，承几个日本的朋友的帮助，总说一句以志感谢。
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日，于北京，周作人。
□1922 年作，1923 年刊”商务”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镡百姿
近来所见最有趣味的书物之一，是日本大熊喜邦所编的《镡百姿》，选择古剑镡图案，用玻璃板照原形影印，凡百张，各加以说明。
镡古训剑鼻，徐锴注云人握处之下也，相传为剑柄末端，惟日本用作刃下柄上护手铁盘之称。《庄子》说剑凡五事，曰锋锷脊镡夹，未曾说及这一项；大约古时没有护手，否则所谓剑鼻即指此物，也未可知，因为盾鼻印鼻瓜鼻都是譬喻，指隆起之处，不必有始末之意思，执了“鼻犹初也”的话去做解释，未免有点穿凿。中国近代刀剑的护手，至少据我们所见，都没有什么装饰，日本的却大不相同，大抵用金属镶嵌，或是雕镂。《镡百姿》中所收的都是透雕铁镡，可以代表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镡作圆形，径约二寸五分。正中寸许名切羽台，中开口容剑刃，左右又有二小孔曰柜穴；图案便以切羽台为中心，在圆周之中巧为安排，颇与镜背花纹相似。唯镜纹多用几何形图案，又出于铸造，镡则率用自然物，使图案化，亦有颇近于写实者，意匠尤为奇拔，而且都是手工雕刻，更有一种特别的风致。我反复的看过几遍，觉得有不尽的趣味。这种小工艺美术品最足以代表国民的艺术能力，所以更可注意。他的特色，正如编者所说，在能于极小的范围中满装丰富的意匠，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事。
中国讲艺术，每每牵联到道德上去，仿佛艺术的价值须得用道德，——而且是最偏隘的旧道德的标准去判定才对。有人曾说只有忠臣孝子的书画是好美术，凡不曾殉难或割股的人所写的便都没有价值，照这个学说讲来，那么镡的雕刻确是不道德的艺术品，因为他是刀剑上的附属品，而刀剑乃是杀人的凶器，——要说是有什么用处，那只可以用作杀伐的武士道的赃证罢了。
不过这是“忠臣美术”的学说，在中国虽然有人主张，其实原是不值一驳的笑话，引来只是“以供一笑”。人的心理无论如何微妙，看着镡的雕刻的时候，大约总不会离开了雕刻，想到有镡的剑以至剑之杀人而起了义愤，回过来再恨那镡的雕刻。在大反动时代，这样的事本来也常遇见，对于某一种制度或阶级的怨恨往往酿成艺术的大残毁，如卫道者之烧书毁像，革命党之毁王朝旧迹，见于中外历史：他们的热狂虽然也情有可原，但总是人类还未进步的证据。罗素说，”教育的目的在使心地宽广，不在使心地狭隘。”（据一月十五日《学灯》译文）人只为心地狭隘，才有这些谬误；倘若宽广了，便知道镡不是杀伐，经像宫殿不是迷信和****的本体了。我看了《镡百姿》而推想到别人的误会，也可谓未免以小人之心度人了，但恐中国未必缺乏这派的批评家，所以多写了这一节。
□1923 年1 月25 日刊《晨报副镌》，署名作人
□收入《自己的园地》
评译日文法
在南方的一个友人远迢迢的写信给我，叫我代买一本《译日文法》。我买来了之后略一翻阅，却出了一大惊，因为末叶上有这样的几句话：
若有妨害著者名誉破坏本书前途侵害
本书板权概以法律解决专此声明
我看了这严重的声明，当然决不会再去妄想在老虎头上搔痒，妨害著者名誉或侵害本书板权，自讨苦吃，但是对于书的内容却禁不住要说一两句话。
我深望这些闲话不会影响到书的前途，不过这也不能十分顾虑到了。
《译日文法》的内容，与以前的《日文阅书捷诀》十九相同，疑是一人所作，其误谬亦大抵相同。《译日文法》中有许多例句，都为日本文所无，如第十四云。
觉悟■■■奋斗■■
又第十三页云，
私■作■工■■作■工
倘若只有一处如此，或者可以说是为手民所误，但是《阅书捷诀》的第二十八及二十则里也是如此，可见并不是印刷的错误。这种文章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话，或者在Chimpunkampun 的“唐人的呓语”里边能够找到罢？又第
十八页云：
愿■请■■■
这一句也不成话，倘若是说“勿请愿”，应作“请愿■■■”，因为“请愿”
一词本是日本的新名词，训读时亦作Koinegau，如照《译日文法》请愿作negaiQukeru，意思是说“把愿望赎出来”了。愿望可以押款，未免太是奇怪了。第十七页云，余■汝，行杖■借■■亻■■上半是古文，下半是现代语。也不能连用。此外如“将看书”乃作“书■看厶”，一本书乃作“一枚”，在何处乃作“■■■”，这类的错处还多，不过比较的已经算是小节，可以不必列举了。
总之我对于这一本书有这四种不满意的地方：
一“三天”成功的办法，在学问上绝对的不行。《和文汉读法》比这些书还要整齐一点，然而近来教日文的人也不再用他了，因为即使读熟了也只能够去把和译的《出师表》之类重译过来罢了。
二三十二页的书卖大洋二角五分，价钱太贵。
三谬误太甚。
四声明太近于恫吓。
当《日文阅书捷诀》出版的时候，我曾做过一篇杂感《三天》，登在《晨报》上，其中有这样的一节，现在再录在下面，以供欲学外国语者之参考。
“在现今奇迹已经绝迹的时代，若要做事，除了自力以外无可依赖，也没有什么秘密真传可以相信，只有坚忍精进这四个字便是一切的捷诀。”
□1923 年2 月6 日刊《晨报副镌》，署名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歌咏儿童的文学
高岛平三郎编，竹久梦二画的《歌咏儿童的文学》，在一九一○年出版，插在书架上已经有十年以上了，近日取出翻阅，觉得仍有新鲜的趣味。全书分作六编，从日本的短歌俳句川柳俗谣俚谚随笔中辑录关于儿童的文章，一方面正如编者的本意，足以考见古今人对于儿童的心情，一方面也是一卷极好的儿童诗选集。梦二的十六叶着色插画，照例用那梦二式的柔软的笔致写儿童生活的小景，虽没有《梦二画集》的那种艳冶，却另外加上一种天真，也是书中的特彩之一。
编者在序里颇叹息日本儿童诗的缺乏，虽然六编中包含着不少的诗文，比中国已经很多了。如歌人大隈言道在《草径集》，俳人小林一茶在俳句集及《俺的春天》里多有很好的儿童诗，中国就很难寻到适例，我们平常记忆所及的诗句里不过“闲看儿童捉柳花”或“稚子敲针作钓钩”之类罢了：陶渊明的《责子诗》要算是最好，因为最是真情流露，虽然戴着一个达观的面具。高岛氏说：“我想我国之缺乏西洋风的儿童文学，与支那之所以缺乏，其理由不同。在支那不重视儿童，又因诗歌的性质上只以风流为主，所以歌咏儿童的事便很希少，但在我国则因为过于爱儿童，所以要把他从实感里抽象出来也就不容易了。支那文学于我国甚有影响，因了支那风的思想及诗歌的性质上，缺少歌咏儿童的事当然也是有的；但是这个影响在和歌与俳句上觉得并不很大。”我想这一节话颇有道理，中国缺乏儿童的诗，由于对于儿童及文学的观念的陈旧，非改变态度以后不会有这种文学发生，即使现在似乎也还不是这个时候。据何德兰在《孺子歌图》序上说北京歌谣中《小宝贝》和《小胖子》诸篇可以算是表现对于儿童之爱的佳作，但是意识的文艺作品就极少了。
日本歌咏儿童的文章不但在和歌俳句中很多，便是散文的随笔里也不少这一类的东西。其中最早的是清少纳言所著的《枕之草纸》，原书成于十世纪末，大约在中国宋太宗末年，共分一百六十馀段，列举胜地名物及可喜可憎之事，略似李义山《杂纂》，但叙述较详，又多记宫廷琐事，而且在机警之中仍留存着女性的优婉纤细的情趣，所以独具一种特色。第七十二段系记“可爱的事物”者，其中几行说及儿童之美，是歌咏儿童的文学的标本，今将原文全译于后：
瓜子脸的小孩。（案此句意义依注释本）
人们咮咮的叫唤起来，小雀儿便一跳一跳的走来：又〔在他的嘴上〕戏涂上胭脂，老雀儿拿了虫来给他放在嘴里，看了很是可爱。
三岁左右的小孩急急忙忙的走来，路上有极小的尘埃，被他很明敏的看见，用了可爱的手指撮着，拿来给大人们看，也是极可爱的。
留着沙弥发的小孩，头发披在眼睛上边来了也并不拂开，只微微的侧着头去看东西，很是可爱。
交叉系着的裳带的上部，白而且美丽，看了也觉得可爱。又还不很大的殿上，童装束着在那里行走，也是可爱的。
可爱的小孩暂时抱来戏弄，却驯习了，随即睡着，这是极可爱的。
雏祭的器具。
从池中拿起极小的荷叶来看，又葵叶之极小者，也很可爱。——无论什么，凡是细小的都可爱。
肥壮的两岁左右的小孩，白而且美丽，穿着二蓝的罗衣，衣服很长，用带子束高了，爬着出来，极是可爱。
八九岁的男孩用了幼稚的声音念书，很可爱。
长脚，白色美丽的鸡雏，仿佛穿着短衣的样子，喈喈的很喧扰的叫着，跟在人家的后面，或是同着母亲走路，看了都很可爱。
鸭蛋。（依注释本）
舍利瓶。
瞿麦花。
关于清少纳言的事，《大日本史》里有一篇简略的列传，今抄在后边，原文系古汉文体，亦仍其旧。
清少纳言为肥后守清原元辅之女，有才学，与紫式部齐名。一条帝（987—1011）时，仕于皇后定子，甚受眷遇，皇后雪后顾左右曰，香炉峰之雪当如何？少纳言即起搴帘，时人叹其敏捷。皇后特嘉其才华，欲奏请为内侍，会藤原伊周（案即皇后之兄）等被流窜，不果。老而家居，屋宇甚陋，郎署年少见其贫窭而悯笑之，少纳自帘中呼曰，不闻有买骏马之骨者，笑者惭而去。著《枕之草纸》，行于世。
□1923 年2 月11 日刊《晨报副刊》，署名作人
□收入《自己的园地》
俺的春天
我在《歌咏儿童的文学》里，最初见到小林一茶的俳文集《俺的春天》，但是那里所选的文章只是关于儿童的几节，并非全本，后来在中村编的《一茶选集》里才看见没有缺字的全文。第一节的末尾说：我们埋在俗尘里碌碌度日，却说些吉祥话庆祝新年，大似唱发财的乞人的口吻，觉得很是无聊。强风吹来就会飞去的陋室还不如仍他陋室的面目，不插门松，也不扫尘埃，一任着雪山路的曲折，今年的正月也只信托着你去迎接新春罢。（后附俳句，下同。）
恭喜也只是中通罢了，俺的春天。
本书的题名即从这里出来的，下署文政二年，当公历一八一九年顷，是年夏间所记最有名的两节文章，都是关于他的女儿聪女的，今摘译其一部分：去年夏天种竹日左右，诞生到这多忧患的浮世来的女儿，愚鲁而望其聪敏，因命名曰聪。今年周岁以来，玩着点窝螺，打哇哇，摇头的把戏，见了别的小孩，拿着风车，喧闹着也要，拿来给她的时候，便即放在嘴里吮过捨去，丝毫没有顾惜，随即去看别的东西，把近旁的饭碗打破，但又立刻厌倦，嗤嗤的撕纸障上的薄纸，大人称赞说乖呀乖呀，她就信以为真，哈哈的笑着更是竭力的去撕。心里没有一点尘翳，如满月之清光皎洁，见了正如看幼稚的俳优，很能令人心舒畅。人家走来，问汪汪那里，便指着狗：问呀呀那里，便指着乌鸦：这些模样，真是从口边到足尖，满是娇媚，非常可爱，可以说是比胡蝶之戏春草更觉得柔美了。……
但是不久这聪女患天然痘，忽然的死了，一茶在《俺的春天》里记着一节很悲哀的文章，其末尾云。
……她遂于六月二十一日与蕣花同谢此世。母亲抱着死儿的脸荷荷的大哭，这也是当然的了。到了此刻虽然明知逝水不归，落花不再返枝，但无论怎样达观，终于难以断念的，正是这恩爱的羁绊。
露水的世，虽然是露水的世，虽然是这样。
书中还有许多佳篇，可以见作者的性情及境遇者，今译录几节于后：没有母亲的小孩，随处可以看出来：衔着指头，站在大门口！这样的被小孩们歌唱，我那时觉得非常胆怯，不大去和人们接近，只是躲在后园里垒着的柴草堆下，过那长的日子，虽然是自己的事情，也觉得很是可哀。
同我来游嬉罢，没有母亲的雀儿！——六岁时作。
为男子所嫌弃，住在母家的女人，想一见自己儿子的初次五月节，但是在白昼因为自己的人太多，如诗中所说（作诗的女人名姓不详）：被休的门外，夜间眺望的鲤帜！
父母思子的真情，听了煞是可哀。能柔和那狞猛的武士之心者，大约就是这样的真心罢，即使是怎样无情的男子，倘若偶尔听到，也或者再叫她回去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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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之里附近，或捕得一窠同炭团一样黑的小鸟，关在笼里，这天晚间有母鸟整夜的在屋上啼叫，作此哀之：思子之情呵，暗夜里‘可爱可爱’地，声音叫哑了彻夜的啼着！
这一首是仿和歌体的“狂歌”，大抵多含滑稽或双关的字句，这里“可爱可爱”兼关鸦的叫声：叫哑一字兼关乌鸦，现在用哑鸦同音，姑且敷衍过去，但是原来的妙趣总不免失掉了。
二十七日晴。老妻早起烧饭，便听得东邻的园右卫门在那里春年糕，心想大约是照例要送来的，冷了不好吃，须等他勃勃地发热气的时候赏鉴才好，来了罢来了罢的等了好久，饭同冰一样的冷掉了，年糕终于不来。
我家的门口，像煞是要来的样子，那分送的年糕。
一茶的俳句在日本文学史是独一无二的作品，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大约也不妨说后无来者的。他的特色是在于他的所谓小孩子气，这在他的行事和文章上一样明显的表示出来，一方而是天真烂漫的稚气，一方面却又是倔强皮赖，容易闹脾气的：因为这两者本是小孩的性情，不足为奇，而且他又是一个继子，这更使他的同情与反感愈加深厚了。关于他的事情，我有一篇文章登在年前的《小说月报》上，现在不复多说：本篇里译文第三四节系从那里取来的，但是根据完善的原本有两处新加订正了。
□1923 年2 月14 日刊《晨报副刊》，署名作人
□收入《自己的园地》
日本语典
我对于文法书有一种特殊的趣味。有一时曾拿了文法消遣，仿佛是小说一样，并不想得到什么实益，不过觉得有趣罢了。亚力山大培因曾说，文法是名学的一部分，于学者极有好处，能使他头脑清晰，理解明敏，这很足以说明文法在教育上的价值，变化与结构的两部，养成分析综合的能力，声义变迁的叙说又可以引起考证的兴趣，倘若附会一点，说是学问艺术的始基也未为过，因此我觉得欧洲古时教育之重古典文法不是无意义的。不过那私刑似的强迫学习也很可怕，其弊害等于中国的读经：若在青年，于实用之上进而为学问的研究，裨益当非浅鲜，如或从别一方面为趣味的涉猎，那更是我所非常赞同的。
我的对于文法书的趣味，有一半是被严几道的《英文汉诂》所引起的。
在《印度读本》流行的时候，他这一本书的确是旷野上的呼声，那许多叶“析辞”的详细解说，同时受读者的轻蔑或惊叹。在我却受了他不少的影响，学校里发给的一本一九○一年第四十板的“马孙”英文法，二十年来还保存在书架上，虽然别的什么机器书都已不知去向了。其次，“摩利思”的文法也搜求到手：这两者都是原序中说及，他所根据的参考书。以后也还随时掇拾一二种，随意翻阅，斯威忒（Sweet）的大著《新英文法》，虽是高深，却也给与了好些快乐，至于惠德尼（Whitney）威斯忒（West）巴斯克威尔（Baskerville）诸家学校用文法书也各有好处：他们使我过了多少愉快的时间，这是我所不能忘记的。纳恩菲尔（Nesheld）的一套书虽然风行一时，几乎成为英语学者的枕中鸿宝，我却一点都感不到什么趣味：他只辑录实用的条例，任意的解说一下，教属地的土人学活或者是适用的，但是在“文化教育”（Liberaledu-cation）上的价值可以说几乎等于零了。
日本文法在本国未必绝无好著，但中国没有一本可以与《英文汉诂》相比的书却是事实。梁任公的《和文汉读法》大约是中国人所著书中最早的一种，即使有些缺点，其趣味与影响原也不可掩没。此外或者还有别人的努力，但大抵重在文章体，未免偏而不全，现在日本的学术文艺界上语体文占了优势，只学了古文便不能了解文化全体的趋势。在这意义上，葛锡祺的《日语汉译读本》可以说是一部适用的书，虽然只足为课本，没有潜藏的趣味，——然而与永嘉松台山人的《日本语典》相比较，别的文法书都要算做佳作了。
当初见到上海报上的出板广告，非常钦慕，打听着北京的寄售处，忍着好些冷遇与损失，在一处学生银行的柜头买到了一本，回来一看乃大出意外，原来他太有趣味了，所以也就逸出在文法书的范围之外了。
《日本语典》中的规则及说明都有所凭据，没有什么错误，到了所举的实例里便匪夷所思的奇妙了。我本想引用原文，以昭实在，但因印刷不便，所以只用译语，不过它的绝对信实是可以保证的，如第九页云，这个更比那个，那一个是高呢？
第二十六叶云，这个月里有除夕么？
除夕当然在十二月里，没有再问的必要。日本称除夕曰大晦日，编者却解为阳历的三十一日，故有此误。又第二十七叶云：我幼时虽曾读过中国的唐诗的三百首，到现在为止，一点都〔不〕忘记完了。
这个病院里有第一号的房间么？
“一点都”（sukoshi-mo）这一个字，后边必接用否定词，即使独用含着“一点都不……”的意思：用在上边这一句里，简直不成说话了。次句文法上虽无谬误，但也说不过去，因为倘若有房间，至少第一号总是有的了、第六十叶著者原译云：若为学者则学问必优”，而句意乃云，若做成学者则学问必定工巧。
“为学者”（Bakusha-osuru）这一句话在日本极少听见，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照熟语类推，可以解作“充当学者”，但意义未免有点离奇，至于工巧只用在技能上，不能说学问。但在第一一四叶还有更好的一句，文云，Do naru boto ka？
意云将来怎样呢？而原译云“如何成事乎”。则是字对字的直译，却也居然可以成句，真是凑巧极了。据沧庐山人的序言说，“体例与取材均以国人适用为依归”，所以异于群书，能够“独辟蹊径而发挥其特长”，从上边所引的文句看来可以知道他所说的不错，但是这些独辟蹊径的“洋泾滨”日本语无论怎样的适于国人，只是在日本不能通用，也是徒劳。要学外国语只得自己去迁就他，不能叫别人来遵从我，这是很明瞭而平凡的事实，大家应该都知道的，《日本语典》的著者却得在外国语上来施展独创，于是结果成为一部空前的浪漫的文法书了。
我说空前的，或者有点不正确，因为我以前曾经批评过两种讲日本文法的书。其中也有许多独创的句子，其奇妙处非常相似，几乎令人疑心三者同出于一人的手笔。因为我对于文法的趣味与好事，不幸负了志愿的去批评这三部书的义务，这是我自己所觉得不很愉快的事。
□1923 年6 月9 日刊《晨报副镌》，署名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爱的创作
《爱的创作》是与谢野晶子《感想集》的第十一册。与谢野夫人《她本姓凤》曾作过好些小说和新诗，但最有名的还是她的短歌，在现代歌坛上仍占据着第一流的位置。十一卷的《感想集》，是十年来所做的文化批评的工作的成绩，总计不下七、八百篇，论及人生各方面，范围也很广大，但是都很精彩，充满着她自己所主张的“博大的爱与公明的理性”，此外还有一种思想及文章上的温雅（Okuyukashisa），这三者合起来差不多可以表出她的感想文的特色。我们看日本今人的“杂感”类文章，觉得内田鲁庵的议论最为中正，与她相仿，唯其文章虽然更为轻妙，温雅的度却似乎要减少一点了。
《爱的创作》凡七十一篇，都是近两年内的著作。其中用作书名的一篇关于恋爱问题的论文，我觉得很有趣味，因为在这微妙的问题上她也能显出独立而高尚的判断来。普通的青年都希望一劳永逸的不变的爱，著者却以为爱原是移动的，爱人各须不断的创作，时时刻刻共相推移，这才是养爱的正道。她说：人的心在移动是常态，不移动是病理。幼少而不移动是为痴呆，成长而不移动则为老衰的征候。
在花的趣味上，在饮食的嗜好上，在衣服的选择上，从少年少女的时代起，一生不知要变化多少回。正是因为如此，人的生活所以精神的和物质的都有进步。……世人的俗见常以为夫妇亲子的情爱是不变动的。但是在花与衣服上会变化的心，怎么会对于与自己更直接有关系的生活倒反不敏感地移动呢？
就我自己的经验上说，这二十年间我们夫妇的爱情不知经过多大的变化来了。我们的爱，决不是以最初的爱一贯继续下去，始终没有变动的，固定的静的夫妇关系。我们不断的努力，将新的生命吹进两人的爱情里去，破坏了重又建起，锻炼坚固，使他加深，使他醇化。……我们每日努力重新精神，每日建筑起以前所无的新的爱之生活。
我们不愿把昨日的爱就此静止了，再把他涂饰起来，称作永久不变的爱：我们并不依赖这样的爱。我们常在祈望两人的爱长是进化移动而无止息。
倘若不然，那恋爱只是心的化石，不能不感到困倦与苦痛了罢。
我们曾把这意见告诉生田长江君，他很表同意，答说，‘理想的夫妇是每日在互换爱的新证书的。’我却想这样的说，更适切的表出我们的实感，便是说夫妇是每日在为爱的创作的。
凯本德在《爱与死之戏剧》上引用爱伦凯的话说，“贞义决不能约束的，只可以每日重新地去赢得。”又说，“在古代所谓恋爱法庭上，武士气质的人明白了解的这条真理，到了现今还必须力说，实在是可悲的事。恋爱法庭所说明的，恋爱与结婚不能相容的理由之一，便是说妻决不能从丈夫那边得到情人所有的那种殷勤，因为在情人当作恩惠而承受者，丈夫便直取去视若自己的权利。”理想的结婚便是在夫妇间实行情人们每日赢得交互的恩惠之办法。凯本德归结的说，“要使恋爱年年保存这周围的浪漫的圆光，以及这侍奉的深情，便是每日自由给与的恩惠，这实在是一个大艺术。这是大而且难的，但是的确值得去做的艺术。”这个爱之术到了现代已成为切要的研究，许多学者都着手于此，所谓爱的创作就是从艺术见地的一个名称罢了。
中国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我只见到张竞生君的一篇《爱情的定则》。无论他的文句有怎样不妥的地方，但我相信他所说的“凡要讲真正完全爱情的人，不可不对于所欢的时时刻刻改善提高彼此相爱的条件，一可得了爱情上时时进化的快感，一可杜绝敌手的竞争”这一节话，总是十分确实的。但是道学家见了都着了忙，以为爱应该是永久不变的，所以这是有害于世道人心的邪说。道学家本来多是“神经变质的”（Neurotic），他的特征是自己觉得下劣脆弱；他们反对两性的解放，便因为自知如没有传统的迫压他必要放纵不能自制，如恋爱上有了自由竞争他必没有侥幸的希望。他们所希冀的是异性一时不慎上了他的钩，于是便可凭了永久不变的恋爱的神圣之名把她占有专利，更不怕再会逃脱。这好像是“出店不认货”的店铺，专卖次货，生怕买主后来看出破绽要来退还，所以立下这样规则，强迫不慎的买主收纳有破绽的次货。真正用爱者当如园丁，想培养出好花，先须用上相当的精力，这些道学家却只是性的渔人罢了。大抵神经变质者最怕听于自己不利的学说，如生存竞争之说很为中国人所反对，这便因为自己没有生存力的缘故，并不是中国人真是酷爱和平：现在反对爱之移动说也正是同样的理由。但是事实是最大的威吓者，他们粉红色的梦能够继续到几时呢。
爱是给与，不是酬报。中国的结婚却还是贸易，这其间真差得太远了。
〔附记〕近来阅蔼理斯的《性的心理研究》第五卷《****的象征》，第六章中引法国泰耳特（G.Tarde）的论文《病的恋爱》，有这几句话：“我们在和一个女人恋爱以前，要费许多时光；我们必须等候，看出那些节目，使我们注意，喜悦，而且使我们因此掩过别的不快之点。不过在正则的恋爱上，那些节目很多而且常变。恋爱的真义无非是一种环绕着情人的航行，一种探险的航行而永远得着新的发见。最诚实的爱人，不会两天接续的同样的爱着一个女人。”他的话虽似新奇，却与《爱的创作》之说可以互相参证。
编订时追记。
□1923 年7 月15 日刊《晨报副镌》，署名作人
□收入《自己的园地》
汉译古事记神代卷引言
绍原兄，让我把这鹅毛似的礼物，远迢迢的从西北城，送到你的书桌前。
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周作人。
我这里所译的是日本最古史书兼文学书之一，《古事记》（Kojiki）的上卷，即是讲神代的部分，也可以说是日本史册中所记述的最有系统的民族神话。《古事记》成于元明天皇的和铜五年（712），当唐玄宗即位的前一年，是根据稗田阿礼（HiedanoAre）的口述，经安万侣（Yasumavo）用了一种特别文体记下来的。当时日本还没有自己的字母，平常纪录多借用汉字，即如同是安万侣编述的《日本书纪》便是用汉文体所写。《日本书纪》是一部历史，大约他的用意不但要录存本国的史实，还预备留给外国人（自然是中国同朝鲜人）看的，所以用了史书体裁的汉文。但是一方面觉得这样一来就难免有失真之处。因为用古文作文容易使事实迁就文章，更不必说作者是外国人了，所以他们为保存真面目起见，另用一种文体写了一部，这便是《古事记》。（虽然实际上是《古事记》先写成。）因为没有表音的字母可用，安万侣就想出了一个新方法，借了汉字来写，却音义并用，如他的进书表文（这原来是一篇骄文）中所说，“或一句之中交用音训，或一事之内全以训录。”
不过如此写法，便变成了一样古怪文体，很不容易读，如第三节中所云，“故二柱神立天浮桥而指下其沼矛以画者，盐许袁吕许袁吕迩画鸣而引上时，自其矛末垂落之盐，累积成岛，是自淤能棋吕岛”，即其一例。但到了十八九世纪，日本国学发达起来，经了好些学者的考订注解，现在已经可以了解了。
我这里所译，系用次田润的注释本，并参照别的三四种本子。我的主意并不在于学术上有什么供献，所以未能详征博考，做成一个比较精密完善的译本，这是要请大家预先承认原谅的。
我译这《古事记》神代卷的意思，那么在什么地方呢？我老实说，我的希望是极小的，我只想介绍日本古代神话给中国爱好神话的人，研究宗教史或民俗学的人看看罢了。普通对于这种东西有两样不同的看法，我觉得都不很对，虽然在我所希望他来看的人们自然不会有这些错误。其一是中国人看神话的方法。他们从神话中看出种种野蛮风俗原始思想的遗迹，——其实这是自然不过的事，他们却根据了这些把古代与现代溷在一起，以为这就足以作批评现代文化的论据。如《古事记》第三节里说，二大神用了天之沼矛搅动海水，从矛上滴下来的泡沫就成了岛，叫作“自凝岛”，读者便说这沼矛即是男根的象征，所以日本的宗教是生殖崇拜的。天之沼矛或者是男根的象征，（在古人的眼里什么不含有性的意味呢？）但并不能因此即断定后来的宗教思想是怎样。世界民族，起初差不多是生殖崇拜的，后来却会变化，从生殖崇拜可以变出高尚的宗教和艺术。而且在一方面看来，就是生殖崇拜自身，在他未曾堕落的时候，也不是没有他的美的。大家知道希腊的迭阿女索思祭（Dionysia），本为生殖崇拜之一相，后来的那伟大的戏剧却即由此而起。即在其初未经蜕变之时，如“布鲁达奇”（PIutarch）所说：“昔者先民举行迭阿女索思之祭，仪式质朴而至欢愉，有行列，挈酒一瓶，或一树枝，或牵羊，或携柳筐，中贮无花果，而殿以生支（PhalIos）。”固纯是原始的仪式，但见于艺术者，如许多陶器画上之肩菡萏的“狂女”（Mainades）以及发风露丑的“山精”（Satyroi），未始不是极有趣味的图像。我们可以把那些原始思想的表示作古文学古美术去欣赏，或作古文化研究的资料，但若根据了这个便去批评现代的文明，这方法是不大适用的。
其二是日本人看神话的方法，特别是对于《古事记》。日本自己有“神国”之称，又有万世一系的皇室，其国体与世界任何各国有异，日本人以为这就因为是神国的关系，而其证据则是《古事记》的传说。所以在有些经国家主义的教育家炼制成功的忠良臣民看来，《古事记》是一部“神典”，里边的童话似的记事都是神圣的，有如《旧约》之于基督教徒，因为这是证明天孙的降临的。关于邻国的事我们不能像《顺天时报》那样任情的说，所以不必去多讲他，但这总可以说明，我们觉得要把神话看作信史也是有点可笑的，至少不是正当的看法。十多年前日本帝国大学里还不准讲授神话学，当初我也不明白是什么缘故，后来看夏目漱石集中的日记，才知道因为日本是神国，讲神话学就有亵渎国体的嫌疑了。就这一件事，可以想见这种思想是多么有势力。可是近年来形势也改变了，神话学的著作出版渐多，（虽然老是这两三个著者），连研究历史及文化的也吸收了这类知识。在古典研究上可以说起了一个革命。做有四大厚册（尚缺一册，未完成）《文学上国民思想之研究》的津田博士在《神代史研究》上说，《古事记》中所记的神代故事并不是实际经过的事实，乃是国民想象上的事实；后人见了万世一系的情形，想探究他的来源，于是编集种种传说，成为有系统的纪载，以作说明。
这个说法似乎很是简单，而且也是当然，但在以前便不能说，（当然现在也有些人还不以为然，）更不必说能保全文学博士的头衔了。人类学者鸟居博士新著《人类学上看来的我国上古文化》第一卷，引了东北亚洲各民族的现行宗教，来与古代日本相印证，颇有所发明。照他所讲的看来，神代纪上的宗教思想大抵是萨满教（Shamanism）的，与西伯利亚的鞑靼以及回部朝鲜都有共同之点。此于人类学上自是很有意义的左证，但神典之威严却也不能没有动摇了。我说日本人容易看《古事记》的神话为史实，一方面却也有这样伟大之学术的进展，这一点是我们中国人不得不对着日本表示欣羡的了。
（对于万世一系的怀疑，在日本的学者中间并不是没有。好些年前有一个大学教授讲到进化，说即如日本的国体也要改变，因此就革了职，但我记不清这事的详情和他的姓名了。一九二一年九月的《东方时论》上登载法学博士青木彻二的一篇随笔，名曰ZokuSesolbukashiki，译出来可以称作《续世事之离奇》，出版后即被政府禁止，据齐藤昌三的《近代文艺笔祸史》说，“作者青木博士终以朝宪紊乱罪下狱，在这一年里大学助教授森户辰夫，帆足理一郎，野村隈畔等，或处徒刑，或处多大之罚金，学者之有名笔祸事件相继发生。”除森户外，别人的事件内容我都不很清楚，但青木博士的我还记得，虽然杂志是禁止没收了。他的犯罪也是因为对于万世一系的怀疑。他对访问的记者说明他的意思，他不满意于一般关于国体的说法，以为日本是与世界各国绝不相同的；他不愿意被人家看作一种猴子似的异于普通人类的东西，发愤要表明日本人也是人，也有人类同具的思想与希望，所以写那一篇文章，即因此得罪在所不惜。这种精神也值得佩服，虽然与现在所谈的神话问题无甚关系。）
《古事记》神话之学术的价值是无可疑的，但我们拿来当文艺看，也是颇有趣味的东西。日本人本来是艺术的国民，他的制作上有好些印度中国影响的痕迹，却仍保有其独特的精彩；或者缺少庄严雄浑的空想，但其优美轻巧的地方也非远东的别民族所能及。他还有他自己的人情味，他的笔致都有一种润泽，不是干枯粗厉的，这使我最觉得有趣味。和噪哲郎著《日本古代文化》，关于这点说的很是明白，虽然他的举例多在《古事记》的后二卷，但就是在神话里也可以看出一点来。不过我的译文实在太是不行了，这在我还未动笔之先就早已明白的感到，所以走失了不少的神采。此刻只好暂时这样的将就，先发表出来，将来如有进步当再加校订吧。再见！
□1926 年2 月刊《语丝》65 期，署名周作人
□收入《谈龙集》
古事记引言
日本最早的古典文学，称为奈良朝文学，著名的只有两种，散文有《古事记》，韵文总集有《万叶集》，奈良朝七代天皇，自元明女帝和铜三年（公元710）迁都平城，至桓武天皇延历三年（公元784）再迁，七十四年间以现今奈良为首都，所以有此名称，而事情极有凑巧的，安万侣奉敕编纂《古事记》，在和铜四年九月，一方面《万叶集》的主要作者大伴家持，有人说他便是编集的人，也于延历四年八月去世了。这两部书恰好正与这一朝相终始了。
奈良朝文化全然是以中国文化为主的，在推古女帝时圣德太子摄政，定宪法十七条，政治取法隋唐，宗教尊崇佛法，立下根基，为二十年后“大化革新”的发端。第三十六代孝德天皇改元“大化”（公元645），于次年下改革的诏旨，以后天皇也有了谥号，这年号与谥法两件中国特别办法的采用，于日本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最重要的是文字的借用。宫廷政治与宗教（佛教）上用的全然是汉文，当时社会上有势力的人大抵有相当的汉文化，能写作象样的诗文，安万侣的《上古事记表》便是一篇很好的六朝文，而孝谦女帝的天平胜宝三年（公元751）所编的《怀风藻》里所收汉诗一百二十馀篇，作家至有六十四人之多，可以知道这个大概了。但是这种借用的文字，假如想用了来做文艺作品，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在利用汉字偏旁，造作日本字母（假名）之前，不得不暂时借用整个汉字来拼音的方法，写成一种奇怪的文体。不过这也不是新的发明，中国翻译佛经里便有这一体，即全篇的咒语固然如此，此外经中重要语句，也时常这样的保存原文的音译，如《妙法莲华经》中《普门品》中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是一例。奈良朝的文学作品，便是以这种文体写作出来的。
《古事记》三卷，据原序所说，是和铜四年（公元711）九月开始编集，于次年正月完成的。编集的人是安万侣，口授的是舍人稗田阿礼，而最初审定的乃是第四十代的天武天皇。所以安万侣的工作只是在于编写，不过这工作也是不可看轻的，盖事属初创，有许多困难的事情，《上古事记表》中说得好，特抄原文如下：然上古之时，言意并朴，敷文构句，于字即难，已因训述者，词不逮心，全以音连者，事趣更长。是以今或一句之中，交用音训，或一事之内，全以训录，即辞理叵见以注明，意况易解更非注。
今录《古事记》第一节的后半，以见一斑：次国稚如浮脂而，久罗下那州多陀用币琉之时（琉字以上十字以音），如苇牙因萌腾之物而，成神名，字麻志阿斯河备比古迟神（此神名以音），次天之常立神（训常云登许，训立云多知），此二柱神亦独神成坐而隐身也。
书成九年之后，第四十四天皇元正女帝的养老四年（公元72），《日本书纪》三十卷成功，安万侣也参与其工作，由舍人亲王监修，这是一部汉文的日本历史，就书名看来，也可以知道这是国际性质的，但因此有这一个缺点，便是如日本国学者所说，里边有的是“汉意”，至少如作为文学看，其价值不如《古事记》的纯粹了。这正如《怀风藻》尽管是象样的汉诗，但是要看文学上的日本诗歌，也不得不去找《万叶集》来看，正是同一个道理。
《古事记》的内容，是由两种材料混合编成，这便是序文里所引天武天皇的诏书中所说，帝纪与本辞。所谓帝纪就是记载历代天皇的历史，凡天皇御名，皇居，治天下，后妃，皇子皇女，升遐，御寿，山陵这些事实，在大葬的时候当作诔词去念的。现在虽然没有传本，但在那时代，恐怕已经有汉文记载存在，叫作什么《帝王本纪》之类。至于本辞，也称作旧辞，那是别一种性质的东西，用现代的名称来说，即是神话，传说，或民间故事。这是古代口头流传的文学，讲述奇妙的故事，凡是诸神行事的是神话，属于英雄的是传说，若是同样故事而说的不是专属神或人的，便是民间故事了。天武天皇诏书里，虽说“撰录帝纪，讨核旧辞，削伪定实，欲流后叶”，意思是二者并重，但实际是未能达到目的，犹如把竹片接到木头上去，完全是两截，没法子融接得来。不过，这却是正好的。《古事记》的价值，不在作为一部史书上，它的真价乃是作为文学书看，这是一部记录古代传说的书，在公元八世纪时所撰集，这个年代在亚洲各国不算很早，但在日本却是第一部古书了。在那么早的时候，来敕撰一种故事书，事实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历史书的幌子底下，才能生产出来，而《古事记》就真是这样出来的。三卷中第一卷完全是神话，所记是神代的事情，第二三卷是记人皇的事情，自神武天皇至推古天皇，凡三十三代，除单纯的帝纪以外，所有故事都是传说的性质，内容虽相似，但所讲的主人公乃是人而不是神了。三十三代中间，仅神武天皇等十三代，于帝纪之外，有本辞的材料，成为中下卷的内容，其他二十代便没有故事，只剩枯燥无味的帝纪，而且那有木辞做装饰的十三代，其帝纪也是同样的枯燥，所以《古事记》三卷的价值，完全在于旧辞，即是神话与传说，帝纪一部分乃是应有的枝干，有了这枝干才能作为挂上新衣的钩子，这许多传说乃能说得有条理有系统，而不是一部杂乱无章的传说集了。古来有一句话，叫作“买椟还珠”，这《古事记》里的帝纪正是史实的珠子，但我们觉得有兴趣的，却在那些附加的装饰，正合得上那句买椟还珠的古话了。
把《古事记》当作日本古典文学来看时，换句话说，就是不当它作历史看，却当作一部日本古代的传说集去看的时候，那是很有兴趣的，不过要简单的说明，却不是容易的事。一国的神话与传说，有些是固有的，有些是受别国的影响的。日本受印度、中国的影响很深，在《古事记》里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如第一五七节“天之日矛”，便很有印度故事的色彩，连言语也有关系，其自中国的为第一○六节的御真木天皇，一六三节的圣帝之御世，一七四节的雁生子，都有歌功颂德的模仿痕迹，若其出于自己创造者便很不相同了。日本传说自有其特色，如天真，纤细，优美，但有些也有极严肃可怕的，例如第一三八节的仲哀天皇的仓卒晏驾，即是一例。那是日本固有宗教的“神道教”的精神，我们想了解日本故事以至历史的人所不可不知道，然而也就是极难得了解清楚的事情。
（一九五九年一月三十日）
□1963 年2 月刊“人文”版《古事记》，署名周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艳歌选
《艳歌选》初编一卷，乌有子著，日本安永五年（1776）刻板，现藏东京上野图书馆中。原书未得见，仅在汤朝竹山人编《小呗选》中见其一部分计二十六首，首列俗歌原本，后加汉译。凭虚氏序言云：乌有先生尝游酒肆，每闻妓歌，便援笔诗之，断章别句，纵横变化，翻得而妙矣。
（原系汉文，间有不妥处，今仍其旧，不加更正。）
又例言云：
和华相去辽远，异言殊音，翻此歌以成彼诗，斟酌增减，各适其宜，要在通情取意，不必句句而翻之，字字而译之。
里巷歌谣，率出于流俗儿女之口，而翻之以成诗，自不得浑雅矣，间亦有翻难翻者，殆不免牵强焉。总是杯酒馀兴，聊自玩耳，而或人刊行于世，盖欲使幼学之徒悦而诵之，习熟通晓，乃至于诗道也。固非近时狡儿辈侏离之言，自以为诗为文，锲诸梨枣，但供和俗顾笑，假使华人见之则不知何言之比也。世人幸详焉！
日本十七八世纪是尊重汉学的时代，所以翻译俗歌也要说是诗道的梯阶，其实这位乌有先生的意思似乎不过在表示他的诗才，挖苦那些“狡儿辈”罢了。
他的译诗，看上边的例言可以知道是不很“信”的，但是有几首却还译得不坏，今录于下，不过他是学绝句和子夜歌的，所以他的好处也只是汉诗的好处，至于日本俗歌的趣味则几乎不大有了。
一
纵不遇良人，但愿得尺素。
尺素如可得，良人似还遇。
二
浓艳花满枝，枝高不可折；徒羡双飞鸟，妾心独断绝。
三
春宵君不见，独对落花风；伊昔情无尽，只今欢已空。
四
昔时未相值，得含眷恋情，更堪今夕别，暗淡听钟声。
五
凄凉独酌酒，聊欲忘忧思；忧思不可忘，独酌难成醉。
六
歌送东关人，舞迎西海客；为月还为花，春朝复秋夕。
七
门前樱正发，何事系君驹？
君驹嘶且跃，花飞满庭衢。
八
郎意欲迎妾，妾身宁得行？
行程五百里，风浪转相惊。
九
闺里通宵卧，拥欢何限情，任他窗外月，此夜自阴晴。
□1926 年3 月刊《语丝》69 期，署名岂明
□收入《自己的园地》
马琴日记抄
马琴（Bakinl767-1848）是日本有名的旧小说家，所著小说有二百六十种，其中《南总理见八犬传》一书，共九集一百六卷，计历时二十八信年始成，称为马琴最大杰作。但是我不知怎地总是不很喜欢。这个原因大约很复杂，因为我自己知道养成这个偏见的缘由就有好几种。第一，我对于历史小说没有多大敬意，虽然知道人生总有一个浪漫的时期，所以浪漫的故事也自有其生命，永远不愁没有读者。第二，马琴的教训主义令我不满意。他曾这样替他的著作辩解，“余著无用之书，将以购有用之书也。夫大声不入俚耳，稗史虽无益，寓以劝善惩恶之意则于妇孺无害，且售小说者及书画印刷装订诸工皆得以此为衣食，岂非亦属太平之馀泽耶。”这很足以代表当时流行的儒教思想，但在我看来却还不如那些“戏作者”的洒落本与滑稽本更能显出真的日本国民的豁达愉快的精神。第三，马琴自己说“余多读华人之稗史小说，择其文之巧致者而仿为之”，所以这些作品于我们华人都没有什么趣味。
讲到日本的伟大小说，自有那世界无比的十世纪时的《源氏物语》。第四，以前读外骨的《山东京传》，见所记马琴背其师京传，即送葬亦不至，且为文对于京传多所诋毁，因此遂不喜马琴之为人。有这四个原因，我的反马琴热便根深蒂固地成立了。
近来在旧书店的目录上见到一本《马琴日记抄》，就写信去要了来，因为日记类是我所喜欢看的。这是飨庭篁村所编，从一八三一年以后的十四五年的日记中分类抄录，约有一百二十项，马琴晚年的生活与性情大抵可以想见，但是我仍旧觉得不能佩服，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位道学家。称赞他的人都说他是谨严不苟，这或者是的。随便引几条，都可以为例。
天保五年（1834）三月二十六日，昼饭后九半时（今前午后一时）家人诣深光寺扫墓，余因长发不能参与。按日本以前剃顶发，发长则为不祥不敬，不便外出或参与典礼。
天保九年闰四月十日，入夜阿百（其妻名）又对余怨葱，云将舍身。余徐谕之，七年以来吾家不治毕竟由吾不德所致，不能怨尤他人。夫妇已至七十馀岁，馀命几何，勿因无益之事多劳心力，又谕以万事皆因吾之不德所致。但彼未肯甘服，唯怨怒稍缓，旋止。
女子与小人为难养，圣人且然，况吾辈凡夫，实堪愧恧。
天保十五年五月六日，令阿路（其寡媳名，马琴时已失明，一切著述都由她代笔）
读昨夜兼次郎所留置之为永春水著《大学笑句》，玩弄经书，不堪听闻，即弃去。
《大学笑句》盖模拟《大学章句》之名，日本读音相近。
天保十五年六月十日，土屋桂助、岩井政之助来，致暑中问候。政之助不着裳，失礼也。
但是我的偏见觉得这种谨严殊不愉快，很有点像法利赛人的模样，从世俗的礼法说来，马琴大约不愧为严谨守礼的君子，是国家的良民，但如要当文艺道中的骑士，似乎坚定的德性而外还不可不有深厚的情与广大的心。我们读诗人一茶的日记在这些方面能够更感到满足。《七番日记》中有这样一条，照原文抄录于下，这是文化十一年（1814）五月的记事。
四晴，夕小雨，夜大雨，处处川出水。
今夜关之契下女，于草庵欲为同枕，有障残书，关之归野尻而下女不来。
一茶在野尻村有门人关之，不能和情人相见，一茶便让他们到自己家里来会，后来关之因为有事，留下一封信，先回家去了，她却终于没有来，大约是因为大雨河水泛滥的缘故罢。一茶这种办法或者不足为训，但是寥寥几行文字怎样地能表出乖僻而富于人情味的特性来呵。岛崎藤村在《一茶旅日记》的序中说，与芭蕉、芜村等相比，一茶是和我们的时代更相近的人物，的确不错。这样说来，马琴也可以说是和我们的时代比较相远的人物，虽然他比一茶还要小四岁。
马琴本名泷泽解（Takizawa Kai），是士族出身。
□1926 年5 月刊《语丝》79 期，署名岂明
□收入《自己的园地》
关于狂言十番
四五年前，还是孙伏园君在编《晨报副刊》的时候，我译了些古希腊的东西，登在报上，题名《古文艺》。后来又将两篇日本的狂言译了出来，也登在里边。丸山昏迷君见了很是喜欢，竭力怂恿我多译几篇，可以出一本小书，答应代我去搜集插画。我觉得这倒也很好玩，便说就这样办罢，但是终于懒得动手，虽然本拟编入《陀螺》里的两篇狂言——《骨皮》与《伯母酒》——已经抽下，放入别一个纸盒子里了。民国十三年丸山君归国去了一趟，抱病回京，躺在川田医院多日，又复归故乡去，以后就没有消息，直等到山川早水君写信给我，才知道终于故去了。狂言我本是喜欢的，现在又似乎欠了亡友的一笔债，宿诺未践，心常耿耿。从次年起着手续译，先后共得十篇，遂编作一集，题曰《狂言十番》，“狂言”本系日本名词，因无适当译名，故沿用原文，并取原用专门语“十番”纪数，似颇相称，虽然中国亦有此语，如音乐上之“打十番”及“马上十番”之类。我所据的原文，“鹭流”系芳贺矢一校本《狂言二十番》，“和泉”及“大藏流”则为幸田成行校本《狂言全集》，此外山崎麓校注本《狂言记》及《外编》也稍资参照。插画则从《狂言全集》选取五图，又山口蓼洲画《狂言百番》中亦取三幅。译文因非一时之作，文句语气颇有出入，今悉仍其旧，不加改易。关于狂言之说明，在有几篇的附记里稍有说及，现在也不多赘了。因为我觉得这一本小书原来不是研究狂言之作，要研究也非我的微力所能及，所以用不着那些方板的论文。我译这狂言的缘故只是因为他有趣味，好玩，我愿读狂言的人也只得到一点有趣味、好玩的感觉，倘若大家不怪我这是一个过大的奢望。“人世难逢开口笑”，真是的，在这个年头儿。我只可惜丸山君死了，他不能再看了这小本子说“到底出来了么”而微微的一笑了。
民国十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周作人记于北京内右四区苦雨斋。
□1926 年9 月刊《语丝》98 期，署名岂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日本狂言选引言
“狂言”是日本中古的民间喜剧。这时期相当于中国明朝，即公元十四世纪后半至十六世纪，正是西欧的文艺复兴时代。在日本历史上，这是武士专政七百年间的中段，在源氏镰仓幕府与德川氏江户幕府的中间，足利氏世袭将军，幕府设在室町，所以称为室町时代。这时代的文学普通称作武士文学。
这武士文学的代表作品是近于历史演义的战记，以及悲剧类的谣曲。战记种类很多，最有名的“平家物语”是讲平源两家争夺政权的殊死斗，结果是平氏全族的灭亡，沉没在九州的海里。谣曲则是歌咏英雄美人的事迹的。
与谣曲相并发生的，便是这里所译的喜剧类的狂言了。这戏剧发生的历史还未能详知，但是出于所谓“猿乐”，那是没有问题的了。据说猿乐这名字乃是散乐的传讹，原是隋唐时代从中国传过去的杂剧，内容包括音乐歌舞，扮演杂耍各项花样，加上日本固有的音曲。这些歌舞杂耍音曲，在民间本来流行着。这时候大概又受着中国元曲若干的影响，便结合起来，造出一种特殊的东西。这最初叫作“猿乐之能”，能便是技能，后来改称为“能乐”，那脚本即是谣曲。谣曲是悲剧。其中又反映着佛教思想，所以它只取了猿乐中比较严肃的一部分，原来还有些轻松诙谐的一部分收容不进去，这便分了出来，独自成功一种东西，就是狂言这种喜剧了。
狂言与谣曲同出一源，所以也称作“能狂言”，照例在演能乐的时候，在两个悲剧中间演出，不但可以让能乐主角来得及改换装饰，也叫观众看得不单调。但是话虽如此，狂言的性质还是独立的，而且与谣曲相对，更显出它的特质来。谣曲用的是文言，它集合中国日本和佛教文学上的词藻典故，灵活的安排成一种曲词，需要文化有程度的人才能了解，狂言则全是当时的口语，与四百年后的今日当然颇有不同，但根本上还是相通的，这在语言研究上也有它很大的价值。至于内容上，两者的不同更是显著了。谣曲的脚色都是正面的，英雄勇将，名士美人，都各有他们的本色，至于高僧大德那自更不必说了。狂言里的角色正和这些相反。武士是时代的宠儿，坐在幕府里代做天皇的将军便是他们的头儿，其次是占有多数土地的“大名”（译文中称作侯爷），他手下还有许多武士，都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如说平民对他们“不敬”，便可以斩杀勿论。他们实际上是人世间的虎狼，可是在狂言里出现时，却都显得有点像是猪狗了。太平享乐消磨了他们的凶悍气，武士变得怯懦，荒唐愚蠢。例如侯爷出门没人跟随，强迫过路人给他捧刀，等到那人拔刀在手，便都吓坏了，蹲在地上学斗鸡和不倒翁的样子（《两位侯爷》）。
或者出去赏花，学做吟诗模样，却全都搞错了（《侯爷赏花》）。又或和蚊子精摔跤，被吹得两眼发昏，跌倒在地（《蚊子摔跤》）。和尚们都由名僧变成了贼秃，大抵因为犯了色戒，被徒弟揭发，弄得下不了台（《骨皮》等）。
头陀在日本称“山伏”，是神道教的修炼法术的人，也是庸碌无用，偷吃柿子，被人家侮弄（《柿头陀》），有的还连看见一只蟹和一只猫头鹰，也都没有什么办法。鬼神本来是可怕的，这里也都成了喜剧的脚色，雷公从空中失脚落地，跌坏了腰骨，要庸医给他打针，而且打得啊啊的叫唤，这才能够飞上天去（《雷公》）。蓬莱岛的鬼于过节时到人间来，迷恋女人，被骗去了一切宝贝，末了给豆子打了出来（《立春》）。《连歌毗沙门》是一篇圆满结局的喜剧，主角毗沙门出台来也是小丑似的样儿，用矛来切开梨子，恐怕锈了，问信徒们要磨刀费，又说梨子流出许多汁水来，算作他的所得，这虽然都说是玩笑话，但却讽刺了主角毗沙门的市侩口气。此外如夫妇反目（《石神》），翁婿打架（《船户的女婿》）等也收作材料。
这里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便是狂言与民间故事的关系。如上边所说，有许多事都是社会上的实相，不过由作者独自着眼，把它抓住了编写下来，正如民间笑话情形相同。一方面有愚蠢无能的人，一方面也有狡狯的，趁此使乖作弊，狂言里的大管家即是一例，对面也就是侯爷那一类了。我们说到笑话，常有看不起的意思，其实是不对的，这是老百姓对于现实社会的讽刺，对于权威的一种反抗。日本儒教的封建学者很慨叹后世的“下克上”的现象，这在狂言里是表现得很明显的。
日本的民间故事与笑话后来演变成为“落语”，发达很早，狂言有好些篇看来便是从此取材的。本书中所收的《三个残疾人》，《人变马》，《附子》，《狐狸洞》，《骨皮》，《工东噹》以及《养老水》，可能都属于这一类。狂言的特质是滑稽，但是这安排得很有工夫，不显得恶俗，特别很少****的成分。正当的民间文学是壮健的，这正是一个很好的例。
译者，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1955 年4 月刊“人文”版《日本狂言选》，署名周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日本狂言选后记
日本“狂言”有三派。大藏流起于大藏弥兵卫，其门下有山胁元宣，称和泉守，沿为和泉流。鹭流后起，长命权之丞颈长，居于海边，绰号曰鹭，故名。但这只是演出者的派别，至于作者姓名则未能详知，普通称为民间作品，较为得实。
一九二六年我曾根据芳贺矢一编的《狂言二十番》（鹭流）及山崎麓编的《狂言记》（和泉流），译了十篇出版，名为《狂言十番》。后又得到芳贺增订本《狂言五十番》，今从这里边新译鹭流的九篇，从《狂言记》译出和泉流的五篇，与旧译本合编一册，共计二十四篇，以见日本狂言之一斑。本来《狂言记》所收，连同《外编》五卷，共有二十卷，合计两百篇，加上鹭流的，数目很不少，论理还该可以多选几篇，但是实际上内容多是大同小异，篇数过多反而容易显得单调，这一小册虽然所选不过全数十分之二，但是我相信这也可以作为代表了。
书内插图，均采自《狂言五十番》，作者未详。封面一图系根据山口蓼洲所绘《狂言百番》图复制。
译者，一九五四年八月。
□1955 年4 月刊“人文”版《日本狂言选》，署名周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初夜权序言
□日本废姓外骨原作
距今三年半前，即大正十一年的十月中，有一个少年绅士来访，拿了一张名片，上写“介绍某君，乞赐接谈，法学博士吉野作造。”会见之后问其来意，答说，“我本是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的毕业生，可是学过的工业却不高兴干了，想转到文学方面去，承吉野先生照顾，于大正八年进了帝国大学文学部，专攻社会学，到了明年春间须得提出毕业论文，想做一篇初夜权之社会学的研究，关于初夜权的外国的材料大略已经搜集了，本国的却还没有，去问吉野博士，他叫我来向先生请教，所以冒昧地跑来求见。”我于是便就浅识所及，略说二三，又将参考书也借给他，过了四五个月，他来访时说，“托先生的福，已经好好地毕业，成了文学士了。”并且还说那个论文承户田、今井两位先生称赞，说是近来少见的优秀之作云。
此后因了上边所说的关系我便告诉他，想把这论文拿来出版，卖给我罢；交涉的结果，用了三百块钱买了来，就是这本书。钱货交清之后，将要付印了，因为种种事情的缘故，暂时中止，这部稿本前后三年埋没在箧底里。直到近时，有一个本家存姓宫武尚二，办了一个“无名出版社”，想刊行洋装书，问我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出版。我说，“那么，这个印了出来怎么样？”把这书的原稿找了出来。他很高兴，说，“就印这个罢。当作无名出版社的第一着的事业，赶快发表出去罢。但是，叔叔，这个出版没有什么要紧么？”我说，“这不是堂堂的大学毕业论文么？倘若是发表不得的东西，帝国大学教授们那里会给他审查优等的分数呢？况且，这不是社会学上必要的研究问题么？以前的内务部或者难说，现在是许多新进学者所在的内务部了，你放心做去可也。但是，虽然这边已经买收了著作权，可以保证于出版上别无窒碍，不过原著者毕业后就做了某私立大学的讲师，（现在也还在那里，）照顾他的学长是一个极其正经的人，这样论文发表出去之后，或者要请他走路也说不定，所以他请求在这本书上不要写出真姓名来；我当时笑他‘真是胆小的人呀！’但是已经答应了他，所以这回要你自己当编辑兼发行人，担负一切的责任。”
在这个条件之下，我就将原稿交给他了。近日他又来说，“就要出版了，叔叔，务必请你写一篇序文。”我于是历叙以上的颠末，证明这乃是有权威的稀世的学术书，并不是那些自称****学研究大家泽田顺次郎辈所做的钩引登徒子的翻译的诲淫书的同类的东西。
大正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废姓外骨。
案，外骨本姓宫武，今废姓，开设“半狂堂”，著有《笔祸史》，《私刑类纂》，《赌博史》，《猥亵风俗史》等书，二十许种。偶阅二阶堂招久（假名？）的《初夜权》，见外骨序文颇是别致，便译出如上。末尾骂泽田顺次郎，似太偏隘。泽田编著****学书最早，并不一定是钩引登徒子的，找出现尚留存的《变态****论》一看，觉得可以代为证明。
《初夜权》系Jusprimaenoctis 的译语，指古代一种礼俗，在结婚时祭司或王侯得先占有新妇数日。大抵初民有性的崇拜，对于处女视为有一种“太步”（Tabu），含有神圣与毒害之意味，凡夫所不能当，故必先以圣体——无论是神，祭司或王等破除之，始不为害，可以结婚了。当初在施术者为一种职司上的义务，浸假而变为权利，盖信仰改变，严肃的仪式转为强迫的劳役，渐的为崩坏之源，以至于革除，唯遗迹留存，在各民族婚俗上，犹明瞭可见。中国初夜权的文献未曾调查，不知其详，唯传说元人对于汉族曾施行此权。范寅编《越谚》卷上载童谣《低叭》一章，其词曰：低叭低叭，（唢呐声）
新人留歹，（歹读如ta，语助词）
安歹过夜，明朝还俉乃。（俉乃读如n－na，即你们）
注云，“此宋末元初之谣。”据绍兴县视学陈曰淀君说，德政乡谣如下：
低带低带
新人留歹；借我一夜，（我读作nga，即我们）
明朝还乃。
云蒋岸桥地方昔有恶少啸聚，有新妇过此，必劫留一夜，后为知县所闻，执杀数人，此风始戢。所说本事大抵不可凭。唯古俗废灭，而民族意识中犹留馀影，则因歌谣而可了知者也。
又浙中有闹房之俗，新婚的首两夜，夫属的亲族男子群集新房，对于新妇得尽情调笑，无所禁忌，虽云在赚新人一笑，盖系后来饰词，实为蛮风之遗留，即初夜权之一变相。此种闹房的风俗不知中国是否普遍，颇有调查之价值。族人有在陕西韩城久寓者，云新娘对客须献种种技艺，有什么“蝴蝶拜”的名目，如果不误，则北方也有类似的习俗也。
十五年十月十四日，岂明。
□1926 年10 月刊《语丝》103 期，署名岂明
□收入《谈龙集》
巡礼行记
得到东洋文库影印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部，共四卷，系日本僧圆仁撰，用汉文记唐开成会昌间（838-847）在中国时事。圆仁上人（794-864）
为传教大师弟子，入唐求法，经历现今之苏皖直鲁豫秦晋七省，归国后专力于宣教行化，确立天台宗派，殁后赐谥慈觉大师。《巡礼行记》历记十年内所见闻阅历之事，其价值可与玄奘法师之印度纪行相埒，读之不特可知当时社会情形，颇有趣味，亦多可以补史乘之缺，如会昌灭法事在正史上所记均简略，今据此记可稍知其详。本书有活字本，在《佛教全书》等丛刻中，唯系大部，殊不易得，此本系据古写本影印，卷末署云：正应四年（1291，元至正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于长乐寺坊拭老眼书写毕。……
法印大和尚位遍照金刚兼胤（七十二）记之。
字体古朴，有唐人写经意，颇可喜，唯系老年之笔，故有时笔画模胡，不易判读。今择取数节转录于后，有显系脱误处已为改正，馀悉仍其旧。
（一）寿宗卿
太子詹事寿宗卿撰《涅槃经注疏》二十卷进，今上览已，焚烧经疏，敕中书门下令就宅迫索草本烧焚。其敕文如左：敕银青光禄大夫守太子詹事上柱国范阴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寿宗卿，忝列崇班，合遵儒业，溺于邪说，是扇妖风，既开眩惑之端，全废典坟之旨，簪缨之内，颓靡何深。况非圣之言，尚宜禁斥，外方之教，安可流传，虽欲包容，恐伤风俗。宜从左官，犹谓宽恩，可任成都府尹，驰驿发遣。
太子詹事宗卿进佛教《涅槃经》中撰成《三德》廿卷，奉敕：《大圆伊字镜略》二十卷，具已详览。佛本西戎之人，教张不生之说，孔乃中土之圣，经闻利益之言。而寿宗卿素侪士林，衣冠望族，不能敷扬孔墨，翻乃溺信浮屠，妄撰胡书，辄有轻进。况中国黎庶久染此风，诚宜共遏迷聋，使其反朴，而乃集妖妄，转惑愚人，位列朝行，岂宜自愧？其所进经，内中已焚烧讫，其草本委中书门下追索焚烧，不得传之于外。
会昌三年（843）六月十三日下。
（《巡礼行记》卷四）
（二）赵归真
道士赵归真等奏云：
佛生西戎，教说不生，夫不生者只是死也。化人令归涅槃，涅槃者死也：感谈无常苦空，殊是妖怪，未涉无为长生之理。太上老君闻生中国，家乎太罗之天，逍遥无为，自然为化，飞练仙丹，服乃长生，广列神府，利益无疆。请于内禁筑起仙台，练身登霞，逍遥九天，鹿福圣寿，永保长生之乐，云云。
皇帝宣依，敕令两军于内里筑仙台，高百五十尺，十月起首（案此是会昌四年），每日使左右神策军健三千人般土筑造。皇帝意切，欲得早成；每日有敕催筑。两军都虞侯把棒检校。皇帝因行见问内长官曰：“把棒者何人？”
长官奏曰：“护军都虞侯勾当筑台。”皇帝宣曰：“不要你把棒勾当，须自担土！”便□船去。
后时又贺筑台所，皇帝自索弓，无故射虞侯一人，无道之极也。
（三）乞粮食
从登州文登县至此，青州三四年来，蝗虫灾起，吃却五谷，官私饥穷，登州界专吃橡子为饭，客僧等经此险处，粮食难得，粟米一斗八十文，粳米一斗一百文，无粮可吃，便修状进节度制使张员外乞粮食：
日本国求法僧圆仁请施斋粮
右圆仁等，远辞本国，访寻尺教，为请公验，未有东西，到处为家，饥情难忍，缘言音别，不能专乞，伏望仁恩，舍香积之馀供，赐异蕃之贫僧，生赐一中，今更恼乱，伏涂悚愧。谨遣弟子惟正状，谨疏。
开成五年（840）三月二十五日日本国求法僧圆仁状上员外阁下，谨宣。
员外施给粳米三斗，面三斗，粟米三斗，便修状谢：
日本国求法僧圆仁谨谢
员外仁造给米面，不胜感戴，难以销谢，下情无任感愧之诚，谨奉状陈谢，不宣，谨状。
开成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日本国求法僧圆仁状上员外阁下，谨宣。
（同卷二）
（四）吃人
打潞府兵入他界不得，但在界首，频有敕催，怪无消息，征兵多时，都不闻征罚者何？彼兵众惊惧，捉界首牧牛儿耕田夫等送入京，妄称捉叛人来，敕赐对刀于街衢而斩三段，两军兵马围着杀之。如此送来相续不绝，兵马寻常，街里被斩尸骸满路，血流湿土为泥，看人满于道路，天子时时看来，旗枪交横辽乱。见说被送来者，不是唐叛人，但是界首牧牛耕种百姓，枉被捉来，国家兵马元来不入他界，恐王怪无事，妄捉无罪人送入京也。两军健儿每斩人了，割其眼肉吃，诸坊人皆云，今年长安人吃人。
（同卷四，案此系会昌四年事）
（一九二七年四月抄）
□1927 年4 月刊《语丝》128 期，署名岂明
□收入《谈龙集》
两条血痕后记
上边所辑录的几篇作品，都是前几年所译，就是其中最近译出的一篇，也已经是去年的事了。这一两年来，也未必因为是住在北京的缘故罢，我的心总是不能安静，译述的笔好久不动了。虽然心里未尝没有好几种想译的东西，如《梭格拉第的辩解》等。日本的作品，我也想续译，有几个人的著作我颇喜欢，但是日月荏苒地过去，到现在收集起来，还只有这六篇东西。我觉得不好意思倚老卖老地把“疏懒衰老”等话头来做口实，总之是自己不大长进之故，虽然因了“讨赤”的刀枪声把神志震昏了，那也实在狠有点关系。
却喜近来国内出板界大有生气，日本文学的介绍与译述，也渐渐地多起来了，我姑且把这册小书拿出来凑凑热闹，——旧稿发清了，这意思就是说可以预备写新稿了，无论能不能够实行，总之日把他当作我们的一个新年的希望罢。
——民国十六年十月十日，周作人记于北京苦雨斋。
□1927 年10 月刊《文学周报》5 卷2 期，署名周作人
□见《两条血痕》
神州天子国
十一月六日《读卖新闻》上登载东京万里阁书房的广告，有一册“酒井胜军谨著”的《神州天子国》，很引了我的注意。今将此节广告文译录于下，其文曰，阐明皇统连绵二千五百八十有馀年万世一系我大日本帝国皇基之源，高唱天孙民族之世界的君临之实现决不在远的未来，本书之出现将震撼全世界欤。此超越哲学宗教科学的未曾有之卓见，深奥之研究，为四十年间前后数十回出入死地之著者之献身的毕生之著述也。际旷古之御大典，八千万同胞必读之国民读本，即此是也。
皇太神宫熊谷宫司，雾岛神宫能势宫司，山口宫中顾问官，佐藤大教正，头山满翁，题字。本文五六二页。定价二圆五十钱。
同八日报上“批评与介绍”栏内亦有记录，文曰，“此著者说我国建国之由来，以驳现代政治之腐败，叹信仰思想之紊乱，最后痛击德谟克拉西思想之横行，力说皇基之振起之国体编也。”
照这上面的文章看来已可知道这是怎样的一册宝贝书，我虽不看他的全文，也可以学某小说里的一句话作批语：这个人如不被送到疯人院里去，将来或者要做一任文部大臣哩！不过我所奇怪的是，这是先天的，还是后天养成的呢？若是后者，那么这又是怎样养法？能够人为地养成这种奇人的教育家倒真值得褒奖，旌表，与活到一百岁及青年守寡等同样的不容易。但是，他人瓦上霜且莫管罢，现在来试问我国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自然，《神州天子国》的书是不做了，发差不多的奇论的同志或同胞也未必没有罢？归根结底，这种超越哲学宗教科学的卓见恐怕是东亚的共产，而且日本也是从我们老牌神州输入的还说不定呢！懿欤休哉，此所以为东方文明也欤。
□1928 年11 月刊《语丝》4 卷46 期，署名北斗
□收入《永日集》
蒙古故事集序
提到《一千一夜》，有谁不感到喜欢和叹异的呢？我没有能够买理查伯顿（Richa-rdBurton）的英译全本，但小时候读过伦敦纽恩士（Newnes）公司发行三先令半的插画本《天方夜谈》以及会稽金石先生的四册汉译本，至今还约略记得，亚利巴巴与四十个强盗，水手辛八，以及交递传述的那种故事形式。当时这一本书不但在我是一种惊异，便是丢掉了字典在船上供职的老同学见了也以为得未曾有，借去传观，后来不知落在什么人手里，没有法追寻，想来即使不失落也当看破了。这是我那册英译本的末路，但也就是它的光荣。《一千一夜》在十八世纪初才进欧洲去，在文学上发生了不少影响，到中国来还没有三十年，我却相信它与中国文艺也有很大的关系。这当然不是说直接的影响，中国文化里本来有回教的分子，即如向来不绝如缕的浴堂的美风即其一例，所以这些故事在中国有一种声气相同的地方，比较研究上也很有用处。
印度的故事与中国之影响自然要更深了，只可惜还少有人注意。佛经的文章与思想在六朝以后的文学上留下很明瞭的痕迹，许多譬喻和本生本行的事迹原是民间故事，经佛教徒的采用而得以传译成华言，为中国小说之一来源，而最重要者似为《起世因本经》等所说的死后生活的思想。中国古代民间的宗教思想当然也应注重死后的生活，但不知怎地文献上留得很少，秦汉以来的方士仿佛是为应制起见，把平民的阴间思想删除，专讲贵族的长生思想，这至少总已不是民族信仰的全体了。后出的《玉历钞传》虽然时代大约颇近，却似乎可以算作这样信仰的一本大纲。这里边阴司的组织是沿用道教的帝制，但其地狱刑罚等等则以小乘佛经所说为本，所以即说中国民间思想是佛教的亦不为过。假如说大乘才是真佛教，那么小乘的就说是婆罗门的改组派也罢，不过因此使我们更感到中国与印度的关系的密切，觉得婆罗门的印度文化的研究在中国也是很切要的了。许地山先生在所译《孟加拉民间故事》的序文中，说明他译述的第一个动机是“因为我对民俗学底研究很有兴趣。每觉得中国有许多故事是从印度展转流入底，多译些印度的故事，对于研究中国民俗学必定很有帮助”。这实在是说的很对，我希望许先生能够继续地做这种有益的工作。
说到蒙古，我恐怕有些人会要大发其思古之幽情，因为它在元朝不但吞并了中国，还能侵略到欧洲去，所以是一件荣誉罢。在学艺的立场上看来，这些过去的恩怨我想可以不管，但总之是几百年来拉拉扯扯地在一起，文化上必然相互地发生许多影响，就是西夏鲜卑以至三苗，都是如此，如有机缘都值得注意研究。可是蒙古虽然是我们五族之一，蒙古的研究还未兴盛，蒙古语也未列入国立各大学的课程内，在这时候有柏烈伟（S.A.Polevoi）先生编译《蒙古故事集》出版，的确不可不说是空谷足音了。柏烈伟先生研究东方语言，在北京大学俄文学系教书多年，是那位《俄国童话集》的编者历史考古学家柏烈伟教授的族人，这个根据蒙古文俄文各本，译成汉文，为故事集二卷，供献于中国学术界，实在是很有意义的事。蒙古民族自有他自己的特色，与汉族颇有不同，他的故事虽然没有那么浓厚华丽，似乎比较与天方相近，而且有些交递传述的形式也很有《一千一夜》的遗意，这是中国故事里所少见的。我们虽不能相信，如斋耳兹（H.A.Giles）教授在《中国文学史》上所说，中国章回小说的发达全是受元朝传来的中央亚细亚说书的影响，这些说故事的方法与情状，离开了故事的内容来看，也总是很好的比较的资料。
将来有人能够把满洲西藏以至苗族的故事传说编译出来，那时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当大有进步，但是论功行赏，还是柏烈伟先生之揭竿而起应当算是第一功也。
以上是些外行地谈学问的废话，老实说，我还是对于里边的故事可以诚实的批评一句：这是很好的故事，读了很好玩，谨介绍给中国的老小的朋友。
中华民国十九年六月一日，于北平。
□1930 年6 月刊《骆驼草》5 期，署名岂明
□收入《看云集》
朝鲜童话集序
九月下旬听说半农搬了房子，是严几道的旧居，我便跑去一看，承半农领了我去看他很好的客室、书斋，以及花园假山之后，再回到客室来喝茶，他拿出一包原稿，先叫我看，再叫我做序。虽然我刚在看《日知录》，“人之患在好为人序”这句话还热辣辣地记在心里，而且也实实在在地觉得序之难做，但是我立即答应了，因为老朋友的命令不好违背，半农的书要我做序我总肯做，只要书里边所说是我有点懂的。
这回的书却不是半农自己的，乃是他的大女公子从法文译出的一本朝鲜童话集。对于故事歌谣我本来也有点儿喜欢，不过最初的兴趣是在民俗学的一方面，因为那时我所读的三字经是两本安特路阑所著的《神话仪式与宗教》，不免受了他的许多影响。近来在文学史的一方面感到一点兴趣，觉得这是文学的前史时期的残存物，多少可以供我们作想象的依据。我在《冰雪
小品选序》上说过：
我想古今文艺的变迁曾有两个大时期，一是集团的，一是个人的，普通文学史上所记大都是后期的事，但有些上代的遗留如歌谣等，也还能借以推知前期的面影的百一。在美术上便比较地看得明白，绘画完全个人化了，雕塑也稍有变动，至于建筑，音乐，美术工艺如瓷器等，都保存着原始的迹象，还是民族的集团的而非个人的艺术，所寻求表示的也是传统的而非独创的美。
民间师徒传授的制度最能保存此类民族的艺术之精神，学子第一要销除其个性，渐自汩没于种性之中，一旦豁然贯通，便若有神凭依，点画刻镂，丹黄渲染，挥洒自如，如扶乩笔，虽出一手，而饫众心，盖其一笔一画之间实涵有千百年传统之力焉。耳口相传的艺术其流动性自然较多，但是其成分与形式总还有一种轨范，虽然一件艺术品未必能如浪漫的想象那样可以是一个群众或委员会的出产，总之是经过他们的试验与鉴可，有如秀才们的考试一般。
所以，歌谣故事在当作文学看之后，有不少的文学史的意义，因为正如英国麦加洛克主教所说，童话正是“小说之童年”，而歌谣也实在有些是诗的祖母，有些虽然也是诗的孙女。
现在讲到朝鲜的童话，这却使我有点困难，没有多少话可以说，我觉得对于朝鲜是那么的生疏。六年前偶然从三轮环编的《传统之朝鲜》中转译了几篇故事，登在《语丝》上边，附识中说过这几句话：无论朝鲜是否箕子之后，也不管他以前是藩属不藩属，就他的地位历史讲来，介在中日之间传递两国的文化，是研究亚东文明的人所不应该忽视的。我们知道日本学于本国文化研究上可供给不少帮助，同时也应知道朝鲜所能给予的未必会少于日本。
关于朝鲜的艺术，我的知识只有李朝瓷器的一点，还是从柳宗悦氏的书里间接得来的，而且瓷器又是很不好懂的一样东西，但是我理论地推重朝鲜艺术与其研究的价值，毫不改变从前的意见。这种意见我知道难免有点失之迂阔，有点近于“大亚细亚主义”，或者又不合现今的实际。但是这有什么办法呢，两者都是事实，只好都承认罢了。
中日韩的文化关系是久矣夫的事情了，中日韩的外交纠葛却也并不很近。清末章太炎先生亡命日本东京，常为日本人书《孟子》一段曰，“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可以说是中国知识阶级对于日本的最普通的感想，正如新希腊人之对于西欧的列强一样。诗人摆伦曾经为了希腊独立战争不惜自己的身命，勃阑特思博士数年前在所著《希腊》一书中深悼古国之衰颓，归罪于英法二国的阴谋，然而于事何济，事实上希腊还是在半属国的状态，此不过表示天壤间尚有识者，不肯否认其文化上之负债，与一般古典学者共尽其涓埃之力而已。埃及亚刺伯印度希腊中国，都有同一的使命与运命，似乎不是新奇的偶然。日本之于德意志可以说是有杀羿的意味，对于中国仿佛只是暴发人家子弟捣毁多年的饼师老铺，这里发卖的糖烧饼虽然也会吃坏了胃，养成疳积，但一方面得到的滋养原来也当不少罢。捣毁饼店是一事实，暴发子弟与饼师的关系也是一事实，在人智未进的现在两账只能分算，虽然这样办已经不是很容易的事。在平壤仁川沈阳锦州大暴动之后，来检点日韩的艺术文化，加以了解与赏识，这在热血的青年们恐怕有点难能亦未可知，但是我想这是我们所应当努力的。
这册《朝鲜童话集》内共二十篇，都是很有意思的故事，给儿童看可以消遣，大人看了可以从其中得好些研究比较的资料。据半农说原本是俄人编述的，后来译成法文，这回由刘育厚女士以她在巴黎本场学来的法文及家学渊源的汉文把它译出，又经过半农的校订，译文的善美是我觉得可以保证的。
但是我看了此书，不免发生感慨，想起十三四年前到西板桥大街去看半农的时候，这位小惠姑娘实在还小得很哩，恐怕兴趣还只在吃糖，虽然现在或者也还可以有这兴趣，但总之已大有改变，如这译述即是其一，这仿佛只是几眼的中间的事，那么我们老辈又怎么能不老朽呢？半农虽没有长什么胡子，英气也始终不衰，年纪却总和我一样地增加了，回过头去看看，后生可畏原也是可喜，但对于我们自己却不能不有尚须努力之感焉耳。
民国二十年十月二十日，于北平苦雨斋。
□1931 年作，1932 年刊“开明”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看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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