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谛书话》 下 作者：郑振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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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
元人杂剧多赖臧晋叔元曲选而存。从前研究元剧的，几以臧选为唯一的宝库。臧选刊于万历四十四年，所选杂剧凡百种①。殆为杂剧选中最丰富的一种。不仅前无古人，抑且后鲜来者。孟称舜于崇祯六年刊古今名剧柳枝集及酹江集、多据臧选②。所录连明作并计之，亦不过五十六种而已。十年来，陆续发现刊行于臧选之前或约略同时的杂剧选集若干种，像息机子古今杂剧选，尊生馆主人（黄正位）的阳春奏，古名家杂剧选，新续古名家杂剧选，顾曲斋刻元剧、童野云刻元剧，继志斋刻元剧③等，较之臧氏百种，均相形见绌。所载的至多不过臧选的一半。且所能补充臧选的，也不过寥寥的几种而已。我在顾曲斋刻元剧里得到关汉卿的绯衣梦一种，曾诧为不世之遇。在古名家杂剧选里所见的罗贯中龙虎风云会，杨梓忠义士豫让吞炭，无名氏汉锺离度脱蓝彩，和龙济山野猿听经，苏子瞻醉写赤壁赋①，在息机子杂剧选里所见的九世同居，符金锭，在阳春奏里所见的二郎神醉射锁魔镜，都曾使我感到兴奋过。在金貂记卷首发现的敬德不伏老也使我有相当的激动②。六本的西游记杂剧③的出现，成为一件重要的大事。八千卷楼书目（卷二十）所载明抄本燕孙膑用智捉袁进，吴起敌秦挂帅印二种④，曾引诱过我特地跑到南京。等到知道这二种不知何时已亡佚了去，我却懊丧了好几天。这些发现都是零零星星的。
最大的发现是元刊杂剧三十种。这是黄荛圃旧藏，经罗振玉、王国维的发见而流传于世的⑤。在这三十种里便有未见收于藏选及他选的元剧十七种⑥。更重要的是，借此，我们可以见到元人刊元剧的本来面目①。借此，我们① 臧晋叔元曲选实际上只选了元人杂剧九十四种（其中还有可疑的在内），余六种为明人作。
② 古今杂剧柳枝集选剧三十种、古今杂剧酹江集选剧二十六种，余有崇祯原刊本。孟氏批语，几乎每剧必提及臧选。文字有异同处，必注出“从原本改”云云。
③ 息机子古今杂剧选共三十种，万历二十六年刊本。尊生馆主人刻阳春奏共三十九种，万历三十七年刊本。
古名家杂剧选及新续古名家杂剧选相传为陈与郊所编刊；今如乃为龙峰徐氏所刊。共四十种，又“新续”二十种，但实际上不止此数。见后。顾曲斋刻杂剧今知有十八种。童野云刻元剧见罗氏续汇刻书目。继志斋刻元剧，海宁赵氏曾得其所刊汉宫秋一种。
① 均见残本之古名家杂剧选，南京国学图书馆藏；曾付之影印，名元明杂剧二十七种。
② 金貂记有富春堂刊本，北平图书馆藏。
③ 西游记杂剧有日本刊本，世界文库本。
④ 丁氏所藏捉袁进等二剧，在未归国学图书馆时，王国维曾见到过。
⑤ 元刊杂剧三十种原为上虞罗氏藏本。日本帝国大学曾借印出版（红印本）；又有上海石印本。（有王国维叙录。）
⑥ 这十七种是：（一）关张双赴西蜀梦；（二）闺怨佳人拜月亭；（三）关大王单刀会；（四）诈妮子调风月；（五）好酒赵元遇上皇；（六）尉迟恭三夺槊；（七）风月紫云庭；（八）李太白贬夜郎；（九）
晋文公火烧介子推；（十）东窗事犯；（十一）霍光鬼谏；（十二）严子陵垂钓七里滩；（十三）辅成王周公摄政；（十四）萧何追韩信；（十五）诸葛亮博望烧屯；（十六）张千替杀妻；（十七）小张屠焚儿救母。
① 元刊杂剧三十种中，作“大都新编”或“大都新刊”者四，作“古杭新刊”者七。余皆作“新刊关目”或“新刊的本”字样。其中宾白多略去，犹可见元人刊剧之面目。
也可以知道，明初周宪王（朱有燉）刊行他的“乐府”②时，为什么每种都要注出是“全宾”③。当时，黄荛圃在书签上曾写着“乙编”二字。这二字曾引起了王国维和许多人的幻想，以为既有“乙编”，必有“甲编”乃至“丙编”、“丁编”等等④。那么元人刊的元剧必不仅这三十种而已，也许还再有三十种，六十种的发见。
这期望并没有落空，却以另一个方式出现于世。我们虽然不曾得到元人刊元剧的“甲编”乃至“丙编”、“丁编”，——这幻想证明了终于是“幻想”，永远不会实现的⑤——然而我们却终于又发见了更大的一个元明杂剧的宝库，这宝库包含了二百四十二种的元明杂剧，在种数上，较之臧选更多到一倍半，而足以补臧选及他书之未及的。单在元剧方面，已有二十八种，明剧则有六种，元明之间，所谓“古今无名氏”所作的则有一百种以上。这宏伟丰富的宝库的打开，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增添了许多本的名著，不仅在中国戏剧史上是一个奇迹，一个极重要的消息，一个变更了研究的种种传统观念的起点，而且在中国历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上也是一个最可惊人的整批重要资料的加入。这发见，在近五十年来，其重要，恐怕是仅次于敦煌石室与西陲的汉简的出世的。
这发见，并不是没有预兆的。
相传明初亲王就藩时，每赐以杂剧千本①。永乐大典录元杂剧二十一卷。
（卷之二万七百三十七至卷之二万七百五十七）前二卷杂剧名目，大典目录②已阙。然此十九卷所载已有九十本。这恐怕是汇选杂剧之始。我们也知道，明代收藏杂剧者往往将若干单帙薄册之杂剧合钉为一本。明季祁氏读书楼目
录③曾记载着：
（一）名剧汇七十二本（凡二百七十种有详目）
（二）杂剧十四本（无目）
（三）抄本杂剧十二本（无目）
（四）未钉杂剧二帙（无目）
晁氏宝文堂书目④里，载有薄册单刊之杂剧不少。钱遵王也是园书目⑤所载杂剧名目独多；虽不注明合钉为若干册，但今知也实是合钉着的。季沧苇书目⑥② 诚斋乐府三十一种，几乎每种剧目下皆注明“全宾”二字；诚斋乐府有奢摩他室曲丛本。（仅刊二十五种，未全。）
③ “全宾”是指“说白”完全，并不删节之意。可知当时刊杂剧者每每删节“宾白”；有“全宾”者反须特别标出。
④ 王国维元刊杂剧三十种叙录云：“题曰乙编则必尚有甲编；丙丁以降亦容有之。”
⑤ 按黄荛圃藏书，凡宋元版以甲、乙别之。宋版为“甲”，元板为“乙”。此“乙编”盖指系元版而言。
① 李开先张小山乐府序云：“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千七百本赐之。”
② 永乐大典目录卷五十四，原阙十五至十六两页，故杂剧一及二的二卷，恰在所阙之中。余所见诸本大典目录均同；不知是否脱叶或原阙未刊。
③ 有明季抄本，凡六册，北平图书馆藏。
④ 宝文堂书目三卷，有明抄本。又见于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
⑤ 也是园书目有抄本（北平图书馆藏），玉简斋丛书本。
⑥ 季沧苇书目有黄丕烈刊本；扫叶山房石印本。
也载有抄本元曲三百种，一百册。（见后）晁氏祁氏之书已不可得见。也是园书目最著称于世。王国维曲录①全载其杂剧部分。（王氏未见晁氏及祁氏二目）而这一部分的书，也徒令人有“书亡目存”之感。
民国十八年十月间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第四号）里载有丁初我的黄荛圃题跋续记一文；在这篇文章里忽发现黄氏的古今杂剧跋。这书凡六十六册（原注：今缺二册）。丁氏注云：“也是园藏赵清常抄补明刊本，何小山手校。”又跋云：“初我曾见我虞赵氏旧山楼藏有此书，假归，极三昼夜之力，展阅一遍，录存‘跋语两则’。”又云：“案也是园原目除重复外系三百四十种。荛圃所存为二百六十六种，实阙七十四种。……汪氏录清现存目录十四纸，依此书之次第另录之，实存二百三十九种，又阙二十七种。”
这是如何重大的一个消息！在民国十八年间，丁氏还曾见到这六十四册的也是园藏古今杂剧，则此书必至今不曾亡佚可知。虽然已阙失了一百零一种，但余下的二百三十九种必定还在人间！这消息的流布，使我喜而不寐者数日。立即作函给北平的友人们追求其书的踪迹，又托与丁氏相识的友人们去直接询问丁氏。但丁氏只是说，阅过后，便已交还给旧山楼。他的跋里原来也是这样的：“时促不及详录，匆匆归赵。曾题四绝句以志眼福。云烟一过，今不知流落何所矣。掷笔为之叹息不置。”
但我总耿耿于心，念念不忘此书。我相信此书必定还在人间，并且也不会流落到很远的地方去。同时，要踪迹此书的，还有武进某君。旧山楼藏书，多半归于盛宣怀。他曾至盛氏藏书处细阅，只见有元曲选，并无此书。后盛氏书由政府中某氏赠给了约翰大学图书馆，再度检阅，也无此书在内。难道此书竟真的荡为云烟么？
旧山楼在江南齐卢战役，曾驻过军队。所遗存的古籍多半为兵士们持作炊柴；兵退后，残帙破纸与马粪污草相杂，狼藉于楼之上下。难道此书竟被兵士们当作举火之用么？
间之虞山人士，肯不知此书存佚。辗转问之赵氏后人，也都不知，再问之丁氏，还是一个“不知”。不久，丁氏归道山，更没法去追问此书的消息了。
但我还不曾灰心；耿耿不忘于心，也念念不忘于口。见人必问，每谈及元剧，则必及此书。我曾辑元剧佚文，但因希望能见到此书，始终不愿付之剞劂。
果然，“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此书竟被我所发现！
二
这是不能忘记的一天！这是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刻！
在民国二十七年五月的一天晚上，陈乃乾先生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苏州书贾某君曾发现三十余册的元剧，其中有刻本，有抄本；刻本有写刻的，像古名家杂剧选，有宋体字的，不知为何人所刻。抄本则多半有清常道人跋。
我心里怦怦的跳动着。难道这便是也是园旧藏之物么？我相信，一定是此物！
① 曲录有重订曲苑本（未定稿），晨风阁丛书本，及王忠■公遗书本，所录元明杂剧部分，除据录鬼簿、太和正音谱外，几全据也是园书目。
他说，从丁氏散出。这更证实了必是旧山楼的旧物。丁氏所云：“匆匆归赵”，所云“云烟一过，今不知流落何所”，均是英雄欺人之谈。我极力的托他代觅代购。他说，也许还有一部分也可以接着出现。
当时，我只是说着要购藏，其实是一贫如洗，绝对的无法筹措书款。但我相信，这“国宝”总有办法可以购下。我立即将这好消息告诉在汉口的卢冀野先生和在香港的袁守和先生。第二天下午，我到来青阁书庄，杨寿祺先生也告诉我这个消息，说有三十多册，在唐某处，大约千金可以购得；还有三十余册则在古董商人孙某处，大约也不过千四五百金至二千金可以购得。
他已见到此书。这消息是被证实了。我一口托他为我购下。虽然在战争中，我相信这二三千金并不难筹。
这一夜，因为太兴奋了，几乎使永不曾失过眠的我，第一次失眠。这兴奋，几与克复一座名城无殊！
第二天，一见到几位同事，便托其设法筹款。很高兴的，立即筹到了千金。这温厚的同情与帮助，是我所永远不能忘怀的。当天下午，便将此款交给了杨寿祺先生。他一口答应说，明天下午可以从唐某处取得此书三十余册来。
我立即又作一札告诉袁守和先生，说这部书大约三千金可得；不知北平图书馆有意收购没有。
渴望的等待，忘情的喜悦，与“万一失之”的恐惧，交战于心，又是一夜的不能入睡。
不料，第二天下午，到了来青阁书庄，那“恐惧”竟实现了！杨君说：他去迟了一步，唐某处的三十余册，已以九百金归之孙君了。此书成了完璧，恐怕要涨价不少。同时，并以原金还给我。
没有那样的“失望”过！像熊熊火红的热铁突然抛入水中一样。垂得而复失之，格外的令我难过！想望了十年的东西，一旦失之交臂，这懊丧，这痛苦，是足够忍受的。这一夜又患了失眠。
明天一早，苦笑的把原金还给了同事们，说，恐怕永远的不会买到此书了，唯一的希望是，此“国宝”不至出国。
守和从香港回了信，说北平图书馆决定要购下此书。三千之数，他可以设法筹措。我苦笑的把这信塞到抽屉里去。
如此的过了好几天，终日在“失望”的苦痛里煎熬里。任怎样不能忘怀于此书。十年不能忘于心，不能忘于口的，难道一旦将得之，竟还能听任其失之交臂么？
我相信，必有办法可以得到它；任用多少的力量与金钱都不计，必有办法可以得到它！
又晤到了乃乾先生，又提到了此书。他说，古董商人为孙伯渊君。此书成了全璧后，孙君待价而沽，所望甚奢，且声言此时决不出售。且甚珍秘，不令人见。
乃乾和孙君是熟友。我再三的托他去问价，并再三的说，必定有办法筹款。
隔了两天，乃乾告诉我说，再四与孙君商议的结果，他非万金不售；且须立刻商妥，否则，将要他售。
我又燃起了希望。肯售，且有了价格，这事便又有些眉目了。这一天，立刻我发了两个电报，一致守和，一致冀野，说及其价格。守和在第二天，便回电说，他那里只好“望洋兴叹”。筹款实在不易。我的希望去了一半。
到了第三天，冀野却回了一电，说：决购，并要我去议价。他在教部办事；对于元剧的狂热，和我有些相同。
我恢复了“希望”，恢复了兴奋，立刻找到乃乾商谈此事。乃乾说，恐怕不易减少价格。但经过了三天的议价，终于以九千金成交。我立即电告冀野。同时仍向同事们先筹款千金，作为定洋；约定在二十天以内，将全款付清。
时间是五月三十日，天色有些阴沉沉的，春寒还未尽去。我借乃乾持千金至孙君处，签定了契约。在这时，我方才第一次见到了原书！一册又一册的翻阅着。不忍释手；不忍离目。每册有汪阆源藏印。首册有黄荛圃手抄目录，多至三十九页。几乎每册都有清常道人的校笔及跋语。何小山也曾细细的校过。钱遵王却只留下了数行的抄补的手迹。董玄宰也有跋四则。到了这时，此书的授受的源流方才皎然明白。原来所谓也是园藏者，只不过是其中受者授者之一人而已，实应作脉望馆抄校本。黄目总名作古今杂剧，不知为谁氏所命名。除刻本外，抄本多半注明来源；或从内本录校，或由于小穀本传抄。刻本只有二种，一为古名家杂剧选本，一为息机子杂剧选本。此书的抄校为万历四十二至五年间，恰在臧氏元曲选刊行于世的时候，故所收独不及臧选。黄荛圃尝自夸所藏词曲甚富；但通行本士礼居题跋记所载词曲寥寥无几。今见此书首册黄氏手抄所藏曲目及跋，始知“学山海之居”中所庋藏词曲，果不下于“词山曲海”之李中麓也。这六十四册的宝库，包含抄本、刻本的元明杂剧二百四十二种，几乎每种都是可惊奇的发现；即其名目和臧选及其他选相同，而其文字间也大有异同。较之往日发现一二种杂剧即诧为奇遇者，诚不禁有所见未广之叹！我有充足的勇气措置这事；我接受了这契约。这书的价值决非数字所能表示的。我最恨市贾的把“书”和“金钱”作相等的估计。无数的古籍、名著决不是区区金钱所能获致的。以古香古色的名著较之金钱，金钱诚如粪土。我获见此书，即负契约上的一切损失也愿意。
两个星期过去了；因为内地汇款的困难，还是没有什么消息来，只来了一个电报，叫设法在上海筹款于限期内付出。仍依赖了同情与友谊，我居然筹到了借款，而在限期内将书取回——这借款过了两个多月方才寄到归还。
这“书”是“得其所”了，“国室”终于成为国家所有。我的心愿已偿。
更高兴的是，完成这大愿的时间乃在民族的大战争的进行中。我民族的蕴蓄的力量是无穷量的，即在被侵略的破坏过程中，对于文化的保存和建设还是无限的关心。这不是没有重大的意义！这书的被保存便是一个例。
三
脉望馆藏曲初无籍藉名。谈曲的人向来只知道也是园而不知道脉望馆。
今传的脉望馆书目①，所载词曲，寥寥无几。在“书目”盈字号词曲类里，所列的不过：㑇梅香杂剧二本，秦仙仙传一本，大雅堂集一本，状元堂陈母教子杂剧一本，诚斋传奇十本，杂剧四本，游春记一本，下船杂剧一本，梁状元不伏老一本，泰和记一本，昆仑奴传一本，古本西厢一本，红拂杂剧一本，杂剧三本，谭板西厢一本，莽张飞大闹石榴园杂剧一本，枸栏一本，楚昭王① 脉望馆书目有玉简斋丛书本，又涵芬楼秘笈本。
疏者下船杂剧一本，（玉简斋本此下有“升庵杂剧二十本，二套”；按“剧”应据秘笈本改作“刻”）等而已；与今所见之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多至六十册以上者大异。疑脉望馆书目为后来所编，此书或已转售，故不著录。
清常道人为赵琦美的别号。按赵氏“家乘”：“琦美原名开美，字仲朗，号玄度，嘉靖癸亥（公元一五六三年）生。以父（用贤）荫，历官刑部贵州司郎中，授奉政大夫。天启甲子（公元一六二四年）卒。邑志有传。配徐氏，光禄监事勉之公懋德女，赠宜人。继吕氏，孝廉名道炯女，封宜人。葬桃源涧。子五，士震振羽振海振华士升。女三；长适瞿式耒，次适江阴缪贞白，次适钱昌韩。”①邑志的“传”，写他的生平较详：赵琦美字元度，文毅公（用贤）子。天性颖发，博闻强记。以父荫，历官刑部郎中。
生平损衣削食，假书缮写，朱黄仇校，欲见诸实用。得善本，往往文毅公序而琦美刊之。
其题跋自署清常道人。有藏书之室曰脉望馆。官太仆丞时，尝解马出关，周览博访，上书奏条方略，随例报闻。遂以使事归里。著有洪武圣政记、伪吴杂记、容台小草、脉望馆书目。子士震，官徐州卫经历。②
——常昭合志稿卷三十二
他的藏书大抵以得之北方为多；而所校书也以在北方为最多。归里后，他的藏书似乎也全都捆载而南。在什么时候，他的藏书散出来，已不可知。但总在天启、崇祯之间。钱谦益①得到他的抄校本的全部。
②相传他卒后，他的子孙不肖，将他的藏书售去时，曾闻有鬼在啜泣。这“话”
见于钱曾的读书敏求记；虽是一段“鬼”话，却可知清常道人是如何的笃爱他的藏书，如何宝重他的亲自手校的文籍。这部手校的古今杂剧也当是当时① 据玉简斋丛书本脉望馆书目所引。
② 明宦官刘若愚酌中志记其父，称先将军应祺为赵公用贤门生；又称公长子琦美为先将军契友，若愚以父执事之，尝为同僚。钱谦益初学集刑部郎中赵君墓表：君天性颖发，博闻强记。欲网罗古今载籍，甲乙余次，以待后之学者，损衣削食，假借缮写三馆之秘本，兔园之残册，刓编啮翰，断碑残壁，梯航访求，朱黄仇校，移日分夜，穷老尽气，好之之笃挚与读之之专勤，近古所未有也。官南京都察院照磨，修治公廨，费减而工倍。君曰：吾取宋人将作营造也。（按也是园书目后序云：赵玄度初得李诫营造法式，中缺十余卷，遍访藏书家，罕有蓄者。后于留院得残本三册，又借得阁本参考。而阁本亦缺六七数卷。先后搜访，竭二十余年之力，始为完书。图样界画，最为难事。用五十千，命长安良工，始能措手。今人巧取豪夺，沟浍易盈，焉知一书之难得如此。）丞太仆，印烙之事，人莫敢欺。君曰：吾自有相马经也。
① 钱谦益，常熟人，字受之，号牧斋，明万历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坐事削籍归。福王时，召为礼部尚书。
清初，为礼部右侍郎，旋归乡里。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虞山宗伯生神庙盛时，早岁科名交游满天下。
尽得刘子威钱功父杨五川赵汝师四家书；更不惜重资购古本。书贾奔赴捆载无虚日。用是所积充牣，几埒内府。”
② 钱曾读书敏求记杨炫之洛阳伽蓝记条：“清常殁，其书尽归牧翁。武康山中，白昼电哭。嗜书之精爽若是。伊予腹笥单疏，囊无任敬子之异本，又何敢厕于墨庄艺圃之林。然绛云一烬之后，凡清常手校秘抄书，都未为六丁取去。牧翁悉作蔡邕之赠。”按章钰敏求记校证云：“崇祯九年，常熟人张汉儒疏稿讦谦益，见刑部郎中赵玄度两世科甲，好积古书古画，价值二万金，私藏武康山内。乘其身故，欺其诸男在县，离隔五百余里，罄抢四十八橱古书归家，以致各男含冤，焚香咒诅。”此说似未必可信。谦益初学集有刑部郎中赵君墓表，于琦美备致赞颂，未必于赵氏诸男有隙，且举赵氏抄校本书悉以赠诸遵王，则当初似亦未必夺诸赵氏也。然赵氏藏书悉归谦益，则为事实。
归之谦益的一种。谦益将未与绛云楼同毁的清常道人抄校本的书全部赠给了钱曾③所以古今杂剧也被收于也是园书目。惟遵王并不举总名，而将杂剧名目一一列举。其中次第是否照旧，或遵王有否增入若干种，已不可知。但想来，当是脉望馆原来的面目；盖在万历四十三年以后刊行的杂剧集，像元曲选等均不曾钉入，可见遵王并不曾改动了原来合钉的式样。
钱遵王藏书，多半归于泰兴季沧苇。①故季沧苇藏书目②所载多半述古旧物。其中有：
元曲三百种一百本抄
一项。③此书殆即今见之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
何煌④为何焯之弟，亦好书。他所得元明人曲本甚多，也勤于校。今此抄校本中所见之朱笔密校，署名“小山”或“仲子”者，皆煌手笔也。他并藏有“元刊杂剧三十种”一书，故每以元刊本校此抄校本。
煌所藏曲，此书及元刊杂剧三十种，并琵琶记等，后均归于黄丕烈的百宋一廛。⑤丕烈跋此书云：“曲本略有一二种，未可云富。今年始从试饮堂购得元刊明刊旧抄名校等种，列目如前。”
后来，黄氏士礼居藏书散出，此书归汪阆源①所有，故每册之首均钤有汪氏印章。汪氏散出后，此书又归赵氏旧山楼。②由旧山楼再转入丁初我手。盖此书自北南下后，始终未出苏州及常熟二地。未遭绛云之炬，历脱兵火大劫，至今三百余年，乃大显于世。其受授源流可列表如下：
赵琦美——钱谦益——钱曾（遵王）——季振宜（沧苇）——何煌
③ 钱曾字遵王，谦益族孙嗣美子。谦益嗣美墓志铭云：“从孙嗣美好聚书，书贾多挟策潜往。余心喜其同癖，又颇嗛其分吾好也。嗣美名裔肃，万历乙卯，以春秋举。子四人，次名曾。曾好学，藏书益富。”遵王寒食夜梦牧翁诗自注云：“绛云一烬之后，所存书籍，大半皆赵玄度脉望馆校藏旧本，公悉举以相赠。”
① 天禄琳琅书目：振宜字诜兮，号沧苇，扬州泰兴人，顺治丁亥进士，授兰溪令，历刑户两曹，擢御史。
钱曾述古堂书目（粤雅堂丛书本）序云：“丙午丁未之交，胸中茫茫然，意中惘惘然，举家藏宋刻之重复者折阅售之泰兴季氏。”
② 士礼居刊本；又民国三年扫叶山房影印士礼居本。
③ 见季目第四十三叶。
④ 藏书纪事诗（四）：“煌字心友号小山，尝自署何仲子。”按煌为何焯弟，长洲人。
⑤ 同治苏州府志：黄丕烈字绍武，乾隆戊申举人。喜藏书。购得宋刻百余种。学士顾莼颜其室曰百宋一廛。
王芑孙黄荛圃陶陶室记云：今天下好宋版书，未有如荛圃者也。荛圃非惟好之，实能读之。于其版本之后先，篇第之多寡，音训之异同，字画之增损，及其授受源流，繙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广狭，装缀之精粗敝好，莫不心营目识，条分缕析。积晦明风雨之勤，夺饮食男女之欲，以沉冥其中，荛圃亦时自笑也。
故尝自号佞宋主人云。
① 同治苏州府志：“黄丕烈藏书归长洲汪士钟。黄丕烈郡斋读书志序：阆源英年力学，读其尊甫厚斋先生所藏四部之书，以为犹是寻常习见之本，必广搜宋元旧刻以及四库未采者。于是厚价收书。不一二年，藏弆日富。”潘祖荫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跋：“阆源父厚斋，名文琛，开益美布号，饶于资。其藏书印曰：民部尚书印。又有三十五峰园主人印。”
② 赵宗建，字次侯，号非昔居士。其藏书之所曰旧山楼。
（小山）——黄丕烈——汪士钟（阆源）——赵宗建（旧山楼）——丁祖荫（初我）
丁氏字芝荪，号初我，常熟人，尝知常熟县事。故于旧山楼散出故籍，所得独多。他曾搜求虞地著作，刊为虞阳说苑二编。（乙编仅成四册）后居苏州以终。这次苏城失陷，他的藏书殆尽被劫散出，此书便是其中之一。他生前对于此书极端保守秘密；即其至友亦不知其藏有此书。这实是一件不可了解的神秘。今乃经大劫而反显于世；且更付之剞劂，不日可以告成。则三百多年来的秘册，将成为人人可得之物了。
但在授受的渊源里，有一点可疑的，即此书中有董其昌跋四则，似董氏曾挟此书于舟中览阅。也许在钱谦益得到此书之前，或曾经他收藏过。或者他曾借阅于赵氏，也说不定。
四
经过了三百多年的辗转授受，这部最宏伟的戏曲的宝库，不能没有损失。
清常所藏的原来有多少种，已不可知。据也是园书目则有三百四十种。（除重复外）季沧苇书目则有三百种，一百册。（似三百种之数，系季氏举成数而言，非实际之数目）但到了黄荛圃手里，则仅存六十六册，二百六十六种，较之也是园所载已阙了七十四种。在荛圃跋里及他手抄目录里均已一一举出。①这阙失了的七十几种重要的东西实在不少：
*1王瑞兰私祷拜月亭元*8说■诸伍员吹箫元李寿卿
关汉卿撰撰
（按此剧有元刊本）（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2王魁负桂英9韩退之雪拥蓝关记元赵明
*3洞庭湖柳毅传书远撰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10散家财天赐老生儿
4玉清殿诸葛论功以上元尚（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仲贤撰11抱侄携男鲁义姑
*5郑孔目风雪酷寒亭12女元帅挂甲朝天以上元武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汉臣撰
*6临江驿潇湘夜雨以上元杨13神龙殿栾巴噀酒元李取进
显之撰撰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14铁拐李借尸还魂元岳伯川
7风月两无功元陈定甫撰撰
① 据黄荛圃手抄“待访古今杂剧存目”凡七十一种。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26唐三藏西天取经以上元吴
*15梁山泊黑旋风负荆元康昌龄撰
进之撰（按今传西游记杂剧疑即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此剧）
16黄桂娘秋夜竹窗雨27贤达妇荆娘盗果
*17秦修然竹坞听琴以上元石28摔袁祥
子章撰29孝顺贼鱼水白莲池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30李素兰风月玉壶春
*18陈季卿误入竹叶舟范子安（按此剧当为息机子刊
撰本；元曲选亦收之，作武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汉臣撰）
*19沙门岛张生煮海*31王鼎臣风雪渔樵记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按此剧当为息机子刊
20 劈华山神香救母本；元曲选作朱买臣风
*21谢金莲诗酒红梨花元张寿雪渔樵记）
卿撰32行孝道郭巨埋儿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33宣①门子弟错立身以上元
*22秦太师东窗事犯元孔文卿无名氏撰
撰34遥天笙鹤元明丹邱先生撰
（按此剧有元刊本）*35无香圃牡丹品
*23便宜行事虎头牌*36兰红叶从良烟花梦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37四时花月赛娇容
24邓伯道弃子留侄以上元李*38文殊菩萨降狮子
直夫撰*39关云长义勇辞金
*25花间四友东坡梦*40■搜判官乔断鬼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41豹子和尚自还俗
*42甄月娥春风度①朔堂（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43美姻缘风月桃源会55老陶谦三让徐州
*44宣平巷刘金儿复落娼56寿亭侯五关斩将
*45神后山秋■得驺虞57关大王月下斩貂蝉
*46小天香早夜朝元58关云长古城聚义
*47李妙清花里悟真如以上明59米伯通衣锦还乡以上三国
周王诚斋撰故事
（按以上各剧均有通行60苏东坡误入佛游寺以上宋
刊本及传抄本）朝故事
48花月妓双偷纳锦郎61李琼奴月夜江陵怨
49郑耆老义配好姻缘以上明62崔驴儿指腹成婚
陈大声撰63鹄奔亭苏娥自诉
*50杜子美沽酒游春明王64赛金莲花月南楼记以上杂
渼陂撰传
（按此剧有盛明杂剧65吕洞宾戏白牡丹以上神仙
本）66保国公安边破虏
*51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明67英国公平定安南以上明朝
康对山撰故事
（按此剧有盛明杂剧68南极星金銮庆寿
本）69贺万年拜舞黄金殿
52诸葛亮挂印气张飞70献祯祥祝延万寿
53诸葛亮石伏陆逊71西王母祝寿瑶池会
*54诸葛亮隔江斗智
但荛圃的“待访目”尚遗漏了：
*1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4南极星度脱海棠仙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按此剧有通行本）
*2萨真人夜斩碧桃花*5善知识苦海回头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按此剧为也是园原目
*3 河嵩神灵芝庆寿所未载，亦见于杂剧十
（按此剧有通行本）段锦）
五种。丁初我谓除重复外，实阙七十四种，这计算是对的。盖以河嵩神灵芝庆寿及南极星度脱海棠仙二种为复出也。荛圃待访目为什么漏列了这几种呢？岂以其或为重复者，或已见于息机子元人杂剧选（荛圃藏有此书）么？
到了汪阆源手里，又阙了二十七种：①
*1李太白匹配金钱记5中郎将常何荐马周元庾吉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甫撰
*2杜牧之诗酒扬州梦*6须贾谇范睢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3玉箫女两世姻缘以上元乔*7双献头武松大报仇元高文
梦符撰秀撰
① 按此数字系根据丁初我跋；实应作“二十六种”。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8赵江梅诗酒玩江亭元戴善
*4尉迟恭单鞭夺槊②元尚仲贤甫撰
撰*9赵氏孤儿大报仇元纪君祥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撰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18巫娥女醉赴阳台梦以上春
10赵光普进梅谏元康进之撰秋故事
*11鲁大夫秋胡戏妻元石君宝19郅郓璋昆阳大战
撰20金穴富郭况游春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21施仁义岑母大贤以上东汉
*12萧何月下追韩信元金志甫故事
撰22李存孝大战葛从周
（按此剧有元刊本）23狗家疃五虎困彦章
13李存孝误入长安元陈存甫24朱全忠五路犯太原以上五
撰代故事
14英雄士苏武持节元周仲彬25小李广大闹元宵夜
撰26宋公明劫法场
15庄周半世蝴蝶梦①27宋公明喜赏新春会以上水
16羊角哀鬼战荆轲浒故事
17四公子夷门元宵宴
第二次所佚阙的二十七（六）种，系据汪阆源氏所抄现存目录（丁氏云：汪氏录清现存目录十四纸）与荛圃手抄目录相校计的。自汪氏再传到丁氏，则此“现存”的六十四册，二百四十二种，并不曾再有什么损失。
经过了这两次佚阙，较之也是园书目所载，总计阙少一百零三种②，将及全书的三之一。这些佚阙的杂剧恐怕我们是再也不能够见到的了。这是多么重大的损失！在其中，仅四十七种今有传本，其他五十六种却都是人间孤本，再不能够有遇到第二本的机会的。像尚仲贤、庾吉甫、戴善夫、康进之、陈定甫、赵明远、武汉臣、李取进、石子章、李好古、李直夫、陈存甫、周仲彬、丹邱先生、陈大声诸作者的著作，以及元无名氏的几种，春秋故事、五代故事的几种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对于他们的亡佚实在是抱憾无穷，同时对于那二百四十二种①之得幸存于今，则更觉得欣幸无已也。
五
在今存的二百四十二种里，重要的作品自然是很不少；但也有很无聊的颂扬功德剧，应节喜庆剧，且也有写的不大高明的；而这里却也保全了很可宝贵的资材。竹头木屑，何一非有用之物。董其昌跋众神圣庆贺元宵节云：② 此剧实存，未阙佚。已见于关汉卿所著剧中：殆以其目录与实际次第排列不同，故致两歧。
① 与现存之史九敬先老庄周一枕蝴蝶梦不知是否同一剧。
② 按实应作一百零二种。
① 丁初我跋云：“实存二百三十九种”；盖以赵礼让肥等复见之杂剧，均剔除不计也。在实际上复见之杂剧不止三种。见后。
此种杂剧不堪入目，当效楚人一炬为快！
这种态度是我们所不取的。对于古代的著作与文献，我们是应该以另外一种眼光去看待他们，不仅仅单着重于保存重要的名著而已。
在其间，元人所著的杂剧，当然引起我们特殊的注意：
*1破幽梦孤雁汉宫秋②（古名*2马丹阳三度任风子（抄本）家本）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本）
*3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古名家*17温太真玉镜台（古名家本）
本）*18望江亭中秋切鲙旦（息机子
*4江州司马青衫泪（古名家本）本）
*5半夜雷轰荐福碑（古名家本）*19钱大尹智宠谢天香（古名家
*6西华山陈搏高卧（古名家本）本）
*7孟浩然踏雪寻梅①（息机子20邓夫人苦痛哭存孝（抄本）
本）*21钱大尹智勘绯衣梦（古名家
*8开坛阐教黄粱梦（息机子本）本）
以上八种马致远撰*22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古名家
*9苏子瞻风雪贬黄州（抄本）本）
以上一种费唐臣撰*23感天动地窦娥冤（古名家本）
*10四丞相歌舞丽春台②（古名24山神庙裴度还带（抄本）
家本）*25尉迟恭单鞭夺槊③（抄本）
11吕蒙正风雪破窑记（抄本）（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以上二种王实甫撰
*12死生交范张鸡黍（息机子本）26状元堂陈母教子（抄本）
以上一种宫大用撰以上十四种关汉卿撰
*13杜蕊娘智赏金线池（古名家*27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古名家本）本）
14刘夫人庆赏五侯宴（抄本）28董秀英花月东墙记（抄本）
*15关大王独赴单刀会（抄本）*29裴少俊墙头马上（古名家本）
（按此剧有元刊本）以上三种白仁甫撰
*16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古名家30保成公径赴渑池会（抄本）
*31好酒赵元遇上皇（抄本）*45东堂老劝破家子弟（息机子
（按此剧有元刊本）本）
32刘玄德独赴襄阳会（抄本）*46孝义士赵礼让肥（息机子本）
以上三种高文秀撰47陶母翦发待宾（抄本）
33立成汤伊尹耕莘（抄本）以上三种秦简夫撰
34锺离春智勇定齐（抄本）48宋上皇御断金凤钗（抄本）
*35㑇梅香骗翰林风月（息机子*49布袋和尚忍字记（息机子本）
② 今有通行本者以*为记。以下除所得为抄本外，概不另注。
① 按此剧实为周宪王作；息机子误署马致远名。
② “台”，元曲选作“堂”。
③ 按此剧实为尚仲贤作；脉望馆主人误为即是敬德投唐，故阑入关氏所著诸剧中。本）*50楚昭公疏者下船（抄本）
*36醉思乡王桀登楼（古名家本）（按此剧有元刻及元曲
*37迷青琐倩女离魂（古名家本）选本）
38虎牢关三战吕布（抄本）*51看财奴买冤家债主（息机子以上六种郑德辉撰本）
39张子房圯桥进履（抄本）*52包龙图智勘后庭花（古名家
*40同乐院燕青博鱼（抄本）本）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53断冤家债主（抄本）
41破苻坚蒋神灵应（抄本）（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以上三种李文蔚撰以上六种郑廷玉撰
42老庄周一枕蝴蝶梦（抄本）*54宋太祖龙虎风云会①（古名以上一种史九敬先撰家本）
*43张孔目智勘魔合罗（古名家*55诸葛亮博望烧屯（抄本）
本）（按此剧有元刻本）
以上一种孟汉卿撰*56庞涓夜走马陵道（抄本）
*44陶学士醉写风光好（古名家（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本）*57忠义士豫让吞炭②（古名家
以上一种戴善夫撰本）
*58锦云堂美女连环记（息机子*68杀狗劝夫④（抄本）
本）（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59苏子瞻醉写赤壁赋（古名家*69大妇小妻还牢末⑤（抄本）
本）（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60郑月莲秋夜云窗梦（抄本）*70讲阴阳八卦桃花女⑥（抄本）
*61王月英月夜留鞋记①（息机（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子本）*71玎玎珰珰盆儿鬼（抄本）
以上八种元无名氏撰（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62河南府张鼎勘头巾（古名家72刘玄德醉走黄鹤楼⑦⑦（抄本）本）*73玉清庵错送鸳鸯被（抄本）
以上一种孙仲章撰②（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63朱砂担滴水浮沤记（抄本）74关云长千里独行（抄本）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75孟光女举案齐眉（抄本）
*64货郎旦（抄本）（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76雁门关存孝打虎（抄本）
*65敬德不伏老③（抄本）77狄青复夺衣袄车（抄本）
（按此剧今有世界文库78摩利支飞刀对箭（抄本）
① 按此剧为罗贯中作。
② 按此剧为杨梓作。
④ 按此剧为萧德祥作。
⑤ 按此剧为李致远撰。古名家杂剧选作马致远撰，误。
⑥ 按此剧为王晔撰。
① 按此剧为曾瑞撰。
⑦ 按此剧为朱凯撰。
③ 按此剧为杨梓撰。
本）79降桑椹蔡顺奉母⑧⑧（抄本）
66施仁义刘弘嫁婢（抄本）*80罗李郎大闹相国寺⑨⑨（古名
67刘千病打独角牛（抄本）家本）
*81马丹阳度脱刘行首①（古名*89包待制智赚生金阁③（息机家本）子本）
82阀阅舞射柳蕤丸记（抄本）*90包待制智斩鲁斋郎④（古名
*83逞风流王焕百花亭（抄本）家本）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91张公艺九世同居（息机子本）
*84龙济山野猿听经（古名家本）92月明和尚度柳翠⑤（古名家
85二郎神醉射锁魔镜（古名家本）
本）（按此剧与元曲选本全殊
*86汉锺离度脱蓝彩和（古名家如臧本所录者为李寿卿本）作则此剧当是另一作者
*87李云英风送梧桐叶②（古名所著）家本）以上三十种元无名
*88赵匡义智娶符金锭（息机子氏撰本）
右九十二种，钉二十四册，皆为元人著作。即此已足和臧氏元曲选并驾齐驱。其中的六十二种，今有传本可得：其他二十九种则皆为人间孤本。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关汉卿的五侯宴、哭存孝、裴度还带、陈母教子四种；发现了费唐臣的贬黄州；发现了王实甫的破窑记；发现了白仁甫的东墙记；发现了高文秀的渑池会、襄阳会；发现了郑德辉的伊尹耕莘、智勇定齐、三战吕布；发现了李文蔚的圯桥进履、蒋神灵应；发现了史九敬先的庄周蝴蝶梦；发现了秦简夫的剪发待宾；发现了郑廷玉的金凤钗；发现了朱凯的黄鹤楼；发现了刘唐卿的蔡顺奉母；还发现了无名氏的云窗梦、刘弘嫁婢等；这消息是足够以令我们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惊诧不已的！
何况，即在与臧选及他选名目相同的剧本里，其“异文”也是触目皆是；有的简直是成为另一个本子；其重要实不下于“孤本”的被发现，敬德不伏老今仅见金貂记附刊本，而阙佚甚多，得此本足以补正不少。关大王单刀会，元刊本残佚曲文不少，赖此，得以读得畅顺。好酒赵元遇上皇也足以帮助我们了解元刊本的情节不少。
这一部分，占了全书的少半的，可以说是全书里最可惊人的部分；单是这一部分的发现，已足够我们神往了。
⑧ 按此剧为刘唐卿撰。
⑨ 按此剧为张国宾撰。
① 按此剧为杨景贤撰。
③ 按此剧为武汉臣撰。
④ 按此剧元曲选作关汉卿撰。
⑤ 原刊本附108 玉通和尚骂红莲后，二居连刊，并不分页，不知何故。案乐府考略（即曲海总目提要）以度柳翠为王实甫作；今此剧既与元曲选本全异，则度柳翠二本，其一或有为王实甫撰的可能。惟未知考略何据耳。
② 按此剧为李唐宾撰。
然在明剧这一部分也不是什么凡品，多数是我们久久欲读而不可得的！
93冲漠子独步大罗天（抄本）以上一种谷子敬撰
94卓文君私奔相如（抄本）*98铁拐李度金童玉女（古名家
以上二种丹邱先生（朱本）
权）撰99吕洞宾桃柳升仙梦（古名家
*95刘晨阮肇误入天台（息机子本）
本）*100萧淑兰情寄菩萨蛮（古名家
以上一种王子一撰本）
96黄廷道夜走流星马（抄本）*101荆楚臣重对玉梳记（古名家
以上一种黄元吉撰本）
*97吕洞宾三度城南柳（古名家以上四种贾仲名撰
本）*102翠红乡儿女两团圆（息机子
本）本）
以上一种杨文奎撰*114吕洞宾花月神仙会（古名家
103宴清都作洞天玄记（古名家本）
本）*115惠禅师三度小桃红（抄本）
以上一种杨慎撰*116张天师明断辰钩月（抄本）
104独乐园司马入相（抄本）*117洛阳风月牡丹仙（抄本）
（按此本似据刻本影*118赵贞姬身后团圆梦（古名家
抄）本）
以上一种桑绍良撰*119刘盼春守志香囊怨（古名家
*105灌将军使酒骂座记（古名家本）
本）*120李亚仙花酒曲江池（古名家
*106金翠寒衣记（古名家本）本）
*107渔阳三弄（古名家本）*121紫阳仙三度常椿寿（古名家
*108玉通和尚骂红莲①（古名家本）
本）*122福禄寿仙官庆会（抄本）
*109木兰女（古名家本）*123十美人庆赏壮丹园（抄
*110黄崇嘏女状元（古名家本）本）
111僧尼共犯传奇（抄本）*124善知识苦海回头③（古名家
以上七种明无名氏本）
撰②*125瑶池会八仙庆寿（抄本）
*112东华仙三度十长生（古名家*126黑旋风仗义疏财（抄本）
本）*127清河县继母大贤（古名家
*113群仙庆寿蟠桃会（古名家本）
以上十六种朱有燉（周宪王）撰
上明人杂剧三十五种，钉七册（第二十五册至第三十一册）。丹邱先生二种的发现，其令人快慰，不下于关王诸作之发现。黄元吉、杨慎、桑绍良诸人所作，也是素来罕见的。贾仲名的桃柳升仙梦也为初次发见的东西。
① 剧后原附月明和尚度柳翠。
③ 按此剧亦见于杂剧十段锦，为陈沂撰，不知如何阑入宪王杂剧中。千顷堂书目宪王杂剧全目中实无此剧。
128伍子胥鞭伏柳盗跖①141汉姚期大战邳仝
129十八国临潼斗宝142孝义士赵礼让肥③
130田穰苴伐晋兴齐143寇子翼定时捉将
131后七国乐毅图齐144邓禹定计捉彭宠
132吴起敌秦挂帅印以上六种东汉故事
133守贞节孟母三移145十样锦诸葛论功
以上六种春秋故事146曹操夜走陈仓路
134汉公卿衣锦还乡147阳平关五马破曹
135运机谋随何骗英布148走凤雏庞统掠四郡
136随何赚风魔蒯通149周公瑾得志娶小乔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150张翼德单战吕布
*137司马相如题桥记（古名家151莽张飞大战石榴园
本）②152关云长单刀劈四寇
138韩元帅暗度陈仓153寿亭侯怒斩关平
以上五种西汉故事154关云长大破蚩尤
139马援挝打娶兽牌155刘关张桃园三结义
140云台门聚二十八将156张翼德三出小沛
157张翼德大破杏林庄以上十二种唐代故事
以上十三种三国故事171李嗣源复夺紫泥宣
158陶渊明东篱赏菊172飞虎峪存孝打虎①
以上一种六朝故事173压关楼叠挂午时牌
159长安城四马投唐以上三种五代故事
160立功勋庆赏端阳174存仁心曹彬下江南
161贤达妇龙门隐秀175八大王开诏救忠臣
162招凉亭贾岛破风诗176杨六郎调兵破天阵
163众僚友喜赏浣花溪177焦光赞活拿萧无佑
164魏征改诏风云会178宋大将岳飞精忠
165程咬金斧劈老君堂179十探子大闹延安府
166徐茂公智降秦叔宝180张于湖误宿女真观
*167小尉迟将斗将将鞭认父181女学士明讲春秋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182赵匡胤打董达
168尉迟公鞭打单雄信183穆陵夫上打韩通
169十八学士登瀛州以上十种宋代故事
170唐李靖阴山破虏
上五十六种，钉十七册（第三十二册至第四十八册），皆为自春秋以下的历史故事剧；内容至为庞杂；其作者为元为明颇不易分别；亦多半出于教坊伶人之手。但重要的是，借此得以窥见历史故事在元明间递嬗变化之迹。
① 以下各剧除138 司马相如题桥记一种为刻本外，余均为抄本，不一一注出。
③ 与46 复见。
② 按此剧别有杂剧十段锦本。
① 与76 雁门关存孝打虎复见。
这对于研究中国小说史者、戏剧史者均极有关系。诸剧的宾白往往有雷同或互相抵牾处，一一抉出，至为不易。
*184相国寺公孙汗衫记①192薛包认母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193认金梳孤儿寻母
185海门张仲村乐堂194四时花月赛娇容③
186王闰香夜月四春堂②195王文秀渭塘奇遇
187女姑姑说法升堂记196庆丰门苏九淫奔记
188清廉官长勘金环197风月南牢记
189雷泽遇仙记198秦月娥误失金环记
190若耶溪渔樵闲话以上十五种杂传
191徐伯株贫富兴衰记
在“杂传”里差不多全都是“社会”剧和“恋爱”剧，写得好的不少。
像海门张仲村乐堂、徐伯株贫富兴衰记和苏九淫奔记、风月南牢记等，和张国宾、关汉卿诸作较之，也并不见得有“驽下”之感。惟雷泽遇仙记、渔樵闲话等则比较单调，大似“神仙”剧的同类耳。
199释迦佛双林坐化205边洞玄慕道升仙
200观音菩萨鱼篮记206李云卿得悟升真
以上二种释氏207王兰卿服信明贞传
201许真人拔宅飞升208太平仙记
202孙真人南极登仙会209瘸李岳诗酒玩江亭
203吕翁三化邯郸店210太乙夜断桃符记
204吕纯阳点化度黄龙211南极星度脱海棠仙④
212张天师断风花雪月216灌口二郎斩健蛟
213时真人四圣锁白猿217郎神射锁魔镜①
214猛烈那叱三变化以上十七种神仙
215郎神锁齐天大圣
上仙释剧十九种结构往往雷同，故事也陈陈相同；尤以“神仙度世剧”一类之作，更为读之令人厌倦。惟关于二郎神诸剧，气魄很伟大，是仙释剧的另一方面的成就。
218鲁智深喜赏黄花峪222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
219梁山五虎大劫牢*223黑旋风双献功②
220梁山七虎闹铜台（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221王矮虎大闹东平府以上六种水浒传故事
① 按此剧为元张国宾撰。
③ 按此剧为明周宪王撰。
② 按此剧即绯衣梦。（与21 复见）
① 按此剧与85 复见。
② 按此剧为元高文秀撰。
关于水浒传的杂剧，元明人写作的均不少；高文秀至被称为“黑旋风专家”。周宪王也写着豹子和尚自还俗诸剧。惟较之康进之的绝妙好剧李逵负荆，似均尚隔一层。上六剧，除黄花峪外，均无甚生气，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尤为无聊之极，只有若干人物进进出出耳；不仅无“戏剧力”，且连“结构”也幼稚之至。与明人的许多水浒传奇较之，诸明传奇似均还高出远甚也。
但水浒一传的故事的演变，有了诸剧，却可更明显的寻出其线索来。水浒里的诸英雄，大约在很早的时候——就在南宋的时候吧——便已甚为民间所喜爱、崇拜的了。
224奉天命三保下西洋234紫薇宫庆贺长春寿
以上一种“本朝故事” 235 贺万寿五龙朝圣
225宝光殿天真祝万寿236众天仙庆贺长生会
226众群仙庆赏蟠桃会237庆冬至共享太平宴
227祝圣寿金母献蟠桃238贺升平群仙祝寿
228降丹墀三圣庆长生239庆千秋金母贺延年
229众神圣庆贺元宵节240广成子祝贺齐天寿
230祝圣寿万国来朝241黄眉翁赐福上延年
231争玉板八仙过滨海242感天地群仙朝圣
232庆丰年五鬼闹锺馗以上十八种“本朝
233 河嵩神灵芝献寿① 教坊编演”
上明代故事剧的三保下西洋，似乎可以写得活泼些，但实在却是“笨伯”之作；罗懋登的西洋记，鬼怪百出，谎话连篇，还比这有生气些；罗贯中的龙虎风云会，“访普”一折之外，无一折不是浪费的笔墨；而这剧却自始至终是“浪费”而且无聊的。直辜负了这好题材！
“教坊编演”的十八剧，除争玉板八仙过海比较的活泼有趣外、几乎无一剧不是很讨厌的颂扬剧。董其昌所谓欲“效楚人一炬”者，正是指此等剧而言。在结构的雷同，故事的无聊，叙述的笨涩方面，尤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清蒋士铨的西江祝嘏②四剧，虽同为颂扬剧，而较之这些“教坊编演”的剧本则诚为清隽之至的才人之笔了，这一部分剧本，在戏曲的“题材”
上说来，诚是重要的发现；因为这一类的题材，在任何选本上都是不会被选录，因之，也不会为我们所见到。我们所见到的，只是清代升平署的若干抄本耳。但在批评家的眼光看来，这些无聊的剧本却是最不值得流传下来的。
在这二百四十二种的剧本里，这一部分可以说是最驽下而且无用的了。
八
赵琦美抄校这一部“古所未有”的弘大的剧本集，就今所见的他的跋语看来，当开始于万历甲寅（四十二年）的冬天。他跋切鲙旦云：“十二月二十日校内本于真如邸中。”是他第一次见到“内本”乃在“真如邸中”。此后，几乎每月都校对了好几本。以万历乙卯（四十三年）所校的为最多。在① 按此剧为周宪王撰。
② 西江祝嘏有江西原刊本。
这一年的春天，他于“内本”之外，又见到了山东于小谷所藏的杂剧。最早的一个提到于小谷本的跋是在乙卯孟春念有五日。
万历四十三年孟春念有五日校（此字似当作“假”）山东于相公中舍小谷本抄校（浣花溪跋）
此后经过了丙辰（四十四年），经过了丁巳（四十五年），也时时都在抄在校“内本”及“于小谷”本。这些剧本的抄校至少占据了他三年以上的时间。他一得暇，便从事于此：
四十三年正月朔旦起朝贺待漏之暇校完（连环记跋）万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朝贺冬至节四鼓起侍班梳洗之余校于小谷本（勘头巾跋）
而在夜间灯下校对的时间也不少：
万历四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漏下二鼓校于小谷本（题桥记跋）
万历四十二年甲寅正月二十一日灯下校内本（立功勋庆赏端阳跋）
甚至在“奉差”的旅途中也不曾放弃了这工作：
于小谷本录校乙卯二月初八日有事昭陵书于公署（十八学士登瀛州跋）
甚至在家里有人结婚的时候也还偷笔在校着：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七月初十日校内本是日瑞五成婚并记（海门张仲村乐堂跋）
他对于这校剧的工作可谓深嗜而笃好之。
他大约先得到了刻本的息机子元人杂剧选和古名家杂剧选二书，然后去借“内本”于小谷藏本来抄、来校。
他的抄校的工作是：对于有刻本的，则以“内本”或“于本”校其异同；对于只有抄本的、则以原本和抄胥所录的复本校对一过。故“抄本”只是改正了几个错字；而对于“刻本”的校勘则费力较多。
就今日所存的二百四十二种杂剧计之，刻本有六十九种，余一百七十五种皆为抄本。在刻本里，有十五种是息机子本，余皆为古名家杂剧选本。
今所见古名家杂剧凡二集；第二集名新续古名家杂剧选①。第一集凡四十种，第二集则仅二十种。然诸家藏本往往有出此二集外者；即这里所收的五十四种，出二集外的已经很不少。诸家书目皆以古名家杂剧选为陈与郊编刊。
今见女状元之末，有一牌子云：万历戊子（十六年）夏五西山樵者校正，龙峰徐氏梓行① 见续汇刻书目及文学季刊第二期。
则知编刊者并非陈氏了。缘世人均未见此牌子，故致有此误。
在一百七十三种抄本里，其来源也只有二种，一是“内本”，一是“于小谷本”。但不注明来源的也有，兹列为一表如下：
（1）内本九十二种（2）于小谷本三十二种（3）未注明者四十九种
“内本”有一个特征，即每剧之末均附有“穿关”。“穿关”殆即“穿扮”之意；每折指明登场人物所穿戴的衣服、帽鞋，并指明髭髯式样。这里，且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山神庙裴度还带杂补纳直身绦儿三
剧穿关髭髯
头折第二折
王员外一字巾长老僧帽僧衣
圆领绦儿三髭髯数珠
旦儿■髻手帕行者僧陀头僧
比甲袄儿裙儿布衣
袜鞋王员外正末裴度
家童纱包头青同前
衣褡膊赵野鹤散巾道
正末裴度散巾袍绦儿三髭髯
裙扇正末裴度
韩夫人塌头手帕夫人同前
补纳袄儿补纳裙第四折
布袜鞋韩太守一字巾
韩琼英手帕补补子圆领带苍白
纳袄儿补纳裙布髯
袜鞋张千同前
李邦彦一字巾媒人同前旦儿
补子圆领带三髭山人方巾青直
髯身绦儿
张千攒手圆领韩琼英花箍补
项帕褡膊子袄儿膝襴裙布
韩琼英又上同袜鞋
前提盔礶正末裴度幞头
第三折襴偏带三髭髯
山神凤翅盔膝笏
襕曳撒袍项帕直韩太守又上同前
缠褡膊带三髭夫人塌头手帕
髯补子袄儿裙儿布
韩琼英正末裴度袜鞋
韩琼英夫人赵野鹤长老王员
同前外旦儿李邦彦
楔子同前长老行者赵野鹤
我把附有“穿关”都当作了“内本”，大约不会是很错的。臧晋叔的元曲选也多半出于“内本”。晋叔云：“顷过黄，从刘延伯借得二百种，云录之御戏监，与今坊本不同。”这话是可靠的，我们观于今日出现的清代升平署藏曲与车王府藏曲之多至三四千种，可知明代“御戏监”所藏曲本一定是很多的，李开先所云：“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千七百本赐之。”正可说明其情形。
至于于小毅（清常跋中亦简作小谷）是什么人呢？清常在诸跋曾提到他是东阿于谷峰子。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二月十九日，校抄于小谷藏本。于即东阿谷峰于相公子也。（东墙记跋）
按于谷峰名慎行，字可远，更字无垢，号谷峰。隆庆进士。万历初，历修撰，充日讲官。以忤张居正，请疾归。居正卒，起故官，后历官至东阁大学士。
卒谥文定。有谷城山馆诗文集及笔麈。明史有传①。但我们都不知道他是一个戏曲的收藏者，而且对于戏曲很有研究。在山东，我们只知道李开先（中麓）
家里藏词曲最多，有“词山曲海”之目，想不到在东阿还有一个于家。清常云：
于谷峰先生查元人孟寿卿作。（忍字记跋）
于相公云：不似元人矩度，县隔一层。信然！相公，东阿人，拜相。见朝后便殂。观其所作笔麈，胸（中）泾渭了了。惜也不究厥施云。（司马相如题桥记跋）
则慎行对于他的藏本必有“题识”或校记一类的东西，可惜除此清常引的二则外，均不可得见。
小谷为慎行子；明史及慎行墓志铭均未述及。按道光（九年）重修东阿县志（卷十二）“恩荫”里有于纬，注云：“以父文定公荫中书舍人，历户部主事，员外郎中，广东雷州府知府。”正和清常一跋里所云“中舍”相合。
大约他和清常同在北平时，正官“中书舍人”。二人之出身很相同。清常也是以“恩荫”出身的。同书艺文四（卷十八）叶向高谷城山馆全集序云：公没，而孝廉（郭应宠）与公之子纬，申公遗指，余益怆然，因为之叙。
但于纬是不是即为于小谷呢？这里还有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同书（卷十二）
“封赠”里，有于慎由，注云：“以出继子纬贵。天启间赠户部郎中。”慎由为慎行弟。是慎行本无子，以弟之子纬为子也。纬为小谷之名，当可无疑。
小谷他自己对于戏曲有没有什么研究，我们已不可考知。但他的“藏本”，却有许多经了清常的转抄而大显于世。他也可以借此而传了。我很怀疑，凡清常抄本里，没有注明来源，而且也不附有“穿关”的，大抵都是于氏的藏本。那么，合计之，于氏的抄本，殆有八十一种流传于今了。“物常聚于所好！”山东于氏、李氏和清代的孔氏①都是藏曲的大家。今所见的许多重要的① 见明史卷二百十七。
① 山东孔氏藏曲近来出现者不少，吴兴周氏所藏宝剑记等即出于其家。
曲本，殆多数源出于山东。
七
清常对于这些杂剧不单是抄校而已。大约他在抄校的工作完成了之后：——在把“内本”，“于小谷本”抄录完毕了之后——便把刻本的息机子元人杂剧选和古名家杂剧选拆散了，和那些抄本合钉在一处，成为一百册（或一百册以上，但至少是一百册）。①他的排列的次序是依据于太和正音谱②的。故他也以马致远为首，而以费唐臣、王实甫、宫大用、关汉卿等继之。其无名氏诸杂剧也依据着正音谱的次第。至于正音谱所不载的无名氏诸作，则统名之曰：“古今无名氏”，而以“类别”为次第。这次第，虽则历经各收藏者之手均不曾拆散，或改易过③。
也是园书目虽略有更动，像把单鞭夺槊一剧，改正为尚仲贤作；把周宪王诸作提前到明初丹邱先生之后等；但始终不曾改动了原书的次第。故原书的排列，与也是园书目略有前后次第不符处④。
清常在排列次第的时候，大约又依据了太和正音谱把这些杂剧的名目及作家们加以考证。故于原书的作者及剧名间附有考证、改动及注释。大约他当初并不曾见钟嗣成的录鬼簿，⑤故一切皆以太和正音谱为依归。直到了最后一年（万历四十五年）的十二月，方才见到他有援引录鬼簿处。大约在这时候他方才见到了这部书。
他在各剧的跋里，每说明其校订的工作的功力，像：内本世本，各有损益。今为合作一家。（任风子跋）
于于小谷本与众说不同处，亦每注明，像：于本作费唐臣。（范张鸡黍跋）
但以据正音谱者为最多。
太和正音作廉颇负荆。（渑池会跋）
太和正音名敬德降唐。（单鞭夺槊跋）
按在此剧封面里页，另有一人注道：此尚仲贤所作，非汉卿。玄度误认作敬德降唐，故目。
和也是园书目对照起来。知道这“注”大约出于钱遵王之手。
① 这有季沧苇书目可证。
② 太和正音谱二卷有明洪武刊本，有涵芬楼秘笈本。有明万历间张孟奇刊本（易名北雅）。
③ 见也是园书目及原书首册所附黄荛圃手抄“目录”。
④ 也是园书目改动原书次第的地方仅只这二处。
⑤ 录鬼簿有明蓝格抄本：（今有复印本）栋亭十二种本；王国维校注本；马廉新校注本。
太和正音有伊尹扶汤，或即此，是后改今名也。然词句亦通畅。虽不类德辉，要亦非俗品。姑置郑下。再考。清常。（伊尹耕莘跋）
按郑作伊尹扶汤，据录鬼簿①其全目为“耕莘野伊尹扶汤”似即此剧。
太和正音作无盐破环。（钟离春智勇定齐跋）于元无名氏所作，也是全以正音谱的次第为次第的。
太和正音无名氏凡一百一十折此所编号依其次也。
在那里，考证似尤详。于原本作元罗贯中撰的龙虎风云会，则宁据正音谱列入无名氏中。
太和正音作无名氏。
于其间，间有附以批评的意见，像：万历四十三年乙卯二月二十九日晦日校内本。大约与诸葛亮挂印气张飞同意。此后多管通一节。笔气老干，当是元人行家。（博望烧屯
跋）
亦有直证“时本”之非者，像大妇小妻还牢末，跋云：别作马致远，非也。依太和正音作无名氏。
此外，他的跋里，可注意的地方还很多。兹汇刊数则于下：刘玄德醉走黄鹤楼跋云：
录鬼簿有刘先主襄阳会，是高文秀所作。意者即此词乎？当查。
降桑椹蔡顺奉母跋云：
太和正音作蔡顺分椹。①
罗李郎大闹相国寺（原作元张国宾撰）跋云：
太和正音无名氏。
马丹阳度脱刘行首（原作元杨景贤撰）跋云：
① 据明蓝格抄本录鬼簿。
① 按清常初仅见正音谱，故不知此剧为刘唐卿作。正音谱所载唐卿剧，仅有麻地傍印一种。（明蓝格抄本录鬼簿同）但各本录鬼簿则均有此剧。
太和正音作无名氏。
又注云：
太和正音作本朝人。
阀阅舞射柳蕤丸记跋云：
内本与世本稍稍不同，为归正之。
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原作元关汉卿撰）跋云：
此本太和正音不收。
又于张公艺九世同居后跋云：
此后俱太和正音不收。
吕洞宾三度城南柳跋云：（原作元谷子敬撰）
太和正音作本朝。
在升仙梦、菩萨蛮、玉梳记三剧题目上，并注云：太和正音不载。
司马相如题桥记跋云：
录鬼簿有关汉卿升仙桥相如题柱，当不是此册。四十五年丁巳十二月十八日，清常道人又题。
他跋中引录鬼簿处，仅此则与醉走黄鹤楼跋而已；而作“跋”的时间则均为丁巳十二月（醉走黄鹤楼跋写于十二月十九日）。可见他见到录鬼簿必较太和正音谱迟得多。故前跋均未之及。他对于剧文亦间附批评，但不甚多，像女学士明讲春秋跋云：
于小谷本录校。此必村学究之笔也。无足取。可去。
雷泽遇仙记跋云：
录于小谷本。此词是学究之笔，丁巳仲夏端日。
王文秀渭塘奇遇记跋云
于小谷本录。此村学究之笔也。姑存之。时丁巳六月初七日。
庆丰门苏九淫奔记跋文：
于小谷本抄校。词采彬彬，当是行家。
秦月娥误失金环记跋云：
于小谷本录校。大略与东墙记不甚相远。
总之，他是一位很忠诚的校录者；在他的“校改”上，很少见到“师心自用”的地方，有许多种杂剧，并不委之抄胥，还是他自己动手抄写的。对于像这样一位恳挚的古文化保存者、整理者，我们应致十分的敬意！
这一百册左右的戏剧宝库在清常死后便流落在人间。到底是即传之钱谦益呢还是曾经过他人之手，今已不可知。但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董其昌（自署思翁）①的四则跋云：
细按是篇与元人郑德辉笔意相同。其误以为无名氏作也。思翁。（百花亭跋）
崇祯纪元二月之望，偕友南下。舟次无眠，读此消夜，颇得卷中之味。
（盂母三移跋）是集余于内府阅过，乃系元人郑德辉笔。今则直置郑下。（斧劈老君堂跋）此种杂剧，不堪入目。当效楚人一炬为快。（庆贺元宵节跋）
这是一个谜。似乎在崇祯元年左右，这戏剧集曾经落在董其昌手里过。
这时，距清常之死已近五年。①读孟母三移跋，似董氏曾携此书“南下”。到底他是借了清常的，还是借之牧斋的，还是他自己所获得的，实是一个谜。
难道是由他家再传到牧斋手中的么？而此书之曾经牧斋收藏则无可疑。牧斋得到清常的抄校本书最多，此书自当在内。故当绛云焚后，他把所有清常校本都送给了钱遵王时，此书也传到了遵王手里。（见上文）
牧斋在此书上不曾留下过什么痕迹。遵王则曾抄录全目，列之也是园书目中，并曾略加排比过，而对于原书的次第则不曾改动。在三醉岳阳楼剧中有遵王手书三行，系补抄原书的残损处者。
对于此书用过很大的校勘工夫的，还有一位何煌。他在清雍正三年至七年间，曾用所得到的李开先②抄本元剧及开先旧藏元椠本的杂剧数十种，以校此书。他以朱笔密校此本与元椠本不同处。有的简直是等于补写了全剧。在他的跋文里可见出他用力之劬：
雍正己酉（七年）秋七夕后一日，元椠本校。中缺十二调，容补录。耐① 董其昌，华亭人，累官南京礼部尚书，卒谥文敏。其书画为明末之冠。有容台集。见明史卷二百八十八。
① 按清常卒于天启甲子（四年），见赵氏“家乘”。（玉简斋丛书引）
② 李开先，山东章邱人，字中麓，曾与王九思相酬答。有集及宝剑记传奇。
中。（范张鸡黍跋）
雍正乙巳八月十日用元刻本校。（单刀会跋）
雍正三年乙巳八月十八日，用李中麓抄本校，改正数百字。此又脱曲廿二，倒曲二，悉据抄本改正补录。抄本不具全白。白之缪陋不堪，更倍于曲，无从勘正。冀世有好事通人，为之依科添白。更有真知真好之客，力足致名优演唱之，亦一快事。书以俟之。小山何仲子记。
（王粲登楼跋）
用李中麓所藏元椠本校讫了。清常一校为枉废也。仲子。雍正乙巳八月二十一日。（魔合罗跋）
雍正乙巳八月二十六日灯下，用元刻校勘。仲子。（冤家债主跋）
下面一则，虽不曾署名，却确知其亦必出于仲子手笔：经俗改坏，与元刻迥异，不可读。（疏者下船跋）
他的校勘的重要处，便是得到李开先旧藏元椠杂剧①及其他抄本，可惜他所校的种数并不多。
荛圃以下，诸收藏家，都只是“抱残守阙”，②对于原书并不曾有什么变易。故我们可以说：原书的面目在大体上还是三百二十多年前清常抄校并手订的原来面目。
我们对于元明杂剧的研究，因了这部重要的宏伟的戏剧宝库的发现，而开始觉得有些“定论”；特别重要的是，许多明代“内本”，——即元曲选所依据的“御戏监”本——的存在，顿令人有焕然一新耳目之感。
谁知道呢：黄荛圃时代，汪阆源时代所佚去的本书若干册①也许还会出现于世吧；晁氏宝文堂，祁氏读书楼所藏的若干元明杂剧，也许也还会出现于世吧！我们不敢说：这是不可能的事。
关于本书所有的“穿关”及“宾白”二点，对于元明杂剧的研究者是很重要的问题；又本书各剧“提要”，我也已随笔记录得颇详；将继续此文而更将有所论述。
作者民国二十九年十月十七日写毕
附录一黄荛圃题识
余不善词曲，而所蓄词极富。向年曾见蔡松年间，金刊本，因其未全，失之交臂。后为抱冲所得。盖其时犹于古书未能笃好，不免有完缺之见存也。
① 按仲子所谓“元刊杂剧”即今传之“元刊杂剧三十种”。但在仲子提到之前，我们都不知是李开先旧藏。
② 黄荛圃于年抄原书目录外，并编有“待访古今杂剧存目”，而于他所藏元刊本及明刊本（息机子本及古名家本）中，有收载者并加注于下，可谓爱护此书之至。
① 两次约佚去三十册至四十册之间。第一次佚阙的时间，大约是在雍正至嘉庆间。（荛圃跋作于嘉庆九年）
第二次大约是在嘉庆道光间。（由黄氏转入汪氏手时）时代都比较的不远，似有“尚在人间”的可能。
嗣后收得词本极多。宋刻单行词本，一册都无。元刻如苏辛，极古矣。外此，若毛抄旧抄名校都备。往因欲得宋本太平御览，而无其资，始有去词之意。
其目稍稍散出。有杭人某，几几乎欲全得去。幸勉力购得御览，以他书易之而酬其半直。词本可保守勿失。至曲本略有一二种，未可云富。今年始从试饮堂购得元刊明刻旧抄名校等种，列目如前。即欲买词之杭人亦曾议并售去。
今词议未成而曲更勿论。因思毛氏云：李中麓家词山曲海无所不备。而余所藏培■沟渠也。然世之好书者绝少。好书而及词曲者尤少。或好之而无其力，或有其力而未能好之。即有力矣，好矣，而惜钱之癖与惜书之癖交战而不能决。此好终不能专。余真好之者也。非有力而好之者也。故几几乎得而复失。
皆绌于力以致未能伸所好也。兹幸矣！幸世之有力而不能好者，得遂余之无力而卒能好者也。拟裒所藏词曲等种，汇而储诸一室，以为学山海之居。庶几可为讲词曲者卷勺之助乎？甲子冬十一月二十有八日读未见书斋主人黄丕烈识于百宋一廛之北窗。
附录二丁祖荫跋
初我曾见我虞赵氏旧山楼藏有此书，假归，极三昼夜之力展阅一遍，录存跋语两则。卷首尚有所谓元刊明刊杂剧曲目，又也是园藏书古今杂剧目，（并注明阙失。案也是园原目除重复外系三百四十种，荛圃所存为二百六十六种，实阙七十四种。）古名家杂剧目录，（分文行忠信四集。）刻元人杂剧选目录，待访古今杂剧存目（以上四目剧本，俱也是园目所载，为此书所阙。并也是园原目朱笔标著其次第。）及汪氏录清现存目录十四纸，（依此书之次第另录之，实存二百三十九种，又阙二十七种。）时促不及详录，匆匆归赵。
曾题四绝句以志眼福。云烟一过，今不知流落何所矣。掷笔为之叹息不置。
容台脉望小神仙，（清常诗集名容台小草，藏书目曰脉望馆。）炳烛丹黄待漏前，（此本系清常官刑部郎时所校，卷尾常有四鼓待漏校完之语，兼及时事。）点出盛明新乐府，神宗皇帝太平年。
武康山下鬼声哀，也是园中历劫来。何事明珠遗百一，不随沧海月明回。（转入士礼居、艺芸精舍时递佚曲百一种矣。）
未谙音律老荛翁，（黄跋云然）甲乙分题筐衍中。（荛圃手录元刊本古今杂剧三十种目于册首，案即今上虞罗氏所刊本，序云手题箧面曰乙编，则此必为甲编也。）此是清常编定本，纵然异曲亦同工。（罗刊三十种序云，不知编者名姓。）
词山曲海（亦跋中语）等尘沙，散入黄汪又赵家。莫向春风笺燕子，更谁解唱后庭花！（见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第四号丁初我黄荛圃题跋续记一文中。）
清代文集目录序
予收书始于词曲小说及书目。继而致力于版画，遂广罗凡有插图之书。
最后乃动博取清代文集之念。自壬午至甲申，予几无日不阅市。每见清人集，必挟之以归。时或数日不得其一，亦有一日而获得数种，乃至十数种。不问美恶精粗，但为予架上所无者，则必收之。予初亦间致清集，所得约二三百种。然大抵必取所喜者，若鲁岩所学集、悬榻编诸书。惜今皆熸于兵火矣。
此三年间，则无所不取，而尤着意于嘉、道二朝所谓朴学家之文集，惜入手已迟，佳者极不易得。即七八年前俯拾即是之敬孚类稿、■斋文集等，今亦须博访南北各肆而始得之。忆大变方起，北估纷集申江，日以贱值获精品。
积学斋徐氏所藏清集二十余箱，亦为彼辈捆载而北。而友人陈乃乾先生所藏清集二三百种，竟以千数百金斥去。其中当时即诧为罕见之物，不在少数。
而予皆交臂失之。及今念及，可胜慨惜！然三年来专心一志之所获，亦有足一述者。壬午初春，上海孙某书散出，为蕴华阁所得。予以半月之力，择取清代文集百许种。然绝无佳者。癸未春，吴县胡玉缙书售出，予托郭石麒得其二十许种，而精品皆为孙贾实君所取，已径行北运。予见其目，乃亟购置之。价已昂数倍，孟陔堂文说至千金，琴士文抄亦耗三百金，小石渠阁文集竟须二百金。然均不能不节衣缩食以得之。后扬州何氏、无锡丁氏诸家藏书散出，予皆有所得。其间零星购于各肆者，亦不下三四百种。甲申春，孙贾助廉先后为予致六七十种。夏初，孙贾实君为予致五六十种。综前后所得，凡八百数十种。于是予所藏清代文集，粲然可观矣。凡此皆予三年间心力所结聚者也。待访未得者，尚有五十许种。然诸大家、诸朴学家之作，应备者则大略已具备之矣。今日书值日昂，春初较之去岁，已增数倍。入夏以来，复增数倍。前之以三百金得孟亭居士集者，今则八倍之尚不易得。前之以八百金得学福斋集，自以为豪举。今则五倍之而尚不以为昂。予力已殚，今后恐不易更有所增益矣。暑间多暇，杜门不出。遂发箧陈编，汇为一目，以自省览。予之不收诗集而专取文集者，盖以诗集多不胜收，清新之作少，而庸腐之篇则充栋汗牛。文集固亦有滥竽充数者，而大体则都为有用。或富史料，或多考订之作。而治经子金石文字者，尤多精绝之言，为我人所不能不取资者。晚清诸家集，亦足以考见近百年来之世变，往往为予晚清文选所未收。
续选有日，必将据此成编。而专治一经一史或一专门之学者，其亦必将有取于斯无疑也。辑序跋，则可自成一书；辑碑传，则可补缪、闵诸集；收诂经之文，则可成一弘伟之诂经文抄；录论史之作，则可集为史学史之资料。大抵竹头木屑，无不有用。予之致力于斯，殆为后人任其艰辛耳。世变方殷，劫火未烬，念集之之不易，乃不能不虑及保存之方。世有同心者，其将有感于斯而合力协谋之欤？但愿不至目在书亡，为他日无穷之憾耳。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八月九日序
清代文集目录跋
右清代文集八百三十六种，皆予二十余年来所累积而得者。“一二·八”之变，储于申江东区之书，胥付一炬，而清集十去其七八。凡此目所著录者，十之八九，皆为壬午以后三年中所补购。此三年中，志不旁骛，专以罗致清集为事。三年心力，毕耗于斯，而财力亦为之罄焉。力所不及，则缩食节衣以赴之，或举债以偿之，或售去他书以易之。案头尝置北平图书馆编印之清代文集篇目索引一册。有所得，必就册上识之。册中所无者，则别录一目。
暑中闭户索居，乃录一清目以自省览。综计清集索引所收者，予已获得十之七八，而溢出索引外者，则在四百八十种以上。他日当复可据予所得，编印一索引续编也。夫清集之收集，似易而实难。在清末民初易，在今日则难。
而专收文集则尤难。今日遍索南北各坊肆，有能得文集二三百种者乎？即集一百种，恐亦未易。予尝持一单访于各肆。单中物凡九十余种，而耗时一月有余，遍历诸肆，所得尚不及七八种。即数年前，尘封架上，无人顾问之小仓山房文集、西陂类稿诸书，一举目可得数部者，今则都不复见。可知集此八百三十许种，诚“若有天幸”也。亦往往得之无意中。沈钦韩幼学堂集，藏书家素目为难得之书。每获睹一部，必竞收之。然藏此者，海内亦不过寥寥三数家耳。予今岁乃不意于一已停业之古书肆得之，为之狂喜数日。何绍基东洲草堂文抄，向来最罕见。后邃稚斋至楚刷印十数部归，散售南北。今则复珍为难得之物矣。许印林攀古小庐文，仅一册刊于光绪间。日本尝复印之。然今则复印本与原本同不易收。而原本附有续编，尤称奇珍，为价几等清季之宋板书。陈鳣简庄文抄凡三刻。今原刻本固难得，而光绪间羊氏刻本附有续抄者，亦自罕遇。王宗炎晚闻居士集凡二刻。予尝失收一翻印之活字本，后终得一道光原刻本，自诧为幸事。丁寿昌睦州存稿，欲见不得者久矣。
去岁，书友徐绍樵至江北收书，乃为予获之。冯伟仲廉文抄刊于道光间，蒋学佣樗庵存稿刊于嘉庆癸酉，倪模迂存遗文刊于光绪间，皆访之已久，而后于无意中次第收入。张鉴冬青馆集有嘉业堂刊本，予迟迟未之收。然仓卒间欲得其一，却亦不易。去岁偶过某肆，乃于其架上获得一道光原刊本。犹是未装成册之最初印本也。大抵清初诸遗老集，目最难求。而道光一代所刊者，以中经太平天国之变，往往刊成即毁于兵，亦多可遇而不可求。即同光以来所印者，似易得矣。而亦每以所印无多，毁弃最易，反较乾嘉诸通行文集为不多见。而乾嘉道诸朴学家集，除戴段诸家刻本多而易得外，若程瑶田通艺录，今安徽丛书收之沈彤果堂集，赵垣保■齐集，赵一清东潜文稿，邵晋涵南江文抄，沈豫芙村文抄，金鹗求古录礼说，法式善存素堂集，赵绍祖琴士文抄，胡赓善新城伯子集，彭元瑞恩余堂辑稿，黄汝成袖海楼杂著，沈大成学福斋集，洪朴、洪榜二洪遗稿，鲁九皋山木居士集，盛大士蕴愫阁集诸书，皆是可遇而不可求之物。至今，王鸣盛西庄始存稿，胡承珙求是堂集，宋翔凤朴学斋集诸书，予犹悬目待访焉。古书日少，劫火方红。前之不易得者，今固尤甚，而前之易得者，今亦成为难见之书矣。清目写成，循读一过，念集之之艰辛，颇自珍惜。而为力所限，每不能讲求版本。讲求清代刊本之版本学，今尚无其人但取其易致，但求其丰富，往往不复计及其为原刊初印者与否。牧斋初学、有学二集，梅村家藏稿诸书，以已收入四部丛刊而未取。
袖海楼杂著以已有北平新印本，尝见一原刊本而未留。章氏丛书则但收古书流通处影印本，而未求浙江书局刻本。义门集亦为坊间印本。但以应用为主，不复奢求。然坊本后印本，亦每有较原刊初印本所收为多者。小仓山房文集袖珍本，即较乾隆刊本多出数卷。羊氏刊简庄文抄，亦较原刊本简庄缀文多出续编二卷。湖北刊本变雅堂集，亦较康熙原刊本收文为富。我辈收书原为致用计，不能若藏书家之专事罗集古董也。惟历年所得，亦未尝无佳本精刊。
二洪遗稿近有北平石印本。然予所收则为原刊本。董文友集、王昆绳集均为康熙原刊本。谭莹乐志堂集，清集索引仅收文略四卷，予则并有文集十八卷。
其他善本，亦不在少数。此但可为知者道耳。又清人文集每有未刻单行本而但在丛书中者，或单刊本不易得，而丛书中却收之者。予每为致一文集，却不得并致一家之丛书。蒋侑石问奇室文集一卷，在遗书中。崔东壁无闻集亦在遗书中。他若邹叔子、邹征君、宁都三魏章太炎诸家，皆不能不因其文而致其全集。张成孙端虚勉一居文集蒋彤丹棱文抄，单刊本最罕见。曾收入常州先哲遗书后编中。然常州先哲后编印行不多，亦难觅得。尝于修文堂见到一部，索一万三——四千金。踌躇半月，方思得之，而已归他人有矣。稍纵即逝，遗憾无穷。今复欲得其一，恐非大费周章不可矣。孙助廉尝为予言：有开花纸本纳兰容若通志堂集，欲售二千余金。亦以无力，致当时未收。及再询之，则已售去矣。吴荣光石云山人全集、冯登府石经阁集亦均几得之，而中途为人夺去。北方书友某云：有胡承珙求是堂集，索五百金，亟向之收得，则为诗集非文集也。吴槎客拜经楼原刊愚谷文存正续编，尝于汉学书店架上见之。偶大意未取。数日后再过之，则已为人购之矣。幸后终得愚谷文存续编，足以稍慰。愚谷文存收入拜经楼丛书中，较易得。似此一意求书，大类愚公移山，精卫填海。书可尽得乎？求一类之书，其难尚如此，况讲大举收藏乎？予素志恬淡，于人世间名利，视之蔑如。独于书，则每具患得患失之心。得之，往往大喜数日，如大将之克名城。失之，则每形之梦寐，耿耿不忘者数月数年。如此书癖难除，积习不销，思之每自笑，亦复时时觉自苦也。沧海横流，人间何世，赖有“此君”相慰，乃得稍见生意耳。则区区苦辛营求之劳，诚不足道也。
三十三年九月三日，写毕清目。
中国版画史序
我国版画之兴起，远在世界诸国之先。欧洲之版画，为德荷二国所创，始施于博戏之纸牌上，并以刻印圣经图像。时约在西历一千四百年左右（当我国永乐初）。日本之浮世绘版画则盛于江户时代（当我国万历至同治间）。
独我国则于晚唐已见流行。迄万历、崇祯之际而光芒万丈。歙人黄刘诸氏所刊，流丽工致，极见意匠。十竹斋所刊画谱、笺谱则纤妙精雅，旷古无伦，实臻彩色版画最精至美之境。其时欧西木刻画固犹在萌芽也。世人唯知有芥于园画谱。日本版画家与画人所奉为规臬者亦唯此谱是尚。不知在我国版画史上，此谱并非最上乘之作。近数十年来，欧美之研究美术者，每重视日本之浮世绘版画。唯日人独能广搜我国诸画谱，传刻于世。大村西崖校辑图本丛刊，所收若萝轩变古笺谱及顾氏古今名公画谱等书。俱为我国版画名作。
黄凤池唐诗画谱，与十竹斋、芥子园诸谱，日本亦均有传刻本。中国画作风之有大影响于日本画者，诸画谱之流行盖与有力焉。近者，德人亦稍知留意我国之版画。卫礼贤（RichardWilhe1m）主编之中国杂志（Sinica，德国China-lnqtitut，Frankfurtam 出版）其中数册，尝附有北平刊印之诗笺一二帧。见者每为神往。盖初睹恬淡悠远之作风，以寥寥数笔，具无穷意态，大足一涤日本版画金碧繁碎之感。夫以和柔温润之国纸，拓印木刻画，实最足表达刀法与笔锋。鲁迅先生尝以宣纸贻苏联版画家，试拓数十笺，果神采焕然。持以与使用西方粗涩坚僵之纸所拓出者相较，其效果迥异。日本版画，工致有余，然终逊我国作品之温柔秀丽者，与其拓纸之刚硬，盖亦有关焉。
惟世人毕竟罕知我国版画在美术史上之重要地位，亦无留意及其发展之过程者。于我国明清之际，版画之黄金时代作品，尤少述及。盖以斯类作品，至不易得。欧美人所得者大都为坊间至劣极丑之翻刻本，仅具物形，全无意态。
而十竹斋、芥子园诸谱，亦往往为再四翻版，色彩全非之陋本。无怪彼辈之忽视矣。尝与友辈谈及，斯类陋本，徒灾梨枣，且贻国羞。我辈若有刊刻，于躬亲督印之本外，必将原版毁去，决不任坊贾草率重印也。George T. Candlin 所著中国小说（Chinese Fiction，美国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Chicago，1898 出版）中附之插图，均取诸清代翻刻之三国西游俗本。Laurence Binyon 所纂辑之Cata1ogueofJapaneseandChineseWoodcutsintheBritishMuseum （ London ，1916）亦以日本版画为主，而以我国作品为附庸；其所收者亦均非第一流之作。夫以世界版画之鼻祖，且具有一千余年灿烂光华之历史者，乃竟为世界学人忽视、误解至此，居恒未尝不愤愤也！二十余年来，倾全力于搜集我国版画之书，誓欲一雪此耻。所得、所见、所知，自唐宋以来之图籍，凡三千余种，一万余册，而于晚明之作，庚藏独多；所见民间流行之风俗画、吉祥画（以年画为主），作为饰壁与供奉之资者，亦在千帧以上。其作风之独特雄奇，固与西洋版画面目全殊，亦与日本之浮世绘版画不同。往往富于清逸之诗趣，醇厚之余韵，而不屑屑于表现人间之丑恶，尤忌穷形尽态之现实描写。盖具有古典之健全美者。或清丽潇洒，若云林之拳石小景；或隽逸深远，若米家之山水画轴；或娟娟若临流自媚之水花；或幽幽若月下独奏之洞箫；或恬静若夕阳之明水；或豪放若天马之行空；或精致细腻若天方建筑之图饰；或疏朗开阔若秋空午日之晴明。即写壮士赴敌，忠臣就义，嫠妇夜泣，孤子啼血，乃至写攀哙之临鸿门宴，刘先主之跳澶溪，高渐离之击筑，段秀实之举笏，虽寓豪放雄迈之意，而终鲜剑拔弩张之态。甚至描春态，写恋情，亦温柔敦厚，适可而止。盖纯为古希腊prax-iteles 辈雕刻之同型，具美好镇静，康健晴明之极致者。而其雕镂之技术，则纵横如意，无施不宜；有刚劲若铁者；有柔和若丝绢者。或细针密刺若宋明之锦绣；或点粒凸起，界画分明若立体之建筑。或花采重叠，繁琐精丽，而无损画面空间之布置；或疏朗稀阔，远水孤山，而不失深远无穷之意致。大凡皆足以表现东方艺术之品格与精神。John Ruskin 在牛津大学讲述“雕刻术”，成AriadneF1orentina一书，评版画之旨趣最精，谓版刻之术，有万不及绘画之美好者在。盖以刀，以板，以线条所成之作品，往往是素描，仅能表现对象之要点。然唯此，亦使作者辈惯于把捉事物之特点，而以选要之刀法表现之，与素描之功果无殊。
是故，绘画有可藏拙者，而版画则一目了然，不精美则必尘俗无可称。我国版画诸名作则固皆精雅绝伦者也。且我国绘画本以线条为主，故尤易重现于木刻中。重要作品之复制版画者每不至损及原画之精神；盖非仅重描摘绘，存形遗神也。若刘荣汤尚辈之刻萧尺木太平山水图画，黄子立之刻陈老莲博古页子，与原作几累粟不殊。而太平山水图画于原作笔触圆融，点画纤致处，尤曲尽其妙；粗视之，殆不类刊木。博古页子凡四十八图，“计树之老挺疏枝秀出物表者得二十七；小几大案之张，汉瓦秦铜之设，其器具得五十八；衣冠矜饰，备须眉横姿态而成人物者得百四十有九；一切牛羊狗马之类不计焉。列子谓宋人刻沐猴棘端，纪昌以燕角之弓，搠蓬之箭，射虱贯心而悬不绝。噫，人皆以为寓言耳。请观博古牌，世岂乏此手此眼哉！”（唐九经博古页子序）我国版画家之具此手此眼者盖比比然也。世人每以版画多摹刻名作，非独立之艺术。然于名画之撷精取华，岂易事哉！古版画之名世者，殆无不是复制古今之诸名作。Dürer 为欧洲第一大作家，特为版画作图者，所作均由技巧之刻工辈刻成之。（公元一四九二年至一五二六年）Holbein 继之，作死之舞蹈（Danceof Death）由最伟大之木刻者HansL ü tzelberge完成之，其影响于后来版画者至巨。英国有Thomas Bewick（1753—1828）者，以白色线条为主，而不似前人之以黑色线条构成版画。所作英国兽图、英国鸟图皆为杰出之书。十九世纪间，则有Allgaier 与Siegle 刊刻Kanlback绘之列那狐插图，Bürkner 与Gabner 刊刻Ludwig Richter 所绘之版画。斯皆画家与刻工合作而成版画者；而画家亦专以绘作版画著称。盖画家与木刻家固若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相倚为用者也。至近代之版画家，若法国之Stepham Pen-nemaker 美国之TimothyCole 及Frederick Juengling 诸人，则合画人刻工为一身，已脱离绘画之拘束，而自能成一种独立而特殊之艺术，自有其最高之成就矣。惟我国之版画家则脱离绘画之范畴为独早。明万历间之版画家，若黄氏诸昆仲，若刘素明，皆已自能意匠经营，勾勒作稿；其精美固无逊于名画家所作也。且因我国绘画与版画作风之相近，故版画作品之有助于画家者，乃独多（惟画家辈每讳言之耳）。盖我国名画，每深藏铜键于皇宫富室，画家得见真迹者寥寥。所借以入手学习者赖有若干木刻之画谱耳。芥子园画谱之流行，即以此故。而日本诸画谱传刻独多者，其原因亦不外此。余所藏汪氏列女传、素园石谱诸书，每是从画家散出者。其中消息自不难考知也。尝论我国版画之发展，其历程盖可略述焉。隋唐以前，版刻无闻。而汉魏六朝碑版墓砖之花饰，殷周三代甲骨与铜玉诸器之图案，已甚繁赜工致，追溯渊源，斯当为版画之祖，亦若石经碑刻当为刻书之祖也。唐之中叶，佛教极盛，而三藏经卷尚为手写。间有以木镌佛菩萨像，捺印于卷前，若押印章者，每卷多至数十百像。以资功德，祈护佑。易石刻以木刻，易拓石以印木之习，斯当其始。而刻木之图像、具有布局意匠者，则当以唐懿宗九年王价施刊之金刚般若经卷端之扉图为其祖。与此经同出敦煌者尚有晋开运四年曹元忠开版之大圣毗舍门天王像一帧。斯殆为佛龛供奉之资者。后此刊经，每卷之前，殆无不具有扉画者。雷峰塔中所藏宋太祖开宝八年吴越王钱俶刊之宝箧印陀罗尼经卷前亦有甚精美之扉图。山西赵城县广胜寺之金藏，其卷首扉图中之人物，乃大有西域风。南宋刊之碛沙藏（至元代尚继续刊刻未已），其卷端扉图，最为精良可喜，线条流动，结构庄丽，允为初期版画之杰作。每帧下端大抵皆署有刻工及画工姓名。画者以陈升为最著，刻工则有陈宁、孙佑、袁玉诸人。版画刻工之姓氏，为我人所知者，斯当为其溯。初期版画之为宗教图像，信仰象征，中、外固无殊也。至北宋末，版画之为用渐广。本草有大观政和二本；博古图为宣和所纂，今虽未睹原刊本，而于元至大重修本中犹依稀可见原本面目之精良。南宋所刊版画书，存于世者尚不在少数。陈祥道所纂礼乐二书，附图甚富。以“纂图互注”为号召之“经”、“子”，自周易、毛诗、周礼、仪礼、礼记以下，至老、庄、荀、杨，刻本多至十余种。妇女读物，若列女传者，亦皆图文相辅。至坊间所刊医卜星相之书殆无不附图者。若天竺灵签之类，所附图亦甚精。山经地志之流，非图不明方位，故亦往往附之。惟大抵粗具规模，偏于资用，无甚画意。
甚至东家杂记卷首，亦有版画数帧。可见斯时版画为用之普遍，已不复囿于佛藏之范围。盖由宗教宣传之资而渐成为世间应用之物矣。此时，中国北部为金人所据。遗黎留居中原者，文化之程度尚高。四十年前，俄国柯资洛夫探险队，于甘肃黑城发掘古代遗址，得文物不少。中有单帧之版画二幅，一题“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署平阳姬家雕印；一题“义勇武安王位”，署平阳府徐家印。此二帧均为金代之物。殆是以版画供观赏之资之创始。人物衣襞，繁琐细腻，大有唐画韵趣。金版之本草，翻北宋本，亦雅饬可观。
而赵城藏尤为巨帙。盖金之文化与南宋文化成南北对峙，皆演北宋之绪余而加变异者。至元代，而民间流行之版画为用益广。作为通俗读物之白话孝经真解（虞集注），三教搜神大全与建安虞氏所刊全相平话五种皆附甚富之插图，且其图型，全同宋刊列女传。续刊之碛沙藏与翻刻宋版之纂图互注诸经子，本草、博古图等亦皆精美不下原本。号为蒙古版之祖庭广记，其卷首所附之颜子从行、乘辂诸图，气象庄严端整，与佛家扉画之绚丽者有别具一天地之概。而尼山、颜母山诸图，线条刚劲有力，刀法洁净精细，允为山水版画中之杰作。明初文化，多仍元旧。朱元璋为政酷虐，过于胡人。洪武三十一年间，文化艺术，窒息不扬。而民间经大乱之后，资力艰难，与海外之交通，亦皆斩绝，故出版事业反较元代为落后。今所见洪武刊本，用纸之粗劣，古所未有；且往往以粗黄厚笺，双面刷印文字者。余所藏洪武板天竺灵签，其插图刻工之幼稚，似较之唐五代为尤甚。持以较宋刊原本，人物依稀犹是，而神情则全非矣。靖难以后，生机渐复。燕京所刊之版画，呈空前未有之光芒。永乐刊板之佛道经卷，有竟卷施以版绘者，富丽精工，旷古所无。图型大似辽金财代之塑像；其精致细密之光轮花饰，一望即知为辽金遗式。盖北平一带之文物，受辽金影响最深也。宣德藏经，图式亦工。惟民间流行之读物，若刘东生娇红记杂剧，则粗陋简率，无复宋元规范。正统以后，版画传作，于经藏插绘外，寂寞无闻。皇室士夫，殆皆不尚图绘。今所睹者皆市井流俗之所为耳。粗豪有余，技术未工。世宗践祚，版画作者，乃复振颓风，争自磨濯。以燕京、金陵、建安三地为中心，所刊图籍，流传遍天下。而以建安诸书肆为尤勇健精进；其所刊者，或署“京本”，以示来源之正，或复宋元旧式，不没地方色彩。上继前修之余绪，下启隆万之旷涂。其功不可没也。若熊氏、余氏所编刊之通俗演义，童蒙读物，无不运以精心，而出以纯熟之手技。图中之人物动作，宫室景色，虽未脱宋元影响，而已较为繁杂多岐。隆庆及万历之初，版画作风，突转入一新时代。而仍以建安诸肆为先导。
刘龙田刊西厢记，其插图，易狭长之小幅而成全页之巨制，实为宋元版画之革命。盖列女传型之版画，局促一隅，布局不易开展。龙田易以全页，则人物之动作与其面部之表情均能表露显豁。实通俗版画技术上一大进步之表征。自斯以后，除余氏诸肆尚墨守宋元成规外，余皆急骤变易以趋时尚矣。
张居正之帝鉴图说刊于北方，气象阔大，而刻工未道。然实划时代之一大作。
以大臣学者而知充分利用版画为教育之资材，盖于版画此后之发展有重大之影响焉。顾玄纬之西厢记杂录，为何钤所刊，图亦甚工。杨之炯蓝桥玉杵记凡例云：每出插图“以便照扮冠服”。盖戏曲脚本之插图，原具应用之意也。
而金陵唐氏富春堂所刊诸脚本则已近于以版画为饰观矣。明刊剧本，几于无曲不图，其风尚殆始于刘唐诸家也。而于版画之日趋工丽，亦有甚大之推进力。富春堂尚刊有全相评林古今列女传，出像增补搜神记、三宝太监下西洋记等，皆版画史上之巨制也。其后有文林阁、唐振吾诸肆，殆皆其宗族。周曰校之三国志演义，某氏之皇明英列传，亦皆刊于金陵，其图型均同唐氏诸书。大抵线条较粗，动作甚复杂，人物则皆大型表情皆甚显露，尚具民间艺术草创豪迈、大胆不羁之作风。而金陵板之通俗书渐有夺建安板之势矣。版画之成为纯艺术之作品，斯当为其先河。万历中叶以来，徽派版画家起而主宰艺坛，睥睨一切，而黄氏诸父子昆仲，尤为白眉。时人有刻，其刻工往往求之新安黄氏。徽郡文士之作，若高石山房目莲救母记，汪氏环翠堂弈谱、传奇、人镜阳秋，程氏墨苑，方氏墨谱，固无论矣。即金陵刊之养正图解、南北宫词纪，杭刊之海内奇观与夷白堂诸演义，吴刊之吴骚、吴歈，浙刊之徐文长改本崑崙奴，王伯良校注西厢记，凌蒙初朱墨本西厢五剧之类，无不出于歙县虬村黄氏父子昆仲手。沈德符野获编云：养正图解，徽州人所刻，梨枣极精工。其图像出丁南羽手，飞动如生。盖徽郡出版事业之盛，自汪士贤与吴勉学师古斋、吴琯西爽堂、吴养春泊如斋以来，已凌驾两京建安矣。
而版画之工，尤绝伦无比。古代之版画，刻工即为画家，故图式多简率（惟碛沙藏扉画作者自署曰陈升画），或摹写实物图形，或勾勒前人旧作，或凭其想象，创绘画幅，无一大画家之作品，亦无一大画家曾专为版画作图者（鲍氏谓汪氏列女传图出仇英手，实不足凭信）。而斯时，则有汪于田、丁南羽、吴左千三人，为歙之版画家作图不少。环翠堂诸书，多出于田手，泊如斋重刻宣和博古图则出丁吴手（持以较嘉靖间蒋旸之刻本，便知泊如斋刻本之工致），程氏墨苑、养正图解均为南羽绘，方氏墨谱则为南羽、左千合绘。后高阳为胡正言作十竹斋画谱；而陈老莲绘九歌图、水浒叶子、博古页子，萧尺木绘离骚图、太平山水图画等皆专为付之梨枣用者。以大画家之设计，而合以新安刻工精良绝世之手、眼与刀法，斯乃两美具，二难并，遂形成我国版画史之黄金时代焉。且诸刻工久受画家之陶冶，亦往往能自行拟稿作图，其精雅每不逊于画人之作。吴承恩状元图考，其图出歙人黄应澄手，即黄氏昆仲之一人也。斯复与近代版画之风相近矣。大凡歙人所刊版画，无不尽态极妍，须发飘动，能曲传画家之笔意。周履靖画谱牍（夷门广牍之一种）所收画谱五种，无一不精工。而春谷嘤翔一卷，所刻诸禽之毛羽，皆细若丝缕，滑润有光。顾炳刻历代名公画谱，黄凤池刻唐诗画谱、六如画谱、梅竹谱，杨尔曾刻图绘宗彝等皆能撷精取要，得古作之意而未大失其神。其刻工皆臻妙境。而当万历三十四年顷，程大约墨苑初印者，曾以五色墨模印数十幅，其色彩绚丽美妙，前无古人。殆为彩色版画之先驱。后一年而风流绝畅图出，通帙皆施以彩墨，人物之肤色衣履乃至几饰窗帏，无不栩栩如生。虽是亵图，却为绝作矣。天启崇祯间朱墨本、五色本之书籍盛行，而版画之数色套印者仅胡正言之十竹斋画谱与笺谱耳。而实已跻彩色版画至高之界。所刊之花卉、蔬果，胥鲜翠欲流，晶润如生；禽鸟之羽毛，草虫之网翼，其绒翎、网纹，亦无不曲肖，一笔不苟，有类宋之院画；而雨后柳板，风前荷盖，滴露未晞，流转欲掷；半枯秋叶，虫龈之痕宛然，虫丝犹袅袅粘牵未断，尤穷工极巧，功媲造化。笺谱诸画，纤巧玲珑，别是一格。以没色凸板，压印花瓣脉纹，鼎彝图案，与乎桥头水波，山间云痕，尤为胡氏之创作。人物则潇洒出尘，水木则澹淡恬静，蛱蝶则花彩斑斓，欲飞欲止，博古清玩，则典雅清新，若浮出纸面。其后，萝轩、殷氏诸谱，怡府之笺，皆仿此，而终不能胜之。明清之际，老莲、尺木，以遗民而从事版画，托物见志，寄慨无穷；其刻工黄肇初、建中、刘荣、汤尚辈皆能竭技尽巧以赴之；故于陈萧纵笔挥写，深浅浓淡，刚欲壁立千寻，柔如新毫触纸之处，胥能达旨传神，大似墨本，不类刻木。张宗子之三不朽图，金古良之无双谱，亦水浒、离骚之意也。工力亦深。顺治、康熙以后，神州沦为狐兔之窟，蹂躏压迫，无所不至。薙夷略定，乃亦宣艺术，以资粉饰。万寿盛典图、避暑山庄图、耕织图、南巡盛典图、皇清职贡图等，胥皆富丽堂皇，绘镂极工。然终嫌精致有余，气韵不足。盖廊庙之歌，虽亦铿锵有节，而中人欲睡矣。李渔婿沈心友所纂芥子园诸谱，能于十竹斋外，别出一手眼；其山水画拖蓝带紫，颇具阔大之气象。其花卉翎毛，亦粗豪有力。余所得其时之彩印版画，若西湖佳话图，若三国演义图，皆如是。然此后版画之为用，乃从纯艺术之坫坛，而坠落成谄谀矜夸之具矣。
闽颂汇编，则功德碑之遗绪也；西堂年谱图、泛艖图、鸿雪姻缘图等，则万寿、南巡之余音也。而笔意则较为恣放流动。泛艖图长卷大幅，烟云缥缈，触笔成趣，能免于板涩。道咸以来，版画之应用复广。别下斋刊阴骘文图证，图出费旭手，意匠甚工。改琦之红楼梦图，任熊之列仙酒牌、剑侠传皆为刊板而作，有十洲、老莲画意，而刻工之精良，亦不下于子立。顾沅刊吴郡五百名贤图赞等巨著数种，足征吴地刻工之未失先型。而桃花坞者，在苏郡城之北隅，独以刊印“年画”“风俗画”有名于时。自雍正至清季，坞中诸肆，殆为江南各地刊画之总枢。盖自徽派版画式微以后（乾隆以后徽派刻工无闻焉），吴中刻工则起而代之矣。所刊有具西洋风者。其情形与利玛窦之宗教画家象为徽派刻工所复刻者相同（利玛窦诸图见程氏墨苑中）。而粤中画家刻工亦起而问鼎中原。梁廷楠小四梦之插绘，麦氏镜花缘之人物图，均甚良好。光绪末，欧美新型印刷术，流入我国。上海诸画家，若吴友如辈，皆专为石印作画，汇为数十百册，而木刻几废。桃花坞诸肆皆沦为废墟矣。克保先型者，惟北平一区耳。民国肇建，文人学士，荟萃旧京，文酒之会无虚日，每喜自印诗笺。林琴南之山水画，首见刊木。陈师曾、齐白石、陈半丁诸画人皆竞为诸肆作笺稿。一时彩印版画之风复大盛。其间，娟秀雄奇，无所不有，娴静辉煌，各极其致。而白石诸作，粗枝大叶，随笔渲染，朝华未谢，夕秀方启，气象之雄，前所未有。而刻工竟亦能不失其意。是则，于胡沈二家外，又别具一种宗风矣。惜仅供文士赏玩，未能施之他用。余辈颇思资之复活古版画。而变起仓皇，故都沦陷。斯愿之遂，当待之恢复之日矣。然自变后，版画之效能，乃别辟一新途。刻家皆为少年艺人，报国有心，荷戈自效；而版画者乃为宣扬国力之资物，却敌播功之露布矣。其作风与前修截然不同，盖已与欧美近代作家合流而远于古艺人之遗型矣。兹书所述，止于北平笺谱之选辑。若簿籍然，前簿已阖，新册方启。兹书，则旧籍之总结也。
若论述少年艺人之所作，则当待之来日矣。综观我国版画发展之历程，与世界各国无殊。始于宗教之图，继资应用、教育，终乃成为纯粹之艺术品，其刻工、绘工，初本为一人，继乃为画家与刻工之合作，终则刻、绘之工复集于一身。惟诸国于挽近数十年方完成其发展之路径者，我国则已于三百年前几完成之。而遭时不幸，中原板荡，艺苑根芽，摧残殆尽。刻工日趋倒流，不复能厕身艺林。独任后进者勇晋不已，亦可慨矣！然植根深厚，复兴之兆已见。继今有作，可卜其必能别辟新途，大弘前徽也。斯之结集，或可有助新进艺人于百一欤？抑更有进者：兹书之作，为意不独囿于版画艺术之阐幽扬微。我国史家，每龈龈詹詹于文字之矜持，而忽视实际社会生活之表现。
兹书所集版画，自唐宋以来，凡千七百幅，肯足反映千年来之生活实相，社会变迁。凡民间之起居衣食，上自屋宇之演变，衣冠之更易，下至饮撰娱乐好尚之不同，皆皎然有可征者。殆亦论述我国近代史者所不能废也，而复刊名图，灌溉艺苑，实物图形，有助科学，则亦意中之收获。近代工艺美术，日进而与纯艺术相近。埃及图案，唐人织锦，每为时流所取，模用新型。尝见日本陶磁诸器，取精用弘；自古代钟鼎之几何图饰，至近代山水人物之图谱，无不兼收并蓄。我国工艺，方入复兴之途。磁漆诸器，锦缎诸型，其必有资于斯，亦可断言。故兹书者，不徒足雪我国艺坛之耻，亦资用之一要籍也。语曰：温故而知新。此义可深省也。而兹书纂辑经过，亦有不能不一言者。盖余于兹书，亦既弹精疲神二十余载矣。其间艰苦困阨陒之情，焦虑萦心之态，殆非尽人所能告语。凡兹所收图籍，类多得之维艰。或节衣缩食，或更典售他书以得之。有已得之，竟以无力而复失去；有获一见，而力不能收，竟听其他售。一书之得失，每至形之梦寐，数年不能去怀。袁凫公剑啸阁刊隋史遗文，附图近百幅，甚精好。平贾持以求售。适值囊空如洗，却之。
后为北大图书馆所得。今乃陷于故都矣！明刊禅真逸史，附图八十幅，尝一见于邃雅斋。以价昂未及收，而转瞬踌躇间，已失去，不可复得。李卓吾评本幽闺记，胡正言十竹斋笺谱，万历间建安余氏刊诸小说，崇祯刊金瓶梅图、唐书志传图等不下数十种书，皆尝一见之，而因循坐误，不可复收得，抱憾何已！然亦未尝无奇遇巧合。金忠辑瑞世良英凡五卷，刊于关中，图近三百余幅。平贾某索值二百余金。余未能应之。为孝慈所得。孝慈卒后，辗转归于涉园陶氏。顷陶氏书散出。此书归北平修文堂。幸为余所见，立持之归。
阔别数载，终得归库，喜可知已！陶氏又藏有彩色印程氏墨苑一书。余尝以徐森玉先生之介，至津沽访兰泉，专事披阅此书，录目而归。不作收藏想，唯愿得假印耳。不意于劫中竟得归余。萧尺木太平山水图画，余访求甚久，几得而复失之。顷乃承张尧伦先生慨然见贻。更有一书，初得其半，数年后始获其全帙者；亦有终不能得其全者。景泰本广信先贤事实录六卷，其第六卷中，有辛稼轩图象一帧。余收得一本，是夭一阁旧藏，仅存第一二卷。稼轩图象竟不得一见。然天一阁书目原注已阙其四卷，恐天壤间更无完书者矣。
又每于诸肆残书堆中，搜掘终日。室暗如夜，鼠粪虫渍，遍于书上。检竟而出，两手竟尘涴如染墨。辛勤一日，或竟一无所得，或亦得一帙半册之残本。
偶一获见一二奇书，便大喜欲狂。大类于荒山野谷中寻掘古帝王之陵墓。又尝于残书之背，揭下万历板西游记图二幅，建安余氏板西汉志传一幅，万历板修真图一幅，便大觉快意。凡此一页半幅之微，余亦收之。集此千数百种书岂易事乎？往往斥半月粮，具大决心，始获得一二种。岂富商大贾、纨袴子弟辈之以书饰壁壮观者所能知其甘苦！殆如猩猩血，缕缕滴滴而出。何一非呕心镂肺之所得耶？而同一书也，又有初印次印之分。次印者图多模糊，或已挖去刻工姓氏，或竟另易他名。非得初印本，不足以考信。故余得状元图考至三种之多，始发现明刊原有二种；又得汪氏列女传至四种之多；程氏墨苑至三种之多；他若仙佛奇踪、女范编、古列女传、李告辰本西厢记等数十种，亦皆蓄本二种以上，始得决一疑，得一定论。臧晋叔元人百种曲附图至二百数十幅，幅幅精良，而求其刻工署名，则所见各本皆无之。偶于北平来薰阁睹一残本，凡三十许册，其图竟每幅皆以真草小字署刻者姓氏。时傅孟真与余皆欲得之。以其价昂，踌躇未收。而竟归诸日人，至今嗟惜未已！
于时，与余有同好者，在沪有鲁迅、周越然、周子竞诸氏；在乎有王孝慈、马隅卿、徐森玉、赵斐云诸氏，搜访探讨，兴皆甚豪。有得必以相眎，或见一奇书，获一秘籍，则皆大喜。孝慈竟因书发痫死。隅卿授课北大，一日，仆于案上而死。鲁迅亦卒于沪。森玉、子竞远在滇他，斐云则株守北方。越然近亦不甚讲收藏。辨疑质难，会心同赏者，今复有何人乎？茕茕一身，处于荆天棘地之中，乃复丛书于室，独肩此史官所阙之业，亦可伤已！忆十数年来尝挟照相师数人，至越然许，至吴门吴瞿安氏许，至孝慈许，至北平图书馆，尽摄所欲得之版画而归。正欲继摄隅卿所藏，而余仓皇南下，无心于此事。今隅卿诸书皆沦陷于故城，欲睹无从矣。凡所得影版，亦盈数箧。所憾者：贾客重利，每辇精品出重洋。德国某博物院藏有清初板彩印西厢记图；美国某图书馆藏有素娥编全帙，为数年前王某所售。日本所藏我国版画尤富。
彩色板风流绝畅图、殷氏笺谱、萝轩变古笺谱均在彼邦。凡此绝代秘籍，能复归于我乎？求全求备，百年难期。而世事瞬息万变，及今不为纂辑，则并二十余年来所已搜集者或将荡为轻烟，虽百身何赎乎？因悍然不顾其疏漏，先就所已得者，次第刊印行世。庶或稍减杞忧，而有裨此大时代之艺人、史家乎？惟刷印之工，至为繁琐，数载经营，尚未及半。初拟复刻（日本大村西崖所辑图本丛刊皆为木刻复印者。）然精良之刻工不易得，且易失原作精神，遂决用珂罗版印行。尝嘱托故宫印刷所杨君试印数十幅，其刻划精美处与原作不殊累粟。而沪地印工，远不逮平，数经尝试，始勉中程范。其间彩色版画，亦尝试付商务印书馆以彩色珂罗版复制三数幅。而色彩精神，均远逊于原作。遂搁置数年。而不久，此彩色印机亦毁于兵燹。尝见狄平子重印芥子园画谱三集，以珂罗版作图底，而以木版套印彩色于上，或竟加以手绘，狼狈徘徊，无一是处。陶兰泉所印墨谱诸书，金彩辉煌，可眩俗目，然系重加描绘后，付之彩色石印者。木刻之锋铓全失。偶与鲁迅先生同辑北平笺谱，及知北平尚有刻工，能刷印彩色版画。遂假孝慈藏本十竹斋笺谱付刻。刻成一册，果能不损原作之秀丽。远胜大村西崖复制之诸书。因决将彩印版画，均复以木。惟工程浩大，难期剋日告成耳。赖有斐云在平，负责督印。凡有所成，皆斐云力也。独于程氏墨苑彩印诸图，特费踌躇。诸图非套印，乃施彩墨于版上而后刷印者。遂先付珂罗版影印，印成后，再加刻板。（其刻工极为细密，恐描绘失真。）刻成，遂仿原作，渲染彩墨于木板上，再加刷印。
尝试再四，乃告成功。用纸选料，亦几经周折，始有惬于心。凡此琐琐言之者，盖以见兹书之作，一篇一页，莫非余心力所萃。所搜集之图录，皆余二十余年来辛苦艰难之所得；所写定之史实说明，亦皆余冥搜苦索之创获。盖为此史者自余始。初无所资以取材。辛勤固倍，所得独多。匡正补益，盖有俟于后之君子。或有以际斯沧海横流、狐兔群行村落中，救死下遑，匡时为急，而乃荒时废业以务此不急、无补之作见讥者。余惟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书生报国，毛锥同于戈戟。民族精神之寄托，唯在文化艺术之发扬。历劫不磨，文事精进，乃可卜民族前途之伟大光荣。Aeschy1us 讴歌于波斯战争之中，Dante 宣扬意大利民族精神于曙光将临之际，Goeth 与Schiller 亦于日尔曼民族苦斗之时宣扬鼓舞其同俦。司马迁作史记于汉与匈奴争长之时，章太炎所著，胥写于辛劳忧勤之中。唯大时代乃产生大著作。我民族光荣之建设，正息息在牺牲与奋斗中迈进。余之慈书，或亦不贤识小之所贡于我民族者乎。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一月七日郑振铎序
复镌十竹斋笺谱跋
古十竹斋笺谱重镌之工，始于民国二十二年春末，告成于三十年夏六月，此七载中大变迭起，百举皆废，余又南北迁徙，卒卒鲜暇，故镌版之业，作辍靡恒，盖困于资力者半，而人事之乖迕亦居其半焉；然终于斯时得竟全功。
丧乱之中，艰辛备尝，同好之士，初赞其议而未能睹其成者不只一二人也。
前尘回顾，悲忻交集，是乌能不记数语以告世人且有以慰亡友之灵也！初鲁迅先生与余既辑印北平笺谱，余曰：尝于马隅卿许见王孝慈所藏胡曰从十竹斋笺谱，乃我国木刻之精华，继此重镌，庶易流传，北平印工当能愉快胜任。
鲁迅先生力促其成。余北归，乃毅然托赵斐云先生假得孝慈藏本，付荣宝斋复印，然复印之工，至为繁重，荣宝斋主人杨君，初有难色，强之而后可。
自复绘以至刷印之工，余曾目睹，故能语其层次：初按原谱复色分绘，就所绘者一一分刻，然犹是未拼成之板块也；印者乃对照原本，逐色套印，浅深浓淡之间，毋苟毋忽，虽一丝一叶之微，罔不目注手追，惟恐失样，用力之重轻，点色之慢急，意匠经营有逾画家。印成，持较原作，几可乱真，余乃信其必有成矣。时在岁暮，第一册竣事，适孝慈至平，遂以复本贻之，是为余与孝慈订交之始。未几，隅卿亦归，每次晤言，必语及版画，而于十竹斋笺谱尤著意焉。即微疵点污，亦必指令矫改，以期尽善。斐云与徐森玉、魏建功、向觉明诸先生，亦间有参议，友朋之乐于斯为最。适余赴沪，持是册示鲁迅，赏鉴之余，喜如所期。然第二册付镌后，工未及半，燕云变色，隅卿讲学北大，猝死于讲坛之上，余亦匆匆南下，以困于资，无复以余力及此，镌工几致中辍。时时以是为言者，惟鲁迅先生一人耳，迨第二册印成，先生竟亦不及见矣。其后孝慈又故，遗书散出，此书幸归北平图书馆，可期永存。
良友云亡，启余无人，日处穷乡，心力俱瘁，竟无意于续镌矣。故都沦陷后，北望烟云，弥增凄感，原书何在，尚不可知，遑问其他。又逾年，忽发大愿，辑印中国版画史，必欲遂成诸亡友之志，拟续镌笺谱，收入画史图录之中，姑驰书斐云，询其踪迹，不意历劫竟存，且得斐云之助，第三册继付剞劂；迄今一载又半，全书毕工，微斐云之力不及此，固不只余之私衷感荷无既也。
呜呼，此书虽微，亦尝饱经世变，备历存殁之故矣！抑余重有感者：二十年来，余罗致版画书不下千种，于此书最为加意，既得复失者数数；初闻涉园陶氏有旧藏，比余询及，则已与他书归日本文求堂矣，为惆怅者久之；后见文求堂书目，此书尚在，飞函商购，得复、谓已他售，盖托辞如是，欲自藏也；上海狄氏亦有此书，然不可见，闻某君购得一册，余意即一册亦佳，询以能否相让，则亦已售去；孝慈故后，此书又先为北平图书馆所得，缘悭如是，余更不作收藏想矣。终假孝慈珍本覆印毕工，慰情胜无，每自感悦。然此中缺若干页，以无他本可补，姑置之。去冬，徐贾绍樵，竟于无意中为余获此书于淮城，书至之日，乐忘晨饥；尤可欣者，孝慈本中所阙诸页，此本则一一俱在。刊书将成，余亦得偿素愿，缘遇巧合，有如此者！惟镌工已就，所阙者未能补入耳。他日痛饮黄龙，持书北上，以与孝慈藏本相校勘，斐云其将何以贺余耶？补刻之举，当在彼时。云日重昭，此愿终偿，斐云知我，必首肯也。
中华民国三十年六月二十七日长乐郑振铎跋
蛰居散记（摘录）
烧书记
我们的历史上，有了好几次的大规模的“烧书”之举。秦始皇帝统一六国后，便来了一次烧书。“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这是最彻底的烧书，最彻底的愚民之计，和一般殖民地政府，不设立大学而只开设些职业、工艺学校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后，烧书的事，无代无之。有的烧历史文献，以泯篡夺之迹；有的烧佛教、道教的书，以谋宗教上的统一；有的烧淫秽的书，以维持道德的纯洁。近三百年，则有清代诸帝的大举烧书。我们读了好几本的所谓“全毁”“抽毁”书目，不禁凛然生畏；至今尚觉得在异族铁蹄下的文化生活的如何窒塞难堪！
“八·一三”后，古书、新书之被毁于兵火之劫者多矣。就我个人而论，我寄藏于虹口开明书店里的一百多箱古书，就在八月十四日那一天被烧，烧得片纸不存。我看见东边的天空，有紫黑色的烟云在突突的向上升，升得很高很高，然后随风而四散，随风而淡薄。被烧的东西的焦渣，到处的飘坠。
其中就有许多有字迹的焦纸片。我曾经在天井里拾到好几张，一触手便粉碎；但还可以辨识得出些字迹，大约是教科书之类居多。我想，我的书能否捡得到一二张烧焦了的呢？——那时，我已经知道开明书店被烧的情形——当然，这想头是很可笑的。就捡得到了又有什么意义，还不是徒增忉怛与愤激么？
这是兵火之劫；未被劫的还安全的被保存着。所遭劫的还只是些不幸的一二隅之地。但到了“一二·八”敌兵占领了旧租界后，那情形却大是不同了。
我们听到要按家搜查的消息，听到为了一二本书报而逮捕人的消息，还听到无数的可怖的怪事，奇事，惨事。
许多人心里都很着急起来，特别是有“书”的人家。他们怕因“书”惹祸，却又舍不得割爱，又不敢卖出去——卖出去也没有人敢要。有好几个友人，天天对书发愁。
“这部书会有问题么？”
“这个杂志留下来不要紧么？”
“到底是什么该留的，什么不该留的？”
“被搜到了，有什么麻烦没有？”
个个人在互相的询问着，打听着。但有谁能够说明那几部书是有问题的，或那些东西是可留的呢？
我那时正忙于烧毁往来有关的信件，有关的记载，和许多报纸、杂志及抗日的书籍——连地图也在内。
我硬了心肠在烧。自己在壁炉里生了火，一包包，一本本，撕碎了，扔进去，眼看它们烧成了灰，一蓬蓬的黑烟从烟通里冒出来，烧焦了的纸片、飞扬到四邻，连天井里也有了不少。
心头像什么梗塞着，说不出的难过。但为了特殊的原因，我不能不如此小心。
连秋白送给我的签了名的几部俄文书，我也不能不把它们送进壁炉里去。
我觉得自己实在太残忍了！我眼圈红了不止一次，有泪水在落。是被烟熏的罢？
实在舍不得烧的许多书，却也不能不烧。踌躇又踌躇，选择又选择。有的头一天留下了，到了第二三天又狠了心把它们烧了。有的，已经烧了，心里却还在惋惜着，觉得很懊悔，不该把它们烧去。
但有了第一次淞沪战争时虹口、闸北一带的经验——有征倭论一类的书
而被杀，被捉的人不少——自然不能不小心。对于发了狂的兽类，有什么理可讲呢！
整整的烧了三天。我翻箱倒箧的搜查着，捧了出来，动员孩子们在撕在烧。
“爸爸，这本书很好玩，留下来给我罢。”孩子在恳求着。
我难过极了！我也何尝不想留下来呢？但只好摇摇头，说道：”烧了罢，下回去买好一点的画给你。”
在这时候，就有好些住在附近的朋友们在问，什么书该烧，什么书不必烧。
我没法回答他们，领了他们到壁炉边去。
“你自己看吧。我在烧着呢。但我的情形不同。你自己斟酌着办罢。”
这一场烧书的大劫，想起来还有余栗与余憾！
不烧，不是至今还无恙么？
但谁能料得到呢？
把它们设法寄藏到别的地方去罢。
但为什么要“移祸”呢？这是我所绝对不肯做的事。
这是我不能不狠心动手烧的一个原因。
但也实在有些人把自认为“不安全”的书寄藏到别人家里去的。
这还是出于自动的烧。究竟自动烧书的人还不多。大量的“违碍”的书报还储藏在许多人家里。有许多人不肯烧，不想烧，也有人不知道烧，甚至有人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件事。
过了不久，敌人的文化统制的手腕加强了。他们通过了保甲的组织，挨户按家的通知，说：凡有关抗日的书籍、杂志、日报等等，必须在某天以前，自动烧毁或呈缴出来。否则严惩不贷。
同时，在各书店，各图书馆，搜查抗日书报，一车车的载运而去，不知运向何方，也不知它们的运命如何。
这一次烧书的规模大极了！差不多没有一家不在忙着烧书的。他们不耐烦呈缴出去，只有出于烧之一途。最近若干年来的报纸、杂志遭劫最甚。有许多人索性把报纸、杂志全都烧毁了，免得惹起什么麻烦。
外间谣传说，连包东西的报纸，上面有了什么抗日的记载，也要追究、捕捉的。
因之，旧报纸连包东西的资格也被取销了。
最可怜的是，有的朋友已经到了内地去，他们的书籍还藏在家里，或寄存在某友处。家里的人到处打听，问要紧不要紧，甚至去问保甲处的人。他们当然说要紧的，甚至还加上些恫吓的话。
于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他们把什么书全都付之一炬；只要是有字的，无不投到了火炉里去。
记得清初三令五申的搜求“禁书”的时候，有许多藏书家的后人，为了省得惹祸，也是将全部古书整批的烧了去。
这个书劫，实在比兵，比火，比水等等大劫更大得多，更普遍而深入得多了！
这样纷扰了近一个多月，始终不曾见敌伪方面有什么正式的文告。又有人说，这是出于误会，日本人方面并没有这个意思。
于是烧书的火渐渐的又灭了，冷了，终至不再有人提起这件事。
不烧的人，忘了烧的人，特地要小心保存这类抗日文献的人，当然也有。
许多抗日文献还保存得不少。像文汇年刊之类，我家里便还保存着，忘记了烧。
书如何能烧得尽呢？”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以烧书为统制的手法，徒见其心劳日拙而已。
但愿这种书劫，以后不再有！
“废纸”劫收集故纸废书之风，发端于数载之前，至去岁而大盛，至今春而益烈，迨春夏之交，则臻于全盛之境矣。初仅收及废报及期刊，作为所谓还魂纸之原料。继则渐殃及所谓违碍书，终则无书不收，无书不可投入纸商之大熔炉中矣。初仅负贩叫卖者为之，继则有一二小肆亦为之。后以利之溥而易获也，若修绠堂，修文堂，来青阁，上海旧书商店诸大古书肆亦为之矣。初仅收拾本肆中难销之书，残阙之本，论担称斤以售出，继则爪牙四布，搜括及于沪杭沪宁二铁路线之周围矣，又进而罗织至平津二市矣。于是舍正业而不为，日孳孳于惟废纸破书之是务。予尝数经来青阁、修文堂及上海旧书商店之门，其所堆积者，无非造纸之原料也。有教科书，有圣经，有杂志，有大部涩销之古书，有西书，有讲义，自洋装皮脊之过时百科全书，年鉴，人名录，以至石印之十一朝东华录，经策通纂，九朝圣训，以及铅印之图书集成残本，无不被囊括以去。每过肆，语价时，肆主人必曰：此书论斤时，亦须值若干若干，或曰：此书之值较论斤称出为尤廉，或曰：此书如不能售，必将召纸商来，论斤称付之。此或是实情实事。肆主人如急于求售，与其售之于难遇难求之购书者，诚不如贬值些，须售之于纸商之为愈也。商人重利，利之所在，趋之若鹜。岂有蝇蚋嗅得腥膻而不飞集者！于是古书之论值，除善本、孤本外、必以纸张之轻重黄白为别。轻者黄者廉，而重者白者昂，其为何等书则不问也。其不能即售者，则即举而付之纸商，其为何等书则不问也。其书之可留应留与否则亦不问也。尝过市，有中国书店旧存古书七十余扎，凡五千余本，正欲招纸商来称斤去。予尝见其目，多普通古书，且都为有用者，若江刻五十唐人小集，两浙輶轩录，杨升庵全集，十国春秋，水道提纲，艺海珠尘等书，都凡七八百种。此类书而胥欲付之大熔炉中，诚可谓丧心病狂之至者矣！肆主人云：如欲留，则应立即决定，便可不至使之成废纸矣。予力劝其留售，肆主人不顾也。曰：至多留下二十许种市上好销者，余皆无用。
并且指且言曰：某也不能销，某也无人顾问，不如论斤秤出之得利多而速也。
予喟然无言。至他肆屡以此数十扎书为言，力劝其收下。彼辈皆不顾，皆以不值得，不易售为言。自晨至午，无成议，而某肆主急如星火，必欲速售去。
予乃毅然曰：归予得之可也！遂以六千金付之，而救得此七八百种书。时予实窘困甚，罄其囊，仅足此数，竟以一家十口之数月粮，作此一掷救书之豪举，事后，每自诧少年之豪气未衰也。属有天幸，数日后，有友复济以数千金，乃得免于室人交谪，乃得免于不举火。每顾此一堆书，辄欣然以为乐，若救得若干古人之精魄也。且此类事为予所未知者多矣。即知之，然予力有限，岂又能尽救之乎？戚戚于心，何时可已！每在乱书堆中救得一二稍可存者，然实类愚公之移山也。天下滔滔，挽狂澜于既倒者复有谁人乎？怒然忧之，愤懑积中。尝遇某人，曰：家有清时外务部石印大本图书集成一部，欲售之，而无应者。以今日纸价论之，若作废纸称去，亦可得二万余金也。予俛而不答。呜呼，人间何世，浩劫未艾！今而后，若求得一普通古书，价廉帙巨，而尚为纸商大熔炉劫火未及者，恐夏乎其难矣。今而后，若搜集清代普通刊本，晚清石印、铅印本书，恐必将不易易矣。兵燹固可惧，然未必处处皆遭劫也，穷乡僻壤，必尚有未遭兵燹之处，通都大邑亦必尚有未遇浩劫之地。禁毁诚可痛，然亦未必网罗至尽也；千密一疏，必有漏网者在；有心人不在少数，疏忽无知者，尤不可胜计；此皆鲁壁也。而今则大利所在，竭泽而渔，凡兵燹所不及，禁毁所未烬者，胥一举而尽之。凡家有破书数架，故纸一篓者，负贩辈必百计出之。不必论何种书也；不必视书之完阙也；不必选剔书之破蛀与否也。无须泾泾议价，更无须专家之摩挲审定，但以大称一，论担称之足矣。于是千秋万世之名著，乃与朝生暮死之早报等类齐观矣；于是一切断烂朝报，乃偕精心结构之矩作同作废纸入熔炉矣。文献之浩劫，盖莫甚于今日也！目击心伤，回天无力。惨痛之甚，几有不忍过市之感。彼堆积于市门者何物也？非已去硬面之西书，即重重叠叠之故纸旧书。剥肤敲脑，无所不至。（精明之贾，每截下一书空白之天头，以为旧纸，供修书之用。余谥之曰敲脑。）予但能指而叹曰：造孽，造孽！而市人辈则嬉笑自若，充耳不闻也。经此大劫，大江南北以及冀鲁一带之文献乃垂垂尽矣！伤哉！
售书记
嗟食何如售故书，疗饥分得蠹虫余。丹黄一付绛云火，题跋空传士礼居。
展向晴窗胸次了，抛残午枕梦回初。莫言自有屠龙技，剩作天涯稗贩徒。
以上是一个旧友的售书诗，这个旧友和我常在古书店里见到。从前，大家都买书，不免带点争夺的情形，彼此有些猜忌，劫中，我卖书，他也卖书，见了面，大家未免常常叹气，谈着从来不会上口的柴米油盐的问题。他先卖石印书，自印的书，然后卖明清刊本的书。后来，便不常在古书店见到他了。
大约书已卖得差不多，不是改行做别的事，便是守在家里不出门。关于他，有种种的传说。我心里很难过，实在不愿意在这里再提起，这是一位在这个大时代里最可惜、惨酷的牺牲者。但写下他抄给我的这首诗时，我不能不黯然！
说到售书，我的心境顿时要阴晦起来。谁想得到，从前高高兴兴，一部部，一本本，收集起来，每一部书，每一本书，都有它的被得到的经过和历史；这一本书是从那一家书店里得到的，那一部书是如何的见到了，一时踌躇未取，失去了，不料无意中又获得之；那一部书又是如何的先得到一二本，后来，好容易方才从某书店的残书堆里找到几本，恰好配全，配全的时候，心里是如何的喜悦；也有永远配不全的，但就是那残帙也很可珍重，古宫的断垣残刻，不是也足以令人留连忘返么？那一本书虽是薄帙，却是孤本单行，极不易得；那一部书虽是同光间刊本，却很不多见；那一本书虽已收入某丛书中，这本却是单刻本，与丛书本异同甚多；那一部书见于禁书目录，虽为陋书，亦自可贵。至于明刊精本，黑口古装者，万历竹纸，传世绝罕者，与明清史料关系极钜者，稿本手迹，从无印本者，等等。则更是见之心暖，读之色舞。虽绝不巧取豪夺，却自有其争斗与购取之阅历。差不多每一本，每一部书于得之之时都有不同的心境，不同的作用。为什么舍彼取此，为什么前弃今取，在自己个人的经验上，也各自有其理由。譬如，二十年前，在中国书店见到一部明刊蓝印本清明集和一部道光刊本“小四梦”，价各百金，我那时候倾囊只有此数，那么，还是购“小四梦”吧。因为我弄中国戏曲史，“小四梦”是必收之书。然而在版本上，或在藏书家的眼光看来，那清明集，一部极罕见的古法律书，却是如何的珍奇啊！从前，我不大收清代的文集，但后来觉得有用，便又开始大量收购了。从前，对于词集有偏嗜，有见必收，后来，兴趣淡了些，便于无意中失收了不少好词集。凡此种种，皆寄托着个人的感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谁想得到，凡此种种，费尽心力以得之者，竟会出以易米么？谁更会想得到，从前一本本，一部部书零星收得，好容易集成一类，堆作数架者，竟会一捆捆，一箱箱的拿出去卖的么？我从来不肯好好的把自己的藏书编目，但在出卖的时候，卖书的要先看目录，便不能不咬紧牙关，硬了头皮去编。编目的时候，觉得部部书本本书都是可爱的，都是舍不得去的，都是对我有用的，然而又不能不割售。摩挲着，仔细的翻看着，有时又摘抄了要用的几节几段，终于舍不得，不愿意把它上目录。但经过了一会，究竟非卖钱不可，便又狠了狠心，把它写上。在劫中，像这样的“编目”，不止三两次了。特别在最近的两年中，光景更见困难了，差不多天天都在打“书”的主意，天天在忙于编目。假如天还不亮的话，我的出售书目又要从事编写了。总是先去其易得者，例如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之类。四部丛刊，连二三编，我在前年，只卖了伪币四万元，百衲本二十四史，只卖了伪币一万元。谁想得到，在今年今日，要想再得到一部，便非花了整年的薪水还不够么？只好从此不作收藏这一类大部书的念头了。最伤心的是，一部石印本学海类编，我不时要翻查，好几次书友们见到了，总要怂恿我出卖，我实在舍不得。但最后，却也不得不卖了。卖得的钱，还不够半个月花，然而如今再求得一部，却也已非易了。其后，卖了一大批明本书，再后来，又卖了八百多种清代文集，最后，又卖了好几百种清代总集文集及其他杂书。大凡可卖的，几乎都已卖尽了！所万万舍不得割弃的是若干目录书，词曲书，小说书和版画书。最后一批，拟目要去的便是一批版画书。天幸胜利来得恰如其时，方才保全了这一批万万舍不得去的东西。否则，再拖长了一年半载，恐怕连什么也都要售光了。但我虽然舍不得与书相别，而每当困难的时光，总要打它的主意，实在觉得有点对不起它！如果把积“书”当作了囤货——有些暴发户实在有如此的想头，而且也实在如此的做，听说，有一个人，所囤积的四部丛刊便有二十余部——那么，售去倒也没有什么伤心。
不幸，我的书都是“有所谓”而收集起来的，这样的一大批一大批的“去”，怎么能不痛心呢？售去的不仅是“书”，同时也是我的“感情”，我的“研究工作”，我的“心的温暖”！当时所以硬了心肠要割舍它，实在是因为“别无长物”可去。不去它，便非饿死不可。在饿死与去书之间选择一种，当然只好去书。我也有我的打算，每售去一批书，总以为可以维持个半年或一年。
但物价的飞涨，每每把我的计划全部推翻了。所以只好不断的在编目，在出售；不断的在伤心，有了眼泪，只好往肚里倒流下去。忍着，耐着，叹着气，不想写，然而又不能不一部部的编写下去。那时候，实在恨自己，为什么从前不藏点别的，随便什么都可以，偏要藏什么劳什子的书呢？曾想告诉世人说，凡是穷人，凡是生活不安定的人，没有恒产、资产的人，要想储蓄什么，随便什么都可以，只千万不要藏书。书是积藏来用，来读的，不是来卖的。
卖书时的惨楚的心情实在受得够了！到了今天，我心上的创伤还没有愈好；凡是要用一部书，自己已经售了去的，想到书店里去再买一部，一问价，只好叹口气，现在的书已经不是我辈所能购致的了。这又是用手去剥创疤的一个刺激。索性狠了心，不进书店，也决心不再去买什么书了。书兴阑珊，于今为最。但书生结习，扫荡不易，也许不久还会发什么收书的雅兴罢。
但究竟不能不感谢“书”，它竟使我能够度过这几年难度的关头。假如没有“书”，我简直只有饿死的一条路走！
求书日录
如果能够尽一分力，必会有一分的成功。我十分相信这粗浅的哲学。只要肯尽力，天下没有不能成功的事。我梦想着要读到钱遵王也是园书目里所载许多元明杂剧。我相信这些古剧决不会泯没不见于人间。他们一定会传下来，保存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藏家手里。他们的精光，若隐若现的直冲斗牛之间。不可能为水、为火、为兵所毁灭。我有辑古剧本为古剧钩沈之举，积稿已盈尺许。惟因有此信念，未敢将此“辑逸”之作问世。后来读到丁芝孙先生在北平图书馆月刊里发表的也是园所藏元明杂剧跋，我惊喜得发狂！
我的信念被证明是切确不移的了！这些剧本果然尚在人间！我发狂似的追逐于这些剧本之后。但丁氏的跋文，辞颇隐约，说是，读过了之后，便已归还于原主旧山楼主人。我托人向常熟打听，但没有一丝一毫的踪影。又托人向丁氏询访，也是不得要领。难道这些剧本果然像神龙一现似的竟见首不见尾了么？”八·一三”战役之后，江南文献，遭劫最甚。丁氏亦已作古。但我还不死心，曾托一个学生向丁氏及赵氏后人访求，而赵不骞先生亦已于此役殉难而死，二家后人俱不知其究竟。不料失望之余，无意中却于来青阁书庄杨寿祺君那里，知道这些剧本已于苏州地摊上发现。我极力托他购致。虽然那时，我绝对地没有购书的能力，但相信总会有办法的。隔了几天，杨君告诉我说，这部书凡订三十余册，首半部为唐某所得，后半部为孙伯渊所得，都可以由他设法得到。我再三地重托他。我喜欢得几夜不能好好的睡眠。这恐怕是近百年来关于古剧的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发现罢。杨君说，大约唐君的一部分，有一千五百金便可以购致，购得后，再向孙君商议，想来也不过只要此数。我立刻作书给袁守和先生，告诉他有这末一回事，且告诉他只要三千金。他和我同样的高兴，立刻复信说，他决定要购致。我立刻再到来青阁去，问他确信时，他却说，有了变卦了。我心里沉了下去。他说，唐君的半部，已经谈得差不多，却为孙伯渊所夺去。现在全书俱归于孙，他却要“待价而沽”，不肯说数目。说时，十分的懊丧。我也十分的懊丧。但仍托他向孙君商洽，也还另托他人向他商洽。孙说，非万金不谈。我觉得即万金也还不算贵。这些东西如何能够以金钱的价值来估计之呢！立刻跑到袁君的代表人孙洪芬先生那里去说明这事。他似乎很有点误会，说道：书价如此之昂，只好望洋兴叹矣。我一面托人向孙君继续商谈，一面打电报到教育部去。在这个国家多难，政府内迁之际，谁还会留意到文献的保全呢？然而教育部立刻有了回电，说教部决定要购致。这电文使我从失望里苏生。我自己去和孙君接洽，结果，以九千金成交。然而款呢？还是没有着落。而孙君却非在十几天以内交割不可。我且喜且惧地答应了下来。打了好几个电报去。款的汇来，还是遥遥无期。离开约定的日子只有两三天了！我焦急得有三夜不曾好好的睡得安稳。只有一条路，向程瑞霖先生告贷。他一口答应了下来，笑着说道：看你几天没有好睡的情形，我借给你此款罢。我拿了支票，和翁率平先生坐了车同到孙君处付款取书。当时，取到书的时候，简直比攻下了一个名城，得到了一个国家还要得意！我翻了又翻，看了又看，慎重地把这书捧回家来。把帽子和大衣都丢了，还不知道。至今还不知是丢在车上呢，还是丢在孙家。这书放在我的书房里有半年。我为它写了一篇长文，还和商务印书馆订了合同，委托他们出版。现在印行的孤本元明杂剧一百余剧，便是其中的精华。我为此事费尽了心力，受尽了气，担尽了心事，也受尽了冤枉，然而，一切都很圆满。在这样的一个动乱不安的时代，我竟发现了、而且保全了这末重要、伟大的一部名著，不能不自以为踌躇满志的了！中国文学史上平添了一百多本从来未见的元明名剧，实在不是一件小事！我们政府的魄力也实在可佩服！在这么军事倥偬的时候还能够有力及此，可见我民族力量之惊人！但也可见“有志者事竟成”，实在不是一句假话。但此书款到了半年之后方才汇来，程先生竟不曾催促过一声，我至今还感谢他！他今日墓木已拱，不知究竟有见到这书的印行与否。应该以此书致献于他的灵前，以告慰于他！呜呼！季札挂剑，范张鸡黍，千金一诺，岂足以比程先生之为国家民族保存国宝乎！
这是我为国家购致古书的开始。虽然曾经过若干的波折，若干的苦痛，受过若干的诬蔑者的无端造谣，但我尽了这一分力，这力量并没有白费；这部不朽的宏伟的书，隐晦了近三百年，在三百年后的今日，终于重现于世，且经过了那么大的浩劫，竟能保全不失，不仅仅保全不失，且还能印出问世，这不是一个奇迹么？回想起来，还有些“传奇”的意味，然而在做着的时候，却是平淡无奇的。尽了一分力，为国家民族做些什么，当然不能预知有没有成绩。然而那成绩，或多或少，总会有的，有时且出于意外的好。我这件事便是一个例子。
“但管耕耘，莫问收获。”
我今日看到这一堆的书，摩挲着，心里还十分的温暖，把什么痛苦，什么诬蔑的话都忘记得干干净净。为了这末一部书吃些苦，难道不值得么？
“狂胪文献耗中年”，龚定庵的这一句话，对于我是足够吟味的。从“八·一三”以后，足足的八年间，我为什么老留居在上海，不走向自由区去呢？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许多朋友们都走了，许多人都劝我走，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我有我的自信力。我自信会躲过一切灾难的。我自信对于“狂胪文献”的事稍有一日之长。
前四年，我耗心力于罗致、访求文献，后四年——“一二·八”以后——我尽力于保全、整理那些已经得到的文献。我不能把这事告诉别人。有一个时期，我家里堆满了书，连楼梯旁全都堆得满满的。我闭上了门，一个客人都不见。竟引起不少人的误会与不满。但我不能对他们说出理由来。我所接见的全是些书贾们。从绝早的早晨到上了灯的晚间，除了到暨大授课的时间以外，我的时间全耗于接待他们，和他们应付着，周旋着。我还不曾早餐，他们已经来了。他们带了消息来，他们带了“头本”来，他们来借款，他们来算帐。我为了求书，不能不一一的款待他们。有的来自杭州，有的来自苏州，有的来自徽州，有的来自绍兴、宁波，有的来自平、津，最多的当然是本地的人。我有时简直来不及梳洗。我从心底里欢迎他们的帮助。就是设有铺子的掮包的书客，我也一律的招待着。我深受黄丕烈收书的方法的影响。他曾经说过，他对于书商带着书找上门的时候，即使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也要选购几部，不使他们失望，以后自会于无意中有惊奇的发见的。这是千金买马骨的意思。我实行了这方法，果然有奇效。什么样的书都有送来。但在许多坏书、许多平常书里，往往夹杂着一二种好书、奇书。有时十天八天，没有见到什么，但有时，在一天里却见到十部八部乃至数十百部的奇书，足以偿数十百日的辛勤而有余。我不知道别的人有没有这种经验：摩挲着一部久佚的古书，一部欲见不得的名著，一部重要的未刻的稿本，心里是那么温热，那么兴奋，那么紧张，那么喜悦。这喜悦简直把心腔都塞满了，再也容纳不下别的东西。我觉得饱饱的，饭都吃不下去。有点陶醉之感。感到亲切，感到胜利，感到成功。我是办好了一件事了！我是得到并且保存一部好书了！
更兴奋的是，我从劫灰里救全了它，从敌人手里夺下了它！我们的民族文献，历千百劫而不灭失的，这一次也不会灭失。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我做了许多别人认以为傻的傻事。但我不灰心，不畏难的做着，默默地躲藏的做着。我在躲藏里所做的事，也许要比公开的访求者更多更重要。每天这样的忙碌着，说句笑话，简直有点像周公的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有时也觉得倦，觉得劳苦，想要安静的休息一下，然而一见到书贾们的上门，便又兴奋起来，高兴起来。这兴奋，这高兴，也许是一场空，他们所携来的是那么无用，无价值的东西，不免感到失望，而且失望的时候是那么多，然而总打不断我的兴趣。我是那么顽强而自信的做着这事。整整的四个年头，天天过着这样的生活。这紧张的生活使我忘记了危险，忘记了威胁，忘记了敌人的魔手的巨影时时有罩笼下来的可能。为了保全这些费尽心力搜罗访求而来的民族文献，又有四个年头，我东躲西避着，离开了家，蛰居在友人们的家里，庆吊不问，与人世几乎不相往来。我绝早的起来，自己生火，自己烧水，烧饭，起初是吃着罐头食物，后来，买不起了，只好自己买菜来烧。在这四年里，我养成了一个人的独立生活的能力，学会了生火，烧饭，做菜的能力。假如有人问我：你这许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的回答他说：为了抢救并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献。这文献工作，没有人来做，我只好来做，而且做来并不含糊。我尽了我的一分力，我也得到了这一分力的成果。在头四年里，以我的力量和热忱吸引住南北的书贾们，救全了北自山西、平津，南至广东，西至汉口的许多古书与文献。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曾逃过我的注意。我所必须求得的，我都能得到。那时，伪满的人在购书，敌人在购书，陈群、梁鸿志在购书，但我所要的东西决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我所持剩下来的，他们才可以有机会拣选。我十分感谢南北书贾们的合作。但这不是我个人的力量，这乃是国家民族的力量。书贾们的爱国决不敢后人。他们也知道民族文献的重要，所以不必责之以大义，他们自会自动的替我搜访罗致的。只要大公无私，自能奔走天下。这教训不单用在访求古书这一件事上面的吧。
我的好事和自信力使我走上了这“狂胪文献”的特殊的工作的路上去。
我对于书，本来有特癖。最初，我收的是西洋文学一类的书；后来搜集些词曲和小说，因为这些都是我自己所喜爱的；以后，更罗致了不少关于古代版画的书册。但收书范围究竟很窄小，且因限于资力，有许多自己喜爱的东西，非研究所必需的，便往往割爱不收。“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现在，有了比自己所有的超过千倍万倍的力量，自可“指挥如意”的收书了。兴趣渐渐地广赜，更广赜了；眼界也渐渐地阔大，更阔大了。从近代刊本到宋元旧本，到敦煌写经卷子，到古代石刻，到钟鼎文字，到甲骨文字，都感到有关联。对于抄校本的好处和黄顾（黄荛圃顾千里）细心校勘特点，也渐渐地加以认识和尊重。我们曾经有一颗长方印：“不薄今人爱古人”，预备作为我们收来的古书、新书的暗记。这是适用于任何图籍上的，也表明了我们的态度。”不薄今人爱古人”，对于一个经营图书馆的人，所有的图书，都是有用的资材。一本小册子，一篇最顽固、反动的论文，也都是“竹头木屑”，用到的时候，全都能发生价值。大概在这一点上，我们与专门考究收藏古本善本的，专门收藏抄校本，或宋元本，或明刊白绵纸本、或清殿板、或清开化纸书的人有所不同。他们是收藏家。我们替国家图书馆收书却需有更广大，更宽恕，更切用的眼光。图书馆的收藏是为了大众的及各种专家们的。但收藏家却只是追求于个人的癖好之后。所以我为自己买书的时候，也只是顾到自己的癖好，不旁鹜，不杂取，不兼收并蓄，但为图书馆收书时，情形和性质便完全不同了。
这使我学习到不少好的习惯和广大的见解；也使我对于过去从未注意到或不欲加以研究的古代书册，开始得到些经验和知识。
若干雕镂精工的宋刊本，所谓纸白如玉，墨若点漆的，曾使我沉醉过；即所谓麻沙本，在今日也是珍重异常，飘逸可爱。元刊本，用赵松雪体写的，或使用了不少简笔字，破体字的民间通俗本，也同样的使我觉得可爱或有用。
明刊本所见最多，异本奇书的发见也最多。嘉靖以前刊本，固然古朴可喜，即万历以下，特别是天启、崇祯间的刊本，曾被列入清代禁书目录的，哪一部不是国之瓌宝，哪一部不是有关民族文献或一代史料的东西！
清初刊本，在禁书目录里的，固然可宝贵，即嘉道刊本，经洪杨之乱，流传绝罕的，得其一帙，也足以拍案大叫，浮白称快！
即民国成立以来，许多有时间性的报章、杂志，我也并不歧视之。其间有不少东西至今对于我们还可以有参考的价值。
至于柳大中以下的许多明抄校本，钱遵王、陆敕先辈之批校本，为先民贤哲精力之所寄的，却更足以使我挲摩不已，宝爱不忍释手了。
可惜收书的时间太短促，从二十九年的春天开始，到了三十年的冬初，即“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即告结束，前后不过两年的工夫。但在这两年里，我们却抢救了，搜罗了很不少的重要文献。在这两年里，我们创立了整个的国家图书馆。虽然不能说“应有尽有”，但在“量”与“质”
两方面却是同样的惊人，连自己也不能相信竟会有这末好的成绩！
说是“抢救”，那并不是虚假的话。如果不是为了“抢救”，在这国家存亡危急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再向国家要求分出一部分——虽然不极小的一部分——作战的力量来作此“不急之务”呢？
我替国家收到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是偶然的事；但这“抢救”民族文献的工作，却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
为什么在这时候非“抢救”不可呢？
“八·一三”事变以后，江南藏书家多有烬于兵火者。但更多的是，要出售其所藏，以赡救其家属。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燹矣，楼中普通书籍均荡然一空，然其历劫仅存之善本，固巍然犹存于上海。苏州“滂喜斋”的善本，也迁藏于沪，得不散失。然其普通书也常被劫盗。南浔刘氏嘉业堂，张氏适园之所藏，均未及迁出，岌岌可危。常熟赵氏旧山楼及翁氏、丁氏之所藏，时有在古书摊肆上发现。其价奇廉，其书时有绝佳者。南陵徐氏书，亦有一部分出而易米，一时上海书市，颇有可观。而那时购书的人是那么少！
谢光甫君是一个最热忱的收藏家，每天下午必到中国书店和来青阁去坐坐，几乎是风雨无阻。他所得到的东西似乎最多且精。虽然他已于数年前归道山，但他的所藏至今还完好不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书库，值得骄傲的。我也常常到书店里去，但所得都为“奇零”，且圃于小说、戏曲的一隅。张尧伦、程守中诸位也略有所得，但所得最多者却是平贾们。他们辇载北去，获利无算。闻风而至者日以多。几乎每一家北平书肆都有人南下收书。在那个时候，他们有纵横如意、垄断南方书市之概。他们往往以中国书店为集中的地点。
一包包的邮件，堆得像小山阜似的。我每次到了那里，总是紧蹙着双眉，很不高兴。他们说某人得到某书了，我连忙去追踪某人，却答道，已经寄平了，或已经打了包了。寄平的，十之八九不能追得回来，打了包的，有时还可以逼着他们拆包寻找。但以如此方法，得到的书实在寥寥可数，且也不胜其烦。
他们压根儿不愿意在南方售去。一则南方书价不高，不易得大利；二则我们往往知道其来价，不易“虎”人，索取高价；三则他们究竟以平肆为主，有好书去，易于招揽北方主顾。于是江南的图籍，便浩浩荡荡的车载北去。我一见到他们，便觉得有些触目伤心。虽然我所要的书，他们往往代为留下，但我的力量是那么薄弱，我所要的范围，又是那么窄小，实在有类于以杯水救车薪，全不济事。而那两年之间，江南散出去的古籍，又是那么多，那么齐整，那么精好，而且十分的廉价。徐积余先生的数十箱清人文集，其间罕见本不少，为平贾扫数购去，打包寄走。常熟翁氏的书，没有一部不是难得之物，他们也陆续以低价得之。忆有四库底本一大堆，高及尺许，均单本者，为修绠堂孙助廉购去。后由余设法追回，仅追得其“糟粕”十数本而已。沈氏粹芳阁的书散出，他们也几乎罗网其全部精英，我仅得其中明刊本皇明英烈传等数种耳。又有红格抄本庆元条法事例，甚是罕见，亦为他们得去。他们眼明手快，人又众多，终日蟠据汉口路一带，有好书必为其所夺去。常常觉得懊恼异常。而他们所得售之谁何人呢？据他们的相互传说与告诉，大约十之六七是送到哈佛燕京学社和华北交通公司去，以可以得善价也。偶有特殊之书，乃送到北方的诸收藏家，像傅沅叔、董绶经、周叔韬那里去。殿板书和开化纸的书则大抵皆送到伪“满洲国”去。我觉得：这些兵燹之余的古籍如果全都落在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去，将来总有一天，研究中国古学的人也要到外国去留学。这使我异常的苦闷和愤慨！更重要的是，华北交通公司等机关，收购的书，都以府县志及有关史料文献者为主体，其居心大不可测。
近言之，则资其调查物资，研究地方情形及行军路线；远言之，则足以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献于千百世。一念及此，忧心如捣！但又没有“挽狂澜”的力量。同时，某家某家的书要散出的消息，又天天在传播着。平贾们也天天钻门路，在百计营谋。我一听到这些消息，便日夜焦虑不安，亟恩“抢救”
之策。我和当时留沪的关心文献的人士，像张菊生、张咏霓、何柏丞、张凤举诸先生，商谈了好几次。我们对于这个“抢救”的工作，都觉得必须立刻要做！我们干脆地不忍见古籍为敌伪所得，或大量的“出口”。我们联名打了几个电报到重庆。我们要以政府的力量来阻止这个趋势，要以国家的力量来“抢救”民族的文献。
我们的要求，有了效果，我们开始以国家的力量来做这“抢救”的工作。
这工作做得很秘密，很成功，很顺利，当然也免不了有很多的阻碍与失望。其初，仅阻挡住平贾们不将江南藏书北运，但后来，北方的古书也倒流到南方来了。我们在敌伪和他国人的手里夺下了不少异书古本。
“八·一三”后的头两年，我以个人的力量来罗致我自己所需要的图书，但以后两年，却以国家的力量，来“抢救”许许多多的民族文献。
我们既以国家的力量，来做这“抢救”文献的工作，在当时敌伪的爪牙密布之下，势不能不十分的小心秘密，慎重将事。我们想用私人名义或尚可公开的几个学校，像暨大和光华大学的名义购书。我们并不想“求”书，我们只是“抢救”。原来的目的，注重在江南若干大藏书家。如果他们的收藏，有散出的消息，我们便设法为国家收购下来，不令其落于书贾们和敌伪们的手中。我们最初极力避免与书贾们接触。怕他们多话，也怕有什么麻烦。但书贾们的消息是最灵通的，他们的手段也十分的灵活。当我们购下苏州玉海堂刘氏的藏书，又购下群碧楼邓氏的收藏之后，他们开始骚动了。这些家的收藏，原来都是他们“逐鹿”之目标，久思染指而未得的。在这几年中，江南藏书散出者，尚未有像这两批那么量多质精的。他们知道力不足以敌我们，特别是平贾们，也知道在江南一带已经不能再得到什么，便开始到我家里走动，不时的携来些很好、很重要的“书样”。我不能不“见猎心喜”，有动于中。和咏霓、柏丞二先生商量了若干次，我们便决定也收留些书贾们的东西。
这以来，书贾们便一天天的来得多，且来的更多了。我家里的“样本”
堆得好几箱。时时刻刻要和咏霓、菊生、柏丞诸先生相商，往来的信札，叠起来总有一尺以上高。——这些信札，我在“一二·八”以后，全部毁去，大是可惜。惟我给咏霓先生的信札，他却为我保存起来。——我本来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收书的范围越来越广。所收的书，越来越多。往往弄得拮据异常。我瘅心竭力地在做这件事，几乎把别的什么全都放下了，忘记了。
我甚至忘记了为自己收书。我的不收书，恐怕是二十年来所未有的事。但因为有大的目标在前，我便把“小我”完全忘得干干净净。我觉得国家在购求搜罗着，和我们自己在购求搜罗没有什么不同。藏之于公和藏之于己，其结果也没有什么不同。我自己终究可以见到，读到的。更可喜悦的是，有那么多新奇的书，精美的书，未之前见的书，拥挤到一块来，我自己且有眼福，得以先睹为快。我是那么天真地高兴着，那么一股傻劲的在购求着，虽然忙得筋疲力尽也不顾。咏霓先生的好事和好书之心也不下于我。我们往往是高高兴兴地披阅着奇书异本，不时的一同拍案惊喜起来！在整整两年的合作里，我们水乳交融，从来没有一句违言，甚至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咏霓先生不及看“升平”而长逝，我因为环境关系，竟不能抚棺一恸！抱憾终生！不忍见我们所得的“书”！谨以此“日录”奉献给咏霓先生，以为永念！
我们得到了玉海堂、群碧楼二藏书后，又续得嘉业堂明刊本一千二百余部。这是徐森玉先生和我，耗费了好几天工夫从刘氏所藏一千八百余部明刊本里拣选出来的。一举而获得一千二百部明本，确是空前未有之事。本来要将嘉业堂藏书全部收购，一以分量大多，庋藏不易；二则议价未谐，不如先撷取其精华。这些书最初放在我家里，简直无法清理，堆得“满坑满谷”的，从地上直堆到天花板，地上更无隙地可以容足。我们曾经把它们移迁到南京路科发药房堆栈楼上。因为怕不谨慎，又搬了回来。后来科发堆栈果被封闭，幸未受池鱼之殃。——虽然结果仍不免于被劫夺。
蕴辉斋张氏，风雨楼邓氏，海盐张氏，和涉园陶氏的一部分残留在沪的藏书，也均先后入藏。从南北各地书贾们手中所得到的，也有不少的东西。
最后，南浔适园张氏藏书，亦几经商洽而得全部收归国有，除了一部分湖州的乡邦文献之外。这一批书，数量并不太多，只有一千余部，但精品极富，仅黄荛圃校跋的书就在一百种左右。
这时，已近于“一二·八”了，国际形势一天天的紧张起来。上海的局面更一天天的变坏下去。我们实在不敢担保我们所收得的图书能够安全的庋藏。不能不作迁地为良之计。首先把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古书八十多种，托徐森玉先生带到香港，再由香港用飞机运载到重庆去。这事，费尽了森玉先生的心与力，好容易才能安全的到了目的地。国立中央图书馆接得这批书之后，曾开了一次展览会，听说颇为耸动一时。其余的明刊本，抄校本等，凡三千二百余部，为我们二年来心力所瘁者，也都已陆续的从邮局寄到香港大学，由亡友许地山先生负责收下，再行装箱设法运到美国，暂行庋藏。这个打包邮寄的工作，整整地费了我们近两个月的时间。叶玉虎先生在香港方面也尽了很大的力量。他在港、粤所收得的书也加入其中。
不料刚刚装好箱，而珍珠港的炮声响了，这一大批重要的文献、图书，便被沦陷于香港了。至今还未寻找到它们的踪迹，存亡莫卜，所在不明。这是我最为疚心的事，也是我最为抱憾，不安的事！
我们费了那么多心力所搜集到的东西，难道竟被毁失或被劫夺了么？
我们两年间辛苦勤劳的所得难道竟亡于一旦么？
我们瘁心劳力从事于搜集，访求，抢救的结果，难道便是集合在一处，便于敌人的劫夺与烧毁么？一念及此，便捶心痛恨，自怨多事。假如不寄到香港去，也许可以仍旧很安全的保全在此地吧？假如不搜集拢来，也许大部分的书仍可楚弓楚得，分藏于各地各收藏家手里吧？这个“打击”实在太厉害了！太严重了！我们时时在打听着，在访问着；然而毫无消息。日本投降，香港接收之后，经了好几次的打听，访问，依然毫无踪影。难道果真完全毁失了，沉没了么？但愿是依然无恙的保存在某一个地点！但愿不沉失于海洋中！但愿能够安全的被保存于香港或日本的某一个地方，我不相信这大批的国之瓌宝便会这样的无影无踪地失去！我祷求它们的安全！
今日翻开了那寄港书的书目，厚厚的两册，每一部书都有一番收购的历史；每一部书都使我感到亲切，感到羞歉，感到痛心！他们使我伤心落泪，使我对之有莫名的不安与难过！为什么要自我得之，复自我失之呢？
虽然此地此时还保存着不少的足以骄傲的东西，还有无数的精品，善本乃至清代刊本，近代文献。然而总觉得失去的那一批实在太可惜太愧对之了！
我们要竭全力以寻访之，要“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访之！政府正在组织一个赴日调查文物的团体，我希望这团体能够把这一批书寻到一个下落——除非得到了他们的下落，我的心永远是不能安宁的！
“一二·八”后，我们的工作不能不停止。一则经济的来源断绝；二则敌伪的力量已经无孔不入，决难允许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组织有存在可能；三则，为了书籍及个人的安全计，我不能不离开了家，我一离开，工作也不能不随之而停顿了。
那时我们还不知道香港的消息如何，我们还在希望香港的书已经运了出去，但又担心着中途的沉失与被扣留。而同时存沪的书却不能不作一番打算。
“一二·八”后的一个星期内，我每天都在设法搬运我家里所藏的书。一部分运藏到设法租得之同弄堂的一个医生家里；一部分重要的宋、元刊本抄校本，则分别寄藏到张乾若先生及王伯祥先生处。所有的帐册，书目等等，也都寄藏到张、王二先生处。比较不重要的帐目，书目，则寄藏于来薰阁书店。
又有一小部分古书，则寄藏于张芹伯先生和张葱玉先生叔侄处。整整忙碌了七八天，动员我家里的全体的人，连孩子们也在内，还有几位书店里的伙友们，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忙碌地搬着运着。为了避免注意，不敢用搬场车子，只是一大包袱、一大包袱的运走。因此，搬运的时间更加拖长。我则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生怕中途发生了什么阻碍。直等到那几个运送的人平安的归来了，方才放下心头上的一块石。这样，战战兢兢地好容易把家里的书运空，方才无牵无挂地离开了家。
这时候，外面的空气越来越恐怖，越来越紧张，已有不少的友人被逮捕了去，我乃不能不走。我走的时候是十二月十六日。我没有确定的计划，我没有可住的地方，我没有敷余的款子。——我所有的款子只有一万元不到，而搬书已耗去二千多。——从前暂时躲避的几个戚友处，觉得都不大妥，也不愿牵连到他们，只随身携带着一包换洗的贴身衣衫和牙刷、毛巾，茫茫的在街上走着。那时，爱多亚路，福煦路以南的旧法租界，似乎还比较的安静些，便无目的向南走去。这时候我颇有殉道者的感觉，心境惨惶，然而坚定异常。太阳很可爱的晒着，什么都显得光明可喜，房屋、街道、秃顶的树，虽经霜而还残存着绿色的小草，甚至街道上的行人，车辆，乃至蹲在人家门口的猫和狗，都觉得可以恋恋。谁知道明天或后天，能否再见到这些人物或什么的呢！
我走到金神父路，想到了张耀翔先生的家。我推门进去，他和他的夫人程俊英女士，十分殷勤的招待着；坚留着吃饭和住宿，我感动得几乎哭了出来。在他那里住了一宿。但张先生是我的同事，我不能牵惹到他。第二天一清早，便跑到张乾若先生处，和他商量。乾若先生一口气答应了下来，说，食宿的事，由他负责。约定黄昏的时候，再来一趟，由他找一个人带我去汝林路住下。我再到张宅，取了那个小包袱，还借了一部铅印的杜工部诗集，辞别了他们，他们还坚留着我多住若干时日。我不能不辞谢了，说不出什么感激的话。那天下午在乾若先生那里，和他商定了改姓易名的事，和将来的计划。他给我以许多肯定而明白的指示。到了薄暮的时候，汝林路的房主人邓芷灵先生和夫人来了。匆匆地介绍一下，他们便领我到寓所那里去。电灯已经亮了，我随着走了不少不熟悉的路，仿佛走得很久，方才到了他们那里。
床铺和椅桌都已预先布置好。芷灵先生年龄已经很大，爽直而殷勤，在灯下谈了好些话，直到我连打了好几次的呵欠。那一夜，我做了不少可怕的梦，甚至连汽车经过街上，也为之惊慌起来。
第二天，我躲在房里读杜诗，并且摘录好几首出来。笔墨砚纸等也是向张家借得的。
过了几天，心里渐渐安定了下来，又到外面去走走，然而总不敢走到熟悉的人家去，只打了一个电话回家说是：“平安”而已。这样的便和“庙弄”的家不相往来！直到我祖母故世的时候，方才匆匆的再回来一趟，又匆匆的走了，一直在外面住了近四年的时候。
在这四年之间，过的生活很苦，然而很有趣。我从没有过这样的生活过。
前几次也住到外面过，但只是短时期的。也没有这次那么觉得严重过。有时很惊恐，又有时觉得很坦然。有一天清晨，我走出大门，看见弄口有日本宪兵们持枪在站岗。我心里似被冰块所凝结，但又不能退回去，只好伪装镇定的走了出去，他们并没有注意。原来他们在南头的一个弄堂里搜查着，并不注意到我们这一弄。又有一夜，听见街上有杂踏的沉重的皮鞋声，夹杂着兽吼似的叫骂声，仿佛是到了门口，但提神停息以听时，他们又渐渐地走过了，方才放心下来。有时，似觉得有人在后面跟着，简直不敢回过头去。有时，在电车或公共汽车上，有人注意着时，我也会连忙地在一个不相干的站头上跳了下去，我换了一身中装，有时还穿着从来不穿的马褂，眼镜的黑边也换了白边。不敢在公共地方出现，也不敢参与任何的婚、丧、寿宴。
我这样的小心的躲避着，四年来如一日，居然能够躲避得过去，而且在躲避的时候，还印行了两辑的中国版画史图录，有一百二十本的应览堂丛书，十二本的长乐郑氏影印传奇第一集和十二本的明季史料丛书，这不能不说是“天幸”！
虽然把旧藏的明刊本书，清刊的文集以及四部丛刊等书，卖的干干净净，然而所最喜爱的许多版画书、词曲、小说、书目，都还没有卖了去，正想再要卖出一批版画书而在恋恋不舍的时候，天亮的时间却已经到了。如果再晚二三个月“天亮”的话，我的版画书却是非卖出不可的。
在这悠久的四个年头里，我也曾陆续的整理了不少的古书，写了好些跋尾。我并没有十分浪费这四年的蛰居的时间。
在这悠久的四个年头里，我见到，听到多少可惊可愕可喜可怖的事。我所最觉得可骄傲者，便是到处都是温热的友情的款待，许多友人们，有的向来不曾见过面的，都是那么热忱的招呼着，爱护着，担当着很大的关系；有的代为庋藏许多的图书，占据了那么多可宝贵的房间，而且还担当着那么大的风险。
在这些友人们里，我应该个个的感谢他们，永远地不能忘记他们，特别是张乾若先生和夫人，王伯祥先生，张耀翔先生和夫人，王馨迪先生和夫人！
有一个时候，那位医生有了危险，不能不把藏在那里的书全都搬到馨迪先生家里去！张叔平先生，张葱玉先生，章雪村先生等等，他们都是那么恳挚地帮助着我，几乎是带着“侠义”之气概。如果没有他们的有力的帮助，我也许便已冻馁而死，我所要保全的许许多多的书也许便都要出危险，发生问题。
我也以这部“日录”奉献给他们，作为一个患难中的纪念。
我这部“日录”，只是从“日记”中摘录出来的。无关于“求书”的事的，便不录出。虽然只是“书”的事，却也有不少可惊可愕可喜可悲的若干故事在着。读者们对于古书没有什么兴趣的，也许对之也不会有什么兴趣。
且我只写着两年间的“求书”的经过——从二十九年正月初到三十年十二月初——有事便记，无事不录。现在还不知道能写到多少。说不定自己觉得不必再写，或者读者们觉得不必再看下去了时，我便停止了写。
以上是序，下面是按日的日记体的纪录。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
一月四日（星期四）
昨夜入睡太迟，晨起，甚疲。叶铭三来索款，以身无一文，嘱其缓日来取。闻暖红室刘公鲁藏书，已售给孙伯渊。此人即前年卖出也是园元明杂剧者。本来经营字画古董，气魄颇大，故能独力将公鲁书收下。恐怕又要待价而沽了。拟托潘博山先生向其索目一阅。暖红室以汇刻传奇著于世，所藏当富于戏曲一类的书。惟自刘世珩去世后，藏书时有散出，我在十多年前便已收到好几部曲子；像用黑绸面装订的明末刊本荷花荡，就是其中之一。又有黄尧圃旧藏之明初刊本琵琶记及荆钗记，为今日所知的传奇的最古刊本，亦曾归他所有。但琵琶已去，荆钗已坏，目中自决不会有的。公鲁为人殊豪荡，脑后发辫垂垂，守父训不剪去。时至上海宴游，偶作小文刊日报上。我和他曾有数面缘。他尝有信向我索清人杂剧，作“国朝杂剧”，可知其沾染“遗少”气味之深。“八·一三”后，敌军进苏州。他并未逃走。闻有一小队敌兵，执着上了刺刀的枪，冲锋似的，走进他家。他正在书房执卷吟哦，见敌兵利刃直向他面部刺来，连忙侧转头去，脑后的辫子一摇晃，敌兵立即鞠躬退出。家里也没有什么损失。然他经此一惊吓，不久便过世了。他家境本不好，经此事变，他的家属自不能不将藏书出售。但愿能楚弓楚得，不至分散耳。
傍晚，蔚南来电话，说某方对他和我有不利意。我一笑置之。但过了一会，柏丞先生也以电话通知此事，嘱防之。事情似乎相当的严重。即向张君查问，他也说有此事；列名黑单里的凡十四名，皆文化教育界中人。（此十四人皆为文化界救亡协会之负责人）予势不能不避其锋。七时，赴某宅，即借宿一宵。予正辑版画史，工作的进行，恐怕要受影响了。夜梦甚多。
一月五日（星期五）
西禾至某宅访予。他知道了这事，连忙来慰看；谈久之，方别去。至新民村访予同，未遇，复至四合里，遇之。偕至锦江茶室喝茶。予云：我辈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百无一用，但却有一团浩然之气在。横逆之来，当知所以自处也。予同云：人生找结笔甚难。有好结笔倒也不坏。这是达观之论。
十一时许，至中国书店，遇平贾孙实君等数人，知彼辈寄平之书，未到者甚多。且于十二月间，曾在火车上焚失不少邮包。先民文献，无端又遭此一劫，殊可悼伤！但此后彼辈辇书北去，当具若干戒心矣。向朱惠泉购得光绪二十八年成都木刻本四川明细地图一巨幅，价八元，作入川之准备。赴傅薪书店，购得元刊吴师道校注本战国策残本一册，罗汉文征一册，粤海小志一册等，共价十一元。抱书回高宅，翻阅过午，竟未及午餐。书癖诚未易革除也。午睡甚酣，至三时才醒。写版画史“引用书目”，以参考材料不在手头，未能完工；又誊清版画史自序，未及一页，即放下，亦以手头无书之故。似此“躲避”生涯，如何能够安坐写作呢？可见在这样日月失光，沧海横流的时候，要想镇静宁心的从事于什么“名山事业”，恐怕是不大可能的。夜九时睡。
一月六日（星期六）
晨七时起。誊写版画史自序，殊见吃力。因为太矜持，反而写得慢，写得不大流利痛快了。下午五时许，至文汇书店，得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份京报十余册，系由新闻报馆排印者，价二元。晚至航运俱乐部晚餐。连日天气很暖和，很像暮春三月，但今天日落后，渐渐的冷起来。睡在床上，独自默念着：家藏中西图书，约值四五万元，家人衣食，数年内可以无忧。横逆之来，心君泰然。惟版画史的工作，比较重要，如不能完成，未免可惜，且也不会再有什么人在这几年内去从事的，自当抛却百事，专力完成之。因此，便也不能不格外的小心躲避。然果无可避，则亦只好听之而已。身处危乡，手无寸铁，所恃以为宝者，唯有一腔正气耳。
一月七日（星期日）
晨起写版画史自序三页，仍极慢，至午后，方才写毕。即至伯祥处，托他将自序校阅一遍。傍晚，赴东华处。落日如红球，金光四射，满天彩霞灿烂。迎之而西行，眼看其落下地平线去，而天色则渐渐由红而紫而灰。天气有点冷飕飕的。觉得神清气爽。八时归，整理太平山水图画及黄氏所刊版画集上二册，所缺仍多，非赶印不可。
一月八日（星期一）
晨起，回“庙弄”一行。几天不曾回去，仿佛隔了几年，情绪有点紧张，也有点异样。一推开门，家中人声嘈杂，正在纷纷议论。一见我回来，争来诉说，方有巡捕十许人，押一青年人至宅，说曾住此处。其实，并不认识其人。纷扰数刻，刚刚离去。予匆匆取了应用之物若干，即出。有满地荆棘之感。“等是有家归未得”，仿佛为予咏也。下午，至傅薪书店，得皇朝礼器图式残本三册，图极精细。闻有九册，前为平贾王渤馥得去。如能合璧，大是快事。若英见予劫中得书记，赠予明刊锺伯敬、王思任集数种。翻阅数过，百感交集！夜，仍住某宅。
一月九日（星期二）
晨起，阴云密布，西北风大作，冷甚。赴校办公，无异状。作致菊生、咏霓二先生函。午后，杨金华带了版画史的锦函来，函尚潮湿，即将书签贴好，尚为古雅可观。访家璧，见他正在校对我所写谈版画之发展一文。箴有电话来，说，外间情形很紧张，以少出门为宜。在这个“危境”中，写些研究性质的东西都不可能了么？真不知人间何世！原来便不该做些“不急”“无补”之务的！愤懑之至！十时半睡。
一月十日（星期三）
晨起，整理版画史图录第一辑各册页子，仍缺少十余页，应催其早日印齐。今日之事，一天是一个局面，是一个结束，能够有一天，便可多作一天的工作，也便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谁知道明天是什么情形呢？每天早晨看见窗外的太阳光的时候，总要松了一口气，轻唱的自语道：这一天又可以算是我的了！为了要争取时间，便不能不急急忙忙的在工作着。九时，赴校上课。
是这学期的末一课了，当敦勉各生安贫励志，保持身心的清白，为将来国家建设工作的柱石。国家所以不动员青年学生入伍，就要为将来的建设工作打下基础的。他们似均颇有感动。午后，至上海书林购王绶珊所藏方志目抄本二册，价六元。傍晚，过中国书店，遇平贾孙殿起。孙即编贩书偶记者，为书友中之翘楚。彼专搜清人诗文集及单行著作之冷僻者，颇有眼光，见闻亦广。谈甚畅。七时许，在暮色苍茫中，抱所得书及印样一包归。十一时，睡。
一月十一日（星期四）
晨七时起，甚觉疲倦，疑有些伤风。十时许，赴中国书店，又赴万有书店，晤姜鼎铭，得嘉靖本东坡七集，明刊本昌黎集及明仿宋刊本黄帝内经素问，价三百五十元。此类明刊白绵纸书，予以其价昂，而上不及宋元本之精美，下不如清代板之适用，故不甚罗致之。然刻工之精者，往往能鱼目混珠，被书贾们染纸加蛀，冒作宋元刊本。且未经删改，尚存古本面目，藏书家固应收之。予力薄，仅能偶得一二种耳。吴瞿安先生锐志欲收此类嘉靖刊本书百种，尝颜其所居曰“百嘉室”。恐终未能偿其愿也。镇日心闷意乱，似觉伤风甚剧。八时即睡。
一月十二日（星期五）
连日天阴，欲雨不雨，正如予心境之灰郁。上午，整理版画史图录。下午，访家璧。自觉体力不支，头涔涔欲晕，勉强归所寓。即解衣睡倒，晚饭也不能吃。热度高至三十八度许。疑是伤寒，故以不吃为上策，吃了两颗阿司匹灵，中夜出了一身大汗。但热度仍不退。双眼耿耿待旦，殊无聊。倚枕读东坡诗。
一月十三日（星期六）
仍阴云满天，昨夜艰于入眠。偶一阖眼，即又醒来。天尚未明，微见朦胧之晨影。一灯茕茕，卧听远鸡相继而鸣。心头感触万端，觉得时间过得格外的慢，听得出床头小钟，一秒一分的在慢吞吞的走着。读东坡诗。不知不觉间，放手释卷，复又熟睡。八时起，热度仍在三十八度。请了郑宝■医生来诊。他也疑是伤寒。吃了蓖麻油，洗清肠胃。终日不想吃什么，亦不觉饥。
下午，服药两次。热度反而高到三十九度。柏丞先生来一信，说蒋复璁先生从渝来，有事亟待面洽。勉强打一电话给他，说明病情，请他先与张凤举先生谈洽。终日倚枕读东坡集，颇有所得。时睡时醒，竟不知是昼是夜。
一月十四日（星期日）
微有日影。热度已退，觉精神清爽，惟四肢无力耳。仅发热两天，不知如何，竟会这样的疲弱！郑医生云：心脏甚弱，肺部亦不甚强。向来好胜，今后当静养少动了。上午，十一时许，柏丞先生来。说起蒋复璁来此，系为了我们上次去电，建议抢救，保存民族文献事；教部已有决心，想即在沪收购，以图挽救。拟推举菊生先生主持其事。惟他力辞不就，已转推张咏霓先生。此事必当进行，惟亦须万分机密，且必须万分谨慎，免得将来有人说话。
我不想实际参与其事，但可竭力相助。当与柏丞先生约定，在后天中午，与蒋、张诸应在菊生先生宅商谈此事。终日以牛奶、豆浆代饭，甚觉乏力。
一月十五日（星期一）
晨，天阴，下午，微雨。三时许即醒来，不久，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五时半，又醒来。天色尚未发白。倚枕听鸡声陆续而作，又闻窗外鸟声渐渐的喧闹起来。热度已退净，惟全身仍觉软弱无力。十余年来，未有大病过，以此次卧床两日，最为严重。早吃西米粥，中午，吃挂面及鲫鱼汤，渐觉体暖有力。然上下楼梯，足尚颤战，不大得劲。午时，柏丞先生来电话，说复璁先生正在菊生先生处劝驾，未知有效否。要我下午也去一趟。午餐后，至潘博山先生处。谈起暖红室刘氏藏书事，说，中有元刻元印本玉海（刘世珩得此书，名其居为玉海堂），又有剧曲不少。惟书贾居奇，恐不易成交。但他必力促其成。又谈起群碧楼邓氏书，亦欲出售，中多精抄名校本。他想，将为此事赴苏一行。他说，意在不任中国古籍流失国外耳。保存文献，人同此心。博山为我辈中人，故尤具热忱。至良友，晤家璧，与他约定，每四个月，可出版画史四册。想来不会失约的。但须看第一辑销路如何而定继续与否。予向来有一自信：但肯做事，不怕失败。且往往是不会失败的。予计划颇多，每甚弘巨，且怜于不自量力。然竟每每成功者，以具有此种勇猛直前，鲁莽不顾之毅力也。予已过中年，然此毅力至今犹旺。不似其他中年人之竞竞于小利害，亦不似老年人之徘徊却顾，遇事不敢下手。以此，往往弄得生计窘迫，室人交谪。然天生好事，终未能改变也。四时许，至柏丞先生处，谈了一会。又至菊生先生处，以病辞，未见。颇为不快。至凤举先生处，相见甚欢。将此事经过，详细的告诉了他，他也十分的高兴。我们只负发动，鼓吹之责，成功则不必自我。当初一念发动，茫无把握，或已觉无望，乃至绝望，但却会意外的在灰心失望之后得到了成功。“自古成功在尝试”，此语诚不诬也。六时，归，仍吃挂面。八时许，即睡。
一月十六日（星期二）
阴雨终日。身体已复元，精神亦佳。四时许，醒。很早的便起身梳洗。
八时许，到校办公，清理积牍。晤柏丞先生，谈及购书事，已决定由菊生、咏霓、柏丞、凤举四位及我负责。下午，回家一行，捡出几部需用之书携带在身边至中国书店，晤姚石子先生，谈甚畅。傍晚，至万宜坊，访蒋复璁先生。我们第一次见面，但畅所欲言，有如老友。他说起，这次战事中中央图书馆的损失；说起内地购书的困难，说起将来恢复的计划；说起内地诸人要他来此一行的原因，然后谈到我们的去电事。予则谈起江南各藏书家损失的情形，谈起平贾们南来抢购图书的情形；谈起玉海堂刘氏，积学斋徐氏藏书散失的经过；然后说到我们发电的原因和我们的购书计划。最后，说到我个人在劫中所得的东西，说到某某书，某某书失去了的可惜。我们谈到九时许，竟忘记了吃饭。出门，细雨霏霏。至大三元晚餐，用二元。回家，已近十一时，亲戚们很恐慌，不知予何在，恐怕会有什么事故。心头觉得惨怆而温暖。
即睡。
一月十七日（星期三）
昨睡甚迟，意今晨必可晏起，但不到四时，又已醒来。眼睁睁的看电灯，看天花板，看黑漆漆的窗户，思潮起落不定。六时，穿衣起床。天色方见灰白。倚窗，见屋瓦皆润湿，知雨丝又在飞洒矣。九时，赴图书馆办公。翻阅几种书目。午餐后，回家一行，看望贝贝的病。他热度不高，惟大便未通，爱睡爱哭。在三楼，整理小说书及半。鼠粪甚多，灰尘不少。双手墨黑，屡洗屡黑。不知何故，老鼠总喜欢在书堆里做窝逞其破坏的惯技，恨不一一扑杀之。四时许，至中国书店，知有一批书要售出，群碧楼书亦要在年底以前出脱。当嘱以款可设法，惟不能售给平贾或分散零售。八时许归。博山有电话来，说玉海堂刘氏书，可以谈判成功，目录可于星期日上午送来，闻之，甚为兴奋。晚餐，仍进挂面。
一月十八日（星期四）
阴雨终日。今晨又是睁了眼看天亮。此实生平所未有之经验。六时，起身。作一函。致菊生先生。清理太平山水图画二份，拟赠给慰堂先生。九时，赴校办公。陈某来谈，态度颇可疑，或有刺探之意。说起前日所传绑架事，谓出蔚南误会；又说不过是神经战的一种。我不欲听他的话。但亦须十分戒备。“我有笔如刀”，书生的笔的诛伐的力量，也许还在戈矛之上。惟为了工作的关系，尚不能不隐忍自重，不欲多言招患。午餐后，回家整理小说书。
大致已完毕，共凡九箱，普通本子的小说已经应有尽有，惟“善本”尚不甚多耳。中国小说如此之贫乏可怜，实在令人骇异。历史不为不久，作家不为不多；然而数量却是那么少。曹雪芹只写了一部红楼梦，吴敬梓也只写了一部儒林外史。为什么他们不能多写些呢？为什么中国小说家没有像狄更司、托尔斯泰诸人的魅力呢？四时后，过中国书店。石麒云：来青阁收到碧山乐府一部，后附曲三种。立至来青阁取阅，乃是崇祯本之至后印者；所附者为南曲次韵游春记及中山狼。予原藏有两部，即弃之不顾。至傅薪书店，得清词数种。八时归。十时睡。
一月十九日（星期五）
小雨连朝不止，有暮春落花时节的样子。未明即起。九时许，赴校。至张咏霓先生处，商谈购书事。他提出两点意见：（1）对外宜慎密；以暨大、光华及涵芬楼名义购书。（2）款宜存中央银行。他因小病，未能赴菊生先生宅，故托我代达其意。正午，与柏丞先生同赴张宅。慰堂、风举二位亦到。
谈甚久。原则上以收购“藏书家”之书为主。未出者，拟劝其不售出。不能不出售者，则拟收购之，决不听任其分散零售或流落国外。玉海堂、群碧楼二家，当先行收下。我极力主张，在阴历年内必须有一笔款汇到，否则刘、邓二家书将不能得到。又主张，购书决不能拘于一格，决不能仅以罗致大藏书家之所藏为限。以市上零星所见之书，也尽有孤本、善本，非保存不可者在。不能顾此失彼。必须仿黄荛圃诸藏家的办法，多端收书。但他们的意见，总以注意大批的收藏为主。
最后，一致同意，自今以后，江南文献，决不听任其流落他去。有好书，有值得保存之书，我们必为国家保留之。此愿蓄之已久，今日乃得实现，殊慰！
凤举与予，负责采访；菊生负责鉴定宋元善本，柏丞、咏霓则负责保管经费。
予生性好事，恐怕事实上非多负些责不可。三时许散。至中国书店，又得皇朝礼器图式四册，装潢与前在傅薪所得者相类，仍是从一部中拆散出售者。
叶铭三以钞本唐宋词六本见售，价四十元。向校借一百元，以须付富晋书款也。归来甚倦，晚餐后即睡。
一月二十日（星期六）
夜眠甚酣，六时方醒。窗外雪片飘舞。今年第一次见雪，天气要逐渐寒冷了。十时，至来青阁，购四库标注一部，价三十元，即着人送到慰堂处。
下午，至中国书店，与石麒谈购书事费庚生送来装订好之玉夏斋十种曲，甚精雅。此书在平购得，久受“风伤”，触手即破，今则可翻读矣。每本装订费二元，似甚昂。四时，赴良友晤家璧，商版画史事。他觉得第二辑能否继续出版，尚未甚把握。五时归。六时半，赴胡咏骐宅晚餐。吴耀宗谈到内地旅行的经过，觉得前途有无限的光明，许多地方可指摘，但大体上还不错。
我们对于现状，应该以望远镜看，不应该用显微镜看。乐观的成分究竟居多，很觉得兴奋。九时半归。雪尚未止。十时半睡。
一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雪止，微雨。天气又转暖。七时许起。博山来谈，约定下午至孙伯渊处看玉海堂书。二时许，偕博山同赴孙处。先看目录，不过十多部书，佳品不少。按目看书，一部部的翻阅一过。玉海二百册，确是元刻元印本。与后来所谓“三朝本”，补刻极多，字迹模糊不清者截然不同。其他元刻本数种亦佳。戏曲书凡二十余部，以明刻本董西厢，张深之本西厢记，及有附图的原刻本画中人为最好，余皆下驷耳。刘氏尝刻暖红室汇刊传奇，意其收藏善本戏曲必多而精，实则，浪得虚名也。伯渊索价二万五千金。当答以考虑后再商谈。归时，已万家灯火矣。
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晨起，即致函菊生、咏霓二位，详述玉海堂所藏的内容。因购书款须俟慰堂归渝后方能汇来，现在尚不能与书贾有何具体的商谈与决定，只能力阻其不散售，留以待我们全数收购耳。九时，赴校，与柏丞先生谈此事。他的意思，最好由菊生先生再去看一遍，作最后之决定。下午，赴中国书店一行，无所得。九时睡。
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二）
晨起，见薄雾蒙蒙，万家瓦上皆霜，胸襟寥阔凄清。读苏诗自遣。九时，赴校授课。饭后，至中国书店一行。无意中得林下词选二本，为之大喜。我收词集不少，未见此书。今得之，于“词山”中又增一珍石了。林下词选为吴江周铭编集，凡十四卷，刊于康熙辛亥，首有尤侗序。所选皆闺秀词，自宋至清初，搜辑甚备。叶仲韶有填词集艳，沈慕燝有初蓉集，皆未刊，铭得之，遂增益之，以成此选，其间明清二代词，颇多失传之作。四时，归、灯下，阅词选，颇高兴。
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三）
晨，赴校。饭后，至孙伯渊处，再细阅玉海堂书。菊生先生亦来。他见多识广，普通书甚难入眼。这批书似无甚足以使他留连惊喜者。玉海虽初印，然外间尚不难得。我自己则独恋恋于董西厢及张深之本西厢记。我自己搜集西厢异本已十年，所得不过二十种，明刊董西厢，迄未得一本，而张深之本西厢，图出陈老莲手，精采夺人；曾于北平一见，遍访未能获之。今睹此本，数数翻阅，未肯释手。如得之，必当将图收入版画史图录中。武进董氏尝印“千秋绝艳图”，中亦收入张本插图，然刷印不佳，且有半页系补绘的，神采已失，故有重印必要。归时，已万家灯火矣。
一月二十五日（星期四）
与咏霓、柏丞先生商购玉海堂书事，决定不任流散。书价则托博山与孙伯渊磋谈。博山说，伯渊已允减让，但必须于废历年内解决。我们不能肯定的答复，怕那时候渝款未必能到。但又不能不姑允之，以免他人下手。下午，赴中国书店等处，见平贾辈来者不少，殆皆以此间为“淘金窟”也。今后“好书”当不致再落入他们手中。
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五）
晨起，精神不振，恐怕又要伤风了。连忙喝热茶数盅。下午，至中国书店，无一书可取。又至他肆，也没有什么新到的东西。在来青阁偶见明黄嘉惠刊本山谷题跋四卷，姑购得之。我对于宋人题跋，很喜观看。汲古阁本津逮秘书里收得不少。但单行明刊本却不多见。这些题跋，在小品里是上乘之作，其高者常有“魏晋风度”，着墨不多，而意趣自远。灯下，读山谷题跋，不觉尽之。
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
博山来电话，云：玉海堂书，伯渊已允减让到两万元。与张、何二位相商，仍觉得太昂。下午，至来青阁，闻平贾某曾购得爱日精庐旧藏书数种，为之诧然，即追踪觅之，已不可得。仅知其中有红洛抄本废元条法事例。绝佳。某贾必欲辇之北去，售给董康。迹其来源，知系得之老书贾汪某。汪与我交易有年，绝无好书。前偶得杂剧新编一部，为之惊喜欲绝。但只是“昙花一现”耳。今闻其数数至虞山，得书不少。皆售之平贾，坚不肯说出为何家之物。此人连年潦倒，能稍得润余，聊慰晚景，我也要为之高兴的。即访之，坚嘱其有好书必要为我留下，价可不论。
一月二十八日（星期日）
连日无甚动静，恐怕只不过是谣言。住在外面，种种不方便。晨起，即回家。想把书籍整理一过。但堆积太多，无可下手处。我向来买书，不加编目，也无排列次序，除了小说，戏曲及词，均分开来入藏外，别的书都是乱堆乱放的，故找起来很不容易。要决心编目，已不止三四次，但总是中途而废。今天起、想要彻底的清点一下。不知有此恒心否。整理了半天，倦甚。
夜，住在家中。中夜，还有些不安之感。
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一）
博山来电话云：孙伯渊催解决玉海堂事。当答以书价如能再减让若干，即可成交。九时，至校。即与柏丞先生详商。以待渝款寄来，恐必不及，拟先付给定洋若干。归饭时，即致函咏霓先生，说到我们的意见。他也表示同意。无论如何，这一批书必须由我们截留下来。下午，博山来谈，说，伯渊已肯减让到一万七千金，不能再少，且须早日解决。否则，他因年内需款，有意他售，我说，三天以内，一定有确定的回答给他。博山走后，我踌躇了好久；三天后果有办法么？款果有着落么？玉海堂书固未必为上乘之收藏，但弃之也十分可惜。但我相信：到了那个时候一定会有办法的。
一月三十日（星期二）
晨起，即致函咏霓先生，述昨日交涉经过。九时，赴校又与柏丞先生谈起这事。他们都主张，书价一万七千金可以同意；此时只能先付定洋若干。
余款须俟渝款到时再付。当即致电慰堂催款。下午，至中国书店，得遵生八笺一部。此书，我少的时候很喜欢它；虽然包含明人的浅薄的“养生”知识不少，但其中也有很有用的材料。关于鉴别古书的一部分，很有见识。灯下翻阅，如见故人。童年好弄，尝信其言，欲植小荷花于碗中，终于无成。然在北平，实亲见小杯中，所植之红白荷花，莲叶，花藕，无不具体而微，则其所说固非无稽也。
一月三十一日（星期三）
未明即起，四无人声。梳洗后，阅王徽译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此书刊本甚多，以崇祯间武位中刊本为最可靠，图式皆准确无错。后来新安书坊所刊者，已大为改动，谬讹百出，像齿轮之类，刻工每图省事，往往刻作圆形，与原意已大为不同。如果按图制器，必当终岁无成。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此等事可作为一例。图书集成曾收入此书，亦系用新安本，故图式亦均大错。可见此书出后，一时颇为流行，而好事之徒，按图作器者，则恐鲜其人，故能任其谬种流传也。否则，一经试作，继谬立见，必不至将“伪图”
辗转翻刻也。此本亦是新安刊本之一，题新安后学汪应魁校订，刻工为黄惟敬，图中符记，尚用AE，未改甲乙，但图式亦均失原形。武位中本并不难得，不知图书集成编者何故收新安本而不收正确之武本？王徽序云：“奇器图说，乃远西诸儒携来彼中图书，此其七千余部中之一支。”在明末时代，西学本来可以大盛，所译各书亦多可观者。惜未能大量译出。且不久便遇“国变”，科学之萌芽遂遭摧残以尽，迁至二百余年后，方再有“西学为用”的口号提出，百事遂都落人后了。阅此，感触万端。下午，至中国书店，无所得。
二月一日（星期四）
晨起，赴校。博山来电话，催问玉海堂书事。当与柏丞先生商定，先借数千金为定洋，余款允于旧历年内付清。下午，至中国书店，得宝古堂重修宣和博古图录卷第二十三，卷第二十四残本两册，极为得意。此是明刊白绵纸初印本，已均挖去“宝古堂”三字，且都是竹纸本，神采还不及此本。明刊书籍，其版片往往辗转贩卖，得之者每挖去原刊者姓氏及斋名，即作为自刻之书。论述版本者常易弄错。像博古图录和所谓仇绘列女传便是转手最多的。其实，及本只是一个，后印者所加种种堂名斋名，皆是幻化之物。根本上，原书版片并不曾改动过。列女传版片，至清代犹存，尝为知不足斋所得，重印若干部，故今往往误为知不足斋本，实则仍是明刊原本也。我历年得到博古图录好几部，今始发现其祖源，其喜悦可知！列女传我亦收到了三本，一是后印之“知不足斋本”，二是明刊竹纸本，三是明刊白绵初印本。后二者虽均是残本，然可考见其授受之迹，故甚珍之。由平南归后，一本为孝慈假去不归，一本亦遍寻不得，至今惆怅不已！
二月二日（星期五）
晨九时，赴校。下午，至中国书店，又至三马路各古书肆，无所得。知平贾辈南来者不少，有所企图，目的在苏州群碧楼邓氏书。邓氏书曾刊有书目二种，群碧目中所有者已扫数售于中央研究院，其寒瘦山房鬻余书目中物，则方在“待价而估”之中。此目所载，宋元本不足道，明本颇多，而佳妙者亦少，其精华所在为若干精抄名校本。有全唐诗集一部，为季沧苇稿本，全唐诗全窃之，却不说明来历。如能得此，可证断三百年前的一重公案。惟恐所求太奢，不易应付耳。然必当设法得之，不任其零星售出，散失四方。
二月三日（星期六）
晨起，博山来电话，说，孙贾催促甚急，以早日决定为宜。当答以三日后必可有确定之办法，即致函咏霓先生，并到校与柏丞先生商谈，决定先付给定洋三千金，余款一万四千金，于半个月内付清取书。下午至博山处，将此办法告诉他。他觉得孙贾当可同意。至中国、来青等肆，得残本六十一家词六册，系愚园图书馆散出者，初印甚精。我从前所用六十一家词是博古斋石印小本，取其廉，便，颇想得原本一读。此虽残帙，亦足快意。淮海、小山二家，均为予所深喜，亦均在其中。灯下，披卷快读，浑忘门外是何世界。
二月四日（星期日）
晨，有书贾某来谈，谓群碧楼书求售甚急，平贾辈亦志在必得，有集资合购说。孙伯渊亦为此事赴苏州。此事殊感棘手。这批书一旦落于书贾之手，必将抬价甚高，我辈或不易有此力量购得之。惟其中抄本，校本，佳者极多；如失了去，大是可惜，故仍须用全力设法购致。下午，至三马路各书肆，无所得。
（原载1945年上海《大公报》）
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序
我国史书，素不重图谱。七略只收书不收图。后世艺文之目，自隋志以下，递相因习。故古人之图，日益亡佚而无纪。宋郑樵氏通志始创立图谱一略，其识至伟，诚屹然特立风雨不移之一二人也。樵云：“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后之学者，离图即书，尚辞务说，故人亦难为学，学亦难为功。”又云：“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义理虽深，如空谷寻声，靡所底止。二者殊涂而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为实学也。以图谱之学不传，则实学尽化为虚文矣。”
其言切中学者之蔽。宋人所刊礼书、乐书、博古图、三礼图、营造法式以及若干医书、佛典，均有插图。元、明二代，则图之应用尤广，旁及小说、戏
曲、类书（如图书编、三才图会、事林广记、永乐大典）、琴、棋谱以及兵
书，农书、地志，训蒙之书，无不附图。清代崇尚朴学，图谱之作，继起无人。然皇家所镌图书集成、万寿盛典，南巡盛典、皇朝职贡图，皇朝礼器图式以及避暑山庄、平回诸图，犹称浩瀚。惟近代则图与书始鲜并行耳。史学家仅知在书本文字中讨生活，不复究心于有关史迹、文化、社会、经济、人民生活之真情实况，与乎实物图象，器用形态，而史学遂成为孤立与枯索之学问。论述文物制度者，以不见图象实物，每多影响之辞，聚讼纷纪而无所归。图文既不能收互相发明之用，史学家遂终其生于暗中摸索，无术以引进于真实的人民历史之门。且如三礼图，三才图会诸书，考订未精，往往凭其意象，向壁虚构。明人之作，多不注出处，尤为可疑，固未足引以为据也。
尝见明末新安刊本奇器图说，所附各图，与原本校之，辄乖误百出。凡有齿轮，皆画作圆形。诚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矣。翻刻当代之图，尚谬讹至此，况摹古乎！而盗掘古墓者，于金玉实物则取之，于有关考古之小器物，不为世重者，则尽弃之。学者则唯知注重有款识之器物，而遗其重要之图纹、形态；于碑版塑像，亦往往仅拓录其文字，而忽视其全形与图型。在此种非科学之发掘与整理之下，古之遗物，被毁弃者多矣。尝闻寿县发掘时，土人竞取鼎彝诸器，而于木格之有彩画者，则任意抛毁之。又古墓中尝发见铜环，闻皆古漆器之附属物，而原器则胥遭蹂躏矣。言之，何胜慨愤！近二三十年来，考古之学大兴。我国乃渐有科学方法之发掘。而法、英、日诸学者，亦多专门之著述。时则地不秘宝，古藏大启。古器物、古文书大出不穷。周口店北京人之发现，仰韶文化、小屯文化之重见光明；乐浪古墓之开启，西陲汉简之获得，敦煌文库之整理，正仓院遗物之研究，乃至各地史前遗址之相继发见，河南之洛阳、辉县、汲县、新郑、濬县，河北之易县，山西之浑源，陕西之宝鸡，湖南之长沙，安徽之寿县，浙江之绍兴，广东之广州诸地，亦叠有重要古器、古物之出土。论述我国上古殷周秦汉三国六朝唐五代宋元史者，乃有文献足征之喜矣。而内阁大库之门既开，清代禁毁之书复大集，明清档案，内庭珍秘，亦均公开于世。加之以近代印刷术之进步，凡昔人所未得一睹之宝绘墨迹，鼎彝磁皿，石像泥俑，壁画零缣，亦悉得传其真相。我人读Chavanne，Steine 诸氏之书，安阳、乐浪、通沟、城子崖诸地之发掘报告，梅原末治之古铜器及舟车武器之研究，常盘大定之佛教史迹，文化史迹之巨编，云岗、龙门石像之摄影，以及白鹤帖，泉屋清赏，东瀛珠光，爽籁馆欣赏，故宫书画集，月刊、周刊，与乎现代诸家之关于古器物之专著，殆有神怡心醉，应接不暇之感。以视数十年前，诸学者仅能以摩挲金石拓文自喜者，诚有幸生此代之欢欣！惟考古图版之书，多至千百，卷帙繁重。每非一般学者力所能致，且亦不能悉致。历史教学诸君亦尚有墨守旧规，未窥新地者。余因发愿纂辑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一书，化繁为简，取精撷华，俾人人皆能置此一编，而亲炙于古人之实际生活。虽非专家之作，或可为入门之助。
倘于当代历史教学诸君，有微末之贡献，则余所殚之心力，为得偿矣。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二月一日郑振铎序
跋唐宋以来名画集
抗战中，我不曾买过一本日文书，这情绪是可想而知的。胜利后，我也不曾买过一本日文书，那是因为那时候我正在负一部分的责任，接收同文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等敌性文化机构，为了避嫌疑，索性一本书也不买——虽然那时候日文书是满街都是，其价奇廉。直到了三十五年的冬天，我的任务早已完毕，同时，为了要编纂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不能不需要大量的参考书，方才开始着手搜购日文的关于中国的书籍，自考古到书画的图籍，无不有见必收。但书价已经较三十四年的冬天，涨到十倍以上了。我以无比的毅力，且得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刊行会”里诸位友人们的后援，大量的在搜求这一类的书。先是在上海书肆里访求。然后，北平的书也大量的南来了。
恰好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有几位书友到东北九省去收书，他们所得到的最好的一部分书也归我所有。最后，台湾的一位青山高亮教授的藏书，也经由一位书友的手，而由我得其重要的一部分。在短短的一年里，我得到了一千多种的重要的日文书。有的书，在二十多年前，我虽见到，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自己也不相信，会有那么多的成绩。但我见了这么多的日文书，我心里觉得惭愧极了！我为我们弄学问的人脸红。为什么他们会有那么多，那么好的成绩，而我们的出版物，为什么竟那么贫乏呢？至今竟以夏曾佑的一部中学用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升格到“大学丛书”，而且竟还是最好的一部本国史，实在不能不令人气短！看看人家出了四十多厚册的朝鲜史，出了十二大册的支那文化史迹，出了十五大册的支那工艺图鉴，出了一百册的大正大藏经，出了十五大册的朝鲜古迹图谱，出了泉屋清赏，出了爽籁馆欣赏，出了白鹤帖，出了欧米搜储支那古铜精华，出了西域考古图谱，出了新西域记，出了乐浪时代的遗迹，出了乐浪，出了彩箧，出了王光墓，出了貌子窝，牧羊城，南山里，营城子，东京城，赤峰红山后，出了东洋美观大观，出了书苑，出了书道全集，出了支那名画宝鉴，出了南画大成……简直是数不尽的洋洋大观，有系统的集大成的大规模的著作，有时未免显得芜杂，显得不精纯，但他们的努力是极可佩服的。我开始对于他们的工作，发生了极浓厚的兴趣。
时常和几位朋友们谈起，他们能够做，为什么我们便不能做呢？为什么我们便不能有他们那么大规模的工作计划呢？也许我们的学术界是过于慎重，过于惜墨如金了罢？只有罗振玉氏和郭沫若先生两位，其精力和努力是足以和任何日本人相比，而且比他们更深入；此外便只有王国维氏，陈寅恪先生、向达先生、贺昌群先生、陈垣先生、董作宾先生、于省吾先生、关百益先生、商承祚先生等，寥寥可数的诸位了。日本人有一种好处，便是力求学问的普及化；不一定深入，但必求显出，人人都可以享受，都可以懂——至少可以欣赏。他们学术界的天天在进步，与一般人的学术兴趣的浓厚，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的专家们也许只求深入，只想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名著，却忘记了使一般人都能够领略学问趣味的使命了。不知道“学问”是公器，决不是少数人所能把持得住的东西。最大多数的老百姓们是决不会永远被拒绝于学术的大门之外的。总会有一天，人人都可以有享受学术研究的自由与兴趣的。说来可怜，我们的学者们曾经做过什么学术普及化的工作呢？
连一部中国百科全书都还不曾给老百姓们呢！有几个故事，在北平盛传着。
有一位教授，教了一辈子的书，他们的讲义永远只有寥寥的几十张。据说，讲义发全了，有人会剽窃而去，他的书便教不成了。又有一位教书的人，在讲堂里只是敷衍塞责，尽讲些老生常谈，决不肯把自己的专长施展出来。他对人说，杀手锏，回马枪那一套绝技，是要留给自己著书用的。如果倾囊倒箧的都教了学生们，难保没有人不会抢先出书的，自己的独得之秘，便不成其为“秘”了。以这样的“唯我主义”来研究学问，把持学问，如何能够想得到学问的普及化呢？西北考察团所得到的汉代木简，数量之多，内容之精，尤在沙畹的“汉简”之上。但沙畹早早的把史坦因给他的资料整理出版了，而我们的“汉简”，却老躺在研究室的许多抽屉里，纹丝儿不动一动。记得那时候是交给北大研究所，由马叔平、刘半农两位先生负责整理的。过了好几年，不曾有消息。有一次，我实在耐不住了，遇到半农先生，便问他道：“汉简为什么还不印出呢？”他道：“还不曾整理好。”我说：“不必‘整理’了，就编了号印出来，让别人加以研究吧。”他一声不响，我也不好意思再说下去。北平沦陷时，这几箱的无比的汉代的史料文献，却被遗落在松公府，无人顾问。亏得沈仲章先生把他们抢救到天津，又由徐森玉先生把他们弄到香港，正要印出，而太平洋情形日恶，森玉先生又匆匆忙忙的把他们运到美国——。至今还不曾归来。假如在日本或别的国家，这些东西必早已印出成为人人可引用，可研究的资料了。类似的情形之多，一时也说不尽。
我生平好事，尤喜见到人家的成功。对此情形，一遇机会，必时时促动他们的努力，尤其希望他们能把许多重要的文献资料公开出版，给别的人以研究的便利。但他们错过了许多好机会，在今日印刷纸张如此的困难的条件之下，自然更不会有出版的可能了。我有“历史癖”，对于一切的史料，虽若竹头木屑之细微，也甚加以珍视。一有机会，便想把得到、见到的重要的书印行，以免孤本单传，一遭三灾，便永远失去，不见天日。所以，在抗战期中，在孤岛似的上海，居然也设法于万分艰难之中，印出了一百二十本的玄览堂丛书，二十本的中国版画史图录。更于孤岛似的上海也沦入敌手之后，出版了十本的明季史料丛书。可谓好事之至！龚定庵有“狂掳文献耗中年”之句，我深喜咏之。我自信那七八年的杜门蛰居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浪费。我曾尽了我的责任。到了胜利之后，做了六七个月不相干的事，反而放弃了自己的岗位，至今还懊悔，惋惜着。自己觉得不能不急起直追，便于去年冬天，计划着出版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对于图画，雕刻，我有特殊的嗜好。在欧洲的时候，几乎天天跑博物院。见到了他们出版的书籍插图的丰富，往往自惭我们的不争气。为什么我们不能出版些有确切可靠而富于美术气氛的插图的书呢？难道便永远以中国历史教本里几十幅武梁祠画像的复本和若干来源不可靠的插图为满足了么？最使我不满的是，我们曾出版了两部地名大辞典，而自首页至末页，没有一张地图，竟连中国全图也不曾有，更不必说什么地域分图，历代沿革地图和各地方的风景名胜图及城市街道图之类的应该有的插图了。我第一步尝试的出版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为了自己的偏嗜，第二步出版了中国版画史图录。第三步便是尝试的要出版一部比较通俗的插图本的中国史一类的书。因为中国史不容易写成，且准备也不够充分，便着重于插图的一方面，而成为“图谱”。当我把这个计划告诉给几位友人们听时，他们都竭力的赞成着，且立刻便组织成功了一个“刊行会”，为我的后盾，负责着经济的筹划。在不到一年之中，我得到了近一千六七百种的书——其中有日文的书一千种——完全靠了“刊行会”诸位先生们的帮助。在其中，关于古代名画的书籍很搜罗了些，日文的尤多。我见到他们复印的精美逼真，纤毫毕肖，而且搜罗我们古画的既精且备，不禁慨叹赞赏之不已。偶和友人张葱玉、徐森玉二位先生谈起他们说，日本人所收的古画，好的固多，不可靠的赝品也不在少数。我说，我们何不慎重的选择一下，汰伪存良，编一部域外所藏古画集呢？葱玉先生说，他也有此意。他本想把国内外储藏家及各博物院所藏的我国古画，择其真迹之尤精者，印为一部集大成的画集。——至少要比南画大成和支那名画宝鉴之类精粹美备些。所谓域外，不仅包括日本，也要包括欧美诸邦。我极力赞成他的计划。但他有许多困难，一时不易着手于此举。而我则性子很急，常有说做就做的癖气。我当时就说，你们两位负责选择，我来搜集材料并编排次序吧。他们都同意了我的主张。而这时“参考图谱刊行会”的资金，除了购备纸张之外，已为我的大量购置参考书籍，耗费殆尽，实在没有力量再做这个大工作了。我忽然想起，葱玉在战时曾经把他的藏画摄照过一份照片，何不利用这一部分照片，先把他所藏的复印出来呢？这也许比较的轻而易举。过几天，去问当时负责照相的钱鹤龄先生。他说，那一份照片还存在他那里，不知坏了没有。我们随便捡了一张邵弥的“贻鹤图”给戴圣保先生去制版。不久，印样送来了，却是那么精美，差不多深浅浓淡之间，与原作几无甚差别。我高兴极了！觉得一定会成功的，而且，比起日本人的印刷来，也差不了多少。于是，决定进行。把这部书定名为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恰在这个时候的前后，葱玉的所藏古画，最惊心动魄的几十幅，像张萱的“唐后行从图”，刘元的“梦苏小图卷”，李衎的“墨竹图卷”等等，全被人囊括而去，载运到美国，待价而沽。我没有能力和办法留下他们来。别的人则皆漠不经心，视此数十幅“国宝”的失去，若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我当时愤慨极了！更决意非把这部书早日印出不可。
故我的序里有“徒留此化身数百，流览仅资，此予所深有感于秦无人也”之语。但我费了许多力量，还只能东摒西凑的零星购到些应用的纸张。当时，只计划着印一册，大约有六十多幅。因为不能一口气把纸张备足，眼看他的价格飞黄腾达的望上窜。总想装订得相当考究，又决定用锦缎做面子。而锦缎的价格也在一天天的飞跃不已，而无法先行购置。我把心一横，竟将在沦陷时期也舍不售去的善本曲子，一古脑儿售去了三十多种，作为购纸之用。
而杯水车薪，这一部分的钱不到几时便也用光了。所印的还不到二十多幅。
接下去，便不能不靠几位在银行里的朋友们的借贷了。越借越多，几有不能还之势。而葱玉自定的目录，却又加多了不少，竟超过了六十多幅的预算一倍以上。到了今年八月左右，实在已走到了山穷水尽，罗掘皆空之境。我忽然的动了一念：何不以大众的力量完成此书呢？于是便登大公报发售预约。
结果很不坏，到底是依赖了大众的力量终于完成了她。今天，写到这里的时候，恰好是第一部书装成，放在书桌上，占了整个桌面，书幅的阔大，纸张的漂亮，锦缎面的辉煌，确是相当的富丽堂皇。恐怕要算是近几十年来最为考究的一部出版物了。——虽然缺点也很不少。我摩挲着她、万感交集，酸辛难忍，这里面有我的血，我的汗，我的泪！最不可挽救的是已售去的那三十几部明板的善本曲子。“佳人已归沙吒利”，哪里还会有归来之一日？居然和葱玉的所藏，落到同一的运命！何此书之多陋也！所不同的是，他的画流落国外，我的书究竟还是楚弓楚得耳。以售书来出书，可谓为卖珠买椟，痴绝！愚极！一想起，便心神如醉，悔愧交并！然而，这部书终于是出版了，总算是成功了一件工作，而这工作恐怕很少有人肯做的。而在经济上的调度，与周转中，我竟也第一次尝到了商人世界的甜酸苦辣的味儿。不过，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而肯做事，想做事的人，遇到的助力一定会比阻力多。如果没有毅力定力，一遇到阻力，便幡然变计，或灰心失意的掉头走回去，那当然永远不会见出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的援助的可爱与其兴奋，鼓励工作者的力量的。但如果，坚定的扫除了一重两重的阻碍之后，你便会觉得意外的助力会不期然而然的来的。这将更增加了你的勇气，你的高兴，而且影响到你的工作能力，你将更努力的向前走去。你会觉得：人世间毕竟是温暖可爱的；并不如你所想象的那么冷酷无情。世界上有的是同情与援助——只要你是走上正当的工作的大道和正义的大道。就我自己而言，假如在遇到了一次两次三次的阻力之后，永远还是那么样的孤军独斗，凄凉苍惶的在无垠的旷野独自走着的话，我也许会灰心失意的自认失败了的。但我觉得，只要做，刻苦的做，光明磊落的做，便决不会失败的。一定会有办法的，一定会成功的。
路是人走出来的！我咬紧了牙关，总有好多次，让酸楚的苦泪往肚子里咽下去，而坚决的做下去。于是，助力来了。我这时摩挲着这部相当巨大的书，我不能不感激屡次给我以经济上的后援的朋友们，而这些朋友们，他们自己的本身也并不是怎么有很大的资力的。其次，还得归功于读者诸君；他们相信我，相信我的工作，且也相信这部书的内容，一张纸也没有见到，一幅样张也没有拿到，便肯早早的花了不很少数的钱来预定这部书；有几位，我知道，他们是很费了点决心和牺牲才能够来预定的；这给我的鼓励实在太大了！
这助力是远远的超出于经济的帮忙之上的！差不多每天都有，三两位或至少一位来预定这部书。我从心底里感激他们！这部书可以说是以读者诸君的力量来完成了的。所抱歉的是，我不能更廉价的让他们有这部书，虽然我已尽我力之所能。现在，这部书快要都到了读者诸位的手里了。为了力量所限，不能够多印个几百部；已经有好几十位没有机会能够得到她了。——在这里面是有好些极需要她的。敬向他们致歉！再其次，应该向葱玉先生和好几位收藏家们致深挚的谢意！他们毫不吝惜的把他们的所藏借给我复印，在这部书里至少有二十多幅是他们的所藏。这种重要的助力也是我所不能忘记的。
还有，许多位书友们，还有鹤龄先生和圣保先生，他们都给我以很大的帮助和鼓励；没有他们的助力，这部书也不会出得成功的。
但当我在摩挲着，仔细的逐幅的翻阅着时，自己总觉得其中有不少的缺点。第一，有好几张画，显得有些不清晰，特别是张萱、周蚄、刘元、钱选的几幅剧迹。我非常的不安，且不高兴！固然，原底子也许太晦暗了，不容易照得好，但在今日摄影术的进步的技术上，是可以把本来隐晦的地方照得清晰的。然而，因为这几幅原画，都已出国去了，没法子再追回补拍；只好这样的利用着五六年前的旧照片了。将来，也许有珠还的一天，当再作补救之计。否则，落在他人手里，他们利用现代的技术，复印得发眉毕现，神采奕奕，岂不是“贻国之羞”么？第二，有几幅画，画面上显得有些毛病；明晰是明晰，但不是完美无疵的。像张彦辅的“棘竹幽禽图”，上面便有损坏的地方。原画并非如此；这是因为照片搁放得太久了，发了霉之故。但原画也不能再得到，便也只好这样的印出了。第三，有几幅画，原来可以复印得更好些，但因为急于要归还给原主，不能从从容容的多拍几次，便也见得有些缺点。好在大部分都还不坏。为了要急于出书，为了要求备，故便不能十分的求全、求美了。这是浮泛在我心头的一片阴云，迟或早，一遇到机会，一定要设法补救的。
同时，我还出了“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之一”的“西域画”上辑一部。
那部书成本还不甚重，故不怎么觉得吃力。但我的计划是：这样的“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总要有二十多辑，将来恐怕也是一个很繁重的一个工作和很沉重的一付负担。
为了好事，吃尽了说不出的苦。留着一身的创伤，自己舔着，昂起了头，又走向前去。
我们这个国家，实在太寂寞了，太没有肯做不求“近功”的事业的人了。
几个大出版家，都在炒冷饭，把过去已经出版过的东西，编编过，加上百分之六七的新材料，便算是新书了。但这还是上等的正当的规矩人。等而下之，领到了若干“配给纸”，干脆的不出书。白纸印上了黑字，又费工，又卖不起钱，所谓聪明的人，才不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傻事呢！他们囤积着白纸，比之印书，着实有利益得多了。我很佩服上海的仅有的几家还在出书的出版家们。他们是有着那么一股傻劲，一心为文化而工作着的精神！但也已谈不到什么有系统的大规模的工作了。谁在无垠的沙漠地上涌现出一片绿洲来呢？深入到什么程度呢？为何不求“普及”，为大众人民而服务呢？我的工作也许还不是“普及”的工作。但这只是一个开端。
我相信，由我这一开端，不久的将来，所谓印行珂罗版画册的风气，一定又会盛极一时的。但我希望印行的人，不要把“利益”放在前头，仍要本着“服务”的精神，为文化而工作。印刷得要精要美，装订得考究，选纸得十分小心，不要用坏纸恶墨印。更重要的是，选材要精。不要把赝品伪画胡乱的印出来。不仅糟蹋了纸张，而且也要贻误、迷惑读者们不浅！这也许半系于选择的能力不够，但有时，也许有意为此，以增进其收藏的价值。这便要谈到艺术的良心的问题了。其次，编次要得法，不能乱糟糟的抓住一块木头便当是救生船。要先有计划，先有打算，不能再像故宫周刊、月刊、书画集那么无规序的乱印。同时，一薄本、一薄本的十张、二十张的出一册，也不是办法。（像“有正”、“神州”、“商务”那样。）总要使读者们有一个容易欣赏的机会，而且给他们比较有系统的观念。我们也许老有那么坏的毛病，除了懒之外，老是没有组织，没有计划。难道我们便真的没有组织的能力么？也许那病根还是一字“懒”字，随便抓住什么就算数，不肯费一点工夫去计划。
但无论如何，只要不是存心欺人，只要是诚恳忠实的工作着，总要比一张白纸似的文化界好些。
我盼望着有人能够继起，替沙漠似的出版界多植些绿树红花出来。
我的工作还没有完结——也许永不会做得完——虽然遍体是创痕，但我总是不气馁的向前走去。
以上是一口气写下来的一篇跋；写的时候，愤慨极多，也许未免有些杂乱吧。这篇跋并没有放在唐宋以来名画集的后面，一来是因为来不及加入，再则，似乎也不必加入。从开始编印那部书后，到了摩挲着装成的第一部书时，已经有八九个月了，走的是多末艰苦的路！这里所写的还只是可以说得出来的经过。其实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也不必再多说什么了。
（原载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人世间》第二卷第二、三期合刊）
宋人画册序言
中国画史，起源甚古。约距今五千多年前，即有新石器时代的艺人们，传其画迹于彩色陶器上面，这些彩色陶器传播的区域甚广。艺人们以黑色线纹绘于赭红色的陶罐、陶盘上面，其条纹大都为几何图案，繁赜丰富，极人类想象力之所能至。亦有人物图型的，像陕西省西安市东郊半坡村出土的那个时代的彩陶，其上即有绘作人面形的，鱼类的相逐的，麋鹿的奔跳的。这些当是中国最早的绘画。古史相传，舜时（约公元前二千二百年）已有绘画。
最早的实物遗留到今天的，则有长沙楚墓出土的一幅缯书，上面有各种神话人物；和一幅帛画，上绘一个细腰女子与一龙一凤。这些公元前三百年左右的画在绢上的图画，不仅在时间上是同类型的最古老的作品，而且在创作上也有很高超的成就。到了两汉时代（公元前二○六——公元后二二○），绘画的实际应用就更加广泛了。它主要地成为壁画，发展了很高的艺术与技巧。
今天我们在辽阳汉墓和望都汉墓所发现的壁画上，都可以见到这个时代的壁画的成就。它也被用在屏风上，作为饰图。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四）云：“曹不兴，吴兴人也。孙权（公元二二二——二五二）使画屏风，误落笔点素，因此成蝇状。权疑其真，以手弹之。”但在绢卷上的绘画，在这些时候也并不寂寞。唐裴孝源撰的贞观公私画史（公元六三九年作）所列魏晋以来前贤遗迹所存，就有二百九十八卷和屋壁四十七所。那二百九十八卷的画卷，所包括的题材十分繁赜、丰富，从名人的肖像画，历史的和传说的故事画（像“新丰放鸡犬图”、“卞庄刺二虎图”），表现古代文学名著的绘图（像“毛诗北风图”、“毛诗黍离图”），名山巨川和城市图（像“黄河流势图”、“两京图”），外国人物图（像“康居人马图”、“胡人献兽图”）以及描写田家社会，帝王巡狩，文士诗会和禽鸟、兽畜、楼台界画的图画。那时，也已有了山水画，但不是重要的主题，大都只是作为人物画的背景而已，故有“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话。每卷的全幅有长到三丈的。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等，最为有名，但都是后代摹本，其真迹已不可得见。至其壁画，则以存在于敦煌千佛洞者为最重要。唐代（公元六一八——九○七）的绘画，现在尚有存在的，像韩斡的马，周昉的“簪花仕女图”等，还有大量的出现于敦煌千佛洞的绢本和纸本的佛画等（至于传世的吴道子、王维的画则不可靠，只是后人的传摹或附会为他们之所作而已）。新疆各地和敦煌千佛洞的许多唐代壁画，则是显赫异常，为这个时代的绘画的重要遗留物。五代（公元九○七——九六○）是一个乱杂的时代，且为时不过五十多年，但在绘画方面，却有了很好的成就，特别在江南、西蜀（四川）和中原三个地区，曾产生了不少最好的画家，像江南的徐熙、赵斡、王齐翰、周文矩、卫贤、顾闳中、董源，西蜀的贯休、黄筌、黄居宝、黄居寀，中原的荆浩、关仝、李成诸人。宋太祖赵匡胤（公元九六○——九七五）统一了中国，江南、西蜀和中原的那些有名的画家们，都集中到汴京（开封）来，为这个新的朝廷写作。所以北宋初期的画坛的光芒四射，主要地是因为拥有这末一大批优秀的来自各方的画家们。他们的影响，在宋代和宋以后各时代，都是很巨大的。
宋代（公元九六○——一二七九）的绘画存留于世的比较多。他们能够使我们看出中国绘画的最优秀的传统来。宋代画家们所绘写的题材是多方面的，差不多是无所不包，从大自然的瑰丽的景色到细小的野草闲花，蜻蜒、甲虫，无不被捉入画幅，而运以精心，出以妙笔，遂蔚然成为大观。对于都市生活和农家社会的描写，人物的肖像，以及讽刺的哲理的作品，尤能杰出于画史，给予千百年后的人以模范和启发。所以论述中国绘画史的，必当以宋这个光荣的时代为中心。我们的画家们，在这个时代，达到了最好的而且最高的成就，正像辟里克里士时代的希腊雕刻，米凯朗琪罗时代的欧洲雕刻与绘画似的。在这个艺术繁华、百花似锦的三百二十年里，不止一次地产生了新的作风，那些新的作风，都曾给予后人以很大的影响，有的影响到今天还存在着。
宋代的绘画，可以分为好几个时期来讲。第一个时期是北宋前期（公元九六○——一一○○），在那个时期里，先是江南、西蜀和中原各地遗留下来的画家们在活跃着，山水画家的关仝、李成、董源，花鸟画家的徐熙、黄筌的二派，人物画的王齐翰、周文矩等，都是当时画坛的主宰。当他们逐渐地老逝后，新起的画家们更多的在长成着。山水画有范宽、巨然、燕文贵、高克明、郭熙、许道宁等，花鸟画有赵昌、崔白等，其他画家有易元吉、武洞清、刘宗古等。在宣和画谱里，对于他们有很详尽的记载，也有很高的评价。他们逐渐地摆脱了唐、五代的作风，而创立了自己的新的风格。山水画是这时期的主流。北方的画家们写的是关中和北方的山水，浩莽阔大。南方的董源、巨然辈，则以渺茫绵远之致胜之，所谓潇湘的烟雨之景，充溢着润湿和朦胧的，成为新的创作的特点。花鸟画则徐熙、黄筌二家，各有其特色，都工益求工，以观察动植的动态生意为主，一丝不苟地把它们的最惹人喜爱的特点表现出来。
第二个时期是赵佶（宋徽宗）时代（公元一一○一——一一二五），这是宋代绘画史的黄金时期。赵佶是一个失败的皇帝，在一一二七年四月，偕同他的儿子（钦宗）被北方的金人俘虏而去。但他却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家。
且不讲他在医药学、考古学上的成就，只讲他在绘画上的推动创作的力量，就足够说明他的功绩。他不仅是一个很优秀的美术欣赏家、批评家，而且他自己也是一位很高明的画家。邓椿画继云：“即位未几，因公宰奉清闲之宴，顾谓之曰：朕万几余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故秘府之藏，充牣填溢，百倍先朝。又取古今名人所画，上自曹弗兴，下至黄居寀，集为一百秩，列十四门，总一千五百件，名之曰：宣和睿览集。盖前世图籍未有如是之盛者也。
始建五岳观，大集天下名手。应诏者数百人，咸使图之，多不称旨。自此之后，益兴画学，教育众工，如进士科，下题取士。复立博士，考其艺能。所试之题，如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自第二人以下，多系空舟岸侧，或拳鹭于舷间，或栖鸦于篷背。独魁（即第一人）则不然，画一舟人卧于舟尾，横一孤笛，其意以谓，非无舟人，止无行人耳，且以见舟子之甚闲也。又如乱山藏古寺，魁则画荒山满幅，上出幡竿，以见藏意。余人乃露塔尖或鸱吻，往往有见殿堂者，则无复藏意矣。”俞成萤雪丛说云：“又试踏花归去马蹄香，不可得而形容，无以见得亲切。一名画者，克尽其妙，但扫数蝴蝶飞逐马后而已，便表马蹄香出也。”这个画院，成就了不少人才。在那里，他们可以见到许多古代的名画真迹。画继云：“乱离后，有画院旧史流落于蜀者二三人，尝谓臣言：某在院时，每旬日蒙恩出御府图轴两匣，命中贵押送院，以示学人。仍责军令状，以防遗坠渍污。故一时作者，咸竭尽精力，以副上意。”他的体察物态是极为深刻的。画继又曾记载二事。其一：“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结实，喜动天颜。偶孔雀在其下，亟召画院众史，令图之，各极其思，华彩烂然。但孔雀欲升藤墩，先举右脚。上曰：未也。众史愕然莫测。后数日，再呼问之，不知何对。则降旨曰：孔雀升高，必先举左。众史骇伏。”
又一件事是：“徽宗建龙德宫成，命待诏图宫中屏壁，皆极一时之选。上来幸，一无所称，独顾壶中殿前柱廊拱眼斜枝月季花，问画者为谁。实少年新进。上喜赐绯，褒锡甚宠。皆莫测其故。近侍尝请于上。上曰：月季鲜有能画者，盖四时朝暮，花蕊叶皆不同。此春时日中者，无毫发差，故厚赏之。”
有了这样一位艺术的东道主和保护者，当时的画院自然是会极一时之盛的了。在这个画院里，著名者有马贲、黄宗道、刘宗古、李唐、苏汉臣、朱锐、阎仲、李安忠、张择端诸人。大画家李公麟、王诜、赵令穰和米芾，虽亦时为皇家作画，却不是皇家画院所能牢宠得了的。王希孟在其中是一位少年新进，但他所遗留下来的一卷“千里江山图卷”，却是惊心动魄的一卷弘伟罕比的山水画。就此可见当时画院中人的造诣之高。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乃是古今来绝妙的一幅风俗画，有胜于全部的东京梦华录。李唐的“晋文公复国图”和“伯夷叔齐采薇图”，寓意既深刻，艺术亦高超，他若苏汉臣、刘宗古、朱锐、阎仲、李安忠诸人，亦下起南宋的派系。他们随着金人的南下，而从汴京逃亡到临安来。赵佶他自己的所作，传世者尚有不少。像“枇杷山鸟图”的一个小幅，就足以看见他的很高的成就来。
第三期是南宋前期（公元一一二七——一一九四），遗老既多存，新人复猛进。作风虽未大变，而情绪大见沈郁，益复深邃精雅；既未失前修的典型，更精进于乱离的摩练。南渡（公元一一二七）之初，于上面几位南来的画家们之外，尚有米友仁、萧照、吴炳、马和之、赵伯驹、赵伯骕、马兴祖、贾师古及兴祖子公显、世荣等。赵构（宋高宗）也是一位艺术爱好者，他收拾名画于劫火之余，所得颇多。对于画院中人，亦甚加礼遇。像马和之及其他画院待诏的所作，他往往为之题诗或题字。李唐的“长夏江寺图”，他就题道：“李唐可比唐李思训。”赵眘（孝宗）、赵惇（光宗）继之，也都是很好的艺术家的保护者，故其画院亦一时称盛。毛益、林椿、阎次平、阎次于、刘松年、李嵩、张茂诸人，纷纷并起，各有所树立。
第四期是南宋后期（公元一一九五——一二七九），偏安已久，湖山醉人，乃复沈酣于碧水丹林，轻歌妙舞之中。时有马远、夏珪二人，出而领袖群伦。马远于山水、人物、花卉均工，尤善于体状大自然的景色。多写湖山一角，故人称之为“马一角”。实则，其精意是贯注于整个画面的。夏珪则善以秃笔水墨写长江大川，波涛汹涌，意境绵渺。他们开创了独特的一个画派，后人称为“马、夏派”，影响极大。同时有梁楷的，也以其减笔画法，称雄于时，并以其特有的风格，起了很大的并且长期的影响。他的讽喻式的禅宗派的画风，在南宋末期的和元代的以及海外的日本的画坛上，均有了众多的跟从者。马远子马麟和李迪、李嵩、鲁宗贵、陈宗训、陈清波、陈可久、朱绍宗诸人，均在这个时期写着许多不朽的作品。他们也都是各有其专门的，像李迪善画动物，陈可久善画鱼，陈宗训善画婴儿之类。虽是一草一花，一鸟一鱼，一只小小的鸡雏，一角的小巧玲珑的园林，一湾流水，数丛秋草，一瓶杂色的花卉，不管其题材如何的鄙小，如何的习见不奇，却都运以精心，出以工巧，决不肯有丝毫的轻忽，有一点一划的败笔。这些，就是南宋画的特长之处，也就是所有的宋代画的特长之处。两宋的画家们是有深入地体察物态，精刻地研究动植和人物的特点的好传统的。因为这样，所以他们才能工致而生动地描状人情物态，成为中国绘画史的一个伟大的时代。
以上四个时期，总括起来，也可以合并为两个时期。北宋早期之作，其珍罕等于唐、五代画，而徽宗一代，则可称为承上启下；南宋的高、孝、光三代，则尚继宣和的故光余韵。这可以说是第一期。从马远、夏珪、梁楷三大匠出来之后，则宋代画风大为丕变。他们是一代大师，也是开山之祖；他们独树一帜于当时，也给予巨大的影响于后代。历史上没有几个画家像他们那样地代有传人的。这乃是第二期。这一部宋人画册，就依这个前后期，分为上下二卷，上卷起北宋到高、孝、光三朝，下卷起宁宗到宋末。
这一部宋人画册，所收两宋画人的作品，凡一百幅。诸大家之所作，虽未必毕集于斯，而各派的画风，则大都可以有其代表的作品在这里了。这里所有的，全是小景的画幅，其尺幅大小，全同原画，故不再在“叙录”里一一注出原画的尺寸来。像这样的方型或圆型的小幅绢画，当初是作为何用的呢？可以说，全都是当时的实际应用的画幅。方型的画幅，乃是一扇屏风上的饰图。一具屏风可能有十二幅或十六幅乃至更多的像这样的方型画。同样的屏风也可以嵌着十多幅的圆型画。但圆型画更经常地是用作纨扇的面子的饰图的。古人所谓“轻罗小扇扑流萤”，指的就是这种纨扇。当然，这一类的小画，是比较容易地大量地被保存下来的。
这些宋人小画，虽然画幅不大，但当时的画家们却仍然用了很大的功力来制作。他们绝对地不肯出之以轻心率意。像制作大画卷或轴相同，是使用了整个心灵，整副手眼，整套技巧的。虽说是小景，却俨然是全境，宛然是大气魄，所谓“麻雀虽小，肝胆俱全”者是。恰像一篇近代的短篇小说，恰像一位绝代佳人，增之一分则太长，削之一分则太短。恰到好处，无可移置。
在戋戋的画面里，有的是缥渺频莽之势。小中见大，虽寸幅而有寻丈之景。
像杨威的“耕获图”，全图人物七十多人，从在稻田里割稻，到车水，到打谷，到舂米，到入仓，到积草堆，地主们悠闲地在督工，农民们则忙忙碌碌地在干活。这边刚收获，那边已经用牛来犁翻田土，放水入田，预备下一次的插秧了。又像陈居中的“柳塘牧马图”，人马虽细小若豆，而姿态极为生动；马匹的奔逐者，回顾者，在水中浮拍甚乐者，无不神情毕肖，连它们在水里游动，在水里转颈，使池塘的水生出怎么样的涟漪的波纹来的景色，也不曾为我们的画家所放过。又像张训礼的“春山渔艇图”，硬是嫩绿的春山，绯红的桃林，有无穷深远的绝妙的江南山村之景色，多水，多润泽之意，水上有一只小舟，舟上一人，正在“捉河泥”；用作春耕的肥料（并非捕鱼，题作“渔艇”，是错的）。临水有草屋数间，有一人在望着湖上。又像马远的“梅石溪凫图”，在水的一涯，山的一角，梅树正在作花，似临水自怜其影，水面上涟漪动荡，有十多只野凫在追逐游戏，宛转相亲，情态可喜。一二凫因赶不上群，正张拍双翼，努力趁逐而前。那些情景是多末可爱、可喜。
正如宋代的整个绘坛的情况正似，画家们在这些小画上，也把所有的题材都捕捉到画面上来；从神话的故事，社会的生活，人物的动态，到折枝的花卉，栖林的小鸟，乃至待饲的鸡雏，张网的蜘蛛，无不逼真地描状出来。
以多种多样的手法，来体现多种多样的自然界的动静和人类社会的活动。像这样地尝试着以精湛的绘画艺术，绘写所有的画家们自己所熟悉的，所仔细观察到的广泛的题材，在任何时期是没有比这个光辉的宋代更为突出地，而且出色地成了功的。
我们在这个宋人画册里，所收的只不过是一百幅，这一百幅的题材，却可以包括了宋代绘画所有的各部门。除了人物肖像较少外，其余山水、花鸟、兽畜、草虫以及社会风俗画等，都有其很好的代表作在内。这样的一百幅宋人小画，虽不足以尽宋代绘画的全貌，但尝鼎一脔，窥豹一斑，也已可以看出光芒万丈的宋代绘画的发展的大略了。
什么时候才把这种类型的小画合装成一册或数册的呢？说来话长。可能很早的时候就有收集屏风画幅或纨扇画面的风气了。但有文献可征的，当始于赵佶所装的集册。画继卷一：“政和初，尝写仙禽之型凡二十，题曰筠庄纵鹤图。或戏上林，或饮太液。翔凤跃龙之形，警露舞风之态。引吭唳天以极其思，刷羽清泉以致其洁、并立而不争，独行而不倚，闲暇之格，清回之姿，寓于缣素之上，各极其妙，而莫有同者焉。已而又制奇峰散绮图，意匠天成，工夺造化，妙处之趣，咫尺千里。其晴峦叠秀，则阆风群玉也；明霞纾彩，则天汉银潢也；飞观倚空，则仙人栖居也。至于祥光瑞气，浮动于缥渺空明之间，使览之者欲跨汗漫，登蓬瀛，飘飘焉，峣峣焉，若投六合而隘九州也。”后乃图写奇异的禽鸟、花卉，至累千册。今所见“祥龙石图”、“瑞鹤图”、“五色鹦鹉图”等，皆是这些册中的遗物。以其画幅较巨，故未收入这部宋人画册里。但可知集册之举，在赵佶这个时代已经流行了。天水冰山录（知不足斋丛书本）所载严嵩被籍没的古今名画手卷册页里，有宋贤神品一册、宋元墨妙二十一册、元人百鸟一册、宋元神品画二册、古今名笔十二册、真赏一册、宋夏马小横披图一册、马远小册一册、宣和花鸟一册、宋画一册等，当都是集册。其后经过董其昌的鉴定并编集古今名画，成为集册的，为数不少。汪氏珊瑚网、名画题跋（卷十九）所载，就有唐宋元宝绘一册、宋元名家画册一册、董氏集古画册一册、唐宋元人画册一册等。汪砢玉自己所集的，也有霞上宝玩（集唐宋元名迹）一册、韵斋真赏一册、六法英华一册、丹青三昧一册等。卞文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的“画”的部分，从卷三到卷五，载的都是“历代集册”，除载董、汪二家所集者外，尚有历代名画大观高册一册、历代名画大观大推篷册一册、历代宝绘推篷册一册、画苑大观册一册、历代名画高册一册、宋元名图册一册等。清代皇室所藏，见于石渠宝笈初编、续编、三编的为数尤多。今所知所见的，就有唐宋元名画荟珍册一册、唐宋名绘册一册、宋人集绘册一册、宋人纨扇册数册、四朝选藻册四册，以及历朝名绘册、宋元集绘册、宋元名绘册等。清代及近代私人所藏，亦多集宋元零页为册的，像庞元济虚斋名画录（卷十一）所载，就有唐宋元明名画大观一册、历代名笔集胜六册、明人名笔集胜二册。此种“集册”，常常真赝糅杂，分合不常，旦易于失群，最难稽考其来源。
这部宋人画册所收的宋人小画，其来源不一，唯取其真。有一册而只取其一二页的，有本来是零星地一页、二页地收集来的。除零星收集的少数册页，无法稽考其来源外，余皆注出其原来册名。大抵以取之清宫旧藏的四朝选藻册、宋人名流集藻册、烟云集绘册、宋人集绘册、纨扇画册、宋元宝绘册和庞氏旧藏的历代名笔集胜册（六册）者为最多。此未足以尽宋人小画，只是“集大成”的第一步耳。然已是历代“集册”里最浩瀚的一部了。
选画之功，以张珩，徐邦达二君为主；印刷之功，则始终由鹿文波君主持之。这部宋人画册的得以告成，是和他们几位以及许多从事于此的工作人员们的努力分不开的，例应书之。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二日郑振铎序于北京
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序
文艺报的编者想辟一个名为“伟大的艺术传统”的专栏，介绍中国历代重要的雕刻、建筑、绘画及其他艺术品，以图片为主，而辅以文字的说明，每期连续登载；要我组织若干专家来写。我仔细的考虑了一下，并和几位专家商谈过，觉得像这样的专栏，如由许多人执笔，必会流于散漫而无系统；且文体也不一律，谁写哪一类或哪一个题目也不容易分配妥贴。结果，决定由我一个人来执笔，而材料则由专家们共同供给。文艺报的编者同意了这个办法。从第四卷第一期的文艺报开始，每期便都有由我署名的伟大的艺术传统一篇。我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来担任这个艰巨的工作呢？一则，大家
都以为我掌握的资料比较多——那些资料都是我编辑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和
中国历史参考图谱时所搜集起来的——对于艺术传统的认识，比较的全面些；再则，有了许多专家的通力合作，对于各个专门的题目或问题，总不难下笔；三则，“伟大的艺术传统”是以“图”为主，以“文”为辅的，只是一种实事求是的介绍，并不是一部中国艺术史，自审力量还可以够得上写这种简要的说明文字。所以，便毅然的动笔写起来。
但写了几篇，连续的刊载了出来之后，困难发生了。原来是以“图”为主，以“文”为辅的，结果都成了以“文”为主，以“图”为辅了。我交给文艺报的稿子，每次都有很多的“图片”，文字虽是一篇篇的叙述，但对“图”
读“文”，“文”实在只是“图”的说明。文艺报因为印刷技术上的困难和篇幅的限制，每期刊载出来的“图片”，只不过占我交去的总数中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比较精细些的，复杂些的，或占篇幅较多的“图片”，便都无法印出来。这样一来，“伟大的艺术传统”便有些像中国艺术史略一类的东西了。我想：应该另编一套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与之相辅而行，才能解决这个困难。今年四月间，我到了上海，和刘哲民先生谈起这个计划。他极力赞成，并愿意负责出版这部图录，一切关于印刷技术方面的设计和事务，都可由他主持办理。我受到这个有力的鼓励，很是兴奋，便下了决心要编成这部图录。过几天，试印了几幅精细的宋画出来，觉得还可以满意。六月间，我回到北京，和文艺报编者谈到这个计划，他们也表示同意。于是这部图录便正式决定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经过了三个多月的筹划与试版，这部图录的第一辑在今天便开始和读者相见了。我很高兴见到这部图录的出版计划能够如期实现，更高兴的是：原来的以“图”为主，以“文”为辅的计划，也竟然因这部图录的出版而得以实现！读者们执“图”以证“文”，可以有“图”“文”相辅相助之乐了。
刘哲民先生在出版这部图录上，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从选纸、照相、制版，直到印刷、校对等等工作，都是他亲自负责处理的。有时，一幅图的印出，他不惮三番四次的试版，认为不满意时，往往制版数次。摄影者钱鹤龄先生，珂罗版的制版及印刷者戴圣保先生，彩色版制版者鹿文波先生，都倾其全部心力以从事于这个工作。如果这部图录有什么成就的话，首先应该归功于他们几位。拿起已出版的这一辑图录来翻看，一遍又一遍，觉得确可令人满意。较之我从前印出来的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和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在印刷方面不有了很大的进步的。这表示：新中国的出版工作者和印刷者是如何的忠诚而丝毫不苟的花心力于他们的工作和事业上。
这部图录的编辑由我负责，但并不是我独力所能负担得起的。从图片的选择到目录的写定，我不时的征求许多专家们的意见。他们供给我以许多资料，也提供了很多重要而宝贵的意见。特别在绘画部分，许多专家和收藏家给我的帮助尤多。王世襄先生供给我以他在美国所辛苦搜集到的近四五十年来流落在美国公私收藏中的许多重要古画的照片；徐邦达先生供给我以他十多年来所不断编写增订的现存万代名画目录；张伯驹先生毫无吝色的把他所宝藏的展子虔作的“游春图卷”借给我拍照；——我拍了好几次，第一、第二次拍彩色的，都失败了；后来，拍黑白的，还可以用——惠孝同先生借给我以他所藏的王诜作的“渔村小雪图卷”，李嵩作的“货郎图卷”；文物局供给我以新近收购的唐人作的“纨扇仕女图卷”；故宫博物院供给我以最近发现的卢楞伽作的“罗汉图卷”和宋徽宗作的“听琴图轴”、锦鸡芙蓉图轴”等；东北博物馆供给我以辽阳汉墓壁画摹本；敦煌文物研究所供给我以千佛洞魏代壁画摹本；我还借到某氏所藏的孙位作的“高逸图卷”。像这些汉、六朝、隋、唐和宋代的名绘巨制，都是第一次公开于世的。这部图录因此平添了许多新鲜的第一手的材料。我应该向上面的几位先生和几个机构表示最恳挚的谢意！还有，关于雕刻、陶瓷、刺绣等等部分，北京历史博物馆，南京博物院，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北文化部文物处，长沙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机构，也供给我许多宝贵的材料；在若干专书，像鸟居龙藏的辽代文化图，住友氏的泉屋清赏，梅原末治的洛阳金村古墓聚英，Hobson 的犹氏所藏陶磁图录，蒋玄佁的楚民族的艺术等书里，我也采用了一部分的材料，均应该在这里一并志谢！许多专家和朋友们，在种种方面给我以助力，使这部图录能够出版，我也应该向他们表示谢意。
这部图录在实际上是许多专家和许多机构的集体合作的业绩，我只是负编排之责而已。像这样的集体合作的业绩，是新中国学术界的新现象。我所以敢于有勇气担负这个艰巨的工作，就因为相信会有这种来自各方面的有力的合作。假如这部图录能够表现出伟大的艺术传统里的最光辉的成就的话，那光荣是应该属于许多通力合作以成这部书的许多专家们和许多机构的。
这不是一部完备的包罗万象的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许多比较习见，容易从别的书里得到的图片，这部书里都没有收入。有许多应该收入的重要艺术家的作品，像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王维的“伏生授经图”等，都将作为将来单行出版的伟大的艺术传统本书中的插图；在这部图录里都不再重复的将他们印出了。
敦煌千佛洞里的许多壁画和塑像，是保存着从北魏到元代的那十个世纪之间的最好的艺术传统的，我们将另编专书出版，这里只选取魏代的壁画一幅以为例，不再多取了。
有好些读者来信，希望这部图录所收的材料，不要和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及中国历史参考图谱里所收的材料重复。我相信他们读到了这部图录之后，将知道我是怎样的尽可能的收入重要的新的材料的。我可以说，其中绝大多数乃是第一手的新的材料。但有极少部分，像古代的铜器，要想绝对的避免重复是不可能的。在这部图录里，他们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读者们将会满意这些重行制版的图片的。
较之预定的篇幅，已经增加了不少。但仍有许多重要的新的材料，陆续不断的出现，而且有的已送到我这里来，像考古研究所所有的斗鸡台、罗卜卓尔、辉县出土的许多古器物、塑像、陶器，东北博物馆所藏的唐、宋、元、明各代的重要的绘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所藏的宋、元、明、清各代的重要的绘画和艺术品，中南，西南，西北各大行政区所搜集到的许多重要的古器物，还有许多私人所藏的名画和重器，编辑和收录，那就有待于今后的努力了。
在中国的伟大的艺术传统里，重要的作品，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新中国的艺术家们在从事于“推陈出新”的工作时，必须取精用宏。把伟大的艺术作品，尽多尽快的供给他们，并且大量的流通出来，是有其必要，有其意义的。在创作民族形式的艺术上，便有其重要的作用。这将不是一种“愿望”而是完全有实现的可能的。我愿在这方面做些编排的工作。我相信，许多专家，许多机构，出版家和印刷者，都一定会通力合作，乐于共同完成这个重要的工作。这部图录的出版，只是一个开始。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八日郑振铎序
西谛题跋（摘录）
芥子园画传三集
清王概等辑存二卷二册
清康熙芥子园刊本
余于劫中先后得彩印本程氏墨苑、十竹斋笺谱、画谱，今又收得此本，共是四种。二十余年间，求其一而不能得，不意于此二三载中，乃并获之，不可谓非奇缘也。收异书于兵荒马乱之世，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其责至重，却亦书生至乐之事也。彩印版画尚有风流绝畅图、殷氏笺谱、萝轩变古笺谱诸书，均流落扶桑，何时能获一睹欤？大地黑暗，圭月孤悬，蛰居斗室，一灯如豆。披卷吟赏，斗酒自劳，人间何世，斯处何地，均姑不闻问矣。幽芳居士书。案此跋作于抗日战争期间。
素园石谱
明林有麟撰四卷四册
明万历刊本
素园石谱明刊本，殊罕见，初印者尤少。此本予于十五六年前得之北平，仅存第三及第四卷。不意顷复于忠厚书庄得第一、二卷，恰成全书。且恰是不远复斋旧藏之一部，诚奇缘也。癸未冬十月十六日，纫秋居士书。
磨剑室藏革命文库目录
柳亚子藏阿英抄本
不分卷一册
若英兄手抄见惠，殊感之。余所藏书目，无一关于辛亥革命者，得此足弥一憾。民国三十年三月十七日，西谛。
宝礼堂宋元本书目
潘宗周藏一九四一年西谛抄本
一卷一册
潘氏宝礼堂书录四卷，收宋刊本一百有七部。经部自周礼郑注以下凡二十一部，史部自蜀本史记以下凡二十六部，子部自纂图互注荀子以下凡二十一部，集部自陆士龙集以下凡三十九部；末附元刊本战国策、南海志等六部。
已溢出百宋一廛毕生所得之数矣。书录出张菊生失生手，甫印就，潘明训君即下世，其嗣君乃封存之，故传世绝罕。余尝托菊生先生素取一部，竟不可得。数月后，李紫东乃以一本见贻。惟书录卷帙稍繁，披览不易。余乃手录其目为一册，俾时自省览焉。民国三十年十月二十九日，西谛。
玉茗堂异梦记批评
二卷四册明刊本
沈氏粹芬阁藏书于劫中散出，多经叶铭山手，予倾囊得其七八种，其中万历刊本皇明英烈传尤为白眉。此异梦记予亦思取之，以困于资力，略一踌躇已为平贾所攫，携之北去。六七年来。犹往来梦寐中，未能去怀。去冬，书友孙实君获盐城孙氏书数十种，予见其目，此书赫然在焉。予惊喜过望，力促实君邮来，不匝月，此书果至。予翻阅数过，如见敌人。而实君索值三万三千金，予时囊空如洗，无以应之，姑嘱其留下，意知其必非吾有矣。不一月，果于友人张叔平先生案头见之。叔平曰：予有即君有，且为君得之可也。予亦不欲夺叔平之所好，遂置之不问。顷过叔平书斋，复见此书，知已于今春如值购之矣。叔平见予深喜之，乃慨然曰：即以贻君如何？予大喜，遂挟之以归。报之以明刊本冯氏经济类编百册，然此为孤本，类编则不难得，固未能相提并论也。叔平慷慨好义，乐成人之美，生平所为多类此。此举虽细事，然予实深感之也。从此予之曲库中复多一奇书矣。亟欲印入影刊传奇第二集中，以广流传。惜入春以来，物力艰难，救死不遑，万无闲情及此，其将待之来春万物苏生时为之乎？民国三十四年五月十三日纫秋记。
墨缘小录
清潘曾莹撰二册清咸丰刊本
余于京肆得论画题画书，与乎画录、画记、画人传等二百余种，罗掘皆空，无可增益。乃更求之沪渎，郭石麒为予获数十种，皆为京肆所不能有者，此书其一也。殊感之。一九五二年十月五日，西谛。
扬州画苑录
清汪鋆撰四卷四册
清光绪十一年刊本
予初访此书，数月未得。郭石麒为予购得扬州丛刻一部，中收有此书。
数日后，通学斋复送此汪氏原刻本来，因复收之。此不难得之物也，乃亦有小小的经历，可见收书之不易。即不难得之物，亦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也。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七日，西谛。
长安客话
明蒋一葵撰八卷二册明万历天启间刊本
此书明刊本绝罕见，常州先哲遗书曾翻刻之。今遗书亦不可得。一九五六年春予南归，于旧居乱书堆里检得之，即携以北上。亦论述北京掌故之一助也。六月十七日，西谛。
过日集
清曾灿辑二十卷三十二册清康熙刊本
一九五六年春过上海，徐森玉先生告予云：君集明清人总集，适有过日集是禁书，惜已为文管会所得。予至文管会索阅此书，拟他日借阅之，盖不复作庋藏想。回京后，得景郑函云：沪上有过日集乙部，欲得之否？亟函购之。今晚从厂肆归，正苦无书，景郑乃邮此书至，灿灿有光，玄览堂中又多乙部佳本矣。六月十七日西谛记。时久雨初晴，凉暖匀恰，甚怡悦也。
此本虽夺牧斋序，然可补抄无伤也。文管会从修文堂得此书，价百金。
景郑为予从吴眉孙许得此本，价仅三十六金，甚感其作合之功。西谛。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七日。
秦汉瓦当文字
清程敦撰二卷续一卷一册
清乾隆五十二年横渠书院刊本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下午余至始皇陵，见陵前有农民在掘土，碎砖破瓦堆弃于旁。余于其中拾得大瓦残片三，合之可成半形。瓦纹奇诡，未之前见，的是秦皇陵寝所用之瓦当也。乃立意欲搜辑周、秦、汉三代瓦当为一书。于西安见到出土的瓦当不少。二十八日至洛阳，又见到不少新的东西。
纂录之兴益高。回京后，乃着手读有关瓦当文字一类的书。从程敦此作到吴隐、罗振玉所著，案头大体皆备之。敦书初用石印本。今晨大雨中，文渊阁乃为致此原刊本，殊是欣喜。书竟，闻窗外鸟声细碎，雨当止矣。六月三日，西谛。
韵石斋笔谈
清姜绍书撰二卷二册清顺治刊本
此书予曾收旧抄本一部，以校他本殊有胜处。今复于上海得此原刊本，殊自喜。二西的无声诗史余亦尝收得康熙李光暎写刻本，一扫石印本之讹脱。
书贵旧本，乃是实事求是之一端，非媚古泥古也。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七日，西谛。
卬须集
清吴翌凤辑八卷续集六卷又续集六卷
女士诗录一卷十二册
清嘉庆刊本
二十余年前曾收得枚庵怀旧、卬须二集，劫中已失之。去岁立愿收总集一类书，乃复于修绠堂架上得怀旧集。遍访卬须不得，久之，乃于邃雅斋书堆里获之。至是二集乃得合壁。今春赴沪，在旧居乱书里又检得怀旧一部。
回京后，偶过修绠堂，在其门后架上复见到卬须集一部，即此本也。漫复收之，俾得与沪寓的一部重得配齐。劫火取去我的怀旧、卬须，今乃倍得之，能无所感欤！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四日，西谛。
石田先生诗文抄
明沈周撰诗抄八卷文抄一卷
事略一卷清钱谦益辑
二册明崇祯刊本
此书写刊式样全同牧斋初学集，盖以同是瞿式耜所刻也。卷首夺去钱、瞿二序，已为补写订入。卷十是钱氏所辑石田先生事略，用力甚劬。论述石田生平者，此文当是重要文献也。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九日西谛记。时距得书于上海之日，已两月余矣。
石仓历代文选
明曹学佺辑二十卷十六册明崇祯刊本
石仓诗选余求之二十余年，尚未得其全。礼邸藏本已东去，是终天之憾。
此石仓文选尤为罕见，虽价昂却不能不收。书出宁波，疑是天一阁物。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西谛记。时雨声浙沥，秋怀无已。
此石仓国初文选二十卷，未见诸家藏目著录。来薰阁主人陈济川从鄞大西山房林集虚处得之，我一见即惊为秘笈，亟挟之而归。价百金殊昂，然不遑计及之矣。玄览堂所聚总集中此是白眉。卷十九程本立文多有关滇南史地，于研究边疆少数民族文献之人颇有用。西谛又记。十五日灯下，时方从琉璃厂归也。
笠泽游记
明王世贞等撰一卷一册明万历刊本
予去冬游洞庭东西山，甚得山水之趣。从龙头寺到包山寺十里之间，皆梅林也。如遇花时，一白如雪，芳馨触鼻，必大胜邓尉之梅。东山之滨更多荷田，荷叶田田绵延数十里，若遇盛夏，荷花大开、则其清芬远送，必更令人心醉。惜皆未得其时。读此笠泽游记五篇，似重温旧游一遍也。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五日，西谛记。
昆山杂咏
明俞允文辑二十八卷四册
明隆庆四年刊本
予数年来收得地方诗文总集不下三百余种，但以通行本为多，明镌者寥寥可屈指数。此昆山杂咏四本为明隆庆庚午刊本，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五日得于北京来薰阁，可称其中白眉矣。天阴欲雨，晓雾尤浓，展阅此书，顿觉阳光上眉梢矣。西谛。
合刻忠武靖节二编
明杨时伟编二十一卷六册
明万历四十七年刊本
杨时伟尝刻唐诗艳逸品，首附百美、百花二图，镌印甚精。此合刻忠武、靖节二编，亦其所辑，颇见其纂辑之功力。芟除伪语，独存本色，考证之精详，明末学人罕见其俦。前日见于修绠堂，遂收之。亦一明刻六朝人集善本也。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四日灯下，西谛。
天章汇录
清陈弘谋辑不分卷四册
清陈氏培远堂活字印本
见此书于来薰阁案上，陈济川云：是活字本，录清代御撰书题跋目录，甚罕见。顷方从效贤阁取来，予翻阅一过，即挟之以归。这是陈弘谋所排印的，中缝有培远堂三字，研究目录学的人殆皆未见此书。虽所录都为习见之作，而其体例则是一种创作也。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四日灯下西谛记。
昌谷集
唐李贺撰明曾益释
四卷四册清初刊本
李长吉诗想象奔放，奇语叠见。世人情思每苦枯涩，若读长吉诗便知天才诗人是如何的文思沛旺，像长江大河之不可竭尽。其遣辞用字，又是如何的破天心、揭地胆。凡宇宙间物无不可捉入诗里，而为之尽忠肆力。予非诗人而素喜长吉诗，今得曾益释本，纸墨精良，甚足怡悦，复增诵吟之趣矣。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日，西谛。
华阳集
宋张纲撰四十卷五册
明万历二十五年于文熙刊本
华阳集四十卷，宋张纲撰。四库简目标注只说有抄本，可见此明万历刻本殊为罕见。裴效先从江南购到的书不少，但佳者寥寥。予得魏默深事略一册，是其中白眉。顷复见此书，更胜彼薄帙单行的资料了。张纲为南宋初名臣，其中原始材料甚伙，开卷外制里即有牛皋转两官的一诏，殊是重要。今春予至杭州，登紫云洞访牛皋墓。细雨霏微，山容凄淡，徘徊墓前，仿佛犹见此民族英雄的抗战雄姿也。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西谛。
续补寰宇访碑录
二十五卷寰宇访碑录校勘记十一卷
补寰宇访碑录校勘记二卷再续寰宇
访碑录校勘记一卷刘声木撰
一九二九年刘氏铅印直介堂丛刻本十册
顷欲集诸家碑录为一书，遍访刘氏此书未获。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傍晚过隆福寺文奎堂，乃于其架上见之。遂购得，挟之以归。像这样的实用书，得之也颇费周折，可见集书之不易也。西谛。
古柏堂十四种曲
清唐英撰十六卷九册清嘉庆刊本
天寒欲雪，情怀落漠。偶检架上古柏堂传奇，见只有十四种，阙第十五种。忆昨晚在隆福寺大雅堂，睹其从山东购来书中有镫月闲情第十五种双钉案一册。因即驱车至大雅堂，携此册归，恰好配成全书，大是高兴。一书之全其难如此，岂坐享其成之辈所能了然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灯下，西谛。此书实只十四种曲，尚缺转天心一种。
诗慰
清陈允衡编存十五种十八卷四册
清初澄怀阁刊本
余先得陈允衡国雅，但历访南北各肆求诗慰却不可得，即董某复刻本亦未有。顷乃于上海来薰阁得原刻诗慰四册，虽残阙不全，亦欣然收之。曾至北京图书馆抄得诗慰全目，计初集二十家。此本存者凡十四家，二集十家、续集八家，则此本均无有。北京图书馆藏本所缺高淳邢孟贞石臼后集一卷，此本却有之。海内有此书者，恐无第三家也。此书入全毁总目，故流传甚少。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日西谛记。时大雪方霁，■望皆白，是今岁丰稔之兆也。
全金诗增补中州集
金元好问辑清郭元釪补七十二卷首二卷二十四册
清康熙五十年武英殿刊本
全金诗不难得，但余却求之数载未获。去岁曾于上海修文堂架上见之，嘱其留下，却不知已于何时售去。一月前，复于北京修绠堂见到一部，即此本也。却亦几费周折，始得入藏。呜呼！凡一从事专门学问之学者，辛勤访肆数十载，乃得成一比较完善之专门书库，其点点滴滴皆心上血也，能不珍视之欤！西谛。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山晓阁明文选
清孙琮辑八卷续集八卷十册
清康熙刊本
山晓阁明文选八卷，续集八卷，清初孙琮评选。琮以古文正宗的眼光来选明文，尤推重钱谦益、归有光二家，与诸明人之选经济文或小品文者大殊其旨趣，敌入选之文亦多与众集不同。清乾隆时禁书目录曾将此书续集列入全毁，盖以其选牧斋文过多也。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大雪方霁，驱车至厂肆，在来薰阁见此书，因收得之，同时并获本草汇笺。西谛。
群雅集
清鲁超等辑四卷十二册
清康熙二十六年刊本
此是以古诗赋试士之集，已开学海之先河。集中作者后有抗清而死者，故此本传世甚少。去冬南下，在上海晤徐森玉先生，以此书及彩印本金鱼图谱见贻。余方广收各代及地方总集，又正写古版画史略，得此二书为之狂喜，将何以报之乎？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六日灯下西谛记。时夜静无声，明月照积雪上，清光冷隽射骨。
文体明辩
明徐师曾撰存三卷一册
明游榕活字印本
宋元活字本书今不可得而见矣，今存的最古活字本都是明人所排印的。
唐人集以铜活字印者近百家。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均有明活字本。无锡安氏、华氏均用活字印书。活字蓝印本墨子最为显赫，却不知为何地所印。予收明、清二代活字书不少，明代所印的虽都为残本，却多半是不见著录者。此文体明辩亦是残书，乃明万历间闽建阳游榕制活版印行，雕板史上又多一重要人物矣。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九日过三友堂得之，彼方自山西收书归来。西谛。
玉楮诗稿
宋岳珂撰八卷二册明刊本
玉楮诗稿八卷，宋岳珂撰，明岳元声刻本。元声为珂十六世孙，此集系他从珂的稿本录刻的；故当是珂集的第一个刻本，也是唯一的一个刻本。诸藏书家著录的多半是抄本，殆都是出于此本也。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四日购于来薰阁。西谛记。
宋端明殿学士蔡忠惠公文集
宋蔡襄撰四十卷五册
明万历四十二年陈一元刊本
予月前得明刊本蔡君谟文抄二册，戋戋三数十纸，大不快我意。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四日乃旧历元宵佳节，从西郊苏联展览馆出，迂道琉璃厂，在来薰阁得此陈一元刻四十卷本蔡忠惠集，乃大慰。同时并获明刻澹然居士集等数种。时已圆月东升，暮色苍茫矣。西谛记。
汇选历代名贤词府全集
题鳙溪逸史辑九卷附中原音韵一卷抄本十册
汇选历代名贤词府全集九卷，后附中原音韵一卷，抄本不旧，然极罕见，故亟收之。编者为新都鳙溪逸史。有嘉靖丁巳一得山人跋。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三日得于北京来薰阁。西谛。
全宋词
唐圭璋辑三百卷附录二卷索引一卷二十册
一九三七年铅印本
是书初出时，意不欲购，以多可商处也。今发愿读词，乃以六百金得之来薰阁，较前不啻二十倍余。余藏词满一小室，无一书昂过于此者。予所藏明清精刊不下数百，独无宋元本，亦一憾事也。幽芳阁主。九月三日。
陇右金石录
张维辑十卷十一册
一九四三年甘肃文献征集委员会铅印本
在敦煌千佛洞见到此书，略一翻阅，觉得其中资料甚为有用。回到兰州，和杨馆长谈及。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四日上午方上火车，杨君携此书见贻。尽二日之力阅竟。论述秦川河西诸地胜迹者，固少此书不得也。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七时记于车中，西谛。
唐人选唐诗
六种六册明万历刊本
唐人选唐诗向来只见有汲古阁刻御览诗、箧中集、国秀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搜玉小集、极玄集、才调集八种。后获明仿宋刻本国秀集，乃知选刻唐人诸选，其风亦自南宋书棚创之。又得明刻本才调集，则知明刻亦非一二种。顷从北京中国书店得此本，所存凡箧中、国秀、河岳英灵、中兴间气、搜玉及极玄六种，系明万历间刻大字本，又出仿宋汲古诸本外。书囊无底，信然也。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六日上午，于开会后偕赵斐云、夏作铭二君同游书肆，获之，甚是高兴。时风日晴和，大似仲春佳晨。此书久杂庋乱书堆中，无人顾问，一旦脱颖而出，大足庆幸。西谛。
万首唐人绝句
宋洪迈辑一百一卷二十册明嘉靖刊本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是农历端午节，文渊阁萧君送万历本莆舆纪胜和啸阁刊本唐诗韵汇来，即购之。时晨曦满院，冷意犹在，匆匆翻阅，殊自怡悦。
十时许，驱车到中国书店，初欲取回李调元譔食谱，以王志鹏外出，未得其书。乃见有嘉靖本唐人万言绝句，大喜欲狂，即以半月粮购之。此书常见者为万历赵宦光刊本，然多所改易，与原本面目全非。此嘉靖本是从宋本翻雕者，最为罕见。近来影印本即借北京图书馆所藏此本付照。予方从事唐诗版刻考证，乃不能不收入之。同时并得天顺本雅音会编一部，虽残存仅半，亦取之。以其乃是用上平声十五韵、下平声十五韵选辑唐诗，正是唐诗韵汇之祖也。同日得之，甚巧合也。西谛。
蔡中郎集
汉蔡邕撰十一卷六册
明万历元年茅一相刊本
蔡中郎集以明华坚活字本为最罕见。今则收入四部丛刊中，家有其书矣。
次为徐子器本，又次为余汝成本。此书则为茅一相编刻本，斟酌诸本异同，颇为精善，惜世少知者。予从北京隆福寺修绠堂得之，与徐余二本并储诸玄览堂中。好书日少，即得此明刻，亦复自喜。西谛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七日记，即阴历丁酉年除夕也。
李翰林分类诗
唐李白撰明李齐芳辑
诗八卷赋一卷六册
明万历二年李齐芳刊本
李翰林分类诗八卷，赋一卷，明万历刻本，甚精善。诸家书目皆未见著录。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予得之北京带经堂，彼盖购于广州者。近来书市大盛，故京贾纷纷外出，颇有好书可见，惟书价则日昂耳。西谛。
类笺唐王右丞诗文集
唐王维撰明顾起经注诗集十卷文
集四卷八册明嘉靖三十五年顾氏奇字斋刊本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七日购于北京中国书店。在诸明刊本王右丞集中，当以此本为最备最善。西谛。
高常侍集
唐高适撰十卷二册明正德刊本
高适集有明活字板本，凡八卷，有诗无文。又有张逊业东壁图书府本，亦只有诗二卷。以后翻刻张本的诸明刊十二家诗，像许自昌、杨一统所刻的，也都是二卷本。四库收的是十卷的影宋抄本，于诗八卷外，第九、十两卷是文，最为完备，惜未有复刻本。曾在北京隆福寺修绠堂架上，见有明正德、嘉靖间复宋刻本一部，亦是十卷，有诗有文。一时匆促，未及购之。今天是夏历戊戌年元旦，偕赵万里君游厂甸，偶忆及此书，因亟往修绠堂取之归。
玄览堂所储唐人集，又多一善本矣。一九五七年夏，曾在藻玉堂取得一部明正德刻本王昌龄集，凡三卷。每半页十行，行十八字，与此本正同。闻正德时，曾刻王、高、孟、岑四集，惜予仅得王、高二集。颇疑此种十行十八字本盛唐人集，当不止是四家，且似不限于盛唐一代。朱警刻的唐百家诗集，亦是十行十八字。疑均出于南宋的书棚本。朱本有王昌龄、孟浩然二家，却无高、岑，不知何故。研讨唐诗刻本，是一大学问。非广搜异本，多集资料，不易有可靠的结论也。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八日灯下郑振铎记。
新镌女贞观重会玉簪记
明高濂撰二卷二册明刊本
当我第一次见到这部书的时候离开现在将近三十年了。那时，赵斐云将赴宁波访书，马隅卿恰好闲居在家乡，斐云约我同行，我少年好事，一诺无辞。海上飓风适大作，不能作海行，乃经杭州、绍兴，乘大汽车达宁波。我们住在隅卿老宅的东厢，昼夜豪谈。谋登天一阁不得，则访书于冯孟颛、朱酂卿、孙祥熊三家。孟颛、酂卿皆尽出所有，以资探讨。孙君独吝，迟迟乃出明蓝格抄本录鬼簿后附有续编者，及明白绵纸刻本女贞观重会玉簪记二书。二书出，他书皆黯然失色。我们相顾动容，细细翻阅数过，于玉簪记的插图，尤为欣赏不已，然终不得不捧书还之。独于录鬼簿则不忍一释手，以其中的戏剧资料均为第一手的，少纵即逝。乃向主人力请一假，约以次日归赵。孙氏慨允我们之请。我们心满意足，抱书而回。就在当夜，拆书为三，由我们三人分写之，这是值得通夜无眠地来抄写的。这部抄本后来由北京大学付之影印，人人均可得见之了。过了十多年，在一九四六年的冬天，杭贾赴鄞，购得录鬼簿及玉簪记，欲以归予。我久不购书，且方在穷乡，亦无力以得之。然如见老友，实在舍不得放开他们。不得已乃举债以得录鬼簿，却无能并获玉簪记了。后闻玉簪记已为徐伯郊所有，则不复更作收藏想。不意年初上海古籍书店函告云：有白绵纸本女贞观重会玉簪记欲得之否？颇疑即是前书，姑函索阅，书至，果即是孙氏物也。三十年梦魂相思，终得有之，能不谓为书缘有合乎？十多年前，鱼与熊掌势不可得兼，不意于十多年后，二书竟能璧合。此书索价至四百金，可谓昂甚，然不能不取之。聚书满家，独此二物萦系心头，似灿灿作光。不仅书是白眉，即遇合亦甚奇也。一九五八年四月十日郑振铎记。时小园中红梅正含苞欲放，丁香海棠均茁嫩叶，而郊外柳色已黄，春光徘徊，中人欲醉。
录鬼簿
元锺嗣成撰二卷二册
明抄本
十七八年前，赵斐云先生自北平南下访书。时马隅卿先生方归四明杜门读书，我辈偶发豪兴，欲至甬访之，借以登天一阁观未见书。海上台风适大作，未能成行。便先至杭州，转绍兴，至宁波。中途赶车，独雇大汽车一，飞驰而去。西湖、鉴湖之胜，皆不暇览之矣。至则与隅卿先生日夕欢谈，意兴豪甚。隅卿出札记数册相眎，皆有关小说戏曲之掌故与史料也。予与斐云大喜过望，竟抄数十则。又有明代版画刻工姓氏录一册，予睹之如获异宝。
隅卿云：此录创始于陈大镫氏，王孝慈得之，复加增补若干人。隅卿从孝慈处抄出，又就所知补入若干。予请于隅卿，穷半日之力，复传录之。就所忆及者，又补入若干。隅卿更就予所补者补入焉。此数日放诞高论，旁若无人，自以为乐甚。夜寓隅卿老宅东厢，屋顶作半穹形，大似明代版画中之图式，古趣盎然。予尝笑谓二君曰：是入王伯良校注西厢记之画中矣。隅卿日奔走谋一登天一阁，而终格于范氏族规，不得遂所愿。盖范氏尝相约，非曝书日即子孙亦不得登阁也。于是我辈乃谋访鄞地各藏书家，尽数日之力，于冯孟颛、朱酂卿、孙蜗庐诸氏所藏，皆得睹其精英焉。孟颛所藏姚梅伯稿本甚多，予抄得姚氏今乐府选全目，殊为得意。酂卿藏曲子亦不少。蜗庐于书深藏秘锢，而于我辈则尽出其佳品。女贞观重会玉簪记是白绵纸本，劫中曾出现于沪市，予无力收之，为徐君伯郊所得。而为余辈所最惊心动魄相视莫逆于心者，乃是明蓝格抄本录鬼簿一书，后附无名氏续录鬼簿一卷，为研究元明间文学史最重要之未发现史料。余辈丐求携归细阅一过，蜗庐慨然见允，他书遂亦无心相赏矣。立携书归，竭三人之力，于灯下一夕抄毕。后此抄本北大曾付之影印。又于大西山房见姚氏之今乐考证，亦矜为秘笈。后为隅卿所得，北大亦尝为之复印。此行所获良多，归装固不俭也。今者世事大变，隅卿墓木已拱，蜗庐亦已下世。隅卿所藏书尽散。蜗庐所藏，顷亦为杭贾挟之沪上求售。予见此明蓝格抄本录鬼簿，不能不动心，索六十万金，乃举债如其数得之。亟函告斐云，斐云云：将为一跋以记之。予乃述我辈访书经过，以眎斐云。呜呼！当时少年气盛，豪迈不可一世，今友朋之乐尽矣。谁复具好书之癖如我辈者，而斐云与予亦垂垂老矣。民国三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郑振铎。
董解元西厢记
明黄嘉惠刊本二卷二册
予初读西厢记诸宫调，乃用坊间排印本。再读则用西厢十则本。后得西厢六幻本，则未遑三读之矣。曾见朱墨本，又见海阳适适子本，今复得黄嘉惠本，共凡六本。闻更有屠隆评本，则未之见也。何时能合诸本细细校读一过欤？西谛。
偶过修绠堂，见明黄嘉惠本董西厢，虽夺去序、图，犹神彩动人，亟为收得。一九五八年四月十日西谛记。
京锲皇明通俗演义全像
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
三册存卷一至三
明刊本
这是一部未见著录的明代小说，以剿平倭寇为主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二月前，见之开通书社，亟取之归。付装后，始可翻阅。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六日西谛记。
尧山堂外纪
明蒋一葵撰一百卷十六册
明万历三十四年刊本
明蒋仲舒尧山堂外纪，予三十年前尝得一部，甚喜其有丰富的资料，对于研究文学史的人特别有用。但惜其不注明每事的出处，大损其可靠性与正确性。颇想花些时间将每事的来历写注出来，而不幸此书乃于劫中失去。今晨偕斐云至中国书店，见于案头，乃复收之。注释的工作还是可以做的。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西谛。
屈陶合刻
明毛晋编不分卷六册
明末毛氏绿君亭刊本
久欲得毛氏绿君亭本屈陶合刻，南北各肆皆无有，今乃于隆福寺见之，亟取之归。此本屈子收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七篇，皆原之作也。末附参疑、译韵、译字，颇有益于读者。陶集后则附参疑及杂附，亦可资参考。予所收毛氏所镌书已十得七八，不知何时方能集为大观也。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日西谛记于北京。
松陵集
唐陆龟蒙皮日休撰十卷五册
明末汲古阁刊本
松陵集予有明弘治本、明顾凝远诗瘦阁本，今复得此汲古阁本，则共有三本矣。鲁望、袭美为唐末有特创风格的诗人，此皮陆倡和集不仅卷帙之富为古今冠，即诗意亦妙极也。一九五八年六月四日西谛记。
明清藏书家尺牍
潘承厚辑不分卷四册一九四一年
潘氏影印本
顷过博山寓庐，承以此书贻予。博山收藏金石书画至伙，滂喜斋物皆在其所，宋刊本东观余论、补注蒙求其尤精者也。博山博见广闻，鉴别至精，尝以二百金得宋蜀刊大字本陈后山集于苏肆。所藏尺牍绝无赝品，藏书家外并将以画家及忠烈二集续行墨版。予嗜书而无力，明清诸大家批校本见之而未能收者多矣。阅此诸家手迹，为之慨然！纫秋居士识。
海岛逸志
清王大海撰六卷四册
清嘉庆十一年漳园刊本
甲申冬十二月二日，以四百金得于上海萃古斋。此书所述皆得之见闻，固非山海奇谈也。传本颇罕见，故收之。敬夫。
清晖阁批点玉茗堂还魂记
明汤显祖撰二卷四册
明末著坛刊本
昔李开先藏词曲甚富，自称词山曲海。黄荛圃亦多收词曲，自颜其所居曰学山海之居。予弱冠即好收书，历三十载，所得所见不下二三万种，就中亦以词曲为多。惜以家贫多累，每睹好书，未能尽收耳。尝得杨升庵夫妇散曲、夏桂洲词、陶情乐府、碧山乐府、沜东氏府、夏旸词诸书，均明刊本也。
劫中复得秦时雍秦词正讹半部，尤为得意。而明刊传奇所收亦多，西厢、还魂二种尤着意罗致异本。尝于南北各肆搜得明刊西厢各本凡十四五种，刘龙田本最为罕见，独以未有嘉靖以前刊本为憾耳。遂从雍熙乐府中辑得西厢全曲，后孙君楷弟以活字印出，世人乃稍睹西厢本来面目。至还魂一记，今人所知者都为冰丝馆删本，暖红室所刊亦是翻冰丝馆本。六十种曲收还魂二部，一是原本，一是改本，知者已罕，至明万历原本则见者益少矣。予有万历刊石林居士序本，白绵纸印，最为精好。插图出虬村诸黄手，尤流丽可爱。线条细如毛发，而人物神态活跃有声色，他本皆不及远甚。冰丝馆本插图即出于此本。继又获清晖阁批点玉茗堂还魂记一种，则为冰丝馆本批点所自出，予尤宝爱之。自罹劫以来，予旧藏书烬于兵火者半，出以易米者亦半，书库中物垂垂尽矣。独此二种及其他词曲诸本，犹守之未失。然浩劫未终，其能终保无恙乎？书竟，掷笔三叹！纫秋。
东郭记
明孙仁孺撰二卷四册
明崇祯刊本
东郭记二卷，六十种曲收入，无作者姓氏。又见一道光刊袖珍本，则已改易作者姓氏矣。此是明代原刊本，有白雪楼主人孙仁孺自序。仁孺又号峨眉子，未知其里居仕履，殆是蜀人或仕游于蜀者。当时蜀中演剧之风亦颇盛也。我国讽刺剧最是罕见。此戏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一隽永之人性讽刺剧也。
作者殆具一肚皮愤世妒俗之郁郁欤？予别藏一醉乡记，为崇祯间刊本，亦仁孺所作，则三百年来未见翻印本矣。纫秋居士书。
新镌古今大雅
北宫词纪南宫词纪
明陈所闻辑北宫词纪六卷南宫词纪六卷
十二册明万历三十二年三十三年
陈氏继志斋刊本
予于三十余年间，先后收得陈所闻选的南北宫词纪八部之多。初收的几部，但求其少烂板断板而已。后乃进而求其初印无缺字者，但终不免每卷均有缺页、并页之处。北宫词纪卷五及卷六的目录中，间有各附插图一页的。
得之，已为之惊喜不置。不意最后乃获初印的北宫词纪和南宫词纪各半部，北宫词纪卷首并有词人姓氏三页，插图四页，但其中仍有并页之处。数年之后，复得一初印的残本，恰好配成全书。其南宫词纪卷四的第四十九页、第五十页，各本皆缺者，复于别一本里凑齐之。于是，这部百衲衣似的南北宫词纪，乃终于成为一部完整无缺的本子了。像这样完整的南北宫词纪，恐怕是很少见的，可能是人间无上的本子也。不讲版本之学的人，其能想象得到，一书之求全求备，乃艰苦至此乎？这不是什么好奇、好事之举。研究元明文学者能舍散曲不谈么？谈散曲者能不备这部南北宫词纪么？作为科学研究的必备之书，其能没有最完整不缺的好本子作为研究的根据么？把这部书好不容易地拼凑成为完整不缺的一部，当不是什么没甚意义玩弄版本的事。今天中国书店把这部书装订好送来，整旧如新，乃可阅读。于灯下细细翻看，颇自喜慰，遂捉笔漫记如上。一九五八年九月三日深夜西谛记。
漫步书林
引言
在路上走着，远远地望见一座绿荫沉沉的森林，就是一个喜悦，就会不自禁地走入这座森林里，在那里漫步一会儿，仅仅是一会儿，不管是朝暾初升的时候也好，是老蝉乱鸣的中午也好，是树影、人影都被夕阳映照得长长地拖在地上的当儿也好，都会使我们有清新的感觉。那细碎的鸟声，那软毯子似的落叶，那树荫下的阴凉味儿，那在枝头上游戏够了，又穿过树叶儿斑斑点点的跳落在地上的太阳光，几乎无不像在呼唤着我们要在那里留连一会。就是地上的蚂蚁们的如何出猎，如何捕获巨大的俘虏物，如何把巨大的虫拖进小小的蚁穴等等的活动，如果要仔仔细细地玩赏或观察一下的话，也足够消磨你半小时乃至一小时的工夫。
从前的念书人把“目不窥园”当作美德，那就是说，一劲儿关在书房里念书，连后花园也不肯去散步一会的意思。如今的学生们不同了。除掉大雪天或下大雨的时候，他们在屋里是关不住的了。三三两两地都带了书本子或笔记本子到校园里、操场上、或者公园里去念。我看了他们，就不自禁有一股子的高兴。我自己在三四十年前就是这样地带了书本子或带了将要出版的书刊的校样到公园里工作的。
可是言归正传。以上所说的只是一个“引子”的“引子”。“书中自有黄金屋”是一句鼓励念书人的老话。当然，我们如今没有人还会想到念书的目的就是去住“黄金屋”。不，我们只明白念通了书，做了各式各样的专家，其目的乃是为人民服务。在念书的过程里，也就是说，在进行研究工作的过程里，在从事这种劳动的当儿，研究工作的本身就会令人感染到无限喜悦的。
——当然必须要经过摸索的流汗的辛苦阶段，即所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阶段。在书林里漫步一会儿，至少是不会比在绿荫沉沉的森林里漫步一会儿所得为少的。
书林里所能够吸引人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决不会比森林里少。只怕你不进去，一进去，准会被它迷住，走不开去。譬如你在书架上抽下一本水浒传来，从洪太尉进香念起，直念到王进受屈，私走延安府以至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你舍得放下这本书么？念红楼梦念得饭也吃不下去，念到深夜不睡的人是不少的。有一次有好些青年艺术工作者们抢着念海鸥，念勇敢，直念到第二天清晨三时，还不肯关灯。结果，只好带强迫地在午夜关上了电灯总门。有人说这些是小说书，天然地会吸引人入胜的。比较硬性的东西恐怕就不会这样了。其实不然。情况还是一般。譬如我常常喜欢读些种花种果的书。偶然得到了一部汝南圃史，又怎肯不急急把它念完呢。
从这部书里知道了王世懋有一部学圃杂疏，遍访未得。忽然有一天在一家古书铺里见到一部王奉常杂著，翻了一翻，其中就有学圃杂疏，而且是三卷的足本（宝颜堂秘笈本只有一卷），连忙挟之而归，在灯下就把他读毕，所得不少。有一个朋友喜欢逛旧书铺，一逛就是几个钟头，不管有用没用，临了总是抱了一大包旧书回去。有时买了有插图的西班牙文的吉呵德先生传，精致的德文本的席勒全集，尽管他看不大懂西班牙文或德文，但他把它们摆在书架上望望，也觉得有说不出的喜悦。有的专家们，收集了几屋子的旧书、旧杂志，未见得每本都念过，但只翻翻目录，也就胸中有数，得益非浅。有时“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东西，就在这一翻时“得来全不费工夫”。宋人的词有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样的境界在漫步书林时是经常地会遇到的。书林是一个最可逛，最应该逛的地方，景色无边，奇妙无穷。不问年轻年老的，不问是不是一个专家，只要他（或她）走进了这一座景色迷人的书林里去，只要他在那里漫步一会儿，准保他会不断地到那儿去的，而每一次的漫步也准保会或多或少地有收获的。
以上只是一个开场白。下面想把我自己在这座书林里漫步的时候的所见所得，择要地“据实道来”。只要大家不怕厌烦，我的话一时完不了。
王祯：农书
书林浩瀚如大海，“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呢？只能就自己所熟悉的谈谈吧。“民以食为天”。农业生产乃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首先介绍几部古代的有关农业的书籍是有意义的。中国夙称“以农立国”，但有关农业的书却不很多，远不如兵书之多，更不如医书的“汗牛充栋”。
“四库全书”所著录的自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以下凡十部，其附存目则自唐陆龟蒙耒耜经以下凡九部。其他书目里，著录的农书也很少。但如果把有关经济作物的书，有关花、果、药物的书，水利的书，和有关牛马等牧畜的书一同统计在内，则也可成一巨帙。记得二十多年前曾有中国农业书目一册印行，惜今已罕见。我之所以收集农书，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它们有木刻的插图。后来，连类而及，就连没有插图的农书也兼收并蓄之了。在有木刻插图的农书里，我最喜欢元代王祯撰的农书。这是一部篇幅相当大的书。我曾于某氏处见到一部明嘉靖九年（公元一五三○年）的山东刊本，凡六册，首有临清阎闳序。书中插图，浑朴有力，气象甚为阔大，是木刻画里的上乘之作。因着意欲收购一部。访之南北各肆，乃获残本一部，凡五册，仅阙农器图谱集之十六至二十。虽非全书，亦自满意。此书包罗甚广，凡分三部分。
首为农桑通诀，分六集。（通诀目录下注云：“古之文字皆用竹帛。逮后汉始纸为疏，乃成卷轴，以其可以舒卷也。至五代后汉〔按“汉”应作“唐”〕明宗长兴二年，诏九经版行于世，俱作集册。今宜改卷为集”。内聚珍本无目录，却改集为卷。）自农事起本，牛耕起本，蚕事起本，授时篇，地利篇，孝弟力田篇，垦耕篇，耙劳篇，播种篇，锄治篇，粪壤篇，灌溉篇，劝助篇，收获篇，蓄积篇，种植篇，畜养篇，蚕缫篇到祈报篇，是“通论”性质的书，特别着重说明南北各地的土宜。“北方农俗所传：春宜早晚耕，夏宜兼夜耕，秋宜日高耕。中原地皆平旷，旱田陆地，一犁必用两牛、三牛或四牛，以一人执之，量牛强弱，耕地多少，其耕皆有定法。南方水田泥耕，其田高下阔狭不等，以一犁用一牛挽之，作止回旋，惟人所便。此南北地势之异宜也。”
（垦耕篇）像这一类的“因地制宜”，切合各地需要的话是随处可以读到的。次为农器图谱，分二十集：田制门、耒耜门、䦆臿门、钱镈门、铚艾门、杷朳门、簑笠门、■蒉门、杵臼门、仓廪门、鼎釜门、舟车门、灌溉门、利用门、■麦门、蚕缲门、蚕桑门、织纴门、纩絮门及麻苎门，凡农桑所需的器物，无不毕具，绘图立说，极为详尽。第三部分为谷谱，分十一集：集之一至二为谷属，集之三为蓏属，集之四至五为蔬属，集之六至八为果属，集之九为竹木，集之十为杂类（苎麻、木绵，茶等），集之十一为饮食类（这类内阙“豳七月诗说”及“食时五观”二篇，各本皆同）。
这部书作于元皇庆癸丑（公元一三一三年），离今已有六百四十多年了，读起来还觉得语语翔实，通俗合用，不仅总结了古代农业科学的好的经验，而且，更有新的见解和新的创造。四库提要云：“图谱中所载水器，尤于实用有裨。”的确，在灌溉、利用二门里，有的水器是很重要的创作。王祯自云：“既述旧以增新，复随宜以制物，或设机械而就假其力，或用挑浚而永赖其功。”（灌溉门引言。）图谱的最后，附有法制长生屋，造活字印书法等。造活字印书法乃是乾隆时的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出版前的一篇最详尽的叙述活字印书的方法的文章，极为重要。其中说，有用烧熟瓦字的，有铸锡作字的，又有雕板木为字的。从宋代毕升创作胶泥活字版后，到了十四世纪的初期，已进一步地用到锡活字和木活字了（欧洲用活字印书开始于十五世纪中）。叙述捡字方法，说：“凡置轮两面，一轮置监韵板面，一轮置杂字板面，一人中坐，左右皆可推转摘字。盖以人寻字则难，以字就人则易。
此转轮之法，不劳力而坐致字数，取讫又可铺还韵内，两得便也。”这也是一个创造。我从前见排板的工人们皆立而摘字，所谓“以人寻字”的，却没有利用到六百四十多年前就已发明的这种坐而摘字，“以字就人”的科学方法。
这部农书是徐光启农政全书出版之前最详尽的农业科学的总集，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创造性地而又结合实际地叙述着许多耕种、缲织的技术。没有一句空谈，没有不能见之实用的幻想。作者是把农民们的实际的经验总结起来的，所以，决不是一部“闭门造车”的书。我们应该把这部书作为农业学校里的必读的教科书才是。
这部书的作者王桢，生平不详，只知道他“字伯善，东平人，曾官丰城（按疑应作“永丰”）县尹。”他自己说，曾任宣州旌德县县尹。我在顺治十三年刊本的施德县志卷七官师志里，果然找到了有关于他的一段材料：“元贞元年（公元1295 年）任。东鲁人。修学宫，建尊经阁，治坛、庙、桥、路，施药济人。”农书就在那时候开始写的。因为要印行农书，所以创造了木活字。“试印本县志书，约计六万余字，不一月而百部齐成，一如刊板，始知其可用。”后二年，他迁任信州永丰县。曾将这付活字携而之官。这时，他的农书已经写成了。“方欲以活字嵌印”，却知江西已经命工刊板，遂中止。
农书的版本，除嘉靖本外，我曾在上海见到一部明“万历二载甲戌（1574年）济南府章丘县刊行”的本子（福建重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的农书即从此万历年山东刊本出），显然是翻刻那部嘉靖本。钱曾读书敏求记载王氏农书，说：“农桑通诀六，农器图谱二十，谷谱十，总名曰农书。”其内容正与嘉靖本同。惟他未注明版本，不知所收的是嘉靖本还是万历本。清乾隆纂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里辑出这部农书来。按大典目录，卷之六百二十五到卷之六百四十，共十六卷，所收皆为农书，惟在农书十四、十五下，注：农桑辑要，在农书十六下，注：农桑衣食辑要。在“农书一”至“农书十三”
下，则并未注有书名。四库全书农书提要云：“永乐大典所载并为八卷”，则其中有八卷是王祯农书。至所余五卷究是何书，则今已不可得而知了。我曾将从大典本书的内聚珍本农书和嘉靖本对校了一下，异同不多，可见大典所收乃是王氏全书，且是最近于王氏原本的本来面目的。惟大典本有王氏的农书原序，云：“为集三十有七，为目二百有七十”（嘉靖本无此序）。大典既并之为八卷，内聚珍本又分之为二十二卷，只有嘉靖本作三十六集，尚存原本规模。究竟内聚珍本分作二十二卷有何根据呢？据提要说，是根据读书敏求记的。但我们所见的各本敏求记从没有将农书分作二十二卷的。不知当时馆臣所见的是何本敏求记。好在原书的篇目次第俱在，固不难于恢复原本的本来面目。这部分作三十有七集的恢复本来面目的农书希望能够早日重印出版。现在，不要说嘉靖本，或万历本农书已在市上绝迹，就是内聚珍本，福建重刻聚珍版丛书（江西和浙江重刻的聚珍版丛书，均无农书在内），广东广雅书局重刻闽聚珍版丛书，乃至石印小字本、铅印本的农书，也都成了“可遇不可求”之物。像这样的一部重要的而且必读的农业科学的古典著作，是值得几位专家们尽快地花费若干时日，把它整理一下的。
刘基（传）：多能鄙事
多能鄙事是一部流传得相当广的民间日用书，从饮食、服饰、器用、百药、农圃、牧养，一直到阴阳、占卜等类，凡人民日常所必需的科学常识，以及吉凶趋避之术均具于书中。全书分春、夏、秋、冬四卷，每卷又分三卷，共十二卷。今所见最早的刊本是明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 年）青田县儒学教谕程法所刊的，又曾见一部稍后的本子（万历刊），亦有程法的序。这书的作者相传是刘基。“刘伯温”这个名字，在民间是人人知道的，他的知识广博，多能鄙事，未占先知，料事如神，也是人人都晓的。流传很广的预言书之一：烧饼歌，就相传是他作的。这部书从第八卷起，足足有五卷，述的都是：“大小六壬课”、“营造吉凶”、“营生杂用”、“上官出行”、“麻衣道言”、“杂占法”等，依托于他的所作，是不足怪的。惟第一至第七卷则多实用的知识，像“造酒法”、“造醋法”、“糖蜜果法”、“洗练法”、“染色法”、“理容方”、“种水果法”、“种药物法”、“养治六畜法”等，大类“齐民要术”、“饮膳正要”、“农书”所述的，有时且加详，补其所未备。可能有些“经验”良方，是很有用、有效的。像“理容方”里的乌须方，治落发方等，不知有人试过没有。又像“洗糨铁骊布法”云：“松子肉研细糨之，不脆”。
又法：“用好茶末少许入糊糨之或煎浓茶入香油一滴糨，亦佳。”（卷之四眼饰洗练法）
“铁骊布”，在明代很风行，今日似已不大见到（比湖南浏阳出产的夏布更薄、更细、更脆硬）。像这样的小小经验，都是出于实际的多次试用的结果，然后才加以推广的。但有些经验却颇为怪诞，是属于民间的迷信、禁忌的一流，则是五百多年以前的社会里所不免会产生的。不过，我们对于推广那些“经验良方”等等，却要特别加以小心。非得有确实的试验的结果，不宜冒失地便加以采用。我有一个想法：对于古代流传的许多种植法，食物、水果保存法，酒酱酿造法，理容法，养治六畜法，以及经济良方等等，应该分别由有关部门，像农业研究所，食品工业部门，医药卫生部门等等，加以有组织、有系统的试验。是好的，就要发扬之。是有害的，就要加以批判、驳斥，不能听任其“谬种流传”。总之，在保存和发扬古代优良的传统和经验的同时，还要对人民的健康和生产安全负责。这一段话，不仅是专指多能鄙事这部书说的，也适用于一切我底下所谈到的好些类似的书。不然的话，不免要成为胡乱介绍若干谬诞的经验和方法了。
无名氏：居家必用事类全集
像这样一类书，为民间日常所需要的，历代都有不少，惟不易流传下来耳（今所知的，在宋代、元代就有不少部。唐代和唐代以前的却绝少保存下来）。人民是需要这一类日常顾问式的百科全书的。在二十多年前，商务印书馆印的日用百科全书就颇受欢迎。上次述的一部多能鄙事，也就是其中之一。这部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无撰者姓氏——像这一类的书都是不易知道确实的作者的——是明代万历初年的经厂刊本。分甲至癸十集。甲集是“为学”
和“家书通式”等。乙集是“家法”、“家礼”，末为“族葬图法”。丙集是“仕宦”，却有“周公出行吉日”、“百怪断经”、“梦寐因想”三项包罗在内，足征仕宦者的“患得患失”的心理。丁集为“宅舍”，并及“牧养良法”。戊集为“农桑类”，却附以“文房适用”、“宝货辨疑”。己集为“诸品茶”以至“酒■类”、“饮食类”。庚集为“饮食类”、“染作类”、“香谱”、“闺阁事宜”。辛集为“吏学指南”。壬集为“卫生”，以“养老奉亲书”“治诸病经验方”为主。癸集为“谨身”，以“三元参赞延寿之书”及“修养秘论”为主。其中，以丁、戊、己、庚、壬五集为最有关于民生实用，甚类多能鄙事。其他五集则专为仕宦和学人们准备的，和老百姓关系不大了。其中有许多种植、牧畜、酿造之法和治诸病的经验良方可与多能鄙事相印证相补充。宝货辨疑是典当铺的教科书，相传的都是抄本。这却是最早的见于“刻本”里的。明胡文焕刻“格致丛书”，却把它抽出作为一部单行的书印出。
邝璠：便民图纂
这部书很有用，但不多见。钱曾读书敏求记云：“便民图纂不知何人所辑。镂板于弘治壬戌（公元1502 年）之夏。首列农务、女红图二卷。凡有便于民者，莫不俱列。为人上者，与豳风图等观可也”。章钰云：“明史艺文志：农家类邝璠便民图纂十六卷。是书为璠撰无疑。同治苏州府志名宦：璠字廷瑞，任丘人，进士。弘治七年（公元1495 年）知吴县，循良称最。”（敏求记校证卷三之中）我所藏的一部明万历癸巳（公元1593 年）刊的便民图纂，于永清序上就说：“邝廷瑞氏便民图纂，自树艺占法以及祈涓之事，起居调摄之节，■牧之宜，微琐制造之事，捆摭该备，大要以衣食生人为本。是故绘图篇首而附纂其后，歌咏嗟叹以劝勉服习其艰难。一切日用饮食治生之具，展卷胪列，无烦咨诹。所称便民者非耶？”北京图书馆也藏有一部嘉靖甲辰（公元1544 年）蓝印本，有欧阳锋、吕经二序，黄■道、王贞吉二跋。惟弘治原刊本则未见。嘉靖本为十六卷，万历本则只有十五卷。盖以万历于永清本，把农务女红二图并作一卷了。其余耕获类（麻属附）、桑蚕类、树艺类（二卷）、杂占类、月占类、祈禳类、涓吉类、起居类、调摄类、牧养类及制造类（二卷）等、凡十一类十四卷，则嘉靖、万历二本皆同，文字也没有什么歧异。惟嘉靖本的农务、女红图甚为粗率，有的几乎仅具依稀的人形。
万历本的插图，则精致工丽，仪态万方，是这个时代的最好的木刻画之一。
农务凡十五图，女红凡十六图，出于傅汝光、李桢、李援、曾中、罗锜诸人所刻。他们都是这时代的北方刻工之良者。这个“耕织图”可信是从宋代楼■的本子出来的。邝璠题云：“宋楼■旧制耕织图，大抵与吴俗少异。其为诗又非愚夫愚妇之所易晓。因更易数事，系以吴歌。其事既易知，其言亦易入。用劝于民，则从厥攸好，容有所感发而兴起焉者。”他所撰的吴歌的确是平畅易晓，特别是用了“山歌”体，吴人是会随口歌之的。象“下壅”云：稻禾全靠粪烧根，豆饼河泥下得匀。
要利还需着本做，多收还是本多人。
于施肥的功效说得简单而明了。又像“喂蚕”云：蚕头初白叶初青，喂要匀调采要勤。
到得山上成茧子，弗知几遍吃辛艰。
这些，都是可以顺口歌唱出来的。楼■写的耕织图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加以著录，却没有“图”。今所见的“耕织图”的刻本，当以此书所附的“农务”“女红”二图为最早了。“耕获类”的开宗明义第一章便是“开垦荒田法”：凡开久荒田，须烧去野草，犁过，先种芝麻一年。使草木之根败烂，后种五谷，则无荒草之害。盖芝麻之于草木，若锡之于五金，性相制也。
务农者不可不知。如果这个法子试之有效，则对于今天开垦荒地的农民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在“调摄类”里，有治“鼓胀”（血吸虫病）方三。
不知中医们知道不知道，有没有用过。这于南方好几省的农民们关系很大，故录之如下：
〔紫苏子汤〕苏子（一两）大腹皮、草果、厚朴、半夏、木香、陈皮、木通、白术、枳实、人参、甘草（各半两）水煎，姜三片、枣一枚。
〔广茂溃坚汤〕厚朴、黄芩、益智草、豆蔻、当归（各五钱）黄连（六钱）半夏（七钱）广茂、升麻、红花（炒）吴茱萸（各二钱）甘草（生）柴胡、泽泻、神曲（炒）青皮、
陈皮（各三分）渴者加葛根（四钱）每服七钱，生姜三片，煎服。
〔中满分消丸〕黄芩、枳实（炒）半夏、黄连（炒，各五钱）姜黄、白术、人参、甘草、猪苓（各一钱）茯苓、干生姜、砂仁（各二钱）厚朴（制一两）泽泻、陈皮（各三钱）知母（四钱）共为末，水浸蒸饼，丸如桐子大。每服百丸，焙热，白汤下。
这部书的全部都可以说是适合于农民们日常应用的，与“居家必用”至少有半部是为“学士大夫”们所适用的不同。我想，虽然其中不免有迷信、禁忌之语，但大体上是“便民”的，也应该在加以整理后印出，供农业部门和医药卫生部门等专家们的参考。
无名氏：墨娥小录
在一家古书店的架上，看到一函袖珍本的书，题作墨娥小录。这书名甚奇。不知道书里究竟讲的是什么。便取下来看，原来是多能鄙事这一类的东西，也不知是何时人写作的。首有一序，题光绪癸未（公元1883 年）武林玉书振麟氏隶。又有学圃山农一序，明说是明隆庆间胡君文焕所重刊的。其中多有制造秘方、种植巧技和养禽宜忌，香谱、牙牌谱等。小小妙术，多有“谈言微中”之处。后在上海，得明刻本一部，已将书名改过。回到北京后，又在邃雅斋获明胡文焕刻本一部，即所谓“格致丛书”本的。为了要搞清楚这一部的来源，又到北京图书馆检阅馆藏的（一）天一阁旧藏明蓝格抄本和（二）
明隆庆辛未（公元1571 年）吴继刊本。这两部恐怕都不是全书。胡文焕本凡十四卷，天一阁本却只有头五卷，吴继刊本却只有头六卷。第七卷以后，不知吴本为何脱落了。颇疑原来是完全的。吴继的序说道：“自文艺、种植、服食、治生，以至诸凡怡玩，一切不废。如元凯武库，随取具足。不知辑于何许人，并无脱稿行世。晦且湮者亦既久矣。客有访余，出共阅之。以为民生日用所需甚悉。居家必用及多能鄙事，便民图纂类诸所未备者，聿皆裁之。
按简应事，则愚可明，拙可巧。锓而广之，亦觉世之一道也。”按种植、服食、治生诸类在第八卷到十一卷里。由此可证吴继刊本并不缺，惟北京图书馆所藏吴本，却是一个残本耳。光绪间刻的袖珍本也非全书。独胡文焕本最为完备。本书所述的秘方妙诀，有不少的确可补多能鄙事诸书之所未备。但荒诞无稽的话却更多。修真养性，丹房烧炼，乃是明代中叶以来一部分士大夫们的幻想。居然有人信以为真，以为仙人可致，仙境可登。像屠隆所作的“修文记”剧曲，就真的是“满纸荒唐言”也。这个风气越传越盛。直到农民大革命起来之后，官僚地主们的修仙迷梦方才被惊醒了。但除了那些不经的荒诞之谈以外，“小录”里毕竟还有不少科学技术方面的好的成就和经验的记录。这些成就和经验，其创始者和发明者们，虽都已姓氏湮如，但在日常应用上和科学技术史上，却大是值得注意保存之，甚至应该加以发扬光大之的。譬如，造浆糊就有两法：〔糊法〕乳香、白芨粉（即腻粉），明矾黄蜡胶更兼白石钳（石灰也），永保百年牢。
〔粘合糊〕糊内入白芨末豆粉少许，永不脱。
粘瓷器法是：“糯米粥和鸡子清，研极胶粘，入粉些少，再研用，妙甚”。
这些都是可以在试验有效后加以推广的。像这一类的“玩意儿”还多得很呢。
又像“打饼三五日尚软条”云：“和面时入盐、蜜各少许在内，可留三五日永不硬”。这方法如果试之有效，和民生是颇有关系的。其中“艺术戏剧”
一门（卷六），尤多有关古代的“化学变化”的话。像造“烟火”就有很多的方子。像“铅化锡”就有两个方子。染色的方法尤多。他们把那些化学变化都叫做“艺术戏剧”，正如把“火药”的发明，用作炮仗和烟火一样。在那些游戏项目里，可能会找出些新的东西来。又这书的每个本子，可能都会“后来居上”，新增些“东西”进去。吴继的刻本，就比明抄本多出若干则来。像千里茶（卷四）以下三则，枯痔药方（卷五）以下五则，都是抄本所无而为刻本所增的。像这一类书，明代中叶以后，写作得甚多。在格致丛书、夷门广牍和宝颜堂秘笈里就收有不少部。独高濂（作玉簪记的）的遵生八牋是单行的。它们往往包罗万象，而尤着意于养性修真、打坐练丹诸术，与墨娥小录大体是同一类的东西。我只举最早的一部墨娥小录谈谈，不再话及其它的了。
汪懋孝：梅史
古书之失传者多矣。幸而孤本相传，偶一遇之，得不像爱护头眼似地爱护它么？我在杭州一书肆，获见梅史，即诧为未见书，亟购得之。携之行箧，不离左右，可谓珍惜之至。作者汪懋孝，字虞卿，休宁人，大概是一位画家。
吴子玉的序道：“予邑汪伯子虞卿，乃独耽而专焉，为一时邑之画学所称。”
书为万历间（约1600 年）所刻，甚精，刻工为黄时卿，是一个徽派版画刻工的能手。首有“写梅叙论”七则：原起、名法、楷模、笔墨、造妙，师承及郑重。以下就是“插图”了。穷态极妍，尽“梅”的清奇与古拙之致。宋代有宋伯仁的，曾刻梅花喜神谱。乾隆间，沈氏曾翻刻之。知不足斋鲍氏也刻之，收入“丛书”第二十六集。夷门广牍里有“罗浮幻质”一卷。明末，黄氏刻画谱八种，其中也有刘雪湖梅谱。关于论画梅的书是“我道不孤”的。
独此梅史为最罕见。今人翻刻古画，于精致的界画，飘拂的衣袂，纤丽的蜂蝶，乃至博古、人物，均能不失原作的精神，但于翻刻老干嫩枝时，则笔力大弱，仅具形似，少有生气，完全抹煞了“清影横斜”的风度。黄时卿刻梅史，则刀法极有力，也能表现出画家的本意来。这里面一定有些道理，应该加以深刻的研讨。
余象斗：列国志传
这部书大有历史。它是一家上海古书铺的“专家”，到徽州收书的时候，从废纸堆里“救”出来的。这件事还曾见之于新华社的上海通讯。这末一部小说有什么了不起，值得这样“大张旗鼓”地宣传着呢？这里面有文章。余象斗是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 年）的福建省建安县的一个“出版家”。
曾经刻过不少书，而以小说书刻得最多。他刻过水浒，刻过三国，刻过两晋志传，刻过四游记。这部列国志传也便是他所刻的。他不仅刻书，他还编书。
四游记里有南游记和北游记，就是他自己动手编辑的。他是一位与人民大众密切结合的出版家。我们要知道，在封建社会里，编刻“小说”的人是多末被“卫道之士”看不起！不是说他们诲淫、诲盗，就是咒诅他们要被“天火”烧家。然而，老百姓们是多么需要看些不是颂扬皇上圣明的，与他们自己有些益处的，且是能够使他们感动，使他们兴奋，使他们惊叹，使他们时而泣，时而笑，时而喜，时而悲的文学作品啊。余象斗，还有其他有勇气而不顾“世俗”诽笑的出版家们（主要是在建阳、南京、苏州、杭州一带的），便供应了他们的这种需要。我们到今天还能够见到许多“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可以说应该感谢他们。然而这一类的“闲书”看的人越多，便越容易散失、毁亡。倒不是被烧掉——当然，有些“卫道之士”是要聚而焚之——而是因为看得人多，借来借去，看抛掉，看散失了，甚至看得纸张腐烂了，就此完蛋。所以，这些受老百姓们欢迎的小说书等，最难流传得下来。还有，古代好版本的书，像宋刻本、元刻本、明抄本等等，藏书家们还知道十分宝爱，逃难时，每每挟之而逃，故能够历劫犹存。像这些小说书呢，原是消闲之物，“不登大雅之堂”的，谁还肯慎重地保存、保护着他们呢？以此便消灭得更快、更易了。建安版的小说书，而每在安徽出现，这说明了安徽省，特别徽州一带地方，变乱比较少，罕遭兵燹，故“闲书”等等，还比较地能够保存下来。我曾到过建阳（即建安），那里是什么也没有了。书店早已歇业——可能在清初，至迟在清代中叶，就不见有建版的书了——要找一本明代建版的书，难如登天，更不用说什么宋、元时代的建版书了。只剩下夕阳斜照在群山上，证明那里曾经是“盛极三朝”（宋、元、明）的一个出版中心而已。余氏世业刻书。所谓宋、余仁仲本的礼记郑注更有大名。这个余象斗，可能就是宋代（南宋：1127—1279 年）余家的后裔吧。那么，他的一家，经营出版事业，至少已有三百多年了。世界上有像他家似的历史那么悠久的一家出版商么？
余象斗字文台，号三台山人。他所刻的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继承了宋、元以来的建安版书籍的型式，特别着意于“插图”，就像现在印行的“连环图画”似的，上层是插图，下层是文字。图、文并茂，使读者们阅之，兴趣倍增。这部列国志传也就是刻成这样古老的型式的。插图虽是狭长的一条，人物形象虽小，却十分生动活泼，一望而知，绘、刻的工夫不浅。内容方面曾与陈眉公本的列国志传相对读，差别不大。
这部书，上海古书铺一下从徽州得来，只残存一册，即最后的第八册。
像这样的小说残本，我们为什么如此的看重它呢？倒不完全为了它是明代余象斗的刻本，刻得精美，流传得极少之故，更重要的原因，还为的它是从废纸堆里“抢救”出来的。原来，禁止以古书造纸，早已有了明令。但未能贯彻下去，各地造纸厂，不知毁坏了多少有用的好书和资料。四川省曾经抢救出“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的日记的稿本，足足有百册。浙江省救出了太平天国时代做过上海道，和帝国主义者们勾结起来，组织“长胜军”的吴煦家里所保存的档案。南京赵世暹先生曾从论担称斤的旧书里，获得了宋刻本的金石录三十卷的全书。上海方面，也在造纸厂所收集的将作纸浆的旧书里，找出了不少好书、好资料。没有被发现而在不声不响之中被毁灭了的好书、好资料，更不知道有多少！一旦失去，从此不见天日！安徽省是一个文献之邦，徽州一带，尤为古旧书籍集中之地。据上海的那位“专家”告诉我，一扎一扎的古书，不知道有多少，在等待着“入锅化浆”。他想仔细地检查一番，但造纸厂的人却不耐烦了，只好草草地收场回来。又曾看见炮仗铺里，用明朝白绵纸印的书，撕得一页半页的作为鞭炮的心子，据说，用这种好纸做炮仗，会放得特别响。他和他们商量，能否在纸堆里检些什么出来。但他们干脆地拒绝了，连纸捆子也不让打开。这不是很可伤心的事么？不仅安徽省得好好地、大力地杜绝这样的糟蹋、毁坏文献和科学研究的资料的事的继续进展下去，别的地方也应该同样努力地防止把古书作为废纸，作为造纸浆的原料。有的地方，收废纸的人为了怕文化部门的人打麻烦，在打包运出之前，就把整本、整部的书，故意地先行撕破扯烂，省得有人来检拾什么，正像收集“废铜”的“社”，收到古代青铜器或旧的铜佛象等等，便先行打烂敲碎，碎得一片片地，一小块一小块地，以免“文管会”等等的人来挑选。
我们不明白，这是什么一种心理在作祟！这一册列国志传是幸运地不至“冤沉海底”了，但其他“七册”呢？已化为纸浆了！见此一册的得“救”，益盛感他册，乃至无数他书的不能及时“救”出的痛心！这便是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大张旗鼓”宣传这部、或这一册书的主要原因了。
玄烨：康熙几暇格物论
对于事物有新鲜的感觉有缜密的考察，因而发现或发明些科学原理或规律，或有益于人类的动、植物的新品种的，在中国古代实“大有其人”。且举一个比较新鲜的例子吧。
丰泽园中.有水田数区，布玉田谷种。岁至九月，始刈获登场。一日，循行阡陌。时方六月下旬，谷穗方颖。忽见一科，高出众稻之上，实已坚好。因收藏其种，待来年验其成熟之早否。明年六月时，此种果先熟。从此生生不已，岁取千百。四十余年以来，内膳所进，皆此米也。其米色微红而粒长，气香而味腴。以其生自苑田，故名御稻米。一岁两种，亦能成两熟，口外种稻，至白露以后数天，不能成熟。惟此种可以白露前收割。故山庄稻田所收，每岁避暑用之，尚有赢余。曾颁络其种与江、浙督抚、织造，令民间种之。闻两省颇有此米，借未广也。南方气暖，其熟必早于北地。当夏、秋之交，麦禾不接。得此早稻，利民非小。若更一岁两种，则亩有倍石之收，将来盖藏，渐可充实矣。
这一段话见于康熙几暇格物论，（御制文第四集卷二十六至卷三十一）
亦见引于乾隆本援时通考。清末，宗室盛昱亦曾将此编六卷抽出，录为两本，石印行世。只为了在丰泽园的阡陌上走走，留一下子神，便发现了“御稻米”
这个“嘉谷”，“利民非小”！今此种“御稻米”，不知北京附近尚有种之者否？想不至绝种。应该大大地提倡一下方是。在同书里（卷二十六），又有“白粟米”一则云：粟米（本草，粟米即小米）有黄白二种。黄者有粘有不粘。本草注云：粟粘者为秫，北人谓为黄米是也。惟白粟则性皆不粘。七年前，乌喇地方树孔中，忽生白粟一科。土人以其播获。生生不已，遂盈亩顷。味既甘美，性复柔和。有以此粟来献者。朕命布植于山庄之内。茎干叶穗，较他种倍大，熟亦先时。作为糕饵，洁白如糯稻，而细腻香滑殆过之。
这也是偶然的“发见”。而“白粟”的一种，便自此传遍各地了。玄烨是一位英明的人物。他对于“新鲜事物”，处处留神，事事研究。现在故宫博物院里还藏出有不少他所用的仪器。有的仪器，还是从英国来的，但也有中国自己制造的。康熙这一个时代（1662—1722 年），很值得我们历史学家们和科学史家们研究一下。又，我国各地区的稻、麦诸“谷”，品种丰富极了。我相信，可能还会有像发见“御稻米”和“白粟”那样的“嘉谷”的优良种子的机会。只要大伙儿仔细留神，处处注意，就会有碰到这个机会的可能。农村的“合作社”里，有经验丰富的“老农”，也有学过农业科学的青年们、他们短不了天天在阡陌上跑，倒要留点神，多观察观察，可能会有什么优良的新品种给他们发见出来呢。那便于国计民生，关系非浅了。
王世懋：学圃杂疏
这是一部老老实实地讲究种花植果的书。一切平易近人，可以见之实用，没有怪诞可惊的议论与方法。此书凡三卷，第一卷是“花疏”，第二卷是‘果疏”、“蔬疏”（附水草）“瓜疏”、“豆疏”及“竹疏”，第三卷为拾遗，除补第一、二卷所未及者外，并附录慎懋官的“华夷花木考”里的若干则，那些是他自己所未曾述及的。我们最怕的是辗转抄袭，陈陈相因的书。好的书却是语语从自己经验中来的，不仅是第一手的材料，也是第一流的文章。
像世懋这部书可以当得起这样的好评了。他随笔札记自己的种植花果的经验，不抄掇前人的只字片语，的确是一部有用的好书。就散文而论，似淡而实浓郁，似浅而实深厚，也可列入明文的上乘。宝颜堂秘发曾收入此书，却只有一卷，是把原书的第一、二卷合并为一的。首有万历丁亥（公元一五八七年）世懋的序。世懋为世员弟，谈艺多崇慕世员语。但四库提要以其间有不赞同王、李语，便大加赞许，所以只有那部艺圃撷余是收入“四库”的，其余的像学圃杂疏等书，就都被列于存目里了。我这部学圃杂疏是在王奉常杂著里的。“杂著”卷前有“翰林院”印，当即是当时“馆臣”所用的那一部了。
周文华：汝兰圃史
上海的旧书店在清理底货。我听说修文堂清出此书来，亟向之购取，则已为北京来薰阁所得。回京后，乃向来薰阁取得。在论园艺的书里，这是一部比较详明的好书。凡十二卷，从月令、栽种十二法、花果部、木果部、水果部、木本花部、条刺花部、草本花部、竹木部、草部，到蔬菜部、瓜豆部，条理甚为明悉，栽种的技术也叙述得颇详细。序目均作“致富全书”，显系后来挖改。盖后人以种植花果足以“致富”，乃为易此名。首有万历庚申（公元一六二○年）陈元素序，又有王元懋序及自序。他自云，得顾长佩手订花史十卷，乃周允斋所辑。“稍恨其诠集未该”，遂以耳目睹记，加以增补。
周允斋的花史，书中引作“允斋花谱”，今未见。但这部“圃史”却是后来居上的。他的确增加了不少自己的经验进去。有许多的种植方法和经验，是今天还应该加以重视的。周文华字含章，吴郡人。吴郡的“花农”现在还驰名遐迩，的确是累积了丰厚的传统的优良经验的。在搞农业副产方面，像这一类的书是极有用的，还应该多搜集，多流传，多加以实验，并于实验后，多加以推广才是。
谈买书
买“书”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也不是派某某总务科的工作人员，出去到书店里跑一趟就能解决问题的。买“书”是要花费一些工夫的，是要有些经验的。就个人说来，在书店里东张西望，东挑西选，其本身就有无穷乐趣。到布店里买花布，还得东挑西拣，何况乎买“书”。“书”是多种多样的，花色最为复杂。有中文书，有外文书。中文书里又分新书、旧书、古书，平装书、线装书，文艺书、科学书、经书、子书，和史部书、集部书等等。外文书的门类更为繁多了，除了文字的不同，像俄文、法文、英文、日文等等之外，又除了大批的文艺作品之外，单是自然科学一类，就有无数的专门项目，非搞这一行的专家来挑选，是连“书名”都不会弄得明白的。买外文杂志，更为麻烦，也必须经过专家的指定，方才可去订阅。否则花了大价钱，买了回来，“张冠李戴”，全无用处，未免要一场懊丧。国家的外汇不应该花得这样冤枉！
且说，自从提倡向科学进军以来，各个学术研究机关，各个大专科学校，都在大量的添购新书，特别是新成立或将要成立的研究机构和学校，买“书”
更为积极。他们常派了专人到北京和上海来买“书”。来一趟，总是满载而归。不要说新书了，就是古、旧书也有“供不应求”之概。一家古书店印出了一册书目，不到几天，书目里的古书，不论好板、坏板，明板、清板，全都一扫而空。有若干种书，仅只有一部的，却同时有好几个单位来要。“倒底给谁好呢？”他们常常这样的迟疑着。比起去年“门可罗雀”的情况来，真有天渊之别。现在看看他们几家老铺子的书架上，陈年老古董已经出脱得差不多了。架上渐渐地空虚起来。他们有些着急。“来源”问题怎么解决呢？
而买的人还是源源而来，而且气魄来得大。
“你们这里一共有多少书？”一个外来的顾客向刚开张三天的上海古籍书店里的人问道。
“有十五万册上下。”
“这十五万册书，我全要！请在几天之内就开好书单，我好付款。”这家店里的许多伙计，乃至经理等，全给他吓唬住了。只开张了三天，而“书”
全卖空了，以后将怎么维持下去呢？而这一大笔买卖又难于推却。怎么办呢？
大费踌躇。下文不知如何？好像是不曾成交，而被他们用婉辞给挡回去了。
否则，那家“古籍书店”不会到今天还开张着。这位黑旋风式的顾客，可谓勇敢无比，大胆之至的了。在那十五万册古书里，有多少复本书，有多少没用的书，有多少种的书，非对某种科目特别有研究的某些专家是根本上用不着的，甚至也不会看得懂的，他却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古脑儿“包买”了下来。前几年，有过这么一回事。每到年底，某某机关或某某大学，购书的经费有剩余，就派人到新华书店，不管有用没用，每部买个一本到三本。“我全要！”如闻其慷慨之声。更干脆的是，“替我配个三万元的书！”于是，每年在新华书店积压不销的书，至此乃出清一大部分。听说，上述的那位顾客是替一个正在筹备中的大学买“书”的。而那个大学在开头几年之内，还只办“理科”，没有“文科”。那么，买这十五万册古书何用？是为了“未雨绸缪”，生怕以后买不到？
又是一个笑话。一个买主到了上海来熏阁，看见一堵墙面的几个书架上还满满地堆满了古书，就问道：“这些架上都是些什么书？”
“是集部书”。
“是集部书，我全要！”口气好大！也不知后来究竟成交了没有。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长陶孟和先生告诉我：有某一个设在外省的研究所.派人拿了好几册国际书店印的外文杂志目录，要求图书馆替他们全部预订一份。如闻其声：“我全要！”但全部是三千多种呢！门类复杂得很，也有些只是“年报”或“会务报告”性质的东西，买了来，根本没用。陶先生翻了翻，就把他给顶回去了。
“要好好地挑选一下，不能全买！”
这个态度是对的。要有一个“关口”，审查一下那些乱花钱，乱买“书”的莽汉们的所作所为方是。否则，笑话还要层出不穷。闹笑话倒不打紧，损失国家有用的资金，积压应该供给别的专家们的研究的资料，那才不是“小事”呢。
我建议：如果要买“书”，书目非由“专家”开出不可。各研究单位或大学图书馆的人员，只是综合了各位“专家”所开的单子去“买”书而已。
就是公共图书馆也应该时时请教当地的专家们，了解他们的需要，再动手“买”。
没有拿“书单子”而来买大批“书”的人，不论新古书店或国际书店，均可以有权给他们顶回去。
“要买什么，请拿书单子来！”
开得出“书单子”来的，那便是一位专家，或至少是一位接近于“专家”的颇有道理的，有些专门修养的人了。
谈访书
“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句话对访书者说来，是最恰当不过的了。那里没有好书、奇书，有用、有益的书呢？只要有心去访求，一定可以找出不少好东西来的。我在广州图书馆里，就看到宋版的杨诚斋集，那是清末从日本流回广东的。向来杨诚斋集只见抄本，未见宋刻本，虽然这部书破烂得很，却是一个最晶莹的珍宝。广州图书馆从论担称斤的书堆里把它救出来了。如今是，物得其所，广东省把它送给北京图书馆，成为其中最好的宋版书之一。
最近，北京隆福寺的文渊阁，从福建找到了不少抄本的好书，其中有一部章潢的图书编，是明抄的，有彩图。还没有仔细地和明刻本对读过，不知其异同如何。但可肯定的是，这抄本比刻本早，彩色插图，尤为重要。虽残阙十多册，北京图书馆亦收之。我也得到了三册闽产录异，二册海错百一录（均郭柏苍著，光绪间刻本），虽是近刊，却极不多见，以其是第一手的材料书，故收之。研究海产和南方的动植物者必当一读，有许多记载是第一次见之于这两部书里的。
搜集革命文献的人更常常在破烂纸堆里找到极有价值的图书资料。也是最近，北京同文书店得到了全套的妇女日报。他们极为高兴。这家书店的主人刘君，对于这一门文献，特别有研究。他曾从四川，从两湖、两广，从没有人注意的地方，耐心地细致地为国家得到了很多好东西。像那些的深入探索，不怕费时费力地去访求，我们的工作同志们似乎是不大有其人的。把书送上门去，有时还嫌其多事，摆出“老爷架子”，呼叱指责，动不动便戴之以“暴利”的帽子，怎能不把他们的访书的积极性，弄得像把一盆冷水泼在热炭上似的烟消火灭了呢！所谓“访书”，是应该细心地耐心地急起直追地去访求的。作为一个为图书馆采访的干部，一个负责国家搜集文献的部门的人，绝对地不能坐在家里等人送书上门。那样的老爷架子千万摆不得。那是十足的官僚主义的表现！至于送上了门还要嫌其多事，那么，那样的人物是没有资格从事于这一部门工作的。
我自己十分地困惑：为什么我去年冬天到了苏州，就会发现苏州那里有三个地方在论担称斤地把古书卖给了收废纸的人，其中一处就在城内。为什么我今年春天到了杭州，也就会发现同样的事件发生？这岂是“适逢其会”！
在我未到之前，或在我离去之后，可以想象得到，这一类的事件是在不停地不断地发生着。苏州的文物干部问我：“难道绅缙录一类书也有用？”我说：“有用之至！这些书是原始史料的一种。”他说：“某处已经都称斤作废纸去了，足足有几大堆。”我问：“追得回来么？”他摇摇头。常熟翁家夹衖里的古书，已被卖给收废纸的了，急急地去追寻，只追回来一小部分。杭州吴煦家里的太平天国的和其他有关帝国主义者们侵略的资料和档案，已被卖作废纸了，亏得杭州某书店收了大部分下来。而未被某书店收下的七八百斤的资料，却已被造成纸浆，无法追回了。这是应该“传令嘉奖”的事，却反而大受批评一顿。有好些地方的同志们，平时高枕无为，自己绝不动手，耳无所闻，目无所见，等到有人“发现”了什么，便摆出“权威”面孔来，抬出“保存地方文献”的金字招牌，禁止出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之内流通，怎么会叫做“出口”？有某一个省，知道了北京的书店的人去买了不少书，就说：“不许动，我们自己要买的。”他们到底买不买呢？其实只是“禁止出口”而已，他们自己未必买。但当地古书店的收书的积极性，就受到很大的打击了。
我建议：凡到各地收古旧书刊的人，都应该受到当地文化部门的协助和鼓励。凡收得好书、好资料的，就应该加以表扬。当地如果的确有需要，可以转向他们购买下自己所需要的那一部分，完全不必要摆出那一付“禁止”、“不许动”的官僚架子。凡是能够发现好书、好资料的人，就是对国家的科学研究事业有功劳，就应该加以协助和鼓励。我们没有力量、没有时间去发掘出好书、好资料来、而那些古旧书店的收书的专家们，却能发挥其特长，为科学研究事业作出有效、有益的贡献，怎能不加以表扬呢？自从提倡科学研究和古旧书店公私合营以来，书店的营业顿时兴旺起来，好书、奇书，有用、有益的书，从前轻易看不到的，如今竟不时的出现了。像石仓文选（明曹学全辑）就是新出现的一部好书。最全的一部石仓诗选，已被我们不肖的子孙卖到海外去了。我着意搜集此书，将近三十年，已有三大箱，所缺尚多。
北京图书馆藏的那部石仓诗选，也不全。而这部石仓文选却很少有人知其名（李之鼎丛书举要著录）。虽只二十卷，而其中好资料不少。这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近来好书的确是像山间的清泉似地涌流不息。明刻本的西游记和封神传也已出现了。北京的古旧书店的收书专家们都已深入江南、湖、广的乡间去了。我们相信，他们将会有更多更好的收获的。
访书之道，亦不限于收书专家们的四出访购。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大路，我们正要走而未走。二千年前，汉成帝就曾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派遣若干的“访书”工作团呢？在土改里，在接收各个机构的藏书时，有不少是被保存在各地文化馆里，乡、区、镇的人民委员会里，县的财政科里，其中，有的是胡里胡涂地被当作废纸卖出去了；有的是被废物利用，反折过来，当作习学簿或帐簿去了。最好的运命是被封存起来，以待处理。那些被封存的图书，究竟数量多少，很难估量。但为数极多，是可想象得到的。我亲自见到的被封存在莆田文化馆里的书，就有四万多册。最近，据江西省的文化干部报告，他的省里有万册以上图书的文化馆就不在少数。假如，全国有二千个文化馆或其他保存书籍的地方，每一处以一万册计，则已有二千万册的图书可以得到了。这二千万册图书的获得，对于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将有多么大的作用啊！而这些被保存的图书，如果不及时地加以集中，加以整理，加以使用，则必将于短时期内有散失或霉烂之虞。举一个例：苏州同里镇的人民委员会的财政科（？）里就保存了很多的古书、古画，全堆在地上，有的已经开始霉烂了。立刻就得开始工作！我建议：由中央组织十个或十个以上的“访书工作团”，每团只要一二个干部，组织古旧书店里的三四个收书专家们，一同到各省、市去，再加入各省、市的文化部门的工作同志们或专家们，就可以成为若干的分团了。他们分头工作，不出几个月，至少收集和整理的工作一定可以告成的。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老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这不是十足的官僚主义是什么！应该起而立行，克服一切困难而立即开始！何况这个工作并不会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呢。
谈整书
最苦恼的是找书。我常常说，如果有书而找不到，还不如到图书馆去借更方便些。但说起图书馆里的“书”来，实在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谈起好。
图书馆里的“书”，找起来又何尝是容易的事！有些朋友把图书捐给北京图书馆之后，自己要用，再去借，却再也“找”不到了。有一位管普通书的人对赵万里先生说：你们尽量把书挑选到善本部去吧，算是救出了它们。在我们这里是“冤沉海底，不知何年何月才得重见天日”。的确，一箱箱，一捆捆，一包包的书，东藏一批，西放一批，有时还要像老鼠搬家似的被赶到东，或被迁到西。足足有一百八十万册的图书，没法整理、编目，与读者们见面，供研究者们使用。其中，不完全是中文古书，也不完全是复本的“朱批谕旨”
之类，尽有很重要的，现在正在需要的图书，甚至包括若干新的俄文书籍在内。有一位外国专家到北京图书馆参观，问道：“你们馆里藏了多少册书？”
“有四百万册上下”，馆长答道。
“有多少册已经上架了呢？有多少册已经整理、编目，可供读者们阅读的呢？”
馆长答道：’‘有二百二十多万册已经上架，已经整理、编目，可供读者们的借阅，其余一百八十万册还没法整理。”
“那么”，那位专家说道，“你馆的藏书数量，只能说是二百二十万册，不能说，是四百万册”。
这是很尖锐的批评，也是很正确的意见。不能流通使用的书，的确难于统计到图书馆的藏书数里去的。更惨的是，有的书，因为长久搁在箱里，十多年不见天日，有一次偶然开出几箱出来看看，箱里的书却已经碎成纸屑，没法收拾的了。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呢！
也曾作过几次的努力：“要整理！”就是现在，也正在努力整理！前几年，为了整理十万册不到的俄文书，还曾动员了不少人。但那些努力只是断断续续地，有时松时紧之感。总之是，劲头不大，没有彻底解决的办法。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地方供给他们整理，即使陆续整理出来了，也没法上架。
是不是永远没法解决这个困难？不是的！应该可以解决，而且本来已经可以解决的了，而突然的阻碍横生，忽有变卦，致使可以解决的困难，又成了不可解决的。原来在北京市政规划里，文津街一带是划作北京图书馆区的，这是我亲自和北京市几位市长们谈定的。首先说定的是，北海里的肺病疗养院迁出后，即归北京图书馆使用。这个疗养院面积不少，有二百多间房子，虽不能全部解决北京图书馆的问题，但对于目前的困难，得此二百多间房子是可以解决的。不知什么时候，据说是，经过一次市长办公会议的决定，这个疗养院的房子便划归北海公园自用了。我不知道北海公园要这二百多间房子何用。市长办公会议的决定未必便是“法律”，尽可以再议再变的。北京图书馆如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能够更好地、更多地为科学家们服务，也便是北京市的一个光荣，其间并无矛盾之处。我希望他们能够维持原定计划才好。
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其关键性所在是科学研究的进展。而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其基础之一是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乃是中国唯一的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必须克服一切困难，使库藏的四百多万册书都能为科学家们和其他专家们使用才好。
以上多谈了些北京图书馆的事，那是因为我对它比较熟悉，且特别有感情之故。“天下老鸦一般黑”。我们看看天下的图书馆，能够充分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能够尽了为科学服务的责任的到底有几个？死气沉沉，暗无天日（指没有阳光而言）的不在少数。西安市是一个那么重要的地方，但其图书馆是何等样子呢！他们和我谈过，新书少极了，外文书更少，购书的费用少得可怜。如何能够尽其为新的大西安市的科学研究服务呢？即旧有的尘封的古书，也有许多还没有整理出来。我曾经把他们的意见反映过，不知这一年来有没有改进。
就在北京，把书堆在那里没有整理的有多少？有图书馆的单位，自己去检查一下吧。每一万册里已经编目上架，可供使用的有多少册？从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开始，把束之高阁的未编目上架的书籍，全部陈列出来，群策群力地做一番彻底的整理工作吧。有书而不加整理，不给人使用，不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让它们为科学研究服务，那就是把持资料，垄断学术的霸道行为。也许，这句话说得分量太重了些，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种种的客观条件所限制，特别是，房子问题，不能全怪主持的人们没有诚意，没有计划。
有一个外省的大学的图书馆，曾经向北京大学图书馆提意见道：“两年之内，你们的图书馆如果还没有整理好，那么，我们就要来分了。”
“不激不发”。我相信，有一百万册或数十万册书还没有整理的图书馆，应该尽量发挥主动的力量，做好整理编目的工作，使之在两年之内，把那么许多不见天日的有用的图书，从箱子里，从堆在黑房的一包包一捆捆里解放出来，给想使用、十分需要使用它们的读者们阅读。
有一个督促加速整理的办法，凡新书没有整理好的，暂时停止买新书，古旧书没有整理好的，暂时停止买古旧书，外文书刊没有整理好的，暂时停止买外文书刊。等到把旧的整理好了，才能买新的。否则越积越多，何年何月才能清理完毕呢？再者旧的没有整理好，特别像古旧书之类，也没有法子再去购买，因为不知究竟已经有了没有这些书。这虽是“因噎废食”，但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新书、外文书待用迫切，也许不适用这个办法，但像古旧书，就完全可以用之了。
关于整理编目的方法，应该是“卑之无甚高论”，不要高谈什么式的“分类法”，只要能找到书就行。一本排架目录，比没有目录总强得多。书按整理的先后上架，目录就照此写下去。这个工作就是没有学过任何分类法的人也都可以做。然后，再写“著者索引”和“书名索引”，那便更方便读者们的检书了。“行有余力”，然后才再从事于“分类索引”的编制。现在的整理工作，进行得十分缓慢之故，其原因之一，就是要先行分类编目，然后再分类上架。这是最笨的方法。应该学习别的国家的大图书馆的排书上架的办法。小型的图书馆当然应该分类编目，但大型的图书馆则不妨先行按大类上架，甚至全不分类即行上架，然后再编“著者”、“书目”、“分类”三个索引。
古书的分类编目，大可不必“中外统一”，那是王云五的坏方法。史记、汉书固然应该归到“历史类”去，但像占古书里分量很大的梦溪笔谈、西溪丛话、紫桃轩杂缀、分甘余话等等，应该归到那一类去？我的想法，古书的分类，还是不要多生枝节，老老实实地照“四库”编目，先行编出，供给需要使用这些书的人应用为是。不必老在“分类法”上兜圈子，想主意，而总编不出“书目”来。
谈分书
书是要读、要用的。从前的藏书楼，像宁波范氏天一阁，只是藏书而已。
不要说外边的人，即范氏的子孙们也只许每一年在晒书时候和书见面一次。
清初，钱谦益藏有奇书，常常“讳莫如深”，不肯给人知道，更不肯借给人看。但现在却大为不同了。私人的大藏书家，已经一天天地少了。即有若干小藏书家，即有些珍罕的好书，也藏不住，总得借给需要它的人使用。许许多多的大大小小的图书馆，更是彼此互通有无，谁也没有“保密”的必要和可能的了。书是天下之公物，谁也不能拥而私之。古语所谓：“坐拥百城，虽南面王不易也”的“私诸个人”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专家们的书房里，多多少少地总会有些书，那是自己使用的东西，像家俱、茶杯似的，用惯了的，总不能老去借用别人的。也可能，在其间有些光彩焕发的好书，甚至仅仅对于他，那个专搞这一行业的专家，十分有用的书。除了他和他的徒弟们，是不必引人人为“同行、同道”的，那么，似乎也不必要大事宣传。
在把“不见天日”的许多大图书馆里的未编目上架的书整理出来之后，一定会有许多复本。据我所知，北京图书馆就有不少部雍正的朱批谕旨，不过没有多大用处而已。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里也有不少部铅印的清代各帝御制文集，听说，也都分配到各个图书馆去了。
把复本书，把自己所不需要的或不合用的书，分配给了别的图书馆，那是“功德无量”的事，那是使“书”发挥了更大的更广泛的作用的事，那是毫无私心的光明磊落的事。我在谈访书一文里所说的广州图书馆把宋版杨诚斋集送给了北京图书馆的事，就是典型的一个好例子。
也有出了偏差的，像北京院校调整的时候，原来也预备分书的，因为争夺得太厉害，甚至有一个音乐机构，要把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所有的音乐书籍，包括许多要从整套丛书里拆散出来的本子在内，全都提了走。结果是不欢而散，一部书也没有分成。
像那样枝枝节节地“分”书，当然会发生问题。应该有一个通盘的计划，先把各地集中的初步整理好的书籍，根据中央及各地的需要，分别先后缓急，一批批地调拨出去。绝对地不应该有地方观念或“肥小公而忘记大公”的思想。各个大图书馆的复本书或待分配的书，也应该先行编个草目，以待统一分配，不宜自作主张，先行分配出去。那是会造成混乱现象的。全国有多少个图书馆需要朱批谕旨或御制文集的呢？
有不少大图书馆还存在着本位主义。自己不用，也不许别人用。像一个工业学校图书馆，收藏着十分丰富而重要的关于西洋文学的图书，就是不肯调拨出去，给十分需要这些书籍的研究机构或学校使用。不明白其“道理”
何在！这也是属于把持或压积研究资料的一类行为，对于我国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是有害的。
在各省、市集中了的图书，当然首先要供应各省、市的本身的需要。从前说，“宰相要用读书人”。我们现在深切地感觉到，专署的专员或县里的县长应该要用些有文化的读书人才好。每个县长，至少要了解他那个县的一切事情才是，换一句话说，他首先必须翻翻那一个县的“县志”——即那一个县的“百科全书”——才能明白那个县的古往今来的事，那个县的地下、地上的资源，各种土特产，以至地理知识和古迹名胜之区。否则，就会做错了事，连他自己也还不知道。像绍兴市的某些负责同志，连陆放翁和绍兴的关系也还不知道，宁波市的负责文化部门的干部，连天一阁在那里也还茫无所知（这是1950 年〔？〕我到宁波去的事，现在当然是已经很熟悉的了）。
所以我建议，各个地方的各种版本的“县志”、“府志”，或其他有关的地方文献资料，应该留在各该地方的专署、县人民委员会里或图书馆、文化馆里，作为“学习”资料的一种，而且是一部干部必须学习的一种读物。不过，像明刻本的或康熙刻本的“方志”，已成了“珍本”、“古本”而不切实用的东西，则仍应该集中起来，分配给其他重要的图书馆保存起来，作为参考资料。
我初步估计一下，在各省、市的集中、整理工作的进行中，一定会有大量的、有用的图书，包括不在少数的“古本”、“珍本”的图书在内，被我们发现的。这样彻底地做一番合情、合理，并且切合实际需要的调拨、分配工作，对于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是会有很大的作用的。
这就是说，应“分”者，我们必须使之“分”，使之分配得“得当”。
然后，书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能够使需要读它的人看得到，而不至埋没于灰尘寸重的黑漆漆的屋角里。
同时，也还应该说明一下，不应该“分”的书，是绝对地不能使之“分”的。有的古代的藏书楼或图书馆，原是十分完整地，自有其历史的意义与作用的，保存在一起，那么，就会发挥其应有的很大的作用。一旦分散开了，就会碎割零切，不成片段，起不了什么作用，除了毁灭了一个古老的好的图书馆之外别无其他的好处。且举几个实际的例子。像宁波天一阁、上海徐家汇图书馆、上海中华书局图书馆、上海亚洲文会图书馆等等，都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天一阁的历史是四百五十年，徐家汇图书馆的历史是四百年）。其藏书的性质也是各树一帜的。把他们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是有其必要的，也有其需要的。像徐家汇图书馆，其庋藏各省方志的书库，是一省一省地做好了的书架的，检阅起来十分方便。何必加以更变，徒增纷乱呢？我们不应该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甚至有害的事。又像中华书局图书馆，搜罗清末以来的各级各种的教科书最多，是研究近百年的教育史的和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们所最需要的一个大的丰富的宝库。如果“分”散了，有何意义呢？又像亚洲文会图书馆里的藏书，以整套的有关东方学的书刊为主。如果中国科学院一旦成立“东方学研究所”（？）之类的机构，将它作为一个图书馆的基础，乃是一个十分合乎理想的，也是十分切合需要的事。如果把它“分”散了之后，再要建立起像那样规模的一个图书馆来，便非十年、八年不为功了。学术研究的“甘苦”，在图书馆需要方面最能表现出来。国家对于科学研究事业是以大力发展之的，对于像这种有关整个科学研究事业发展前途的图书分配、调拨工作，是应该细致地、慎重地、合理地，而且还应该十分迅速地进行的。
谈印书
古书常是孤本传世，难于广泛地流通。有些是原稿本，那么，更是天壤间只此一帙了。数量少而欲读之者多，那么，势非出于重“印”之一途不可。
仅仅只印它百部、千部吧，已经是化身为百，为千，能够供给千百个人或更多的人使用的了。有些旧报纸，极为珍贵的“孤本”，为了找材料的人太多，已经被翻阅得字迹都磨消了，纸张都松脆了，已经到了不可再阅的地步，然而还有人在翻阅。为什么不赶紧地重“印”它若干份呢？有些旧杂志，从第一号起，已经将近几十年或百年了，全份的不可再得，特别是外文的、专门性的杂志，那么，翻印个五六百份乃至千份，也是完全必要的。这实在可算是直接地为科学研究服务了。
但那些外文的整套的旧杂志的翻印方法，却大大地值得考虑。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向达先生向我诉苦，他那里藏有外文的全套数学杂志等等，翻印者们向他借出重印。怎能不借给他们呢？等到印毕归还，原书已经松脆得不能再读了。原来是用了“龙门”式的影印方法，将原书拆散了，一页页地直接上版印出的。这个方法，可谓鲁莽灭裂之极。对于新出版的书的重印，或者可以如此做，因为原书还不难得，糟蹋一部、两部的，还不会怎么心痛。
对于宝贵的图书馆的珍藏品，也用如此的方法处理之，实在未免只顾眼前，不问后果了。如何对得住国家的宝贵财产呢！为什么不多花些功夫，多用些费用，改用石版或胶版的照相影印的方法呢？原书既可不受损伤，版面也格外显得清晰，预约者所要花的钱也并不会增得太多的。何乐而不为呢？这样地粗暴地对待国家所有的珍贵的图书的态度和办法是不能再容许继续下去的了。
说起照相影印来，对待原本古书的态度岂是更谨慎、更仔细注意于保护原书些？一般说来，爱护原本古书的基本思想是建立起来了，但有的出版社态度还不免粗暴。原书是被拆散了照相的，等到还原时，式样就有些更变了。
有的装订得四不像，十分地狼狈。我有一册水浒传的插图，被一个出版社借去照相制版。等到若干月之后还给我时，许多页上都贴满了白纸，写了不少说明，要一撕下，原书的页子，就会随之而破裂了，只好随它那样满身披挂了碎纸条下去。怎不令人气愤呢！
不过尽管有些重“印”的办法不对头，重“印”还是一件好事，而且是一件必要的事。
印书的办法多矣。这里只谈谈古书的重印。按重“印”古书的办法，有照原书影印的，有用铅字排印的，有加以标点的，更有加以新的注解的。
在过去，总爱经史子集一道印，所谓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之类，流行甚广，恰好配合所谓“国学必读书目”之类的风行于世，大是无聊，只不过让有钱人的客厅里有一套新颖的陈设而已。在其间，四部丛刊是采用善本加以影印的，四部备要则是采取通行本加以排印的。四部备要里的若干照“古本”
排印的书，其实只是窃之于四部丛刊的，像唐孟浩然集，就是一个证据。还有国学基本丛书则是加以标点的，学生国学丛书则是新的选本，并加以新的注解的。他们都是用“国学”或“四部”的大招牌，包罗了不少东西。但所有那些东西，给专家们使用是万万不够的，给初学者们使用却又嫌其太艰深，同时，没有用的东西也太多。还不如像从前世界书店出版的“四书五经”、“诸子集成”、“文选”等，反而大有用处，廉价而使用方便。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补编则是供给专家们使用的。
现在如果重“印”古书，应该取过去之所长，而弃去其所短，换一句话，就是说，包罗万有的东西不应该再有了，除非说明是专门供给中、小型图书馆用的。其实，连中、小型的图书馆，对于那一类的“四部”、“国学”也是不会欢迎的。其中有多少是“废物”！但比较专门化的东西却是必要的，且无论对于专家们或初学者们都是需要的。
所谓专门化的东西，指的是，凡“印”书一定要成“类”成“门”，像二十五史补编或诸子集成那样。现代的读者们，专家们，需要的是自己本行的东西和应该参考的东西，而不是“包罗万有”的“丛刊”、“备要”、“文库”之类。我们悬想：应该重印的专门书有多少？医药卫生的书不是很需要么？不仅给中医看，也要给学习中医、中药的医生和药剂师看。但这一类的书，印错了一个字，排错了药品的分量，就会出大毛病，甚至会死人；所以，必须慎之又慎地重印，而且对于古本医书，应该用原著或最好的、最可靠的本子影印。其整理、排印的一部分更必须三校、五校，以至尽善尽美为止。
人命关天，岂同儿戏！农业科学的书，也是今日所急需的。那么重要的一部农政全书（明徐光启著），今天还没有新版子呢。我们古代的农业科学的知识多么丰富，且是切合于本国、本地的需要的；它们乃是千万年的农事经验的总结。怎能不搜集起来，作为一部乃至若干部的“中国农业丛书”、“中国花木种植丛书”等等，陆续出版呢？这是有关于国计民生的事。乃至小说、戏曲、历史、地理等部门，也都是亟需有一套套的大大小小的丛书出版的。
单就历史而言，关于史记的注解与考证就可以出一部大丛书。宋代、元代、明代的史料书，更是汗牛充栋，决不是一两部丛书所能包括得了的。其他，前代学者们未刊的著作，更不知有多少。今天把他们搜集起来，为他们延千百年的寿命，且化身千百，各地乃至各国都有机会读到，岂不是盛事！像宋代写本的洪范政鉴，孤帙单传，至今将近千年，不仅未有刻本，亦且未有其他传抄本。这书乃是“双鉴楼”傅增湘氏的“双鉴”之一“鉴”，由其后人捐献给政府的。作为一部“政治学”的参考书看，它是很重要的。为什么不急急地付印呢？
像这一类重“印”书，范围要广、要多，每类每门，各自成一丛书，只供专家们的参考，完全不必要推广，只是研究的或参考的资料而已。如古代的戏曲，重“印”成古本戏曲丛刊，如出齐了，就有一千六百多种。那些还只是以南北曲写成的戏本呢，如果包括地方戏的剧本在内数量要更多，更大了。不是搞中国戏曲史的，不是搞“戏改”或搞戏曲创作的人，要它何用。
一般的中国文艺研究者不必要完全读或看那么多的戏曲的。其它影印的大部丛书，其供给的对象也是如此的有限度。这只是把一部部地抄写，或者十部或几十部的打字或抄写油印，改为照相石印而已。不仅可以留真，省下繁重的校对力量，且也比较美观、省费，百部、二百部即可以印，三千、五千部也可以印，伸缩性很大。所以我主张，凡小量印行的内部参考资料式的专门性古书，都可以用这种办法重“印”，如果嫌每页照相重印纸张太费，则对于纯粹参考性质的书，像皇明献征录、皇明经世文编之类，可以用缩本四部丛刊或中华书局重印图书集成的办法，每四页或六页缩成一页印出，则大可以省功、省科。不过，要精读的书，像农政全书之类，或版本十分精良的书，像明弘治刻本西厢记，宋蜀刻本陈后山集之类，就不能用这个办法，而应该用古本戏曲丛刊或四部丛刊的式样重“印”了。
凡需要量比较大，而且应该加以重新整理，甚至必须加以新注、新解的古书，像十三经，二十四史之类，则我们得集中些专家们组织专门的编辑委员会，分别进行整理工作，俾能于几年或十几年之内，有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十三经、二十四史出版。在这方面，说来话长，拟写专文论之，这里不多谈了。
也还有不少重要的古书，需要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新版本的。所谓“新版本”，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一）最近于原本的面貌，校勘精确，力求没有错字。（二）加以分段及标点。远在汉代“章句”之学就是很重要的了。
（三）附索引及其他必要的附录；还有比较详明的序言，这序言，的确是出于专家的手笔，不是草率敷衍的。如果有新的注解，那么，更是一部专门的新著了。
重“印”的专门化的内部参考资料，搜罗得要广、要备。重要的必需的一般参考书，校印得要精审，要使读者们检阅便利。主要的“读本”一类的书或最常被阅读的文艺书，更要有精良的“新版本”。总之，专门的丛书要多种多样，以完备不漏为主。重要的一般的古书，选择得要精，要严，以版本精良为主。又，“选本”的作用最大。用新的眼光来选古诗文，是有必要的，对于一般读者们是最有益处的。新的“选本”和新的“版本”的印行，同是今日当务之急。
（原载1956年《人民日报》）
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序
中国戏曲在人民群众之间，有广大深厚的基础。它们产生于人民群众里，植根于人民群众的肥沃的土壤上，为历代的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我们可以说，没有一种文学形式比戏曲更接近人民，使其感到亲切，感到欣慰，而且得到满足与享用的了。它们在农村的临时搭盖起来的戏台上演唱，在城市的庙宇里或游艺场上演唱，它们传达出人民的情感与愿望，人民的欢愉与忧戚，人民的愤怒与痛苦。在戏曲里最能够看出人民的爱憎是如何的分明。凡是人民所憎恨的昏君权相，贪官污吏，奸雄恶霸，我们的剧作家也必予以贬斥，使之丑化，使之为人民所唾弃。凡是人民所崇敬所喜爱的正直忠贞的英雄烈士，所同情的负屈含冤的男女，我们的剧作家也必加以褒扬，予以伸雪，使之正义大张，使之感动人民以至于哭泣难禁。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的褒贬往往是正确的，不会冤枉了一个好人，也不会饶恕过一个坏蛋。我们的剧作家们便这样的与人民的好恶爱憎紧紧的联系着。亦有若干皇家供奉之作，颂扬圣德之章，但那是没有生命的东西，人民不会接受它们。而凡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也就是说，凡能流传久远传唱极盛的，必定是具有活泼泼的生命的东西，这是可以肯定的。中国的戏曲从一开始，便是充满了人民性的，剧作家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和广大的人民群众保有深切的联系，一部中国戏曲史，基本上是一部中国人民的戏曲史。从宋金时代（约十二世纪）开始，整整的八百多年间，凡有名目可稽考的剧本，总在四千种以上（根据王国维曲录及任讷曲录补正）。许多地方戏的剧本，仅有抄本流传的，或仅凭口传的，还不计算在内。单就数量来看，就可以知道人民是如何的重视戏曲，喜爱戏曲，它们成了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戏曲在文学形式中，是高级的复杂的创作，创作家不仅需要文学修养，也需要音乐修养，还需要熟悉舞台艺术。而在八个世纪之间，竟能有那么大量的剧本产生出来，这不是奇迹，这正是适应了人民的需要而产生的。在过去所谓正统派的文人们，是看不起戏曲的，它们被目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红楼梦里的少女们，偶然引用了西厢记里的辞句，就觉得不该如此。然而历代人民所创造的戏曲文学的光辉成就，却不是任何顽固的封建统治者所能加以磨灭的。元曲明传奇，毕竟受到一部分批评家的注意，而和唐诗宋词同被称为一代之奇。有好些文人还做了不少搜集整理和结集刊印的工作。永乐大典里收有杂剧九十九本，戏文三十三本。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很早的就在元代流行着。明代李开先自夸所藏为词山曲海，山东于氏，常熟赵清常，山阴祁氏远山堂，山阴沈复粲鸣野山房，都曾搜集了大量的剧本而加以整理。赵清常合订的元明杂剧，就在三百种以上。杂剧十段锦刊行于明嘉靖三十七年（一五五七）。龙峰徐氏刊印过古名家杂剧选。臧懋循刊印过元人百种曲。黄正位刊印过阳春奏。童野云也印行了不少元人杂剧。孟称舜的柳枝、酹江二集，所收凡五十六种。沈泰编盛明杂剧初二集，所收凡六十种。邹式金的杂剧新编，所收凡三十四种。
金陵唐氏富春堂所刊传奇，据说有百种。所见的已过三十种。文林阁世德堂、继志斋、容与堂、广庆堂、吴兴凌氏、闵氏等，所刊传奇为数亦伙。毛晋汲古阁所刊六十种曲，流行最广。惟到了清代，则结集刊印之举，寂然无闻。
三百年来仅黄文旸辈，曾在扬州把古剧做过一番整理的功夫而已（有曲海总目提要）。清末民初，贵池刘世珩复炽刊印古剧之风，暖红室所刻传奇凡二十余种，吴瞿安先生曾将所藏曲子编为奢摩他室曲丛初集六种，二集二十九种，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我亦把所藏清代短剧编为清人杂剧初、二集八十种印出，又影印了明人传奇六种。此外，汇印古剧四五种为一集的，亦不在少数。但其规模，总没有臧懋循、毛晋二家之大。我们研究中国戏曲史的人，老想把古剧搜集起来，大规模的影印出来，作为研究的资料，却始终不曾有机会能够实现这个心愿。今日欲得一部明刊本传奇，正像乾嘉时代欲得一部宋刊善本那样的不易。只有从事搜集资料的人，只有研究戏曲史的人，方才知道搜集资料是如何的困难。那工作是艰苦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是要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的。古剧收藏家的辛勤，诚如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幸而集腋成裘，更幸而历劫仅存，怎能不急急的要想使之化身千百，俾古剧能为今人所用呢？商之同志，皆赞其成，乃征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公私家所藏，并联合国内各大学、各图书馆、各戏剧团体和戏剧研究者们，集资影印这个古本戏曲丛刊六百部，作为内部参考资料。初集收西厢记及元明二代戏文传奇一百种；二集收明代传奇一百种；三集收明清之际传奇一百种。此皆拟目已定。四、五集以下，则收清人传奇。或更将继之以六、七、八集，收元明清三代杂剧，并及曲选、曲谱、曲目、曲话等有关著作。若有余力，当更搜集若干重耍的地方古剧，编成一二集印出。期之三四年，当可有一千种以上的古代戏曲，供给我们作为研究之资，或更可作为推陈出新的一助。此愿甚弘，但我们是有信心能够完成这个工作的。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一日郑振铎序
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序
古本戏曲丛刊初集，依靠了公私收藏家们、戏剧作家们、专家们和许多团体的力量，得以如期出版。这部远远超过汲古阁六十种曲的煌煌巨编的问世，引起了很多作家们和研究戏曲者们的注意。他们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并供给了不少资料。因此，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在这个良好的基础上，依靠了大家的力量，也就紧接着编成付印，并能够很快的印成出版，众擎易举，于此可证。二集里所收的戏曲，仍为一百种。除了流行于民间的比较早期的剧本，像彩楼记、刘秀云台记、范雎绨袍记、高文举珍珠记、王昭君和戎记等十数种之外，都是晚明时期万历初到崇祯末，即公元十六世纪的八十年代到十七世纪的五十年代的作品。将这一百种的剧本集腋成裘，编为此集，大非易事。编目访书何止三易其稿？亦有久访未得，只好待之将来再收的，如沈嵊的息宰河等。即此百种，已是公私收藏家们三十多年来辛勤搜集的结果。
晚明剧作多半是孤本流传，像陈与郊的詅痴符四剧，汪廷讷的环翠堂七种，孟称舜的贞文、娇红二记，范文若的鸳鸯、花筵等三剧，阮大铖的咏怀堂四种，此四种虽有近刊，而经妄人肆意窜改，大失本来面目。今悉依原本影印，足以发复。以至于王稚登、吴世美、郑之文、叶宪祖、周履靖、史槃、金怀玉、陆华甫、王骥德、吴德修、佘翘、姚子翼、朱宗藩、邹玉卿、朱九经、沈自晋、西湖居士诸家所作，都是研究戏曲的专家们求之多年万难全获的。
今有此巨帙陈之案头，搞晚明戏曲的人，当不会再有书阙有间之叹了。其中若卜大荒的冬青记，虽残缺过甚，以无他本可补，也只有照原来残本印出了。
虽未必珠玑尽收，网罗无遗，而晚明七十多年间的剧作，于此已可见其代表。
大抵这一时期的剧作，约可分为两大支：第一支是文士的创作。逞才情者，多瓣香临川汤湿祖，求本色者，则祖述宁庵沈璟，而若士的影响尤为深远。
别有一部分有志之士，则关怀当时政局，大不满于明帝国没落期的种种腐败黑暗的现象，而于其所作剧曲里，加以大胆的暴露，加以直接的攻击与讽刺，或借古人之酒杯浇时人之块垒，像喜逢春磨忠记，像双烈、玉镜台、精忠、厓山、冬青诸记，都是有感而发、有为而作的慷慨悲歌，光彩动人。同时以佳人才子的遇合为题材之作，也产生不少。无非是始恋中阻终得团圆的场面，陈陈相因，极少惊人之笔。第二支是修改旧剧或重编流行于民间的剧本。这些作者们多半是默默无闻的，至少是并无赫赫之名的。这些剧本则都能反映人民的要求与愿望，表扬善良，打击坏人，敢于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面，且富有人民的尖锐的机智与讽刺，长期地在各地演唱，深为人民所喜闻乐见。
二集兼收并蓄这两大支的剧作。缘是内部资料，故亦不废若干靡靡之音。我想这二集的印行，不仅可助戏剧作家们的推陈出新之资，可供戏曲研究的专家们一大批的研讨的资料，而对于要论述明帝国没落期乃至中国封建社会的没落期的社会历史的历史学家们，也可提供出不少活泼真实的史料来。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三日郑振铎序于昆明
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序
古本曲丛三集一百二十册，又得借大家的同心协力而告成了！这次的出版，迟之已久，延期再四，主要的原因，是纸张供应的困难。幸赖商务印书馆的努力和当地负责同志们的帮助，最后才得解决。摩挲着这部巨编，于兴奋喜悦之余，不禁重有感焉。这部三集所收传奇，以明清易代之际的十几位大作家的剧本为主。恰在酣歌醉舞，沉溺于燕子春灯，秦淮夜月，恣意尽情地享受着世纪末的欢乐的当儿，受不住压迫的农民起义了。紧接着，满族的铁蹄又奔进关内。他们的霓裳羽衣舞的好梦惊醒了。他们旧的依靠，像冰山似的消失了。在喘息稍定之后，便不得不像三百年前的蒙古时代似的，再一次的把他们的运命和才华，交给了广大的市民阶层，把他们的生活，寄托于广大的市民阶层的喜爱与同情之上。于是从吴炳的绿牡丹、疗妒羹，范文若的花筵赚、鸳鸯棒，沈自晋的望湖亭、翠屏山，阮大铖的燕子笺、春灯谜等等，沿袭着玉茗的宗风余绪的，一变而进入李玉、二朱兄弟、邱园、张大复、叶稚斐、周坦纶、盛际时、陈二白他们的一个新的大时代。李玉他们，像关汉卿，像高文秀，像郑德辉，是以写作剧本供应剧团的演出为生的。他们的创作力极为充沛，取材极为广泛。有一人而写作三十多本传奇的，像李玉，那是空前未有的盛况。（关汉卿写了六十多本杂剧，但都比较的短。）假如不是一位专业的剧作家，那是不会有那么弘伟而伙多的成就的。在他们的手里，任何内容的题材，都运用得生动活泼，深入浅出。他们写绣户传娇的情事，也写需以铁板铜琶伴唱的热闹非凡的大戏。他们的造辞遣语，也不复像香囊、玉玦那么骈四俪六，句句掉书囊，可以当得起出奇制胜，雅俗共赏的赞许。没有比这个时代这些作家们的剧本，更受梨园子弟们的欢迎的了。往往是看家戏，演出准不会失败。虽然这些作者们大多数是苏州人，用的是水磨调的昆山腔，对白有时还用的是苏州话，但照样地流行于全中国。凡有井水饮处，没有听不到这些吴侬柔语的昆山腔的。但有一个特点，这个时期的传奇流传下来的，毕竟以梨园传抄本为最多，刻本仅占少数。是不是不曾有过刻本呢？我想不是的。朱素臣的秦楼月，就题着笙庵传奇第十五种。可见在当时，那些剧本可能大多数是都曾刊印出来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大量的刻本不传了的呢？主要是，作为梨园子弟们习唱的脚本，最容易消失，最难于保存下来。当原本成了流传很少，或仅是孤本的时候，梨园抄本便出现了。今日所赖以延一线之脉者，往往独借此种潦草破烂，鲁鱼亥豕连篇累牍的梨园传抄之本耳。更有任意删削，不成完书，名目虽是，内容已非的。
我们采用的时候，十分慎重。一剧每搜集两三种抄本以资对勘比较。弃其残阙不全者，用其最近于原本面目者。实是孤本流传，无可取舍者，则即不全之本，亦复收入，惟为数不多耳。我们研究戏曲史的人，独以对此辉煌异常的一个大时代的剧本，最难读到。今则，凡有可搜得者，已毕集于此。有此一集，则李玉他们的传奇，便得以传播于世，延命若干世纪了。然此集之成，较之初二集为功尤巨，经历过程，尤为艰苦。有些合印者们，对于这部三集的内容，起了怀疑，觉得这是成为若干剧作家的专集了。又有些人，根本上对于这种影印的方法有了意见，感到这样的印刷方法是浪费。我们以为，这部丛刊本来是内部参考资料性质的图书。凡是参考资料，应该是要尽量地搜集更多地可能得到的一切资料，和供给一般读者们作为精读之用的选本或读本，基本上是不相同的。又这些参考资料，原来也可以用铅印、油印或抄写的方法流传的。但铅印费力太多、太大，绝对不适宜于只印行几百部的书籍，且排校费时费力，不知在何年何月才有出版的可能。油印和传抄，则浪费更大，错误更多，且极不方便。试想传抄或影抄或油印一部一百页左右的传奇，要浪费多少时间财力和人力呢？这种用照相石印的印刷方法，乃是用以替代抄胥之劳和油印本子的费多而不精的办法，且足以解除铅印工厂的紧张情况的比较最可能想到的最经济而且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似乎是应该坚持下去的。我们非常感谢最大多数的合作者们努力地支持我们。他们给我们以热情的鼓励，也给我们以力量。如果没有他们的合作，这部三集的巨编是不会继续出版的。谨于此谢之！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五日郑振铎序于青岛黄海路。时涛声大作，海面上的远灯，有规律地时明时灭，大似乘舟破万里浪时也。
古本戏曲丛刊四集序
这篇序是郑振铎先生于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七日出国访问，途中飞机失事遇难的前一天写的，是他的最后一篇遗作。
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收集了元、明二代的杂剧，共三百七十多本，几等于臧晋叔编印的元曲选的三倍半以上。其中，以元人杂剧为最多，凡传世的元杂剧，几乎是网罗殆尽。明人杂剧也收了一部分。凡我们所见和所知的明代刊印或传抄的元人杂剧，除了传本甚多的臧晋叔编印的元曲选和罕见或未见传本的李开先编印的名贤传奇和童野云编印元人杂剧选之外，可以说是已经全部收集在这个集子里了。但这第四集仍然是仅供专家们研究需要的内部参考资料，所以，还是本着“求全求备”的主张，有好些本杂剧，是同时收入了好几个本子的，像乔吉的玉箫女两世姻缘，马致远的汉元帝孤雁汉宫秋和白仁甫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等，就一见再见地出现于这个集子里。这只是对专家们的研究有些用处，对于一般读者们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像这样范围狭窄得只是供应专家们研究参考的书籍的印行，在此时有没有这个必要呢？普及是当前的最主要的任务。但普及工作的本身就在不断地提高。“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是原则性的指示。看不到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文化科学事业的迅速向“提高”发展，就如同忽视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文化科学的普及运动浩浩荡荡的进军的绝大的气势一样。广大的人民群众一旦掌握了文化科学之后，便会立即向“提高”发展的。运动不可能在原地踏步不前，而是永远地前进，再前进的。所以，在“普及”的同时，提高并不能加以忽视。他们是车的二轮，鸟的双翼。有矛盾，但会迅速地统一，而且必需统一的。我们不能说，印行少量的这类戏曲集子便是“提高”
工作之一。但不可否认，乃是为“提高”的研究事业准备的条件之一。元代和明初的杂剧，在中国戏曲史上是有其光辉灿烂的篇页的。关汉卿、王实甫等大剧作家的姓名是永垂不朽的。他们生长于人民群众里，为人民群众的斗争服务。他们辉煌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象和人民生活。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在封建统治的官僚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下的痛苦与呼号，在许多作家的作品里都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来。当然，也有若干是专为官僚地主阶级或统治的王室服务的剧作，像明朝教坊编演的宝光殿天真祝万寿和明朱有燉写的瑶池会八仙庆寿等等的宫庭戏，祝贺戏，那是全无意义的东西，但在其间，为数毕竟很少。绝大多数的题材是为人民所喜爱的。前人有“唐诗、宋词、元曲”
的赞评。元曲的确是代表了“元”这一个时代的文学的。其影响到了明代中叶，即十六世纪之末，而尚存在。把这三百多年的戏曲文学加以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对于我们戏曲工作者们是有意义的，对于新的戏曲创作，也会有些启发的。当然，我们必须说明，像这样的戏曲集子，只是供给专家们的研究需要的，对于一般读者们是用处不大，甚至没有用处的。故遂采用了少量印行的办法。实际上，只是代替“抄胥”之劳而已。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六日
附录
西谛书目序
赵万里
西谛同志离开我们快近五周年了。他的全部藏书在他坠机遇难以后不久，即由高君箴同志遵照他的遗志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转送北京图书馆庋藏。西谛书目五卷、题跋一卷，今年十月将由文物出版社排印出版。文物出版社认为我和西谛在搜访、整理、探讨祖国文化遗产方面，是多年在一起的。对于他的藏书内容，比较熟悉一些，特地要我写一篇序文。
我辞不获命，因把他的藏书特点就个人见到的择要写在下面，以就正于读者。
西谛藏书的主要类别，有历代诗文别集、总集、词曲、小说、弹词、宝卷、版画和各种政治经济史料等，范围十分广泛。除去外文书打算另编专目，通行常见的旧版书和新版书暂不列入外，总达七千七百四十种。其中明清版居多数，手写本次之。宋元版最少，仅陶集、杜诗、佛经等数种。
就数量和质量论，在当代私家藏书中，可算是屈指可数的。
诗经、楚辞，到戏曲、小说、弹词、宝卷，面面俱到，齐头并进，四十年如一日。他不但重视作家的别集，还特别强调总集和地方艺文类书籍所起的作用。他认为总集类书籍不但可和各家别集互相比勘，取长补短，而且还可看出各个历史时期文学流派的特色和选家对文学批评的倾向。在解答具体问题时，两者之间，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例如汉魏六朝文学，除了各家别集和薛应旂、汪士贤、张燮、张溥等编校的各家别集丛书，还兼收昭明文选各种版本三十三种，玉台新咏各种版本八种，和明人冯惟讷、刘成德、张之象、张谦、曹学佺等编选的总集。唐代文学除广收各家别集，和朱警、黄贯曾、许自昌、毛晋、席启寓、刘云份等编校的各家别集丛书，还兼收唐宋人选唐诗，和明清人卓明卿、吴琯、吴勉学、胡震亨、曹学佺、季振宜等编选的总集。对宋以后和近代文学作品也是如此。他特别留意地方艺文类书籍，前后收得的达二百多种。其中不少是长期被人们忽视的，经他发掘出来，遂得重见著录。
西谛收藏的明清人诗文集，数量也相当可观，其中较大的一部分是僻书。他保存这些僻书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它默默无闻地被大家遗忘掉，以便去芜存菁，做到古为今用。此外，他对于画家的集子如沈周的石田集、陈淳的白阳集、董其昌的容台集、吴历的墨井诗抄、金农的冬心先生集；戏曲家的集子如水浒记、橘浦记作者许自昌的卧云稿、四艳记作者叶宪祖的青锦园文集选、臧改四梦和元曲选编辑者臧懋循的负苞堂文集、桃花扇作者孔尚任的湖海集、玉湖楼传奇作者裘琏的横山诗文抄，非常重视，都是他经常向人津津乐道的。他对曾遭禁毁的明遗民的著作，也一向留意搜访，如方以智的浮山文集、李确的潜夫先生遗文、杜濬的变雅堂诗集、葛芝的卧龙山人集，内容都很有史料价值。
西谛很早就开始收集唐宋以来词人的著作。记得一九三○年夏天，我在他上海虹口东宝兴路寓所中，看到他新收的天一阁旧藏的几种明版词集。中有明人夏言的桂洲词、夏旸的葵轩词、陈德文的建安诗余，纸墨俱佳，十分漂亮，但作品功力不深，风格不高，值得一读的寥寥无几。引起我注意的，倒是那厚厚的一册明嘉靖间四川嘉定九峰书院刻本元遗山编的中州乐府，字大如钱，刻工于粗犷中寓有质朴气息，后来毛氏汲古阁本、朱氏疆邨丛书本，都以此为祖本。解放后，他又在北京收得明代石村书屋蓝格抄本宋元明三十三家词，前后有清初浙派词人朱彝尊竹垞老人藏印，又有竹垞亲笔题识和眉端评语。竹垞和汪晋贤合编的词综，就是依据这些资料为素材的。这两种书，用他的话来讲，是他词藏中的两朵灿灿发光的奇葩。此外他为了全面评介明清人词，采取双管齐下办法，除了搜集孙默编的留松阁名家诗余、聂先和曾王孙合编的百名家词、龚祥麟编的浙西六家词和诗余广选、倚声初集、瑶华集、清平初选、今词初集、众香词等总集外，又广收明清人词别集。其中有独到成就的名家如汪氏环翠堂刊本陈大声的草堂余意、康熙间初刊本纳兰成德的饮水词集、道光间初刊本项鸿祚的忆云词、龚孝拱手写本龚自珍的定盒词，都因本子罕见，惹人注目。
西谛藏曲，可分两个时期。一九三九年以前为第一期，一九三九年起直到全国解放后为第二期。他曾经把第一期藏曲中的精本，编为西谛藏曲目写刻出版。刘龙田本西厢记、玩虎轩本琵琶记、浣月轩本蓝桥玉杵记，和孟称舜编定的酹江、柳枝二集，是其中白眉。抗日战争期间，为了解决生活问题，他把这批藏曲的一部分作价售去，去书之日，心情非常难过。
稍后又重整旗鼓，大事补充。那时从徽州、苏州、扬州、浙东等地流到上海的杂剧传奇中的精本，十之六七都归西谛所有。除了西厢、琵琶、四梦等等著名曲本不嫌重复，有见必收外，它如施惠的幽闺记、苏复之的金印记、姚茂良的双忠记、高濂的玉簪记、梁辰鱼的浣纱记、徐霖的绣繻记、周朝俊的红梅记、张凤翼的红拂记、屠隆的昙花记、沈鲸的易鞋记、金怀玉的合襟桃花记、徐复祚的红梨记、史槃的鹣钗记和无名氏的破窑、鹦鹉、四美、异梦等记，都有版式精美插图工致的明刻本。
西谛对于散曲的搜集，也非常努力。天一阁旧藏明抄本张小山乐府、汪廷讷校刊本陈大声乐府、嘉靖间刊本秦时雍的秦词正讹，和杨廷和的乐府余音、杨慎的陶情乐府、王九思的碧山乐府、殷士儋的明农轩乐府，以及金銮、王磐、梁辰鱼、冯惟敏等四词宗乐府，他所收藏的本子，不但是很有名的，而且是非常罕见的。
除了戏曲与散曲，西谛还是提倡搜集和研究俗曲的第一人。三十多年前，他从周氏言言斋发现华广生编选的白雪遗音，从那里抄出了一些内容比较清新健康的作品，出版了白雪遗音选一书。不久有人在徽州一带得到了冯梦龙编选的山歌，这是中国俗曲宝藏中一个新奇的发现，中有不少恋歌，可和国风、子夜歌、读曲歌等媲美。他不但怂恿书主排版重印，还把原书作价收归己有。他又在招子庸的粤讴和乾隆末年王廷绍编选的霓裳续谱等书里发现了不少思妇怀人之曲和其他描写妇女坚强意志的作品，给中国俗文学增添了许多光辉的篇幅。
西谛很早就开始研究三言、二拍等平话体小说和三国志、水浒传、西游记、岳传等故事源流，写了很多文章。那时他收藏的历代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还不够多，后来逐步发展，遂成为一个比较有系统的专藏。其中明版忠义水浒传最负盛名。记得一九三一年八月，我们同到宁波访书，偶然在林集虚大西山房的书架上发现棉纸印本忠义水浒传残本八回，西谛大喜过望，认为这就是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的校刊本，在现存水浒传版刻中，再没有比它更早的了，是一个新的重大的发现。当时我就表示异议，觉得嘉靖刊本是十分可能的，但武定侯郭勋刊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它和郭勋刊的元次山文集、白乐天文集字形和版式都不相同，和嘉靖本雍熙乐府比较，也有显著的差别。过了几年，西谛在书友郭石麟的帮助下买到了其中的五回，但其他三回，却为一个五金商人豪夺而去。直到一九五八年，才由北京图书馆从上海购回，大家多年来的愿望，终于得到实现。
西谛在青年时代就对宝卷、弹词、鼓词等讲唱文学发生浓厚的兴趣。
他曾经编了一个自藏的弹词目录，登入小说月报中国文学专号。还编了宝卷和鼓词的目录。“一二·八”敌机肆虐，这些书籍被炸毁了一部分、不久又续有增益。宝卷中有明写彩绘本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和嘉靖刊本药师本愿功德宝卷，他认为这是流传最早的两个宝卷。弹词中名作尤多，吴语文学三笑姻缘、玉蜻蜒、珍珠塔等，西谛都有藏本。由于作者把人物的形象和个性精雕细琢得十分生动、描写生活琐事，以细致具体见长，备受群众欢迎。以后就出现了弹词妇女作家。最有名的，当推陶贞怀的天雨花、邱心如的笔生花。对妇女们所遭受的封建压迫，提出了强烈的控诉。这是他所藏弹词中压卷之作。鼓词中也有不少内容比较健康的作品。外边罕见的有福州本荔枝陈三歌全传、潘必正陈妙常村歌、潮州本双白燕等。还有各种南音和时调唱本。这些民间艺人文学创作，如果没有他大力进行搜访和发掘，怕早就湮没无闻了。
西谛对于历代版画书籍，有丰富的收藏和深邃的研究，这是人所共知的。他早年留意徽派版画，从明朝歙县虬村诸黄如黄德时、黄应光、黄一楷、黄一彬、黄伯符等著名木刻家雕制的插图书，直到清初徽派殿军鲍承勋父子的木刻画，他都有独特的藏品。稍后又广收宗教画。他藏的宋版陀罗尼经、元版碛沙藏的扉画，以及明初北京出版的带有图像的佛教宣传小册子，线条刚柔兼施，刀法明快流利，代表着各个不同时地的艺术风格。
此外上图下文的通俗小说，附有插图的杂剧传奇和科学技术用书，各种静物写生和富有生活气息的故事画，凡是木版书中有插图的，都在他刻意搜求之列。前后得书甚多。进入他的书斋，如百卉逢春，花团锦簇，令人目不暇接。
明代和明清之际，许多著名画家为木刻家创作的画稿，如丁云鹏为黄鏻、黄应泰等画的程氏墨苑、陈老莲为黄子立和其他木刻家画的博古叶子和水浒叶子，萧尺木为汤尚、汤义、刘荣画的太平山水图画，除了老莲的博古叶子，西谛都有刻印绝精的本子。他藏的那部彩色印本程氏墨苑，一部分图版是把几种颜色涂在一块板上印的，绚丽夺目，开后来短板法的先河。水浒叶子著墨不多，却能深刻而传神地勾勒出梁山英雄们鲜明的个性和大无畏的反抗精神，是一部现实主义杰作。太平山水图画画面峻秀奇拔，刀法变化莫测，把祖国雄伟富丽的山川景色，刻划得超神入化，百观不厌。
西谛还藏有明末胡正言编印的十竹斋画谱和笺谱，这是中国古代版画艺术举世闻名的划时代的杰出作品。它巧妙地运用了当时流行的短板、拱花二法，把彩色木刻画印刷术推向新的高峰。书中春风杨柳、秋日芙蓉、碧树凝烟、寒梢笼月、松下听涛、篱边访菊等富有诗意的图像，和一草一木、一拳一石等彩色木刻画，都用短板法来显示画面的深浅浓淡和阴阳向背的痕迹。他如山际行云、江上流水、禽类羽毛、花朵轮廓等则兼用拱花法。此后王蓍等编印的芥子园画传，文美斋主人编印的百华诗笺谱，用饾板而不用拱花，他也有十分精美的藏本。
西谛对于政治经济史料，也经常留意搜集。如刘锡玄的黔牍偶存，是明代万历末年统治阶级残酷镇压贵州少数民族农民起义的血泪纪录。程任卿的丝绢全书，是反映明代上层统治者通过实物征收对徽州地区农民进行剥削压榨的文献汇编。它如明崇祯朝缙绅便览、北新关商税则例、闽海关则例、淮盐分类新编、同治间广和号刊丸散膏丹集录，和明代坊本万事不求人、四民备观翰府锦囊等书，都是比较罕见的参考资料。名目繁多，不一一列举了。
西谛一生节衣缩食，费尽心力，为国家为人民积累了这么多的精神财富，对我国学术研究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无疑将作出重要的贡献。喝水不忘凿井人，我们摩挲陈编，缅怀过去，不能不对他表示无限的钦敬和感激的心情。
这部书目是由北京图书馆王树伟、朱家濂、冯宝琳、冀叔英四位同志
合力编成的。分类上的失当，和著录上的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们多予指正。
一九六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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