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灵凤书话》　下　姜德明 主编 小思 选编
　　第三辑域外书谈
　　少年维特之重读
　　最近，我重读了一次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第一次读少年维特，还是二十岁未满的少年。不用说，年青的我，正如当时同时代的许多青年人一样，完全为这部书所倾倒了。我们同情书中主人公的遭遇，为他的命运而流泪，但是并不因此悲哀或彷徨，因为知道如果命运也给自己安排一个同样的罗网，自己也会毫不踌躇的走上维特的末路。为维特所流的眼泪，可说是从维特身上发现了自己的感激的眼泪。郭沫若先生充满了热情的译文，更增加了歌德这一部不朽名作的魅力。
　　除这以外，开始接近文艺的我，年少的心，那时更充满着种种奢望：二十五岁的歌德便产生了这杰作，只要自己努力，再过几年，也许有同样的奇迹出现吧？
　　不知是中国文坛的福薄还是自己的不争气，这奢望至今还只是一个奢望。虽然命运对我的待遇并不菲薄，我不久就认识了因了他的才学使我倾服的这本书的中译者，而且校印了亲手为他装帧的至今还有人称赞的最佳的刊本。事隔二十年，更有将这书再读一遍的幸福。据历史家说，叱咤风云，睥睨一世的拿破仑，曾先后将这书读了七遍，甚至远征埃及也将这书带在军中。写《德国文学史》的劳伯特逊氏说得好，如果像一般人所说，“少年维特”只是一部伤感性的恋爱小说，则决不能使拿破仑那样的人，读了再读，甚至读了七遍。
　　《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不朽的原因，并不是因了他的浪漫气氛，而是因了他的写实。这一篇单纯的绝望的恋爱悲剧故事，曾经不知深深的感动过多少人的心，引过多少人的眼泪。如果他的流行只是投合当时的好尚，则至今应该早已没有人过问了。但事实已经证明决不是这样。正如许多其他伟大文艺作品一样，世间的王国会有兴废，但“少年维特”
　　这样的文艺作品决不再受时间的淘汰。这个爱好自然，深情善感，青衣黄背心的少年，曾经生存在歌德的时代，也会生存在现代，还会生存在将来。
　　第二遍再读“少年维特”，当然，我已经消失了那种为书中人哀乐所倾倒的幸福的心情。但相隔了二十年的维特，对于我恰如久别重逢的故人一般，相见之下有一种疏淡了又重行唤起的喜悦，以及因了时间的磨炼更加深入的一种认识。
　　十八世纪的少年维特，为了他的恋人夏绿蒂的幸福，为了自己无法解决的苦闷，从自杀上寻得了他的出路，获得了他的新生命。但今日的少年维特呢？”爱”对于他即是犯罪，但自杀又是更大的犯罪，对于幽囚在自己的友人同时又是自己敌人手中的夏绿蒂，今日的维特该怎样解决他的苦闷呢？
　　一切都要消灭；但是整个的永恒也不会熄灭昨天被你的嘴唇所燃起的火焰，这正在我的内心燃烧着的火焰。她爱我！这两只手臂曾经拥抱过她的纤腰，这两片嘴唇曾经在她的唇上战栗。她是我的！是的，夏绿蒂，你永远是我的！
　　他们说亚尔伯特是你的丈夫是何意义呢？在这世上，他也许是的；在这世上，爱你就是犯罪，想将你从他怀中拉开也是一种罪业。是的，这是犯罪；我曾受了惩罚，但我已经享受到了我的罪业的全般愉快。我吸到了使我灵魂苏醒的香气。从今以后，你是我的；是的，夏绿蒂，你是我的！……
　　面对着世纪的苦闷，自杀是不能解决的，这也许就是今日的少年维特最大的烦恼。
　　《华侨日报》1944年1月30日悼罗曼·罗兰
　　一
　　据元旦日同盟社从里斯本传来的巴黎电讯说：以小说《约翰·克里斯多夫》一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而著名的罗曼·罗兰，已于去年年底逝世，享年七十九岁。
　　罗曼·罗兰这名字被人记忆着，不仅因他是《约翰·克里斯多夫》的作者。《约翰·克里斯多夫》诚然是二十世纪伟大的文学作品之外，但除了写小说之外，罗曼·罗兰同时还是戏剧家，音乐评论家，艺术批评家，文艺理论家。但是重要的是，除了这一切不朽的作品之外，罗曼·罗兰自始至终还是一位战士：人生的战士，正义的战士。
　　从德莱菲大尉的所谓卖国案件开始，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一时期，罗曼·罗兰曾被他本国的“爱国分子”们像狗一样的投着石子，直到战争的狂热过去之后，他们才发觉他们所侮辱的正是一位先知。从这以后，罗曼·罗兰将瑞士当作了他的第二家乡，很少回到他的本国去。
　　在这期间，他成了苏联的友人，也成了中国的友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希特勒装甲师团的轮齿辗过巴黎凯旋门的甬道以后，我们看到他从欧洲所发出的文艺通信，还报道着他安居在瑞士。但自大东亚战争发生后，所有关于欧洲的文化活动情况都被隔绝了，我们便不曾再知道过关于罗曼·罗兰的消息。前年十月间已经有过一次关于他的噩耗的谣传，这一次大约不幸是事实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写下了《超越战争之上》的他，竟身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眼见神圣的法兰西精神断送在几个懦夫蠢才手里，罗曼·罗兰确是可以死了。不过，这样的死，也许不能瞑目。
　　二
　　生长在贫瘠动乱中的中国新文坛，无论作家或作品，始终不曾享受过应有的安定培植的机会，但对于罗曼·罗兰的名字还相当的熟悉，这可以说也是一种幸福。他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在中国还没有完整的译本。傅雷的译本正在开始分册出版，虽然因了战争而停顿了。更早一点，创造社的社友之一敬渔隐，曾获得罗曼·罗兰本人的同意，着手这部大作的中译，当时大家对这工作都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但后来连敬君本人的下落都不知了，译文更不必问。此外，有谁译过他的剧本《爱与死之角逐》，我自己也曾译过他的一篇中篇小说。但最重要的，还是北平莽原社《莽原》半月刊曾出过一次罗曼·罗兰专号。而这一切，也都是十多年以前的旧事了。
　　十多年以前，曾生涩的读过《约翰·克里斯多夫》的前些卷。因了这部小说的卷帙过于繁琐，而且不愿过于简慢的去读它。蹉跎复蹉跎，正像许多应做未做的工作一样，至今还不曾有这幸福再去重读。十多年以前所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三巨册的译本，正像我的其他的书籍一样，弃置在上海已经七年，不知现在还依然保存在可靠者的手里，还是已经流落到了旧书肆上？为了自由，为了解放，为了历史的新页的开始，战争向世界需索着最巨的代价。文艺不是懦怯汉，更不是逃避者，他当然也要担负他分内应付的一份。
　　生活于今日罢。无论对于哪一天，你都应该真诚。爱它，敬它，而且不要妨碍那开花的时候的来到。
　　这是罗曼·罗兰写在《悲多汶传》里的他的英雄主义的真髓。抓住生活，一刻也不要放松；忍受命运的鞭笞，但是切不要为命运所战败。
　　这是罗曼·罗兰所给与我们的嘱咐。我们如果能记住他的这几句话，罗曼·罗兰将不曾死，我们也不曾枉活。
　　《华侨日报》1945年1月7日潘的性格和故事
　　在希腊的神话里，牧羊神被称为“潘”（Pan）。这位山林牧神的形状很古怪，人身羊脚，满面胡须，头上还有角，闲暇的时候便吹着用芦管编成的排箫。潘的画像，我们随时可以在希腊雕刻和古典绘画上看得到。
　　由于是牧神，潘在白昼漫游山野，照顾牛羊牧群牧人和猎人，保护他们，驱逐要侵袭他们的野兽。但是潘有一个古怪的脾气。他在中午的时候一定要午睡，这时便不许别人惊吵。若是猎人或牧人不慎用什么声响将他吵醒了，他便要大发脾气，降灾祸于人，往往令人突然惊悸发狂。
　　因此希腊时代的牧人，在中午依据这传说相戒不敢吹牧笛或高声呼唤羊群，又禁止犬吠，以免惊醒午睡中的牧神，惹来灾祸云云。就因为这个神话，至今欧洲若干种文字，凡是表示突来的惊慌或灾祸者，语源多出自“潘”这个字，就是这个神话的残留。
　　《伊索寓言》里有一则潘与人的故事，显示他的性格虽然古怪，但到底还有山野气，不失天真和淳朴：有一时期，潘和人相处得很好。有一天，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潘和人在一起谈天。为了天冷，人不停的将手指放在嘴边呵气取暖。潘看了不解，人告诉他为了天冷，这样便可以使手指和暖。后来到了下午，潘和这人在一起进食，这样因为食物太热，便将食钵放在嘴边去吹。潘看了又不解，这人便告诉他为了食物太热，这样就可以用嘴将食物吹冷。潘听了忽然不悦道：“我不能同你做朋友了，因为你的一张嘴这么冷暖无定！”
　　这虽然是寓言，但是将潘的性格表现得多么淳朴可爱。
　　香港《文艺世纪》第二期1957年7月纪德的《赝币犯日记》
　　纪德的《赝币犯》，是在1926 年就出版了的。对于这部小说，纪德认为是自己重要作品之一。不过，在形式上看起来，这部小说实在有点不像一般的小说。因为除了第三人称的叙述之外，书中又插入了人物的日记，书翰，以及片断的第一人称的自白。但这种清新的结构方式和描写方法，正是这部作品的迷人处，曾经令人读了再读。
　　也许由于用力过甚，纪德这部自负很高的小说，当年出版后的反应并不如他所期望的那么好，当时法国年轻一代的作家，甚至对这部书有反感。纪德在书中所描写的那种有国际组织背景的赝币犯，专门唆使法国儿童和青年来协助推销赝币。他好像藉此在讽刺当时法国年轻的作家们的作品和思想都不健全，都是像书中人物那样的在兜售“赝币”，这使得当时法国年轻作家们如马尔洛等人看恼了，认为这是一种恶意的诬蔑。他们公开的指责纪德，表示年轻的一代虽然确是蓄意在制造“新的价值”，但所制造的却是清白干净的东西，并不是旧货币的“模仿”和“赝造”。
　　纪德受到了这指责，不甘缄默，为了表示他写作这部《赝币犯》时所花费的精力，特地将写作时所作的札记和搜集到的资料，整理了一下发表出来，取名为《赝币犯日记》。
　　对于这部新著的题名，有人曾这么嘲笑纪德：《赝币犯》已经失败了，《赝币犯日记》的出版，恰好成了他这部作品怎样失败经过的供状。
　　这一部书，在1952 年秋天才第一次有英译本出版，译者是奥勃郎氏。
　　首先发售的是限定版，我当时曾迫不及待的去预约了一部，因为想看看他当年是怎样计划写那部《赝币犯》的。寄来时是薄薄的一小册，只有六七十页，装帧排印和纸张都不错，乃是限印五百册之中的第三一七册。
　　然而定价也很可观：三十先令。
　　拿在手里随意翻阅了一遍。六七十页的小书是经不起几翻的，可是却也珠玉满目，类如他所摘录的如下的这样资料，使我读了很感到兴趣：如果对于他们之中的有一些人，这种犯罪生意乃是可以取得家中所给的零用钱之外的较高生活享受的一种方法，但是对于另一些人——至少他们自称如此——这乃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工作：“不时，我会施舍一点给那些经济困难的人，以便他们用来补助他们的家庭生活……这举动并不会使任何人受损失，因为蒙受损失者，乃是国库，并非个人。”
　　这是赝币犯的一种哲学。我不知道这是他人的意见还是纪德自己的意见。但是毫无疑问这正是纪德对于生活所持的一种态度。我很喜欢他的这种态度，因为诚如他自己所说，这种人生态度可爱之处，乃是恰如一把两用的门匙，可以打开地狱的大门，同时也可以打开天堂的大门。
　　香港《文艺世纪》第二期1957年7月关于王尔德的回忆
　　安得烈·纪德更有一本有趣的小书：《奥斯卡·王尔德》，这是他早年同王尔德结识的回忆。
　　纪德第一次会见王尔德，是在1891 年，那时王尔德的声响正在巅峰状态。他到了巴黎，巴黎文坛和社交界立时轰动了，都在谈论这位来自伦敦的了不起的天才。说他抽金头的纸烟，手持向日葵行路。纪德请求朋友介绍他与王尔德相识，从此两人发生了很好的友谊。后来王尔德被控，入狱两年，出狱的许多旧日的好友都洁身远避，纪德正是始终同他保持往来的那少数知己之一，因此王尔德对他非常感激。王尔德死后，纪德便在1910 年出版了这本小书。虽然篇幅很少，但是却是一本好书。
　　不仅是最亲切最能理解王尔德的回忆文字，同时也是最优美可读的纪德早年作品之一。
　　纪德在书中这么回忆他第一次同王尔德在一起进餐，领略他那种滔滔不绝的谈话天才的情形：
　　王尔德并非在谈话，而是在叙说。在进餐的整个过程中，他不曾停止过叙说。他叙说得文雅，缓慢；他的语声非常奇妙……进餐完毕之后，大家都起身走了。当我的两位朋友走到一起去的时候，王尔德将我扯到一旁。
　　“你在用你的眼睛倾听，”他近于突然的对我说，“这正是我现在要告诉你这个故事的原因。当水仙之神纳昔西斯死了的时候，田野的花草请求河水给他们几滴水以便哀哭。
　　‘唉’，河水回答道，‘即使我所有的水全部变成泪水，也还不够我自己要为纳昔西斯的死所流的眼泪，因为我爱他！’田野的花草回答道：“你又怎能不爱纳昔西斯？他太美丽了。’‘他美丽吗？’河水问道。田野的花草说：“你还用再问别人吗？每天，他俯在你的岸边，他从你的水中见到自己的美丽。’”
　　王尔德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
　　“如果我爱上了他，”河水回答田野的花草，“那是因为，当他俯在我的水边的时候，我从他的眼中见到我自己的水的反映。”
　　于是王尔德就突然的哈哈大笑，补充一句：“这篇故事名为弟子。”
　　纪德又回忆王尔德向他说起过的一个故事，这是关于仅存在于想象中的艺术世界的：
　　有一个人，因为他善于说故事，为全村人所爱戴。每天早上他离开村庄去工作，晚上回来时，全村的工人，在一整天的劳役之后，这时便围着他向他说：“来，讲给我们听，你今天见到些什么？”于是他便要这么说：“我见到一个小仙人在树林中吹牧笛，一群林中的仙人应着乐声围了他跳舞。”那些人又问：“还有什么呢？他还见到些什么呢？”“当我到海边去的时候，我见到三条美人鱼，她们浮沉浪间，用黄金的梳子梳着她们碧绿的头发。”那些人都非常喜欢他，因为他讲故事给他们听。
　　这样，有一天早上，正如每一天早上一样，他离开村庄——可是当他来到海边的时候，看哪，他真的看到有三条美人鱼用黄金的梳子梳着她们的碧绿的头发。当他继续向前走，走近树林的时候，一位小仙人正对着围了他的一群仙人吹牧笛……这一晚，当他回到村中，正如平日一样，大家向他问着：“来，讲给我们听，你今天见到了什么？”他便回答：“我今天什么也不曾见到。”
　　纪德回忆道：王尔德将故事说到这里便停顿一下，以便纪德有足够的时间去领略，然后向他说：“我不喜欢你的嘴唇，它们太直率了，像那些从不曾说过谎的一般。我想教导你如何说谎，以便你的嘴唇可以变得美丽，曲扭得一如那些古雅的面具。”
　　香港《文艺世纪》第二期1957年7月案头书
　　伊索和伊索寓言的故事
　　伊索本是古希腊人，他的寓言集传入我国很早，在明朝末年已经有了中译本。除了佛经之外，这怕是最早的译成中文的外国古典作品了。
　　译述者是当时来中土传教的耶稣会教士，由比利时籍的传教士金尼阁口述，另由一个姓张的教友笔录。当时的书名并不是《伊索寓言》而是《况义》，况者比喻之意，像佛家的《百喻经》那样，若不是说穿了，谁也想不到这就是伊索寓言集。
　　《况义》出版于1625 年（明熹宗天启五年），据说至今仅有法国巴黎图书馆藏有两册抄本，日本的新村出氏曾加引述，所以不仅见过的人不多，就是知道有这回事的人也很少。稍后，到了满清道光年间，在1840年左右，广州又有一种英汉对照的伊索寓言选译本出现，书名是《意拾蒙引》，也是教会中人译的，“意拾”即伊索的另一音译，这本伊索寓言集虽是在道光年间出版的，但是现在也很难找到了。
　　然而伊索寓言从此就在我国生了根。乌龟与兔子赛跑，乌鸦插上孔雀毛受奚落，蝙蝠往还鸟兽之间皆不受欢迎，狐狸吃不到葡萄说酸的一类故事，几乎妇孺皆知。只是对于伊索本人和他的寓言流传经过，则注意的人很少。有些偶尔读过一两篇伊索寓言的人，甚至不知道伊索是个人，以为是什么古代国名或地名。
　　这位古希腊的寓言家，据传生下来就是奴隶，而且据最可靠的史料看来，他的名字第一次在文件上出现时，他的身份已经是一个被主人转买了两次的奴隶，这时正在第三次又被送到奴隶市场上待价而沽。可惜关于他的生活史料被保存下来的不多，因此身世历史非常隐晦，就是他的故乡在哪里，也无法确定。正如许多地方争说是大诗人荷马的故乡一样，现在至少有四个城市的居民争着承认他们的地方是伊索的故乡。第三次购买伊索为奴的那个主人名叫查特孟，正是他见到这个奴隶的谈吐机智有学问，便将他解救了，恢复了他的自由之身。按照古代希腊法律，一个恢复了自由的奴隶，经过了相当时日，他就获得资格享受一般公民应享的权利。于是由于伊索自己的努力，不久就获得了很受人尊敬的地位。据说他这时就周游希腊各属地，一面在藩王贵族之间过着幕客文士的生活，用他的机智的寓言博得他们的钦佩，一面又努力充实自己的学问。直到有一次，他奉命代表到某地去料理一笔债务，不料同当地居民龃龉起来，竟被他们杀死。一说系由于他所说的寓言伤害了这地方居民的自尊心，他们便怀恨将他从悬崖上推下去跌死了。
　　据希腊古史家希维多德氏的记载，伊索系生于埃及法老王阿玛西斯的时代，这就是公元前六世纪中叶。但是据近代人的考证，一般都断定他的出世年代该是公元前620 年。至于究竟在哪一年被人谋害的，则至今还找不出可靠的资料足够下一个结论。
　　以上就是我们今日所能知道的这位古代大寓言家的事迹大概。据中世纪出的关于伊索的传记上说，他生得跛脚驼背，五官不正，像貌奇丑，现在已经证实这些记载都不可靠。但他的像貌究竟如何，也没有资料可供确定。
　　不过，尽管古代有关伊索的记载不多，而且又不可靠，但最基本的一点却是无人能加以歪曲或抹煞的，那就是伊索乃是一位最伟大的寓言家。自公元五世纪以来，他的寓言集已经以雅典为中心，广泛的向四处传布。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找出证据，伊索是否有他的寓言集的原稿被保存下来，但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已经有人搜集他的寓言，汇集成书，用来传抄讲述。稍后，又有一个名叫法特鲁斯的人，用拉丁文叙述伊索的寓言，他也是奴隶出身，就由于这件工作，由奥古斯德大帝赦免了他的奴籍，恢复为自由人。他所编纂的伊索寓言集，是采集古希腊流传下来的各种抄本，汇集而成。这是流传至今最古的伊索寓言集。
　　至于近代所采用的伊索寓言集的底本，则是由瑞士学者伊萨克·尼费勒特所整理的一种。他在1610 年前后，搜集了当时所能得到的各种古本伊索寓言集，一一加以比较整理，又从梵谛冈所藏的古抄本中选译了若干篇，汇成了自希腊时代以来最完备的伊索寓言集。目前各国流行的译本，差不多都是直接或间接从尼费勒特所整理过的这个底本翻译出来的。
　　今日的伊索寓言集，最多的一种所收的寓言有四百二十六篇，另一种也有三百多篇。毫无疑问，其中不免有许多篇乃是伊索同时代人的作品，以及在他以前或以后流行的作品。据考证真正属于伊索的作品，大约不会超过二百篇。
　　拉封歹的寓言
　　除了伊索寓言之外，拉封歹的寓言集也是我的案头书之一。每逢听到市间许多不胫而走的谣言，我就不禁想到拉封歹所讲的一只乌鸦变成几千只乌鸦的故事。
　　拉封歹是法国人，生于1621 年，他用韵文所写的寓言诗，有些故事并不是他自己的创作，而是将已流行的别人的寓言和故事注入新的生命。一经他的改作，便产生了新的意义。因此我们读着他的寓言诗，尽管其中有许多是我们听惯的老寓言，类如伊索寓言的重述，然而一经由他在末尾加上几句按语，就成了簇新的东西。有时意义与原意恰恰相反，有时又会显得更深刻更富于人情味。
　　伊索的古寓言，照例是鸟兽都人性化了，说着“人话”。拉封歹的作品则跨前了一步，他的寓言里的狐狸和乌鸦，以及路边上的一棵小树，不一定在那里说“人话”，它们有时说的全是它们自己的话。这就是说，它们是根据鸟兽本身的立场来对于人世发表意见，并非模拟人的意见。
　　这正是拉封歹寓言的最大特色。他非常同情自然界的一切小生物，尊重它们的生活自由，从不藉了它们的口来道貌岸然的向世人说教。
　　拉封歹在早年曾经做过法国乡下封建郡地的园林官，所以对于树木和小生物的知识非常丰富，也非常亲切。正因为如此，他才可以不像一般寓言家那样，用人类的道德尺度去衡量狐狸的行为。因此他可以自己走进它们的世界，使他的寓言充满了自然的智慧和风趣。
　　坎特伯雷的故事集
　　十四世纪英国大诗人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像他的同时代者鲍迦邱的作品那样，也是一部“十日谈”型的故事集，不过不是用散文而是用韵文字写的（但也有两篇故事是例外）。乔叟曾到过佛罗伦索，与鲍迦邱相识，而且自己也是《十日谈》的嗜读者，因此他写作《坎特伯雷故事集》时，采用了当时最流行的这种几个人轮流说故事的形式，正不足异。不仅如此，他还借用了《十日谈》里面的几个故事。
　　《坎特伯雷故事集》的结构，是假设有一群朝圣进香的香客，准备到坎特伯雷的圣多玛圣坛去进香，大家在一家旅店里歇脚，互相结识了，便一起结伴同往。连诗人自己在内，一共有三十一人。这一群男女香客的分子是很复杂的，其中包括有骑士、乡下绅士、侍从、女尼、僧侣、商人、律师、木匠、磨夫、水手、老板娘、农夫、教士，以及兜售宗教符篆的小贩等等，差不多代表了中世纪英国中下社会的各阶层。
　　这些人都住在一家名叫塔巴的旅馆里，大家餐后闲谈，由旅馆老板提议，为了解除旅途寂寞，大家在进香途中以及归途上，每人各讲两个故事。讲得最好的人，待进香完毕之后由大家请他吃一顿晚餐。旅店老板决定自己也随同出发，以便沿途照料和向导。
　　根据这规定，每人来回共讲四个故事，三十一个香客要讲出一百二十四个故事。这正是乔叟的写作计划，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全部写完之后，里面要包括有一百二十四篇故事。但是我们今日所读到的这部作品，其中仅有故事二十四篇。这是因为诗人乔叟着手写这部故事诗时，系在1396 年，而到了1400 年，他已经去世了。仅仅四年的时间，实在不能完成这样庞大的写作计划。因此这部《坎特伯雷故事集》，实在是他的一部未完成的作品，而且那二十四篇故事，不过是众香客在进香途中应讲的故事一部分，至于其余的以及在归途上要讲的，则根本没有时间写出来。
　　乔叟是一位了不起的民众诗人，据说他为了要了解各阶层的民众生活，曾经隐名改姓，杂在众香客群中，亲自到坎特伯雷去观光过一次。
　　因此在这部故事集里，有些故事虽是流行在当时民众口中的传说或是另有底本的，但是他能将每一篇故事同讲故事者的身份配合得十分巧妙。
　　尤其是那些香客的个性，和他们的职业背景，描绘得最生动深刻。因此这虽然是一部产生在中世纪时期的作品，而且乔叟所采用的又是古韵文，但是并不妨碍它至今仍是许多人爱读的一部古典作品。
　　乔叟写作时所采用的那种古英文，在拼法和字义上已与今日的现代英语颇有别。今日流行的《坎特伯雷故事》，都是在修辞方面经过改正并且增加注释的。我的案头的一部，便是尼科尔逊的纂注本，并且还附了美国漫画家洛克威尔·肯特所作的插画。他给每一个香客都画了一幅画像。
　　直率坦白，有笑有泪，富于人情味，而且不避俚俗，这正是他的这部故事集能流传不朽，且为人爱读的原因。有人甚至将乔叟比成了是英国的拉伯雷。这比拟可说很恰当，因为他的这部故事集，就由于其中有些人物的嘴脸被描写得太真实了，有一时期竟被梵谛冈教廷列入禁书目录中。
　　香港《文艺世纪》第十一期1958年4月契诃夫诞生百年纪念
　　契诃夫与托尔斯泰是同时代人，两人的交情很不错。托尔斯泰在思想上，有些地方显然曾经影响了契诃夫。托尔斯泰的女儿亚历克山大娜·托尔斯泰，在关于她父亲的回忆录里，就曾经提起过老人怎样看得起契诃夫，并且劝他多写短篇小说，不要写剧本的事。这是1901 年的事，这时托尔斯泰已经七十三岁，契诃夫才四十一岁。夏天的时候，托尔斯泰在克里米亚的海滨别墅养病，契诃夫来看他。亚历克山大娜回忆两人
　　这次相见的情形道：
　　这个夏天，许多作家来拜访父亲，其中有契诃夫和高尔基。安东·巴夫洛维支·契诃夫，在莫斯科时曾经来看过父亲，但是就我来说，这次他到克里米亚来看我们，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他扶杖而行，微微有点伛偻，拘谨而且有点严肃，他不停的发着短促而且强忍住的呛咳，健康情形显然已经很不好。不知是由于兴奋还是发热，他的消瘦的颊上泛着红潮。他和父亲一起坐在楼下的走廊上。据我记忆所及，他们的谈话全是关于文学的。我知道父亲一向很看重契诃夫，因此在同时代的年轻作家中，只同他相处得很好。他觉得自己能够坦白的而且直率的，将自己对于他的作品的意见告诉他。并且知道契诃夫不会因此对他生气，同时更能了解他。我记不清就是在这一次，还是在以后的来访中，父亲曾经劝说契诃夫不要再写戏剧，并对他的短篇小说表示钦佩。父亲当时正有病，躺在床上。在一阵对于契诃夫的坦白而且热切的感情冲动下，父亲拥抱了他，向他耳畔低语：“我的好人，我求求你，不要再写剧本罢！”他一向很惋惜契诃夫对于人生没有认真的见解。“这哪里值得写作，”父亲总是喜欢这么问，“如果你根本没有自己深刻的见解？”父亲说，“但是我要承认，契诃夫确是很有才能。而且有时，在他的短篇小说里面，他的艺术的直觉，可以比他的理智的力量更能够辨别出真理。”
　　托尔斯泰爱女这一段关于契诃夫的回忆，可说十分珍贵，因为不仅使我们知道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怎样受到托尔斯泰的重视，而且使我们知道当时契诃夫的健康已经很坏，因为这时契诃夫虽然比托尔斯泰小了三十多岁，可是四十一岁的他的身体健康情形，反而及不上七十三岁的托翁。因此托尔斯泰能够享寿八十二岁，到1910 年才去世，可是契诃夫在这次会见托尔斯泰后的第三年，在1904 年7 月间，便以肺结核不治去世了，仅仅活了四十四岁。
　　这位俄国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生于1860 年，他是在1 月30 日出世的，因此今年一月正是他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当年托尔斯泰虽然一再敦劝契诃夫不要再写剧本，可是在契诃夫生命最后的三年，舞台给他带来了比小说更大的成功和声誉。他在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史上，不仅是最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而且更是一位所写的剧本在舞台上演出最成功的戏剧家。
　　契诃夫的姓名全译该是安东·巴夫洛维支·契诃夫。我们从前翻译他的作品，曾经将他的名字译作柴霍甫或乞诃夫，但现在则通用契诃夫了。他的家乡是克里米亚区亚索夫海滨的塔干洛基村。家里的上代是农奴，祖父是已经解放了的农奴，到了父亲手上，则改行经商，是个小杂货商人。由于家境不好，他在小时除了读书以外，还要帮着料理家务和店务。这使得他的健康从小就受了影响，种下了后来染上肺结核的祸根。
　　他一共有兄弟姊妹六人，他是老三。最初在希腊正教设立的教会书院里念书，念的是希腊经典，这一点也不能令他发生兴趣，后来就改到一般的小学里去念书，这虽然令他很高兴，可是这好景也不能长久，因为他父亲在1866 年忽然遭遇商业上的失败，负债累累，不得不连夜避到莫斯科去。这时契诃夫才七岁，就面临到生活上更大的困难，因此契诃夫后来回忆自己的少年时代说：“我是没有什么少年时代的。”可说沉痛之至。
　　我们知道，契诃夫除了是小说家戏剧家之外，他还是医生。他所患的肺病，就是在医科学生时代染上的。这当然是对他的一生致命的打击，然而医学对他也不是没有用的。科学训练和对于病症的处理养成了他对于人生精微的观察，这对于他后来的写作生活帮助很大。因为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所采用的手法，就是从整个人生上，捉住一件小事，仿佛是切下一个片断似的给我们看，使我们从一个片断上看出了整个人生。而他所举的这类人生的例证，多是灰黯的富于讽刺性的，或是噙着眼泪的微笑。那些人物多是小官吏小职员以及受尽人生磨折的可怜虫。这是当时俄国阴暗腐蚀的社会生活的反映，而他的作品所以会那么充满消沉忧郁的气氛，缺乏乐观和远见，如托尔斯泰所指责的那样，可说与他自己的健康有关。因为他自己既是学医的，知道自己染上了不容易治得好的肺病，自然对一切都悲观了。
　　契诃夫是在1875 年考进莫斯科医科大学的，1884 年卒业。他在这期间已经开始写小说，最初是写来玩的，至多是想藉此换一点稿费贴补生活费用。但是渐渐的，由于发表后的反应极好，他的兴趣渐浓，愈写愈认真起来了。1886 年，他的短篇小说第一次印成了单行本。1888 年他的小说集获得沙皇学士院的文学奖金，从此他将文学写作看成是自己的主业，渐渐的将行医的业务抛在一边了。
　　契诃夫的文学写作生活，不过只有二十年的时间。在这短短的二十年时间，贫困和病魔不断的缠绕着他，可是他仍写出了一千篇以上的短篇小说，后来更写出了十个以上的剧本，此外还有长篇小说和那两篇关于西伯利亚和沙哈连岛的有名游记，成绩可说不算少了。
　　契诃夫的小说，在我们早已有了译本。虽然还没有他的全集出版，但是重要的一些短篇小说，差不多都翻译了过来。他的几个在舞台上最成功的剧本，如《万尼亚舅舅》，《樱桃园》，《海鸥》，《三姊妹》，在我国都曾经上演过，而且很获得成功。契诃夫的晚年，在戏剧上的成就，比在小说上更大，这真是托尔斯泰所不曾料到的。有名的莫斯科剧场，就是因了上演他的剧本获得成功，而驰名世界的。契诃夫几个最有名的剧本，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导演之下，更发挥了他的特色。因为他的剧本是特别适合在小剧场上演的。
　　1901 年，契诃夫与奥尔伽·卡尼勃结婚。她是莫斯科剧场的有名女演员，以演《樱桃园》里的拉尼夫斯基夫人著名。两人可说完全是艺术的结合。1904 年契诃夫去世后，奥尔伽乃继续她的舞台生活，又演了三十多年的《樱桃园》。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对于现代短篇小说的影响很大，因此他的成就不仅是俄国的，而且是世界的。英国女作家曼斯斐尔，美国的海明威，他们的短篇都是受过契诃夫的影响的。当代英国老作家毛姆，对于契诃夫的小说最为推重。他说将契诃夫的短篇与莫泊桑的短篇比起来，莫泊桑的不过是技巧的巧妙安排，契诃夫的则充满了人生的现实感。因此他的小说里人物典型虽然不多，可是每一个都是当时俄罗斯社会活生生的典型。
　　1904 年，契诃夫到外国去养病，这年7 月15 日便在德国去世，仅仅活了四十四岁。
　　香港《文艺世纪》第三十二期1960年1月《唐·吉诃德》和文的作者
　　《唐·吉诃德》的作者塞凡提斯，与莎士比亚是同时代人，可是我们的这位西班牙小说家，却没有英国戏剧家那么幸运。他一生不仅颠连困苦，而且默默无闻；他虽然写出了像《唐·吉诃德》那样不朽的作品，但是这对于他的贫困生活和个人的处境并没有什么帮助。直到他去世为止，谁也不当他是一个成功的作家。
　　塞凡提斯曾从军受伤，左臂残废；他又曾在旅途中被海盗所掳，被卖为奴，忍受过五年的奴隶生活；又曾因为亏空公款，被拘入狱。这些都是他的贫困生活的“锦上添花”。没有这些可怕的遭遇，他的一无所长的贫困生活，已经够他忍受了，何况再加上这些。后来尝试写作，认为这是可能解决他生活困难的唯一一条捷径。最初尝试写诗，写出来的诗坏得令人不堪卒读。他的同时代的戏剧家洛勃·特·费加在一封私信上向别人表示：塞凡提斯乃是西班牙最坏的一个诗人。
　　塞凡提斯写诗失败，改写剧本，一口气写出了三十个到四十个剧本。
　　西班牙的文学史家给这些剧本的评价最适当：塞凡提斯这种创作热简直象火山口的爆发，可惜喷出来的并不是火花和溶岩，而是毫无用途的火山灰。剧本失败后，塞凡提斯又改写传奇故事。据说在他所尝试过的文学形式中，这是成绩最不堪的一种。根据这些经验，塞凡提斯自己无法不作出一个结论：他的人生其他方面的成就虽未可知，但是没有资格做作家，却是一定的了。
　　密古尔·特·塞凡提斯，生于1547 年，当他经历过上述的这些遭遇时，他的人生旅程可说已经走完了一大半了，因为这时他已经是一个五十八岁的老人，看来一生已经注定要失败了。正是在这时候，他在写作上再作了最后一次的尝试，将一部断断续续已经写了多年的传奇小说设法予以出版。不料立时不胫而走，获得好评。这部传奇小说便是《唐·吉诃德》的第一部。
　　这是1605 年的事情。《唐·吉诃德》一出版后，立时受到读者一致的喝彩。但是对于这部小说的作者，似乎谁也不去理会，塞凡提斯所过的仍是贫困如旧的生活，并且以后十年也是如此。出版家和翻版书贾赚了钱，作家却被抛在一边，古今的遭遇似乎如出一辙。
　　《唐·吉诃德》的第一部，有一部分是在狱中写成的。第二部则是在激怒之下执笔的。由于《唐·吉诃德》第一部的畅销和获得好评，居然有人“狗尾续貂”，出版了一部《唐·吉诃德》续编，不仅写得很坏，而且还歪曲了这位骑士的性格。塞凡提斯从来不说自己的文章写得好，他在第二部的序言里曾坦白的承认第一部里有许多缺点，希望读者不要理会这些缺点，集中注意力去欣赏书中有趣的地方；但是对于唐·吉诃德的个性，他却十分看重，一点也不许别人歪曲；因此当冒牌《唐·吉诃德》续编在市上出现以后，他就十分生气，赶紧埋头写作，在1615 年出版了真正的续编。这就是我们今日所见的《唐·吉诃德》第二部。
　　幸亏塞凡提斯这么赶着写完了第二部，因为在第二年，我们的作者自己就去世了。但是世上已经留下了两个不朽的人物：唐·吉诃德因了塞凡提斯而不朽，塞凡提斯也因了唐·吉诃德而不朽。
　　《唐·吉诃德》的第一部，是以这位着了魔，可是并不曾迷失本性的骑士为中心；第二部的中心人物，则是他的那位忠实的侍从桑科班萨。
　　他做了十天几乎“弄假成真”的总督，然后又回来追随他的旧主人。
　　十六世纪的西班牙，正是骑士传奇小说的盛行时代，塞凡提斯因为自己的文学写作尝试一再失败，发愤要写一部小说讽刺这些流行的骑士小说，他将自己一生在生活中所忍受的苦痛和激愤，完全发泄在这里面，
　　结果使得这个假骑士成为人世真正伟大的真骑士：一位骑士见了风车误
　　认为巨人而去攻击，固然可笑；但是当他相信这是真的巨人，依然毫不踌躇的冲上前去攻击时，这就值得我们佩服了，世上没有几个骑士能有这样真正“骑士精神”的。
　　唐·吉诃德和桑科班萨主仆两人，行为虽然十分可笑，而且有时也愚■得惊人，但是他们的本性却纯朴勇敢，从不乘人之危，也不背信贪言，高贵得令人敬佩。这才使得他们两人成为一对可贵的典型人物，同时也使得塞凡提斯的这部小说成为不朽的杰作。
　　香港《文汇报》1960年8月3日泰戈尔的最后遗诗
　　今年的5 月7 日，是诗人泰戈尔的百岁生日。从架上取出新近买回来的《死亡的翅膀》读了几首。泰戈尔是在1941 年8 月7 日去世的，这部小小的诗集里曾选录了诗人在那年7 月间所写的几首诗，最迟的一首是写于7 月30 日。这就是这位刚过了八十岁生日不久的老诗人，在那天早上病倒之前口授给别人笔录下来的一首诗，可说是他真正的最后一首诗了。因为医生给他施了手术后，他就一直不曾再清醒过。
　　《死亡的翅膀》编者乌洛宾都·鲍斯，曾追随诗人左右多年，他在
　　序言上回忆诗人在世最后几天的情形道：
　　在1941 年这一年中，他一直不曾起床，由他的一些亲人和国际大学的几个教员在细心而且抚爱的照顾着他。有一项因了他年岁已高而拖延下来的手术，终于在经过加尔各答他的几个著名医生和外科医生几经商讨之后，决定要给他执行。为了要施行这项手术，泰戈尔从善谛尼克坦被送往加尔各答。施行手术之后，他失去知觉躺了几天，在8 月7 日去世。那最后的情景——包括当他离开善谛尼克坦时——路的两旁站着哭泣的孩子和校中的教师们，长长的一直排列到亚希朗的尽头——后来，还有当他围满鲜花的遗体被送往恒河边上火葬场时，那情景的动人是难以描述的。他的名字“拉宾”的意思是太阳，这正如他
　　自己的诗句所写的那样：
　　来到日落的岸边
　　拉宾向东方送出了他的晚歌
　　于是他就永远从我们的眼前消逝了。
　　鲍斯认为诗人在7 月30 日口授的这首遗诗，是很不容易领会的。诗人口授了这首诗之后，当时还表示稍后要再加修改，可是经过手术后就一直未恢复清醒，因此也未能如愿。鲍斯说这是一位“已经跨过了那界限”的人所留下的赠言，只能各人凭了自己的悟性去体会从他心中发出的这沉默的音乐。
　　诗意是说神（真理）给人以选择的自由。人背弃了他，挑选了别的，他并不生气，也不焦急。他始终在耐性的等待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过了许多虚伪和冤枉路，终于回到他的跟前。他所看重的是我们对他的爱，而不是盲目的服从。
　　在这单纯的生涯中，
　　你用纤巧的手曾经织成了
　　虚伪信仰的网，使伟大烙上了这欺骗的印记。可是经过了许多弯曲的路之后，真理的寻求者终于投入他的怀抱，享受了永久的和平。
　　诗人的一生就是这么致力于寻求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友谊。这最后的一首诗可说正是一位“跨过了那界限”的哲人留给我们的赠言。
　　日前在偶然的一个机会中晤见了经过这里的冰心女士，她是曾经译过诗人的作品的，据说这首诗在我国也已经有了译文，可惜不知收在哪一本集子里。
　　香港《文汇报》1961年5月10日左拉的小说
　　左拉是巴尔扎克的私淑弟子。他写小说的方法，可说也与他的这位心目中的老师一样，都是预先拟定了一个大计划，然后按照这计划一部一部来写的。次序倒没有一定，有时在故事发展的时间上稍后的几部，反而提前先写了。巴尔扎克所拟下的那个庞大写作计划，是以法国整个社会为题材的，他的那些小说，包括长篇，中篇和短篇，都是隶属于他自己所拟定的“人间喜剧”的一部分，都是用来代表法国社会各方面的一鳞一爪。
　　左拉的小说写作计划，则是用一个家族作代表，写这个家族自身的直属亲戚和他们亲戚朋友的故事。他假定这个家族的姓氏是卢贡·马加尔，因此他的那一批有系统写下去的长篇小说，就称为《卢贡·马加尔家传》。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全部计划，预定要写一百四十四部小说才可以写完，出现在这些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将达四千人以上。可惜他的这个庞大的写作计划未能全部完成，仅写成六十多部，他就已经去世了。
　　左拉的《卢贡·马加尔家传》的计划，没有“人间喜剧”那么大，他预定用二十部长篇小说来完成，从1868 年就开始执行这个写作计划，着手写《卢贡·马加尔家传》的第一部：《卢贡家族的家运》，继续工作了二十五年，在1893 年完成了这个“家传”的最末一部：《巴士加医生》。
　　法国的小说家很喜欢写这样的“长的长篇小说”，如近代的罗曼·罗兰，他的那部有名的《若望·克利斯多夫》，就有十大卷之多。茹莱·罗曼的那部《快意的人们》，更写了二十七卷。
　　左拉在他的小说《卢贡·马加尔家传》上还用了一个副题：“一个
　　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点明了他的描写中心所在。因为左拉想根据人类遗传和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写这个家族的成员在这种种力量支配下所发生的各种变化。他自己曾说：“巴尔扎克想描写的是整个当代社会，我想描写的只是一个家族。”
　　今日为人最熟知的左拉一部小说《娜娜》，就是《卢贡·马加尔家传》之一，在整个家传中是属于第九部。娜娜的母亲杰瓦茜在“家传”
　　的另一部小说《小酒店》（第七部）里是女主角，她是马加尔家中一个有嗜酒习惯的私生子的女儿，因此在先天的遗传上已经有了不良的秉性，她后来也同另一个嗜酒的工匠生下了一个女儿，这就是娜娜。因此娜娜虽然在舞台上红极一时，但是生活却糜烂不堪，而且终于在贫困潦倒中染天花死去。这都是左拉着意描写遗传和环境怎样支配了马加尔这个家族的地方。
　　他的这二十部小说里面，所有的男主角或女主角，必然都是这个家族的后代。如描写巴黎“市场”生活的《巴黎的肚子》，那个女主角丽莎，就是马加尔家的女儿。描写艺术家生活的《杰作》，那个画家克劳代，就是娜娜的母亲杰瓦茜的私生子，眼高手低，终于在一幅未完成的作品之前自缢而死。据说左拉描写这个画家时，曾用塞尚做模特儿，因此小说出版后，遂引起两人友谊的破裂。
　　香港《文汇报》1961年5月24日郁达夫与季辛的《草堂杂记》
　　凡是爱读达夫先生作品的文艺爱好者，总该记得他在自己的文章里时常提起这位英国十九世纪的薄命作家乔治·季辛，和他的这部散文集《草堂杂记》（这部散文集的原名，译出来该是《亨利·越克洛夫特的杂记》）。这部散文集在中国虽然为许多文艺爱好者所知道，可是除了其中有几篇曾经零星地被人译过以外，至今还不曾有一个中译本。
　　不用说，达夫先生自己是曾经有意想为它译出来的，但是始终未果。
　　知堂老人也提起过有这心愿，就是我自己也想译过。我想此外曾经想译这书的一定大有人在，可是谁也不曾做成这件工作。这部散文集能使人读了爱不释手，可是其中有一些地方在文字上带有很浓厚的英国地方色彩，又有好几篇谈到了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家，要想译得好实在不容易。
　　我想这也许是大家对着它拿起笔来想译又历次放下的原因吧？
　　《草堂杂记》是季辛在晚年写的，出版于1903 年。出版后不久，他自己就在这年去世了。1953 年，英国人为了纪念他逝世五十周年，同时又是这部散文集出版的五十周年纪念，曾经集会举行纪念，又将这书印行了一种很精致的纪念版。
　　季辛本来是小说家，写过许多小说。他写小说，完全是为了生活，像我们所说的“煮字疗饥”，一生都在穷困中挣扎。他自己曾慨叹地说，他有两个愿望，一个是在文学上想做英国的巴尔扎克，一是在生活上希望每天能够吃得饱。他为了实现后一个愿望，经常拚命地写，可是在早年仍不免真正的挨饿。他在《草堂杂记》里曾说，自己有时吃不起用面包和其他菜肴构成的正式的“餐”，曾经买了不大有人吃的扁豆煮熟了充饥。他的住处没有盥洗间来洗脸洗衣，后来日子久了，被管理人发觉，贴出通知将他奚落了一场。他的晚年生活虽比较好一点，可是“英国巴尔扎克”的写作壮志却由此牺牲了。
　　1900 年以后，季辛的生活稍好，可是这时的健康却已经坏了。他这时才四十三岁，不得不移居到乡下去休养。这部有名的散文集《草堂杂记》，就是在这期间写成的。他在自序里假托这是别人的作品，是朋友寄存在他那里的一部原稿，这人为了生活而忙于写作，可是仍穷困了一生。到了晚年，忽然得到一笔意外的遗产，使他可以安居乡下，不必每天为了生活而执笔，于是立意要任随自己的心意写一部作品；不是迎合书店老板的生意眼，也不是迁就读书口味，而是完全为了自己的高兴而写的作品，结果就产生了这部《草堂杂记》。
　　不用说，这些话全是季辛自己的假托。那位享利·越克洛夫特先生就是他自己。不过还不是他的真实，而是他的幻想，因为他并没有获得什么意外的遗产。他最初拟将这部散文集题名为《一位休养中的作家》，后来才换了现在所用的那个书名。1903 年出版，他自己也在这年去世了。
　　他一生所写的许多小说久已被人忘记，但是晚年所写的这部散文集却使得许多人都记住了他。
　　香港《文汇报》1961年6月28日关于海明威
　　海明威这次的死，虽然是死于意外，可是极富于戏剧性，与他的作品可说十分调和。因为他这次的死，是死于擦枪走火，不是手枪，而是猎枪，并且是在他刚从医院里出来之后。我一向担心他会死在斗牛场上，或是在非洲狩猎大动物时遭遇意外，料不到他竟死在自己的枪下，而且是这么突然的死去了。
　　就在今天（7 月3 日）上午，我在一家书店里，还见到一本新出版的关于他的生活摄影画册，翻了一翻，不曾买下来。那知回来时在路上买了一份午报，触眼就读到了关于他擦枪走火中弹的新闻。人生的一切真是太巧合了。
　　我大约是第一个将海明威的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人。屈指算来，已是将近三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海明威还是以新作家的身份，开始在美国文坛上获得批评家的好评和读者的拥护。他才写了《再会吧武器》和《太阳又升起来了》。但是他的声誉却建筑在巴黎所写的那些短篇小说上面。
　　我并不特别喜欢海明威的作品。也可以说，我只喜欢他的短篇小说，并不喜欢他的长篇。更可以说，我只是喜欢他的风格，并不喜欢他的作品本身。
　　我最初被海明威的那些短篇所吸引，选择了可以译的（他有一些短篇，由于土语太多，根本是不能译的）译了几篇出来介绍给读者时，也就是被他的那种清新的风格所迷住了。他的人物对话极精炼有味，看来是东一句西一句仿佛漫不经心似的，其实是煞费心机的布置。他又喜欢用一些单纯的字句，为这些字句一再反复的使用，使人读着他的作品时会有一种极清新的感觉。这是欧洲新作家的气息，是美国文坛所没有的。
　　海明威从巴黎将这种气息带回了美国，因此立时令美国人对他刮目相看了。
　　对于他当时所写的那两个长篇，我就不大喜欢。以后的作品，我只读过《丧钟为谁而鸣》（这就是中译的《战地钟声》，我极不喜欢这个庸俗的译名），这时我已经在香港，曾在杨刚所编的大公报《文艺》周刊上写了一篇书评，对他在西班牙内战中所持的立场大不以为然。他的描写斗牛生活的《午后的死亡》，我只翻了一翻，不曾读下去。倒是《老人与海》读过了，此外就不曾读过他近年所写的其他的作品。
　　海明威是美国难得有的一个好作家。近年的作品（如《老人与海》）
　　也许写得更深刻。但是就才气来说，我仍是喜欢他初期所写的那些短篇。
　　香港《文汇报》1961年7月5日海明威的丧钟
　　任何人的死都减削了我，因为我是人类中的一个；
　　是以绝不必遣人去打听
　　丧钟为谁而鸣？
　　它为你而鸣。
　　这是英国十七世纪宗教诗人约翰·敦姆作品中的一节，海明威曾经采用其中的一句“丧钟为谁而鸣”，作为他的那部以西班牙内战为题材的小说的书名。海明威的这部小说写得相当成功，出版后又成为畅销书。
　　不仅使得他自己名利双收，甚至使得本来很少人过问的约翰·敦姆的诗集，也突然好销了起来。
　　这次海明威死于意外，他的葬礼的新闻在报上发表时，许多标题也采用了这诗句。这真是人生难得的巧合，大约是海明威自己也从不曾料到过的吧？
　　对于海明威，我该是个老读者。因为远在他不曾写下这部《丧钟为谁而鸣》以前，我就在读着，而且喜欢他的作品了。不过，自从这部小说出版后（1940 年。后来我国也有了中译本，不过将题名改为《战地钟声》，实在庸俗之极，而且失去了原有的书名所含蓄的深刻哲学意味），我就不再那么喜欢他的作品。直到他新近去世为止，除了《老人与海》以外，我认为他后来所写的那些小说和散文，包括《午后的死亡》在内，都赶不上他在早年所写的《太阳又上升了》和《永别了，武器》，尤其赶不上他在早年所写的那些短篇。这也许是我个人的偏嗜，不过直到现在他的丧钟鸣了以后，我仍无法改变我的这种成见。
　　由于我最初读到的是他的短篇，就一直觉得他早年在巴黎所写下的那些短篇，始终比他后来所写的每一个长篇都好。自然，他的写作技术和文字的练达，自然愈来愈熟练了，可是海明威之所以为海明威，他的那种“海明威文体”，都是在那些短篇里才保持着恰到好处的水准，发挥了他的最大特色。以后就不是太过，便是失去原有的新鲜香气了。
　　二十年前，在他的《丧钟为谁而鸣》出版后，我曾在那时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写过一篇《海明威的路》（那时的《文艺》的主编者是杨刚，刊在第一一零二期上，）就表示过这样的意见。我说：以《太阳又上升了》和《永别了，武器》两书在美国成为当代第一流小说家的他，关于他的新颖的小说手法，清丽的文体，战后美国三十年代青年的那种绝望的什么都满不在乎的人生观，我曾在《现代》美国文学专号上写过一篇海明威评传，不想在这里再作详细的谈论了。这里仅就他的《丧钟为谁而鸣》，根据我读后的印象，作一个简短的分析。
　　我认为对于写小说的技术，那时的海明威早已有了高度的把握。而且在史坦恩夫人，乔伊斯等人的影响下，更进一步的取得了兼顾到内心和外界的综合的立体描写手法。多士·帕索斯过于干燥，海明威的文字则富于诗意。他的语法单纯、简洁，回旋有韵律，对话更警俏而富于实感，在现代小说家中是一时无两的。他的清丽的文体很影响了现代美国散文，在青年作家中，造成了“海明威风”的流行。
　　绝望的恋爱和“劫数难逃”的命运，本是海明威最擅长处理的题材。
　　因此在《丧钟为谁而鸣》里，在两者的会合下，海明威将佐顿（小说里的男主人公）这一段被注定了只有七十二小时生命的生活，写得异常紧张充实。炸桥工作的准备，佐顿个人生活的回顾，西班牙当时的内战情势，游击队领袖和队员各个性格和生活的叙述，环境和自然的描写，这其中再加上内战中屠杀和残忍故事的穿插，主人公的闪电恋爱场面，海明威将这一切写成了五百页的巨著，能使人在紧张的情绪下一口气将文读完，而不觉得篇幅的冗长或是故事时间性的局促。从小说技术上说，确实可以算得上是成功之作。
　　使我不满的是描写西班牙内战（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西班牙民众在国际义勇队的支援下对抗佛朗哥的英勇的斗争）为主题的这部小说，海明威自己的立场却很有问题，至少是他故意避重就轻。因为在《丧钟为谁而鸣》里面，没有“西班牙战争”，也不见了“西班牙人民”。两年半的血肉牺牲只被当作了一个“见解不很高明”的美国青年的冒险故事和罗曼斯的背景。所见到的只是个人英雄主义的行动，以及残酷的杀戮和报复。甚至那个被佛朗哥部下轮奸过的玛丽（书中的女主人公），西班牙无数被蹂躏的女性的代表，也被写成只是一个绵羊般的驯服的“恋爱至上主义者”。与佐顿经过三小时的闪电式的恋爱过程后，就钻进他的被窝里同他发生关系了。那个主人公佐顿，由于注定只有七十二小时的生命可活，他在这短促的限度中惟有用“恋爱”来充实自己的生活，然后再接受命运注定要来到的“死亡”（指炸桥的任务），对于其他的一切，他就根本什么也不管！
　　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里将西班牙内战写成是一种盲目的敌对行为，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活动，这是最令我读了不满意的原因。因为这样一来，不啻抹煞了他自己采用敦姆“丧钟为谁而鸣”那句诗的本意，忘记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忘记了友爱的普遍存在，这未免太可惜了。因此我后来就一直不大喜欢他的作品，甚至在他自己的丧钟也鸣了以后的现在，我在这里仍对他不无微辞。
　　1961 年7 月，香港。
　　香港《文艺世纪》第五十一期1961年8月字字珠玑的名家散文选
　　我始终觉得，一个人能够有时间坐下来静静的读几页书，不仅是赏心乐事，简直是一种幸福。可惜这样的幸福，我在近年已经不大容易享受得到了。因为现在虽然每天并不曾离开书，但是并非在读书，而是在翻书、查书、用书，就是不是读书。由于对了许多书不能好好的去读，因此我觉得读书乃是一种幸福。
　　今天傍晚，我总算享受了一小时许久未享受过的幸福，因为我读了几页书。我知道为了这一点享受，在明天我要不免受到几个人的埋怨，说我耽误了他们的工作。但是为了幸福的享受，我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试想，你面对着纪伯伦，泰戈尔，波特莱尔，面对着屠格涅夫，蒙田，法布尔，罗曼·罗兰，还有日本的厨川白村，鹤见祐辅，佐藤春夫，你说罢，你是愿意抓住这机会，享受一下欣赏他们作品的乐趣，还是为了提防被别人埋怨，放走这个机会呢？
　　不用说，我相信你一定是同意我的决定的，宁可明天被人埋怨，今天却要趁机享受一下读书的幸福。于是我就在窗下展开了这本《世界著名作家散文选》，随手翻开一处，细心的读了出来。
　　如果是一部小说集，一部论文集，我不曾说宁愿受人埋怨，也不肯放弃这机会的，而且也不会说读书乃是一种幸福的。可是这是一部散文小品集，又是选自那许多自古至今最擅长写这类作品的作家的，你随手翻开一处，只要读几行，你就会顿然觉得自己心里充实了许多。因为一点也不夸张的说，它简直是字字珠玑。
　　试想，你随手翻开一处，这么读下去，小题是《我的祷辞》：我并没有敌人。
　　神啊，如果一定要给我一个人的话，请赐一个半斤八两的给我。
　　以便我们彼此皆不能胜利，而获胜的只是真理。
　　你看，就是这么几行，可以使你读了心里不禁要澄澈了许多。这怎么不是珠玑？这怎么不是幸福的享受？
　　香港《新晚报》1962年11月27日我所爱读的散文小品
　　这几天在重读着都德的《磨坊书简》。
　　有许多书是值得重读的，尤其是隔了多年之后，年纪不同了，感受也不同了，甚至欣赏能力也有了变化了，因此再读起来，就像重晤一个暌别了多年的老朋友一样，在依稀相识之下，会有一番新的喜悦。
　　都德的《磨坊书简》，是散文集，同时也是小故事集，是与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相类的作品，但是与他的散文诗比起来，就迥不相同了。这些都是值得一读再读，而且不限时间和地点，打开书来随便挑选一篇，就可以令你入神的读得下去的好作品。
　　西洋文学中，有名的散文小品集很多，但是经得起这样考验的作品却是寥寥可数的。这里面又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纯粹抒情的，一类是说一段小故事，或是描写某一个人物和风景的。《猎人日记》和《磨坊书简》都是属于这一类，西班牙的巴罗哈，阿佐林的那些散文集，也该是属于这一类的。
　　诗人鲍特莱尔的《巴黎的忧郁》，虽然有一点近似，但其实该是属于另一类的作品。他在这些散文诗里所描写的故事人物和故事，是带有浓厚的象征和讽刺意味的。这一点，倒又与屠格涅夫那一辑有名的散文诗有一点相似了。东方的纪伯伦，他的一些散文诗里往往也包含着小故事和一些人物的对话，但他的气氛烘染得超尘脱俗，因此带有浓厚的哲学意味，不似鲍特莱尔笔下的那个浪子，他是刚从酒店走上街头的。
　　提起西洋文学中有名的散文家，当然要使人想到英国的兰勃和法国的蒙田。兰勃的小品，在我们外国读者读来，已经有一点吃力，至少要有一点充裕的时间安坐下来，才可以读得下去。至于蒙田的散文，那么渊博，典故引用得那么多，行文如抽丝剥茧，一层一层的连下去，简直要正襟危坐才敢读，有些可说已经是论文，如果读着的时候心中偶然想到别的事情，便无法把握住作者的思绪线索了。他的散文，我只读过几篇题目特别引起我的兴趣的，并不曾全部读过。
　　至于像怀德的《塞尔彭自然史》，那种书信体的自然小品，还有《金枝》的作者弗列采的一些民俗小品，说理和叙事并重，文笔却一点也不枯燥，别树一帜。近年英国曾有许多模仿者，以海洋生活，动物生活，考古发掘为题材，渐渐的成为一种通俗读物，已经不能说是小品散文了。
　　香港《新晚报》1963年3月18日日本人的小品随笔
　　昨天曾在这里对蒙田的散文，说了几句很放肆的话，今天偶然翻阅日本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因为我一向总觉得日本人的随笔小品，由于人情风俗的相近，是很适合我们口味的，所以想拿出来再看看。
　　不料在那篇论小品文的文章里，作者对蒙田的散文，竟也有不约而同的微辞。他这么说（据鲁迅的译文）：就近世文学而论，说起Essay 的始祖来，即大家都知道，是十六世纪的法兰西的怀疑思想家蒙泰奴。引用古典之多，至于可厌这一节，姑且作为别论，而那不得要领的写法，则大约确乎做了后来的蔼玛生这些人们的范本。
　　对蒙田来说，厨川白村同我们一样都是外国人，而且是东方人，因此对他的文章不能完全领受其中的好处，以至不免有一点微辞，实在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小品随笔这东西，本是以身边杂事为主，甚至即使谈到天文地理和古往今来，也仍是以作者个人的观感为基础，因此生活气息较浓，对于生活环境不同的外国读者，在感受上自不免要有一点距离，何况在时间上又相距那么远，自然更不容易完全接受了。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对于日本作家所写的散文随笔，往往会感到特别亲切。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自从中译本出版后，就一直很畅销，甚至其中所灌输的思想在我们的文艺爱好者中间也起了一点作用。还有鹤见祐辅的那辑《思想山水人物》，中译本也一直为许多人所爱读。
　　许多年以前，我曾经读过谷崎润一郎所写的一篇《阴翳礼赞》，谈他自己所喜欢的室内光线微暗的那种情调的理由，实在是一篇写得非常细腻而又充满了生活情趣的好文章，读了使我非常钦佩。其中有一节说到在阴雨天气，到寺院里的厕所去如厕的情趣。这种厕所都是独立设在树林里的，光线微暗，四周特别悄静，可以听到虫声蛙声，以及雨滴在树叶上又再滴到碎石路上的声音。将一件本来毫没有情趣的事情，写得十分有情趣。虽不免有一点“颓废”，但就文章来说，谷崎不愧是一位能手。
　　还有，武者小路，有岛武郎，他们的思想都是入世的，因此贯通在散文作品里面的感情都很浓烈，读了非常能令人感动。对于一些精通日本文字的朋友们，我总是要求他们多精译一点散文小品给我们看看。这是为我自己打算，其实也是为大家打算。
　　香港《新晚报》1963年3月19日都德的《磨坊书简》
　　法国十七世纪小说家都德的《磨坊书简》，是一部谁读了都要喜欢的散文集，这里面包括了小故事、回忆和抒情散文，一共将近三十篇，文笔写得非常纯朴天真，像是田园里的牧歌，无论欢笑还是眼泪，都没有那种都市的雕凿气氛。
　　《磨坊书简》所描写的故事都是以法国南方普鲁望斯省的乡下景色为背景，这是都德的故乡。他设想在乡下买了一座已经废弃不用的用风力来磨粉的磨坊，自己住在里面，怀念着远在热闹巴黎的那些朋友，便写给他们，将自己在乡下的生活和遇见的人物，以及听来的故事告诉他们，文章全是用书信体写成的，所以题为《磨坊书简》。
　　这种在屋顶上装了大风车，藉了风力转动磨盘来磨面粉的磨坊，在蒸汽动力还未普遍的时代，在欧洲各国的乡下是到处可见，而且生意很兴隆的。塞凡提斯的《唐·吉诃德传》里所写的那个有名的笑话，神经有点毛病的吉诃德，以仗义任侠自负，见了一座风车，以为是来向他挑战的巨人，便勇敢的跃马挺枪上前与巨人战斗，结果被风车翼将他卷上了半空中，就是这样的风车。在蒸汽动力的磨坊出现以后，这种风力磨坊的生意便一落千丈，歇业空置起来了。都德假设他所购置的便是一座这样荒废已久的磨坊，他在《磨坊书简》的第一篇《迁入》里就描写得很有趣，说他不曾迁入以前，磨坊楼下部分成了野兔的大本营，楼上则住了一只哲学家似的猫头鹰。他搬进去后，首先吓走了野兔，猫头鹰也向他“呜呜”的乱叫。他后来仍旧让这个老房客占有磨坊的上层，让它从屋顶上出入，他自己则住在楼下。
　　都德就用这样有趣的描写来开始了他的《磨坊书简》。他后来在再版的序文《关于我的磨坊》里说，这些文章从1866 年开始，发表在巴黎的一个刊物上，直到1869 年才出单行本。一共印了二千本，起初卖得很慢，但是都德说：不要紧。这仍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书，不过不是从文艺的观点来说，而是它使我想起了我年轻时代的好日子，我的毫无拘束的欢笑，我的那些事后决无麻烦的狂乐，以及我的朋友们的脸，和我不会再有机会见到的景色。
　　《磨坊书简》是我最爱读的外国散文集之一，我时常向朋友们推荐。
　　这书在三十年前曾经有过一个中文译本，不过译得不很好，而且也早已绝版买不到了。有些朋友怂恿我再译一次，我也极想试试看。不过对着都德这样活泼生动而又充满了风趣的作品，实在没有勇气敢动手。
　　香港《文艺世纪》第七十三期1963年6月《五卷书》和《故事海》
　　印度古代的故事集《五卷书》，有点像《十日谈》，《七日谈》那样，是一部内容非常丰富的故事集。不过它与世俗气息较浓的《十日谈》一类的故事集略有一点不同，它虽然也有一些涉及男女关系的小故事，但主要的内容是“寓言”，人的寓言，人与动物的寓言，动物与动物之间的寓言。
　　许多人已经知道，印度古代的传说，寓言和故事，是非常丰富的。
　　我们平日用欣赏古典文学作品的立场去读基督教的《新约》和《旧约》，往往惊异于其中所包括的故事的丰富。西洋文艺作品和艺术品，以至今日的电影，取材于《圣经》者特别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同样，有机会翻阅过一些“佛经”的文艺爱好者，一定也会很惊异“佛经”里面所包含的故事和寓言之多，而且写得那么机智可喜。
　　《五卷书》就是这样的一部故事集和寓言集。不过它并不是“佛经”，而且与宗教无关，只是一种“道德的课本”而已。由于这些寓言和有趣的小故事，只是流传在民间口头上，或是有抄本流传的，收集采录的不只一个人，因此某一个故事，往往大同小异，会在许多不同的作品中出现。
　　《五卷书》的原名是《Pancatantra》，即五卷书册之意。这命名的由来，是由于原书共分五卷，每一卷包含若干故事、诗歌和寓言，所以称为《五卷书》。
　　这个故事集是只有编纂人，没有著作人的。据说本是印度古代国王，为了教育王子们，传授他们以统治，辨别善恶，应付危难和治理国家的智慧，特地命臣下编纂这部《五卷书》，通过流传在民间的歌谣、寓言和故事，来灌输给他们这些知识。
　　不管印度古代的统治者是否达到了他们的教育目的，这部《五卷书》却因了它的本身内容丰富和趣味浓郁，获得了王子以外的普通读者所爱好，并且流传得很广。
　　近年，这部印度古代故事集，在我国也有了译本，是由精通梵文的季羡林先生翻译的，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选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之一。译者自己写了一篇长序，对这本书的流传历史，版本沿革，以及对世界各国文艺作品的影响，作了很详细的介绍，并且对其中的思想内容，也进行了批判。
　　除了《五卷书》之外，古代印度还有一部更有名，内容更丰富的故事总集，称为《故事海》。久想一读，可惜一直买不到，我曾记得从前见过许地山先生藏有这书，是英译本。他是研究佛经文学和梵文的，自然不能不备有这部印度古典文学的泉源作品。
　　许先生去世后，遗书都存在香港大学的冯平山图书馆内。十多年前我经常到那里去看看，见到这部《故事海》仍在他的藏书架上，总想找一个机会细细的读一遍，一直因循未果。后来听说他的全部藏书，包括那些很难得的道教著作，一起卖给了澳洲一家大学新设立的中文学院，这一来自然更不容易有机会读到这部书，自己心里很懊悔错过了机会。
　　前些时候读了《五卷书》，这也是与《故事海》相似的故事集，不过规模较小，译者季先生在译序里也提起了月天的这部《故事海》，又挑起了我要读这部书的愿望。我再向当年负责保管许先生藏书的有关方面去打听，这才知道当年卖到澳洲去的只是中文藏书，至于西文藏书则大部分仍在这里，于是赶紧托人去询问借阅，终于借到了许先生旧藏的这部《故事海》，多年的宿愿终于实现了。
　　月天的《故事海》，根据梵文音译的英文是作：Somadeva：“Kathasarit Sagara”我不懂梵文，将作者的名字“Somadeva”译成“月天”，是根据季羡林先生所译的。许地山先生所藏的这部英译本，是相当珍贵的，是1924年伦敦一家书店出版的限定版，共十巨册，印了一千五百部，编有号码。
　　许先生藏有的这一部，编号第一千五百，该是所印的最后一部了。这个译本后来是否重印过，我不大知道。不过多年以来，我一直想买这书，好像从不曾在外国书报刊物上发现过这书的广告。
　　这部《故事海》的英译本，因为是限定版，排印纸张都十分讲究，装订也坚固大方。每一册上有许地山先生自己的签名，还有一个圆形的“面壁斋”图章，这是他的斋名。在正文的第一页上，他还用红笔写了“故事海”三字，他一定也很喜欢这部书，由于是限定版，在当时买起来一定也花了不少钱。
　　原来的英译者是塔来（ G.H.Tawney）。这个版本则是经过潘塞（N.M.Penzer）的整理和注释，卷首并附有英译者的生平和汤白爵士（Sir R.G.Temple）的介绍。
　　《故事海》的编著者月天，他的身世不详。在这个故事集的卷末，附有他自己的一首小诗，曾简略的叙述了自己的身世，后人所知道的，也就仅此而已。
　　他自述曾任喀什米尔的阿郎达王的宫廷诗人，为王后苏雅伐蒂讲故事，这才写成了这部《故事海》。据考证，阿郎达王在喀什米尔的统治时期，是在公元十一世纪，他在1081 年自杀。在位期间，父子争位，是一个血腥的混乱统治时代。大约也正因为如此，王后苏雅伐蒂才那么对听故事感到兴趣。她在阿郎达王火葬时，也投火殉夫而死。
　　生于十一世纪的月天，是一个婆罗门，正像一切流传下来的古代的故事集那样，我们与其说月天是《故事海》的著者，不如说他是这个故事集的编者。因为这些故事，大部分都是各有来源的，有的在当时流传已久，有的则采自其他的故事集，有的由他整理、改编、加工、汇集在一起，形成了这个故事的大海。
　　《故事海》的主要来源，据月天自己的介绍，是取材于印度古代的一部更大规模的故事集，名为《大故事》（Brihat-Katha），这些都是写在贝叶上的手抄本，据说在上古时代曾被焚毁了六十万叶，到他的时代只存下十万叶，这些材料，都采入了他的《故事海》。
　　至于《大故事》本身，后来也另有一个单行本是由卡希曼特拉（Kshemendra）整理编纂的，改称《大故事花束》（BrihatKatha Man Jari），但是它的篇幅，不及《故事海》的三分之一。《故事海》命名的原因，据月天自己的解释，他说他这部故事集，已经将印度自古代流传下来的故事都汇集在一起，正如大海汇集了所有的河流一样。他说，一切发源于圣山喜玛拉雅山的冰雪河流，以及来自其他高山的河流，奔腾而下，或早或迟，都要汇流到一起，汇成一个大海。他的这个故事集也正是如此，汇集了印度自古代流传下来的大情人的故事，帝王和政治变化阴谋的故事，战争谋杀，背叛出卖的故事，鬼怪符箓，吸血鬼和幽灵的故事，寓言的和真实的动物故事，此外还有乞丐，方士，赌徒，醉汉和娼妓的故事。
　　《故事海》全书共分一百二十四章，这一百二十四章又分为十八卷。
　　他依据《故事海》的定义，称每一章为“波浪”，又称每一卷为一个“高潮”。英译本十巨册，每册平均有三百页以上，因此共有三千多页。
　　《故事海》的内容，是在故事之中又包含故事，往往一个大故事之中包含了十几个小故事。有些故事追溯源流，可以上溯至公元前二千年，因此印度古代民间流传的故事，以及经典里所载的故事，其精华可说全部集中在《故事海》里了。
　　古代的印度，无愧是许多故事的老家。这些故事从印度流入了波斯，再从波斯传到阿刺伯人的口中和纸上。到了中世纪，它们由中东流入君士坦丁堡和威尼斯，这才开始被欧洲人接触到了。从这以后，鲍迦邱的《十日谈》，诗人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以及法国拉封歹的那些寓言诗和小故事，有不少都是从印度故事里取材的。
　　它们流入我国子书、笑话和话本的经过，则是由于佛经译本的介绍。
　　因为有许多佛经故事，也辑入了《故事海》，如《佛本行集经》，甚至有名的《五卷书》里的故事，都可以在《故事海》里找得到。
　　更有名的《一千零一夜故事》，在十八世纪初年通过加尔兰的译本最初传入欧洲时，有不少欧洲人认为其中的故事和描写，都是加尔兰自己写了来托名译自阿刺伯文的，甚至后来对褒顿爵士更有名的译文也频频怀疑。直到后来，他们在一些印度古代故事集里找到了一些故事，正是《一千零一夜故事》里的本源，这才知道阿刺伯人所说的故事渊源有自，对加尔兰和褒顿的译文不再怀疑了。
　　这些故事，也是源出于月天的《故事海》。
　　潘塞整理过的这种十巨册的《故事海》英译本，确是花费了不少心血的。十册之中，九册都是本文，第十册则是全书的索引，有按照故事的内容和人名的两种索引，此外还有一个总索引，因此如果要查阅一个故事，在总索引里一查即得。
　　此外，每一册的卷末还附有几篇附录，都是讨论故事里所涉及的一些印度古代风俗，如裸体压胜，伞的形式和用途的变化，以及婚姻风俗等等。在本文之内，又随处附有注释，引经据典，考证故事里的一些地名。我国赵汝适的《诸蕃志》和《齐民要术》、《古今图书集成》，都被引用了。
　　英译者塔莱（1837—1922），是剑桥大学出身，后来在加尔各答大学任教多年，因此有机会研究梵文。他的《故事海》的最初译文，是1880年在印度出版的。
　　香港《文艺世纪》第九十九期1965年8月关于歌德的回忆
　　歌德和郭译《少年维特之烦恼》
　　西洋古典作家，令我发生特别浓厚感情的，乃是歌德。
　　我想产生这种感情的原因有二：一是时代的影响，一是个人的影响。
　　前者是由于读了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使我深受感动；后者乃是由于将歌德作品介绍给我们的，是郭沫若先生。
　　《少年维特之烦恼》，不过是一个中篇，情节和故事都很简单。由于是书信体的，许多的情节都要靠读者自己用想像力去加以贯穿，然而它的叙述却充满了情感，文字具有一种魅力，使人读了对书中人物发生同情，甚至幻想自己就是维特，并且希望能有一个绿蒂。而且在私衷暗暗的决定，若是自己也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毫无疑问也要采取维特所采取的方法。
　　这大约就是当时所说的那种“维特热”，也正是这部小说在当年能迷人的原因。别的读者们的反应怎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年轻时候第一次读了郭氏的中译本后，非常憧憬维特所遇到的那种爱情，自己也以“青衣黄裤少年”自命。如果这时恰巧有一位绿蒂姑娘，我又有方法弄到一柄手枪，我想我很有可能尝试一下中国维特的滋味的。
　　就凭了这一部小说，我从此对歌德发生了浓厚的感情。我开始注意别人所提到的关于他的逸话，读他的传记，读他的自传，读他的谈话录。
　　但是，我要坦白的说，我虽然读过《浮士德》，可是读得极为草率，而且读过一遍之后，就一直没有要再读一遍的意念。对于《少年维特之烦恼》则不然，我每隔几年总要拿出来再读一遍，从不会感到陈旧，而且每次总有一点新的感受。
　　郭氏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译本，初版是由上海泰东书局印行的。
　　后来创造社出版部成立，便收回自己出版。创造社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是由我重行改排装帧的。当时对于这部小说的排印工作，曾花费了不少时间和心血，从内容与格式，以至纸张和封面，还有插图，我都精心去选择，刻意要发挥这部小说的特色。封面的墨色特地选用青黄二色，并且画了一幅小小的饰画，象征维特的青衣黄裤。
　　书里面所用的几幅插画，还是特地向当时上海的一家德国书店去借来的。这家书店，开设在苏州河畔的四川路桥附近，主人是一位德国老太太，鲁迅所得的那些德国木刻，就是向她店中买来的。
　　歌德的图片和画册
　　郭老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在创造社出版部的业务停顿后，过了几年，第三次再印行时，仍是由我经手付印的。这一次的出版者，是现代书局，因此那版样和封面又是由我设计的，这一个新版本的封面，我采用了德国出版物的风格，在封面上印了作者和书名的德文原文。并且采用了德文惯用的花体字母，以期产生装饰效果，墨色是红蓝两色，封面纸是米色的。因此若是拿开那两行中文，简直就像是一本德国书。
　　也许是我自己的年岁大了一点，“维特热”的热度已经略见减低，我自己觉得这一版的封面设计，远不及创造版。承郭老的好意，还在他的后序里对我夸奖了几句。
　　到了1932 年3 月，正是歌德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我手边恰巧有一些关于歌德的图片，便在《现代》三月号上编了一辑歌德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图片特辑。这时郭老避难在日本，接到了这一期的《现代》，在信上说令他特别高兴。
　　来到香港以后，有一次我曾在嚤■街的旧书摊上买到一部德国出的歌德图片集，共有图片几百幅之多，洋洋大观，关于歌德一生有关的人物、行踪和生活图片，可说应有尽有。我曾给乔木看过，他见了非常赞赏，劝我应该什袭而藏。后来郭老也到了香港，有一次我特地拿给他看，谈起1949 年就快要到了，正是歌德的诞生二百周年纪念，他说到时应该好好的利用一下这一册图片，最好编印一本纪念画册出版，他愿意写序。
　　可惜不久他就匆匆离港北上，这个计划不曾实现。到了1949 年8 月，只能从这部画册里选了十几幅图片，由我在一家报纸上编印了一个纪念特刊，可说真是大材小用了。
　　有一种附有插图的德文版《少年维特之烦恼》，我求之多年，可惜一直还不曾得到。只知道其中最有名的一幅插图，是描写维特第一次与绿蒂相见的情形：他来到绿蒂家中，邀请她一起参加一个舞会，却发现绿蒂正在家中，分面包和乳酪给弟妹们吃。这景像更使维特一见钟情，曾在信上详细告诉他的那位好友。
　　在创造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里，曾附有这一幅插图，很足以为译文生色。可惜这样的旧版本，现在要找一本，已经不容易。新一代的文艺青年，也不像我们当年对这本书那么狂热。因此在这里所见到的当地翻印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印得很草率，简直令我不堪回首了。
　　他的一幅考古旅行画像
　　有一幅歌德的画像，据说是最为人喜爱的他的画像之一。画着他在意大利作考古旅行时的情形，坐在露天旷野的一张石床上，身边有许多断碣残碑，远处山上还可以见到一些罗马古建筑。歌德头戴阔沿的毡帽，斜坐在石床上，悠然出神，好像在沉缅于思古的幽情中。确是一幅画得好，也是令人见了喜爱的画像。
　　三十多年前，我在上海的一家旧书店里，从一册德文杂志上见到了这幅画像，而且是用彩色印的。当时见了就十分喜欢，又因为那时的彩色印刷品是不多见的，买回来后就一直当作是自己一件心爱的艺术品，慎重的夹在画夹内，因此从上海只身来到南边时，成千上万的书册都舍弃了，这一幅歌德的画却被夹在一叠画叶中带了出来。
　　我最初从那册德文杂志上撕下这幅画像时，并不曾留意这是谁的作品。后来多读了几册关于歌德的研究和传记，又在无意中买到了一部歌德的画册，这才知道是歌德同时代的一位德国画家约翰·威廉·第希宾的作品。
　　这幅画像作于1786 年，是在歌德到意大利去作考古旅行时所画。当时第希宾已经旅居意大利，歌德到了意大利后，两人就结下了友情。第希宾正是那些无数的歌德崇拜者之一。由于歌德在罗马与他成了邻居，两人不仅经常相见，而且第希宾还成了歌德的向导，陪了他去参观罗马古迹。这一幅画就是在这期间画的。
　　第希宾在这年（1786 年）12 月9 日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上，叙述他有机会结识歌德的喜悦时，曾提到了这幅画像。说他正在着手为这位伟大的人物作一幅画像，要画得等身那么大，画他坐在古罗马废墟之中，缅想人类行为的命运。
　　歌德在他自己写给朋友的信中，也提到了在这次意大利旅行中，第希宾给他的帮助之大。
　　这幅第希宾的歌德画像复制品，就一直这么被我珍藏着。虽然复制品的尺寸很小，不过三十二开书页那么大，而且时间久了，彩色也有些黯淡起来，但是仍一直受到我的珍爱。
　　1946 年左右，郭老来了香港，最初住在九龙尖沙咀附近的乐都公寓，后来迁居到山林道的一层楼上。有一次林林同我谈起，说是郭老的新居墙上缺少装饰品，希望我能找一点什么给他挂挂。我听了就灵机一动，想起自己珍藏多年的这幅歌德画像，若是能送给他，正是物得其所。当下就答应了林林，说是让我想一想，迟几天一定有所复命。
　　我回家后，赶紧将这幅画找了出来。虽然陈旧了一点，仍不失是一幅可爱的艺术品。郭老是歌德作品的中译者，他自己现在也对考古工作发生了兴趣，将这幅歌德作考古旅行的画像送给他，实在再适合也没有。
　　于是我就拿到玻璃店里去配镜框。又因为这幅画太小，便将另一幅弥格朗基罗壁画的复制品：《上帝创造亚当》，也拿去配镜框，准备一起赶给他。
　　我记得从前郭老住在上海民厚南里时，在楼下的小客厅墙上曾挂了一幅悲多汶的画像，还有一幅仿佛是诗人雪莱的画像，他曾为这两幅画写过一篇文章。当时读过文章，心里已经十分向往，后来更有机会亲眼见到了他所描写的这两幅画挂在墙上，那时的心情仿佛是谒圣者亲身到了圣地一般，真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和崇敬。
　　后来他再次从日本回到上海，住在当时法租界法国公园附近的一个弄堂里，楼下墙上有一幅许幸之临摹的拉斐尔《圣母子像》，这大约还是在日本送给他，又从日本带回来的。画幅很小，是圆形的，直径不过五六寸。因此我又将自己所画的那幅比亚斯莱风的装饰画，选了两幅配了框子送给他，使他见了很高兴。
　　对于他家中墙上的装饰品，也许可以说，我久已很关心了。
　　两幅画的框子配好后，我便约了林林一起送去。恰巧那一天郭老不在家。全家都出去了，只有一个女工应门。我们等了一会仍不见他回来，只好自己在墙上找了适当的位置，给他将这两幅画挂上。我想他后来回家，发现墙上多了两幅画，一定会十分诧异。
　　可惜他后来离港北上，这两幅画的下落如何，尤其是那幅由我珍藏多年的歌德画像的下落，已经无从知道。我但愿这幅画能一直跟了他，甚至至今仍挂在他的书房里，那才使我高兴哩！记得有一年，我偶然从一本外国杂志上见到一幅雨果的照像，是他被放逐到国外，坐在一块岩石顶上，遥望故国的情形。当时郭老避祸在日本，过的正是这种生活，我便剪下来题了几个字寄给他。他回信表示很高兴，而且很感慨，后来好像还写过一首诗。
　　最近，我从国外刊物的新书广告上，知道歌德的意大利旅行记又有了新译本出版，附有许多插图，其中自然少不了这幅画像，遂使我想起了这些往事，缕述如上。
　　香港《文艺世纪》第一○三期1965年12月诗人雪莱的悲剧
　　时常被人引用的“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两句诗的作者，英国十九世纪浪漫诗人雪莱，是在意大利海上乘船遇风淹死的，死得很凄恻。根据意大利的卫生条例，凡是溺死的尸体，被捞起之后，一定要就地火葬。在英国利物浦的市立画廊里，就藏有一幅法奈尔所画的油画，画的就是雪莱的遗体在沙滩上举行火葬的情形。海天空阔，火葬正在开始，雪莱的遗体架在柴枝之上，火焰缓缓的上升，站在一旁俯首志哀的，有诗人的好友拜伦等人。这是一幅令人看了要喟然感叹的绘画。
　　这个悲剧发生在1822 年，诗人仅仅活了三十岁就死去了，可说不幸之至。但他的不幸还不止此，在六年之前，在1816 年，他的妻子哈丽艾特，因为雪莱爱上了另一个女子，弃家出走，竟投河自杀了。
　　雪莱与哈丽艾特的结合，本来是很美满的姻缘，不料结果竟以悲剧收场。两人相爱时，雪莱只有十九岁，哈丽艾特只有十六岁。因为不能获得双方家庭的同意，两人竟双双私奔，1811 年在爱丁堡正式结婚。第三年生了一个女儿。可是到了第二年，两人的感情已经破裂，雪莱有了新欢，弃家出走，哈丽艾特也别有所眷，但是旧恨难忘，在1816 年竟投河自杀身死了。
　　雪莱的新欢是有名的高特温的爱女玛丽·高特温，两人在1814 年就秘密同居，直到哈丽艾特自杀了，两人才正式结婚。可是结婚只有六年，雪莱就遭遇了不幸。
　　玛丽·高特温，这位雪莱的第二任妻子，是女小说家。她的有名的作品，就是那部曾经拍成电影的《科学怪人》，原名是《弗郎堪斯坦》。
　　英国曾有人将雪莱和他第一个妻子的婚姻悲剧，写成一本书，取名为《哈丽艾特·雪莱：五年悠长的岁月》。对于这个悲剧，有许多人都同情雪莱，认为哈丽艾特不是诗人的理想配偶，他发现自己的错误后就移情别恋，是情有可原的。
　　雪莱可说是浪漫主义的革命诗人。他非常喜欢意大利，更崇拜希腊。
　　那首有名的《西风歌》，就是同玛丽结婚后，住在意大利所写。他这时写了许多美丽的抒情诗。
　　香港《海光文艺》第1期1966年1月伊索所说的蛇和人神的故事
　　有名的《伊索寓言》，其中有关蛇的故事，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蛇与天神的，另一是蛇与我们人类的，再有一种是蛇与其他动物的。在伊索的口中，蛇总是处于被告罪人的地位。两篇蛇与天神的寓言，其中一
　　篇是这样的：
　　在世上老是受人践踏的蛇，到大神宙斯面前去诉说这事，宙斯对它说：“对于这件事情，我认为是，你如果将第一个践踏你的人咬他一口，大约就不会再有第二个人敢践踏你了。”
　　后世的注释家对于这个寓言所指出的含义是：
　　“你如果敢于抵抗第一个侵犯你的人，你就可以获得其余的人对你的敬重。”
　　再有一篇宙斯与蛇的寓言是：
　　当大神宙斯结婚的时候，所有的动物都给他送来礼物。蛇也来送礼，用嘴衔了一朵玫瑰花来到宙斯的面前。宙斯见了，就这么对他说：“我可以接纳其他送礼者用脚送来的礼物，但是我却不敢接纳你用嘴衔来的礼物。”
　　注释家说：我们对于坏人送来的礼物，也应该提防。
　　在蛇与人的寓言中，伊索使得蛇的名誉最受损害的，是那个蛇与行路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已经非常有名，成了世上忘恩负义的人的一个典型代表。故事是这样的：冬天，一个行路人在路上见到一条蛇，冻得快要死了。他好心起来，将它拾起，揣在自己的怀中，使它受到温暖。蛇在这人的怀中静静的躺了一会，以便使得它冻僵了的身体可以恢复。可是，当蛇一经恢复活动之后，它就首先向这人的肚上咬了一口。
　　这人受毒将死，才这么说：“唉，我真是咎由自取，我为什么要救活一个即使它在好的时候我也应该将它毁灭的将死的家伙呢？”
　　注释家说，伊索这寓言给我们的教训是：对于坏人，我们即使优待他，他对于优待他的人的报答也是抬起头来反对他。
　　另一个人与蛇的故事，颇有点类似中国“黄雀捕蝉”的故事。一个捕鸟人用粘竿向树上去捕鸟，全副精神注意树上，不料脚上踩了一条毒蛇，被它咬了一口，中毒而死。临死时叹气说：“当我心里正在计算别人的时候，不料我自己竟先踩中了死亡。”
　　伊索寓言里所载的人与蛇的故事，有一个是说人与蛇结成仇怨的经过，这一次忘恩负义的却不是蛇，而是人了。这个故事是一般的《伊索寓言》所不载的。
　　有一个人与一条蛇结成朋友，互相缔结了君子协定，这人每天供应蛇一钵牛奶，蛇以增加他的财富作为报酬。
　　这人因此致富，有财又有势。有一天，他向蛇表示了他的谢意。蛇对他说：“我是有权力向你降福或降祸的——自然，我很愿意向你降福；但是，如果有一天你使我生气时，我便要收回我赐给你的全部财富的了。”
　　这人将这话告诉了他的女人，女人就说：“如果你所听的话是可靠的，我看我们最好趁现在我们还富有的时候将这条蛇先杀死，以免它万一生气起来，收回了我们的全部财富，那时我们就要一无所有了。”
　　这人听了女人的话。有一天，当他送牛奶去给蛇的时候，便想趁它不备，用斧头将它一斧劈死。不料蛇十分机警，及时缩回洞去，挡灾受了伤害的是洞门口的一块石头。
　　蛇自然非常生气了，立时采取报复行动。它袭击这人的羊群，杀死了他的许多羊。第二天，它又杀死了这人睡在摇篮里的婴孩。于是这人懊悔了，对他的女人说：“你的计策太坏了，你还有什么好一点的没有？”
　　女人说：“既然情形如此，我看除了向蛇讲和恢复感情以外，恐怕没有第二个更好的办法了。”
　　这人于是就拿了一钵牛奶，送到那个被他得罪了的朋友洞门外，看看这一钵牛奶是否能消除彼此之间的裂缝。他对蛇哀求说：“我愿意恢复我们以往的协定，继续送牛奶给你，希望我们能恢复已破裂的友谊。”
　　蛇听了回答他说：“我想我们可以恢复往来，可是想恢复过去的那种友谊，恐怕已经不可能了。你不妨继续送牛奶来，但是放在洞口之后，你自己就应该趁早离去，我自然会给你一点好处，但是我们的友谊就到此为止，而且仅此而已。我看我的观察是不会错的，我们两人之间要恢复过去的那种感情和信任已经完全不可能了。因为我一见到洞门口石块上的痕迹，我就想起那把斧头；你见了你的空摇篮，你也会想到我这条蛇。”
　　伊索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是蛇先伤害了一个人的孩子，这人寻仇不遂，便表示愿意和解，以免冤冤相报，蛇却表示已经受损害的友谊，是根本无法完全弥补的。
　　伊索所说的蛇与其他动物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是牵涉到人的，这是蛇和一只鹰的故事：
　　蛇与鹰相斗，双方纠缠在一起，蛇用自己的身体将鹰缠住了，使它不能脱身。有一个农人走过见到了，走过来扯开了蛇的圈绕，使鹰得以飞走了。蛇对这举动很生气，就趁这人不察觉向他的水杯内注入了若干毒液。可是当这人拿起水杯要喝水时，却被已经见到这事的鹰，从空中扑下来将他的水杯攫走了。后世的注释家给这个寓言加上了他们的老教训：帮助别人必获好报。
　　另有一个蛇与蟹的故事，受教训的又是蛇：蟹与蛇交朋友。蟹的性格耿介爽直，同蛇的友情很好；可是蛇却狡狯刁猾，毫不坦诚。
　　蟹曾一再劝蛇不要如此，应该爽直一点，蛇却始终不肯接纳这个忠告。蟹因此生气起来。
　　有一次，它见到蛇正在沉睡，就用大螯钳住了蛇的咽喉，将它钳死。
　　蟹见蛇死了以后，直挺挺的躺在地上，就忍不住向它叹道：“唉，我的朋友，你现在已经死了，就是再爽直也无用。你应该在我劝告你的时候如此才是。可是你当时不肯听从我，现在已经迟了。”
　　伊索还有几个蛇与其他动物的寓言，却是嘲笑蛇的。一个是蛇向锉刀去求乞，锉刀教训它道：“你居然向我求乞，你的头脑未免太简单了。我一向是刮削别人的东西，自己从来不给别人的。”
　　另一个是黄蜂与蛇的故事：一只黄蜂叮住了蛇头，不停的用它的毒针叮它，蛇痛苦得很厉害，可是无法摆脱这只黄蜂，它只好将自己的头伸到车轮底下，与黄蜂同归于尽了。
　　注释家说：一个人为了要消灭敌人，往往自己不惜一死。
　　香港《文艺世纪》第一○五期1966年2月支魏格的小说
　　斯谛芬·支魏格，早已在1942 年去世了，而且是很悲惨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夫妇两人在旅居巴西的流亡生活中，一起自杀的。
　　支魏格是奥国作家。在现代德语系统的作家中，他不仅是极有才华的重要作家之一，而且是一位有国际声誉、极受人爱好的作家。他的作品有三十种文字以上的译本。
　　支魏格写诗、写小说，也写传记和剧本。他的传记以分析人物心理精辟入微见长，是一种现代的新体传记。他曾写过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罗曼·罗兰等人的传记。他的小说有长篇，也有中篇和短篇，没有一般德国小说那种沉重的气息，写得深刻而且生动，尤其是小说的故事好，写得又美丽。
　　我最喜欢读他的中篇和短篇。如《一个不相识妇人的情书》、《阿猛克》、《看不见的收藏》、《布哈孟台尔》等篇，不仅一读再读，而且都忍不住译了出来，逢人就推荐。凡是爱读小说的人，读了他的这些作品，无不同意我的介绍，认为支魏格的小说，不仅每一篇的故事都好，而且写得又好。就我个人的爱好来说，我特别喜欢《看不见的收藏》和《布哈孟台尔》。这两篇都是以艺术收藏家为题材的。《看不见的收藏》写的是一位版画收藏家的故事，《布哈孟台尔》写的是旧书店老板的故事。两篇所写都是令人难忘的人生悲剧。
　　蒐集版画和蒐集旧书，都是我的爱好，因此这两篇小说使我读了特别感动。支魏格身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是个人道主义者，饱受战祸的苦痛，因此在这两篇小说中，描写那些与世无争的版画收藏家和旧书商，也逃不脱战争的灾难。写得沉痛极了。
　　《一个不相识妇人的情书》，是一篇充满了抒情气息的恋爱故事。
　　高手自是高手，这一个中篇恋爱故事，可说是二十世纪小说的杰作之一。
　　支魏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年，不容于纳粹，一直过着流亡生活，先避居英国，后来又逃到南美。他在临去世的前一年，曾写过一篇《象棋的故事》，暴露了纳粹对于人类精神生活的威胁。可惜他即使写下了这样的小说，终于自己也忍受不住精神上的种种打击和绝望，夫妻双双竟自杀身死了。
　　香港《文艺世纪》第一○六期1966年3月1日左拉的《巴黎的肚子》
　　《巴黎的肚子》（Le Ventre De Paris），这是左拉的一部小说，是他的大著《卢贡·马加尔家传》之一，是以巴黎蔬菜鱼肉市场为背景的，描写巴黎这个大都市每天所消耗的各种食物，它们的来源分配，以及贩卖和购买这些食物的人的故事。我们只要闭目一想，只要曾经有过观光任何一个大城市食物市场的经验，就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好，多么复杂丰富的理想题材。左拉真不愧是现实主义的文学大师，承继了在法国文学上有光荣传统的巴尔扎克的风格和气魄，能够着眼从大处去取材。
　　《巴黎的肚子》并不是消极的客观的关于一个大都市食物市场的风
　　趣描写，左拉这部小说概括了整个人生。贫与富，肥与瘦，革命与反动，欢笑与眼泪，都从这个市场的故事里反映了出来。他的写实的细腻的描写能力是惊人的，不仅巴黎市场风光“跃于纸上”，而且还能够令人从字里行间嗅到那一种气味。
　　《巴黎的肚子》是左拉所计划的《卢贡·马加尔家传》之一。这种由许多部长篇小说构成，描写一个整个家族故事的计划，是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计划脱胎而来。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预定要由一百四十四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构成，出现在书中的人物将有四千以上。可惜巴尔扎克仅写成了六十多部，便去世了。在计划的执行方面，左拉可说比他的先辈幸运多了，因为他能有机会完成了《卢贡·马加尔家传》的全部写作计划。自然，他的计划比《人间喜剧》小了许多，这大约正是他能够及时完成的原因之一。因为《卢贡·马加尔家传》是由二十部长篇小说构成的，左拉从1868 年开始按照这个计划写作，继续工作了二十五年，写到1893年，终于完成了计划中的最末一部小说。
　　左拉曾经给《卢贡·马加尔家传》拟了一个副题：《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看了这个副题，我们就不难明白这位伟大作家的魄力和描写的重心。他自己曾说：我想描写的是一个家族，以及这一个家族由环境的影响所发生的各种变化。
　　我们今日所熟知的左拉的几部长篇小说，事实上都是像《巴黎的肚子》一样，也都是构成《卢贡·马加尔家传》的一部分，如有名的《娜娜》，《小酒店》，描写法国农民生活的《土地》，都是按照卢贡家族发展的历史过程来写的。我喜欢《巴黎的肚子》，因为他能够有眼光抓住了这么好一个被许多人忽略了的题材。
　　香港《文艺世纪》第一○六期1966年3月1日欧·亨利与美国小市民
　　今日的美国文学，已经堕落衰退得很厉害。但在过去，美国文学上倒产生过几个很受人敬爱的好作家的。如《草叶集》的作者诗人惠脱曼；短篇小说家和诗人阿伦坡，他是奠定了现代侦探小说发展基础的天才；还有马克·吐温，杰克·伦敦，都是敢于面对现实生活，用自己的笔来表示讽刺和反抗的好作家。此外，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这里要说的，以短篇小说著名的欧·亨利。
　　欧·亨利的短篇，当然比不上契诃夫和莫泊桑。但他的短篇小说当年在美国是有极广大的读者的，因为他的描写对象都是美国小市民，正是那些生活在商业资本主义剥削下的善良小市民，以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笑与泪为题材，因此最为美国职业女性，家庭主妇和小店员所爱读。
　　他的短篇小说还有一种特点：故事性强，文字浅显，篇幅短，完全适合他的那些生活忙迫，阅读程度不高的读者们的要求。
　　欧·亨利在写作上虽然很成功，可是他自己的生活却充满了不幸，这可说是美国许多优秀作家所遭受的一例遭遇。
　　欧·亨利是个笔名。他的真姓名是威廉·雪地尼·鲍特，1862 年出世。一生最大的挫折，是当他在一家银行任职时，被控盗用公款的罪名，虽然他自己一再表示他对这罪名是无辜的，但是经过长期的审讯，仍被判重刑，入狱五年。他在狱中开始尝试写作，出狱后到纽约去谋生，见到喜欢读他的短篇小说的人愈来愈多，便决定以写作为生，不再去找别的职业。可是由于监狱生活的磨折，他的精神和健康都不好，在纽约生活了八年便去世了，仅仅活了四十八岁。
　　欧·亨利的作品，最为人传诵的，称为短篇小说杰作的，是他的那篇《圣诞礼物》。这是一个充满了小市民的笑与泪的故事：一对相爱的小职员夫妇，在圣诞节快到的时候，各人想买一件最理想的礼物送给对方，使对方欢喜一下。丈夫知道妻子很珍视她自己那一头秀润的长头发，决定要买一套精致的梳具送给她。可是自己手上的钱不够，只好将心爱的一只挂表拿去变卖了。
　　就在这同时，妻子也在街上为丈夫选购礼物。她知道丈夫最心爱的是那只挂表，但是一直没有表链，便决定买一条上等的表链送给他。可是自己根本没有这许多钱，只好将自己头上的长头发剪了，卖给一家理发店作假发，将卖得的钱买了那条表链。
　　结果，各人满以为自己的礼物能使对方特别高兴，不料妻子拿出表链来时，丈夫身上的挂表已经卖掉了；丈夫正拟解开自己买给妻子的梳具时，发觉妻子的长发已经剪掉了，两人惟有相对苦笑。然而，就在这凄凉的苦笑之中，夫妻两人却获得了比这些圣诞礼物更可贵的礼物，那就是两人发觉彼此原来都是这么的相爱和体贴。
　　而这也正是欧·亨利的短篇小说能赢得美国那些善良小市民特别爱好的原故。
　　香港《文艺世纪》第一○六期1966年3月1日《打赌》的故事
　　契诃夫有一个短篇，使我读过了几十年之后还念念不忘，这篇小说名为《打赌》。这是一个寓意深刻的故事：有一个银行家与人打赌，要这人关在一间房里独居十五年，足不出户，不许接见任何人，不许同任何人说话。这人若是做得到，十五年期满之后就输给他二百万元。但是一定要满足十五年才算数，少一天少一小时也不算。
　　这人接纳了，双方订了契约，就在这个银行家花园里特别建筑的一个小房间里，闭关住了下来。房里设了一个小窗口，以供递送每日三餐及其他生活上必需用品。这人关在里面虽不许同别人说话，但是他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写了字条放在窗口，服侍他的人会替他照办。
　　这人住到里面以后，果然能够遵守一切条件，从不出外，也不曾与任何人谈话，他只是用字条索取书籍，整日躲在里面读书消遣。
　　这样不觉就过了十年，这人从没有一次犯过规则。一切可说没有什么变化。唯一的变化，就是他索取的书籍愈来愈多，而且书的种类也渐渐有了变化。他最初所要的全是侦探娱乐一类的消遣书，渐渐的他阅读文学作品了，从现代的读到古典的，从小说散文渐渐的读到戏剧诗歌，后来又读传记和自然科学，接着要的是数学逻辑等枯涩的理论书。到了住满了十年以后，他索取的书便渐渐的趋向于空虚出世的一方面，都是哲理书和宗教书。
　　时间过得快，不觉十五年将满了，这人一次也不曾犯过规，看来他一定能够赢得这一场打赌。
　　两百万元虽是个巨大的数目，但是这银行家有的是钱，本不在乎。
　　那知到了十五年期限将满之际，由于市场上突起的金融波动，使他的企业崩溃了，眼看到期已无法付出约定的那两百万元。银行家焦急了几天，忽然把心一横，决定偷偷的去杀死那个人，这样就不用付钱了。
　　在十五年满期的前夜，银行家在黑夜潜入那间小房内，要下手行凶。
　　发现房里已经没有人，只是窗口有一张字条，是这人留下的，说他经过十五年的独处深思，饱读万卷，已经悟彻人生的真谛和大道。为了不愿取得那无用的两百万元，他决定在十五年期满之前的一瞬间，破窗逃走，藉以毁弃那协定。
　　就这样，契诃夫深刻的嘲弄了人生和金钱。
　　香港《海光文艺》第3期1966年3月5日古代埃及的猫
　　猫在古代埃及，是受到特别敬重的。王后雕像的头上，往往会蹲着一只猫。相传有名的克丽奥巴特拉女王，就是一头猫转世的。因此她的那种高贵、雅娴、美丽的迷人仪态，都是从猫那里得来的。
　　埃及人不说猫似克丽奥巴特拉女王，而是说女王似猫，仿佛我国唐朝人不说六郎似莲花，而说莲花似六郎那样，可见他们对于猫的看重。
　　美国人佛郎西斯·克拉基，编过一部《猫与人的故事》，辑录了近代名家所写的关于猫的文章，从小说、散文、童话，以至诗歌都有。其中有小泉八云的《画猫的孩子》，是一篇童话；《冰岛渔夫》的作者绿蒂的《濒死的猫》，是一篇关于流落街头的病猫的凄凉故事；还有汤姆森的一篇《艺术家谈艺术作品上的猫》，其中就特别提到了反映在古代埃及雕刻作品中的猫。
　　他说，从不曾见过后代的艺术家，有像埃及艺术家对于猫的研究那么认真的。他说将古代埃及雕刻家所作的猫的作品仔细研究之后，发现他们所表现的猫的形象，与我们今日所见的猫大不相同。那些古代埃及遗留下来的猫的石雕和铜像，往往将四条腿雕得特别长，像是猎犬的腿一样。
　　埃及人的艺术形象，看起来好像总有点夸张，可是事实上往往是写实的。因此汤姆森认为古代埃及雕刻家将猫的四条腿雕得特别长，不会是由于夸张，一定是有事实根据的。
　　他研究了一下猫在古代埃及人实际生活中的情形，发现古代埃及人用猫捕鱼，用猫捕鸟，像后世用猎犬打猎一样。现代的猫，虽然也会捕鸟，甚或在河边以爪捞鱼，但那全是为了它们自己取食，可是古埃及人却豢养了猫来猎鸟捕鱼，因此汤姆森认为古代埃及的猫一定与今日我们所见的猫有一点不同。他们将猫的四条腿雕得那么长，乃是写实而非夸张的。
　　还有，古代埃及雕刻或是壁画上的猫，猫头总是特别小，这也是一个特征。猫头虽小，那一只眼睛却显得特别神秘，看来具有智慧，是人类所不能理解的一种智慧。
　　大约由于古代埃及的猫在形态上具有这些特征，因此成为被人崇拜的对象了。绿蒂笔下的中国猫这几天在这里一再提起过的那个法国作家比埃尔·绿蒂，当他在法国海军服国役时，曾经一再乘舰到过东方，到过中国，日本和安南。他的那部专写小动物故事的短篇集《怜悯与死亡之书》里，曾经写过一只中国猫。这只中国猫的来历，他自称是当他所乘的军舰停泊在中国渤海港湾内时，从另一只中国小船走到他的船上的。
　　绿蒂所乘的法国军舰这次到中国北方来，不知是否就是“八国联军”之役他随军到中国来的那一次。总之就是当他所乘的军舰停泊在中国港内时，他才获得这只中国猫的，他将它带回法国养在家中，后来就用它和家中原有的一只法国猫连在一起，写了一篇故事。
　　这篇故事的题名为《两只猫的生活史》，是一个中篇。这两只猫，一只是他家中原有的法国母猫，另一只就是他带回来的这只中国猫。
　　绿蒂是一个善于观察和描写的作家，他所写的这类动物小故事，往往写得很动人。他在这篇《两只猫的生活史》里，写那只中国猫，最初被带回家中时，家中那只原有的法国母猫，养尊处优受宠爱已久，自然瞧不起这只新来的瘦弱陌生的中国猫，开始欺负它。中国猫不甘示弱，双方发生了冲突，绿蒂赶来排解。一连几次，法国猫看出主人的宠爱是在中国猫那一边，知道这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自己已经无法将这个闯入者排挤出去，只好知难而退，开始同这个新来的外国客人和平相处，而且两只猫不久就成了好朋友。
　　绿蒂写他对于这只中国猫发生好感的原因，是由于它最初逃上军舰时，军舰上的水手要驱逐它，它逃到绿蒂的房舱内，躲在那里向他求庇护，因此绿蒂就决定将它收容下来，一路饲养它，将它带回法国，这样就同它发生了感情。
　　这篇故事的下半篇，绿蒂就发挥了他那种惯有的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的立场，说两只猫本来养得好好的，后来忽然消瘦憔悴起来，相继死去。中国猫的死，好像是由于怀乡病；那只法国母猫的死，则是由于突然失去伴侣的打击。两只猫都是在濒死之际一起失踪的，中国猫死在外边，不曾再回来；法国猫则在临死之际拖着残躯，幽灵似的走回来，终于死在家里。绿蒂说这是这只猫对这个饲养了它许久的家庭所表示的难舍的感情。
　　对于小动物的性格，绿蒂的观察很深入，描写得很细腻动人。至于他的观点，那就没有什么可取了。关于“女”作家绿蒂写了《菊子夫人》和《冰岛渔夫》，也写了《北京的末日》的那个法国近代作家比埃尔·绿蒂，是个男作家，并不是女作家。《菊子夫人》在三十年代就已经有了徐霞村的中译本，是商务出版的，我猜想“绿蒂”这个译名，大约就是在这个中译本上首先使用的。由于这两个字与《少年维特之烦恼》里的维特的爱人名字完全相同，早已不只一次被人误会是女作家了。
　　事实上，绿蒂不仅是男作家，而且还是军人，是法国海军军官。他有一张全副武装的穿了法国海军军服的照片留下来，嘴上留了兴登堡式上翘的浓浓的胡须，简直是一个十足的武夫。
　　比埃尔·绿蒂（Pierre Loti）是他的笔名。他采用这个笔名的原因是很“风流”的，我想大约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年的中译者有意将它译得女性化了。原来绿蒂身为法国海军军官，自然有机会乘了军舰飘洋过海，有一次来到南太平洋的大溪地岛，岛上土人女王的宫女一再呼他为“Lotti”，他觉得奇怪，询问之下，这才知道这是岛上的土话，是岛上女人对于心爱的漂亮男子的昵称。大约当时的绿蒂很“少年英俊”，因此女王的宫女都这么称呼他。绿蒂听了很高兴，后来写文章，就采用这句大溪地岛的土语为笔名。在前面再加上一个教名“Pierre”。
　　他的真姓名是朱里安·费亚（Julien Viand），生于1850 年，1923年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去世。绿蒂很年轻的时候就参加了法国海军。但在海军里一直受到冷淡的待遇，直到他服务了四十年退休时，他的军阶还是海军上校。但他在写作方面却非常成功，早已是当时法国最为人爱读的小说家。他在四十一岁时就已经爬上了法国文学官式荣誉的最高峰，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的院士，是四十名院士之中最年轻的一个。
　　当时参加竞选的共有两人，其一是左拉，竟败在他的手下。可是，他在文学上虽然这么成功，在海军里却一直是一名不很得意的小军官。
　　正是由于这样的身份，他才有机会跟随法国远征军参加了“八国联军”，到过北京。绿蒂是浪漫主义者，喜欢描写异国情调。同时又是个狭义的人道主义者，对于任何“死亡”都发生同情和感伤。（他曾写过一辑描写小动物死亡的故事集，名为《怜悯与死亡之书》，以前在这里谈论作家所写的猫故事时，曾提起过这书。）我想，大约就是由于这样的立场，才使他在《北京的末日》里，对欧洲军人在中国所干的残杀破坏行为，表示了他的惊异和不满。
　　第四辑看书趣味作家生活保障问题的另一面
　　五年以前，正是上海翻版书贾猖獗的时候，提到作家们对这现象的漠视，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中国有许多作家，一直到今天，还抱着一种成见，以为文人是“清高”的，不该斤斤于“钱”的问题。所以念念要稿费的投稿人时常要受编辑先生的瞧不起，而到期催讨版税的作家也要被书店老板骂一声“穷相”，以致清高到自己应享的权利被剥夺尽了，还在那里肩着“更光明更伟大的任务”，为书贾制造翻版的原料。
　　这末二句是指当时文坛上有人主张，放在作家眼前的有着“更光明更伟大的任务”，不必去过问翻版书的问题，而翻版的书贾竟连这类文字也剪集起来，编成什么论载之类去骗读者的钱。
　　事隔五年，在抗战支持了两年多，物质生活指数上升的目前，作家终于提出了保障生活的要求。这固然由于问题的严重化和需要解决的迫切，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作家对于自身已经有了新的认识，知道他的活动是和物质生活分不开的，过去的自命“清高”，讳言“钱”，讳言“生活问题”，是错误的。
　　不过，今日作家提出生活保障的要求，并非如郁达夫先生初期作品中所表现的，那种文人怀才不遇的喊穷；更非张资平之流以低价收进文艺青年的原稿，标上自己的名字去换大钱的那种贪欲的谬想。今日作家的生活保障要求，乃是为了要取得写作时心理上必须的安静，乃是为了要充实作品的内容提高作品的水准，乃是为了要加强文艺对于抗战建国的服务。鲁迅先生曾说，他是一条牛，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
　　今日作家的要求就是要有“草”吃，以便可以挤出品质更好的“奶”。
　　我们不幻想，我们并不要求像苏联作家已经取得的那样的地位。我们知道在未曾实施宪政，社会经济机构未曾合理化之前，这样的憧憬是“浪漫的”。我们也不羡慕林语堂在美国所过的那样“金元稿费”生活；我们只要看了美国无数失业者妻子儿女饥饿着的新闻，就知道这享受不过是当豢养者攫得巨利后心情愉快时抛在桌下的一块多肉的骨头。我们所要求的乃是和全国民众的生活比较起来问心无愧的生活。作家并不是特殊阶级。
　　这一次所提出的要求，无疑地将获得社会人士的同情，而且一定将获得已经渐渐知道文艺宣传功效的当局的赞助。但我想在这里指出，消极的补助，如贷金或文学奖金之类，并不能真正解决这问题。今日中国作家提出生活保障的要求，并不仅是要乞取一个温饱安定的生活，而是要藉了这物质生活的基础，去充实自己的文艺生命，以便可以产生歌颂祖国伟大的史诗，以便可以产生描绘祖国伟大的作品。法国是世界设立文学奖金最多的国家，甚至一座葡萄园也是一年来描写田园生活（葡萄种植）最好作品的奖金，但中国作家决不憧憬这类资本主义文明的畸形现象。今日中国即使有投机商人为了商品招徕，巧立名目举办一个什么文学奖金，眼红者也将仅限于本来不配称为“作家”的一群，真正的中国作家对这是不屑一顾的。这只要看从抗战开始以来，宗派歧别的中国文坛已经在抗战的旗帜下团结得从无间言，就知道今日的作家是能认清自己的任务的。中国新文艺这一次在抗战中虽还没有伟大作品的产生，但这只是时间问题；中国作家的本质，是和中国前线士兵的本质一样优秀的。兵士不能饿了肚子争取战略上的胜利，同样，文化战士也不能站在饥饿的阴影下写作。
　　保障作家生活的根本办法，在政府方面该是普及教育，扫除文盲，设立大规模的出版部，推广书报流通，实现言论自由，提高作家的政治地位。在作家方面，则要认定写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而不是一种兴趣的活动，随时充实自己的文艺修养，履行作家在抗战建国上应尽的的义务，用自己的文学生命去换取自己的生活保障。
　　在一个合理的社会中，没有一个有才能的作家会饿死，没有一个有才能的作家在合理的社会中，不会获得发展他的文艺才能的机会。
　　作家们向谁要求保障生活呢？如果作家的生活没有保障，那证明大众的生活都没有保障。作家要保障自己的生活，先该用他的作品去争取大众生活的保障。作家并不是特殊阶级。
　　《星岛日报》1940年3月15日关于禁书的笑话
　　中国古史上说，仓颉造字，群鬼夜哭，为的是人类一旦有了文字，便有了抉发造化隐秘、辨别黑暗和光明的工具，鬼类感到从此将无可遁形，无法作祟，所以悲哀得啾啾夜哭。
　　西洋中世纪也有一个类似的传说，说是译述《圣经》的马丁路德，在译述《圣经》将完成时，魔鬼感到“圣教一旦昌明”，他们将无法存身，便群来用种种方法阻碍路德的翻译工作，路德将桌上的墨水壶向魔鬼掷去，这才将他们吓退了。从此，鬼类见了墨水和写字之类的工具便害怕，因为知道这类东西是随时可以打击他们的。
　　不仅鬼类是这样，世间若有一种方法能完全消灭人类的文字，使人回复到浑浑噩噩的愚昧状态中去，恐怕不知道有多少专制暴君和统治者，甚至以“保护世界道德文明”为己任的宗教家、道德家以及政治家，都愿意加以尝试的。
　　可惜这样的方法至今还未发明，世界在灾难和屠杀之中仍是一天一天的向着光明走去，人类的文明仍是一年比一年更为进步。积极的消灭人类智慧的方法既然没有，于是只好从消极方面入手了。仅就书籍一部门来说，我们只要翻阅一下中世纪罗马教廷所公布的“禁书索引”，其中所包含的书名和作者姓名，从今日看起来，简直就是一部中世纪文化史。然而这些书在当时却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在“卫道”的名义之下被正式禁止了。
　　今天谁个不推崇鲁迅的著作？可是就在不远的几年之前，一本《呐喊》能使一个无辜的青年入狱，甚至被枪决。书的内容不根据它的“内容”来决定，而是根据它的“封面”来决定。一本红色封面的书其内容因此也必然是红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因了他恰与“马克思”“同姓”，而且又是“讲经济的”，于是他的书就与马克思的译本遭了同样的命运。
　　这是笑话，也是事实。
　　基督教的《圣经》是世界销路最大的书籍，可是在英国，《圣经》只可以视为是一部宗教信仰的“经典”，不能当作一部普通书籍随意加以解释或出版，其中有许多章节更绝对不许加以质疑，或用作引证。
　　爱尔兰是被称为“自由邦”的，但他所公布的禁书目录（1937 年），却有六百九十五种，期刊十一种，连韦尔斯的《人类的工作财富和幸福》那样的通俗著作也包括在内。英国的旧书商店甚至在他们的书目上特地标明：“此书在爱尔兰自由邦被禁”，以为号召。
　　亥特女士在她有趣的《被禁的书》中说，《爱丽思漫游奇境记》中译本，曾于1931 年在湖南被禁，理由是“其中鸟兽昆虫皆作人言，而且与人同群，杂处一室”。
　　她又说，美国海关曾将弥盖朗琪罗的《最后审判》壁画摄影，视作淫画加以没收。哈佛大学向巴黎定购了十三册服尔德的《憨第德》，供给学生作参考书之用，竟在波士顿进口时被海关认为是淫书，加以扣留。
　　等到交涉一直办到华盛顿最高当局，认为“无碍”准许进口时，其时已经是八月，学校早已放了暑假了。
　　以上不过是随手举的一两个例。关于禁书的笑话是写不完的，因为这制度本身乃是一个笑话的泉源。
　　《华侨日报》1945年4月1日煤山悲剧三百年纪念
　　——民族盛衰历史教训之再接受
　　明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的流寇部队包围北京城，彰义门守城太监曹北淳开门迎贼，士卒逃散，四处起火，李自成直接进攻内城，崇祯皇帝眼看大势已去，便手刃公主，分遣二王，促后妃自尽之后，自己带了太监王承恩，也在宫内后苑煤山的山亭里自缢，身殉社稷。
　　崇祯甲申三月十九，到今天恰恰正是三百年。
　　崇祯的死状很惨。据史家的记载，他散发覆面，白袷蓝袍，跣一足，而且襟上还有血书的遗诏：“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于天上，不敢终于正寝。诸臣误朕，任贼分裂朕躬，毋伤百姓一人”等语。在中国历史上历朝末代君王之中，个人下场最惨的要算他了。
　　就个人而论，崇祯还不至是一个断送江山的亡国君王。他在位十七年，诛魏忠贤，起用旧臣，留心边事，虽然后来又渐渐的信任太监，到底还不时以国家为念，而且一旦到了事不可为之时，还能够慷慨殉国，一死以谢天下，从个人方面说，他可说已尽了个人最后应尽的责任。可惜当时的政治军事已到了根本不可收拾的境地，纵然有意图存，也不能挽回历史的新潮了。
　　明朝亡国的原因，间接亡于李自成、张献忠之类的流寇，直接亡于乘隙而入的满清，可是造成流寇猖獗的社会不安，以及造成边事不修的门户洞开的原因，却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
　　由于农村经济破产而起的农民叛变和人口逃亡，差不多成了明代社会的特有现象。从市井出身的朱氏，把握了金元末年的社会动乱而取得了天下，深知民众力量是怎样，但他却不采取养民而用了防民政策。明代的土地制度，有官田与民田之分，官田占民田七分之一，而且都是最肥沃的土地，余下贫瘠的民田还不时要受贵族富豪、寺人内官所侵占，加以租税繁重苛刻，被侵占或丧失了的田地仍要纳税，如《明史·食货志》所载：“小民所最苦者，无田之粮，无米之丁；田鬻富室，产去粮存，而犹输丁赋”。这样，土地所产，农民不足生存，便只有逃亡。逃亡愈多，土地愈荒废，饥荒随起，这些东西流荡，无衣无食，无家可归的农民，除了依附盗贼以外，便没有其他生存的方法。李自成、张献忠之流，便是从这样时势之下所造成的英雄。
　　为了对付逐渐猖獗起来的流寇，明季使不能不用兵，可是当时军队的情形是怎样呢？据《明史》所载，以拱卫京师的最精锐的“京营”来说：
　　国初京营劲旅不减七八十万，元戎宿将，常不乏人，自三大营变为十二团营，又变为两官厅，虽浸不如初，然额军尚三十八万有奇。今武备积弛，见籍只十四万余，而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遗则亡。比敌骑深入，战守俱称无军；即见在兵，率老弱疲惫市井游贩之徒，衣甲器械，取给临时，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军士而在将领。
　　盖提督坐营号头把总诸官，多世胄纨■，平时占役营军，以空名支饷，临时则肆集市人，呼舞博笑则已。（《明史》卷八十九）
　　明朝的军制，选取富家子弟和世胄子弟统率军队，后来更采用中官监军，目的只在防民，情形腐败，正是当然的结果。以这样的军队去对付铤而走险的流寇，若不是不堪一击，便率性是溃散附贼，用来对付外来的剽悍新兴游牧民族，那更不用说了。同时，为了用兵，明季在已经繁重的税赋之上更要加税，这更加速了农民的逃亡，同时也就是增加了流寇的力量和外来民族侵入的机会。
　　在政治上，明朝自中世以来，朝中就有了明党门户之争。东林的祸害正不亚于宦官。外官结纳内宦，瞒蔽时政，巩固一己的地位；内官则利用外官，搜刮脂膏，左右朝政。文官只知道依附权要，武官又只是“养兵自重”。而士大夫呢，则第一要紧的是自己党派门户问题，国事和边事都是次要问题，正如一位诗人所咏：“不鉴前车在汉唐，东林讲学为三王。臣忧门户君忧国，门户成时国已亡”！臣即如此，所以即使末代出了一个比较好的崇祯，他也只能一死以尽自己的责任，决不能挽回明朝的末运。
　　明末读书人的气节颇不坏，然而也只是知道一个“死”字，并不知道“生”，更不知道国家。这弊病养成的原因，根由又是明朝的统治者自己给自己套上的圈套。明朝在土地政策上既极力防止“细民”势力膨胀，在军制上又采取亲信监督政策，更用科举制度去笼络一般读书人。
　　于是以“八股试帖”出身的士大夫，坏的只知道升官发财，好的也只是安分守己，对于治国安民之道根本不了解，一旦事变军兴，又要安内，又要攘外，那更手足无措了。崇祯己巳上海举人何刚的上疏说得最沉痛：设科举，限资格，皆所以弥乱，而非所以戡乱也。迨继之承平，凡三百年，人心积弛，法度尽弊，糜饷则有兵，临敌则无兵；克剥士卒则有将，约束制胜则无将。发清华显要则有人，推着抚枢部则无人……今日救生民，匡君父，无逾于灭寇，然生平未尝学，父师未尝教，所殚心者制举之业，一旦握兵符，驱强寇，其最良者惟守义捐躯，何益于疆场哉？
　　（见《崇祯长编》）
　　于是坏的便做了洪承畴李成栋之流，好的也只能“愧无半策匡时难，只有一死答君恩”，所以后来即使义师前仆后继，三王负隅挣扎，也不能挽回大势，只是苟延残喘而已。
　　在明末这样的情形下，满清大举入关，正是当然的结果。中国历来的外患，如汉之匈奴，唐之突厥，六朝之五胡，宋之金元，都是在中原鼎沸之际，乘虚而入的。所以当李自成进入北京，崇祯自缢之后，中原无主，即使没有吴三桂的乞师，满清的入关也是决不踌躇的。吴三桂之流的过错，倒不在引狼入室，而在借刀杀人。当时的情势，明朝已是根本无可为了，但是声势浩大的李自成，若是能获得吴三桂等明末诸将领的合作，以民族的立场，抵抗外来的游牧民族，则明末以后的中国历史或者会是另一番面目，也许说不定。
　　可是当时的武人没有这抱负，文臣更没有这头脑，甚至当清师大军南下之际，马阮弄权，左良玉传檄申讨，偏安江南的小朝廷，为了门户权利的成见，甚至主张宁可君臣死于清，不可死于左良玉。“北兵犹可议款，左逆至则……吾君臣独死耳”。（见《南明野史》）以这样的门户见解，想要抵御外来的侵略，完成中兴局面，即使多出几个史可法，也不过历史上多几个死难忠臣，于大局是无补的。
　　《华侨日报》1945年4月11日失去的书
　　翻开许久没有用过的札记簿，见到一首不知什么时候钞下来的西洋某爱书家的诗句，译起来大意是这样：走失的猫，虽然迷途了许久，有一天终于回到家里。
　　啊！但愿此书能具有猫的性格，可以采取最捷的途径归来。
　　诗的出处虽没有注出，但想起来，大约是从罗逊巴哈博士的《猎书家的假日》里钞录下来的，可惜的是，这册白麻布书面，红皮书脊的好书，早已在十年前广州战争中失去，现在已经无从查考了。
　　对于别人向我借书，我从不吝啬，只是对于被借去的书，多少总有一种牵挂，直到这一册书放回原处以后，我的这一颗心才可以放下。尤其当被借去的是一本难得的或我特别心爱的书，而事实上又不得不借时，我的心便要更感到不安。这种心情，说得浅薄一点，是杞人忧天式的神经过敏；说得神秘一点，我的心和借出的书之间似乎有一种难舍的恋情存在。但是神经过敏也罢，恋情也罢，过去的经验和事实往往证实我的忧虑决不是无因的。
　　十年前的广州战争，除了《猎书家的假日》以外，同时也使我失去了几册心爱的书，我曾将那一种生离之感寄托在《忘忧草》的几篇短文里。当时的私衷，不，直到现在都是如此，我始终希望着宇宙间的巧合能使我或者可以再得到这几册书。我并不以为这是奢望。正如走失的猫儿，经过了相当时日终于又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我相信我失去的书迟早总有一天又可以出现在我的架上。只是，这神迹几时才产生呢？不动的宗教信念和无神论者的怀疑思想始终在我心头交战着。
　　书像朋友一样，有的终日相处，漠然无关；有的一见如故，终身难忘。司空图的诗说得好：“得剑乍如添健仆，亡书久似忆良朋”。我没有剑没有仆，不能体贴这情感；但我有朋友而且也有书，觉得将书比作朋友，实在是一个很恰切的譬喻。我们无法忘却失去的一册好书，正如无法忘却失去的一个好朋友一样。
　　《星岛日报》1947年8月17日杂览和我读书的兴趣
　　前几天，曹聚仁先生在文汇报“新风”副刊的一篇文章里，说我自负读杂书读得很多。这是他对我的称赞。我读书确是读得很杂，这只要见过我的书架的人就知道。可是我哪里敢自负，更不敢自负读得多。世上的书有那么多，语言文字又有那么多，一个人能有机会读到自己想读的书的一部分，已经了不起了。我觉得谁都没有资格能夸口自己的书读得多的。
　　不过，我读书读得很杂，却是一个事实。我的本行该是文学和美术，可是我觉得这两个部门以外的书，同样能吸引我的兴趣，同时我更明白我既然对文学和美术有兴趣，则除了有关这两个部门的著作以外，其他别的部门的书都不能不读，而且要读得范围愈广愈好。这样一来，书就无法不读得杂了。
　　试想，我们如果对杜甫的诗有兴趣，难道只是读了一部《杜工部集》就够了吗？我们为了要了解杜甫的作品、思想、生活和时代，必须要读他的传记，读他同时代的诗人的作品，读唐朝的历史。甚至为了要了解他的作品中所描写的某些特殊事物，我们要读四川的地方志，要读……
　　再就杜甫的作品试举一个例：他有一首诗提到了韩干画马。试想，若是我们谈杜甫的诗，连韩干是谁也不知道，岂不是笑话？反过来说，一个研究中国美术史的人，他当然会知道韩干是谁了。但是他若是连我们的诗圣杜甫有过一首关于韩干的诗也不知道，他的美术史知识实在有限极了。
　　因此读书实在不能不杂。尤其不能死守住自己的一门，对于其他的书一眼也不看。这样就无法触类旁通，也永不会弄通自己的专业了。
　　当然，读书是要有习惯的。有些人根本就没有读书的习惯。这些人当然一样可以生活。我不便说这些不读书的人根本就没有知识，但是他的知识一定很有限，而且错过了人生一种最大的乐趣和享受。
　　对我来说，凡是书我都喜欢，凡是书我都想读一读翻一翻。我不能想象世上会有一个不喜欢书的人。若是有，这人一定是根本不知道书是什么，并非他不喜欢书。世上是没有一样别的东西能够替代书的。
　　一本宗教书，一本自然科学，一本黄色小说，对我都是同样的有趣。
　　我是觉得世上没有一本书不可读的。因此我所读的书，实在杂得可以。
　　不过根本谈不上渊博，更谈不上“于书无所不窥”，充其量只是具有对于凡是书都想一窥的兴趣而已。
　　香港《新晚报》1962年4月20日《书话》的书话
　　从朋友处借来一册晦庵的《书话》。这是今年六月份出版的新书，在这里怕一时还买不到，所谈的又都是“书”，便借了回来在灯下一口气将它读完了。
　　作者所谈的“书”，和有关这些“书”的掌故，都是二三十年以前的事情。对于较年轻的读者，诚如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们不免要当作历史来看，甚或无法理解其中有些事情何以会发生。可是对于我们这一辈的人，有关这些“书”的事情，可说全是亲身经历过的，有些甚至还是自己的事情。
　　《书话》里所谈论的那些书，大都是在上海出版的，因为上海当时正是全国出版界的中心。那些此起彼伏的新书店，又大都同我有一点关系。因此翻阅着晦庵的这部《书话》，我简直像倒翻生活的账簿一样，过去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的都被唤醒起来了。
　　《书话》里有许多地方提到了当时国民党在上海设立的图书杂志审
　　查机关，这是专门对付左翼新文艺运动的，所有出版的书籍杂志都要在事前将原稿送审。审查的尺度苛刻无理到可笑的程度。马列等等的一类名词固然不用说了，就是“托尔斯泰”也不许用，几乎凡是俄国的东西都不通过。可是那几位“审查老爷”虽然竭力要表示自己具有猎狗似的灵敏嗅觉，其实却很迟钝，只要小耍一点花样，他们就会懵懵然被骗过了，要过了很久或是挨了上司的骂，才会发觉。《书话》里的那一篇“若有其事的声明”，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这是关于郭老的那部自传《反正前后》的。被禁后由出版者要求老爷们再审查，并且表示愿望修改和更改书名，居然被通过了，于是就改用《划时代的转变》书名出版。事实上应改之处完全未改，只是在书前由出版者写了一段声明，表示已经“依示修改”。这个“花枪”，一直隔了一年多，才被审查老爷发觉（当时在上海主持那个图书审查机关者，是一个姓项的，我们就称他为“楚霸王”而不名），于是《划时代的转变》才又被禁止了。
　　《划时代的转变》出版者是现代书局，当时的编辑和出版工作都是由我担任的，看了《书话》里所附的《划时代的转变》的书影，才认出那一幅封面画也出自我的手笔。
　　记得就为了耍了这一手“花枪”，使得“楚霸王”大发雷霆，将现代书局老板洪雪帆，经理卢芳和我都叫了去，咆哮着大兴问罪之师。我们推说是剜改纸型时的疏忽，一味陪着笑脸，使得这位霸王啼笑皆非。
　　香港《新晚报》1962年9月10日禁书史话
　　晦庵在《书话》里谈到当年上海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文网和禁书，说鲁迅先生有一次曾劝他何不编写一本“中国文网史”。这应是一个好题目，只可惜如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样，工程过于浩大，不容易着手罢了。
　　自1925 到1937 这十多年间，上海是全国文化出版的中心，所有的新文艺书和刊物，十本有九本都是在上海出版的，而且都是在当时的“商务”、“中华”、“世界”以外的那些小规模的新书店出版的。这些书的销路都不错，但是有一个古怪的命运，那就是或先或后的总不免要被禁止。当时的新文艺书，不曾被禁止过的，可说是极少极少。
　　这些出版物的被禁理由不一，有的为了内容，有的为了书名，有的为了作者，有的为了一幅封面画，有的甚至只是为了封面的颜色。因此如果要写文网史，材料确是十分丰富。只可惜太丰富了，令人有无从下手之感。
　　我一向对禁书很感到兴趣，无论是藉口风化问题的黄色禁书，或是藉口政治问题的红色禁书，都使我感到兴趣。我想同辈之中，搜集禁书资料，像我这样勤恳的人，大约是没有几个的。在我初来香港不久，我就曾经给这里的一家报纸写过一个连载：《禁书史话》。可惜这张报纸很快就停刊了。当时香港还有审报检查制度，我的《禁书史话》也成了“禁书”，凡是有关思想禁锢和嘲笑“审查老爷”愚昧的地方，都被删去了，因此印在报上遂有了许多“□□”。我的手头还留有当年剪存下来的这一份报纸，无形中已经成了关于“禁书”的一种新资料。
　　后来我又着手写《清代文字狱史话》，对于资料的收集很花了一点工夫。但是只写了屈大均，澹归和尚的编《行堂集》、《大义觉迷录》等等几篇后，又搁下笔来了。
　　最近除了因了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之情人》的原本在英国开禁，写过几篇小文以外，很少再触到这一个课题了。
　　但是我对于禁书的兴趣依然是浓厚的。这并非由于如一般人所说的那样，“雪夜闭门读禁书”是一件乐事。实在是由于出版自由与思想自由是分不开的。同时这也不是用禁毁和高压手段所能够扑灭的。若是这样的手法有效，中国也不会有今天了。然而从古至今，有多少人想用种种罪名，用严刑和烈火来摧残书籍的生命；这样的例子真是太多了，因此，我一直对有关禁书的史料感到兴趣。
　　香港《新晚报》1962年9月11日我的另一份藏书
　　我现在手边的一份藏书，是我南来以后，这许多年在这里陆续购置起来的。这已经是我生平蒐集的第二份藏书了。
　　我的第一份藏书，在我南来的时候留在上海，存在亲戚家里。在抗战期间音信隔绝，等到抗战结束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写信去问这一批藏书的情形，这才知道几经转移托寄，早已下落不明了。当时得到这消息，真使我怃然若失。
　　前几年回到上海，特地到亲戚家里去问起这事，当时心里颇想就是找回一册也好，可以拿回来作一个纪念，结果竟是一本也没有了。后来我又到上海几家旧书店里去细细看了一次，希望或许会发现我的旧藏。
　　可是事隔十年，那近万册的书虽然在我心中都记得很真切，像是记住了一些老朋友一样，可是结果仍是一册也未曾寻到。
　　倒是从朋友口中，辗转知道，在抗战最初结束的一两年，有不少人在旧书店里发现过有我自己签名的藏书。黄裳先生更发现过一套广州现代版画会送给我的“现代版画”，这是当年李桦、赖少其等人主持的，用手拓的木刻贴在土纸上，装订成册，极为别致，还出过一册“藏书票特辑”。黄裳先生也是爱书的，买得以后大为高兴，我听到惟有望洋兴叹了。
　　就数量和性质来说，南来以后陆续买起来的这一批，事实上比当年留在上海的那一批，数量更多，书的成分也更好。有许多当年买不到，或是买不起的书，现在都买到了。但是不知道怎样，事隔二十多年了，明知那些书也不过是身外之物，聚散是常事，心里想起了总觉得有一点念念难忘。
　　一个人总有几件事情，几个亲人或好友，甚至几句话，虽然事隔多年仍是留在心上无法忘怀的。这一份藏书在我心上的情形就是如此。
　　我是懂得这里面的原因的。现在的这些书，虽然比以前的一批更多更好，可是从前的那一批书，有不少是我用最初写文章所得的稿费，甚或是在学生时代节省了车钱去买来的。在当年上海卡德路口和北四川路上的那几家旧书店里，每逢见到了一册自己想买的书，可是老板又将售价讨得很高而且又坚持不肯减让时，我自己是多么徘徊焦急，留下一点钱吃饭，还是倾囊去买书，每每在内心要挣扎很久。这里辛苦买来的书，自然是不容易使我忘记的。
　　香港《新晚报》1962年9月19日题一册失而复得的书
　　前些时候写过一篇短文，提起我留在上海的书籍，在沪战中全部失散了，几乎一册也不曾被保留下来，只知道倒是有些朋友从旧书店中曾买到过几册。不过，我的书未必是每一册都有签名的，因此能有机会被朋友们无意发现的，可说少之又少。
　　昨天，柳木下兄过访，送来一册小书，说是许久以前在上海买到的，由于有我的签名，所以知道是我的。久想送回给我，一直不曾实行，直到最近读了我的那篇短文，这才决定要真的做这件事情，因此专程过海送来给我。这一份盛情，实在令我感激。
　　这是一册美国“现代丛书”版的邓散尼散文集《奇异的书》。打开来一看，里封面上赫然有我的签名。可惜没有年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买的。但是看那签名的书体，该是“幻洲”时代所买。这类的书，在当时大都是随手买了，拿回来翻几翻，就放在书架上，不曾仔细看过的。
　　尤其是这位英国散文戏剧家的作品，他所写的多是神话，梦境，以及自己的幻想世界，这在目前也许有兴趣来看看，可是当年二十几岁的我，大约是对这类作品不大发生兴趣的。
　　但是，当时既然不大喜欢这样的作品，为什么又买了回来呢？这大约是由于美国所出版的这一套文艺小丛书，在当时是十分流行的。所选收的作品很广泛，而且水准很高，书的装订又很讨人欢喜，当时喜欢西洋文学的，差不多每人都多少有几本，我则买的更多。他们一共出了一百多种，我就买了六七十种之多，有时还有野心要买齐它。除了有几种是关于科学的，或是已经有了别的版本的，要买的差不多都买了。因此会买了这册邓散尼的散文集，买而不读，正是不足为奇的。
　　这一种“现代丛书”，在四十多年前，可说是最流行的一种英文小丛书了（至今仍继续在出版。不过由于近十多年来，比它更价廉的纸面小丛书愈出愈多，使它们的销路受了影响，没有从前那么流行了）。它的装订很好，是软面冲皮的，而且非常结实。就以木下送回给我的这册《奇异的书》为例，它的出版年代是1918 年，我大约是在1925 年以后，1930 年以前买的，经过我的手，经过战火，经过旧书店，流到木下的手上，到现在再送回给我，已经快半个世纪了，可是书品仍很整洁，还有几成新。这种耐得起磨炼的质地，是近年的新出版物所没有的。然而当时只售九角五分美金一册。在装帧和纸质上来说，近年美国售价五元和七元五角的书，也比它不上。
　　香港《新晚报》1962年10月12日书的选择
　　这是外国的读书家时常提出来问人的一个问题：“如果将你放逐到无人的荒岛上，只许你带一本书，你要带的是一本什么书？”
　　二十多年前，我曾在一篇随笔《可爱的斯蒂芬逊》里，对这个问题作过一次答复。我说如果有人向我询问这个问题，我将毫不踌躇的回答：“斯蒂芬逊”。
　　那时我正在读着他的书信集，对于这位《金银岛》、《新天方夜谭》的作者十分爱好，因此作出了在现在看来好像有点鲁莽的回答。
　　现在，如果有人再用这样的问题来问我，我大约不会这么答复了。
　　事隔二十多年，我虽然至今仍很喜欢斯蒂芬逊的作品，但是如果要我一人到荒岛上去，又只许我带一本书，现在再也不会轮到带他的作品，这可说是一定的。这不是他的作品有了什么变化，而是经过了二十多年，我自己有了变化。
　　如果现在要我答复这个问题，我将怎样答复呢？我向我自己这么问。考虑了一下，我不觉有点踌躇起来了。首先，我不会像年轻时候那么样，毫不踌躇的一口就回答要带什么人的作品；其次，我要考虑应该带一部小说还是带一部散文，或是带一部其他的作品集；更有，我甚至要考虑是不是一定要带别人的书去。我如果不带别人的书，带一本自己的书，或是带一叠白纸去，岂不是更好吗？
　　二十多年前不会去考虑的问题，现在我要细细的思索了。年轻时代的鲁莽呀，我不禁自己向自己嘲笑。
　　不仅是放逐到无人的荒岛上去，我想，就是邀请我到乐园去而且不限制我带几本书去，我也一样的要一再踌躇，在浩如烟海的书林之中，未必能够一下就有了决定。
　　记得前几年出门旅行，自己在收拾行李时，觉得怎样也应该带几本书在路上看看。可是，带什么书呢？对着桌上和架上的书，一时倒不知从何着手。后来反复选择了许久，有两本书已经放到衣箱里了，想想又拿出来换上别的，更从书橱角落里找出买了十多年还不曾读过的书，觉得这一次怎样也应该趁这机会在旅途中将它读一下了，扰攘了许久，才选定了几本书放在箱子里。
　　这是几本什么书呢？
　　我想还是从侧面回答这个询问罢。因为我几经艰难选定的这几本书，结果除了有两本顺手送给朋友以外，其余仍是原封不动的带了回来。
　　一跨出了自己的大门，一踏上了旅途，到处都是值得重读的书，到处都是未读过的伟大的新书，我于是忘记了塞在我箱子里的那几本小书了。
　　香港《新晚报》1963年3月14日我的看书趣味
　　近几年来，我的文艺书看得不多，小说看得更少，所看的多数是传记、回忆录和一些小品散文集。我的读书口味已经渐渐的变了。
　　年轻的时候，为了羡慕达夫先生看小说看得多，因为他自称曾读过小说一万种以上，这话虽然不免同他的发牢骚叹穷一样，照例总有一点夸张的成分；但他的小说看得多，却也是一个事实。我在当时又有野心要想成为一个小说家，因此也努力的去看小说。
　　几个小说大家的代表作，以及一些所谓小说名著，差不多都被我生吞活剥的看过了。我渐渐的摸出了自己的口味：不大喜欢长篇，爱看的是短篇和中篇。因此在自己的写作方面，我也很少去尝试长篇，所写的多是短篇。但是，除了契诃夫，爱伦坡，欧亨利，几个极少数的人以外，哪一个小说家不是靠他的长篇作骨干呢？因此我对自己是否能成为小说家的前途，不免也渐渐的看得黯淡起来了。
　　这还是三十岁左右的情形。近二十多年来，我已经很少写小说，也很少再看小说，对于要成为一个小说家的野心，我早已放弃了。我想，为了要成为一个什么家的野心才去看什么书，那是可笑的，只有年轻人才会有那样的想法。从此凡是我喜欢看的书我就去看，凡是我想看的书我就去看，甚至凡是我不懂得的别一部门的书我也去翻翻，因此我看书的趣味就向横发展，而不是向深发展，杂得有时连我自己也会觉得惊异了。
　　记得在香港停战的那一年，洵美从上海到香港来，在我的书房里将架上的那些书掠了一眼，有点诧异的向我问：“你现在在研究什么呀？”
　　是的，我现在在研究什么呀？我看了弗列采的《金枝》，看了魏斯特玛尔卡的《人类婚姻史》，并非为了想成为民俗学家；看了那么多的关于文字狱和禁书的著作，也没有一点意思想成为卫道之士或是中国的劳伦斯。我觉得看书就是看书，为了要看这一本书，为了喜欢这一本书，就不妨揭开来看，这里面是不该有什么功利观念的。这与为了学问和知识，为了参考什么才去看一本书，是大大的不同的。能领会这一种的看书乐趣，我觉得在海阔天空的书的世界中，才可以任我们飞翔。
　　也许有人要问，这样的看书，岂不是消遣时间，对于学问知识毫无裨益的举动吗？但是，什么是学问呢？知识的界限又在哪里呢？何况，道在瓦砾，道在粪土，开卷有益，这样的话不是也早已有人说过了吗？
　　香港《新晚报》1963年3月16日往事——失去的一册支魏格
　　二十多年前，我只身来到香港时，所有的书都留在上海不曾带来。
　　在这里住了一两年以后，虽然生活极为困难，但是积习难除，见了自己要买的书，仍是忍不住去买，因此当时我的生活未见得比别的朋友好，可是我的一只小书架上的书，却渐渐的比大家都多起来了。
　　有一次，这已经是太平洋战争前夜的那几个月的事了，戈宝权兄来看我，将架上的那些书一册一册的仔细翻着，见到有一册支魏格小说的英译本，题为《爱书家的故事》。翻了又翻，简直爱不忍释，表示要借回去看看。我心里实在有点舍不得，可是知己同好难得，他又再三声明看完了立即归还，决不延误，那还有什么话说，我只好慷慨的借给他了。
　　其实，这是一本很小很小的书，是比三十二开本小一半的六十四开本，是美国一家大学出版部出版的。他们选了支魏格的《看不见的收藏》和《布哈孟台尔》这两个短篇。一个以版画收藏家，一个以旧书商为题材的小说，外加上一篇散文：《书是通向世界的门户》，印成了这本小书。但是印得极为精致。封面、字体和纸张都很考究，一切都与这书的内容相称，所以是一本很可爱的小书。我还是偶然从一册美国杂志的小广告上发现的辗转设法买了来。花钱虽然不多，但是得来极为不易，自己又欢喜，因此才有点舍不得借出去。
　　前面已经说过，这是太平洋战争前夜的事。戈宝权兄借书不久之后，香港便爆发了战争。因此他即使践约要将这本小书还给我，也已经不可能。从此天各一方，我就不曾再见过这本小书。我不知他离开香港时，曾否将这本小书带在身边。但愿他是如此。可是这二十年来，我一直不曾有机会再见过他。他又在国外的时间居多，因此我也懒得写信去问。
　　只是在十年前，曾写过一篇五六百字的小文《失去的书》，其中曾将这事提了一笔而已。
　　昨日整理历年所译的支魏格的小说，这才想起了这件往事以及失去的这本小书。现在手边虽然已经有好几册支魏格的作品集，但是像失去的那册印得那么精致的《爱书家的故事》，却已经无法再买得到了。
　　再有，戈宝权兄借去这册小书时，支魏格还健在。可是当我现在再想起这件往事时，支魏格去世已二十年，墓木已拱。人生朝露，虽然令人有点感慨，可是，同时也使我们明白只有作品才是一个作家的真正生命。
　　香港《新晚报》1963年4月23日读《晦庵书话》
　　晦庵先生的《书话》，我已经有过三本。第三次所得到的这一本，该是最可珍贵的了，因为这本不仅是精装本，而且还是作者亲自签名的赠送本。里面有几个错字，也由作者自己改正了。对于爱书家来说，这是最理想的本子了。
　　然而这书最能吸引我的地方，还是它的内容。因为作者在这四十篇《书话》里所写的那些书和人的故事，大都也是我所熟悉的，有些更是我亲身的经历，其中有好几本书更是经过我的手编校付印的。这些事情，有时觉得好像早已流过了三十年的岁月，不免要瞿然一惊，难怪这些事情已经有资格可以成为掌故了。
　　晦庵先生为了写这些《书话》，在材料收集上显然很费了一点工夫。
　　他讲到这些书的掌故时，往往要涉及当时的一些“内幕新闻”。这些若不是自己的经历，便是由当时参与其事的人供给的，不仅可靠，而且可贵。那些用作插图的书籍，有些在当时原是十分寻常的，可是历经沧桑，现在要再找一本已经不容易。有几本的封面上还赫然有当时被查禁的戳记，更是难得。我时常说，对于现在二十岁上下的文艺青年，你告诉他们说当年为了手上有一本《徬徨》、《呐喊》或是高尔基小说集，一个青年可以被拉去坐牢杀头，他们虽然肯相信你的话，但是心里总有点不容易理解在中国曾经真有过这样的事。
　　现在读了这本《书话》，如数家珍地给你拿出了真凭实据，就不是“信不信由你”的问题，而是不由你不信。
　　我还清晰记得，正是在晦庵先生的《书话》里所说的那个时代的上海，有一次在租界上为了一个纪念日，发生了一点小小的骚动。巡捕在四马路直到外白渡桥一带搜查行人，那天正是《拓荒者》月刊的出版日期，许多青年都人手一编，结果这本刊物就成了罪证，巡捕见了手上有这个刊物的人就加以拘捕。他们的理由很简单：若不是危险分子，为什么要看这样的刊物？
　　晦庵先生的《书话》里，对于当时的禁书提供了不少可贵的资料，这是令我读来特别感到兴趣的，因为我正是同那个“检查老爷”一再斗过法的人。他吩咐要将原稿送去检查，并且在涂改处盖上私章，我们却事先将高尔基的名字用铅笔改成了歌德或是莫泊桑，等他盖上私章后，拿回来再改为高尔基。他以为是自己的疏忽，只好装假不知道。
　　香港《新晚报》1963年8月1日致一个同路人
　　在回家的途中，偶然发现车上坐在我一旁的一个乘客，正在看着英国出版的一种介绍新书和作家的月刊：《书与读书人》，心里觉得非常高兴——因为我觉得自己在挤满一车的乘客中，仿佛不再是孤单的一个人，已经有了一个同路人。
　　当然，我不曾那么荒唐，认为在一个三百多万人口的城中，只有我一个人是这个月刊的读者。但是能有机会恰巧在我的身边发现一个，请你们给我算一算，这机缘该是多么难得。这个刊物出版已经有十年了，从创刊号起，我就是它的读者；这十年来我就不曾见过也有人手上拿着这同样的刊物，何况恰巧坐在我的身边。
　　这是我的一种习惯，我希望不要有人说这是不该有的习惯，我在公共街车上见到有人在看书，总想知道这人看的是什么书。当然，女学生在读课本，小店员在看马经，我是一眼就能够辨别，不劳我去设法细看的。但是如果有人仿佛在拿着文艺书，或者一本画册，便要引起我的兴趣，总要设法去研究他所看的是什么。这研究的结果，除了极少数的机会外，往往总是要使我失望。因为我从不曾见过有人在车上读屠格涅夫，读巴尔扎克或是都德，更不会见过有人在车上看毕加索的画册。
　　因此这一次能见到有一个乘客也在看《书与读书人》，会使我高兴，实在是有理由的。
　　有一个时期，这已经是我年轻时候的事了，我很喜欢在车上看书；或者也可以说，我在出门的时候总喜欢带一本书在手上。为了要选择带一本什么书，往往要花费我很多的时间。虽然明知道不会有机会看得很多，甚或根本不会看，但我在挑选的时候仍要十分认真。这诚然有点可笑，但是这习惯的可爱和迷人之处，不是正在这上面吗？
　　有一时期，我总是带着一本海明威，纪德，比亚斯莱在手上，有时又喜欢带着一本沉重的《资本论》，照例读到车上的桌子在跳舞的时候，就感到满足，不再往下读了。
　　我现在已经不再在车上读书。这并非我已经不喜欢这习惯了，而是我有时觉得需要一点休息，便觉得坐在车上该是一点最好的休息时间。
　　但是仍然积习难除，自己不看书了，仍要留心别人所看的是什么。因此一旦见到也有人与我有相同的爱好时，自然忍不住要高兴起来了。
　　我几次想向这个读着《书与读书人》的乘客招呼，终于不曾，因此只好在这里写上这样的几句。至于这个同路人是一个怎样的人，若是在以前，我会写出来的，可是现在我不写了。
　　香港《新晚报》1964年3月4日琉璃厂的书店
　　在这里想看一点有关家乡的风土掌故著作，找了许多年都未能如愿。这次在北京琉璃厂的古籍书店里，很容易就买到了好几种，而且书价很相宜。
　　琉璃厂的这家古籍书店，我不曾留意它的店号是什么，想来一定是很有名的老字号，而且规模极大。阿英和苗子陪着我上了楼不久，李一氓兄也来了，看来这里是北京的爱书家经常出入的一个地点。
　　店屋是老式的四合院。我说想买一两部版画图籍一类的书送人，问他们可有《无双谱》。店员请我到“子部”的书库里去看看，穿过庭院，走进另一栋屋内。虽然一向是见惯了书的，也不能不惊异这座书库度藏的丰富。用“汗牛充栋”四字来形容，该是最适当的。
　　我所要买的《无双谱》，这部书在这海隅地方找了十年也不曾见过半部！可是这家古籍书店的店员将我领到一座书架旁，对我说：“请您自己挑一挑。看看可有合适的。”
　　我一看，在南边找了十年也缘悭一面的《无双谱》在这里至少也有二十部放在架上。虽然版本有好有坏，但都是木版的，价钱都不贵。四册一部的《无双谱》，最好版本的一种也不超过五元。我一口气买下了三部。
　　我怕店员笑我是省城的穷措大，未见过世面，连这样普通的书也这么贪婪的买。我一面挑选一面向他解释，这书在海外不容易买得到，因此想多买两部去送人。
　　回到楼上，走进了他们的珍本室，对着满目琳琅的四壁，我才真正的成了穷措大。这里架上和橱里陈列的书，大部分是仅供作版本参考，并不出售的。有几种零本的图籍，特别精彩。我先问了一下，知道都是不出售的，这才安心的请他们拿出来看了一个饱。
　　我要买的有关家乡风土掌故的书，自然在这里很容易就买到了。他们搬出来给我看的，种类之多，使我在选择上不免要踌躇，因为实在一时买不下这许多。结果只买了急于要买的《白下琐言》，又买了《金陵梵刹志》、《凤麓小志》等等七种，满足了我要想多读一点家乡文献的愿望。
　　北京琉璃厂的书肆，本来一向是有名的。但是这么将各种书籍分门别类的加以整理，大量的集中在一起，明码实价，任随顾客选择，不再有挖改版心，以零为整的那些欺负顾客陋习，则是解放后的新风尚了。
　　香港《新晚报》1964年12月15日自题《北窗读书录》
　　我的读书趣味一向是多方面的，因此所读的书很杂。这种倾向，从这个集子里也可以略见一斑。这几十篇读书随笔，有的是近一两年写的，有的已经是十年以前的了，所涉及的范围很广，这些书包括了有名的古典著作，以及今人的新作，有中文书，也有外文书，还有艺术图籍和版画。因为这些都是我所喜爱的书，也是我喜爱读的书。
　　一个喜欢书、喜欢读书的人，能够将自己向往已久的一本著作，摊在面前精心细读，或是随手翻阅，都是最难忘的一种享受。这种享受，时常令我在忙碌之中获得片刻喘息的调济，给与我面对人生的新的勇气。
　　有些蓄意寻访已久的书，多年都未能有机会读到，后来终于能见到了，内容并不如自己想象的那么好，或是想象中的那么有用，反而会感到一种失望。如我在《乡邦文献》中所提到的那部《三冈识略》，后来终于有机会从一位朋友处借来读过了，我想查阅的资料，和我平日已经知道的也差不多，因此除了兑现了一个多年的心愿以外，别的可说并无所获。
　　有关家乡的志乘文献，近年确是愈来愈不容易买得到，因此自己虽然很想多读几种，也不大有机会。有一次在一个出版商的展览会上，总算买到了一册《金陵沿革表》和《六朝事迹类编》的合订本。后来到了北京，在琉璃厂的古籍书店里，更买到了《金陵琐志九种》。这简直令我喜出望外，可说是近年购求家乡志乘的最大收获。可惜想买“金陵丛刻”，连他们那样汗牛充栋的书库架上也缺货了。
　　那一次，我还在古籍书店的架上找到了零本木刻的《无双谱》。我以前不惜重价想买“喜咏轩丛书”，就因为其中有石印本的《无双谱》。
　　想不到无意中能够买到零本的，而且还是木刻的，自然不必再要“喜咏轩丛书”了。
　　关于本集里有几篇随笔提到的英国鬼才画家比亚斯莱，近年英国又一连出版了好几种不同版本的他的画集，以及新写的传记。由于英国出版法令修改了，有些过去不便发表的作品都可以公开印出，因此这些新出版的比亚斯莱画集内容与过去出版的颇有不同之处。这些我差不多一一都买到了。我久有要选印一本比亚斯莱画册，为他写一篇评传的计划。
　　这是蓄之已久的一个心愿，藉这次校阅《北窗读书录》的机会，在这里披露出来，作为对自己的一种鞭策。
　　香港《新晚报》1969年9月2日第五辑版画论辑战争与木刻
　　提起木刻，使人不能不想到丢勒（Aldreeht Durer），这位十五世纪的德国大师，是在艺术史上被目为木刻的始祖的。为了纪念他的逝世四百周年，德国曾在1928 年编印了一部《丢勒木刻全集》，由威利·库尔士诠释，一共收集了他的木刻三百四十六幅。在这几百幅作品中，流传最广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关于《圣经新约启示录》的插绘。《启示录》虽是基督教关系世界末日审判善恶的预言，但正像《圣经》的其他各部一样，同时也是一篇想象极丰富的散文。在丢勒雄浑劲遒的笔下，这内容被描摹得更恢奇动人。其中最著名的一幅，仍是关于降灾难给这世界的四位天使的描写，即所谓“四骑士”的。西班牙的著名小说家伊巴涅兹，曾因了丢勒这帧木刻的感应，用欧战作为题材，写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著名小说《启示录的四骑士》。
　　丢勒这帧木刻所描写的，在《启示录》的原文是：……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白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作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丢勒所描写的，便是这四位奉命下凡的凶神，各执兵器，风驰电掣地践踏着这地上的四分之一的人类的情况。其中有一位天使手中拿着的是天平，这在我们现在看起来，这里面盛着的也许是“正义”与“和平”
　　吧。但无论如何，地上的和平是被夺去了，而且还流遍了无辜的血。
　　《启示录》是丢勒早年的作品，但在他的暮年，还留下了两帧不大为世人所知的杰作，这使我们在目前的状况下鉴赏起来，更是惊心动魄。
　　这是关于一部堡垒防御书籍的插画，一共有两幅，是可以衔接的。从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起来，这简直是一帧从飞机上摄来的战地鸟瞰摄影：城里城外，一目了然，大军云集，旌旗招展，近郊是车马奔腾，远处则烽火连天。无疑的，那些环列着的车辆，正是攻城最利的“坦克”，四郊的火灾，也不外是飞机掷弹或炮轰的结果，但是你看那城墙，雉堞高耸，有外城还有内城，街上寂无一人，这是证明非武装人员早已全部撤退了，城上留着的都是愿与这堡垒共存的勇士，城下是深壕高堑，列阵以待。这情形，使我们相信，这古旧的堡垒虽不能永远不陷落，但至少要使敌人缴付最大的代价。
　　四百年前，丢勒好像已经预感到了我的故乡的目前命运，为她留下了这可纪念的写照。
　　虽说木刻在十五世纪就有这样的成就，但广泛地被运用而且获得大量的爱好者，则不过是近五十年的事，这就是所谓“木刻的复兴”，这年青的复兴了的艺术，已不再囿于书籍插绘的那过去狭小的领域，而广阔地伸张到现实生活的各部门中去，攫取现实的题材，亲切地使用了起来。这不仅在国外是这样，就是在国内，这还没有十年历史的年青的艺术，在同样年青而热情的爱好者的培植下，自始至终就与现实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从过去历次举行的木刻展览会出品中，以及一般刊物上所发表的零星作品看来，就可以知道中国青年的木刻家，怎样在利用这生疏的艺术作教育大众的工具，尤其是近年来中国被压迫的惨状，对故乡的怀念，以及英勇斗争的生活，都深刻地被把握着而表现了出来。
　　但在另一方面，正像一切其他的艺术部门一样，侵略者也并未放弃霸占一切可利用的工具的野心，将木刻也豢养在自己的麾下，使它成为夸耀战功的记录。如某国的木刻杂志的作者，平素大都埋头于乡土艺术以及悠闲趣味的制作，但在我手边的一册《战争版画集》上，平素专喜欢怪异情趣的笔致却表现着侵略的战绩。编辑者向来是最富情趣的乡土风物木刻家，但这回也丢开了儿童玩具不管，却将血淋淋的杀人工具当作了题材，替他的主人留下了侵略的记录了。从这上面，我们的木刻家正可以猛省，即使是一柄小刀，一块木板，我们也不要小视了它的效用。
　　正如丢勒在四百年前所描写的：
　　……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待几时呢？……
　　我们不仅要伸冤，而且要算清这笔血账。在这上面，年青的木刻，也该和其他的艺术弟兄一同携手，站到战斗的最前线。
　　《离骚》第1卷第1期1937年12月序珂勒惠支画册
　　一
　　第一次见到珂勒惠支的版画，已经是八九年以前的事了。
　　许多人应该还记得，那时上海四川路桥附近有一家比较进步的西洋书店，资本大约是德国人的，因此除了英美俄法的新书以外，架上最多的是德文书，此外还有不少德国出版的画集。影响中国初期木刻很深的《麦绥莱尔木刻集》，最初就是由这书店输入的。这书店有一次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版画展览会，都是原作者手拓签名的作品，我记不起陈列的是哪一些人的，但现在想起来，最多的怕就是珂勒惠支的作品，因为当时我所爱上的两张：一张画面是横的，一个巨大的妇人的背影，倾斜着上体高举两手，像是在命令，又像是在惊呼，在她面前有一大群人贴地疾进，像是一阵狂风，又像是一群突围的兽；另一幅也是横的，一群男女工人围攻一座铁门，铁门早紧闭了，男子在前，妇人在后，妇人用手挖取路面的石块投给男子，路面已经很凌乱了，旁边有一个孩子牵着母亲的衣裾哭着，一切都是绝望的愤怒。当时正从美国《新群众》月刊和日本复制印刷品上开始接近新艺术的我，从未见过一帧画面上表现着这样的紧张、有力和激奋。我站在这两帧画面前惊怔了。我很想拥有它，但每幅三十几块的定价，使我完全放弃了这种奢念。
　　这就是珂勒惠支名作《农民战争》中的《反抗》和《织工》中的《突击》。后来鲁迅先生将这两辑版画都翻印了出来，说不定就是从这家书店买去的。
　　珂勒惠支的版画原作出现在中国大众之前只有这一次，但有机会见到的人怕很少。1936 年鲁迅先生曾影印了她的版画选集，不过发售的也只有三十三册。此外，只有文艺刊物《北斗》、《现代》、《译文》先后复制过一两帧而已。
　　二
　　凯绥·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可说是当代拥有光辉历史和世界声誉的唯一女画家。她是纯粹的德国种人（但也同样的不容于希特勒，被放逐到国外了），生于1867 年，今年已经是七十二岁的高龄了。是一位由候补法官改行为木匠者的女儿，自小就有艺术才能，曾由父亲节省家用资送她到今日在历史上将永留着污点的明兴学过铜刻。1891 年与医生卡尔·珂勒惠支结婚，在柏林的工人区住，丈夫给贫困的工人施诊，她便将病室里的这些悲惨的被压迫者作为描写的对象。这环境不仅影响了她的作品，并且决定了她在艺术上所应走的路。欧战中她牺牲了一个年仅十八岁的儿子。德意志共和国成立后，她被给与了在艺术上应享的光辉和荣誉，她是第一个被邀请入会的普鲁士艺术学院女学生。希特勒当权后，她被剥夺了一切职位和年金，她的作品从德国的美术院的壁上撤除，她的展览会和印刷品都遭受禁止，最后她本人也无法在德国容身。
　　目前，她正和她本国许多流亡文化人一样，客居在瑞士。
　　成为当代第一流艺术家的珂勒惠支，她的作品受到普遍的爱好赞美和尊敬，是因了她在每一幅作品中所寄托的同情、爱、憎恨和愤怒。支配着她的画面的有两大主题：中年的作品是劳动阶级生活的阴暗和他们无望的斗争；晚年的作品则显露了一位女流画家的特色，母性的慈爱。
　　她几次描写了母亲为了孩子和死亡、疾病、饥饿的搏斗。
　　这两种主题支配着珂勒惠支的作品，她在这上面寄托她的同情和慈爱，愤怒和希望。四十年来，欧洲的劳动阶级将她当作了慈母，将她的作品当作了苦痛中的慰藉和未来的启示。反之，她的敌人却将她当作了眼中钉，可是却无法抹煞她作品的价值和存在。他们用荣誉职位，甚至金钱来笼络她想将她收买。可是珂勒惠支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她不背叛她的信念，她不改变她自己决定了的路程，她知道她的艺术在人类进化史上所应负的使命，她屹然站立不动，不出卖她的艺术和良心。
　　珂勒惠支的代表作，是她两辑连续的铜版画：1898 年所作的六幅铜刻《织工》和1904 年间所作的七幅《农民战争》。前者是看了霍甫特曼的剧本《织工》有感而作，题材是德国纺织工人贫困的生活和无望的斗争；后者是采用了十六世纪德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农民解放战争为题材，描写农民在非人的生活下所起的觉醒，以及争取自由失败后受到地主们更残酷的报复。
　　珂勒惠支用一种写实的同时又是象征的手法描写着这些悲惨的故事：正如西班牙的果耶所作的《战争的灾难》一样，画面上见得到的不过是小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更大的悲惨，还隐藏在画面上看不见的模糊黑暗中。画面上一个职工的孩子饿死了，这正是德国当时每一个职工家庭所遭遇的命运；一个农夫牛一样的匍匐在地上负着犁耕田，当时的德国农民所遭遇的正都是这样牛马一般的非人生活。因此这两辑作品不仅是一种暴露，同时也成为一种控诉、佐证。
　　在技巧方面，珂勒惠支在这两辑铜版画上达到了日尔曼古典版画大师们的最高水准。德国资产阶级的艺术批评家虽然憎恶她所采取的题材，但当《织工》、《农民战争》公开展览时，却无法掩饰他们对于珂勒惠支艺术才能的惊奇，他们无可奈何地叹息说：这样的一位艺术家竟是“贫民窟的艺术家”，真是“德国艺术的损失！”
　　此外，在珂勒惠支的作品中，使人一见不能忘记的还有：想从死神手中抢回母亲的《妇人为死亡所捕获》；描写战后德国生活恐慌的《面包》和《德国的孩子们饿着》，孩子们饥火炎炎的深陷大眼睛，使人仿佛见到这种恐慌制造者的罪孽；纪念战死的孩子的《母亲们》；献给苏联革命十周年纪念的《听着》和《推进曲》，珂勒惠支用抚爱和团结表示了她对于革命的拥护；纪念李卜克内西之死以及那几幅抱着死去了孩子尸骸的母亲的木刻，这其中的一幅，鲁迅先生曾在1932 年左右用来纪念当时被牺牲的柔石。
　　珂勒惠支作品的风格已经成了今日世界进步青年版画家的楷模，但是她自己却说过不愿囿于自己既成的风格，她随时在寻求新的更自由的表现方式。她不将题材来迁就她的工具，而时时为某一种特殊的题材寻求最适合的表现方式。她时常将同一题材用铜刻、石版画、木炭、木刻来反复地表现，以求获得最高的效果。晚年，为了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十八岁的儿子，她开始研究雕刻，为比利时的德军坟场制作纪念雕像。
　　三
　　中国的版画艺术，正和她的工作者一样，都还在青年时代，但已经被逼到不得不担负压到眼前来的艰巨的责任。面对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它所提供的无数的神圣、勇壮、悲惨、苦难的素材，青年艺术工作者感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但同时对于这种种伟大复杂的题材，又感到自己的技巧不够纯熟，无法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意象。同时，又没有时间可以学习，更没有地方可以获得良好的指导和参考，于是有一种说不出的苦闷和彷徨。这册画集的出版，我以为，在这方面至少可以填补一部分的缺欠，救了暂时的急。珂勒惠支所惯用的题材：死亡、贫苦、饥饿、争斗，她在这上面所寄托的同情和愤怒，她所给与的启示和鼓励，她所运用的写实而又象征的强劲有力的手法，都可以使我们从她的作品上获得有益的参考和帮助。还有，更为重要的，她对于现实的认识，她始终不懈的政治信念，她对于艺术的忠实，至老学习不懈的刻苦精神，更是每一个艺术工作者的永久的模范。
　　珂勒惠支曾经用她的艺术慈母一般的抚育了德国贫苦的孩子。在艺术上同样贫苦的中国青年们，无疑地，从她的作品上，也将获得到同样慈祥深厚的艺术抚爱。
　　1939年10月
　　香港“文生丛刊”第一辑
　　《最初的胜利》1940年1月木刻论辑
　　——这里介绍几位当代西洋木刻家对木刻的意见：有的是创作经验上的自由，有的是方法和技巧上的讨论，作者都是当代英美著名的木刻家，我相信他们的意见很值得供中国木刻家参考。这类材料本可以多辑录一些，只是因了书册都寄存在旁的地方，仅能从手边所有的选择了这几家。以后有机会当再继续介绍——木刻的整个艺术存在于理解怎样处理适合这工具的题材上。实际的技术是很简单的，我对这工作的技术方面不感到怎样大的兴味。木材有不同的种类，刻木的方法也有多种不同；你也可以播弄各种不同的组织；可是怎样刻并不十分重要；常识，实验和锋利的工具是仅要的必需；拓印，当然也要训练和实验；可是这是够简单的，艺术家大都自己都能干得很好。不幸的是，职业的印刷者（除开少数优秀的之外）大都忘记了他们的传统，现在已经不知道木版印刷的技术。许多印刷者甚至以为一块木版能印的张数极少；可是比威克（Thomas Bewick，英国十九世纪木刻家，最初主张以白线为木刻主线的人）曾提到有一块木版，他已经印了九十万张，还不见有任何损坏。从这上面的重要领悟是，一块木版受了墨的浸润，愈印下去需要的墨量愈少；一块金属版则始终需要同样多的墨。这个印刷问题是重要的，因为我认为木刻整个的要点和目的都有赖于在印刷上的运用；在于它可以同文字一同排版一同印刷。我心中认为这将决定木刻的将来。因为这是艺术家可以直接和大众发生关联的一种工具——不需要经过任何中间人之手。这里的所谓大众，并不是几百或几千，而是几百万。
　　诗人布莱克（Wiliam Blake）曾说过：“意念的超越根据于意念的准确”。再没有比木刻更能养成意念上的准确的了。一切镌刻都着重思想上的清晰，因为在这类技术上，含浑比准确更难达到。想要掩饰形象上的忽略和意志上的犹疑是不可能的：无论正确或错误，必须要有所表示。在金属版的刻制上，将发生舛误的地方加以涂抹重刻，并不困难；可是在木刻上，修补很难令人满意，因此木版上每一下刻划都该认为是决定的。最严酷的纪律的遵守落在木刻家的身上；更有，他愈走进一步，这工具的柔韧性的缺乏愈将使他感到十分麻烦。于是那些画得不十分好，却想来“试试一下木刻”的可怜家伙便狼狈透了。在白热的揭发的流光中，他们便被他们自己的无知完全暴露了。
　　——温杜朗·纳斐纳特（Gwendolen Raverat）
　　一幅木刻是全然由点线构成的。木刻在过去是大部分（我几乎要说全部）用在钢笔或水墨画的复刻上。刻手的技术愈进步，使他可以真切地仿效他所复刻的画稿，他便变得愈机械化，因为他的目的只是在复制。
　　现代木刻从过去向前大大地跃进了一步，努力使它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工具。现在是艺术家自己刻自己的木版了。构成一幅木刻的无数线和点，每一个都包含着一些个性，都是所使用的工具和所表现的形象的一种正确的融合。每一根线都有他自己的感觉性。它决不使其看来不像一位木刻家所刻的线。一个优秀木刻家必然要有“刀感”。一幅美丽的木刻是刀感加意匠加构图，与他所择取的题材的美丽并无关联。题材，不过是运输艺术家情感的车辆，将随着艺术家的才干大小而决定其美丽。
　　一幅恶劣的木刻是看来像一幅石版画，水彩画或钢笔画。
　　——约翰·法尔赖（John Farleigh）
　　在木刻上，工具效能的限度应该防止任何模仿摄影的企图。对于自然的过于真切的模仿，将使这工具勉为其难，而摧毁了它的个性。木刻家必须谨记他工具效能的限度，必须了解在这方面的遵守，有关艺术家对于这技术的整个兴趣，有关欣赏者对于这技术的美感。可是在这阶段上我还要提出另一点警告。
　　近年来，对于工具效能“限度”的呼声是这样的普遍，是这样再三地被人提起，以致竟影响到模糊了这工具效能的“可能性”，时常更掩饰着技术上的初步学习的缺乏。发表出来的一些作品，不是简单得空虚毫无色彩，一点没有木刻所应有的那种“浓郁”气氛，便是形象过分抽象化，变成仅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形状，失去了一切的趣味。
　　我们决不能忘记，一切形象的变化必须依据实物，没有对于实物的知识和观察，这样构成的形象便没有美学上的特质。构图上所用的每一根线条每一形象，必须有确定的意义，艺术家的目的必须要寻到每一种物体的自然意匠，然后将它变化成愈单纯愈好的形象，但不能失去它美学上任何的特质。
　　一切优秀的艺术，不论它是属于哪一时代的，它所运用的形象必须是一面能表明实物的形象，一面能表明艺术家对于这实物的意匠和构成的理解。
　　如果一位木刻家是在很严肃的用他的技巧去表现形象，他便能养成他个人的风格，这风格决不仅是一些“二手货”和不调和的流行物的集合。他的作品在技巧上将是优秀的，在艺术上也许将是优秀的。是否是伟大的作品，那就要看这艺术家自身和他对于形象理解的程度了。
　　——爱因·麦克纳布（Iain Macnab）
　　在一切艺术形式中，木刻是可教导的最少，可学习的最多的一种。
　　现代木刻的原理是用白粉在黑板上作画，钢刻（蚀刻）的原理则是黑线画在白纸上。刻在木板上的每一刀印出来都是白的，所以工作的过程是从黑趋向光亮。如果一块新的未刻过的木板印了出来，那只是一块长方形的黑块。
　　木刻的技巧比起它的先驱时代，已经有了剧烈的变动。早期的木刻，差不多都是表现黑线在白地上的效果，可是黑地白线实在该是最直接更自然的方法。一切的黑线制作，都需要经过比较不自然却更繁重的过程，刻去黑线两旁所留下的木面。
　　可说的初步忠告并不多。唯一该记住的是愈直接愈好。一条重刻的或修改过的线看来必然是沉滞的。去留意每一种刀的功效，务使每刀一刻为准，与其在已刻过的线上加刀重刻，不如多备一些大小不同的刀。
　　优秀的木刻该是那些能显示雍容有致的“刀味”的。
　　木刻适合那些爱好有力的清晰的缜密构图的艺术家，因为在木版上是无法“晦暗”或改修的。未刻之先必须思索完备。铜刻上的偶然错误或不准确——甚至是拙劣的构图——可以用一层浓厚的腐蚀剂去掩盖，木刻则除了换一块新版另刻之外别无他法。
　　木刻是一种有危险性的技术，因为它很容易获得炫示的效果。现代的创作木刻家已经知道他可以运用木刻为直接的自我表现工具。这是一个新的发展，因为在前一世纪，那些旧的职业木刻者，在机械摄影复制方法发明之前，只是将画家的画稿复刻到木上。这有它自身的危机，因为优秀的艺术家虽然明白最好的作品乃是要将工具发挥尽致，但从不滥用，可是任性的艺术家却藉此为他漫不经心的懒散的作品掩护，说这乃是要使他的作品获得“木味”。于是从十九世纪那过分灰暗的复刻作品的极端，我们又遇到了今日层出不穷的一群青年木刻家那种粗糙的速成的黑得过分的作品了。只有当一位艺术家明白他同时必须是一个技术者，而这技术者的趋向乃是要成为艺术家，则我们始能保持并且发展这成为我们今日光荣的木刻的特殊风格。
　　——克娜·莱顿（Claire Leighton）
　　香港《耕耘》第1期1940年4月杂论书籍装帧和插绘
　　向今天中国的出版界谈书籍装帧，谈插绘，这意念似乎有一点近于言侈。然而只要出版界有一天能走上轨道，这问题总是无法避免的。书籍虽是商品，可是商品也得讲商品艺术。书的内容不一，种类不一，因此它的形式至少须与它的身份相称，无论是华服也好，布衣也好，每一本书的版式，行款，乃至封面，必须与这一本书的内容调和。洋装烫金未必一定是名贵。一分钱的小册子有时在装帧艺术上也会产生名作。一句话：所谓书籍装帧，决不是无意义或浪费的装饰，乃是完成一件艺术品的最后一份的努力。
　　至于插画，尤其是文艺作品的插画，它的作用决不在装饰，说明，或解释某一些章节。它必须是这一部作品另一个手法的表现。这样的插画才可以不与作品的精神游离，而它本身又不失为独立的艺术品。
　　要理解怎样为文艺作品作插画这课题，我们最好还是研究现代画家所作的书籍插画。这些插画，有的还可以从画面上寻出文字的痕迹，有的则一眼看来似乎完全与所描写的作品无关。这是插画者通过了作品的精神的再现。正因为这样，这才不是“看图识字”，这才是优秀的书籍插绘。
　　《星岛日报》1941年9月4日
　　《星岛艺苑》第32期书签
　　一般人读书时都有一个折书角的习惯：在读到某一页停下来的时候，便把那一页的角尖反折上去，作为继续翻读时的记号。其实这习惯是并不好的。因为根本就损害了书本身的完整；特别是那些用坚韧的纸张印刷的漂亮书本，更经不起这样一种摧残。如果读书的是个忙人或懒汉，一本书得间断十次八次才能读完，则那本书也得折上十页八页的角尖，殊不雅致。相传司马温公爱护书籍非常周到，他对于书的诫条，有不许以指头蘸口涎翻书，不许以指甲翻书等规定。上述情形如果在他那样的爱书家看来，简直是不能容忍也不可原谅的一种行为。
　　西洋书往往有一种便利读书人的设备：钉装时在书顶处镶一条漂亮的小丝带，夹在书页中，你读到哪里停止就把丝带夹在哪里，而丝带的长度恰恰超过书身三几分，再读时拈着丝带一掀就是。
　　但是我们的书籍还不容易进步到镶上丝带的地步（就是西洋书也并非普遍）而一本书也通常不是一口气能读完的，有什么方法可以代替折书页那种作用呢？最好的东西便是书签。
　　所谓书签便是夹在书页中，作为记忆符号的一种东西，通常是用硬纸制造的，形式是长方，或长尖，或椭圆，不一而足，但原则上总是狭长，这是为了配合书的形体的原故。
　　正如藏书家一样，书签的正面作用虽然仅是作为记忆符号，然而它本身却是一件具有艺术趣味的东西，因为在签面上，往往印着彩色图案：花卉，鸟兽，景物之类；或是印上一些与读书有关的格言或诗句。在书签顶上，多数系着一条彩色的丝线，这么一种设计，在一个读书人除了获得实用之外，还可以在开卷掩卷之间，唤起欣赏的情趣，而在倦读的精神上发生调剂的作用。
　　西洋书签的制作是很漂亮的，不但所用的纸质很讲究，印刷很精致，就是图案的设计，色彩的运用也极其考究。其华贵与可爱处，有如一张圣诞节的卡片一样，也有些书签是专门制造了与圣诞卡片一同并用的——除了贺年之外，还可以给对方作书签。
　　中国也有书签的制作，但坊间所出售的很不令人满意，无论印刷与图案都说不上艺术意味，有些则以电影明星的照片作画面，更是俗不可耐了。
　　其实要满意的书签，最好还是自己制造；方法简单而趣味却浓厚。
　　你可以搜集一些精致的小书图，不管是人物或风景（色彩丰富的更好），也不管是完整或局部，只要它适合剪裁而又为你所喜爱的，都可以采为制书签的材料。你可以按照那画面所容许你运用的限度剪裁一个适当的形式，然后用一张硬纸作“衬底”黏贴起来，使它坚挺：最后则把衬底硬纸沿住那幅画图的形势剪一遍，但以上下一条空边为度。全部工作便完成了。如果你想在你所制的书签顶上系一条丝线之类的东西，我介绍你一个同样是废物利用的方法，便是找一条美国香烟烟包上所缚住的红色胶带，作丝线的代用品，真是既经用而又美观。
　　《华侨日报》1946年8月19日评《英国版画集》
　　萧乾先生编选的《英国版画集》，对于中国出版家和艺术爱好者，确是一件有意义的贡献；尤其是他在序言中所作的建议，希望出版家能够与画家合作，使中国新出版物在装帧和插画方面有一点新气息。可惜的是，中国的新出版家目前在物价飞涨，材料统制，销路狭隘的种种威胁下已朝不保暮；而艺术家，尤其是木刻家的出路，几乎已经困难到无路可走，这种要求无形中已经成了一种奢望。要想见到一本像英国那些私家出版部所印行的纸墨精良，图文并茂，行款疏朗，装帧雅致的书籍，怕又要等待，等待大家渴望的又一个“明天”了。
　　本书虽然说明是版画集，作品的分量仍以木刻占多数。编者的取材，似乎仅以自己手边所有或能借到的作品为限，因此有许多英国当代极优秀的木刻家（如本期《艺苑》所介绍的布利斯）不幸见遗；而所选入的作品，有时又不是这位画家优秀的作品（如洛勃脱盖平斯的木刻，以富于装饰味者为最好，集中所选的关于英国乡村河道风景的作品，虽是近作，实不是他的拿手戏）。杜斯脱的三幅木刻（原书第46，65，83 面，不过是他为自己所编的《木刻教程》小册子所作的插图，表示种种初学的单纯刻法而已。是不足登大雅之堂的。图画课本的编者常常并不一定是好的艺术家，中国早有先例，编者在卷末竟无法提供他的略传资料），便是很好的证明。
　　派克和赫米斯两位英国女木刻家的作品选得很多，她们两人的作品成了本书最精彩的部分。派克女士所刻的动物，赫米斯女士所刻的花卉，在当代英国木刻作品中早已成了令人钦佩和模仿的对象。赫米斯女士的那幅《战士之墓》可说是神品。仅是对了缩本，已足使我爱不忍释，遥想拥有手拓原作的萧乾先生和吾家公超先生，真使我羡慕不置。
　　本书的制版和印刷是够得上艺术书籍水准的，卷首的几幅彩色版画，我未见过原作，不知与原画比较之下如何，但看样子是不致相差过远的。可惜被涂上了一层光亮的油质，反而有粗糙之感，想来这一定是赵家璧先生的主张，因为这恰好重蹈了从前良友出版的《苏联版画集》的覆辙。
　　我不解本书的编制，为何要按照人物，动物，家禽等等，那么刻板地来分类？这是一个极煞风景使人失望的画集编排法。事实上，动物的分类，就是生物学家有时也要遭遇困难的。果然，派克女士的一幅蝙蝠木刻，真只好“禽乎兽乎”，给我们的编者编入“虫鱼及其他”里面去了。
　　本书说明所用的字体，中文和英文都嫌略大了一点。有几幅画题的中文译名是尚待斟酌的，如第121 面的《乌鸦，及其卵巢》，卵巢是一个生理学上的名词，很少被用来代表一堆破蛋壳的。121 面的《渡乌》，本图和目录都误“乌”为“鸟”，但这实在该译作《大鸦》，爱伦坡的那首名诗《大鸦》，所歌咏的就是这东西。
　　我希望萧乾先生能有英国版画续集的编选，介绍许多未能收入本书的英国其他版画家。至于对于目前中国的新艺术爱好者，本书已经足够是一个宝藏了。
　　《星岛日报》1947年12月3日装帧·木刻和插画
　　——从郭沫若的《百花齐放》装帧和插画谈起
　　人民日报出版社印行的郭沫若诗集《百花齐放》，毫无疑问是近年新出版的一本编得好的文艺书，同时也是在排印和装帧方面，刻意经营的一本书。他们将郭老一鼓干劲写成的一百零一首咏花的新诗，邀请当代八位木刻家，一共创作了一百零一幅木刻，一首诗配一幅木刻，用两色套印排印成了这部《百花齐放》，除了平装本之外还有精装本，实在是一次盛举，因此我虽然从年轻时候起就喜欢读郭老的新诗，但是这次却想不避买椟还珠之嫌，放开他的作品本身不谈，来谈谈几位木刻家为本书所作的插画，以及一般的装帧问题。
　　我这么做，也是有一点原因的。我一向很喜欢木刻，又对一般书籍的装帧和插画配合问题感到兴趣；从前也从事过装帧工作，当年创造社出版部，光华书局，北新书局和现代书局的出版物，大部分是由我负责排印和装帧的；郭老早年的作品，差不多全是由我给他装帧的，创造版的布装《落叶》，青衣黄裤装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现在年轻一代的文艺爱好者大约不曾有机会见过了，但我想起当年的那些“少作”，至今仍觉得多少还有一点可取之处。
　　我们新文艺出版物的装帧风格，从我自己所经历的那个时代开始，就受到日本装帧的影响，一直到现在还不曾摆脱。日本书的装帧成就，有些是极值得称赞的。但是日本人的成就到底是日本的，我们应该找出自己的道路。日本书的装帧也是从西洋的装帧（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的装帧艺术）脱胎而来，但他们很快的就创造了自己的民族风格。而我们今天的装帧工作者虽然也已经知道注重民族风格，但是就一般来说，除了采用武梁祠石刻和敦煌壁画图案以外，还不见有其他更具体的表现，而这种车马和飞天人物图案的运用，已经有近于滥用的倾向，所以这一条道路还有待于我们自己去摸索和开辟。
　　就《百花齐放》的装帧和排印设计来说，将一百零一首诗配上一百零一幅木刻的设计，这意念可说是极具有魄力而且也是极值得赞许的。
　　木刻本来是文艺书插图最适合的媒介，比其他种类的版画更容易同文字调和，因为它也是以黑白为主的。基于这个原则，我觉得《百花齐放》在文字和木刻的版面上再套上一层底色，实在是多余的。尤其是平装本所用的绿色，对于文字和木刻都有喧宾夺主之势；精装本的灰色还略为平稳，不过也是劳而无功，不见有什么特殊的效果。我推测负责装帧设计的人所以要加印一层底色，大约认为一面排了一首诗，一面放了一幅木刻，看起来未免太空洞了。其实这担心是多余的。就是认为诗的版面数字太少，也可以设计一个框边，或由几个木刻家设计一组边框，将诗排在框内，边框可以套印不同的墨色，但是文字和木刻一定重印黑的，这样就能使得木刻愈加显出了精神。平装本的《百花齐放》由于印上了一层绿色底版，使得那些木刻，尤其是像刘岘那样较工细的作品，简直弄得模糊不清了，这是有点对不起作者的。
　　就木刻本身来说，为《百花齐放》作插图的木刻家共有八人，除了肖林的名字我未见过以外，其余七人的作品都是见惯的。八人之中，提供幅数最多的是刘岘，共有三十三幅，还要加上一幅郭老的肖像。然而由于套印了一层底色，我想最吃亏的就是他的作品。他刻得最工细，因此受到底色作祟的影响也最大，平装本更甚。一向刻得非常出色的黄永玉的木刻，这次在《百花齐放》里不很出色的原因，我想也是由于他有几幅刻得太细，受了底色之累。他一共刻了十六幅，我最喜欢的是那幅《天鹅蛋》，但也只有在精装本上才看出它的好处。那幅栀子花的形象表现得太差，木笔倒不错，茶■和大山朴在平装本里就完全看不清了。
　　在对比之下，我觉得这次为《百花齐放》作插画的八位木刻家中，最成功的是李桦。他一共承担了二十二幅。由于他采用了我国旧木刻的单线条刻法，又采用了折枝花卉的构图方法，而且由于线条简单，不受底色的影响，因此在整部书中显得最为突出。其中如夜来香、山茶、杜鹃、腊梅、丁香、攀枝、梨花、春兰、黄瓜花、李花诸幅，都显得朴实可爱，同时在形象方面又十分写实。丁香花加了一个花罐，又别具一种风格。那幅一品红，叶子刻得比花好，花朵太小，若是能将花瓣刻得大一点，而且改用阳刻，与阴刻的叶子成为对照，那就能够显出红而且大的一品红的特色了。
　　力群虽然只有六幅，但是由于他采用了较单纯的刻法，因此也很成功。尤其是蒲公英、南天竹、凤仙、二月兰，在状物和表现版画趣味方面，都是成功的。
　　王琦平时很少刻静物花卉的小幅木刻，因此他的风景人物木刻虽然一向出色，但这次为《百花齐放》所作的十余幅木刻，可说有多幅都是吃力不讨好的，如玉蝉、鸡冠，尤其是后一幅的叶子，可说失败了。但是像菜子花、大丽花、荷包牡丹、打破碗花花，仍是表现得很成功的。
　　沃渣只有两幅：水仙和菊花。但是那幅水仙却刻得很出色，尤其是水仙的花朵。马克也不多，只有四幅，可是四幅都刻得不错，百合花和含羞草更为成功，含羞草的刀法显得非常爽利，是可供初学木刻者参考的示范作品。
　　以前不曾见过的肖林的作品，四幅之中以那幅山丹丹最好，茉莉也不错。肖林也许是哪一位木刻家的笔名吧。
　　刘岘的三十几幅木刻，我们只要将他最前的一幅牡丹和最后的一幅“其他一切花”比一下，精装本的面目便与平装本大不相同，所以我说这次最吃亏的是他。他给郭老刻的那幅肖像虽然很似，但是面部线条的结构略嫌缺少变化，尤其是从鼻梁分向左右的那一部分，过于刻板。我更反对那一套绿色的底色。
　　就封面来说，平装本的封面设计比精装本的好。永玉的牡丹刻得很富丽潇洒。若是用白纸作封面，印一幅套色的牡丹木刻，我想一定更漂亮。精装本的那四幅花草图案怕是剪纸，不是木刻，这样的封面结构是不宜作诗集封面的，书脊的安排也太简单了。
　　装帧的主要作用，是在将书籍本身加以美化，同时还要顾到这本书的特性。多花钱和硬面烫金，不一定能使得一本书更为美丽。这次《百花齐放》的内文套色，精装的封面反而不及平装封面，可说都是一种很好的考验。
　　香港《文汇报》1959年9月1日毕加索的版画
　　除了油画和素描之外，毕加索在版画方面，也早已有了令人钦佩的了不起的成就。
　　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蚀刻。现存的最早一幅蚀刻（铜刻），题作《左手的人》，还是他十八岁时的作品。以后就一直在木刻、蚀刻和石版画方面，不断地表示了他的热烈兴趣。在这方面，他最喜欢的是石版画。他所作的许多书籍插画，全是石版画，就是那几幅有名的和平鸽，也是石版画。六十年来，他所作的各种版画，据统计已经有一千多幅。
　　毕加索并不是纯粹的版画家，就他的艺术活动来说，版画可说是他的业余产品，然而仅就数量来说，就已经超过了许多纯粹的版画家，他的创作热情和艺术活力的旺盛，可说是惊人的。
　　毕加索今年已经七十九岁了。在最近几年，继陶瓷研究之后，他又开始尝试自己以前未试过的版画素材：麻胶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胶刻，本是一般学校里用作儿童美术教材的工具。因为麻胶版比木版更价廉，质地又轻，用利刀刻起来比木版更方便更省力，所以适合儿童或者初学版画的人练习。
　　当代有名的画家采用麻胶版来创作的并不是没有。除了有些木刻家偶尔也采用麻胶版刻画之外，与毕加索齐名的马谛斯，在晚年也刻过一些麻胶版的版画。当时马谛斯正热中于彩色剪贴，利刀刻在柔软的麻胶板上所表现的线条，可说与剪刀的效果十分相似，因此他就采用这种版画素材作了一些插图。不过线条十分简单，几乎像速写一样。
　　毕加索的麻胶版画就不同了。他自1958 年开始这新的尝试以来，三年之间，已经刻成了四五十幅作品。不仅版面都很大，而且全是三色的彩色套版。他还采用了木刻家的木口刻法，黑白线交混着使用，再加上这是套色的，因此看起来同马谛斯的那些黑白线的胶刻就全然不同了。
　　本来，麻胶版的质地较软，易于刻画，可是却不易刻出较精细的线条。这是这种素材的缺点。但是毕加索却能利用这种特质，用他所特有的描绘方式和构图，为现代版画艺术开辟出一个新天地。他就是这么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从来不肯安于现状，在陶瓷上表现了他的革新和创造才能之后，现在又向这种平凡的版画素材上注入新的生命了。
　　毕加索的素描，他的线条的准确，流利和潇洒，简直有点像我国的画评家称赞吴道子的白描那样：下笔如春蚕吐丝，无往而不便利自如。
　　毕加索的线条也是这样，无论所画的是一个酷似其人的面部，或是一个半人半兽的怪物，总是令人一见就会发生一种特别的美感。因此，久已有人认为，他的素描工夫，在西方艺术中是古今都没有第二个人能比得上的。
　　毕加索这样的素描工夫，表现在他的油画作品上，也表现在他的版画作品上。几十年来，他用版画形式所作的许多书籍插图，为巴尔扎克的《未完成的杰作》所作的十三幅蚀刻，为奥维德的《变形记》所作的三十幅蚀刻，为布封的《自然史》所作的软地蚀刻，都充分地表现了他的素描线条的优美。
　　在石版画方面，他的风格则更接近于自己的油画，这是因为工具素质的不同。在石版上作画，是比在铜版和玻璃版上作画，所用的素材更适宜作自由奔放的挥洒的。在麻胶版上也是如此。因此毕加索的麻胶版画，是接近他的石版画，不似蚀刻的。
　　我在这里，特地选了他的两幅作品介绍给读者。一幅是石版画，画题是《战争与和平》。这是他在1954 年为克劳特·洛埃所编的非战诗画集《战争与和平》所作的一幅插画。书上那个手持和平鸽盾牌的武士是“保卫世界和平的武装力量”的象征，在他的警戒下，半人半牛的怪物——战神，吓得掩面弃刃而逃了。
　　这幅石版画看来像是铅笔画或炭笔画，是用石印用的油墨笔直接画在石版上的。
　　另一幅麻胶版画，是1959 年的近作，是以黑和褐黄色为主调的四套色作品，画题是《枪》。这是一幅近于他的油画风格的版画，画风在写实与变形之间，所用的题材是他家乡的斗牛场面，一个骑马武士用长枪刺杀一头冲过来的公牛，马受惊而两脚腾空。这是斗牛的最后场面，负伤的牛要由骑马持枪的武士出场作这样最后的处置。
　　在毕加索的画上，牛时常是被看作战争和野蛮的象征。
　　香港《文汇报》1960年12月12日两部木刻选集的对照
　　我的手边有两部木刻选集，一部是1946 年出的《抗战八年木刻选集》，一部是前年出版的《十年来版画选集》。两部木刻集的出版，中间相隔了十多年。在这十多年间，中国已经翻了身，我们的木刻家也翻了身。
　　打开《十年来版画选集》，不说画面上的变化，仅仅看看那些作者姓名的变化，就令人刮目相看。这十年以来，尤其是最近三四年，木刻方面的新人，真可以说得上“人才辈出”。老一辈的并未落伍，可是新一辈的已经在急起直追。而且看一看新人的出身，来自工农兵群中的最多。这不似老一辈的木刻家，多数是艺术专科学校出身的。仅是这一点差异，就令人意味到与以前大不相同了。版画艺术运动的影响不仅已经深入到群众中间去，而且已经在群众中间生了根，并且发了新芽了。
　　在《十年来版画选集》里面，有几幅新人的作品，如晁楣的《金色的海洋》，徐琳的《沸腾的京郊》，徐匡的《待渡》，吴凡的《蒲公英》，乐锋的《放学后》，梁栋的《北京风景》，邵克萍的《月夜看社戏》（这不过是随便举出的几幅），比起老一辈木刻家的作品，可说毫不逊色。
　　这种情形，在十多年以前是决不容易发生的。比起老一辈的木刻家，现在新的木刻家的生活环境真是太幸福了。我想许多为了从事木刻运动而受过苦难压迫的老木刻家们，面对今天这些新人的生活环境，一定要不胜感慨。
　　不要说是组织木刻研究社，直接从事木刻工作的人了，就是藏有一幅木刻或是到展览会里去看看木刻的人，也会因此成为一种罪名而受到迫害。这在今天的许多人看来简直像是神话里的情节，然而在当年却是事实，而且时间上距离得并不远。在那部《抗战八年木刻选集》出版的时候，许多木刻家所过的就仍是那样的日子。在这对照之下，《十年来版画选集》所跨进的一步，是多么巨大，令人高兴的一步。
　　这部《十年来版画选集》，共选印了版画作品一百六十幅。除了有六幅是石版画铜版画外，其余全是木刻。这一百五十几幅木刻，不论是新人的作品还是老木刻家的作品，都有一个一贯的特色，就是在表现方法上面，已经能够把握到我国旧有的木刻艺术传统，并且将初期运动中所吸受的西洋木刻的技术特点也融汇在一起，不留什么痕迹，更没有刻意模仿外国某一个木刻技法的现象。而这种情形，只要打开《抗战八年木刻选集》，就随处可见。这又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我一向是木刻爱好者，三十年来，目睹新木刻运动从摇篮期一直长成到今天这健壮浩大的队伍，虽然不免为过去的遭遇感慨万千，但是我实在更有理由为眼前已有的成就感到高兴，并且相信还有一个更光辉的前途在等待着大家的。
　　香港《文汇报》1961年6月14日唯一的一部世界木刻史
　　道格拉斯·布利斯是英国木刻家，他在1928 年出版的那部《世界木刻史》，虽然出版至今已隔了三十多年，但是在篇幅和内容方面来说，至今仍是唯一的一部世界木刻史。鲁迅先生在编印《艺苑朝花》的期间，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了这部木刻史，加以推荐。因为在内容范围来说，除了布利斯的这一部以外，实在找不到第二部。这在当时是如此，到今天仍是如此。
　　多年以来，我一直想为这部木刻史翻译，介绍给我国的木刻家和版画爱好者，也曾试译过几章。只是由于这本书的前半部叙述欧洲中世纪以来，木版印刷的宗教图像在各国流行的经过，引证的材料十分渊博，那些古文献和书名，译起来十分吃力，使我望而却步，不觉搁了下来，这样一耽搁就是好几年。
　　然而这个愿望始终是我舍不得放弃的愿望之一，最近又将已经译成的旧稿找出来，整理一下，想再试试看。虽然这件工作是否能有把握，我自己也还不知道，但是这个愿望是否将永是愿望或是可以实现成为事实，看来这一次一定可以有一个决定了。
　　布利斯的这部木刻史，共分二十章，从木刻的可能起源讲起，一直讲到他自身所生活的时代——英法的近代木刻复兴运动为止，书前还附了一篇讲述一般木刻技法的序论，以便读者读着这本书，对于书中所用的许多木刻技法和工具的术语，可以更容易理解。插图一共有一百多幅，包括了欧洲现存最古的木刻宗教图像和现代欧洲木刻家的作品。在体例上来说，是十分完整的。
　　当然，谈到木刻的历史，就无法不提到中国的。因为中国不仅是发明纸张和印刷（这是构成木刻的最基本的两种成分）最早的国家，同时现在世上现存最早的一幅木刻，也是中国的作品。这就是史坦因由我国敦煌盗去，现藏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的那幅唐朝所刻的《金刚经》卷首佛像。这幅图像附有纪年的文字，说明刻于唐懿宗咸通九年，即公元868年。欧洲人自己现存最早的木刻，也是十五世纪之物。比起这幅《金刚经》的插图，整整要迟了六个世纪。布利斯在这部木刻史的第一章“起源：纸张，宗教图和纸牌”里，就提到了这幅木刻，并且引用英国研究中国艺术专家罗伦斯·宾杨的话说：“中国的木刻艺术，即在九世纪时，已经并非初步状态了。”
　　作为一个版画爱好者，读到这一句，我们该感到多么光荣。就是为了这一点，也该将这部木刻史介绍给中国木刻家了，我又在这么鼓励着我自己。
　　香港《文汇报》1961年9月20日藏书票与我
　　在晦庵的《书话》里，有一篇是谈“藏书票”的，其中提到了我，说达夫和我都是用藏书票的，而且我还是藏书票的收藏者之一云云。
　　达夫先生是否也有藏书票，我不大清楚。至少我不曾见过。有一时期，他从北京大学辞了经济学的教职回到上海（达夫先生在日本读的是政治经济科，因此他在北大教书，教的也是经济学概论，并不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样以为他所教的乃是新文艺），带回来的藏书都堆在创造社出版部楼下的一间小房里。我征得他的同意，大部分的外国短篇小说集和古典名著，我都借读过了。就不曾见过有一本上面贴有藏书票的，甚至连签名和图章也没有。
　　至于我自己，确是设计过一张藏书票，采用的是汉砖上的图案，是一只凤，我将它加工，变得更繁复一点，又采用汉碑上的一些碑阴花纹作边框。红字黑花，印了几千张。试贴了几本书，已经觉得过了瘾，就搁下来不曾再贴下去。接着就遇到“一·二八”战事，除了留在自己手边的若干张之外，其余已印好的几千张连同原版都失散了。
　　因此我虽然印过一张藏书票，但是实际贴在书上的并不多。
　　藏书票本是西洋的一种藏书趣味，不过我对于藏书票发生兴趣，倒是从日本杂志上得来的。有一时期，我订阅日本版画协会出版的一种木刻刊物《版艺术》，时常见到日本版画家所设计的藏书票，觉得很有趣。
　　又从广告上知道日本以研究藏书票著名的斋藤昌三氏写过一部《藏书票之话》，便写信向他去购买。他回了信，并且赠了几枚他自己的藏书票给我，又告诉我日本有一个爱好藏书票者的组织，像蒐集邮票一样，可以彼此交换所藏，叫我将自己的藏书票寄一批去，就可以交换到一批别人的藏书票回来。我依照他的话做了。果然换到了不少日本藏书家的藏书票。后来他们又将我的藏书票在会员的刊物上介绍，说我是他们所知道的“在中国的唯一的一个热中于藏书票蒐集的藏书家”。
　　这就是晦庵先生在《书话》里说我是藏书票收藏者的来历。我当时所交换到的日本藏书票，大约有百余枚，都是用木版彩色水印的，全是东洋风格，比我自己设计的西洋风格的一张，美丽多了。后来我曾在自己同光宇合编的《万象》上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与我们藏书印作一比较，并且彩色复制了原物作插图，这大约是国内谈论藏书票的第一篇文章了，在这以前是不曾有人正式谈起过的。
　　香港《新晚报》1962年9月13日记画
　　为了稍作点缀，在墙上挂了几幅画。这些都是西洋画的复制品，有几幅已经挂了多年，现在改变了一下位置，有几幅则是新配起来的。这里略记几句，表示自己的偏嗜和欣赏的兴趣。
　　正对书桌上的，是达文西的《蒙娜丽莎》。这幅画已经挂了多年，换过了三个位置，现在是四迁了，替代了惠斯勒的《母亲》，挂在书桌面前的一堵墙上。
　　因为挂得太久了，画的颜色已经有一点变了，红色已经减淡，青色成了主要的调子。但是由于原作的色彩也早已变了，任何色调的《蒙娜丽莎》，只要印得精细，都是无损于它的美丽的。记得二十多年前，曾在上海的书斋里挂过一幅用影写版印的，是从一家旧书店里买回来的，印成深咖啡色，是德国的印刷品。在当时的印刷条件下，这是精品了。
　　一直挂了好几年，也曾写过一篇小文，后来收在《读书随笔》里。直到沪战发生，这幅画连同我的藏书一同失散，不知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由于有了这样的传统，我一直喜欢在墙上挂着这幅画，孩子们从不曾称它为“圣母像”，大家都知道这是《蒙娜丽莎》。这使我很感到高兴。见访的宾客也总有一点这样的美术知识。
　　原本挂在《蒙娜丽莎》这个位置的《母亲》，现在移到东面的墙上去了。惠斯勒的这幅名作令我特别喜欢的原因，可说完全是个人的。他将这幅人像画得特别沉静安详，构图也特别匀称。这是一幅典型的母亲画像，所表现的不是“母爱”而是“慈爱”，因此就愈加富于感染力了。
　　这幅画的复制品，我久已想买了，一直到前几年才买到，当时就亟亟地配了框子挂到墙上，心中仿佛完成了一宗心愿那样的安慰。
　　还有幅画，也是我在心里想念了多年，可是至今仍不曾买得到。这是英国拉斐尔前派诗人画家洛赛谛的那幅《丽丽斯》。我很喜欢洛赛谛的画，更喜欢他所画的这个传说中的女性，这个胆敢反抗耶和华和丈夫亚当，宁愿离开乐园的了不起的妇人。
　　《母亲》是这么的沉静，可是与她遥遥相对的，在我书房的西壁上，所挂的却是另一个妇人的画像，这就是毕加索的那幅《镜前的妇人》，这是他的1932 年的作品，色彩绚烂得无以复加，如火如荼，是他的杰作之一。
　　第一次见到用彩色复制的这幅画，还是1934 年的事情，是从一本日本杂志上见到的。当时就被它的这种强烈对照的色彩所吸引了。后来望舒从法国回来，他说他还有一幅比这印得更好的，原来是刊在有名的季刊《米诺多》上的，日本杂志所刊的一幅，似乎就是从《米诺多》翻印的。
　　这幅画很大，高六十四寸，阔五十二寸，原画现藏纽约现代美术博物馆，是受到毕加索作品爱好者最羡慕的藏品之一。不知怎样，美国却一直没有较好的复制品，我现在墙上所挂的一幅，乃是西德所印的，尺寸比原画缩小了一倍，但是挂在墙上，依然光彩夺目，使得每一个见到的人总要连声赞好。只是有不少人见到画上有两个妇人的侧面，总以为是两个人，一定要向他们说明是一个妇人在对镜，这才恍然。
　　在我书房的墙上，还有一张名画复制品，那是鲍特差里的《维纳斯的诞生》。这也是世上数一数二的一幅名画，也是我所喜欢的。
　　依据希腊神话，爱神维纳斯是从海中诞生的。鲍特差里就采用了这神话作题材。正如所有的文艺复兴期的大师们一样，由于当时的社会风气还不许画家画纯粹的裸体画，必定要找一种藉口作掩护，因此采用神话题材乃是最方便的了。这不仅对于画家方便，就是对于购买了这样作品的那些郡王主教豪门巨族也方便些。
　　但是我现在却可以毫不用踌躇地将它挂在墙上了。
　　鲍特差里的作品，色彩、构图和描绘，都是富于古典的装饰美的。
　　从海中升上来的维纳斯，仅以金色的长发遮羞，乘了巨型的海扇，藉了风神的护送，已经安抵岸边。岸上有一位仙女正拟将一件长袍披到她的身上。鲍特差里将这一切布置得十分匀称，可是由于富于变化的细部，看起来一点也不觉得板滞。榄橄绿色的海水，衬着象牙色的维纳斯的肉体，再加上迎风飞舞的金色长发，构成了富于高雅感觉的装饰效果。
　　书房的壁面，挂上了这四幅画，所余的空白已经不多了。还有几幅，只好布置在另一间房里。这四幅画，三幅是古典的，只有一幅是现代的。
　　余下来的挂到另一间房里的一共是三幅，两幅是现代的，另一幅是印象派的。印象派的一幅，是梵·谷诃的《阿尔里斯的朗格洛伊桥》。
　　两幅现代派的，一幅是马谛斯的《有埃及窗帘的室内风景》，另一幅是毕加索的《三个音乐家》。
　　我本来想找一幅保尔·克利的作品挂一挂，可是一时还买不到我自己所喜欢的。至于抽象派的作品，我觉得还找不出一幅可以同上面的那些作品挂在一起而不致局促不安的。
　　我一向很喜欢谷诃的作品。这一幅《桥》，他大约一共重复画过五六幅，这一幅是现藏荷兰一个私人藏家手上的。作于1888 年，桥上的那匹拉车的马是白色的。我觉得在几幅之中，这是他画得最精心的一幅。
　　画面主要的色调是蓝和绿，配上冷金色的画框，挂在墙上的效果非常好。
　　并非所有的好画就适宜挂在自己的墙上的。有些作品，只能挂在美术博物馆的墙上，有些则只宜挂在公共场所。但是像谷诃这样的风景画，可说是最适宜点缀素壁的第一流艺术品了。
　　香港《文艺世纪》第一○一期1965年10月1日
　　第六辑怀人之什
　　个人的铭感
　　——庆祝郭沫若先生诞辰
　　及文艺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
　　在创造社的几位前辈之中，我最早认识的是仿吾先生，那还是1922—1923 年前后的事。至今还使人不能忘记的，是作为当时文艺批评权威的仿吾先生，对于文艺青年所表现的那种热情诚恳的态度，这正是我们这一辈的福分。
　　第一次见到沫若先生，则是当仿吾先生已离沪赴广州，每天追随左右同逛城隍庙旧书店的达夫先生似乎也离开了上海以后的事。当时先生带了夫人和孩子从日本回来，搬进新租好的环龙路一幢小洋房内（弄堂外恰是日后成为上海革命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政治机关）。这一切都是由当时创造社青年分子中最活跃的全平布置的。我在箱笼尚未打开的空廊客堂里，第一次见到沫若先生，一点也不夸张，当时的心确是微颤着的。郭先生披了藏青哔叽的日本学生制服，赤着脚，踞坐在新买来的滕椅上，宽阔的天庭，眼镜后面闪着奕奕的目光，伸出有力的手来和我亲热地握手。这就是我们创造社的领导者，这就是中国的“歌德”，当时的我怎不要心里微颤呢？最适当的记述这情形的人该是全平。因为他当时在生活上与沫若先生最接近。不久之后调查齐卢战迹的宜兴之行，就是由全平陪了去的，因为全平恰是宜兴人。可惜不知全平现在在何处，许多年来都没有确切的消息了。
　　就是在这时期，郭先生写了《亭子间里的文士》以及发表在当时《学艺》月刊上的那许多作品。
　　也正是在这时期，大家开始积极计划创造社出版部的招股和成立事务。《洪水》半月刊也在这时诞生。我的许多比亚兹莱风的装饰画和那一幅魔鬼张了翅膀掩盖着大地的《洪水》封面，就是当时在先生鼓励之下产生的。
　　现在回想起来，十多年的文艺生活，再没有像那时期那么充满了热情，友爱和幸福。
　　自创造社出版部正式成立以后，见着先生的机会反比较少了，原因是先生这时已南下，接着参加北伐，接着便开始了那亘亘的“海外十年”。
　　在这时期虽通信颇多，然而都是关于编辑事务及稿件上的商洽，很少再有机会触及文艺和生活上的指示了。
　　最使我提起了就要感到歉疚的，是当先生在海外度着但丁式的生活期间，所谆谆托付的关于先生作品版权在国内的维护一事，竟始终不曾收到很好的效果。这固然因为书贾们的手腕太厉害，同时也因为我实在不善于“索债”的原故。更痛心的是，当这问题被处理得刚踏上轨道的时候（这就是说，能按月收得一点积欠版税给先生作为生活费），出版先生著作最多的一家书店，竟给人以政治力量连哄带吓地抢了去，不仅自己被撵了出来，连本来讲好按月拨还的万余元积欠版税也落了空。接着，老板病死了，书店也关了门，纸型随意地贱卖给旁人。想到今日上海书坊中随处见到的印刷得极恶劣的先生作品的翻版本，总觉得这一切责任都是应该由我一人担负的。
　　我只有期待抗战胜利之后，能有一家不以榨取读者和作者为目的的书店出现，找一个机会为先生的作品在排印上精心设计一下，才可以赎回这罪愆了。
　　“七七”事变后，先生只身由日本潜行返沪。这是阔别十年后的第一面。当时先生悲壮决绝的心情，正是整个民族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最代表的流露。上海文化界，乃至全国文化界，因了先生的突然归国所激起的兴奋，印象还新鲜地活在每个人的心里。毋庸我拙笔在这里描摹。
　　从那时以来，因了事务上的关系，差不多每天追随在先生左右，直到国军退出上海后，这年年底秘密离开上海为止。
　　这期间内最使我感动的是在“八一三”的晚上。这晚正陪了先生参加一个小规模的报人聚餐会。闸北的炮声响了，先生以微微重听的耳朵倾听着，说这是民族解放的“喜炮”，站起来要求大家干一杯酒。我看见先生眼中充满了眼泪，喜悦的眼泪。
　　抗战第二年的春天，在汉口又和先生有了短短几天的相见。当时先生正忙于第三厅的组织计划，往来的宾客极多，我站在屋后的晒台上（当时先生的住处是在一家被收回的日租界商店楼上），遥听着对面空场上许多新兵操练的步伐声和口令声，再看看先生紧张忙碌的情形，在那春日燠暖的午后（对面墙角正有一株粉红的樱花盛开着），我忽然对自己感到了从未感到过的渺小。
　　四年以来，远在海外，便不曾再有机会亲聆先生的教益，就是音信也很稀疏。在川流不息的从国内到这里的来客中，我总以为先生迟早也要来一次的，但直到今天为止，先生除因了职务关系奔波于大后方及前线外，至今仍屹然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不动。
　　也许有人诧异先生近来的沉默。但我以为今日的先生，已如泰山北斗的存在，光芒所被，已足够照耀后学，启发新进。海外十年的沉默使先生对中国古代社会有了前人所未有的发现，这一次长期的祖国战时生活，在思想上对先生影响之大自不待言，这一切的收获我们只有静待之于战后了。
　　在庆祝先生五十诞辰及文艺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的今天，我这样琐碎叙述了十余年来追随先生左右直接或间接领受教益的经过，一面是表示不能忘怀的个人的铭感，一面则想藉此显示即使从这样的角度看来，也可以看出今日先生伟大的成就正不是偶然的。
　　11月15日写于香港
　　《星岛日报》1941年11月16日关于萧红女士的事情
　　——三月一日在中英学会文化组演讲
　　我决定在这里同诸位谈谈萧红女士——这位中国新文艺女作家——是有多种原因的。
　　首先，萧红女士虽然不是当代中国女作家中最有成就的一位，但她是有她自己的成就的，而且完成了她所生长的那个时代所付给她的使命。这是文艺作家最重大的一个使命，所以她是有她自己的成就的。
　　谈到当代中国女作家，散文写得最漂亮，最富于女性优美感的，该是谢冰心女士。小说写得好的，自然要算丁玲女士。但是萧红女士的一部小说：《生死场》，自有她的特殊地方色彩和时代背景。她的作品并不多，但是仅是这一部已经足够使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了一个不能磨灭的地位。所以就说她虽然不是现代中国最好的女小说家，但她的成就仍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第二，我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位女作家曾经在香港住过，不但住过，而且就死在这里，死得那么凄凉和寂寞，使我不时要想起她。她是1942 年春天死在香港的。我们已经不能知道这事的确实日期，但大概是在二月底三月初，这就是说，正是在十五年前这样的时候，这也正是我选择了在这时候来同诸位谈谈她的原因。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也许是更大的原因，我现在暂且不说，留待等一会再说。我先谈谈萧红的作品。
　　我已经说过，萧红留下给我们的作品并不多，她住在香港时，也曾在这里的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过一些小说和散文，但她最有成就的一部小说，该是《生死场》。这可说是她的代表作，她在这本小说的末尾写明是在1934 年9 月间完成的。出版的日期已是1935 年底或1936 年初。所写的是在东北哈尔滨附近一个小村庄的故事，可怜的小村庄，可怜的人物，他们的生与死，他们的眼泪和流血，虽然看起来是那么毫不重要，毫无“伟大”或什么惊人之处，然而这正是当年整个东北，整个东北在日本人侵占下的老百姓的生活。在《生死场》里的人物，虽然在表面上看来都是那么可怜、懦弱，甚至愚昧，然而都保存了中国乡下人最优秀的传统，他们仍懂得分辨善恶。虽然忍受欺侮，却不肯对你屈服。他们终于认清楚了敌人。用着原始的方式，在神前起誓为盟，离家去参加游击队。所以《生死场》的气氛虽然是那么阴惨，令人不快，然而它仍是积极的，启发人对当时中国前途的乐观。
　　《生死场》未正式出版以前，曾经鲁迅先生看过。出版时，鲁迅先生曾写过序，说明这篇小说在当时出版是经过了怎样的困难。他在序文上曾经对萧红女士作过这样的称赞：“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所以她有这部《生死场》，已经不会被人忘记了。
　　在鲁迅的书简集里，1934 到1936 年有五十几封写给萧军的信，事实上也就是写给萧红的，因为当时他们两人是住在一起的。从这些信里可以看到鲁迅先生对于他们的关切和鼓励，以及《生死场》的出版遭遇种种困难的经过。
　　鲁迅先生后来给《生死场》写的序文，现在收在全集《且介亭杂文二集》里。
　　1942 年，对于我们当时住在香港的人，可说是一个最阴惨的日子，萧红女士就是在这样的阴惨中寂寞死去的。她的身体久已不好，早已有了肺病，1941 年下半年起，已经搁笔养病，由她的先生端木蕻良陪伴着她。在日本军占领香港以后，她可能仍在玛丽医院养病，或者在别的医院养病，我不大清楚。因为当时谁也无法知道。
　　后来遇见端木先生，他那时正准备偷偷地离开香港，才知道萧红女士已经去世了。但当时不曾问清楚是哪一天的事，只知道是葬在浅水湾附近，而且也不曾记清楚究竟在哪里。
　　直到这年的11 月间，由于一位与萧红女士生前相识的日本记者的帮助，我们才有机会找到了萧红女士的墓。当时同去的还有诗人戴望舒先生。之所以要有一位日本记者陪去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浅水湾还是禁区，只有靠了这位日本记者的帮助，我们才可以进去的。三个人在荒凉的浅水湾找了一个下午，终于在海边丽都酒店附近找到了，我们当时曾留下了几张像，想不到在今天已经成为难得的纪念品了。
　　戴望舒先生已经在1950 年在北京去世了。那位日本记者也不知去向，我可说是十五年前曾见过萧红女士墓原状的唯一的一个人。这座坟墓现在已经成为夏季出租游水衣的帆布篷的基地了，我们只要将我今天带来的几张照片对比一下就可以知道。对于我们认识萧红女士的人，对于读过她的作品的人，对于我们本港一切对文化关心的人，我认为这种不名誉的现象是应该想办法予以挽救的。她虽然不是莎士比亚，但是外来的人已经说香港在文化上是一个沙漠。让我们设法在沙漠里将一位中国女作家的坟墓保存下来也好。
　　这就是我今要同诸位谈谈萧红女士的最大原因了。
　　香港《文汇报》1957年3月9日重读望舒诗
　　时间过得真快，自望舒于1950 年在北京去世后，倏忽之间又过了七年有多了。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选，这是从他的两本诗集《望舒诗稿》和《灾难的岁月》里选出来的，从原来的八十八首作品中选出了四十三首，印成了这本《戴望舒诗选》。卷首有艾青的一篇介绍，卷末更附了《诗论零札》。诗的取舍也许未能尽如诗人自己的心意，但是早期的和抗战以后的他自己认为最好的几首诗，可说已经全被选入了。
　　望舒在早年有“雨巷诗人”之称，这是因为他曾写过一首《雨巷》的诗，其中有这样的几句：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飘过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这是《雨巷》的开端，结尾又将这几句重复了一遍，一唱三叹，表现了在江南小城市里，诗人撑着油纸雨伞在雨天经过一条行人稀疏的小巷里，偶然发生的感情上的幻想。望舒是杭州人，这也许就是他自己所住的那条小巷里的“即兴诗”，因此虽然是感情上的幻想，却又写得那么富于生活上的实感。许多朋友都喜欢他的这首诗，他自己也是如此。
　　望舒早年的诗，总喜欢从我国旧诗词里采取一点意境。他在《诗论零札》里曾一再地说：“不必一定拿新的事物来做题材（我不反对拿新的事物做题材），旧的事物中也能找到新的诗情”。又说：“旧的古典的应用是无可反对的，在它给与我们一个新情绪的时候”。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青年诗人，望舒当时的这种见解可说是很精辟的。就拿这首《雨巷》来说，我国旧诗里本有一句“丁香空结雨中愁”，但是经过他的脱胎换骨的运用，就完全产生了“新的诗情”，令人读起来有一种新的情绪了。
　　望舒到法国去留学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对于他的诗的影响却很大，法国那些象征派和意象派诗人惯用的意境和词汇，从这时起，就开始进入了他的诗句：梦，海滨的贝壳，怀乡病，这样的词汇一再出现在他那时所写的诗里。这时期最成功的作品，我以为该是那首《乐园鸟》：假使你是从乐园里来的，可以对我们说吗，白羽的乐园鸟，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
　　这意境充满了“洋味”，然而却是清新未经人道过的。这首诗曾发表在《现代》上，他后来编辑《望舒草》时，也自许为压卷之作。
　　到香港来以后，望舒曾搁笔多年，把全部时间放在报纸副刊的编辑工作和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上。就是偶有写作，也只是短短的几首。然而他并非把“诗”放弃了，因为正是在这时期，在他的推动下，创刊了《诗刊》。
　　作为诗人的望舒，最成熟的作品，毫无疑问该是1944 年在香港沦陷末期所写的那十几首较长的作品，这就是后来收在《灾难的岁月》里的，如缅怀行将光复的祖国土地的《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待》，以及抒写诗人被破坏了的家庭幸福的《过旧居》，《示长女》，都是感情真挚、词句洗炼的作品，读之令人泪下，不再有过去那种近于游戏的在词藻上的玩弄了。
　　这是“灾难的岁月”给他的锻炼。我们正期待他像火中的凤凰一样，振羽新生，不料他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所受的创伤实在太重。在祖国的土地全部解放新生以后，他虽然兴奋地拖着残损的病体离港北上，但终于逃不过病魔的毒手，1950 年春天死在北京了。望舒的死，尤其在他的诗才正进入结实成熟阶段的时候，实在是我国新文坛的重大损失。略可告慰的是，他终于能够目睹祖国的新面貌，能够埋骨在祖国的泥土里，不致于——
　　当你们再来，带着幸福，会在泥土中看见我张大的眼。
　　望舒至少是死得可以瞑目了。
　　望舒是诗人，同时也是优秀的翻译家，他对于我国元曲和明清通俗小说也有独到的研究，用功很勤。我曾见过他抄录的前人笔记里有关元曲和旧小说的资料，极为丰富。这批资料和他的藏书后来都运到了上海，由他的好友施蛰存负责保管和整理，不知现在怎样了。
　　在翻译工作上，望舒有一个大志愿，就是想将塞凡提斯的《吉诃德传》从原文译出来，因为他是懂西班牙文的。这件工作他本来多年以前就着手了，而且早已译好了一部分，可惜自1937 年以后的十多年时间，他始终无法有充分的时间再继续这件工作，只能偶尔抽出一点时间将已译好的初稿加以修润和整理。这件工作未能完成，可说是一件憾事。1949年冬天他寄居在我家里，摒挡行李准备北上时，我亲见他将已经译好的一部分原稿，用油纸包了又包，郑重地放到箱子里，现在不知怎样了？
　　当时他的哮喘病已经不轻，由他刚从上海来的大女儿帮他收拾，这一切情景还在我脑中如昨，然而已经过了七年有多了。
　　香港《文汇报》1957年7月6日
　　望舒和《灾难的岁月》
　　今天是亡魂的祭日，我想起了我的死去了六年的友人。
　　或许他已老一点了，怅惜他爱娇的妻，他哭泣着的女儿，他剪断了的青春。
　　他一定是瘦了，过着飘泊的生涯，在幽冥中，但他的忠诚的目光是永远保留着的。
　　而我还听到他往昔的熟稔有劲的声音：
　　快乐吗，老戴？
　　这是望舒著作《祭日》中的两节。在夏夜的灯下读到这样的诗句，我真忍不住抬起眼来，茫然向空中问道：“快乐吗，老戴？”
　　我知道望舒的生，是不快乐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的挫折，诗才未能好好的发展，在香港沦陷期间那几年苦难的日子；他虽然始终兴致很好，强颜欢笑，但我知道他的内心是凄苦的。这是由于他的个性很强，轻易不肯将感情上的弱点暴露在别人的面前。但他的死，我想他一定是可以死得瞑目的，虽然有点依依不舍。因为他终于能够埋骨在新生的祖国土地上；若是客死在这孤寂的岛上，我想作为诗人的他，一定死得不能瞑目了。
　　望舒是在1949 年冬天离开香港北上的。在他未决定北上以前那一段期间，他是住在我家里的。这时他的哮喘病已经很深，同时家庭间又在一再发生纠纷，私生活苦痛已极，这时他的大女儿又从上海来了。为了病，为了这些不如意的事，他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担负实在很大。素来乐观强倔的他，这时也一再在人前摇头说：“死了，这一次一定死了！”
　　因为这时他是住在我的客厅里的，同我的卧房仅隔了一层屏门，夜静听到他发病时的那种气喘如牛的声音，我也实在替他的病体担心。
　　然而就在这样的时候，诚如他的诗所歌咏的那样，古旧的凝冰都哗哗的解冻了，春天已经重临到祖国的土地上，诗人的心也觉得“生命的春天重到了”！他向我表示要离港北上，说是北国干燥的空气至少对于他的病体会有帮助。我当然极力鼓励他去，因为这不仅能使他在文学上获得新的生命，而且也可以将当时那种痛苦的生活环境摆脱干净。就这样，忙着帮他找关系，等候回信，打听船期，一直忙碌了一个多月，才能够成行。这时他的病况虽然没有减轻，但见精神却愉快多了。我当时怎样也不曾料到，在他北上以后，仅仅收到过他的一封来信，接着获得的便是那令人心痛的噩耗了。
　　望舒是1950 年2 月在北京因哮喘症突发逝世的，到今天已经整整七个年头有多了。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选》，这是从他的两本诗集：《望舒诗稿》和《灾难的岁月》里选辑成的。在这以前，他本来在水沫书店出版过一本《我的记忆》，这是他的第一本诗集；后来又增加了一些新作，在现代书局出版了一本《望舒草》。这本诗集出版时，他已经到法国去了。1937 年出版的《望舒诗稿》，不过是将上列两本诗集删除了若干首“少作”合并成的，作者谦逊地称为“诗稿”，可见仍认为不能算是定本。至于《灾难的岁月》，则是他1934 年以后的作品。诚如这本诗集的题名所示，从那时期以后，不仅整个中国，就是诗人的私生活，也开始了“灾难的岁月”，因此这本小小集子里的作品，在风格上同诗人以前的作品有了很大的不同。
　　从《望舒诗稿》和《灾难的岁月》里选出来的《戴望舒诗选》，共收了他的诗四十三首，这是从望舒自己删存的八十八首诗里再选出来的。比起同时代别的诗人的作品数量，望舒的诗可说写得真是太少了，然而他至少已经有了二十年写诗的过程，所以我说他的诗才未能获得好好的发展。尤其是到了香港以后，他忙于编辑工作，忙于译述工作，为衣食辛劳；有一时期又对中国旧文学发生了兴趣，研究中国旧小说史料和元曲里的俗语词汇；再加上香港沦陷期间那几年辛酸蒙垢的生活，家庭风波和病魔的侵扰，我们的诗人至少有十年的生命是这样被消耗掉了。这真是他的“灾难的岁月”！
　　在1944 年3 月所写的那首《过旧居》里，有这样的几句：这条路！我曾经走了多少回！
　　多少回？……过去都压缩成一堆，叫人不能分辨，日子是那么相类，同样幸福的日子，这些孪生姊妹！
　　…………
　　而我的脚步为什么又这样累？
　　是否我肩上压着苦难的年岁，压着沉哀，渗透到骨髓，使我眼睛朦胧，心头消失了光辉？
　　诗人为什么经过自己的旧居，会挑动这样沉重凄凉的感情呢？这并
　　非因为：
　　有人开了窗，有人开了门，
　　走到露台上——
　　一个陌生人。
　　诗人的心里，实在是另有不愿示人的创痛的，这并非因为他离开了旧居搬到别处去住，偶然见到他的旧居已经有别人住了的原故。这只要读一下他的另一首诗就可以明白了，这是在同年6 月写的那首《示长女》：记得那些幸福的日子！
　　女儿，记在你幼小的心灵：你童年点缀着海鸟的彩翎，贝壳的珠色，潮汐的清音，山岚的苍翠，繁花的绣锦，
　　和爱你的父母的温存
　　…………
　　可是，女儿，这幸福是短暂的，一霎时都被云锁烟埋；你记得我们的小园临大海，从那里你们一去就不再回来，从此我对着那迢遥的天涯，松树下常常徘徊到暮霭。
　　诗人这里所怀念的旧居，就是他在香港所住的薄扶林道上被称为“木屋”的那座房屋的二楼：背山面海，四周被树木环绕，从路边到他的家里，要经过一座横跨小溪的石桥，再走很多的石级才可以到。所以地方十分幽静，真是理想的诗人之家。望舒住在这里的几年生活，可说是他一生中最愉快最满足的：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有安定的生活，经常有朋友来找他谈天喝茶。再加上：我没有忘记：这是家，妻如玉，女儿如花，清晨的呼唤和灯下的闲话，想一想，会叫人发傻；单听她们亲昵地叫，就够人整天地骄傲，出门时挺起胸，伸直腰，工作时也抬头微笑。
　　然而曾几何时，他的家庭生活起了意外的激变，使他再走过“木屋”的那间旧居时，诗人不得不写出了这样沉痛的短句：静掩的窗子隔住尘封的幸福，寂寞的温暖饱和着辽远的炊烟——陌生的声音还是解冻的呼唤？……挹泪的过客在往者生活了一瞬间。
　　我同望舒相识逾二十年，在上海曾有两次同住在一起，到香港后又在一起工作，有许多时候差不多整天的在一起，但我从不曾见他有过为了要解决家庭问题，匆匆又离开香港到上海去的那几天那么沉静。这大约是1940 年夏天的事情。他匆匆任我替他料理遗下来的那份职务，也不向我解释他为什么要走得那么匆忙的原因，就赶回上海去了。我当然也不向他询问什么，因为他也知道我一定早已明白他为什么要赶回上海去一次，所以一切说明都是多余的。不久他又回来了，然而整个人也就从此变了。我想正是在这时候，他写下了《白蝴蝶》那首短诗：给什么智慧给我，小小的白蝴蝶，翻开了空白之页，合上了空白之页。
　　翻开的书页：
　　寂寞；
　　合上的书页：
　　寂寞。
　　“木屋”前的那个山坳，在香港是以产蝴蝶著名的，阶前的小灌木丛上整年都有蝴蝶飞翔，我想诗人那时即景生情，就写下了这样的绝句。
　　望舒除了法文之外，又通西班牙文。他生平有一个大愿望，就是要从西班牙原文将塞凡提斯的《吉诃德传》译出。这个愿望，本来是可以顺利完成的，因为在抗战以前，他已经从庚款文化委员会订好了翻译这书的合约，而且已经动手翻译了。但是不久抗战发生了，他自己也离开上海到了香港，这工作就无形中停顿。在香港的这十多年，我知道他并不曾完全放弃这个计划，有空就继续译一点，或是将旧稿整理一下。但是能够放在这件工作上的时间并不多，所以进展得一定很慢。直到他去世时为止，他仍在继续这个工作。但我不知道他究竟已经将这书翻译成怎样了，可能已经完成了第一部初稿。但他不曾将这部大著译完，这是我国文坛的一大损失，同时也是望舒一生的憾事。他曾经从西班牙文译了阿索林的《西班牙一小时》，《西班牙抗战谣曲选》，《革命诗人洛尔伽诗钞》，这不过是这个伟大计划的副产品而已。
　　香港《文艺世纪》第三期1957年8月寂寞滩头十五年
　　——记萧红骨灰迁送离港始末
　　1942 年11 月的某一天，由于一位日本朋友的协助，我同戴望舒先生进入当时还是禁区的浅水湾，在荒凉寂寞的滩头，第一次拜谒了萧红墓。
　　据骆宾基的《萧红小传》所载，萧红是在1942 年1 月22 日去世，24 日火葬，25 日黄昏葬在浅水湾海边的。我们去时距离她的安葬时期已经有半年以上，但是由于当时的浅水湾是荒凉少人迹的，墓上的情形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在一道洋灰筑成的大圆圈内，有由乱石堆成的另一个小圈，这就是萧红的葬处，中央树着一块三尺高的木牌，写着“萧红之墓”四个大字，墨色还新，看来像是端木蕻良的手笔。当时我们放下了带去的花圈，又照了两张相。这两张相片，在当时本是由于偶然的机缘才得以留下来的鸿爪，不料十五年后竟成了藉以确定她的葬处的唯一可以依赖的材料了。
　　今年春天，为了萧红墓已经被糟踏得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朋友们奔走相告，商议要筹划一个能够阻止这令人心痛的状况再发展下去的对策时，大家认为我是现时留在香港曾在十五年前见过萧红墓原状的唯一的一个人，便怂恿我对这问题作一个公开的报告，这就是今年3 月我在本港中英学会为这问题所作的那一次公开演讲的由来。当时为了时间匆促，萧红的作品除了一本《生死场》以外，其他什么也找不到，骆宾基的那本《萧红小传》更不用说了。我只好从《鲁迅书简》中勾稽了一点有关《生死场》的资料，而作为这次演讲骨干的，就全靠十五年前第一次谒萧红墓时无意摄得的那两张照片。我将这两张旧照片请朋友复印放大了，又将今日已经变成出租游水衣小棚的萧红墓地也摄了一张，将这三张照片放在一起，在会场上给大家传观。这几张照片的对照真是太强烈了，构成了一种无言的控诉。因此我的演讲虽然极拙劣而且空洞，但是这几张照片却激动了在场许多人的情感，大家一致要求对于萧红墓一定要想一个办法，不能再放任不问。于是这次演讲就获得了预期的效果，当场由中英学会的代表们答应接纳大家的要求，在理事会上正式提出议案，负起保存萧红墓的责任。这次萧红骨灰的发掘和迁运回广州工作，能够获得港府市政局的协助，可说都是中英学会这一诺的力量。
　　由于萧红的骨灰的埋葬地根本不是指定的墓葬区域，又太接近沙滩，要保存下去，问题很多。今年7 月初，这地段的所有人忽然要在墓地上开始一些建筑工程，而且已经雇工将墓地上面被添筑上去的那一大块混凝土掘开了；幸亏给关心萧红墓地的人士发现得早，奔走骇告，几经交涉，这才答应暂时停工，等候我们商定一个妥善的善后办法。这时大家觉得既然无法将原墓地保全了，不如先将骨灰掘出来再想迁葬的办法。恰巧这时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已经有信来了，他们已经接纳端木蕻良的委托，拟将萧红的骨灰迁葬广州，要求予以协助。于是我们决定自己正式进行发掘工作，并由本港文艺界人士和萧红生前友好，临时组织了一个“香港文艺界迁送萧红骨灰返穗委员会”负责办理此事。但是在这里，开掘墓地迁移骨灰，是要事先领取执照的，而向例只有死者的亲属才有资格申请领取，但是切急之间那里找到萧红的亲属呢，可是情势又迫切得刻不容缓了，于是大家就推定我以“友好”的名义去申请。
　　这样奔走多日，终于获得谅解，居然在7 月20 日拿到了这张执照。
　　萧红骨灰的正式发掘工作，是在7 月22 日上午十时开始的。当时在场的人，除了我和陈君葆先生以外，还有港府市政局派来督工的华布登先生。五个泥工从上午开始掘土工作，到了下午就发现了骨灰罐。这时正是下午三时，我们都亲眼见到了她的骨灰罐初露出土面的那一瞬间情形。骨灰罐的盖子虽然给一个泥工的铁锄不慎打破了一点，但是由于收手得快，损破的情况并不很严重。我们郑重地用手拂去了四周的泥土和砂石后，就将骨灰罐搬了上来。
　　在浅水湾滩头寂寞地长眠了十五年的萧红骨灰，就这样又再见天日；而我们奔走经月，提心吊胆的发掘工作，也就十分顺利而且圆满地完成了。
　　由于大家决定在迁送萧红骨灰返穗以前，要举行一次简单的送别仪式，于是骨灰罐就暂时寄存到九龙红■的政府厝房里，承市政局的好意，还赠送了一具很精致的小木箱来安置骨灰罐。举行送别会的日期择定了8月3 日的早上，地点就在厝房的永别亭内，接着就乘搭当天十一时半开行的列车送往广州。为了不想惊动太多的人，举行送别会的时间定得很早，而且并没有发通知，但是在这天早上，留港文艺界人士差不多都不约而同地闻讯提早起身，赶来参加了。萧红死得寂寞，这次的走，总算走得热闹了。
　　十二时半，火车抵达香港边境，护送骨灰的代表们，在车站的长廊入口，郑重地将用绸布包裹着的盛有骨灰罐的木箱，交到中国作家协会派来的代表手里，于是香港代表们所负的这一项不寻常的任务，就宣告完成了。在那一瞬间，我想起了送别会上的一副联语，不禁暗暗地向她祷祝着：
　　魂归乐土，看山河壮丽，待与君同！
　　1957年8月8日写于香港
　　香港《文艺世纪》第九期1957年9月杂忆亚子先生
　　爱国诗人柳亚子逝世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最近这里的朋友们拟择期为先生举行一个纪念会，因趁便拉杂地写下这几句。
　　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住在■山叔父的家里，那时正是“五四”运动前夕，除了《新青年》之外，我在叔父的案上就翻阅过南社出版的社刊，知道了亚子先生的名字。南社社刊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叔父是老同盟会的会员，是留学日本的，南社社友有许多都是同志，他再三向我谈起过这些老朋友的事迹。我至今还记得放在他案上的那一叠蓝色封面的南社出版物。
　　后来，自己也在上海办杂志了，第一批订户之中，就有一份是要寄到苏州乡下藜里一个姓柳的人家的。这地名很陌生，我们打听一下，才知道是亚子先生订给他的无忌、无垢两位男女公子看的。
　　可是等我自己能有机会见到亚子先生，那已经是“八·一三”以后的事了。这时先生避居在上海，积极参加了当时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和救亡运动。在闸北炮火连天的晚上，一连几次在集会上都见到了先生，有一次这集会更是在先生家中举行的。在先生所住的法租界那一座小洋房里，大家为了时局有了开展，国运有了转机，谈得非常起劲，大有相见恨晚之慨了。后来，我们又在香港见面了。有一天，先生托人送了一首诗来，是赠给我的，已经写成了小条幅。我裱了起来挂在墙上，挂了多年，有点残旧了，便收起放在一边准备重裱。可是最近想要再找出来，竟一时记不起放在哪里。所写的是一首七律，其中有几个字一时记不起了，现在姑且录在这里：十五年前读《幻洲》，斋名潘叶每嘤求。
　　如何沧海横流日，翻作遐陬觌面谋。
　　容易磋跎成退笔，□□□□见新猷。
　　神州扰攘需材亟，辛苦珊瑚铁网收。
　　《幻洲》是我们从前所办的一个小刊物，一出版后，先生就订了一份。在上海第一次见面时，曾提起这事，说是大家“神交多年”。这首诗一开头又这么写，可见先生对后辈的奖掖和关注。
　　先生住在香港的期间，搜集南明史料甚勤，知道我有一些岭南明末志士的诗文集和野史，曾着人来借《独漉堂集》，《岭南三家诗钞》和近人所编的《粤东胜朝遗民录》等书。后来他在《羿楼日札》里曾为张家玉被诬事有所辨正，想来就是为了这事要参考这些材料了。
　　去年我去北京，知道先生近年在家养病，很少出门，想去拜访，一时事忙不曾实现，不料竟不能再有这机会了，这真是一件想起来就觉得抱憾的事。
　　香港《文艺世纪》第十七期1958年10月
　　版画图籍的嶂蒐集功臣
　　——悼郑振铎先生
　　郑振铎先生在我国新文化运动上的贡献很多：他是文学研究会发起
　　人之一，主编《小说月报》多年，早岁从事西洋文学介绍和翻译工作。
　　中年出国，开始注意到我国元明戏曲与俗文学的搜集与整理。在这期间，他发掘并且刊行了不少明清珍本小说和剧本。“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他鉴于敌人摧残我国文化，掠夺文物之惨，惊心怵目，就注意到我国古文物的抢救与保护工作，因此他的研究重心又侧重到考古学方面来了，他将我国流落到域外的名画、法书、铜器、陶瓷等艺术品，辑成图谱多种，藉以唤起大家的注意。抗战期间，他仍留在沦陷了的上海工作，隐名改姓，进行抢购流落到市上的公私藏书工作。他在这几年的工作当中收获极大，为国家保存了不少文化财宝，尤其是发现脉望馆旧藏的元明杂剧二百多种，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盛事。因为这一批经过名家钞校的元明戏剧，许多年以来被藏书家认为已经佚亡，现在竟由于他的努力，又被发现而且归之国家了。全国解放后，他更能得展抱负，负责我国文物保护整理和考古研究工作，极有成绩。有不少行将流落到外人手中的我国艺术财宝，都是由于他的努力，又得以重归祖国宝库。
　　郑振铎先生对我国古代木刻版画和书籍插图的搜集，也极努力。他曾影印复制了好几种罕见的木版画谱，如《顾氏古今画谱》等；又与鲁迅先生合力雇工，在北京复刻了《十竹斋笺谱》；又搜集北京当时流行的各种木版水印信笺，辑成《北平笺谱》。这在提倡我国固有的木版艺术上，都是划时代的盛举。今日北京荣宝斋木版复制画能够享誉中外，固然由于我国木版艺术悠久的光荣传统，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得以发扬光大，但当年首先提倡之功，实不得不归功于鲁迅先生和郑振铎先生。
　　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中，实无人注意及此，有之，也不过视作文房清玩。
　　没有人肯将它们当作正经的东西，并且认为对于我国新兴的版画艺术会有帮助的。振铎先生和鲁迅先生两人，怎样函件往返磋商，集资刊印《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的经过，可以在收在《鲁迅书简》中的鲁迅先生信上看得出，将来若是有机会能读到郑振铎先生这一时期写给鲁迅先生的遗信，当可以使我们更明白他们筹划此举的苦心孤诣的经过了。
　　郑振铎先生并不是一个有钱人。他除了用公家的钱为公家收购的藏书以外，他私人对于珍本小说戏曲和版画图籍的收集，全是靠了自己教书卖文所得，有时甚至出之借贷，或是卖出另一部分藏书来收购这一部分。这些经过，我们只要一读他的《劫中得书记》，就可以明白的知道。
　　而他这么节衣缩食，甚至不惜借钱去买书的动机，除了由于自己的爱好之外，并不是“为藏书而藏书”，实在因为这是先民的宝贵文化遗产，在当时兵荒马乱之年，若不及时抢救，不仅会流落到国外，甚或会永远湮没消灭了。
　　他的刊行版画图籍，也是采用一面向印刷者暂时赊欠，一面用预约方式去进行的，如那几套域外所见的历代中国画、明器等等图籍，历史参考图谱，以及最有名的《中国版画史图录》，都是采用这方式进行的。
　　这些珍贵的图录出版的时期，大都是在上海已沦陷在日本人手上，或是法币正在疯狂贬值之际，使他在经营上受到了许多意外的困难和损失，但他仍在坚韧的努力之下去继续进行。除了《中国版画史》未能全部出齐之外，其他各种图谱差不多都能依期完成了。
　　郑振铎所印行的这些图录之中，我认为最值得重视的是《中国版画史》。虽然他在这部历史的文字叙述方面并没有完成，但在图版的整理工作上，可说已经大部分完成了。这是一件以前从未有人做过，一切全靠自己力量从千头万缕之中去搜爬整理的工作，所以也最为难得。他的这部《中国版画史》，在文字叙述和图版选录方面，规模都很大，一共要印成线装本六开二十四大册，其中文字部分不是用铅字排印，而是全部用木版雕版来印刷的，图片则全是用珂罗版和彩色套印的木版印成。
　　文字占四册，包括唐宋元版画史，明初版画史，徽派版画史，明代版画史四个部分，其余二十册全是图片，共选录了我国历代版画一千七百余幅，包括各种书籍的插图，小说戏曲的绣像，民间年画风俗画，以至信笺宗教祭礼用品等等。他自己在本书的《编例》上曾记：本书图录，所收者凡一千七百余幅，除自藏者外，殆集我国藏书家之精华，凡公私书库所得之秘籍孤本，有见必录，随时假印，隆情盛谊，永铭不忘。其间有已遭兵燹者，有已沦陷故都者，有已深藏锢键不能复睹者，有已辗转数家流落海外者，幸存片羽，弥痛沉沦！
　　图录中的彩印部分，尤其是这部版画史的精华，因为它全是用木版依照原画复刻，再用水墨彩印的，有的要套印十多次才完成的，这不仅使得当时行将湮没的北京木版彩印艺术获得一线生机，而且也正是由于积极的提倡，才为今日有名的北京木版水印画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我们的木刻版画，今天正在摆脱西洋木刻的影响，努力向原有的民间木刻版画去学习，郑振铎先生所编的这部《中国版画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份最丰富的参考资料。
　　郑先生蒐集整理我国珍本图籍和保护文物的成就，本是多方面的。
　　但我一向是喜爱版画艺术的，觉得仅是从这一方面来说，对于这位突然离我们而去的文化功臣，也实在不胜悼惜之至！
　　1958年11月于香港
　　香港《文艺世纪》第十九期1958年12月悼念达夫先生遇害十五周年
　　时间真是过得快，郁达夫先生在南洋印尼的失踪，不知不觉到现在已经整整有十五个年头了。就在这里用了“失踪”两字，是希望他的情形莫是如此，那么，早迟有一天，他仍有可能会回到我们中间的。可是，悠长的十五年已经过去了，什么蛛丝马迹也没有，看来我们已经无法不承认一个痛心的事实：郁达夫先生早已遇害了，早已在万恶无情的日本特务手中遇害了！
　　达夫先生失踪的日期，据南洋方面友人所发表的记载（他们都是直接从当时同他在一起的那印尼华侨那里获得资料的），是1945 年8 月21日晚间九时左右，地点是在印尼的巴雅光务，给一个当地人从家中叫出来讲话，从此就一去不复返了。据李冰人先生所编的《郁达夫集外集》（南洋热带出版社出版）中所收的署名“佚名”的《郁达夫先生遇害前后》一文，当时经过情形是这样的：郁达夫先生是在1945 年8 月21 日晚九时左右，由一位印尼便衣特务，自其住家招唤出门外，说日本宪兵要找他谈话而失踪的。当时本来郁先生在其宅内与几位友人拟结束华侨农场之账目（原来郁先生要巴雅光务华侨组织农场之用意，是要使华侨免被日人招去，义务建筑由巴东通至北干峇鲁之铁路及当苦役）。在郁先生想，时局已转变，因此“士都朱”之农场再不需要。岂知正在理算中，竟为该特务一唤而不复返，当时实在出人意料之外。由于清理账目是在郁先生的家，所以他只穿了一身睡衣及一双木屐而已。郁先生在门外与该印尼人略谈几句话后，复入宅内对友人们说：“你们可先行处理一下，我有点事，不久就回来。”说后，衣服也不换就跟那来人走。由此可知，不但一班友人不会想到他会一去不回头，就是他自己也不曾想到有什么危险性。……自郁先生去后，友人们一直在他家中处理到夜深仍不见郁先生回来，就此结束各自回家（由于郁先生常常深夜不回家也是常事，所以朋友还未预料到有什么意外发生）。直到翌晨，听说他的夫人生产，友人到家后，才知郁先生昨晚一去不返，至此才各人到处去找寻，查问。可是消息杳然，一月复一月，直至日本人全部由巴雅光务撤退后，大家这才知道郁达夫先生遇难了。……
　　就这样，达夫先生就不明不白地“失踪”了。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此后几天内，这好消息当然也传遍印尼各地，不料达夫先生就在这“真空时期”遭了敌人的毒手。想到他在整个战争期间能逃过敌人搜索和追捕，不料在战争结束后竟失踪遇害，想起来实在令人特别心痛。达夫先生遇害的经过，虽然不明，可是据巴雅光务的华侨友人推测，他当时虽然久已化名“赵廉”，但是由于他精通日语，
　　风度举止和谈吐间所流露的一切又与一个曾在日本经商的普通中国人不
　　同，日本人自然早已疑心他隐蔽了真正的身份，加之当地华侨之中也有人知道他是谁，日本人自然不会不知道他的身份。有一时期，由于他精通日语的关系，曾被迫到日本宪兵部去充当翻译，不免知道了一些日本宪兵队的内幕，所以要在停战后的混乱之际杀了他灭口。
　　我想，这还不过是一部分的动机。日本军阀的爪牙不肯放过达夫先生，正如不肯放过当时每一个富于爱国思想的文化人一样。他们直到投降时才下手，不过是一直想利用他，是早已预定好的计划而已。达夫先生在印尼的爱人，事后曾透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我们更不难看出这里面的蛛丝马迹了：
　　在日本宣告投降后的第二天晚上，一位日本军曹到郁先生家里喝酒，至酒半醉，那位军曹对郁先生说，日人从东北找郁先生找到华南，又从华南找到南洋，直到今天才知道郁先生已改名赵廉隐居巴雅光务。军曹当时请郁先生不要怕。他不是一位日本人，他原籍是中国的东北人，他要郁先生直认他就是郁达夫，并要求郁先生证明他的确是一位中国人。
　　事后，郁先生的确曾谈出他的原来身份，结果不到一星期之时间，郁先生就告失踪了。
　　达夫先生遇害后，十五年来，他的遗骸葬在那里，始终未曾发现，这是想起来更加令人痛心的事。三四年前，印尼方面曾传出在绵兰附近的马打山中发现了有一座墓碑上写作“赵×廉”的孤坟，认为可能就是达夫先生的埋骨处，可是南洋方面熟悉当时情形的人却认为不大可靠，一是马打山距离达夫先生失踪的巴雅光务有千里之遥，二是马打山发现这座孤坟的真相究竟如何，也无人确知其事，而且即使墓碑上是“赵×廉”，未必就是“赵廉”。
　　我为了打听这个消息，曾向南洋的朋友们询问，承他们寄来了一份新加坡出的《生活报》（第二七三号，未注明出版日期），其上载有棉兰记者亲到马打山中查访这座孤坟的情形，可是却说这消息的最初来源是传自国内的报纸，但是国内报纸从未提起过这件事情。因此我们极希望这发现是可靠的，但是目前对这事仍只好暂时存疑了。
　　在达夫先生遇难十五周年之际，摭拾手边已有的资料，匆匆地写了这篇短文，以作悼念。这可说是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这件最令人痛心的事情所能知道的“真相”了。十五年前达夫先生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去，可说是我国文坛最大的损失。关于先生在我国新文艺运动中的成就，不在本文叙述范围之内，这里不再提及了。
　　（本文所根据的资料，是承友人温梓川先生自南洋寄赠的，特此志谢。）
　　香港《文汇报》1966年9月26日睹物思人
　　打开书橱，取出了一本英文小书，里面夹有一张纸条，纸质已经变黄微有霉斑了，上面有这样几行字：芃如兄托转赠先生外版书一册，据说颇珍贵，愚见认为不见得，请明眼人看看。玉。
　　“玉”就是黄永玉，是个大孩子，这几行字和口气，就十足表示了他的调皮性格。但我非常喜欢他的木刻，同他很要好。这时我还不认识芃如，他大致知道我和永玉很熟，就托他送上了这本书。
　　这是一本英文小书，是将英国十八世纪一个作家所写的《书信大全》一类的小册子加以重印的。芃如说它很珍贵，这倒是实在的，因为这是英国有名的“金鸡出版部”所出版，是仅印了五百册的限定版。这一册的编号是一二六。全书虽然页数不多，纸张，字体，排印和装帧却十分精致，书内还附有木刻饰画和插图。1948 年出版。
　　永玉的字条上没有写日期，但这必然是1949 年以后，1950 年以前的事情，这时他还留在这里，不曾北上。我和芃如相识，就是在这时候，凭了这本书作媒介，由他介绍的。
　　一转眼间已经十多年了。自从认识了以后，这十多年以来，我同芃如就经常见面。只有这一两年，他忙着英文《东方月刊》的编撰工作，见面的机会少了一点。可是每月收到邮寄来的刊物，读着他用英文写的《东方日记》，隽永轻松，心里总是又高兴又钦佩，知道他已经跨上了一条前程未可限量的大道了。
　　谁也没有料到，在7 月19 日那天晚上，他才离开了香港两小时，所乘的飞机就已经在曼谷山边出了事情。因此在我们还在谈笑之际，就已经是他离开我们之时。造化弄人，一至于此！等到我第二天上午读到电讯，早已什么都迟了。
　　我想，痛惜失去了一个朋友的人，决不只我一个。别人的情形我不知道，至于我自己，在这深夜的灯下，展开了他当年送给我的这本小书，他的那种诚恳谦冲的态度，和悦目自然的笑容，又呈现在我的眼前。可是，我明白我已经失去了他，我们永不会再有机会在一起了，我只好忍住老泪，郑重地将这本书放回书橱里。
　　1962年8月6日深夜
　　香港《文汇报》1962年8月8日逝者如斯夫
　　——纪念芃如逝世的一周年
　　昨天下午下雨下得正大的时候，十几个朋友从香港一起乘船渡海到九龙城去，我坐在近船舷的椅上，望着雨点洒在海上，漾起了一圈一圈的圆晕，水流沿着前进的船身急速地向后退去，不觉想起了孔夫子在川上所说的那句话，心中顿有一点无常之感，因为昨天是芃如逝世的一周年纪念日，我们正在渡海到他的安息之所去表示朋友间的一点难忘的忆念。
　　在这一年中，大家在心上仍在不时想起他。因此他虽然去了，仍活在许多人的心上。逝者如斯夫，虽然像流水一样的一去不复返，但是那一瞬间的存在却是永恒的一环，永恒的继续，令人在无常之中悟出生命不灭的奥妙，因为流水乃是不停地从我们面前流过去，并不曾断绝。
　　梅特林克在他的名作《青鸟》里说得好，死者是活在活人的心上的，因此在冥间沉睡的老祖母，只要儿孙们一想起她的时候，她就打一个呵欠睁开了眼睛。我觉得像芃如这样有用有为的人，他不仅活在我们的心上，更活在他自己的工作上。最近，因了他的突然去世而停刊了一年之久的英文《东方月刊》（“Eastern Horizon”），终于复刊了，7 月号已经出版。这是芃如生前耗费了不少心血，同时也是他最称心的一件工作。去年由于他的去世而不得不宣布暂时停刊时，许多人的心上都感到双重的打击。现在能在他去世一周年纪念的时候正式复刊，而且这工作是由他一定会同意的能干朋友所承继，这不仅对他是一种最大的安慰，同时也是最好的纪念。因为可以使他重活在他的工作上。
　　霭理斯曾用古希腊的火炬竞走来譬喻知识分子在人生的旅程上所担
　　负的任务。他说我们乃是光明使者——在一个短时间内，如我们愿意，我们可以用了光明去照耀我们路程周围的黑暗，正如古代火炬竞走一样，我们手执火炬，沿着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要有人从后面来，追上我们，我们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样的将那光明固定的火炬递在他的手上，我们自己就隐没到黑暗里去。
　　芃如已经成功地交递了他手中的火炬，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他的工作却得由接班人继续下去。
　　逝者如斯夫？逝而不逝，往者未往，他仍活在我们的心上，他仍活在他自己的工作上。
　　香港《新晚报》1963年7月20日悼诗人柯仲平
　　最近我在西安住了四天。
　　这次到西安去，我是怀着极度的兴奋心情去的。看一看我们历史上这个有名的古都文化遗迹，以及它近年又怎样成了一座新兴工业城市的新面貌，正是我这几年孕蓄已久的愿望之一。这一次居然能实现了这愿望，这令我怎能不高兴？更令我高兴的是，到了北京以后，朋友们知道我还要到西安去，便告诉我在西安可以见到两个老朋友，一个是郑伯奇，一个便是柯仲平。这一来，我自然更为兴奋了。
　　离开北京之前，我就分别先写了两封信给他们，说我在几天之后就可以到西安来，希望大家能有机会见一见面。我固然不致希望在西安车站上就可以见到他们，但是相信到了旅馆以后，一定就可以很容易打听到他们的消息，说不定他们也早已在打听我的消息了。
　　他们两人在西安是负责文联和作协工作的。10 月6 日到了西安，时间已经是午夜了，在旅馆里赶紧托人打电话到文联去联络，问了一下，说是时间太晚，工作人员都下了班，无法答复，请明早再来电话罢。
　　第二天早上，我再打电话去，对方要了我的电话和房间号数，说是联系上了就给我来电话。这样一直等到中午，仍没有消息。我开始有点不耐了，就去问清楚了文联的地址，准备自己在饭后去找。就是在这时候，接待人员给我送来了答复，说是问清楚了，两个人都不在西安。郑伯奇到别处去了，柯仲平因为身体不好，正在休养。两个人都不在西安，而且在最近都不会回来。
　　我在西安只有四天时间的停留，自然无法见到他们了。这一来，不免很失望，但是也无法可想。临走时，给他们每人留下了一本书和一封信，希望下一次能有机会与他们相见。
　　本来，两人之中，我尤其渴望能与柯仲平一见。虽然与郑伯奇暌别也有二十多年了，但在抗战前夕，我们还在上海经常相见。可是同柯仲平，自从1927 年离开创造社出版部后，大家风流云散，就一直不曾再见过面。一霎就快四十年了，当时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现在头发都白了，人生几何，我这么想见一见他是有理由的。
　　前几年，曾从《人民画报》上见到有关他的图片，是同一群年轻人在一起拍的，说明上称他为老诗人。知道他虽然老了，却不曾改行。这次在西安同当地的文化工作人员谈起他，他们都称他为“柯老”，知道他更受到年轻一辈的敬重了。可是在我的记忆中，他仍是那么一个身材高大，头发蓬松，豪放不羁的年轻诗人。我最记得我同他一同被关在上海淞沪警察厅监狱中时，有一个同狱的流氓想欺负我，他假装同那个流氓打招呼，走过来同他握了一下手，那个流氓的态度立刻改变了。我当然有点诧异，后来悄悄地问他何故会如此，他笑着说：“我同他握手，运了一点内劲，他当然知道老子的厉害了！”
　　在我的记忆中，他一直就是这么一个充满了活力和热情的年轻诗人。我这次就一直在想，虽然大家的头发都白了，但是见了面讲一讲四十年前这样的旧事，彼此相抱着大笑一下，那将是多么痛快的事。这正是我这次经过西安时渴望能与他见面的原因。可是既然机会不凑巧，我也只好暂时将这意念放在一边，将希望留在下一次，就这么离开了西安。
　　我是在10 月9 日离开西安的，一路经过洛阳、郑州、武汉回到了广州，心里还想着回到香港后慢慢的再写封信给他，没有想到打开21 日的报纸，竟发现了他的噩耗，这真是比突然听到了一个晴天霹雳给我的打击更大！
　　有那么多满腔要说的话，有那么多要叙的旧情；年轻时代的朋友能在年老时候又无恙相逢，这该是人生多么难得的一种际遇。这一次本来是希望能在西安享受一下这种情趣的，既然不凑巧，惟有希望下一次能有机会与他相见，万万想不到在飞离开西安十多天后，他就病势转剧，离开人世了。
　　这一来，割断了我的希望，割断了我们再见面的机会，我要想叙一叙四十年朋友旧情的愿望，已经成了一个永不能兑现的愿望了！这遭遇不仅太煞风景，而且也太令人心痛！
　　我同柯仲平相识，是1926 年间的事，他从北京南下，到上海参加了创造社出版部工作，成了我们的同事，成了有名的“小伙计”之一。他担任的是邮售部的工作。就在这年8 月间，出版部被封，我同他一同被捕入狱。第一夜被挤到睡在尿桶旁边，后来正是靠了他的魁梧健强的体魄，我们才在狱中不再受人期负和敲诈。
　　他一向是写诗的，有一部长诗《海夜歌声》，就是我们当年出版的《幻洲文艺丛书》之一，我记得里面还附有他当时的爱人丁月秋所画的插画。这部诗集只怕现在已不容易找得到了。
　　自从1927 年分手后，就一直很少知道他的消息，只知道他后来曾在西安任教多年。这次在北京知道他在西安，我又恰好要上西安去，满以为可以有机会见到他，我当时多么高兴。不料竟不曾如愿，这已经够令我不高兴了，但还将希望寄托在下一次，料不到行装甫卸就得到了他的噩耗，满腔要叙旧的热忱，现在只能藉了这一篇迁延多天才有勇气执笔的文字来倾诉，这真是从何说起。老年丧友，而且是失之交臂，这怕是令人最不愉快的人生遭遇了。
　　1964 年11 月在香港。
　　香港《文汇报》1964年11月11日死得瞑目的望舒
　　在《中国学生周报》上一连读了两篇纪念望舒的文章，在《下午茶座》上也读到了一篇，听说台湾还有人写了一篇，我未读到。读了这些文章，才知道今年已是他去世的十五周年。我怎么不曾记得这事？时间真是过得太快了！
　　这里还有人记得望舒，无论是哪一方面的，无论在文章里是讲他什么的，都使我读了感动。在这里，我们是共同度过了那“苦难的岁月”
　　的。他虽然已经躺在地下十五年了，我相信那些记忆一定仍铭刻在他的骨骼上。
　　去年秋天，我在离港北上之际，心里也曾想到，这一次到北京，一定要抽暇到他的墓上去看一看。可是到了北京以后，在那一派欢乐的气氛之中，说老实话，没有时间，也不易唤起那一份心情再去做这样的事，只好又放过了一次机会。
　　记得1957 年去的时候也是如此。当时虽然曾向几个朋友说出了这愿望，他是葬在八宝山烈士公墓的，大家说去一次几乎要费一天的时间，我哪里能腾得出一整天的时间呢？安排了几次，也终于没有去得成。
　　后来路过上海，见到蛰存，我将这情形讲给他听，他送了我一张照片，是在望舒墓上拍的，墓碑简单朴素，题着“诗人戴望舒之墓”几个字。从那笔迹看来，我认得出是茅盾先生的手笔。
　　就这样，我至今还不曾去上过望舒的坟。倏忽之间已过了十五年了，套一句老话说：故人的墓上想必墓木已拱了。
　　望舒的一生，正像我们这一辈知识分子的一生一样，是“生不逢辰”
　　的。但他的死，却“死得其所”。在他苦难多挫折的一生之中，这该是唯一能令他瞑目的事。他的生命如果不被病魔夺去，在这十多年中，以他的外国语文造诣，以他对于通俗小说戏曲兴趣之浓，当然有机会好好的做一番工作的。可惜天不假年，以致不能为我们文坛多作出一点贡献。
　　但他到底能幸福的看到了新中国的诞生，而且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所以我说他是死得瞑目的。
　　他的遗著，已经有专人在负责整理；几个女儿，也由国家在负责教养。大女儿咏素，已经长大成人，是学舞蹈的，近年在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工作。前次去看空军文工团演出的《江姐》，我还特地去打听了一下，以为她会在这一团工作，后来才知道是在别的一团。
　　接班人已经长成了，“苦难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望舒有知，还有什么会不满足的呢？
　　1965年我父亲的藏书
　　叶中娴
　　父亲热爱写作的态度，一直是我所敬佩的。他虽然视力有毛病，健康亦欠佳，但还是如常的要上班，《星座》版①似乎与他有点分不开。不过，终于他的意志熬不过疾病，父亲在1975 年11 月23 日病逝。
　　父亲的逝世，的确令大家悲伤了好一段日子，就算是家中的小狗，也感觉得到主人是一去不返了。经过了这许多年，自己才由脆弱中慢慢站起，学生时代已转变为投身社会的阶段去了。翻翻回忆，北角新闻大厦是段熟悉的路途，还有那一辆经常等父亲下班的“的士”，偶尔去宵一顿夜，回家已接近天亮，明天我大清早却是要上学，父亲一直为此抱① 《星座》是香港《星岛日报》的副刊。
　　歉，而我却是更加抱歉，因为我只能扶持着他步行，而不能替代他编写，更不能替代他画画。他的晚年虽然儿孙满堂，可是我知道他并不太快乐，因为他看不见，捧着心爱的书本眼睛不能看。长伴着父亲的有几本他心爱的毕卡索画册、比雅兹莱木刻本，及一支他摇了将近有三十年的“派克”墨水笔，生于写作而安于写作。未能长伴他而留下的就是那万多册的书本。
　　那年我在丽的电视编剧班修业，由姚克教授执教——他与父亲是多年知交。当他获悉父亲留下了一批藏书，而我们大家正不知怎样处理这批书籍时，他即与美国西雅图图书馆联络，对方以高价收购这批藏书，不过，我们连“考虑”的答复也没有给，一口表示“卖”是不卖的了！
　　跟着加拿大方面又有来函表示想收购，特别的是法国：有关方面单独出价二十多万元收购父亲一本名为《新安县志》的绝版书。但我们始终坚定了原则，认为那批书是父亲的心血，无论如何不会以利益为条件，只想那批书能有机会留给更多的人读到。于是为了原则，一拖就是几年，书籍被尘封得更需急切整理，同时那部《新安县志》原来中国政府也希望将它收购回，以便研究广东省及香港一带历史。于是这一次我们毫不犹豫，《新安县志》立即经过香港新华社，送返内地的有关部门收藏。①因为蛀虫的日益侵蚀，我们在年前决定将藏书尽快赠出，理想地方计有香港大会堂图书馆、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最后我们是选择了香港中文大学，因为“中大”近年正在不断扩大中，学生人数每年都有增加，发展中的计划包括收购书籍，以提供更多的参考资料给学生；而大会堂图书馆及“港大”图书馆，因为年资的关系，已经有相当丰富的收藏基础，所以我们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可能是尘封太久的关系，中文大学动员了所有图书管理人员，由搬运到修补整理，花了一年的时间才全部弄妥那批藏书。在11 月6 日，“中大”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赠书仪式，由母亲代表接受了一个纪念木楯.我们看到眼前簇新的书本，大家由衷地认为我们所坚守的“原则”是正确的。
　　现存于中文大学图书馆内的书籍，也就是父亲以前用作主编《星座》版的资料，其中史地、文艺、美术、天文、医理均有，可说范围甚广，也相当有趣味性。我这刻能在《星座》版写出一篇回忆的小记，心中倒有无限的感想和喜悦。
　　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复刊号1980年1月9日
　　●选编后记
　　小思
　　我从没想过，会先为叶灵凤编出一本书话，而不是先写他与香港一段连绵三十多年的依存因缘。
　　叶灵凤是著名小说家，更是个知名的藏书家，无论来港前或来港后，买书藏书读书，已成为他生命重要的元素。在平静的日子里如是，在烽火漫天、朝不保夕、不易为人理解的三年零八个月，香港陷入日寇之手的困境中更如是。他引了宋人所说的一段话以明志：① 责编按：据知，这部书是送给了广州的中山图书馆。
　　饥以当食，寒以当衣，孤寂以当朋友，幽忧以当金石琴瑟。①曹聚仁说他是个“杂览”的人。②正因杂览故能博，无论中外古今文学、艺术、民俗、风土……都尽经眼底。这些特点，本不是叶氏所专有，但长久以来，叶灵凤的个性与早年在文坛的种种遭遇，使这藏书家对书有一种“借势”的癖好。“借势”一词，是我生造出来的。在《书淫艳异录》的“小引”中，他用引号标引了以下一段话：五十无闻，河清难俟，书种文种，存此萌芽。当今天翻天覆地之时，实有秦火胡灰之厄。语同梦呓，痴类书魔，贤者悯其癖好而纠其缪误，不亦可乎。
　　可见藏书读书之癖，既属天生性情，也因际此“翻天覆地之时”、“秦火胡灰之厄”，于是又多加一重“借势”的意义。
　　以叶灵凤的文采风流，到香港定居以后，不再写早年闻名的浪漫现代小说，而只写随笔小品书话，可能有人认为十分可惜。但通读他一生著述，就自然对他中晚年所写小品类作品，有更高评价。姜德明认为他的这些小品，“从艺术上看，可以说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②，果是确评。能到此地步，也事出有因。叶氏曾说：藏书家不难得，难得的是藏而能读。藏书而又能读书，则自然将心爱的书当作自己的性命，甚至或重视得超过自己的性命。③藏书读书对他来说，既然那么“性命攸关”，那么对于能写的他，写书话，可以看成他与书的生死契约。正因有了这契约，他的书话随笔严守两个条件：其一是：“自己不喜欢的书不读”，其二是：“将自己读过了觉得喜欢的书介绍出来，是应该将这本书的作者，他的生平和一点有趣的小故事，融合着这本书本身来一起谈谈的”。①如此一来，他通过书话，又跨越时空与另一个作者的生命联系起来。生命的丰足——在书世界中的丰足，以他的才情，自可走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我说没想过会先编出他的书话集，是因为我很早就想写一篇《叶灵凤在香港》。可是，在蒐集资料过程中，发现叶灵凤在香港三十多年，除了在三十年代末期较为活跃外，愈往后期，就愈低调。五六十年代，他主编《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写报上专栏，成为他较显明的“活动”，此外，正如丝韦说：“他把自己关在家里，也就是关在书里”，②要写他，我必须通过他的作品去找寻线索。他读书博杂，涉及的范围又广，又加上他尽管写自己喜欢的书，但却“很少论断”，“自己的意见更少”。③一个作家在作品中，尽量隐没自我色彩，只多谈中外古今之书，作为研究者的我，学养所限，就会遇上许多解不开的结，那只好搁笔不写了。去年，姜德明先生来信，嘱我编① 白门秋生《书淫艳异录·小引》，见《大众周报》1 卷1 期，1943 年4 月3 日，页8—9.② 曹聚仁《杂览》，见《文汇报》，1962 年4 月17 日，页6.① 白门秋生《书淫艳异录·小引》，见《大众周报》1 卷1 期，1943 年4 月3 日，页8—9.② 姜德明《叶灵凤的散文》，见丝韦编《叶灵凤卷》，1995 年6 月，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页309—314.① 《文艺随笔后记》，见《新晚报》，1963 年11 月19 日，页6.② 丝韦《叶灵凤的后半生》，见丝韦编《叶灵凤卷》，1995 年6 月，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页346—352.③ 《文艺随笔后记》，见《新晚报》，1963 年11 月19 日，页6.一本《叶灵凤书话》。我应命后，为了不重复《读书随笔》（一—三集，三联书店1988年1月版）、《叶灵凤卷》（香港三联书店1995年6月版）等书所收作品，做了大量核对翻检功夫。由于高贞白先生曾告诉我：《星座》之中，许多笔名是叶氏与他共用的。这个说法，增加了我对许多文章鉴别的困难。最重要的是，叶灵凤在几十年内，把自己喜欢的作家、书刊、画册……
　　写了又写，骤眼看来，重复的题材甚多；但细加核对后，发现篇篇都稍有不同。这些“稍有不同”的地方，正是他对某书，先后一读再读后，观念心情有些改变的表现。所谓“自己的意见更少”，恐怕只是“虚晃一招”而已，善读者自当能在他所喜、所截取的文字中，见其深意。
　　叶灵凤1938 年到香港，到他1975 年逝世，一晃就是三十七年。三十多年来，叶灵凤与香港形成似疏还密、似离还近的关系。这一南来孤雁，每逢春意盎然的时候，都难免“能不忆江南”，可是时也命也令他长居香港。在漫长的三十多年间，他一定思索过香港这个孤悬海隅、被外国人割切出祖国版图之外的小岛的身世，也一定会考虑过自己与它的依存关系……
　　在一个历史感十分薄弱的殖民地，叶灵凤很早就相当敏感地注视“史”的追寻的重要性了。他喜欢的藏书中，有关香港史地的中外书籍分量不少，当然包括了为人津津乐道的珍本清嘉庆版的《新安县志》。1947 年，他在《星岛日报》创办了《香港史地》周刊，强调：香港在种种方面都是一个值得研究充满兴趣的地方，不论你所注意的是国际问题也好，中英关系也好，历史考古也好，甚至草木虫鱼也好，香港这地方都可以提供丰富的资料不使你失望。写书话时，他实践了这种想法。而如此细意的历史叮咛，正充分表现了他把自己生活所在——香港与祖国，作出了血缘不可分隔的论断的有力印证。每读到他写江南风貌的小品时，我总感到他有隐隐一缕落寞之情。但写关乎香港史地的书话，他常淡然、理智地处理编排许多史料，于剪裁取舍之间，自然透射出他对这个小岛身世的冷静追寻。叶灵凤谈香港文学的许多文章，其涉及的作品、书刊，多为他常接近的文化圈中人所写、所编，这足反映他与文会友的情况。其中提及的《好望角》、《风雨艺林》，是当年香港年轻一辈新文艺爱好者出版的同人刊物，鲜为文艺界长辈关注。我遍阅当年报刊，也只有叶灵凤在专栏中评介，尽管文艺观不同，但仍见鼓励之意。
　　“雾豹文章何落落，蠹鱼箱箧自休休”②。读着叶灵凤的书话，仿佛听见他独坐北窗下翻阅藏书的心声：
　　一个喜欢书、喜欢读书的人，能够将自己向往已久的一本著作，摊在面前精心细读，或随手翻阅，都是最难忘的一种享受。这种享受，时常令我在忙碌之中获得片刻喘息的调剂，给予我面对人生的新的勇气。①可是，自二十年代创造社的中坚分子，《戈壁》、《现代小说》、《幻洲》的编者，著名的小说家种种身分走过来的叶灵凤，经历无限风雨之后，在香港，似乎已找到一个“安身”之所，究竟他还遇上什么困厄，需要“新① 《香港史地·发刊词》，见《星岛日报》，1947 年6 月5 日，《香港史地》第1 期，页4.② 陈君葆《寿叶灵凤六十》，见《水云楼诗草》，1994 年8 月，广东旅游出① 《北窗读书录·校后记》，见《北窗读书录》，香港上海书局，1970 年12 月再版，页169—171.的勇气”去面对？是否心灵上仍有一个不为人理解的郁结？从他的文章里，简直无迹可寻；这正是我没法子写成《叶灵凤在香港》的主要原因。谢谢姜德明先生给了我编这本书的机会，总算对自己要“写叶灵凤”的心意，有了一半交代。
　　最后，我仍想借叶灵凤的老朋友陈君葆在叶氏去世前一年写的《贺叶林丰六十九寿辰》一诗，作为本文的结语——因为它大概可以成为这个“外道”②文化人的一生写照：
　　一生岁月几知非，笑疾谁从问陆机。
　　六十九年遽伯玉，圣人门户见马稀。1997 年7 月于香港② 曹聚仁《杂览》，见《文汇报》，1962 年4 月17 日，页6.文中说：“杂览的主要点，乃在‘外道’、‘旁门左道’，而不是沿袭正统派的思想的。”
　　③ 陈君葆《贺叶林丰六十九寿辰》，见《水云楼诗草》，1994 年8 月，广东旅游出版社，页476—477.叶林丰是叶灵凤的笔名之一。他原名叶韫璞，笔名还有叶林非、亚灵、昙华、霜崖、佐木华、秋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