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弢书话》 上 姜德明 主编 杨义 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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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弢书话
主编 姜德明
杨义 选编
北京出版社 1997年版
●序言
姜德明
现在，书话这种形式已经非常习见了。
特别是在读书界，所有爱书者几乎没有不喜欢读书话的。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诗话、词话、曲话古已有之，名著多有，唯有书话似乎是近六十年始为人们所用，并逐渐流传，终于为公众所认可。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书话的理解仍各有不同，在理论和实践上，既无统一的定义，写法上也各行其是。
书话的形式也许还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的发展和探索，才能更臻完美，认识统一。
现在，人们对书话范围的界定还比较宽泛，多数人把凡是关于谈书的散文、随笔，包括书的序跋，甚至较短的书评，一律目为书话。或者说，书话本来就内容宽广，可以无所不谈，不必强求统一。
但，有些认识已经逐渐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也是事实。如，书话源于古代的藏书题跋和读书笔记，并由此生发、衍变而成。书话不宜长篇大论，宜以短札、小品出之。书话以谈版本知识为主，可作必要的考证和校勘，亦可涉及书内书外的掌故，或抒发作者一时的感情。书话不是书评，即不是对一本书作理论性的全面介绍、分析和批评。书话不能代替书评。
我常说，书话只要能够引领读者爱慕知识，并唤起他们爱书、访书、藏书的兴趣就好，不必过苛地要求它承担更多的繁重任务。
40 年代初，我开始对新文学书刊发生兴趣。在课堂里无法满足的知识，只好到旧书摊前去探秘，开头是盲无所从，碰到什么是什么。一本曾孟朴的《鲁男子·恋》，曾经让我痴迷多时，误以为是新文学最伟大的小说。到了40 年代中后期，突然发现唐弢先生写的关于新文学的书话，一下子顿开茅塞，好像找到一位引我入门的老师。我羡慕他的藏书丰美，那些充满魅力的版本一直诱惑着我。我采取的是笨办法，循着他书话中提到的书一一去搜访。
读唐弢的书话，打开了我的眼界，如读一部简明的新文学史。
50 年代中期，我由《人民日报》读者来信部调往文艺部，在袁鹰同志手下编副刊。他是一位放手用干部的好领导。我在工作中偶有所想，一般都能得到他的支持。当时，袁水拍同志已请西谛先生为我们副刊开辟了《书林漫步》专栏，那当然是书话。这个专栏得到了知识界的好评，可惜所谈的都是古籍，距离一般读者的兴趣稍远。为此，西谛先生后来有意避开冷僻的版本，分别写了买书、分书、整书、访书等接近生活的题目。本来他还可以继续写下去，却因“反右派”、“大跃进”，以及他出访域外不幸遇难，这组文章遂成绝响。西谛先生为我们副刊刊载书话奠定了基础，功不可没。
60 年代初，唐弢先生举家北迁。当他刚刚安好新居，我就贸然闯入，请他为我们写书话。他答应了，却流露出某种顾虑，问我：“现在还有读者对这类文章感兴趣吗？党报上介绍旧书版本会不会有人反对？”我打消他的顾虑，并同他一起商定，可以先从革命书刊和左翼文艺运动的书刊谈起，再一步步地涉及进步文艺，如文学研究会的诸大家和巴金等。所以，晦庵的书话一开张，便谈李大钊、鲁迅，以及国民党的禁书和革命者的伪装书。至于含有书斋趣味的藏书票、藏书印、线装书籍装帧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在1962 年，作者在出版《书话》单行本时临时补入的。如此谨慎，今天的读者也许会大惑不解。
在这以后，我又联系阿英先生写了近代文学丛谈，请陈原先生写中外读书小品，赵家璧先生写编辑忆旧，钱君匋先生写书籍装帧琐谈，李健吾先生写艺术短简，路工先生写访书见闻录，还有丁景唐、瞿光熙、胡从经等先生写的有关新文学的书话。以上有的虽然没有用书话的招牌，实际都没有离开书。我以为报纸副刊是发表书话的理想园地，不仅可以提高报纸的文化品位，也是普及文学史和培养读者艺术修养的极好方式。书话兴盛一时，到1964年强调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大批判”的时候就匆匆收场了。
“文革”前夕，我已沉默，静候批判。因为报社已经抛开文艺部，背后整理铅印了十来种文艺部工作错误的专题材料，其中的两份，即关于唐弢的书话，以及读书随笔的。罪名之大、上纲之高已令人胆战心惊。到了“文革”
开始，却又被“造反派”们当作“假批判、真包庇”，认为书话之类正是为30 年代的反革命文艺黑线摇旗呐喊，是有计划的一个阴谋活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书话的兴衰，莫不与时代的政治起伏有关，这时候我才想起当年唐弢先生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
至今为止，人们都承认唐弢先生的书话影响最大，这不是偶然的。他在篇幅有限的方寸之地，能给人以知识和文采，表达出一个爱书人的品格，这不是任何一位作者都能达到的境界。1979 年10 月，他在编完《晦庵书话》时说：“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这样，我以为书话虽然含有资料的作用，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他的经验已成为人们研究书话特点的重要依据。说他在书话写作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也不过分。
近代藏书家傅增湘的《藏园群书题记》、周叔弢先生的《自庄严堪藏书题识》、邓之诚先生的《桑园读书记》、马叙伦先生的《读书小记》、《读书续记》等，尽管偶然会间及掌故，重点仍在资料和校勘，有的已近于目录学的范畴，更不要讲抒情了。唐弢先生却强调文学因素，并把它理论化了，使枯燥的藏书题跋走出专门家的书斋，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这是后人不应该忘记的。当然，我们也不能机械地理解为书话必得抒情，一定谈掌故。
这要因书而定，不能勉强。以知识为主没有错，写得生动活泼一点也是必要的。邓之诚先生是以文史学家的眼光写书话的。1955 年他在编完自己的《桑园读书记》后说，他的读书记以“提要”和“劄记”合成。“提要”是“撮其内容，使未读是书者稍明途径，且知某事见某书，为切实可用也”。“劄记”则“间附己见”，意在表述个人的观点。这也是经验所得，一家之言，是书话的另一种写法。近年，孙犁同志写的《书衣文录》，更一反传统藏书题跋的写法，甚至把与书本身全无关系的一时感触写在书衣上。但，没有人不承认那是书话，而且是思想深刻、别具一格的书话。
有人说最先用“书话”为题写作的不是唐弢先生，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怎么重要。我也没有作过考证，只是在翻旧书刊的过程中，见到1937 年10 月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前后，阿英先生写过一组《鲁迅书话》；同年4 月，他还在《青年界》第11 卷第4 号上发表了一组《红楼梦书话》。但，也不能就此断定最早用“书话”的是阿英。作家曹聚仁早在1931 年8 月15 日出版的《涛声》半月刊创刊号上，便以《书话二节》为题了。同月22 日出版的《涛声》第2 期，他又发表了《书话· 2》。如果我们有耐心去翻阅一下， 1933 年和1934 年的《申报·自由谈》，那里还有另外几个作者，也在以“书话”
名义写读书小品。书话在30 年代曾经一度繁荣，丝毫也没有影响唐弢先生在书话创作方面总其大成的功绩和历史贡献。前人的实践我们都应当尊重。文学史上从来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地会跳出一个伟大的天才来。
为了适应当前读书界的需要，也为了向读者提供一部系列的权威读物，北京出版社邀我来主编“现代书话丛书”。我认为这是出版家注重基础工程的举措，有利于长远的文化建设。经过筹划，现在推出了八位作家，都是撰写书话的大家，有过历史的贡献。
在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与各卷选编者及出版家进行了反复的磋商。时间并不充裕，这也可以说是一次紧张、团结的合作。我们想尽力做得完美一点，怕亦有不周之处。如有不当，希望读者不吝赐教。
1996年4月于北京
●唐弢书话
第一辑品书会心
闲话《呐喊》
《呐喊》原为新潮社《文艺丛书》的一种，共印两版。第三版起，改由北新书局发行，列为《乌合丛书》之一。新潮社初版本《呐喊》于一九二三年八月出版，当时《文艺丛书》已经出了两种，一是冰心的《春水》，二是鲁迅翻译的《桃色的云》，《呐喊》按次序该是第三种。新潮社各书纸质精良，装帧讲究，《呐喊》用大红封面，在当时可说十分别致。初版收小说十五篇。这些小说在结集之前已经享有盛誉，因此书一问世，立刻销售一空。
同年十二月再版，内容仍旧，只是印刷者京华印书局却改为京师第一监狱。
以监狱而承办印务，看来有点古怪，可是说句笑话，鲁迅先生和那时的“囚犯”偏偏特别有缘，现在阜成门内西三条故居里，还保存着一些桌椅，也是监狱的产品。书籍的影响自然不同于家具。后来北洋军阀逮捕持有《呐喊》的青年，问罪的证据有两点：一，封面“赤化”，二，承印的人是“囚犯”。
在“官”们的眼里，很显然，这两者已经被莫名其妙地联系起来了。
北新版的《呐喊》用的是原纸型，唯一的区别在封面。中间黑方块里用铅字排印的书名和作者署名，这回都由鲁迅先生亲自写成图案字，比原来的为大，不过因为总的布局没有更动，如果不把两种版本放在一起，粗心的读者一时是看不出来的。至于内容的改变，则是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四年一月）发表了成仿吾《〈呐喊〉的评论》以后，前后经过，鲁迅在《故事新编》的序文里已经谈得很清楚。他抽去了最后一篇《不周山》，根据自述，直接的原因是这样：《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倘使读者相信了这冒险家的话，一定自误，而我也成了误人，于是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即将这一篇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
仿吾在文章里曾借用法国作家法朗士的话，说批评是“灵魂的冒险”，鲁迅的答复针对了对方的意见。至于说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抽去了《不周山》，这“第二版”指的是重排的时间，即一九三○年一月北新版第十三次印刷的时候，离仿吾的发表批评已经整整六年。《呐喊》作为《乌合丛书》之一，自一九二六年十月开始到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逝世为止，先后印行了二十余次，可以看出这部书受欢迎的程度。
鲁迅自己对创作的要求是严格的，例如关于《不周山》的评价就十分认真。不过《不周山》也自有其本身的特点，不能说成仿吾的评论没有一点道理。我觉得这篇小说放在《呐喊》里的确不很调和，后来改名《补天》，作为《故事新编》里第一篇，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一种很重要的尝试。《呐喊》出版后，评论、读后感之类出现了不少，有一部分收在未名版《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后归开明）和北新版《鲁迅论》里。现在看来，这些评论有许多不仅未必精当，而且往往含有偏见。也有一二篇值得参考的，例如雁冰（茅盾）的《读〈呐喊〉》，对《狂人日记》分析得较为深刻，他还指出：“《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不但道出了鲁迅在艺术上的刻苦探求，同时也说明他作为现代文学奠基人的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我以为这个提示十分重要。我们需要系统地分析《呐喊》的创造，研究一个先驱者拓荒开来的功劳。对于文学史研究工作者来说，这一步是不能不做的。几时才能让我们读到一部这样的著作呢？
关于《故事新编》
我很喜欢鲁迅的《故事新编》，尤其是后期写的五篇。虽然作者采用了历史故事的形式，但三十年代最初读到的时候，却觉得那些人物，那些事件，莫不栩栩如生地活动在我的周围，活动在我所处的那个社会里。
不论是伯夷、叔齐也罢，老子、孔丘也罢，公输般也罢，还有，那个要“买路钱”的“华山大王小穷奇”，“上山去开了几句玩笑”的“阿金姐”
（《采薇》），用签子在鞍鞯上刺一个洞，“伸进指头去掏了一下，一声不响，撅着嘴走开了”的“签子手”（《出关》），在大街上用手“在空中一挥，大叫道：“我们给他们看看宋国的民气！我们都去死！’”的“曹公子”（《非攻》），也都一个个非常面熟，音容笑貌，宛在眼前，好像天天遇见的一样。历史故事里的人物，居然和我们共同生活着，想起来，的确是一件令人惊异的事情。
这些故事， 正如鲁迅自己所说， 与其称为小说， 不如说是速写（Sketch），勾勒神态，取其特点，“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这也正是“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道貌俨然的老子、孔丘，终于能和“华山大王小穷奇”，阔人家丫头“阿金姐”聚首一起，形神相接，而没有使人产生格格不入的感觉。但在创作方法上，熔古今于一炉，毕竟不大容易理解。这是现实主义吗？这是浪漫主义或者别的什么吗？听说有人比之于绘画中的毕加索（Pablo Picasso），因为作品的倾向是进步的，情趣却有点古怪，有点匪夷所思。而毕加索又的确和鲁迅一样，在古怪和匪夷所思中创作了许多严格的现实主义的作品。
我以为这个比拟并不恰当。因为无论从哪一点说，《故事新编》都比较易懂，除了《铸剑》和《补天》外，也没有毕加索的忧郁的蓝色或者强烈的彩色（《铸剑》在坚韧不拔中带点忧郁，而《补天》却给人以耀眼的五彩缤纷的感觉）。其它各篇的色泽近于白地黑线的漫画。如果一定要举绘画来作说明的话，我觉得那种朴素而略带夸张的笔调，倒有点接近格罗斯（George Grossz）——一个鲁迅喜爱的德意志的画家。不过这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
《故事新编》是鲁迅创作上的新的探索。它在艺术方面开拓了一个领域，提出了一些问题，虽然并不怎样惊世骇俗，却值得我们进一步作出认真的分析与研究。
一九八二年八月八日于中国烟台
《童心》
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里的诗集，开本和《旧梦》一样，尚有王统照的《童心》、朱湘的《夏天》和梁宗岱的《晚祷》。商务书版，大都毁于“一·二八”炮火，以后重印，版权页上一律注明“国难后”第几版，留此数字，以志不忘，倒也颇有意思。上面说的诗集四种，后两种都曾重印，惟《旧梦》和《童心》久已毁版，极为难得。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在上海一家旧书店里购得《旧梦》，几天后又在同一个地方买到《童心》。一时高兴，在空页上加了几句题记，并曾作为《书话》之一在《文汇报》上发表，其中有这样的话：
《童心》为剑三最早诗集，收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四年诗一百五十四首，前附《弁言》小诗一首。此书出版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去今已二十余年，剑三亦垂垂老矣。龚定庵诗云：“瓶花帖妥炉香定，觅我童心廿六年。”北望齐鲁，战火未已。念此白头诗人，真令人有无穷的感慨，无穷的感慨呵！
剑三是王统照先生的字。当时和谈破裂，蒋介石积极发动内战，后面几句，指的正是这个。《书话》发表后，剑三自青岛寄来一律，题曰：《谢晦庵君》，附注：“一九四八年十月作于海滨”。全诗如下：旧稿飘零刊本残，谢君拾掇自荒摊。童心愿化春泥种，往事难如蜡泪干。北国鼓鼙萦梦寐，平生意想剩华颠。西窗何日同听雨？樽酒论文忘夜阑。
提起“樽酒论文”，里面有一段故实。原来抗日战争初期，我们都留居上海。蛰处一隅，时相过从。当时常在一起的还有西谛、柯灵、长简、健吾、西禾诸人。剑三和西谛都喜欢喝酒。有时相聚小酌，快谈古今，一直到夜阑才踏月归去。后来剑三北归，我们几个人为他饯行，他在席上也做过一首诗，加题曰《将北归赋此以示诸友》：
蹉跎十载负江南，双鬓徒赢雪色添！
梦寐海隅思钓咏，园林故里竞戈鋋。
飘凌空有逍遥羡，艰悴深知来复缘。
敢向人天存怨想，尚拟努力补华年。
末署恂如。剑三对于新旧诗都有造诣。《童心》以后，又出过《这时代》（一九三三年三月）、《她的生命》（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夜行集》（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等诗集。其中以《这时代》最受读者欢迎。他还自费印过一册译诗，这就是线装的《题石集》，于一九四一年出版。除此以外，我觉得尚需提及的是：当他在上海为一家晚报编副刊时，曾写过许多散文诗，总题《炼狱中的火花》，于一九三九年七月由世界书局出单行本，列为《大时代文艺丛书》之一，书名改为《繁辞集》，作者署名容庐。因此很少有人知道这本书是王统照的著作。全国解放后，他兴致勃勃，曾函邀我往山东大学教课，我因事未能成行。这一时期，他又写了许多诗，出了好几本诗集。“力补华年”，正是恢复“童心”之期。可惜如今故人谢世，墓木且拱；往事如昨，而我已无法再践“樽酒论文”之约了！
朱自清
朱自清先生逝世后，叶圣陶先生在《中学生》第二○三号上，写了一篇哀悼文章，题曰《朱佩弦先生》，中间有一段说：他早期的散文如《匆匆》、《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都有点儿做作，太过于注重修辞，见得不怎么自然。到了写《欧游杂记》、《伦敦杂记》的时候就不然了，全写口语，从口语中提取有效的表现方式，虽然有时候还带有一点文言成份，但是念起来上口，有现代口语的韵味，叫人觉得那是现代人口里的话，不是不尴不尬的“白话文”。当世作者的白话文字，多数是不尴不尬的“白话文”，面貌像个说话，可是决没有一个人的口里真会说那样的话。又有些全从文言而来，把“之乎者也”换成“的了吗呢”，那格调跟腔拍却是文言。照我们想来，现代语跟文言是两回事儿，不写口语便罢，要写口语便得写真的口语。自然，口语还得问什么人的口语，各种人的生活经验不同，口语也就两样。朱先生写的只是知识分子的口语，念给劳苦大众听未必了然。但是，像朱先生那样切于求知、乐意亲近他人，对于语言又有敏锐的感觉，他如果生活在劳苦大众中间，我们料想他必然也能写劳苦大众的口语。话可要说远了，近年来，他的文字越见得周密妥贴，可是平淡质朴，读下去真个像跟他面对面坐着，听他亲亲切切的谈话。现在大学里如果开现代本国文学的课程，或者有人编现代本国文学史，谈到文体的完美，文字的全写口语，朱先生该是首先被提及的。
这段话说得很有意思，所以我不惮烦的把它抄录下来。佩弦先生的《背影》、《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是被称作早期散文里的代表作的，论文字，平稳清楚，找不出一点差池，可是总觉得缺少一个灵魂，一种口语里所包含的生气。到了《伦敦杂记》，所用几乎全是口语，——圣陶先生说的知识分子的口语。逐句念来，有一种逼人的风采，使你觉得这确是佩弦的话，确是佩弦的口气，那么亲切，那么诚恳。只要你肯听，便叫满怀忿忿，也不会不慢慢地心平气和，乃至倾耳入神，为他一句一点头呢。这是佩弦先生文字的魔力。不过我还有一点想法，我觉得佩弦先生晚年文章偏于说理，倘论情致，却似乎不及早年；不过思想成熟，脚步坚实，再加上语言上的成功，这些地方远非早年所可比拟而已。试拿后期出版的《伦敦杂记》（一九四三年）、《诗言志辨》（一九四七年）、《标准与尺度》（一九四八年）、《论雅俗共赏》（一九四八年）和早期出版的《踪迹》（一九二四年）、《背影》（一九二八年）、《你我》（一九三六年）校读一番，这差别是立刻可以看出的。而《你我》正是前后的转折点。圣陶先生从语言角度评述佩弦先生的散文，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我想说的是另一个问题。我觉得提倡散文，“五四”以后的作品还有许多优秀的传统值得注意。从语言来说，现在有许多作家的语言已经超越了“五四”初期的作家。在艺术上，语言是文学的根本问题，却并不是它的全部问题。有些散文语言很好，甚至还很有个人特点，然而却不一定都有情致。佩弦先生后期语言比前期更接近口语，但人们还是爱读他的《背影》、《荷塘月色》，这是有原因的，不能够像有些人那样简单地用小资产阶级感情共鸣来解释这个现象。从用文言还是用白话的观点上，我们不想提倡旧体诗词，但人们还是喜欢读旧体诗词，写旧体诗词，而且有些旧体诗词的确写得很好，这里面有个同样的道理。研究朱自清后期散文的语言，注意朱自清前期散文的情致，我们将会更清楚地了解朱自清的风格。
读《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诗是诗，散文是散文，每一种文体各有它自己的艺术表现的特点。但我记得三十年代末，诗人艾青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诗的散文美》。他说：“由欣赏韵文到欣赏散文是一种进步；而一个诗人写一首诗，用韵文写比用散文写要容易得多。但是一般人，却只能用韵文来当做诗，甚至喜欢用这种见解来鉴别诗与散文。这种见解只能由那些诗歌作法的作者用来满足那些天真的中学生而已。”这段话给我的印象很深，至今没有忘记。虽然他是针对那些涂脂抹粉、人工气很重的韵文而说的，但也证明了诗可以有散文美。反过来，按照中国的传统，散文又往往可以有诗美。事实证明各种文体除了它的独特的表现形式外，又还有共通的地方，不同的艺术特点并不是完全彼此排斥的，也能够相互吸收，相互补充，使自己更加丰满起来。朱自清是一位著名的诗人，这并不妨碍——或者倒是更有助于他写《背影》、《荷塘月色》那样漂亮的散文；俞平伯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家，也同样不妨碍——或者倒是有助于他写《冬夜》、《西还》那样纯真的诗篇。这是因为，无论是散文家写诗还是诗人写散文，有一点相同：他们都是以富有个人风格的形式（我始终认为形式在艺术这门意识形态里具有特殊的意义）表现了真，表现了蕴藏在作家心底的感情的内美。外形是为了表现内美。
这使我想起了《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大约是一九二三年吧，朱自清和俞平伯这对当时还是风华正茂的年轻朋友，一同游览了历史上有名的南京秦淮河，俞平伯是第一次来，朱自清却已经是第二次了。他们抱着少年情怀，来寻往日繁华，虽然六朝金粉，只剩衰草寒烟；不过《板桥杂记》、《秦淮画舫录》里所记明代末年的盛况，仿佛还在眼前。凭着这点景象，他们都写了记游的文章，题目也都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文章充满着诗情画意。他们写桨声：“寂寞的河水，随双桨打它，终是没言语。密匝匝的绮恨逐老去的年华，已都如蜜饧似的融在流波的心窝里，连呜咽也将嫌它多事，更哪里论到哀嘶。”（俞平伯）他们写灯影：“这灯光都是黄而有晕的。黄已经不能明了，再加上了晕，便更不成了。灯愈多，晕就愈甚；在繁星般的黄的交错里，秦淮河仿佛笼上了一团光雾。”
（朱自清）昏黄的灯影，寂寞的桨声，衬托着两颗带点醉意的年轻的心，在逐渐暗淡下去的秦淮河的苍茫暮色中，平添了一层朦胧的神秘的色彩。听远处画舫上传来的萧声、琴声、卖唱人的歌声，时时摇荡着年轻的心。朱自清说：“我这时被四面的歌声诱惑了，降服了；但是远远的、远远的歌声总仿佛隔着重衣搔痒似的，越搔越搔不着痒处。我于是憧憬着贴耳的妙音了。”
他希望自己找一个歌女。俞平伯也想听歌，并承认是“欲的胎动”，“这无非是梦中的电光，这无非是无明的幻相，这无非是以零星的火种微炎在大欲的根苗上。”好一个“火种微炎在大欲的根苗上”；年轻的心是多么坦率呵。
出乎意外的是：当画舫上的伙计拿着折子跳过船来，说“这是小意思”，请他们点唱时，他们却一次又一次的说“不要”，摇着头拒绝了。这是不能用罗亭型“能说不能行”或者“敢想不敢做”的性格来解释的。如果是这样，那就太简单了。朱自清自说由于“一种暧昧的道德意味”，觉得歌女卖唱非出自愿，因此听歌是不道德的，经过思想斗争，心理上“受了道德律的压迫”。
俞平伯则不然，他引了周作人的两句诗：“我为了自己的儿女才爱小孩子，为了自己的妻子才爱女人”，出于这种感情，他才“爱看那些歌妓，而且尊重着她们，所以拒绝了她们”。他们所持的理由不同，而导致内心的冲突却是一致的，正是这种内在的矛盾冲突，加上秦淮河夜晚的令人迷惘的景色，构成了生活的意境——诗的意境，也就是我所说的文章的内美。
朱自清、俞平伯两先生都比我大十岁以上，在文坛上是我的前辈。俞先生和我在一个研究所工作。他研究古典文学，尤其是《红楼梦》。他有句话使我十分佩服。俞先生说：“《红楼梦》的伟大就因为它是一部小说。”千言万语，萃于一点。这句话证明他确是一位了不起的“红学家”。我们所务不同，因此过从较少。但在十年动乱期间，却同住在一个“牛棚”里。俞先生伉俪情深，每星期必给夫人写信，有时还缄入一首旧体诗。我那时病情严重，由最小的孩子经常为我送饭，俞先生托他将信带到外边，代为投邮。每周一次，从不愆误。“为了自己的妻子才爱女人”，说明这种心情是真诚的，我在这里愿意代为证明。我和朱先生不曾谋面，但通过信。他在昆明的时候，也像俞先生一样，为我写过一首自作诗，诗是这样的：诗爱苏髯书爱黄，不妨妩媚是清刚。摊头蹀躞涎三尺，了愿总悭币一囊。
后系短跋：“市肆见三希堂山谷尺牍，爱不忍释，而力不能致之。三十三年昆明作。”俞先生的诗清秀雅逸，就同朱先生的散文一样；反之，朱先生的字却有一种稚拙美，又和俞先生散文的略带涩味非常接近。他们是那样的不同，又那样的相似。
我还记得，在一九四七年，我有幸和叶圣陶、朱自清两先生被一家杂志社问到“关于散文写作”的问题。可喜的是三个人的看法相当一致。我们都强调一个“真”字，反对矫揉造作，并且肯定“意境”的作用。不过朱先生自谦《背影》这篇文章，“只在真实，似乎说不到意境上去。”我不以为然。
文章里的父子关系，特别是儿子对父亲的感情和父亲的形象，已经构成了一个动人的意境。《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多了点景色渲染，诗情画意，但构成意境的主要成分仍然是两个青年真实的内心世界，我说过的深深地楔入人们心坎的感情的内美。
一九八七年八月北京
革命者！革命者！
闻一多先生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哀悼他的文章里，没有一篇不提到他是诗人，知一多为诗人者，又没有一个不知道他有诗集曰《死水》和《红烛》。
《死水》出版于一九二八年一月，新月书店发行，收诗二十八首，格律整饬，和当时“新月派”其他诗人相似。但不拘拘于个人情感之得失，把反动统治下的生活比作死水，对现实社会深致不满，则又卓然独立，和许多人不同。
他的另一个诗集《红烛》出版于一九二三年九月，由泰东图书局发行，封面白底红字，用蓝条框边，装帧粗俗，殊不美观。集内收序诗《红烛》一首，《李白篇》三首，《雨夜篇》二十一首，《青春篇》十七首，《孤雁篇》十九首，《红豆篇》四十二首。《红烛》各诗在形式上不及《死水》，而热情磅礴，意气焕发，攻击旧礼教甚力。序诗有云：红烛啊！
既制了，便烧着！烧罢！烧罢！
烧破世人底梦，
烧沸世人底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红烛啊！
你心火发光之期，正是泪流开始之日。
……
红烛啊！
你流一滴泪，灰一分心，灰心流泪你的果，创造光明你的因。
红烛啊！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诗中充满个人牺牲的情调，这是诗集的序诗，实际上也是一多先生生命的序诗。细细吟味，则知他后来为民主尽力，为国家殉难，决不是偶然的事情。在现代文学史上，原来是右翼或者接近右翼，终于变成左翼的人是有的，原来是左翼或者接近左翼，终于变成右翼的人也是有的；至于摸索道路，稳步前进，“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旦“知了”以后，倾心真理，虽粉身碎骨而在所不辞的人，在知识分子中间也并非少数。一多先生说他自己的生命是从四十岁才开始的。以今日之我去否定昨日之我，并不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能够轻松愉快地做到。这里需要有一点勇气，有一点毅力，也要有一点前因后果。一多在探求新诗格律方面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在这点上，他和“新月派”诗人接近，而且的确曾经是“新月派”中的一个。但作为诗人的内核，从《红烛》序诗所反映的思想分析起来，即使在前期，我们也很难以对“新月派”的理解不加区分地来理解闻一多。“莫问收获”固然近于诗人气质，“但问耕耘”却已昭示了他作为战士的特色。革命者！革命者！固不仅诗人已也。
诗人朱湘
《文艺复兴》第三卷第五期（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有一个《闻一多逝世周年特辑》，发表了一多遗著《神仙考》，文末附有朱自清短跋，说明他整理这篇稿子的经过，现在看来实在很是难得。还有更难得的是：这个特辑又发表了朱湘遗著《闻一多与〈死水〉》一文。这篇稿子是朱湘作客清华园时所作，当时为一多看到，阻止发表，说是要等他死了以后才允许公开。这样，稿子就由别人收起并且保存下来了。朱湘不久自杀，一多后来又惨遭国民党特务谋害，稿子才由保存者送给《文艺复兴》发表。以诗人论诗人，的确有许多独到之见。
子沅（朱湘）处身在过去那个社会里，一生愤世嫉俗，落落寡合，终至投水自杀，很多人把他的诗和“新月派”的诗相提并论。从字锻句琢这一点看来，的确有点相似，尤其是和一多相似。但“新月”一派作品里，很少有子沅的凄苦和幽愤。子沅生前出过三个诗集：《夏天》（一九二五年一月）、《草莽集》（一九二七年八月）和《石门集》（一九三四年六月）。他生前编《石门集》的时候，还决定另编一本《永言集》，已经辑集了一部分诗稿。
他逝世后，才由赵景深代为编成。《永言集》于一九三六年四月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列为《新诗库》第一集第六种。在这些诗集里，我最喜欢的是他的《草莽集》。要研究朱湘的思想，我觉得还可以读一读他的书信。他先前出过一册《海外寄霓君》（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收他给霓君夫人的信九十通。后来。罗念生于他死后又辑了一本《朱湘书信集》，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出版，全书收他给友人的信八十六通。从这些信里，可以看出子沅贫困流连但又正直严肃的一生。他和别人讨论过诗，讨论过科学，讨论过人生问题，嬉笑怒骂，率性见真。因此，“他很需要朋友，又爱得罪朋友。”许多人都说他狂妄，同时不得不承认他的狂妄是一种严肃的狂妄。这种个性是旧社会的产物，可是旧社会又从来容不得这种个性。这便是诗人朱湘的命运。
《朱湘书信集》
要研究一个作家的思想和生活，最重要的资料，莫过于他的日记和书信。
朱湘生前，已经出过一本书信集，叫做《海外寄霓君》，他逝世后，罗念生蒐集其平生致友人书，成《朱湘书信集》，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出版，列为南开大学《人生与文学社丛书》第二种，由天津大公报社代印。全书共收书信八十六通，计：寄霓君四封；汪静之、梁宗岱、曹葆华、戴望舒、徐霞村各一封；彭基相、吕蓬尊各二封；赵景深、罗皑岚各十九封；柳无忌六封；孙大雨五封；罗念生二十四封。书前附有照相四帧。从这些信里，可以看出子沅贫困流连然而正直不阿的生活，他讨论过诗，讨论过科学，讨论过男女间的关系，处处流露出诗人的严肃和热情。子沅做人本极率真，而在这些信里嬉笑怒骂，更是不留余地。念生在序文里说：“他很需要朋友，又爱得罪朋友。”确是知己之言。《朱湘书信集》共印一千册，发行不广，倒是赠送的居多，但这是研究诗人思想的一份重要材料，决不能随便忽略。
且说《春蚕》
讲完《子夜》，不免就想到《春蚕》，这倒不是因为从长篇谈到短篇，故意来一个说“长”道“短”；而是因为两书的出版时间接近，彼此的命运相似。就我个人来说，中间还有一段小小的感受，所以表过《子夜》，且说《春蚕》吧。
《春蚕》出版于一九三三年五月，比《子夜》迟四个月。《子夜》发行以后，读书界传出消息，说是续集定名《黎明》，不久即可问世。惹得很多人前往书店探问。我知道作者尚未动笔，一时不会出版。有一次，到开明书店买书的时候，也情不自禁地问了一声：《黎明》来了没有？回忆当时这个举动，一方面，固然是急于想读一读第二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长夜待旦、积愤欲吐的心情。我们不仅渴望茅盾先生的《黎明》早日写成，同时也渴望时代的“黎明”早日到来。可是售书员没有回答我，却从书架上取下一册黄色布纹纸封面的书来，这就是刚刚出版的《春蚕》。作为年轻时候曾经期待过的“黎明”的替身，直到如今，我还好好地保存着它。
《春蚕》初版本收《春蚕》、《秋收》、《小巫》、《林家铺子》、《右第二章》、《喜剧》、《光明到来的时候》和《神的灭亡》共八篇小说，书末附有短跋。作为书名的短篇《春蚕》，论故事情节和《秋收》、《残冬》有连续性。当时《残冬》尚未脱稿，而《秋收》却已犯忌。在一九三四年二月这次禁书中，《春蚕》便和《子夜》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检查老爷”对这个短篇集也有一条批语，说道：“《秋收》后半篇有描写抢米风潮之处，《喜剧》P.208 有不满国民革命言论，均应删改；又《光明到来的时候》一篇不妥，应删去。”习惯于黑暗的动物，对于他们，光明的到来当然是不妥的。其时再版早已印成（一九三三年十月），只得把这三篇重新抽掉，在书脊加印“订正本”三字。因此所谓“订正本”的《春蚕》，不但成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连页码也有三处不相衔接了。
我不知道现代文学史上对《春蚕》的评价怎样。我自己，还清楚地记得初读《春蚕》（包括《秋收》、《残冬》）和《林家铺子》时候那种激动的心情。在我看来，《春蚕》对于农村生活的描写，比起“五四”时期的小说来，的确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也给同时期描写农村的作品以一定的影响。三十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急剧崩溃，作为一九三二年的一个特点，叫做“丰收成灾”。“丰收”而会“成灾”，今天的青年恐怕是很难理解的，然而事实却又的确是这样。那一年，粮棉蚕畜，每一项都有很好的收成，于是官僚资产阶级就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乘间进行残酷的剥削，想尽办法压低价格，造成一个“谷贱伤农”的局面，使农民在丰衣足食的幻想面前，依旧不得不卖儿鬻女，以“逃丰”来代替逃荒。当时选择这一题材的作品不少，只是能够以艺术力量给予较深的概括的，《春蚕》而外，不过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夏征农的《禾场上》、叶紫的《丰收》、洪深的《农村三部曲》（剧本）等几个而已。作家有责任去反映人民生活中迫切的问题，却没有理由把自己束缚在一个狭隘的主题上，随俗浮沉。茅盾先生在艺术构思上，保持着独特的风格。他在《跋》里说过：“我很知道我的短篇小说实在有点像缩紧了的中篇——尤其是《林家铺子》；我是这样写惯了，一时还改不过来。”
在丰富的生活内容上构成严谨的布局，寓精练于从容裕如之中，作者有他自己的特点。举凡这些，我觉得都应该放到文学史上去总结。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和今天的电影《林家铺子》一样，一九三四年，《春蚕》也曾由夏衍（当时化名蔡叔声）同志改编，在明星影片公司拍成电影，虽然物质条件、技术水平和目前相差很远，但这却是第一个被搬上银幕的新文学作品。当年鲁迅先生就把《春蚕》的放映，看作是国产电影从“耸身一跳，上了高墙，举手一扬，掷出飞剑”中挣扎出来的一个进步的标志。回想起来，短篇而有足够的情节可供改成电影，似乎这一点也和作者所说“缩紧了的中篇”有关。
“丰收成灾”这个名词已经被送入历史博物馆，事实却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有两种社会：在一种社会里，连续遭了三年灾荒，而且是百年来未有的大灾荒，人们仍然能够平安地度过；在另一种社会里，农业生产获得丰收，粮黄棉白，大多数人却依旧只能颠沛流离，死亡相继。重读《春蚕》，我们可以从中领悟出许多重要的道理。
《达夫全集》
《闻一多全集》既在编印之中，志摩、达夫，亦均有人愿为出版。家璧屡次促借《志摩诗集》，而蜗居存书散乱，未易整理，人事栗六，安得数日闲暇，为之披破寻残，一了心愿乎？至于《达夫全集》，生前已由其本人编定七册，其循序为：《寒灰》，《鸡肋》，《过去》，《奇零》，《敝帚》，《薇蕨》，《断残》各书一律左起横排，虽毛边而仍以白报纸印，很不讲究。
这些的初版原系分出，《寒灰》、《鸡肋》由创造社藏版，《过去》、《奇零》归开明，《敝帚》出现代，后均改由北新印行，又增出《薇蕨》、《断残》二种，合成七数。达夫其他单行本有《她是一个弱女子》、《迷羊》、《闲书》、《屐痕处处》、《日记九种》、《忏余集》、《小说论》；译品有《小家之伍》、《几个伟大的作家》、《达夫所译短篇集》；选本有《达夫代表作》、《达夫自选集》。至《沉沦》及《茑萝集》二书，已收全集之二，另有游记一册；亦与《屐痕处处》相重出，可以略而不谈。达夫才人，又具名士习气，虽曰《敝帚》、《鸡肋》，实则对所作文字，略不爱惜，故散佚甚多。曾见其所书对联，以定庵诗句自嘲，句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语颇沉痛。终以文人见戮，身死绝域，遥望南天，竟不知何年何月，始有以慰此忠魂耳！
《沉沦》和《茑萝》
郁达夫所著的小说集《沉沦》问世后，风行一时。此书初版出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五日，列为《创造社丛书》第三种，由上海泰东书局发行，其时作者尚未回国，留居东京，故《自序》里在介绍《沉沦》、《南迁》两篇的主题以后，便这样说：这两篇东西里，也有几处说及日本的国家主义对于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压迫的地方，但是怕被人看作了宣传的小说，所以描写的时候，不敢用力，不过烘云托月的点缀了几笔。
书中除《沉沦》、《南迁》以外，尚有一篇《银灰色的死》，曾发表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这三篇连同《茑萝集》里的一些文章，后来均收入全集之二《鸡肋集》里，自序却删去了。《茑萝集》原亦为泰东出版物之一，列为《辛夷小丛书》第三种。四十八开小本，一九二三年十月初版，书分七目：一、《献纳之辞》，二、《目录》，三、《自序》，四、《血泪》，五、《茑萝行》，六、《还乡记》，七、《写完了茑萝集的最后一篇》。其中四、五、六三目均收入《鸡肋集》，另加《胃病》、《还乡后记》两篇；一、二、三、七则被删去。达夫写这两本书时，心境最为苦闷忧郁，他曾想到俄国去当劳动者，到扬子江边去徘徊求死，于月明之夜吃得醉饱，图一个痛快的自杀，种种念头，纷至沓来。其《自序》第二节云：人生终究是悲苦的结晶，我不信世界有快乐两字。人家都骂我是颓废派，是享乐主义者，然而他们那里知道我何以要去追求酒色的原因？唉唉，清夜酒醒，看看我胸前睡着的被金钱买来的肉体，我的哀愁，我的悲叹，比自称道德家的人，还要沉痛数倍。我岂是甘心堕落者？我岂是无灵魂的人？不过看定了人生的命运，不得不如此自遣耳。
达夫的话没有一点做作，没有一点虚伪，这是他和许多道德家不同的地方，也是他和许多浪荡子不同的地方，否则，醇酒妇人，岂非连轻薄小儿、下流淫娃都可以自拟为文学家了吗？大抵性情中人，处处见真，有当年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不满，这才有南洋殉身的一幕，以鲜红的血，结束了“徒托空言”的生涯。“生命诚可贵”，然而吾不遑为达夫惜矣。
《饶了她》
我和郁达夫先生来往，是在他已经移家杭州、筑起了风雨茅庐之后。他每个月终要有一次乃至几次到上海转转，到上海后又终不免要找文艺界朋友聊聊。他喜欢黄仲则，有一个时期我对《两当轩集》也着了迷，见面就听他大谈黄景仁的诗。就在这些谈话里，达夫先生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他诚恳，热情，带着点名士风度。但我又觉得在他身上有许多矛盾，似乎始终没有脱下“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长衫：他对环境抱着强烈的不满，想起来反抗，又不免颓然而止。记得住在上海的时候，他家里挂着一副自己写的对联，录龚定庵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语虽沉痛，却不免仍是郁达夫式的沉痛。这种矛盾也常常反映在他的作品里。比如说《她是一个弱女子》吧，这并不是一部好小说，即使在他本人的作品里，也不是一部好小说。达夫自己说过，写这部小说时心境异常恶劣，“因此这一篇小说，大约也将变作我作品之中最恶劣的一篇。”但这个中篇还是反映了郁达夫性格的全部复杂性，而且正因为有这种复杂性，小说才和“文字狱”扯上了不可避免的关系。
达夫的小说很多是描写知识青年的，抒发了当时所谓“时代的苦闷”。
《她是一个弱女子》也没有例外。他从生理的苦闷写到社会、政治的苦闷，作为后期作品的一个转折，又想从知识青年写到工人。小说不但涉及了“四·一二”蒋介石大屠杀，还涉及了“一·二八”日本法西斯军人的兽行，然而贯串全篇的却仍然是知识青年无可奈何的苦闷。冯世芬是他想要创造的正面形象，看上去却很单薄。这部小说于一九三二年四月由湖风书局出版，国民党反动派指为“普罗文艺”，出版不到两个月就禁止发行。湖风书局被封以后，文艺书籍的纸型都转让给现代书局，现代为了躲过检查，就倒填年份，于同年（版权页作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重印一版，但立刻又被禁止，这回的“罪名”是“妨害善良风俗”。经过交涉，说是删改后可以出版，但指定要删改的却不是那些所谓“妨害善良风俗”的地方。举例来说，原书第十三章说冯世芬留给郑秀岳一包书：“里面都是些她从没有听见过的《共产主义ABC》《革命妇女》《洛查·卢森堡书简集》之类的封面印得很有刺激性的书籍。”
“检查老爷”大概并不知道洛查·卢森堡是什么人，删改本里只是把《共产主义ABC》去掉。删得最多的是原书第二十章，开头整整去了两页。为了以见一斑，我只摘录前面二段如下：新军阀的羊皮下的狼身，终于全部显露出来了。革命告了一个段落之后，革命军阀就不要民众，不要革命的工农兵了。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的夜半，革命军阀竟派了大军，在闸北南市等处，包围住了总工会的纠察队营部屠杀起来。赤手空拳的上海劳工大众，以用了那样重大的牺牲去向孙传芳残部手里夺来的破旧的枪械，抵抗了一昼夜，结果当然是枪械的全部被夺，和纠察队的全部灭亡。
那时候冯世芬的右肩的伤处，还没有完全收口。……
凡是删去的，都是类似的情节，而这就是所谓“妨害善良风俗”的地方。
删改本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重排出版。改书名曰《饶了她》，因为书里人物吴一粟说过：“饶了她，饶了她，她是一个弱女子！”初版书名用的是下半句，删改本用的是上半句。这个书名含义双关，达夫所以选上它，多少带一点讽刺的意味。但这又的确是郁达夫式的反抗。事实上，《饶了她》也并没有真的被“饶”，到了一九三四年四月，国民党反动派又说它“诋毁政府”，不但禁止继续出版，连存书也全部没收了。出尔反尔，这就叫做反动派，懵懂昏庸是一面，残暴蛮横又是一面。我们可以从这里得到很多的教训。
文艺理论家的田汉
近人弄戏剧者莫不知有田老大，知有田老大者亦莫不知其为剧坛先进。
南国社之奋斗与努力，遂使田汉之名，与戏剧运动成为不可分离。其实田汉在其他文艺部门，亦有其卓越的成就。良友图书公司曾推其所写论文艺的文章，编成专集，名曰《文艺论集》，分上下两册，封面绘土人跳舞，令人想起戴爱莲之风姿焉。上册黄底，下册蓝底，毛边道林纸印。上册收专论五篇，计《密尔敦与中国》，《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的百年祭》，《歌诗中所表现的思想》，《新罗曼主义及其他》等，均为介绍国外文艺家及其思想者。下册所收较为驳杂，但亦有关文艺，且抒及其个人之文艺观，计ABC 的“会话”，《秘密恋爱与公开恋爱》，《朔风》，《白梅之园之内外》，《月光》，《少年中国与宗教问题》，《蓝光》，《数千里路云和月》等。此书未注出版年月，想起来当在民国十五六年前后，二十年来，田氏奔走各地，献身于戏剧运动，抗战胜利以后，此两鬓斑白之老艺人，重复归来，城郭依稀，其亦有丁令威辽东之感乎？
《长安城中的少年》
创造社前期诗人中，郭沫若、穆木天外，尚有一个王独清。独清生长陕西，出身于破落了的官僚家庭，祖母父亲都长于诗词，从小就和书本接近，九岁学诗，十六岁开始投稿。早年入新闻界，因此所写的也多政治论文，到欧洲后，才改弄文学，所著诗集有《零乱草》（乐华版），《死前》（创造社版），《锻炼》（光华版），《威尼市》（乐华版），《圣母像前》（自印）， Dcc.11（自印），《埃及人》（世纪版）和《独清诗选》（新教社版）；小说《暗云》（光明版），散文《前后》（世纪版）；剧本《貂蝉》（乐华版），《杨贵妃之死》（创造社版）；还有两个长篇：《长安城中的少年》（光明版）和《我在欧洲的生活》（光华版），后者实际上只是自传，倘要研究作者的作品和思想，倒是相当重要的文献。不过独清的作品，热情有余，而深度不足；读起来固然奔放流利，内容却是空洞得很，这是从旧营垒里转过来的知识分子的通病，因不仅独清为然，不过他的例子却是特别明显而已。
我于独清生疏得很，记得有一位朋友曾告诉我：这个人的政治倾向十分古怪，但人却是好人。我于此语，深信不疑，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是确有这样的所谓“好人”的。从独清的作品里，你可以读到无数的死，血，眼泪，呼喊，歌唱，爱情和革命。这个人，《长安城中的少年》，他拥抱了知识分子的热情和才具，更重要的是：又充满了知识分子的缺点。
图文并茂
北新书局将出版《达夫全集》，共分六卷，日记和游记就占了一卷，新文人中擅写游记的很多，但求心手相应，情文相称的，首推达夫。全集之中，我以为这一卷最值得注意。
达夫之外，还有一个擅写游记的人，这就是孙福熙（春苔）。新潮社《文艺丛书》中最厚的一本，《山野掇拾》，就是他的作品。这是一册游记，更准确地说，这是一本从日记中摘录下来的游记。论文字，达夫似乎比春苔更多含蓄，而春苔又比达夫更能尽言，他们都是崇拜自然的人，不过达夫是诗人，而春苔却是画家，画家和诗人有相通的地方，亦有彼此不必苟同的异状，读过了《山野掇拾》和《屐痕处处》，当信此言之不谬。
《山野掇拾》和《屐痕处处》不同，还因为前者写的是异国风景，这是作者留学法国里昂时，到Savoie 乡村去画山野时的实录。全书八十二节，各缀小题，从出发到回到里昂，最后一节说明为什么有这个记述。他的理由似乎简单得很，劈头第一句便是：我本没有将《山野掇拾》发表的意思；但闻到野花香，不禁思念故人，于是起了借驿使聊赠一枝之意，想与故人共赏之。然而我是失败了。我本想尽量掇拾山野风昧的，不知不觉的掇拾了许多掇拾者自己。
可见作者所写的不全是山野，画家和诗人相通的地方就在这里：春苔或者也还是未能忘情的吧。A.Vicard 在序文里说：你是怎样的叙述你在Savoie 旅行时的印象的呢？我是不懂中国文的，我似乎是很难于来谈论这个了。其实，我有许多资料可以指示我对于你的游记的优点的批评。
第一，我有你给我看的若干页的译文。其次，装饰在书面上的动人的风景画，是从你的笔下出来的，图画是最完美的万国语，为我所懂得的。最后，除我们的许多次谈话的机会以外，今年夏季，在法国西部的我们的旅行中，我能够天天珍重你的人格的价值。我能够说，不是想无益的恭维你，你的观察事物的细致，只有你的博学者的知识的广大可与相比。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你的朋友们，早已为了要表示他们对于你的特别的推重，给你一个别号为“细磨细琢的春苔”。
维卡尔的话说得不差，春苔以他柔美的画笔战胜了和他同时代的游记作者。《山野掇拾》里一共有四幅插画，即：《扣动心弦深处》，《“你们去多逛一回，等我画好之后再来看”》， 《又是一个海天远别》，《在夕阳的抚弄中的湖景》，一律用铜版纸精印，第一幅和第四幅为彩色。制图之精，一时无两，使我们有图文并茂的感觉。
这本书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出版，列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全书左起横排，目录倒置书后，所用道林纸极厚。毛边本。装帧分绸面与纸面两种，纸面的即以《扣动心弦深处》一幅为封面。归北新书局出版后，式样不变，而纸质已差。里页印字四行，第一行字大，曰：
我纪念我的姑母和父亲
他们以细磨细琢的
功夫传授给我，然而我远不如他们了！
这可以说是春苔对维卡尔的一个答复。从文字里，从画里，都可以看出春苔是一个细心而柔和的人。真的，春苔画了山野，同时也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画进去了。
《燕知草》
俞平伯不但出过线装诗集，还出过线装散文集，后者由开明书店印行，书名曰《燕知草》，分上下两册，上册收正文二十篇，下册附赵心馀作《重过西园码头》残稿一篇，卷首有自序及朱自清序，书末是周作人的跋。关于赵心馀的究竟，朱序里有这么几句话：……所奇者，他的文笔，竟和平伯一样；别是他的私淑弟子罢？其实不但“一样”，他那洞达名理，委曲述怀的地方，有时竟是出蓝胜蓝呢。最奇者，他那些经历，有多少也和平伯雷同！这的的括括可以说是天地间的“无独有偶”了。呜呼！我们怎能起赵君于九原而细细的问他呢？
俞平伯解释他的书名，谓：“此书作者亦逢人说梦之辈，自愧阅世未深而童心就泯，遂曰“燕知’耳……”我记得平伯曾有诗云：“君忆南湖荡桨时，老人祠下共寻诗。而今陌上花开日，应有将雏旧燕知。”抄在这里，或者可以算作书名的别一个注解吧。
俞平伯散文
俞平伯《燕郊集》，除收《良友文学丛书》，用冲皮面装订外，另有一种特印本，纸面平装，由平伯自署书名，饰以黑色直条。平伯字本秀丽，近年来更趋平实，用作书面，醇朴可喜。此本内容与丛书本无异，惟丛书本印刷不佳，间有阙字，此本则完全补足，且所用道林纸质纯色白，远较丛书本之米色道林为佳，友人黄裳极称之。其实此书装帧，乃仿效《杂拌儿》而来，《杂拌儿》一名《梅什儿》，出版于一九二八年，为平伯早年散文结集，开明书店印行，封面题字，出玄同手笔，周作人曾为作跋，平伯自己有《自序》，有《自题记》。其《自序》云：颇拟试充文丐，于是山叔老人谆谆以刊行“文存”相诏，急诺之。俄而惊。夫“文存”大名也，吾何敢居？必得他名以名吾书而后可焉。谋之妇，询之友，叩山叔老人之门，均茫茫不吾应。思之，渺渺不得。
“恰好丁卯大年夜，姑苏塞给我一堆‘杂拌儿’，在我枕头边。”
无以名之，强而名之。读者其顾名思义乎？十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夜半，于禁用白话之地。
此序用文言写，且甚怪。当时北洋军阀禁止《独秀文存》、《胡适文存》，所以序里提到“文存”，末曰“于禁用白话之地”。文中凡用白话，即加引号，却是一种极有趣极机智的抗议，这种地方由平伯写来，最见功力。后五年，《杂拌儿之二》出版，装帧相似，题签亦仍由疑古先生动手，不过周作人却已经由跋而序，高升一级了。但他自己劈头就说：“这是我的一种进步，觉得写序与跋都是一样。”他的理由是“序固不易而跋亦复难，假如想要写得像个样子。”其实要写得像个样子，什么文体都难，却不是序和跋的问题，以此来掩饰他的升了一级，我看有点多余。《杂拌儿之二》也是散文集，但和第一本一样，都是很杂而已。之二里附录《呓语》十九至三十五，共计十七首新诗，有小序云：这是我在《西还》以后所作新诗的总名，一共做到现在，只有三十五首。其第一至十八已附《西还》之后。这儿是从十九至三十五。这实在是分行写的文罢了，所以附在这里，反正也未必再想出什么诗集了。
平伯有诗集曰《冬夜》，曰《忆》，曰《西还》，此后真的不曾再出诗集，所谓“未必再想”，倒是事实。
两本散文
梁遇春别署驭聪，又名秋心，擅长译事，所译文艺作品几十余种，但他自己的著作，却只有散文两册：曰《春醪集》，曰《泪与笑》。后一书且为遗作，出版之日，距作者之死已两年矣。遇春所著不多，而才思横溢，每有掣胜之笔。《春醪集》出版于一九三○年三月，由北新书局发行，收散文十三篇，如《寄给一个失恋人的信》、《醉中梦话》、《人死观》、《“还我头来”及其他》、《“失掉了悲哀”的悲哀》等，一看题目，就知道作者苦思竭虑，对人生进行着不断探索，真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味道。卷首有序，自叙春醪题名，出于《洛阳伽蓝记》里游侠所说的话：“不畏张弓拔刀，但畏白堕春醪。”结末说：再过几十年，当酒醒帘幕低垂，擦着惺忪睡眼时节，我的心境又会变成怎么样子，我想只有上帝知道吧。我现在是不想知道的。我面前还有大半杯未喝进去的春醪。
这篇序文作于真如，当时他在暨南大学当助教。不久北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事。遇春所谓“再过几十年，当酒醒帘幕低垂”，不料三年后就与世长辞，这杯酒未免喝得太早，醒得太快了。废名把他未问世的《泪与笑》带给在上海的石民，希望找个出版机会，寄来寄去，结果还是由废名寄给开明书店，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出版。全书收散文二十二篇。序三，废名、刘国平、石民作。废名说他“文思如星珠串天，处处闪眼，然而没有一个线索，稍纵即逝。”这句话说得颇有见地。遇春好读书，且又健谈，对西洋文学造诣极深。看的驳杂，写来也便纵横自如。鲁迅先生曾说“五四”以来“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就风格而言，有的雍容，有的峭拔，有的明丽。遇春走的却是另一条路，一条快谈、纵谈、放谈的路。他爱思索，爱对自己辩论，有时带着过多感伤的情调，虽说时代使然，却也不能不是他个人的缺点。但他毕竟是严肃的，对生活作过认真的思考。我觉得在进步的道路上，最可怕的是浑浑噩噩，浮浮沉沉，小注即满，油滑自喜。
如果是一个认真的人，不管他过去怎样感伤，活到现在，他是会对生活找到应该找到的结论的。不幸遇春早年夭亡，我们只能把他当作一个文体家，而且即使作为文体家，跟着遇春的逝世，这条路不久也荒芜了，很少有人循此作更进一步的尝试。我喜欢遇春的文章，认为文苑里难得有像他那样的才气，像他那样的绝顶聪明，像他那样顾盼多姿的风格。每读《春醪集》和《泪与笑》，不免为这个死去的天才惋惜。但我相信：我们终于将会出现这样的散文，这样的风格，而并不带有梁遇春式感伤的情调。
《上元镫》及其它
施蛰存《上元镫》一卷，水沫书店版，收小说十篇，计：《扇》、《上元镫》、《周夫人》、《宏智法师底出家》、《渔人何长庆》、《牧歌》、《妻之生辰》、《栗芋》、《闵行秋日记事》、《梅雨之夕》。篇首有《自序》，文云：此《上元镫》一卷，凡短篇十种，近作为多。编校既竣，将出版矣，欲有以语读者。久之久之，不可得一语。将何所言？文字之优劣，艺术之良窳，读者能求得之，自诩自谦，皆同嚼蜡。我惟于书有酷嗜，一卷在手，把玩不过寘。今有出于自己笔下者，居然成帙，亦私心一喜也。付梓初衷，诚即在此，盖未曾敢有问世之想，仰厕作者之林，较一日之短长也。故或有以文字卑琐，漫灾梨枣相病者，是则发兑贸利者贾人，而我又未曾强人以购吾书，当置不问。
《上元镫》后来改由新中国书局出版，列为《新中国文艺丛书》之一，删《牧歌》、《妻之生辰》、《梅雨之夕》三篇，另以《旧梦》、《桃园》、《诗人》三篇代之。《梅雨之夕》编入另一书中，即以其为书名，亦收小说十篇。除《上元镫》、《梅雨之夕》两书外，蛰存在《新中国文艺丛书》中，尚有小说一种，书名《将军的头》，收小说四篇，其中《石秀》一题，借《水浒》题材，状石秀杀嫂时之变态心理，细细写来，别出心裁。郁达夫曾极口称道，叹为佳作。达夫失踪已久，报载其坟墓近方发现。热带植物繁殖，一片离离之中，墓木当已拱矣。我读蛰存小说，想起达夫当年，不禁感慨系之。
由沉思而歌唱
何其芳自《画梦录》出版后，大受文坛注意。《画梦录》和芦焚《谷》（小说）、曹禺《日出》（剧本）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同得《大公报》“文艺奖金”，但其受注意却并不完全由于这点。《画梦录》与其称为散文，毋宁说是散文诗，他在音律上的成就，也正不下于所烘染的色彩。作者继此书之后，又有新作出版，其一为良友版的《还乡杂记》——印成时书名误作《还乡日记》；另一则为《刻意集》。因战事关系，作者本人还没有见到这两本书。《还乡杂记》错误已如上述，《刻意集》诗文并收，也嫌芜杂，全书计分四卷，第一卷《王子犹》，如作者自己所说，“以散文叙述故事”；第二卷《夏夜》，“一篇对话体的散文”；第三卷《燕泥集后话》和《梦中道路》，两篇近于序跋；第四卷收诗十八首。从这点看，内容是很不调和的。到第三版时，作者乃予改订，抽去三四两卷，新增第三卷，计断片四则：《蚁》、《棕榈树》、《迟暮的花》和《欧阳露》，这原是作者计划中一个未完成的长篇，题曰《浮世绘》，三版序里说：《浮世绘》是我一九三六年在天津开始写的长篇小说。因为忙于生活和职业，我只写了计划中的十分之一左右便停步了。现在，我倒并不因为它的没有完成而感到不痛快，由于对于中国这民族和它的社会还不大了解，由于还没有一个进步的世界观，人生观，由于还不知道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假若我那时写完了它，它一定不过是一部荒唐的书，古怪的书。留待将来我再来写那些中国的个人主义者，中国的罗亭和沙宁和另外一些还没有名字的人物，一定是更胜任一些的。而这四个断片，可以说是完全穿上了幻想的衣服的现实，在现在想来，已经是近乎古董之类的东西了。把它和《王子犹》和《夏夜》放在一起倒是很合适的。我可以给这本书另外取一个名字：一些失败了的试作。
战争改变了许多事情，许多人，就我所知，改变得最多同时也就是进步得最快的要算何其芳。虽然作者说他有他自己的道路，但就所表现的看来，他确是从阴暗和寂寞里突然跑到阳光底下，由沉思而歌唱了。我们期待着他的“更胜任”的作品，同时把《浮世绘》收入《刻意集》，也确实可以使这本书显得比初版和谐一些，协调一些。
《白屋遗诗》
新文人中颇多精于旧诗者，达夫凄苦如仲则，鲁迅洗练出定庵，沫若豪放，剑三凝古，此外如圣陶、老舍、寿昌、蛰存、钟书诸公，偶一挥毫，并皆大家。惟单行付梓，早获定评者，惟沈尹默、刘大白两家而已。尹默有书曰《秋明集》。大白旧诗集名《白屋遗诗》，遗诗云者，盖梓于大白逝世之后。全书分七部，曰：《亸云剩稿》、《冰庑集》、《剑胆集》、《北征小草》、《东瀛小草》、《南冥小草》、《西冷小草》，古今体俱备。王世裕为之序云：
“五四”以还，大白敝屣其旧诗，然温丽隽爽，予夙爱之。尝戏谓他日署予名刻之何如？
君殁后，诗稿存储君皖峰处，予乞以归，题曰：《白屋遗诗》，付上海开明书店。经年而书成。
昔日戏言，宛然如昨，而君墓有宿草，予亦垂垂老矣。风雨之思，良不可任。二十四年春日，王世裕识。
《白屋遗诗》出版于一九三五年四月，线装一册，连史纸印，封面由夏丐尊题签，扉页则出经亨颐手笔，大白诗清雅自如，有信手拈来之妙。我得这本书于旧书摊头，非挟以自珍，不过文人积习，偶似嗜痴而已。
李金发诗
大家都说李金发的诗是象征派，金发原为一雕塑家，以雕塑的艺术引入诗中，别有一种浑成的感觉。金发诗两册，曰《微雨》，曰《食客与凶年》，均为《新潮社文艺丛书》。《微雨》出版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版权页上注明作者李金发，编辑者周作人，前附《导言》一篇，目录倒置书末，《导言》开首有云：
虽不说做诗是无上事业，但至少是不易的工夫，像我这样的人或竟不配做诗！
我如像所有的人一样，极力做序去说明自己做诗用什么主义，什么手笔，是大可不必，我以为读者在这集里必能得一不同的感想——或者坏的居多——深望能痛加批评。
中国自文学革新后，诗界成为无治状态，对于全诗的体裁，或使多少人不满意，但这不紧要，苟能表现一切。
《微雨》收诗九十九首，附录译诗八家。时作者尚在柏林，这本书后来改由北新出版。《食客与凶年》亦《新潮社文艺丛书》，由北新书局出版，较《微雨》迟二年，收诗八十九首，插图五幅，篇末有自跋云：余每怪异何以数年来关于中国古代诗人之作品，既无人过问，一意向外采辑，一唱百和，以为文学革命后，他们是荒唐极了的，但从无人着实批评过，其实东西作家随处有同一之思想，气息，眼光和取材，稍为留意，便不敢否认，余于他们的根本处，都不敢有所轻重，惟每欲把两家所有，试为沟通，或即调和之意。金发文字颇多疵病，其诗亦然，然欣赏能力极高，则长处也。
《新月诗选》
我曾谈过闻一多的《红烛》和《死水》，其实最早读一多的诗，倒不是这两个诗集，而是他的一首题曰《奇迹》的长诗，发表在新月书店出版的《诗刊》第一期上，徐志摩称这首诗为“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奇迹，我看这句话不算过分。在一多的诗里，我很喜欢《你指着太阳起誓》和《死水》两首，但论气魄，总不如这首《奇迹》。《奇迹》成诗较晚，不及收入《死水》，更不必说《红烛》了，但曾见于《新月诗选》。《诗选》录诗凡十八家，共八十首，由陈梦家编定，一九三一年九月新月书店出版。根据梦家的说法，这些入选的人大家有个一致的方向，这就是：“主张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技巧周密和格律谨严可说是新月派的特点，但要本质醇正，却又谈何容易。由我看来，新月诗人之中，有几个本质浇薄得很，离醇正真不知尚有几千万里。饶孟侃、方令孺、卞之琳和梦家自己，不失清新自然，闻一多和朱湘秉性善良，当得“醇正”二字，一多后来的转变，就和这个“醇正”的底子很有关系。《奇迹》录自《诗刊》，这首诗已编入开明版《闻一多全集》中。
臧克家诗
追求形式决不是形式主义，但固执得太过，又往往会沉湎而不能自拔，这样的例子说起来很多。在《新月》上写诗的人，能够跳出同侪的圈子，保持了个人的特点的，我以为有两个人，一个是卞之琳，别一个是方令孺。卞之琳著有《三秋草》，方令孺那时写诗不算太多。讲究形式而又不为形式所囿的，记得还有一个臧克家。克家在青岛时，曾和我通过几次信，没有见面，近几年来，他在国内很活跃，作品方面，质和量都有进展，在上海能读到的很少，心里却终觉得快活。现在我还藏着一本他赠送的《烙印》初版本，这本诗集的装帧和闻一多的《死水》以及后来蒲风的《茫茫夜》相似。封面黑色，书名用红方骑背，（《死水》初版用泥金，《茫茫夜》用白色）木造纸精印，三十六开狭长本，出版人为王剑三。按剑三即王统照，与作者有姻娅之亲，提拔后进之功，实不可没。书前有闻一多序言，出版后颇获好评，我也极喜欢集中《生活》、《烙印》、《不久有那么一天》、《歇午工》等篇。
后来这本诗集又经剑三介绍，由开明书店改版重印，缩成小本，并加添了《到都市去》、《号声》、《逃荒》、《都市的夜》等四诗，作者在《再版后志》里说：
再版加了四篇诗，《到都市去》是旧作，三篇新作中，我自己喜欢《号声》和《逃荒》。
这些诗虽说不上变风格，可是于中加上了些什么，聪明的读者们，不用我点也一定会看出来的。
在这本小书的完成上，夏丐尊先生费过心，友人王莹就近代为校定，不胜感谢。
王莹是当时的话剧红演员，据说她读克家的诗，一往深情，常常独自流泪。她确是作者文字上的知己，代为校定，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寒山子诗》
张懿孙《枫桥夜泊》诗，提到寒山寺的钟声，我因此想起寒山子的诗来。
《寒山子诗》两卷，附《丰干禅师录》一卷、《拾得诗》一卷。卷首有闾丑胤序，自称出守台州，将动身的时候，忽患头痛，会国清寺和尚丰干来访，用净水代为治好。从叩贤达，丰干就介绍寒山拾得两人。闾丘胤到任以后，往国清寺去访问，才知丰干是春米和尚。又在灶间里会见寒山拾得，两人正在向火大笑，胤便礼拜，两人连称丰干饶舌，同归寒岩。胤使人将僧衣两件送去，寒山走进山洞，洞便合上了。
又序里关于寒山的一段，是：“隐居于天台唐兴县西七十里，号为寒岩，每于兹地（下疑有脱——风注），时还国清寺，寺有拾得，知食堂，寻常收贮余残菜滓于竹洞内，寒山若来，即负而去。或长廊徐行，叫唤快乐，独言独笑，时僧遂捉骂打趣。（本句疑有误字——风注），乃驻立抚掌，呵呵大笑，良久而去。”
关于寒山的事迹，大概就只有这一点点。全书所包括的诗，很像偈语，间也有佳句。统观诗意，还可以看出他那时候的心境，得到以下的结论。寒山大概是半途出家的，他原先读过书，学过武，上过考场，自负很高，但因为落第，或者别的什么刺激，就出了家，试举二诗：一为书剑客，二遇圣明君。
东守文不赏，西征武不勋。
学文兼学武，学武兼学文。
今日既老矣，余何不足云。
天生百尺树，剪作长条木。
可惜栋梁材，抛之在幽谷。
年多心尚劲，日久皮渐秃。
识者取将来，犹堪柱马屋。
他在苦修的时候，常常不免有俗念来侵袭他，强自抑制，写些诗来自慰，属于这一类的诗很多，为珍惜篇幅计，也举两首：玉堂挂珠帘，中有婵娟子。
其貌胜神仙，容华若桃李。
东家春雾合，西舍秋风起。
更过三十年，还化苷蔗滓。
城中娥眉女，珠珮珂珊珊。
鹦鹉花前弄，琵琶月下弹。
长歌三日响，短舞万人看。
未必长如此，芙蓉不耐寒。
寒山虽已出家，然而仍旧肯讲富于人情的话，如：一向寒山坐，淹留三十年。
昨来访亲友，大半入黄泉。
渐灭知残烛，长流似逝川。
今朝对孤影，不觉泪双垂。
欲得安身处，寒山可长保。
微风吹幽枕，近听声逾好。
下有斑白人，喃喃读黄老。
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道。
这正是寒山的可爱处。不像近人，原是酒肉居士，却要冒充和尚，故作禅语，来显示自己的豁达。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八日
鬼趣图
清人罗两峰有几幅《鬼趣图》，慕名已久，可是无从得见。去年沪战以后，偶从旧书店里买得两册文明书局玻璃版本，为顺德辛氏芋花盦所藏，才知坊间已有印行。
画共八帧，也许是因为绢本的缘故，除了第二、第三、第八帧外，其余都很模糊。诗文题识，乾嘉以后，代有名手，多到八十余人。大都借题发挥，牢骚多端，颇合我这个“也被揶揄半世来”者的脾胃。
全集第一帧，在模糊里辨认得出的，是两个面目狰狞的半身鬼，站在黑雾浓烟里。有始无终，原是鬼国惯例，至于放些空气掩住马脚，也似乎不足为奇。张问陶句云：“莫骇泥犁多变相，须怜鬼国少完人。”这种说法，至少在我看来，还是有些绅士们所谓“存心忠厚”之意的。
第二帧画一个羸奴，跟在胖主人后面，赤身跣足，戴了顶缀着残缨的破帽，使出腐儒摇摆的架子，仿佛在暮夜奔走。“冠狗随人空跳舞”，便是在夜台，也还忘不了施展钻营的伎俩。
除了一男一女外，第三帧里还有个白衣无常，宽袖高帽，拿着扇子和雨伞，与《玉历钞本》所画的颇有出入。第四帧里看得清的，是一个拿着藜仗，状如弥勒佛然而却哭丧着脸的矮胖子。蒋士铨七古开篇云：“侏儒饱死肥而俗，身是行尸魂走肉。”看来这位矮先生，生前惯做歌颂圣德的妙文，和三角式的肉感小说，颇曾发过一番财的。
第五帧是一个瘦长的鬼物，在云端里奔驰，头发披散得像“大师”“艺术家”之流。这个鬼物既能上达天听，要不是诡计多端，想必终有些吹牛拍马的秘诀。第六帧是一个头大过身的怪鬼，吓跑了两个鬼子鬼孙。第七帧只看得清一顶伞和几个鬼头。第八帧在全书里最清楚，是两个骷髅。在枯木乱石，蔓草荒烟里对语。张问陶题句云“对面不知人有骨，到死方信鬼无皮。”
如果拿来移赠当今的无耻文人，却是绝妙好联！
这八帧画的含义，和这个社会实在太稔熟了。古人以为画人难于画鬼，所以颇有人替两峰担忧，原因是：“却愁他日生天去，鬼向先生乞画人。”
其实这也并不是难以解决的问题，两峰只要带着这八帧画去见鬼，同时告诉他们说：“这便是人！”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摩罗小品
我于古籍之中，最欢喜的是诗词二道。至于明人小品，除书简与题跋外，觉得无甚可观。此外便是翻阅笔记，往往惊异于禅宗的浸渍之深，读后偶加摘录，留供把玩，也似陶贞白所谓“止可自怡，不堪持赠”，并不预备发表的。这回抄录几条，公诸在寂寞里的读者，非敢破戒，亦只是一点以湿沫相濡的意思耳。是为序。
一
近来有人作文，说汉文学的传统是儒家的思想，这说法，我觉得是颇为奇特的。据作者的解释，汉文学就是中国文学，但“中国文学应当包含中国人所有各种文学活动，而汉文学则限于用汉文所写的”。使我不解的是：用汉文所写的汉文学的传统思想，仅仅一个“儒”字，又怎么能够包含得尽呢？
这大概不会是“王道”之类的响应吧！否则，我就大可不必饶舌了。
我希望它不是，但我又恐怕它竟是的。由我看来，佛陀的对于汉文学的影响，并不弱于“孔子之徒”的儒家。唐的变文，宋、元以来的宝卷，明、清的小说里对于和尚行为的张扬，已经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当儒家死命地抱住文学的时候，释迦的思想，早已深入社会，影响了人民的生活了。而生活又正是文学的泉源。
然则又如何洗得清这中间的羊臊气。
二
袁中郎在《与徐冏卿书》里论禅定说：
定果有效，其益无量。但不知所守者中黄耶？艮背耶？抑数息耶？夫定亦难，有出有入，非定也，故曰：“那伽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即出入亦定也，故曰：“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然定有大小，小定却疾，中定却老，大定则即疾是定，即老亦定，艳舞娇歌，无处非定！
儒家崇实，所以平易，佛家近玄，所以虚奥。但在虚奥里也一样有平易：决不怪诞。故能俯临众生，视一切都博大，亲切。这一点不但同于孔、孟，而且也合乎黄老。
庄生不云乎：“道在矢溺。”
三
视一切都博大，亲切。
（这要有一点注解。）
佛的心里也有是非？有的；佛的心里也有善恶？有的。那就也一定有爱憎。他爱是，爱善；憎非；憎恶；拥护的是正义，需要割断的是束缚自由的绳索。
他因此也杀人。
因为他的心是一个天堂，同时也是一座地狱。
四
或人：是你造了天堂？
释迦：是。
或人：是你造了地狱？
释迦：是。
或人：“本来清净，复还清净”，你们不主张出世吗？怎管得这许多人间俗事？
释迦：（笑而不答）。
五
这是《大般涅槃经》里的故事。
有一人家，来了一个相貌美丽的女子，自说能招致种种珍宝。主人很高兴的把她留下了。随后又来了一个面容丑陋的女子，自说能使一切衰耗、毁灭。主人生了气，一定要把她逐出去。
那先来的女子说：这后来的是我的妹妹，我们必须住在一块。那后来的女子说：这先来的是我的姊姊，我们从来不容分离。
色空同观，这大概就是所谓寂灭吧。
然而世间自有不灭者在，即使不是佛门善行，而也无背于佛的真谛。
六
《中吴纪闻》里有这样的一段：
宗本圆照禅师，乃福昌一饭头，懵无所知，每饭熟，必礼数十拜，然后持以供僧。一日，忽大悟，恣口所言，皆经中语。目此见道甚明。后住灵岩，近山之人，遇夜则面其寝室拜之，侍僧以告，遂置大士像于前。人有饭僧者，必告之曰：“汝先养父母，次办官租，如欲供僧，以有余及之，徒众在此，岂无望檀那之施！须先为其大者。……
这故事有烟火气，倘非捏造，却是颇为可爱的。
七
我爱儒，然而唾弃“王道”；我爱老、庄，然而诅咒符篆；我爱佛陀，然而鄙夷僧尼的琐屑。
我居众生之上，却并不出世。
释迦，他俯临宇宙，发大毫光，救一切苦难。你能说他的眼睛并不注视地面！
八
唐以后有所谓三教同源说，然而我不相信。
《鹤林玉露》里说：
昔有僧折臂作偈云：大悲千眼并千手，大丈夫儿谁不有！老僧今日折一支，尚存九百九十九。《庄子》：鲁有兀者叔山无趾，踵见仲尼，仲尼曰：“子不谨前，既患若是矣，虽今来，何及矣！”无趾曰：“吾惟不知务而轻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来也，犹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务全之也。”尊足即此性也。僧偈正此意。佛本于老、庄，于此尤信。
但我以为这不过是巧合。
《扪虱新话》里说：
予读《僧宝传》，见南昌潘延之，尝与英邵武同游西山，夜宿双岭，因语英曰：“龙潭见天皇时节，宜合孔子。”英曰：“子何以验之？”曰：“闻龙潭在天皇座下日，久未蒙发药。
一日启曰：“弟子服膺师问，并不尽心，卒未闻一言之赐，愿丐慈悲！’天皇曰：“十二时中，何尝不告汝！汝擎茶来，我为汝接；汝行食来，并为汝爱；汝问讯，我举手。负汝何事！’潭于言下有契。孔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岂不然哉！”……
但我以为这不过是偶同。
《蒙斋笔谈》里说：
吾尝谓古之至理，有不谋而冥契者，吾儒之言易，佛氏之言禅是也。夫世固有不可言而终不可免于言，吾儒不得已则命之曰易，以其运转无穷而不可执也；佛氏不得已而命之曰禅，以其不传而可以更相与也。达其不可执而眩其更相与者，禅与易岂二道哉！
但我以为这不过是拉扯。
九
有人说佛的主旨只有一个字：空，我以为有一点不空，那就是对真理的发掘。有人说儒的主旨也只有一个字：恕，我以为有一点不恕，那就是被压迫者的对于压迫者。
举目四瞩，无非都是斗争而已。
十
同源之外，还有同归。这一点，清朝的李凤冈阐扬得最起劲，所著《岭云轩琐记》，几乎都是这一方面的语录。他以为孟子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和释典的“尽大地是个法王身”，毫无差别；子思子所说的“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也和释典的“一切众生，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
一样；在整个教义上，他更以为佛是要“去私除妄，见大光明，成无量功德”，正是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意思。所以他说：儒者之道，乃知人生有欲，而清净无为之修，难以持世；释氏之道，亦知人生有欲，而轮回报应之说，可使警心。其所以设教者不同，盖两相为用也。天下不可无儒，亦不可无释，惟眼大于箕，识高于顶者知之。然而上古之世，不可及已。
《岭云轩琐记》这书，有人说是“极有见地”，“未经人道”，读了“爱不释手”；也有人说是“谬妄害义，肆口乱道，不识好恶”，视为洪水猛兽。
在这里，我还是“不著一字”吧。
十一
但也不得不抄一点反对派的意见在这里。
宋朝的释道高《答李交州书》里说：
疑亦悟本，请当论之：疑则求解，解则能悟，悟则入道，非本如何。虽儒墨之竞兴，九流之是非，乃爝火之不息，非日月之不晖，何急急于示见，而促促于同归哉！
袁中郎在《答陶石篑书》里也说：
近代之禅所以有此流弊者，始则阳明以儒滥禅，既则豁渠诸人以禅滥儒。禅者见诸儒汩没世情之中，以为不碍，而禅遂为拨无因果之禅；儒者借禅家一切圆融之见，以为发前贤所未发，而儒遂为无忌惮之儒。不惟禅不成禅，而儒亦不成儒矣。
我还得注一句，这都是清以前的意见，在时间上，是早于《岭云轩琐记》的作者的。
十二
我爱在静夜里独听钟声，那死似的寂寞，在空茫里荡漾。
但我的心是一团火。
于是，我一言不发的从床上爬起来，扑的，把灯火开亮了。
一九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第二辑考镜源流杂志话旧
小记
我替《文汇报·文化界》写《书话》，许多朋友觉得有趣，不但不责备我，反而常常提起，资为谈助。有几位当面问讯，打听“晦庵”是谁，我只得唯唯否否，默然相对。因为在我想来，这个时候弄这种东西，终是极其可羞的事。新文学运动到现在还不满三十年，只因世变迅速，磨折过多，偶然回首前尘，已使人有白头宫女话天宝遗事的感觉。——但我得郑重声明，自家并未头白，这个差使即使做得，我也不甚相宜。虽然朋友们喜呼我为晦庵老先生，原因只在于名字有点遗老气。这倒是真的，我用这个名字，也有一段因缘。记得去年夏天，一位好朋友被日本宪兵请进“贝公馆”，天天毒打，很吃了一点苦头。因为我和他比较接近，又知道被捕的原因是思想问题，不得不三十六计，走为上着，离家出奔。当时内地交通隔绝，先由几个年轻朋友的帮忙，在沪南一个小镇上，以“王晦庵”的化名，领得一张“市民证”，后来又避居在近郊一所学校里，待机离沪。小楼一角，坐对秋柳，雨夜起听，百感交集。“王晦庵”先生就这样住了一个多月。一天晚上，忽听得鞭炮之声，翌晨起来，原来胜利来临，摸摸头皮，说声“惭愧”，终算又活在大中华民国的土地上了。根据“过河拆桥”的例子，这个“庵”本来老早可以拆掉，然而文士积习，不忘其旧，偶然也用作笔名，却不料因此引得满身“晦”气。正经话不许说，这回又被拉来写《杂志话旧》。羸马栈道，西风落日，仿佛非卖脱这条“老”命不可哩，是为记。
鲁迅与《莽原》
《鲁迅全集》有鲁迅译著书目正续两篇，其中记迅翁所编杂志，前后为《莽原》、《语丝》、《奔流》、《文艺研究》及《译文》五种。其中以《文艺研究》寿命最短，其他四种，各有独特的风格，影响及于一时。迅翁手编之杂志，类多切实，不尚浮文，《译文》之充实丰富，今日三十上下之青年多能道之，其他四种，以书已绝响，遂似广陵旧曲，但闻其名焉。
《莽原》创刊于民国十五年一月十日，三十二开本，道林纸印，封面出司徒乔手笔。每期四十页，但亦间有特大号，如七八合刊“罗曼罗兰专号”，多至一百二十余页，几等于单行本一册，所登张定璜、鲁迅、赵少侯、常惠、金满城等关于罗氏译著，虽意在绍介，而并皆可诵。我甚喜所登罗氏一九一○年之画像一幅，双目炯炯，令人畏，亦令人喜。
在《莽原》作稿者，以未名社同人为主体。迅翁每期执笔，《朝花夕拾》中散文，多曾于此发表。迅翁南行，由韦素园接编，迨向培良稿子被压事发；高长虹作文痛骂，《莽原》在内忧外患之下，默然停刊，诸子乃致力于“未名”去矣。
我所藏《莽原》二卷，四十八期，犹是十七八岁时在城隍庙旧书铺中购得者，彼时对书本不甚爱惜，阅后辄弃置。独此志随身携带，至今犹存案头，非震于编者大名，实以切实之刊物不多见；而此中文章，虽绳之以今日之标准，犹有光彩夺目，兀然不倒者，此其所以为佳刊物也！
记《语丝》
迅翁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说明他和《语丝》的关系最为长久，但北平出的几卷，他虽经常投稿，实际上却并不是负责者，因为那时是由孙伏园编辑的。第一期到第八十期为十六开本，每期八页，每页分三栏排，论格式，几乎是完全一律的。第八十一期起到一百六十期止改为十八开狭长本，二栏排；一百六十一期起又改为二十三开本，长排。迅翁编的，是迁到上海出版的几期，到第四卷终，就洗手不干了。第五卷上半卷是柔石编的，以后则由赵景深接编，不久就宣告停刊，“语丝社”就成了文学史上的名词。
虽然迅翁并不是“语丝社”的“主将”，《语丝》也没有固定的格套，但不拘形式，随意抒写，却确是《语丝》的特色。即在今日，也还为人乐道的。经常撰稿的除周氏兄弟外，则为刘半农、江绍原、钱玄同、废名、张定璜、川岛、俞平伯等人，后期又加了衣萍、杨骚、石民诸位，迅翁在那篇文章里说：
最初的撰稿者，所馀早已无多，中途出现的人，则在中途忽来忽去。因为《语丝》是又有爱登碰壁人物的牢骚的习气的，所以最初出阵，尚无用武之地的人，或本在别一团体，而发生意见，借此反攻的人，也每和《语丝》暂时发生关系，待到功成名遂，当然也就淡漠起来。
至于因环境改变，意见分歧而去的，那自然尤为不少。……
这可见被称为“语丝社”社员，而能始终如一的作者，实际上并不多。
但因《语丝》所登载的，以散文随笔和杂感为主体，所以新陈代谢，作者虽互有与替，但“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特色，却仍然维持到底，开往后散文里“谈言微中”一派的先河，这是我们提到《语丝》派的时候，不能不郑重指出的。
忆《太白》
一九三四年，生活书店于原有的《文学》之外，又新办了《世界知识》、《译文》和《太白》，号称“四大杂志”。除了《世界知识》，我和其它三种都有投稿关系。不过为《文学》、《译文》撰译是在后期。只有《太白》，一开始便参加了，创刊头两期都有我的文章，第二卷起，几乎每期一篇。大约是因为这缘故吧，前年香港报上有人谈到《太白》，说我是编委之一，这是误解，我不是编委，而是它的特约撰述人。
《太白》主编陈望道，编委连鲁迅一共十二人。鲁迅先生参加重要编务的商讨，却不公开列名于编委，怕的是引起注意，影响到刊物的发行。所以印在创刊号封面里页的名单，编委只有十一人，紧接着便是六十八名特约撰述，从写稿人的阵容看来，浩浩荡荡，声势不小。
按照中国传统的称呼，太白就是拂晓之前出现于东方天空的金星，也叫启明星。刊物以此为名，暗示要为驱除黑暗、迎接曙光而努力，它的任务是同一切维护现状、粉饰太平的言论作斗争。好比写文章要言之有物，不落冗套，往往得找个对立面，办刊物也一样，后来望道先生在一篇回忆里坦率地承认，《太白》创刊之初，原有一点同当时风行的《论语》、《人间世》唱对台戏的意思。据我所知，编辑方面，从内容到形式，例如分哪些栏目，登什么文章，大都经过一番缜密的商讨，这才作出安排。而这些安排，在当时的思想斗争和文化斗争中，又确实具有一系列的策略上的针对性。
《太白》创刊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正当大众语论争积极展开的时候，望道先生原是有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又是这个论争的主要发起人，刊物不言而喻地对大众语表示了拥护和关切的态度。第一期发表六篇有关文章。
我记得轰动一时、议论纷纭的是胡芋之（胡愈之）的故意写得别字连篇的《怎羊打到方块字》，在思想上，这和林语堂提倡的“语录体”相距几世纪。第二期转载鲁迅用“华围”笔名写的《门外文谈》六至十二节，以后各期直到停刊为止，都有这方面的文字。不过《太白》并不是专门性的语言刊物，它只是把论争纳入新与旧、进步与落后、革命与保守的总的思潮中，作为思想交锋的一翼，丝毫没有影响整个刊物丰富多彩的风格，这一点，从预定的栏目也可以看出来。
说起栏目，不由人不想起具体的文章和作者。《太白》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短论”和“漫谈”，许多论争文章，都发表在这两个专栏里，老一辈作家如鲁迅、夏丐尊、许地山、郁达夫、朱自清、洪深都用化名或真名为它写了稿，连远在东京的郭老，也寄来了文章。《太白》每期都有“速写”，将社会生活用素描形式勾勒下来，寥寥几笔，形相逼真，成为三十年代中期出色的世态画与社会相，写得最多的是茅盾、巴金、叶圣陶、艾芜、吴组缃。
也有介绍现代知识的“科学小品”，从日常见到的动植物到科学基础知识，各色具备。这个专栏几乎为周建人、艾思奇、顾均正、刘薰宇、贾祖璋等几位所包揽。此外，也许要和当时充斥于读书界的文史刊物较量一下，证明研究考证还有更正确的方法和更宽广的道路吧，《太白》又辟有《杂考》、《读书记》、《风俗志》等专栏。前两项是阿英、黄芝冈、聂绀弩、陈子展等几位驰骋的场所。后一项，现在成为我国著名植物学家的蔡希陶，当时也以一个年轻的文学爱好者的身份，和马宗融一道，一个写国内，一个写国外，记录了许多不同民族不同风习的有趣的图景，使刊物增加色彩，增加新鲜活泼的气息，大受生长在都市的读者的爱好与欢迎。
我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内，认识陈望道先生的，他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大大地感动了我。《太白》出版之后，编务实在太忙，曾加请小说家夏征农协助，但望道先生始终孜孜矻矻，一丝不苟，坚持并且发展了各个栏目的内容，表现了他对事对人一以贯之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而在中国期刊史上，《太白》以每期五、六十页薄薄的版面，做到绚丽而不浮华，多样而不杂乱，朴素而不呆板，扎扎实实地为文化界引进一些新的因素，我以为，即使在今天，也是一个值得追念和推崇的范例。
一九八○年一月五日改定
《当代文学》上的两篇随笔
前不久在《新文学史料》第五辑上，读到王余杞同志《记〈当代文学〉》一文，颇有一些题外的话想说。我对期刊的兴趣很大。过去和年轻朋友合编现代文学史，第一个要求便是不要以作家编定的单行本为满足，而要读一读作品发表当时的期刊。我以为这样做，不仅可以看到作品的最初面目——掌握第一手材料，又能了解同时代人的状况：还有哪些人写过同样的题材和主题，哪些人不同意这个题材和主题，以及为什么这个题材和主题在一定时期内受到大家的关切。
文学史要研究作家作品，但不是孤立地研究一个作家一个作品，否则就成为作家论或者作品论了。文学史的对象是一群群作家，一批批作品，或者是这些作家作品的无可争议和卓有成就的代表，分析其倾向与风格，弄清楚整个时代的特点，然后将当时的特点和以前的特点进行比较，理出文学演进的线索来。没有横的时代面貌，也就写不出纵的历史发展的脉络。期刊在这里可以提供许多信息和线索，发挥很大的作用。
不过我当时想说的也不限于这些。《当代文学》是“左联”时期在天津出版而有全国影响的刊物，大概是一九三四年吧，我在陈白尘同志家里（那时他住在蒲石路合大里）遇见宋之的，之的同志告诉我：有个朋友在天津编《当代文学》，大家决定支持他，要我也写篇文章，凑凑热闹，我如约写了稿，他没有来取，后来知道之的被捕了，我把稿子转给上海的刊物发表，因为没有问明他的天津朋友的姓名。
从此我便注意起《当代文学》来。翻一翻编排样式、刊物内容和作者阵容，人们一眼可以看出，不管编者是谁，这个刊物和上海出版的《北斗》、《文艺》、《文学月报》，北平出版的《文学杂志》、《北国》、《文艺月报》，完全是同一个倾向，同一个旨趣，代表着同一个时代特点的刊物。在北平三个期刊相继被禁之后，天津冒出了《当代文学》，确实是一件很有意思而又颇为惹眼的事情。
过去许多刊物大抵都以时代特点——共同倾向和共同旨趣，互相声援，互相支持，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当代文学》也像《文学杂志》一样，除了总的特点外，为了掩护自己，故意选登一些不同流派的老作家的作品。那时候，在御用刊物上，偶尔也会发现进步作家的作品，他们需要利用对方的阵地说自己的话，但进步营垒创办的刊物，却绝对不可能约御用作家写稿（统一战线时期除外），要使刊物在官方眼中通过，他们往往找一些当时认为中间偏左的作家来掩护。《当代文学》创刊号有岂明（周作人）①的《再论吃茶》，第三期登了郁达夫《故都的秋》，都是为着这个目的而刊载的文章。对我来说，饶有意思的是，不仅我自己喜欢这两篇随笔，并且认为，在左翼刊物上刊载这类文章的本身，便是一个倾向，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时代的特点。
《再论吃茶》和《故都的秋》都标“随笔”，风格相似而不一致。《再论吃茶》是一篇读书随笔，周作人广证博引，说明西汉时开始将茶叶捣烂碾碎，制成团，做成饼，放在嘴里嚼着吃，因此，我们古人最早是吃茶而不是喝茶。到了汉末，吴蜀两地才有人煮茶饮汁。王濛喜欢喝茶，用以饷客，人们甚至以到他府上被迫喝茶为苦事，称为“水厄”。以后吃的也有，喝的也有，“茶理精于唐，茶事盛于宋”，终于一代代传了下来。陆放翁《安国院试茶》诗有小注，介绍越茶，说越地制茶，“不团不饼”，保持茶叶原来的模样而赐以美名，曰“炒青”，曰“苍龙爪”，不嚼着吃，也不用唐人煮茶取汁的办法，而是撮来泡饮，叫做“撮泡茶”，那就更进一步，情形已和现在的喝龙井茶差不多。
这篇随笑后来收入《夜读抄》，叫做“再论”。因为在这之前，他写过① 从“五四”到这时，周作人的态度还一直是比较进步的，这以后就逐渐转变了。
一篇《喝茶》，这回是第二篇。那时周作人的文章虽然磨尽了《谈龙集》、《谈虎集》时期的战斗锋棱，却还多少保持一点耐人寻味的隽永的特色，等到做完“且到寒斋吃茶”打油诗，经林语堂一捧，左翼青年一骂，写作第三篇《关于苦茶》的时候，笔锋所向，矛头对准进步阵营，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至于郁达夫的随笔，其实是一篇美丽的散文。《故都的秋》以潇洒的笔致，写到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晴空下驯鸽回旋飞翔的铃声，槐叶缝里漏下来的静静的阳光，矮墙边喇叭似朝天开着的默默的蓝色牵牛花。……景色淡泊，情意清远。然后，一阵秋雨过后，人们见面，彼此点头，用一种悠徐闲暇的声调，微微叹息着对话：
“唉，天可真凉了……！
“可不是吗？一层秋雨一层凉啦！”
文章写来满纸秋意。便连北方人把“阵”字念成“层”字也给绘声绘色地画了出来。郁达夫说他喜欢秋天，尤其是北国的秋天，“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所以他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到青岛，又从青岛赶到北平，来尝一尝这“故都的秋味”。
那时我已认识达夫。就在他北上前夕，还曾面谈了一次，看到他旅途中写的《故都的秋》，读时分外亲切。他这次为什么北上，我已记不清楚，也许真如文章所说，为了尝一尝故都的秋味吧。我的印象是：他自移家杭州、筑起风雨茅庐之后，很快就不安于杭州的生活，三日两头到上海来，似乎被鲁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一诗说中了似的。
《阻郁达夫移家杭州》写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一星期后，在一次聚会上，我亲耳听鲁迅对达夫解释诗意。他说钱武肃王（鏐）统治吴越王国，残酷剥削，老百姓穷到无衣无食，只能用一块瓦片掩蔽下体，而国民党在浙江的党棍，其暴虐也不下于这个专横的盐枭。后来达夫受许绍棣逼迫，弄得家破人亡，只身远走南洋。我读鲁迅此诗，常觉悒悒不乐。但却万万没有料到，抗日战争胜利，达夫反遭敌人暗害，诗的第二句“伍相随波不可寻”，不幸也竟成事实。当达夫失踪消息传出，我曾写过几首旧体诗，现在只记得其中的一首是：
毁家诗记读哀哀，望断南天又几回。
最是临安潮汛至，素车白马此重来。
据《临安志》载：伍子胥被吴王夫差杀害，投尸江中，钱塘潮汛，子胥素车白马，立于潮头。鲁迅只是借这个故事做诗，以“伍相”对“钱王”，哪里知识达夫后来在南洋也会碰上伍子胥一样的遭遇呢。这实在令人慨叹啊！
我的话扯得太远一点了。
岂明的《再论吃茶》一文，受到三十年代选家们重视，曾收入于几种小品文选本；达夫的《故都的秋》，更被当作中学的语文教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文章本身而论，这自然无可厚非。但当大家欣赏典雅冲淡的风格的时候，似乎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它们当年其实是为了掩护革命的时代特点——一个共同的倾向和旨趣，作为不同流派的代表而被登载在《当代文学》上的。往事如烟云过眼，不过这也是一点历史的陈迹哩。
一九八○年三月十日
关于副刊特辑
——《笔会》①旧事之一
谈往事，说起来也有困难，近来我的记性坏极了，除非找到什么文字依据，我就不大敢相信自己的回忆。《笔会》存在的时间很长，解放前、解放后我都编过，加在一起不过两年多时间，算不了什么，别的同志编得比我久。
在风雨如晦的年代里，这个副刊从我手里诞生，经历了重重磨难，承受住阵阵压力，倘有线索可循，大概可以掏出一些尚未完全忘却的东西来。可惜根据目前得到的材料，暂时还不足以做到这一点。
因此，虽然多次有人约稿，我一直保持缄默，避免谈及关于《笔会》的事情。
多谢一位朋友从上海寄给我两帧照片，一帧是“抗战名作推荐”，一帧是“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祭专辑”，全是从报库里拍摄得来的《笔会》的书影。为什么拍这两页呢？我不清楚，但它们的确勾起我当年曾经有过的一点想法：编副刊，如果每天总是几篇散文，几段随笔，一幅漫画，一个长篇连载，未免过于单调。我主张隔些时候，出个特辑或者专刊，让读者换换口味，有一点活泼新鲜的感觉。自然也不宜太勤，太频繁，因为变更过多，又会失去特征，看不出原来的精神面貌，损害一个刊物的应有的性格了。
在我编辑《笔会》期间，正好遇上鲁迅逝世10 周年祭，连续出过四个纪念专辑。此外，有“抗战名作推荐”特辑、“闻一多哀悼”特辑、“普希金纪念”特辑、“译诗”特辑；还有虽然并不挂出正式名义，却将同一性质的文章凑在一起，成一专页，如田汉、安娥等写的关于聂耳的文章，傅雷、柯灵等写的关于司徒乔画展的文章，适夷、李健吾等写的关于《和平颂》的文章，实际上也都是特辑。屈指一算，解放前由我担任编辑的这段时间里，大约平均每个月有一个特辑，有人说，这也正是《笔会》的特色，值得提出来谈谈。
现在就根据仅有的一点线索，试试自己的记忆吧。
“译诗特辑”由于这方面来稿太多，集中发表一次，目的为了减少一点稿件的积压。除去这个特辑外，其它的便各有其需要在当时刊出的直接的原因。例如“闻一多”和“普希金”都是。发刊“闻一多哀悼特辑”是一次斗争。当时杨刚说定要为李、闻追悼会写一首悼诗，题曰《遥祭》，后因收到较迟，没有能够编入特辑。特辑一共发表三篇；《闻一多先生之死》（吴晗）、《在一多先生灵前》（季风）和《我所知道的闻先生》（钟），其中悲愤最深、影响最大的是辰伯（吴晗）那一篇。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笔会》在这之前，发表过剑三（王统照）追念夏丐尊的文章，《丐尊先生故后追忆》，分两天刊完。以文坛前辈忆文坛前辈，白头话旧，娓娓而谈，读去不动声色，不露感情，而自有一种深情含蕴于脉脉之中，许多人推为散文领域内不可多① 《笔会》，上海《文汇报》一个文学副刊名称，是1946 年柯灵在《文汇报》主管各种副刊工作时取的。
这个副刊创刊于1946 年6 月1 日，首任主编是唐弢.得的绝妙文章。《闻一多先生之死》和《丐尊先生故后追忆》不同，辰伯执笔时怒发冲冠，悲痛欲绝，因此文章也显得激昂慷慨，满纸风云。他那时一连写了好几篇哭一多的文章，没有一篇不是在一手执笔、一手拭泪的呜咽抽泣声中写成的，我去约稿时就亲自看到过这情景。
不久，报馆一再受到警告和恐吓，配合整个斗争，作战方式改变了，“普希金纪念”特辑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它没有像纪念聂耳那样尖锐地提出“我们没有新的歌手了吗？”的问题，但又确有一点借酒浇愁、以古喻今的间接的含义。当时的文化斗争也像军事游击一样，基本上遵循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回想起来，这不是出于谁的主张，而是长期以来生活实践不断地教育了人们的结果。“普希金”特辑就对“闻一多”特辑起了调节的作用。
至于对剧本《和平颂》和司徒乔画展的争论，可以看出，事情出于我的意料之外，作为编者有点陷于被动，不大能够从容应付了。从大局讲，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运动轰轰烈烈地正在进行，《和平颂》的公演和灾情画的展出，适应了客观形势的发展，副刊加以推荐，完全出于必要。但就个人而言，我喜欢健吾的其它剧本，更甚于他的《和平颂》；正如我喜欢司徒乔早年的绘画，更甚于他的正在展出的灾情画一样。不过在当时，我必须肯定《和平颂》和灾情画——这不是对什么权力的屈从，这是当人民命运受到历史浪潮挑战的时候，一个编辑对自己良心的无法抗拒的服从。我没有对《和平颂》褒贬什么。至于灾情画，只有在刊登怒庵（傅雷）《没有灾情的“灾情画”》那个特辑里，同时发了柯灵的《灾民图》，我自己也写了《读画有感——为司徒乔画展作》，并且指出：“看司徒先生的画，似乎已经改变了他早年的明丽和热烈，由绚烂回到平淡，以朴素的笔触描绘出世相和凡人。
因此，收到他笔底的灾情也是潜藏的，他没有强烈的渲染苦难，只在淡淡的情调中，勾勒了苦难的另一面。”
我说的是自己的真实的感觉。
在这些特辑中，回想起来，最受注意的当是“抗战名作推荐”。因为八年抗战，尤其是后几年，上海的读者读不到大后方——特别是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作品，迫切希望知道一点那怕是简单的说明和介绍。“特辑”满足了这个要求。除了长篇连载《团的儿子》（茅盾译）和《编者赘言》外，这个特辑一共发表了《远塞来鸿》（L）、《〈板话〉及其他》（郭沫若）、《〈咀华〉记余》（刘西渭）、《一点记忆》（适夷）、《〈滩〉》（茅盾）第五篇文章。适夷和刘西渭（李健吾）两篇都是综合评述。适夷回忆了他编《文艺阵地》时读过的佳作。健吾谈的范围比较大一些，从《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茅盾）、《憩园》（巴金）、《魇》（沈从文）、《山洪》（吴组缃）、《淘金记》（沙汀）直到上海读者比较熟悉的《马兰》、《无望村的馆主》、《果园城记》（师陀）、《人·兽·鬼》（钱钟书）以及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杨绛）等，各种作品，无不涉及。有趣的是：两人都谈到了诗人艾青，又都谈到了《脱缰的马》的作者穗青，这大概不是偶然的吧。至于描写战时民族工业的受难而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宋霖的《滩》，则由茅盾作专文介绍。宋霖是胡子婴的化名，她是个有名的工商业家，第一次闯入文艺创作的领域。
如果说《滩》的题材显得新鲜，那么，更新鲜的当是见于《远塞来鸿》、《〈板话〉及其他》两文里的介绍。《〈板话〉及其他》介绍了《李有才板话》和《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第一辑，上海读者第一次从郭老笔底听到赵树理的名字，知道了有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康濯《我的两家房东》、孔厥《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等名篇的存在。《远塞来鸿》是L.写给M·Z·的一封信，介绍了《白毛女》和《吕梁英雄传》上册。这封信由我从郭老那里取来，加上题名发表。M·Z·便是沫若两字的缩写。时隔三十五年，可惜我竟记不准L.是谁了。他是和谈代表团成员之一，所以信的开头这样写：“沫若先生：古称伍员过昭关，一夜头白，渝宁五月，深尝其味。回延之后，请假休息，逍遥自在，看了一些解放区的文艺作品，拣好的送你两本，……。”
那时正逢抗战胜利一周年，《笔会》打算纪念一下，却又觉得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纪念，我在郭老那里读到这封信，感怀时事，愁思百端，两个沉默了一阵，郭老说：“这样吧，我们自己来纪念自己，总不能说文艺创作也没有一点成绩吧！”
在他的启发下，我发刊了“抗战名作推荐”特辑。
特辑的《编者赘言》说：“胜利一年，我们这小小副刊也想申一份祝贺之意，然而我们祝贺些什么呢？诗人闻一多之被暗杀吗？作家夏丐尊之贫病而死吗？小说家郁达夫之失踪吗？译者金人之被囚禁吗？胜利了，时间已过去一年，我们的心却只有更加沉重。多少文艺工作者都在迫害下流亡着，多少书报被禁止出版，内战日益扩大，文艺工作者却在一天一天……”我觉得内心像铅块一样沉重，因此在论述文艺创作成绩的同时，也应当记录一下它们的作者的生活和遭遇，这样做，或者不能说是过分吧。
“抗战名作推荐”特辑是《笔会》的第一个特辑，我以为读者最注意的是它，也许客观上并非全部事实，却带着我个人的一点感情在里面。
一九八○年九月于北京
《或外小说亼》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九日是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回想一九○六年他从仙台回到东京，决计放弃医学，从事善于改变人们精神的文艺活动，到此恰好也是整整五十个年头。那是他一生文学事业的起点。当时计划的文学杂志《新生》虽然没有出版，但封面、插画已经选定，原稿纸也已印好，连准备刊登的文章都动手翻译了，真是万事齐备，只欠东风——一点支持的力量。但是这点力量终于没有找到，《新生》只好告吹。直到一九○九年，得到蒋抑卮的帮助，在东京出版了两册《域外小说集》，总算实现了《新生》的一部分计划。这两册《域外小说集》，无论从鲁迅的文学事业来说，或者从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说，都是早期特别值得珍贵的文献。又因原书流行不多，几乎成了新文学中的“罕见书”，有资格放入新式黄荛圃的“百宋一廛”里去了。
东京版《域外小说集》封面青灰色，上首印长方形希腊图案，书名右起横排，作篆文“或外小说亼”五字；下端标第几册。极优美。扉页右上角印有两行文字：《域外小说集》第一（二）册，会稽周氏兄弟纂译。也很别致。
第一册出版于己酉二月十一日，第二册后四个月，于六月十一日印成。版权页上不记公历，当时公历还不很通行；也没有用宣统年号，则因留日学生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推翻帝制的运动，鲁迅是爱国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后来他在旧诗里说，“岂有豪情似旧时”，指的就是这时候的少年豪情，印起书来，当然不会用他所反对的“皇历”。书的发行人署本名：周树人；印刷者：长谷川辰二郎；印刷所：神田印刷所；总寄售处：上海英租界后马路乾记衖广昌隆绸庄。后马路就是后来的宁波路，广昌隆正是蒋抑卮开的铺子。
鲁迅收在《域外小说集》里的译文虽然只有三篇：安特来夫的《谩》、《默》，迦尔洵的《四日》。但《序言》、《略例》均出其手笔，版式书样，也都亲自厘订。《序言》云：《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已酉正月十五日。
在这短短的几句话里，很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抱负。那种切切实实，不自矜、不自馁的精神，正是鲁迅一生所坚决奉行的。《略例》所谈各点，亦肇后此主张之端，事虽小而信守勿渝。譬如他喜欢毛边书，自称“毛边党”，这在《域外小说集》就已经开始了：“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切削。”他喜欢每页天地宽广，多留空白，《域外小说集》也正是这样实行的：“纸之四周，皆极广博，故订定时亦不病隘陋。”卷末附录作者小传及注释，供阅读时参考，后来编辑《译文》杂志，仍然按此办法进行。凡有从实践中得来的好的主张，一定坚持到底，真所谓数十年如一日。至于对各国人名通例，详加解释，连标点符号的用法，亦一一介绍，更可见开垦者荜路蓝缕的苦心。
根据鲁迅后来的回忆，《域外小说集》第一、二册在东京只卖去二十册，在上海也不过二十册左右。“于是第三册只好停版，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我们的书和纸版，都连同化为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从这个统计看来，东京版《域外小说集》流行于人间的，似乎只有四十部左右。但其实不止此数。鲁迅每印一书，常好持赠知音，而蒋抑卮回国后，也曾托浙江省立图书馆大批捐赠，在卷首空页上盖一印云：“浙江省立图书馆辅导组代绍兴蒋抑卮先生捐赠”。我曾从别的图书馆里看到。世有识者，当能珍重地保留着这部佳籍的吧。
一九二○年，上海群益书社曾将一、二册《域外小说集》合排，重印出版，虽篇什增加，而书品则远不如前矣。
三闲书屋
鲁迅自费出版书籍，常题三闲书屋校印，这还是《三闲集》序言里所谓“尚以射仿吾也”的意思。三闲书屋印行的书，或图或文，无不精美绝伦。
最早发行的，在小说方面，有曹靖华译的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和他自己译的法捷耶夫的《毁灭》，开本阔长，天地宽大，一律毛边横排，于精致中显出雄厚气派。《铁流》原有杨骚译本，南强书局版，译笔殊无可取；光华书局曾印曹氏译本，装校草率，靖华称为骗印。一九三七年，生活书店根据三闲本，重印一次，译文略有修正，并插入毕斯凯莱夫木刻四辐。据说苏联伯力远东国家出版局亦曾依据曹译出版，这在国内，可就不易看到了。至于鲁迅所译《毁灭》，初发表于《萌芽》杂志，题曰《溃灭》，单行后始改《毁灭》。大江书铺版译者署隋洛文，时当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辑堕落文人鲁迅之后，这笔名正是一个影射的反讥。大江版式与三闲同，但无作者自传，关于《毁灭》，《代序》及《后记》四文，装璜也不及三闲漂亮。对于三闲，鲁迅曾为之广告云：三闲书屋校印书籍，现在只有三种，但因为本书屋以一千现洋，三个有闲，虚心绍介诚实译作，重金礼聘校对老手，宁可折本关门，决不偷工减料，所以对于读者，虽无什么奖金，但也决不欺骗的。
鲁迅所作广告，当颇别致，却又句句老实，这就是其中的一例。
野草书屋
野草书屋除印过一本《不走正路的安德伦》外，还出了一册《萧伯纳在上海》，萧在上海虽只半天，却真是热闹非凡，各式各样的新闻记者，各种各派的文学作家，全体出动。这一本书，是由乐雯剪贴翻译编校而成的。乐雯原是鲁迅的笔名，但做这工作的，其实是瞿秋白。当时瞿秋白住在上海，个人生活奇穷，鲁迅劝其编集此书，一来可以换点钱，二来亦可以保存各方面因萧的到来而自暴其本来面目的事实。全书分五部分，第一部分为“Welcome”，收“不顾生命”及“只求幽默”两栏，全是诸家的欢迎或痛骂的文章；第二部分为“呸！萧的国际联合战线”，收上海各外报的社评；第三部分为“政治的凹凸镜”，收本文一篇，附录日文报上的记载两种；第四部分为“萧伯纳的真话”，收萧在香港、上海、北平三地所做的片段谈话；第五部分为“萧伯纳及其批评”，收黄河清作《萧伯纳》及德国特甫格作《萧伯纳是丑角》两篇。总括五部分的意见的有编者的《写在前面》。全书卷首有鲁迅《序言》，其中提及欢迎的有云：但先要提防自己的衣裤。于是各人的希望就不同起来了，耳朵也不同起来了，批评也不同起来了。蹩脚愿意他主张拿拐杖，癞子希望他赞成戴帽子，涂了胭脂的想他讽刺黄脸婆，民族主义文学要靠他来压服了日本的军队，但结果如何呢？结果只要看唠叨的多，就知道不见得十分圆满了。
这些话真是一面镜子，正如萧伯纳的话也像一面镜子一样。野草书屋似乎就出过这两本书。《萧伯纳在上海》印于一九三三年三月，毛边道林纸，封面剪贴各报记载，白底红色，如画家所作“倒翻字纸篓”一样，这本书今已绝版，不复可得。
自选集的由来
赵景深以最近两期《青年界》见惠，里面有鲁迅给李小峰信三十六通，都是《鲁迅书简》里所不曾收的。景深之意，大约是因为我曾编过《鲁迅全集补遗》，对此不免关注。而我却还有一点意外的收获，觉得这些书简，对《书话》也大有帮助，例如一九三三年一月二日的一封信说：书信集出版事，已与天马书店说过，已经活动，但我尚未与十分定实，因我鉴于《二心集》的覆辙，这地步是要留的。
现在不妨明白的说几句。我以为我与北新，并非“势利之交”，现在虽然版税关系颇大，但在当初，我非因北新门面大而送稿去，北新也不是因我的书销场好而来要稿的。所以至去年止，除未名社是旧学生，情不可却外，我决不将创作给与别人，《二心集》也是硬扣下来的，并且因为广告关系，和光华交涉过一回，因为他未得我的同意。不料那结果，却大出于我的意外，我只得将稿子售给第三家。
不过这事情已经过去了，北新又正在困难中，我倘可以帮忙，自然仍不规避，但有几条，须先决见示——
一、书中虽与政治无关系，但开罪于个人（名字自然是改成谜语了）之处却不少，北新虑及有害否？
二、因为编者的经济关系，版税须先付，但少取印花，卖一点，再来取一点，却无妨。
三、广告须先给我看一遍，加以改正。
四、因为我支了版税而又将书扣住了，所以以后必须将另一作品给与天马书店。
以上四条，如北新都可承认，那么，可以付北新出版了，但现在还未抄完，我也得看一遍，所以交稿就必须在阴历过年之后了。
于此知道《两地书》本来是打算给天马书店出版的，因为小峰要他帮忙，这才收了回来，准备把另一作品给与天马。这另一作品是什么呢？先是《五讲三嘘集》，后来因为内容开罪上海文人的地方太多，恐怕累及书店，而且天马催稿甚急，整理费时，就改为《鲁迅自选集》了。《自选集》出版于一九三三年三月，收小说散文等二十二篇，计《野草》七篇，《呐喊》五篇，《彷徨》五篇，《故事新编》二篇，《朝花夕拾》三篇，正是所谓“将材料，写法，略有些不同，可供读者参考的东西”集在一起，对于初学写作的人，是十分方便的。卷首另插照相一张，墨迹一张，《序言》一篇。这篇《序言》，对于研究鲁迅的思想和作品，有着极大的帮助。继此之后，天马又出了茅盾、郁达夫、周作人的自选集。乐华继起，出了郭沫若、张资平、王独清的自选集，一时自选之风，大为盛行，推究根源，却是从小峰要出《两地书》开始的。此种故实，倘非看到书简，那就无从知道了。
周作人最早书
现在一提起周作人最早书，大家总以为是《红星佚史》。《红星佚史》印于一九○七年，比《域外小说集》早两年。书为《说部丛书》初集第七十八编，分道林纸及报纸本两种，原著者为英国哈葛德，译者署名周逴，与鲁迅发表《怀旧》所用的笔名相同。不过在这之前，周作人尚有三书，一为模仿雨果的长篇小说《孤儿记》，印于一九○六年；另两种为译本，一曰《侠女奴》，译《天方夜谈》里的一篇，一曰《玉虫缘》，译爱伦坡的小说，均印于一九○五年。三书中我只有一部《玉虫缘》，书为小说林总编译所编辑，日本翔鸾社印，乙巳五月初版，译者化名会稽碧罗女士，由常熟初我润辞，卷首有《例言》，又有萍云女士的《绪言》。这位萍云女士是《侠女奴》的译者，实即周作人自己。书末有初我的《附叙》，又有译者的《附识》，今录如下：
译者曰：我译此书，人勿疑为提倡发财主义也。虽然，亦大有术，曰智识，曰细心，曰忍耐。三者皆具，即不掘藏亦致富，且非独致富，以之办事，天下事事皆可为，为无不成矣，何有于一百八十万弗之巨金！吾愿读我书者知此意。乙巳上元译竟识。
智识，细心，忍耐，为周作人所教之发财秘诀，但我以为有此三者，倒不如去做别的事情，所谓“事皆可为，为无不成”，大家不妨试试看。
关于女人的书籍
听说有一位先生，打算翻译李笠翁的关于女人的作品了。这消息曾经使我觉得奇怪，因为由我看来，谈论女人的怎样挽髻，怎样裹脚，其给予鬈发高鼻者的印象，除了有趣以外，实在是一无所有的。便是在中国，这也并不是一部了不得的好书，长洲卫永叔的《悦容编》①，也许还要来得高明些。某先生的看重李笠翁，那理由我想不透，不过这实在是不风雅之至的。
但我的说《悦容编》比《笠翁偶集》高明，却又正是从风雅着眼的。李笠翁谈肌肤，谈修饰，谈习技，而卫永叔却更进一步，注意到了选侍，雅供，博古，寻真，晤对，钟情，借资，招隐等等，他所最看重的是风格，是雅人兴致。站在某先生的立场上说起来，是更合于他的理想的。
但自然，也仍旧不是了不得的好书。
关于女人的书籍，在中国，要寻一部比较可以满意的，实在少得很。我们的祖先们的对于女人，一向是以奴隶相看待的，他们把自己的妻女关在闺闼里，项链，手镯，指戒，耳环，锁得不能动了，而所谓大丈夫们，偏偏还要玩小脚，这自然又是一个致命伤。女人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弱下去。年代一久，恶意渐泯，这时候就只落得了一点玩弄的邪念，女性的身上钉满着男性的眼睛，嘻嘻哈哈，说是“好看得来！好看得来！”了。
于是乎，就出现了研究这“好看得来”的书籍。
《悦容编》和《笠翁偶集》，大概都属于这一种。因此也抹不去那里面的蛮性的遗留。在时代和意识逐渐转变的今日，早已变成古董，失去效用，反而不如关于女人们的掌故，习俗，如《梦梁录》里所载的，较有意思了。
但这种材料，事实上却又少得很。即如《梦梁录》，也只是附带的提及。
这本书还是男子的园地，并非女人的专书。
过去关于女人的专书，是极少的。原因呢，正如我上面所说，是为了女人们被软禁起来，被当作了男子的私有品，无法自显，因此也不被人注意的缘故。但自然也有例外，譬如后妃和娼妓，就大都不在内。
她们虽被玩弄，压迫，却仍旧还有关于她们的专书。
后妃属于御用的东西，应该另眼看待，是不成问题的，古之娼妓，盛行于京师大邑，卖歌，卖舞，卖肉体；她们交接大官，酬应名公，不同于寻常的巾帼，有几本专书，也还是不成问题的。不过前者大抵出于史臣的手笔，而后者却是狎客的舞文。倘加比较，则认真和随便，发隐和遣兴，正经和玩笑，这就有了不同处。
① 《悦容编》见《枕中秘》，其载于《快书》者，则易名《鸳鸯谱》，《树屋书影》谓系梁溪叶文通所作，未知孰是。
这不同处是显然的。狎客们大抵只记了一点娼妓的才情，脾气，色艺。
而后妃的专书却不然。作者是要做翻案，打不平，所谓“伸枉表微”，如东晋时候无名氏所撰、后来收在《汉宫春色》里的《汉孝惠张皇后外传》两篇，如辽王鼎的《焚椒录》，就都是的。至于《杂事秘辛》、《赵后遗事》、《大业拾遗记》、《元氏掖庭记》，以及毛奇龄的《胜朝彤史拾遗记》等，则大都搜罗遗闻，平铺事实，是补正史之所不详的。
娼妓书开端于唐朝孙棨的《北里志》、崔令钦作《教坊记》、元朝黄雪蓑作《青楼集》，这三部书，是同样出名的。明、清以来，作者愈多，如《板桥杂记》、《续板桥杂记》、《潮嘉风月记》、《海陬冶游录》、《秦淮画舫录》、《吴门画舫录》等，群起效尤，连三四等的妓女，也都被加工点缀，敷衍入书了。这遗风一直影响到民国初年，上海的鸳鸯蝴蝶派文人们，在嫖院、“碰和”的当儿，也终要做做诗，通通文，算是像自己这样的才子，居然又碰到了能够怜才的佳人，这样就俩俩要好起来，照那时候通行的说法，就是所谓“卿卿我我”。
“卿卿我我”也有了书籍，而且多得很。可惜我举不出例子来。
总之，我们过去所有关于女人的书籍，最多的是这两种。烈妇和才女，也偶然见诸传记，但能够做几首诗，守一世节，我只见其要不得，自然不至于会了不得的。
然而倘要译出去，却终觉得没意思。我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多多地翻译进来，让大家可以借镜，取法，获益，尤其是关于女人——或者说是妇女问题的书籍。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诗经》今译
近于《文汇报·笔会》中，读郭沫若《离骚》今译两章，热情奔放，不减当年。今人治古文学，不曰王母琼液，即曰塚中枯骨，爱之恶之，截然异趣。沫若远在一九二三年，于大家反对旧文学声中，即曾译《诗经》四十首，成《卷耳集》一册，由创造社出版，列为《辛夷小丛书》第二种，《辛夷小丛书》第一种名《辛夷集》，为沫若、均吾、仿吾、达夫等创造社同人的合集；第二种就是这本由沫若翻译《诗经》的《卷耳集》。译诗与原诗共分两部，卷首有序，编末有《自跋》，《自跋》中云：但是国人研究文学，每每重视他人的批评而忽视作者的原著。譬如研究西洋文学，不向作品本身去求生命，只从新闻杂志上贩输些广告过来，做几篇目录，便算是尽了研究的能事一样。近来研究《诗经》的人也不免有这种习气，《诗经》一书为旧解所淹没，这是既明的事实。
旧解的腐烂值不得我们去批评。我们当今的急务，是在从古诗中直接去感受它的真美，不在与迂腐的古儒作无聊的讼辩。
书前序文对翻译的态度也有提及：
我对于各诗的解释，是很大胆的。所有一切古代的传统的解释，除略供参考之外，我是纯依我一人的直观，直接在各诗中去追求他的生命。我不要摆渡的船，我仅凭我的力所能及，在这诗海中游泳；我在此戏逐波澜，我自己感受着无限的愉快。
《卷耳集》出版后，引起轩然大波，称赞之者，诋毁之者，遍及书报杂志，群众图书公司曾为辑成一集，曰《卷耳讨论集》，今已绝版。友人周木斋、陈子展续有所译。子展的曾出单行本，木斋的则未成书，殊可惜也。
《茵梦湖》
郭沫若精德文，又曾与钱君胥合译过德国施笃谟原著《茵梦湖》一册，亦由创造社出版，四十八开小版，一九二七年九月发行，列为《世界名著选》之五。分道林纸报纸两种，并有倪贻德作插图五幅。全书十章，用倒叙法。
《茵梦湖》有誉于世，我早年读此，倍受感动，印象之深，不下于《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本书有多种译本：商务印书馆有唐性天译本，书名作《意门湖》；开明书店有朱偰译本，书名作《漪溟湖》。朱偰在序文里指出唐译语句滞重，不堪卒读，“实逊似郭译”。但郭译也有错误，并指出可以商榷之处凡十五条。最后，北新书局又有英汉对照本，为罗牧所译，序文中对郭钱合译之译文施以攻击，谓不可信。早期译者常持此种态度，实则所据原文不同，罗译既系英汉对照，根据英文本转译，实难据为信史。
一九四六年，《茵梦湖》刊为郭沫若译文集之一，由群海社刊行。群海社系群益、海燕、云海三出版社的联合组织，犹生活、读书、新知之为三联一样，不过规模不如后者宏大。
《霜枫之三》
《霜枫之四》为叶俞合著之《剑鞘》，我已为文记述，之三为《髭须》，里页作《髭须及其它》，李青崖所译莫泊桑短篇小说集。李译莫泊桑小说集在北新出版者凡九册，较预告十册尚少一本，惟《髭须》出版，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比北新诸书为早。其后商务又出过数种，凡三易其处矣。《髭须》计收短篇小说：《髭须》、《呢喃》、《窗前的失败》、《代理人》、《林中》、《波宜发司式的命案》等六篇。霜枫社收歇已久，各书甚不易得，《髭须》不过七十八页，虽小书，亦拱璧也。
莫泊桑短篇
《霜枫之三》刊出后，调孚驰书见告，对李译莫泊桑短篇小说各书说明甚详，订正之处更多。《书话》存稿已完，随写随刊，编者时虑中断，催促急如星火。我以工作太忙，无暇查书，随手写出，致肇错误，《霜枫之三》一文中各版时间前后，略有颠倒，调孚信中有云：顷读今日《书话》，记霜枫之三《髭须》，弟有几句话要奉告：青崖兄译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集》，最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一共出了三本（当然早已绝版了）。当第一二册原稿交到商务时，不知是谁的审查，查得内有六篇小说，说是“秽亵”，以商务之尊，岂肯出此等不为大人先生所道的下流东西。于是被车裂了，六篇东西被退还了。
这时，朴社正好组织起来，文学研究会的主持人就把这六篇另交朴社，作为霜枫之一出版了。
《莫泊桑短篇小说集》，商务就出这三集，后来青崖兄有全译的企图，于是转交北新分册出版，每册题一书名，似乎一共出了七册还不知八册。此次青崖兄在大后方，不知如何又交商务出版（不过不再是《文学研究会丛书》），则弟不知道了。
今天去查原书，商务版《莫泊桑短篇小说集》三册，我所有的是“国难后第一版”，但版权页上注明初版日期，为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确乎早于《髭须》，因“秽亵”而被摈，此亦出版史上一件有趣的史实。至大后方出版的商务版李译莫泊桑短篇，我只见到两册，即《天外集》和《橄榄田集》，小本，一九四○年七月及八月在长沙印行，该是大火以前的事了。青崖拟全译莫泊桑短篇，交北新出版，预告实为二十册，（我前误作十册）但已出版者确是九册，计《哼哼小姐集》、《苡威荻集》、《鹧鸪集》、《羊脂球集》、《霍多父子集》、《遗产集》、《珍珠小姐集》、《蔷薇集》、《蝇子姑娘集》，此后即不见再出。《遗产》曾由耿济之译出，亦由商务出版。莫氏作品，译成中文，由各书局零星出版者尚多，其间有可道，有不足道者，暇当再记，此刻不详说了。
陀氏三书
俄国作家中，我很喜欢陀思妥夫斯基（通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喜欢他的《罪与罚》、《被侮辱与损害的》、《卡拉马卓夫兄弟》三书。《卡拉马卓夫兄弟》耿济之译作《兄弟们》，由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出版，仅出上卷（《兄弟们》出版于一九四○年八月。至一九四七年十月出全译本，分四册，改为《晨光文学丛书》之一，书名也正式用《卡拉马助夫兄弟们》）。
《被侮辱与损害的》有李霁野译本，商务版，分两种，其一为《万有文库》本，其一为《世界文学名著》本；文光书局有荃麟译本，近方出版，尚未购置，不知译笔如何？三书中惟《罪与罚》出版最早，装璜亦最佳。此书为韦丛芜翻译，初由北平未名社出版，毛边道林纸印，分上下两册，上册出版于一九三○年六月，下册出版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前有自序，后有韦素园《写在书后》跋文一篇，其时素园尚在北京西山养病，跋文后面有一段附记，他说：
丛芜译完了这本巨著，我心里很高兴，因为我很爱它。但是病中不能读书，现仅就以前读过的《最新俄国文学》（黎沃夫·罗迦契夫斯基著）和《文学底影像》（卢那卡尔斯基著），回忆中写成此文，文中译名从本书译者。
韦译系根据Constance Garnett 英译。素园精俄文，曾为译者按原文详校《穷人》中译本，这时卧病北京西山，《罪与罚》遂失去与原文对校机会，殊为可惜。此书后归开明书店出版，合装一册，分精平两种，平装为硬纸面报纸本，精装则用米色道林纸印，蓝布面烫金，华丽美观，不逊国外出版书籍，今绝版已久，而未名社之初版，更成广陵散矣。
《夜航船》
浙江古籍出版社排印了明代张宗子的《夜航船》，校注者刘耀林同志寄赠一册，心里很是高兴，因为其中有一段小小的因缘。
我为杜渐兄《书海夜航二集》作序，谈到张宗子这本书，根据《琅嬛文集》收录《〈夜航船〉序》一文，引用了他说的僧人伸脚的故事。序里还说：“我有这书，版本虽然粗陋，内容却很别致。”耀林同志转托钦瀚兄来信借阅，我从破旧书堆里找出，却原来是清朝破额山人新编的《夜航船》，并非张宗子的那一本。同名异书，张冠李戴，现在轮到我来聆听和尚的话：“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了。
我是欢迎和尚伸脚的，这在序文里已经说过。
张宗子的《夜航船》曾经梓行与否，我没有仔细考查，只记得周作人和阿英都曾提到它。周作人要他的弟子沈启无（后来破门了）将《〈夜航船〉序》选入《近代散文抄》，好像阿英就是读了选本才去找《琅嬛文集》的。
至于周作人见过原书没有，我不敢说，但看他为俞平伯重刊《陶庵梦忆》作序，提到张宗子的作品，除《梦忆》外，只说见过《于越三不朽图赞》、《琅嬛文集》、《西湖梦寻》等三种，《一卷冰雪文》则因价贵未买，可见他大概没有见过《夜航船》，只因绍兴生活中有夜航船，从而对书本的《夜航船》不免有点好感罢了。如此说来，《夜航船》也许竟未梓行。浙江古籍出版社从宁波天一阁借来珍藏多年的稿本，由刘耀林同志详细校注，排印问世，这不是特别值得我为之高兴的吗？
不过印出的《夜航船》和张宗子别的著作例如《梦忆》、《梦寻》等异趣，也和我的想象不同。它不是风致潇逸的散文，倒是传播知识的工具书——类书。张宗子而编类书，颇出我的意料之外，不过他曾有《石匮书》那样皇皇巨著，而且仔细想来，也和序的旨意相合，张宗子在序文里嘲笑了“两脚书厨”，却又认为不能一概而论，例如古人姓名，“不关于文理者，不记不妨”。“有关于文理者，不可不记”。这些大概是他认为“不可不记”的有关文理的材料，诚如刘耀林同志所说：“归纳得当，言之有物”，对当时的青年人确实不坏。但如果一一记住，大概也是个“两脚书厨”，不过是按照张宗子标准，有别于别的“两脚书厨”而已。至于破额山人新编的《夜航船》，却是一部谈掌故的笔记，以风俗人情为主，别具一格。其中《顿生一计》、《叫爷来认臂》、《二妇戏言》、《食物别名》、《白黑黑》、《芋艿淘》等，风趣盎然，令人作会心笑，有时涉及猥亵，大抵从民俗学着眼，未能一口否定。不是替自己辩护，我之张冠李戴，固然出于疏忽，却也还有一些可以探索的原因在。
破额山人新编《夜航船》错字甚多，版本粗陋，一似我的记忆。它是由采风报印行的。清末许多风行的单行本书籍，一开始都由报馆出版，我买的《老残游记》是神州日报馆版，《巴黎茶花女遗事》有多种版本。我有玉情瑶怨馆校刊本，比较精致，但写鲁迅传记时，想到他当时求知心切，旨在易得，未必去购精致的版本，就又找了昌言报代印本；谭嗣同的《仁学》也如此，写书时参考的是国民报社本。我觉得这是上一辈人当时读的原样书，参考起来比较放心。这类由报社出版的书有一个特点：适应日益澎湃的维新思潮的需要，出书快，发行量大，在当时比较易得。现在则又翻了过来，说实在话，虽非“罕见书”，却又十分难得了。
以一部印行粗陋的新编《夜航船》的误会而引出抄本张宗子《夜航船》的问世，却是难得的事，不可无记。高兴之馀，写此自遣。
第三辑书坛掌故
撕碎了的《旧梦》
一九四四年八、九月间，徐调孚同志曾以陈时和笔名，在柯灵主编的《万象》上，写过一篇《新录鬼簿》，专谈已经逝世的几位作家的逸事，其中被提及的，第一个是鲁迅，第二个是刘大白。调孚还替大白开列了一个著述书目，共计十八种。已刊的十六种，未刊的二种，说明大白先生的确是一个“多方面的人”。但在这十八本书里，诗和有关于诗的计十种，占全部著作半数以上。这样看来，说大白是一个“多方面的人”固然可以，说大白是一个诗人，或者也不算为过吧。
大白著作中，最早印行的是诗集《旧梦》，《旧梦》出版于一九二四年（扉页作一九二三年十一月，误），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商务替文学研究会出过不少书，多为三十二开本，有几本诗集却为四十开狭长本，这个集子便是其中之一。全书左起横排，计五百页。骤眼望去，厚厚一册，简直和学生小字典一样。作者在《付印自记》里提到自己诗作的缺点，第一是“用笔太重，爱说尽，少含蓄”。第二是“传统气味太重”。细读《旧梦》，的确使人有这样的感觉。
原来，大白本名金床棪，字伯贞，清朝举人。辛亥革命以后，更姓名为刘靖裔，字大白。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文章，有时也署名“汉胄”。大白先生旧学根底极好，而反对传统影响亦最烈。他称文言为“鬼话文”，白话为“人话文”。可是自己的诗文又往往摆脱不了这种过去的羁绊，“你要向前，因袭却要你朝后，”正是他自我剖白的痛苦经验。
商务版《旧梦》印刷粗糙，错误百出。例如有一首《梦之怀疑》，诗题竟倒印为《疑怀之梦》。对于当时迷信大书店的人，实在是当头一棒。后来，这本书由开明书店改版重印，分作四册，书名分别为《丁宁》、《再造》、《秋之泪》、《卖布谣》。重印本初版每本书后各附跋文《撕碎了的旧梦》一篇。
这个题目具有双关意义，一方面说明往事不再，一方面也指出收在这四个集子里的诗篇的由来。改版本于一九三○年一月起陆续印出，删去原书序文序诗。书内剔除、添补、移动、订正的地方不少。作者自述重印的动机是：并且，印成的《旧梦》，有些是模糊的，有些是零乱的，有些是颠倒的，有些是舛错的，有些是骈衍的，有些是漏略的；它底排列，它底剪裁，它底妆束，没有一点不给人们以不愉快的印象。印成的《旧梦》，这样地使人不愉快；《旧梦》中所写出的旧梦之影，也未必能给人以愉快的印象了。
“五四”运动时候，大白先生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当教员，他虽然是前清科第中人，而鼓吹新文化不遗余力，一时称为骁将，且不免有过火的地方。
例如刘半农创造“她”字，他也接着创造了一个男性第三人称的“■”字，而把“他”作为两性通称。这个建议后来为实践所否定，并未通行。他还镌有一个图章，叫做“寻常百姓”，用来钤在书上。一九二七年以后，刘大白弃教从政，由教育部次长而至代理部务。既据要津，渐忘来路，他不但自藏锋铓，而且一切作为，也已非“寻常百姓”。“撕碎了的旧梦”，看起来，到此又要重“撕”一番了。
鲁迅与版画
新近出版的《现代中国木刻选集》的前言里，谈及鲁迅倡导木刻，并提起他早年印行的《近代木刻选集》，这是一部很早的木刻集，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出版，恰是他到上海的第二年，和柔石他们支持朝花社的时候。
《近代木刻选集》为“艺苑朝华”之一，由合记教育用品社发行，十六开本，米色道林纸印，毛边包背，以丝带穿眼，装璜版式，均极美观，惟印刷不佳，则为当时物资条件所限耳。
《艺苑朝华》第一期共五辑，《木刻选集》列第一辑及第三辑，其他三辑则为《蕗谷虹儿画选》，《比亚丝莱画选》及《新俄画选》。前两种为绘画，后一种仍杂有木刻，彼时鲁迅对这一门艺术盖已十分注意，不过洪荒大漠，继起无人而已。所以现在尊他为中国新兴艺术——木刻的始祖，也不算过分。
鲁迅对艺术的兴趣极为广泛，然而于审美之外，也重视对社会的功利，取其简便，则是着眼于大众化的缘故。这理论，和他的不写小说，却反而来作杂文，以便对客观现实作迅速直接的反映，暗暗相通。《近代木刻选集》第二集的小引里，有一段说：但我们这里所绍介的，并非教科书上那样的木刻，因为那是意在逼真，在精细，临刻之际，有一张图画作为底子的，既有底子，便是以刀拟笔，是依样而非独创，所以仅仅是“复刻版画”。至于“创作版画”，是并无别的样本的，乃是画家执了铁笔，在木板上作画，……自然也可以逼真，也可以精细，然而这些之外有美，有力；仔细看去，虽在复制的画幅上，总还可以看出一点“有力之美”来。
但这“力之美”大约一时未必能和我们的眼睛相宜，流行的装饰画上，现在已经多是削肩的美人，枯瘦的佛子，解散了的构成派绘画了。
有精力 满的作家和观者，才会生出“力”的艺术来。“放笔直干”的图画，恐怕难以生存于颓唐、小巧的社会里的。
这段话，一方面预言了客观环境对木刻的压迫；一方面，却也说明他的提倡木刻，正是替后一代开拓了一个“力之美”的境界。青年们的尽瘁于这一艺术部门，是不为无因的。
“有人翻印，功德无量”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八个字，里面隐伏着过去社会的许多矛盾。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已经花去了不少笔墨。倘是文章的高手，比如鲁迅先生，就决不是这样，他于接触这个现象时，只用了另外八个字，顺手拈来，轻轻一笔，就把矛盾揭露得淋漓尽致。然而这个淋漓尽致是内蕴的，它表现得那么含蓄，只是让人自己去吟味，自己去思考。想到这里，我不得不佩服先辈的本领，觉得做一件小事情也有许多艺术。因此，我又想掉转笔头，来谈谈鲁迅先生的印行《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谈谈他怎样进行工作和战斗了。
鲁迅先生自费印过不少书，包括许多版画的选集。其间认真从事，甘苦相与，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所选印的版画，中外古今，方面很广，
例如《木刻纪程》、《士敏土之图》、《引玉集》、《死魂灵百图》、《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还有和西谛先生合资印行的《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自己计划而未完成的《拈花集》、《铁流之图》和《城与年插图》。单就已经出版的画册而论，选材取料，十分严格，因此从内容到形式，都极精美。他只要稍有馀钱，便立刻想到印书，往往因为不惜工本，全力以赴，结果弄得连生活也十分拮据。揣其用意，一方面固然是要为青年美术家开展艺术的视野，提供参考的材料，另一方面，也要为文艺界留下一些好书，孜孜积累，养成一点刚健清新的风气。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不废借鉴，重在创造，这里可以看出他所以印书的宗旨。鲁迅先生的美学思想十分开广，雄伟的图景，清新的小品，都为他所喜爱，但又始终不离中心。
由于当时所处的是一个斗争尖锐的时代，就我和他最后三年接触中所得到的印象看来，鲁迅先生似乎对三个画家特别具有好感，这就是十八世纪西班牙的戈雅，十九世纪法国的杜弥埃，还有一个是一九四五年逝世的德国女画家凯绥·珂勒惠支。这三个都是战斗的画家，他（她）们的深厚的艺术修养和高度的政治热情，在作品里形成浑然无间的一体，这点最为鲁迅先生所称道。
从一九三五年起，鲁迅先生身体一直不好，而斗争的任务特别繁重，正如他在《死》这篇散文里说的，由于不知不觉中记起了自己的年龄，不免产生“要赶快做”的念头，而他又实在做得快，做得多。在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年里，除了写杂文，写《故事新编》，译《死魂灵》，还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花在两部书的编校工作上：一部是为纪念瞿秋白而编印的《海上述林》，一部便是《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而后者的翻印，其直接原因又是为了纪念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柔石，这一点我将在下文再谈。鲁迅先生始终抱病工作。当《版画选集》印成的时候，他在送给老友许寿裳先生的一本里，题了这样几句话：“印造此书，自去年至今年，自病前到病后，手自经营，才得成就，持赠季茀一册，以为纪念耳。”翻一翻当时他的日记，读到他一面吃药，一面工作，在病中苦苦搏斗的情形，不能不令人泫然动容。每当这种时候，我仿佛看见一个战士的伟大的形象，我们的以最后一点精力毫无保留地献给革命、献给青年的鲁迅先生，便又像活着时候一样，在我的眼前出现了。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自一九三五年九月起开始编选，至次年七月正式成书。当时希特勒已经登台，珂勒惠支在本国只能守着沉默。印行这部版画选集的另一个目的，正是为了使珂勒惠支的作品更多地在远东的天下出现，以表示对希特勒的抗议。凡是可以战斗的地方，鲁迅先生是决不放松战斗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初版开本极大，高十八寸，宽十二寸，共收版画二十一幅，据原拓本及艺术护卫社画帖，用中国宣纸精印，线装。
书前有茅盾先生译出的史沫特莱序文及鲁迅先生自作序目。一共只印了一百零三本。后来由文化生活出版社缩小开本，重印一次，分精装平装两种，流传较广。初版成本极高，由于照顾画家的需要，出售了三十三本，其余都由鲁迅先生赔钱赠送。所以，在这部书的版权页上，也印有八个字：“有人翻印，功德无量”，和“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形成一个绝妙的对照。这似乎是一件小事，然而反手一拨，使整个社会的真相毕露：越是说翻印必究，越是禁止不得，越是说欢迎翻印，越是没有人圆此功德。在当时，这是一个大矛盾，经过鲁迅先生顺手一点，这又分明是一个大讽刺。
革命的感情
在鲁迅先生逝世前一段时间，有两本书的编印工作，一直使他像手里“捏着一团火”一样，寝食不安地想早早完成，这就是《海上述林》和《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海上述林》的编印，目的在于纪念瞿秋白，这一点大家都已知道。瞿秋白被捕以后，开始有人传来消息，说是尚未认出，可以释放，只要有一个铺保——就是由殷实的商店出面具结，表示愿意担保。这本是反动统治重钱不重人，乘间填塞腰包的鬼把戏。当时红军尚在长征途中。
在那个社会里，有哪一个商店老板，肯以自己的生命财产，去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保呢？为了营救瞿秋白，上海的地下党同志和鲁迅先生一道，曾经不断奔走，多方设法。鲁迅先生甚至想变卖一切，自己去开铺子，自己去当老板，自己去出面担保，说明鲁迅先生对党感情多么深、对革命的感情多么厚！可是筹划未定，秋白被害的消息已经传来，一切都证明这不过是一个诡计。当时鲁迅先生正在大病，坐在寝室的藤躺椅上。听到这个噩耗，他的头立刻低了下去，仿佛瘫痪了一样，久久抬不起来，是悲哀把他击倒了吗？不，没有，他终于又抬起头来。他说：“人被杀了，文章是杀不掉的！”为了扩大瞿秋白翻译的思想影响，当然也是为了扩大革命的战斗影响，他决定编印《海上述林》。不顾病体，坚持进行。从编辑、校对一直到写广告，样样都亲自动手。他把书印得特别讲究，正是要用这个向国民党反动派表示抗议和示威。
初版本甲乙两种《海上述林》，在中国出版界中，当时曾被认为是从来未有的最漂亮的版本。至于《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在鲁迅先生印行的画册中，也是最精美的一种，因为这是为了纪念他的另一个战友兼学生的共产党员柔石的。柔石生前很喜欢木刻，他和鲁迅先生办朝花社的时候，曾经一起编过五本木刻集，总名《艺苑朝华》，前四辑由朝花社出版，不久，朝花社因为受骗倒闭了；柔石为了还债，一面译书，一面把已经编好的《艺苑朝华》第五辑《新俄画选》，交由光华书局发行。这五本书，是有计划地介绍外国木刻的最初的尝试。可是由于条件较差，印刷不好，柔石深为抱憾，一提起就紧锁双眉，怏怏不乐。他们当时还向欧洲订购了一批版画，准备继续介绍，其中就有珂勒惠支的作品。书还没有到达，柔石已经被捕就义，长眠于龙华的地下了。这是一九三一年二月的事情。国民党反动派封锁消息，秘密杀害，鲁迅先生当时就选了珂勒惠支一幅题名《牺牲》的木刻，登在丁玲主编的“左联”刊物《北斗》创刊号上，作为无言的抗议。龙华本是上海附近的名胜，以产桃花出名，在艳红的桃花下面，埋葬着烈士的斑斑血迹。鲁迅先生在世时没有踏上过这块土地，以示悲愤和抗议。他在给一个不相识的青年的信里说过，龙华有桃花，也有屠场，“我有好几个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面，所以我是不去的。”后来预订的版画传到手里了，鲁迅先生又千方百计，想完成战友的遗志，抱病经营，毫不懈怠，赶着在柔石遇难五周年的时候出版。为了解开柔石曾经深锁的双眉，他就有意把书印得特别精美。是的，柔石已经看不见了，不能够和我们一起欣赏这本漂亮的画册了，但是，不管事实怎样不可能，在鲁迅先生心底，又是多么渴望着地下的柔石能够一展笑颜呵。墓门挂剑，岂独古人为然！从《海上述林》到《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我觉得都在说明一个道理：惟有阶级的战士，才有真正的感情——因为这不是个人之间暂时的感情，而是最深邃、最永久的革命的感情。
在国外出版的书
我在《书话》里谈到《子夜》翻印版，对翻印这部小说的救国出版社的所在提出疑问，许多热心的读者来信供给线索。有一位姓吴的同志告诉我，这个救国出版社原先在巴黎，后来搬到纽约。《子夜》可能是在那里翻印的，因为旅美华侨中很多人有这部书。那么，看来《子夜》翻印版真个是在国外出版的了。现在我要谈的却是另一本书，一本并非在国外出版而又声称是在国外出版的书，那就是巴金的《雪》。
一九三三年初，巴金以煤矿生活为背景，替上海《大中国周报》撰写一篇小说连载，题名《萌芽》，五月间完稿。同年八月，由现代书局出版，列为《现代创作丛刊》之八。初版两千册，没有卖完就被禁止了。到第二年（一九三四年）八月，作者重写了结尾，并将几个重要人物的姓名更换，改书名为《煤》，交给开明书店出版。排完后打好纸型，刚刚登出预告，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便通知书店停印，这部留名世上的《煤》因此就没有问世。巴金当时很不服气，决定和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斗一斗，就买下纸型，改书名曰《雪》，自费印了一版，委托生活书店秘密发行。版权页上印的发行者为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部，注有英文地址：845 Broadway，San Francisco. Cal.， U.S.A. 卷首有一篇《前记》，其中说：我的书在美国出版，这是第二部了，不过第一部并不是小说。这本小说为什么要在美国出版呢？只是为了纪念一个旧金山的友人，他肯给我出版这一本别的出版家不肯承印的作品，我带着感激和祝福把这本书献给他。
这自然是假话。因为书并不是在旧金山出版的。只是给“检查老爷”出个难题，让他们扮演捉迷藏，抓不到发行人而已。《新生》周刊《闲话皇帝》案发生后，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工作一度停顿，《雪》曾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公开出版，列为《新时代小说丛刊》之一。我所收藏的这本书，还有另外几种版本，一种是由新生出版社出版，书名仍为《萌芽》，封面图案和开明出版的《灭亡》、《新生》一模一样，不注出版年月，而用的却是现代书局原纸型，估计是现代版《萌芽》被禁后秘密发行的。到一九三九年二月，同一纸型同一封面又以另一种姿态出现，书名《朝阳》。这一切都足以说明当时斗争的尖锐。《雪》虽然是改定本，不过初版《萌芽》的结尾也有特点，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行的《巴金文集》第二卷里，《雪》的后面同时又附录了《萌芽》的结尾，我觉得这样做很有意思。它可以让读者看到一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惨淡经营的苦心：从这里有所比较，从这里有所领悟。
舍金上梓
一九三三年秋，《申报》副刊《自由谈》上曾经掀起过一场风波，这就是以鲁迅和施蛰存为中心的关于《庄子》与《文选》的论争。施蛰存在《突围》里有一段说：
我看一本《佛本行经》，其意义也等于看一本《穆罕默德传》或《基督传》，既无皈佛之心，更无劝人学佛之行，而丰先生的文章却说是我的《渡世法》，妙哉言乎，我不免取案头的一本某先生舍金上梓的《百喻经》而引为同志矣。
鲁迅的《重三感旧》，发表时用丰之余笔名，施蛰存文章里所说某先生，指的就是鲁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蛰存，大概是自以为相当得计的。平心说来，鲁迅的捐资印《百喻经》，志在讽世，所谓“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他于公馀研究佛经，在浩渺如海的经籍中，独取《百喻》，倘非具有文艺批评者的眼光，是不克臻此的。鲁迅研究佛经，始于一九一四年，《百喻经》即于是年雕板，至次年一月刻成，分上下两卷，上卷二九叶，下卷二七叶，每叶二面，每面十行，每行二十字，线装一册，毛边纸印，末附识语云：
会稽周树人施洋银六十元敬刻此经连圈共计二万一千另八十一个印送功德书一百本余资六元拨刻《地藏经》《十轮经》
民国三年秋九月金陵刻经处识
后来，王品青重校此书，“除去教诫，独留寓言”，由北新书局用铅字排印，恢复书名曰《痴华鬘》，鲁迅曾为作序。我藏有这两本书。竝居珍籍，《痴华鬘》由钦源代购，《百喻经》则系黄裳所赠，同拜友情之赐，亦奇遇也。
《北平笺谱》
我曾以所藏《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喻眠雨堂镇库之物，书固良佳，而罕见亦一端焉。鲁迅印书，最为讲究，偶有梓行，精妙绝伦，然往往奇少。
《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虽印一百零三部，而发售者仅三十三部，难得可知。
与此相类者为《北平笺谱》。《北平笺谱》由鲁迅、西谛合编，于一九三三年九月鸠工选材，至十二月成书，印造一百部，每部六册，线装包角，蓝面白签，由沈兼士作字，扉页题名则出沈尹默手笔。全书共收笺谱三百三十二幅，计第一册四八幅，第二册五九幅，第三册六一幅，第四册五○幅，第五册五五幅，第六册五九幅。画师刻工，两俱列名。藏版者为荣宝斋、淳菁阁、松华斋、静文斋、懿文斋、清秘阁、成兴斋、宝晋斋、松古斋九家。前有鲁迅、西谛序文各一，鲁迅序由天行山鬼（魏建功）书，郑西谛序则为郭绍虞手笔，书末另附西谛《访笺杂记》一篇，说明当时与鲁迅远道磋商，书函往还，以及遍访各铺，商请镌印的经过。鲁迅序文有云：……及近年，则印绘花纸，且并为西法与俗工所夺。老鼠嫁女与静女拈花之图，皆渺不复见；信笺亦渐失旧型，复无新意，惟日趋于鄙倍。北京夙为文人所聚，颇珍楮墨，遣范未堕，尚存名笺。顾迫于时会，苓落将始，吾修好事，亦多杞忧。于是搜索市廛，拔其尤异，各就原版，印造成书，名之曰《北平笺谱》。于中可见清光绪时纸铺，尚止取明季画谱，或前人小品之相宜者，镂以制笺，聊图悦目；间亦有画工所作，而乏韵致，固无足观。宣统末，林琴南先生山水笺出，似为当代文人特作画笺之始，然未详。及中华民国立，义宁陈君师曾入北京，初为镌铜者作墨合、镇纸画稿，俾其雕镂；既成拓墨，雅趣盎然。不久复廓其技于笺纸，才华蓬勃，笔简意饶，且又顾及刻工，省其奏刀之困，而诗笺乃开一新境。盖至是而画师梓人，神志暗会，同力合作，遂越前修矣。稍后有齐白石、吴待秋、陈半丁、王梦白诸君，皆画笺高手，而刻工亦足以副之。辛未以后。始见数人，分画一题，聚以成帙，格新神涣，异乎嘉祥。意者文翰之术将更，则笺素之道随尽；后有作者，必将别辟涂径，力求新生；其临睨夫旧乡，当远俟于暇日也。则此虽短书，所识者小，而一时一地，绘画刻镂盛衰之事，颇寓于中；纵非中国木刻史之丰碑，庶几小品艺术之旧苑；亦将为后之览古者所偶涉欤。
刘半农、周作人亦曾自刻笺纸，顾颇少见，《北平笺谱》出版时售价十二元，在当时确属奇昂，然犹一出即罄。我求之多年，终不可得。前年去北平，遍索各肆，亦称无有。南回后忽接修文堂孙君来信，谓已代寻得一部，即筹款付之。书为初版，版权页上有鲁迅、西谛亲笔签名。晴日楼窗，独坐摩挲，浮生栗六，聊遣疲累，盖亦劳者自歌之一例耳。
读《鲁迅和斯诺谈话记录》析疑
自从报上传出有份鲁迅和斯诺谈话的记录以后，我就希望早日读到它。
今年八月，《新文学史料》第三期发表了安危同志翻译的全文，我马上找来读了，不久收到好几位朋友来信，熟识的和不熟识的，有人兴奋，有人怀疑。
我想了想，由于种种原因，记录的确存在着若干疑点，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澄清。我个人见识有限，不可能一下子把问题解决，现在将见到的写了出来，供大家分析，探讨，判断。因为对于研究鲁迅——了解鲁迅和斯诺编辑《活的中国》、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以及当时文坛的见解，这确是一个重要的文献和值得仔细研究的珍贵资料。
《新文学史料》发表的记录分三个部分：“埃德加·斯诺采访鲁迅的问题单”、“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安危同志写的“鲁迅和斯诺谈话的前前后后”。
后者对谈话的时间和“问题单”提出者作了考证，这是解决全部问题的前提。
现在就从这第三部分《鲁迅和斯诺谈话的前前后后》说起吧。一首先是谈话的时间，鲁迅日记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载：“姚克、施乐（斯诺）同来，未见。”我相信这条记载，因此以为安危同志考证谈话在“五月三日以后的某一天”，是正确的。五月三日译文社请客，姚克在宴会上和鲁迅约定见面日期（不过斯诺未必在场），不久就在鲁迅家里晤谈。所以斯诺《向鲁迅致敬》（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六月八日斯诺夫妇编辑的《民主》）一文的开头说：“去年五月在上海的一次访问中，当我看到鲁迅时，我想起了这个故事（指《一件小事》）。”核对时间，完全吻合。可是安危同志不敢自信，又引了另一种“见解”，说谈话也许就在四月二十六日，鲁迅故意写作“未见”。我以为这种见解是穿凿。对于重要政治事情和人物，除了遗漏，为防日记万一有失，鲁迅不记是有的；既然见面，又写作“未见”，却不可能，一来这毕竟是私人日记，没有准备公开发表；二则鲁迅不会怀此机心，刻意作伪，我们只要读一下他对《越缦堂日记》的批评就知道了。我觉得这样看待鲁迅，反而失诸鲁迅，把鲁迅看“小”。谈话不会是四月二十六日。
其次是“问题单”的实际提出者。我也同意安危同志的分析，认为单上所列问题的提出者不是埃德加本人，而是他的夫人海伦；而且我还以为，这虽然和编选《活的中国》有关，更主要的却是为那篇附在书后海伦用尼姆·威
尔斯笔名写的《现代中国文学运动》——文章定稿时引用了鲁迅谈话就是一
个明证。海伦·福斯特于一九三一年到上海，第二年和斯诺结婚，夫妻俩合作做了许多工作。包括向全世界报道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埃德加于一九三六年六月访问陕北，写了《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海伦则于一九三七年深入延安，访问了埃德加来不及访问的许多人物，写成《中国红区内情》（Inside Red China），附有《八十六人略历》。当一九三八年二月《红星照耀中国》以《西行漫记》书名由复社译成中文出版后，第二年四月，《中国红区内情》也以《续西行漫记》名义由复社译出印行，作者署名尼姆·韦尔斯。几乎同时，复社还出版了韦尔斯的《革命人物传》（Livesof Revolution），中文书名《西行访问记》。这两本书规模较大，印刷讲究，特别是后一本全写人物。它的写法使我自然而然地想起那张列有许多作家人名的问题单。虽然《西行漫记》也有人物，但比较严格，比较谨慎，不如《西行访问记》的包罗万象，有闻必录。海伦确是一位才气横溢的记者兼作家，但也正如她自己说的：“我打起字来飞快，可是我不喜欢去推敲，剪裁。这对我很有害。这一点我们两人也很不同。埃德加总是改来改去，他首先要让读者看得懂。”（萧乾：《海伦·斯诺如是说》）夫妻两个的性格特点，在这番话里已经说得十分明白了。
开列一大堆作家名单，这是符合于海伦的工作方式的，从谈话整理稿的某些语气看来，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正如安危同志已经指出：第十五条的最后，有这么几句：“你问题单子上开列的其他作家，鲁迅不认识，或无足轻重，他们的文学倾向鲜为人知。”问题单上有些作家姓名，的确不见于谈话整理稿，鲁迅当时没有答复，需要作此说明。这里的“你”，显然是在上海的埃德加对当时尚在北平、迫切地等着答案的海伦的称呼。而整理稿的许多地方，都用“鲁迅认为”字样，也是因为要转述给第三者听，才用这样的口气。这些都足以证明：罗列了一大堆人名的问题单的实际提出者，不是埃德加而是他的夫人海伦。
二
由于海伦提出了一大堆鲁迅并不认识、或无足轻重的作家名单，这也造成了今天翻译工作的困难，有些作家的姓名只能音译。尤有甚者，在《新文学史科》刊出的问题单第十五题“无党派”一栏里，谢采江明明是对的，为慎重计，译者还是在括号内加上“译音”一词，以表示和读者商榷的态度。
这样做也是必要的。据我所知，有些确实译错了，例如同是第十五题的“戏剧”栏内，“胡春平”应为胡春冰，他是广东戏剧研究所成员，曾协助欧阳予倩从事戏剧运动，编过《戏剧》杂志，写过剧本《妒》，翻译了欧洲戏剧理论和高尔斯华绥三幕剧《有家室的人》。同栏的“杨易申”应为杨荫深，他写小说，也做研究工作，又有剧本《一阵狂风》和根据《孔雀东南飞》里刘兰芝、焦仲卿故事改编而成的《磐石和蒲苇》。“徐宝彦”应为徐葆炎，他写过短篇小说集《月光》，又写了以《受戒及其他》为书名的五个独幕剧，译过王尔德的《莎乐美》。我还以为，同栏的“徐湄公”，也是匆忙中将名字颠倒、又因音译而导致的错误：三十年代有个颇为活跃的写过《演剧术》、《戏剧短论》，又出过剧本《歧途》、《男女问题》的徐公美，却没有徐湄公其人。“戏剧”一栏如此。小说、诗歌分栏更为细致详尽，将作家归入哪一栏就颇费踌躇，问题也更多、更突出。
譬如说吧：海伦列为“新现实主义派”的作家中，有庐隐，而列为“革命浪漫主义”作家中有鲁彦，后者姓名下加括号云：“多产，但不优秀”。
鲁彦和庐隐音近，两人又都多产，但我以为这里是被译者弄颠倒了的。且不管“新”与不新，“革命”与不革命，大家一向认为：鲁彦的现实主义比较显明，而庐隐倒有一点浪漫气质，尤其是那些描写爱情的小说，不过这只是我的臆测，我并未见到原件，而谐音又实在使人为难，我至今还没有弄清楚“毛夏”、“君传女士”特别是“苏治传”究竟是什么人。使我奇怪的是：问题单上竟没有当时写得较多、曾受鲁迅重视的许钦文；女作家中，也没有鲁迅所称道的沅君女士——又署淦女士的冯沅君。海伦大概从报刊上（听说也从燕京大学学生口中）搜罗了不少新作家的名字，使我们蒙头转向，有不胜陌路生疏之感。
三
现在要说到最重要的部分——埃德加·斯诺的谈话整理稿了。
这确是一份非常难得的谈话稿。总的说来，它所表达的观点是符合鲁迅的文艺思想的，有些地方谈得很明确，很深入，比我们过去了解的更清楚，因此也更有价值。比如说，他认为“中国可以经过资产阶级的政治发展阶段，却再也不能经过一个资产阶级的文学发展阶段。没有时间，也没有别的抉择了。”他认为“恰恰因为由封建主义观念到无产阶级文化观念的大飞跃，现代中国文学的基础，才到了如此之差的地步。”他认为“短篇小说比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任何一个种类，都具有更重大的意义。”以及他对老舍、沈从文、郁达夫的评价等等，其中包含着许多理论问题，许多新的重要的见解，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几乎每个问题都可以写成一篇论文，一本书。但由于采访的匆忙，语言的隔阂，记录最后又未经鲁迅本人过目，因此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不少舛误：有的较小，有的较大，有的较为显著，有的较为含混。
现在就我所见，略加剖析，先从显著的容易核查的部分说起。
问题之七说到穆时英的时候，有这样两句：“他现在是上海《申报》文艺副刊的主编，他自己什么也不写了。”穆时英主编过《晨曦》，是潘公展办的《晨报》的副刊，不是《申报》文艺副刊，两个报纸的政治倾向截然不同。说到戴望舒的时候，又有这样两句：“戴望舒是穆木天的亲戚，最近刚从法国回来。”戴望舒和穆时英是亲戚，他娶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为妻，后来离异了，与穆木天无关。问题之十谈到《新生》杂志《闲话皇帝》一案时，又有这样几句：“在日本的要求下，废除了审查制度——因为审查机关未能阻止杜衡发表激进文章。”杜衡在二十年代办水沫书店时发表过一些进步译著，这时已成为“第三种人”，怎么可能在《新生》“发表激进文章”而说“审查机关未能阻止”呢？主编《新生》因《闲话皇帝》而被判刑的是杜重远，这里的杜衡显系杜重远之误。《晨报》和《申报》谐音，也许是翻译关系，后两点中的人物各不相干，大约当时谈到了穆时英，也谈到了穆木天，谈到了杜衡，也谈到了杜重远。按照习惯，口译常常简称“穆”或“杜”，斯诺记录或者整理时，将两个“穆”和两个“杜”混淆起来，因而造成了错误，这一点可以理解，采访有许多限制，不容易呀。
在整个谈话记录中，对“新现实主义”的解释是含混与矛盾的，正如对左翼作家、左翼倾向和“左联”成员也有含混与矛盾一样。“革命的罗曼蒂克”是瞿秋白批评华汉（阳翰笙）《地泉》时提出的，问题十四说“鲁迅不知道‘革命的罗曼蒂克’这个术语”，令人费解。还有，恰与问题十一说“瞿世英这个人，鲁迅没听说过”相似，在本题里，又说“鲁迅不认识钱杏邨这个人”。鲁迅有没有听说过瞿世英，我无法确说；但鲁迅是认识钱杏邨的，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午后从汉口路古益轩闽菜馆出来，鲁迅、钱杏邨等五六个人在来青阁旧书店买书，我也在场，怎么一年之后，反倒说不认识了呢！
鲁迅谈话是很风趣的，爱开玩笑，看来这里的“知道”、“听说”、“认识”等等，含义有正反深浅的不同，如果机械地理解这些用词，那就刻舟求剑，永远掌握不到真正的含义了。
我想据此说两点意见：一是问题三里谈到丁玲，“鲁迅认为她完了。”
“完了”下划着杠杠，这和问题九里谈到张凤举（就是写过《鲁迅先生》一文的张定璜）的时候，说他“好几年没有创作了，现在旅居法国。他完了。”
“完了”下也划着杠杠，说法写法，十分相像。我认为这个！“完了”主要是指创作生涯（当然也含有一点政治因素）。因为这里谈的是文学创作，所以埃德加紧接着写上“萧乾不同意这个看法，称他最近从丁玲那儿得到一个短篇小说，……她的作品毫不含糊的表明，她的思想并没有改变”。二是问题十一里谈到李霁野，说“李霁野是翻译家，倾向右翼”；据我所知，在未名社，鲁迅对曹靖华非常尊重，对韦素园、台静农也有好感，其次便是李霁野。在旧社会，李霁野有点不问政治倒是真的，谈不到倾向左翼右翼。未名社另有一个翻译家韦丛芜，写过诗集《君山》，鲁迅对他一开始寄予希望，以后他在未名社滥支款项，又当了国民党的县长，说他“倾向右翼”倒不冤枉。可能当时谈论未名社，既说到李霁野，也说到韦丛芜。我怀疑这个李霁野乃是韦丛芜之误。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见解。
除了这些瑕疵，我以为记录稿的真实性和重要性是不容怀疑的。可惜我知道的太少，如果见到英文原件，也许还能够再多说几句，当然，更可能的是仍旧只有这几点。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五日
文人厄运
以柔顺的笔调，写灰暗的人生，作品不多，却又不能使人轻易忘记的，在我的回忆里，有一个是罗黑芷。黑芷原名象陶，字晋思，号黑子。后来写作黑芷，听说还是李青崖嫌黑子两字过于江湖气，劝他改上的。他的加入文学研究会，也由青崖介绍。作品散见于《小说月报》和《文学周报》，大都是三五千字的短篇。在这点上，颇有点像俄国的契诃夫。其实，黑芷自己亦正是契诃夫笔底的人物：贫穷，黯淡，平凡，不幸，最后是绝望的死。他在长沙，因为一篇文字被湖南当局逮捕，说他是共产党，监禁了一些时候，后来虽经保释，却已气成重病，不到两月便死掉了。他的作品成集的有三册：《牵牛花》，《醉里》，《春日》。《牵牛花》是散文和诗歌合集，署名晋思，长沙北门书店出版，这本书外边比较少见。《醉里》在商务出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收小说十七篇，卷首有《缀言》云：《醉里》原是模模糊糊的。黄仲则诗句：“醉里听歌梦里愁”，这风韵很长，初不必这书中的《醉里》一篇强拖来做一个代表。不限定能饮酒，只要能醉，人生便在其中了。
这本书每篇之前有一张篇名插页，在商务的书籍里还算不坏。《春日》出版于黑芷死后，由开明书店发行，一九二八年六月初版，列入《文学周报社丛书》中，收短篇九章，附录纪念文四篇，黄醒、李青崖、黎锦明、赵景深等执笔，都在《文学周报》上发表过。《春日》由钱君匋作封画，设意既佳，色彩亦复不俗，殊为不可多得之作。书首附作者与其夫人及两子合影一幅。黑芷毕业日本庆应大学，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在上海举义，曾持武器进袭北火车站，功成不居，结果潦倒半生，却以赤化罪名，横遭迫害，呜呼，文人厄运，亦云惨矣。
今庞统
《现代创作丛刊》第十三种为彭家煌的《喜讯》，这也是我所喜欢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家煌（1898—1933）号韫松，又名介黄，湖南湘阴县清溪乡庙背里人，为人沉默寡言，朴讷而带点忧郁，他的朋友黎君亮曾说他貌似庞统，我觉得这个比拟很有意思，虽然我们大家都没有见过庞统。家煌的作品，以抒写乡村风物和家庭琐事为多，落笔平实简练，小说成集的有《怂恿》（开明版）、《平淡的事》（大东版）、《茶杯里的风波》（现代版）、《在潮神庙》（良友版）、《喜讯》（现代版）和一本中篇《皮克的情书》（现代版）。提起《皮克的情书》，使人立刻想起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穷人》。其实家煌自己，也正是陀思妥也夫斯基笔底的人物。他曾以左倾嫌疑被捕，释放不久，便与世长辞，结束了平淡的一生；他的小说集没有一本是有序文或跋言的，这可证明他是如何的不喜欢述说自己，也和陀思妥也夫斯基极为相似。友人名小说家师陀，轻易不加誉他人，惟独对家煌多所推崇，几次谈话，极口称道，我至今还留有深刻的印象。
岭东风情
我很喜欢民歌小曲，觉得只有在那些东西里，才真的蕴藏着民众的感情。
还记得小时候，每逢夏夜纳凉，摇大芭蕉扇，坐槐树下，跟祖母学唱吾乡通行儿歌。此情此景，仿佛可忆。后来很想把这些儿歌搜集，不幸老辈凋谢，我自己也长大成人，再没有人肯摩我头顶，为我唱那些有趣的小调了。但对已经流行的民歌，却始终抱着好感，当年在旧书摊上买到《吴歌甲集》，便觉高兴非凡。因此，我见过的这一类书籍，也还有不少可以谈谈。譬如关于岭东的，就有三本。广东的语言，大约可分四种，即是：广府话、客家话、福老话和海南话，不同的语言代表了不同的习俗，代表了不同的谣曲，《粤讴》里的山歌，多出文人拟作，按下不谈。这里且说说客族的民歌。客族居五岭以东，民风刻苦勤劳，礼教束缚愈严，热情奔放愈烈，所以采集结果，大抵倒是情歌，按照出版前后，最早一本是钟敬文的《客音情歌集》，一九二七年二月出版，北新书局发行，收情歌一百四十首，前缀《引言》，后附《客音的山歌》一篇，毛边道林纸印，此书标明为第一册，作者的意思，是预备一册册出下去的，后来却并未如愿。第二本是李金发的《岭东恋歌》，一九二九年四月光华书局版，分《相思酬唱歌》、《相思病歌》、《梦五更》、《十劝妹》四部分，所收歌比钟集为多，毛边道林印，由钱牧风画封面。第三本为陈穆如的《岭东情歌集》，一九二九年十月北新版，收情歌二百首，由郑振铎、傅东华、鲁森堡作序，另有自序一篇。三书所搜，偶有重复，但因采集对象不同，用字略有出入，而一往深情，丝丝入扣，则为三书所同具，例如：
扇子拨来圆叮噹，你夫打你我痛肠。
一心都想来去救，恐怕雪上又加霜。
——钟敬言《客音情歌集》
风吹莲叶响叮噹，嘱妹恋郎心莫慌。
倘有大郎叔官问，假作出去看姑丈。
——李金发《岭东恋歌》
雄鸡一啼正五更，嘱咐■妹莫大声。
噜咐■妹莫多讲，只怕壁背有人听。
——陈穆如《岭东情歌集》
■者，我也。写偷情心境，跃然纸上，这种文字可以造作，这种感情却是无法伪托的。山歌之所以成为民俗文学宝藏，绝非偶然啊！
安徒生的传记
关心童话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安徒生。在孩子们的世界里，安徒生的名声，比起秦始皇、拿破仑、希特勒来，真不知要响上多少倍，更不必说张伯伦、杜鲁门、范登堡了。我想，或者这倒是世界终究还有一点希望的证明吧。安徒生作品零星地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很多，比较有系统的选集，友人陈敬容有译本，归骆驼书店出版；听说叶君健正在译他的童话全集。我在这里想谈谈关于安徒生的一本传记。
一九二五年秋，《小说月报》在八、九月份接连出了两期《安徒生专号》，赵景深、徐调孚、顾均正、胡愈之都曾为这个专号执笔。他们几位差不多就是最早介绍安徒生到中国来的人。均正在八月号里写了一篇安徒生传，共计七章，后来补写三章，订成单行本，由开明书店出版。补叙的部分是《独身生活》和《改编童话的实例》二章，并将原文第七章《安徒生的童话》分为《童话的风格》和《童话的艺术》，共计十章。附录有张友松译的《安徒生童话的来源和系统》和均正、调孚合编的《安徒生年谱》，也都是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的。这本书为四十八开小本，道林纸印，留有毛边，由钱君匋封面，卷首插二色版安徒生像，以黄白黑三种线条构成。在安徒生像中，我觉得这是最精美的一幅，今已绝版。
“赠尔多情书一卷”
前面提及的印度名剧《沙恭达罗》，苏曼殊在《文学因缘》序言里，有过这样的介绍：
沙恭达罗者，印度先圣毗舍密多罗女，庄艳绝伦，后此诗圣迦梨陀娑作剧曲，记无能胜王与沙恭达罗慕恋事，百灵光怪。千七百八十九年，William Jones 始译以英文，传至德，歌德见之，惊叹难为譬说，遂为之颂，则沙恭达罗一章是也。Eastwick 译为英文，衲重迻译，感慨系之。
据说曼殊译《沙恭达罗》仅只一幕，并没有译下去。他在《本事诗十章》的第七首里以梵本《沙恭达罗》赠人，并赋诗云：相怜病骨轻于蝶，梦入罗浮万里云。
赠尔多情书一卷，他年重检石榴裙。
《沙恭达罗》不但得到歌德的称誉，拉马丁在《文学谈话》里，也说这是把“比《圣经》中更乡野的风味，比爱斯奇剧中更辛酸的分子，比拉西英剧中更柔媚的情感，联合在一起了”。曼殊称之为“百灵光怪”。我看到的是王维克的译本，世界书局版，一九三三年四月印行。译者在《译后杂记》里说明他的翻译此书，先是受曼殊大师的影响，后来在法国买到两种译本，回国后执教中国公学，在胡适办的《吴淞月刊》上登了两幕，以后离开中公，又断断续续的把全书译完，才交世界书局出版。此书装帧印刷不佳，惟封面尚佳，卷首所插沙恭达罗彩色像一幅，尤为精美。柳亚子为题诗两首云：梵土莎翁绝妙词，曼殊赞叹我能知。
译书多谢王维克，庄艳无伦自铸词。
万灵光怪定难逢，瞿德当年亦改容。
珍重多情书一卷，行藤携遍浙西东。
法国弹词
以曲折笔墨，传儿女间悲欢离合故事，盛行于唐宋之间，叫做传奇。西洋中世纪也有这种文体，戴望舒就译有法国传奇一种，名为《屋卡珊和尼各莱特》，故事由行吟诗人随口唱出，不知道究竟谁是它的作者了。法国学者对此曾有许多意见，迦思东·巴利说它产生于十二世纪，须喜亥却断定为十三世纪前半期的作品。不管事实怎样，总之，在法国民间，这故事是十分流行的，如今巴黎国家图书馆还藏着一部抄本，许多人便由此传抄。周作人《欧洲文学史》里有一段关于这篇故事的叙述：
Aucassin et Nicolete 为十二世纪半作。诗话间出，故文中自称Chantefable，盖弹词之属，为古文学中所希见。书叙Aucassin 悦Nicolete，而其父格兰伯爵阻之，谓敢娶Nicolete者，当被诅咒，坠入地狱。Aucassin 终不听，谓不欲居天国，与衰癃之长者伍。惟愿偕Nicolete，与世之学士文人，美人豪杰俱入地狱中云。现世思想，已极彰著。
所谓“诗话间出”，乃指原书一节韵文，一节说白，正和弹词的一会儿唱一会儿说一样，望舒根据此意，直译为“法国古弹词”。这部书对中世纪严峻的宗教思想，确是一个有力的反抗。第六节说白里，屋卡珊在答复子爵说他如果娶了尼各莱特，他的灵魂就要堕入地狱的时候说：那些年老的教士和那些年老的跛子和断臂人，这些人，整日整夜跪在神坛下和殡葬所中，还有那些穿着破旧的法衣的和穿着褴褛的旧袍的人们，这些人都是赤裸的，没有鞋子又露着腿，这些人是饥渴贫寒而死的。这些人才到天堂去，和他们在一起就糟了。我正是要到地狱去！
这声音洪亮得很，非叛逆者不敢出此！译本出版于一九二九年八月，由光华书局发行，毛边道林纸印，施蛰存作序，钱牧风画封面，列入《萤火丛书》中。新月书店尚有邢鹏举译本，题为《何侃生与倪珂兰》，今并绝版。
“献给世间有情人”
朱孟实（光潜）致力于文艺理论，不论著译，大多为论文专著，其于小说方面，仅有译品一种，则《愁斯丹和绮瑟》是。愁斯丹和绮瑟的故事，在欧洲流传甚古，为中世纪叙事诗极重要的一种，亦为世界文学精华之一。从基督教流传欧洲以后，这是第一篇热烈沉痛的恋爱故事，近代欧洲人的恋爱观念，可以说是从这个故事孕育而成的。文豪如丁尼生、安诺德、毛列斯、斯温朋和哈代，都从这一故事中汲取诗料，英、法、德诸国且纷纷聚讼，争来夺去，引这个故事为本国的特产，其受爱戴与重视可知。愁斯丹和绮瑟本身实为一篇传奇，故事叙述勇士愁斯丹为康威尔国玛克王数立功勋，极受宠爱，朝奸以国王无嗣，虑将禅大宝与愁斯丹，迭施破坏，愁斯丹为了证明无他，愿为国王求凰，国王所爱者为其世仇爱尔兰国王之女，亦即愁斯丹之大敌金发绮瑟，愁斯丹冒最大危险，求得金发绮瑟，不料两人误饮动情丹（其实这个丹是象征不可自主、不可抵御、不可毁灭的爱的，否则，世上又何贵有此丹乎？），发生恋爱。此后便叙述两人受尽谗言，历尽磨难，终于在同一天同死于勃罗丹国。故事情节离奇，穿插巧妙。译者曾三易其稿，才于一九三○年七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卷首插拉劳“愁斯丹和绮瑟在大松树下”画一幅，里页书名后红泥印本书最后一段，加题曰“献给世间有情人”，文云：诸位听官们，从前白欧尔，汤姆斯，艾尔夏和郭特佛里几位中世纪的诗人们传述这段佳话，是专为此间有情人去听的。他们托我向诸位致敬礼。他们向多愁的人们，快活的人们，失望的人们和期望的人们，向一切幸运的和不幸运的有情人们致敬礼，默祝他们在这段佳话里寻得安慰来打消一切人世间的无常和不平，打消一切仇恨和苦恼，打消一切爱情上的烦忧隐痛！
这确是一段很好的祝词，我在这里特地重加抄录，沿用“献给世间有情人”这句话，以贻《书话》的读者。
易卜生情书
春潮书店出有《现代读者丛书》一种，第一册为林语堂译《易卜生评传及其情书》，原著者为丹麦名批评家勃兰地斯，他以文学史家身份，兼写评传，博识而专，可称佳构。书中附插图多幅，情书部分，计收信十二封，受信的为Emilie Bar- dach 女士，勃兰地斯在编首作介绍云：以下的函札是寄给一位维也纳的Emilie Bardach 女士的。易卜生于一八八九年晚夏在Tirol（前奥国西部）之Gossensass 城遇见她及她的母亲，在此地易卜生与她得聚会一时。那时Bardach 小姐年十八岁；从此次别后，就永不得与易卜生重逢的机会。
这些函札是正依易卜生诗人所写原文发表：连文字上的小疵点也不曾修改，以保其真。
勃兰地斯志
易卜生在B小姐家来宾题字簿上曾题句云：“为难偿的夙愿而奋斗——这是高逸的悲痛的幸福。”但在情书第十一封中，易卜生于收到B 小姐赠画及小钟，说他太太非常喜欢她的画之后，就请求B 小姐不要再写信给他，B小姐依言不复。七年之后，易卜生七十诞辰，她才打了一个贺电，易卜生回赠照像一幅，背后写了一个短札：心爱的女郎——！
承赐手函，感佩无既。在高桑萨斯所过的夏天是我一生最快活，最幸福的时节。
我几乎不敢想起。——但是还是永远不能不想——永远！
你的亨利·易卜生
这种恋爱看来似乎很奇怪，难以理解。但茫茫人海，忧患相乘，在无可奈何的时候，留着两颗赤心，遥遥印证，对此事实，或者也是没有办法中的一种办法吧。
尼采
十年前我曾醉心过尼采的著作，因为我孤独，而且耽于沉默，爱好深思，要从俗世的立脚点上想出一个超世的境界来。这时候我碰得尼采，可是尼采的英译却实在难读。查拉图司屈拉如是说有郭沫若译本，鲁迅也曾译过一篇序说，登在《新潮》杂志上。郭译书名书《查拉图司屈拉钞》，一九二八年六月创造社版，列为《世界名著选》第十一种，惟所译仅第一部二十二章，今绝版已久。此书后由梵澄全部译出，书名曰《苏鲁支如是说》，列入郑振铎编辑、生活书店出版之《世界文库》中。梵澄久居德国，又酷爱尼采，另有《尼采自传》一册，为良友图书公司出版《良友文库》之一。自希特勒称颂尼采哲学，法西斯党徒哄诵一时，世人亦遂目尼采哲学为法西斯精神之前身。其实希特勒以此自高，从而附会似乎大可不必耳。
《挂枝儿》
多少年来绅士淑女们都忌讳去谈性的问题，人前不敢阅读涉及性的诗歌小说。虽然背后来始不看，表面上却总是道貌岸然，别的不说，把一部明明是男女相悦时所唱的山歌——《诗经》，解释成经国治天下的怪道理。其实凡是人生里有的，小说诗歌里自然也会有，而且是经常有的。中国民间有许多好小说，不免与性有关；中国民间也有许多好诗歌，又不免与性有关。虽然关心风化的先生们一再镇压，去除惟恐不尽，但仍不免有流传，有录存的，例如《挂枝儿》就是。《挂枝儿》相传为明末冯犹龙作，一说是由他搜集民间小调而辑成的，原本久已失传，但浮白主人的选本却流传较多，铅印术发达以来，梓行尤广。我记得华通书局印的一种小本，冲皮纸面，米色道林纸蓝泥印，五彩網条穿心作蝴蝶结，颇为精致。开首《调情》两首云：
一
娇滴滴玉人儿我十分在意，恨不得一碗水吞你到肚里。
日日想，日日捱，终须不济。
大着胆上前亲个嘴，谢天谢地，她也不推辞！
早知你不推辞也，何待今日方如此！
二
俏冤家扯奴在窗儿外，一口儿咬住奴粉香腮，双手就解香罗带。
哥哥等一等，只怕有人来。
再一会无人也，裤带儿随你解。
第二首虽然稍为过头了一点，却究竟不失乡村小娘儿的口吻，是真真的民歌，亦是真真的情歌。冯犹龙，吴县人，做过寿甯县知县，所著多小说传奇，传着甚多。华通此书印於一九二九年十月，今绝版。
关于《何典》
——鲁迅序跋书录
鲁迅为刘半农校点的《何典》写了篇《题记》，那是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的事情，当天晚上，又写了《为半农题记后，作》，对报上嘲笑大学教授标点《何典》的文章有所批驳。《题记》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北京翠花胡同北新书局发行的《何典》初版本，本来预告有一篇疑古玄同的序文，由于钱夫人生病，无法执笔，到年底准备再版的时候，仍然没有完稿。
半农另约林守庄写了一篇序，并将鲁迅发表在《语丝》周刊第八十二期上的《为半农题记后，作》，一并收入。半农自己写了《关于的再版》，说明初版用空格代替的删节部分已经补上，因此《题记》里说的“空格令人气闷”这句话，“现在已成过去”。这样，鲁迅一个人就为《何典》写了两篇序，打破他为别人著述写序的纪录。
自然，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写了多少篇，而是他对《何典》的关系和意见。《何典》十回，过路人（上海张南庄）编，缠夹二先生（吴县陈得仁）评。吴稚晖曾说他平生作文，得力于书摊上的一部小书，名曰《岂有此理》，开场两句：“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指的便是这部书。《何典》先由申报馆仿聚珍版印过一次，当时的书目里，有一段这样的介绍：书中引用诸人，……阅之已堪喷饭。
况阅其所记，无一非三家村俗语；无中生有，忙里偷闲。其言，则鬼话也；其人，则鬼名也；其事，则开鬼心，扮鬼脸，钓鬼火，做鬼戏，搭鬼棚也。语曰，“出于何典”？而今而后，有人以俗语为文者，曰“出于《何典》”而已矣。
看广告，鲁迅当初怀疑这部书很别致，他正在为《中国小说史略》搜集材料，很想找来一读，只是印数奇少，访求不得，他托了熟识旧书店的常维钧（惠），还是未见。稍后，刘半农在厂甸庙市上购得一部，决定校点出版，就请鲁迅作序。
严格地说，《何典》写得并不出色，有时还流有油滑和粗俗，倘和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相比，差距远得很。不过这部小说有两点好处。鲁迅在《题记》里分别说明：第一点，作者反对孺家，不守绳墨，敢于对孔老二采取嘲弄的态度；第二点，小说用常锡苏沪一带成语，描写阶级社会里的现实生活，细致生动，引人发笑。
现在先说第一点。鲁迅在《题记》里说：“谈鬼物正象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三家村的达人穿的赤膊大衫向大成至圣先师拱手，甚而至于翻筋斗，吓得‘子曰店’的老板昏厥过去；但到站直之后，究竟都还是长衫朋友。不过这一个筋斗，在那时，敢于翻的人的魄力，可要算是极大的了。”作者以读书人身份，却穿了赤膊大衫，向孔老二拱手，甚而至于翻筋斗，大有目中无人，不在话下之势。他将儒家认为违反三纲五常、名教礼数的行为，诸如地方勒索，寡妇再醮，纳贿升官，卖友求荣，栽赃枉法，抽头聚赌，财主舍命要钱，秀才一味嚼蛆，统统放到教读《四书》《五经》、讲究仁义道德的三家村里去描写，几乎全和“读书种子”有关。小说提到书，便说“死书”；提到文章，便说“放屁文章”（第五回）；提到读书人，便说，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百无一能”，还自以为“做了念文字叫化子，到底斯文一脉”（第六回），把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治，翻来覆去，颠三倒四，吓得“子曰店”老板昏厥过去，以为孔孟之道从此完蛋，天下将无法收拾。待到站直之后，发现原来那个翻筋斗的人，也和自己一样究竟还是长衫朋友，虽然开点玩笑，并没有真正使孔老二过不去。这段分析可谓切中要害，恰如其分，实在深刻之极。《题记》一方面肯定作者敢于反孔，另一方面又指出这种反孔的不彻底。这里可以看出鲁迅思想的深刻，而《题记》的意义，也已经越出于小说本身，成为含有独立内容的篇章了。
至于第二点。鲁迅接着说：“成语和死古典又不同，多是现世相的神髓，随手拈掇，自然使文字分外精神；又即从成语中，另外抽出思绪：既然从世相的种子出，开的也一定是世相的花。于是作者便在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中，展示了活的人间相，或者也可以说是将活的人间相，都看作了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鲁迅深刻地揭示了作品托名鬼物，而实写人世事情的主题思想，把小说的种种描绘，看作是阶级社会里现实生活的反映。至于这些成语，又确是现世相的神髓，顾盼左右，大足以发人深思。
譬如说，“说嘴郎中无好药”（第三回）。凡是嘴里讲得好听的江湖郎中，口袋里就不会有什么好药。又如“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第三回）“狗要吃屎，沙糖换弗转的。”（第四回）这是说，药只能医治尚未濒临绝境的疾病，如果到了病入膏盲，即使再好的药，也是无法医治的了。张南庄随手拈掇成语，多分还是游戏笔墨，一经鲁迅指明，便见文字分外精神。
正如《题记》所说：“便是信口开河的地方，也常能令人仿佛有会于心，禁不住不很为难的苦笑。”
《题记》结尾有一段话：“并非博士般脚色，何敢开头，难违旧友的面情，又该动手。应酬不免，圆滑有方，只作短文，庶无大过云尔。”这是讽刺胡适的，对刘半农也带有一点规劝的意思。原来胡适曾在背后议论，说刘半农太“浅”，很伤了半农的心。这一回指责《何典》的广告不高尚，大学教授而竟堕落至于斯，又和胡适一伙有关。鲁迅在《题记》里给以答复，在写《为半农题记后，作》的时候，说得更为分明：“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刘半农，李小峰，我，皆非其选也。”已经直接点破了。不料那时刘半农正和胡适接近，认为“应酬不免，圆滑有方”，是对他的讽刺。一九三四年八月，鲁迅在一篇《忆刘半农君》的文章里，有一段这样的话：“他回来时，我才知道他在外国抄古书，后来他要标点《何典》，我那时还以老朋友自居，在序文上说了几句老实话，事后知道半农颇不高兴了，‘驷不及舌’，也没有法子。”文章的最后说：“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话是说得十分沉痛的，这里又提及《何典》的旧帐。至于鲁迅说明的“陷沙鬼”，如果有人写《何典》续编，我想，那是一定要网罗在内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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