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书话》 上 姜德明 主编 李子云 林缦
|
夏衍书话
主编 姜德明
李子云 林缦 选编
北京出版社 1998年版
●《胡从经书话》
胡从经尝言：“自己大半生也确乎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念书、编书、教书、藏书、写书，一个‘书’字足以道尽我人生旅途的跋涉、苦辛与追求。”
观其书、知其人、读其书话者，谓此为其肺腑之言。爱书者方能娓娓话书，鲜有视书如敝屣者能成为书话家。
爱书成癖，猎书类痴，藏书似狂，赏书如醉，庶几可以形容胡氏于书之痴迷狂谵，恰如宋代诗人尤袤所云：“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愤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也许正要有这股子傻劲的书呆子，方写得出如此挥洒自如、文情并茂的书话罢。
胡氏书话追慕前贤遗风，以“既有学术性的论辩，又有絮语式的抒情”为圭臬，经三十年的镕铸锻冶，已形成自己的风格。集内“大涛微沤”、“书海文漪”、“译林折枝”、“刊丛撷华”、“学苑识小”、“稗海衔微”、“童心掇拾”、“书鱼絮语”诸辑，无不显示了作者博洽的学识与道婉的笔力，以及道说不尽的对书的缕缕深情。
（唐莹）
●《倪墨炎书话》
在倪墨炎的著作中，大概要算《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影响最著。
该书以资料扎实见长，无空泛议论；而以散文笔法出之，举重若轻，使人读来悠然有得。这种写法的成功，或得力于他经常写书话随笔。他的书话随笔，已出版五集。他所写的书、人、事，选材严谨，许多都鲜为人知而又颇有意思，人云亦云者很少。这只要打开本书目录，就可见一斑。善于掌握史料，严加考订，指正讹谬，也是倪氏这些作品的特长，请看其关于郁达夫退出左联、林语堂吊唁杨铨等篇，就可有所体悟。而在王实味平反前较高评价其前期文学活动，在争议中公然肯定陈铨《野玫瑰》的价值，较早提出对于沦陷区文学应有实事求是评价的见解，几乎是第一个撰文肯定张竞生的著述，等等，都使人感到作者研究精到而又卓有胆识。倪墨炎原是中国古典文学编辑，同时对中国现代文学又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积蕴深厚的多方面的素养，不仅表现在他对鲁迅旧诗的浅说和对鲁迅手书古代诗文的解读上，而且表现在他大量书话随笔的写作中。
（杨良志）
●《姜德明书话》
在姜德明先生的客厅里聊天，那简直是一种享受。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版本，你说吧！几几乎是每一位作家，关于他的成就，关于他的轶事，姜先生都会侃侃而谈——如数家珍；也常常是他谈着谈着，起身进了书房，一忽儿，不知几册有关的珍稀版本就捧在你的眼前了——变戏法儿似的！
继唐弢之后，姜德明也是一位热衷收藏新文学版本和撰写书话的作家。
他爱散文，似乎更爱书话。他认为写书话不讲版本，不谈史料掌故，不带着爱书的感情是不成的。书评不是书话，书话无法代替书评，这是他对书话的基本认识。因此，他的书话既包含一点考证和研究，又不单纯堆砌资料或作繁琐的校勘，更不作空泛的概念铺陈。他围绕着一书一事，由小见大，无所不谈，行文自如，情趣逸然，可以引发读者爱书藏书的意兴，得到丰富有趣的版本知识。他的书话以谈新文学书刊为主，亦涉及戏曲、美术、民俗等领域，显示出一个“杂”字，形成他书话的一大特色。
（杨良志）
●《陈原书话》
这部书的二校，我是请了位资深的高级语文教师来读的，她性情慈祥，办事认真。当退还我校样的时候，她说：这个老头儿（指本书作者）挺有意思的，我真想见见他……
不错，这部书平实，亲切，短文为主，说家常话，往往使人翻开一读就放不下，甚至生出和作者聊一聊的念头——哪怕你并非专好文学的读者。
陈原是多年从事革命工作的老同志，办文化，搞出版，致力语言学研究……经历丰富，著作等身。和他相坐交谈，在每个话题上都有说不完的内容，许多饱含着人生睿哲的真知灼见，在他舒淡的叙说中缓缓流出。
陈原说，他一生的文章，大多离不开讲书，讲人，讲自己这么三个“框框”。本书也正是如此。上编十数篇讲的是自己的“书缘”：得书，失书，焚书……一个读书人的苦辣酸甜尽在其中。中编五十几篇短文居多，作者那种融介绍、评点和抒情于一体的读书札记，小中见大，宏中探微，非“木鸡养到”的老手而不可为。下编之中记人的一组文章，娓娓道来的笔端蕴藉着深深的情愫，读来使人不禁怦然心动，并且于为人、于处世都多有领悟。
（杨良志）
●《叶灵凤书话》
“藏书家不难得，难得的是藏而能读。藏书而又能读书，则自然将心爱的书当作自己的性命，甚至或重视得超过自己的性命。”
这是叶灵凤与书的生死契约！
他能藏，能读，能写。
在居港三十多年期间，他收藏了过万册的中外古今书册，有关香港的书刊、西方的画册珍本和西方的文学书籍是他藏书的三个主要部分。他把自己“关在书里”，非常有计划地逐一翻过读过。大量喜欢的书都在他的笔下留下了记录……
他读书很杂，那就是说“多元化”，这在本书中可以反映出来：“香港史地”表现了他对香港的关怀，“书边散议”侧重的是中国文学，“域外书谈”则以西书为主，“看书趣味”流露出一位爱书人独到的体会，“版画论辑”多有深确之见，“怀人之什”让你读得不由得感慨唏嘘。
北窗下，他翻书细读，既有游子对江南之思，也有神驰古今之意。对乡邦文献，念兹在兹；对香港身世，细意叮咛。这本书话集，是一个离家三十多年的江南游子留下的殷殷情愫，也是一个终生与书相伴的书痴的生动写照。
（小思）
●《胡风书话》
一个家里从未有过书的农村孩子，十岁时进了学堂才知道有印刷精美的书刊，从此就迷上了它们，并以它们为自己的第二生命。他师事鲁迅先生，终身为文艺事业服务，为了写好书，编好书，出好书，历经艰难坎坷，付出了巨大的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而从不言悔。这就是我的父亲胡风先生。
作为一位有着自成体系的文艺理论的评论家、诗人和翻译家，他对不少文学作品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分析，本可以写下更多的有关书籍和作品的评述；只是，由于对文学事业的执着，他被推进了一场灾难中，正当年富力强文思泉涌之际，却被迫与社会生活隔绝了二十五年——也就是说，与他一生所钟情的文学和书籍隔绝了二十五年。在这二十五年中，他只能在几次运动间歇的短时间内读到心爱的鲁迅作品或是《红楼梦》，其他时间所能看到的就极有限，能写的就只有交代材料和思想汇报。因此，本书中各篇的写作年代绝大多数是在建国之前和他恢复自由之后。
至于在本书第四辑中的《编者、作者和读者》及《介绍十一则》、《介绍九则》等，那是十分独特的文字，这些从未收进集子的短文，一改作者理论文章的冷峻严肃，将给人以全新的感受。
愿本书能使读者理解作者对文学、对书籍的深情，进而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架起一座心灵沟通的桥梁！
（晓风）
●《曹聚仁书话》
三十年代初，作家曹聚仁先生即以“书话”为题在报刊上发表读书小品了。这是迄今为止，人们发现的最早使用“书话”一语的一位先行者。五十年代初，曹先生到了香港，到七十年代初病殁海外，他一直靠卖文为生，而写作最勤的还是随笔与书话。
曹聚仁的书话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这缘于他的国学修养，以及对文史哲的广泛涉猎。他读书主张杂览，行笔自然洒脱，不尚空论，因此在轻易和悠闲的笔墨中时见新意，不失学人品味。
本书编者曹雷是曹先生的爱女，活跃在上海话剧舞台的优秀演员，近年她已承担起整理父亲遗作的任务。为了编好本书，她专门赴香港搜集资料，收获良多，可以说本书所收作品全部是首次编集，并第一次与内地的广大读者见面，堪称一部新著。书中或论史谈文，或话版本源流，或道书坊沧桑、文坛掌故，莫不娓娓动听，率真直言。曹聚仁先生曾经说，他做学问和写作“一部分只是为我自己；我也明白，为‘己’部分弄清楚了，倒真的为‘人’，这是我经过了一番经历以后的觉悟”。这种诚恳的自白，说明了他对撰写随笔与书话的卓识和严肃精神，正是我们何以不能小视曹先生这些貌似不经意为之的小品的原因。切望读者予以明察，倘不以坊间流行的滥制版本待之则幸甚！
（姜德明）
●《夏衍书话》
没有一位写书的人是不爱书的。前辈作家夏衍亦不例外。他一生与书结缘，著译丰盈，几无一日不与书打交道。然而，他又有别于一般的爱书人，至少不是一位热心访书的藏书家，更无意研究版本的变迁。
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抗战以前和解放战争期间，夏公过着半地下的职业革命家的生活，居无定处，安全不保，何谈访书藏书。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珍惜他谈书的笔墨，特别看重他的这部书话集。
读夏公的书话，无论他在解剖自己的作品，或为他人题序作跋，都不难感受到他渊博的知识，敏锐的观察，以及他那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简练朴实的文风。他的书话没有空洞的说教，也没有矫饰和张扬，平淡中洋溢着智慧之光和革命之情。谈书话史，几乎每篇都讲述一段故事，描绘一个人的心灵，甚至捧托出一个风云变幻的伟大时代。这是他书话的精魂，也是别人代替不了的。
夏公永远是读者的知友。捧读他的书话，犹如与朋友平等地交换意见，让你自然而然地接近了他，认识了他。无论是想欣赏他的散文，还是想了解历史，研究现代文学，你都会从中得到极大的满足。
（姜德明）
●序言
姜德明
去秋“现代书话丛书”问世后，引起爱书人的广泛兴趣，评家多有，有人更誉为“中国书话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信哉斯言！这是知者之见，也是对所有参与这一丛书编辑出版工作人员的一大鼓励。
目前，凡得到书话丛书的读者，以及评家、写家们关于书话的特点各有理解，侧重点不一，这是很正常的，也是好事。因为只有在众说纷纭和各自的实践中，书话创作方能不断发展，日臻完美。我没有更新的看法，但愿在继续摸索中别有体味，并借鉴他人的长处。
从编辑这套丛书的开始，我便讲过作家一般是爱书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藏书或喜欢写书话，也可以说爱写书话的毕竟是少数。为此，我们选题中计划的人选极为有限。当然，像资深的书话作家曹聚仁、叶灵凤先生，当时由于操作过程中的一些技术性的原因而未能收入第一辑，这是很遗憾的。好在远见的出版家早就声明，一年后续出“现代书话丛书”第二辑。现在这一预想已经实现。曹、叶两家的书话不仅收入丛书，而且都是在海外亦未曾结集过的文章，这是曹雷、小思两位女士辛勤搜集的结果。曹雷为了搜集父亲的遗稿，甚至自费访港，这一行动令人感佩。这次除了尽量容纳前辈书话作家的作品外，为了反映近三十年来某些追随者热衷于写作书话的实际状况，亦吸收了晚辈三家，即胡从经、倪墨炎和笔者的作品。其中有新作，也有一部分从他们历年出版的书话集中选来。
写过书话的前辈和同辈作家，当然不限于两辑丛书中的这十几人，但因版权等各种条件的限制不能尽收求全，如茅盾、叶圣陶、俞平伯等先生的序跋集，李一氓的《一氓题跋》，冯亦代的《书人书事》，谢国桢的《明清笔记谈丛》等都是书话著作。好在这些书出版时间较近，似乎在书市上不难见到。
借此，我想再介绍几位喜欢书话的作家。
老作家赵景深先生除了专门从事古典戏曲文学外，尤爱文坛掌故和书话。1946 年他在《上海文化》中以《书呆温梦录》为题，发表了一组现代文学书话。最初他对于新文学书籍颇为热心搜集，后来才转向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研究。这次他写了《袖珍诗册》、《髭须》、《扬鞭集》、《鬼与人心》、《茵梦湖》、《狂飚社》、《徐志摩手迹》、《挂枝儿》、《诗经今译》等题，多则几百字，少则数十字，是典型的书话文字。他在文后赘言：“晦庵的书话极富于情趣，有好几篇都是很好的絮语散文，意态闲逸潇洒，书话本身就是文艺作品。我因为喜爱它们，便每天从《文汇报》上剪下来保存。”
看来赵先生这组文章是拟晦庵书话而作，也是对唐弢书话最早的一位鼓吹者。他又说：“我感谢晦庵，他让我把十几年前的爱侣，重新唤归来，让我俩再温了一番旧情。”遗憾的是赵先生此后未能续温旧梦，再写书话。
散文家何为亦爱藏书和书话，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联合晚报》的副刊《夕拾》上，开辟了《书海摭拾》的专栏，写了很多书话。这家报纸的总编辑是陈翰伯，《夕拾》的编者是冯亦代。此外，何为还化名在《文艺春秋副刊》小型杂志上连载了几篇书话。这从他1982 年出版的散文集《小树与大地》下辑所收的旧作中可见端倪，如《新月诗选》、《西班牙的黎明》、《伦敦杂记》等即是。他承认自己的作品近乎晦庵的书话，记叙与抒情兼而有之。
又说：“我是《书话》的热心读者，同时又是《书话》散文的拙劣临摹者。”
不久以前，他在致笔者的信中还以未能续写书话为憾。
林辰先生于1948 年7 月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一本《鲁迅事迹考》，此书对我有计划地搜集鲁迅及新文学资料大有启示。他写的虽属考证文字，却无枯燥之感，其中如《论非鲁迅所译》等应以书话视之。林先生收藏的新文学书刊颇丰，我常向他求教。
1945 年4 月，重庆中华书局出版了杨世骥的《文苑谈往》，这是谈近代文学版本和作家的一部书话集，他是继阿英之后搜集晚清民初资料最为勤奋，创见亦多的一位书话作者和研究家。他的书话有的千余字，有的上万字。
篇幅过长的失去了书话的特点，怕是与引录原文过繁，又想面面俱到有关，是否妥当，可以研究。
建国后从事新文学史料研究最有影响的是上海丁景唐先生。他关于鲁迅、瞿秋白、左联五烈士的研究论文，间或亦以书话的形式出之，绝大部分还是论文及资料长编。
已故瞿光熙先生，六十年代初在《新民晚报》上开辟了新文学书话的专栏，篇幅短小，一书一事，娓娓动人。1984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遗著《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正是当年他在报上连载的作品，实为一部书话集。我看也是受了唐弢书话的影响。
新时期以来，写书话的队伍不断扩大，海外人士亦有参加，这是令人可喜的。书话本是冷漠无闻的事业，或被认为副刊上的补白文章，更不为出版界所重；如今一下子热了起来，但愿这刮起来的不是炒作之风。书话的写作要靠甘于寂寞的人埋头资料，默默耕耘，来不得半点浮躁和虚夸。风光之后，最好顺其自然，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到头来还是要回到故纸堆中去有所寻觅有所发现，写点豆腐块似的补白文章。扬名与发财似与书话无关。
“现代书话丛书”的编辑工作至此告一段落，感谢合作者给予我的帮助和支持！如有不周之处，希望谅解。敬盼读者不吝指正。
●夏衍书话
1997年6月于北京
《赛金花》余谈
编者先生：
你出的题目太难了，本来就不敢写，今天看了高尔基的《论戏曲的创作方法》，使我更加不敢写了，那论文里面有下记的一段：残念的是在我们周围，下面所说一般的事情差不多已经成了习惯。就是，写了一两篇戏曲的年轻人，就将自己看作“此道的专家”，很快的在报纸上写文章，演讲，讲述自己的创作方法之类，有时候甚至还要写什么《戏曲理论》。……
高尔基很谦逊地说，“我自己不仅写过两篇、五篇，大致曾经写过二十篇拙劣的剧本”，但是他还并不以一个戏剧作家而是以一个“一般文学和剧场观客的立场”，对年轻的作家讲话。那么，很明白，编者先生，像我这样只写了一篇拙劣的剧本的人，对于您的“征文”，还能写些什么？
至于您所说的“作者对于女主人公的态度”，那是我在别一个机会已经犯过一次“不逊”了：“对同胞昂首怒目，对敌人屈膝蛇行的人物，从李鸿章、孙家鼐一直到求为一个洋大人的听差而不可得的魏邦贤止，固然同样的是作者要讽嘲的奴隶，就是以肉体博取敌人的欢心而苟延性命于乱世的女主人公，我也只当她是这些奴隶里面的一个。我想描画一幅以庚子事变为后景的奴隶群像，从赛金花到魏邦贤，都想安置在被写的焦点之内。我一点也不想将女主人公写成一个‘民族英雄’，而只想将她写成一个当时乃至现在中国习见的包藏着一切女性所通有的弱点的平凡的女性。我尽可能的真实地描写她的性格，希望写成她只是因为偶然的机缘而在这悲剧的时代里面串演了一个角色。不过，我不想掩饰对于这女主人公的同情，我同情她，因为在当时形形色色的奴隶里面，将她和那些能在庙堂上讲话的人们比较起来，她多少的还保留着一点人性！”
的确，这剧本的女主人公历来就被人描写做一个不值得同情的人物，一切赛金花的传记作者，都将她写成一个逾越常轨的淫娃荡妇，和“一泓祸水”，这差不多已经是“定论”了。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还相信我同情她的理由的正当。过去批评她的根据，不外是下列的三点：第一，责备她不替洪状元守寡，“主人”死后有了“不检”的行为；第二，责备她不该奇装异服，在京畿招摇过市；第三，责备她不该“夜事夷寝”，“秽乱宫禁”，伤害了华国的尊严。其实，第一第二两点，都是封建士大夫见解，到现在已经不值一笑；第三点她虽则有可咎的理由，可是在和她同一时代同一事件里面不去责备读书明理、执掌国柄的人物，而一味的要求一个市井妓女去维护民族的尊严，也不能不说是一桩可笑的举动。当时名小说家吴趼人的《赛金花传》和樊樊山的《前后彩云曲》里面，的确是“颇有贬辞”，可是对于这种不合理的“贬辞”，难道我们也有“祖述”的必要吗？
也许可以说，赛金花不是一个寻常女子，不仅在妓女里面，就是在清士大夫中间，也很少有她一般的见识，这决不是“誉辞”，从下面的一二片段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到。例如：詹垲著的《花史》里面，讲到庚子事变的时候，他说：文忠（李鸿章）与诸大臣惶迫无能为计，有谓傅（玉莲，即赛金花）能办此者，乃召至，许以厚酬，被以华服遣之，……瓦帅欣然曰：“诺”。即日宫禁肃清。文忠喜，酬金，不受，以所被华服饰赠之，亦弗受。无何，车驾回都。……
同时，有清一代名小说家李伯元在他的《南亭笔记》中，也有下述的一段：
苏（按指苏元春）下刑部狱，狱卒乃以杖毙沈荩（革命党人）之处居之，苏见地上血迹斑斓，大为骇异，询知其故，因以银三百两贿狱卒，使迁焉。其后狱卒以待苏元春之法待赛金花，金花毅然曰：“沈老爷我是认得的，为什么要怕他？”狱卒无如何也。夫赛金花一贱妓也，而其胆气竟高出久历戎行之大将，奇哉！
这一段事实在铁屑所编《中国大运动家沈荩》中也是一样：
狱卒牵苏元春入，元春不忍睹，请以三百金别易一室。狱卒又牵南妓赛金花入，赛同时因案被逮放也。赛叹曰：“沈公，英雄也。”遂自掬其碎肉，拌以灰土，埋之窗下。
再按刘半农所编《赛金花本事》“所述佥同”，（虽则将沈荩误作沈进），可知这并不是捏造的事实。那么，和那“久历戎行”的大将，中法战争中丧师辱国的苏元春比较一下，赛金花对于当时还是地下党的革命党有了如何的观感，单在这一小事里面也可以概见的了。
赛金花不是一个平常女子，所以我就借用了她的生平，来讽刺一下当时的庙堂人物，说同情，就在这么一点。
大热天，一时想不起要讲的话了。收到这封信，您也许要失望的，因为您所得知的并不是有意义的文，而只是没意思的信了。
匆匆即祝
编安
一九三六年九月
（原载《女子月刊》第四卷第九期）
《包身工》余话
在我写《包身工》的时候，曾经替我搜集了许多资料，和给了我许多便利的冯先生，托人带信给我，说有事情和我商量。我接到这信就连忙赶去，这样，我们就在她住的一间小小的过街楼上见面了。
叫她冯先生，就好像她已经上了年纪，其实她还是一个刚满二十岁的女孩子。本来她是沪西某大学的学生，因为经济关系，把学业丢了，现在日间在一家私立小学教书，晚间还在青年会办的工人补习夜校里担任功课。短小的身材，有一双善良的、微微上斜的眼睛，在别的娇生惯养的小姐们还拿看电影和写情书当做日常功课的年纪，她已经是一个坚定的、拿自己的劳力养活自己的职业战线上的斗士了。她将仅有的一把椅子让给了来客，自己拘谨地坐在床上，眼睛盯住了斜射在窗上的秋阳。
和她并坐着的还有一个补习夜校的学生，在东洋纱厂做工的杏弟。她也是《包身工》那篇文字的最努力的协力者的一个。她有工人阶级共有的率直和单纯，但是差不多不能使我相信，在她这种率直和单纯的背后，还潜藏着一种常人不能企及的应付临时事态的才干。她带着我和她十五岁的妹妹，怀着一点危惧的心情，去“视察”福临路东洋纱厂工房的时候，我们事先并不曾约好相互间的关系，但是一跨进她所熟识的那家带工头的后门，她就像早
已准备好了一般地指着她嫡亲的妹妹对那老板娘讲了：
“这是我的同乡，在二厂里做。（回头指着我说）这是她的‘爷叔’①，在水电公司办理的……”
她很坦然，她的妹妹也没有觉得意外的表情，倒反是被派作“爷叔”的我却掩饰不住有些窘态了。
“独自租房子不方便，她‘爷叔’的意思想在这一带找一个‘搭饭’的地方。”她继续说，回头对我望了一眼，表示着我也得对那老板娘敷衍几句。
她那种镇定，敏捷，周密，使我相信这完全是由于实际生活和工作的必要所锻炼出来的可宝贵的才干。但是现在，面对面地坐在一间狭窄的房间里面，她的那种丰富的创造能力，却又毫无形迹地溶消到最普通最平凡的率直和单纯的个性里面去了。
“轮着夜班？”我说。
她带笑地点了点头，拆开了方才捏在手里的一个报纸的包卷。
“上次你托我问的，只有十一份，许多人不肯讲。”
冯先生在旁边带笑地替她补充：
“她还垫了本呢，有许多是用‘粢米饭’②请了客才讲的。”
我想起了这是四个月前为着要知道更多的关于“包身工”的身世境遇而托她搜集的资料。当时在杂谈中随便地对她提出的希望，率直地说，到了四个月之后的今天，我早已经不再期待这请托的回答，而差不多已经是一件淡忘的事了，可是在她，还能在劳动、学习、工作的余暇，耐心地替我搜集了这些可贵的资料。望着写在水渍了的拍纸簿上的那些小学生的考卷一般工整的小楷，我骤然觉得好像做了一件什么对不住朋友的歹事一般地难受起来。
我一张张地翻看下去：
① 即叔叔。
② 糯米饭。
陈××，粗纱间，十七岁，泰州，（已做）一年三个月，（父亲）当兵，（包身钱）
不知，（作主）叔叔。
明××，粗纱间，十六岁，泰州，（已做）八个月，（父亲）种田，（包身钱）十元，（作主）父母，——此人流火（脚气）很厉害。
蔡××子，筒子间，十七岁，镇江，（已做）两年，（父亲）不知，从小做童养媳，（包身钱）不知，（作主）公公。
陈××，粗纱间，十五岁，扬州，（已做）一年半，（父亲）种田，已死，（包身钱）听说二十元，付十元领人，（作主）母亲。
杨××，钢丝车间，十八岁，泰州，（已做）一年十个月，（父亲）种田，木匠，（包身钱）无，（作主）父亲。
李××，清花间，十八岁，江北，（已做）一年多。（此人被拐来沪，其余同被拐者均已卖入妓院，她因貌丑卖绝与带工老板，身价不知。）陈××，粗纱间，十六岁，镇江，（已做）一年（父亲）已死，（包身钱）不知，（作主）跟人逃荒来沪。
……
我叹了口气说：“和我们预想的差不多完全一样。”
杏弟将上半身靠近一点，指着最后的两行说：“还有两个绍兴帮，待遇比江北帮好一点。”这两份是：寿××，粗纱间，十八岁，新昌，（已做）一年六个月，（父亲）在杭州做工，（包身钱）五十元，父亲作主。
李××，粗纱间，十七岁，盛元（嵊县之误），（已做）两年，（父亲）种田，（包身钱）每年付十五元，五年期满。
在《包身工》那篇简单的报告里面，我只叙述了泰州（江北）帮的住“公司房子”的一种，实际上包身工因为出身地域，包头大小，和服务厂家的不同，还有各种的分别，从大体讲，上海的包身工有江北帮和绍兴帮两大系统。
绍兴帮人数不多，很少有集中式的组织，待遇也不及江北帮的残酷。这一帮包身工的出身大多数是新昌、嵊县，间或也有萧山、上虞的成分。在包身形式上和上面这个例子一样，除出和江北帮一样地“一次包绝”之外，还有包做几年，每年付洋若干的方法，不过据我调查，能够有李××一般待遇的，还是很少，最普通的是“领人”当时付洋念元，一定要做满三年，“工作巴结”，才能在年底酌量的“找付”十块钱左右的“节赏”。不过绍兴帮因为人数不多，最大的包工头也只带这么三五十个工人，所以管理和待遇上也还保留着一点“家族制”，或者说是“徒弟制度”的残余。她们每天两饭一粥，中饭也像“外头工人”一样地自己带进厂去。当然，除出这一点尽少的——但是足够使江北帮羡慕的“恩惠”之外，其他一切的压迫和虐使，是完全没有两样的了。
我感谢了她的帮助，将这些纸片收拾起来，随便地问：“这次虹口的事情，在你们厂里有什么反响吗？”
杏弟和冯先生差不多同时地摇了摇头。杏弟抢着说：“这样的事，包身工是不会知道的，外头工人知道了，有哪个敢在里面讲？今年纱厂生意好，日夜地赶工还来不及，厂里定了‘新花样’，叫做“车间比赛’，车间和车间都有工作比赛，生活做得快，可以有奖赏。”
“奖赏什么？加工钱？”
“哪有这样好！生活巴结的车间给一张‘名誉奖状’，一个钱也不值。”
说着禁不住苦笑了。
“在补习班，为了报上登的这件事，倒引起了很大的关心。”冯先生递给我一张团得很皱的小报，继续着说：“大家都想知道，包身工这种制度，究竟是不是犯法？这消息看到了吗？”
四条有力的要求着回答的视线，集注在我的身上。
那是十月二十五日的《立报》，内容是一个读者寄给编者的一段报告：
××先生：
这里有一件事情，我想定是新闻记者所不会记录的，因为这事情既不有关风化，其主角儿又不薄具姿色，也许就只等于人们任意扑灭的一只小虫，能引起谁的注意呢？然而，事情是极其平凡，却也是极其惨痛。今天早晨没有事体，走进某法院去旁听，头一起案子问过以后，第二次提上来的是一个乡村打扮的姑娘，听了捕房律师报告，知道她以前是杨树浦一家纱厂的女工。被她包饭（即包身）的老板告了，说她五月八日离开杨树浦的时候，偷了他一副金耳环，两件衣服，在捕房调查时并没有得着什么证据，但因他将她告了，终于是由包打听在曹家渡将她捉来受审。
在推事数问数答的当中，知道她跑的原因是五月里眼睛被打肿了，厂方要她请假，包饭的老板娘却不答应。打是经常有的，每月作的钱交给老板，作得少了挨打；病了说是懒惰，也要挨打；而这次打却是因为老板要同她轧姘头，她不愿意。当她满口操着泰州话急遽而哽咽地苦诉着的时候，并出示两踝腐烂过的伤痕的遗迹。
全个法庭的人们目光都注射在老板的身上，推事也转过脸来问他，她是否就是他的“包身工”。他却嗫嚅地加以否认，可是他承认吃住都在他家里，作了的钱也承认归他。
他还异想天开，请了律师向她提起附带民诉，因为捕房律师在最后陈述的时候，已说到证据薄弱，那律师似不好意思说到赔偿的话，只是说：“她走了之后她父母问老板要人，纵然判决无罪，也要请对她的身体加以处分。”
判决是无罪，并且即行开释。先生：就只这样，她已受到这人世的欺负太够了。许多有着权势的人合起来欺负她一个，这是世界吗？上海是不知有几千几万这样的包身工。
更不知是暗地里排演了多少人世的惨剧。然而，人们却只注意着桃腮上的微笑，却不曾——也不愿去看挂在那些活尸眼角上的泪珠，更少有人想到二十四层的高楼底下还有四十八层的地狱。（下略）
白水
“这是你们厂里面的人吗？”我问杏弟。
她摇了摇头。冯先生说：“她们花了几天工夫也找不出这个人的所在，有人说是同兴的，但是去问了也没有人知道，可是这样的人多着呢！……我在上夜课的时候将这件事件告诉了她们，很多人对于律师的请求法庭‘处分她的身体’这一点发生了疑问，……”她用手指指出了报纸上的那一句话，声音渐渐地兴奋起来，“从今年起，报上说，不是买卖丫头也算是犯罪了吗？那么包身工……”
“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多得很，包身工生病或者被打坏了的时候，东洋人常常不准她们工作，没有工做，又不敢回去，能想法子逃走还算‘大本事’呢。”杏弟补充着说。
我知道了她们约我来商量的来意了，于是我问：“这问题我可以去请教熟识的律师，可是，即使这是‘犯法’的事，世界上成为‘公开之秘密’的犯罪不是多得很吗？”
“不！”杏弟很快地说，“要是真的是犯法，那我们可以一传十，十传百地告诉每一个包身工，她们要性命，吃不起苦的时候自会到巡捕房里去告的！”
“那不是跟报上编者先生所说的话一样吗？即使‘法庭判她无罪，当庭开释，恢复了她的自由，可是进一步想，她的前途不是只有黑暗没有光明么？’”
“那总比现在好啊，即使在街上讨饭，……她们饿着肚子或者害着病赶生活的时候，真的在羡慕讨饭的呢！”冯先生提醒她一般地说，多少带着一些讲堂里授课的姿势：“可是你跟她们说话要当心，要是带工老板知道了这是你教给她们的聪明，恐怕……”
“我不怕，顶多杨树浦不做，到沪西去做也可以。”说着，她也禁不住笑了，在她，好像沪西是另一个天地了。这种毫不计及自己利害的精神，深切地使我感到了惭愧。谁说世界上没有同情？真真的人和人的阶级感情就存在在这种连自己的衣食也照顾不到的人们的心里！
第二天下午，我在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和一位以道义和刚直著名的郑律师谈话。
我将“包身工”的情形概略地告诉了他，他词色间觉得有点惊奇。
“真有这样的事吗？”
“岂止有，多着呢，上海就有几千几万！”
“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他感叹地说，“假使她们的工作情形和生活状况和你所说的一样，那明白地是构成犯罪的！”从桌上取过一本袖珍的六法全书，指着其中的一条说：“除出包身制度根本不合法之外，这样的待遇工人，就构成‘妨害自由罪’的。瞧，刑法第二十六章第二百九十六条：“使．人为奴隶或使人居于类似奴隶之不自由地位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照你所报告的那种工房里的‘包身工’生活，简直是‘奴隶’生活，即使退一步讲，总也可以说是‘类似奴隶之不自由地位’吧。很明白，带工老板这样的奴役工人渔利是一种非法行为。”
“方才说包身制不合法，那么带工头到乡下去和包身工父母乃至家长们订立的包身契约可以‘自由废弃’吗？”我问。
“当然，这是无效的契约，民法总则第四章对于‘法律行为’的规定，明白地说：法律行为有背于善良风俗者无效；这儿所说的善良风俗，包括的范围很广，凡是人对人的凌虐酷使，都可以解释做‘有背于善良风俗．．．．．．．’，所以这种契约本身就没有法律根据，加上，带工头到乡下去，用欺诈性质的方法缔结契约，这一点也可以构成刑事上的犯罪，刑法第三十二章诈欺背信及重利罪项下第三百四十四条：“乘人急迫轻率或无经验．．．．．．．．．．，贷以金钱或其他物．．．．．．．．品．，而取得与原本显不相当之重利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一千元以下罚金．．．．．．．．。‘第三百四十四条．．．．．．．，以犯前条之罪为常业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三千元以下罚金．．．．．．．．．。’”
带工老板的重利，不能不说是“与原本显不相当”，加以他们以这种犯罪为常业，简直以两罪三罪并发的犯罪。
我可以诚实地告白，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了所谓法律的“功用”！可是这制定得很冠冕堂皇的法律，果真能够有效地保护那千万无告的奴隶吗？
我不能不进一步地追问了：
“那么，这种不合法的契约当然可以随意废弃的了？”
“不，那要当事人自己主张．．．．，民法总则第四章第七十四条规定了对于这种‘依当时情形显失公平’的契约，‘法院得因利害关系人之声请，撤销其．．．．．．．．．．．．．．．．法律行为．．．．，或减轻其给付。’这就是说：利害关系人不声请，法院是不管的。”
“既然这是一种‘有背于善良风俗’的社会现象，一种‘乘人急迫轻率或无经验’而用欺诈手段订结的契约，是一种‘使人居于类似奴隶之不自由地位的’犯罪，那么有维持社会秩序和保持人民之责的‘当局’和‘司法检事’，不是应该很快地检举这种不正和犯罪吗？——要那些在恶势力支配下的无知识无经验的可怜虫自己起来‘声请’，那不是实质上纵容犯罪吗？”
他沉吟了许久，慢慢地说：“照理是这样的事，社会局应该出来讲话的。”
“这样的事不违背工厂法吗？”我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工厂法主要的对象是劳资的纠纷，所以对于这种‘包身制度’还是要用普通刑法来处理的，不过，假使男女工人年纪在十四岁到十六岁之间，那么照工厂法‘童工’这项目之下，对于纱厂这种工作似乎是禁止的。”他又取出了一本很厚的书，“‘童工只准从事轻便工作’，‘有尘埃粉末或有毒．．．．．．．．气体散布场所之工作．．．．．．．．．’是列入禁例的。”
方才感到的对于法律的天真的想法，像轻烟一样地消失了。天哪，到任便什么工厂里去看一看，照现行的法律讲，犯罪和不合法的事实不是太多了吗？英商纱厂里有六岁以下的童工，才出世的婴儿像物件一样地丢放在“有尘埃粉末或有毒气体散布”的机器身边，有人意识到这是犯罪的事吗？这是光天化日之下，警探保护着的工厂里俨存着的事实！——我知道，这一定是适合现社会“善良风俗”的事了。
在沪西白里南路，有鼎足而立的三个工厂，一个是中国人开的×新纱厂，一个是白俄开的×远板厂，另一个是日本人经营的丰田纺织会社。那儿不是租界，可是厂里有些什么事的时候，中国“当局”也许敢于处理×新，敢于干涉×远，而绝不敢碰一碰丰田。在中国人经营的纱厂，包身工制度已经渐渐的不“时行”了，可是，以吃人肉为常业的带工老板还集中在法律以外的东洋纱厂。在那“法律之外”的日商招牌之下，别说慢性的剥削，就是用凶器杀伤几个中国“奴隶”，有治安之责的人照例是不敢闻问的！我将这事实告诉了郑先生，他也只能报我以苦笑。
“在所谓‘友邦’的掩护之下，问题自然又作别论了，工厂检查制度，不是就遇到了很大的阻碍吗，问题，还是在紧紧地束缚着我们的整个的不平等条约！”
这结论是对的。我将从郑先生这儿得到的“法律根据”和那痛心的“别论”写信去告诉了冯先生和杏弟，她们那弱小的、可是不知道艰险的努力在死水一般的社会里能激起怎样的波纹，我还不曾知道。不过，我相信，这死水里面的生物还活着，她们应该动——而且是已经在动了。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上海屋檐下》自序
在校完了自己写的东西，而拿起笔来写一点“自序”之类的时候，往常总感觉到一点轻微的喜意，但是现在，我只是一种“感慨无量”的心情。
开始写这剧本，是在今年的初春，但是三月间生了一场大病，四月初为着我们的成长而苦难了一生的母亲死了。这时期，又正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所遭遇的一个最严重的时代，微力的我，也被情势逼着，处身在一个忙迫倥偬的环境里面，写下了“第一幕”这三个字之后，几个月来，简直没有连续地写作三小时的时间，而流光如水，正月间和“业余实验剧团”预约了交稿的时期早已经过了。当陈鲤庭、赵慧深两位不惮烦地向我索稿的时候，几次三番地想请求他们把已经排印在上演节目单上的我的剧目抽掉，但是在他们那种热心的鼓励督促之下，终于每天三百字五百字地写下去了。
写这个戏是在闷人的黄梅时节，写这个戏是在一种霉天一般的透不过气来的环境里面；因为这是一个预定了要在租界的卡尔登戏院上演的剧本。客观上先受了一重严格的限制。而自己，对几年来剧作界风靡着的所谓“情节戏”、“服装戏”，又深深地怀抱着不服和反感，加上《赛金花》而后，我在写作上有了一种痛切的反省，我要改变那种“戏作”的态度，而更沉着地学习更写实的方法。到现在我可以很坦率地说，也许这很对不住督促和期待着我的“业实”的朋友，我写作的时候，完全地不顾虑到这剧本的商业上的成功，不管好坏，我自私地只希望它能够成为我写作方法一步前进的一个基点；才能和环境限制我只写了这样一个剧本，但是我这一点希望到此刻还没有改过。
剧本在六月底脱稿，没有充分和朋友们讨论和修改的时间，匆促地就被“业实剧团”拿去付油印了。他们派定了近于奢侈的演员人选，赵丹先生的匡复，赵慧深先生的彩玉，陶金先生的志成，王为一先生的赵振宇，章曼苹先生的赵师母，叶露茜先生的施小宝，再把演出的责任托付了擅长这一类戏剧演出的史东山先生，这近乎完璧的人选鼓动我对于剧本上演的兴致。我们在八月一日读剧本，三日开始排戏，预定八月十五日上演，可是，在八月十三日这一天，全面抗战的炮声响了！
这个戏的不能上演，在我感到的决不是失望，而只是兴奋和欢喜。抗战的喜炮应该送葬掉一切旧的感情，旧的故事，旧的剧本，而催生出许多更兴奋、更激动、更有助于我们民族解放的作品。我毫不留恋地把它忘掉，也不希望今后再有剧团上演这个剧本。我在戏中所写的那种忧郁的天气，忧郁的感情，狭隘的感情摩擦，人事纠纷，早该被抗敌救亡的洪流冲洗净了。只要时间容许，我今后一定要从这种写实的基点出发，再写一些视野大一点的剧本。单行本预定八月中旬出版，可是今日看完校样，已经是十月过半了。在抗战开始之后，排好了铅字在架子上搁了六十多天，卢芳兄还是要将这剧本出版，那么就让这些发了霉的铅字印在纸上和读者相见吧。
谢谢热心地替我作了一个足以使剧本沾光的主题歌（《勇敢的小娃娃》）的施谊兄，和督促我写这个剧本的“业实”的朋友。
一九三七年十月
（原载《上海屋檐下》，戏剧时代出版社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版。）
《上海屋檐下》后记
此剧作于一九三七年春，这是我写的第四个剧本。这是我写的第四个剧本，但也可以说这是我写的第一个剧本。因为，在这个剧本中，我开始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摸索。
在这以前，我很简单地把艺术看作宣传的手段。引起我这种写作方法和写作态度之转变的，是因为读了曹禺同志的《雷雨》和《原野》。
我很感谢陈鲤庭和赵慧深同志。没有他们的“出题作文”和“限期交卷”，这个剧本是不会写出来的。当时在上海的“业余实验剧团”要剧本，而且想要有一个“比较能够反映现实生活”的剧本。这时候正在“西安事变”之后，我听了许多出狱同志的故事，有所感触，引起了写作的冲动，特别是当时的“业余实验剧团”拥有一批出色的演员，这些朋友们的优秀的演技深深地引诱了我。看看这张演员名单吧，我不禁跃跃欲试了。
赵丹（匡复）、赵慧深（彩玉）、陶金（林志成）、王为一（赵振宇）、章曼苹（赵妻）、叶露茜（施小宝）、施超（小天津）。
但是，这出戏当时没有能够在上海演出。
因为，八月一日读剧本，三日开排，预定十五日上演。而八月十三日这一天，“全面抗战”的炮声在上海打响了。
为此，在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的初版本中，我写下了下面这几句话：这个戏的不能上演，在我感到的决不是失望，而只是兴奋和欢喜。抗战的喜炮应该送葬掉一切旧的感情，旧的故事，旧的剧本，而催生出许多更兴奋、更激动、更有助于我们民族解放的作品。
当时，我很想忘掉这个剧本，忘掉这个剧本中所写的那种忧郁的天气，忧郁的情调，狭隘的感情摩擦和人事纠纷，因此，这个戏以后的命运，我一直没有关心。我重新翻阅这个剧本是在十五年之后的一九五三年冬，人民文学出版社打算出一个我的剧本选集，由于几位对这个戏有感情的朋友们的怂恿，我把这个剧本收进去了。后来，出版社编辑部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这个写儿女情的剧本在新时代没有教育意义，主张从选集中抽掉，我没有话说，就同意了。
过了几年之后，这个剧本又被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其它两个剧院“发掘”出来，当我知道的时候，戏已经排了两幕。我想，已经发表过的东西，已经在白纸上用黑字写下来的作品，要藏拙、要抹掉，恐怕也是不可能了。而且，让新时代的青年人知道一点旧时代的辛酸和苦难，也不是有害无益的事吧，我点了头，这个戏在北京上演了。关于这个戏的历史背景、主题思想、作者对剧中人的看法，在演出前我曾和“青艺”的演员同志们谈过。谈话记录发表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份的《剧本》月刊上，在这里不赘述了。我要说明一点，第三幕结尾时小孩们唱的一个歌，是施谊同志作的词，“青艺”说明书上没有注出，我不敢掠美。新版本基本上没有改，我只删掉了几句话，和在文字上作了一些润色。
谢谢关心和辛苦地演出了这个习作的朋友，我第一次在北京看了这个戏的上演，无疑的，演出给这个习作增加了光彩。
一九五七年五月
（原载《上海屋檐下》，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九五七年五月版。）
关于《一年间》
为着替《救亡日报》筹募基金，在桂林上演拙作《一年间》，已经有了四个月的筹备了，承文化界先进的支持，和差不多可以说是全桂林艺术界的朋友们的不眠不休的努力，终于在今天和观众在舞台上相见。启幕之前，我感到了双重的惶悚和感谢，作为一个这剧本的作者，和作为一个《救亡日报》的编者。逾分地重视这一草率的作品使我惶悚，为着要上演这一作品而耗费了朋友们的不能计算的精力和时间，又使我找不出一个适当的语汇才可以表示私衷的感谢。这感谢的今天，在我的生涯中将成为永远不会遗忘的一日。
《一年间》在重庆公演之后，最使我不安的是远近友人们对于剧作的逾分的誉扬，和过于宽容的指责。这剧本写作于去年九月，未曾付印，广州就沦陷了。嗣后奔波了差近一年，正像对一个产下了就给交旁人的孩子，直到重庆上演之前，我简直不曾有过再看它一遍的机会。上演之后，从友人们的来信和报章评论中，发见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也因为人事匆匆，到今天不曾有过仔细检讨一下的时间的余裕。那么就让我利用今天，作为一个陈述作者意见和自我批判的机会吧。
写作的动机
去年八月，在“救报”周年纪念招待读者的茶会上，有一位年轻的读者站起来讲话，他说：“在抗战中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能写剧本的应该贡献出剧本。”他用“吝啬”这两个字来责难了我一年来写作上的“怠慢”。
这句话真有点使我憬然！《上海屋檐下》以来，不写创作一年半了。我自觉到“工作繁忙”这四个字并不是辩解的最好借口，我答应了他，我在最短时期之内一定写一些剧本。接着九月初，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决定了以双十节为中国第一次戏剧节。田寿昌兄从武汉打电报来，要我转达广州戏剧界的朋友，在这一天举行一次盛大的公演。可是，当我把这意思告诉给戏剧界朋友们的时候，一个问题立刻提出来了：“你给我们写一个可以上演的剧本。”
我答应了这个要求，因为我知道在我当时的那种环境下，只有若干冒险地将负不起的责任先加在自己身上，然后才能以一种心理上的压力，逼榨出写作的时间。
“什么时间交卷？”我问。
“预算排三个礼拜，你在九月二十号以前交稿吧。”
我还记得和我约定时间的是艺协剧团的蔡碧青君。
算一算日子也正还有三个礼拜，我决定了分出每天上午的时间，第一个星期整理材料和结构，第二周的第一天开始执笔，写作的时间规定了两个星期的上午。这在我确是一次冒险，我从这天起谢绝了来客，把自己反锁在上九东路那间使我至今不能忘怀的洋铁店的三楼。九月十九日，在预算之前一天，我草率地完成了这一工作。在我贫弱的写作过程上这是一个时间最短的记录：《赛金花》两个半月，《自由魂》一个月零五天，《上海屋檐下》整整六个月，而《一年间》却只有十二个上午，从这一点，剧作的粗杂疏漏，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了。今年初夏偶到了上海，许多久别了的朋友们都像遇见了自己亲人一般会到了。在一次茶话会散会之后，我和健吾、于伶两兄在傍晚的霞飞路上漫步，突然，健吾笑着说：“我提你一个漏洞，在《一年间》里。”
我倾听着他。
“究竟你离开上海一年半了，第四幕，艾珍要分娩是在晚间十二点钟之后，那时候喻志华从外面回来，接着又匆匆地出去，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你知道上海十二点钟以后是禁止通行的了。”
结构方面的粗忽尚且如此，性格的刻画和氛围的描写上更可以想象的了。
我这样看那些人
写这剧本的时候，如上所说，正在徐州失守，敌人以全力进攻武汉，而突破了外国重镇田家镇的时候。在广州，六月轰炸之后，经过了一个暂时的安静。九月初又差不多每天都有警报和轰炸了。加上，国内若干抗战没有信心的人，还在鬼祟地准备投降，陆续地放出了各种各样的悲观和沮丧的空气。
广州迩近香港，对于谣言的反应特别敏锐。所以在那时候，我想提高抗战必胜信心，抨击悲观主义，和从社会任何一角的现实事象，来描写旧时代的变质和没落，新时代的诞生和生长，应该是艺术工作者当前的主题。我从这观点出发架空地设了一个故事，我想忠实于现实主义，我不作奇巧和偶合的追求，加上，我自己故乡沦陷，妻儿寄寓上海，“身居南国，心向江南”（这是于伶兄说我的话），所以我就在比较熟悉的一些平凡的人物和环境里面，寄托了这个主题。在抗战中，这些小人物都还活着，而且，在一个不很短的时期之内他们都还要照着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一种压榨到快要失去弹性的古旧的意识，已经在他们心里抬起头来，这就是他们的民族感情。但是从他们祖先时代就束缚了他们的生活样式，思想方法，是如何的难以摆脱啊！
我不想凭借自己的主观和过切的期望去强要他们的生活！我把他们放在一个可能改变，必须改变，但是一定要从苦难的现实生活里才能改变的环境里面。
我想残酷地压抑他们，鞭挞他们，甚至于碰伤他们，而使他们转弯抹角地经过各种样式的路，而到达他们必须到达的境地。我写的地方是上海，是沦陷区，是一个古旧的家，所以我实在不敢违心地把瑞秋、艾珍之类的人物写成铮铮的斗士。即使是刘爱庐吧，他可以博得观众的同情，但他也不是一个英雄，我写他，只想表现地主里面的一个保有正义感的封建儒生的一面，使他站在抗战这一面，使他同情下一代的，也不是由于阶级而是由于民族的感情（我此次在香港替大地影片公司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大地交响曲》，又重复地写了这样一个脚色，但是只因为他所处的地方是游击区，社会动荡的震幅很大，所以他的生活和意识的变革也和刘爱庐的有了很大的差分）。我很爱他，但是我也不敢对他做过大的期待，因为六十年的生活已经把他定型化了。
抗战里面需要新的英雄，需要奇峰突起，进步得一日千里的人物；但是我想，不足道的大多数，进步迂缓而又偏偏具有成见的人，也未始不是应该争取的一面。要争取他们，单单打骂和嘲笑是不中用的，这里需要同情，而我终于怜悯了他们。
今天看昨天
说到同情，就不能不接触到于明扬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失败。
抗战前后，我看见过许多个典型的人，就是平日叫嚣跳踉，大语壮言，可是一朝他自己号召别人的行动到来的时候，他却遁入天空，在云端里摇头叹气，不满现实，但是又不愿以行动去争取更好的现实的到来。嘴里喊着光明，而自己则藏匿在最阴暗的角上，这样，小有挫折，立刻就会对于昨日的主张，作全盘的否定。我憎恶这样的人，甚于最不容易进步的绣笙。我写于明扬，我想用这样一个典型来对比那徐徐地——但是着实地进步着的另外一面。但是，在写作中，我说不出什么因缘，忆旧的小恶魔玩弄了我，使我将他写成一个参加过学运的亡省的青年，更因为对他的介绍只限于“预备说明”，没有余裕充分地说明他的过去，于是先天的矛盾就存在了，憎恶他呢？
还是同情？我不想有意识的对他同情，但是“他的过去”使观众对他发生了怜悯，——这怜悯，正像一道护身的符，使我对于他的批判受到了绝大的阻碍，他的理论已经发展到十足的汉奸，但是我们对于他的死去终于还免不了一抹难以排遣的不忍。有人批评我说，喻志华讲给他听的都是空话，所以不足以驳倒他的理论，我想这批评是出于印象。喻志华比不上毛泽东先生，她讲不出——在舞台上也不容许她讲出“新阶段”和“持久战”中的光辉的言语（不幸我写这剧本的时候，还没有读这两本书的幸福）。而她所讲，在前进的人看来已经是空言和常谈，可是对于刘爱庐、艾珍之类还不失为通俗易懂的勉勖和鼓励，我以为真实地使喻志华不能克服于明扬的，不单是理论的贫乏，而更是一种因为他的身世而早已生根在善良观众心中的怜悯！处理题材的时候一发可以牵动全局，在此我得到了一个教训，两年之后，他的理论变成了汪精卫的理论，那么对于他的同情，也已经是罪恶了，我残念着社务羁绊了我，使我不能有一个充分的时间来重新考虑和纠正这一个问题。
旧的，腐朽了的，恶的，一切都要在矛盾中死亡；新的，善的，也都会在矛盾中生长，让于明扬死去，但，使这样一个青年如此地死去在我终觉得是一件黯然的事情。
一九三九年九月
（原载《长途》，集美书店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初版。）
《小市民》后记①
一九三五年夏，我在上海不能继续活动的时候，隐蔽了大约六七个月的时间。把日常习惯了的工作骤然的放下来，人往往会反而觉得疲劳，我在一个白俄办的小公寓里“休息”了几个月，写下了我最初的独幕剧《都会的一角》。这一年冬，用“徐佩韦”的笔名发表在《文学》上。第二年春，星期小剧场决定了上演这个剧本，而第一次上演，就遭到了意外的麻烦，为了最后两句教科书上常用的“东北是我们的”这句话，突然的遭到了工部局的禁演。我当时自己没有去看戏的福分，但是去看了的朋友来说，演员和观众，都是始而哑然若失，继而愤极而涕。那成问题的两句话的用意只是在唤起人们的注意，沦陷了多年的东北四省仍旧是中国的领土，而这话在当时也有被禁上演的资格了，——我叙述这往事的原因，是在请大家想想，当时，蒋汪当政的“敦睦邦交”时代，是怎样黑暗的一个时世！可是结果，还是我们胜了，这禁演的消息在上海引起了相当的激动，在新闻上登出来，都说被禁的原因是由于剧中有“东北是我们的”那一句，因之，“东北是我们的”这一句话反而成了人们嘴上的无法禁说的口号，而使我那应该是被人忘却的拙作增加了意外的“光荣”。
同在这年冬，写了另一个喜剧《中秋月》。这一直到第二年才以“徐至”的名字发表在《妇女生活》上。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我开始写《赛金花》和准备写《秋瑾传》。
《重逢》（《上海屋檐下》）作于一九三七年春，这依旧是在这个剧本中所写的黄梅天一般的忧郁时代，形式也依旧是喜剧。喜剧，本来大都是产生于忧郁时代的。一九三六年我曾译过果戈理的《两个伊凡的吵架》，那里面的一句作者的话：“我们的俄罗斯是如何的忧郁啊”——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这句话者是留在我的心头。
黄梅天之后来了一阵大雷雨，抗战开始了。我离开了住了十年之久的上海，一九三八年这一年一直没有写文艺作品，到广州沦陷之前的一个月内我才写了《赎罪》和《一年间》。前者是“搭题”戏，后者是“急就篇”，粗杂是可以想象的。
一九三九年夏，为了探宁儿的病，我从桂林回到上海，那正是“汪先生”
到上海的时候，他们那时候的工作中心是集中火力，打击抗日反汪的言论，我在那短短的一星期中看了各式各样的人，五月回香港，就在那里一晚上写了《娼妇》。
将这些看了一遍，全是写“小市民”的东西，就把这集子叫做《小市民》吧，对于“小市民”，我曾经在一个机会写过：在抗战中，这些小人物都还话着，而且，在一个不很短的时期之内，他们都还要照着他们自己的方式活下去，一种压榨到快要失去弹性的古老的意识，已经在他们心里抬起头来，这就是他们的民族感情。但是从他们祖先时代就束缚了他们的生活样式，思想方法，是如何的难以摆脱啊！我不想凭藉自己的主观和过切的愿望去强要他们的生活，我把他们① 本文收录进《小市民》一书时作者对史实作了订正。文中第三句：“隐蔽了大约六七个月的时间”，原文是：“我到了阔别的东京”。当时是为了迷惑敌人，事实上作者并未离开上海。此外，作者还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
放在一个可能改变，必须改变，但是一定要从苦难的现实生活里才能改变的环境里面。我想残酷的压抑他们，鞭挞他们，甚至于碰伤他们，而使他们转弯抹角地经过各种样式的路，而达到他们必须达到的境地……抗战中需要新的英雄，需要奇峰突起，需要进步得一日千里的人物。但是我想，这样的人物还不可能是大多数，进步迂缓而又偏偏具有成见的人，我想也还是应该争取的对象，而且是可以争取的。单单责骂和嘲笑是不中用的。这里需要同情，而我终于怜悯了他们。
这意见，到今天还不曾改变，所以有机会，“小市民”戏还要写下去（最近执笔中的《愁城记》，就是这一例）。
从一九三五年到今天，是五年了，而我留下的，是那么贫弱而可怜！集起来，作为这些忧郁的日子的纪念吧！
一九四○年四月
（原载《小市民》，新知书店一九四○年七月初版。）
《心防》后记
在上海住了十年，上海对于我成为一个可爱而又可恼的地方。不论离得多少远，隔得多少久，上海的印象总是那样的强烈而鲜明，在这迢遥的山城里，我好像每天都感到上海的呼吸，她的愁伤，苦恼，她的愤恨，斗争……
今年春，上海出版的《戏剧与文学》杂志提出了一个“表现上海”的号召，那时候，我正计划着写两个以上海为舞台的剧本。我响应这个号召，把计划提前，在五月里写了《心防》。
也许是由于感情上的反驳，也许是由于计划上的分工，或者也可以说，由于一种三年来不断地在心里起伏着的对于在上海苦斗着的朋友们的感慕与忧戚，我把场面安放在斗士们的一面。三年以来，由于我们剧作者的无私与勇敢，我们已经毫不遮掩地呈现了我们自己朋辈里面的最丑恶的一面，《残雾》里的红梅，《乱世男女》里的大部分的角色，我们的笔力似乎都集中在对于这一些人物的鞭笞，沉淀是泛起了，而对于沉淀以外的呢？除出公式化的中央社电讯之外，我们的创作年代记忆上还替他留下了一大片的虚空。中国旧戏里本来有不少文人出身的二丑，于是我想，假如拿沉淀粪朽来逗人哄笑的风气继续下去，恐怕几年之后，在那些惯于笼统地用一两个特例来概括其余的人们心中，文人和文化工作者恐怕会定型成一个奇妙而丑怪的形象。
我们不辞替我们的同时代人背了十字架游行，但是我想对于在上海那种特殊环境下辛苦挣扎着的朋友们终于是一种残忍和亵渎，我不自量力地担负起了这个填补空白的分工，我只想说：“还有这样的一面，还有这样的一面！”
工拙，是不想计较了，我总算在空白上“涂鸦”，留下了一点墨渍。
因为这种原故，我所写的便不能涉及到上海文化斗争的全貌，这实在是遗憾的事情。上海文化人有的在阳光下做人，有的在阴暗中做鼠，对于那些耗子的面目，我自问也还认识得清楚。过去十年中，一直到今天，也许已经可以说，一部分精力还是支付在对于这些耗子的斗争之中。这些恼人的小动物变化多端，神出鬼没，一忽儿钻进来，一忽儿逃出去，它躲藏在人们不注意的角落，用他刻毒的牙齿，破坏着人们辛苦建造起来的东西。为了中国要有进步的电影，从前我们就被软性电影论的耗子纠缠过三四个年头。去年五月在上海，冯执中之类的耗子也正在用一切无耻方法，破坏那用血汗凝聚起来的上海戏剧工作的基干。记得在广州听到刘呐鸥附逆的消息，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我们要算旧帐》，但是在《心防》里，对于这些耗子的描写，终于轻轻地略过了。要不是约翰·斯坦贝克已经抢先用了那个《人鼠之间》（Of Mice andMen）这魅人的书名，我真想也在这个题名之下，另写一部人鼠之间的剧本。
一年来自己也觉得写得太少；办报和跑腿是原因之一，想求全是原因之二。可是，反过来想，涂鸦终于胜过了空白，也许，我涂得使人看了不快。
但是只要有持久抗战之心，那就不必期待每一仗都能打胜，只要诚意地和要写而该写的戏剧搏斗，斗败了也不失为长期战争中的一次锻炼。差幸身心都还健康，性子也还不肯苟安于怠惰，凝视一下这作品之后，我仍将以拙劣的工具，忠实地去刻画人生的严肃。
一九四○年九月
（原载《野草》，一九四○年九月第一卷第二期。）
《两个伊凡的吵架》小记①
××兄：
得手书，知沪上友人有意把《两个伊凡的吵架》印成单印本，我同意你已经代我同意了的话：让年轻的演剧同志们手头多这样一小册剧本不是无益的。
是真的，要不是你来信提起，我可已经把这个译本忘记了。与上次回上海时，你谈起健吾兄在旧书铺中买的《流火》，和你代我收集的《乱婚裁判》等等一样，完全记不起来了。
讲到这个剧本的翻译经过，我记起的，是那时对“情节戏”、“服装戏”
的小小的反感。先“戏译”了伊马鹈平把果戈理的小说改编的单纯朴素、风趣盎然、神韵逼肖的《两个伊凡的吵架》，后来又“戏作”了《上海屋檐下》。
从你简短而深长的孤岛演剧通信中，觉得我那时所谓对“情节戏”、“服装戏”的小小反感，不幸非但未能不存在，而且有“于今为烈”之感。
抗战三年来，悲壮热烈、惊天地泣鬼神的现实而又似神话的题材，真是写不尽的。可是我们有希望有成就的年轻剧作家，还“偏爱”着走“出奇”的路，写虚构的“曲折的情节，巧合的人生”，他们甚至复制着“乱伦”之类的故事，我想说这实在是“太浪费”了。这与“金玉其外”的“服装戏”同样是“不足为训”的。
由于这个原因，我更同意你已经代我同意了这个小剧本的出版：让年轻的演剧同志们手头多这样一本小书，不是无益的。
一九四○年十二月写于桂林
（载《两个伊凡的吵架》，一九四○年上海旦社版。）
① 原标题为《小言》，后由作者改为“小记”。《两个伊凡的吵架》，果戈理著，夏衍译。
别桂林①
——《愁城记》代序
去年阴历除夕，我离开了滞在几近三年的桂林。那一天不仅寒冷，而且阴森，北风怒扫着在两广一带萌芽得很早的春草，这突然袭来的寒气也夺去了正在准备迎春者的轻快和欢欣。到飞机场的时候，彤云四合，暗到和黄昏一样，难道真的要下雪了吗？
尽管战乱损钝了易感的心，但是离开一处住惯了的地方，总还是一件黯然的事情。战争以来，经验这样的离别在我也已经不止一次了，我别离过妻儿所在的上海，我也别离过使我至今眷念的羊城，但是第一次别离我抱着振奋与斗志，第二次别离怀着愤怒与信心，而这一次呢？我带着的是一种错综而又苦痛的心情。
前一天，我向欧阳予倩先生告别的时候，在我的《心防》剧中演过一个角色的一位十七八岁的小姐向我提出了一个天真的，可是难以置答的疑问：“你在《心防》中不让刘浩如离开上海，那你自己为什么这样的离开了桂林？”
我黯然的回答：
“那是因为逼着刘浩如走的是正面的敌人和国贼，而现在使我非走不可的，却是我们直到今天还是诚心诚意地期待着和他们合作的‘友人’！”
当时心情的黯然是可以想见的。在桂林有着尊敬的战友和先辈，有着无数诚朴而热血的青年，更有着三年来筚路蓝缕，好容易才奠定了基础的一个文化的堡垒，——我们有一张可以勉竭驽钝，为国家民族尽一点力量的日报，一个很小规模的印刷所，一个通讯社，一个出版部，两种有近万读者的期刊，和一所预期能在今春开工的纸厂……而这一切，都在一只无形的黑手的威胁下，在应该是“友人”的人们敌视下，俨然地宣告：这一切文化的力量，再也不准为国家服务了！
在削骨的寒风中，我悄悄地离开了桂林。从逐渐爬高的飞机中，我再贪馋地看了一眼已经包藏在暗云中的山城，“赴难”而来，“避难”而去，又是一个亡命者了。
这样，我以一个又经历了一次战役的“文化兵”的感觉，到了没有轰炸，没有警报，物质上是润泽，而心灵上是枯燥的地方。三年来的疲惫，突如的逆袭过来，待我舔愈了创伤，平复了疲倦，香港的雨季又到来了。世界正在战争的坩锅中鼎沸，同胞被追迫到黑暗的角落里忧伤；因与果逆置，黑与白混淆，是与非颠倒，为着爱、为着憎，我禁抑不住从心底迸发出来的呼号，可是被窒息了的地上，哪儿有我们自由的呼喊的地方？在绵绵春雨中，我在郊外痴望着一个及时地耕播着的农妇，我感到冲击，我又陷于无底的忧伤，我已经是一个失却了土地的农民，尽管生平习惯于勤谨，可是现在，已经是欲耕耘而无地了！
“因为我要，所以我能！”意志驱散了我的忧伤，意志命令着我向另一条战线转进，三年半的记者生活迫使我懈怠于剧作，现在应该是复归到这一战线的时候了。
颠沛三年，我只写下了三个剧本：在广州写了《一年间》，在桂林写了① 本文最初发表时题为《一个旅人的独白》。
《心防》和《愁城记》。这三个戏的主题各有不同，而题材差不多全取于上海——一般人口中的孤岛，和友人们笔下的“愁城”。为什么我执拗地表现着上海？一是为了我比较熟悉，二是为了三年以来对于在上海这特殊环境之下坚毅苦斗的战友，无法禁抑我对他们战绩与运命表示衷心的感叹和忧煎。
《心防》和《愁城记》，同是在去年春末执笔的，本来的计划是后者在前，前者在后，但是，以去年三月末日来的那一幕丑剧为中心，上海新闻戏剧界友人们的壮烈战斗激动了我，在北欧战事最剧烈的两周间，我草率的写完了《心防》，而《愁城记》，则为着要使之在愁城里上演，临时执笔的时候在构思和布局上又费了绝大的周章。中途搁置者二月，垂成复废者再三；是年七月，世局如棋，惊涛骇浪，法兰西帝国的迅速崩溃，与贝当、赖伐尔之流的空前无耻的出卖，对于在人类史上曾经有过伏尔泰，有过左拉，有过公社战士们的光荣的民族的运命，给与了我以无边的愤怒与无底的悲怆。我得自承不能涵养，我忿然的写了《资产阶级无祖国！》和《起来！法兰西的人民》这两篇短论。事出意外，这两篇文章对于我主持着的那张小小的报纸招来了绝大的非难，和贝当之流有着血缘亲谊的徒辈，对我们开始了卑怯的罗织与攻讦，恐吓，禁压，和封锁，必要的抗辩和处置化费了我这以后的三个月的时间。三国同盟成立，滇缅公路重开，国际上再换了一个局面，我喘了口气，再把《愁城记》的底稿翻开，时间已是仲冬，上海剧艺社已经把这难产中的剧本作为预告，而发表在他们的印刷品上了！
在多雨的冬天，我又匆忙的赶完了这剧本的初稿，时间不许我推敲，保留了上演前的修改，脱稿的下一天，就把这营养不良而又早产了的胎儿寄到上海去了！
现在，我到了海蓝山紫，窗明几净的香港。第一个愿念，我想珍重这时机，写下蓄意经年的另一个六幕剧——《中国的黎明》。这本来是《上海屋檐下》之后就准备着笔的了，“八一三”的暴风把我卷进了兴奋的漩涡，“十二一”广州沦陷失散了我苦心搜集了的文献和札记，在桂林偶然找到了一些记述甲午战史的小说和笔记，重新又唤起了写作的冲动；而这一次仓促的离开，又丢掉了这些在个人看来是心血，在别人看来是草芥的东酉，想写而应该写的，总还是写下来吧，明知微力不一定能战胜这艰巨，我把这工作排上了在香港最初的日程。而正在这时候，上海友人来告，《愁城记》在剧艺社的安排，已经决定了要在五月中旬上演了。
在复杂而又还是不安的心情下，我又把《愁城记》加笔了一下（我得自白，这只是加笔而已），我懊丧于写作当时之轻率，骨骼和性格都已经决定了的剧作，要改作是如何困难的一件事啊！第一，我只若干的纠改了一个事实上是骨干的人物（李彦云）的刻画，在嘲讽和机智的反面，我给了他以表白真情与沉痛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使他的印象不流于冷酷和轻浮；其次，我堵塞了一个容易使主人公从独善走向侥幸的缺口，在上海那种情况，在何晋芳之类的摆布下，一对善良洁白而又不懂得机诈的小儿女，是决无侥幸成功，获得遗产的可能性的。
相煦相濡，在个人是美德，这是无疑问的，可是，在涸辙中，于人于己，究有些什么好处？我相信，有的人可以用力量来使涸辙变成江湖，而这些方才感觉到自己是处身于涸辙的懦弱者，煦濡之后的运命，不是可以想象的吗？
于是“不若”和“不得不”相忘于激荡的江湖，也许是这些善良的小儿女们的必然的归结了，我又遐想到上海，也许在这情境下，从涸辙到江湖，并不是困难的事吧。
正像读者无法究诘这些小儿女们今后的行踪和运命，作者也不能更多地关注这一类习作的运命了。这算是从《上海屋檐下》以来的一个小小的终结。
除出预想着上海的舞台以外的困难，而终于曲曲折折地突破了这一难关之外，我如实自供，我没有任何的喜悦与欢欣。
夜尚未央，路还辽远，但值得自慰的是我们也正还年轻。没法避开崎岖，我们就不辞一再的挫败，不能跨过黑夜，我们为什么会怕在黑暗中捱磨，尽管风雨如晦，尽管甚至于听不到鸡鸣，可是地球在转，地球在转！有谁比企图阻挠这回转的人更可怜！有谁比清楚地知道这些人之可怜的更值得自傲！一
九四一年五月
（原载《愁城记》，剧场艺术社一九四一年五月初版。）
忆江南
——《水乡吟》序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李白
这已经是差近两年前的事了。
从香港回来，途次柳州，有了一天的耽搁。有意摆脱了同难的朋友，独自地想到江边去摭拾一些回忆。在广州沦陷的战乱中，我也曾凄惶地到过这个地方。这一夜月黑无星，灯光黄淡。渡浮桥，中途索然思返，路远天长，陡然感到凄苦。这几年来像孩子似的想把瓦石搭起一座宝塔，不是一次又一次的在他人的一蹴之下就粉碎了么？夜静无声，更像是独行旷野，至桥堍，
风传来了一阵琐碎的男女絮语的声音：
“你想也想不到的，嫂嫂他们过的是怎样的生活。”
我憬然耸耳，因为这正是百分之百地保存了杭州上城人语调的乡音。暗淡中看不清面目，估想起来不过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吧，同行的少年怕冷似的竖起了衣领，垂头不答。两人都沉浸在凄哀的乡愁中，那是从他们怨诉一般的声调和拖着淡影的脚步也可以看得到的。我禁不住想起了故园，想起了无数在故园过着“想也想不到的”生活的人像。就从这一对小儿女讲吧，生长在富庶的江南，乡土赋予了他谨慎保守到“怕出远门”的习性，要不是残酷的战争，要不是日本法西斯给他们的“想也想不到”的生活，要不是他们还幸福地保有着想要挣脱这种生活的年轻人的稚气和勇气，恐怕一生中再也不会漂泊到这江南人心目中认为蛮荒瘴毒的地方来吧？可是现在，这样的小儿女们已经不再是独特的例子了。我从这一句平凡的，可是凄寂的言语后面听到了一种平凡人的悲壮，展开在我回想中的故乡也已经不再是含垢垂泪的西子湖边的桃柳，而只是驰骋在莫干天目间的被迫着用原始的武装来反抗强暴的游击战士了。叙述这些人的故事，今天不已经像神话一般的流传在故乡来人的口碑中么？
这一年夏，敌人攻陷了金华。苟安的幻想在凶残的三光政策下面粉碎，金和铅在战火中判别了他们的坚实与脆弱了。眼看得见的是几乎无可挽救的土堤般的溃决，眼看不见的却像是遇到阻力而更显出了它威力的春潮。要不是浙西人民武装和游击队伍一再的出击与阻挠，这一年夏季的法西斯洪水也许会冲得更远一点吧。我明白了浙西人所谓“浙西人的柔弱”这个概念只能正确地适用于上层知识分子，于是而我也居然常常以王八妹之类的草泽英雄作为我们故乡的夸耀了。
《水乡吟》四幕，是在这样心情下所写。但我为了不想再在沙上建塔，所以我有意的把真真想写的推到观众看不见的幕后，而使之成为无可诘究的后景与效果。惯于用教条来呵斥的批评家们也许会指出我的怯弱，但这剧本在“中国万岁剧团”所遭遇的“想也想不到”的歧视与冷遇，不就是一个我的最好的辩解么？这本书没有写序，我只在卷首抄了两句陶渊明的诗句：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读者会觉得太晦暗么？那么我说：这正是此时此地不得不然的风习。
一九四二年十月
（原载《边鼓集》，美学出版社一九四四年十月初版。）
老鼠·虱子和历史
——《法西斯细菌》代跋之一
从香港回到桂林，我打算写一个以港战为题材的喜剧。在三周的战乱生活中，的确也积蓄了不少使人哄笑和苦笑的材料，但，从漩涡里跑出来，站在远一点的地方一望，又觉得这都反而是悲剧的材料了。
在桂林，很巧地遇到了阔别十年的T，他从北平协和医院逃出来，打算到大后方去从事医疗工作，——他是一个医生。
到了重庆，由友人Y 的介绍，认识了W，一直到被“接收”为止，他在香港玛丽医院工作，——他也是一个医生。
从北平，从上海，从香港，也许可以从更多更多的地方，许多善良的、真纯地相信着医术之超然性的医师们，都被日本法西斯强盗从科学之宫驱逐到战乱的现实中来了。他们被迫着离开实验室，离开显微镜，而把他们的视线移向到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我想，这一类悲剧，该不止限于医学界吧，正像过去有过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一样，自然科学界同样的也会有许多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家的。
听了T 和W 的叙述，一个意念在我心里萌长起来，利用夏天在北温泉的空暇，我开始读了一些医书。最后，现代细菌学泰斗而同时又是一个出色的诗人的Zinsser 教授的名著《老鼠·虱子和历史》（Rats， Lice and History）将我魅惑住了，我贪馋地读完了这本书，又到各处图书馆去找到了一些他发表在前年《大西洋》杂志上的那篇有名的自传：《比诗还要真实》（More True Than Poetry），我决定了把一个善良的细菌学者作为我们悲剧里的英雄，同时，把我的企图集注在《老鼠·虱子和历史》这本书上的结语：伤寒还没有死，也许，它还要续存几个世纪，只要人类的愚蠢和野蛮能给它有活动的机会。
野蛮和愚蠢是什么？有常识的读者可以想到：贫穷，牢狱和战争。——这一切，都和法西斯主义有着不可分的关联。对于传染病，现代医学是有法子可以预防和治疗——最少也可以阻止其发展了，可是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恰恰阻止了医学技术的活动，而助长了疫病的传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Zinsser 早已证明了战争、虱子与疫病之间的关系了，西班牙战争之后勃发在佛朗哥集中营里的伤寒和其他的疫病，这也是谁都知道的事了，我不忍想象希特勒铁蹄下的黑暗欧洲的卫生状况，我更不忍想象日寇蹂躏下的沦陷区里的同胞生活！
可是，这还是“随伴”着战争而来的灾害呢，法西斯还不是在大量的制造和散布霍乱、伤寒、黑死病的细菌弹吗？死于自发的和人为的疫病之外，“战争”本身不还每天每天的杀伤着千万年轻有为的人之子、人之夫、人之父吗？我禁不住借了一个剧中人的口，讲出了我自己要讲的话来：“伤寒和其他的疫病，每年不过死伤几万乃至几十万人罢了，可是法西斯细菌在去年一年内，不已经在苏联杀伤了千万人吗？——“法西斯主义不消灭，世界上一切卫生、预防、医疗的科学，都只有徒托空言，科学只有在民主自由的土地上，才能生根滋长。”
对于医事科学我是十足的外行，所写的在专家眼中也许幼稚可笑。但，我确信着我所做的结论：“法西斯与科学不两立”。我希望这拙劣的习作，对真诚地献身于以人类幸福为目的的医学学徒们，能够提供一些人生路途上的参考。
一九四二年十月
（原载《法西斯细菌》，开明书店一九四六年一月初版。）
胭脂·油画与习作
——《法西斯细菌》代跋之二
去年秋，《愁城记》在重庆上演（那时候，我远在香港），M 兄看见了这出戏，觉得导演演员都十分成功而卖座相当凄惨的时候，在他给我的信中引了“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之句。他，似乎是在代我愤慨。
其实，引用这两句诗，已经是一种出于友情的对作者的宽容与宠纵了。从这两句诗的字面，不已经确定了作者“能够”画牡丹这一前提了么？
但在我，坦白地说，愿不愿画之前，还随附着一个能不能画和能不能画好的问题。一个想要从事于绘画的人，我想，各种形象，各种色彩，都应当尝试一下的，尽管怎样选择题材，怎样运用色彩，怎样表达作意，都可以一任作者的主观和偏好，但是，在画布上有自信地调彩作画之前，能够使之像一朵花，像一瓣叶，像一个人的肢体，也自有它基本上的必要吧。年轻的画家们在画室里兀兀孜孜，画石膏，画裸体，画苹果，难道他们终极的目的是在成为一个石膏、裸体、苹果的画家吗？名画家们手本上的一勾一抹，一些造意的素描，也许依旧可以供后人的参考与随喜，但很明白，这些都只是一个画家非跨过不可的“作品以前”的东西而已。
在今天的中国从事于新的艺术，我老觉得是一件幸而不幸的事情。一方面说是寂寞，但另一方面却也在每个人前面展开着许多诱人取巧的捷径。多买胭脂，将色彩的堆积当作牡丹，这是捷径之一。一方面因为没有鸟而满足地将蝙蝠当作飞禽，他方面将分不出枝叶色彩与线条的凑合叫作“作品”而沾沾自喜，不也是习见的现象吗？——这种现象常使我憬然。自己，还正在一个在画室里用面包屑擦木炭纸的阶段呢，当然，有时候从画室里出来，看看世界，偶有所喜，偶有所感，不觉也在画本上勾描几笔，这一是为了练习，二是为了保存一些容易被时光冲淡的形象。这些“作品以前”的étude，充其量，也只能逗熟朋友们的一笑而已，不幸得很，这些étude 不仅被当作“作品”，而且还被当作了商品！出身限制了主观，经历限制了生活，技术限制了形象，“凄惨”不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吗？
几年来，由于朋友们和观众的宠纵，有所喜和有所感的，常常使我放胆涂抹，凭着一个知识人的良心，我相信所喜所感的还不会离开自己所该担负的责任太远。但，我诚实自供，我还没有把握将我所喜所感者如愿地传给我的读者与观众，天真的批评家们将我所勾抹的评为“素描”，评为“淡彩”，那我将惶恐地回答，因为我十余年来的摸索才找到了做人和治学的门径，因之那些étude 并不是“作品”。
《法西斯细菌》上演中，D 告诉我从偶然的机会，在旧货市场中买到了些油画颜料，他说：“在绝对没有油画材料和工具的时候，当然要用别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各种工具的表现中，还是要画油画才好，这也不一定是学院派吧”，作为一个以绘画为终身事业的人，我想这要求是合理而自然的，谁能把一个不能master 油画的人叫做画家？我在此更痛切地感到有从速毕业于素描阶段之必要了。人物不能凸出，性格不能鲜明，结构不够坚实，表现不够强烈，这都不是可以用什么“风格”之类的美名来辩解的。要画油画，我还得从基本学起。《法西斯细菌》中不是写下了这样的话吗？”我的身体还不算坏”，“我还有一大段的时间”，我侥幸着还有一份不肯服输的健康和斗志。
从戏院回来，已经是上午两点半了，鸡在啼，山城的夜雾还是那样的浓重。拥挤在戏院门口的观众，反映在几千双眼睛里的他们的感情起伏，那样地为着一个“习作”而流汗的演员和工作者们的声音笑貌，和表现在舞台上的我所描画的那些浮光掠影般的人物的形象，混淆地扰动在我的心中。责任是如何的重大，而力量又是如何的渺小！
一九四二年十月
原载《法西斯细菌》，开明书店一九四六年一月初版。）
公式·符咒与“批评”
——《法西斯细菌》代跋之三
《老鼠·虱子和历史》，《胭脂·油画与习作》，——这两篇短文本来是写了作为拙作《法西斯细菌》单行本的“后记”用的。应需要，前者曾发表于桂林《大公报·文艺》，后者曾发表于《野草》，这都已经是去年秋间的事了。现在遭遇阻障，单行本出版无期，不能不变更性质，而成为“无书之跋”了，趁机会，我想添写几句，作为后记的后记。
这出戏上演前上演后，我有幸听到了许多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们的意见，除在此次成都公演中改正了一些缺点之外，我得再在这儿对朋友们表示友情的感谢。但，我更有荣幸，也一再的拜受了所谓“批评家”的“批评”，我懂得作为一个作者应有的仪礼，所以即使是不能拜嘉的“批评”，我也保持了沉默。可是，中国也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出于常情思忖之外，不仅一方的沉默可以产生奇怪的揣测，而且，被判为“某些不正确的见解”和“难免失败”也可能在流言中被认为定案。我从不讳言失败，这本戏的技术上的失败也早在意料之中，但，对于企图用教条和八股来代替批评的“某些不正确的见解”，尽管我手头还没有一部“名词大全”和“术语观止”，我还不想避忌论争。
说实话，我的理解程度（不，应该说是语文程度）实在读不懂黄芜茵先生的“批评”，环诵再三，我才好容易从一大堆术语中间找出了一些比较容易了解的责难。责难之一，说我没有“彻底击破”“一般寡头统治阶层所发明和倡导的”“科学至上主义的”“虚伪理论的背景”，说我“企图从另一路径来接近它”，我给主人公（科学至上主义者）“不断地布置下不幸的遭际”，而“最后使他转变”，于是而他（“批评家”）发问了：“重要的问题是作者所布置下的种种不幸的遭际是不是有着必然性和普遍性呢？”他（“批评家”）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了，他说，中国科学至上主义者如俞实夫其人者所遭际的并不是“典型环境”，看，他说：“显而易见，假使这个科学至上主义者底工作地点不在东京、上海或香港，而是战争尚未直接（？——引用者，下同）波及的地方，随便说四川（？）或是美国，他就无法接受作者给他所布置下的许多遭遇。”又是一个“显而易见”，“即使在那同个都市里工作，也未必（！）一定（！）会碰到（！）那些变故，那么，时至今日，他不是仍然是屹立未动的科学至上主义者吗？”这高贵的“典型环境”论，真有点使我惘然。假如说，在法西斯主义开始荼毒直到“九一八”，“一·二八”，“七七”，“八一三”，大家都能承认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乃至“科学至上主义者”们并没有受过种族歧视，并没有受过工作干扰，并没有受过生活压迫，乃至并没有受过战争的“直接波及”，并没有受过我所“布置”的一切不幸遭际，那么我将坦白承认，我所布置的一切都只是“偶然事件”，否则，假如我们同时代人每个都曾受过这一切不幸，那么我就想诉诸于读者的判断，我和我的“批评者”之间总有一方的论断是抹杀事实的胡言。举一个例，假如说，四川——遭遇到那样残酷轰炸，遭遇到那样严重的战争威胁，遭遇到那样不可补救的文物的毁坏，书籍仪器的饥荒，生活条件的困顿，而依旧可以公言这是一个战争尚未直接波及的地方，而科学家们依旧可以丝毫不受“环境”干扰地“屹立不动”，——假如有良知的知识人对于这一切可以承认，那么我只有低首认罪，俯首无言。再假如说，假如回答是这位“批评家”的相反的一面，每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工作者（不管是“至上”论者或不“至上”论者）——不论在上海，在北平，在香港，在四川，乃至在天涯海角，即使或多或少，或轻或重，都遭遇到乃至可能遭遇到这一切不幸，那么我坚持我的看法，“显而易见”，俞实夫所遭遇的正是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一个中国科学工作者的环境。
责难之二，又是一个奇妙的名词，说我犯的“理论错误”是已“被清算过的”“前线主义”。这“错误理论”被清算于何时？在什么地方由何人所清算，浅见的笔者还不知道。但假如说，让科学工作者走出所谓纯科学的象牙之塔，看一看现实的世界，更“本质地”（这是我们批评家爱用的一个术语）看一看使伤寒病菌不能单用科学家的研究来绝灭的原因，于是而得到结论，要科学家在战争的“实际工作中来研究”（俞实夫语）……这一切都是“前线主义”，都非“清算”不可，那么我今天依旧要站在千万人面前傲言，我所主张着的正是这样的“前线主义”。我们高贵的批评家是以美国作为一个“战争尚未直接波及”的例子的，那么，我也“随便”举几个美国的“实际的”例子吧。例一：五个月前，《法西斯细菌》重庆演出之后，我有幸遇见了万里扁舟、干犯险阻、回祖国来参加抗战医疗工作的Hangs Zinsser先生的私淑弟子刘秉扬博士，他告诉我，在美国不仅专攻细菌学的中国人如他自己，战争开始以来，Zinsser 研究室的全体工作者，已经把他们的全心全力倾注于战争。美国参战以后，这些科学家们“没有直接遭受战争的波及”，但也都已经离开研究室，跑到盟国的“前线”去了。我不相信这些人都已经放弃了研究，我更不相信他们离开了研究室而美国的细菌学研究就会陷于停顿，我更不相信这些“前线主义”者都需要“清算”。其实，我不妨先推荐我们的“批评家”先读一读Zinsser 先生的名著《老鼠·虱子和历史》，和更详细地记述了伤寒，特别是斑疹伤寒研究过程的他的自传《比诗还要真实》（在《大西洋杂志》上连载时题为： R· S——As I Remember Him）。实在说，斑疹伤寒的研究本来就是开始于“前线”的战场上的。例二：最近为了协助中国抗战医疗工作，美国罗氏基金委员会的代表福克脑先生到了重庆，从他谈话之间使我们听到了一段使人感奋的事实，美国医学界为着表示盟国之谊，恐怕苏联在那样剧烈的抗战中荒废了医学研究工作，曾经电请苏联派遣一些医师和医学研究员到美国去研究，一切费用全由美方负担。但出于意外，他们得到的是一个否定的答复，苏联医学界回答他们说，衷心感谢盟邦的关切与友谊，但是苏联还在抗战之中，全国医学工作者都已经把全部精力集注到“前线”去了，所以在战争获得胜利之前，苏联甚至没有法子派出一个到外国去“研究”的人员。——这，又是如何彻底的“前线主义”者啊！
其实，这样的例，是“随便”可以举得出的，威尔基新著《天下一家》中，西蒙诺夫回答威尔基说苏联不能派遣萧斯塔科维奇到美国去的话，不也表示了苏联艺术工作者正全是十足的“前线主义者”吗？假如说，这样的将全民技术人员的全能全力毫无保留地支付于求国家民族之生存的抗战是“前线主义”，是“理论错误的”“泥沼”，那么，我没有话说，我们大可不必再说抗战，更不必欲歌颂从辽远的加拿大到中国“前线”来的白求恩大夫们了。
后记的后记已经“尾大不掉”，应该是打住的了，可是，利用这一个机会，我还想表白一下我对于这“论争”无可言喻的寂寞和悲凉。我们要有“批评”，这呼声已经很久了，而接触到实际从一种教条到另一种教条，从一种专制到另一种专制，不仅万水千山，望不见彼岸，在没有科学与民主的基础，而惯于以文字为游戏和泄愤的所在，有时候我想这期待简直有类于沙上建塔般的事了。十几年来法西斯毒焰传遍了大半个世界，千千万万人——千千万万我们的同胞骨肉遭受着屠戮和奴役，颠连无告的苦楚，反法西斯主义已经成了全世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无可旁贷的天职，可是看，平时用尽了一切术语教条作种种进步状的“批评家”，此时此地，连祖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客观需要”也可轻轻的加以否认而傲然以艺术至上主义者的姿态而出现了。用高贵的“艺术”观点来看，那么我的习作本来就不值我们“批评家”的一盼，可是在今天，在这窒息时代，在我们高贵的“批评家”们对自己民族的死敌法西斯主义及其拟似形态未曾遗以一矢的今天，我还自傲着曾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和恶势力斗争，我在这被人忽视的领域里最初提出了“科学与法西斯不两立”的口号，我也自傲着居然像小草一般的钻过重叠的石块，在若干观众前面暴露了法西斯强盗的残虐与暴戾。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人类敌人的法西斯主义投掷了最大限度的出自衷心的憎恨与愤怒，尽管我的拙作只博得了“批评家”的蔑视和冷笑，但我相信，在另一方面即使微弱到不足挂齿，我总还在观众和读者的心头勾起了他们同时代人所遭际的悲苦与欢欣。
今天是恶棍墨索里尼塌台的日子，听着号外的呼声，我将在这儿搁笔。我仿佛看到，人类的前面已经有曙光了，假如，用全世界人民生命和热血来换得的这一个胜利之中，我仿佛也曾参加了一滴眼泪，一份惊骇呼喊的真情，那我将感到满足。法西斯应该死灭，人应该清醒，老调子应该休息了吧。一九
四三年七月写于重庆
（原载《边鼓集》，美学出版社一九四四年十月初版。）
关于《法西斯细菌》
《法西斯细菌》这个剧本写在十二年之前的一九四二年，我只看过重庆的演出，桂林和上海的演出都没有看。因此对我自己来说，对这个剧本的印象也已经不鲜明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现在要演这个戏，而且标上了“五四以来中国优秀剧目之一”这几个字，对我来说，着实有点惶恐。
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一个我的剧本选，许多朋友都主张把这个剧本选进去。我迟疑了一阵之后终于同意了，因为在我的那些习作中，这本剧本的“演出”——只是在“演出”上——比较的受到观众的欢迎，演出的次数也比较多些。至于剧本本身，我一直感到不满意，一直认为并不是一个好剧本，更谈不上什么“优秀”了。这决不是讲客气话，对于这个剧本的思想上、创作方法上的缺点，我在“选集”的代序中有过一段自我批评。在技术上，我在早期出版的单行本（开明版）的后记《胭脂·油画与习作》中，也已经把我自己对这个剧本的看法交代过了，拿绘画来作比喻，我“还是在画室里用面包屑擦木炭纸的阶段”，所以这一时期的剧本，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成为“作品”之前的“习作”而已。
那么，这个剧本在今天看来是不是还有一点点意义呢？我想，假如还有一点的话，恐怕就在于这个戏的主题——反对为科学而科学，为技术而技术，反对科学脱离政治，反对科学家不过问政治这一点了。这种思想过去有，今天还有，最近及将来似乎也还不会很快的绝灭。我自己学的是电机工程，我也有很多科学技术界、医药卫生界的朋友，在这些人中间，绝大多数是善良而“好心”的人。他们热爱自己的专业，具有“科学的良心”。他们想通过自己的业务来为国家服务，为人民做好事情。但是，由于在旧社会长期脱离政治，不了解什么叫做政治，不懂得“你不管政治，政治还是要来管你”的道理，同时，中国的科学家又还有一点所谓知识分子的洁癖，分不清楚现象与本质，把政治看成很脏的事情，对现实政治戴起白手套来，觉得还是关起门来研究干净一些，而这样的人，实际上都成了被统治阶级玩弄、利用，和作为点缀装饰的工具。原子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被利用来大量杀人，细菌家的研究成果被利用来制造细菌弹，这些“好心肠”的科学家成了人类的罪人，不是太冤屈了么？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接触过很多这样的人，也亲自看到过他们被逼着而不能不走的各种不同的路子。正如列宁所说：“工程师承认共产主义思想所经历的途径，并不像以前那些在秘密条件下工作的宣传员和著作家所经历的一样，而是经过他在自己那一门科学方面所达到的实际成果，例如农艺家是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承认共产主义思想的等等。”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路，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经过艺术，从旁吆喝一声而已。
我同情这种人的遭际，可是我不同意这些人的看法和做法，我们团结过他们，我们也批评过他们。我说过，对这些人，我们的鞭挞是常常带着眼泪的。
在这个戏里，俞实夫是主，其余的是副，赵安涛和秦正谊，所起的只是烘托与比较的作用。赵是自命懂得政治的，但他不知道接近人民，他把自己的位子放在人民之上，他想抓到一个地位，一种权力，来施展抱负，可以说天真，也可以说愚蠢，最愚蠢的是他不懂得处身在阶级社会，不懂得政治的力量从哪里产生出来，自命聪明，东碰西抓，为善不足，为恶又还有一点点顾忌，结果是烂额焦头，百无一事。对这样的人，鞭挞应当严一点，我太温情了。至于秦正谊，那是等而下之，是帮闲，是知识分子中间的丑角，我用漫画笔法勾抹了他，只是限于能力，不能把他写得更可鄙可耻而已。
至于其他的角色，我不想多说了，有的是为了烘托，有的是为了作剧结构上、叙述上的必要，也有的甚至于只是一碗菜里的几片木耳和香菜，一服药里的一点调色料、糖衣，乃至水分、填充剂。甚至，也有一些人物、过场、对话完全是可有可无，可以适当地裁减。例如，香港酒店那一场的几个商人，当时这样的人很多，兴之所至，不免顺笔写了一点，今天看来，对广大观众来说，也许觉得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和事了。
我同意洪老的说法，这是一个喜剧，我欢喜用这种形式。但是我不同意有些朋友的说法，拿这样的习作来和契诃夫的喜剧比拟。这是对我的过高估价，也许是对我的鼓励。但是，用粗糙的习作来比完整的油画，我觉得是僭越而不当的。有些朋友说我受契诃夫的影响很大，我自己说，我热爱契诃夫的作品，但不一定受到很大的影响。契诃夫看人看事是那样的冷静，我是很主观，很不冷静——我的心是很不平静的，这，也许是我三十年来一直卷进在政治斗争中的缘故。假如一定要问，我在外国作品中受到过什么人的影响，那么我说，迭更司对我的影响要多一点，大一些。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的主要工作是办报。那些剧本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写的，我也一直认为我的写剧本是业余性质，写的时候，又大都是即兴式的，这就是我曾经说过的“偶有所喜，偶有所感，就不免在画本上勾描几笔”的性质。戏的主题，我欢喜“单打一”，即一个戏谈一个问题，一服药治一种病。我不相信真有一种“能治百病”的膏丹。我也不大赞成一个厨司在烹调之前就预先计算好这只菜里有多少维生素甲、维生素乙，或者多少卡罗里。
替人家作菜，一定要照顾到营养，营养价值自然是愈高愈好，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了人家的口味和胃纳。就是，有时得加一点调味料，加几茎香菜。
这些东西有没有营养和医疗价值，我没有研究过，更说不出它们的化学成分，所以假如有人问我，这一些偶尔露面的角色，这些随口讲到的台词，对主题起什么作用？他们的“自传”如何写法？那我就完全答不上来。这一切，自然只有听导演同志来作适当的安排和取舍了。
我把演出时的处理和安排完全交给导演同志，只要戏的主题能够表达出来，要删要改，哪些地方要重一点，哪些地方要轻一点，洪老和逸生同志可以放手加工。我再说一遍，拿这个剧本来作为“五四”以来中国剧目演出的第一炮，我有点惶恐。十二年，仅仅十二年，时代变得太快了，社会风气变得太快了，有一些朋友，对今天演出这样一个剧本的意义也许会发生疑问的吧。
注：五月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北京上演了夏衍同志的《法西斯细菌》，由洪深同志导演。现在夏衍同志根据演后收集的意见进行修改。八月份，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将根据修改本再次公演。这个戏在初排时，夏衍同志曾和导演及演员们作了一次谈话，这里发表的就是经过夏衍同志修正后的谈话记录。
（原载《新观察》
一九五四年十五期。）
改编《复活》后记
一九四二年从香港的战乱中归来，我在嘉陵江边的北温泉度了一个静谧的长夏。尽管世乱时艰，忧思沸郁，但是能够俯瞰着嘉陵江的清流，啸傲耽读，自己觉得已经是难能幸福的事了。我利用北泉图书馆的藏书，读了一些古今贤哲的传记，可是当我读完了罗曼·罗兰的《托翁传》的时候，我又被引起了再精读一些托翁作品的意欲了。在这书荒时代，我好容易得到了一部郭译的《战争与和平》，耿译的《复活》，残缺强半的孟译的《克里采长曲》，以及日本中央公论社出版的《大托尔斯泰全集》第十一卷的《戏曲集》而已。
再一次我在托翁的彩笔前面低头，再一次我在托翁的雄文前面顶礼，更重要的是再一次使我在托翁诚实的生活态度前面肃然起敬了。
我打算不计有否上演的可能，重译一些托翁的未曾介绍过的剧本，但这计划不久就被另一个小小的野心所打断了。
为了使旅舍的斗室免得过于落寞，我在壁上挂了一幅帕斯特尔纳克所绘的《复活》的插画，我常常凝视着它，白衣的卡丘莎像是祭坛前面的牺羊，
我也说不出被帕氏笔下所描绘的那双卡丘莎的茫然若失的眼睛所勾起的是怜
悯呢还是苦痛！这一年有三个剧团在北碚“过夏”，我有了和阔别多年的友人们放谈的机会，于是《复活》常常成为我们谈话的主题，如何表现卡丘莎的苦痛常常成为我们演员朋友们争论的中心。《复活》是不知多少次被改编成戏剧和电影的，我在银幕上看过德丽奥和安娜·史丹的卡丘莎，我也从书本和舞台上看过法国巴大叶和田寿昌兄所改编的剧本，因此，当鲤庭和君莉一再怂恿我再来一次改编的时候，压服了我不自量的冲动的依然是忸怩和惶恐。改编本来是不讨好的工作，加上我的对象又是山一般崇高，海一般浩瀚，大自然一般丰饶与壮美的托尔斯泰！君莉、鲤庭两兄热心地给我找来了巴大叶的陈绵译本，寿昌兄的改编本，以及一些可供参考的书籍与画片，可是人事匆匆，山城挂上了雾幕，戏剧季一开始，我就像带着一个“宿题”的学生似的回到重庆来了。
我几乎是无为地度过了一个冬天。朋友们说今年的戏剧季不够热闹，但是首次到首都来的人已经充分满足于剧目的丰富和演技的精进了。当然，各人有各人的黄金色的理想，因之从这些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之中就可以产生各自的不满，我常常觉得在今天这种现况之下，从事艺术的追求很像一颗企图从瓦砾中萌长的弱草，生根的不是沃土，瓦砾是那样地无情，可是执策而临的人们却又是那样地对瓦砾宽容，对弱草苛厉！滋兰于 菉之中，在沙漠和废墟上点缀一些绿彩，使枯渴的人群已经隐约地感到在地下还有一些盎然的生气，那不仅可以宽恕，而且值得哀悯了吧？我同情在我们周围的那些贫穷、病弱、遭人白眼，可是依旧九死无悔地坚守着戏剧岗位的朋友们的际遇，我相信也只有从他们无言的谛执之中，才能懂得他们的心情，才能体会出他们的欲求与苦恼。我不想在这短文里面絮絮于对于上记几位朋友们的“负债”，我要说的只是我无法拒否他们用无言的凝视来代替催促的要求；在朋友们忙碌于准备一九四三年春季剧目的时候，我又明知会失败而冒了一次大险。
我得感谢巴大叶和寿昌兄的两个已经是非常成功了的剧本，我借用了他们的许多场面，不自白也许会被人指斥为剽窃，老实说，我不忍割爱他们。
迫使我冒险的理由第一是为了适应于目前的上演条件，这儿所说的“上演条件”自然不局限于舞台；我不想絮述困难，时代已经使读者变成了敏感——第二，那当然是在这条件之下的微弱到不足道的使我冒险的冲动了，我不想把它写成一个哀婉的“恋爱故事”，但也得宽恕我没有把托翁那样执拗地攻击的司法制度和寿昌兄那样多彩地描画了的土地问题放在这改编本的主位。
我只写了一些出身不同、教养不同、性格不同，但是基本上却同具着一颗善良的心的人物，被放置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面，他们如何磋跌、如何创伤，如何爱憎，如何悔恨，乃至如何到达了一个可能到达的结果。读托尔斯泰，常常使我苦痛，在这次冒险过程中不知有几次使我掷笔欷歔！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我觉得在托翁也已经是一个绝大的精神上的负担，“学习使你们自己和人民血肉相关”（Learn to make yourselvesakin to people），该更不是一蹴即达的事了，何况，用托翁自己的话来说：我还想加上，学习使你们自己成为人民所不可缺的部分。但，这种同情不该单用你们的头脑（用头脑来同情是容易的），而应该用你们对人民的爱，用你们的心！
对多艰的人民生活没有“长太息以掩涕”的真情，那恐怕连对于托翁那种用全生精力来搏斗的努力，我们也只能“用头脑”来“理解”，来“解释”，来掩卷三叹吧。Virginia wolfe（英国女作家）曾经不止一次地在她的论文里引用过上记托翁的名言，可不是最近有人确切地批评她说，她过于洗练的感觉，终于限制了她停止于“懂得应该”而实际上不能Akin topeople（和人民接近）吗？使压损（strain）了的物体恢复原状，使为着适应“社会”
这座奇怪的机器而变形变性了的曾经叫做“人”的动物回复到平直，朴质，具有正常感觉的有人性的Human being（人），是如何困难的事啊。——在“复活”这两个字前面，我真的感到森严的恐惧了。
冒险是失败了，但在失败之后，我竟像仿佛摸到了真理的边缘。假如能够因为导演和演员朋友们的努力，让我的观众们或多或少的能从涅赫留道夫的苦恼之中感到一点人生的严肃，那么这已经是我这次冒险的收获了。
一九四三年四月写于重庆
（原载《新华日报》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戏剧春秋》后记
今年九月七日，是云卫兄四十初度的日子。当日朋友们在各报副刊写了些回忆与杂感之类的纪念文章。其中我在《新民报》上写的文章说及：假如要以一个人的经历来传记中国新兴戏剧运动的历史，那么应云卫正是一个最适当的人选。朋友们对这提议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中午，之的找我说：“抗战以来我们表扬过新闻界，歌颂过教育界，因为他们在抗战的宣传教育上都尽了常人所不曾想象和估计的力量。但，我们戏剧界呢？我们不想怨尤别人没有提到我们的工作，但是，当我们自己觉得走完了一段艰苦的路程之后，我们也该回过头来看一眼这二十几年来的足迹，我们就来写一个戏吧，戏名就叫《戏剧春秋》……”他又说：“方才和于伶谈了，他也非常兴奋，我们三个之外，还有什么人呢？中国艺术剧社上演了《杏花春雨江南》之后，就没有戏了，《云彩霞》不能通过，那么几个人赶一赶，这题材是容易引起每一个人的写作兴趣的。”
立刻，我们就想起了白尘。要是他在，四个人一凑就成功了，可是他远在成都，时间的限制是不容许两地有信札往返磋商的余裕的。接着就找到了于伶，下午一同出席了在“中青”举行的云卫四十诞辰座谈会，我们听了浅哉先生和孑农兄的怀旧谈，想写这个戏的兴趣更浓厚了。这时候于伶和之的正忙着“中剧”的行政工作，我也正在计划另一个剧本。但这要写的冲动是不容许放过的。“在没有时间中分出时间来”，这是我们的口号。最初是鼎坐杂谈，追忆一些二十年来的琐事，几次之后，我们三个要写戏的人终于被“被写的”那些人物和故事所俘虏了。这一切，那些可笑的，可悲的，可愤怒的，可骄矜的一切，不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事吗？一个多礼拜，我们三个沉浸在回忆的悲欢哀乐之中。领导我们的，跟我们一起工作过来的，还支撑着的，已经倒下了的，那些伙伴们的面影，那些殉道者的謦欬，一个个的浮现在眼前。从文明新戏、爱美剧、话剧、到新兴演剧运动，这是一条不平凡的路呀！在外，他们遭受到的是无比的冷淡，是无穷的蔑视，是被看作“戏子”，是被当作海派的代表，社会贱视他们，朋友漠视他们，各种各样的势力阻压他们；在内，穷困鞭责他们，人事苛扰他们，理解和技术限制他们……
一群被认为不足道的人在旷野中长行，谁能不感到凄苦？是的，凄苦和寂寞咬嚼着我们的心。我们是知道即使在今天，在一切所谓“文化人”、“艺术家”、“社会教育工作者”这许许多多的美名下面，也还是掩饰不住蔑视的眼光与口吻的！我们要申诉！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使社会认识，为什么二十几年来，会有这么许多善良的男男女女，一定要拣择这一条荆棘的道路？
为什么会有这许多人，九死无悔地守住这一个岗位？我们的目的非常卑微，卑微到只想使我们的先行者，在寂寞中感到一丝温暖，使同行者在困顿中回想一下过去的艰辛。在第四幕之尾，一个我们的伙伴在后台独语：“拍手，是的，你们知道的只有拍手，可是，有谁知道：这欢笑后面，包藏着多少人的血汗，多少人的眼泪！一批人来，一批人去，一批人暂时被人当作宠儿，明星，一批人又渐渐地从人们记忆里面消去，云霓是死了，是的，她是会被人忘记的，可是，这些被忘记了的，渺不足道的人，他们的尸骸，筑起了一条道路，不踏过这些人的尸骸，中国新剧运动是不能达到他的目的地的。”
是的，我们要感谢这些人，不辜负这些人，我们是打算追随这些人们的。
戏，开始于“五四”之后，结束于“八一三”抗战之前。最初，我们是打算献给一个人的，但，结果，是迫使我们不能不改变计划而成为献给一群人了。我们虚构了一个故事，而在这虚构的故事中间，容纳了我们的心声和泪影。朋友们，要索隐某一个人，考证某一件事，这努力会是白费的，甲中有乙，乙中有丙，这一群人中间，我们是计划着包容了我们大家的成功、失败、光荣、耻辱、长处和缺点的。
从开始到脱稿，我们花费了月余的时间。日子很短，杂务尤多，但是在我们自己，却感觉到在所谓“集体创作”中，这是较和谐，较认真，也是比较的合作得满意的一次。执笔是分头的，但故事结构，人物性格，情节发展，却完全出于合议和共同的创造，我们在写完之后感到若干的兴奋与欢喜，这心情不在于写成了这么一个剧本，而在于我们这三个还有一种不避忌任何讥评，而终于还能在短期中突击出一点东西来的稚气。稚气，是的，没有一份稚气，也许谁都会在那些困难和讥笑前面沮丧和却步的。
一九四三年秋
原载《戏剧春秋》，美学出版社一九四四年十月初版。）
《戏剧春秋》新版后记
一九四二年一月初，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和金山等一行人，从太平洋战争中沦陷了的香港，偷渡海洋，登岸澳门，经台山、玉林、桂林等地，先后辗转到了重庆。在廖承志同志的周密安排下，于伶、章泯、宋之的跟着茅盾、韬奋和柳亚子等以及“旅港剧人协会”的全体人员，逃出香港，分批安抵我广东东江游击区。遵照当时正在延安的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由曾生将军指挥，陆续分散安顿到各个适当的地方。宋之的领着部分“旅港剧人”到了重庆。于伶、章泯和部分“旅港剧人”留在桂林，等待党的交通，去上海，转往新四军驻地苏北盐城的“鲁艺”。
在重庆，金山参加演出了郭老的《屈原》。夏衍创作了《法西斯细菌》和《水乡吟》，着手改编《复活》。宋之的创作了《祖国在召唤》。
秋冬间，党直接领导的由应云卫、陈白尘与辛汉文主持的“中华剧艺社”被迫去川西南一带旅行公演后，将久驻成都。周恩来同志认为话剧演出是当时在敌人的心脏重庆作斗争的重要而有效的阵地，指示夏衍立即筹组一个大型的新剧社，电召半年来被湘北、浙西战火所阻，滞留在桂林的人员。章泯和部分“旅港剧人”先行，于伶在桂林演出《长夜行》后，于四三年元旦前夕到达重庆。
这样，在周恩来同志与董必武同志的直接关心下，由章混、宋之的、金山、司徒慧敏、于伶负责建立了“中国艺术剧社”。主要骨干还是一九四一年初，为抗议反动派发动的“皖南事变”，从重庆与桂林等地疏散到香港，组成“旅港剧人协会”的舒强、沙蒙、蓝马、凤子、王苹、虞静子、凌琯如、戴浩、奚蒙、林朴晔、罗毅之等人。原在重庆的张瑞芳、吕恩、胡孑、岳建中，和上海来的黄宗江、柏李、蒋天流、苏石凤等都参加了。同时吸收了恩施与柳州的演剧队队员田稼等五六人，还有音乐家盛家伦和画家丁聪等；次一年，从新疆狱中出来的徐韬、赵丹、王为一和朱今明也都参加了。阵容是相当强的。今天，我们两人之所以要在这里列举这个阵容，明知记忆的名单还很不完全，是出于衷心的怀念，怀念四十年前的这个战斗的集体；怀念为这场艰苦而有成果的集体战斗，尽了心出过力而已经离开了我们的同志与战友：宋之的、章泯、洪深、史东山、辛汉文、徐韬、郑君里、沙蒙、蓝马、贺孟斧、孙师毅、盛家伦、虞静子……。还有当年主办桂林“西南剧展”时导演《戏剧春秋》，去年含恨而终的瞿白音同志。还有为新兴戏剧运动受难忍辱了一生，当时以他苦苦撑持的“中华剧艺社”来同“中国艺术剧社”配合、并肩，互为犄角作战，“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批斗游街，倒毙在上海马路上的应云卫同志！还有，剧社的总务沈硕甫同志，为能开出剧社的一顿大锅饭而张罗，心脏病突发，倒在都邮街口，路毙了的戏剧无名英雄！
中国艺术剧社，由洪深导演《祖国在召唤》，从四三年春节起，首演于“银社”剧场。到了九月，一连送审两个剧本不被统治当局通过。剧社无戏可演了。怎么办？我们三个人慨然、愤然、奋然、决然地合作写了《戏剧春秋》。我们写戏的冲动，我们的目的，我们的创作过程，我们在写作中与写完后的心情，这在夏衍写的前一篇“后记”里都说了。在第四幕的第二场戏中，我们还特地写了这样的一段对话：苏菲就只能牺牲，只能演出这倒霉的戏。只能这么痛苦，痛苦，永远的痛苦。
伍觉群（感慨系之）说起来，问题就很大，要有现代化的戏剧，要一切都合现代化标准，先要有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我们吃苦，就为促进中国的现代化。
这是我们当时一九四三年的一心的向往和虔诚的信念。今天，临到一九八○年，我们面对现实，忆想过去，展望未来，再一回味当时写作中与写完后的心情，我们却不仅仅是“感到若干的兴奋与欢欣”，而是一种很大的慰安啦！我们在《献辞》中曾写着：
“……
已经一大段路了。
疲惫了的圣·克里斯笃夫回头来望了一眼背上的孩子，啊，你这累人的快要到来的明天！”
这里所指的明天，早已成为今日的昨天，遥远的昨天了。感到慰安的是我们当时“非常卑微的目的”达到了。那么这样一个急就章的戏，一九四三年的白区政治环境与审查制度下的产品《戏剧春秋》也就可以说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了。
随着当年它在重庆、成都、桂林、永安、上海等地的演出，《戏剧春秋》在重庆与上海印过四版。“文革”之前，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把它列入题材规划，陈鲤庭、黄宗英等同志，二次决定改编《戏剧春秋》，拍摄电影；江苏省话剧团张辉和田野同志等，也曾准备上演《戏剧春秋》。而张春桥在上海文艺界一次四个影剧院同时拉线听他的大报告中，痛骂：《戏剧春秋》是为三十年代老家伙树碑立传的黑样板戏，搞它干什么？那还是一九六四年夏天呢。十年浩劫，抄撕烧毁，劫后余灰的剧本所剩无几了。
今春，受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盛情邀请，于伶随着中国戏剧家代表团去访问时，日本著名的左翼老戏剧家千田是也先生热忱地对于伶谈了一九六四年他亲任导演的《戏剧春秋》在日本演出的情况。于伶曾有诗奉赠千田。
东京大学讲师，著名的中国戏剧研究家黎波先生也对于伶讲：他收藏的一本《戏剧春秋》，连同译文，供千田先生他们拿去用了；要于伶寄赠一本原书。
于伶表示一时还难以应命，因为这剧本难于找得到了。四月，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演出《戏剧春秋》时，听说是好不容易才觅得一本。
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戏剧出版社决定重新排印，重印《戏剧春秋》。
于伶校了一遍当时排错的行与字。他是泪眼如花地读校的，怕也难于尽校清楚。为了要写一篇新的后记，于伶把《献辞》和《后记》读给夏衍听。夏衍沉默了一阵，说：“倒也是真的，自己写的戏，很少坐在场子里看一遍以上的。可这个戏，在重庆，在上海演出时，倒是看了不止一遍。”这也是我们一种共同心情吧：不是在看自己写的戏，而是一次次的“沉浸在回忆的悲欢哀乐之中”的心情。
之的不在了，我们两个人在写这新版后记时，只是想：让我们凭借这本急就章的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的《戏剧春秋》，来表示由衷的祝愿。祝愿在党中央的雨露恩泽滋润下的中国戏剧艺术在伟大的四化进军中发挥战斗作用与深远影响！
一九八○年六月三日北京
注：此文与于伶合写。
（原载《戏剧春秋》，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四月第一版。）
《边鼓集》后记
这是我的第六本杂文集子。但是《从春到秋》、《转形期》两本一九四○年在桂林夭折，不及和读者见面，《桂林论集》在香港排好付印的时候战争爆发，尸骨无存，因此，这就变成能够勉强出版的第三本了。——我用勉强这两个字，因为这本集子的篇幅本来还要多出三分之一以上，原来打算定名《屋上盆栽集》的，后来因为某种连自己也明白的原因，剪贴好了的原稿“卧病”三月，最后是自己动手术，割掉三分之一，剩下与国家大事无关的部分，而这部分恰好都是谈到剧运的文章，于是就把名字改成《边鼓集》了。
边鼓，是站在旁边敲敲边鼓的意思。大家知道目前的戏剧运动是在紧张、散乱而又使人焦虑的状态之下，替当事人着着急，打打气，有时候代人捏一把汗，出出外行主意，或者指出一些当事人忙迫中不及看到的现象……这就是在写这些文章当时的心清和目的。白尘兄《习剧随笔》的出版鼓励了我印行这个集子。船在险滩中不上不下的时候，不背纤不掌舵的乘客有时也难免惊骇呼号一下的，即使明知这呼号不一定对，也不一定有什么好处。
当然，我也不想讳言写了这些文章之后的寂寞。譬如《论正规化》这一篇发表之后，骏祥兄就从成都写信来代我寂寞过的，他说：“我不知道有没有十个二十个人在想这些问题。”有没有人想到这些问题我不知道，但是这样一个问题提出之后引不起一点波纹却是事实。有人说，“形势比人还强”，那么好吧，也许在将来，形势会逼着我们去思考的。
一九四四年九月
（原载《边鼓集》，美学出版社一九四四年十月初版。）
《秋瑾》再版代序
将“三八”这个日子当作妇女的节日，在中国也已经二十年了。二十年，是一个不短的路程。风雨晴晦，影响着纪念这个节日的规模，一年盛大，一年消沉，也许下一年又因为特种的机会而“隆重”，但对于这种形式上的兴衰，我没有感慨，我也并不感到寂寞和悲哀。
从一个出类拔萃的先觉秋瑾创办了主张男女平等的《女学报》，也已经四十历寒暑了。四十年间，日月盈昃，妇女杂志有过了不少的绝续与兴衰，一个时期像雨后的春笋，一个时期又如残秋的落叶，但，对于这种往往为外在原因所约制的杂志发行数字之高低，我也并不觉得这就真真表征了妇运工作的兴衰。
三十年，四十年，为着中国民族的自由解放，为着中国妇女的平等独立，流血，奋斗；奋斗，流血，秋瑾的墓木已拱，为女权而呼号的书籍和刊物也已经汗牛充栋了。可是，在四十年代的今日，在抗战中的中国，“生男如狼，犹恐其尪，生女如鼠，犹恐其虎”，乃至“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的观念，还遍存在中国人的心中。“女子真真的地位是在家中”的理论，依旧为最高学府的大教授们所倡导，而仅有的妇女刊物，还不能不分出大部分的篇幅来讨论“男女是否应该平等”，“女子是否应该走出厨房”，这不是真真值得寂寞，真真值得悲苦的事么？
“五四”产生了若干中国的诺拉。小鸟冲出了樊笼，体味了什么叫做自由和平等，但，当她们同时也体味了风雨的力量之后，若干“勇敢”的诺拉又用眼泪来忏悔了“年轻时代的莽撞”，而重新回到“和平”的樊笼里去了。
“五卅”与一九二七，跟历史上的新登场者一起，我们也有了刘和珍型的英雄，有了轰轰烈烈的女斗士，有了女兵，有了无数个无名的踏着荆棘的道路来争取解放的女性。但是，疾风一过，劲草几何？才十五年的岁月呢，昔年头角峥嵘的女斗士，今天已经是母仪足式的夫人太太，已经是母以子贤，妻以夫贵的命妇，甚至于已经是抄经念佛，谋幸福于来世的“信女”了。当女权和男女平等被当作少数人的敲门砖的时候，“妇运”窒息了，而真真的妇运，真真的新的女性，却在并不辩论着什么平等之类的名词的人群中诞生了！
这儿没有英雄，这儿没有辉煌的演说与理论，她们要，她们做，她们把自己当作一个人，于是，她们把自己当作一个人，于是，她们成为新中国的一个成员，成为顶天立地的一个人了。
过去，把太多的时间化费在岩石上的耕耘。一方面也可以说，把太多的时间化费在温室花卉的培植了。不炸毁压在地层上的岩石，作物是不能生根在土里的。把种子播在温室里，得到的收获也不过是用以炫人的一两枝奇花异卉罢了。我们珍重我们民族所产生的俊杰与英雄，这都是民族的光荣和瑰宝，但我们也还觉得假如全民族的文化能够提高这么一分一寸，却是更比一二人的光荣更值得珍重的事情。
路，很远。但不停脚，不就意味着一步步的前进么？山，是一个不可移的象征。但是，当愚公将成功瞩望于他的子子孙孙的时候，不可移的意义不就在这一瞬间消失了么？人类永远拒绝死亡，不合理的一切必然要在永生的人类社会中消失。
一九四四年十月
（原载《边鼓集》，美学出版社一九四四年十月版。）
记《离离草》
五月初开始写这个剧本，今天校改完毕，已经是深冬了，窗外吹着风雪，据说这是重庆罕有的严寒。我没有在北方度过冬天，但很奇妙，一想到北方原野上的积雪，挂在茅檐下的冰柱，炕床，炉火，和紧围在煤油灯下谈话的人们的时候，倒反而感觉到一种异样的温暖。这些印象，大概是从书本子里得来的吧，但我却明白感到，好像心理上的暖和已经胜过了生理上的冷感。
我生长在江南，在北方所耽的时间和全生涯比较起来几乎是渺不足道，但是出于常情之外，我永远永远地怀念着那一片渺无边际的在风雪中受难的地方。我攀登过金刚山的高峰，凭吊过牡丹江的战迹，在泰山之巅看过日出，在八达岭上听过驼铃，我也曾像一个哑行者似的呆坐过异国情调的哈尔滨的酒馆。我不能忘掉这些地方。但更使我一想起就发生亲切之感的却是那些数不清的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苦难深重的人像。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在一个暑假期内，我曾经在朝鲜、满洲作过一次无目的的旅行，在京城的一条不知名的街上，我看见过一队日本宪兵，为了夸示他们的威武而纵马践踏了整个的菜市。在奉天车站，我目睹过一个日本路警任何一点借口都没有地把一个苦力推下火车急驶中的轨道。而在这种场合，一方面说，我在周围群众脸上看到的可以说是一种没有表情的悲伤，一种没有言语的反抗，而在另一方面，在长期的威压之下，我也看到了为着维持最低最苦的生存，人们也就不知不觉地学会了一种应顺一切压迫和作践的习性。在奉天车站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一天清晨我听到了一种奇妙的叫卖声音：“Nappa 喔，白菜， Kiuri 喔，黄瓜！”
Nappa 和Kiuri 是白菜黄瓜的日本语发音，在中国北方，在二十年前，做小贩的农民也已经不能不为着生活而学会几句日本话了。在最初的霎那，我想，在那些不敢相信自己是主人而只求做一个和平奴隶的人，不敢相信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将眼前的苦难认为命中注定的人，被祖国的官僚军阀遗忘在关外，除出租税劳役之外，永远不会记起他们之存在的那千千万万的蝼蚁般的曾经为人的动物，国家民族之类的概念，也许在他们心中脑里该早已经全不存在了吧。可是，这想法在另一些遭遇中完全地被否定了。那时候，我是一个日本工科大学的学生，在旅行中我穿的日本学生制服，在朝鲜在满洲，为了言语不通，我通常用的也只能是日本言语，在全旅行中，由于这种服装语言的原故，我和我们同胞兄弟以及亲如骨肉的近邻民族之间，造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墙，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止一次地酿成了异常险恶的充满了敌意空气。在从釜山到平壤的火车中，一位同座的朝鲜女学生峻烈地拒绝了我对她的谈话，我从她表情中明白地感到；在她眼中，我几乎是一个虎狼一般可怕，毛虫一般可憎的对象。我惭愧当时的钝感，我还以为她的冷若冰霜只是由于少女应有的羞怯。可是，这样的敌意继续了一昼夜之后，当她在我手提箱的名刺上发现了我是一个中国人的时候，她的态度突变了。她告诉我平壤的宿屋，可以找到中国人的地方，还在有意无意之间流露了她对这个远隔了的邻居的向往。她，我记得非常明白，还不过是十五六岁的年纪吧，在她开始懂得世界的时候，那一幕“日韩合并”的血腥悲剧也该早已经是历史上的事件了吧。但，从她那不经意的一憎一喜之间，何等深刻地表露了一个和平民族对侵略者的仇恨！这样的琐事，在今天似乎再没有絮述之必要了，在我们国土的沿江沿海，不也已经有千千万万的妇孺老弱，在无言的敌对中等待着复仇的时候么？血总比水浓厚一点，法西斯侵略者的一切欺骗，一切怀柔，不是连对一个天真的女孩子都完全失败了么？我想起了无数个敢怒而不敢言的表情，我仿佛听到了千万个被作践者的无声的哭泣，“难道已经忘记我们了么？关里的人呀，已经十多年了，‘九一八’那一年出世的孩子已经进了中学，已经会讲流畅的日本话了！”
从严格的观点上说，“九一八”正是第二次世界战争的开始。可是，十三年以来，从日本法西斯起，里里外外，有多少人不愿意将这惊天动地的武装侵略定义为法西斯性的战争，而只愿轻轻地将它叫做“满洲事变”？在汪精卫秉政，执行着所谓“不扩大方针”，“睦邻政策”的时候，在关外是血海尸山，在关内是遗民泪尽，一年年的过去，在今天，我们之中也许已经有人淡忘了争取到“七七”这一天的经过是如何的九曲三回，千山万水了吧。
但，作为一个和东北这块土地这些人民有过爱情的人，将永远不会忘记：即使在战争的日子中，也曾有人一再而三，企图以东北三千万人民的身家性命作为少数人苟安和平的代价。我控诉这些人，我不止一次曾在我的剧作中“勉强地”插入了“九一八”和“东北”这些“非艺术”的使人不愉快的字眼。
我懂得感情是一匹难以御制的野马，所以听到东北的口音和提到那些曾经旅行的地名就像被一根鞭子抽打着一个久未愈合的伤口。——这，在我只能说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情。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读到了一些日本人所写的报告和笔记，被束缚的大地在悲叹，在哀诉，在哭泣，被割开了的伤口在排脓，在流血，但，尽管是出于敌人的笔下，这一切由于“满洲”的报告不也表示了这块苦难深重的地方正在生长着新肌与新血么？血在灌溉新芽，他们沉默的战斗以心传心地在激励着整个的民族，我相信，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谁也不会忘记将我们引导到全民抗战的这“最初投掷的一石”和“一粒死了的麦子”的。
人民，是不朽的，人民，是善于抉择的，也只有人民的武装抵抗，是才能使侵略者的军队疾瘫的，白居易说，“野火烧不尽”，那么从那些敌人笔下所记录的材料，不是也已经够使我们远隔的人感到盎然的春意了么？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
（原载《艺术志》创刊号，一九四五年一月出版。）
《芳草天涯》前记
“你没有写过以恋爱为主题的戏”，朋友们这样对我提议。我承认这个事实，但我不承认这事实出于故意。
现在我打算写了，但我写的恐怕不是甜蜜而是辛酸。
正常的人没有一个能够逃得过恋爱的摆布，但在现时，我们得到的往往是苦酒而不是糖浆。
托尔斯泰说：“人类也曾经历过地震，瘟疫，疾病的恐怖，也曾经历过各种灵魂上的苦闷，可是在过去，现在，未来，无论什么时候，他最苦痛的悲剧，恐怕要算是——床第间的悲剧了。”我同意他的话，但我不像他一般的绝望和悲观。我在他的文字中抹掉“未来”这两个字，因为我相信人类是在进步。
我望着天痴想：要是普天下的每一对男女能够把消费乃至浪费在这一件
事情上的精力节约到最小限度，恋爱和家庭变成工作的正号而不再是负号，那世界也许不会停留在今日这个阶段吧。
我是从这个意义上同意托翁的话，而把“现今的”恋爱定义为人类生活中最苦痛的悲剧的。
我谴责自己，我谴责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但是，亲爱的读者，在叙述人生的这些愚蠢和悲愁时，我是带着眼泪的。
一九四五年春
（原载《芳草天涯》，一九四五年十月美学出版社出版。）
《野草》复刊私语
《野草》这本小小的杂志六年前在桂林发刊，那时候也正是光明和黑暗交错的时候，我们明白地看到和感知到了不远的光明，但是我们也无法闭上眼睛不看到眼前的黑暗。是这么一小群不甘沉默而又不肯阿谀的人，于是我们就在绵密的文网中钻寻一个小小的罅隙，曲折迂回，替苦难的人民传达出一些呻吟与咀咒。把自己的身分规定为自然生长的野草而不愿意做点缀沙龙的盆花，这一念就决定了这个小刊物的六年来的运命。春天是践踏，秋天是刈割，冬天又是一把野火，几年的岁月就在这种不断的摧残下面支持过来，一九四三年以后，他们也居然做到了不让我们在地面上抽芽，可是现在，我们不又从瓦砾堆中透生一棵新芽了么？有苦痛就有呻吟，有暴虐就有咀咒，我们不相信暴君们的压制可以使中国人民永远无声。当然，这一次的发苗也不一定保证能够就在大地上滋长，毋宁说，我们预想着今后也随时可以遭受到摧残，但，能够有一个空隙就抽出一支芽来，这不也就表示我们还永远不放弃争斗，这不也就足以使那些“肃清狂”病者永远失望了么？
我们都是清醒的年轻人，所以我们从来就不以这一点微弱的抗拒为满足，有人说现在是原子能的时代了，掌握了这种能的人一举手就可以毁灭一个国家，绝灭千百万人口，那么你们这一点原始性的抗拒和傻劲，不是太可笑么？我们承认，我们的力量是微小而渺不足道的，可是，微小并不等于无，而这六年来的经历，却也使我们相信，这种微弱的抗拒也正在不断的扩大。
我们相信人类永生，我们相信人的智慧也一定会支配原子能而决不会让原子能来毁灭整个人类。去年八月间有人预言今后七十年间广岛土地上将不可能再有一棵青草，不是七十年而是七个月之后，原子弹的废墟上不是又长出草来了么？求生的本能迫使最卑微的生物执拗，这执拗的表现就是争斗，而人类就在这种绝望的争斗中继续了生存。
（原载一九四六年十月《野草》复刊号。）
《劫余随笔》前记
自从以写文章作为我的主要的工作和职业以来，数到今年已经整整二十年了。近十年，写得特别多，抗战的八年中，没有一天停过笔，在《救亡日报》的四年间，除剧本外，平均一天总得写一千五百字以上，就形式说，除诗之外，什么东西都写，但说实话，什么也没有写好。文章写多了，常常自己也觉得腻，但回头看一看，自己觉得可安慰的是一直没有生病，一直没有偷懒，也一直没有沾上洁癖而已。
平生最怕被人称作什么什么家，我只想做一个用笔杆为人群服务的记者。写东西尽可能不署名，必须安上一个名字的时候也常常随意用一个笔名，用久了被人认识，就随意再换一个，好在这年头只有笔名不须要化钱。不署名或者不署真名，倒并不是怕负责或者害怕，老实说过去这二十年可怕的年月中，怕用我这个名字的常常是报纸杂志的编者而不是我自己。由于这种缘故，这二十年中，除出印了若干本翻译和十二三本剧本和小说之外，只印过两本杂文：《此时此地集》和《长途》，那还都出于出版者的怂恿。我相信，印出来的部分，数量上最多不过我所写的五分之一。因为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写得最多的是政论，杂文，新闻记事，和用“司马牛”这个笔名写的“三言两语”，和“蚯蚓眼”之类作为“补白”用的东西。写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保留的意见，所以写下印在报上或杂志上之后，就随着时间的经过而很快地忘掉了。
当然，在这些日常写下来的东西里，也偶有一些在当时或事后还可以使我们的敌人受到一点伤害，因此曾经有两次也曾想把它搜集起来出版的愿望，一次是一九四○年在桂林，《救亡日报》出版部的朋友曾替我排印过两本政论集子：《转形期》和《从春到秋》，但校完打好纸版，却因审查不通过而流产，香港有朋友愿意帮我印行，可是把纸版寄出之后，就莫名其妙地“失踪”，现在，自然连内容是些什么也不很记得起了。另一次是在重庆，也是由于一个出版社的要求，自己编了一本杂文集子，因为我在《一个旅人的独白》里曾经自喻为一个失去了土地的农夫，当时我的报纸已经被封，我没有耕播的地方而又不甘怠惰，于是我想起了一幅北欧画家的油画：一个穷人在都市里的屋顶上浇灌盆花的情景，所以我将它取名为《屋上盆栽集》。
不能在大地上耕种而只能在屋顶上栽一两棵草花，这是我在重庆四年间的心境，可是，不愿人世间有一点绿色的文化警察，竟连这一点可怜的“自慰”
也不肯容许，最初是不准通过，后来经过出版者的交涉，请客，讲情，发下来的用“红铅笔”砍伐过的本子不仅已被删去了三分之一，而还禁止我用“屋上盆栽”这个名字，看内容，像被重庆耗子啃过的破絮，不论怎样委屈也已经补缀不起来了，我一气，索性不出了。
我回叙这些，只想使不曾到过蒋管区的人们知道，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我们这批人的遭遇。
一九四五年惨胜后回上海，我又整整不停笔的写了一年，当然依旧一点也不留下些什么。真的一点不留下吗？那也未必。举例说，我在《救亡日报》后身的《建国日报》上写过一个标题《两种》的小方框：其一，“战后的上海人最怕两种人，一种天上飞下来的，一种地下钻出来的”，其二，“上海人要房子只须两种条子，一种是金条，一种是封条”。而这个小方框，很快就传遍了上海，不是到今天也还有人提起它么？只要不单单为了稿费而写，只要写下来的多多少少能代表一点人民的意见，我相信即使不是长篇大论，即使是两语三言，同样的还是会给反动统治者以一点伤害——最少也会给他们以一点不痛快吧，我凭着这一点自信，就不论到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时候，就要凭着这傻劲一直写，写，还要写下去的。
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在新加坡，下半年在香港，这一年，写的并不比去年多，但写下来而手边可以搜集得起来的，就是这集子里的几篇而已，承朋友们替我剪辑起来，又幸亏香港还有可以让我印出来的方便，就这样让它印出来了。
人活着就应该劳动，人劳动就不该单为自己。使我觉得惶恐的，只是一直思想搞不通，包袱除不掉，以致尽管想做得多一点，做得好一点，而做出来的却只是如此微弱无力而已。
一九四七年除夕
（原载《劫余随笔》，香港海洋书屋一九四八年三月初版。）
《蜗楼随笔》后记
这里搜集的是一九四八年在香港所写的文章，大半都是应杂志报纸编者的要求而写，这一年可以说是一个最重大的年头，但这一年我主要的时间几乎完全消费于琐碎的“事务工作”。过去若干年来勉强做到每天有一两小时读书和思索的时间，这一年连这习惯也打破了，几次想好好的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让我能切实地读一点书，反省一下过去，缺点和弱点，但这希望都没有实现，生活像“车轮上的洋老鼠”，整天的跑着。结果呢，依旧在原来的位置，表面上的动，成了实质上的停滞。
因此，在这里的几篇文章都是勉强由编者先生们逼出来的，过后看看觉得很没有意思。一则由于答应了给人间书屋一部稿子无法交卷，二则由于洪遒、华嘉二兄已经把这几篇稿子剪辑起来，所以只能让这毫无分量的集子出版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
（原载《蜗楼随笔》，一九四九年五月香港人间书屋出版。）
《考验》后记
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五三年，我已经整整九年没有写剧本了。尽管这些年来一天也不曾偷闲，一直在各种不同的岗位上工作，可是每次参加戏剧界集会，或者听到戏剧界朋友抱怨没有“新戏”可演的时候，总有一种内疚和自责的心情。不想写么？不，我还常常有创作的冲动；没有时间写么？也不，过去我写的那些剧本，没有一个不是利用业余的时间写下来的。那么，真的如某些先生们所说，我的创造欲求被“理论的刀子”和“棍子”“吓哑”了么？恰恰相反，正因为这九年来自己在思想上有了一些提高，从过去的失败和错误中懂得了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必须要首先解决“一个站在什么立场和为什么人写”的问题，才能写出对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事业有益的作品的原故。在一九五三年出版的我的剧作选中，我写过一篇代序，里面说：
要使我们的文艺真正能够为工人阶级、为人民群众服务，首先就必须“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就是文艺工作者联系实际，深入生活，改造自己的问题。
这几句话是我自己长期摸索之后所得到的体会，这几句话，也说明了我自己对于过去那些作品的看法。
解放之后，我一直在党委和行政机关工作，我有了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开始明确和逐步解决了多年以来早该解决而迄未解决的问题。
总路线学习和工作实践再一次唤起了我创作的冲动，我在一九五三年初夏写下了这个剧本的初稿。翌年三月，学习了“四中全会”文件，进一步明确了这个剧本的主题，作了一次修改，作为一个“未定稿”打印出来，征询了少数同志的意见，这样，再经过一次改作，就由几位同志热心的怂恿，在一九五四年八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我明知这是一个很不成熟的、或者应该说是有许多缺点的作品，可是我还是鼓起勇气来发表了它。我清醒地认识到，同志们怂恿我发表是为了对一个九年不写剧本的人的鼓励和鞭策；而对我自己来说，则只是想借此来表示我的一个执拗的信念：这就是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应该适应当前人民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我以为，只要在这个问题上能够起一点点——即使是十分微弱的积极作用，那么，尽管不能“达到高度的艺术”，尽管可能被嘲骂为“政治语言”和“公式概念”，也就“非所计”了。
值得感谢的是发表之后我就陆续收到了数以百计的读者来信，有鼓励，有批评，有很详细的分析，也有替我设想得非常周到的建设性的修改意见。
我感到幸福，因为，这是我从事写作以来从来不曾得到过的、真正来自群众的激励和批评。根据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的讨论、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出实践和上面所说的读者们的意见，我又对方克和丁纬这两个人物的描写作了若干的修改，但是，限于认识和生活，限于时间和能力，这只是极其浮浅的修补，而不可能作较大和较深的重塑了。
感谢所有关心这个剧本的朋友们的指教和帮助，单行本出版之后，还希望能得到更多、更严正的批评。
一九五五年一月
（原载《考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四月出版。）
《杂文与政论》后记
抗日战争时期，我写过五六本杂文集子，在桂林和重庆编集的，几乎全被禁止出版，连原稿也丢失了，在香港出过两本，现在也已经很难看到了。
杂文与政论，我的确写了不少，但是自己很不珍惜，上面所说的那些集子，也都是报社和出版社的同志代我编集的，现在，连集子的名字也记不起来了。
解放以来，这一类文章写得少了，但也没有完全搁笔。去冬，北京出版社要我编一个集子，凑集起来，也只是薄薄的一本。我自问并不懒散，也还经常有“不能已于言”的冲动，写得少，朋友们替我解释，说是忙的缘故，其实，这一类文章不是长篇大论，过去也都是在业余时间写的，写少了，不外是旁人不来逼，和自己不通自己的缘故。
现在搜集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事实上都是逼出来的。报社和刊物出了题目叫我写，限期截稿，逼着写了，有时候内心激动，觉得非写不可，也就写出来了。由于这样，这本集子里的文章都是“急就章”。文章的好坏、工绌，表现着作者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低，在此，可以自慰的是这些文章没有伪饰，出自真情。
写于一九五九年一月
（载《杂文与政论》，北京出版社一九五九年三月第一版。）
《夏衍选集》代序
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四年，我写了十一个多幕剧。在这里选了的五个，是上演次数较多，而比较为观众所喜爱的。
写这些剧本的时期正在抗日战争前后，所以十一个剧本中，除出两个历史剧和一个外国名著的改编之外，内容全和抗日战争有关，剧中人物，则由于自己生活圈子的狭窄，写的几乎全是小资产阶级。
一九四一年我还写过一部长篇小说《春寒》，出版之后有位读者给我写信，提出了为什么我的作品着重地写知识分子而没有写劳动群众的批评。这封信还谈到许多我们时代的小说作者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当时我写了下面这样一封复信。
你读了许多新文艺作品而疑问到为什么具备了进步世界观的新文艺作者也会那样深挚地对旧社会的事物和典型性格“钟情”？这理由，在理论上是不难回答的。高尔基在《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里面说过：
“受两种历史力量——小市民阶层的过去和社会主义的将来——吸引以后，人们显然犹豫着：情感的因素倾向于过去，理智的因素倾向于未来。他们大声地嚷了许久，然而我不感觉到他们会安心地相信：一条非常固定的道路已经断然地、坚决地被选定了，虽然这条道路是历史充分地指示出来的。”
为什么知识分子会普遍地发生这种情绪的与理智的根源的分裂？一九四四年十月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此次文教大会的意义何在》里面一针见血地解答了这个问题。
“我们所继承的遗产太痛苦了。人民对于新文化的要求毕竟还不如对新政治、新经济那样热心。他们对旧文化也没有对旧政治、旧经济那样的仇恨。相反地，还留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我们的经验也还不足。因此，这不但是一场艰难的，而简直说得上是一场微妙的战争。”
由于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部分出身于背负着“太痛苦了”的“遗产”的小资产阶级，所以尽管在理智上接受了新世界观，可是他们的“灵魂深处”，却依然还保存着一个难攻不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因此，对于一个向旧政治、旧经济进攻的政治斗争，他们可以带着满怀的仇恨去作不屈的斗争，可是一接触到文化和艺术的问题，——当斗争的对象转移到资产阶级的文化艺术的时候，那么不仅他们的斗志会缓和下来，而且甚至会对理智上早已否定了的事象和人物开始同情和眷恋。你说我“鞭挞这些知识分子的时候常常带着眼泪”，我除出同意你的说法之外，觉得需要补充的是：由于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军的缘故，由于在今后的残酷斗争中，他们可以也必须和革命主力长期合作的缘故，所以，假如我们能够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那么对他们鞭挞的时候还“带着眼泪”，和他们斗争的时候不忘记团结，也许还是必要而应该的；在这种场合，真真的错误所在我以为只在于当作者批评和鞭挞这些旧事象、旧人物和旧性格的时候，由于作者不能坚定地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由于这些作者本身对一切旧时代的残余还保留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就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怜惜乃至欣赏了这些弱点！我们只要反省一下就可以察觉：当我们的笔尖接触到小有产者纤细、优美、温情、洗练、诡谲、高傲，乃至避忌实际斗争的所谓“洁癖”、“孤独”的时候，我们不是不仅一点也不带着憎恶和反感，而且还毫不掩饰地抱着同情、赞叹和欣赏的态度么？对于这一点，在上面引用的那篇高尔基的论文中，也说得非常明白：“青年作家们还没有足够的强大力量来鼓舞读者憎恨过去。因此，他们不但不使读者离开过去，而且——在我看来——不断地使读者留恋过去，在读者的记忆中巩固、确定和保存过去。
“要很好地说明和了解过去那些恶毒的、磨难人的卑鄙龌龊的事情，就必须发展自己从现在的成就的高处、从未来的伟大目标的高处注视过去的才能。这种高度的观点一定会、而且将会激发起那种骄傲的、喜悦的热情，这种热情会使我国文学具有新的风格，会帮助它创立新的形式，创立我们所必须的新思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不用说，只有靠社会主义经验的事实才能够创立起来。”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得更加明白透彻，更加具体：“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他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
由于此，假如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文艺作家不能把自己的立场坚决完全干脆地转移到“方生”的工农兵方面，而还要保留一部分乃至大部分停留在“未死”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理论上口头上不能和实际上、行动上合一，该爱不能真爱，该恨不能真恨，该鞭挞不能尽情地鞭挞，该歌颂不能尽情地歌颂，那么很自然的写出来的作品就不可能有强烈的力量，去“唤起读者对过去的憎恶”了。
假如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假如我们认识了这依旧是一个站在什么立场和为什么人写的问题，那么接着你所提出的另一个问题“知识分子出身的年轻人应写些什么”也就容易解决了。我想，这不单是题材的问题，而依旧是作者的立场和态度的问题。我们可以写太阳，我们也可以写乌云，我们可以写“方生”的春天，我们也可以写“未死”的寒冷，我们可以写新，我们也可以写旧。问题的症结，在于即使写同一个事象同一种人物，常常要因为写作者的立场之不同而在读者之中唤起不同的印象效果。高尔基曾经慨叹过人民力量迅速发展的过程在文学上反映得非常的微弱，他说：“这个微弱的主要原因，在我看来，乃是由于这件事实：文学的注意力主要地放置在正在死亡的东西上，而没有放置在已经开始生长和活动的东西上”的缘故。他用一个“对于自己的医术没有信心的年轻医生”来比喻了这样的作家，他说：“也许，并不是为着安慰那快死的人，而是为着解决他自己个人的问题，他向着没有希望的病人说，病人惯于生活的那些条件仍然存在：古旧的偏僻的地区还是完整的，那可以使人悠然生活的古老时代也还没有完全消失。一般讲来，许许多多的‘消极现象’还存在着，它们甚至比那些具有相反性质的现象还占优势，并且在走向新的生活的人们的道路上堆积着种种不同的障碍。”
这些旧事象还存在着是不是真实呢？高尔基回答说：“当然这是真理，而且对于一切丑恶的存在的指出，都是对于真理的服务”，问题只在于这个医生站在什么立场，对于自己的医术有没有信心，能不能坚决地诊断这个病人的“没有希望”，和对于这些“未死”
的东西有没有好感和爱惜的地方。假如“他自己个人的问题”“解决”了，一方面认定了这个“未死”的必死，“未死”只不过是“暂时起作用”的现象，对它再没有任何的眷恋；另一方面认定了“方生”的必生必长，现在的“萌芽状态”正是明天迅速长成的起点，它才是“永远起作用”的东西，而对它充满了爱和热望，那么，当他的笔尖接触到新的和旧的“方生”和“未死”的时候，他的好恶，他的爱憎，哪一方面应该催生，哪一方面应该送葬，不也就随带着可以决定了么？
真的，文艺工作者的事业是困难而又复杂的事业。我们要正确地诊断出这个“未死”
而必死者的病症，指出他的传染性而唤起一般人的警惕、提防，而更重要的是在于无保留地参加“方生”的一面，全心全力地去同情他们，歌颂他们，肯定他们。毫无疑问，当我们要描写新生力量的时候，必然地会接触到腐朽的一面；在此，我们就“必须学习观察，在旧的腐败物冒烟的余烬中，未来的火花是在怎样的爆发起来，怎样的越烧越旺。”（高尔基：《论现实》）我们可以完全相信，在任何以进步的文艺工作者自诩的人，在口头上、在理论上，是决不会肯定“未死”而否定“方生”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太过于被动地遵从着客观主义的传统，没有鲜明的立场，不能狠心地斩断对于旧社会旧事物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描写陈旧的真理当中没有指出新的真理，没有指出在崩溃的古老事件的混乱中人的内心已经产生的那种新的东西”。更没有用最大的力量去指出这种新的东西已经存在，已经长成，而且，也只有这种新的东西才能起永远的作用和不可战胜而已。
你的信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使我有机会重新把自己作品的病源检查了一遍，并请你致意参加这一讨论的朋友，我感谢他们的指教和关切（见我的《蜗楼随笔》）。
以上所说，我想完全可以适用于这儿所选的几个剧本，所以转录于此，作为这本书的代序。
要使我们的文艺真正能够为工人阶级、为人民群众服务，首先就必须“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就是文艺工作者联系实际，深入生活，改造自己的问题。这条路，是漫漫而修长的，让我们上下求索，继续前进，让我们更好地学习、更好地生活，明确而彻底地解决这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吧。
一九五九年五月
（原载《夏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九月出版。）
《夏衍杂文随笔集》后记
开始写文章向报刊去投稿，记得大概是我十六岁那一年。中学生写的“作文”，被录用的机会当然是很少的。有一次一篇短文被上海《时报》的副刊录用了，得到的稿酬是“有正书局书券二角”，就是凭这张券，可以到有正书局去买两毛钱的书。五四运动之后，我参加了《浙江新潮》社，除在这个刊物上写过一些文章之外，还写了一些杂文、随感投到北京的《新青年》、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和《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但是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只有《新青年》作为“读者来信”登出了一篇，好像还在《觉悟》上发表过几篇，可是连题目也记不起了。
一九二○年到日本，先是为了考官费，后来是功课忙，有一段时间没有动笔，后来读了郁达夫、陶晶孙的短篇，忽动写小说之念，一口气写了五篇，陆续寄给上海创造社办的刊物，结果是除出一篇之外，有的批上“不用”两个字，有的连这两个字也没有，一篇篇地退回来了。这件事打消了我写小说的念头。此后十二三年中一直从事翻译，一以练笔，二以糊口。一九三○年加入了“左联”，“左联”机关刊物要我写文章，也只写了一些《欧洲文艺动态》、《高尔基新作简介》之类的东西，在“一·二八”抗战时期写过一两篇类似报告文学的速写。一九三二年到明星影片公司，五十年代出的《中国电影发展史》里说我写过几个电影剧本。其实，这些所谓“剧本”，都是电影公司老板和导演提出一个故事，在编辑会议上讨论，然后写成梗概，再由这部影片的导演和我商量，替他出点点子，增改一些情节，然后由我给他们写出一个类似电影文学剧本的草稿。因此，那些影片里面虽然有我的想法、设计，乃至台词等等在内，但实质上说，这些都不能算是我的“创作”。我专心地写杂文、随笔，是在一九三三年，搞影评运动的时候开始的，但写的数量也不多。
一九三五年，一连串的党组织遭到破坏的事件，迫使我在一家小公寓里隐蔽了半年多。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是名副其实地足不出户，也不能和外面通消息，于是，只能看些旧书、笔记……作为消遣，日子久了，忽然又发生了利用这个机会写点东西的念头。我在这个时期内写了两个多幕剧和初步整理了《包身工》的材料。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是一个时局变化最激烈的时期，当我重新和文艺界接触的时候，主要的工作已经不是文艺运动，而是救亡运动了。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用各种化名在许多报刊上写鼓吹团结抗战的文章。这些都只能说是政论，或者时评，数目虽然相当多，但没有一篇是自己觉得满意的。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了，我奉命办《救亡日报》，从此当了十二年的新闻记者。这段时期也写过几个剧本，但多半是在办报和统战工作的业余时间搞的“自留地”。在这十二年内，按写的东西的种类来排，最多的是社论、每周时事述评，这一类文章占了我毕生写作的最大部分；其次是偶有所感而写的杂文、散文、随笔；再其次才是话剧（这一段时间没有写过电影剧本）。在桂林办《救亡日报》时期，我每天写一篇一千字左右的社论（除因病有几次由廖沫沙同志代笔外），有时还得写一些新闻报道和补白。最近粗粗估计了一下，在这十二年中，我大概写过六七百万字，就形式说，除诗之外，什么东西都写，但说实话，什么也没有写好。文章写多了，常常自己也觉得腻，但回头看一看，自己觉得可安慰的一是在吃大锅饭和不拿稿费的情况下，一直没有偷懒；二是写下来的东西里也有一些在当时或事后还可以使敌人受到一点伤害。我平生最怕被人叫作什么什么家，只想做一个诚实的新闻记者，写这些文字根本就没有保留的意思，印在报上或杂志上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很快地忘掉了。在抗日战争中和抗战胜利后，几位好心的朋友曾给我编印了五本杂文、随笔集子，这就是：《此时此地集》、《长途》、《边鼓集》、《劫余随笔》、《蜗楼随笔》。解放以后，我担任了行政工作，写作的时间就少了。但每天写一点东西的习惯一旦养成了之后，要戒掉也是很困难的。因此，《新民晚报》在上海复刊的时候，我还应赵超构同志之约，化名给他每天写几百字的短文，大约持续了半年以上。此后，就是写应景文章和在文艺界集会上讲话的文稿。尽管这样，我在这一时期写的杂文也引起过两次不小的波澜。一次是一九五六年写的《废名论存疑》，另一次是一九六二年写的《从点戏谈起》，这些事现在想来都很滑稽。但是，就拿《从点戏谈起》这篇不满一千字的文章来说吧，当时就有人说，这是讽刺某某人，批评某某，或者是某某人授意写的。从这件事看，我以为某些神经衰弱的人拿起镜子来照一照自己，可能都会有一点阿Q 的影子吧。
这次应三联书店之约，重新编印了一部我的杂文随笔选。这本书是我所写的杂文随笔之类的文章的选集，包括前面说过的五本小册子和解放后出版的《杂文与政论》的大部分作品。从时间上说，这里收集的是抗战前后直到现在的文章。时过境迁，有些文章已经失去了它的作用，还有不少是过年过节应报刊编者要求而写的应景文章，这些东西都删去了。大凡我自己还有一点印象的文章，都收进去了。这样编集，内容必然很杂，除了战争时期的随笔、杂感之外，数量较多的是我自己写的剧本的序文、后记和有关戏剧运动的文章。由于整个集子大体上是按照几本小册子的出版顺序和文章发表的年代编排的，所以体例上显得不很统一，特另显眼的是《长途》、《走险记》、《广州在轰炸中》这些介于新闻报道和速写之间的文章，很难排在适当的地位。其中也有一些“遵命文学”，《论〈十五贯〉的改编》就是周恩来同志看了《十五贯》之后指定要我在两天之内赶写出来供座谈会讨论的。在这种情况下写的文章，当然在行家看来是浅陋的。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除明显的误植和为了欺蒙审查官而有意用的曲笔之外，我都没有改动。时间差不多过了半个世纪，世界起了很大的变化，自己在颠沛中也获得了一些长进，但墨写的字是刀也砍不掉的。我以为还是一仍其旧为好。这样做也另有一层意思，就是留下这些记录，让现在的读者知道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这些人在蒋管区的遭遇。从抗战开始，我一天不写东西的日子几乎是没有的，但这里有个很大的例外，那就是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八年五月之间的十五年，我完全搁了笔，理由就不必在这里细说了。由于我年来视力衰退，此书的收集、编排、校勘等工作，得到了范用、魏绍昌、常君实、黄会林等同志的帮助，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老战友廖沫沙同志，带病给我写了那篇认真的、但也使我感到惭愧的序言。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原载《夏衍杂文随笔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八○年八月出版。）
《夏衍论创作》自序
我不止一次说过和写过，我不是一个作家，更不是一个文艺评论者，在半个世纪的岁月中，我只是一个文艺园地里的杂工，干了一些碎活。我喜欢文艺，读了一些书，但这不是有系统的学习、研究，而只是无计划的“杂览”。
从抗日战争前后起，我写了一些不合格的剧本，和相当数量的杂文随笔，现在看来，我写的东西极大部分是为了配合政治，为政治服务的。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证明它不仅不很完善，而且很明显地带有左倾思潮的烙印，但是我重读这些文章，却并没有后悔的意思，也不想加以修改，因为任何一个人，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和环境中，不可能不受到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而当时，正是革命和战争最剧烈的时候。因此，去年出版了两册作品选集和一本杂文随笔集，我都让它留下历史的斑痕，而没有加以装饰和掩盖。
今年，上海文艺出版社要出一套“作家谈创作”丛书，其中有我的一本，这对我说来确实是一个难题。“谈创作”的文章，我写过不少，可是如前所说，我是一个业余文艺工作者，更没有系统地学过文艺理论，我写过的这一类文章，都是我个人习作过程中的一些不成熟的、乃至带有主观性的感想和记录。从三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末，我写得最多、最杂，也可以说，写得比较恣肆。五十年代以后，我担任了行政职务，讲话和做文章就不免要受到所处地位的限制，在左风压人的时候，也难免有违心之论，歌德之词。但是，对于创作的一些论点，例如文艺服务的对象要广，应该包括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文艺的题材要宽，作家可以和应该写自己熟悉的东西，文艺（包括创作和评论）的作用是感人而不是训人，文艺工作者要多读书、多联系人民群众、扩大知识面，要重视技巧，反对“直、露、粗、多、假”等等，则是前后一致的。我的这些想法——也可以说是我探索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在十年浩劫中都成了我的“滔天罪行”，甚至直到今天，也还有人认为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我不想理会这些，自反而索，我是九死无悔的，因为我讲的都是真话。
按照茅盾同志的说法，这个集子的文章都已经是“陈年冷饭”，现在再把它集合起来，一方面可以让人们看到我在半个世纪中走过来的足迹，同时，对于开始从事文艺工作的年轻人，也许还有一点参考作用。
这本书是李子云（晓立）同志给我搜集、编辑的，她还给我删节了一些重复的章节，和校订了一些以前版本中的误植，对此，我对她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一九八一年六月
（原载
《夏衍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月出版。）
《蜗楼随笔》自序
一九八○年，应三联书店之约，几位热心朋友替我编印了一本《杂文随笔集》。这本集子，主要选自抗战时期在桂林、重庆和香港出版的《边鼓集》、《劫余随笔》等几本小册子和解放后出版过的《杂文与政论》，这之外也加上了一些以前曾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但在当时，由于找不到一九四一和一九四七年在香港出版的报刊，所以这本集子编成之后，廖沫沙同志给我写的“代序”中就说，选进这本集子里的，只是我写的杂文随笔之类文章的五分之一。去年春，得到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协助，看到了一本一九四一年韬奋同志在香港主编的《大众生活》合订本，发现这份杂志上几乎每期都有我写的文章，后来，顾家熙同志又给我找到了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章汉夫同志主持的全套《群众》周刊，我又发现了从一九四七年八月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这份周刊曾为我辟过两个专栏，也是每期都写，每期都有两至三篇，单单这两个专栏，据顾家熙同志估算，大约有十五万字。为什么要开辟这个专栏，我曾在一篇回忆《华商报》的文章里写过：“《群众》是党的理论刊物，长文章多，销路打不开，也有不少读者批评它‘太高深’，‘内容单调，不够多样，不够活泼’，于是章汉夫同志就开辟了《茶亭杂话》这个专栏，要我每期写几篇介乎杂文、政论之间的随笔。”专栏叫《茶亭杂话》，而在广东，“王老吉凉茶”很有名，所以我就用了汪老吉这个笔名。这个专栏从一九四七年八月起，一直写到一九四八年六月中旬，忽然，香港的一家小报发表了一条“消息”说：汪老吉就是某人某人，他卖的不是凉茶，而是蒙汗药，并恐吓说“当局正密切注意中”。这些勾当，本来是不值得一顾的，但是当时是“寄人篱下”，为了避免麻烦，于是从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七日起，我把专栏的名称改为《蜗楼随笔》，另用了任晦之这个笔名，继续写下去，一期也没有间断，直到同年十一月底，我因工作关系而主动搁笔为止。
这些文章写在三十五年之前，可以说都是“陈年冷饭”了，自己看看，也觉得恍如隔世。那么为什么又把这些过了时的东西拿出来呢？说实话，当顾家熙同志不辞辛劳地把这些杂文抄录出来的时候，我的确迟疑了很久。最后，促使我下决心让它和今天的读者见面，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正因为它写的是三十五年前的事情，而在一九四七、一九四八这两年，正值解放战争后期，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民命运的转折关头。今年七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了题为《历史的考验》的一整版文章，这篇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人都应该一读的文章一开头就说：“……三十年来，历史前进了，形势变化了，中美之间也已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仍然是中美关系航道上的暗礁，使航船随时有触礁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回顾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五○年上半年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那个转折关头，美国决策集团对台湾问题的种种考虑，其意义恐怕不止是为历史爱好者们提供一些饶有兴趣的资料而已。”正因为历史前进了，形势改变了，时间相隔了三十五年，所以现在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对于所谓美台关系的来龙去脉，就知道得不多了。据我所接触的中青年朋友，不仅读过艾奇逊白皮书的人不多，甚至连毛泽东同志为此而写的《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的文章，似乎也渐渐淡忘了。
可是，我们淡忘了，人家却“永远不会忘记”“多年的盟友”。我写的这些杂文，正好是在这个暗礁的形成时刻，所以读了《历史的考验》之后，我的那些拙文也许可以向今天的中青年读者提供一些“饶有兴趣”的“细节”和感性知识。
除此之外，我决定把这些“陈年冷饭”端出来的另一个原因，是“读报有感”。做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想，做文章是要有一点感情和气势的——特别是政论、杂感之类。我有一种感觉，近年来有一些报纸上的政论、杂文，包括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乃至犯罪行为的评论文章，似乎也太拘谨、太温良了。写那两个专栏的时候，我才四十几岁，火气不小，对那些直到今天还把我们看作“潜在的敌人”的“决策集团”中人，以及他们的那批顺从的“盟友”，我是毫不留情的，因此，说“自我暴露”也好，“陈年冷饭”也好，编印这本集子，对新闻工作者也许还有一点可供参考、可供批评的用处。
《蜗楼随笔》只包括上述发表在《群众》上的两个专栏，《大众生活》、《华商报》以及其他报刊上写的杂文都不编入。这一类书的部头不宜太大，写“自序”更不宜太长，把要讲的话讲完，就算是自序。
一九八二年七月
（原载《蜗楼随笔》，人民日报
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出
版。）
《杂碎集》自序
翻翻英文词典，就会看到chop—suey 这个怪字，它是中国话“杂碎”的音译，意思是“什锦饭”或“炒什锦”。我为了好奇，在西菜馆试尝过一次，原来就是上海的“盖浇饭”，即在米饭上加一点肉丝、青菜之类的“浇头”
而已。这是一种廉价的“中国菜”，但有一次我在一家瑞士高级餐馆的菜单上，却看到过“李鸿章杂碎”这样一味名菜，这大概是供高级洋人品尝的中国菜吧。现在，中国菜馆，普及到全世界，鱼翅海参，乃至满汉全席都有，“杂碎”这个名称，大概不久就会消失了吧。
四川人民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我的“近作”。去年冬，他们又约我编近年来写的文章，叫它“近作二集”吧，那就得“三集”、“四集”地出下去，可是想了好久也想不出一个恰当的书名，再翻阅了一下那些文章，觉得又杂又碎，于是就想起了“杂碎”。有人说不如用“什锦”，那就带点广告性了，因为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逼出来的急就文章，什而无锦，最多也只能说是中档品，用“什锦”，就不免过誉了。
这个集子里的大部分文章，都是报刊编辑逼出来的，其中一部分书简，也是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催”出来的。我这个人做了半辈子的统战工作，五湖四海，九流三教，认识的人不少，经过十年内乱，一位朋友去世，或者平反昭雪，编者就会要我写点悼念文章，我长期在文艺界打杂，于是文艺团体开会闭幕，出文集，会有人逼着我写稿。催和逼，“文革”之前，我是不怕的，可是年逾八旬之后，接到“务请×日前交稿”、“已给你留了×千字的版面”，乃至“过了期编辑部要被罚款”之类的函电，我的心情就不是愉快而是苦恼了。我看过一幅题为“老正兴”的漫画，是讽刺报刊编者看不起青年作家，专登老作家的作品的。事实上，这种现象是常有的，我假如来者不拒，有求必应，那么这个集子的篇幅会增加一倍、两倍吧。我想，现在是“老正兴”出盘或者停业的时候了。
这些又杂又碎的东西大都写于一九八一年以后，长短不一，涉及的面又杂，所以很难按写作年月或内容性质来编排，我只粗粗整理了一下，把序跋、书简、怀人和有关电影的分别拼凑在一起，其余的，只能让它当拼盘了。在书简这一辑中，除了“答友人书”一篇在《上海文学》上发表过之外，都是没有发表过的底稿，文责自负，不再征求受信者的同意了。
一九八三年春
（原载《杂碎集》，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九月出版。）
第一辑
《懒寻旧梦录》自序
上了年纪，常常会想起过去的往事，这也许是人之常情。
六十岁以前，偶然碰到中学或大学时期的同学，或者听到来自故乡的消息，也不免会回想起青少年时期的事情，但除了一九三九年写过一篇《旧家的火葬》之外，从来没有写过回忆往事的文章，这主要是我很同意乔冠华的意见：写文章尽可能“少谈自己”。
我认真地回忆过去，是在一九六六年冬被“监护”之后。我记得很清楚，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专案组”的头目责令我在一星期之内，写出一份从祖宗三代起到“文化大革命”止的“自传体的交代”，我如期写了三万多字。
可是交出之后的第三天，就被叫去“问话”，那个穿军装的头目拍着桌子怒吼：“不行，得重新写过，要你写检讨，不准你替自己树碑立传。”我记得这样的“交代”前后写过三四次，后来才懂得，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是要从“交代”中找到“外调”的线索，其次是想从前后所写的“交代”中找出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作为继续逼供的突破口。这是一种恶作剧，但这也逼使我比较系统地回忆了过去走过来的足迹。
在这之前，我从来不失眠，也很少做梦；可是也就在这个时期，一入睡就会做梦，奇怪的是梦见的都是童年时期的旧事，梦见我的母亲，我的姊姊，梦见和我一起在后园捉金龟子的赤脚朋友。每次梦醒之后，总使我感到惊奇，事隔半个多世纪，为什么梦境中的人、事、细节，竟会那样的清晰，那样的详细！我二十岁那一年离开杭州，久矣乎听不到故乡的乡音了，而梦境中听到的，却是纯粹的杭州上城口音。
当时写“交代”，目的是为了对付专案组的逼供，所以写的只是简单的梗概。那时批斗猛烈，审讯频繁，既不敢说真话，也不能说假话，因为说真话会触怒“革命派”，说假话会株连亲友。全国解放后，我经历过许多次“运动”，可以说已经有了一点“斗争经验”，所以我力求保持清醒，我的对策是宁可写违心的检讨，不暴露真实的思想。
真正能静下心来追寻一下半个多世纪走过来的足迹，反思一下自己所作所为的是非功过，那是在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之后。从一九七三年三月到一九七五年七月，我有了两年多的独房静思的机会，不是说“吃一堑，长一智”么，我就利用这一“安静”的时期，对我前半生的历史，进行了初步的回顾。这像是一团乱麻，要把它解开和理顺，是不容易的，要对做过的每一件事，写过的每一篇文章，分辨出是非曲直，那就更困难了。任何人都有主观，任何人都会不自觉地替自己辩护，一九六六年夏天被关在文化部附近的大庙，“革命小将”用鞭子逼着我唱那首“我有罪、我有罪”的歌，我无论如何也唱不出口，可是经过了两年多的“游斗”、拳打脚踢、无休止的疲劳审讯，我倒真的觉得自己的过去百无一是，真的是应该“低头认罪”了，这不单是对淫威的屈服，也还有一种思想上的压力，这就是对无上权威的迷信。
从“交通干校”转移到“秦城监狱”之后，获得了很大的恩典，准许看书了，准许看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这时我的右眼已近失明，牢房里光照时间很短，我就利用上午光线较好的时间，选读了马恩全集中的一些有关哲学和经济学的篇章。在秦城读书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受干扰，可以边读边想，边联系中国的实际。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经典著作应该说过去已经读过不止一遍了，而这时候读，边读边联系过去几十年间的实际，才觉得“渐入佳境”，别有一番滋味了。
可惜这一段“独房静思”的时间太短了，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二日清晨，专案组和监狱负责人突然宣布：“周扬一案可从宽处理”，即日解除“监护”。
我感到意外，但我还是冷静地对那个专案组的小头目说：“关了八年半，批斗了几年，要解除监护，得给我一个审查的结论。”对方蛮横地回答说：结论还没有，但可以告诉你，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时，和专案组一起来的对外文委的项明同志对我说，已经通知了你的家属，都在等着你，先回去吧，于是我就拄着双拐离开了秦城。
和阔别了多年的家人团聚，当然是高兴的，但在当时，大地上的黑云还没有消散，审查还没有结论，“敌我矛盾作内部矛盾处理”，这表明我当时的身份依旧是“从宽处理”的“敌人”。监护是解除了，但“监视”则一直没有解除，我家门口经常有鬼鬼祟祟的人影在巡视，后来有人告诉我，有一个四十年代和我一起工作过的人，还向专案组和于会泳的文化部打过关于我的“小报告”。但我还是在压城的夜气中望到了光明，在炎凉的世态中感到了友情的温暖，在我回家的几天之后，首先来看望我的是廖承志和李一氓同志，承志的乐观，一氓的安详，给了我无穷的勇气。廖用两手按住我的肩膀，笑着说：居然还活着，这就好！人间不会永远是冬天。
春天来得很迟，严冬过去之后又碰上了春寒，一九七六年一月，直接领导过我几十年的周恩来同志去世了。得到了邓颖超同志的关照，我得到了向恩来同志遗体告别的机会。我这个人是铁石心肠，很少流泪，这一天，我不仅流了泪，而且放声大哭了一场。这又使我回想起过去。说实话，要是没有恩来和陈毅同志，我是逃不过一九五七、一九五九、一九六四年这些关卡的，我再一次陷入了沉思。我静下心来读书，读的主要是中国历史和党史。条件比以前好多了，齐燕铭给我弄来了一张内部书刊的购书证，于是我买了不少有关中国革命历史的书，有中国人写的，有外国人写的，有同情中国革命的，也有敌视中国革命的，当然也买了一些过去不想看、不敢看的书，如变节者写的回忆录之类。我没有浪费时间，从“天安门事件”之后到一九七六年秋，我一直闭户读书，从实出发，又回到虚，从看史书出发，又回到了哲学。为了解决一些长期以来想不通的问题，我又读了一遍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这本书我二十年代就读过，后来又不止读过一次，可是现在再读，感受就很不一样了，这本书开始照亮了我的心，从辩证的认识论来回忆自己走过来的道路，才惊觉到我们这些一直以唯物主义者自居的人，原来已经走到了唯物主义的对立面！这就是公式主义、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也就是唯心主义。
恩格斯说过：“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这里所说的对立物，不就是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么。
恩格斯不止一次严厉地批评过教条主义，他说：“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不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把这一标签贴上去，以为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来把自己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快地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这是何等辛辣的批判啊！从这些名言回想起我们三十年代的那一段历史，这些话不也正是对着我们的批评吗？就在《自然辩证法》这本书中恩格斯还说过：“的确，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我们这些人受到了惩罚，我想，我们民族，党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惩罚。
一九七七年秋，我鼓起勇气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记得是请万里同志转送的），这样，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恢复了组织关系，也真巧，这正好是我的党龄满五十年的时刻。
在“文革”中批判我最厉害的是两件事，一件是一九二八年的“革命文学论战”，另一件是一九三五年至抗战前夕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因此，我又认真地回忆和思索了“左翼十年”的往事。对前一个问题，我的立场是站在“创造社”和“太阳社”这一边的，但当时我还不是“文艺工作者”，我没有参加这一场论战，这只要翻阅一下李何林编辑的《中国文艺论战》这一本书就可以查清楚的，而第二个问题，则我是主要的当事人之一。事实上，这个问题在抗战初期已经有了结论，毛泽东同志也曾说过这是革命文艺界的内部论争，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本来就不需要我们这些受过惩罚的当事人出来饶舌了。可是一方面“四人帮”遗毒还没有肃清，“文革”之前、之中和之后的许许多多不确切的、乃至有明显倾向性的记述和评论“左翼十年”的文章还在流传，甚至还写进了现代中国文学史教材。那么，为了让青年一代了解三十年代革命文艺运动的真实情况，我们这些来日无多的当事人似乎就有把当时的历史背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具体情况、党内外文艺工作者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等等，尽可能如实地记录下来，供后人研究和评说的责任。“左翼十年”，指的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起至一九三七年抗战为止的十年，也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的十年。现在，对于这个时期的国际风云，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斗争的消长起伏，身历其境的人已经不多了。至于在这种复杂情况下领导和参加过“左翼”文化运动的人，潘汉年、钱杏邨、茅盾、冯乃超、成仿吾相继逝世之后，幸存者已屈指可数。因此，在一九八○年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前后，朋友们怂恿我写一点回忆文章，我才动了写一本自传体回忆录的念头。
有人说我是世纪同龄人，其实，我出生于十九世纪最后的一年，可以说已经是跨世纪了。从一九○○年到现在，八十多年过去了，我这个人很平凡，但我经过的这个时代，实在是太伟大了。我看到过亚洲第一顶王冠的落地，我卷进过五四运动的狂澜，我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我亲眼看到了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我在这个大时代的洪流中蹒跚学步，迷失过方向，摔过跤子，也受到过不尊重辩证法而招致的惩罚。经过回忆和反思，特别是处身在今天这样一个伟大的改革时期，觉得我们这些人有把自己走过来的道路，经受过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记录下来，供后人参考的必要。亲身经历过的，耳闻目睹过的记述，应该要比转辗传闻和在历次运动中留传下来的“材料”真实一些，但我能够做到的，也只能是“力求”做到而已。上了年纪的人写回忆录，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主客观各方面的制约：一是记忆力远远不如往年，对几十年前的往事，大事情大概不会记错，具体的细节（时日、地点等等）就难免会有差错；二是“交游零落，只今余几”，过去一起工作过的战友，健在的已经不多，要核实或查对往事，只能从他们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遗著中去寻觅了；三是记事离不开论人，这就还有一个该不该“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问题。这本书是从一九八二年暮春开始动笔的，断断续续地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这中间动笔写的时间比较少，大概只占三分之一，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于搜集和查核各种各样的资料。对此，唐弢、丁景唐、方行、常君实、李子云、黄会林等同志帮了我很大的忙，出了不少的力，有一些我自己已经记不清楚的事，还承内山嘉吉、阿部幸夫两位日本朋友给我提供了线索和资料，在这里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写这本书难度最大的是第四章“左翼十年”，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两次文艺论争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之外，的确也还有一个哪些该“讳”、哪些不该“讳”的问题。这一章写完之后，曾请几位“左联”战友和现代文学史家提过意见，作过几次修改，但就在这个“讳”的问题上，意见很不一致。有的同志说：这些都是陈年旧账了，不说也罢，说了会使当事人（或他们的子女）感到不快；也有人说：你不是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我们歌，我们哭，我们春秋逝去了的贤者”么，明知其有，而加以隐讳，也就是失真。惊涛骇浪的“左翼十年”中，这一类事是不少的，我们对穆木天的误会，就是一个例子。一九三六年九月，郑伯奇和穆木天去看望过鲁迅先生，这件事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了吧，但这是查核无误的事实，不仅郑伯奇和当时在场的鹿地亘和我谈过，穆木天自己也在一九四六年出版的《诗的旅途》中写过。因此，我认为讳言这一类事，对含冤去世的故人是不公道的。那么是不是已经把我知道的“内情”完全记下来了呢，那也不是，举凡涉及个人私德和政治品质的事，我还是尽可能避开了的。清人章学诚说：“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我以为这是一条应该自律的原则。
也正是写完了“左翼十年”这一章的时候，李一氓同志送给我一副他写的集宋人词的对联：“从前心事都休，懒寻旧梦；肯把壮怀消了，作个闲人。”
我非常欢喜，就把上联的后句作为这部回忆录的书名。
一九八四年冬
（原载《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八五年七月出版。）
最重要的是相互理解
——日译本《夏衍自传》序一
《懒寻旧梦录》的部分章节经阿部幸夫先生翻译，即将由东方书店出版。
去秋译者来京，要我写一篇序言，向日本读者讲几句话。青年时期我在日本呆过七年，垂暮之年又担当过中日友好协会的工作，要讲的话很多，但往事如烟，真有不知从何说起之感。
我出生于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今年八十七岁。这一段时期对中国、对日本，乃至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个五洲震荡，四海翻腾的时代。我出世的那一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小学时期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学毕业前一年，经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二十岁那一年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到日本求学。如所周知，这时候我的祖国已经衰亡到了快被列强瓜分的境地，军阀混战，农村破产，亿万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这一代人在小学既读“诗云”、“子曰”，也学过地理、历史；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懂得了一点国家和世界时事，少年人心中就产生了一种解不开的疑问：教科书上说希腊、印度、埃及都是文明古国，现在都衰落和亡国了，中国还没有亡，但也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随时有被瓜分的危险；而同在亚洲，为什么印度会亡国，中国一再受到侵略，而国土小得多的日本，却蒸蒸日上，可以战胜俄国、中国，而成为称雄世界的强国？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成功，为什么三十年之后，一八九八年的戊戌维新只维持了一百天就失败了？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人带着一肚子不能回答的问题，冒冒失失地到了日本。
本世纪初，每年都有七八千乃至一万人去日留学，要考取官费是困难的。
可是我拚命一搏，居然不到一年就考进了素以严格著称的明治专门学校（现九洲工业大学）。起初是认认真真地读书。可是年复一年地过去，我的工业救国的梦想开始动摇了。二十年代，中国还没有起码的现代化工业，像上海这样一个工业城市，几乎所有的工厂设备都是从外国进口的。我在“明专”
学的是电机工程。那时中国不仅不能制造发电机、变压器，连最普通的机器配件也都被外国厂商所垄断，当时的情况是不仅成套设备要靠进口，连安装、维修都掌握在外国技术人员的手里。在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即使在工科大学毕了业，当上了工程师，究竟能对自己的祖国作出什么贡献呢？
中国现代有两位伟大的作家——鲁迅和郭沫若，他们本来也都是在日本学医的。但是，他们后来终于感觉到治病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先要治中国人民的贫穷、愚昧和甘为奴隶的“国民性”。我不自觉地也走上了和他们相似的道路，这可能是当时的一种时代潮流。当然，我的弃工从文，可能和“明专”的校训“国尔忘家、公尔忘私”有点关系，我开始察觉到没有一个独立、自主和民主的国家，单凭技术，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是不可能的。
我的思想开阔了，我终于下决心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二十年代中叶的日本，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时期。我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参加了日本进步学生的“读书会”，结识了秋田雨雀、藤森成吉和大山郁夫先生，更重要的是我感受了日本人特有的那种顽强拚搏的“顽张”（Ganbaru）精神。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之间有悠久的友好联系，中国人民不会忘记阿倍仲麻吕、小野妹子和空海法师，日本人民也不会忘记鉴真法师、朱舜水和黄遵宪。在古代，日本多次派遣过遣隋使、遣唐使，从中国引进了文化、艺术和工艺。可是到了十九世纪，亚洲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废弃了锁国政策，大力吸收西方文化，锐意改革，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而中国则在鸦片战争之后外敌入侵，内政腐败，成为一个被叫做东亚病夫的半殖民地。从这时起，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国人志士为了挽救危亡，振兴中华，成千上万的青年人东渡日本，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我们的革命前辈李大钊、彭湃，终身为中日友好事业而献身的廖承志，中国文学大师鲁迅、郭沫若，驰誉世界的大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都是本世纪初和二十年代日本留学生。
两年前，我看了一部为纪念空海法师圆寂一千一百五十周年而摄制的日本电影《空海》。其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当空海随遣唐使留学长安，学成回国之后，有人问他对大唐有什么看法？他回答说：“唐朝像一只老虎，不论怎样硬的东西，他都能把它嚼碎，吞下去，消化掉。”这是一千多年前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可是我想，到了二十世纪，用这句话来作为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也许是更恰当了。作为一个青年时期在日本学习和生活过来的人，我觉得日本民族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不仅敢吸收一切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文化，能够把它嚼碎、吞下和消化，而且还适应本民族的需要把它融化加工，变成为有民族特色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在古代，日本从中国引进了孔子的儒家学说，又通过中国，引进了印度的佛教文化，然后把两者融会贯通，形成了一种日本特有的人生哲学。思想意识上如此，文化、艺术、技术上也不乏这样的例子，书法、围棋、茶道乃至许多民间习俗，都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经过千百年的溶化，提炼，加工，到了现代，都已经超过中国了。在科学技术方面，这样的技术就更多了。汽车和电子工业等等，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而现在，日本的丰田、日产已经赶上乃至超过了美国的福特、克雷斯勒和西德的奔驰。日本的电视机、录像机都已经占领了世界市场。现在，美国正忧心忡忡，深怕日本会抢先生产出第五代电子计算机，走在它的前面。日本民族对世界上的一切先进事物有一种惊人的吸收和消化能力，这已经是举世公认的事了。
中国和日本是唇齿相依的邻邦，两国之间应该和平共处，互助合作。这决不是一方面的主观愿望，而是历史和地理条件制约的必然。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日两国合作则互利，对立则两伤。像我们这样上了年纪的人，不仅亲身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经历过的伤痛，也多少知道一点战争中和战后一段时间日本人民承受过的灾难。因此，珍重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让二十一世纪成为两国人民更友好、更合作的时代，已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庄严使命。
提到文化交流和民族传统的关系，很自然地想起了许多往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在太平洋上进行逐岛战争的时候，我们在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议论得最多的问题是日本会不会接受“波茨坦公告”所提的条件？当时，我们这些人认为日本是不会接受的，一是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被外国征服过，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二是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可能真的会迫使他们“一亿玉碎”。可是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事实证明我们的看法太片面了。
一九四五年是我一生中最忙碌的一年，对这个问题没有进一步去思考；直到一九四七年，我在新加坡看一本美国人类学家路斯·本尼狄克（ Ruth Benediet）的《菊与剑》，才使我感觉到：要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动向（即使像日本这样一个和我们有上千年的交往的近邻），除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等因素之外，还得从人类学，乃至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去研究，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答案。本尼狄克写的这本书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应美国国务院的嘱托，为了研究美国的对日政策而执笔的一份供咨询的报告。她没有到过日本，不懂日语，她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当时被美国扣留的日侨和“二世”，和大量有关日本的著作和文艺作品，所以这本书的注释中有一些不合实际的地方。但是她从人类学，也就是从“日本文化的某些类型”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日本会接受“波茨坦公告”，美国在战争胜利后也不能用对待纳粹德国的办法来对待日本，而必须考虑日本民族的特殊性格和感情上的承受能力。她的意见对罗斯福的决策起了一定作用。战后事态的发展，也和她的预测和建议一致。本尼狄克认为，尽管一个民族可以有百分之九十的行为习俗和邻居民族相同，但总会有一点和其他民族不同的地方；这一点尽管很小，但它对这个民族的本身的独特的发展方向，会起重要的作用。她从文化、民俗的视角来研究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人生哲学。她认为从人类学来分析，一个人在文化习俗上不可能是一张白纸，人一生下来就要接受无形的生活习惯、行为规范、道德观念等等的影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或者也可以说是“国情”。美国人由于不了解日本的民族性格，在珍珠港事件中吃了亏，于是才集中各方面的力量，对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终战时期采用了既对美国有利（减轻了几十万美军的伤亡），又制定了可能为日本人所接受的政策。从这一角度来思考，我们对近邻日本的研究实在是太落后了。在明治维新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成为世界强国，中国则成了任人摆布的“东亚病夫”。可以说，那时候日本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中国的存亡。可是，除了清末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和不久前才出全的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之外，我们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日本的著作实在太少，更不用说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从文化人类学来研究日本了。
两个田中（决定侵华战争的田中义一和中日恢复邦交的田中角荣）之间的半个多世纪，中日两国人民由于互不理解而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直到今天，我认为这种互不理解的情况还依然存在。我在日本念书的时候，日本人一直把中国看成是一个难解的“谜”。战后四十年，尽管中日友好已成为很难逆转的大势，但日本人眼中的这个谜是否已经解开了呢？对这半个多世纪的血泪史是否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了呢？我接触过不少日本的有识之士，但近年来从日本报刊上看到，似乎也还有一些人对这四十年前那一场浩劫，还有一点“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的心理。反过来看，我们对日本的民族性格，对日本国运的大起大落，对日本人的既谦恭又自大，既性急又从容，一方面可以争分夺秒地拚命工作，一方面又舍得花时间慢吞吞地玩茶道、下围棋的这种矛盾心态，是否有了认真的探索了呢？我看也差得很远。八十年代的中国已经不是二十年代的中国，现在的日本当然也已经不是大隈重信时代的日本了。高科技迅猛发展，地球变小了，中日两国之间，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不仅关系到亚洲，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安危。现在，是应该静下来认认真真地加深理解的时候了。我想引用黄遵宪的几句诗，作为这篇短文的结束。
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
譬若辅车依，譬如犄角立。
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弼。
同类争奋兴，外侮日潜匿。
解甲歌太平，传之千万亿。
一九八七年元月
（原载日译本《夏衍自传》，日本东方书店一九八八年六月出版。）
致读者
——日译本《夏衍自传》序二
拙作《懒寻旧梦录》的自序和前三章，承阿部幸夫先生译出，已于今春由东方书店出版。现在，这本书的第六章《记者生涯》的日语版又将和日本读者见面了，阿部先生要我写一篇短序。
《懒寻旧梦录》是我的自传体回忆录。一九八二年动笔的时候，原来的计划是回忆和反思我一生的经历——从一九○○年到八十年代中期，全书共十章，但写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九五○年就搁笔了。这是我的前半生，写了三十多万字，篇幅已经不小，可以告一段落。这之后的后三章——《十年作吏》、《艰难的岁月》和《尾声》，尽管早已有了一个提纲，但大部分资料都在十年浩劫中散失，汇集起来很不容易，所以停了两年一直没有动笔。
现在译出的第六章，主要写的是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的“记者生涯”。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协助郭沫若办《救亡日报》起，到一九四九年离开《华商报》止，前后当了十二年的记者和编辑。那是战争时期，生活艰苦，但斗志旺盛。上海沦陷，《救亡日报》搬到广州复刊，一九三八年冬广州沦陷，再一次搬到桂林。一九四一年春发生了“皖南事变”，《救亡日报》被国民党查封，又和邹韬奋、范长江一起，到香港办了《华商报》。这一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翌年四月回到重庆，当了《新华日报》的记者和编辑。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奉命回上海办《建国日报》和《消息》半周刊，不久又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查禁。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先后在新加坡和香港参加了《南侨日报》和《华商报》的工作，直到全国解放前夕，回到上海为止。
这十二年的历程很不平常，我亲身经历过上海、广州、香港三大城市的沦陷，而且又都是在日军占领之后，在混乱中离开的。抗战八年，在前线，靠的是“小米加步枪”；在大后方，我们靠的也只能是“小米加秃笔”了。
天天写，写得又多又杂，主要是政论和杂文——当然，由于三十年代和文艺界有了因缘，所以作为我的“副业”，也写了一些剧本和小说。记得写《记者生涯》是一九八一年应广州《羊城晚报》之约而执笔的，当时用的题目是《白头记者话当年》。也由于此，这一章中我写到的主要是新闻方面的事，连我和文艺界的交往，以及我自己写作的剧本也都一笔带过，没有细说。
由于这一章中叙述的是我的“记者生涯”，所以这十二年中，我和日本人的交往，也几乎没有提到。例如一九三八年春，我曾受郭沫若的委托，派林林到香港去把鹿地亘夫妇接到广州，然后安排他们到汉口去参加第三厅的工作。一九三九年，鹿地亘在桂林组成了“日本人反战同盟”，我还翻译过他写的剧本《三兄弟》，在《救亡日报》连载。我接触过许多被俘的日本兵，其中有勇敢的反战分子，也见到过一个非常顽固的，效忠天皇的一等兵，这个人是鹿儿岛人，他的名字已经记不起了。他每天清晨总要向东遥拜，有一次他还偷了一把菜刀，打算切腹自杀。鹿地亘气得没有办法，要我去和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一九四五年九月，我乘美军飞机从重庆回上海途经南京。
在机场上，再一次看到了日本兵，回忆录中记下了一笔：五时到南京，机场没有被炸，但除了少数穿黑制服的旧警察外，全是缴了械的日本兵。九月的南京，天气很热。他们光着膀子，飞机着陆的时候，还乖乖地推舷梯，给美军的驾驶员提箱子，再没有当年空军那种威势了。
回到上海，我两次到北四川路去探望内山完造。八年不见，这位“邬其山”先生消瘦得多了，但表情上还很镇静，握着我的手好容易才说了一句话：“这八年，够辛苦了吧。”当时，上海的日本居留民还没有集中收容，但是此时此地，在当年日本人称霸的虹口，连中国的小孩子也会向日本人投石子，吐口沫了。当然，这只是孩子们的恶作剧，总的来说，中国人——包括官方，对日俘和日侨还是颇讲恕道的。当时遣返前的日本人在北四川路一带的街道两旁摆满了地摊，出卖他们的家具、衣物、书籍和杂品，他们的处境无疑是惨淡的，但中国人并没有对他们施加侮辱、欺凌或虐待。汤恩伯还办了一份给日俘和日侨看的日文《改选日报》。由于主持这张报纸的编辑中有中共的秘密党员和进步人士，所以，我也替它写过文章，题目记不起了，讲的是我们的一贯主张，就是侵华战争的罪责主要在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政治上的当权派，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后来有人说，我的《法西斯细菌》曾译成日文在《改选日报》上连载过，但事隔四十多年，已经无法查对了。
还有一件难忘的事，就是一九三八年在广州，我曾翻译过石川达三氏的《未死的兵》，由南方出版社刊行，鹿地亘写了序言。我在一九四○年在桂林出版的第四版这本书的《后记》中说：
翻译这本书是在前年广州大轰炸的时候。这是一本用比较严肃的态度，描写中日战争现实的日本士兵心理的作品，所以在日本和国外都引起了相当的关注。在中国，据说也已经有了三种不同的译本。在广州出版之后，一个月内就销完了初版；再版在十月初出书，印了二千册，由于广州战事紧急，印好了已无法发行。直到十月二十一日广州沦陷，还有两千多册整整齐齐地留在长寿东路的《救亡日报》的宿舍，在当时觉得有点可惜。但是后来想想，日本人进占之后也许会拿去作为“战利品”吧，作为我们留下来的赠品，让他们看看，对于反省这次战争的性质，也许还有点用处。
五十年代中，石川达三氏访问中国，我在一次酒会上遇到他。谈起了这件事，他皱着眉头说：“就是你们翻译了这本书，害我坐了班房。”其实，这是他的误会，因为《未死的兵》在广州出版于一九三八年七月。这时候他已经“预审终结了”，有鹿地亘同年五月间写的序言可证：“作家石川达三最近预审终结，大概已经送进监牢去了。”
香港沦陷之后，一个姓蔡的台湾人偷偷地提醒我，千万别让日本兵知道你能讲日本话，否则会被抓去当翻译的。所以几次日本兵来抄家，连我的手表、自来水笔和穿在身上的西装上衣也被抢走，我一句话也不讲。只是后来坐小船偷渡伶仃洋的时候，被日本海军巡逻舰拦住，为了保护两位同难的女性（一位是王莹，另一位是黎蒙的夫人尹珍），我才硬着头皮讲了几句日本话，总算是侥幸过去了。这件事我在《走险记》中写到过，不再说了。我青年时代在日本呆过七年，三十年代在上海，除了内山兄弟、鹿地亘夫妇之外，还有许多日本朋友，如尾崎秀实，山上正义等等。对这些事，可写的事太多了，甚至可以写成一本书，但是按我的年龄和精力，这当然是不可能了。
中国人常说：往事如烟，往事如梦。烟是容易消散的，而梦，则难免会牵肠挂肚。我的一生中有过好梦，也有过噩梦。即将到来的一九八八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的十周年，让过去的噩梦烟消云散吧。我在这里祈愿：让世界永远和平，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地友好。
写于一九八七年冬日
（原载日译本《夏衍自传》，日本东方书店一九八八年六月出版。）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