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下说书》 上 作者：黄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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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下说书
作者：黄裳
三联书店 1995年版
●榆下说书
书的故事
从小就喜欢书，也从很小起就开始买书。对于书的兴趣多少年来一直不曾衰退过。可是六年前的一天，身边的书突然一下子失了踪，终于弄到荡然无存的地步了。当时的心情今天回想起来也是很有趣的。好像一个极大极沉重的包袱，突然从身上卸了下来。空虚是感到有些空虚的，不过像从前某藏书家卖掉宋版书后那种有如李后主“挥泪对宫娥”似的感情倒也并未发生过。
我想，自己远远不及古人的淳朴，那自然不必说；就连自己是否真的喜欢书，似乎也大可怀疑了。
最近，这些失了踪的书开始一本本又陆续回到我的手中，同时还发给我一本厚厚的材料，是当年抄去的书的部分草目。要我写出几份清单来，然后才能一本本地找出、发还。这可是个艰巨的任务。面对厚厚一本残乱、错讹的草目，灯下独坐，慢慢翻阅，真是感慨万千。每一本书的名目，都会引起我一些回忆，述说一个故事。它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经历了怎样的周折才到了我的手中。自己曾经从中得到过怎样的知识，据以写过什么文字，获得过怎样的悦乐……这样的故事，如果一一回忆，写下，那将是另外一本厚厚的有趣的书。当然，有趣也只是我自己觉得有趣，在旁人看来到底怎样，那可一点都没有把握。
如果说多年来从买书中间曾经有过一些经验的话，自然也可以这么说。
这种“经验”，是否对今天的读者还有什么用处，倒是值得考虑的。如果只是搬出一些“掌故”“趣闻”，虽然也多少会有些资料价值，但到底过于无聊了。今天书店里已经很难看到线装书，如果按照这些“经验”企图加以实践，那也不免是笑话。因此，我不打算写什么“书林清话”之类的东西。此外，我开始买书时，本来是以搜求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学书为目标的，不过后来不知怎样一来，兴趣转向线装旧书方面去了。旧有的一些新文学书的“善本”也陆续送给了与我有同好的朋友。因此这里所谈的大抵以买线装书的“经验”为主。
说起“经验”，其实也是平凡无奇的，甚至有些可笑……也说不定。我首先想说的第一条“经验”是，如果希望买到好书，在过去，只有肯出善价才是惟一的办法，其他种种门径，说来说去都是无效的。
如果说这也算是“经验”，在有的朋友看来，是不免过于可笑而且沾染了浓重的铜臭气味了。这样的话，就连过去以附庸风雅为要旨的达官大贾也不肯说出来的。然而它却是实在的，没有法子想。
我过去曾经一直不肯相信这一条，而且事实上也无法照办，因为我毕竟不是达官、大贾。我倒是一直跑小铺、逛冷摊，总希望能有好运气，会遇见什么宝贝。不过实践的结果是，巡阅书摊20 年，好像只买到过一册较中意的书。那是王国维的诗集《壬癸集》，薄薄一本，开本却很大，用的是日本皮纸。这是王国维住在日本时用古江州木活字所印。书中有墨笔小楷校字，是王观堂的亲笔。估计这书是他送给况蕙风的，因为卷中有蕙风的儿子又韩的印记。不知怎样流落在地摊上了。除了这本书以外，好像就不曾从摊上买到另外什么好书过。
事实上所有比较好的书，毫无例外，都只能从书店里得来。有一次我在一家书店里看到一部张宗子（岱）的手稿《史阙》以及廉熙原刻的《西湖梦寻》，不禁为之激动了。书店主人告诉我这些书是从浙东山中收来的，是张氏家传之物。说得也真历历如绘。没有办法，只好预支稿费。多方设法，终于买到手中。等我捧着书又路过书店前街的书摊时，才知道这些书原来就睡在这里的地上。是被书店发现了买去的。什么浙东山中云云原来不过是书店老板创作的美丽的故事。
这件事给我颇深的印象与教育，从此逛地摊时就再也没有了过去的那种好兴致。
我还有一次难忘的经验，是买到了崇祯刻的《吴骚合编》。这书按照今天的标准，是要列入“善本”书目的，但实在也算不得什么孤本秘笈。少具规模的图书馆大抵都是有的。不过我所遇到的一部却不是平常的东西。这是最初印的本子，项南洲、洪国良这些徽派名手的木刻插图，真是锋棱毕现，飘举的衣袂的线条、人物眉眼的细部刻画都清晰生动，和画本几乎没有区别。
那张棉纸蓝印的封面，附有朱印牌记，起着三百年前出版广告以及版权页作用的扉页也完好地保存着。这种印本，是连“四部丛刊”续编的底本也是望尘莫及的。看书上的藏印，知道是九峰旧庐王氏的旧藏。当年此书从杭州出现，郑振铎曾与王绶珊争购。最后结果不问可知，教授当然不是盐商的对手。
为了此书，我除了付出一笔现款，还贴上装了两部三轮车的线装书，这中间不少是明刻和清初刻本。这件事很快就为书店中人哄传，认为我是干了一件“蠢事”，也算是一桩“豪举”。这以后他们有了好书就总希望让我看到，虽然那结果是看得很多而买得甚少，但为我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机会，却是不容抹杀的。
这两个小故事都发生在解放前后那段日子里。当时，书坊的景况很不好，几乎连维持都困难。旧书又大量从乡下、城镇流出，最大的出路是进入还魂纸厂。一个常到浙东收书的老店员一次向我叹气，说他在某地看到一大批旧书被当做爆竹的原料。其中很有不少明版的白棉纸书，还有一部初印的朱竹垞的《曝书亭集》。他想买了新的纸张向爆竹作坊换下这些旧书，结果被拒绝了。理由是新的“洋纸”在质量上远远赶不上旧的棉纸、竹纸，做起爆竹来卷不紧也没有韧性，放起来也不响。
我又听到一家书店的店主说起，从上海城里一个旧人家称出了一大批旧书，都已捆好堆在旧纸店里了，第二天就要送到造纸厂去。我就要求他去选一下，答应他以“善价”收买。他很不情愿地终于去了。第二天我去找他时，他递给我两本旧书，同时叹气说，旧纸店不情愿打开已经扎好的一捆捆旧书，因为每捆能选出几本是毫无把握的。他费尽唇舌，也只打开了一捆。他选出的两本书是万历新安诸黄所刻的《罗汉十八相》，大方册，是最精的徽派版画，和另一册黑格旧抄的《续复古编》，是顾氏秀野草堂的藏书。扎成一捆捆的旧书一直塞到纸店的天花板，难怪他们不肯一一打开，重扎……据藏印知道这家人家姓奚，藏书室名“铸古盦”。关于这个藏书家，我也一直没有能查出更多的底细来。
这件事给我的震动更大。不久，郑西谛路过上海，当时他是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的局长，正在视察各地文物图书的保存情况，我就将这些反映给他，同时提议，人民政府保护文物图书的法令和宣传教育工作都是极为重要极为迫切的工作，此外，必要的经济措施也是不能忽视的。国家应该用“善价”
来收买有价值的古书。在当时，所谓“善价”，也不过是比废纸的价格高出若干而已。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运用经济规律阻止一切应该受到重视、保存的书籍进入还魂纸厂。这样做了，宣传效果可能比一纸公文更大，很快就能收到不胫而走、家喻户晓的成效。而这将起保护全国城乡直至每一角落留存下来的古文献的作用。在国家来说，花费看来是极为有限的。
郑西谛确是一位对祖国文化遗产抱有极浓挚热爱的好同志。我至今还记得他听到反映以后的焦急和激动。他立即采取的措施是组织了一些旧书店的店员拣选即将投入还魂纸厂的“废纸”；这种关心以后又发展到将投入冶炼厂的“废铜”……我不曾继续了解这些新开展起来的工作的细节，只记得曾被邀参观过一些拣选出来的旧书。有一册宋版宋印的宋人别集，书名忘记了，给我的印象极深，这是“残本”，但却是几百年来未见著录的书。①这些都已经是旧话，也是历史了。不过我想，也许至今它还有一定的意义，还不失为一种小小的“经验”。在着重进行宣传、教育的同时，恰当地辅以适度的经济措施，实践证明是有效也有益的。不只在经济战线上，在文化战线上也同样是如此。
1979年4月13日
① 这书是宋葛洪撰《蟠室老人文集》。宋刻、宋印，只剩下了十四、十五两卷。今在南京图书馆。《中国板刻图录》著录。
古书的作伪
对于版本目录之学，过去有一种流行的片面理解。不少人是干脆把它看做版本鉴定学的，这自然很可笑。不过这种看法的产生，也自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古旧书籍本身一旦成为商品，价值规律就必然发挥作用。一切在市场上出现的通常现象也必然随之而来。买书的人和书店构成了既同一又斗争的矛盾统一体。“斗争”的焦点就集中在商品的质地和价值上面。时间久了，买书的经验积累渐多，逐渐形成体系，这就是所谓版本鉴定之学。
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上面所说的那个“矛盾统一体”几乎已经临于解体。旧书店的招牌，在一些大城市里虽然偶然尚能看到，但旧书，特别是旧刻、旧抄本书却基本上消失了。因此所谓版本鉴定学似乎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依据。然而不然。既然这已经成为带有科学性的东西，就已有了存在下去、并进而丰富提高的理由。目前，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确实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属于古文献的图书部门，就迫切需要大量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员关心、整理、保存、利用。这可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万万离不开这一环的。
今天，依然健在的版本学老专家真的已经是屈指可数了。中青年的接班人的培养，已成为极为迫切的课题。我们现在有极为优越、为旧社会所不可想象的学习条件，在国家图书馆里藏有大量珍贵的古刻本、抄本书，用来比勘、研究的条件是前人所不可想象的，按理人才的培养是并不困难的了。不过事情往往又并不如此单纯。记得我曾听到一位老专家向我诉苦，他曾把着手教过一些青年，把宋元明刻的实物放在面前，细细地讲解那区别、特征……
说得舌敝唇焦，但效果却并不理想。过两天试试看，依旧还是分不清什么是清刻，什么是明刻……自然更不必提更细致的问题了。他最后喟然说道，“当年我出了××元，买进了一部染纸充宋的假宋版，回来经人说穿，有好几夜睡不好觉。从此就懂了这一手，再也不会上当了。”这故事很可笑，所以今天也还记得清楚。不过我想，这应该不是笑笑就完的事。
要取得学习的成绩，付出学费是必要的。学费的付出也有种种方式的。
那位老专家取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对事物取得了比较深刻全面的认识，归根结蒂是由于他付出了“创痛巨深”的学费的原故。这还不只从经济意义上说是如此，像他所犯的那种错误，对一个“收藏家”的声誉，损失也是巨大的。
今天我们当然不会再用这种方式来培养专家，但它依旧不失为一种能够引起人们思考的思想材料。同时，我也并不想作为一个庸俗的笑话介绍给读者。
像这一类的“经验”，每一个买过旧本书的人都会遇到好多起，应该说是并不奇怪的。同时有一点也应该指出，过去有许多著名的收藏家，尽管他们藏有大量好书，有的还在版本目录研究上作出过很好的贡献，他们的著录，也不是完全可以凭信的。他们也会犯错误，也会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来。
季振宜是清初著名的藏书家，有《延令宋板书目》，读起来也真使人为之向往而佩服。不过我却买到过他所藏的《汉书》，那是明代正德嘉靖之间汪文盛的刻本，一些都不难识别的。但在卷前却珍重地钤了“御史之章”等三方大印。以后在每卷卷首，又钤了“季振宜藏书记”朱文长方印。细看那钤印之处，恰在“唐颜师古撰”一行的所在。而颜氏衔名之下却有挖补的痕迹，原来汪文盛的衔名被挖去了。那用意是明明白白的，是企图灭去明刻的痕迹，冒充宋刻的，而作伪者恰是季振宜自己。这就使我对他的“宋版书目”产生了怀疑，不再相信那一册书目所收全都是宋刻了。
同样的情形还出现在曹寅的外甥堇斋昌龄那里。我买到一部《七经图》，棉纸初印大册，用鹅黄的蜡笺作面，书页里用宣纸作衬，全是康熙中内府的豪华装。每册卷前都钤了昌龄的藏书印。过了不久，又得到同书的残册，却是没有重新装池的明代原装，是四明卢氏抱经楼的旧藏。等我将两本进行对照时，奇怪地发现昌龄的藏印却钤在原来刻有新安吴继仕熙春搂字样的所在，原来也是挖补过的，和季振宜改造《汉书》是用了同样的手段。类似的情况我遇到过好多起，这两件都出之于著名的收藏家，所以记得格外清楚。
杜诗的版本可谓多矣，不过多半是注释本，白文的比较少见。我有一部八卷的杜诗白文本，版心下有“净芳亭”三字，前面有序，也不记刻者姓氏。
但据版刻风气可以断定是明代嘉靖中所刻。前有阳城张氏省训堂的藏印。后来却发现，松江韩氏读有用书斋在书目里却指之为宋本。有一种韩氏书目，还附印了书影，对比一下，就正与我所藏的一本相同。看来这不像作伪，只是鉴定上出了差错了。后来又知道，“净芳亭”是许宗鲁的斋名，许刻的《国语》、《尔雅》等流传颇广，版心下题“宜静书屋”，知道的人不少。但这“净芳亭”却少见。细看一下，字体之古怪方板，也确是许刻的风气。像这种情况，一个鉴定者所能做到的也只是断定书册刊刻的大致时代，要了解更多的情况，就只有多看，多作对比研究，留心书目、题跋以及有关的一切记载。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部系统记述这一类知识的著作。我们今天的条件到底比前人好了不知多少倍，避免再犯韩应陛那种错误的保证也更充分，不过重要的还是艰苦的研究，没有这一条，别的条件都将不起作用。
过去在古书作伪的勾当中玩出种种花样来的大抵是旧书坊。染纸充宋、割去牌记、伪造印记、挖补缺卷、用旧纸伪造旧抄、临仿名人校跋……创造发明也多得很。不过买主付过“学费”，就像传染病患者产生了免疫力，也会变得聪明起来的。要取胜就得别出心裁。我曾遇到过这种崭新的花样，虽然上了当，到底也还是爱他的本领。
有一次从苏州的某书肆看到一种题为《烟花小史》的书，是明代万历刻本。它包含了八种书，记得有《秦淮四媺诗》、《薛涛集》、《仙仙集》等种种名目，十分别致。回来查《千顷堂书目》等多种书目，都找不到那名目。
书中还有昆山叶氏的藏印，确是未之前见的怪书，赶紧出重价买了回来。仔细研究，发现其中一种在版心下面有“右编”二字，编者属名有“澹云王路”
字样。前面那张扉页，大书《烟花小史八种》，用纸确是明代竹纸，但较厚实；刊刻字体也极似明人风气，但到底微觉板滞。几经研索，我断定这其实是一种残本。王路曾刻有《花史左编》，这大抵就是所谓“右编”了。王路是晚明出版业向资本主义急速发展时期出现的一个出版家兼编辑人，是马二先生的前辈。不同的是他经营的并非举业书而是迎合时尚的“通俗文艺”，看那作风是要算作明末的鸳鸯蝴蝶派的。这八种，除了薛洪度集分量较多以外，其他大抵是小册子。至于前面的扉页，则是书坊新刻的，那名目也取得好，完全掩盖了原来残本的面目。
我想，作为晚明通俗出版物的一种标本，即使是残册，也还是值得重视的。马湘兰、郑如英、朱今燕、赵彩姬等的诗集，也由于王路的介绍得以流传。书坊的花样玩得十分巧妙，可惜的是，原书前面想来原有总题和细目，却因此湮灭了，这自然是版本目录研究中的一种损失。
我之敢于断定这是一种新的作伪的花样，因为我还从这家书店买到过用同样方法炮制出来的书，祝允明的诗、文、词、曲杂集。前面也有一张崭新的扉页，题曰《枝山先生柔情小集》，下面还刻了一个葫芦，中题“四全”两字。这回是从《千顷堂书目》里马上找到了那破绽，祝允明这样的著作有七种，不是四种，总题也并非什么“柔情小集”。
也是这家书店，又曾发现过二本《陈大声散曲三种》，万历刻本。陈是明代著名的散曲作者，这书也是不见著录的。此书曾引起藏书家的很大兴趣，不记得最后是被郑西谛还是傅惜华买去了。那扉页，不用说也是新刻的，那风格和我所得到的两种完全一致。这样看来，原书一定也是一个残本，也必不只三种。傅、郑两位都是著名的戏曲收藏家，我猜他们都不会知道这里是玩了花样的。
傅、郑两位同志都已逝世，陈大声这部散曲集如果历劫尚存，在编目的时候，我希望添加一个附注，说明《三种》云云是值得怀疑的。
1979年6月4日
西泠访书记
1957 年4 月中旬，我到杭州游览，曾访问过坐落在里西湖的浙江图书馆。
这里是清乾隆中所建的七阁之一——文澜阁的旧址，是著名的江南藏书胜地，那抄写了七部之多的“四库全书”复本之一，遵照“十全老人”的意愿，就藏在这里。杭州是江南文风兴盛之区，大批的读书人都到这里来借抄、借读经过删削、改造、加工的钦定典籍，颇发生了一些影响。这无疑是清代文化统制政策取得的一个不小的成功。后来经过太平天国的战争，这里的“四库全书”损失了一部分，也流失了一些。地方上一些有钱的读书人就又来辛辛苦苦地补抄，后来不知道终于补全了没有。不过那时的人力物力到底远远不及“乾隆盛世”，补抄本无论纸墨、抄工、装潢比起原本来是天差地远了。
在过去，浙江图书馆在全国公私藏书家中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地方性图书馆。解放以后，浙东故家藏书大量流出，一些地方上的藏书家的藏书也先后聚集在这里。它的收藏丰富起来了。1957 年我访问时，曾经被接待到楼上看了一些旧本，还带回了两部新印成的“特藏书目”。细细检阅，发现新入藏的书籍中间，其实也并无值得注意的宋元旧版，精华所在倒是一些明清以来的浙人著作的刻本、抄本和稿本。这中间颇有未之前见的秘书，而这恰恰是全国性的重点图书馆无法相比的特色。当时曾摘记了一些名目，想什么时候再到杭州来借读。可是“人事栗六”，一眨眼20 年，没有机会再到湖上，而且后来这愿望好像也成为一种荒唐的梦了。
当时我所希望借读的群书之一是“明季刻本、抹云楼旧藏”的柳隐如是撰的《戊寅草》一卷一册。这是一册异书。关于柳如是这个人物，我很早以前就发生了研究的兴趣。曾经搜罗了她的《湖上草》和《尺牍》的旧抄本，她的《事辑》，还有附在钱谦益文集和清初诗词总集中的她的作品，此外就是大量散见于清初文集、野史、笔记中有关她的记述。可惜的是，一直没有看到明末原刻的她的诗集。我只在王闻远的《孝慈堂书目》中看到过著录，还注明“棉纸”印本，可证是明末原刻无疑。此外，在马叙伦的《读书续记》卷六中看到一段详细的记载。那是高欣木旧藏的《柳如是尺牍一卷、湖上草一卷》，一共24 页，不只是原刊，还有林云凤的题诗，许多名人题跋、印记，和王国维的三首题句。据马夷初说，这书曾经张元济与高野侯“竞购”，最后高以50 银元买得。这在当时，应该说是相当可观的高价了。这书后来不知流落何许。现在见于浙馆书目中的《戊寅草》，是怎样的书呢？可能就是《湖上草》的改题重刻之本，也可能是另一种未之前知的诗集。戊寅是崇祯十一年（1638），正是如是下嫁钱牧斋之前活跃于湖上的时候。
为了一决此疑，1962 年曾托到过湖上的陈凡代为探询此书，后来还承他亲笔抄了一卷副本见赠。可惜他所见的并非《戊寅草》，而是张宗祥手抄的《湖上草》，一些都没有与通行本不同的地方。
这次在睽隔了十多年以后重游杭州，特别是看到陈寅恪教授《钱柳因缘考证》的序言以后，心里一直记挂着这书，终于在一个春晨又来到了文澜阁的旧地。庭院依然，只是更增添了一些萧寂。一般的游人是不会到这里来的。
走进去看，那楼房，楼梯，还有管理图书的人员，好像与过去都没有什么变化，到处都充满了一种古意。我说明了来意，还取出了一位过去浙江文化界领导人的介绍信，并出示了工作证。不过这一切都没有什么用。那位老同志是20 年前担任过领导职务的，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故将军”。要看“善本”书，这些都无用。还得向领导机关申请，得到批准才行。
后来经我说明住在上海，来一次杭州不容易，可否给予通融，这才打了电话，向领导机关请示。最后的指示是必须指定一位馆员在旁监视，才能阅读。这使我异常高兴了，监视就监视吧，这又有什么关系。我被安置在会客室里等待管理员登楼取书。大约过了半小时，我得到了答复：“找不到”。
原因是专门负责善本的同志下乡调查善本去了，原有的善本因为编目的原因被打乱了，这里没有人能摸得清。“什么时候熟习善本的同志才能回来呢？”
答曰，起码半年。要想快，就只有申请、批准，打电报叫回来。
这时，我终于最后地断念了。我既非长官，又非学者，想看一本旧书也算不上什么“要公”。打电报调人，这样的提议是真的使我吃了一惊的。
这就是过了二十多年，几经努力，终于还是看不成一本小册子的始末。
走出图书馆，坐在湖滨的石凳上，面对春光明艳的西子湖，不禁想起了许多事情。
多年以来，我对跑图书馆一直缺乏勇气，尤其是去看善本书。在旧社会，只有专家学者如胡适之之流才有看善本的福气，不必说了。解放以后，情况大大改变，但善本书的神秘性却又增添了新的成份。为了保藏善本所制定的新办法也更完备而丰富了。在阅读国家藏书的权利上，如陈伯达和那个“理论权威”以及十年来崛起的林彪、“四人帮”写作班子的大小头目……简直形成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他们不但可以无视一切规章制度，任意取阅藏书；甚至还发展到了动用国家力量任意劫掠公私藏书，任意迫害读书、藏书人的地步。
在“四人帮”覆灭前夕，私人藏书已经成为一种“罪恶”的、罕见的现象。连新华书店也开设了租书部，这就说明了个人买书一事已经不合时宜，甚至连新华书店本身的存在似乎也发生了疑问。这大抵也是张春桥念念不忘要加以消灭的“资产阶级权利”的一个方面吧。在这种情况下，有谁还想到“善本”呢？就是在梦里也难。善本书是国家的瑰宝（在日本是叫做“文化财”的），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加以保护，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它也不单纯只是一种“宝贝”，只要锁在保险箱里就好了；还得想到利用，使之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大家知道重视书籍了，这是非常好的现象。但办法却不多，看来惟一的措施就是锁在什么妥当的地方。说“妥当”好像也不尽然，有些胡乱堆了十多年的书库，据说就已经发了霉，不可救药了。林彪、“四人帮”非法劫掠来的书物，发还的积极性也不高。与其还给原主去研究利用，好像总不及锁在图书馆这样的地方来得稳妥。理由么，有好多条，而且都十分堂皇，可惜的是都和实际有不短的距离。
保护善本，古今中外都有一套办法的。为了满足查找资料的需要，像显微胶片那样的设备，是若干年前就已经在使用了。为了其他的理由，必须接触原物时，就要另有一些严格的规定。怎样读书，其实也是衡量文化水平高低的一种尺度。记得孙从添在《藏书纪要》里就有着详细的说明。最常见的一种必须避免的手法，是用右指给舌头一舔，然后去掀那书页。古书用纸以棉料、竹料为多，哪里禁得这样的掀弄呢？好像这在过去还是颇为通行的办法，相传《金瓶梅》的“作者”，就将书页下角浸了毒药，送给严东楼，当他用那种手法读得津津有味时，就不觉地中了毒。可见即使是大官，看书时也往往采用此法。此外，如用指甲去划开书面，翻动书页，也是要不得的。
一切书，不只是善本，都受不了这样的待遇。诸如此类，必须订定一种规程，即使有些繁琐，也还是省不得。
现在全国的图书馆都在进行善本编目的工作，这是完全必要、亟应完成的。不过也不可忘记同时还有其他方面的工作要作。为了编目，连书都找不到了，事实上等于关门。这可不是好办法。
好像这也不只是图书馆里才存在的独特现象。最近报上在讨论传统剧目的推陈出新，有人就主张当前最重要的是“总结”，然后再来“选择”、“改革”、“提高”，最后才是为人民提供醇正无疵的优秀剧目。这是不能不称之为高论的。依了它，戏院就得先行关门，等待这个伟大的过程的完成。这和图书馆的有些情况有些类似，但也有不同。善本书睡在那里，只要不火烧、水湿、霉蒸……什么时候打开门来都不成问题，传统剧目则不然，它们多半活在一些仅存的老艺人身上，现在就来抢救还嫌有些晚了，哪里等得到那伟大的“总结……”过程的完成。老艺人还会有多少活下来；即使没有死光，还有多少能工作呢？
这样的高论，其终极目的不过是取消而已。希望在对待善本书的问题上，不出现这样的倾向。
1979年7月13日
谈“善本”
“善本书”这名目，现在知道的人不能算少了，但要具体地下定义、立界说，就不大容易。自有书籍之日起，应该说就已经发生了善本与非善本的争论，异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一一浏览，是会使人头昏脑胀的。但仔细一想，争论之起，总是由于标准的不同。而标准在抱有不同目的的人眼中，又总是不一样的。以古书而论，它既是文献，又是商品。这就基本上划清了两种不同标准的界限，一切争论，大抵总是由此而起的。
清代中叶有一位著名的藏书家，黄丕烈（荛圃），以收藏宋版书著名。
他有一个别号是“佞宋主人”，可以想见他的主张的坚决与真挚。他主张一切古书，以宋版为最好，因为它古。他校起书来，即使宋版书中明显的错误，也必据以“改正”非宋版的并不错误之处。他是主张越古越好的，可惜唐版还不曾发现，否则一定改号“佞唐主人”无疑。黄丕烈收集、鉴定、流传古书的功绩是不可否定的；他主张古本可贵，也并不错。不过他把事情搞过了头，终于弄得可笑而荒谬了。
黄丕烈并不是这一主张最早的发明者，在他以后这种主张又有了惊人的发展，一直到今天也还不曾消失。黄丕烈是藏书家，但后来又开了“滂喜园”的书铺，经营旧书交易。在古书商品化的过程中，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萌芽的浪头中，他都很有些代表性，因此在这里提出他来作为一种典型。
留心书市风气变迁的人，可以看出一种有趣的现象。在不同时代，人们对书籍价值的评断是不同的。从很早的时候开始，群经的地位一直占据着最高的宝座，那原因是容易理解的。到了清末，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时晚明野史、清代禁书的身价突然上升了。这是民族主义思想风起云涌的结果；紧接着是群经地位的一落千丈；再以后是小说戏曲书变成了珍品，这自然是五四运动以后，俗文学研究兴起的必然趋势。再后来，是过去无人过问的地方志大行其时，这与帝国主义者的大力搜罗是密切相关的，他们为了不可明言的目的，想尽力占有资料，对中国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不过往往美其名曰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
以上粗略的勾勒，是就书籍门类横断面观察的结果。大致说来，发展趋向还是健康的，那就是知识界摆脱了经义和道学，逐步走向实际，眼界也开阔得多了。其间每一变化，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原因。越古越好的教条终于打破，“善本”的定义有了新的内涵。
如果我们拿宋人明人的藏书目录与清初、清末、晚近的目录书加以比较，是会发现很有趣的差异的。宋人不必说，明人目录中也大抵不记版本。从清初以毛氏汲古阁为代表的常熟派藏书家开始才有版本记录。同样，过去的藏书家很少记载地方志，但范氏天一阁与祁氏澹生堂是例外；记载小说的，除明人《百川书志》外，只有钱遵王曾加以注意；戏曲的命运尤为寂寞，只有也是园、祁奕庆藏书楼曾加记载。这都不能不使人佩服他们特异的眼光。如果谁收集了清末以来旧书店作广告用的目录，那就能看得更为清晰，因为照例在这些目录中都附有定价，不但可以看到书籍流转的踪迹，也能看到书市风气、供求关系的变化。这些，照我看也同样具有文献价值，不可忽视。
前面提到的黄丕烈，一方面在藏书家中有重名；但同时也为讲求实用的学者所讥嘲，他们给他加上了“古董家”、“赏鉴家”……等徽号，大加调侃。我想余嘉锡先生的见解可以作为代表（见《论学杂著》），那意见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不过也不可说过了头，否则也会向反面转化的。有些旧时代的学人，由于条件的限制，没有可能看到丰富的古刻、旧抄的实物，他们讲求目录之学，往往是从日录到目录，缺乏实践经验，因此也容易发生不应有的谬误。版本学是一种科学，到底离不开实践。
说到这里，我想在为“善本”作界说时，至少要考虑两个方面，它们的文献的和文物的价值。
有些书籍，不只因为它古、稀少（所谓“孤本”、“罕本”）而可贵，还确是极可贵的工艺美术品。韩愈和柳宗元的文集，当然算不得罕见的东西，但宋世彩堂刻的韩柳文则无疑是国宝。那纸墨、刻工，就绝非后来别的刻本所能比拟。这两种书都有明万历中郭云鹏的翻刻本，也算是刻得好的，但与原书一比，实在是天差地远了。这样的古书，珍藏在国家图书馆里，是人民珍贵的财富，我们就绝不应讥之为“佞宋”。
过去有一种可笑的办法，就是在时代上画一条线，作为判别“善本”的标准。这条线大抵又是随着时日的流逝而逐渐后移的。清初的《汲古阁秘本书目》中就没有明版书，到了解放前，就将崇祯以前刻本通通算作“善本”，后来觉得不够妥当，就把一些清刻列入“乙目”，实在是形而上学的方法，其实还是逃不开尊古的旧框框。好像至今那影响也还没有完全消失。真的照此办理，明人所刻大量草率的“书帕本”……也将全部列入“善本”。自然，即使是明人的恶刻，也是值得保存的，但保存是一事，“善本”是另一事，没有混淆的理由。
如果真有这样一条线，则太平天国刻行的书，以及大量近代的刻本、稿本、抄本又将怎样看待呢？鲁迅、西谛所印的《北平笺谱》，成书不过四十余年，其文献、艺术、版本上的价值，难道是什么通常明刻所能比并的么？
似乎文物出口的规定中也有这样一条线，同样也是极不科学的。这些，看来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推行的“一刀切”作法的例证，都是值得重新考虑的。
和这个问题有关，可以看看当前出版机构印行古籍方面的一些问题。已经证明是伪书的李卓吾的《史纲评要》，被印成了精致的大册，这是叛徒江青的“杰作”，不必大惊小怪，但至今还被人们当做必读的历史课本，就值得注意了。朱彝尊的《词综》、沈德潜等的《五朝诗别裁》都不是什么“善本”。特别是《清诗别裁》（原名《国朝诗别裁》），沈德潜为了逢迎清朝皇帝，竟将一些明遗民的作品，改得一塌糊涂，连他自己祖父沈钦舆的诗也改得俯首贴耳、吞吞吐吐（可惜我所藏的沈钦舆集尚未发还，这里举不出例证），真是令人发指而且气短。印行这样的选本，而且浪费了人力物力大册精印，看来实在没有什么必要。
曹寅的《楝亭集》列入“清人别集丛刊”影印了，而且有两种版本。曹寅的著作是有印行的价值的，但是否影印，似乎也还值得考虑。当前纸张和印刷力量都还较为紧张，像这样的书，看来还是排印为宜，为读者的负担考虑也应该如此。听说还要印行纳兰容若、朱彝尊、金冬心等的别集，这些书之为“善本”，是无疑的，但它们究竟并非孤本，在雕版上也并没有影印的突出特色，排印之余，附加两张原刻的书影也尽够了。
我是赞成搞好影印的工作的，国家所藏的重要善本是大量的，值得影印的也是很多的。过去一些学人以个人的力量印行过一些古书；商务印书馆那样的企业也印行过大量的古籍。但印制水平还不是令人满意的。今天，我们应该努力用最好的技术、有选择有重点地印出有代表性的国藏善本来，这在保存珍贵的文化遗产、提供研究资料、进行国际文化交流上，都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数十年前，日本静嘉堂文库曾经影印过我国归安陆氏旧藏的《东京梦华录》等书，质量是不坏的。但在我们看来，也还有可以大加改进之处。我相信，我们完全有可能印出更精美、更能体现我国悠久雕版事业优异成果的复印本。这无疑是我们在出版战线上应该进行的一种重要工作。
1979年6月30日
谈“题跋”
一向喜欢读藏书题跋，买旧书时遇到书后有前人跋文的尤为高兴，辑录跋文的专集也搜罗得不少，好像对这个题目很有些话可说。可是稍稍过细一想，就感到要谈出些较有系统的意见还是很不容易的，例如题跋与后记之类应该怎样区分就不大说得清楚；又如“四库全书”的“提要”，事实上也是一些题跋的汇编，不过它是“钦定”的，过去的读书人一向对之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即使发现了其中有错误，也不敢指出；斗胆想提些意见，一开始也还是得先写上“伏读……”再进行声述，这可不是“百家争鸣”应有的气氛。因此，准也不敢把《提要》当作题跋来考虑。此外，题跋本身也是五花八门，内容多样，有涉及考证、校勘的，有广告性的，有杂记琐事有如日记的……总之，大别之不外两类，即学术性的与文学性的两大类。我所喜欢的则是后者。
题跋小文，是从宋人才开始注意并大量写作的。影响最大的应数苏轼和黄庭坚。他们所写也还不是书籍的跋文，过去一向被视为散文小品，这是与他们集中的大篇正宗文字对比而言的。此外，欧阳修、叶石林等也都写题跋，陆放翁更是此中名手。他们的流风余韵可以说一直延续到晚近也还不曾消歇。南北宋之交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所写的《金石录后序》更是突出的作品。
这并非小品，而是她为丈夫赵明诚的三十卷学术著作所写的跋文。《后序》详细记录了他们夫妇从青年时代起辛勤收集古文物书籍的经过，以及靖康之变转徙流离中藏物损失的过程。李清照是文学家，《后序》的文学性也特别强烈，是写尽了家国身世之感的名作。《后序》留下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影响主要不是表现在学术性，而是在文学性方面。
长夏理书，随手翻得一些实物例证，现在就依次引录，少加说明，也许可以对题跋这一品种，略窥涯略。
《陕西四镇军马数》一卷，后附《会兵御虏》，明嘉靖刻本。收藏有季振宜三印，又“姑苏吴岫家藏”印。这是一册官书，也就是当时官刻的一种内部文件，应该算是机密的。因此流传不多，好像只在“近古堂”、“绛云楼”、“传是楼”的书目中有记录，那名目也多少有些不同。这是难怪的。
推想此书一定不只刻过一次，每换一任主管官员大约都要重刻几次。那些见于旧目的本子也都找不到了，无从对校。这本书是明代苏州著名藏书家吴方山（岫）的藏书。在吴岫看来，这并非古书，而是崭新的出版物。但他却在
卷中留下了五行手跋：
陕西设总制，自石淙杨公始。嘉靖七年春召归。晋溪公王琼继之，撰为此书。公由谪所起用，一平吐蕃，再平套虏。实以兵马素练，钱粮敷足，根本已固故也。下有会御事宜，乃其经略，故并刊焉。继其政者，当珍藏检阅勿忽。姑苏末学吴岫题。
此书原不著撰人，从吴岫跋中可以知道作者是王琼。所谓陕西四镇是“陕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和“甘肃镇”。书中详记各镇所属卫、所、堡设官及兵马数量，陕西一省民屯夏粮秋粮数目，以及《会兵御虏图》等，后面所附帖、札付等文件则是嘉靖七年冬至八年夏所发出。吴岫的跋算不上什么考据，这在他看来原不过是一本新书。但从他的看重此书，可以知道明朝中叶的藏书家还是重视当代文献的，并不像清初的常熟派藏书家，一味地追求古。其实也难怪，清初的政治气候已经不允许读书人留心当代政治、经济、军事等等事物，他们的一头钻进古书堆里，是应予原谅的。
《老子全抄》一册，竹纸绿格写本。版心上有“聊尔编”三字。书衣有墨笔跋：
此先夷度府君手自点阅之书也。计其时尚为诸生。先人手泽，子孙当世珍焉。不肖男骏佳谨识。时辛亥孟春，已七十八岁矣。
夷度是祁承■，明代浙江著名藏书家澹生堂的主人。祁骏佳是他的长子，彪佳的哥哥。辛亥是康熙十年。乙酉清兵下江南，祁彪佳自沉死。祁家诸子图谋兴复故国，组织抗敌力量，被人告发，破家。澹生堂的藏书就在此时散佚了。那详情在黄梨洲和全谢山等人的著作中都有记载。祁氏诸子佞佛，骏佳尤甚，常常把家藏书籍随意送给和尚。不过一些先世手泽还珍重保藏在家里。这一本《老子全抄》和另一本《易测》，就因为是承■少年时的读本，保存下来了。这两书写手都极精，不像是抄书人的手笔，应是万历以前写本。
卷中有朱笔、蓝笔圈点，是出于祁承■之手的。八千卷楼曾有澹生堂抄本《蝶庵道人清梦录》一卷，卷首有“旷翁（承■）题，男骏佳书”的跋语，就都是这一类的“澹生堂抄本”书。
这两行跋语，中间隐藏着一段残酷的斗争故事，但跋文本身却一些都不曾透露，这是当时政治情势下必然的产物。祁骏佳不像李清照，虽然逃来逃去，到底还在南宋的版图之内，所以还能畅所欲言地发挥家国之痛；这在祁氏诸子就不可能，他们只能“寄沉痛于悠闲”，说两句“淡话”。
清代著名藏书家留下的题跋是很多的。如何义门、吴尺凫、鲍以文、黄荛圃、顾千里、吴兔床、陈仲鱼、钱竹汀……这里只是随手拈来，自然还有很多漏略。不过由于上面所说的原因，他们都已将兴趣集中在版本、校勘上面，学术性的成份在他们的跋文中空前增大了。他们的劳绩是值得重视的。
至今，在涉及版本目录之学时还不能不时时求教于他们的著作。这中间自然也有一二位是别有特色的。如鲍以文，他平生收藏、刊刻了大量的古书，但他并非完全是书呆子，他爱刻宋元人集，如汪水云的诗，这中间并不是毫无用意的。他也是个有风趣的人物，我有他所校的元人集，不只是卷中朱墨杂下，在每卷之后，还记下了何时、何地校毕此卷，还随手记下了气候、风物、人事……是很有文学意味的随笔，较早的严虞惇也喜欢这样做，他在川江舟中读苏诗，每卷后的跋文，几乎就是一篇小小的游记，集在一起，就是一卷很好的出蜀日录。
黄荛圃也喜欢在题跋里记琐事，买书经过，书肆、书估、书价、藏家……包括日常生活，都随手记在跋文里。虽然有些学者很不以这样的作风为然，加以讥笑，但我却喜欢读这样的题跋。他的题跋已经被搜辑汇刻为厚厚一叠，他曾经跋过的书的身价也被抬高到不可思议的荒谬高度。不管是怎样的破书，只要有他一两行题跋，就会身价百倍（其实百倍也不止），这则是很没有道理的。
我记起了二十几年前偶然得到一部《王注苏诗》，是万历刻本，是很普通的书，印本也很不好。不过这是翁同垞的批校本，从常熟翁家散出的，书中有许多跋语特别有趣，曾随手抄下，也至今不忘。这书先有虞山钱简臣的批语，翁常熟又借得严思庵的评本，用紫笔过录下来。翁的题跋是这样的：光绪庚子四月朔，邑子翁同龢获观。
评点极矜慎，而于鄙意有未尽合者。余粗疏任气，老将至而未知所裁也。雍正辛亥距今百六十六年，展卷兴感。龢记。光绪庚子五月。
光绪庚子首夏，得此书于邑中书估。有雍正九年钱公筒臣批点，丹黄烂然，颇极矜慎。是年六月汪柳门侍郎由吴门寄示严思庵先生手批本，前后数过，最后为康熙五十年辛卯，则又在此评本之前廿年矣。钱公于严先生为乡里后进，而手眼各别，因以紫色笔移写严评并圈点于册内，以证吾虞诗派之同异。
思庵先生古之狷者也。其罢官居京师时，至于绝粮，得人馈青钱二千始济，非其人必不受也。余削籍归田，生计日迫，然犹有书画数箧、墓庐一区，仰愧先生多矣。龢记。
批本中题记，往往涂抹过半，意当日文字之禁严耶？卷末有味闲居士鎏者，先生长子也。
庚子六月，北方有警，讹言纷然。回望神京，魂神飞越。此岂吾读书时耶？然舍读书又何为也。嗟乎，嗟乎！以庸流参大计，以华士谈诗书，以沾沾格律绳古仙之奇作，同一憾事！是月望，松禅。
自十六以后，无雨。几于流金烁石矣。余假菉卿侄舍以居，书室如斗，蚊雷轰然，临圈点毕，因记。六月廿九日。
在这十册书中，翁同龢用紫笔过录了严思庵的全部圈批，还在每一卷尾过录了有时长达数百千字的跋语，一色小行楷，这是翁氏晚年书法极好的代表作品。在这一切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几段题跋中透露出来他的内心活动。
翁同龢是光绪帝的师傅，人所共知的“帝党”。康有为就是经他的保荐得到重用的。一般都把他看做戊戌政变的重要人物。其实他在四月二十七日就被罢斥了，而变法的诏书是五月初一日才颁布的。翁罢相后并未出京，在西太后重新垂帘“训政”，杀了六君子以后，才来追究他保荐康有为的罪案，终于被驱逐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懿旨”中并有“毋许滋生事端”
字样。据马叙伦记，“常热循故事，月具文投地方官云，‘具禀奉旨驱逐回籍严加管束原任协办大学士翁同龢禀知：本月同龢在籍并未滋生事端’云云，皆亲笔”（《石屋余渖》）。这大约就是“四人帮”横行时“思想汇报”之类花样的先河，不过比起清朝故事来，后者可是要严厉、紧张得多了。翁同龢幸而早生70 年，不但可以虚应故事地交差，还敢在旧书上白纸黑字大发牢骚，看样子他是并不担心抄家或追查“黑材料”的。翁同龢在乡下读苏东坡诗集时，正好是义和团起事的庚子年（1900）。他虽久已退归林下，可是还念念不忘“神京”，并痛骂“参大计”的“庸流”（我不相信这是他的自我批判），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他自己是否就不是“庸流”，在当时却是有争论的。他的同乡曾孟朴就在《孽海花》里为他绘制了大体上颇为传神的画像。他和李鸿章是政敌，甲午之役，他是主战派的首领，与主和的李鸿章是对立的。不过他也并非什么值得佩服的政治家，并没有什么远见。充其量不过是平庸的“状元宰相”而已，不只是书生论政的典型，也是将派别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的人物。这在同时人的评论中是可以找到不少记录的。不过即使如此，他的那些题跋，依旧不失为有意义的文献。他的关心国事，自然也是不错的。
与翁同龢同时或少后，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题跋作者。如沈曾植，收入《海日楼题跋》中的藏书题跋，大半论及版本源流，应该归入学术性一类，不过他的文字写得好，有一些是可读的散文。他是“遗老”，文章中带有浓烈的遗老气与寒酸气，有时十分可笑。如后来成为“四部丛刊”底本的《中兴闲气集》和《河岳英灵集》，就是他的旧藏，但在影印时，他的题跋却被删去了。收入《海日楼札丛》的也不完整，查原书，在“甲寅三月……”之前是被灭去了“宣统”二字的。甲寅是1914 年，已在辛亥革命后三年了。沈曾植和其他一大群遗老，躲在上海的租界里，还在奉着“逊清”的正朔。又过了七年，许多遗老在“宣统辛酉正月万寿节”（按即溥仪的生日），又在沈的家里聚会，还在这两部书上写下了“观款”。遗老的名单是“冯煦、王秉思、邹嘉来、余肇康、吴庆焘、朱祖谋、郑孝胥、王乃征、章梫、杨钟羲、胡嗣瑗、陈曾寿、陈曾任、沈曾植”，共14 人之多。这些，在商务印书馆影印时，就都灭去了。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不见原书，是不能发现这种有趣的差异的。从这里，我们又可以得到两条经验：一，一切影印本，不只是“四部丛刊”，都是靠不住的，多少总有些有意无意的删削、改动，作为历史资料，还不是可以完全凭信的。二，看来版本还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它有助于提供真实的历史资料。
最后，不能不提到郑振铎。西谛是有名的藏书家，也喜欢写题跋。从他的题跋文中人们可以接触到他对书籍爱好的真挚的心。他在题记中经常会写下“大喜欲狂”、“为之狂喜”、“惊喜过望”这样的词句，只要与西谛相熟的，都会知道这些都是他得到一本满意的书以后真实心情的写照，不是做作出来的。他为《天一阁抄本录鬼簿》所写的长跋，可以算做标本，原文已收入《西谛题跋》与影印本《录鬼簿》了。我在这里想介绍的是他的另一篇题跋。这是他自己手书上版的《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后面的一篇手写跋。
此书刻成于1937 年秋，共22 页。刻成后只印了少量的蓝印本。那木版就寄存在上海的来青阁书店里。书店的老板怕这篇跋惹祸，就把刻了跋的那块木版毁掉了，剩下来的21 块木版却还在。抗战胜利以后，来青阁又曾用这旧版印过少量的蓝印本，但已经没有原跋了。我的一册是书友郭石麒所赠，还是宣纸的最初印本，时间已经过去了40 年，书口处两行的蓝色都已退掉，但字迹还清晰，现在就转录在这里。
余性喜聚书。二十年来，节衣缩食所得，尽耗于斯。于宋元以来歌词戏曲小说，搜求尤力。间亦得秘册。唯一书之获，往往历尽苦辛。有得而复失，失而复于他时他地得之者；有失而终不可复得者；有始以为终不可得，而忽一旦得之者；有初仅获一二残帙，于数月数年后始得全书者。盖往往有可喜之奇遇焉。人声静寂，一灯荧荧，据案披卷，每书几皆若能倾诉其被收藏之故事。尝读黄荛圃藏书题跋记，于其得书之艰，好书之切，深有同感。二十一年正月，丁上海之役，历年友好贻惠之著述，与清末以来之印本，胥尽于一炬，而所藏他书，以别庋北平，获色于难。收书之兴，亦未少衰。五年来所获滋多于前焉。前夏举室南迁，藏书亦捆载而南。以所寓湫狭，将非所日需之图籍万数千册移储东区。
不意今乃复丁浩动，其存其亡，渺不可知。连日烟焰冲天，炮声动地，前方将士正出生入死，为国捐躯，区区万册图籍之存亡，复何足萦念虑，而歌词戏曲小说诸书，以藏于蜗居，独得幸免。抗战方始，此区区之幸免者，又安能测其前途运命之何若耶。唯中不乏孤本稿本，历劫仅存者。
先民精神所寄，必不忍听其泯没无闻。爰竭数日之力，先写定所藏善本曲目如右。通行刊本千余种，均摒去不录。呜呼！书生报国，不徒在抱残守阙。百宋千元之弘业，当待之驱寇功成之后。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郑振铎跋。
这是一篇文情并茂的跋文。可贵的是，在一般藏书家照例要感叹唏嘘的场合，作者却表现了十分昂扬的气概。而这就正像他的为人，他就是这样一位热爱祖国文化典籍，生气勃勃，努力工作至死不息的人。
1979年7月21日
谈“集部”
我不知道，藏书到底有没有什么秘诀。按照简单的逻辑，只要有一间房子，若干资本，到书店里买下、运回、摆好，就行了。事实上当然没有这样简单。从前有不少藏书家都曾写下过他们的心得，读起来也头头是道的。可是想照抄照搬几乎都行不通。社会环境、经济条件……一旦变化，即使是头等的经验，往往也只不过成为美丽的空想而已。
回想自己的买书，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但足以称为经验的东西是没有的。
例如，藏书家大抵都有自己独特的搜求目标，或戏曲、小说，或方志、杂史，版画、禁书、弹词唱本……都可成为一种专藏的特色。我这里说的是二三十年前读书界的风气或“时尚”。像这样特定的目标，在我说并没有。我的最早跑跑书坊，原也不是完全没有目的，那就是想找点晚明野史看看。后来发现，当一些通常习见的册籍一旦粗备，就再也难以发现什么新奇可喜之物。
当然，有也还是有的。如傅节子抄的“明末五小史”，原也不过是百来年前抄成的东西，但从“九峰旧庐”拿出来时，就已装在特制的楠木匣子里，用大红洒金的书皮装订，成为十足的“宝贝”了。我诚惶诚恐地翻了一下，连价钱也没有打听。
买书是时时需要有新鲜事物的刺激的。不只是新书，旧书也一样。不必说十年前，就是现在，我们也还没有达到想读什么，就能在书店里买到什么那样理想的境地。只能从书架上幸运地偶然发现，并买到自己所欢喜的东西，完全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逛书店的乐趣，看来恰恰也就在这里。过去我的走走旧书坊，采取的就是一体“人弃我取”的“方针”。这样做的理由是不言而喻的。不是众矢之的，就可以摆脱竞争的麻烦，也免去了力不能及的高价的威胁；更重要的是，不为人们注意的东西，数量往往较大，新鲜的、未之前见的书本可能出现的机会也较多。而这正是十分重要的，读者最不能忍受的是那种一片荒漠、没有生机的可怕景象。
这样，我多年胡乱买书所得，比例最大的就只能是明清人的集部。
集部书是一直不为人所重视的，特别是那些并非“名人”的作品。这当然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事物往往有另外一面。非“名人”的作品，未必就不足观；如果我们能进一步从“艺术第一”的偏见中解放出来，就可以从作得不一定怎样“漂亮”的诗文中发现值得珍重的东西。我这里所指，就是思想史、社会史的大量纪录与素材。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发现，古人在很早以前就开始注意及此了。如果说计有功的《唐诗纪事》还没有摆脱诗的范围，到了厉鹗作《宋诗纪事》、陈田作《明诗纪事》……就大踏步地离开了“文学史”的樊篱。但能注意到这种变化的人是不多的，人们往往总是离不开“文学”、“文学”。钱谦益作《列朝诗集》并撰集“小传”；朱彝尊作《明诗综》，也写了“小传”，后来为人辑成《静志居诗话》。方式不同，用意则一。这都不是什么纯文学的著作。1965 年出版的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就是最晚出的一部出色著作。
邓先生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写在序言中。他首先提出黄宗羲“当以诗证史，不当以史证诗”的意见，进一步说道，“诗有异于史，或为史所无者，斯足以证史，最为可贵。”邓先生这书，与其说是一部文学史的著作，还不如说是一部历史学的著作。他为每一个“诗人”所写的评传，也显示了非凡的功力，虽然某些见解不无可以商榷之处，但总的说来是极好的一种开山之作。读了以后，使我们对那个动乱的大时代的面貌能获得一个大致的理解。虽然限于作者的识见与原书的篇幅，所入选的作品还是太少了。
还不能不提到的是阿英同志。阿英是藏书家，但却不同于藏书家中的“庸流”。他也是对清人集部有浓厚兴趣的一人。他的收藏目标集中在鸦片战争前后直至清末这一历史时期。这种书在二三十年前真是汗牛充栋，没有受到图书馆的应有重视，被划在“善本”的线外，大量地落入了还魂纸炉。阿英以个人的微力，经久地、孜孜不倦地收集、研究，那结果就是“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几部“文学集”，还是《晚清文学丛抄》。这些著作的学术价值今天是有目共睹的了，但在他进行收集、研究的当时，是很少有人懂得那意义的。阿英走着一条寂寞的路，他也终于走出了一条路。
刚才看到许涤新同志的《百年心声》，如作者所说，这是一部“中国民主革命诗话”，当然是一部新型的“诗话”，那办法似乎也可以为上面的说法张目。
现在就来随手找两本书谈谈。说随手，一以说明这只是一点漫谈，没有系统；此外也想向读者告罪，目前还只能在随手发还的几本旧书里找一点材料，即使想有些系统，事实上也困难。
最近因为重新上演了京剧《恶虎村》、《连环套》（只“拜山”一折），人们对施不全和彭鹏关心起来了。纷纷议论他们是不是“清官”，他们的业绩是“除暴安良”呢，还是“镇压了农民起义”？泛论了好半日没有什么结果。恰巧这两位不但都在历史上实有其人，而且都有“作品”传世。晋江施世纶撰《南堂诗钞》十二卷，有雍正中刻本：“闽中莆田彭鹏无山”有《中藏集》和《古愚心言》八册，康熙刻本。“诗人”施世纶的集子我没有见过，无法评论；彭鹏的集子我是有的。可惜现在回到手里的只是《心言》的第七册，所收都是“详文”，是康熙二十六至二十八年他任三河县令时审理案件的文稿。但只这一册，也多少反映了当时京东一带阶级斗争的面貌。这里收有旗人争地，庄民失盗，番役诬民为盗，详革勾旗乡耆，投旗邑民捏讼，驻防领饷等等有关案件的文件。可以看出，清初京畿一带因为出现了圈地、驻防这些新情况，新兴的满洲贵族庄田经济出现了，投旗、勾旗之类现象大量发生了，驻防的供养也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盗贼”的蜂起，自然是不足怪的。彭鹏是一个“能吏”，他的担子不轻，责任重大。虽然不过是个小小的县令，却曾受到康熙帝的殷殷“垂询”。皇帝问道，“地方旗下庄头何如？”
彭鹏回奏，“臣赋性戆直，从不徇私。四载以来，毫无姑容。旗人皆谅臣心，一一遵法。”这当然是官话，但也可以看出皇帝还是明白的，他知道主要的矛盾所在。彭鹏在皇帝面前，敢于吹嘘自己性情戆直，不徇情面，可见所谓“清官”的称号，也不是没有来由的。
彭鹏说，“若使洵邑保甲不行，道里蒙混，旗民杂揉，当时天语下询，臣何辞以对。”可见他是忠心耿耿并十分看重保甲的作用的。在“详稿”的开头又说，“为弭盗首、严保甲，旗民势必均编等事。”这就透露了当时复杂的斗争情况。“八大拿”中“霸王庄”的“皇粮庄头”黄龙基，看来就是这一类贵族庄田的主管，与《红楼梦》里的乌进孝是一流人物，与于六、于七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他们之间又存在着某种联系，情况实在复杂得很。不彻底弄清这些错综迷离的情况，只凭几条原则是作不出使人信服的结论的。
还有一本书是“江南程庭且硕”的《若庵集》，康熙刻本。原书六卷，现在只剩下卷四一册，是《停骖随笔》，内容却全的。程庭是原籍安徽久住扬州的大盐商，康熙五十二年癸已（1713）“六旬万寿”，他也跟随地方官员进京祝嘏。这随笔就是行旅日记。特别有趣也有史料价值的是对畅春苑等处的描写和祝寿觐见经过的记载。记畅春苑说，按畅春苑乃明季武清伯李皇亲园亭旧址，今上因之，置为御苑。苑周遭约十里许，垣高不及丈，苑内绿色低迷，红英烂熳，土阜平陀，不尚奇峰怪石也。轩楹雅素，不事藻绘雕工也。垣外行人于马上时一窥见。
垒垣以乱石作冰裂纹，每至雨后，石色五彩焕发，耀人目睛。玉泉山之水走十余里，绕入苑河内，复作琤琮戛■声，流出宫墙。宛后则列诸王池馆，花径相通。车则有悟真庵，尼僧也。西北则永宁观，羽士处焉；圣化寺，喇嘛处焉。正西则广仁宫，西南则万寿寺，皆缁流处焉。其余梵刹颇多，惟此数地为上所常驻骅云。苑门南向，匝以红栏。栏内立铜狮二，遍身作翡翠色。每当朝期，群臣方由此出入，其于平日，则有东红门二，西铁门二，惟视上所临御焉。
祝寿的内容之一是由宝华僧众的西顶寺礼忏。此寺距西苑约五里许，“一水湾环，直达寺门，夹岸长堤，尽植桃柳”，关于“西顶”，程庭说：帝畿四隅，各有一项，以寓四岳之象，西顶其一也。敕名广仁宫，内供女像三。中坐碧霞元君，右光明菩萨，左送子菩萨。珠冠龙帔，皆自大内所出者。今上五十年特发内帑修造，轮奂巍然，丹■焕然，御制满汉字碑文各一座，令内务总管大人一员，游击、千总、拨什库各一员，率披甲四十名，昼夜防护，其慎重也如此。
康熙帝由畅春苑回宫。
庭等跪迎于西直门道上。已刻，皇太后銮舆先入城，舁用阿监十二名，后车十二乘，悉皆朱轮黄幰，窗嵌玻璃，每一辆用阿监八人，居前挽靷者三，夹翼扶轮者二，殿后推毂者三，皆团花茜袄，绛帽黄缨，簇拥而行。少顷，则有华旗芝盖，月扇云麾，隼■翠节，豹尾金幢，按队分镳，鱼贯鹤列，不敢少紊。执持者披天青纻袍，遍排织金寿字，次则教坊全部，象管龙笙，箫韶缓奏，融融怡怡。次则侍卫从官，蟒衣名马，各捧彤弓卢矢，宝剑鸾刀，金交椅、金几案名一，金盆、金盒、金提炉各二，瑞烟缭绕，香霭缤纷，中露赭黄曲柄小盖。夹道臣民，咸知圣天子将临，一时尽屏气调息，肃容伏谒。上御大辇，金碧璀璨，绮疏玲珑，舁用三十六人。诸亲王服团龙绣袍，珠冠玉带，徒步扶辇，和缓雍容。
第二天，午门朝贺毕，帝后又返回畅春苑。
皇太后及诸后宫车乘驰过后，卤簿銮仪，若斧铖戈戟旌旄旗节之属，较昨陈列者迥乎不同，持仗宿卫皆乘骑矣。铙吹画角，嘹呖悠扬，则有绣服诸郎，各手控御马，共二十骑，■骊骅骝，无色不备……雉尾团扇。
中御驾肩舆，舁者十六人，舆四面不施轩棂，就日瞻云，尤为亲切。伏见上服织金赭龙袍，外笼石青团龙缎褂。
这些相当详尽的记录，出自亲历，写来真是历历如绘。如果与故宫现存描写清代诸帝活动的大幅画卷对照研究，则两百多年前皇家的具体仪制、服饰……是可以掌握得较为精确的。这对写历史小说、摄制历史电影，都将有不小的帮助。在读以上这些片段时，不由得想起《红楼梦》里所写元妃省亲等场面，觉得那几乎全是写实，而非虚构。两者反映的正属同一时代的现实。
程庭还仔细描写了他在畅春园里参观“皇会”和“买卖街”的详情，帝后乘船到西顶寺礼忏的场景，都是颇有文献价值的记录。程庭在《若庵集》外，还有一部笔记《蓉槎蠡说》，也是刊刻精美的康熙本。这位盐商，有许多著名文士的朋友，又喜欢刻书。在曹栋亭作江宁织造兼两淮盐政时，程庭这样人物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甘泉林苏门撰《邢江三百吟》十卷，嘉庆刻本。这是有关扬州的一部诗集，分“播扬事迹”、“大小义举”、“俗尚通行”、“家居共率”、“周挚情文”、“新奇服饰”、“趋时清赏”、“适性余闲”、“名目饮食”、“戏谑方言”等10 个门类，共300 题。每题后有小序，然后才是诗。作者是阮元的舅舅和老师，曾经参加过四库全书的校勘工作。他对扬州这个地方的风俗、饮食、服饰……有非常浓厚的兴趣，仔细加以考察、记录。在地方性的“竹枝词”中，这是很有特色的一种，不像别的作者，只将兴趣集中在古迹、名人上面，他关心的却是当代的事物，特别是与城市平民有关的平凡琐事。这就很是难得。作者生活在乾嘉之际，正是扬州从极盛转趋衰颓的时候，恰好可以与曹栋亭那个时代衔接。如与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加以比较，就分明可以看出一个是庙堂或山林的，一个则是市井的。我觉得，这书有些像关于扬州的小型“百科全书”，当然只是在大体上相像，深广都还远远不能使人满足。但比起一百多年后出现的各种导游书，还是好得远。
在“新奇服饰”中，有“长耳挖”一题，注云，“此即俗名一丈青也。
金银不一，妇女头上斜插之。”诗共两首，都不高明，但这注却可贵。原来《红楼梦》写晴雯用来向小丫头手上乱扎的就是这东西。曹家在南京、扬州前后住了几十年，雪芹的家庭里习惯使用江淮方言是毫不奇怪的。未必一搬回北京就上下一律改说“官话”。不料这却成为一种“把柄”，使雪芹的著作权都变得可疑了，实在不能说不是出于“意表之外”的。
此外在“蝴蝶履”条，详细说明制作方法，鞋帮“或全仰素缎，或杂色洋呢羽毛线绉宁绸等”：“趋时清赏”记“厅上闹钟”云，“自鸣钟以定时刻。扬城趋时之家，间亦用之。近日有用闹钟设于厅上者，时刻周流转换。
未换之先，隐隐声如击柝，一换则如撞洪钟声，时刻之分，原以钟声之数为定，此钟惟于时刻欲换之际，忽铿铿然如奏乐一般。闹毕即撞，撞亦以数定。
厅上乃宾客往来之地，借以骇人见闻。”“带三针表”云，“此亦定时刻之物也。用铜胎磁面，再加玻璃罩。内皆螺丝篆攒之，全借法条为准。面上画如八卦，另嵌以针，走时罩内一望，针向某处，则知某时刻，正末几分。洋人一针表售出价不过数十金。近日面上三针，校定更准，其价更昂。扬城趋时人借定时名目，亦多于腰间佩带，以为饰观。”
这些时髦的“舶来品”，都曾在《红楼梦》中出现过。嘉庆中市面上还算是稀罕的东西，在织造府里大约若干年前就已在使用着了。
作者在“真宋板藏书”条，推崇马佩兮、秦敦夫，而对自己的外甥则颇不客气，他说，“阮伯元中丞，历年刊刻固多，收藏不少。试问盈箱满架，宋板耶？明板耶？真者能有几十函耶？”他还提到当时扬州的名画家，有郑板桥、罗两峰、张桂岩、奚铁生、王椒畦、李复堂等，他对板桥的评论是，“郑板桥先生燮，兴化进士。以庶常改山东潍县令尹。晚年乞休归里，往来扬郡，字画易钱。时人但以字之怪、画之随意，不惜分金而换易之，而不知所擅长者则在闲言戏语题幅中多妙趣耳。”“郑公行世之字，皆尚古怪。余闻其中年学欧，因不能取炫于世，改而自成一家。小斋现藏‘竹疏烟补密，梅瘦雪添肥’一联，板桥楷书真迹，笔笔中锋，迥非行世一路，可以证矣。”
这是同时人对板桥的看法，也是有趣的文献。特别赏识板桥题画的一点，则是颇有眼力的。
无论是彭鹏、程庭还是林苏门，都算不得诗人，在文学史里是找不到他们的名字的；也为此，他们的集子经过一两百年之后也都临于消灭。这是不公平的。他们的著作也自有其应该存在下去的价值。中国自古以来就一直十分重视诗和文章，几乎成为判断文化遗产首先考虑的重要标准。太史公的《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远远高出它在史学史上的地位。无论是哪一门类的著作，想流传下去，首先的要求是文字好。《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这样的著作，也不能逃出这一通例。影响所及，古代的知识分子人人都想作文学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集部书。其中当然绝大部分是劣作，日就湮灭原也是难怪的。胡乱买了许多诗文集，翻阅的结果，像上面提到的几种，实在也真是凤毛麟角，这也是事实。
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史学家郑天挺教授的一个意见。他认为史料应该不只局限于“史”的资料，还应深入到各个人的文集之中，深入到方志、笔记之中去寻找。有许多到处找不到的历史资料，往往是被当做文学作品的成绩保留在文集中间的。这是很好的见解。现在，组织起更多的人力，有领导有步骤地深入到更深更广的领域中，发掘、分析、整理出新鲜而有质量的史料，制成索引，编作长编，这样的时机的确是已经来到了。这将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出现一个崭新的面貌，从苍白无力状态下解放出来。
谈禁书
不记得是谁曾经说过，“雪夜闭门读禁书”，算是人生一乐。我想这是说得不错的。要选一个下雪天，还得是晚上，外加关门上锁。这样的典型环境实在刻画得好，没有切身体会，怕是万万想不出的。
因此读禁书也就被赋予了一重浓重的神秘色彩，寥寥七字，包含的内容实在丰富得很。
溯本穷源，发明了禁书的手段并严格付诸实施的还是不能不首推秦始皇帝。这以后就有很长一段时间继起无人。虽然提起“图籍之厄”，烧书的事确曾不断发生，但那大都是战乱之间不问青红皂白一把火通通烧光，与嬴政的有目的、有纲领、有明确规定而且著之律令的焚书还是不能同日而语。禁书与文字狱发生关系，较早也较著名的是宋代苏轼的“乌台诗狱”，清代的张秋水有《眉山诗案广证》，就是专论此案的。张鉴的《冬青馆集》里收有许多有关南明史事的论文，他生于嘉、道之间，正当清代中叶文字狱盛行之后，他的特别关心宋代诗人苏东坡的命运，应该不是没有缘故的。
清代的乾隆皇帝，确是遥遥继承了秦始皇的传统，并后来居上。论手段、论规模，也都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单是“禁毁书目”就先后修了几次，成书若干册。“禁书”成为一种通行的术语，也就从这时开始。不过有清一代，人们明明知道这一客观存在，但口中、笔下却谁也不敢提。一直到了清末民初，旧书店的商人才公然堂皇地把禁书字样标在书目上，同时售价也就相应飞快地提高，终于在有些图书馆的目录上也逐渐露面，做为审定“善本”的一种根据了。
为了习惯与方便，这里谈到禁书，也姑且以此为限断。
“禁书”虽然已经成为宝贝，但我居然也先后得到过若干种。这就使我悟出，禁书者，不论是有着无上威权的封建统治头子还是别的什么聪明人，也不论他们用尽了怎样的心机，到头来也终于是无效的。书是禁不绝的，因为有无数正直、公平的读者的保护。
唐末的词人韦庄，写过一篇著名的长诗《秦妇吟》，诗中涉及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时的一些情况，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这样的句子。韦庄自己后来觉得不大好，“公卿”们看了自然不舒服，新朝的头目也不会喜欢的，因此就自行“抽毁”，从《浣花集》中删去，还给家属留下了禁令。这以后一千多年中人们都无法看到这篇著名的作品。不料终于从敦煌的石洞里发现了那抄本，而且有三卷之多。韦庄用心良苦的安排终于还是无效。那原因就是很有一些读者喜欢它，作品还是被传抄、保存下来了。
韦庄后来虽然贵为蜀相，他到底只是一个个人，与能动用国家机器，在全国范围内搜查禁毁的皇帝是不能相比的。不过皇帝又怎样呢？事实证明，成绩也并不理想。不过200 年，清代禁毁的一些作品，也还是陆续出现了，并没有禁得一干二净。那原因也并不两样，也是得到了人民保护的结果。
近30 年前，我看到过从浙江绍兴梅市流出的一些山阴祁氏澹生堂的藏书。这是一批由祁氏子孙深藏密锁了三百多年的先世著述。大半是抄本与稿本。其中绝大部分是符合禁毁的条件的。经过清初的残酷镇压，祁氏遭到了家破人亡的惨祸，但还是冒着杀头、灭族的风险保存下了这些著作。事实本身就是极为悲壮的。
这批书中有一部祁承■的《澹生堂集》，是崇祯刻本，在禁书目中是有著录的。仔细一看，凡是集中“奴”、“虏”、“酋”……等字，都已用浓墨仔细地涂去了。同时我还看到一部清初抄本的《澹生堂诗文钞》，是祁氏子孙选抄待刻的稿本。原书中那些涂掉的地方，都经过细密的修改。这些工作，想来都是在“雪夜闭门”的情况下进行的吧？
后来在苏州又得到过一部刻于崇祯甲中（也就是典型的弘光刻本）的钱栴撰《城守筹略》，则是南明政府官员为了抵御“北虏”南下而提出的作战方略。奇怪的是这样的书，禁书目中也并未收入。可见清初统治者花了如许气力搜索、审查，工作也还是粗疏得很。原书卷一第一页的书名和作者名字都被什么人撕去了，撕得很马虎，卷一以下都还好好地保留着书名和撰人。
这就不能不使人揣测，藏书者要应付即将到来的大搜查，他所藏的这种违碍书又很多，在惶急中只能这样马虎地处理一下的吧？那时代可能就在钱栴被捕杀头的前后。
我还有一部清初刻的《新乐府》，是吴炎、潘柽樟（潘耒的哥哥）的作品。这两位都是在庄史之狱中被杀头的。书前的作者姓氏也同样被撕去了。
这样的残迹，好像意在提醒后来的读者，书册曾经历过怎样的命运，才终于保存下来，好像直到今天也还能隐隐嗅到血腥气，以文献论，是非常可贵的。
提到庄氏史狱，就不能不联想到偶然得到的一册稿本，《私史纪事》（这是经过修改的，那原题是《史祸纪事本末》）。这可是一册很有价值的稿本。
作者是范骧，与陆丽京等三人都受到“庄史”的牵连。他们大概都曾为此书写过序或曾列名参校。案发以后一起被逮，被押解到北京刑部听审，后来总算放还了。这书详细回忆记录了起解途中，下狱审讯……以及如何打点营救，被释还家的全过程。浙江离开北京有一千多里，天气又是严冬，范骧等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的身份是逆案的“钦犯”，在押解兵下的驱赶下赶路，后来到了刑部狱中，前后半年光景，过的是怎样非人的生活，都有十分动人的描绘。不只是文字狱的珍贵史料，作为社会风俗史，这也是难得的原始纪录。尤其使我吃惊的是，这本回忆录记下了三位老人在遇祸以后，彼此间曾经发生过的一些猜疑和互相责难。在书册的上端，有陆丽京的后人属名“宗楷”的墨笔批注，都是驳斥范骧、为丽京辩诬的。他们被释放归以后，不用说，家都已破了，陆丽京的结末是离家出走，不知所终。看来与这种纠葛是不无关系的。封建统治者的残酷迫害，在明遗民内部散布的矛盾……这一切都是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深的思索的。
《读书堂诗集》，原刻的黑格纸，精抄，无疑是康熙中的清写稿本，不题撰人也没有分卷，后面还有许多空白页，可证尚未编定。这是钱塘汪无己的诗集，无意中得之市肆，也是一种当然必禁而不见于禁书目的异书。无己名日祺，后改名景祺，是钱塘汪东山（霦）的儿子。此集所收都是少年时的作品，后来他投入年（羹尧）幕，因《西征随笔》一书获罪，“律以大逆不道立决枭示”。《西征随笔》的原件后来在故宫里发现，曾经有过新印本。
作者是有才华的，笔记中有些纪事的篇章，其实是很好的短篇小说，此外也有一些揭露官场丑行的纪事，我读过以后始终未能发现获得如此大罪的根由。其实江景祺最大的过错是成为年羹尧的亲信。当时议政大臣所定年羹尧的“大逆罪”的第三条就是“汪景祺《西征随笔》，见者发指。羹尧亦云曾经看过，视为泛常，不行参奏。”后来查嗣庭文字狱发，雍正在“上谕”中还念念不忘于景祺，“去年正法之汪景祺，文稿中有‘历代年号论’，指‘正’字有‘一止’之象。”雍正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完全可以和他的继承人乾隆之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媲美。他写起“上谕”来，往往下笔万言，反复声说，终于使臣民陷入五里雾中不得不承认皇帝的“权威”而后已。他运用种种奇怪的逻辑，惊人的捏造，将他所选中的对象一个个罗织入文网之中，又一个个杀掉，还要罪及妻孥亲属朋友和简直毫不相干的人。
雍正是清代文字狱事业的奠基者，他提供了整套的纲领、理论和实践范例。
可惜他的统治只持续了13 年，剩下的工作不得不由乾隆来最后完成。
据《永宪录》记，汪景祺“伏诛”以后，妻子照例要“发黑龙江披甲人为奴”。“景祺之妻，巨室女也。遣发时，家人设危跳，欲其清波自尽。乃盘躄匍匐而渡。见者伤之。”简单的几句话，写尽了一场阴森的闹剧的阴冷凄凉的结末。
汪景祺的《读书堂诗集》不过是少作，并无可观，全书充斥着封建文士无聊生活的描绘，但书前却有七八通诗序，作者都是当时的名家。除了朱彝尊、韩菼，现在已经记不起还有谁了。我曾经查过这些作者的文集，发现没有一篇序是保留下来的。这是难怪的。朱竹垞的《曝书亭集》卷二十，还保留了与景祺在西湖“夜泛”的五首诗。这是因为朱集刊成在景祺获罪之先。
但后印的本子，“日祺”两字就已经削去了。出于同样的原因，朱集卷二十三“喜青宫再建”诗，在康熙五十一年再废太子以后，重印时也削去了。一个作者的文集，由于政治情况的变化，不同时期的印本就会有不同的面貌。
这就是藏书家重视初印本的理由之一，也是判断重印时期的重要根据，也算是版本目录之学的一点小小的知识。
上面随意想到的几个例子，几乎无一不是清初文网的漏网之鱼，这就说明，尽管皇帝雷厉风行，作为头等政治任务来抓，效果还是很不理想的。当时各省的封疆大吏和中枢的文化官员实在值得同情，他们担着身家性命的干系，一字字地读着汗牛充栋的书本，又实在捉摸不透皇帝老倌的定案标准，他们的为难是可以想见的。手边有四册《无闷堂集》，闽张远超然撰，康熙刻本。四库未收、禁书目也没有著录，照我看也是一条漏网之鱼。只要看卷中有许多地方都开了天窗，就可以知道了。文集卷七有一篇《徐烈妇小传》，照例这样题目的文章我是不大看的，但因为篇中挖去了将近一行而引起好奇，终于发现这实在是一篇很有意义的文字。传末“野史氏曰”以下的一节是：
甲寅之变，生灵涂炭。身污名辱，终于不免者，不独女子也。女子为尤惨。楚蜀两粤，不可胜数。以予所目击耳闻者，独浙闽江右。其死于锋镝、盗贼、饥饿、损伤、老弱废疾者不具论。其姿容少好，骡车马背辇之而北者，亦不具论。惟其弃载而鬻之者，维扬、金陵，市肆填塞。（以下挖去十五字）累累若若，若羊豕然，不可数计。市之者值不过数金，丑好老少，从暗中摸索。
甲寅是康熙十三年（1674）。这里所说的是三藩之变，干出种种惨绝人寰的兽行的正是平定三藩的清军。其在浙闽江右一带作战的则是讨伐耿精忠的部队。扬州、南京的人肉市场，竟与奴隶社会无异。不见旧记，是无从想象的。那挖去的几句也不知道说的究竟是怎样的事物。但仅此一节，难道就不该劈版禁毁、追究作者吗？可惜的是乾隆一伙竟自轻轻地放过了。
乾隆肚皮里的标准，捉摸起来是困难的，但只要翻翻“文字狱档”，就可以约略知道那大概。不是连测字先生的方法都已采用了么？又还有什么标准可言？其实这也正是一种标准。运用之妙，也未必全出自“圣心独断”，大小臣工的努力也是万万不可忽视的。
皇帝也自有他的聪明，早已发现这样蛮干下去不是事了，必须转变作风，采取新的积极措施。这就是《四库全书》产生的背景。聚集群书，暗暗改削，写成“正本”，颁示天下。既得“稽古右文”之美名，又收统一思想之实效。
确是一条好计。但这也并非乾隆自己的发明创造，列祖列宗早已有见及此并付之实施了。入关以后首先为崇祯帝治丧；康熙下江南专程去孝陵致祭，他写的“治隆唐宋”的“御碑”，到今天也还完好无恙。已死的明臣给以美谥，尚存的就用“博学鸿词”的办法招徕。这原是一整套政策的两个侧面。不懂这一手，是不能理解禁书的全部奥妙的。禁书是一种历史现象，非常丑恶的历史现象。人类社会本来是没有这种事物的，但后来出现了，在某些时候还颇行时。我相信，它终究是要消灭的。前些时曾经就此进行过一些讨论。我自己是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的。当然，一时实行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只要具有健康、正常的头脑的人，我想都应该赞成并努力创造条件把禁区彻底打破，并最终消灭这一丑恶历史痕迹的吧。那种一听见要取消禁区就不舒服，惟恐这种宝贝事物断种、失传的精神状态是奇怪的，不正常的。
“神农”尝百草，在他心目中本来就没有禁区。后来发现了毒药，他也只是向人们提出警告，同时写入本草，研究利用。他设了“禁区”，然后又用科学的方法打开了“禁区”。假使一开始“神农”就是满眼“毒草”，不敢触动，科学的本草学、药物学是不可能出现的。
三十多年以前，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马列主义曾是“禁区”里的“禁书”。
多少人如饥似渴地“雪夜闭门”读之，后来终于诞生了新中国。“禁”的后果往往却是相反的宣传，这是反动派所不及料的。这些事过去了还不算太久，大概我们总多少还有些印象吧。
1979年11月28日
书痴
看题目，这好像是从《聊斋志异》上抄了来的。一个年轻的读书人废寝忘食地在书斋里读书，半夜里，一张少女漂亮的脸在窗外出现了……后来，自然要有一段曲折、甜蜜的恋爱生活，然后，书生得到少女的帮助，终于考中了状元，作了大官……
自然，这不过是说笑话，蒲松龄的思想境界是不至如此低下的。但在风
起云涌继《聊斋志异》而出现的什么《夜谈随录》、《夜雨秋灯录》之类的
作品里，这样的故事就不只是可能、而且是必然要出现的了。在那样的社会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的“美妙”
幻想，在读书人的头脑里，简直是独霸着的，这就使他们不能不整天价作着此类的白日好梦，也自然要进而写进他们的创作中间。
不过关于读书人真实的并非捏造的故事，也是有的。如果图便捷，不想翻检许多书本，我想，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是可以看看的。
叶昌炽辛苦地从大量原始纪录中搜罗了丰富的材料，依时代次序，把许多著名藏书家的故事编缀在一起，是煞费苦心的。他的书在这一须域不愧是“开山之作”，过去还没有谁就此进行过系统的研究。
叶昌炽的书另一值得佩服的特点是，他在取材时尽量选取的是那种“非功利性”的读书人的故事，因而也较少封建气息的污染。当然这也只能是相对而言。和“为艺术而艺术”一样，百分之百的“为读书而读书”是不存在的。读书，无论在什么时代，总都有它的目的性。但取舍之间，不同作者的眼光是大不相同的。我想这和叶昌炽自己就是一个生性恬淡，习惯于寂寞的研究，因而热爱书本的书呆子不无关系。
如果想探索一下，是什么促使人们热爱书本，那原因看来也只能归结为强烈的求知欲。司马光是爱书的，他所藏的万余卷文史书籍，虽然天天翻阅，几十年后依然还像“新若手未触者”一样。他对自己的儿子说过，“贾竖藏货贝，儒家惟此耳。”这是很坦率的话。书是知识分子的吃饭家伙，是不能不予以重视的。这里我把“儒家”译为知识分子，和“四人帮”的论客的解释是不同的。虽然在政治上司马光和王安石是对立的，但他这里所谓“儒家”
看来也只是封建社会读书人的泛称，并没有什么格外的“深意”。
司马光自然并不是“为读书而读书”的人，他编写《通鉴》的目的是为了“资治”，一点都不含糊。他的得力助手刘恕也是一位藏书家，他受司马光的委托，经常走几百里路访问藏书家，阅读抄写。一次，他到宋次道家看书，主人殷勤招待。刘恕却说，“此非吾所为来也。殊费吾事”，“悉去之，独闭阁昼夜口诵手抄，留旬日，尽其书而去，目为之翳。”
也是宋代的著名诗人尤袤，则公然声明他的藏书的目的是，“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
这个著名的声明，出之诗人之口，很有点浪漫主义的味道。他是道出了“为读书而读书”的真意的。近代著名学人章钰为自己的书斋取名“四当斋”，就是出典于此。
书籍是传播知识的工具，在知识还是私有的时候，知识分子对书的争夺是不可避免的。于是有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干出来了。有一些还被传为“美谈”，其实正是丑史。过去的藏书家喜欢在自己的藏书上加印。除了名号之外，也还有一种“闲章”，有时要长达数十百字，就等于一通宣言。从这些印章中，很可以窥见藏书家的心思。
陈仲鱼有一方白文印，“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这是很有名的印记，读了使人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印象，觉得陈仲鱼是挺可怜的。他这里所说的后人，并非指自己的子孙，而是后来得到他所藏书籍的人。在这一点上，他还是明智的，比有些人要高明得多。风溪陶崇质“南村草堂”藏书，每每铃一楷书长印，文云，“赵文敏公书跋云：“聚书藏书，良匪易事。
善观书者，澄神端虑，净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策。随开随掩，随损随修。后之得吾书者，并奉赠此法。’陶松谷录。”这也是很通脱的。爱书，但私有观念并不怎样浓重，是很难得的。明代著名藏书家、澹生堂主人祁承■的印记则说，“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则已明显地露出了贪惜之念，而且要向子孙乞怜，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结果当然是失望。祁家的藏书后来被黄梨洲、吕晚村大捆地买去，吕还为此作了两首诗，其一云，“阿翁铭识墨犹新，大担论斤换直银。说与痴儿休笑倒，难寻几世好书人。”说了一通风凉话，却料不到他自己连同所藏书籍的命运比祁氏还要来得悲惨。
清末浙东汤氏藏书也有一方大印，“见即买，有必借，窘尽卖。高阁勤晒，国粹公器勿污坏。”说得更是开脱，而且毫不讳言，必要的时候尽可卖掉。这就分明可以看出，到了封建社会的晚期，“子孙世守”那样的观念已经日趋淡薄，而书籍作为商品，在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已大大改变了。
但在明代或更早，这种通脱的意见是难以遇见的。著名的天一阁，就历世相传着极严格的封建族规。藏书应怎样保管，要经过怎样烦难的手续才能看书……都规定得十分明确。有清一代，有许多著名的学者想登阁观书都被回绝，这样的纪事是很多的。约略与范钦同时的苏州著名藏书家钱穀有一方印记则说，“卖衣买书忐亦迂，爱护不异随侯珠。有假不返遭神诛，子孙鬻之何其愚。”就大有咬牙切齿之意。钱叔宝是一位贫老的布衣，也是真正爱书、懂得读书的人，他的这种愤激的言辞是可以理解的。说得更为可怕的是明末清初宁波的万贞一（言），他是万斯同的侄辈。我买到他的藏书，读到他手铃的藏印时，是吃了一惊的。他说，“吾存宁可食吾肉，吾亡宁可发吾椁。子子孙孙永勿鬻，熟此自可供■粥。”在我浅薄的见闻中，像这样说得斩钉截铁、血肉淋漓的可再也没有了。
为了保护藏书，一方面是训斥子孙，另一面则是威胁买主。可以作为代表的是另一方大印，不过已说不清是否是钱叔宝的手笔了。“赵文敏公书卷未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苟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无宁舍旃！”
话虽如此，有些人肚里明白，他们寄以殷切期望的孝子贤孙往往是靠不住的。明代的杨仪吉年老时就将所藏书散给了亲戚、故旧，同时还恨恨地声明：“令荡子爨妇无复着手，亦一道也。”他大概看够了官僚地主家庭子孙“不肖”的实例，才想出了这一条计。他是隐约地看出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规律的，自然并不明白那原因。
以上通过几方藏书图记，约略勾画了藏书家愉快、痛苦交错的矛盾心情。
这些位，如称之为“书痴”，大概是并无不合的。当然具有较为高明的识见者也不是没有。明末的姚叔祥就说过“盖知以秘惜为藏，不知以传布同好为藏耳”这样的话，是很有见地的。可惜的是并不多见。
“嗜书好货，同为一贪。”这是并非藏书家的极平凡的常识性见解，恐怕事实也确是如此。旧记中常常有人们千方百计搜求书籍的故事，有些自然是使人佩服的，有的就难说。比如朱彝尊买通了钱遵王的书童，把《读书敏求记》的手稿偷出来传抄，就被当做“佳话”写入了序文。这其实就是孔乙己著名的自我辩护的蓝本。“佳话”与“笑柄”的区别，完全以是否“名人”
为准，事物的本质往往是被忽略了的。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行动是不能不受社会阶级地位的制约的。孔乙己如果没有落魄，或有朝一日又阔了起来，他就会使出不同的手段来抢，人们也不但不敢笑，而且还要眼睛望着地面了的。
关于《清明上河图》或“一捧雪”的故事，人们是熟知的。因为有戏曲和小说的宣传。严嵩、世蕃父子的收藏，详细记录在《天水冰山录》里的，恐怕无一不是用同样手段取得的。但很少有人知道，严家父子的前辈，秦桧父子早已玩过同样的花样了。
陆游《老学庵笔记》记，“王性之（名铚，是作《挥麈录》的王明清的父亲）既卒，秦熺方恃其父，气焰熏的。手书移郡，将欲取其所藏书，且许以官。其长子仲信名廉清，苦学有守，号泣拒之曰，‘愿守此书以死，不愿官也。’郡将以祸福诱胁，皆不听。熺亦不能夺而止。”这是八百多年以前的故事，但今天听来也还耳熟得很。同时还不能不叹息古人到底“淳厚”，王廉清顶了一下，秦熺也就算了。如果换了陈伯达或那个“顾问”，你顶一下看，谁都知道那后果是什么。
中国历代皇帝有一种高妙的创造发明，好像一直不曾引起过怎样的注意。那就是“抄家”。一个奴才，受到主子的宠信，逐渐爬起来了，一路上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终于积累了一大笔家私。到了一定的时机，皇帝就将面孔一板，抄家问罪。既平了“民愤”，皇帝自己也在“山呼万岁”声中写写意意地将贪官的辛勤集聚搬到内库里来。这实在是极为巧妙的一举两得的方法，比起自己出面接受“孝敬”要干净得多也省力得多。因此一代代继承下来照办无误，不过一直心照不宣，也从不写进什么总结里去。到了十年浩劫之时，“四人帮”之流就全盘继承了这个办法，并加以发展、提高。
原来只限于几个贪官的，现在就推广到全民中去。原来的口号是惩治贪污，现在就改为破除“四旧”。在深度、广度的变化上，都不能不说是受了清代文字狱的启示。一切书籍、文物、艺术品……只要用“四旧”的尺子一量，就再也没有地缝可钻，一古脑儿被抄了去了。
奇怪的是，当时作为“罪证”的“四旧”，今天在许多人的眼睛里又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当党和政府三令五申、拨乱反正、责成清理发还时，有的人就很不愿意。在他们看来，“四人帮”的反革命掠夺，在理论上是非法的，在实际上却是一种“成果”。
我不敢确说这样的思想状况有多少普遍性。因为即使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大抵也不肯坦白表示，他们嘴里说的往往倒是更为动听的词句。不过从具体的现象中可以知道它是确实存在的。我自己的几本破书被“四人帮”的爪牙抄去，已近八年。有些书就放在上海图书馆里，我也早就看到了那详目，知道是完整地保存着的，可是至今也还没有发还的讯息。偶尔去打听一下，就会听到全套公文程式的答复。最后这种繁复的套话浓缩成一句，是“尚未清理完毕”，而且已经重复了若干次了。真是奇怪，难道那几本书就一直是点不清楚的么？
1979年12月20日
祭书
时令还没有进入农历己未年的腊月，不知怎的忽然想到了“祭书”。过去时代的读书人，特别是藏书家，到了一年向尾的某一天，总要举行这样一种仪式。把自己心爱的书陈列在案头，藏书很多的，大抵只是选取少量有代表性的书本，多数还要用鲜花酒醴作供，可能还焚香，然后大礼参拜，口中念念有词，不外是“长恩默佑”、“子孙永宝”之类的虔诚吉利话。这样的仪式常常要请好朋友参加。仪式结束后就大家一起赋诗。会画的朋友也许还要画一张画，接下去就是吃酒，再就是将有关的诗文刻进自己的集子里去。
过去我经常从诗文、题跋里看到这种纪事，觉得很有趣也很可笑。买了几本破书，居然还要玩出这许多花样。地主阶级也确是空闲得可以。
这种仪式所反映的思想也是明明白白的。首先是“知识崇拜”。过去是只有地主阶级有文化，要占有文化就得依靠书本。因此书就成了他们稳稳站在统治阶级内部、对被压迫的阶级实行统治的必要武器，即宝贝。而对宝贝是必需表示充分的敬意的。
其次，在旧社会，书籍也和其他物质财富一样，流转无常，易遭毁失。
一般的说法是书有五厄，什么水火兵虫之类。仔细想想，其实又何止于此。
如果每种书印出以后，一本都不毁失，那就真正不得了，现有的图书馆无论怎样扩充也将装不尽，而善本这名目也就不存在了。经验教训了读书人，他们为了免除这种厄运，也只能采取一种迷信的手段——祭。
我在这里讲起这样的故事，自然不是想来推荐什么封建迷信。其实用不着推荐，在我们这里，封建的事物还多得很，至少在目前，还用不着担心它会断种。同时，物质基础也到底不同了。把什么《基度山伯爵》之类供在桌上，对之顶礼膜拜的喜剧，用不着担心，是肯定不会出现的。
我的忽然又想起了祭书，自然也有自己的原因。那就是，最近我又时时想起了我的几本破书，情不能已，这才产生了这样古怪的念头。仔细回忆，在过去的十多年中，这样的念头确是从来也不曾出现过。不过近来不同了，又开始动笔写写文字，也必然要想到过去曾经思索、考虑过的一些问题。有时想有所引据，或企图更过细地加以钻研，或想为久已酝酿的主题搜寻较完备的资料，往往只能掷笔而起，叹口气完结。明明知道自己有哪些书，所需的材料就在某卷某页，可就是看不到、摸不着。明明知道这些书都安然无恙地放在图书馆里，“蓬山此去无多路”，但还是没有法子想。
已经是八年以前的事了。当时我正在干校里当泥水小工。一天，换上了劳动服正准备上工，忽然一位头头来通知了，要我马上回上海去，第二天一早到单位里去报到。这是出乎意料的，是吉是凶，完全不能预卜。但自己明白，八成不会是好事。第二天遵命去报到了，先是受到大声呵斥，坐在门外，接着那位头头出现了，简单地说了一句，“今天要按政策没收你的全部藏书”。
这时我就立刻省悟，为什么采取了如此神秘而迅速的手段，那是防备我会进行私下的转移。
在这简单的宣布之后，就是立刻出动。三十多条大汉、两部运纸卡车，浩浩荡荡向我的住所开去。车上带了几捆麻袋，人们花了一个整天又一个上午，总算把我全部印有黑字的本本全部运走了。我这样说，是因为到底还给我留下了几卷高丽笺，有的还是乾隆时的旧物，就因为那上面没有字迹。后来我就拿来一张张都写满了字。明知自己不是书法家，也不配用这样的旧纸，但还是写了。我想，除了检查、交代、汇报之外，我还应该有些另外白纸黑字的东西。
在查抄过程中，还有许多有趣的细节，但在这里，略之。
我向另一位头头提出，是否留下一份目录呢？他向我大喝一声，道：“嚣张！”这是当时习用的词汇，我们都明白那意思。但今天出版的辞书里的解释却是不完备的，至少没有反映那特有的丰富而微妙的涵义。我想这是有些可惜的。
真是出乎意料。第三天，头头来通知了，决定要编一本目录，而且要我也去参加。我不明白，我的“嚣张”的建议是怎样终于被采纳的。但这种神秘的决策过程，也还是不去研究的好。
到了机关的一间大房间里，发现我所藏的白纸黑字的东西都堆在那里了。更出乎意料的是，发现了已经坐在那里的顾起潜先生。他是研究版本的老专家，是清代苏州著名藏书家顾氏秀野草堂的后裔。二十多年前就刊行了“明代版本图录”的，我过去在图书馆里也曾看见过他。我想，在当时，他应该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反动学术权威”，可是竟被弄来参加审定编目的工作了。那细节，我自然也没有打听。
我的工作是编目，但只是一些被认为够不上善本资格的书才由我来处理。专家们自己动手的对象当然是不同的。我按照常规努力地编着，记下了书名，版本，册数，编成一种不折不扣的书帐。但到第三天上，头头来训斥了，说我在搞繁琐哲学，要我更加紧、简化地编。我想，单是杜诗，我就有十多种不同的刻本、抄本，用简化法怎么能行呢？但这样的“繁琐哲学”头头怕是不要听的，解释起来又太费口舌，因此什么也不说。这样，我自己只负责编了极小部分的目录。到了第五天，头头下令了，我还是回到干校去当小工。以后那些白纸黑字的事物的命运，就一些都不知道了。
这以后一晃就是五六年。说一些消息都没有也并不准确。曾经有好几次得到朋友通知，“写作班”里出现了我的藏书；图书馆里也有我的目录书在任人翻阅；甚至有些人从不知什么地方弄到许多画册在看，上面也有我的签名。这也是我的一种坏脾气，买到一本书，随手要写上自己的名字或题跋，有时还要铃印。因此也就成了这些消息提供者的依据。当时，听了这些消息，我也只是“一笑置之”。并不是真的看破了“红尘”，只是觉得愁眉苦脸或痛哭流涕都并不雅观也于事无补，还不如淡然处之的好。这也是我的一种坏脾气，二十多年前，一位头头就曾指出我这是“强颜欢笑”，自然就是不认识错误罪行的表现，因而给了我加重的处罚。
一直到1978 年的年末，我才又去拜访了顾起潜先生。从他那里得到的消息是令人鼓舞的。他告诉我，我的藏书中间的线装书部分，都很好地保存在图书馆里，没有什么散失。同时因得到他的照顾，有些残破的书册，还修补装订过。只要等政策确定、发布，立即就可以发还。
此外，我还在另外的地方看到了顾先生手制的我的藏书中间属于“二类书”的一份详目，并奉命照抄了三份。我还好奇地打听过，怎样的书才算是“一类”呢？回答是并没有。我想，那大概是指宋板元抄之类的国宝吧。
我的几本破书够不上“国宝”的资格自然用不着多说，但对我却是珍贵的。因为它们被辛苦地买来，读过，记下札记，写成文字，形成了研究构思的脉络。总之，是今后工作的重要依据。没有了它，就只能束手叹气，什么事都干不成。
一年以来，也曾为此奔走过许多回，遇见过各种人物，经过的细节不想在这里细说了，总之是没有什么结果。人们的论调、手法，也都是极平常的，我们大家都非常熟习。如实写下，就难免要犯“公式化”的错误。在这里，我只想以一个遭受“四人帮”无情掠夺的受害者的身份提出一点卑微的愿望。
何妨让我有条件继续工作下去呢？何妨落实党的政策使物归原主呢？今天，我能说出这些平庸的看法（在大批“资产阶级法权”的日子里，这就不只是“嚣张”而是“反革命谬论”）是不容易的，很需要一些勇气。因为想到古人祭书的故事，牵连讲了这许多废话，连我自己也觉得不免过于饶舌了。
1980年1月15日
再谈禁书
在《谈禁书》里讲了一点有关禁书的故事，意有未尽，想来补充一下。
其实哪里说得上“未尽”，简直是差得远，真的不过只是碰到了一点皮毛而已。即以禁书的性质而论，曾经碰到的一点是属于政治性一类的，此外还有另一个大宗则是属于“道德性”的。例如一般所说的淫书、猥亵书、色情书、黄色书……就都是。这最后一个名词是十年前才时髦起来的，是集大成的，意义更为“广泛”、“深刻”的一个专用词。就连过去最正统的道学家听了也会为之吃惊，好像世道人心之“古”，再也没有逾于此日者矣。我至今也还弄不清楚那真切的定义，除了几本确凿无疑的正经书之外，简直就不敢保险哪一本不是“黄色书”。
我还曾经表示过，我是赞成读书没有禁区的。我想，如果要受到质问，极可能出现的问题将是，是否对“黄色书”也主张不设禁区呢？甚至是，是否主张公开发行《金瓶梅》呢？这不是过虑，我想不少同志是必然会有此一问的。我想，我的回答依旧只能还是那样，当然，我也曾说过，“一时实行起来并不那么容易”。早已安下了必要的“伏笔”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迹近“离经叛道”的坚定信念，这就不能不追溯到四十多年以前，当我还在中学里读书时从报上看到的一条消息。那是报导新上台的希特勒在德国的“政绩”的，详细内容已经说不清楚，但那要点倒是记得的。那时在纳粹党的鼓动之下，德国的一些大学生捣毁了一位德国著名科学家和教授创立的一间图书馆，把所有的藏书（自然是“黄色书”）都搬到柏林大学，定期焚毁，同时还大声唱歌，那歌词因为是译成古诗形式的，因此到今还约略记得，他们唱道，“日耳曼妇女兮，今已得到保护兮。”
在当时一个中学生的头脑里，这消息确是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大学生烧图书馆，一也；烧了“黄色书”女性就得到了保护，二也。这疑团一直维持了很久，后来总算逐渐明白了一点，但最后的恍然大悟，是在过了四十多年，“前中学生”看到了在林彪、“四人帮”恶意煽动之下的一些“今中学、大学生”们的烧书“壮举”之后。论规模、论气魄，都远非当日的纳粹希公所能望其项背，这就是直到今天我依旧敢于坚持自己的看法的一个重要的根据。
照例要讲一点自己的经验。可惜的是这种经验并不多，因此发言权也就很有限了。记得也已是三十多年前了，商务印书馆新出版了据明刻本排印的“古今小说”，买来看了，其中有些篇中出现了一些□□，虽然数量不多，但读了究竟不免气闷，就写了一封信给张菊生先生。张先生当时是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年纪也有八十多岁了。但第三四天就收到了他一封亲笔回信，作了详细的答复，还请馆员把缺文抄下来附给我。这就使我对这位“戊戌”一役仅存的老新党非常佩服。已经近九十的高龄，又是德高望重的学者，但头脑并不冬烘，也不道貌岸然，依旧恪守着一位版本学家的好品质。比起另外一些年纪不比他大，但患得患失，说话荒唐，举止失态的老人来实在是好得远了。
1950 年初，我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无事闲逛琉璃厂，在一家书店买到一小册抄本《痴婆子传》。这是我买的第一册黄色古书。抄本并不旧，只是书坊制造的假古董。但却使我看到了一种久闻其名的“名作”，长了见识。
后来到清华园去访问钱默存教授，谈起此事，被他大大地取笑了一通。后来还写了一联诗相赠，那上联就是“遍求善本痴婆子”。又过了几天，我到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去看书。在办公室里看到穿了大衣索索地坐在那里的向觉明。承他的好意，允许我到书库里去随意阅览。在这里，不但翻阅了李氏木犀轩旧藏的许多宋版明抄、顾批黄跋，后来竟又闯入了“不登大雅之堂”文库。这是北大故马隅卿教授的遗藏。大约有两间房间，深绿漆的钢书架上满满地放着线装书，其中有许多就是这类该死的东西。没有好久，门外有人探头进来问讯，原来是来参观的一队中学女生。她们大约以为我是图书馆的管理员，问我这间书库藏书的特点。这真使我大吃一惊，立即颇为粗暴地采取了挡驾的措施。回想起来，当时我的举止神情，就俨然是一位标准的卫道的道学家。
提起马隅卿（廉），现在知道的人恐怕不太多了。他是五四运动前后就在北大工作的一位著名的小说戏曲研究者。喜欢并努力收藏着这方面的书籍。他的书斋取名为“不登大雅之堂”，用意也在此。要收集旧小说，就必不可免地要包括了黄色小说，也许这倒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真义。当然，正人君子看了是要摇头的，后来马隅卿因为中风，死在讲台上了，有人就说这是他收藏这类坏书的“报应”。
那天我随意翻阅了大量的这种坏书，收获真是非常巨大。在旧日记里，还记下了所见的部分书名，现在就抄在这里：《迷吏》、《奇缘记》、《蕉叶帕》、《花阵奇》、《比目鱼》、《桃花影》、《定情人》、《醉春风》、《牡丹奇缘》、《觅莲记》、《意外缘》、《归莲梦》、《杏花天》、《绣屏缘》、《警寤钟》、《催晓梦》、《双缘快史》、《如意君传》……我当然并未一一通读，只是凭着作编辑的经验，少少一翻就明白了这些完全是用“三突出”的方法生产出来的标准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那些“英雄人物”，都是非常“高大”并“完美无缺”的。他们的本领也真大，譬如常人一顿能吃四五碗饭就已了不起了，这些“英雄”就有吃一百几十碗那样的“天才”。依此类推，这些一眼就能看出是极端虚假的捏造，无论作者反复声说是如何美妙、快活、圆满也都是完全无效的了。当时读后的感觉也完全不是“味如嚼蜡”所能形容的。我想，我后来没有变为一位黄色书收藏家，主要要归功于那一次的见识了这许多“样板”。我又想，这些书之所以变为“珍本”、“秘本”、“孤本”，并非由于历代皇帝以至“道德家”们的努力禁毁，而是事物本身判了自己的“死刑”，正如前些年的“样板戏”、“样板小说”……一样。历史是真正无情的，这里又有了一个例证。因此至今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仍旧不能忘情于“样板”，一部《红楼梦》里据说有几十条（？）人命，在“样板戏”……背后又有多少条人命呢？人民群众之所以热烈欢迎近三年来涌现的大量优秀小说、话剧……那原因又是什么呢？人们终于不能不得到这样的结论，想要真正打倒一种事物，只靠口号、声明、命令……是无效或收效甚微的，最聪明的办法莫如让它表演，彻底地公开地表演，请它自己打倒它自己。
顺便说说，在已出版的北大书目和“西谛书目”以及其他图书馆的目录里，都是把这些宝贝驱逐出境了的。这种作法并不一定妥当。出借可以慎重，但名目却应该保留。就如前面开列的一大堆书名，我大胆地抄了下来，因为这许多原已早见于公开的出版物，如1958 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里就收了清代官员“销毁淫书目单”等文件，那里就有着更为繁多的记载，使我们知道曾经有过这许多名目，也是不为无益的。
我还曾被邀到“碧蕖馆”去看过书。惜华非常好客，事先作了准备，找出来准备给我见识的“秘本”也有数十百种。不过因为有了在“平妖堂”（也是马隅卿的斋名）里的经验，对这些专讲“妖精打架”的故事丧失了兴趣，因此不但没有细看，连名目也不曾抄。后来听说这些宝贝一鼓脑儿都被那个“顾问”抢了去了，不知道现在还无恙否？著名的明刻《素娥编》也是那次在惜华家里看到的。书前有许多幅版画，人物长大，但图绘和雕版却不精，比起同时看到的一套“风流绝畅图”的照片来差得远了。这图是明代万历中刻本，还是彩印的，现藏日本。从版画史的角度看，是重要的作品。此外，也可以使我们知道，明代末叶社会上弥漫着的是怎样的一种风气。这样的文字和绘画，就是那么大量地、公开地刻印发卖着。人们一些都不以为怪，就好像火山爆发之前的庞贝古城里的情景一样。
如果要问这些该死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处？我想这就可以算作一条。我们平常看历史书，遇到讲起一个朝代到了没落衰亡前夕时，往往只能碰见一些原则性的义正辞严的分析批判，而且无论哪个朝代都几乎完全一样。结果只能得到一些虽然正确但却模糊的概念。在这种场合，这些宝贝实物就能给我们一点小小的帮助。
我的知识浅薄得很，见闻也不广。此外曾经见过的这类古书，除了影印的《金瓶梅词话》以外，就只有叶德辉所刻的《双梅景闇丛书》、排印的《宋人话本两种》等。丛书里所收几乎全是道士的胡说八道。我还买到过一厚本棉纸黑格抄的药方，是明代正嘉之际“卧云山房”抄本。从中居然发现了许多西门庆之流曾经使用过的配方，可见小说里所写也并非全是子虚乌有。还有就是从阿英同志的《小说闲谈》之类著作中，得到过一点零碎的知识。外国文献，同样也知道得极少。在印度，我曾买到过一本Nefza-oni 所作的《香园》（Perfumed Garden），是16 世纪阿拉伯著名的古典作品。印度这类书还多得很，买不胜买，只得了这一册。此外，就是Havelock Ellis 的七卷两大本性心理学。这也是名著，在外国也曾是禁书，后来作为医学院学生的读本，公开发售了。无论是古典文学还是学术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读物，给了我很多知识。我知道外国的道学家也并不比中国少。有一位著名的研究这种学问的学者死后，他的妻子就将他的全部手稿都烧掉了，认为只有这样做才算是尽了一个合格妻子的天然职责。像莎士比亚，也曾被斥责为“猥亵作家”。更不必提左拉和劳仑斯了。还曾有人作过规定，以尾巴骨为中心，画一个尺半左右的圆圈，禁止谈论圈内的一切东西，只赦免了胃。这样的事，我们也应该知道一点。于是对许多奇怪的议论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外国也有的！”
没有什么人会来主张无原则地开放诲淫诲盗的坏书，我想这一点是可以放心的。看来现在问题所在倒是我们应该有怎样一种精神状态。是应该解放思想向前看，努力打破一切束缚人民思想的旧框框，日益进步呢？还是抱残守缺地向后看，拚命维护今天看来已是奇谈怪论的“道德规范”，以至胆战心惊、不知所措呢？
至今也还是有不少同志把一切上层建筑的力量看得过于不可思议了。一有风吹草动，就向这里来找原因。小孩学坏了，是看了外国影片的结果。不能说没有关系，但只有这是唯一的原因么？思想混乱，是讨论引起的恶果，好像只要大家闭起嘴来，思想就会自然而然地趋于一致与纯正了似的。这样看问题的同志把我们的人民和青年到底放到怎样的位置上去了呢？他们又是怎样看待经济这个基础的呢？我们学习了很久的唯物史观怎么一下子都忘记了呢？
1980年2月21日
《鸣凤记》
最近在“俞振飞演出生活60 年”的纪念活动里，幸运地看到周传瑛、张娴两同志演出的《写本》。这是《鸣凤记》里的一折，是写杨椒山（继盛）
的故事的。演出给人带来很大的震动。不久前我写过一篇小文章，谈到心有余悸，引用了一个老故事，说明这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现象。看了《写本》，就进一步知道，不只在笔记小说里记有这类事，在几百年前的舞台上也早已存在着逼真而痛切的深刻描写了。同时这里写的还是真人真事，艺术夸张自然有，却并不多。这就使今天的观众在欣赏号称我国现存最古老剧种的演出时，感受到并不比描写当前现实的戏剧稍逊的震撼。真正的艺术品，正确反映了时代真实的艺术品，那生命力必然是长久的。只要类似（有时还几乎是全同）的社会现象没有完全消失，它的生命力就不会减退。即使有朝一日人们都已在非常理想、完美的社会里生活，我相信，它的艺术魅力也将依旧存在。
我又想，长久以来，人们对昆曲有着一种并不准确的印象（或偏见），以为这只不过是一种旧时代士大夫欣赏的红氍毹上浅斟低唱的玩意儿。什么《游园》、《惊梦》、《酬简》、《偷诗》，都是“无病呻吟”的事物。其实这是一种误会。《游园》、《惊梦》所反映的也并不只是简单的儿女私情，且不去说；就是酣畅淋漓地暴露了李隆基荒淫无耻的《小宴》，下面不就紧接着来了《惊变》么？一阵“渔阳鼙鼓”，立即惊醒了他们的好梦，紧接着就是马嵬的《埋玉》了。细想一下，除了大量随生随灭质量低劣的剧本，至今仍然流传（可惜多半只在案头，不在场上了）下来的作品，绝大部分是非常勇敢的“干预生活”的戏文。
看戏回来就找出《鸣凤记》来看，是收入《古本戏曲丛刊》中的汲古阁本，可惜未能看到藏在北京图书馆里的万历读书坊的刻本，我想那应该是更接近于原来面貌的。
《写本》就是原书第十四出的《灯前修本》。这与今天的舞台本是有些不同的，也不清楚那演变的过程。
我又找到了一本破烂的《李卓吾评选杨椒山》，还是万历或少后所刻。
看那名目，就知道这是一种坊本，极可能是嫁名于“卓吾老子”的，因为他是当时著名的选家和批评家。这书收有诗集、文集、奏疏和自撰的年谱等。
卷首大题下属“吴山俞允谐汝钦正”。这才是真正的编辑，也从而知道这是杭州书坊刊印的一种供一般读者阅读的小册子。这是颇值得注意的。这本书出版时距离杨椒山就义已经五六十年了，但出版家还感到有重新编印的需要。这是很可以说明杨椒山及其业绩历久不衰的影响和广大读者的心理的。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见于旧记的传说，使我们知道直到明末，《鸣凤记》一直是一出演唱不衰的保留剧目。严东楼的家优兼内宠，在严家父子事败之后，还常应邀在《鸣风记》中扮演严东楼。侯方域作《马伶传》，记明末南京有两家著名戏班还曾以《鸣凤记》打对台。“华林部”扮演严嵩的马伶演出失败，“易衣遁”，失踪三年，后来又在安徽大商人的宴席上突然出现，要求遍请旧时的观客看他重演《鸣凤记》，结果是三年前扮演严嵩的胜利者、“李伶忽失声，匍匐前称弟子”。原来马伶在这段日子里在北京当了三年现任相国的门卒。“日侍相国于朝房，察其举止，聆其语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为师也。”这位马伶自述深入生活的正确态度，是大可佩服的，他深深懂得只有生活才是艺术唯一源泉的道理。尤可佩服的是他挑选生活原型的方法与眼光。“我闻今相国某者，严相国俦也。”到了封建时代的后期，腐朽透顶的剥削机器总是无可救药，一个严嵩垮了台，他的“俦类”却依然在，这情形，马伶明白，当时的老百姓也都明白。
这就是《鸣凤记》终明一代始终传唱不衰的根本原因。
《明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容城椒山杨继盛自著年谱》是很可贵的一件历史记录。这是杨继盛杀头之前在狱中完稿的，《年谱》的最后一句是：“凡此皆据匣床书也。”这是一篇正气凛然，浸满血泪的文字。
（嘉靖）“辛亥（一五五一）年三十六岁……赴京考满，投文日即升兵部车驾司员外。予虽不才，然素妄以天下事为己任，况此时虏患最急，又官居兵部，忐欲身亲兵事，扫除胡雾。岂意一入兵部之后，见其上下所行，俱支吾常套，不得着实干事。”这时，正碰上了马市的争议。
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寇大同，又攻古北口，取道通州，威胁着当时已经成为国防前线的北京。明朝自成祖以来保卫京城的兵备体制这时已几乎完全废弛，兵部尚书丁汝夔点查结果只剩下五六万残兵。率兵勤王的咸宁侯仇鸾不敢开战，派人和俺答议和，一切条件都可以答应，只要不来攻城。后面策划主使的严嵩拒绝了兵部尚书请战的要求，等俺答饱掠以后退出长城，却把丁汝夔作为替罪羊，由明世宗杀掉、“振作纲纪”了。第二年大将军仇鸾又不敢开战，坚主开马市以羁縻俺答，那就是每年用若干币帛粮食，换取一批无用的马匹，还美其名曰进贡。杨继盛坚决反对马市，结果是：“下八臣会议……此时鸾之宠势甚盛，而诸老亦无有实心干天下事者……虽徐公（阶）亦中慑之，不敢异。会议本上，遂下予锦衣狱，拶一拶，敲一百敲，夹一夹。后命下，降予陕西临洮府狄道县典史。”
嘉靖三十一年，明世宗忽然罢了马市，收了仇鸾的大将军印，中国与鞑靼之间又恢复了战争态势。杨继盛也在半年之中，四次升迁，被任命为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杨继盛说：先是，得刑部报，即图归家，以敕命事焚黄祭先父母，期告病不出。
及得兵部报，则翻然思曰：“一岁四迁其官，朝廷之恩厚矣，尚何以有身为哉。”舟中秉烛静坐至四鼓，妻问其故。予曰：“荷国厚恩，欲思舍身图报，无下手得力处。”妻曰：“奸臣严阁老在位，岂容直言报国邪？当此之时，只不做官可也。”予闻其言，乃知所以报国之本……遂欲因元旦日食，奏劾大学士严嵩。稿成，恐过家则人事缠绕，或不能元旦抵京，乃由别路，于十二月十二日到京，十八日到任。
他终于在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一五五三）正月十八日，递上了本章，第三天就得到了预料必然得到的后果。
上面抄的这一节，应该就是《鸣凤记·写本》一折的本事。焦循《剧说》有一条说：
《弇州史料》中杨忠愍公传略与传奇不合。相传《鸣凤》传奇，弇州门人作。惟“法场”一折，是弇州自填词。初成时，命优人演之，邀县令同观，令变色起谢，欲亟去。弇州徐出邸抄示之曰，“嵩父子已败矣。”乃终宴。这故事也很有意思。那位县令不用说是心有大悸的人物，他的情报工作也做得很差，看了邸抄以后，虽然勉强终席，但不待说肯定是心有余悸的。
《鸣凤记》一般都认为是王世贞或他的门客所作，这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李卓吾评选杨椒山》卷四，首列“杨忠愍公行状”，就是“同年生吴郡王世贞谨撰”的。他们是同年，又是志趣相同的好友。曲本填词也确是文彩斐然，还喜欢掉弄书袋，处处都显示了弇州山人的特色。原本写杨继盛灯下修本，先上小鬼，“隐灯下，作叫介”，继盛说，“我晓得了，是我祖宗的亡灵，恐有祸临，教我不要上这本了”。这鬼不听劝说，最后还现了形，扑灭了灯。然后张夫人才持烛上场。
今天的演出本则是先上张夫人，她在等候继盛，又提出同饮数盅庆祝复官之喜。继盛却紧张地在灯下修本迟迟不去。张夫人知道修的是参劾严嵩的奏疏，就婉转劝阻，不听，才假扮被迫害死去的杨母亡灵，扑灭了灯，最后被继盛发现，接下去则是夫妻之间的一场辩论。张夫人的理由是：“妾闻皋夔稷契，优游无事，谓之良臣；龙逢比干，因谏而亡，谓之忠臣。妾愿相公为良臣，不愿相公为忠臣。”“况相公职非谏官，事在得已。纵然要作忠臣，养其身以有待如何？”最后还分析了严嵩的“宠固君心，贿通内监”，劝他“投鼠必忌其器”，这许多都不能使继盛回心转意。周传瑛同志演到这里，说道，“夫人，你是明白事理的，”接下去脸一板，说明再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我看这是改得好的。不只是避开了一个真的鬼魂，同时作为一个独立演出的单析，情节交待也更清晰、完整。这一场，无论原本或改本，都尽力从正面刻画了采取重大政治决策之前尖锐的思想斗争，写出了舍身捍卫正义的正面人物形象，而一切都是真实、可信的，是许多生活在今天的人曾经普遍有过的经验。演出在今天依旧有非凡感人的力，那原因也正在此。
中国戏曲从来就有着非常鲜明的反映现实斗争的传统，这当燃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传统。元曲如此，明人传奇也如此。特别是当明代后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民族矛盾也更加突出时更是如此。借古喻今的作品出现了，再后来，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现代戏”也大量出现了。像《鸣凤记》这样的作品正是不折不扣的“现代戏”。它创作于这场尖锐政治斗争尚未全部结束之前，初演于严氏父子刚刚垮台之日。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当日万人争看、经久不衰的热烈情景。我们今天看到的穿了明代衣冠的演出，在当时也正是一种“时装戏”。
这以后，反映与魏忠贤斗争的剧本大量出现了。如《鸣冤》、《磨忠》、《请剑》、《喜逢春》、《广爱书》、《秦宫镜》诸记都是。我们还从旧记中知道，当时在每次大的政治斗争之后，反映这斗争的剧作总是大量出现的。
当然这中间有些是粗糙的甚至是“赶任务”的作品，但这不也正好说明人民群众强烈的政治感情和对戏剧的要求么？
像写海瑞故事的《十五贯》和《朝阳凤》、谴责严嵩父子的《冰山记》和《一捧雪》，都是在这前后出现的“现代戏”。袁于令作《瑞玉》传奇，是写逆珰魏忠贤徒党毛一鹭和织造太监构陷周顺昌故事的。也是赶写赶排，随即上演。上演之前，还缺太监的一段引子。袁于令赶来看戏，要过笔来就填了一阙“卜算子”：局势趋东厂，人面翻新样。织造频添一段忙，待织造迷天网。
这是很尖锐的讽刺。毛一鹭听到消息，托人带了“厚币”来说情，袁于令就把一鹭的名字改作了“春锄”。（《剧说》）看来当日这些文士不但没有什么顾忌，甚至还要敲一点竹杠。这对我们理解少后出现的著名“现代戏”
《桃花扇》中所写名士与阮大铖的种种关系，也是有帮助的。
借名影射、作为政治斗争手段的剧本也出现了。有一本已经失传的《绿牡丹》传奇（不是粲花轩五种的那一本），据张秋水《冬青馆集》，说是“吾乡温氏启衅于复社之原”。其中的角色各有所指，如复社张天如、周介生和王玄趾、陈章侯等。“大致如《风筝误》、《燕子笺》，亦明季文字风气所趋。而语语讥切社长，极嬉笑怒骂之致。宜愧庵当日按试，械时相阍人，究及书肆贾友，而毁板厉禁之。”这剧本据说是买雇了剧作家写出的。张秋水说，“如以为三百年国社所关，则一茎草现丈六金身，又焉得以宋元杂爨少之。”这话说得不错，他是看出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也能认识到戏剧的作用的。
清初著名的剧作家苏门啸侣李玉写过一本《清忠谱》传奇，在戏剧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不只写了魏阉与清流的激烈斗争，更可贵的是反映了苏州以纺织工人为主体的市民暴动，后来一直演唱不衰的《五人义》就是本于此剧。此书的顺治原刻本前面，有吴伟业的一篇序文，后来刻《梅村集》时删去了。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字，简直可以说是一篇东林、复社的政治宣言，也是他们对晚明历史的一份政治总结。难怪易代之后，梅村不敢在集子中保留这篇著作。按照封建社会的习惯，戏曲不过是“小道”，是“倡优”
之流的玩意儿，士大夫偶然高兴填词，也只肯属一个笔名。像《清忠谱》的直书剧作家姓氏，并冠以大字的“梅村吴伟业题”序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吴梅村的政治观点，在今天看来，当然有许多根本性的谬误，不过他指出了朱明一代宦官（以魏忠贤时期为代表）的罪恶，他说：上自宰辅禁近，下及省会重臣，非阉私人，莫参要选。时倾险之士思逞志于正直者，亦愿为之爪牙，供其走噬，甚至自负阿父养子而不惜，而东林之难作矣。故自辛酉至丁卯七年之中，在朝诸贤，无不遭其坑戮，而国家之气以不振。
这些话说得却相当深刻，今天读来，也还觉得新鲜。吴梅村还称赞了民变的义士：“事闻。诏捕首乱，颜佩韦等五人，毅然诣官府，自列赴死，无改容。”
又说，“逆案既布，以公（指周顺昌）事填词传奇者凡数家，李子玄玉所作《清忠谱》最晚出……而事俱按实，其言亦雅驯。虽云填词，目之信史可也。”这一段话，指出了当逆案公布以后，立即出现了反映这一政治斗争的多种剧作，直到二十多年以后，还有人进行再创作。这许多都是按照历史真实写出的现代戏。李玉虽然是有名的剧作家，但在当时的文坛上并没有什么地位。吴梅村说他“言亦雅驯”，是带有一些居高临下的奖掖之意的。不过他肯出面写这一篇序，也是不容易的。这也反映了当时文化阵地出现的统一战线的一个侧面。
1980年4月21日
残本·复本
大部书，因为种种原因，不完整了，只剩下几本或孤零零的一册，这就成了残本。在线装书中这情况尤其容易出现。除了单本书之外，即使是小部头的也大抵有两本、四本或六本，因而极易拖散。过去的藏书家和书坊店，都很看不起残本，认为这是不值得收藏的，价钱因此也定得便宜。我开始买书，所得就往往是残本，后来也一直采取着这种人弃我取的策略。
试去翻翻过去的藏书目录，时代愈早，所记的残本就愈少。似乎到了明代的内阁书目，才大量出现了残本。不过那是帐簿一类的东西，是向皇帝报帐的，性质不同。到了毛子晋的秘本书目，才偶有残本出现，不过大抵是绝无仅有的宝书。黄丕烈的“百宋一廛”中所著录的宋版书，就有许多是不全的；到了30 年代的《宝礼堂宋本书目》，则绝大部分都是残本。并不是藏书家们忽然思想解放，而是宋版书日渐稀少下去的原故。除了宋元以外，明刻的残本他们还是不屑一顾的。到了解放后编印的一些书目，如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的，才不计钞刻、不论时代地著录了大量的残本，这当然是一种进步，是读书界实事求是作风有了长足进展的标识。
经过十年浩劫，旧书剩下来的不是很多了。除了彻底消灭不留痕迹者以外，残存下来的残本是大量的。它们大抵被堆集在仓库这样的地方，保管的条件有些也很不理想，听说发霉变质的情况也不是个别的。这是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的。应该组织足够的人力，抓紧抢救。首先防止仅存的书籍进一步毁灭；然后再来进行整理编目。必须彻底打破旧时代藏书家心中的“完缺之见”，重视残本、保护残本。把一切有历史文献价值的书籍保存下来。不这样做，不积极抢救，那在客观上似乎就是在继承着林彪、“四人帮”未竟的“事业”，这可有多么荒谬！
前些时到富春江上去了一次。经过桐庐时承有关同志的好意参观了县文化馆。他们还珍重保存着一些线装书，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是贫乏的。
我翻检了一过，明刻本和旧写本也不过只有几种，其中有的就是残本，是明代晚期浙江作者的诗集，颇罕见的名目。像这样的残本，极可能同时也就是孤本，当然是应该保存下来的。他们仅有的一部地方志是乾隆刻本的《桐庐县志》。这部书可帮了他们的大忙。他们正在修复桐君山和钓台，都从这书得到了极有用的参考资料。最近新发掘出来的游览胜地“瑶林仙境”，是明初诗人徐方舟（舫）曾经游览过的地方，但徐舫的诗集和事迹却知道得很少。
他们想恢复钓台被毁的碑碣。县里本来保存得颇完整的钓台碑石的拓片，在前些年被当作“四旧”一股脑儿烧掉了。我有一本《选刻钓台集》，原四卷，现在只剩下了前二卷，也是残本。不过残佚的只是历代名人的题诗，“碑记”、“论”、“辨”……等却完全保存了下来。前面有“上章摄提格”（庚寅，即顺治七年，公元一六五○年）钱谦益的大字序。请钱牧斋来作这书的序文，实在不大合适，他只得说，“尘容俗状，靦然挂名于斯集，贻逸民遗民之羞，亦所不暇计也。”倒还是比较坦率的。
50 年代们期，在北京琉璃厂、隆福寺的许多书坊里，都还藏75 有大量的残本。像来薰阁、修绠堂这些书铺，大抵都在后进的许多间屋子里满满地藏着残本。1950 年1 月，我在来薰阁买到的《平海图》就是很有趣的一本书。
这是一本被老鼠咬掉了下半的残册。前面有两通大字序，撰人姓名都啮掉了。下面就是“图”，版心上面题“平海图”三字。开始是六页“北至莺游门，南至普陀山沿海地形图”。整幅都是大海波涛，中间点缀着山峦、岛屿、城池，都标着名目。再下面就是27 开好像连环画似的版画。在每幅的左上方都写着“标目”。例如“贼髻王四等淮河谋抢漕船”（一）：“三月二十九日贼犯新开河王百度死难”（五）：“苏松道程请抚院方略”（八）；“抚院黄移镇江阴出师”（九）：“四月二十二日高家嘴官兵大捷”（十二）；“擒获张海山报功”（十四）：“五月念六日北洋新港烧盗船六十二只”（十七）：“苏松道程移驻金山抚贼”（廿三）：“洞庭山计擒髻王四”（廿六）
等等，可以看出这是按了时间顺序采用大事记形式记下了这次镇压活动的全过程，前后大约三个月。这是非常精细的版画，可以与晚明最好的版画相比而毫无逊色。更可贵的是，它不同于一般戏曲小说的插图，是写实的作品。
其中描绘海战、会议、行刑等大场面的画幅，往往人物多至数十百人，也都工整细致，绝不潦草。从中可以得知明末的战船形制、人物衣冠、礼节仪制、战斗实况、旗帜器械、枭斩场面等等，这对了解真实历史事件面貌都是可靠的资料。这里所详细描画的一切与今天我们在戏曲舞台上所见大致是一致的，从而可以证明今天我们所说的古装戏，在明代，则正是时装戏。而明人在搬演更古的历史题材时，也大胆地运用了时式衣饰，并不事事遵古。
得到这残本以后五年，又偶然从苏州旧书肆里得到这图的残页12 幅，虽然也有破损，到底是较完整的全幅，就重装在一起。此外，不曾见到过第二本。
偶然读王重民记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见我国善本书的文章，知道有“《壬午平海记》二卷，活字本”一书。猜想可能就是同一部书，这一册序和图，因为残损，却幸运地留在国内了。
关于这历史事件的记载，却只在谈迁的《国榷》中有简略的几行。那是在崇祯十五年的三月，“盗犯太仓新开河，杀把总王百度”，同年六月庚戌又记：“崇明盗平，兵道程恂（当作峋）散其党二千余人，籍其兵四百四十人。”
关于此书，谢国桢据《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著录于《晚明史籍考》中。书录则又据《永丰县志》转录程峋事迹。“峋初名士凤，字垣公。童试时知县瞿式耜大奇之。登崇祯甲戌进士，为部郎，升镇江守，有治声。报最。擢苏松兵备道，迁江南督粮道。闻闯贼陷京师，吐血盈斗，死而复苏。值留都裁督粮道缺，奉亲入粤，升惠潮巡抚。寻遇刺。”“峋官苏松兵备道时曾剿平海■，此即当时往来书札及檄揭也。”
彭士望在《耻恭堂诗》自序中记他在崇祯庚辰在镇江曾受到程峋的接待，作诗说，“此邦妙山水，主人逢李邕。”彭士望后来还记下了程峋的死事，列入“王事兵乱死”的项目中。
封建时代的作者，根据当时的政治立场和道德准则，把程峋写成了一个“高大”的形象，这是不足怪的。不过，我又在明遗民徐树丕的笔记《识小录》中看到有关程峋的另一则“逸事”：兵备程峋者，永丰人。其在京师，与窠妇杜氏有情。此妇后嫁吾苏缙绅彭某。彭痴蠢人也。娶时为一武弁主婚，武弁认为妹故也。甲申春，武弁来吴，至彭家，与妹坐谈间，兵道适至。虽避屏后而以目送情，种种慕恋。程遂寄柬送之。中称“水丰人顿首”及“可怜相思救命”请话，贿彭仆妇诸人以达。杜作回书，仍用官封。而衙门人不晓其故，遂直致。
进时程方与粮道庄者对坐。庄见官封，意紧急事，促程启封。程亦叵测。
才启而红汗巾角露矣。上有诗八句并情语。程不能隐，面发赤。遂对庄答来人六十。乡绅者闻之，遂一一根究。知此事起于程，乃大张告示于关庙前，欲同程诅于神，一时哄传，笑破吴人之口。程虽强辩，究竟以此去官。
这记事实在太生动了。看来不可能是假造的。这件公案就发生在明亡的甲申年，也正是程峋得意地镇压了农民起义并编印了纪功的小册子之后。什么吐血盈斗、死去活来，八成是十足的鬼话。他是被苏州的士绅贴大字报赶走的，并非为了粮道缺的被裁。这故事好像颇为捻熟，似乎曾经写入过什么戏文里。那情节也实在很妙，比“玉堂春”的“会审”还要来得奇突。程峋寄给情人的信虽然只剩下了片言只语，也不愧为300 年前“古情书”的好例。
从这里我们更可以明了过去正经书里的官话都是很靠不住的，而野史则往往比较真实。程峋后来怎样死去，不详。但只要纳入“王事”一类，就可以算作好人了。当然这也是靠不大住的。过去晚明史册中常常有一大堆“殉难”、“殉节”的名单，情况非常复杂，真实性更是值得怀疑，需要清醒地对待。
即使如此，这一本《平海图》也还是有价值的。被程峋镇压了的“海盗”，是一支很了不起的农民起义武装。他们抢了漕船和福山营的哨船、刘河的营船，杀掉了哨官、把总，惊动了抚院、总镇、参将等文武大员，被官军在北洋新港一次烧掉的“盗船”就有62 只，可见这不是一支微弱的力量。这就不能不使人们想起清初纵横海上的张煌言、郑成功的水师，看来他们之间是有着一定的关涉的。
我举这个例子说明残本值得重视。下面想顺带谈到复本。这也是不应忽视的。
周密的《绝妙好词》，是宋人著名的诗余选本，现在已经算不得什么“秘籍”了。但在清初，却是湮没了好几百年、许多人想看也看不到的东西。第一个把它介绍给读书界的是和朱彝尊一起编选《词综》的嘉善人柯崇朴。他所根据的底本是常熟著名藏书家钱曾家的抄本。崇朴序中说，“余从子煜为钱氏族婿，因得假归”。这是此书清代的第一刻，时在康熙乙丑。
得到这原刻之后，我又买到另一个吴枚庵的批本，底本也就是柯本，不过印本较后了，面貌也有所改动。那变动是，一、抽掉了柯崇朴的大字序；二、武唐柯煜序的最末一行“康熙乙丑端阳日”也被删掉了；三、原刻卷首大题下“小幔亭重订”五字被挖改为”清吟堂重订”；四、卷首大题第二行原作“弁阳老人辑”五字，在“老人”下添刻“周密”二字；五、书前新增“康熙戊寅夏五”高士奇序一通。经过这样的改变，过了13 年，“小慢亭本”
变成了“清吟堂本”，版片还是旧版片，主人却换了。
也许这些细节只是研究版本的人才会发生兴趣的吧。然而不然。这一具体事例提供了一个作伪的标本。买到前人雕椠的版片，改头换面，就算是自己的业绩了。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剽窃行为，不过在“清吟堂主人”高士奇说来，却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他是连皇帝都敢骗的。传说他收藏的法书名画，记入《江村消夏录》的，多数有真伪二本，许多假货后来都入了“内府”。在高士奇看来，掠夺一下柯氏的劳绩，又算得了什么呢？旧书版片易手的事是常见的，比较老实的人，会说明版片源流的大略，也不没原刻书人的名字；比较调皮的就笼统他说一下什么旧版漫漶，重新墨版之类的话，仔细一看，其实还不过是旧版；最无耻而霸道的就是像高士奇的这一手。这些小小的常识，研究版本学的人是应该知道的。在鉴定版刻时代……的过程中，有许多错误就都因此而产生。
《绝妙好词》雍正中还有过项氏所刻一本，写刻精绝。我前后买到二本，第二本是最初印本，原来的扉页尚在，题“群玉书堂”刻。过去以为是“玉渊堂刻”的，现在知道不对了。这都是多收复本才能得到的知识。
聂晋人、曾道扶所纂的《百名家词钞》是清初词人总集中著名的著作。
刻于康熙中，金阊绿荫堂梓。此书我先后买过三部残本，最后才得到叶誉虎旧藏的一部全本，共100 家。但这书是“随到随刻，未及次序”的，所以不能说最后的“全本”就是真正的全本。就我所得残本保留的总目细校，当日所刻，至少也在120 家以上。别出“全本”之外的就还有米汉雯、严曾渠、陆葇、周金然、彭桂、丁瀠、吴岩、徐吴升、侯文耀、沈季友、钱芳标等家。
而吴秉元的作品，“全本”题“摄闲词”，而残本则作“慎庵词”，内容也完全不同。这部《词钞》的价值，不只在于收集了许多没有单刻传世的词人作品，即使已有专集的，内容也大有不同，足资比勘。它所提供的知识，也不只是文学史上的，更多的是政治史、社会史上的。编者收集的原稿有许多都是钞稿本，到后来刻入全集时，往往有删削改动。如有名的词人顾梁汾，他有许多作品都经过仔细的修改，有只存原作一两句的。这种删削、修改，有出于艺术上的考虑，也有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至今还没有研究者注意到这种情况。又如曹寅的《荔轩词》，就有许多不见于《栋亭词钞》和《别集》的。余怀的《秋雪词》，也与《玉琴斋词》不同。萧山来集之是明末清初一位值得注意的作者。他从事过抗清斗争，写过剧本，留下了诗文集。约二十年前我在杭州曾看到过他的一大叠稿本，写在黑格的稿纸上，已经忘记了那名目。他比较著名但传世很少的著作是《倘湖樵书》十二卷。这是一部读书笔记，选集若干内容相近的资料，写入一个专题，有时也发一点议论。后出的《蓉搓蠡说》以及俞理初的《癸已类稿·存稿》等，可能都从他那里受到过影响。30 年前我买到一部原刻，但已较后印了。过了些时，又买到一本“卷一”的残本，却是刻成以后最早的印本。和旧有的一本对读，不禁大吃一惊。
版片无疑是同一版片，但内容和序次大大两样，原刻每卷前的目录第二行的题属是“倘湖樵人来集之元成父著，男燕雯拂云校阅”，后印本则大抵铲去了“男燕委……”的半行，有几卷连来集之的名字也铲去了。原本文中有圈，后印本也没有。有许多篇目见于原本的，后印本削去了。如一条题目“忠义强直之人不死”，后印本就只剩下“忠义强直”四字。卷二“甲申十同年图”
一条，变得有目无文，其他改削之处还很多。来集之是明遗民，书中常记明太祖和明代诸帝事，语意恭谨，遇“上”字必空格。虽然也有的地方奉承着清朝皇帝，但遗民的立场还是很鲜明的。这部书刻成以后一定经受过不少磨难。如果不是偶然得到初印残本，就不会知道中间还有这许多花样。
1980年5月30日
陈圆圆
我最爱读的鲁迅杂文中间，有一篇是“阿金”。回忆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手里什么书都没有了，却意外地还“藏”着一本《且介亭杂文》，破破烂烂的，倒是初版本。记得这是先生逝世后一年左右，我跑到上海四马路的开明书店买来的。这本书前后读了不知道有多少遍了，可是每次一上手，总还是兴味盎然。而且每次总要读一遍“阿金”。后来又忍不住向“硕果仅存”的一两位朋友去推荐。他们不置可否，只是给我一个鬼脸。我想，他们大概都是读过的，不但读过，也许同样读了不只一两遍了。
“阿金”里有一段文字，我一直极佩服，而且这佩服的历史也有了30年以上了。鲁迅先生说：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
鲁迅先生接下去说，不料阿金的出现却动摇了他的“宿信”，使他“连对于人事也从新疑惑起来了”。这是别一个问题。我在这里想说的，只不过是曾经由前面那一节话引出的一些奇怪想法。
我曾想，中国历代的诗人、文士，大抵都是很喜欢对历史人物发表各种意见的。这当然不只是诗人才如此。可惜一般老百姓有的只是口头意见，不曾录音，也自然没有文集流传下来，因此只能由文士们逞强。诗文集中有“史论”和“怀古”这样的门类。遇见历史上的名人，人们大抵总是不肯放过的。
最近我翻过一些诗集，发现几乎每本都多少有一两首钓台诗，说明着他们对严子陵的意见。而早在明代前期，就已有人搜罗了这样的诗文，汇编了一部《钓台集》了。严子陵是“隐士”，人们对他的兴趣尚且如此浓烈，更何况西子、王墙这些赫赫的绝代美人。譬如，在明清之际有关西施的《苧萝志》（还不只一种）就早已编印了，而且有厚厚的四大本。当然也有漏略，关于王昭君的专书就至今还没有人来动手编辑，我想这工作还是值得做的。我们现在要开王昭君讨论会，规模搞得大些也许可以邀请一百来位专家作者吧。
可是好好编一本《青冢集》（姑妄名之），就等于邀请了两千年来不同时代不同观点的人物来开大型座谈会，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成绩将更为可观。
照我想，这样的名单是可以开出一长串来的。
三十多年前住在昆明，无聊得很，也许是偶然记起了鲁迅先生的话吧，忽然想起300 年前一位有名的女人——陈圆圆。她的最终归宿就在昆明。同时起劲地寻访起她的遗迹来，最后还写了一篇杂记。说来可怜，当时手边几乎没有什么参考书，想借也借不到。我知道有人编过一本《畹芬录》的小册子，却是隔了十来年之后才在昆明市上搜到一本。后来又看到了一册《陈圆圆事辑》，“临桂况周颐夔笙辑”。于1931 年由李根源在苏州刊成，后面附83 有李氏的“续辑”一卷。这书收集的资料并不算怎样完备，不过一些有关系的文件，是大致都在的。一晃又是多少年，最近看到《李自成》的作者、小说家姚雪垠的《论＜圆圆曲＞》（《文学遗产》季刊1980 年第一期），立即拜读了。作者下了很大的功夫，对围绕着陈圆圆活动的种种人物、展开的历史事件进行了探索，对历史的真实与评断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一位小说家肯下这样的功夫做研究，首先就是可贵的。因为这是创作的基础与出发点。
记得也是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像这样花了极大气力写成的历史小说，虽然会被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倒是很难组织之作。先生是深知、也说出了此中甘苦的。
除此以外，在我看来，姚文还提出了以下一些问题：历史小说的创作原则：“野史”与小说的分野；史诗与“政治传奇抒情诗”的区别；诗人吴梅村的评价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对大顺农民起义军及其主要领导人的看法，以及由此而来的创作思想、方法问题。这许多，也确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姚文的“结论”说，歌妓陈圆圆是被皇亲田宏遇从苏州买下，带到北京的。不久，田死。吴三桂“闻陈圆圆艳名，派人随吴襄到京，从田府将她买去，送往宁远。她到了宁远后，心情悒郁，又过不惯关外生活，不久病死。”
“大顺军进入北京时她已在宁远早死。关于她被李自成或刘宗敏所得，以及刘宗敏为索她拷掠吴襄，全是胡说。”
这个“结论”与吴梅村的《圆圆曲》、《鹿樵纪闻》及清初的许多记载是全然不同的，不失为崭新的研究成果。研究者的方法是一方面分析批判了旧说的许多矛盾、错误之处；又从正面举出了“有较多参考价值”的史料，加以推论而成。姚文举出的正面史料的钱■的《甲申传信录》，引据的重要章节是：
闯入京师，伪权将军刘宗敏处田宏遇第，闻寿（按：同为田宏遇买来的著名姑苏歌妓）从优人潜遁，而沉（按：即圆圆）先为襄市去，乃袅优人七人而系襄索沅。襄具言遣送宁远，已死。宗敏坚疑不信，故掠襄。
陈圆圆不但早已到了宁远，而且随即死掉。这是在刘宗敏逼索之下，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的招供。“结论”中的主要判断都是据此推论而来的。但最重要的基本内容，刘宗敏的逼索陈沅，则被作者断为“误传”而舍弃了。既然刘宗敏不曾为了陈沅而逼问吴襄，那么吴襄的招供也是“莫须有”的“误传”无疑了，怎么又可以据以作出结论呢？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怎样实事求是地看待和使用野史？对史料的取舍应该采取一种怎样的态度？当然，也不只是在“野史”上才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有一部题为《庭闻录》的书，作者刘健的父亲在吴三桂开藩云南时曾任云南府周知，吃过很大的苦头，有许多见闻。这书是康熙五十八年刘健“追忆趋庭所闻”的笔录，是时代较早见闻较切的有关吴藩的重要史料。光绪中武进庄士敏又据以增删改定为《滇事总录》二卷。这里据《事辑》转录涉及
陈沅的几节：
陈沅之事，言者多殊。陆次云《陈沅传》以夺沅者为李自成，不知其为宗敏也。传文虽详，考究未确。其点缀处尤多已甚之词。
崇祯辛巳年，田宏遇进香普陀，道经苏州，购沅以归。三桂奉命出镇，宏遇饯之，出沅佐觞。三桂悦之，以为请。宏遇许俟终年。后果送至襄宅，襄不敢受，仍归田氏，而客以报三桂。时有入卫之命，疾弛赴京，欲乘便取沅。中途闻刘宗敏踞宏遇宅，挟沅日事酣宴，遂大怒，出关乞师。
吴妓陈沅顾寿，并名噪一时。田宏遇以重价市寿，而沅名更高，不易得。会其婿以细故得罪，欲求好，无以通媚。百计购沅以献。宏遇善之如初。未几，安遇卒。襄入都。三桂使人持千金随襄市沅。既得，襄遣送宁远。京师陷，刘宗敏踞宏遇宅。闻沅、寿名索之。寿从优人私逸，而沅先为三桂购去。宗敏于是斩优人七，而系襄索沅。襄具言送宁远已久。宗敏不信，拷掠备至。
关于《甲申传信录》，姚文说，“此书在清代经过长期手抄流传，错字和后人整段加入的地方都有。”可见并不是保持了原貌的旧本。我们试就《甲申传信录》和《庭闻录》所记陈沅被送到宁远的传说对比，可以看出两书大体上是一致的，甚至字句都颇少差异，可证同出一源。惟一的不同是陈沅到宁远后，《传信录》说“已死”；《庭闻录》则说“已久”。这可不是一般的字句微异，因为姚文的主要结论，就建筑在“已死”两字上面。还有一种理解，这是吴襄应付刘宗敏逼问的胡乱推托之词，那么不论“已久”还是“已死”，自然都不关重要了。
野史读起来有时也真令人头痛。异说纷坛，破绽时有，令人为难。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关于陈圆圆的记载，前人是早就发现了这种复杂错乱的情况的了。《事辑》在引录《庭闻录》的原文时就说，“二说彼此微异。至谓三桂入卫之时，方欲取沅，与谓沅在宁远者皆非也。惟吴梅村《圆圆曲》为得其真。当日梅村诗出，三桂大惭，厚赂求毁板，梅村不许。三桂虽横，卒无如何也。”
值得考虑的是，一旦出现了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是否就能从中得出结论，连主要的基本事实都不可信了呢？当然不应该如此。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十年动乱中间广为传播、并为“四人帮”所严密追查的小道新闻。有些确是经过辗转流传，渲染夸张，言人人殊的。不过后来事实证明，尽管传说的种种细节都经不起细密的考证，但那重要事实却大抵是“基本属实”的。我们也绝不会因一些细节的出入从而否定“四人帮”人神共愤的如山罪案。在判断300 年前的吴陈事件时，我觉得也理应使用此法。
人们认为吴梅村的《圆圆曲》是最可信据的诗史，自然也有他们的理由。
梅村此诗和《杂感》诗第十八首、《鹿樵纪闻》中的有关记载，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证明诗歌的创作有一定的史实根据，自然是得之传闻。以吴梅村当日的身份，没有可能自由运用国家的档案。他只能像谈迁那样在民间作些调查研究。何况像这样牵涉到有名歌妓的政治“丑闻”，正史是不记的。正统派的史家也不屑记，吴三桂的同伙就更不肯记，畏惧吴的权势者也必然要多方回避。清初有关记载的稀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有清一代，我们也不曾看见有谁站出来否认过这个传说。
吴梅村一生写了许多以明清易代之际史事人物为题材的长诗，他写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战役，写了杨机部、吴昌时、陈之遴……；出现在他的诗中的还有公主、老妓、歌憧……各色人物，很久以来就有不少人对吴诗作过笺注，证明诗篇都有史实依据，颇少捕风捉影的悠谬之说，因此称之为诗史，梅村也以此自许。不能想象，他在吴三桂身上会栽赃诬陷，他是想敲“平西王”一笔竹杠么？却又坚决拒绝了吴三桂的“厚赂”。如果陈圆圆果然早已死于宁远，声势炙手可热的吴平西是不会听任吴梅村“诬蔑”，而甘于缄默的。
吴梅村的诗只写到“斜谷”、“散关”为止，没有涉及圆圆在云南的故事。不过陈其年《妇人集》说，“李自成之乱，（圆圆）为贼帅刘宗敏所掠，我兵入燕京，圆圆归某王（按指吴平西）为次妃。”陈圆圆的同乡、曾经亲自看见她演剧的邹枢（贯衡）也说，“陈圆，女优也。少聪慧，色娟秀，……
后为田皇亲以二千金酬其母，挈去京师。闻又属之某王，宠冠后宫，入滇南终焉”。清代前期昆明著名诗人王思训（康熙四十二年，吴次尾的孙子吴铭道游云南，曾与思训过从。思训为吴的《滇海集》、《京雒尘集》撰序。）
有《野园歌》，原诗注云，“吴三桂筑野园滇城北，以处陈圆圆。穷极土木，毁滇人庐墓无算，以拓其地。缙绅家有名花奇石，必穿屋破壁致之，虽数百里外不恤也”。《野园歌》中就有“浮云渺忽春城喂，乐游谁拟姑苏台。夷光未去走糜鹿，红墙碧树鸟栖哀。（原注：滇城破，圆圆犹在。）……亡魂徒结分香恨（原注：吴死衡阳，念圆圆不置），月冷荒台觅燕钗”这样的句子。
王恩训还写过一首《圆圆歌》：
东海真珠溷泥滓，多情宜为将军死。
将军留剑不轻施，怒惜红颜投袂起。
燕山定后丽人归，千队万骑西南飞。
玉女城连巫峡水，迷离妖梦春风围。
春风正奏霓裳曲，锦洞天荒新草绿。
风高南渡雁无声，望断香魂悲小玉。
出于清代前期昆明诗人之手的这些诗篇至少可以说明一个事实，陈圆圆后来是随吴三桂到了云南的。如果她早已死于宁远，吴三桂为什么还要为她起造庭园宫馆呢？乾隆刻仪封张裕毅《滇中消日集》有《滇中秋兴》诗，作于乾隆四十三年，诗注说，“（昆明）悯忠寺侧尚存圆圆妆楼，半就倾敬。”
道光刻乌程范锴《苕溪渔隐诗稿》卷一有《安阜园杂事诗》，也有同样的记事。凡此，都可以说明，清代前期中期，许多人都知道，圆圆曾经到过云南。
姚文用了很大力量辩驳存在于许多纪事中的矛盾、错误。其中一些重要的问题，是前人已经发现并作过分析判断的。《事辑》收有被大顺农民军俘虏的明朝内监王永章的《甲申日记》，保存了吴三桂给吴襄的五封家书，又记：“四月初九日，闯下伪诏亲征三桂。十二日起程。太子定王、代王、秦王、汉王、吴陈氏、吴氏、吴氏、吴李氏、伪后嫔妃皆从行。吴陈氏即圆圆，两吴氏皆三桂妹也。念五日战于一片石，闯大败，退入关。太子与圆圆遂皆至三桂军中。”下面的分析大概是况周颐所作：按延陵复得圆圆，钮云，驻师绛州，将渡河时，陆云得之京师。据王氏日记，闯败于一片石，圆圆遂至三桂军中，其说独异。吴梅村《圆圆曲》云，“若非壮士全师胜，争得蛾眉匹马还。”又云，“蜡炬迎来在战场”，由钮之说，驻师绛州，追闯未及，无所为战胜；由陆之说，京师觅得，非战场迎来。延陵之师，唯一片石一战，可云全胜，永章身陷贼中，见闻较确，其说固有可信之道。“若非壮士”二句，勃勃有英气，似乎乃公马上得之。梅村诗工于体物，傥由寻觅而得，词意必不如是。其“遍索绿珠”二句，言圆圆被掠，下即紧接“若非壮士”二句，可见当日珠还，未尝甚费周折。其言“萧鼓秦川”在“蜡炬迎来”后，可见迎圆圆一时一事，向秦川又一时一事。再下“画楼”“妆镜”云云，则是延陵追闯，圆圆随军，道途供张之盛也。昔贤长篇名作，通篇有层次，即救句亦有层次。虽极抑扬跌宕之致，而条理不紊，事迹可寻，所以为诗史也。
况周颐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的，问题讲得也不免有些琐细，但他的分析是清晰的，对吴梅村诗的解剖也是细致的，对读者颇有帮助。如果不能证明王永章的日记是伪作，那么这里的分析将难以推翻。
姚文也对《圆圆曲》作过一些分析。“按照这一节诗（指“前身合是采莲人”以下30 句）看，陈圆圆的出身并非妓女，而是良家少女。诗中先说她‘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后边又说‘教就新声倾座客’这是说陈圆圆原是良家少女，被买到田府以后才教会歌唱。后边又有‘教曲妓师怜尚在，浣纱女伴忆同行’。前一句的‘教曲妓师’是指在北京‘教就新声’的师傅，后一句的‘浣纱女伴’是指苏州家乡的女伴，不是妓女……”下面还有许多引证，主要是说，吴诗说“陈圆圆是良家姑娘，完全与事实不符。”
这逻辑是非常奇怪的。世界上恐怕没有天生的妓女（除了明朝某些生下就被指定是“淫贱材儿”的政治敌手的后裔），只有卖入娼门的良家少女。为什么指出陈沅在堕落风尘之前的民间少女身份，就完全与事实不符了呢？”传来消息满江乡，乌桕红经十度霜。教曲妓师怜尚在，浣纱女伴忆同行。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长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这一节诗是一个小的完整段落，是描写经过十年左右的岁月之后，圆圆家乡姑苏的女伴（女妓）和妓师得知圆圆在这段日子中的经历、后来终于成为平西王次妃的消息以后的反应。女伴、妓师，都是姑苏的旧侣。羡慕圆圆的“好运”而在“尊前”悲叹自己年长色衰的凄凉身世的更绝不是良家；幸存的也只能是当年教过圆圆习曲的姑苏妓师。这是明明白白的。中国传统的古诗写法，绝不可能在整个抒写江乡的章节里突然插入一个在北京“教就新声”的师傅。
这种不谐和的跳跃手法，是不可能在中国古代诗人笔下出现的。
姚文在很多地方，援引明代的法令、规制以及宫庭制度等等，给予非常的信赖；同时对野史则并不尊重，采取了任意取舍的态度。两者之间，对照是鲜明的。野史固然有许多异说、破绽，但经过正确的分析辩证（不是任意草率的处理），其可信据的程度，恐怕要远远超过封建统治阶级的高文典册。
这是不待说的。崇祯是著名的“励精图治”的皇帝，17 年中发了无数宣言，颁布了如毛的法令，有多少是兑现了的呢？更何况明代列祖列宗制定的那些规章制度？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的文件、规制……是不行的；完全接受它的制约，捆住了自己的头脑、手脚就更危险。
姚文说，“不但甲申春天吴三桂没有到过北京，而且在甲申前几年内也没有进京机会”。理由是明朝的总兵官不奉召不能进京，和“我们从文献上找不到这几年中，吴三桂曾经奉召进京的任何资料”。吴三桂本来只不过是八总兵之一，直到甲申二月间才被封为平西伯，成为崇祯心目中的救命稻草。
在这以前皇帝召见轮不到他，史官也没有为一个小小的总兵作起居注的责任。虽然甲申前数年中东线军事紧张，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间歇。吴三桂因公因私回到北京的机会是不能完全排除的。像吴三桂这样的小军阀，不能相信他竟能恪守法制，甘居艰苦的军中，长期不到首都来“度假”。吴诗“白晰通侯最少年”一句的“通侯”二字，姚文说是隐喻平西伯，是不错的，下面又进而指实吴诗所写三桂赴田府家宴的时间必在三桂始封平西伯的甲申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许多结论性的判断都是从此开始的。因此姚文不能不进行这一考证。）用这样的方法论诗，恐怕最谨严的史诗也将招架不住。诗人到底还剩下了多少自由，用一个“通侯”的泛指瘦词，还要查年表、排时辰，诗人的工作也未免太枯燥也太苦了。
“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一节诗，姚文的解释是，“诗中的周郎指吴三桂，是说他在田宏遇宅中听陈圆圆歌唱而爱上了她，使她后来出了大名。”实在不大好懂。我看《圆圆曲》中这六句诗，确是说出了吴梅村自己的意见，这意见是不错的。也就是“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
的意思。“重名”是反话，指的当然是吴三桂背在身上、一直背进棺材、千秋万世永远摆脱不掉的“好名声”。
姚文对吴梅村的身世评论，所据也是一些传统的意见，同时还指出了梅村和钱牧斋的区别，说“钱在政治上是一个投机分子，而他则不是。”对吴梅村死前的一诗一词也寄以同情，我想在这里作一点补充。
吴梅村自然和钱牧斋不一样，不过是不是政治上的投机分子，怕也一时不好论定。
人们说梅村诗是诗史，不是没有因由的。他的作品中的故事最多，不只是关系家国兴亡的大事，个人的遭际、感慨也都随处可见。要了解诗人的生平和心事，他的作品是十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梅村集中有一篇《鸳湖曲》，是为吴昌时而作的。此人在晚明政局中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是复社成员，后来又成为首辅周延儒的心腹。梅村自己也是复社的重要分子，参预党魁张西铭决策的少数核心人物之一，他们策划了周延儒的再相，希望利用周施展复社在政治上的抱负。结果失败了，周延儒和吴昌时都被杀。《鸳湖曲》隐约地写了吴昌时的故事，情绪上特别沉痛，说明梅村自己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牵涉很深。这是明朝覆亡前夕发生的事。
清初，吴梅村应诏出山，在清政府中任职，通常的说法是他被荐之后不得已而就道，其实真正的原因并不如此简单。其间委曲梅村自己也曾在诗篇中有所透露，不过言词闪烁，不易索解而已。投降了清朝的陈之遴是梅村的儿女亲家，陈之遴在政府里攫得了很大的权势，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和以冯铨为首的北方政治集团较量，迫切希望复社重镇的吴伟业出来参加政府。
这才是梅村出山的真正动力。梅村出山以后就一直不曾得意过。谈迁在《北游录》里常常有到梅村住处谈天的记事，那正是他坐冷板凳的时期。这一次政治活动不幸又失败了，结局几乎和前一次同样悲惨。人们看到他写的“误尽平生是一官”的诗句，是会引起同情的，却不知道他的“悔恨”远较一般人所了解的还要更深切得多。其实梅村在《咏拙政园山茶花》、《赠辽左敌人八首》等诗中都接触到了这件公案，诗之沉痛也颇不下于《鸳湖曲》。“一官误汝高门累，半子怜渠快婿才”，就是对随陈之遴全家遣戍辽的女儿和女婿说的。从这些事实看，吴伟业实在是一个不能忘情于政治的人。他遗嘱在墓前树碑，要求只写“诗人吴梅村之墓”数字，并非声明自己不是政治家，只是说是个失败了的政治家。
对于吴梅村，清代前期人还是比较了解的，批评、讽刺他的很不少。后来离开那个时代愈来愈远，旧事也日益模糊，难怪慢慢糊涂起来。现在介绍仁和王曾祥的一种意见，在我所见种种批评中，要算是清醒、严正的一类。
胜国之际，乾坤何等时乎！梅村甲申以前，无一忧危之词，见于豪障。其出也，以陈海昌之援。既而陈以权败，遂置不任用。呜呼，天下之恶一也。陈父子（按指祖苞、之遴）负/PGN0093.TXT/PGN>贰于昔，而窃柄于今。他日沈阳之窜，不待智者而可决矣。又足附乎哉！或犹以病中一词为原心之论。夫梅村惟不用也，斯沮丧无聊作此愧恨语耳。梅村而用，则阳和回斡（梅村颂海宁语——原注），梅村且有以自负矣。抑请发陵寝者为谁（按，这是陈之遴向清政府上的条陈），独无一言相正乎！于旧君故国乎何有！（《书梅村集后》二首之二，《静便斋集》卷八）
批判是严酷的，但也不能不说是深刻的。
姚文所力图论证的，归结到一点，就是陈圆圆和李自成、刘宗敏没有发生过任何关系。在大顺军进入北京之前，圆圆早已到了宁远，而且立即死掉了。因此，一切有关的传说，都只能是胡说。不只此也，“所谓吴襄因陈圆圆被拷掠，全家被抄，也是无稽之谈。各种野史所提供的追赃拷掠的名单中没有吴襄，只在谈到陈圆圆故事时提到此事。陈圆圆故事既属虚构，此事也就没有。”
这里说的可谓斩钉截铁。但在姚文曾引用过的赵士锦《甲申纪事》（中华书局据叶景葵旧藏抄本重刊）后面，附有据辽东海州卫生员张世瑜探报的“塘报”一件，开头就说，“三桂差人进北京打探老总兵圣上消息，有闯贼在北京捉拿勋戚文武大臣，拷打要银，将吴总兵父吴襄□打要银，止凑银五千两，已交入。……吴老总兵已受闯贼刑法将死，吴总兵闻之，不胜发竖。……”就是一个例外。
一切记录，不论出之何人，只要提到陈圆圆被刘宗敏掠去，姚文对之都一概否定。连著名的以毕生精力研究晚明史的全祖望所记当日与圆圆同被宗敏掠去的名妓杨宛的叙述，“据杨宛叔言，与沅同见系于刘宗敏，既而沅为宗敏所携去，不知所往。”也判定为“大概是得自辗转误传，不应作为信史看待”。全祖望尚且不足信赖，其他的野史作者就更不在话下了。
即使把陈圆圆从刘宗敏身边拉开，看来形势也未必会有什么好转。杨宛不是曾被刘将军掠去过的么？还有《甲申纪闻》里所记，“是日，予在宗敏宅前，见一少妇，美而艳、数十女人随之而入，系国公家媳妇也。”（三月二十日）名妓杨宛和美艳的国公媳妇与陈圆圆之间有一条怎样的鸿沟呢？惟一的区别只是她们没有使吴三桂“冲冠一怒”而已。随便什么女人都不妨抢来，只有陈圆圆碰不得。以乎她有一种神力，能使历史发展为之停滞，倒退。
姚文还责怪“郭沫若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又继续作了宣传，扩大了错误影响。”这指的是《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姚文说，这是“完全上了清朝一部分谣言的当，制造那些谣言的动机既是鞭挞吴三桂，同时也诬蔑刘宗敏。诬蔑刘宗敏也就是诬蔑大顺军。”这种推论方法非常面熟，看来作者是适可而止了，本来是还可以继续推论下去的。不过时至今日，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都已懂得，尽量使英雄人物高大起来、纯洁下去的方法，并不是真心诚意歌颂英雄的好方法。
300 年前的大顺农民军和它的领导人物，和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的农民起义一样，必然会带有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他们会作出这样那样的错事，也毫不奇怪。按照历史的真实进行艺术的反映，是会带来应有的良好效果的。比起人为的、离开了真实的画像效果要好得多。沫若同志的论文写于1944 年。
他看到了并大声提醒革命者警惕存在在李自成、刘宗敏身上的局限性和弱点，大胆地摸了他们的屁股，这样做对人民有好处，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人民的喝采。当然也有人不舒服，在当时就曾引起过一场“轩然大波”。这些往事我们还记得的。在这个问题上沫若同志是看得远、说得对的。今天我们重读此文，依旧感到它有力、有益，也就是说，还不曾过时。
《甲申三百年祭》问世迄今，已经过去了36 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在起劲地反对并企图消灭“资本主义”。待得背上吃了狠狠的一枪，这才回过头来，发现那里站着一“封建主义”。怎么办呢？也还只能一刀一枪地作战，没有别的办法。
过去读古人的“史论”，在结尾处常常看见类似“不禁掷笔三叹”之类的话头，觉得很可笑。现在，我可是多少理解了古人的这种心情了。
还有一些小问题，如谈迁在吴梅村处见到《绥寇纪略》，是顺治而非崇祯十一年中事；《宛署杂记》是万历中临湘沈榜撰，不是孙承泽的作品。这里不一一细说了。
1980年8月4日
附记
明兴化李清，崇祯宰未进士。历官刑吏兵科给事中，撰《三垣笔记》。“附识”下记，“李自成陷京师……传吴帅三桂已上表请降，止因闯党权将军刘宗敏闻三桂所娶妓陈沅色艾……至是刘宗敏系三桂父襄，索沅不得，拷掠甚酷。三桂闻之，忿而中改。……”（嘉业堂本）
卢生甫《东湖乘》卷一，“先辈钱穉积（应作穉农）尝至京师，为吴梅村所重，遍为延誉。值甲申之变，杂记其事，作十种。尚记其四。其一曰‘赤眉兵变’，言闯贼之乱；一曰‘大行骖乘’，言怀宗死节诸臣；一曰‘槐国衣冠’，言弘光时马阮奸邪；一曰‘女戎召祸’，言李贼破京师时，吴襄为经营督，子三桂从其舅祖大受于辽东，有爱妾圆圆者，国色也，为贼权将军所得。三桂闻之怒，遂东入本朝乞兵讨贼。钱牧斋吴梅村皆有《圆圆曲》为道其事。”（《戊寅丛编》）
以上两条所记是同时人的见闻、纪录。说明陈吴事件在当时家喻户晓，广泛传说的状况。在辗转流传中，有种种不同异说，有明显的误说，但基本事实是一致的。
《众香词》六集，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吴绮序刻本。其第五“书集”收陈元词三首，前有小传：陈元，字圆圆。初为女优，名擅吴中，与某公子有生死盟。田皇新购得之，公子遣盗劫之江中，误载他姬以还。盗再往，已有备矣。力战易归。已而事露，祸且不测。公子度不能争，遂以献。既至，无宠，杂配梨园中。三桂以父荫入觐，皇亲出家伎俏觞，一见陈元，问乡里，遂属意焉。酒半，则供奉者已易人矣。盖家伎有上次两班，初出供客，犹其次也。三桂频问陈元，皇亲知其意，辇送旅中。时边报益急，三桂一宿驰去。既而流贼陷京师，陈元已为贼部权将军某所得。三桂入关，首遣亲骑四出，悬重赏购归，宠之并嫡，宫中呼陈娘娘。壬子以前时，达官解饷至滇。官本吴人，娘娘召见便殿，问吴中某某无恙乎，皆平昔所交厚者。盖犹未忘情也。太仓吴梅村祭酒有《圆圆曲》纪其事，有《舞余词》。
《众香词》，玉峰徐树敏、金阊钱岳同选辑，每集前有阅、定者八人的姓氏，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士。选者在“凡例”中评论一些通行的女性作者选集“不免沿袭谬误”，标出此书的选录标准，在清初诗余总集中算是较为严肃的一个选本，采录也比较丰富。陈元的小传所提供的史实细节，与通常的记载又自不同，可供研索。但基本事实则是大体一致的。关于圆圆入滇以后的记事，更不见于他书。圆圆还曾有词集名《舞余词》，也是仅见的著录。
所选入的三词，有《送人南还》的“转应曲”、“丑奴儿令”，后者下片说，“声声羌笛吹杨柳，月映官衙，懒赋梅花，帘里人儿学唤茶。”题为《有所思》的“荷叶杯”词是，自笑愁多欢少，痴了。底事情传怀，酒一巡时觞九回。推不开，推不开。
这些都是颇有个性的作品，与通常的“闺词”不同。
钱唐汪景祺的《读书堂西征随笔》，作为罪证被雍正罗织为年羹尧大逆五罪之一。原稿后来在愈勤殿奉旨封锢的箱子里发现，印入“掌故丛编”中。
原书有作者雍正二年序，其中有“女子之祸”一条，文略云，“吴三桂饮田皇亲嘉遇家。嘉遇出歌伎侑酒，其中有陈沅者色艺冠伦。三桂醉，长跪向嘉遇乞沅。嘉遇曰，‘吾老矣，谢世后当以持赠。’李自成陷京师，三桂方镇山海关。自成遣人招之，三桂已纳款矣。时嘉遇已死，遗命家人送陈沅至三桂所，以兵戈载道，未遑也。三桂侦知陈沅为刘宗敏所得，闻之自成。自成谕宗敏以陈沅还三桂，宗敏不可。三桂遂下降，自成竟灭。女子之能祸人家国如此。五月二十八日。”
汪景祺出身于杭州世族，在雍正初发生的年羹尧案中受到牵连被杀。他所提供的李自成曾下令退还陈沅，为刘宗敏拒绝的细节，也不见于他书。
以上，是陈吴事件发生以后不久的当代人记事，可以看出这件哄传一时的新闻在社会上辗转传播的一些情况。
临桂况周颐《阮庵笔记》据《武阳志摭遗》记陈玉汝与圆圆事，亦在入滇以后。又记四印斋藏圆圆画像三帧，“一明珰翠羽，一六珈象服，一缁衣练裙。名人题咏甚伙。”
1980年11月22日重校记
杨龙友
好久没有读《桃花扇》了，回想40 多年前接触这部名作时为之颠倒的情景，直至今天也还使人激动。在中学的课堂上第一次读到“余韵”里“哀江南”……一套曲子。语文教员孟志孙先生用浓重的天津口音在讲台上高声朗读，他念到“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时，真的是激楚苍凉、声泪俱下。这是不能不使听讲者动容的。因此，这一套曲子不只在当时，就是直至今天我还能背诵得出。当时正是“九·一八”之后，平津几乎已是华北前线，人民的感情和300 年前身处金陵的人的心情是必然会有某些可以沟通之处的。于是《桃花扇》重新成为使大家激励奋发的古典作品。
不只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如此，就连号称国学大师的梁启超也在前不久出版了《桃花扇》的新注本，还用话剧的形式重行排印。这并不是偶然的事，梁启超晚年整理印行了两部古典作品，另一部是《稼轩词》。这就说明，直到晚年，他还保留了尖锐的时代、政治敏感。“桃花扇热”一直延续到抗战和战后的一段日子。这中间，史学界起劲地研究南明史；戏剧界编演了不少以南明历史为题材的戏剧；还出现了与《桃花扇》同样题材的小说。这种“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逐渐平定下来。一直到1965 年，才又掀起了另一个高潮，对《桃花扇》及其作者的无情围攻。孔尚任变成热衷于功名仕进的无耻文人，《桃花扇》也成了适应清朝统治者政治需要的大毒草。这次“批判”带有此后延续10 年更为火炽的“大批判”的声势和作风，具有某种预演的性质，只差不曾为马、阮公开翻案。不过不久以后，一大批新马、阮是确实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了。
《桃花扇》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历史剧的一个标本。作者在书前首先介绍了剧本的“本末”、“考据”、“纲领”，在每出之下还注明了事件发生的年月。可以看出作者是相当注意历史的真实的。“纲领”其实是一张人物表，但用分类排列的方法表明了作家自己的立场、观点。在全剧中，作者花了最多经营力气的人物也许是杨龙友。他被安排在“右部”中“间色”的位置上。
作者说，“男有其俦，女有其伍，以左右别之。”“右部”里确实大部是女性，仅有的例外是位于李香君之下的杨龙友和苏昆生、蓝田叔两个“合色”
人物。一个唱曲的，一个画画的。在孔尚任看来，都是只配和娘儿们为伍的角色。这道理是值得想一想的。
杨龙友在《桃花扇》第二出“传歌”里出场。出场之前，先由李贞丽作了简单的介绍，然后龙友自报家门。接下去就是龙友介绍侯方域与李香君相识，并为他们作伐。下面的“眠香”一折中，写龙友“受圆海（阮胡子）嘱托，送来梳笼之物”；不过随即在“却奁”一出中为香君识破、退还了。在作者笔下，侯方域和杨龙友都像糊涂虫，都不及香君的清醒、严正。当然，两个糊涂虫彼此也是很不一样的。接着写复社会文的“闹榭”，则没有杨龙友出场，虽然他确是社盟中人。以下的情节是杨龙友说服侯方域写信给左良玉，阻其发兵东下，这是为马、阮服务的勾当；清议堂议事，杨又赶到媚香楼通风报信，促方域避祸出走，似乎是作了一桩好事，但随即把香君出卖了，让她给田仰作姨太太去。不但建议，还要用强“逼嫁”，同时还说出了四条应该去当姨太太的道理。李香君以死相拒，血溅扇头。后来龙友却利用了这血污，点染成几笔折枝桃花。风雅确是风雅，但在风雅背后隐隐飘来的血腥气是无论如何也掩盖不掉的。孔尚任这一笔写得深刻，构思也奇突新颖。但他还是对这个细节作了反复申明，“此则龙友小史言于方训公（孔尚任的族兄，崇祯末在南京作“南部曹”）者。虽不见诸别籍，其事则新奇可传。《桃花扇》一剧感此而作也。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
李香君被弘光掠进宫去。方域来访不遇，只能捧着扇子叹气。这时，杨龙友又在方域面前说了他百般维护香君的经过。
这以后形势急转直下，新任“苏松巡抚”的杨龙友，在选了出行吉日，束装起马之际，却意外地遇见仓皇逃走、被老百姓痛打得半死睡在地下的“马阮二位老爷”。结局当然是各自作“鸟兽散”。杨龙友说了一句“竟回敝乡贵阳去也”以后就“竟自去了”。其实这是不确的，孔尚任出于戏剧结构的需要，在这里放弃了“历史真实”，就和写侯方域“入道”的并不遵照“历史真实”一样。孔尚任在处理杨、侯的结局时都改变了事实的原貌，但对他们的态度是不同的，从而显示了他的立场和爱憎。综起来看，孔尚任把杨龙友写成了一个清客、高级篾片、两面派和丑角。有时候也作点“好事”，但总的趋向是坏事有余的。因此我们也就可以明白，孔尚任为什么要把杨龙友安排在“右部”里的真实用意。在作者看来，他是只能与旧院里的娘儿们为伍的。也就是“倡优蓄之”的意思。但毕竟笔下留情，没有把他算在“戾气”里面，还要算是客气的。
杨龙友（文骢）一生的主要成就是绘画，同时他又是一位颇有成就的诗人和散文作者。他本人是一位贵公子，崇祯后期只在江南一带作过几任小官，但是很喜欢交游、结客，朋友多半是社盟中人。只是因为有马士英这样一位阔亲戚，因此在弘光小朝廷里爬到高枝上去了，但高兴了没有多久，就碰上了厄运。他最后是在抗清战争中受了重伤，被俘，不屈而死的。这就和马、阮有很大的不同。陈垣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为文骢立传，多据徐鼒之说，立论持平，简而有法，传文最后说，“文骢跌宕风流，豪迈自憙。好推奖士类，其戚马士英当国，干士英者辄缘以进，故为世所诋；然其不屈也，世亦亟称之。”这些话是说得很好的。关于杨文骢的事迹和他的绘画作品、诗文著作，我们一直知道得很少，那原因也正在这里。
杨文骢的著作，过去我只见过陈夔龙所刻的《洵美堂诗集》九卷，这是按照崇祯原本复刻的，使我们借以得见原本面目。陈筱石是清朝的遗老，对他这位抗清死难的同乡有深厚的感情，他在重刻序中说，“（文骢）徒以与瑶草有连，致为世所诟病。实则侍郎全家殉国，大节孤忠，凛然于南都播迁而后。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非乡人所得而私也。”可见他的感情是建筑在超越一切的“孤忠”上面的。《洵美堂集》前有吕阳、陈立政、邢昉、史玄的序文，后三人都自称“社晚生”或“社盟弟”。看诗集的酬赠对象：
钱牧斋、张天如、陈眉公、张受先、王月生、王烟客、陈卧子、方尔止、顾子方、郑超宗、董玄宰、杨宛叔、吴次尾、夏彝仲……不是东林复社的巨公，就是有名的山人、伎女、画师。约略可以看出他的交游、声气之广。
杨文骢的另一部著作《山水迻》，前不久我才在北京图书馆看到。这也是崇祯刻本，刻法非常秀整，在晚明刊本中要算是很精致的。卷首署名是“夜郎杨文骢龙友著”，这就很特别，很显示了一种特色。书不分卷，内容是《赤城山赋》、《台荡日记》、《画江行十二幅小记》和《腐侯传》。书前有三篇序，作者是邹嘉生、越其杰和马士英。越其杰是曾在《桃花扇》里出现过的人物，“拒媒”一出开场，杨龙友道白说，“下官杨文骢，因叙迎驾之功，补了礼部主事。盟兄阮大铖，仍以光禄起用。又有同乡越其杰、田仰等，亦皆补官。同日命下，可称一时之盛。”越是贵阳人，能诗文，作过河南巡抚，是货真价实的马党。马序结尾处是“崇祯庚午首夏，题于符离客舍。社弟马士英具草。”三篇序后面是“诸社长送游赠言”，一共有25 人之多，多半是吴越之间名士。这样，不但杨文骢，就连马士英，原来也是社中朋友了。但这两位，后来自然都被开除了社籍。南陔堂本吴■《复社姓氏录》里就没有文骢的名字，只在最后贵州省项下著录了一个杨鼎卿（爱生），这是文骢的儿子。但在一本黑格旧抄的陆世仪《复社纪略》里，首引张天如的“国表”，那最后一名却正是“贵州杨文骢”。张天如是在甲申以前死去的，他手定“国表”的时候杨龙友还是社盟中间一位活跃分子。从这些小小的变化中间也可以看出，为什么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有关杨龙友的记载竟如此之少。他有了马士英那样的阔亲戚，经过弘光一局，许多老朋友连躲还躲不迭，哪里还肯记，恐怕连过去写下的诗文也都赶紧删去了。
不过不肯删削，终于还保留着一鳞片爪的也不是没有。多年来流览所及，只有邢昉的《石臼前后集》、方文的《涂山集》、杨补、杨昉父子的《怀古堂诗选》里还保留了一些颇为珍贵的材料。
吴梅村在《画中九友歌》中提到杨龙友，那四句诗是“阿龙北固持戈矛，披图赤壁思曹刘，酒酣洒墨横江楼，蒜山落月空悠悠。”这是说他在弘光中以职方监军京口时的故事。梅村又在《读杨文骢旧题走马诗于邮壁漫次其韵二首》里，更全面的对他进行了回忆、评价：数卷残编两石弓，书生摇笔壮怀空。南朝子弟夸诸将，北固军营畏阿童。江上画龙图割据，国中指鹿诧成功。可怜曹霸丹青手，衔策无人付朔风。
君是黄骢最少年，骅骝凋丧使人怜。当时只望勋名贵，后日谁知书画传。十载盐车悲道路，一朝天马蹴风烟。军书已报韩擒虎，夜半新林早着鞭。
这两首诗是写得沉痛的。这和他们同属社盟中人一事应当不无关系。诗里讲到南明覆亡的原因，也提到龙友在短暂的一年中飞快的超擢。还提到了他的韬略。旧时代的文人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癖好就是谈兵。连只会“锦衣素蟒、临师江上”的阮胡子，也写过什么“谈兵夜雨青油幕，买笑春风锦瑟房”
的诗，不知道杨龙友的韬略是否也属于此类。不过邢昉在诗里确也多次谈起他这方面的才能，和早在永嘉令任上就在海上用兵中作过监军的经历。这可能就是后来监军京口的张本。不过就邢昉诗中所说，“杨子好文亦好武，乞得闲官一尺组。堂前日日罗众宾，左染丹青右挥麈……白日腾腾气亘无，杨子拔剑怒起舞。马前止列一健儿，马后更带两疆弩，千人一呼城门开，观者如墙声如雷。……”也还差不多是作戏。可以推想，他在弘光防江一战中，也无法有怎样更好的表现。不过也不像吴梅村所说那样的一溜了事，“福王时擢右金都御史，巡抚常镇，兼督沿海诸军。清兵破南京，命鸿胪丞黄家鼒往苏州安抚，文骢袭杀之于嘉定，遂走处州。”他是袭杀了降敌的说客以后才出走的。这以后，“唐王立，进浙闽总督。顺治三年七月，清兵入闽。文骢急移军卫仙霞关，清兵已间道先入，不能御。负重创，退至浦城，被执，不屈死。”（陈垣）
清军入闽，阮大铖扮的是投降并带路的角色，最后“鞠躬尽瘁”死于仙霞岭上。杨龙友在这关键时刻是站在他的“盟兄”的对立面上的。
龙友死难的消息，过了很久才传到江南一带。我们今天还能读到不多几篇悼诗，就弥觉珍贵，不只因为这是难得的史料，同时也由于这是出色的诗篇。
长洲杨补字无补，是明末著名的诗人、画家，入清以后则是突出的风骨高峻的遗民、隐士。他和杨龙友是好朋友，龙友在浙东作小官时，杨补和邢昉都是他的亲密诗友、画友和游侣。杨补的诗集《怀古堂诗选》，清初刻，流传很少。我所见的是王乃昭旧藏的一本。杨补的儿子杨炤字明远，有诗集十二卷，康熙刻，名称也是《怀古堂诗选》。在杨明远的诗集里有一首长诗，诗题是“岁丁未（康熙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夜梦少司马杨龙友先生入室。
角巾素袍，颜色如平生。余跪而奉其手曰，不意此生复得见先生也。失声一哭而觉，旋睡去，梦呈先生令永嘉时画赠先君子兰卷曰，将持此作西台恸哭。
忽而觉，又复梦去。歌载驰之卒章曰，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歌未竟而又觉。声琅琅犹在耳也。家人闻余寐而哭，哭而歌，屡呼余问故，悲不能答。起而识之，复哭以诗。”诗是五古长篇：先生贵阳秀，弱冠登贤书。胄既承华谞，身复挟才谞。当时出其技，海内谢不如。人知擅三绝，是以得士誉。谁知抱英略，廿载困公车。头白始监军，社稷将为墟。姻娅虽秉国，志业卒未舒。仅能右正人，缓急借吹嘘。不使挟仇怨，善类肆诛鉏.君子免钩党，小人恨切肤。三江既失险，八闽奉銮舆。督师建宁州，戮力效驰驱。拉 天柱倾，几见只手扶。成仁惟一死，庶不负心初。被执义不屈，不愧烈丈夫。桐城瘗其首，建宁葬其躯。孙临桐城侠，慷慨捐头颅。挺身认都督，鼎卿遂得逋。两首并函归，实借孙氏奴。化碧垂二纪，血食斩诸孤。魂今千里来，风波越江湖。巾带宛平生，不改颜色腴。江山文藻留，高价重珊瑚。西台越江滨，洒泪迷榛芜。正气公则有，得士皋羽无。小子荷提挈，忆昔在留都。勤学蒙奖借，文会偕凤雏。许附元礼舟，考试还姑苏。率我谒文靖，徒步到吴趋。付托既得所，问讯时双鱼。厚意久衔戢，未尝忘须臾。梦见最分明，昨夜倍欷歔.桐城与建宁，何时抚坟呼。
诗后有双行小字注：“鼎卿，先生长子也。登武进士。历官都督。建宁城陷，先生谓其郎官孙临曰，‘吾受国厚恩，此而不死，非人矣。子可速去。’临曰，‘如此好事，让公一家作耶？’先生被执，复索杨都督。临曰，‘我杨都督也。’亦被害。临给事晋之弟，素善鼎卿，遂代之死。”
这是我所见有关杨龙友结末最详尽的记载。孙临，字克咸，桐城人。也是复社的成员。杨鼎卿，字爱生，文骢子。唐王时加左都督，太子太保。见《复社姓氏传略》。
在杨补的诗集里也有两首悼念龙友的诗。《有美》两首，题下小注“怀杨少司马龙友也”，这是南都倾覆以后，消息未定时所作，在怀念之余还抱有万一的希望：
有美春江别，东风又绿波。崎岖遭国难，消息畏人讹。幽愤应如病，贞心洵匪他。莫将青翰舫，徒拥越儿歌。
未觉桑榆晚，还收浴日勋。勉旃尝胆苦，感激枕戈勤。长夜几时旦，忧心方坐焚。西倾如再起，不死会逢君少后，无补“得龙友死节实信，哭而挽之”：擅名君最早，才气实超伦。士论推机岳，时危见远巡。国存犹尽瘁，事去独成仁。大汉恩如海，无多似若人。
方文的诗集里也有“闻杨龙友孙克咸同日死难，诗以哭之”和“高淳晤黄叙百，得杨龙友李卓如死难消息”诗。又有《与程穆倩感旧》诗：万岁楼前司马台（杨龙友先生以职方监军润州——原注），与君觞咏日悠哉。惊沙一起秋风乱，故里重寻晚角哀。湖海相逢犹历落，肝肠不语自崩摧。南徐以后无知己，薄俗谁怜樗散才。
方文和程穆倩都曾是龙友监军京口时的座上客，此诗最能写出龙友对朋友的热情，不只作县官时如此，在出任方面大员以后也还是如此。“南徐以后无知己”、“不死会逢君”这样的句子，都不是敷衍应酬话，而是诗人出诸胸臆的真实感情。杨补和方文都不是作应酬诗的人，他们作这些诗时，龙友已被杀，写这些诗除了可能招来横祸之外，别无好处。这就使我们能借以认识龙友的为人。
在杨补诗集卷前，保存了七篇序文、寿序、行状、墓志、传记、诔。其中徐俟斋枋所撰《隐君杨曰补先生六十寿序》，记录了一段故事：弘光时，权奸构党祸，杀戮名贤。遂煽蜚语染逮先文靖（徐汧），势岌岌殆矣。亲戚交游，畏祸观望。而先生独策蹇至金陵，语所知曰，天下事可见矣，而尚欲杀大贤以快己私耶？先生旧居金陵，金陵之名公贵人，无非先生友者，故其言足重，而事亦寻已。
杨补到南京营救徐汧所访问的“名公贵人”，就是杨龙友，不过徐枋不肯明白说出。在吴门法柄撰的《杨隐君传》里，就记得更为详尽：时贼臣构徐文靖公甚急，而杨文骢为柄国者至亲，官武部郎，贵用事，所言无不得当于柄国者。隐君闻之曰：“龙友不言，可以绝交矣。”
龙友，文骢字也。乃立起如金陵，语文骢曰：“天下以文章声气推君，垂三十年。天下之所以交重君者，以君能右善类、附止人也。君于柄国者为至亲，君言无不得当者，天下莫不闻。徐公负天下苍生之望，天下方倚望之为相，以佐中兴。君居能言之地，而不为推毂，天下故失望。
今事急，君固何以谢天下。”语未卒，文骢曰：“子责某是也。微子言吾已谒之相君。此非相君意，寻当解耳。”于是隐君即出金陵而归。
这里的记事不但更详密，也更真实。像杨补那样的旧交，对处身南明小朝廷中的新贵杨龙友，也不能完全没有疑虑。30 年来，杨文骢在清流中的交游、声望，是为马士英所深知、重视，也必然要加以利用的。不过在政治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个人之间的交游、情愫。杨龙友生活在夹缝中间，心情的矛盾、痛苦，可想而知。他虽然努力作一点调和补救工作，又能有什么作用呢？事实上从迎立福王开始，甚至从更早的《南都防乱公揭》开始，他就已从清流中分化出去了。《桃花扇》中有些复社的集体活动，都不让他参加，是符合历史真实的，但因此也失去了更深刻地刻画这个充满了矛盾的人物的机会。全部《桃花扇》中的人物，论性格的复杂恐怕没有谁超过杨龙友。他既非正生也不是净，“脸谱决定论”者在他面前是会踌躇无策的，只要一看面色就能决定人物好坏，这样“岂不快哉！”的便宜事，可惜这里并没有。
我想杨龙友不可能是个两面派，这从杨补父子的悼念诗篇中可以推知。
杨补和龙友是老朋友，但在去南京营救徐汧时曾对龙友产生过疑虑，这也是完全真实的。说了要说的话以后就立即告辞回家。这以后杨补（包括更多的人）必然会密切注视龙友此后的言行。直到得知他殉难的确讯后写了沉痛的悼诗。这说明，即使杨龙友是那样一个复杂的人物，他的一些老朋友最后还是拥抱了他。像杨补那样的人，是不可能热情拥抱一个两面派的。
龙友的死难，自然会给他带来好名誉，不过这也不像是杨补判断事理的惟一根据。应该指出，这一条确曾为某些人奉为检验人物的重要标准。如卓尔堪在选《明遗民诗》的“凡例”中就说，“遗民惟重末路，苛求其他，吾则何敢！”这就是把死难或隐遁作为首要标准的意见。还有一位在弘光小朝廷作礼部主事的黄端伯，不肯迎降清军，后来被豫王捉去，两人之间有一段对话，是很有趣的。“王问，‘弘光何君？’曰，‘圣君。’问，‘何以指昏为圣？’曰，‘子不言父过。’问，‘马士英何相？’曰：“贤相。’问，‘何指奸为贤？’曰：“不降即贤。’遂下狱。”（《小腆纪年》卷十六）
这个黄端伯是不怕死的，他也是主张只要不怕死、不投降就是好人的。不过他在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上死抱着“子为父隐”那样古老的封建教条，就不能不闹出绝大的笑话。人一旦死掉，就会变成一个毫无缺点的完人，何况还是光荣地死于“国事”，这种评价人物的习惯，也确实有了长久的历史。只是到了最近，我们才发现这方法不够妥当。杨补、方文等自然十分着重“死难”，但我相信，这也不会是他们所持的惟一标准。
毛氏汲古阁刊《八唐人集》，前面有文骢一篇序，手书上版，作于崇祯己卯。这是今天所能见到的他仅有的一篇论文。他提出声情、风味之说，补充前人“气格、神韵”论之不足。他认为这是唐诗宋诗之间、唐诗初盛中晚之间，“密移潜换，关纽甚细”，“界画分明”的重要原因。
龙友的主要成就是绘画。但作品传世甚少，研究者也几乎没有。只能举出周亮工《读画录》中的一节：
杨龙友文骢，一字山子。贵州孝廉，家秣陵。工画，善用墨。初为华亭学博，从董文敏精画理。然负质颇异，不规规云间蹊径也。后贵阳（指马士英）之势渐张，急于功名，不复唱渭城。人有求者，率皆盛伯含、林玉兄弟及施雨咸捉刀。董文敏题册中一幅云：“意欲一洗时习，无心赞毁间作生活者。”……
周亮工指出，龙友从董玄宰学习，但并不墨守家法，又引释无可的评论说，“同辈墨妙，推龙友、超宗、子一，皆以苍秀出入古法，非复仿云间毗陵，以濡弱为文澹也。”也指出了他努力打破云间派的樊篱，跳出濡弱一路。
我没有看过他的山水画，只在多年前见过一帧墨兰，真是笔墨纵横，似乎早在百来年前早已开辟了杨州画派的道路。在画苑中他也应该是一位豪杰之士。吴梅村《画中九友歌》中写他“酒酣洒墨”于北固山前、横江楼上的姿态，很能传出画家的风貌。
过去曾写过一篇《贵阳杂记》，根据手头的几本旧书，粗粗勾勒了杨文骢的始末。以后随时注意有关的新史料，荏苒30 年，今天才能写出这一点，算是前文的一个补充。这是不能不使我感到惭愧的。同时回想当年对南明史事人物的热衷，真的也好像是很难追寻的旧梦了。
1980年8月5日
插图
人人都从儿童时代经历过，也都有一些直到老年也不易忘却的记忆。好吃的东西，好玩的事物，可爱的人，有趣的游戏……都会留下这样的记忆。
这中间，最早接触到的美术作品留下来的印象，也是极重要的，往往还能准确地透露出一个人毕生生活情趣的趋向。从前小孩生下满了周岁，要举行一种“抓周”的仪式，用意也大抵在此。据说贾宝玉在抓周时一下手就抓住了胭脂不放，引起贾政老大的不高兴，认为这是没有出息的预兆。贾政不能理解“抓周”，不足深责。曹雪芹指出了这是一种“爱红的毛病”，很有些哲理性了，但这是后来才作出的“总结”。在只不过刚满岁的宝玉看来，胭脂只是红得可爱而已，至于这是女儿的专用品这一节，恐怕当时还是莫名其妙的。
近三年来，为儿童所编写的出版物，确是有了很大的成绩。非常惭愧，不但没有很好地留心，也不曾买过一本半本，我的印象只是从新华书店门市部里得来的。每次走过儿童读物的柜台，总会面对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书本画册而吃惊。觉得今天的儿童，比起自己的童年时代，实在是阔气多了。
这时我就想，当年自己曾经有过怎样的喜欢的事物呢？除了过年时新贴上的一两张花纸，几件粗拙的耍货，大约最有趣味的就是香烟画片了。父亲那时吸的是一种“大联珠”牌号的纸烟，每包中间藏着一张彩印的《封神榜》人物画片，在我看来，确是了不起的杰作。什么哪吒太子、申公豹、土行孙，都是首先从这画片上认得的。年纪稍大一些，又冒险取来父亲藏着的《红楼梦》、《聊斋志异》偷看前面的插图。这都是老同文的石印本，绘图印刷都相当精工。故事看不懂，但宝哥哥、林妹妹却立即从这些“绣像”上认识了。
至于对“熊夫人的幼稚园”发生兴趣，那是更后来进了小学后的事了。
这些从人生中最初得到的经验，使我明白，文学作品中间的插图，是很重要的一种美术形式。它并非只是专家学者眼里的“小人书”，或正经人心目中的“玩物丧志”、有害无益的东西。这种今天看来不免古怪的看法，在过去却正是正统的社会舆论。
直到今天，我觉得国家出版社的文学出版物，对插图还是不够重视，不能令人满意的。绝大部分是根本就没有插图；即使偶有一些，用心设计绘制的也不多。
鲁迅先生是非常重视书籍插图的，他的有关议论，搜集起来，恐怕数量不少，并具有颇完整的系统性。他一生中在这方面付出的精力也是惊人的。
鲁迅先生重视外来的经验，也不忘记、可能还更看重民族的、传统的经验。
他指出过在我们的出版史上，在插图的制作上，曾经有过辉煌的时期，他不懈地进行着保存、介绍、继承、创造的工作。今天，我们实在应该郑重接过先生未竟的遗愿努力工作下去。
在过去中国，书籍的插图基本上是木刻版画。最早、也是迄今最重要的研究著作是郑振铎的《中国版画史图录》，事实上也就是中国古代书籍的插图史，而且是以小说戏曲的插图为主干的。除了年画和以图为主的一些画谱、笺谱以外，中国古版画也确实以小说戏曲的绣像、插图内容最为丰富。它的黄金时代是在明代后期万历以后的短短70 年中间。
由于种种偏见，过去的藏书家没有人肯收藏这种带有插图的书，似乎只在缪荃荪的书目上见到过一两种，这是很大胆也很了不起的破格作法。这种局面得以开始扭转好像也是蒙受了五四运动的余荫。从那时起，旧小说开始公然走入文学的殿堂，紧跟着以戏曲为首的俗文学也得到了重视。学者在努力搜求旧本小说戏曲的同时，又发现并爱上了它的插图。在短短的时间内，这一类书变成了“奇货”，价钱也飞涨起来。经济规律在起着作用，奇书、异本不断地涌现了，使长久沉湮的珍贵文献得以重见天日，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更重要的还有，在那个时代里，要求发布保护文物的全面政策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有，也不过一纸空文，不会发生怎样实际的作用。但书市上价值的涨落却是非常有效的一种宣传，使人们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随意毁弃这些带有图画的破旧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那一阵子的小说戏曲热和版画热，郑西谛就不可能编成他的《版画史图录》和《古本戏曲丛刊》。
谈到古版画的搜集，我们不应该忘记吴瞿安、王孝慈、马隅卿、郑西谛、傅惜华等先生。在抢救、保存这一笔珍贵遗产的工作中，他们都投入了毕生的精力。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只靠一两家图书馆，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成绩，也许今天研究中国版画史的学者，就非得远渡重洋去寻找资料不可了。他们都是私人藏书家，有两位还一直生活、工作到五六十年代。最近曾与几位同志谈起，虽然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个人收藏的风气还是应该鼓励的。
只有在人民中间普遍存在着收藏文物的爱好与习惯的基础上，国家的收藏事业才有更广阔、美好的远景。我们必须少做以至杜绝一些杀鸡取卵式的蠢事。
最近报纸上报导的某些“文物仓库”里收藏的大量古书画霉坏报废的新闻是触目惊心的，同时也并不是个别的。事实上人民可从来没有放弃过这种良好的习惯。他们热心地收藏着新出版的书籍，现代画家的作品和一切美好的事物，并不因为曾经有过康生那样的恶棍的叫骂与恐吓而减少自己的兴趣。康生曾经指责收藏家们垄断资料，不肯化私为公，甚至投机倒把。但最后将人们收集的文物一骨脑儿抢回家去的也正是这个康生。这中间就包括了傅惜华所藏的大量古版画。
明代后期大量出现的版画作品，以小说戏曲插图为最多，但绝不只是仅在这些地方才有版画的踪迹。它的范围其实是非常广阔的。粗略地想想，诸如宗教宣传品、出版家的广告、科技图书（包括医书和动植物、武备、建筑、营造等等）、连环图画、人物肖像、名胜导游、通俗读物、美术专著（如画谱、笺谱、墨谱等等）、赌具（如叶子）、酒牌、进行封建道德教育的读物、黄色画册……必然还有漏略，但仅此种种，也可见当时的版画的应用之广，它的影响所及也绝非仅限于知识阶层，它的力量比起圣经贤传来也不知道要大到多少倍。
曾经有过的几种版画史，都是以时代先后为经的；我想不妨也可以用“横”的方法来试试看。按照版画应用的不同方面，选取一二实物，加以考查。
我国地方志的编纂，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文献价值不久以前才得到较充分的认识。作为地方志的支流，又出现过一些山志、名胜志。一座名山、一个名人、一所祠庙，以至书院、乡镇等等都可以有志。在这种书的前面，也往往附有人像、风景画、导游图之类。这类版画不只因雕刻时代的先后而显示出风格的衍变，更因为它们多系刊成于特定地区，故而又能表现地方特征。说起明代版画，人们大抵都知道有徽派、金陵派、建阳派、杭州派等等，但就全国范围论，这只不过是一些重点。要想有更全面的了解，就不能不求之于刻于不同地区的插图书。
有一部《文潞公轩诗》，三卷，翼城王泰编辑，是成化二十二年（1486）山西刻本。这书是纪念宋代的文彦博的，他在宋仁宗天圣六年曾在翼城作过县官，在河边造过一座亭子。这书就是收集了许多诗文题咏编成的。前面有一张图，古拙朴茂，可以作为明代前期北方山西地区版画的标本。
这是一张鸟瞰图，仿佛是一幅坐在飞机里拍摄下来的照片。作者撇开了实物的远近距离、大小比例，只是按照要求突出表现了应该突出的东西。城外的山水树木，是用传统的山水画法表现的。城内的“轩”就不同，那是更写实、更细致的。有趣的是穿了公服的文彦博，神态宛然，案上放着纸卷。
他大概并不在办公，而是欣赏山川云树，在作诗。下面的空白处补了一丛竹枝。刻法、刀工都是粗犷的，但并不草率，那几笔竹枝就刻得很好，表现了画家的笔情墨趣。
同样也是地方名胜专集的就还有《钓台集》。
这是为了纪念严子陵富春江畔的祠庙而编刻的书。我见过两种明刻，但其实是一副板子。书二卷，看前面的旧序，最早有弘治元年（1488）的纪年，但看版刻，也不过嘉靖、万历之间的东西。署名校刻的是桐庐知县杨束、曾振宣，不过这是算不得数的。在过去的时代里，作地方官的人都有附庸风雅的习惯。为当地修复几处名胜，刻点书，把自己的名字也塞进去，以为这样一来，就也可以“不朽”了。那用心与趣味和今天在许多名胜遗迹上放手涂写“某某到此一游”的正是一脉相传。这样的书刻成以后，版片就留在衙门里。后任官上任，就加上一篇序，挤上一个名字，刷印送人，算是也有一点微劳。久而久之，署名的地方挤不下了，就索性换刻第一页，只写上自己的大名，将前任官名一概取消，书也成了自己的创作。明刻书中，往往有同为一副版片，却只有第一页（或末页）不同的，原因大抵如此。这样的书著录的时候是必须留意的，很容易上当受骗，发生错误。
在这本《钓台集》前面，有一张《严先生遗像》和一张《钓台图》。图版的风格也是非常古朴的，但从版心、画上的题字看，依旧不过是万历中刻。
但肯定有更古的一个底本无疑。如果拿这两张版画作为明代中叶浙江严州开版的标本，大概是不会错的。
过去没有去过钓台，只从图上看，觉得“奇山异水”确是“天下独绝”（梁吴均语）。世上真有这样古怪的风景么？近来去富春江上走了一转，这才明白，这图是一张颇为“忠实”的“导游图”，也是采取了突出重点的手法，将“次要”的、哪怕是真实的峰峦树木，都一概略去了。最有趣的是两座山峰中间蜿蜒上升的曲线，不必说，它指示的是登山的路径，不过必须“攀藤附葛”才能登涉的山路。从图上看，竟与马戏团里所走的钢丝无异，不到现场，恐怕是无法领会此中奥妙的。
“严先生祠”的牌坊，客星亭，还有那座祠堂，今天都没有了。富春江水被刻成波涛滚滚的样子。全部构图风格，与明代地图或方志插图的刻法没有什么两样。可见画家、刻工都不像是后来突起的虬村黄氏那样专业的木刻工人，他们还不曾掌握那种圆熟的技巧，也没有将插图作为美术作品进行考虑。
几十年后，到了清初的顺治六年（1649），又出现了一部严州知府钱广居编的《选刻钓台集》。这次没有沿用旧版片，是全新的刻本，前面也有两幅图。严先生像看得出是照旧本抚刻的，但《钓台图》则是崭新的作品。钓台之外，还写出了上游的部分江景。比起旧图，是更为真实也更近于山水画的版画了。显而易见，这是经过了晚明版画的鼎盛时期以后的作品，明代前期那种粗犷、简略的风格已经不再有一点余迹了。
这里又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上距明亡虽不过六年，但这里的两图却纯属清代版画的风格，与晚明的作品显然不同。清初的版画并非不精工，制作方法继承的也是旧有的传统，但风格、面貌确是不同了。有经验的人很容易看出两者的区别。清初有些带圆图的曲本（即所谓“月光图”）、清初雕工名
手鲍承勋所刻的一些版画（如《杂剧三编》及《秦楼月》等）都是优秀的作
品，但确已非复晚明的风貌了。这种雕版风格上的变化，有时不必改朝换代也会出现。如明代嘉靖与万历之间，只不过有一个短暂的过渡期——隆庆，风格就截然不同；清初康熙与雍、乾刻本的差异也几乎一样。这种现象，还没有人进行细密的研究，给以科学的解释。
1980年10月5日
晚明的版画
版画作为一种艺术品，最早给以重视的却并不是专业的艺术家，也不是封建社会的上层人物。从诞生时开始，它就一直是普通人民群众的恩物。它是人民自己创造、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它是土生土长的艺术。
虽然早期版画有不少出于佛经，而佛经正是外来的东西，一定的影响自然不是没有，但从历史实物看，这影响小得很。在风格、技法上佛教版画自成一个系统、一个相当完整的流派，与其他门类的版画是泾渭分明、很少牵涉的。
既然社会上对版画有着强烈的需求，它的产生、发展就是不可阻挡的。在发展过程中也有过盛衰、兴替，这中间起着重要调节作用的是封建社会里的手工业和商业。不管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争论得如何激烈，经营雕版、印刷的手工作坊的生产肯定很早，而版画的出现，肯定也迟不了多少时候。
一切人民创造的美好事物，当它一旦出现并受到热烈欢迎以后，士大夫就要看中、眼红，要拿过来加以利用了。这种热心的“艺术爱好者”甚至包括地主阶级的头子——皇帝在内。我举不出哪位皇帝曾经下过提倡版画的诏书，但实例证明这并非毫无根据的揣测。跟着起劲的是大臣与各级官员，以至地主阶级中的种种头面人物。至于有名画家挤进版画创作者行列，那是颇晚的事了。如丁云鹏、陈老莲、萧尺木都是人所共知的版画画家，他们是应邀客串参加这一工作的，向他们发出邀请的则大抵是出版商人。画家自己发现了这一艺术形式的魅力，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创作，他们的眼光、魄力是值得佩服的，他们不愧是画苑里的豪杰之士。至于唐伯虎、仇十洲似乎自己并未参加过这工作，出版家有时借用了他们的粉本，有时简直只是打出了他们的招牌。如有些据说是唐寅作的版画的题属就写着“吴趋风魔解元”。唐伯虎无论怎样“风流”、“浪漫”，这样的别号怕是不会采用的。
附有版画的出版物绝大部分是通俗读物，售价是低廉的。日本的尊经阁文库藏有明万历中闽建书林拱唐金氏绣梓的《新调万曲长春》，书前扉页上有一方朱文印记，“每部价银一钱二分”，使我们约略可以知道这类书当时的市价。读者对象大抵是文化不高或只是多少认得几个字的市井小民。“万曲长春”是一种戏文唱词选本，每页分三栏，上下都是曲文，中间一栏则是“汇选江湖方语”，也就是江湖黑话大全。所收条目有些我们可以在明人话本小说上看到，是研究古代市语和俗文学的极好参考资料。此外就是精致的插图。可以揣想，在市镇的茶楼酒肆旅舍里，在走南闯北小商人一类人物手上会出现这种书本。它们的毁失也是极平常极容易的。没有哪个收藏家会保存这些东西。它们幸存到今天的怕也不过千百分之一二，而偶有所见也几乎都是“孤本”。这就给研究带来了很大困难。现存明刻插图本的一般情况大抵就是如此。
《养正图解》，是明万历中曾经担任过皇太子讲官的焦竑编著的。经理镌刻的是“南京吏科给事中”祝世禄，于万历中刻于金陵。全书凡60 图，每图后有故事说明，大抵从古书中节取。接下去是焦竑的讲解，间用口语，并有所发挥。祝序中首先提到“高皇帝尝命诸臣绘农业艰难图、古孝行图进太子诸王”，可见朱元璋是注意用形象教材对皇位接班人进行教育较早的一位皇帝。接受了朱元璋的意旨并进一步发展为大型图说的则是焦竑.他认为，“盖讲读止于析理，图说兼以征事。理之用虚，虚故隐约言之而不必有所指；事之指实，实故览之者易竟，而愈以明理之用。”（祝序）这大约可以算做古来一切看图识字类读物的理论说明。焦竑“仰遵祖训，采古言行可资劝戒者，著为图说”。他宣传的当然是封建道德规范与家法、教条。这书不同于一般民间通俗读物，是为皇太子准备的教材，所以刻版十分讲究，祝世禄在序中特别指出了“绘图为丁云鹏，书解为吴继序，捐赀镌之为吴怀让，而镌手为黄奇。”在序文中郑重介绍画家、书手、刻工，这办法就不多见。金陵是明代的留都，也是出版中心之一。丁云鹏是安徽人，黄奇是新安诸黄的先辈，这许多，就都使《养正图解》在版画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爱惜郎官”，写的是汉明帝与妹子馆陶公主的故事。公主在皇帝哥哥面前为儿子讨一个郎官的职位。明帝不肯，只赏了她1000 元钱。明帝的理由是，郎官虽小，可也是天上的星宿（传说天上太微垣里有25 颗“郎位星”）。
到了地方上，起码也是一个县官，要管100 里地方的百姓，这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所以不能答应。看来，汉明帝还是比较清醒的一位封建皇帝。他懂得不能把权轻易交给亲近人，在经济上马虎应付一下却不要紧。这种对“大节”“小节”灵活掌握的道理，今天看来当然不足为训，不过在2000 年前要算是难得的了。
另一幅“克己任贤”，画的是有名的唐玄宗照镜子的故事。照范文澜同志的说法，这是玄宗还不曾变为昏君时的著名故事。这里引一节焦竑的说解，从中多少可以领略一点给皇太子讲书的气氛。
“玄宗一日临镜，照见貌瘦，默然不乐。左右便逢迎说，‘自韩休为相，凡事违拂上意，以致陛下消瘦如此，何不逐去他，以自快乐。’玄宗说，‘韩休乃贤相，每事规正我。我得他为辅，百姓都阴受其福。我貌虽瘦，天下必肥……’”焦竑把古书译成接近口语的文字，读起来有些像小说，这与“朱子语类”之类都是难得的古白话文标本。焦竑说完故事，抓紧时机对未来的小皇帝进行了教育，将开（元）天（宝）作了对比，说道，“一人之身，而敬肆不同，治乱相反。人心之难保如此，可不畏哉！可不戒哉！”自然不免有点英雄创造历史的气味。不过这些话是面对特定对象讲的，所以不能不如此，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和《养正图解》性质相近而规模更大，读者对象也更广的可以举出祝世禄的弟子汪廷讷编刻的《人镜阳秋》。汪廷讷是徽州休宁著名的富商，环翠堂主人。除了《人镜阳秋》以外，他还写过十几种传奇，是个剧作家，有名的《狮吼记》就是他的作品。《环翠堂乐府》在明刻附图的曲本中也是非常有名的。此外，他还有《坐隐先生全集》，其中有《棋谱》，也附有插图。
汪廷讷的社会地位（除了经营土地和商业以外，后来还出任过盐官），他对文化事业的非凡兴趣，他在版画发展史上的推动作用，都是值得研究的。
一般的著作都把环翠堂刻本算作金陵产品，其实这并不一定准确。南京是汪廷讷经常往来的地方，但他活动的基地应该仍旧是安徽。《人镜阳秋》是黄应组刻的，这是一位虬村黄氏著名的雕手，他为环翠堂主人长期服务，刻了大量版画作品，因为他们是同乡。环翠堂诸种所附的版画与同时金陵版画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应该说，是他为金陵派版画带来了一种全新的风格，带来了徽派版画的风格技法。环翠堂诸种的风格是工整、富丽的，一扫初期版画那种粗犷的风习。人物形象也逐渐变得长身玉立起来，这在女性身上特别显著，后来就逐渐发展到所有人物都是修长美丽的。初期版画经常出现的阴刻，即利用大片木板黑地的方法不见了。同一风格的作品还有起凤馆刻的《王李合评北西厢记》和《元本出相南琵琶记》。画工是歙县的汪耕，也是绘制《人镜阳秋》插图的画家。在他的笔下，屋宇地面的花砖、屏风的配景、窗格的雕花、衾枕帏幕、桌帔绣墩，无一不带有浓重繁复的装饰味，就连花草树石也有着图案气息。这一切，与汪廷讷那样的社会地位和欣赏趣味都是密切相关的。汪耕笔下的人物，女性往往是丰腴的，近于唐画，与后来流行的纤弱苗条的风调完全不同，就连老年妇女也不例外。反面的或凶狠武勇的人物也并不加以丑化，只在眉目须髯间少作点染。这许多，与汪廷讷及其朋辈的好尚也有很大的关系。
以环翠堂为代表的版画，必然会产生它的缺点，那就是公式化。一切仿佛都有了一定的规格，精致是精致的，但生命力却消失了。特别是像《人镜阳秋》那样有几百幅插图的大型画册，这缺点就更显得突出。环翠堂的版画是有独特的风格的，它使我们联想到清代的皇家版画如《耕织图》、《万寿庆典》，都是工致富丽但缺少生命力的作品。这是民间艺术到了封建统治者手中必然会发生的变化。他们只着意于歌舞升平，企图把现实装扮得尽可能理想，不过艺术的生命却完结了。这一流派不能说没有给明末版画带来影响，不过并不严重，现实主义的传统仍旧在发展、进步着。可能一般的书坊及其读者，没有那样的财力制作、购买这样的出版物，也并不怎样欣赏这种离开生活太远的美术品。
《人镜阳秋》分忠孝节义四大部，每一部又分若干类。汪廷讷希望通过宣传，巩固、发扬封建道德的用心是清楚的。书前请了许多名人作序，还刊出了“就正姓氏”105 人之多，都是当时著名人物。可见这是得到广大封建上层人士的批准、同意的。如“国史编修、经筵讲官、充起居注”的黄汝良在序中就说，“余初观其像，窃怪近于传奇，非经史善本，谓其无当也。”
就代表了某些头脑僵化者最初接触这书时的反应，不过他随即醒悟了，不禁连声赞叹，“昌朝兹编一出，见者莫不警惕。万古纲常，昭昭在目，是大有功于名教也。”终于得到了完全的批准。
现在从《人镜阳秋》里选取了两图，都是描画在开阔场景中的人物活动的，在全书中要算是一种别格。第一幅写的是范蠡与西施的故事。无无居士（汪廷讷的别号）说，“范蠡灭吴霸越，功成而载西施泛五湖。卓哉，擅千古之风流也。”可见他对范大夫的结局，是非常羡慕而且佩服的，这也正合于汪廷讷的身份，因为他自己就是一名兼作官僚的商人。看图中所写，范蠡与西施虽然过着逃亡生活，但依旧颇为阔气而悠闲，除摇船人外，还有三名僮仆。小船也挺讲究，案上还有瓶插珊瑚和书卷，这许多，正是无无居士自己理想生活的描画。范蠡的打扮也像一位道士或仙人，和同书中庄周与诸葛亮的形象没有什么区别。“想其洞庭橘熟，江乡蟹肥，维艇白苹渡口，垂钓红蓼滩头。友者白鹭沙鸥，瓦盏蓬窗，独斟浊酒。向之战姑苏而刎壮士首者，尽付之五湖烟水中矣。回视文种，鸟尽弓藏，难共欢乐者，越绝哉。”这不只可以作为图版说明，汪廷讷的思想境界也表达得明明白白了。
另外一幅是刊于“义部”、“惠爱类”之末的汪仕齐事迹图。这是编者的父亲。廷讷在自序中曾反复声明，由于“乡人”的坚持，才不得不添入的。
读者却借此得以了解仕齐是怎样一位能“得万货之情”并使人们“无不骇且神之”的能干商人。这图的经营也很别致，退休林泉的老封翁坐在堂上，大概正在施舍棉衣；下面的粮仓里则在放赈。远处的民工则正在取土、运土和打地基。两名雅人正悠闲地负手参观，他门是在监工也说不定。在这一幅中出现的人物有40 个。动作不同，神情各异。把繁复的内容，组织在一幅之中。
画家是费了心思的，刻工也显示了出色的功力。使用的只是简单但有力的线条，却能成功地传达出各不相同的神态。这是明代后期徽派刻工的真实本领。
几十年以后，这种手段就已经不再可见。雕工可以作到更为工细，画面可以更为繁复细腻。为皇家服务的雕版业无论在人力、物力哪一方面，都不是民间艺人所能比拟的。但作品的神态却差得远了。
关于汪廷讷，陈垣先生《跋明季之欧化美术及罗马字注音》一文中曾有所记，可以使我们知道他是怎样一位达到了可笑程度的好名者：汪亦徽人，其书（《坐隐棋谱》）刻于万历卅六七年，亦遍征当世名人题赠。据自跋，此则为万历卅三年利玛窦所赠。《坐隐集》并有酬利玛窦赠言一绝。然试译之，词句不可通，盖割裂《墨苑》利玛窦赠文及图说而成，殊可笑也……信手剪裁，任意联缀；不顾其汉音文义如何，欺当时识罗马字者希，特取其奇字异形，托之利赠，以惊世炫俗，可见当时风尚，士大夫以得利玛窦一言为荣也。
自从颜之推在“家训”里斥责了教育儿子学习鲜卑语、弹琵琶作为“服事公卿”的手段的齐国士大夫以来，中国历史上这一类记载多半出现于国势陵夷、强敌窥伺的年代。在明末，为某些士大夫所艳羡的是“远西诸儒”带来的近代文明成果，这与齐国士大夫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不管怎样说，佩服是一件事，摇头摆尾地讨好则是另一件事。对此，人民大众是看得清楚的。
封建统治阶级很懂得利用版画为自己服务。明代政府的出版机构——经厂，曾经刊行过大量书籍，其中就有附有大量插图的。如《释氏源流应化事迹》，全书有440 页之多，是先图后文的劝善书。雕版之精，图像之多，都是惊人的。这种明初北京出版的版画，带有浓厚的宗教画气息，与民间的版画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可以推测，一些专刻佛经扉画的工人，当时已被吸收到经厂中去，因而切断了与民间出版业的联系，也没有给坊刻留下任何影响。民间版画也有以佛教题材为主题十分出色的作品，风格就完全不同。
这里可以举出万历中新安诸黄所刻的《罗汉十八相》作为代表。
这是一种白棉纸印的大方册。共18 番，每页正面是图，背面是赞，大字隶书，六行，六字。最后一赞末属《海阳汪圣修书》。每页版心下有刻工姓名，有“黄应瑞刻”、“黄应泰刻”、“思桥”、“应道”、“伯府”、“应绅”等。现在选刊的第九幅，是一位“托钵持仗、偏袒衲衣”的罗汉。伯符是黄应瑞字，这位雕版名手在这一帧里确是表现了非凡的技巧。衣袂的飘举，神态的从容，眉目的安详，袈裟的富丽，这一切都是用极纤细的线条表现的，但纤细决不等于纤弱，线条似乎是带有弹性的金属丝，构成的人物体态、肢体、颜面轮廓，都饱含着跳动的活力。连袈裟的厚重与内衣的轻柔都有明显的差异。这是晚明版画所能达到的极高境界。
这种大方册的版画，似乎是万历中开始出现的一种习见样式。它们大抵是极为精美的作品，比一般书本插图的要求更高。近30 年前我曾在济南市上见到一厚册《东方三大图》，也是这种类型的大方画册。刻工是徽州汪志高，书前有万历甲寅朱延禧序，《东方三大赋》，谢在杭序，杨■序。所谓“三大”是东海，泰山和孔丘。全书180 页。可以算作一部煌煌巨制。
不只是堂皇重大、宣传封建道德最严正的事物，连最赤裸、淫秽的题材也是这种大方册版画的内容之一。它们同样是徽派版画刻工最精心的作品。
这一奇特现象是很能尖锐地反映晚明社会的本质的。一方面是无比的正经，另一面则是极端的腐朽。在明代后期，徽商在全国是最活跃的商人，典当是他们经营的重要业务。徽州的朝奉就是非常有名的专业人员，可以与绍兴的师爷媲美的。当铺最怕失火，而据说这种内容的版画画册是有非凡的避火功能的。这就是徽派版画出现这一品种的原因。在二三十年前，北京、山西的一些几十百年历史的老典当、钱庄往往就神秘地收藏着这种画册。我在傅惜华的家里曾经见过几种，后来是被康生一骨脑儿抢了去了。这些版画，在艺术史、社会史、民俗学上都是珍贵的文物。但过去一直没有人肯著录、议论。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释道三家地位的排列虽然时有上下，但道家的势力无疑是最弱的。不过它也不甘示弱，时时企图巩固、扩展自己的阵地。
他们在进行宣传的时候，也没有放过版画这一重要武器。
《道元一气》五集，俞俞道人曹士珩元白撰。崇祯中刻于金陵，也是一种同型的大方册。全书有四十几张插图，画者是曹元白自己，刻工无属名，看风格也是徽派名手无疑。书前有芝岳老人序；龙眠学仙童子燕胎道人郭士豪序（崇祯九年）；惺惺道人张延誉序（九年）；弟子汪瀚序（崇祯七年）。
作者和校订者都是新安一带人，他们请了徽州工人来雕版是很自然的。在全书前面，有作者隶书上版、蓝印的一篇告白，是很有趣的文献：是书也，独畅祖真秘旨，合阐性命微言，渐顿咸明，始终毕举。允为后学章程，远作丹经印正。年来自揆圜中，甲戌行携白下。偶为诸宰官鉴阅，遂命精梓流通，用开后觉，以求外护。俾读是篇者，发欢喜心，破贪悭想。
独助三千，同登八百。倘有无知利徒，影射翻刻，誓必闻之当道，借彼公案，了我因缘云。
这是中国出版史上难得的“版权所有”广告宣传的实例。它告诉我们几件事实。首先，这书的刊行是得到留都贵官的大力支持的，其次是这类书会有“无知利徒”企图翻印，可见是一种颇有销路的商品。作者维护版权的意图则不明确，似乎不大像是为了保护版税收入。至于前面讲到书的优点，所发挥的秘旨、微言，我虽曾翻看过一遍却终于不能懂。
释、道都是宗教。佛家宣传轮回，寄希望于来世或虚无飘缈的西方净土，总难免虚幻、空无的缺点。这对性急的人来说，不能算是怎样有力的宣传方法。这就是后来某些佛教大师提出顿悟说，提出不必念经、修行照样能成正果捷径的原因。但到底还是比不上道教的“现实”。道士主张长寿，力求获得眼前的享乐，允许养妻子，还可以进行烧炼，这是既能取得金银，又能得到长生的妙法。这样看来，佛家“出世”，道家则是“入世”的。按理道家会在宣传上占有优势，但实际却又不尽然。我想这是因为道家所用的一些方法过于自私也过于神秘了，实际效果并不显著。活了几千百岁的神仙至今只存在于武侠小说之中，人们不相信，这就反而不如和尚所宣传的来世、天堂之虽然朦胧却较有吸引力。以上这些完全门外人的臆测，与哲学范畴中的释道理论没有什么关系，记得多年前我在青城山上遇见过一位有名的道士，曾向他打听过有关炼丹、采补……的秘密。结果受到了一番委婉的驳斥。他说那些都是旁支、外道，不是道教的正宗。我想这大概也是事实。但在《道元一气》这样的书里，所见的却大半是后者。这类书之出现于晚明并受到欢迎，当然也是毫不奇怪的。
《三家图》是两张合幅的图。左面的一张写老子手里拿着一张太极图，释迦手里执了禅杖，在悬崖上对坐。手捧宝珠的龙女凌波而至。龙女的衣襟和鬓发都迎风飘拂，映衬了汹涌的波涛，是很美丽的形象。我不能明白这中间暗示了怎样的哲理，只觉得这是一张高妙的版画。另一张是《内篇》《金液还丹次第》中的一图，这是道家说教中最为反动荒谬的一个部分，是赤裸裸地把女性看做一种器具的“理论”，是真正抓住了封建主义的精髓并发出强烈诱惑力的一个部分。那些“宰官”们之所以欢迎并大力支持道士，他们希望通过道士的帮助获得的往往不是发财，而是纵欲的法门。从很古的时候起，道士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著作”就大量出现了，叶德辉刻过一部《双梅景闇丛书》，其中所收大半是这种货色。谁想真正了解封建主义的实质，只从儒家的教条中寻找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懂得一些释道二家的花样。《三家图》这个题名倒颇能说出一点内幕。
但以版画而论，这两幅却是很好的作品，都是新安派刻工技巧烂熟时期的作品。不过与通常的戏曲、小说插图比较，风格还是有所不同，我想这是因为不同画家的不同画风所引起的差异。中国的古版画，大抵总是画工一人，刻手又是一人。在雕版事业发达的地区，大抵有着一些专为书籍绘制插图的作者。他们熟习业务，和刻工合作得久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知道怎样的线条适于刻刀来表现，对传统绘画技法上有所舍弃也有所创新，这样就逐渐摸索出一套方法，与雕工配合形成了一种特异的风格。
状元，是封建社会由科举制度进身的最终优胜者，也是人们（特别是读书人）一致羡慕争夺的对象。最初发明这方法的不愧是聪明的统治者，他所运用的大约是和发明彩票的商人相同的策略，但更为巧妙而成功。皇帝已经消失了70 年，但到今天许多人还知道状元这名称和它所代表的涵义就是一种明证。
早在明代中期，“昆山顾氏”就已编成了一部纪录明代历科状元的书，这之后又陆续出现了“京省诸刻”多种不同版本，可见这是很受欢迎的读物。
到了万历后期，海阳吴承恩又增补重编为《状元图考》五卷，精雕行世。这是一部受到当时读书人高度重视的书，是各地书坊和举行种种科举考场的书棚里都必然陈列的畅销书。这书传世著录有几种刻本，重要的是万历丁未所刻一本。刻成后又陆续添上新科状元，补刻行世，其实并非都是新版重刻。
我所有的一本所收状元共77 人，每人一图。目录至钱士升止，但实际最后一图是周延儒，可见印刷已在书刊成九年之后了。这书所附的图绘是极精工的。
在卷首大题之下，编校姓氏之后还特列“黄应澄兆圣父绘图”一行，可见编者的重视。吴承恩的凡例中有两条说：图者像也，像也者象也。像其人亦像其行。……得良史黄兆圣氏，以像属焉。……
绘与书双美矣。不得良工，徒为灾木。属之剞劂即歙黄氏诸伯仲，盖雕龙手也。
明刻附图书中像这样在卷前大书特书，表彰画人、书手、雕工的，这是仅见的一例。那位绘图的黄应澄显然与虬村黄氏应字辈诸人是兄弟行，他是专职的画家，也许自己也能刻。雕工姓氏保留在书中的有应瑞、河清、惟乔、伯符、兆元、元吉、德脩、应泰、黄应渭等凡九见。其中有的则是别字。
《图考》的编辑方法是每人一图，后附详考。图画的题材是撷取有关本人的一件故事或传说，而这往往是梦兆、阳德之类，因此包含了大量的因果报应迷信内容，但也暴露了一种思想。在当时，大约没有谁相信状元是靠真才实学得来的，重要的是运气，宿命因果是起着决定作用的。其实这是对封建统治者抡才取士政策的一种清醒的判定。皇帝大约没有料到也看不到这些副作用。
不过以版画而论则确是出色的。因为题材广泛，画家又费过一番心思，所以虽然是近百幅的大型画册，也毫无单调雷同之感，比起《人镜阳秋》来要好得多。刻工更是极高明的，它工致，但毫不板滞。线条是细腻的，但不排除重笔。山石、堤岸、花树、发髻，都有用重笔渲染的地方，比起一色细线条来是一种进展。从初期版画的粗线条，到一味工细，再回到粗细并采以细为主，版画发展的痕迹是很清楚的。
这里用作例证的是卷三嘉靖二十三年状元秦鸣雷的一幅。描写的是他常常会有的一种梦境，“骑马上天门”。构图非常别致，它的写梦也与后来连环画中运用的手法相似。现实与幻觉组织在同一画面之中，奔马的描绘也是出色的。
说到连环画，不能不想到《壬午平海图》。关于此书我在《残本·复本》一文中曾作过介绍。这是明朝覆亡前夕江南苏松道程峋镇压了一次“海盗”
起事之后的“纪功”之作。共有双面合幅版画27 张，“沿海地形图”六张半。
用连续画卷的形式介绍了“平海”的全过程。现在介绍的一张“枭斩盗犯图”，正是封建统治者残酷镇压起义者血迹斑斑的实录，是难得的历史文献。行刑的刑场是演武场，坐在堂上的就是程峋和理刑推官知州三位官员。平台上有手执“行刑”号牌和挥动令旗者。左面悬着帅字大旗的台上有一群吹鼓手，他们手中的锣上写着“金”字，说明这就是“鸣金”的用具。刀斧手们就在辕门里面进行屠杀，许多“盗犯”已经身首异处了，还有的则正在“开刀”，等待处决的都跪在左侧一边。平台下面还另有一面“犯由牌”（？），一个役卒手里拿着不知什么名色的东西，正向大堂赶去呈验。旁边站着两个佩剑的武官，正在议论着什么。一个衙役正用树枝赶走看热闹的人群。左右两侧则是手执武器旗帜的兵丁。
这些图没有在画面上留下刻工姓名。不过看刀法风格并不像是徽派，它是更为自如奔放，更有生气的。人物之众多，神态动作之生动，比起只着意刻画少数人物的徽派版画显然需要特有的圆熟技巧。这是可以代表明末苏松一带雕版水平的作品。《平海图》的出现，说明晚明版画施用之广，说明封建统治阶级对这一宣传形式的重视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以版画形式出现的名副其实的连环画，应该说是大部头小说中的“绣像”或“出相”。三国、水浒……等著名长篇小说的明刻本多有绣像，有时它们分别被插入各卷或各回之前，有时就合订在卷首。如果故事是连贯性的，这就应该说是连环画了。有些插画较多的曲本自然也有相同的特点。其中成就突出的作品大抵到晚明才大量出现。影印本《金瓶梅词话》所据的原本是万历刻本，但书前却附有一厚册插图，是从崇祯刻《金瓶梅》中借用的。《词话》原本无图。有的研究者却误会插图与《词话》同出一书。
《列国志》在明代有许多不同的刻本。但成为后来刻本的祖本的则是冯梦龙改编的不分卷、108 回本。这书的原本是明末金阊叶敬池所刻，刊刻甚精，有54 页、108 幅插图，也可以算是一部煌煌巨制。这里选取一张“献地图荆轲动秦王”作为代表。所写是“图穷而匕首见”以后紧张的顷刻。屏风已被推倒，地图还留在案上。荆轲手执匕首绕柱而走，秦王急切间拔剑不出。
闻警来救的武士们正登上殿陛，而殿上诸臣则张皇失措出尽了丑。只写了10个人物，但在事变发生的俄顷，他们的不同反映都准确生动地再现出来了。
画家刻工都是值得称赞的。看那雕版风格，与新安诸黄也不尽同，可以看做姑苏版画的标本。
明代版画除了美术作品的功能以外，在科技、医药种种应用图书插绘方面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但注意的人却较少。当时最著名的雕版名手很少参加这种工作，大抵只由普通雕版工人担任。但数量却是很大的。
明人喜欢编写篇幅巨大的类书，有一些还附有大量插图。如《三才图会》、《图书编》都是。后者有127 卷之多，章潢编。他根据“左图右书”的原则，尽量利用插图，对种种事物加以说明。照四库馆臣的意见，这书的学术价值比《三才图会》还要高些。如“城制”一图，刻工说不上工致，但却是忠实于实物的。不过也不是某一座具体城池的写实，而是一般的概括。这是中国古代百科全书类型出版物插图的范例。就世界范围来说也是先进的；至今依旧有参考价值。
医书、本草学、植物学（如《野菜图谱》）、茶书（如《茶经》）、兵书、科技书（如王徵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这类书都附有数量可观的插图。因时代先后、刊书地域的不同，这些插图之间往往有精粗美恶的差异。
但判别高下的尺度却应与美术作品的版画有所不同，在这里，忠实于客观事物的要求应是第一位的。例如李时珍的《本草》，原刻附有插图，虽然有些粗拙，但我相信是力图忠实于草木金石的实物的。我曾见过一部崇祯后期刻印的《本草》，插图要精致得多，刻工是有名的武林项南洲。我想，遇到这种情况，怕还是原刻初印的本子要来得可靠一些。因为这不是美术品，漂亮起来的翻刻本就很可能会走样，没有从李时珍手稿抚出的本子可靠了。但这也只是一种揣测，我不懂植物学，也没有用两本进行过比较。
有一部叫做《修真秘要》的书，断不定应该归入子部道家还是医家，也许都不是。这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现象是复杂的，是多种因素交错糅合在一起，成为一种似乎不伦不类的东西。想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来分类，是无效的，前些年有人企图举办儒家法家大排队，就是想用“清理阶级队伍”的办法来给古人作鉴定，每人发给一张身份证。用心不能说不是良苦的，但效果很不理想。李白据说是法家，可是又和道士打得火热，希望长生；常常喝得大醉，可是一醉就能写出出色的诗来。他有时嘲笑孔丘，但也并不全部拒绝圣经贤传中的道理。这就使许多专家发生了困难。对此，李白是不能负责的。这本《修真秘要》是明嘉靖中赵府味经堂刻本，上文下图，共23 页、46 图。初看，这应当是一种健身运动的图说。但常常说到运气行功，似乎又讲的是气功一类的东西。再看看那些古怪的名目和示范表演者的形象，该是道家著作无疑了。开卷以后七幅都是以吕祖为主的，如“吕祖养精”之类；以下是陈抟，共四幅，都是“睡功”；下面就轮到“李白玩月”，可见在道士们眼中，李白的地位是很高的，仅次于吕、陈二祖。此外还有“仙人指路”、“龙扳爪”、“鸣天鼓”、“双手拿风雷”种种希奇名色。《修真秘要》前面有“前后卫生歌”，后面有“医家秘传随身备用加减十三方”（版心下有“味经堂”三字）那是不必踌躇就可以列入医家的了。
明太祖分封诸子于全国要害地区，是为藩府。用意自然是要他们拱卫中央。不过有时也会弄巧成拙，如明成祖（永乐）就以燕王起兵“靖难”，夺取了政权。因此，中枢往往又对诸藩多方加以限制，设立了许多禁例。只给这些藩王在指定地区内以肆无忌惮地剥削残害人民群众，尽情过荒淫享乐生活的自由。有些藩王在这种环境下喜欢刻点书，算是一种消遣。所刻也大抵是曲本、棋谱、画谱、占卜书之类。地处中州的“赵府”所刻书要算是较多的。使用了“居敬堂”、“味经堂”两种牌号。前者所刻多半是正经书，后者所刻则以医家道家类书为主。这里所选的两幅版画，则是典型的明代中期北方雕版风格。可以看出，这与南方版画是全然异趣的两种不同作风。
明代科技书中有关武备的著作比例颇高，这与时代社会背景有密切的关系。明朝的统治阶级先是要对付、镇压起义、反抗的农民和少数民族；随后又增加了“倭寇”的侵扰与“东夷”的威胁，直至最后席卷朱明王朝以去的明末农民大起义。这个一直受着威胁、打击的阶级必须重视武器的研究与改进，是不奇怪的。早期的这类著作中所收绝大部分还是传统的武器，自明代中叶以后，从不同渠道传来的外来新式武器就逐渐出现了。至于比较系统的、由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技知识，那是要到很晚才开始传播，还来不及运用到武器制造上面去。
《利器解》一卷，万历刻大方册本，是陕西西安前卫指挥金事温编的著作。书中所收种种火器，有威远炮、迅雷炮、万胜佛郎机、噜蜜鸟铳……照郭子章在序中所说，“顾此二器（佛郎机、鸟嘴铳）国初未有也。嘉靖间一来自佛郎，一来自倭，皆东夷器也。”这书里记录的是简单的仿造方法。看那所附噜蜜鸟铳的图样，也只是粗疏的示意图，后面还有前口、火门、机等的细部图。在“上轨”、“下轨”中间的“转轮”，是一种可在两轨之间转动的齿轮，也画得草率，和实际相去很远。还有一种“绷子”，其实就是弹簧，书中的说明是，“绷子用黄铜片，两头交钉。折叠意若锁簧，钩来，则绷子折叠，下轨关轮而上轨至前燃火。放手，则绷子撑开，下轨推去，火管自回。”这种解说是早期科学器械说明书的标本，讲得虽然并不准确而且繁琐，意思则是清楚的。
《利器解》是万历庚子（1600）刻于西安的官书，是明政府军事部门的内部文件，它的插图应该可以代表当时西北地区雕版的应有水平。事实上27年以后刻于北京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所附的许多插图，水平也并没有多少进步。这几乎是按照当时“西海耶稣会士邓玉函”带来的欧洲物理教科书上的图样照式翻刻的，连原有的罗马字也照样翻刻了过来，不过那里的齿轮也同样是很可笑的。西方的科学文化，在闭关已久的中国人看来是一种新鲜事物，是完全陌生的，但表示了应有的好奇与欢迎，也有的人在拚命地抗拒。
这就是它在中国大地上开始落种、生根时的状况。雕版工人同样也不熟习这些，他们生产了并不理想的作品，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这些300 年前的科技书的史料价值还是很高的。
画谱、花草谱、墨谱、笺谱……都是大量使用了版画的图谱。一些著名的谱录都为人所熟知并艳说，如郑振铎的收藏《程氏墨苑》，鲁迅先生的翻刻《十竹斋笺谱》，还有十多年前在浙江发现的《萝轩变古笺谱》，是海盐张氏涉园旧物。此谱刊于天启丙寅，早于《十竹斋笺谱》几乎二十年。黄棉纸精印。逗板，拱花这些技巧在这部笺谱里已经使用，套色有至五六种者。
说明这些都不是胡正言的发明创造。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是经过徐森玉先生的鉴定主持收归国有的。我只隔着玻璃柜看见过陈列的一两页，读过一点简单的介绍。多少年来没有人再提起过，实在非常可惜。这是可以导致改写中国版画史有关章节的重大发现，可以据以纠正过去某些研究结论的。其中也包括了日本关心并研究中国占版画的学者的某些结论。现在一些美术出版机构又在开始复印一些古版画了，这是使人高兴的。那么为什么不设法把这书也重印出来并加以研究呢？
关于古版画的复制，我想也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一些重要的、有突出特色的作品，就要求我们使用珂■版或更先进的印刷手段，石印、锌版、胶版都是不足取的。过去人们也曾尝试过用木版重刻，但成绩并不总是理想的。鲁迅、西谛主持重刻的《十竹斋笺谱》是非常成功的。但荣宝斋曾经翻刻过一种古版画集（书名记不真切了）却是一种完全失败的作品。它告诫我们，只凭工细的线条是不能使某些并不只是依赖线条的纤细而成功的原作复活的。有时得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效果。荣宝斋的雕版艺术家们可以成功地用几千百块套版复制一张古画，但却不能用一块木版重现一张明代版画，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一定总结过一些重要的经验，在刀法、工具上都会引出可贵的思索，而这正是研究古代版画应该花大气力的地方。有的中国版画史在书后的附图中就有用了一些可疑的插图，如《青楼韵语》、《三才图会》等可能就是辗转取材于并不成功的翻刻本，却不加以注明，这种作法当然是不足取的。
萝轩、十竹斋两种笺谱，都开版于江浙出版事业兴盛的地区，但都独树一帜，与盛极一时的新安黄氏刻工没有什么关系。这是值得注意的。在百花竟放的形势下，流派层出不穷，人才也像雨后春笋那样的涌现出来。万历癸丑（1613），在松江刻成了一部“云间林有麟仁甫辑”的四卷本《素园石谱》，就是很值得重视的一部版画名作。此书过去故宫博物院曾经有过石印复本，但比起原书来是大为逊色了。在原书作者自序第一页版心下方，留下了“云间周有光刻”一行字，可以证明此书刻于松江。这书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画家企图表现石块的形与神，它的玲珑透漏与种种不同形态。在一百多幅图版中，运用了笔墨的各种功能，尽力传达出石块千变万化的形貌。刻工则用刀完美地再现了画家的意图，这与新安派用细腻的刀法制造的工丽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刻工不只再现了实物的形态，同是还表现了浓重的笔情墨趣，没有一整套精湛的刀法，是做不到的。这里只能介绍一幅“石丈”，可以约略看出，画家怎样用笔，刻工怎样用刀，完成了他们希望达到的效果。只靠工细，完全不可能做到这程度。
金陵，明代的留都，雕版事业非常发达，确是可以算作一个出版中心。
今天所知以汇刻曲本知名的书坊就有好几家，留下来的实物也还不少。经营这种出版业务的几乎都是唐氏一家。金陵三山街唐氏富春堂，有时属名唐对溪，可能就是书坊的主持人，他有时也用寿德堂的牌号。唐振吾的书肆名广庆堂。世德堂的主人则是“绣谷唐氏”，还有一位书林唐锦池。文林阁的主人也姓唐，所刻曲本数量之多可以与富春堂相比。在当时的金陵，除了陈大来经营的继志斋，曲本的出版似乎都被唐氏一家包办了。
在诸唐中间，富春、世德两家是较早的老辈。富春堂诸种的版式与插图都是异常古朴的，是元末以来通俗读物的直接继承者。到了唐振吾就开始出现改革的迹象，插图风格逐渐趋于工丽。这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徽派版画的发展给出版业带来了新的刺激，同时也是一种威胁，不改进就不能生存下去。
不过唐家似乎并未直接聘用徽派的雕工，而是走着自己的路。这就是后来形成的金陵派版画风格。文林阁和少后的继志斋（刊书于万历三十六年前后）
的作品可以作为这种风格的代表。
《观音鱼篮记》是文林阁所刊诸曲之一，这个故事和今天仍流行于地方戏中的《追鱼》是有些关系的。“包公鞫妖”一图在构图、刻工上都算得是成熟的作品。与徽派版画不同的是，还不曾全部使用细线条。人物的中靴、发髻和树木枝叶，仍旧利用了木版的黑地。从构图上看，画家想象的天地，还较多受着舞台的限制。这是一个尺度，可以有效地判断插图产生时代的先后与成就的高下。正如将舞台剧改编为电影，改编者的高明与否取决于摆脱舞台框框，尽意驰骋自己的想象能力。这在晚期许多有名的插图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如陈老莲的画《西厢》有时简单到抛却背景，只写人物；有时又使人物做梦，在梦境里表现舞台上根本无法表现的情境。在画家头脑里，舞台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
版画的成就愈高，它在出版物中所占的地位也更重要，也愈受到出版家的重视。前面曾经介绍过《状元图考》编者对图像的评价，这种趋势，到了明代末期，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刊于万历丙辰（1616）的《青楼韵语》，编者张梦征在“凡例”中就郑重声明，“图像仿龙眠、松雪诸家。
岂云遽工。然刻本多谬称仿笔，以诬古人，不佞所不敢也。”书前又有郑应台所写的“韵语画品”，可见出版者对插图的重视。天启中刊《彩笔情辞》，明虎林叔周甫张栩选次，张氏在自序中也说，“图画俱系名笔仿古。细摩辞意，数日始成一幅。后觅良工，精密雕镂。神情绵邈，景物灿章。”崇祯丁丑（1637）杭州刻《吴骚合编》前凡例说，“清曲中图像，自吴骚始，非悦俗也。古云，诗中画，画中诗，开卷适情，自饶逸趣。是刻计出相若干幅，奇巧极工，较原本各自创画，以见心思之异。”短短20 年中间，杭州书坊先后刊印的这几种书无疑是可以作为晚明版画的代表作品写入美术史的。这是出版者极端重视、刻意经营的成果。我手头的一本《吴骚合编》，原书的扉页还保留着，棉纸蓝印，中间大字双行题“新镌出相乐府吴骚合编”，右上方有“白雪斋点定”五字。上端有龙凤纹大圆印，左下角是小字朱记一方，文云：
词余之传，其来尚矣。佳本之获，世顿罕焉。往刻吴骚诸集，海内风驰，坊刻效颦，终难继武。第流行日久，积渐模糊；选帙屡分，未称合璧。兹特审音选订，精心删补。写丽情而务除俗套，搜旧曲而博览新声。更加画意穷工，增一编之景色；点板合法，师九宫之渊源。敢云大雅之复兴，实彰骚坛之全盛云尔。白雪斋谨识这方小字宋体刻成的印记，事实上是一则广告，加上上端极为工巧的朱文圆印，都在证明着这是原版初印的本子。但又不曾声明“翻刻必究”，那是因为雕版之精，不是“效颦”者轻易所能“继武”，因此也就不怕冒滥。
保留着这样原扉页的印本，是很少见的，它本身也是出版史上的一种文献。
还有一种《绿窗小史》，共收丛著47 种，前有秦淮寓客序，后有印记二方，“蕙若”、“白雪斋”。前面有精图多幅，看来也是同一书肆刊行的。
又曾见《绿窗女史》十四卷，碧蕖馆藏书，前面也有大量精图，可能是较早的一本。《小史》之出，当已在崇祯中了。《小史》前面的插图，也正与《合编》是同一风格的版画。
《韵语》的插图，由武林张梦征摹像，黄桂芳、黄端甫等刻成。“玉斝漫飞淮浦月，锦筝还趁郢人歌”是马湘兰的诗句。原题是《春日诸社丈过小园赏牡丹，各赋绝句见投，用韵和答四首》。画面所写，几乎与今天苏州园林中所见的光景无异。溪流、小桥、湖石、花树都是写实的，三位雅人对花、焚香、吃酒，一面入神地欣赏着“佳人”指上传出的琴声。小桥上一个跑着送来一盘石榴的小僮正和同伴在答话。六个人物的神情动作各不相同，真是栩栩如生。刻工的技巧也完全体现出了画家的意匠。
另一幅写的据说是桂英的诗意，那题目就是《送王魁》，“灵沼文禽皆有匹，仙园美木尽交枝。无情微物犹如此，何事风流言别离。”《焚香记》、《情探》里的女主角竟自有作品流传，真是不可思议的事。当然我们不必浪费精力去考证那真伪。这幅画描写的是情人在分离之前依依惜别的情景。画家用浓墨重笔尽情渲染了蓊郁的林荫，枝叶交柯，仿佛有一种浓重阴凉的草木气息朴面而来。执手无语、双目交视的一对情人，与桥头整顿着琴囊书卷的小僮，溪中戏水的鸳鸯，互为映衬。小桥一过，就是咫尺天涯，离别的情味真是浓极了。
这两幅风格完全不同的版画，可以使人们消除一种误解。新安诸黄并非只能刻细若游丝那样木刻线条的名手，他们也善于再现另一类笔墨，制造别一种气氛。
《韵语》的插图是当时和后来都公认的名作。它甚至比原书的文字部分还有更强的生命力。我曾见到过一部题为《闲情女肆》的书，看纸墨，也是明末的印刷品，但其中的插图正是《韵语》的原物，只不过一起订在了卷首而已。这是《韵语》旧版落人别一书商之手以后，文字作废，但舍不得那精致的版画，才使它在另一部书中重现的。
《彩笔情辞》的插图是古歙黄君茜刻，也是精丽绝伦的作品。这里复制一幅“斜阳江上烟波疾，怎对却西风立。”这是梁伯龙作品中的摘句，原作前有小序，略云，“癸丑之岁，南游永嘉，道经兰溪，徘徊江岸。凌丽樵之孤耸，见塞羽之长征。川原迢递，旧会难同；云树周遭，故园不见。情来引泣，事往会悲，因动仲宣之怀，敢拟登楼之什。”画面力图表现的正是这种特定情景。
这也是一幅不同于虬村黄氏典型的典雅绵丽风格的作品。画家与刻工根据主题的要求，用几乎接近粗犷的劲健笔锋、线条，勾勒了江水、波涛、山石、虬松。气势之雄浑，韵致的苍凉，在满眼水软山温和好女如花、柔情似水的画面中间，不能不是一幅难得独特的精品，画面上仿佛真的隐隐传来了阵阵潮响、松声，吹来了使人站脚不住的天风。劲挺的松枝、汹涌的江水几乎占却画面的绝大部分，画家构图的胆识，也是无双的。
当多少领略了晚明版画的种种不同风格之后，最后还是不能不回到它所表现的最普遍的题材和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作品。《吴骚合编》中项南洲所刻的“寻芳缓步闻鶗鴂，柳畔黄鹏声弄舌”就是会使人着迷的这样的作品。一位春日游园的少女，迷醉地微侧着头恣意享受着和煦的春风的吹拂。风儿在哪里？在杨柳的柔条上，在少女和女侍的衣带中，也在那扑腾着双翅的黄莺身上。最主要的怕还是在她那惺忪的眉眼之间吧。
洪国良刻的“良霄院落沉沉，立尽梧桐清影”。几乎是同样的人物，但环境变了，情调也变了。清秋、月夜、桐影，此外就是静，静。也许还有秋虫的鸣声，也许并没有。她不正在那里凝神谛听么？画家、刻工既然提供了充分想象的依据，读者自然就有权利运用自己的想象。美好的艺术品的功能不就正在这里么？
杂七杂八地说了许多，有些方面还是来不及考虑，漏掉了。譬如建阳这个雕版中心，也曾产生过丰富的版画作品，有着浓重的地方色彩，就没涉及；明刻书籍有许多扉页、牌记，出版者也常常用版画加以装饰，也来不及讨论。
譬如《重刊事物纪原》，是一部宋人编辑的通俗小型百科全书，颇受欢迎，一直传刻不绝，在明代就有天顺、正统、弘治诸本。其实多半是旧版在书坊中辗转流传，多次修版重印的。我所见的一本有“成化乙酉岁”（1465）的牌记，画面是一个童子，刀法古朴而生动，是明代早期版画极好的标本。又例如萧云从的《离骚图》，弘光元年（1645）刻本，是非常重要的版画作品，《中国版刻图录》说，“《离骚图》为汤复刻，与刻太平山水图画之汤尚、汤义，疑是一家。封面镌汤用先绣梓。”这汤氏也是一个雕版世家，是明末安徽地区的刻工。我所藏的《离骚图》、《天问图》，还是棉纸最初印本，原封面中间篆书“离骚”二字，有上方题“萧尺木先生手授图画”，左下方是“汤复上绣梓”。这应该是最早的款式。可惜此书被掠至今未归。
我国明刻附有版画的书籍，在日本还保存着大量实物。内阁文库、尊经阁文库、宫内省图书寮、东京帝大、早稻田大学、无穷会等处都有所收藏。
其中建阳书坊刻本尤为重要，往往是国内已佚的孤本。日本私人藏书家也非常重视明刻插图书，研究中国版画史，如薄井恭一先生所藏后来就曾选印为《明清插图本图录》一书。近年他们的研究情况，所知很少。我想在中日文化交流的这个方面，前景是广阔的。
郑振铎主编的“古本戏曲丛刊”收入了大量的明刻插图本，事实上这也是一部可供参考的明刻版画汇集。不过想作研究还是应该根据原书实物，“丛刊”只能作为一种参考。石印复制的美术作品不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何况还有修版的工序，许多真实面貌都被修得失真了。“丛刊”的选材也不是没有缺点，有些重要的本子，因为种种原因就不曾被采用。如《西园记》是有明末原刻的，但采用的却是清两衡堂本，无图；沈采的《千金记》用的是富春堂本，却舍弃了万历二卷本的《仇实父绘画千金记》。一些重要的作品，实在无妨多收几种异本。这二卷本是傅惜华的旧藏，有十张插图，是非常出色的金陵派前期作品。其中“鸿门”、“夜宴”、“追信”、“别姬”诸图，都是使人不易忘记的名作。希望这书历劫之余依然无恙，能早日复制，呈献于读者的面前。
从明代晚期版画的发展过程看，一方面是技巧上的趋于高度成熟，同时也带来了繁褥、纤弱、琐细的缺点，早期的雄健、刚劲风格消失了。内容上的变化则更为严重，这种趋向从大量新创作的剧本中也可以看得清楚，描写儿女私情作品的比例迅速增大，对一些重大的国家社会问题的关心减弱了。
赤裸裸的黄色图画也大量出现，如《金瓶梅》的插图，描写男色的小说《弁而钗》的插图……都公然在书坊中发售。当时的“长官”们也视而不见，不予干涉。这当然并不能证明他们是一些“开明”的“长官”。真实的原因是他们自己就是这种腐朽文化的欣赏者与支持者，同时在那种社会风气之下，他们没有扮演两面派的必要，只有胡涂虫才会要求这类作品为明朝的覆亡负责。这一切并不是使社会趋于腐朽、灭亡的根本原因，只是它的一种病象。
1980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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