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流云在书话》　下　邓云乡 著
　　杂忆刚主先生

　　一忆谢刚主先生治学
　　谢国桢刚主先生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他那洋洋八十多万字的《晚明史籍考》，这部历史性的著作，最早成书于一九三一年，经过两次修订，最新版本刊于一九八一年，前后经过了半个世纪，可以说是老夫子一生心血的结晶了。这部书最早是先生在梁任公的启示下编写的。柳亚子先生当年曾评价这部书道：
　　这部书，我叫它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个钥匙。它虽然以晚明为号，上起万历，不尽属于晚明的范围。不过要知道南明史料的大概情形，看了这部书，也可以按籍而稽，事半功倍了。
　　先生治学，一生的精力在于明清史籍，所以其第二部最重要的著作，就是《明清笔记谈丛》，其他著述论文，亦均以此为基轴，触类旁通，精深渊博，其最著者如《东北流人考》、《张南垣父子事迹》等，都是极有历史价值的专著。
　　刚主先生祖籍江苏阳湖，其祖辈宦游于河南安阳，常自署“安阳谢国桢”，或署“罗墅湾乡人”，盖其祖宅在安阳罗墅湾，其童年时代即在罗墅湾乡村中度过。先生祖父名谢暄，七十余前为项城袁世凯幕僚，袁在那拉氏死后，回项城洹上作寓公时，先生祖父与袁亦时有往还，袁抱存写印之《圭塘集》中，收有谢暄与袁的唱和诗，我旧有一本。若干年前，先生见了，这一小本书就给了老夫子了。
　　先生原是吴北江的学生，是保定莲花书院的再传弟子，所以先生对吴汝纶学识一值十分景仰，而且评价很高。前两年来信说，应河北大学之约，还想到保定去讲一次学，讲题就是“莲池书院对北方学术的影响”，可是后来因为身体健康的关系，一直没有去成。
　　先生青年时从吴北江门下考上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这是二十年代全国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高的中国旧学研究学府，主其讲席者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赵元任等大师。先生同崇明陆侃如氏住在一个寝室中。
　　如今，不要说主讲席者均已先后成为古人，即学生中，在世者亦寥寥可数，均属海内之鲁殿灵光矣。
　　先生生平之趣事颇多，不善饮而喜言“微醺”、“被酒”等等，爱吟小诗而不管平仄，笑着常说：“我是瞎来来的。”音容宛在，古道感人，而今均属广陵散矣。
　　二谢刚主与北京图书馆
　　谢国桢刚主先生去世了，身后给我们留下许多著作，前两天友人寄来一本《明末清初的学风》，这本书去年刚老就几次写信告诉我，因书中收有《东北流人考》一文，我还函复夫子说：我很想写一本《西北流人考》，夫子对此极赞赏，奖励之词犹在耳畔，而典型已渺不可追矣。《学风》一书，出版已晚，先生已不及再见，良可叹也。
　　先生这些著作，留给后人，嘉惠来者，自是毫无问题的，但人们往往要问一句：先生这些学问，如何获得的呢？刻苦用功，治学谨严，老而不衰，是一个方面，这是主观的；另外还有客观的一面，那就是上学与工作，既得力于良师益友，又得力于好的学术环境。这方面可说的很多，这里我只说一个机构，一个人，那就是国立北京图书馆和大兴袁同礼氏。
　　谢老从清华国学研究所毕业之后，即到国立北京图书馆工作。当时北海西岸的图书馆大楼还未造成，北京图书馆暂时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袁同礼氏还没有从美国回来。五十年后，谢老在《春明读书记》中，记当时的情况说：
　　我还记得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曾在北京图书馆服务过一个较长的时期。那时这个古代建筑馆阁式的图书馆尚没有建成。我就在中南海居仁堂内办公。及至新馆建成以后，我就到这个新建的馆中作科研工作。我还记得工作休息时间，就依靠着石栏杆旁边，观看苍翠的琼岛和北海太液的秋波。回来之后，就为北京图书馆馆刊上写文章。我写的有《张南垣父子事辑》、《彭茗斋著述考》等篇，偶然翻阅旧的馆刊尚可以见到。
　　刚主先生当年的工作很有意思，他的工作是甚么呢？不是编目，不是买书，更不是当馆长、当主任签字、画圈圈，而只是看书、写文章，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职务。当时的馆长，在先生初到馆时，还是梁任公。其时任公还未生病，清华国学研究所去了好几个人：一是王国维的助手海宁赵万里先生，他在清华时不是学生，是职员；二是孙楷第先生；三是谢老；四是许世瑛先生。这些人每月一百块钱工资。（当时北大、清华等校毕业生八十元起薪，因为他们是研究所去的，所以一百元。）工作就是看书、写文章，不久袁同礼回国任馆长，仍然这样培养他们，没有几年，几个人都学问大进，著述惊人，很快成为海内外知名学者，这样也为国家培养出真正的人材了。

　　思念谭公其骧

　　说起谭公其骧，可思念的甚多，先说几件小事。
　　一次王蘧常先生过生日，运天兄和衡山饭店前经理赵锡堃给王老在衡山十四楼设宴祝寿。很丰盛的一桌菜，而客人很少，运天兄感到不够热闹，问我再请谁好，我说把谭公请来。路很近，弄一部车，我去一会儿便把客人请到。大家尽欢而散。记得最清楚，度上一尾五斤重的大鲥鱼，当时每斤八元。
　　事后谭公私下问我，这钱怎么算？我说算了。当时谭公认真而怀疑的神态，至今如在眼前。
　　一次在谭公家中闲聊，他说起一些三十年代北京学术界旧事，说到去辅仁大学代替柯昌泗先生讲“历史地理”，住在陟山门，说到胡适之先生年龄，说到《禹贡》旧事等等。后来说到吴晗先生，感慨地说，他真正研究学问，只用了五六年时间，其他时间，都搞政治了，真可惜呀……。
　　一次我送了一本《红楼识小录》给他，同时告诉说：“对不起，这本书的错字太多了，请原凉……”他老先生却回答得十分妙：“没关系！你的这种书，爱看的人，自会看得出里面的错字；如果连错字也看不出，那也看不懂你的书了……”
　　谭公过八十生日，学术界给谭公祝寿，而且事先有通知，用大家凑份子的办法，不用公家钱。我按通知要求，寄了六十元去。在社科院食堂聚餐，酒席很好，席间大家向谭公祝寿。罗竹凤先生说：“我祝你活到一百三十四岁……”据说是外国不晓得谁说的人可活到这个年龄。
　　一次在谭公家聊天说到吃东西上，谭公忽然意味深长地感慨说：“黄鱼紫蟹不论钱……如今已三年不知蟹味矣。……”
　　谭公最后一次中风住院，我去看望过两次，第一次昏迷不醒，无话可说，只在签名簿上签了一个名就走了。第二次是同许宝骙先生一起去的。这时他已明白过来，但不能说话，不能动，全身只右手能动，有感觉，许老没有同他握手，我同他拉手，他用力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松开，嘴里哇哇乱叫……真是古人说的生人道尽矣！自此之后，还希望奇迹出现，药物治疗还能拖延，但过了两个来月，收到的却是讣告了，这就是最后一面了。
　　我的《增补燕京乡土记》完稿之后，曾请谭公写篇序，他欣然执笔，写了一篇五六千字的序，讲的都是三十年代在当时文化古城北平教书时的事，因书迟迟不能出版，我先把序交给《读书》杂志刊出，但文章刊出，先生已住院不省人事，在昏迷状态中了。
　　我知道谭公大名很早，但认识很晚，他是谢国桢先生的亲戚，和许宝骙先生很熟，是燕京老同学，又都是浙江杭嘉湖同乡。在十年浩劫之后，各位老先生又来往频繁，过从亲密。好像是谢老写了介绍信让我去看他，那时他已不住复旦宿舍，搬到淮海中路去了。见面的具体情况记不清了，印象最清楚是陪许老去看望他，大家坐下来谈了没有几句，因为要去王蘧老家，便告辞出来，他忽然兴致很高地问道：“你们是不是有车？”我们说有呀，他便说我也去。这样大家一起到王老家。当时王老还住在宛平路，大家一起去了王老家，坐下来，虽然离得不远，但见面机会不多，一说起来，便兴高采烈，说个不休了。而说的都是一些学人当年在嘉兴的情况，不少又都是北大的先生，如说到唐兰先生，年轻时还作过中医，在嘉兴某一条巷子挂牌等等，只是嘉兴我十分陌生，巷名听过就忘了。
　　后来我和谭公见面的机会多了，我去顾起潜先生家时，下来总顺便到谭先生家看看，坐下来一聊就是大半天，而聊的多是北京旧事。谭公总是念念不忘三十年代北平的一切。有一年我去北京住在圆明园旧址一个招待所里，常到成府、海甸一带闲蹓，回来和他聊起，他马上就问：“你去大蒋家胡同没有？那里变了样没有？”在他的记忆中，希望中，最好还是当年的老样子——蒋家胡同三号顾颉刚先生的寓所门口还挂着“禹贡学会筹备处”的牌子……可是风云变幻，世事沧桑，哪里能够呢？
　　谭公名其骧，字季龙，浙江嘉兴人，出生在北方，但很小就回到嘉兴原籍，读书长大，秀州中学毕业后，在上海读大学。一九三○年大学毕业，到北平燕京大学读研究生，一九三二年春，离研究生毕业还差半年，就因其伯父谭新嘉先生的关系，进国立北平图书馆当了馆员，在其《值得怀念的三年图书馆生活》一文中写道：
　　一九三二年初，我结束了在燕京大学研究院的学习生活，走上了我一生中第一个工作岗位，——进国立北平图书馆当馆员。
　　我的从伯父谭新嘉（志贤）先生是这个图书馆的开国元老，从民初京师图书馆时代起，一直担任着中文编目组组长的职务。由于他的推荐、请求，馆长袁同礼（守和）先生卖他的老面子，录用了我。
　　燕京大学研究生二年、图书馆三年，这对谭公成为一个名满中外的历史地理专家，成为一位一生研讨学问的学人，关系是至为重要的。在燕京他选了顾颉刚先生的“《尚书》研究”，因讨论《尚书·尧典》中“肇十有二州”，对顾先生讲法持异议，写信给顾先生，而顾先生第二天就回了六七千字的长信，赞成三点，不赞成三点，他又去信争论，顾又回信答复，这样问题越争论越明显，最后顾在信中说：现在经过这样的辩论之后，不但汉武帝的十三州弄清楚，就是王莽的十二州也弄清楚，连带把尧舜的十二州也弄清楚了。对于这些时期中的分州制度，两千年来的学者再也没有像我们这样清楚了。
　　以誉满宇内、举世公认的史学界权威、名教授，而能嘉许一个二十出头的研究生的意见，使讨论能深入展开，这就是谭公得之于名师的学术研究的起步。
　　在图书馆三年，谭公的工作是汇编馆藏方志目录。馆藏方志分载于六种书目之中，查找翻检，殊感不易。他把一张小桌子放在书库书架旁，随时翻检，随时择录，工作起来自是方便。但他在书库中虽是为查方志而来，但所翻却不仅限于方志，看到感兴趣的书名，都要拿下翻阅一下，这样长期翻阅结果，使他阅读了大量的书，那样自由自在，不但扩大了知识面，而且自然也是其乐洋洋的了。当时北平国立图书馆收方志五千二百余部，除去复本三千八百余部，他编成《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于民国廿二年五月印行。
　　其后又收八百六十二部，由其从伯父谭志贤先生编成《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二编》。
　　谭公在图书馆任馆员的同时，又在辅仁大学兼课，接替柯昌泗先生讲授“中国沿革地理”，后又在燕大、北大兼课，在此同时又帮助顾颉刚先生创办“禹贡学会”，出版《禹贡半月刊》。这个刊物成为高水平的地理学术专刊。谭公开始两年负责编务，后两年任学会理事。当时理事共七人，顾、谭之外，有冯家升、钱穆、唐兰、王庸、徐炳昶。当时半月刊很多，有《论语》、《宇宙风》、《人间世》，这是林语堂为主、陶亢德等人办的；有《逸经》，是近代史刊物，简又文主编；再有就是《禹贡》。一个时期这几种刊物封面都是类似的，像古书的样子，左上角一个长条像古书书签一样是刊名，右下方或配一图，或刊简单目录，成为一种流行式样。沦陷初期，北京方纪生、陆离编的《朔风》也学这个样子，上海《古今》好像也是这样的，再后就没有类似的了。
　　谭公在北图作馆员时，各部还有编纂委员，如向觉明先生达、赵斐云先生万里、谢刚主先生国桢、孙子书先生楷第，他们后来都是北大的老师。当时在图书馆，每月一百大洋工资，只是看书、写文章，另外还有贺昌群、刘节、王庸、王重民等老辈学人。古语说：未观其人，先观其友，就是这些人材济济的同事，谭公和他们朝夕相处在一起，其学术气氛之浓，友朋熏陶切磋之益，可以想见了。
　　谭公在《文献》十四期《值得怀念的三年图书馆生活》一文中还说：
　　我没有为北平图书馆做多少事，北平图书馆却为我提供了最好的做学问的条件和环境，我之所以懂得一点学问的路子，在结束研究生生活后，紧接着又在图书馆里呆上这三年，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那时我还没有结婚，单身住在景山西街陟山门大街图书馆办的宿舍里，但住在这个宿舍里的却并不一定是馆里的职员，只要是文化界中人，通过介绍，都可以住进来，因而我在宿舍里又结识了女子文理学院教师谢兴尧（五知），翻译工作者刘国平等几位朋友。我和馆里和宿舍里的同事和朋友除谈论学术外，还经常一起逛旧书铺，一起上小馆子，有时一起看京戏，这三年的图书馆生活，确是我一生最值得怀念的岁月。
　　看来谭公这段生活，是一生记忆中最潇洒的了，难怪我请他给我的《增补燕京乡土记》写序时，他一口气就写了五六千字。
　　“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后，太平洋战争前四年半，燕京大学因为是美国人办的，还照样办着，谭公仍然在燕京教书，至一九四○年春他离开燕京，辗转到大后方，任教贵州浙江大学。抗战胜利复员，回到杭州，解放后院系调整，来到复旦，一直是教书和从事学术研究。沦陷时期，由沦陷区到后方，南北各省有好多条道路，自然每条道路都要经过所谓“阴阳界”，步行跋涉是十分艰苦的，而且要有人带路。可惜当时没有听他谈谈辗转进入后方的过程。
　　谭公在学术研究上，主要是历史地理方面的，而最大的科研工程，就是《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纂出版。这项工作，拖的时间很长，由一九五七年开始，直到八十年代前期才得以顺利出版。出版之后，得了奖，获得了很高荣誉。有一次见面时我向他祝贺，他笑着说：“不少地方是参考了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当时《读史方舆纪要》顾氏手定稿本藏上海图书馆，尚未出版。所说参考，大概主要是参考这一稿本了。据说稿本和已刊者比较，差异很大。
　　谭公一生写的论文很多，但没有出版一种书，八十年代初才将解放前后几十年中所写论文结集出版，取名《长水集》，分上下两册。谭公嘉兴人，嘉兴据六朝人记载，秦以前古地名“长水”，因以名集，无深意也。书前有《自序》，详细叙述了成书过程，各篇长文写作时的情况。谭公送我一套签名本，前几年随意读了几篇，过眼云烟，早已忘了，这次为写此文，又拿出来重读一遍，深感先生治学之勤奋、谨严，抚书思人，感慨万端，广陵散岂真绝响乎？
　　癸酉腊残，记于延吉水流云在新屋南窗下。

　　关于高阳

　　读周劭先生文章，谈到最近播放的电视剧《戏说慈禧》，我也断续看到几集，似乎比《戏说乾隆》好多了。当然这个“好”，也是我的观点，就是感到这戏拍得比较认真，只是稍感平铺直叙一些。如说是“戏说”，倒有些套用“戏说乾隆”的味道，因为我看到的还是严肃得多，并无“戏”意。当然，加个“戏”字，或能吸引一些观众，但如遇只想看“戏”，而又不知“史”，或只爱连狗打架都不如的莫名其妙功夫片的观众，是不对胃口的。这样说未免言重，不说也罢。自然它也与教育水平有关，年龄有关，男女小青年爱看的就不多。
　　这是高阳先生的原作，我不禁想起这位多产而又对清史极熟的著名作家。想起四年前在上海豫园得月楼见面的情况。那是北京许宝骙丈介绍的。
　　高阳是宝骙丈的族侄——在此要简单介绍一下他的家世。高阳姓许，名鸿儒，字雁冰，有时也写作“晏骈”，“高阳”是笔名，为什么用这个笔名，未曾问起过，宝骙丈说是“郡望”，如陇西李、琅玡王等；也许是因郦生高阳酒徒的故事……总之说不清。许家是杭州大家，清季，许家弟兄多，都有科名，官也作得大，世居横河桥，门有“七子登科”匾，即兄弟七人先后同为进士，且一为第二名榜眼，一为第四名传胪，从“学”字辈开始，排行为“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子孙以此命名，“乃”字辈许乃普官至尚书，许乃剑官至巡抚。“身”字辈光绪时著名的是许庚身，官至尚书，入军机。俞平伯先生母亲许之仙是许家“之”字辈的，俞先生夫人许宝驯师母，是“宝”字辈的，前说许宝骙丈，是俞师母的弟弟，另外还有在清华、北大多年教数学的名学人许宝骙教授，也是俞师母弟弟，在平伯师诗词文章中多曾谈到。至于高阳，则是“儒”字辈中最出名的了。（排行十字，据徐珂《清稗类钞》，但现又有“以”字辈，就不知为何了。或徐珂所记“儒为……”为“儒以……”之误。）
　　我在许宝骙丈处，很早就知道高阳名字叫许鸿儒，也看过他写的胡庆余堂故事《红顶商人》。后来海峡两岸关系渐渐宽松，说是他要回大陆探亲。
　　一次在北京于许宝骙丈处看到他的长信，信内有两句说：“五千年历史，四十载睽违……”见面也很不易，他每天有三家报纸连载小说，要写稿，十分忙，一时还无法回来等等。自然这也都是实情。后来他毕竟回来了，京、沪两地，接待都是名人，许宝骙丈在北京，我在上海，也没有机会一起见面。
　　一九九○年春天，五月间，许丈来上海，约几位画家应富阳友人之约，去游览千岛湖。其时高阳也为台湾筹拍《红楼梦》，去过北京，又来到上海探亲。
　　许丈想约他和陈从周兄一起去千岛湖，大家欢聚几天，便约会先在豫园得月楼见面，吃茶谈谈。我和许丈、从周兄先到，因为约了从边门进来，等了一会儿，怕他找不到，便和宝老去边门处望望，不想走到假山旁，他已经吸着大雪茄烟进来了。许丈老远就喊他，他隔着丈许远也看到了，抢上几步，便屈膝、垂手行了一个清代的请安礼，北京叫“打千”。这礼数使我大吃一惊，因为我除去戏台上，在生活中已经近半个世纪未见此礼了，想不到“老派礼”今天照样有人行，而且在游人堆里，那样从容，那样自然，说明是从小行惯的了。
　　豫园得月楼是贵宾接待室，一般游人不接待，比较安静。我们因为陈从周兄的关系，有时借这里接待一些朋友。那天去得很早，只是吃茶清谈，中午他们都有应酬，所以饭也未吃，到十一时多就散了。那天高阳先生谈锋很健，主要和我说了一些北京的事，如预备借恭王府戏台拍元妃省亲啦、故宫
　　一位老先生作武生票友功夫多么深啦、台湾筹拍的《红楼梦》由哪些人主持
　　啦、预备如何找宝玉、黛玉啦等等。同时也说到我参加拍摄的《红楼梦》电视剧录像带他都看过，和他的同事也都讨论过，感到场面很大，十分热闹，但是戏不够多，他们重拍，希望能把“戏”拍出来……我听了也表示同意，希望他们拍出更高水平的《红楼梦》……后来我送他出了得月楼，由拥挤的城隍庙商业街出来，握手告别，替他截了一辆车回锦江饭店去了。不想这是仅有的而且是最后的一面了，真是无限遗憾。
　　去年我去台北，遇到著名作家何伟康先生，在一次小聚会上，闲谈起高阳先生，说到他如何成为清史专家。原来五十年代初，大陆部分机构、人员刚到台北时，尚未建立初步秩序，中研院史语所运去的过去著名的“八千麻袋清宫旧档”堆在那里，无人过问。有人偶然发现，告诉了高阳。他大感兴趣，正好无事，每天带几个馒头，就到那里去借阅，一天一整看，一边看，一边抄，这样连续看了两三年，积累了不知多少资料，使他后来写系列清史小说，所有情节都有根据，不过是演义化了，而非凭空捏造……我听了何先生介绍，真是至惊至佩。可惜的是，这位清史专家、清史小说家过早地离开我们而去了，真是海峡两岸文坛共同的巨大损失。

　　白话大师的文言文

　　读香港中文大学已故牟润孙教授《海遗杂著》中《北京学林话旧》一文，其中说到“给顾颉刚先生父亲祝寿的信”时写道：钱玄同先生是提倡语体文的急先锋，在这里竟开起倒车来了，文章虽不是他写的，主意却是他出的。这应如何解释？我想或者是因为用语体文写寿序大概很不容易。他们诸位既不认识顾颉刚先生的父亲，寿文中要恭维顾颉刚先生，再转到他父亲身上，说他如何地善于教养，才有这样一个好儿子，这样写法，用古文可以，用语体文则很难。既是应酬文字，又不在刊物上发表，就无妨复古一下。极可能钱先生是这样想法，没料到这篇寿序被魏建功印了出来，成了传世之作。如果玄同先生遇林纾（琴南）于地下，林氏极可能抚掌大笑说“古文终不可废也，吾言果验！”如果遇到胡适之，钱先生也许解释说：“应酬之作，何必认真！你给刘文典著的《淮南鸿烈集解》作序，不是也用文言吗？”这的确是因为时代的关系，无可避免的行为予盾。
　　此事现在已不会再发生，因为今天已经没有人为称赞别人，而去称赞这个人的父亲或母亲了。
　　读了这段文字，我忽然想起一个好题目：《白话大师的文言文》，例子还是不少的，除胡适《淮南鸿烈集解序》而外，其他如鲁迅的《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什么“夫激荡之会，利于乘时，劲风盘空，轻蓬振翮，故以豪杰称一时者多矣，而品节卓异之士，盖难得一。卢氏曹植甫先生名培元，幼承义方，长怀大愿……”不但是文言，而且是骈散兼行的文章，收在《且介亭杂文》中，似乎也是应酬之作，却很认真，此文写于一九三四年。再看周作人氏“先母事略”，也是朴实的文言文，写于一九四三年，最早刊出于《同声》月刊三卷三号。（附注：记不清在谁的谈知堂老人的文章中，提到此文，说是不知出处。今附笔介绍于此。《同声》是沦陷时期南京出版的专登文言文的杂志。）再如刘半农《浑如篇题记》、《校点香奁集后记》等文，也都是文言文，收在《半农杂文》第一集中，虽然较早，也写于一九二六年，是先生由法国归来之后的作品，已是“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后多少年的事，一九三四年结集由星云堂出版时，也未删除。由钱玄同、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位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的健将、大师，在五四运动之后，二三十年代之间，甚至直到四五十年代时，偶然根据需要，或为了方便，随手写篇文言文，甚至骈文，这是很普通的事，既谈不上“开倒车”、“复古”，似乎也未考虑是否“在刊物上发表”，或成为“传世之作”等等，更不能说“不可避免的行为矛盾”，只有一点说得比较确切：即“是因为时代的关系”。
　　这个“时代”两字十分重要。说得简单一些，就是当时还主要是文言文时代。
　　第一、公私文书及报纸当时还都是文言行文。第二、考中学、大学，大多还是用文言文，小学教作文，首先教的是文言文。“七七”事变以前，南方交大、东南大学和圣约翰、东吴等著名教会大学，入学考试都是文言文，白话文卷子是不看的。第三、大部分人文学科学术著述，大多都是用文言文写的，如一九三七年商务版《中国文化史丛书》，只四十种，大多用文言文写成。
　　第四、正式的碑文、寿文、序、跋等也都是文言文写的，如《鲁迅全集》许寿裳、许广平的序跋后记等也都是文言文，只许广平长长的后记在后面又变成白话语气，不知何故。第五、这些白话文大师从小都是熟读四书、五经，写文言文，甚至是学作八股文出身，要开一代新声，才提倡白话文，写白话文——但也往往是有意为文时，才写纯粹的白话。而随便写什么时，比如记日记、写信，也还多是用随便的文言文，看诸前辈日记、书信集便可知，兹不多赘。即如牟润孙教授本人，在另一篇《我对胡适的新认识》中说：我与魏建功、台静农友好，郭绍虞、傅斯年都曾请我去教书，这些人都是写语体文的健将，我则到香港以前总是写文言，也许这更拉长了我与胡先生之间的距离……我也不反对语体文。
　　可见牟教授也是“文、白共存”甚或以文言为主的时代过来的人，对于时代的烙印了解是很深的，其所以先说钱先生是提倡语体文的急先锋，又说“开倒车”、“复古”等等，大约还多少有点开玩笑的性质。这也留下一点三十年代的影子，也要解释几句。牟教授是山东籍北京人，就读北京四中时受莲池书院出身的石湘彦氏影响，学桐城古文义法，毕业后考入中法大学，读了两年辍学，一九二九年考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指导老师是陈援庵、顾颉刚。后又从《新元史》作者柯劭忞氏学习经史。当时这些史学大师都是用文言写文的，对提倡白话文的诸位大师，既有友谊，又常开玩笑。一直到“七七”事变时，燕京另一位著名史学家在课堂上还经常说：“胡适之提倡白话文，他名字为甚么不叫‘往那儿去’呢？”也可见此传统了。
　　牟氏此文似乎也是感慨时代，写文时不免对当年的白话文健将说点玩笑话。这也是继承了三十年代前期老传统，即使“开倒车”、“无妨复古”等等，也只是随便谈谈，既非结论，也无恶意，只不过说明时代情况。牟教授说“无可避免的矛盾行为”，实际也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当时写寿文都是用文言四六，如果不用，倒是奇怪了。牟教授此文是据魏建功印的《先师吴兴钱玄同先生手札》信和寿序底稿写的，原稿题目是《顾子虬先生暨德配宋夫人六旬双寿序》，自然是文言了。这本书我也有，其中大部分信都是文言或稍加白话用语写的，只有给胡适过四十生日时写的《胡适之寿酒米粮库》是仿章回小说的白话文，这在当时是极为别致的了。此则故事过去我曾给香港报纸写过一篇短文，而牟教授《海遗杂著》中也有一篇，倒是不谋而合了。
　　牟教授在《谈谈我的汉学经历》中开头就说：“我先学的是文言……”实际这样年龄的人，即启蒙于一九一四、一九二零年读中学，当时还没有学语体文出身的人呢。一直到“七七”事变前大多如此，所以纵使提倡白话文的大师，提笔写信，不加思索，自然就是“之乎者也”了，岂能以“开倒车”、“复古”目之乎？
　　这本来是个大题目，却只能写篇小文章，且亦已两千多字，却未能说清楚，真是抱歉之至了。

　　新诗人写旧体诗

　　日前偶然写了一篇《白话大师的文言文》，发表后朋友看了，很感兴趣，打电话来和我说，何不再写一篇“新诗人写旧体诗”，本来也很感兴趣，颇有跃跃欲试之意。但后来仔细一想，越想越感到难以动笔。为什么呢？其故有三：
　　一是所谓新诗，也就是“五四”以后所说的白话诗，也都是这些白话大师们创造的，如最早的胡适之先生的《尝试集》，以及知堂老人、平伯先生等位，有的是学作八股文、试帖诗、红花对绿叶出身，又上过洋学堂，如知堂老人；有的是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学对对子、读唐宋诗，在私塾读好古书又上洋学堂出身。总之，他们都是从小熟悉作旧诗格律、学作旧诗出身的人。作旧诗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作白话诗、新诗是革命行动。不信，可读胡适《留学日记》，里面的诗词不都是旧体诗词吗？至知堂老人《五十自寿诗》出，大家觉得好耍子，一时和者纷纷，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俞平伯……
　　也都是当年提倡写白话诗的始作俑者。这正如唱戏的说行话，昆乱不挡，要什么是什么，没什么希奇。
　　二是新诗人徐志摩大师留英归来，将拜伦的诗风和英国绅士的风度带回祖国，一时新月派风靡南北，朱湘、闻一多、邵洵美、孙大雨、陈梦家……
　　这些人都以新诗闻，又都是留学欧美，接受了西洋文学的熏陶，又以中国语言文字表现出来的。他们倒没有公开说自己要写什么中国旧诗，但他们应该都也能理解中国旧诗，或者他们也能写什么“平平仄仄平平仄”，也分得清古诗、律诗等。大诗人徐志摩杭州府中学的同班同学、也是著名新文学家的郁达夫，不是就经常写律诗吗？所以推论徐志摩等位新诗人能写中国旧诗也还是完全可能的。可惜徐志摩诗人过早地因飞机失事而仙去。诗人一去，骚坛寂寥，一九三三年陆小曼女士回硖石为诗人扫墓，题诗赠诗人伯父徐蓉初老先生云：
　　肠断人情感未消，此心久已寄云峤，年来更识荒寒味，写到湖山总寂寥。
　　跋云：“癸酉清明回硖，为志摩扫墓，心有所感，因题此以博伯父大人一笑。
　　侄媳小曼敬赠。”这虽非新诗人的旧诗，却是新诗人夫人所作。手边无《爱眉小札》、《眉轩琐语》、《小曼日记》等书，未能查找，至于诗人生前，是否与小曼女士有唱和之作，则不得而知了。
　　三是新诗人以后就更多，影响也更广泛了，极易为广大的年青人所接受。
　　在战争年代，革命需要，又成了方便的工具，什么诗传单、诗号角，不一而足。这样，诗人的桂冠也就满天飞了。这也是客观形势使然，大势所趋，潮流所向……虽然，有人说给一百块大洋也不看白话诗，但也不得不说诗还是以新诗为主。但是遗憾的是有人写而少人读，或者说是写的人多而读的人少，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代一代的青年学生，包括我自己在内，十几二十岁时，富于想象，爱摇摇笔杆的朋友，莫不爱写两句新诗，甚或梦想戴上那顶桂冠，有的也真得到一时的加冕，可是时间一长，如秋风落叶，谁还记得？由胡适之先生《尝试集》，到今天七十多年了，戴过桂冠的诗人不知有多少，却很少有一篇脍炙人口、流传在民众中的作品，也真感到寂寞伤心，是为了什么呢？……我十七岁时，也曾梦想作个诗人，曾有两行诗道：
　　……让世故磨光了头皮的人笑吧
　　——我们还年青！
　　而眼睛一眨，“十七”翻了个个儿，已七十了，却远不明白这个道理。有人说：“五百年后，还是李白、杜甫的天下。”难道真是这样吗？我想，如果真是这样，那倒好了，只怕不是。有人评阅文史高级职称卷子，答卷人说杜甫是宋朝人。现在尚且如此，那五百年后，还能想象吗？又有谁知道什么李白、杜甫呢？纵然知道，那时杜甫说不定会变成“美籍华人”了——可惜的是文学理论家们，没有人注意研究这一问题，真叫人纳闷！
　　由于以上这三点，我感到这篇“新诗人写旧诗”实在难写，而且说也说不清楚。写新诗的年青人，自从三十年代开始，就看不起写旧诗的中老年人；而写旧诗的中老年人，又常常看不起写新诗的年青人。时至今日，这种现象，似乎仍存在着，而且不但国内如此，即在海外，有华人文化的地区也常有这种现象。而更使人感到有趣的是：三十年代的年青诗人，今日健在者，全部都已是皤然老叟，而有不少位诗兴犹浓，老而弥健，不写新诗、白话诗，却写旧诗，写律诗、绝句，这也是值得文学理论家研究的新问题。写到此处，忽然想起一件旧事：就是老人学写新诗。一九四六年秋，亲戚前辈冀贡泉老先生（冀朝鼎、冀朝铸之父）自美国归来，任北大法律系教授，住沙滩红楼，其时我正读大四，去红楼看望老先生，老先生兴奋地拿出自己作的两大张稿纸新诗，拉牢我坐下来研究，什么音节呀、押韻呀等等……原来先生认为白话诗也像英文诗讲求节拍或旧诗讲求音韻一样，那样认真。当时老先生已七十多岁，以法学专家而研究白话诗，老辈风范，实在让人感到佩服而有趣。
　　最近又读到老辈新诗人写旧诗的文章，说是“二十年学写旧体诗遇到的难题，这就是铁定的格律与主观情思的冲撞”云云。可惜这位老先生不想一想，其实所重者是诗的语言，又何有铁的纪律？不信试看：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骆宾王《易水》
　　客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
　　——王维《杂咏》
　　不必多举，只这两首人们熟知的唐人绝句就够了。仔细研讨其平仄，便可知道了。不讲平仄不能成为格律诗，不讲音韻也不能成为格律诗，不讲句法也不能成为旧体诗……这是建筑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但这格律却不是“铁定”的，而是诗的、音乐的、历史的……而把铁呀、大炮呀、一东韻的“红”呀、八庚韻的“声”呀、“成”呀，硬要写在四句七言诗中，那就叫新诗好了，又何必叫“旧体诗”呢？正是：白话也能成正果；今人无法改唐音。推敲贵有真情在；寄与诗翁仔细吟！
　　新诗人写旧体诗实在难说，姑以此打油诗奉献给读者吧。

　　科学、国学……？
　　——世纪前期科学家

　　我有时偶然瞎想，现在世界上，不管什么地方，一个不管什么国籍的中国血统的孩子，不会说中国话，不认识中国字，不读一本中国书，从小上外国学校读书，一样努力学习科学知识，若干年后，一样可以成为一位有成就的科学人才，甚或十分杰出的科学家。现在世界上这样的人已经不少，在未来的世纪中，可能会更多，而这样的学人和中国又有什么关系呢？和中国文化、中国未来又有什么关系呢？这自然很容易理解。但是，如果说中国话，多少有一些中文程度，却献身于现代科学，成为当今的大科学家，就足以影响中国未来，继往开来，开创中华未来文化呢，似乎也还值得考虑。因为中国有五千年延续的历史文化在，不以其精华与现代科学融会贯通，就难以想象中华文化的未来。为此我常常想起上世纪末、本世纪前期一些从事西方科学研究的学人，远的如严几道、詹天佑等位，不必说了，就说本世纪前、中期的若干位吧，似乎还真不缺乏学贯中西的实业家、科学家，这些人都能中能西，能今能古，能科能文，叫得上名字的，如任鸿隽、丁文江、李四光、曾昭抡、顾毓琇、马君武……等位，说起来也还是不少的。
　　手头有任鸿隽的资料，陈衡哲女士写的《任叔永先生不朽》文中道：那时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中，有一部分是受过戊戌政变及庚子国难的激刺的，故都抱负着“实业救国”的志愿。（所谓实业，即是现今所谓科学。）我是于一九一四年秋到美国去读书的。
　　一年之后，对于留学界的情形渐渐地熟悉了，知道那时在留学界中，正激荡着两件文化革新的运动。其一，是白话文运动，提倡人是胡适之先生。其二，提倡人便是任叔永先生。记得他认识我不久之后，便邀我加入他和几位同志们所办的科学社。我说：我不是学科学的。他说：没关系，我们需要的是道义上的支持。
　　陈衡哲女士是“五四”时期著名的女作家，《小雨点》一书的作者，著名的莎菲女士，是任氏夫人。但这位大名鼎鼎的任鸿隽氏又是怎样一个人呢？
　　在三四十年代学术界，自然大家都知道，而时至今日，九十年代中叶，不少青年朋友，可能就不知道了。这里先要作一个小小的介绍。
　　任鸿隽，字叔永，祖籍浙江吴兴，三世前迁四川，所以他出生在四川，生于一八八六年。重庆中学毕业后，先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回国短期任南京临时总统府秘书，又办报，后又留学美国，和胡适之、梅光迪、杨杏佛、朱经农等位关系密切。一九一六年九月他在美国写给胡适的信中说：
　　隽日来仆仆Tech（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之门，今午始定留哈佛取一M.A（文学硕士）聊以自娱，然得否未敢知也……
　　但是后来他并未只满足于文，而又学了自然科学，得到哈佛和麻省理工双学位……终生为中国科学事业而献身了。其主要经历，据陈衡哲夫人《任叔永先生不朽》一文所记，留美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范静生任教育部长时的教育部司长；东南大学副校长；中基会干事长；四川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其中任中基会干事长的时间最长，前后两届有十六七年。其外所办的社会事业，以中国科学社的时间最长，建树最大，前后四十五年，解放后，任氏参加新中国建设，一九六零年任氏曾写过一篇《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刊登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中，由一九一四年在美国创建直到解放后的全过程记述非常清楚。在此如详细介绍，文字太多，没有必要，我只举此社开头和结尾的数字，也可看出其发展和贡献。开头只是创刊《科学月刊》，后成立中国科学社，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筹办。入社交股金五元，入社七十人，股金集到五百余元。举出社长任鸿隽、书记赵元任、会计胡明复、编辑部长杨铨（即杨杏佛）。三年后迁回国内，社所先在南京，后在上海陕西南路建总社所。社员至解放时，已发展至三七七六人。一九五九年，社中全部财产捐献于政府，包括房屋及存款、公债等八万三千余元。由开始到一九四八年共开年会二十六次；出版和创办：《科学月刊》三十二卷，《科学画报》半月刊由一九三三年至解放后继续出版，《论文专刊》九卷，有科学丛书、科学译丛；南京、上海两处图书馆；生物研究所、科学展览、奖学金、国际会议、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等一系列事业，为中国科学发展作出不少贡献。
　　任氏长期任中基会总干事，在此对中基会也略作介绍。中基会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简称。这笔基金是哪里来的呢？就是庚子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后，根据“辛丑条约”，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共计九亿八千二百余万，后美国首先倡议将此款还给中国办文化教育事业。到一九二四年渐为明朗，付诸实施，其年五月间任写信给胡适道：
　　美国赔款的残部退还中国，此刻已定议了。他的用处，既指定为教育文化事业，科学社的同人以为趁这个机会，主张把美国的赔款，拿一部份来办科学事业，指普通科学研究事业而言，并不要科学社包办，大约也是应该的……
　　这就是刚开始的情况，信的结尾还嘱胡“请你暂守秘密为是”。其后六月下旬顾维钧（外交部长）公函抄件给胡适云：“承示美国此次退还赔款，我国应先定一原则，即以此款全数作为基金。十一日又接公函，代表各学术团体议决意见三项，谋虑深长。”亦可印证任鸿隽函内容。这笔钱有二千多万银元，基金会中成员主要是任鸿隽、胡适、丁文江、陶孟和等人。美庚款之外，还有英、俄、日、法等庚款，都有委员会管理，用于文化教育事业，分给各学校及文化单位。虽然分配金额由基金会委员讨论通过，但总干事长的权是很大的，因而各处得钱多少，总干事长自然起到一定作用，这就引起各种议论。在《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有许多封关于基金分配的信，可供参看，在此不必多赘。说来这笔钱还是中国百姓的。每年由关税、盐税截留。
　　任氏一生是致力于中国科学普及事业的，但任氏旧学根基深，文学才华富，因而对文学又是十分关心的。早在一九一六年在美国留学时，就有信给胡适议论白话诗道：
　　适之足下：来片均悉。近作白话诗渐近宋人谈理之作，然第一首《中庸》却有误解孔子之处，不然则足下故为削足就履之语，两者皆希望有以改之也。前书及近片所引诸白话诗所以佳者，皆以其有诗情在，不独以白话故也。近人竹枝词亦多有此体，然皆偶一为之，若全集皆作此等语，恐亦不足贵矣……
　　一九一八年，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位在《新青年》杂志上化名“王敬轩”写信演双簧表演新、旧文学之争，任为此事也写信给胡适提出看法：王敬轩之信，隽不信为伪造者……然使外间知《新青年》中之来信有伪造者，其后即有真正好信，谁复信之……隽前书大赞成足下之建议的文学革命论者，乃系赞成作文之法及翻译外国名著事，并非合白话诗文等而一并赞成之，望足下勿误会。……《新青年》之白话诗，似乎有退而无进。如星期前在……避暑出游时，遇物辄作白话诗，每日所得不下十余首，惜不得《新青年》为之登出问世耳。某日擘黄问，如《新青年》之白话诗究竟有何好处？隽答其好处在无诗可登时，可站在机器旁立刻作几十首……特今之问题不在诗成之迟速难易，乃在所成者是诗非诗耳。
　　任氏一生是科学家，却又是真正懂诗的老知识分子，也写了一辈子诗。
　　他在美留学时，因陈衡哲女士一首小诗：“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不知好容光，已映清溪底。”喜欢得不得了，说在新大陆发现了一个新诗人，这样结下了一生良缘。
　　一九二四年秋任氏在南京东南大学游灵谷寺看红叶之后，有词《踏沙行》寄胡适云：
　　篱菊舒黄，庭梧退缟，秋风不管人烦恼，城中做得峭寒新，山头染出秋容好。有约朋侪，无心屐 ，冲愁直向长林道，红黄看画最关情，隔溪一树和松老。
　　在信中说：“近得你和在君的信，晓得北京的种种丑状……实在没有办法。”要诗是诗，要词是词，秋山渐老，写景如画，以词寄意，忧及时局……
　　没有旧学基础、文学才能，能办得到吗？尤其结尾两句，灵谷寺的红叶我也看过，“红黄看画”也还罢了，而“最关情”、“和松老”又是为了什么呢？
　　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红黄”是自然色彩，又有何情，只是词人有情，与松盟誓，坚贞共老耳。解放后，词人以老科学家的身份与其经营数十年的中国科学社为祖国、人民政权继续作贡献，然人已垂垂老矣。一九五三年有
　　《壬辰除夕》七律云：
　　急景高风又岁阑，愁怀难遣酒杯宽。百年倏过三分二（余刚过六十六生日），世事惊看触斗蛮。每话故交余苦忆，剩缄儿女报平安。案头幸有书兼史，坐对梅花共晚寒。
　　这样的学养，这样的襟怀，这样的情韻，不读通两本中国书，长期养成中国传统学养，可以想象吗？但他却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培养出来的科学人材……他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九日正午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终年七十五岁。
　　夫人陈衡哲女士为其写了《任叔永先生不朽》纪念文，并有《哀词》多首，现引一首《浪淘沙》如下：
　　生死本相牵，漫羡神仙。多君强矫比中年；树杪秋风黄叶二，容我凋先。危病忽联绵，一再摧坚；逗君一笑任长眠（自注：在君临危前，我曾以戏言，逗得其一笑，从此遂沉睡日深，不复醒矣。），从此无疑无挂碍，不颤风前。
　　永叔先生活了七十五岁，写到此间，不由想起了另一位与他同时代的地质学家丁文江氏，他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就不幸去世了，比任氏早去世了二十六年。丁氏生于一八八七年四月，只活了四十九岁。
　　说起丁氏，我小时候的印象比任氏要深得多，任氏姓名事迹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丁氏是我考初中前后就十分熟悉了。那就是因为一本地图。翻开封面，里面有个玻璃纸眼镜，一片红色，一片绿色，看地图时要带上，这样图上黄色山脉深浅处就变成立体的了。这本特殊大地图册就是丁文江主编的。
　　我小时最喜爱，经常一人翻开这本黄硬纸封面的地图册，戴上那副有色眼镜，看那些山脉图，居然像看沙盘模型一样，高高低低真好玩，这样留下极深的童年印像，也记牢了丁文江的名字。至于他字叫“在君”，那是多少年以后才知道的了。
　　丁氏是江苏泰兴人，生于清光绪十三年，西历一八八七年。五岁即入私塾读书，十分聪明，后因知县湖南人龙研山的建议，十六岁去日本，住一年半，又去英国，先到英国乡间读中学，毕业后入葛拉斯哥大学，先学动物学，以地质为副科。后又以地质为主科，地理为副科。一九一一年毕业，取得葛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地质学双学位。这年五月，经海上到越南西贡，乘刚通车的滇越铁路，回到云南，曾自记云：“我在一九一一年五月十日……到了劳开（对岸即云南河口），距我出国留学的时候，差不多整整的七年。”胡适于五十年代后期，著有《丁在君传》，《传》中引了上面这几句丁氏自己的话。同时胡氏自己在《引言》中说：二十年的天翻地覆大变动，更使我追念这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这一个天生的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
　　胡氏对丁文江这样推崇，是很突出的。我想不妨从下面几个方面理解。
　　一是地质研究调查工作，几次西南、山西、四川、云南的艰苦旅行，不但成为当代徐霞客，而且又作现代科学调查、测量地形、调查地质。二是建立地质研究队伍，培养地质人材，都负担着组织、指导、领导多方面工作。其所领导的地质调查所，在很短时期，于地质学、古生物学、史前考古学，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成为世界知名的科学中心。三是丁的组织开创才能、政治干练才能和政治见解。丁为了家累太重，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出任官商合办资本金五百万银元的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前后有五年之久，而与此同时，又在《努力周报》上，大写时事政论文章，鼓吹好人干政，所谓“……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引自胡适《丁文江传》）而他自己一直是向这方面努力的，做了孙传芳的淞沪商埠总办，有如上海市长。第一次建立了“大上海”的规模，与上海领事商团商议收回“会审公堂审判权”，并代表江苏省政府签约。但只作了整八个月的时间就辞职了。其后即北伐成功，孙传芳下台了。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是他的为人，他的科学人生观、与玄学的论战、对中国传统学术、学人的科学评价等等。这应该是更为重要的，在下面想逐条细述之。
　　一是丁文江是读私塾“四书”、“五经”，学八股文出身的，小时候十分聪明，塾师给他出对子道：“愿闻子志？”他应声就对道：“还读我书！”
　　十三岁时考秀才未录取，后想到上海投考南洋公学，见县官请保送。县官劝他家送他到日本留学，但到日本一年多并未上学，只是“谈革命，写文章”，后来十八岁去英国才入中学学自然科学，后来考入葛拉斯哥大学，毕业得了动物学、地质学双学位。当时留学东西洋学自然科学的大多有这样经历，就是先读通本国传统古书，才去学西方科学。这是历史特征。
　　二是他是大家庭出身，有一个哥哥，还有两个同母弟弟，三个异母弟弟，他回国当教授、当总经理，收入虽多，但负担大家庭及出国留学弟弟的费用十分庞大。他弟弟在英国留学，留学生监督秘书说：你可以报请官费，江苏省官费还有空额，令兄不是有钱人，和教育部次长、司长都是老朋友，一说就准。他弟弟将此意告诉他，他回信给弟弟，大意说：你当然有资格申请，但你应知道，比你更聪明、用功、贫寒的子弟不少，他们没有像你这样的哥哥帮助学费，多留一个官费空额给他们……你细想想，是不是还想用人事关系占个官费空额？这都是他弟弟丁文渊文章中回忆的。此可见他的为人态度。
　　三是他的科学的人生观的提出，与张君劢展开了“玄学”与“科学”的大论战。张君劢是丁文江好朋友。一次大战后，丁和张及蒋百里等位随梁启超到欧洲考察战后情况和巴黎和会情况。回来后即五四运动之后，提倡科学、民主，所谓“赛先生”和“德先生”。张君励在《清华周刊》发表文章论“人生观”，说是：“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意即“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结果为精神文明，孔孟以及宋元明之理学。”丁便认为这是玄学与科学为敌，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洋洋洒洒的长文《玄学与科学》，展开了大论战。丁氏认为真正科学的精神，是最好的处世立身的教育，是最高尚的人生观。虽然论战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时至今日，总感到科学是不断神速发展，难知的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将来也可能有规律、轨迹可求，而立身处世间，实事求是的科学教育，会使人养成独立的科学处世观，起码可以不迷信。近见有人写《张君劢传》，不知如何评论。
　　四是老辈学人，熟读四书、五经、诗词歌赋出身，在动物学、地质学等现代科学上他是专家，七年英国留学，由乡间中学到大学，英国语文及学术上的拉丁文自然都有高深的学养。而旧学功力扎实，写文章的本领和吟诗的才华，也仍是文采斐然，如他的时事政论文章、与玄学论争的科学长文。当时对方除张君劢之外，还有学佛学的林宰平、张东荪二位，都是学术权威、文坛健将，大有虎牢关三雄战吕布之势，可见当年丁氏的这枝健笔。现在科学家，在这方面，恐怕是难以想象的。旧文人是出口成章、到处留题的，老辈科学家也还是继承这一传统。现引两首他去世前在湖南地质调查、游南岳时的两首小诗，以见其才情吧：
　　延寿亭前雾里日，香炉峰下月中松。
　　长沙学使烦相问，好景如斯能几同。
　　《宿半山亭》
　　红黄树草留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
　　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麻姑桥晚眺》
　　梁启超氏是一代文坛领袖人物，晚年领导清华国学研究院，为本世纪培养了许多国学人材，迄今仍有寿近期颐而硕果仅存者，但梁氏学识虽系维新主将，能紧跟时代，领导学术潮流，但毕竟是以中国旧学为主的学人；而留英七年、学习现代科学的地质学家丁文江氏，却十分服膺任公。任公住协和医院，病重之际，他给予特别调护。任公去世，在广慧寺大殓，他是送入殓者之一。追悼会上，他送的挽联云：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
　　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出版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也是丁文江氏领衔主编的。
　　以上就是现代地质学家丁氏的生平大略。
　　我为什么较全面地介绍任氏、丁氏这二位本世纪初熟读四书、五经，又留学美、英二国的科学家呢？因为我最近读了另一本书，就是任之恭教授的《一位华裔物理学家的回忆录》。他是后于任、丁二位二十年的中国留美学人，出生在北方山西沁源县山村，幼时也读私塾出身，后上小学、中学、考入清华，毕业后去美国麻省理工、费城宾夕法尼亚、哈佛，学电机工程、物理学，最终取得了博士学位。任氏这本书原是用英文写的，后被译为中文，尽管作者在书中写道试图理解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的优点和缺点，甚至说：直到我二十岁去美国，完全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可以说我在许多方面是儒家教育的产物……
　　但整体来看，任氏似乎已是一位完全的西方学者式的物理学家了。再没有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留学欧美归来的科学家，如任叔永、丁在君等位的那种中国传统文人的感情与习惯，自然也没有那种传统的国学修养与文采了。任之恭教授也是快九十岁的老寿星了。比任翁再晚一辈的留美科学家，中国文人的传统习惯修养自然就更逊一筹了。我曾见一位得过诺贝尔奖金的著名学者的中文题辞，虽然他尽量想表现中国旧学传统的风格，但毕竟力有未逮，在辞句意义上、字迹上，不但无法与前辈科学学人相比，且差距甚远了。努力和愿望是非常好的，但基础差距无法一下子缩短，原因自然不是个人的，而是似乎说明新式教育确实无法承继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了。
　　一百年前以及本世纪的开头，那拉氏西太后被康梁、洋鬼子、革命党吓昏了头，被迫推行新政，废科举、兴学堂，接着是辛亥、民国成立、“五四”
　　白话文……“人之初，性本善”、“学而时习之”先换成“人、手、足、刀、尺”，又换成“天亮了，弟弟、妹妹快起来”，又换成……时至今日，快一百年过去了，新式学校教育似乎最成问题的是中国文史教育了。世纪末与世纪初相比，相差真是如上海话所说：勿是一眼眼！偶阅徐志摩在杭州府中学初一时日记手稿复印件，感到现在真是无法想象了。要想廿一世纪中涌现学贯中西、领导中华文化发展的学术大师，要“西”还比较容易，要“中”恐怕就很渺茫了。有无希望，如何解决，这都是很复杂的大问题，在此就不多说了，因为是说不说一个样的。
　　乙亥正月底写于浦西延吉水流云在新屋南窗下。

　　八股文之谜

　　历史之谜很多，“八股文”想来也是其中的一个。
　　“八股文”，因为《反对党八股》一文的影响，直到今天，人们还很熟悉它的大名。但是对它的理解——即“历史的理解”或“历史的认识”，仍然是一个“谜”。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是一个无法解释的矛盾现象。即大家都知道：说起八股文，等于是空洞无物、陈词滥调的代名词。而明、清两代，五百来年中，就以这样空洞无物、陈词滥调的八股文教育儿童写作文，国家以此举行科举考试，遴选人材，所有科举时代的读书人，现在叫知识分子，不论能否考中科名，能否作官，都是从小学作八股文训练出来的。所谓“开笔作文”，便是作八股文，很少例外。而翻阅明、清史乘，评价这数百来年人物，如不是全盘否定历史，那谁也不能不承认，这五百多年中，的确在各方面都涌现过不少杰出的人材。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以八股文这样的空洞无物、陈词滥调的文章教育、训练儿童，又以它来进行全国各级考试，居然能教育出不少读书人，遴选出不少人材，这不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吗？腐朽的八股文教育和科举考试制度，一下子延续了五百来年，一代一代地涌现了那么多人材，这中间有什么关系？如不能予以清楚地回答，不能解开这个谜，又何能理解这一历史时期的教育和人材成长？
　　妙在历史上，明、清两代人们对这样以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文为主的教育和科举考试制度，只笼统地说是“代圣贤立言”，却也很少有专书对它详细解释，指出其具体作用，相反却只是作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只要一步步敲开各级科举考试的大门，考秀才、举人、进士，等到会试、殿试，榜上有名，便可高官得做，再不必读文章、写文章，把“八股”完全可以抛开了，正如拾块砖头敲门，门敲开之后，便把砖头扔掉。但未考中之秀才等人，仍必须反复温习“四书”、“五经”，背诵得滚瓜烂熟，不断读各科取中的人的闱墨，即八股文选。不断地揣摩，不断地找人出题目作，找名师批改，总之要花大量时间、精力在八股文的练习上。一般从儿童识字读书到开笔作文，到完篇学会作八股文，中上资质的人，大约用十到十五年时间。
　　秀才考举人、举人考进士，时间不限，特别聪明的也许不到二十岁就考中进士，如乾嘉时大学士朱珪，十八岁就中了进士，就能丢掉敲门砖；而不少人五十多岁才考中进士。除去年龄极小的和年龄过大的，大体清代两榜出身的官吏，以三十五岁左右中进士的最多。这样他们一般都要用二十多年的时间钻研和练习八股文，这样的功夫用下去，除去为了科举考试，对这些人本身起到些什么作用呢？值得研究研究。
　　清代乾隆初，兵部侍郎舒赫德曾奏请取消八股文，说是“时文徒为空言，不适于用”等等，大学士鄂尔泰当国，反对此议，未能取消。但也未否认“空言”，只说历来人材由此而出。但当时也有人说：“学会八股，聪明人会变得更聪明，而笨人会变得更笨。”议论也很奇怪。《儒林外史》鲁编修道：“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又把八股说得这么神。所谓“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是朱熹语录中的话，意思是极为准确有力，入木三分。“八股”有此神么？有趣！
　　历史之谜要解开，不应只是重复前人的陈言，而应根据我们今天的科学观点来认识它。用现代生理、心理、教育的观点分析，根据条件反射的原理，一切教育和训练的手段，对其对象的智能和体能，都将起到作用。一个人从小到大，花二十多年的时间和精力钻研八股文，起到什么作用呢？难道只是学会说空话吗？显然不是这么简单。如用概括的语言说明它，那是进行一种长期限制思维能力的强化训练，用十分严格的题目、形式、内容等等条件，限制其思维范围、方法、轨迹……受过这种长期训练掌握了这种思维方法，那么遇到问题便能敏锐而准确地想到问题的中心、焦点，很快能剥析开问题的对立面，展开对照的、全面的思维。掌握了这种思维方法，就能克服遇事不知所措、茫无边际、主观、片面的种种思维缺点。用现在常说的话比较，如“破题”，所谓“破”，就是常说的一分为二的思维方法，其后“承题”、“起讲”、“提比”、“中比”等，就是循着延展、演绎、对照等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的思维轨迹发展，今古虽然名词不同，学习内容不同，而大脑活动的思维方式应该说是一致的。总之，八股文在训练思维能力方面，起到了奇妙的作用。
　　八股文于本世纪初被废除，现在回头看看，深感这是一个很重要而有趣的历史之谜，应以现代科学观点正视它、分析它、解释它。不然，又如何能透彻地理解明、清两朝的历史呢？

　　八股文历史作用试析

　　这篇文中，我想试图用现在较为科学的观点，对八股文作一个历史的回顾，较为实事求是地评价一下它的历史作用。因而拟题曰《八股文历史作用试析》。这个题目，如果用较为时髦的文字，也可叫作“世纪的回顾”。因为废除八股文到现在将近一个世纪。废除在本世纪初，现在回顾却在本世纪结尾，如题作《世纪的回顾》，不是更形象吗？《清史稿·选举志》：“光绪二十四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有变通科举之奏。二十七年，乡、会试首场改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即从光绪二十七年正式废弃八股文，改试策论。
　　这年是一九零一年，这位享寿四五百年的“八股文先生”寿终正寝，到现在一九九二年，足九十整年，再过九年，就是百年祭，为此回顾一下它的历史作用，不是正好吗？这样可以用现代的眼光，作一个冷静的、客观一些的回顾。自然，因为它已消失了九十多年，熟悉此道的人已无在世者，研讨起来，不免生疏，或不能找到它的窍门。但文献尚在，传闻尚有，以现代的观点，回顾旧时传闻，查阅当年文献，也会又有当年人不可能有的感会，恍然领悟，啊——原来是这样！因此，此文试图从三个方面探讨一下五百年寿命的八股文的历史作用。
　　第一种作用是思想体系方面，或者叫作政治思想方面。这虽然是现代社会的叫法，但其本质上却是自人类进入较为文明的社会以来，各个历史时期都一样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人，都生活在各个历史时代的政治统治中，也生活在各个历史时代的政治思想体系影响下。我国自汉代以来崇尚儒术，儒家思想成为政治思想的主导体系，经历魏晋南北朝、唐宋而后一直未有改变。
　　自南宋后，以儒家思想、孔子言论为核心的理学，更促使儒家思想完整巩固，对自此以后的各代政治统治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自明代立国，开国皇帝朱元璋和他的大臣刘基确定以“四书”为科举考试的首要命题范围，以朱熹注解的“四书”的解释标准，以八股形式文体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文体，作为制度规定下来。其后经过明代中叶成化年间的进一步完善， 以“四书”范围命题的八股文，一直作为全国教育、历届考试的唯一文体，延续了五百年，使五百年中不知多少万人为此献出他们的青春智慧。受过其严格训练，然后又服务于国家社会，对明、清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影响，说来真不知该有多么大、多么深远。其根源都是由于儒家学说、孔子言论、孟子言论，在社会上更是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很自然的道德标准、行为规范，五百来年中，始终一致，这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朝廷统治、国家政治安定，又起到极为巨大的作用。这是有明、清史实足以证明的。
　　其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一是从制度上把“四书”作为唯一的制义命题范围书籍。既实标，又方便，又自然，能使孔孟言论深入人心。所谓“实际”，是指其分量不多不少。
　　如把“五经”都作为科举制义的命题范围，量自然太多，读者很难在少年时期，读得全部像背“四书”那样滚瓜烂熟，提那句背那句，出什么题都可以。
　　少数聪明的可能做得到，大多数就困难。而且试官出题范围太大也困难，这样首先以一部“四书”作为命题范围，读书学生、考试试官在一定限制下都易于做到，几百年事实证明，也的确如此。当然“五经”也是基本教材，但在“四书”后的第二位。因为孔、孟言论主要在一部“四书”中，五百年中，它不但是最主要的启蒙教材、必读教材，而且不少人都把它作为终生的必读书。这样，孔、孟言论的普及面，可以说是无比广泛的，即使不识字的人，也会说出几句孔子的话、孟子的话。在这五百来年中，孔、孟言论的社会影响，如作世界性的比较，那可能超过《圣经》及其他宗教的经典。而且它一不寄托于虚无的神或叫上帝，而是强调人与人；二符合于人本身的生活实际、生理实际、社会实际；三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四是相互的，不是单方面的，所以它能为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的人所接受、所奉行。
　　二是读好“四书”，才能作好八股文；作好八股文，才能考试得中；考试得中，才能改变社会地位，才能参加更高级的考试，才能做官。这样就令所有读书人，都读“四书”，都读“五经”，国家鼓励这样做，社会上以此为荣，而且一延续就是几百年。用现在的革命话说：即儒家思想、孔孟言论不但武装了每个进士、举人，还武装了每个读书人，武装了整个社会。而且更符合社会自然规律，更符合人们生活实际、感情实际。所以它的确在五百年中发挥过作用，形成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反之，如果五百年中，不把“四书”抬到这样高度，作为法定考试命题范围，人们就不会这样去读它，社会上就不会这样熟悉它，其影响自然相对要小多了。其所以如此的两个原因，就联系着这三个方面：即国家法定以“四书”命题：“四书”中孔、孟言论的符合社会实际需要；社会群众由于科举考试大利所在的强烈吸引，都去读“四书”，造成其极大普遍性。
　　第二种作用是在文化教育方面。先说文化方面。中国文化肇自远古先民，成熟灿烂于周朝春秋时代，思想活跃，文化发达，一批伟大的典籍，从无到有，勃然出现，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栽下了足以生长千秋万代的文化大树，枝繁叶茂，至今仍有强健活泼的生命力。而掌握这份文化遗产，使之不断延续下去，发扬光大，在中国传统作法上，有一根本性的原则，即从基础上掌握起，有所谓“书不读秦汉以下”的说法，即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读中国文化史上从无到有的那批原始典籍，即《五经》、《论语》、《孟子》等书。汉代的人不读司马迁的《史记》、司马相如的赋，也必先读《诗经》、《礼记》、《论语》、《孟子》等等；唐代的人同样如此，也不读韩愈、柳宗元的文章，李白、杜甫的诗，也是先读先秦经典、孔孟的书籍。所谓“孔子圣之时者也”，这样就使得先秦典籍、孔孟言论，同各个历史时期中活跃着的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其言论思想、观点、见解，都活跃在各个历史时期活人的思想活动中。这样缩短了古今的距离，使相隔一两千年的文化，形成一个整体，成为一株枝繁叶茂、越长越葱郁的乔木。尤其明、清五百年中，制义取士，又以朱熹所编《四书集注》为唯一制义八股出题范围，这样使孔子、孟子真是家喻户晓，似乎永远生活在这些人中间，这对文化的普及、延续起到重要作用。
　　再有，中国历史悠久，各代典籍众多，四库所收，各种书籍，成千上万，汗牛充栋，如不从根本经典著作入手，又如何能学会读书、选择书种、继承文化？以“五经”、“四书”作为根本，读熟之后，读《文选》、读《史》《汉》、读李杜、读苏辛，以及老、庄、骚、赋，文字、训诂，无往而不利。
　　如果相反，则就无法完整系统地掌握中国传统文化。试看清代大学者，不管史学家、汉学家、金石家、训诂家、音韻家、诗人、词人等等，都是从“四书”、“五经”先秦经典、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上发展而成的，因而可见长期的“传经”教育，以“四书”、“五经”为根本基础的文化传授，对中国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是起过绝对保证作用的。说到这里，就联系到教育作用了。
　　古今中外，各个历史时代，其统治集团，不管是皇帝也好，总统也好，主席也好，都得要用受过教育、有能力、有学识的人，越是文明发达的时代、国家，需要得越多。虽然“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话，曾经被批判得狗血喷头，但遗憾的是改变不了客观的事实。唯其如此，所以中国从孔子开始，以及后来各代，都极为重视教育，都重视人材培养。清代继承明代制度，仍以八股文进行科举考试，也可以说是延续了明代的八股文教育。简单地说，三点内容：识字教育，读音、辨意、书写；读书教育，熟读“四书”、“五经”；作文教育，读八股文、学写八股文。一般完成这一教育全过程的时间，大约是十年，所谓“用上十年好功夫，进个秀才不费难”（旧时启蒙识字读书《七言杂字》中的话）。当然这个期限，是相对的，聪明的，或者还可以缩短；愚笨一些的自然要相应地延长。
　　这三点，识字教育易于理解，可以不说；读书教育，前已说过，亦可从略；只有八股文的作文教育的作用，不妨在此再探讨一下。值得一说的，就是它的严格训练思维的作用。从古至今以及未来，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天才教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孔子不讳言这点，用这句话明确地表了态。因而教育的内涵，虽然说有教无类，但就现在常说的德、智、体三育，或再加美育的几个面来说，也不是平均的，接受者也不是一样的。各个时代都不乏心地淳朴、智慧超群之士。因而在任何时代、任何教育形式下，都会涌现出一些尖子人物。就是在思维智慧上、体育技能上，甚至记忆上、发音上、听觉上、视觉上都有超越常人的地方。即先天上的特别聪明人物，如照孔子说的“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论点存在的话，那么教育所能发挥作用的，即“中智、下智、上愚、中愚”这四种人。八股文教育大约就包括了这四种不同智慧的人了。
　　八股文教育的重点，大约是放在德育与智育两点上。德育是读圣人的书，受孔孟学说的影响，这在前面政治思想影响方面已说过，不再多赘。智育这方面，也可分为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文化知识传授继承，识字，读书，读“四书”、“五经”，读唐诗，读《史》、《汉》、唐宋古文等等，以继承中国全部传统文化，一年一年，一代一代。这是知识教育，易于理解。二是思维的训练，这就是八股文教育更重要的方面。今天对之必须有此理解，不然，就解释不通这样机械繁难的形式。一部“四书”的狭窄限制，演绎朱熹注解、模拟圣人语气的空泛内容，既非充实学问的知识，又非直接用于国家公事的文体律例，也非抒发感情、开扩胸襟的诗赋，只是科举考试的工具，这该如何理解呢？而且经过几层考试出来的人，大多数都有工作能力，有不少甚至能力很强，管理地方的事，管理国家的事，一批一批的人，一代一代的人，明、清两代的政治、经济都是几十年、几百年的稳定。这八股文教育，起到的是什么作用呢？这不成为一个奇怪的历史之谜吗？其实回答很简单，就是起到严格的训练思维能力的作用。
　　命题作文，是限制思维的训练，即把作文人的思维限制在题目的范围内。
　　而题目又出自“四书”的范围内，这就是更小范围的限制。而题目又多种多样，有的有内容、有话可说，有的却无内容，或过空，或过小，或不可理解，这样就把作者的思维限制在一个极小的圈子中，天常日久，习惯于这种思维的人，思维习惯，便易于集中，遇事不会漫无边际去乱想。人的思维能力成熟健全与否，主要靠四方面：即天赋智慧、知识掌握、社会生活经验、后天训练。幼年、青年时期，知识和生活经验都缺乏，其思维能力，极为幼稚，正是限制思维训练的好时机。命题作文，看似束缚思维，实际正是引导其思维方法、思维范围。如任其自由思想，则头脑空空，漫无边际，不知想什么好。智慧出众者，便展开不切实际的幻想；智慧一般或较差者，则头脑空空，不知想什么，把人文思维，视为畏途，遇事不用大脑，只会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是自由思维教育方法的最大坏处。因而限制思维是训练思维能力的第一步，其效果在于训练其集中性。几百年的八股文教育在培养其各个历史时期的人材中，是起到这个作用的。
　　八股文教育在命题作文、限制思维的训练中又分作几个步骤。规定先作破题、承题，在前面各篇中，不少都已说到，这样的要求，在限制思维训练中起到什么作用妮？说得简单明确些，是训练其思维方法的步骤及其敏锐性。即在题目所限制的客观范围内，首先要抓住其极为主要的两个方面，然后以此为中心逐层分析之。但这又不像现代教育中的数学，有数字可据、规律可依、轨迹可循。而这种题目则大多是道德伦理、政治经济、社会心理、人际关系、历史事件、学问修养等人文现象，只有以孔孟言论作为标准，这样便一下子抓住所论述的中心，而且还要一下子破开对立面。这种要求，其难度，老实说超过现代教育初等数学演题。这既要大运动量的严格训练，又要求有一定的天赋智慧。如说以“四书”命题作八股文的训练是训练其限制思维的集中性，那么破题便是限制中的限制，就是有力地训练了其限制思维在相对集中条件下的准确性、敏锐性。
　　八股文在写法上每股对仗特征，前面各篇均已作过论述，这样的写法，当然首先要求习惯于这样的思维，即想到一面，同时想到另一面，想到前，即想到后；想到左，即想到右……相反、相成、并列、对照、次第……等等，总之天下万事万物、自然人事，没有一样是孤立的，因而这八股文的思维训练，就是使人从训练中，自然养成思维的全面性、辩证性，而克服片面性、极端性。自然这也是从小训练有素，并非一蹴而就的。
　　综上所述，可见八股文教育所起的最大作用，就是以“四书”命题作文的严格限制思维的强化训练。训练其限制思维能力的集中性、准确性、敏锐性、全面性、辩证性。达到这一目的：即在限制思维的范围上，是一部“四书”，旁及“五经”、《史》、《汉》、古文等等，总之不外孔孟言论、儒家传统、朝代历史，这样在思想体系上，保证了它的纯洁度。而在处理事物的能力上，思维能力又可达到集中、准确、敏锐、全面、辩证的地步。作到这点自然是与天赋和努力苦功分不开的。清代人常说：“聪明人学会八股更聪明，笨人学会八股文更笨。”这话说得很有趣，也很实在，一点不差，学与不学大不一样，训练与不训练也大不一样。天赋聪明的人，如受了八股教育，不但掌握了传统文化知识，其思维能力也受到长期的正规严格训练，其思维能力在原有智慧和训练效果的结合下，正所谓如虎添翼，必然有了更大程度的提高，其办事能力就更无往而不利了。道理其实很简单，人的大脑思维能力，也同四肢运动能力是一样的，自然状态的天赋能力，如再以后天的严格训练加强之，自然完全不一样。训练乒乓球运动员，大运动量抽一个角，一抽就是几千次、几万次，抽左就是左，抽右就是右，不允许其自由打，经过多少天、多少个月强化训练，落点极为准确，然后临战自由发挥，那就得心应手，极为自由，想到那里，打到那里。体育技能，如此训练，人能理解，为什么脑力训练、思维能力训练，人们就不能理解这一科学规律呢？要理解限制思维的严格训练，正是要使之在自由思维时能够无往而不利。想来八股文教育所起的思维能力训练作用的奥秘就在于此。自然这也要有一定的天赋智慧作基础，并不是人人能作到此点。智慧差的人下加倍苦功，在形式上掌握这一思维方法，实际上不能活用，就不免要变为迂夫子，思维更加机械，那就是笨人学会八股更笨的原因了。
　　八股文教育的目的，是为了科举考试，而科举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按期为国家遴选行政官吏人材。它的教育手段、遴选方式、最终目的，都是十分明确的。直接目的不是培养文、史、哲学者，更不是现在所说的什么文学家之类的人物，因此只用现在的情况去理解历史上的八股文教育，那必然是不得要领的。
　　第三方面是遴选人材，安定社会方面的作用。这自然与科举考试制度是分不开的。唐代科举取士，遴选人材，参试举子，云集长安，留下“槐花黄、举子忙”、“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等谚语、诗句和政治名言，这一十分合理的抡材大典，在中国延续了近一千三百年。明代以八股取士，更为制度化。清代完全沿续使用明代的办法。考试情况，前面已有文字说明，兹不再赘。这里只说明其作用：一是三级考试，即府、乡、会试，用八股文考出来的正途出身人选，相对说是比较有能力的行政官吏，是清官吏的主流，由京城各部到外州县都是如此，小到教谕、县丞、知县、各部主事之类的基层官吏，大到各部尚书、军机大臣，基本上都是八股文考试会试、殿试得中的人。在这些考试者中，是比较杰出、冒尖的人。二是八股考试相对公平合理，纵使农村、边远地区，不少寒家子弟，也能按固定比例，及时涌现出来，担任官吏，得到社会公认和重视，都以科甲出身为荣。三是八股文考试的范围和困难的、机械的文章格式，既便于参试者用功准备，又便于考试后比较成绩。因其既有机械比较，又有感观比较。前者比形式、比表面文字；后者比内容、比思想、比气质。清代规定八股文考试文章的评价标准是：“清真雅正，理法兼备。”这八个字既有其机械处，也有其灵活处，而且还有一定的深度，不比现代数学考试，不管题目多难，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即使有不同解法，差异并不太大。而八股文考试，就在这八个字的标准中，也相差很大，又可分出不同的名次，每次一二三名的卷子刻印出来，都能得到社会上广泛的承认，透明度很高。四是才俊之士，不论家境如何，年龄大小，一经考中，便可平步青云。这样使广大年青有志之士，有努力方向，有发奋目标，不致彷徨、失望、不安分、铤而走险，将所有精力，都投身于所谓的“举业”，这样就既保证了国家的用人，不断有新人接替上来，又保证了社会安定。以上四点，就是第三方面的作用。
　　以上三方面的作用，是指八股文及八股文考试在历史上，或者具体说在清代长期封建统治时期所发挥的作用。这是用现代的观点回顾历史分析所得，并不是当时人就有这样清晰的认识，也并不是故意作翻案文章，说八股文好得不得了，为这一死亡了近一世纪的文体唱赞歌。但它是历史的实际存在，而且寿命长达五百年，今天研究历史，如对这一五百年中政治、文化、教育、社会及绝大多数历史人物关系极为密切的八股文，没有一个较为符合历史客观实际、较为科学的分析认识，那又如何能解释明、清两代的历史呢？

　　八股文的历史负作用

　　友人寄来了三本《读书》杂志，拜读之后，发现其中两本刊载的三篇文章中，都与八股文有关，而且其中两篇，在题目中就有“八股文”三个字。
　　有的文章开头说：“最近研究八股文的大作很多。”又有的文章说：“八股文好不好，近年来有人重提这个问题。”看了这些文章后，不由得大吃一惊，想道：冷门货怎么会一下热起来了呢？可惜我一向孤陋寡闻，不知除《读书》杂志所刊载者外，还有哪些谈到八股文的文章。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事要关己，自然不免要多注意一些。这也是人之常情。早在十一二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八股文三问》——请注意，这不是以老王麻子自居，要申请专利权——当时人们对此还不感兴趣，我的这“三问”又长，没有杂志能发表，我编入杂著集《水流云在杂稿》中，虽然拖了几年，但今年已出版，在此不必多说。但是我带着历史认识的疑问，对此仍感兴趣，因为在“三问”中有些疑团尚未解决，还未得到较为科学的理解。
　　三年前，人民大学出版社来信让我写本有关清史的小书，题目让我自己选。
　　匆促之际，我便回信说写本《清代八股文》，直到今年春节前才交稿，在后面《历史作用试析》一篇，自认为对其作了一些较为科学的历史认识。不过只是作了正面的历史作用的评价。原来感到其反面的坏作用，历史上及社会上说得很多，早已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尽人皆知的了，似乎用不着我再说。但这样一来，我的分析就变为一头沉，只有正面的，而没有反面的，不但论述不全面，进而似乎是为十恶不赦的八股文唱赞歌了。这自然不能为人所接受。八月间，应台北“中研院”文哲所之邀，前去访问，将书中最后两章“历史作用”及“八股文与清代小说”作了发言。讨论会上，戴琏璋、刘述先两位教授，均建议在分析其正面的历史作用后，再分析一下其在历史上的负作用，或叫反作用，才更全面。我不敢说自己有从善如流的美德，但仔细一想，的确应该再用现在的较为科学的观点，把它在历史上的负作用，也就是弊端、坏处，再清楚地认识一下。
　　历史上骂八股文的语言、事例原是很多的，但情况不同，比方说好多书中都记载明代亡时，有人用红纸大书：“奉送大明江山一座”，下写：“八股朋友同具”（亦有记为“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这些显然是愤激之语，如把明亡原因归在八股文上，那清兵进关，顺治二年又用八股文考试，由此出现了漫长的安定政治局面，又该如何解释呢？显然不能这样简单地下结论。顾炎武《日知录》中对八股文有简明详尽的说明，但他也说八股之害甚于焚书。把八股文对文化的破环和秦始皇焚书并举，说得这么严重，这话很值得我们思考。作为历史现象，为什么这么说呢？即八股文的读书范围：第一是“四书”及朱熹注解。过去有一部《四书备旨》，是学八股的第一读物。其他还有“五经”、唐宋八大家古文、唐诗、时文、试帖诗等，对读书人最大的诱惑是科举得中，功名利禄。为此他们必需读以上这些书。其他书在科举得中之前，自然无暇去读，而得中之后，大多数人又热衷于作官，自然更不会去读书。只有少数人功名中得早，又对读书感兴趣，才成为各方面的学者。或者是极少数功名未中的落魄书生，而偏是读书种子，读了不少书，有了很大学问，如写小说的蒲松龄、曹雪芹等人。从这个角度看，顾炎武所说的八股之害甚于焚书的说法是可以理解的。自然这也是相对的。一方面是大量学子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囿于八股文所限范围，只读“四书”、“五经”等高头讲章，不读其他书，因此其他好书虽多，却不能让广大学子去读，这等于不焚之焚，不担焚书恶名，却收焚书效果。自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八股文时代的几百年，恐怕是读“四书”、“五经”最专一的时代了。另一方面是只有极少数人读其他方面书。不过在八股文的基础上转而读其他书，效果也很好。清代众多学者，学术成就很高便是明证。这是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在理解顾炎武的话时，也必须注意到。再有八股出身的人，一般都知道尊重读书多的人，这类故事很多，在此不多引。因而以顾炎武这样的大学者看来，八股之害甚于焚书，自是客观事实。因为他读的书太多了，而且注意实学，不仅限于“四书”、“五经”这点专为作八股文而读的书。从历史理解及从他以后的清代学术发展来说，他的说法，也还是相对的。但导致读书少总是八股文的历史负作用之一。
　　在此之后，批判八股文，最重要的是乾隆三年兵部侍郎舒赫德所上请废除八股文奏疏中的话：
　　时文托空言，不适于用，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肤词诡说，蔓衍支离，苟且可以取科第而止。
　　舒赫德的奏折交礼部议后，虽经当国者军机大臣鄂尔泰反对，没有废除八股文，但对舒赫德所论，不得不承认正确。其复奏疏中说：“科举之法不同，自明至今，皆出于时艺。科举之弊，诗、赋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徒事记诵，而文艺不通……时艺之弊，今该侍郎所陈奏是也。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因时而补之……”从原奏及复奏中，都可以肯定一点，就是八股文全是空话，无补实用。这一点影响很环，一直影响到后来的所谓“洋八股”、“党八股”等等。
　　八股文的空话与后来八股式的空话，在形式上可能差异很大，而在其空洞无物上是一脉相承的。有的一时认为很好的文章，仔细一看，仍是空洞无物的废话。文廷式《闻尘偶记》记山西“妻子好合”一节题，解元文起比：“世有不爱父母之人，断无不爱妻子之人”，对句为“世有无兄弟之人，断无无父母之人”。这可作为空话、废话很好的例子。（不过此则《偶记》未记解元姓名，亦未记那一科。翻检《清秘述闻》续集、再续集，同、光各科山西乡试均无是题，或非乡试闱墨）总之空话连篇是其历史负作用之二。
　　第三是浪费青年学子精神，甚至到中年老年。江国霖《制义丛话》序中说：
　　制义指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之博，持律如诗之严。
　　这是概括地说八股文之难作。的确，在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文体中，从先秦散文、诗、骚直至唐宋古文、骈文、诗、词、曲，从形式上说，似乎都没有八股文难学。学会写八股文，能够完篇，已不容易，如再从小题到大题，从形式上完篇，再到写得好，那就更难。参加考试的秀才、举人、进士一步步考上去，那更是难上加难。而几百年中，科举考试，以此作为最重要的标准遴选人材，因而八股文考试，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一种智力测验，即通过考试，使天分较高的涌现出来。乡、会试考中率一般只百分之二三，差的自然要淘汰了。但另一方面，科举考试得中之后，出人头地、功名利禄对人的诱惑又太大了。而科举考试，又不限年龄，不限次数，一次两次、十次八次尽管考下去。在表面上，是非常公平的，给所有读书人以绝对公平的竞争机会，二十岁考不取，可以不断考，直到七八十岁，顽强争取，心服口服；而另一方面，也把这些人青壮年的精力全部束缚在八股文上，不会想其他的，客观上对其当时政治及社会起到很大的安定作用。唐初开始用考试制度为国遴选人材，唐太宗已说过“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话。当时以诗、赋取士，对统治已起到极重要的作用。明、清专以制艺取士，难度加大，对其政治统治、安定社会所起的作用更大。陈登原《国史旧闻》引蔡尔康《纪闻类编》说：
　　制艺虽代圣人立言，其能独抒己见，发为高论者，虽有其人；然其余，不过彼此剽袭油腔滑调而已，上以此求，下以此应，聪明才智之士，一生有用之精神，尽消磨于无用八股之中，岂不可惜。及至登第入仕之后，今日责以礼乐，明日责以兵刑，忽而外任，忽而内调，是八股朋友，竟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之人……
　　殊不知每届乡、会试考试，总有一批年青得中者，他们已完成了八股文基础教育和训练，又在程度极难的智力测验中涌现出来，便可丢掉八股敲门砖，入仕途办事，或作其他学问读书，一般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和知识基础，自不成问题。而苦恼的是那些没有考中的人，如不改行，那只好仍旧天天捧着高头讲章，把宝贵的生命消磨于八股中了。这样十年二十年，如说是浪费光阴也可以；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使他存在一线希望，有事可作，总比让他失望，无事可作，小则作坏事为害乡里，大则不安分，图谋不轨，造朝廷的反好得多。因而这“一生有用之精神，尽消磨于无用八股之中”，说可惜也可惜，说不可惜也不可惜。此是历史负作用之三。
　　第四，八股文最大的弊端还不在于读书范围窄、读书少，也不在于八股文全是空话和使聪明才智之士一生有用之精神，尽消磨于无用八股之中，更在于长期受限制思维之严格训练，思想习惯于束缚状态，天分极高之人，或能突破束缚，有超时之见识、应变之才能，而天分一般的人，思想只习惯于处在这样束缚状态之中，像孙悟空一样，在紧箍咒中大显神通。而各朝皇帝正需要这样的人，才有利于他的统治。如说得好一些，在比较好的皇帝当政下，自然也有利于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其所以养成思想习惯处于束缚状态之中的原因，一是八股教育之教材局限于一部“四书”以及“五经”，在思想内容上几百年束缚于这个圈子内；二是八股文之程式上，有各种严格限制，语言思路必须按限定的程序发展，在限制的范围内，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三是所谓代圣贤立言，即在起讲之后“入口气”，模拟圣贤说话。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七章中说：
　　究之束缚过于策论，措词隘于诗赋，而又以数千年以后之人，追模数千年以上发言人之语意，日代圣贤立言。圣贤而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及孔门之弟子等尚可也。倘题目非圣贤语，而为阳货、孺子、齐人妻妾，与夫权臣、幸臣、狂士、隐士之流，亦须设身处地，如我身实为此人，肖其口吻以为文，不可不谓为文格之创体也。独记事题或连章题则不入口气耳。
　　商老是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也即最后一科的探花郎，是精通八股的专家，所说“入口气”，也即所谓代圣贤立言，在文中他将此情况说得很清楚。
　　一句话：八股要求就是不能用自己的身份说话。因为写八股同个人著书立说写文章是两回事，二者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混淆过。如说因此而使习惯作八股的人的思想长期处在束缚状态下，这该是八股的第四点大弊端，其影响是很大很深远的。但说穿了，官场也正要这种思维的人，才能领会上级意图。
　　以上四点弊端，归纳起来，可以说是八股文在历史上所起的负作用，也可以说是坏作用。关于这些，前人论述很多，在此我只不过简单的作一些介绍。这样在前章《八股文历史作用试析》中说了它所起的正面作用外，又说了它所起负作用，就全面了。
　　八股文在历史上是一种教育和考试的专用文体，它不是阐述各种学术观点的论文，也不是什么文学艺术作品，不能和班马《史》《汉》、古人著述以及诗词歌赋、小说戏曲相提并论。它所起的作用是文化教育、思维训练、考试选材等方面的作用。而所遴选的人材是为当时朝廷办事的官吏人选，并非专门学者，更非文学家、艺术家等等。自然这些人选中后来不少人在作官之余，成了各种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等等，但那是另外一回事。用现在话说，那些似乎都是业余的。作八股文的最终目的就是作官。五百多年中八股教育、科举考试都以此为最终目的。社会视此为最高荣誉。它维护了明、清两代的封建政权，保证了有较高文化的、有聪明思维能力的年青官吏不断涌现。不通过暴力斗争，不是用私人各种勾结的关系，而是用比较公平竞争的手段获得官职，然后逐步升迁，八股教育、考试制度、人事体制、行政组织……
　　形成一个有机的运转自如的锁链，延续了四五百年，较长时期稳定了明、清两代的社会、吏治。回顾八股文历史，首先应该注意到这一点。自然，凡事有一利也有一弊，其前述弊端与流毒，也即伴此而产生。况且延续了五百来年，其弊端、流毒自然更加严重，衰朽而再无生命力，在新的形势冲击之下，必然土崩瓦解而消亡了。这已是历史了。
　　八股文被明令取消，已经近一个世纪了。百年岁月，悠悠而去，二十世纪也快过完了。我是有一点历史癖的，所以想对这一文体作一点历史的认识。
　　所谈作用，也只限于历史时期的，有历史事实和人物作为证明，想来还不是悠悠说梦吧。
　　癸酉重阳节近，补写此篇于延吉水流云在新屋雨窗下。

　　“破题”和画“○”

　　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严肃话题。
　　我在《八股文之谜》一文中，曾经说到过“破题”：“用现在常说的话比较，如破题，所谓破，就是常说的一分为二的思维方法。”不过这说说似乎很容易，作作却不那么简单。而且掌握得好，不管什么样的题目，都能“破”，都能迎刃而解，像《庄子·庖丁解牛》说的，“以无厚入有间”，那就更不容易了。
　　八股文出题范围，限制在一部“四书”内，乡、会试首场制艺，均三题，《论语》一定要出，或首题，或次题，其他题出于《大学》、《中庸》、《孟子》三种书。由顺治二年直到清末光绪三十年废科举乡、会试共一一三科的
　　八股文题目都记载在法式善《清秘述闻》、王家相《清秘述闻续》、徐沅《清秘述闻再续》三书中。题目有一句题、数句题、一节书题、全章书题、两章书连在一起的连章题、只出一句话中一两个字的截句题。如《孟子》中“顾鸿雁麋鹿而乐之”一句，只出“顾鸿”二字，或者上句下面数字、下句前面数字的截搭题，或者不相连贯的截搭题。如《论语》“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二句，题目出《质胜文则彬彬》；又“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二句，题目出《子在齐闻肉味》。所举这样奇怪和不可理喻的题目，都是正式考试的乡试题目。所以“破题”说来简单，而每一种题目，不管是一句的小题，多句的、全章的大题，以及千奇百怪不可理喻的截句题、截搭题，全要写出破题，这就要看思维能力锻炼功夫、对书的熟悉程度和组织文字的敏锐能力了。所谓“破题”是个小全篇，不管多么困难的题目，或长或短、或大或小、或有理、或无理，都要用两句话先概括剖析出题目中心论点的对立面。现在看来，似乎十分困难，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但在当时受过八股文教育、受过八股文严格训练的人说来，并不是什么难事，有时会想出极为神妙的解释方法，纵使一点内容意义也没有的题目，也可作出有意义的破题。下面不妨举一个例子。近人徐珂所编《清稗类钞》中《考试类》有一则记云：
　　国初时，嘉兴县县试全案已定，惟甲乙二人文笔并佳，不能定案首。屡试之，皆然，以致全案难出。最后乃以四书之“○”，命各作一破题。甲所作破题曰：“圣贤立言之先，得天象也。”乙曰：“圣贤立言之先，无方体也。”乃定甲为案首，后二人咸贵，甲官至大学士，以功名终。乙官至巡抚，缘事代诛。
　　过去“四书”，不管木版或石印，其版式，大字是本文，本文每两三句下有双行小字注释。这样一行行地大小字都连着。为分清各节书，在每节上面印个圆圈。如《论语》一开始：“子曰：学而时习之”到“不亦君子乎？”
　　这章完了。下接“有子曰：其为人也”到“其为仁之本欤？”又完了。下章又接“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这都大、小字连在一起，为了区分各章书，在“有子曰”前面、后一个“子曰”前面，各印一个“○”。这只是章与章之间的间隔符号，没有意义，如也出作题目，也有人照样可写出破题。
　　而且这样记载不只此一处。在李伯元《南亭四话》的《庄谐丛话》也有记载，一则曰：
　　圣人未言之先，浑然一太极也。
　　又一则云：
　　先行有言，仲尼日月也。
　　在记忆中还不止此，记得另一忘去书名的书中也记有一则道：夫子未言之先，空空如也。
　　同样一个“○”，却能想出五个不同的破题，即论证中心，如据之写文，则各有不同的内容。第一个论“立言之先”与“天象”，立言有先有后，天象有得有不得，“天象”是本乎、顺乎自然等等，不可违背天象，就大可发挥了。第二立论以圣贤立言之先，无方体也。“无方”就是“有圆”，古人以方喻原则，以圆喻灵活，而又说“天圆地方”，因此“有圆”实际也是“天象”。但二人，一个思维抓住“天象”，认为圣贤之言自然符合天象；一个却从另一角度抓住“无方体”立论，即圣贤以自身为天象，就是意识中认为一切都可以圆，而放弃了“方”，也即放弃了原则。古人认为作人要“外圆内方”，如外圆内也圆，那就危险了。徐珂编《清稗类钞》，最大的缺点就是未注明引自何书，或引自当时何种报刊。这个故事未说姓名，可能是真的，那正应了一句老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善于观人者，是能从幼时就看出其未来的。在此第一、第二，显然就可区分了。第三《南亭四话》所载，从“未言之先，浑然一太极”立论，也同“天象”一样，但角度又不同，“太极”、“两仪”，用《易·系辞》的论点来发挥。《南亭四语》另一则“先行有言，仲尼日月也”，则其思维轨迹，又有不同，另辟蹊径，用《论语·子张》“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句意，朱注：“喻其至高。”这样发挥开来，也可以写出赞颂孔子的文章。最后一则忘记出处的“夫子未言之先，空空如也”，这从另一角度立论，用《论语·子罕》篇中章句：“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也。”就是以这段话立论，“未言之先，空空如也”，那么“既言之后”又如何呢？便该是实实在在了。
　　刘熙载《艺概·经义概》中说：“昔人论文，谓未作破题，文章由我；既作破题，我由文章。余谓题出于书者，可以斡旋；题出于我者，惟抱定而已。破题者，我所出之题也。”一个“○”能写出这样多的不同论点的破题，而且每个破题，都能命中题旨，十分准确。而每个破题，又剖开论证的对立面，进一步发挥。而且通篇议论范围，在“破题”中已经确定了。刘熙载在同书中又曾说：“破题是个小全篇。”所以一篇八股文的好环，首先看两句破题。思维能力的敏锐与否，烂熟胸中的“四书”、“五经”能否活学活用，首先表现在破题上。一个“○”，五个破题，看来是笑话，却表现出了旧时八股科举考试训练学子的功力和思维敏锐程度的情况，所以值得我们思考如何科学地认识历史。当时考试的最终目的，是遴选有敏锐思维、判断能力、能掌握儒家道德准则、处理民事的工作人员，并不单是文人学士。这样的训练手段、这样的考试方法，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其目的基本上都达到了。
　　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关于“○”的几个笑话，能提高我们对历史的较科学的正确认识，岂不是既有趣又很严肃的话题吗？

　　《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

　　说起《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我过去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如从中国文化谈，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必须注意。从纵的方面讲，《红楼梦》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经过漫长历史发展的产物，《红楼梦》是生长了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大树上所结的一枚丰硕的果实。只见果而不见树，不知老树之岁时，那是不会真懂《红楼梦》的。从横的方面讲，《红楼梦》及其作者同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文化环境、学术气氛也是分不开的。如把中国传统文化比作一株几千年树龄的大树，那么这株大树在不同时期、不同年代都在不断结着丰硕的果实。垂实累累，不止一个，这个果与那个果是各自独立的，但又是长在同一枝上，或不同枝的同一树上，吸着同样的泥土营养，沾着同样的雨露，沐着同样的阳光。因而《红楼梦》的研究在纵的方面、横的方面，都不是孤立的……
　　这段话说的是《红楼梦》研究，自然也可以说《红楼梦》本身，即《红楼梦》本身的产生、表现及其影响等等，都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多方面的不可分割的复杂关系。这本是客观的历史存在，宏观上并没有什么值得争议的问题和考证的难点，似乎没有写什么论文的必要。但鉴于中国传统文化在客观形势的冲击下，日渐凋零之际，探讨一下《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认识一下其产生的文化背景、其本身对传统文化的表现及对现在的影响，也还是有意义的。
　　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大概念，内涵自是极为丰富复杂，把《红楼梦》和它联系起来，加以探讨，如笼统地说，那真是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为了说得稍微有些条理，那就必须先予以限制，再予以剖析。限制是先要把《红楼梦》限制在一个历史时期内，即产生它的历史时期，明确这一历史时期的特征；剖析是把它分成各个方面，一一加以研讨说明。
　　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代大体是乾隆前期由乾隆六年至乾隆二十六七年，即一七四一至一七六一年前后。当时正是清代历史上所谓康雍盛世结束、乾嘉盛世开始之际。在中国传统文化上讲，是清代的鼎盛时期。但是清代政权是以满族入主中华的，曹雪芹是豪门世家的没落子弟，他家祖上是赫赫炎炎从龙入关的世家，虽然在种族上没有差别，但其政治身份，则是“正白旗包衣”，是享受特殊政治待遇的人。在此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即：一是清代统治者入关之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二是享有特殊政治权利的旗人（包括满洲旗、蒙古旗、汉军旗）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大概念，虽然其内涵范围极大，内容极为纷繁，但其中心则首先表现在哲学思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内容及措施上，具体体现在当时人们的文化水平、学术思想的继承情况、生活艺术、著述表现上，表现在读书人的多少及读书的广度和深度上。
　　中国传统文化的得以不断绵延，日渐丰富，得以不断发展，学人辈出，有一个极为重要而常被治史者所忽略的重要原因，就是自唐代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这一制度，对当时各代统治者说来，固是遴选人材、统治人材的重要政治手段；而对中国传统文化说来，却也起着十分重要、有效的促进和绵延作用。明、清两代的考试制度，五百多年中，对传统文化所起的作用，同样如此重要。这道理说来很简单，就是社会普遍的心理：“利之所在，众必趋焉”。识字读书，读好书，读好“四书”、“五经”，就能学会作八股文，作好八股文就能参加科举考试，考中了就能作官，就能跻身仕途。一代又一代的聪明才智之士，或因家长之督促期望，或因自身之热衷仕途，都向这一目标奋进。大量人中，虽然只有少数能考中，但在客观上读书的人、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多了，文化传统便也得以延续和发展了。如无这一制度，没有强烈的利益引诱，各代读书人肯定不会这样多，也不会读得这样深，中国传统文化也不会得到千百年漫长的绵延和发展、文学艺术的光辉成就，甚至《红楼梦》的产生也就很难想象了。
　　清朝乃女真后裔，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公元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在辽东称帝，建国号“金”，建元“天命”，十一年后皇太极立，改国号为“清”，又十七年，福临立，改元顺治，进入北京，这期间前后不足三十年，其先世系，虽有《太祖实录》可据，但所载者亦不过数代，其本民族之传统文化既未形成，汉民族之悠久传统文化亦未接受。据昭梿《啸亭杂录》等书记载，至皇太极时，始命儒臣翻译《三国志》、《辽、金、元史》、宋儒性理诸书以教国人，这不过是入关之前十来年中的事。又记皇太极“尝读《金世宗本纪》，见其申女真人学汉人衣冠之禁，心伟其语”等情。记载紧接“命儒臣翻译《三国志》……”句下，看来皇太极所看的《金世宗本纪》多半也是翻译本，因而想到曹雪芹高祖曹振彦在太宗皇太极时，在多尔衮属下作“旗鼓牛录章京”，从龙入关，曾仕至浙江盐法道，想其文化程度，恐怕也还是个大老粗，但没有多少年，至其孙子曹寅，则大大改换家风，成为当时领袖江南文坛艺苑的盟主。在后来《清史稿》中，也载入《文苑传》，这中间短时期内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是与清代统治者进入北京之后，立即十分重视中国汉族传统文化密切不可分的。
　　一六四四年，皇太极第九子福临顺治元年，也就是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北京。五月初一日多尔衮带兵进北京。十月初一日清世祖福临自沈阳到北京，开始了以北京为中心的清朝的统治。这个新兴的民族虽然人数很少，政治历史短暂，而在政治态度上似乎特别大胆、坦然，一切行政制度、司法制度，几乎全部继承了明代的，只是修改了明代宫廷十三衙门的重用太监的弊政，改设内务府，剃头、梳辫子、改装等措施严格地区别于明代。而在文化教育上，则全部继承了明代的读“四书”、“五经”，以八股文开科取士的办法。这就是清代统治阶层，从一开始就全部接受了中国汉民族的悠久传统文化。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入关之初的满洲人，立即学习汉民族传统文化，而且从皇上开始。据《清世祖实录卷十五》载：顺治二年（一六四五）三月乙未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奏言。……皇上满书俱已熟习，但帝王修身治人之道，尽备于六经……必习汉文晓汉语，始上意得达，而下情易通，伏祈择满汉词臣，朝夕进讲。
　　按清世祖福临出生于皇太极崇德三年戊寅正月十三日，即明崇祯十年（一六三七），到顺治二年（一六四五）不过是一个虚龄九岁、实足八岁的孩子，正是受基础教育的时候，当时主政的是多尔衮，这是一个十分有政治远见的人，自然很认真地接受了冯铨、洪承畴的意见，八岁的皇上习汉文、学汉语、读“六经”了。《清世祖实录》同时还记载同年五月、九月满人学习汉文的情况云：
　　五月戊戌，命满洲子弟就学，分为四处，每处用伴读十人，勤加教习。十日一次赴监考试，遇春秋演射，五日一次。就本处习练，俾文武兼资，以储实用。从国子监祭酒薛蕴所请也。
　　九月己巳，先是每牛录各取官学生一名，以十名习汉书，余习满书。至是礼部奏请增额。
　　命每牛录增取一名，于原额习汉书十名外，加用十名，余具习满书。
　　三月南京尚是明福王的政权，五月清兵才侵占了南京。当时让皇帝及满洲子弟急忙学习汉文，自然是出于要统治汉人的迫切需要。但也不能不说是统治集团对中国汉族传统文化的明智认识和重视，在客观上，也就造成了清代统治者一开始就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效果，这对后来满洲八旗全面接受汉民族悠久文化，并取得很大成就，是有十分重要影响的。以上所引，是官文书《清世祖实录》，不妨再举一些笔记野史中的例子。据梁章钜《制义丛话》
　　卷八引《四勿斋随笔》一则云：
　　顺治六年己丑科上始临轩亲策，制曰：从古帝王，以天下为一家，满汉曾无异视，而远迩百姓，犹未同风，岂满人尚质、汉人尚文，习俗或不同欤？抑语音未通，意见偶殊，畛域尚未化欤？今欲联满、汉为一体，使之同心合力，欢然无间，何道而可？要言可行，不用四六旧套子，将亲览焉！
　　刘子壮对曰：臣闻人君致仕，在力行不在多言；人臣进言，与其文，毋宁其质。夫帝王以天下为一家，则满、汉皆一家也。然朝廷虽无异视，而百姓不能不异也。即满人汉人亦不能不相异也。百姓之所以异视者何也？边防之外，愚懦之民，见一满人则先惊之矣，又有挟之为重者以相恐。其实满人之与汉人，未尝不相爱也。处事未尝不明，守法未尝不坚，居身未尝不廉也，而小民预有畏怯之意，虽其极有理之事，尝恐不能自直于前，则其势不能以卒合。而又时当革命之初，民重其生，是以虽有相爱之诚，而不敢相信。虽无相陵之意，而先以自怯，此百姓所以为异也。
　　满汉之不能不相异者，何也？满人有开创之功，其权不得不重。满人有勤劳之绩，其势不得不隆。汉人虽处尊贵之位，其方固不敢相抗，其志固不能必行也。其中自专者，未免轻汉人为善狡，为朋交。其中自疑者，未免惧满人之多强、之多势。是以有怀而不能相喻，有才而不能自尽也。此满汉之相为异也。
　　今谓去其异而同之，臣谓满人尚质，以文辅之，汉人尚文，以质辅之。其以文辅之者，设满学焉，或于国之监，或于教习庶吉士，使读“四书”以通其理，观《通鉴纲目》以习其事，限为岁月以考之，则可以知奉教之人，即为他日守法之人，又可以察其才之所堪，以为选授之地。其朴者教之礼数以知谦让，通之市易以知义利，同之好恶以达其意，通之交游以习其情，日渐月积，至于化而相忘之矣。
　　其以质辅之者，凡在官，以实事责之：如选授之公，于所选之人参举多少知之；钱谷之慎，于所掌之务出入清慎知之；司教者于风俗美恶，人才盛衰察之；典戎者于民生安扰，盗贼平定察之。监司以属吏奉法举劾，当可为考，以土田开垦、民人归业为课。凡在民，以实心责之。
　　如往来，毋以其少文而畏其难近；如事理，毋以其好胜而惧其相侵；如贸易，毋疑其贪狠而设为冒欺；如居处，毋厌其鄙固而多所弃远。如是则习俗虽不齐，道德同之也；音语虽未通，气类习之也；意见虽偶殊，义理达之也。一文一质，方将变通古今，转移造物，而何所不化之畛域哉？
　　抑臣所祈者，愿复古日御便殿之制，令大臣如唐虞君臣之论道，取章奏面相议订，谏官仍得于仗下封 ，则上下情通，满汉道合，中外权均，宰相不仅以奉行为职，卿贰不仅以署纸为能，则中心隐微，皆可告语。而海荒万里，如在目前，此古和衷之美也，又何远近百姓之风之不可同欤？
　　按明代金殿对策文体，用四六骈体文；清代顺治元年，即定会试、乡试年份；顺治二年，即修京师贡院，举行顺天府乡试；顺治三年，即开龙飞首科会试。金殿对策，仍沿明代旧习，用骈体文，至六年己丑科，才按题目要求，用八股文体例，写出这样的对策。梁章钜将其引入《制义丛话》，是因为这是用八股文体写的，而且分析全面，是一篇很好的八股文。梁在文后加按语道：“黄冈时文为本朝弁冕，而此策亦开国有数文字，读黄冈时文者，不可不兼读此也。”所说“黄冈”，就是作者刘子壮，字克猷，湖北黄冈人，著有《屺思堂集》，顺治己丑状元。《四勿斋随笔》，梁父所著，“四勿”取义《论语》“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四句，以“四勿”名其斋，亦可见他是一个标准型代圣人立言者了。
　　梁章钜引此文是为了这一篇好制义，我引此文，是为了什么呢？难道它能同《红楼梦》扯得上关系吗？回答是多少能扯上一点遥远的关系。简单说，即八旗满洲如何从清初即十分重视学习汉文、汉语、重视学习汉文化问题。
　　假如清兵进关之初，清朝统治者不让八旗满洲读汉文、学汉语、念“四书”、“五经”，不接受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甚至像剃头梳辫子一样，严格让汉人都学清文，这不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一来，那么不但曹雪芹写《红楼梦》的事难以想象，而且曹寅的文化素养也必大大改观，笼络联系东南广大知识分子的政策、手段也将大大改观。这里看来似乎是说笑话，实际也不是不可能的。
　　这篇文章十分有趣，第一，它生动地反映了清代统治者进入北京，一下子掌握了统治权的初期，八旗满洲和汉人之间隔阂关系和尖锐矛盾、互相不信任的心理等等，这些，在文中都用恰如其分的词语表现得十分确切。即现代中国人中，亦多有亲身经历类似此感觉者。第二，说当时“满人尚质”，按《论语》记录孔子话：“质胜文则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野蛮，不文明。
　　说当时满人“音语虽未通”，即满人只会满语，不会汉语，但又要统治汉人。
　　策中建议不是让汉人学满语，而是让满人学汉语，对满人“以文辅之”，对汉人“以质辅之”，简言之，就是要满人学汉文化，对汉人则要求办事的实际效率。第三，提出满人学习汉文化的具体措施，即“设满学焉，或于国子监，或于教习庶吉士（按即翰林院），使读‘四书’以通其理，观《通鉴纲目》以习其事，限为岁月以考之。”设想得十分周到。这篇策对满、汉关系说得虽然十分尖锐，措词上对满人有些不敬处，但对清朝统治设想却很周到，所以得到清代当时统治者的赏识，殿试一甲第一名，中了状元。此也可见清代从一开始就多么重视满洲八旗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了。这对于曹家后来具备那么高的文化素养，以及曹雪芹写出伟大的小说《红楼梦》，虽不能说有直接关系，但作为大背景，遥远的间接关系，不能不说是十分重要的。正因为在此遥远的间接大背景下，才开始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的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发达的局面。这是客观的历史存在，在此也不必细述。对于《红楼梦》产生的时代及与其同时的传统文化发达的大背景，如果作横向联系，分析背景，比较影响，那无疑对于研究《红楼梦》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但在此暂无条件作这样复杂、庞大的深入研究，短文内也无法容纳这样复杂庞大的内容，下面用一种列表的方式，略为显示一下《红楼梦》成书及作者生活时代的学术文化、文坛艺苑的大背景。
　　《红楼梦》的成书年代，如前文所说即乾隆六年（一七四一）至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或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曹雪芹的卒年一说是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即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一说是一七六四年二月一日，那就是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除夕了。他去世时是四十岁或四十多岁，这样他的生年便上溯在一七一三年到一七二二年之间，即康熙五十二年至雍正元年之间。与他同时的各方面文化学术艺术方面是那些人呢？不妨看下面表中所列的：
　　全祖望乾隆元年进士，康熙四十三年（一七零四）生，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年卒，五十一岁。
　　齐召南乾隆元年博学宏词，康熙四十一年（一七零二）生，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卒，六十六岁。
　　郑板桥乾隆元枚年进士，康熙三十一年（一六九二）生，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卒，七十三岁。
　　袁枚乾隆四年进士，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生，嘉庆二年（一七九七）卒，八十二岁。
　　翁方纲乾隆十七年进士，雍正十年（一七三二）生，嘉庆二十三年（一八一八）卒，八十六岁。
　　钱大昕乾隆十九年进士，雍正五年（一七二七）生，嘉庆九年（一八零四）卒，七十七岁。
　　纪昀乾隆十九年进士，雍正元年（一七二三）生，嘉庆十年（一八零五）卒，八十二岁。
　　段玉裁乾隆二十五年举人，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生，嘉庆二十一年（一八一六）卒，八十一岁。
　　赵翼乾隆二十六年进士，雍正五年（一七二七）生，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卒，八十八岁。
　　姚鼐乾隆二十八年进士，雍正八年（一七三零）生，嘉庆二十年（一八一五）卒，年八十五岁。
　　戴震乾隆四十年进士，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生，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卒，五十五岁。
　　吴敬梓诸生，乾隆元年谢绝参加“博学宏词”考试，康熙四十年（一七零一）生，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卒，五十三岁。
　　以上所列十二人，是与曹雪芹《红楼梦》同时代的人，包括经学、史学、小学、词章、古文、掌故、金石、书画、小说等各方面的领袖人物。虽然很少，但均有其代表性，足以代表当时的文坛艺苑。
　　我们知道，各个时代的学术文化、文学艺术都有其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学风、不同的文风、不同的政治经济影响、不同的社会风尚。《红楼梦》自然也不是孤立的。其所表现的传统文化的博大内涵，文学艺术的非凡成就，也不能不说是显示了这一时代的学风、文风。同李、杜诗表现的盛唐诗风，周、柳、苏词表现的北宋词风一样，也都是其时代的产物。脱离开当时历史传统文化的大背景，孤立地看《红楼梦》的产生，是很难想象的。
　　《红楼梦》内容博大宏伟，等于把当时整个社会搬入书中，充分表现了当时社会豪门贵族的文化生活，也写到当时的市井、农村、寒门小户，虽然很少，但却也十分生动，起到了重要的点睛作用。更重要的是几乎写全了整个社会由皇亲国戚到平民百姓以及各种奴婢的生活全貌和种种心态，足以代表当时的文化全貌。时隔二百来年，在现代人看来，还是眼花缭乱，五彩缤纷，于是就产生了各种神思、艳羡、憧憬……爱好者就各取所需，看到凤姐说“茄鲞”，就想到“红楼饮食文化”；看到拢翠庵妙玉论茶，就想到“红楼茶文化”；看到凤姐裹金绣银的头饰衣着，就想到“红楼服饰文化”；看到大观园的美景亭台楼阁，就想到“红楼园林文化”；看到宁、荣二府的大房大屋，就想到“红楼建筑文化”；看到医生给秦可卿开药方，就想到“红楼医药文化”；看到梨香院唱曲子，就想到“红楼戏剧文化”……大有零碎切割《红楼梦》之势。当然，如果把《红楼梦》中的这一些“文化”，每一项都延展开来，结合古今中外，大谈起来，那每一个“文化”都可能写成洋洋大观的长文。甚或照现在来说，转变为经济效益，饮宴、服饰、建筑、饮茶、看戏、吃药……都可以作生意，大把大把赚外汇。当然这是另外一回事。
　　但似乎这样一来，反而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和历史背景忘记了。这样《红楼梦》就不是一部完整的历史名作，就不是一部在当时文化大背景下产生、又反映了二百多年前当时辉煌文化的作品了。因此看待《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必须先从整体上看，而不是支离破碎地看。
　　文化从大概念上讲，是包孕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全部，但文化的发展与否，却不是单纯的生活的延续，而是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综合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绵延数千年不断，虽有中古时期南北朝北方异民族统治、佛教外来文化的大量转入，后来近古北方辽、金、及元代先北方后全国的少数民族统治，这些都未影响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发展，想来重要的原因是和中国传统教育和教育内容分不开的。自汉代而后，一直以中华传统文化最早的典籍——“六经”作为唯一的教材，一直到本世纪初还是如此。历代统治者，不管是汉族或其他民族的人作为皇帝，也都没有改变传统教育制度和教材，都没有把皇帝的“上谕”当作教材教育儿童，这是难以想象的明智之处。历代受教育者，掌握了传统文化最根本的典籍，即先秦以上的书籍内容，就是掌握了传统文化贯穿今古的钥匙，再博览各代群书，便可融会贯通。否则，不要说只读鲁迅文章，不懂鲁迅，即就是只读李白、杜甫，也不会懂李白、杜甫，同样只读《红楼梦》，也是很难理解《红楼梦》，更难全面感受《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关系。必须在一定程度中接受了传统文化，才能有不同程度的理解。细说这个道理感到很复杂，也很难说清楚，但在感觉上它却是存在的，有时落实到一些具体问题上，便很容易反映出来。如人们常说的“雅”、“俗”之分，什么叫“雅”，便很难用具体词语表述明白，只靠文化素养、文化气质的感受，而这又是一种整体的感受。有所理解也要靠传统文化气氛在整体上的熏陶、感染。如举例说明，那也举不胜举，只能姑妄言之了。
　　西方思想和科学文化在近百年中猛烈地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水平似乎是大大降低了。这是客观的事实，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过这是否是过渡时期的现象呢？在未来的世纪中，人们是否还能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延续发扬，和现代文化、科学技术的结合融汇等问题，这就要看未来发展的趋向。《红楼梦》迄今为止，还是一部为一部分人所喜爱的书，它所表现出的辉煌文化成就，或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起到一定作用，这也是值得重视的。题目太庞大，限于水平和篇幅，既不能说得周详，也不能说得深刻，只能到此为止，以述略言之了。
　　一九九二年九月完稿于浦西水流云在新屋北窗下。

　　“红”趣胜谈禅

　　去太原、五台山、大同、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回到上海来。到家的第二天，就收到了十月下旬在扬州举行的“’九二中国国际红楼梦研讨会”的请柬，同时上海在十月下旬和十一月上旬之间，也将举办“第二届上海红楼旅游文化艺术节”。两个《红楼梦》盛会次第举行，看来前两年稍感寂寞的《红楼梦》热，目前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又在升温了。今年的“中国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中心议题是“红楼梦与中国文化”，上海的盛会，也将迎接台湾及海外各地大型的“红楼文化观摩团”来参加。两次盛会，均将以《红楼梦》与中国文化为中心，如此文化发展，也将取得丰硕成果了。
　　《红楼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艺术结晶，人们对其兴趣之浓，有时是意想之外的。前读平伯老师书信集，其中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九日家书中云：吴世昌写了《红楼梦识小录》给我看，其中说到宝钗、麝月命名之解释。又说到贾芸，以芸草的训诂有使死者复生之义，就说后回中宝玉下狱，以小红、贾芸、倪二等人而得救，出于想象，未免附会。关于《红》的研究，始终是那么一种“红学”的气味，虽经过运动，大加批判，而读者们的兴味犹如故也。我实不愿再谈这个……
　　当时读了这段书信，不禁哑然失笑，对着桌前低支光的读书灯，忽然想起了一句谚语和一句古代文人的话：谚语是“黄柏木树下弹弦子，苦中作乐”；古人的话是明末张岱《陶庵梦忆·自序》中的话：“坚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犹烧之不失也。”
　　当时这些老先生正是由河南息县干校下放劳动刚回来，在单位学习搞大批判，“四人帮”凶焰正炽的时候，私下居然又想入非非，想起宝钗、麝月二位姑娘的芳名问题，这还了得，要让当时的学习小组头头知道，那不马上又要抓阶级斗争新动向吗？这在当时是极为危险的。有此经历的人很多，一看就明白，不必多说。而这些老先生私下却还在冒此危险，其故安在呢？说穿了就是一个“乐趣”——趣味。有趣，有味，就有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得其趣即乐在其中矣。《红楼梦》就是一切“红迷”、“红学”的趣味源泉、欢乐源泉。苦恼的人生有了趣，有了乐，才有了最大的安慰。张岱感叹“慧业文人，名心难化”，“卢生遗表，犹思摹拓二王”，是为了流传后世，是为了“名”，因而说“名心”坚固如佛家舍利。这种说法，实际还是比较浅的。感慨人生的人，常常说为名为利二字，却忘了人生的趣和乐这一重要的因素，而这一因素是内在的，也是最积极、最活泼的，往大里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动力，往小里说也是个人生活的最大安慰。
　　“千秋万岁名，不如少年乐”，说的虽只是少年，而“哀乐中年”、“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等等，中年、老年不是也有“乐”吗？所以还是孔老二说得比较透，张陶庵虽然也是有名的臭老九，所见未免就浅了。实际他自己写《陶庵梦忆》、《西湖梦寻》时，虽说“犹事雕虫”，不是也是在重温旧梦中，感情得到最充分的排遣和安慰，乐在其中吗？又何尝是为了得名誉奖状，把“张岱”二字写入世界名人大辞典呢？因而“名心难化”，远不如说成“积习难除”好。“红迷”们谈“红”，乐此不疲的原因，恐怕也在于此吧。不然老先生们在大批特批的风口浪尖上，怎么会想到宝钗姑娘、麝月姑娘的芳名呢？
　　《红楼梦》之所以迷人、所以有趣，为什么呢？其所以如此，我偶然概括了几句话，就是魅力大、流传广、问题多、资料少、思考深、趣味浓、招人喜、招人爱……总之爱情、女色、佳肴、排场、热闹，只要你一进入《红楼梦》，那就要什么有什么，雅人、俗人、通人，半瓶子醋、愁人、愤世者、乐天派……均能得到感情上、爱好上的满足而产生兴趣。据说当年西太后都爱看《红楼梦》，颐和园中不少地方都画了“红楼”故事。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他出来时后面跟一大群太监，认为比《红楼梦》排场多了。其实他那一群僵尸般的排场，哪里有《红楼梦》中所写的生活心态、热闹气氛和活泼泼的感受呢？看来他对《红楼梦》的理解和欣赏水平实在低能，远远落后于他那位赐予他末代皇帝宝座的老祖母了。
　　有强大的艺术魅力而又有数不清的遗憾、不满足和疑点、问题，这就是《红楼梦》二百年来引人入迷的地方，越入迷就越想，越想就越疑，越疑就越想得更深，越想得深趣味就越浓，就更入迷了。等到想出纵使曹雪芹活转来也回答不出你的问题，还得拉上“脂砚斋”共同研究研究，那“红迷”就真可以成“家”了——原谅我说这样的笑话，因为有的想来也的确好笑。《红楼梦》中有时比芝麻还小几分之几的问题，偶然一被提出，使人就感到十分有趣，如果去疑、去想、去推理、去考据，说不定就有惊人的发现、意想不到的结果。
　　有一年，在北京去看望平伯夫子，闲聊着说有人考据林黛玉是上吊死的，因为太虚幻境的册子上写着“玉带林中挂”……等等。老人说笑得正高兴，忽然话锋一转提出个问题说：第五十回接写荣府元宵夜宴的热闹场面，忽然宝玉离席回到怡红院，偷听袭人、鸳鸯二人说话后，又出院回到席上，半路上要小解，站着撩衣，麝月、秋纹皆站住，背过脸去，口内笑说：“蹲下再解小衣，留神风吹了肚子。”老人笑着问：“宝玉为什么要蹲下来小解呢？”
　　这一问十分幽默有趣。如果有人对此推理详考，也许能考出宝玉也是女儿身的结论，这又多么有趣！我当时也笑着向老夫子说明北方元宵还在“九”中，夜里还是很冷，风很大的，当时都穿有裤腰的满裆裤，腰上折起系腰带，又是棉袍、棉裤，撩起袍襟、解裤子，十分费事、费时间，站着解手，小腹以下全裸露着，朔风吹来，十分寒冷。所以北国山村的母亲们旧时从小就教男小孩蹲下来小解，这是当时生活习惯，并不奇怪。平伯老夫子虽然久居北京，旧时自然也习惯穿满裆裤，但从小是在苏州长大的，对北国儿童生活的实情就稍感陌生了。
　　《红楼梦》的有趣小问题，也实在太多，年前堪培拉柳存仁教授来信问我：《红楼梦》中提到“官媒”，而贾府这样的大家，姑娘许配人家，自有身份高的亲友做媒人，俗称“大媒”，为什么要有官媒呢？按清代例律继承元、明，官媒是在衙门中记名认可的媒婆，首先是管女犯人配婚，或押送伴送女犯人，或者婚姻发生纠纷，或女性犯人当堂找官媒解决配偶等等，按说《红楼梦》的姑娘们，用不着官媒给找婆家，可是第七十七回明写“有官媒来求说探春”。有人因在七十一回中探春曾被南安太妃召见，便写文章说这“官媒”就是南安太妃。而“官媒”是当时身份很低的人，太妃的身份又如何能做官媒呢？这是难以想象的。原文是写王夫人“且又有官媒婆来求说探春等事，心绪正烦……”而七十一回中所写，也只是探春陪史、薛、林三位姑娘见南安太妃。太妃和史湘云最熟，也未说到探春事，官媒又如何能和南安太妃扯在一起。曹雪芹未写明，这“官媒”只好由看书人乱猜了。柳存仁教授远道来函，问起“官媒”，我也只能据实回答，事见七十七回。为什么？
　　不知道。虽不知道，但却感到很有趣，很想看到有人能用确实的史料证明这一疑点，不过最终恐怕还是要失望的。因为是残书，不知作者目的何在，也无史料证明，奈何？
　　《红楼梦》时代最讲忌讳长辈的名字，黛玉母亲叫贾敏，她写“敏”字总要缺一二笔，读时读成“密”字，这在第二回中写得十分清楚。可是在第二十六回中为了春宫画，又说又写“唐寅”二字，曹雪芹把他祖父的名讳“寅”如此来开玩笑，这是什么原因？而“庚辰本”第五十二回写晴雯补裘至深夜“寅正一刻”而说是“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下面双行小字说是避“寅”字讳。前一证、后一证互相矛盾。前面大写“寅”字，几乎可以论证出《红楼梦》不是曹雪芹所作；后一避“寅”字讳，见诸珍贵的抄本《庚辰本》小注，则可确定曹雪芹是曹寅之孙。为此当年的胡适之先生、直到十来年前台湾的大红学家潘重规教授、在美国的周策纵教授、唐德刚教授都作过详细的研究和论争，而谁又说服不了谁，问题还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这是多么引人入胜呢！“红楼”之趣，焦点恐怕就在于此吧。
　　《红楼梦》有趣的问题太多了。如善于联系清代历史想象，也许有许多微妙的巧合。早年蔡元培先生的《索隐》，就言之成理，影响甚广。去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开国际汉学会，有幸拜读潘重规教授的论文，论证《红楼梦》是民族思想反满之作，“宝玉”是传国玉玺，“爱红”之癖是不忘朱明，胭脂是印泥，爱吃胭脂是爱朱红印泥。后四十回是曹雪芹原作，程伟元“序”中所说的“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并非谎言，全是真话等等。老先生论证精确，分析详明，确是一家之言，拜读后感到十分钦佩。
　　名家作学问的功夫自是不同浅识之士，但限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历史资料太少，因无确切史料文物足以证实，也还只是一家之言，不能成为共同的定论。自然还可就此争论下去，这又多么有趣呢！
　　贾宝玉为什么爱吃胭脂，凡事怕问一个“为什么”，谁能说清呢？这本身就是一个有趣而难以解答的问题。当年白石老人《读石头记书后》诗云：石头无意化顽时，世务文章总不知，最苦胭脂偏识得（胭脂其味甚苦），不谙人世有民脂。
　　白石老人写诗别有愤世语，且不管他，而他自注中说“胭脂其味甚苦”，也很有趣，他是画家，想来他是吃过的。一般红迷即使感到有趣，恐怕也不会真来尝尝胭脂的味道了。
　　一部《红楼梦》大小有趣的问题太多了，一般都与中国传统文化及当时历史有关，但一时又说不清楚其中的一些事，不知说了多少年，可还是老问题。美国唐德刚教授在《胡适的自传》英文口述本译注中谈到“红楼”争论时曾说过：“《红楼梦》是个无底洞……”这话说得很妙，一部书是一个无底洞，“洞”而无底，其无穷趣味，恐怕也就在于无底吧。当然“红楼”之趣，还有另外一些重要因素：如“情”、如文学艺术光芒……
　　《红楼梦》中谈禅的地方很多，书中宝玉又以出家当和尚结束，似是不了之了。世人“红趣”方浓，说来说去，还只是一部曹雪芹的《红楼梦》，又似了之不了。十几天前，去五台山，逛了十几所寺庙，参了无数菩萨，而仍尘缘未了，佛心难悟，归来仍自谈“红”说“梦”。友人罗锦堂教授前自夏威夷大学寄来禅诗，十分有趣。诗题《禅意》，诗云：“连宵风雨好晴天，深掩重门不闭关。忘情难断相思苦，新月如钩缺处圆。”当时未答，今亦以诗报之曰：“佛心世味两悠悠，参拜文殊着意求。毕竟人间情趣好，谈禅争似说红楼？”因写《红趣胜谈禅》小文，祝今秋“红楼”两会成功！

　　“红楼”茶事两则

　　一
　　《红楼梦》中写到茶的地方很多，在这篇短文里试着作一个综合的简单解说。
　　茶在中国人生活中是家家户户不可少的。所谓“家家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不列酒而列茶，可见茶的重要性普遍性。在特定情况下，茶几乎是水的同义词了。人们日常生活，如何能离得开“水”呢？《红楼梦》是反映其时代现实生活的作品，现实生活是怎样的，作品中也是怎样写的。
　　在生活中，茶比酒更普遍，因而在作品中，写到茶的地方也远比写到酒的地方要多得多。
　　要解说《红楼梦》中的茶，要说的东西很多，这里为了便于说明，引起读者的兴趣，不妨先举一个小例子。第六回书，写刘姥姥第一次到贾府，周瑞家引她来见凤姐，进了凤姐的卧室，这时描写凤姐的神情道：平儿站在炕沿边，捧着小小的一个填漆茶盘，盘内一个小盖锺儿。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那灰……
　　这是一个极为美丽的红楼画面，有不少画家据此还画出了仕女图。“红楼”读者对此是十分欣赏和熟悉的。凤姐坐在炕上，这炕是“南窗下的炕”，凤姐坐在那里呢，不会靠窗，而是靠炕沿边这面，可以随手取平儿盘中的茶。
　　这是北方——自然是北京的生活方式，在江南是没有的。填漆茶盘、小盖锺儿等等，侍女捧着，站在一边，这又是京中贵戚之家奶奶、小姐们家常吃茶的日常生活场景。在一般读者中，虽难具体想象，但是还都可以大概理解。
　　但是如果问一个问题，那“小盖锺儿”中，倒的是什么茶呢？这恐怕就很难回答了。
　　茶的名目繁多，凤姐盖锺中的茶是什么品名，作者没有写明，谁也猜不出的。但如以大类别，即现在常分的绿茶、红茶、花茶三类分之，那凤姐盖锺中的茶多半不是绿茶，而是红茶或花茶二种之一。为什么这样猜呢？北京社会上不讲究喝绿茶，而专讲究喝花茶，或红茶、普洱茶。尤其清兵入关以来，更是如此。这有几个原因，使人们长期以来生活习惯如此。一是北方不出产茶，茶都是南方出产的。北京人不懂得讲究绿茶。二是北方冬天寒冷，北京都吃井水，纵然是甜水井，水也很硬。加以饮食油腻，饭后习惯吃花茶、红茶，沏得很酽，可以帮助消化。如吃绿茶，如龙井、旗枪、瓜片、炒青之类，弄不好就要腹泻。尤其在天冷或夏天阴冷的时候，吃完油腻，喝了绿茶，很快就要泻肚，这个我小时有亲身经历。三是清代旗人家庭，从龙入关，生活习惯，主要是从关外带进来的，而且对于祖宗成法习惯十分保守。曹家纵然在南京生活五六十年，也并不完全是江南生活。况且南京生活，也是汇合了南北的，并不同于苏、杭、湖、绍等地。书中所写，大体是这种生活习惯。
　　中国讲求茶事，远自唐代陆羽、宋代蔡襄而后，讲求最精的，则是明代嘉靖、万历之后，直到明亡，留下的专著不少，各种笔记中也有记载，但其作者，大多是江浙吴越间人，所讲求的茶，也都是绿茶。影响所及，到了北京宫廷，也能品味南茶。明代万历时太监刘若愚《明宫史》“饮食好尚”中说：
　　茶则六安松萝、天池、绍兴（按应是吴兴）岕茶、径山茶、虎丘茶也。
　　当时还不讲究“龙井”，“六安”则已著名，而所列多是绿茶。但宫中吃的，不同于一般民间饮用，民间日常生活中饮用的茶，纵然是官宦人家，日常也都购自肆中，而非像宫中太监一样，可以饮用贡品。刘若愚是个文化程度很高的太监，书中所列名茶，也都是当时一些文人论茶著中所列名品。
　　如陆树声《茶寮记》、屠赤水《考槃余事》、田艺蘅《煮泉小品》、高濂《遵
　　生八笺·茶》、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茶“释名”、“集解”等。至于笔记中写到茶的，那就更多了。清军从山海关外入主北京，皇上一下子住在北京宫中，太监还都是明朝的，但饮食生活习惯是关外带来的，尚食茶房太监必须投合新主所好服役。爱吃的是助消化的浓茶、酽茶，这同明人江南讲茶事的情趣完全不同。因而清代长期也没有什么讲求茶事的专著出现。清末震钧（满人，汉名唐晏）久住江南，在其所著《天咫偶闻》中有一段谈茶的，虽其论茶并无特殊发明，而其说明北京人不懂茶、无好茶却是一语中的。文云：大通桥西堧下，旧有茶肆……余数偕友过之，茗话送日，惜其水不及昆明，而茶尤不堪。
　　大抵京师士夫，无知茶者，故茶肆亦鲜措意于此。而都中茶，皆以末丽杂之，茶复极恶。南中龙井，绝不至京，亦无嗜之者。
　　北京习惯喝“茉莉花茶”，统名叫“香片”。尽管茶叶铺的幌子上也写着：“极品芽茶、雨前春岕”、“六安瓜片、西湖龙井”等等，但一般卖茶叶的人，都卖“香片”，而且不讲品种，只以价钱来区别高下。茶叶京中消耗甚多。茶商从安徽、浙江、福建等地把大量茶叶通过运粮河运到北京，再到北京茶局子密封用茉莉花混在一起蒸熏，高级的用嫩春芽茶，加茉莉花熏两次，叫“小叶茉莉双熏”。这种茶叶不同于南方花茶，是南方茶在北京加工的。最高级的，花银元时代，也有卖到三十二元一斤的。即十六两秤二元一两，分包小包，每两五包，每包四角。这种风俗习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虽无确切考证，但在清代前期肯定已形成了。因为《红楼梦》中所写日常生活的喝茶习惯和评价方式是一样的。喝花茶香片，不管是高级小叶茉莉双熏，或穷考究的“高末”，先讲究酒足饭饱来壶茶，讲究滚开的水沏茶，讲究沏好之后闷一会儿再喝，讲究沏几遍，讲究酽，讲究出色等等。在江南茶乡讲究茶艺的人看来，这都是外行的吃茶。而《红楼梦》中所讲的正是这些。如第八回写宝玉在薛姨妈家吃酒，略有醉意，写道：作了酸笋鸡皮汤，宝玉痛喝了几碗，又吃了半碗多碧梗粥，一时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饭，又酽酽的喝了几碗茶……
　　以茶解酒，讲究“酽酽”的，这是北京人喝香片的习惯。再如同回书说到“枫露茶”，宝玉问茜雪道：早起沏了碗枫露茶，我说过那茶是三四次后才出色，这会子怎么又斟上这个茶来？
　　这“枫露茶”自然也不是好绿茶，如果江南明前、雨前嫩龙井、虎丘碧螺春等名茶，怎能早上沏了晚上喝，而且又怎能三四次后才出颜色呢？而且以“三四次后才出色”来评价茶的好坏，正是夸“茉莉双熏”或红茶、普洱茶之类的茶叶。好绿茶讲究新，讲究嫩，讲究现烧水、现泡茶、现品尝。试想：如果明前春芽，不管是杭州、苏州、安徽的绿茶，早上泡上，闷在那里，晚上再吃，而且再泡上三四次，那又如何吃呢？江南有句话，叫“茶淡不如水”。好龙井、碧螺春，一泡二泡最好，三泡就淡而无味了。
　　《红楼梦》中家常喝茶，大概是先沏上一壶茶卤，要吃时，先斟点茶卤，再对点开水，端上来，或者随吃，随续开水。不妨再看第五十一回宝玉半夜吃茶时的描写：
　　至三更以后……宝玉说：“要吃茶。”麝月忙起来，单穿着红绸小绵袄儿……下去向盆内洗了手，先倒了一锺温水，拿了大漱盂，宝玉漱了口，然后才向茶桶上取了茶碗，先用温水过了，向暖壶中倒了半碗茶，递给宝玉吃了，自己也漱了漱，吃了半碗。
　　从描写中可见，茶是预先沏好，而且是在暖壶中。这个“暖壶”，不是今天的热水瓶，而是老式藤壳、棉花套包着瓷壶的暖壶。滚开的水沏上茶，渥在里面，在气温十度左右的冬夜，三更天饮用，倒出还有热气。这是旧时土办法。这是《红楼梦》生活中喝茶，而非“品茶”。这种“茶”，在北京，即使王公贵戚家，也不过是用好香片，不会是“龙井”等类绿茶。而且在北京，大冷天半夜里，口渴喝上一杯半冷不热的龙井绿茶，那是非泄肚不可的。
　　因而回到前面，平儿侍候凤姐，站在炕沿边，捧着填漆茶盘、小盖锺儿，那锺中的茶，多半是先沏好茶卤，临时加热水端上的。多半是香片。纵是新沏，也非绿茶。况且日常生活中小盖锺也难新沏得开茶。这是分析所得，不是猜谜。
　　二
　　《红楼梦》中不要说日常生活中吃的是花茶，连设想的仙家“太虚幻境”也吃花茶。所谓“此茶出自放春山遣香洞，又以仙花灵叶上所带的宿露烹了，名曰千红一窟。”似乎离不开“花”的。这样设想，恐怕也是和习惯喝花茶有关系吧。
　　《红楼梦》时代，北京豪门贵戚之家，很讲究喝普洱茶。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林之孝家查夜到了怡红院，描绘道：……宝玉忙笑道：“妈妈说的是……今日因吃了面，怕停食，所以多玩了一回。”林之孝家的又向袭人等笑说：“该闷些普洱茶喝。”袭人睛雯二人忙说：“闷了一茶缸子女儿茶，已经喝过两碗了。大娘也尝一碗，都是现成的。”
　　这段描绘喝茶的生活场景也写得十分有情趣。所说普洱茶是红茶的一种，出自云南普洱，清代是府制，《本草纲目拾遗》“木部”记云：普洱茶出云南普洱府，成团，有大中小三等。大者一团五斤，如人头式，名人头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
　　清代宫廷中也很讲究普洱茶，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所记各省贡品，云南端阳贡品普洱茶是主要的。计进：“普洱大茶五十团，普洱中茶一百团，普洱小茶一百团，普洱女茶一百团，普洱珠茶一百团，普洱芽茶三十瓶，普洱蕊茶三十瓶。”
　　前面所说“闷了一茶缸子女儿茶”，所说就是贡品中的“普洱女茶”，而不是明代李日华《紫桃轩杂缀》中所说的“女儿茶”。明代“普洱”还不是府的建制，也不讲究“普洱茶”。《本草纲目拾遗》是后人所补，不是李时珍所记。近阅《王文韶日记》，他在杭州，那拉氏还赏他普洱茶，这一习惯，到清末还如此。
　　再关于普洱茶、女儿茶，乾隆时张泓《滇南新语》一书“滇茶”记云：滇茶有数种，盛行者曰木邦、曰普洱，木邦叶粗味涩，亦作团，冒普茗以愚外贩，因其地相近也，而味自劣。普洱珍品，则有毛尖、芽茶、女儿之号，毛尖即雨前所采者，不作团，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绿可爱，芽茶较毛尖稍壮，采治成团以二两、四两为率。滇人重之。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以一斤至十斤为一团，皆夷女所采治，货银以积为奁资，故名。制抚例用三者充岁贡。其余粗普叶，皆教卖滇中，最粗者，熬膏成饼摹印，备馈遗。而岁贡中亦有女儿茶膏，并进蕊珠茶，茶为禄丰山产，形如甘露子，杈小，非叶，特茶树之萌茁耳，可却热疾。又茶产顺宁府玉皇庙内，一旗一枪，色莹碧，不殊杭之龙井，惟香过烈，转觉不适口，性又极寒，味近苦，无龙井中和之气矣，若迤西之浪穹、剑川，丽江诸边地，则采槐柳之寄生以代茶，然惟迤西人甘之。
　　按张泓号西潭，汉军正蓝族人，监生，书中记云：“今上辛酉岁，余始入滇。”辛酉，乾隆六年。又云：“乾隆乙丑冬，余以新兴牧调任剑川。”
　　乙丑，是乾隆十年，他由新兴知州调剑川知州。新兴即今玉溪县，在昆明滇池南，过晋宁即是，是云南中心地带。剑川则在滇西北，大理洱海之北。张泓服官云南多年，累迁至迤西道。《滇南新语》似在迤西道道台任上写的，另著有《翼桐轩集》。他在云南作官的时候，也正是曹雪芹在北京写《红楼梦》的时候，都说到“女儿茶”，是很有意思的。《红楼梦》中一般写到茶的地方，只是生活中的茶，或为解喝，或为待客，或为消食，总之都是日常生活所需，而非专门品茶，讲求茶艺。只有第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拢翠庵》是专门以写茶来点缀故事的。表演茶艺的主人是妙玉。书中写妙玉给贾母献茶道：
　　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面放了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锺，捧与贾母。贾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说：“知道，这是老君眉。”贾母接了，又问是什么水？妙玉道：“是旧年蠲的雨水。”贾母便吃了半盏，笑着递与刘姥姥，说你尝尝这个茶。刘姥姥便一口吃尽，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浓些更好了。”贾母众人都笑起来。然后众人都是一色的官窑脱胎填白盖碗。
　　这是妙玉有准备地招待大家喝茶，先捧给贾母。贾母说“我不吃六安茶”，为什么说这句呢？好比二三十年前北京人说，我不吃“龙井”。这等于“绿茶”的代名词。北京人一般是不懂“绿茶”这一名词的，只知南方人讲究喝茶，“六安茶”名气最大，所以刘若愚《明宫史》说到茶，第一句就是“茶则六安松萝”。清代六安茶也是重要的贡品。陈康祺《燕下乡脞录》记载：旧例：礼部主客司，岁额六安州霍山县，进芽茶七百斤，计四百袋，袋重一斤十二两，由安徽布政司解部，其奉檄榷茶者，则六安州学正也。
　　清中叶社会上流传着一副名联：“彭泽鲤鱼陶令酒，宣州栗子霍山茶。”也是“六安茶”。因而贾母说：“我不吃六安茶。”实际这句话就等于说“我不吃绿茶”。为什么不吃？这是生活习惯，尤其是吃完酒食油腻，既怕停食，又怕闹肚，更不能喝绿茶。妙玉自然知道这点，因而早已作好准备，回答一句：“知道。这是老君眉。”等于说：“知道，这是红茶。”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老君眉”是红茶的一种，近人徐珂《清稗类钞》“茶肆品茶”条云：茶肆所售之茶，有红茶、绿茶两大别。红者曰乌龙、曰寿眉、曰红梅；绿者曰雨前、曰明前、曰本山。有盛以壶者，有盛以碗者……
　　所说红茶中的“寿眉”，就是“老君眉”。“老君”就是“寿星”，这是很普通的叫法。
　　《贾宝玉品茶拢翠庵》，重在描绘妙玉招待宝玉、黛玉、宝钗三人品茶，其中宝玉为主，限于篇幅，文字上不再引，不再说了。读者可以自去欣赏。
　　但有一点要特别指出，就是曹雪芹写此，只写到茶具、写到水，却未写到“茶”。只是一笔带过，写道“妙玉自向风炉上煽滚了水，另泡了一壶茶。”什么茶呢？未说明，只借宝玉的口赏赞不绝，果觉“清淳无比”。是不是也是前面说的“老君眉”呢？如不另换好芽茶，又如何叫“吃体己茶”呢！写“吃体己茶”，而没有写明特殊的茶叶，只说了半天“水”，不能不说是遗憾。明末张岱《陶庵梦忆》所写“闵老子茶”道：灯下视茶色，与瓷瓯无别，而香气逼人，余叫绝，余问汶水曰：“此茶何产。”汶水曰：“阆苑茶也。”余再啜之曰：“莫绐余，是阆苑制法而味不似。”汶水匿笑曰：“客知是何产？”
　　余再啜之曰：“何其似罗岕甚也？”汶水吐舌曰：“奇奇！”余问水何水？曰：“惠泉。”余又曰：“莫绐余，惠泉走千里，水劳而圭角不动，何也？”汶水曰：“不复敢隐，其取惠水，必淘井，静夜候新泉至，旋汲之，山石磊磊藉瓮底，舟非风则勿行，故水不生磊，即寻常惠水，犹逊一头地，况他水耶？”又吐舌曰：“奇奇！”言未毕，汶水去少顷，持一壶满斟余曰：“客啜此！”余曰：“香扑烈，味甚浑厚，此春茶耶？向瀹者的是秋采。”汶水大笑曰：“予年七十，精赏鉴者无客比。”遂定交。
　　以品茶论，比之张岱，曹雪芹不能不说是外行了。曹雪芹毕竟是“人”，不是“神”。写到“品茶”，也只是小说家的写法，是不能把他看作茶艺专家的。“红楼”茶事细说细考甚繁，这里只作一个简单的介绍吧。

　　《红楼梦》·《阴骘文》·惠红豆

　　我写《红楼风俗谭》时，写了一篇《太上感应篇》，主要介绍第七十三回“懦小姐不问累金凤”中迎春读此妙文事，并引了全文，供读者参阅，文中又联系说到第十一回贾敬过寿贾蓉回来传话说的：“那《阴骘文》叫他们急急刻出来，印一万张散人。”对《阴骘文》也略作了一些介绍，但因当时手头无全文，因而未能引用全文，介绍也稍感语焉不详，不及对《太上感应篇》介绍的清楚，每感遗憾。去年夏天在太原参观山西祁县“乔家大院”民俗博物馆，那里收藏有清初傅山写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八扇木刻大屏，碗口大的楷书，笔势接近颜鲁公晚年的《李靖碑》，极为庄严苍劲，旧时多见傅山草书，小楷，这样精神贯注、光彩照人的楷书很少见过。我六月、十月两次去乔家大院，都对这套大屏一再赏玩，久久不愿离去。走时承他们的赠品中，有这八扇屏缩印的书签，带回可以用放大镜仔细观赏，这样便有了《阴骘文》的全文了。文章不长，只四百多字，先抄在下面，略加标点，供感兴趣者参阅。
　　文昌帝君阴骘文
　　吾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未尝虐民酷吏。救人之难，济人之急，广行阴骘，上格苍穹，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锡汝以福。于是训于人曰：于公治狱，大兴驷马之门；窦氏活人，高折五枝之桂。救蚁中状元之选，埋蛇享宰相之荣。欲广福田，须平心地。行时时之方便，作种种之阴功。利物利人，修善修福。正直代天行化，慈祥为国救民，忠主孝宗，敬兄信友，济急如济涸辙之鱼，救危如救密罗之雀。矜孤恤寡，敬老怜贫。措衣食，周道路之饥寒；施棺椁，免尸骸之暴露。家富提携亲戚，岁饥赈济乡邻，斗秤当以公平，奴仆待之宽恕。印造经文，创修寺院，或舍药材以拯疾，或施茶汤以解渴，或买物而放生，或持斋而戒杀。举步常看虫蚁，禁火莫烧山林。修数百年崎岖之路，造千万人通济之桥。敬拾字纸，忌食牛犬。勿挟私仇，勿营小利。
　　勿谋人之财产，勿妒人之技能。勿淫人之妇女，勿唆人之争讼。勿坏人之名利，勿破人之婚姻。
　　勿倚权势而辱善良，勿恃富豪而欺穷困。善人则亲近之，恶人则远避之。不可口是心非，须要隐恶扬善。垂刑以格人非，捐资以成人美。作事须循天理，出言要顺人心。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永无恶曜加临，常有吉神拥护。近报则在自己，远报则在儿孙，百福骈臻，千祥毕集。岂不从阴骘中来者哉？
　　弟子傅山书
　　这就是贾敬所说的要急急刻出的《阴骘文》。“阴骘”一词，来自《书·洪范》，原句是“惟天阴骘下民”，骘是安定的意思，即上天不言而安定下民。
　　“阴骘”二字，衍义即为“阴德”之意。《阴骘文》按旧时说法，是善书的一种，是劝人作好事的，而特别强调作好事不要人知道，纯粹要暗地里自觉地作好事，讲究积阴德、积阴功。这是封建时代社会道德教育的一种，其目的也还是好的，是理学和道教结合的产物。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也好像雷锋精神一样，本是很可贵的一种道德品质。人类很复杂，人的本质各不一样，有人本质上从内心就是乐于助人作好事的，而他们这种纯真的善行，却常常又被权势者利用，以之要求号召别人。而权势者自己却总是与此背道而驰，只用此以巩固自己权势与私欲，这样某些善行编入善书，就变成虚伪、滑稽的骗人传单了。贾敬谋求飞升，让他的宝贝儿孙贾珍、贾蓉等急急刻《阴骘文》送人，表面是宣传善行作好事，其虚伪自让人可笑，这是作者对这些人辛辣的讽刺。但《阴骘文》本身在明、清社会上也还或能给某些人以教育或警告，因而当时社会上一些正直之士，也还看重这种文字，予以书写或刻印流传，也还是意在劝人为善的。如傅山，这位明末清初的青主先生，在民族气节上，在道德学问上，在济世活人的著名医学成就上，在书法、绘画出色的艺术才华上，无一不是世人所景仰的，而也恭录书写《阴骘文》大屏，且署款“弟子傅山书”，可见其十分慎重。在此则只能看到其虔诚的态度，似乎不应以虚伪嘲笑他了。
　　文中所论，以现在的眼光看，有些未免可笑，如“举步常看虫蚁”、“忌食牛犬”等等，让现在人走路不要踩死蚂蚁，不要吃牛肉、狗肉，这岂不是十分滑稽的事？而把“禁火莫烧山林”这样的大事，同“举步常看虫蚁”并举，显见大小轻重，十分不伦不类。而“买物放生”，倒和现在世界绿色和平组织的观点一致。“持斋戒杀”则仍是现代佛教的戒律。其他不少从大道理上讲，即使在今天，表面上还是可以的。但这不是法律范畴的，而是道德范畴的，且有许多是矛盾的，如“恶人则远避之”，这与儒家的“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除恶务尽”（《书经·泰誓》）等许多主张就矛盾，和斗争哲学更是背道而驰。但从交友的立场要求，慎于择友，区别善恶，则又是十分重要的。因而这《阴骘文》所说各点，也并非正统的纯儒家思想，而是世俗的思想杂糅，又加以特别强调“因果报应”的中心，原是从消极方面进行道德教育的教条，再加上社会人心的虚伪性，那就更可笑了。《阴骘文》一开头，举了阴德因果报应的例子：一是于公，这是汉宣帝时御史中丞、廷尉、平西侯于定国的父亲。郯人，懂法律，善治狱。东海一老妇因为老病，不愿拖累守寡的儿媳，自尽身亡。老妇女儿去官府告状，说是守寡的儿媳害死的。于是老妇儿媳被屈打成招。于公深知她平日很孝顺，替她在太守前洗雪了冤枉。这是有名的“雪东海孝妇冤”的故事。他家门楼坏了，邻里帮助修理，于公说：“少高大，令容驷马车盖，我治狱多阴德，子孙必有兴者。”
　　后来他儿子于国定，字曼倩，果然继承了他的法学为御史中丞治狱平恕，被封了侯爵。二是窦氏，这是五代时窦家的故事。《三字经》上说：“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具扬。”残唐五代时渔阳窦禹钧，仗义疏财，周济邻里，且教子有方。其子窦仪、窦俨、窦侃、窦偁、窦僖，俱少年好学，先后成进士。冯道赠诗云：“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这就是窦氏的典故。三是“埋蛇”，汉刘向《新序》载孙叔敖故事。孙叔敖童年时，听人说凡看见两头蛇的人，就要死。一天他看见一条两头蛇，他便把蛇打死，埋在土中，防止别人再看见，回去对他母亲说：听说看见两头蛇的人要死，我看见了一条两头蛇，恐怕我要永远离开妈妈死了。他母亲问：那条蛇在哪里？孙说：恐怕别人再看见，已被我杀死埋了。他母亲说：“吾闻有阴德者，天报以福，汝不死也。”后来孙叔敖作了楚地令尹，成了历史名人。于公故事见《汉书》，埋蛇故事见《新序》，都提到“阴德”的说法，可见我国传统道德教育，讲求“阴德”是很早的了。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美德。只是所举典故中“救蚁中状元”一时说不出是谁的故事，手头书少，也难以查考，未免遗憾。这也可能是用唐传奇淳于梦梦入大槐安国的故事，不过这是喻言，喻富贵荣华之虚幻，并非是说救蚁之因果报应。以上是对《阴骘文》所引典故略作说明。
　　傅山所写《阴骘文》全文，题目上又冠以“文昌帝君”四字，意思是此文为文昌帝君所写。文章一开头也说“吾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就是说转世一十七世都是有知识作大官的人。这是“轮回转世”的说法，即生命死了之后，还要转世投胎再成为生命，或投胎仍旧为人，或投胎为各种动物，而动物也可投胎为人，就看他在世时是为善，还是作恶。因而“轮回转世”和“因果报应”的说法是联系在一起的。“轮回转世”的说法受佛教影响，但和因果报应连在一起，便完全是道教的东西。文昌帝君也完全是道教的神灵，他是主宰人间文运的。旧时各地乡间，大一点的镇或县城，都有文昌帝君祠，有的叫“宫”、叫“阁”，也叫“魁星阁”，应天上星斗。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五中，有篇详细的考证文章。所说“一十七世”，文中谓“今世文昌祠所祀梓潼帝君，王弇州《宛委余编》谓即陷河神张恶子。”据说这位神灵最早是黄帝子名“挥”，始造弦张罗网，以张为姓。周代是山阴张氏子，以直谏为周幽王所酖，魂游雪山，治蜀有功，又转生为汉帝子……几代转生，到了西晋末，又生在越隽张氏家，年七十三，入石悟道而化，改形入咸阳见姚苌，苌入蜀，至梓潼岭，神谓苌曰：君还秦，秦无主，其在君乎？姚苌请问神的姓名。对曰“张恶子也”。后来姚苌即在其地张相公庙，唐僖宗幸蜀，神还出来迎接。其后各代都有传说，道家谓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元代加封号为“帝君”，天下学校亦有祠祀者。明代景泰五年敕赐文昌官，每年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看来文昌庙的由来是西晋后北朝开始的，故事编得有来有去，十分复杂，最早是黄帝儿子名挥等等，是明代写书据传说编造的。赵翼考证了半天也说：“夫梓潼显灵于蜀，庙食其地为宜……不宜立庙京师，至文昌之星，与梓潼无干，乃合而为一，诚出附会。”可见这位大史学家，对此考来考去，也还是一笔糊涂账。道教的许多神灵，原本多是远古民间传说，再加历代增添附会，越说越奇。而自东晋、隋、唐以后，封建帝王利用神道设教，道教越来越兴旺，与佛教形成对峙局面，三宝、三清，各有各的众神，道观、祠庙各地都有，道士、女冠成了神仙人物，理论亦成为体系，书籍越来越多，《隋书·经籍志》载道书三百七十七部、千二百余卷，到了明代就更多，正统年间《道藏》五千三百零五卷，万历年间《续道藏》百八十一卷，总五千四百八十六卷。卷帙浩繁，对一般群众来说，自然无法看。因而有不少极简单概括的宣传道德教育的通俗东西编出来。正像《红楼梦》作者，不是也编了《好了歌》吗？这《阴骘文》，也是如此，不知道是谁编，却冠以“文昌帝君”的著作权，而“文昌帝君”最早又是黄帝的儿子，转世十七世，都清清楚楚，没有鲜卑、匈奴、蒙古等等混血种，真正是今天人们常说的“炎黄子孙”了。《红楼梦》第十回贾珍和尤氏说话时，述贾敬话道：
　　我是清净惯了的，我不愿意往你们那是非场中去。你们必定说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接受众人的头，你莫如把我从前注的《阴骘文》给我好好的叫人写出来刻了，比叫我无故受众人的头还强百倍呢！……
　　惠栋注《太上感应篇》，其序写于乾隆十四年，现传世最早《红楼梦》甲戌本，是乾隆十九年，曹雪芹写贾敬所说“从前注的《阴骘文》”，和惠栋注《太上感应篇》，基本上是同时的事，这难道是巧合吗？惠栋是苏州惠士奇的次子，惠士奇号红豆主人，士奇父惠周惕，号红豆老人，两代进士，经学传家，其住处名红豆山庄，是苏州元和县著名的学术世家。惠栋字定宇，号松崖，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一六九七）生，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一七五八）卒，也只享年六十二岁。按曹雪芹“四十年华”、卒于壬午说，惠栋当与曹同时，比曹大二十五岁，早死四年。惠栋十九岁进学成为秀才，可惜乡试犯规落榜，未能中举，乾隆十五年被总督黄廷桂、尹继善保举“经明行修之士”，大学士、九卿索所著书，未及进呈，罢归，以诸生讲经学著书到老。嘉定钱大昕对其评价极高，曾说：“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古训以夸心得，下者袭人言以为己有。独惠氏世守古学，而栋所得尤精。”甚至说他比得上东汉经学家何休、服虔，超过马融、赵岐。清代读道家善书《太上感应篇》的人很多，有名的，如康熙派他帮曹寅修《全唐诗》的彭定求，少年时其父就指导他读此书。惠栋又以汉学经师详注此书，在其序中说：汉术士魏伯阳著，参同契荀爽、虞翻、干宝诸儒采以注《易》，后之言《易》者，未能或之先也。盖魏晋以前，道家之学，未尝不原本圣人，惟是圣人赞化育，以天地万物为坎离。术士炼精魄，以一身为坎离为较异耳。然《玉铃经》言：求仙者必以忠孝友悌仁信为本。故《宋书·艺文志》及《道藏》皆有《太上感应篇》一卷，即《抱朴子》所述汉世道戒，皆君子持己立身之学，其中如三台、北斗、司命、灶神之属。证诸经传，无不契合，劝善之书，称为最古，自此以下，无讥焉。雍正之初，先慈抱病，不肖栋日夜尝药，又祷于神，发愿注《感应篇》以祈母疾，天诱其衷，母疾有间，因念此书感应之速，欲公诸同好而未果。余友杨君石渔见之叹曰：此书得此注，不惟可以劝善，且使道家知魏晋以前，求仙之本，初未尝有悖于圣人，反而求之，忠孝友悌仁信之间而致力焉。是亦圣人之徒也。其诸君子亦有乐于是欤？既锓诸版，而仍问序于余。余嘉杨君之好善，因述注书之由，趣而为之序。乾隆十四年冬日惠栋序。
　　《清史稿·儒林传》对惠栋此注未列入。而四十年代美国国会图书馆A·W·恒慕义博士所编《清代名人传略》一书，把《太上感应篇注》列为惠栋注释古籍代表作的第三种，可见重要程度。序中所说“三台、北斗、司命灶神”之属，都是道教诸神，其中“北斗”，即魁星。顾炎武《日知录》中说：“今人所奉魁星，不知始自何年，以奎为文章之府，故立庙祀之……魁为北斗之第一星。”这又和文昌有关系。旧时道教寺、观中，文昌阁、魁星阁都是连在一起的。《太上感应篇》和《文昌帝君阴骘文》都是道教最普通、流传最广的善书。不过后者似乎更晚些。《明史·礼志》才有文昌帝君《阴骘文》的记载。
　　曹雪芹写贾敬注《阴骘文》，是否受到看了或知道惠栋注《太上感应篇》的启发呢？从时间上、从文化影响的横向关系上是极有可能的。苏州惠氏红豆山庄的名声是很大的，三世传经，其祖惠周惕康熙十八年举博学宏辞不与试，康熙三十年进士，其《诗说》二卷谓《大、小雅》以音别，不以政别；谓《二南》二十六篇，皆房中之乐，不必泥其所指何人。其经学之首创观点，及其子士奇、孙栋，均被誉为清代汉学之开创者。其时正是曹寅任苏州织造、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御史、修《全唐诗》、《佩文韻府》、联络东南文人雅士的时代，对红豆山庄惠氏父子，自是重要的联络对象。而在雍正四年（一七二六）惠士奇因廷对不称旨，被雍正发遣回江南自费修镇江城赎罪，虽耗尽全部家产，仍不能完成此役。而雍正六年（一九二八）曹頫继曹颙（颙，曹寅独子；頫，曹寅过继子，颙堂弟）为江宁织造任中，被雍正下令籍没其财产，即全家被抄。惠家获罪，曹家获罪，近在咫尺，几乎是同时，同样是受雍正迫害，在曹雪芹年幼的记忆中，不能不留下深刻的印痕。惠士奇是乾隆元年才起复为侍读，免修城银，令纂修《三礼》的。儿子惠栋又继承家学，虽然只是诸生，而在乾隆初已成为著名学者。想来曹雪芹不能不注意到他。
　　惠栋注《太上感应篇》时，正是他父亲被处分以家产修镇江城时的事，此书付梓，正是乾隆初曹雪芹写《红楼梦》初期。因而曹雪芹极有可能看到此注、注意到此注。再《阴骘文》旧时印本很广，据孙殿起辑《琉璃厂小志》记载，清代有两家书铺刊印《阴骘文图说》四卷，据晋文斋刊本注云：“清闽中黄元辑，道光十七年丁酉以乾隆间原刊本重印。”虽未记明乾隆何年，亦可见这种劝善书出版是很早的事，乾隆时已很普遍，不过都是“图说”。《太上感应篇》也刊有图说，并无以经为注的注释本。惠栋有鉴于此，才以经注了《太上感应篇》。曹雪芹因此可能想到注《阴骘文》，所以信笔点染，把它写到小说中。不过这都是根据历史情况推理想象，却没有直接的历史资料足以证明，不能作为科学论证，十分遗憾了。不过我总想曹雪芹在文化上不是孤立的，必然受他前代人或同代人的学术影响，是值得注意的。
　　癸酉闰三月立夏日于浦西水流云在新屋南窗下。

　　两本“红楼”小书

　　两本“红楼”小书，写下这个题目，忽然感到：未免有些不敬。其实是很“大”——不，说大也不恰当，不如说珍贵——实在是两本珍贵的有关《红楼梦》的著述。其所以称“小书”者，因为都是很别致的平装小开本书，不同于常见的大三十二开、小三十二开等等。说了半天，还没有说出书名，是什么呢？一本是王蒙的《红楼启示录》，是《读书》杂志赵丽雅女士送我的。
　　一本是台湾中央大学康来新教授的《失去的大观园——红楼梦》，是她签名送我的。
　　《红楼梦》自从二百多年前问世以来，围绕它写的书不知有多少，汗牛充栋四个字恐怕也不能形容其数量，或写续书，或写索引，或写评论，或写考据，或写人物论，或研究其版本，或研究其作者家世，陈陈相因，众说纷纭，但读者还是要看，写者仍旧爱写，似乎永远写不完一样。在这数不清的红楼著作中，又读到这两小本别具匠心的“红楼”佳作，是十分可喜可珍的。
　　《红楼启示录》，从书名看，就很明显，是读《红楼梦》所受到的启示，可以说是一本随笔式的读后感吧。作者在“前言”中说：“《红楼梦》对于我这个读者，是唯一的一部永远读不完，永远可以读，从哪里翻开书页读都可以的书。同样，当然是一部读后想不完、回味不完、评不完的书，我写下了札记式的感想，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再写这个题目。”看来，这本十四万字的“启示录”，还只是一个开头。今后随时阅读，随时有会心处，自又有新的“启示”，又可写出新的“启示录”。如今，则读者们不妨先从这本已出版的“启示录”中来细心品味，自可从启示中先得到启示了。“羊羔虽美，众口难调”，口味各有好恶：“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味感也有自家感受。
　　“启示”中的启示，自亦人言言殊，或同或不同。但其正像《红楼梦》本身一样，能引人入胜，启迪人思维则是一样的。
　　《红楼启示录》的可珍之处，在于不少地方，都闪耀着作者会心处的新意。如一开始对《好了歌》的批判：好了歌了无意趣，浅俗得很。甄士隐为表达自己的学习心得与深刻领会而诵的曲文也没什么意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之类，根本不合逻辑……尽管如此，甄士隐的心得曲词的最后几句，还是确实有点意思：“……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这几句词概括得很形象也很实在……
　　只引这几句吧，不多引了。历来谈“红”者，对《好了歌》都十分重视，俞平伯先生在《八十回后的红楼梦》一文中，说“好了歌甄士隐注”是“很重要的预示”，还特地作了详细解释，最后还说“好了歌注中的这些暗示，都是八十回后底主要节目”等等。可见其重视程度。而王蒙《红楼启示录》中却予以很大程度的否定，这便是创新的见解，很值得重视。我这里设想，《红楼梦》是残书，也许这正是它的可贵处，如果曹雪芹真地按《好了歌》及《注》中所暗示的写完，后面的结局与前面的暗示一一吻合，那也许就索然无味了。因此我也感到《红楼梦》的精彩处、传神处太多了，但决数不到《好了歌》，为此我十分赞赏《启示录》的观点。
　　无独有偶，台湾康来新教授的《失去的大观园——红楼梦》也未十分重视此歌。在书前《致读者书》中道：《红楼梦》原书有一首“好了歌”……明知其“好”，却又不能“了”……这样一首彰显主题意识的歌，在这本改写的作品中，却被忍痛割爱了，那么，这样的改作，可能“好”吗？
　　虽然“忍痛”，但还是“割爱”了，亦可见《好了歌》之可有可无也。
　　中国传统的“神仙”思想，说穿了是逃避现实的幻想。但任何现实，都是逃避不了的。《红楼梦》以此“彰显主题意识”，如真圆满完成了这一主题意识，那《红楼梦》恐怕也没有看头了。因而还是“割爱”的好。
　　康来新教授这本书，是“开卷丛书古典系列”之一，是古典书籍改写为大众化的小本书之一。全丛书包括《左传》、《史记》、《道德经》等古籍。
　　康来新教授以极为优美流畅的现代散文笔调，把一百来万字的《红楼梦》，改写为一本十万字的小书，实际等于再创作，对于《红楼梦》的普及，是极有意义的。读了这本书，再去读《红楼梦》本文，那就能从艺术欣赏上更深刻地感受《红楼梦》的神髓了。
　　王蒙先生我不认识，康来新教授去年、今年有两面之缘。同时得到这两种书，我又仔细拜读了，深得读书之乐，我感到挺可喜的，因而写了这篇小文。末了还想拖个小尾巴，说说这两本小书的印刷和装订。
　　《失去的大观园——红楼梦》是五十开本袖珍本，像台湾其他书一样，米色道林纸繁体直排，行距疏朗，版心整齐，墨色均匀，题目长仿宋，引文诗句楷体，看起来十分舒服。版面比日本印的稍差，但比一般香港、新加坡用白道林纸印的书好看得多。只是封面色彩不谐调，姜黄、大红、翠蓝，商业广告气浓重，十分俗气。书中天地亦太小。《红楼启示录》是三联出版的《读书文丛》之一，白色封面，一片原稿手迹，看书的少女、一个小鸽子作小装饰，用淡绿色印，十分素雅宜人，作者署名用手迹锌版，因系名家，自很珍贵。是三十六开小本，而版权页上却印着三十二开，不知何故？书中版心歪斜者有十几页之多，“零”字印作不是字的“圈圈”，这都是印刷与装订之马虎了。条件所限，我们的书现在只能用白报纸印，在印刷质量上认真些，难道不可吗？我衷心期待着！

　　“石头渡海”和胡适

　　台北中央大学康来新教授托人给我带来一本她的红学论文集《石头渡海——红楼梦散论》。不遗在远，我十分感谢她的友谊。“红学”据说是目前国际汉学三大显学之一，对此，老实说，我也还是一个门外汉，在此先不想多说什么。而我首先感兴趣的是这个以“石头渡海”作为书名和论文题目的标题。不但很有趣，也引起我对往事的怀念和对未来的一些遐想。
　　《石头渡海》是书名，又是其中一篇论文的题目。论文副标题是《红楼梦到台湾》。文中分两大部分：一部分写道光三十年汉军旗人张新之（署名太平闲人）于台南台湾府署评点百二十回《石头记》成，这是第一次“石头渡海”，而且台南府城也是石头砌的，也像南京的石头城一样，不过是乾隆五十三年砌的，年轻多了；第二部分写胡适之先生把甲戌本《红楼梦》带到台湾，于一九六零年影印出版事，而胡先生在婴儿时，即因其父在台南作官，也在台南住过，这又是一段“石头城”因缘。
　　胡先生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南飞的，临行时对着一百箱书，大约一二万册，考虑舍弃可惜，坐飞机又无法带走，便选了一部作为对一二万册的纪念，便是这部甲戌本《红楼梦》，而且是残本，只十六回，分装成四册。
　　“甲戌”是乾隆十九年，公元一七五四。如果说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只活了四十岁，那么这部甲戌本残本《红楼梦》抄成时，曹雪芹不但活着，而且也只有三十二岁，正是风华正茂呢！读者不妨想象一下，当时这位现在举世闻名的人，是个什么样子呢？
　　看到《石头渡海》中所记胡先生南下的情况，不禁蓦地想起汉花园北大旧事，各位前辈的音容笑貌立刻浮现在眼前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九四七年早春系里开会，地点在松公府夹道文学院灰楼阶梯教室中，当时沙滩红楼已作单身教授宿舍，灰楼是沦陷时期新建的。当时学生运动正在剧烈的时候，知道校长要来，系中各年级学生都来了，大教室坐得满满的，气氛十分紧张。当时中文系主任名义上是校长兼，杨振声先生代理，而杨也不来，具体事情是唐兰先生管。这次会上，正在学生焦急的时候，三位先生鱼贯而入，胡先生缓步走上讲台，第一句话便微笑道：“怎么，今天的会场严肃得像个法庭……”会场一下子活跃起来，校长讲了几句话，有人举手提问了……
　　会后三位先生先走了出去，学生也跟了出去，灰楼前面隔着院子便是校办公处后墙，在西墙边有便门通向前面图书馆和校办公室那个大院。这时的杨振声先生，高高的身材，身穿大水獭皮领子黑礼服尼面子长大衣，头上又戴一顶獭皮土耳其式高帽子，昂然走在前面，唐兰先生长髯下垂，着长袍，走在他后面右侧。胡校长则手里拿着一叠书，棉袍外罩蓝布大褂，稍后跟在左侧，谈着话走向前面去了……我当时不自觉地感到好笑，要让不认识的人遇到，一定以为穿皮大衣昂然而出的是北大校长，长髯长袍的可能是什么“长”之类的人，而那位个子不高、蓝布大褂罩着棉袍手里拿着书的一定是校长办公室的职员了……可惜当时没有人拍照，如果留下一张照片多好呢！
　　南下之后，胡先生一九四九年春在上海住了一个短时期，据说住在上海银行。当时顾起潜先生正主持合众图书馆，胡先生正研究《水经注》，几次找顾老借不同版本的《水经注》。在此期间，与顾老通了多次信，有一封信中提到在炮火连天的时候，还有心情钻故纸堆，不免可笑了。胡先生最爱喝酒，顾老也爱喝，有一次到顾老家吃饭，当时什么菜也买不到，只吃些炒青莱，可能也喝点酒吧。隔天写信来致谢，说是谢谢赐馔等等。顾老有一次笑着和我说：将来考证历史的人，还不知道要说我用什么好菜招待他呢！
　　胡先生小时在安徽绩溪读了几年书，读熟《学为人诗》、《律诗六抄》、四书及诗、书、易、礼等十二种老书，又看了不少旧小说。虚龄十四，实足十二岁多一点到上海梅溪书院读书，读《蒙学读本》，老师讲“传曰：二人同心，利可断金……”随口说了个是《左传》上的话，他低声告诉老师这个“传曰”是《易经》的《系辞传》。老师红了脸大吃一惊，当知道他念过《易经》，试着让他作了一篇文，接着便把他从五班提到二班，一天里升了四级。
　　他这时才开始读《华英初阶》学英文，后来留学美国成为名学人。三次赴美，前后住了二十多年，连“自传”也是用中英双语口述由唐德刚教授整理编译成书的。尽管这样，我个人总感觉胡先生的学术文章是没有什么洋味，而始终是纯中国味的。这可能是因先读熟、读通中国老书，又读大量洋书的关系吧。这样的感觉不知对不对，但我想这样的读书方式早已没有，今后也不会再有。因而胡适也只能有一个了。可说的话太多，短文不宜多啰嗦，就此而止吧。
　　“石头”的祝愿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上面粗糙地刻着几个字，便在红学的湖波上激起了小小涟漪，或论其真，或辨其伪，或谓确切可信，或道疑点尚多……这就是对京东通县张家湾新发现的曹雪芹墓石的争论情况，在社会上引起不少人的注意，成为近一时期学术界、红学界及红学爱好者关注的焦点。
　　在此我先不说此物的真假，而先说说这争论的本身，感到这种争论是很好的。其一是争论本身，是学术的争论，大家各说各的理由，各抒各的论点，有的说得直率，有的说得婉转，留有余地，但都是针对事物的本身，你不相信我的，我也不相信你的，各有各的观点，各执各的论据，客观而平等地进行学术争论。没有谁先定调子，争论双方可以不存在顾虑，畅所欲言。回忆几十年前红学争论的恐惧感，面对当前这种舒畅的学术争论，能不感到十分欣慰吗？其二是社会上对这一争论的关注，也正是对《红楼梦》的关注，对“红学”的关注。爱“红”者还是很多，兴趣还是十分热烈，也是值得庆幸的。十二年前，俞平伯先生在写给海外友人的信中曾说：红学索隐派祖蔡孑民，考证派宗胡适之……考证派虽煊赫，独霸文坛，其实一般社会，广大群众的趣味仍离不开索隐，所谓双峰并峙，各有千秋也。于今似皆途穷矣。索隐即白话“猜谜”，猜来猜去，各猜各的，既不揭穿谜底，则终古无证明之日，只可在茶余酒后作谈助耳，海外此派似尚兴旺。考证切实，佳矣，却限于材料。材料不足，则伪造之，补拟之，例如曹雪芹像有二，近来知道皆非也……拉杂书之，以博一笑，不足为外人道也。
　　这本是私信，不足为外人道，但今日此信已为书刊所载，早已公诸于世，所以我在此也可引用了。俞老这些话说得很概括，很实在，突出了广大群众的趣味所在，也道出了考证虽佳，材料缺少的困难。二者都有矛盾，其实这矛盾本身也正是《红楼梦》本身的矛盾，这样伟大的作品，又这样残缺不全；作者有那样显赫的祖辈家世，而本身又那样萧条，身后资料又那样贫乏……
　　所有这些，无一不是群众兴趣所在，研究焦点所在。当前这块墓石同样引起大家的关注，产生特殊社会效应，自然也是不奇怪的了。
　　以上是我对这次争论本身的感想，总的说，感到是很好的。至于具体到这块石头，让我说真或说假，老实说：很困难。说真，感到疑点很多；说假，也没有有力的证据，只能本着科学的态度：“存疑”。自然，我没有见到这块石头；而且，我想就算它放在我面前，我也只能“存疑”，无法道其真假。
　　因为出土文物论证真伪，大约不外四个方面：一是出土现场的历史情况、出土的过程，其他出土物品的佐证；二是文献记载、文字资料的对照考证；三是科学仪器的考古鉴定、文物专家的学识经验鉴定；四是流传经过、收藏情况的社会调查。对于张家湾这块石头来说，以上四个方面的确认，恐怕都还有困难的地方。出土现场情况、出土过程只凭传说，没有任何佐证，只是孤零零的一块石头。说是“墓碑”，又不是墓碑，据说不立在坟头外面，而在坟里面，说是坟墓中“墓志”，又没有那么讲究，据说是作坟墓标志的“墓石”，但常见墓石很小，而这块石头又很大……让文物专家鉴定也难；鉴定石头年代可溯太古，自然不对；鉴定埋在土中年代，才二百来年，老房子的基石似此年代的太多，也说明不了问题；鉴定刻字年代，也难下结论。印证文献，只凭敦诚《挽曹雪芹》、敦敏《东皋集》中《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等诗，来论证墓石之真伪，似乎太单薄，只能说“有可能”。在十月扬州中国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曾建议再作些深入调查的工作，比如把出土此石的土地再勘探一下，是否还有其他曹家的墓葬。旧时方志等记载是否还有线索可寻，当时出土情况的进一步社会查询等等。唯愿将来有更有力的旁证可以证实它，这是最大的祝愿，因为我也真希望它是真的呀！（据闻此石已被否定，而当时争论很热烈。看校样时补记。）

　　画意·诗情·文理

　　画意、诗情、文理，三者各有门庭，本来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但却又常常有相通之处，尤其在状物、造景方面，三者往往会自然地糅合在一起，以画画的手法写诗、写文，以写诗、写文的手法画画，使以语言所反映的客观事物，充满了线条与色彩的真实感；或使以线条和色彩所表现的客观事物，显示出空灵的诗意或磅礴的文势。这就是苏东坡论王维的诗与画时，所说的那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意。
　　“诗中有画”，这其实由来久矣。《诗经》中的“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瞻彼淇奥，缘竹青青。”《楚辞》中的“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古诗十九首》中的“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
　　这些诗句，在一定程度上，不都是用语言表现了客观事物的线条与色彩，展现出一个画面，把读者引到一个具体的美的境界中，充满着画意的诗情吗？
　　进而至于郦道元的《水经注》中有云：“峰次青松，岩悬顽石，于中历落有翠柏生焉。丹青绮分，望若图绣矣。”这就更具体地指出了所描绘的景物像图画，不但是无意识地从绘画的角落写景，而且是有意识地用画意来拟景了。
　　这种例子是很明显的，只是在唐、宋以前，还很少有人谈及语言艺术与绘画艺术的关系罢了。这可能是由于唐代以前，我国绘画艺术尚未高度发展；在文学作品中，这种例子也究未大量出现；同时，文学与绘画二者兼能的作家尚未涌出，因之就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种情况了。唐代王维是诗人又是画家，自然地或是有意识地较多运用了绘画的手法写诗、写诗的手法作画，在创作实践中，把诗法和画法糅和在一起。苏东坡誉之为“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并举了典型的例子：“蓝溪日石出，玉川红叶稀；山路原无雨，空翠湿人衣。”从此，这种诗画结合、以画意写诗的表现方法便被人们肯定了。
　　有唐一代，绘事大进，文人画也大兴，名家辈出，名作渐多，流派纷呈，画理精备。此后，不但诗中有画的诗更多了起来，而且直接以画拟景的诗文，以画意来发明诗情、文理的情况，也就较多地出现了。晚唐韩偓《山驿》诗：“叠石小松张水部，暗山寒雨李将军。”把所写景物比之于李思训、张藻的山水画。宋初林逋《乘公桥作》：“忆得江南曾看着，巨然名画在屏风。”
　　把江南的烟岚比之于僧巨然的法笔。后来既是画家、又是诗人的文与可，就更多地运用了这种形式。“独坐水轩人不到，满林如挂《瞑禽图》”等，不但把景物比作图画，比作某人的画，而且连图名也写明了。
　　画意、诗情、文理，三者密切地结合起来，在诗文中，以绘画的手法状物、写景，把景物直接地拟为具体的图画，甚至用画理来解释诗文的表现手法，如“白描”“写意”等等，自宋以后，就常常被文人们所利用了。关于这点，《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批评家脂砚斋，可以说是很突出的例子。
　　我们知道，曹雪芹是精于绘事的。他在《红楼梦》一书中，大量地运用了绘画的手法写景、写人。像大观园的景物、黛玉葬花、宝钗戏蝶、龄官画蔷，史湘云醉眠芍药圃等形象，可以说无一不是用工细的笔触画出来的文字的图画。这些绝不是从图画的角度无意出之，而是以画师的彩笔刻意经营的。
　　在《琉璃世界白雪红梅》一回中，描绘大观园的雪景道：“出了院门，四顾一望，并无二色，远远的是青松翠竹，自己却如装在玻璃盒内一般。于是走至山坡之下，顺着山脚，刚转过去，已闻得一阵寒香拂鼻。回头一看，却是妙玉门前、拢翠庵中有十数株红梅，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显得精神。”
　　这种彩色鲜明的写法，可以说是在用画法来行文。这还不算，在后一回中，还特别点明道：“就像老太太屋里挂的仇十洲的《艳雪图》。”又道：“那画的那里有这件衣裳，人也不能这样好。”这种描绘一番自然风光后，将真景和画景作一正一反的比拟，能达到更深的表现效果。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一回中，描写雨后荷塘的景色时，用的就是同样的手法。
　　既有把画意、诗情、文理熔于一炉的作家，更有把画意、诗情、文理熔于一炉的批评家。脂砚斋评《红楼梦》，不但常常用“画”“画出”“如画”
　　“一幅绣窗仕女图”“一幅金闺夜坐图”等，来评赞作者笔下的画意，而且，偶尔还用诗句，突出地点明作者笔下画意中的诗情。同时，还惯用画理来评赞和发明作品的文理，如说“此画家之云罩峰尖法也”、“纯用画家烘染法”、“用画家三五聚散法写来”、“所谓层峦叠翠法也”等等。这些以画理阐明文理以及少数用诗情点明画意的脂评，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些评赞很是中肯精彩，有独到之见，有助于我们更深地理解和欣赏《红楼梦》的艺术表现手法。
　　如第二十五回中，写宝玉清早起来，有心要找红玉，又不便明言，在院中“只装着看花儿，东瞧西望，一抬头，只见西南角上，游廊下栏杆旁有一个人倚在那里。却为一株海棠花所遮，看不真切”。此处评中有句云：“试问观者，此非‘隔花人远天涯近’乎？”一经评点，把原文画意中的诗情一语道破了。
　　本来，画意、诗情、文理，没有严格的分野，而是一脉相通，互相影响的。当然越是兼通画理、诗理、文理的法家，就越能更好地运用这种三结合的手法。曹雪芹和脂砚斋就是充分具备了这个条件的。脂砚斋究系何人，现在虽尚无定论，但从他这些把画意、诗情、文理糅合在一起的评语来看，他的确是一个精于画理的文艺批评家。他的这些可贵的评语，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出画意、诗情、文理三结合的艺术效果，在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方法上，也能给我们不少的启发。

　　北京风俗画与日本

　　说到最早的北京风俗画，就见闻所及，恐怕是明代说部中的木刻版画插图，或明清之际以及后来的木版年画了。手头有影印明崇祯元年（一六二八）尚友堂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前面所附木刻插图，不少幅都可当风俗画看，其中不少回说的都是京师的故事，自然其插图也可当北京风俗画看了。通过画面，很可以观察当时人的生活环境，想象其风俗情趣，是十分有意思的。至于早年的木版年画，则更多以岁时行乐作为图画内容。如“元日贺岁”、“破五开市”、“闹元宵”、“闹学”、“庙会”、“游春”等等内容，有关岁时风俗的极多，只是这些年画保存得少，贴过就破坏消失了，不像说部中的插画，因为书保存下来了，又得到不断翻印，这样流传就更广了。
　　不过说部木刻插图也好，旧时年画也好，其中虽然有不少内容反映了当时的风俗，或者更具体一些说，反映了当时京师的风俗，但这些也只是零星地反映，而不是集中地反映、有意识地反映。
　　北京风俗画，除说到一些最早的外，还有最高贵的，那就是康熙六次南巡、乾隆六次南巡时所画的各次《南巡图》。这些画仿照宋代《清明上河图》，由当时最负盛名的大画家如王麓台等人领衔、数十名家精心绘制的长卷，一般都四五丈长，高不盈尺，人不盈寸，须眉可见，每卷起首部分，都有极为工细、生动形象的京师风俗图景，可以想见清代前期北京百姓的部分生活风俗面貌。只是这些珍贵的图卷，作为国宝收藏在故宫博物院中，一般人轻易见不到。在香港印刷的《紫禁城》画刊，刊登过一些片断，发行量不多，内地一般读者见到的也较少。
　　北京风俗画，国内出版的，有一种极为有名的，那就是近七十年前，义宁陈师曾先生的《北京风俗图》，琉璃厂淳青阁珂 版印行，宣纸线装，姚茫父作词，题耑为《菉猗室京俗词题陈朽画》。“陈朽”是因师曾先生别号“朽道人”，共图三十四幅。现在这书极难看到，也未再版。因将目录引在下面，以飨爱好者。计有：一、旗下仕女，二、糖葫芦，三、针线箱，四、拾穷人，五、坤书大鼓，六、压轿妈妈，七、跑旱船，八、菊花担，九、煤掌包，十、磨刀人，十一、蜜供担，十二、水车，十三、话匣子，十四、掏粪夫，十五、山背子，十六、二弦师，十七、丧门鼓，十八、赶驴夫，十九、火煤掸帚，二十、老西儿，二一、泼水夫，二二、算命瞎子，二三、觱篥手，二四、橐驼，二五、慈航车，二六、喇嘛僧，二七、糕车，二八、人力车，二九、顶力，三十、烤番薯，三一、墙有耳，三二、大茶壶，三三、执事夫，三四、打鼓挑子。
　　所画都是本世纪初北京市面上常见的，足以代表当时社会风尚，且所画大都是贫穷困苦的形象，不论从风俗意义上讲、从社会意义上讲，都是十分有价值的。这些在当时都是最普通的，而在今天，不用说外地人不懂，即在北京，知之者亦很少了。如“顶力”，用一块一尺来长、二寸来宽的木板，横放在颈上垫着，为人顶着搬运贵重家具，如花梨镜台、紫檀太师椅之类，俗名“扛肩的”，实际是一种特殊的搬运工，现在自然早已为机械工具所代替了。有人说师曾先生三十多幅风俗画，“除旗装仕女及喇嘛外，皆是无告者也。其意义与《流民图》何异。”这话说得是有道理的，后来蒋兆和先生画《流民图》、《卖茶水的孩子》等，也可以看作是某种“风俗画”。
　　因为风俗画是生活的反映，生活因阶层、贫富、时代、文化、处境而异，风俗亦因之有善、有陋、有乐、有苦、有情趣、有丑恶，表现在画上，自然有所侧重，有的意在表现生活情趣，有的意在表现苦难生活，有的则又意在宣扬盛世熙朝等等，自然也有纯粹表现一种代表时代地方风俗图景的。各种不同的内容重点，这就有待于读画人的观赏、研究与深思了。陈师曾先生尚有著名的《妙峰山进香图》，也是北京风俗画，可惜我没有看到过，不知此图今日尚在人间否？
　　近年北京风俗画，有王大观先生画的长卷，不过没有机会仔细观赏拜读，也不知是否已出版为画册，所以在此无从谈起。另外有书目文献出版社印的《北京民间风俗百图》，这本书封面副标题云：“北京图书馆藏清代民间艺人画稿”。据编辑说明云，这是北京图书馆珍藏的清代民间艺人绘画稿本，原题作《北京民间生活彩图》。
　　此书小开本，彩印，共图一百幅，书中人物装饰打扮，是“庚子”前的样子，即同治、光绪之际，不但所有男人都梳辫子，而且女人都梳带有“架子”的“ 儿”。妇女上衣大多是大袖三镶（大宽边、压一条牙子、再镶一条窄绦子），没有立领的，这种打扮，同治、光绪初年较时兴，等到庚子后，则变成十分古板可笑的装束了。
　　男人衣裳的变化较慢，不过在图中也可看其“老派”，一是马褂袖子肥而短，露出袍袖马蹄袖；二是后腰马褂后面露出系腰的绸汗巾；三是脚下两镶云头“蝴蝶梦”鞋。至于说“套裤”、“打腿带”等等那些老派的衣着就更不用说了。
　　一百幅的目录，我在此不介绍了，只举一两个例子，将其特证说一说。
　　这一百幅图，每图边上都有小楷说明数行，说明图中内容。如第一图“剃头图”边写道：此中国剃头之图，其人挑担游于街市之间，手执唤头，串走胡同。每到大街，将挑放地，等来往之人，剐脸打辫子，剃头方便之至。
　　画是工笔重彩，剃头挑子脸盆架子、坐人的三只抽屉的小箱子细部都很逼真，连脸架子上部挂的一缕接辫帘子的假头发、比剃刀的皮条都画上了，并无一点遗漏。剃头人手的姿势、眼神也都极为传神。这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一幅风俗画。把它排在第一幅，为什么呢？难道编排上有深心微意吗？我看了立即想起旧时北京街头的剃头挑子，以及“嚓喇——嚓喇”的“唤头”声，但见到它排在第一幅，似乎感到是有意的，不由得使人想到清初“剃头”令下，“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故事。
　　为什么图上题字，几乎每幅图题字一开头都写着：“此中国”如何如何。
　　现在书目文献出版社编者在第一幅下面文字中注“中国”云：文中的“中国”，指京师，是沿用古时的一种称谓，以后各篇同此。
　　实际这个注解我想是错了的，图中题字一开头的“此中国……”云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指“中国”、“外国”而言的中国。这本图册可以较明显地看出，是画了卖给当时在北京的外国人，主要是传教士的，或者是应外国人的需要而画的。当时同治、光绪之际，外国传教士来中国的不少，在北京的很多，南堂（宣武门天主堂）、北堂（西什库天主堂）都有不少对中国风俗感兴趣、专门研究北京风俗的传教士，民间画工画本风俗图卖给他们，或者受雇于他们画本风俗画，在当时都是很普通的事。这也像现在卖给外宾工艺品一样。再有当时虽然已有照像，但尚不发达，更无彩色照，所以这样重彩工笔北京风俗图，就非常受外国人的欢迎了。因为这种题字的口吻，都是写给认识中国字而又不熟悉北京风俗的外国人看的。每幅口吻基本上都一致。如“卖茶汤”题云：此中国卖茶汤之图也。其人肩挑水筒、水壶，遇食者开水冲面成糊，上撒红糖果料，其味甚甜，当作点心而已。
　　又如“卖鸭蛋”的题云：此中国卖鸭蛋之图也，由胜芳买来若干，在京腌咸，卖于人食之，其味甚美。
　　试看这两幅的题字，不完全是向外国人介绍情况的口吻吗？如作为给中国人看的题字，还要别别扭扭把“北京”说成是“中国”，还要介绍腌鸭蛋“其味甚美”吗？这未免太滑稽了。所以这本北京风俗画目的是给外国人介绍的。而现在书目文献出版社加的这条“注”，则是没有了解这本画册的历史背景、画这些画的目的，对“此中国”三字，猜不透意思，强作通人，加以解释的。
　　再看一条“中医道”图之题字：此中（国）医道之图也。京中医士有太医、御医之（号），乃在太医院应差者，如有人请看，马钱二吊四百文、四吊八百文不等。如来到门首看病者，给钱数百作为“门脉”。
　　这一则题字中漏了两个字，括号内的字是编者所加。图中画一长桌，隔桌两个凳子，桌上一个花瓶，一医生正给一女病人诊脉，目光向前方，而不正视病人，好像有意回避，正显出了当时医生给女病人诊脉拘谨神态。此则形同广告，把医生诊金都写出来了。马钱两吊四百文，按当时京钱习惯说法，实际只二百四十枚大铜钱，合白银二三钱之谱。因而想到《红楼梦》中给晴雯看病，请医生，给一两白银“马钱”，大概那是出于贵戚豪门的阔气了。
　　从这一风俗画中，不但看到当时风俗，而且提供了经济生活的例证，甚至可以作为读《红楼梦》的参考，是十分有意思的。
　　在这一百幅图中，有一幅图中画的是卖大碗茶的人，而题字却说是“此中国抖空竹之图也”。为什么出现这种明显的错误，不知道。我只看到是印出来的书，未见北京图书馆珍藏的原件，所以这一百幅图和题字，是出一人之手，还是出二人之手，无法研究。这题字如果是画图人所题，自不应出此错误。如果是另外人所题，这题字的人是中国人呢？还是外国人呢？也还是个问题。未见原图，在此不能乱说了。
　　我说“外国人”，除去从题字的口气中看，明显是给外国人介绍中国北京风俗而外，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对北京风俗感兴趣，找人画图出版的外国人还不只是推测，而且还有真实的例子。那就是青木正儿氏找人绘制的《北京风俗图谱》。
　　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期间，日本东方书店要翻译我的《鲁迅与北京风土》一书，翻译者是中央大学文学部教授井口晃先生、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杉本达夫先生，负责编辑是中村正先生。直到一九八六年夏日译本改名为《北京の风土（民国初期）》在日本出版后，前后二三年的对间中，我与中村正先生函件往来，十分频繁，并承他热情关注，寄赠我不少本非常珍贵的书。青木正儿氏的《北京风俗图谱》，是十分值得称道的一部书。
　　《北京风俗图谱》我所得到的是平凡社一九八二年第九一次印刷的，编号为《东洋文库》二十三。第一次出版印刷是一九六四年七月。这是两本草绿绸封面，横开小本的普通精装本，外有两个硬纸书函，分装两册，只看外表装订，就感到十分淡雅宜人，古韻四射。
　　《北京风俗图谱》如说得更细致些，应该是日本青木正儿编、中华刘延年绘、内田道夫解说。因为这两册精美的小书有图有文，有彩色图二幅，黑白图一一七幅，文字三百余页，约略计之，图占三分之一，文字占三分之二。有原编者原书封面书影，题《岁时图谱》四隶书，书名下三行字：“日本青木正儿编”、“中华刘延年图”、“丙寅三月”。“丙寅”为大正十五年（公元一九一六）。书名上面有青木正儿氏亲笔题字云：乙丑、丙寅间，余留学燕京，暇日往往游街观风，乐旧俗之未废，意欲倩人图之，请学而许可。乃自编目录，付之画师，事始就绪，而余南游返国，仍托友董理，三易画工，阅两年而成焉。题曰《北京风俗图谱》，凡八门：曰岁时、曰礼俗、曰居处、曰服饰、曰器用、曰市井、曰游乐、曰伎艺，共一百一十七图，装为八帙，藏诸吾学图书馆，教授青木正儿识于东北帝国大学支那学研究室。
　　青木正儿博士，是本世纪前期日本极有名的汉学家，在我国学术界也极为有名。民国三四年间，留学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其对中国戏剧史的研究和著述，名著一时，影响中、日学术界甚巨。“图谱”前面有原编者序，谈到大正末图谱全部完成，本想自己作说明，但工作少暇，先在东北大学，后来又到京帝大学工作，光阴荏苒，一拖就是好多年，八本“图谱”
　　原稿，一直珍藏在东北大学图书馆中。东北大学教授内田道夫博士，十分珍惜这“图谱”，利用业余时间作了解说，平凡社给刊行出版。序中又说：原来是研究戏曲小说的，所以十分关心风俗，前年游历江南、北京，表面观察，旧时风俗多已消失，不少都为新的洋风所代替，而“图谱”中保存了不少旧时北京风俗面貌，若在今天印刷出版，还是有意义的。序后记云：昭和三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记于洛北の守拙蓬庐に于で青木正儿识。
　　昭和三十九年是一九六五年。
　　后面又有解说者东北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教授内田道夫博士的“前言”，说明出版及解说始末。时间也是昭和三十九年。
　　这部图谱是黑白图，且是缩小了印的。原画有多大，不知道，但根据画幅内容观察，原画色彩是很鲜艳的。不然，制成黑白版，不会有这么许多层次。原画也是相当大的，不然不可能容纳这许多人物内容。如“岁时”第一幅“春联门神”：一座贴了门神、春联的大门，门前多人，送客告辞者二人，拱手贺岁者二人，旁立一仆人，向长辈作揖拜年之小孩及受礼之老者二人。
　　用放大镜观察，人物神态均极生动。大门大梁及门神彩画，放大观察，层次分明，笔触工细。在放大镜下：“旭日芝兰新甲第，春风棠棣旧家声”，比芝麻还小的春联上的字清晰可辨。
　　人物服装，有旗装，有汉装，有补服官衣，更多的是便服，但是比起前面介绍的《北京民间风俗百图》中的服饰要时世多了。虽然所画还都是清代服饰，但是按时代说，都是宣统时代打扮了。
　　原编者说“三易画工”，但是其画法及图像安排的风格前后基本上是一致的。其一致之处，可以明显地看出，是画工根据编者的要求，按照编者的意图绘制的。
　　编者是想把北京古老的风俗用画幅详细地记载下来，重在“风俗”、“风物”，这样就必须有“全景”、有“特写”、有“整体”、有“细部”。如一条街，既有街景，又有铺面全貌，而且更特殊的是画了各种幌子的细部详图。其种类计有“烟袋”、“火镰”、“桃粉”、“蒸锅铺”、“面”、“酱油”、“酒”、“蜡烛”、“烟铺”、“药铺”、“切面铺”、“棉花铺”、“当铺”、“钱铺”、“刀剪”、“腰刀”、“颜料铺”、“帽铺”、“铜铺”、“鞋底铺”、“鞋铺”、“麻刀铺”、“线铺”、“扇子”、“鼻烟”、“药酒”、“盒子铺”、“铁铺”、“剃头”；还有许多特殊幌子，如“洋货布匹”、“天成斋靴子”、“合香楼大蜡”、“眼药”等等，真是五花八门，内容丰富，应有尽有，可见编者苦心，原在于保存一个时代北京的风俗史料，因而让画工不厌其烦地把这些幌子如实地绘制出来，这就不单纯是像西湖景或年画般的风俗图了。
　　其有人物、有场景的风俗图，其风格有如《点石斋画报》吴友如的画法，而集中画人物、器物细部图，则是在编者指导要求之下的独创。这种集中用特写手法绘制的图画除前面介绍的幌子外，还有衣服、裙带、发髻、帽子、靴鞋、家具、烟袋、梳妆用具、厨房用具、汲水用具、敬神用具、各种灯、各种耍物、各种风筝、各种乐器、京戏各种角色、街头各种小贩，在这两小本《北京风俗图谱》中都留下了极为形象的历史图样，每一样东西的图形，都足以代表当时的风俗。其历史资料意义和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了。
　　这两本小书，唯一遗憾的是开本小，未用彩色印刷，使人不能更好地领会原画的风貌，如不熟悉旧北京风俗的人，未见过原物的人，不能更具体地想象原物的大小和色彩，在历史考证和器皿仿古的制作上，就有一定的限制了。
　　说完这两本精美的小书之后，那我就再介绍一本豪华的大书——大画册《燕京风俗》。
　　《燕京风俗》是中村正先生寄赠我的另一本珍贵的书。它是十六开本巨型绛红绸封面精装的画册，昭和五十八年（一九八三）九月东京东方书店出版。
　　《燕京风俗》画册，王羽仪画、端木蕻良题诗、内田道夫监修译注、臼井武夫解说。
　　《燕京风俗》照画稿原大，彩色胶印，共图一百零三幅，计：书春、卖年画、送财神爷、厂甸画棚、厂甸书摊、厂甸古玩珠宝摊、大糖葫芦、风车、打金钱眼、雍和宫鬼影、妙峰山归来、莲花灯、兔儿爷、迎亲喜轿轿夫、迎亲执事、嫁妆、窝脖送嫁妆、报丧、出殡鼓手、“一撮毛”、冥衣铺、棚铺、猪肉铺、药铺、六必居酱菜、王麻子剪刀、绒花店、煤球铺、摇煤球、白炉子、水井、水车、冰窖、石版缸盖、酒缸、近郊茶馆、澡堂、会馆、鸡毛小店、老妈店、请吉祥姥姥、萝卜赛鸭梨、打冰盏、卖猪头肉、炒灌肠、喝杏仁茶、喝茶汤、喝豆汁儿、卖山里红、卖半空儿、磨剪子磨刀、卖针线、篦子木梳摊、卖竹柳杂货、卖绿盆、剃头担、打小鼓、换取灯儿、唱话匣子、卖京胡、粘扇面、捏面人、瞎子算命、抽糖葫芦、泼街、戏园海报、听戏、扔手巾把、“大兵黄”、拉洋片、落子馆、双簧、天桥的把式、摔跤、牙医、傀儡人、“拉手”、运私酒、清吟小班、名医之家、富裕人家、寻常百姓家、冬天胡同口、捡煤核的孩子、桥头女丐、驼铃、门驴、冰床、揉铁球、玩鸟、养鸽、架鹰、狗市、万牲园、八錪一钟、菜市口、二闸、法源寺、崇效寺、阅微草堂、“深海侯”（古松）、“罪槐”、太庙灰鹤。
　　我不厌繁琐地把目录全引在这里，因为感到从北京民俗历史的学术价值来看，这些内容，实在太丰富了。当然在今天说来，就这目录本身，就是珍贵的北京民俗史料，其中的不少东西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已经不知是什么了。
　　如“一撮毛”，是一个人，专门为出殡行列扔纸钱的，扔的最高，撒的最开，脸上有一撮毛，便成为了外号，出了名。“大兵黄”，天桥“八大怪”之一，当过兵，姓黄，每天在天桥卖艺，不唱不练，只是骂街、论时事、社会，人们都爱听，出了名，叫“大兵黄”。再如“探海侯”是生在北海团城上的一株倒挂松树，“罪槐”是景山东侧，明崇祯上吊的那株槐树。再有如“拉手”，是当时市面上牙行交易时讲价钱的暗号，在袖筒中互相拉手，别人看不见、听不见，就把价钱讲明成交了。
　　这一百多幅“燕京风俗画”，都是以极简洁的手法表现的。画面最多只一个人、两个人，而神情毕肖，不但画出了旧时燕京风俗，也画出了人物的神态，真正可以说是传神阿堵了。
　　画幅全是水墨写意手法表现的，不同于前面介绍的《北京风俗图谱》的工笔画。从绘画技法上讲，可以说是远师罗两峰的《鬼趣图》，近师陈师曾的《北京风俗图》，稍参丰子恺、蒋兆和的笔意。对蒋氏说，《燕京风俗》中的图画内容又广泛得多。
　　《燕京风俗》画之所以传神，一在于能摭取旧时北京风俗之神髓，二在于能以极简洁明快的构图，三在于人物的姿态安排极为得体，四在于人物的点睛十分传神。
　　《燕京风俗》巨型画册，在印刷和装订上也都是极为精美的。图用白纸彩印，解说部分用淡绿色纸印，封面绛红绸，扉页朱红卡片纸，华丽之中又显着高古典雅，外套硬纸书函，这样的印刷、装订条件，在国内是很难办到的。
　　绘图者王羽仪先生，浙江长兴人，一九零二年生，今年八十五岁。早在三十年代，他就是北京著名画家，是王梦白先生弟子。鲁迅先生编的《北平笺谱》，最后一幅“大公鸡”，就是羽仪先生画的。《北平笺谱》中的画家，现在健在者，只有先生一人了。而先生又是铁路机械专家，一九二五年南洋大学修业，后又留学美国学机械工程，长期在铁道部铁路研究所工作。
　　解说者臼井武夫先生，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零）生，是一位银行界和文化界的老先生。昭和十五年（一九四一）在银行界服务，业余又写文章、又画画，其书斋名“望燕楼”，文章和绘画内容，又均以表现旧时北京风俗为主。去年我的《北京の风物（民国初期）》在东方书店出版，也是臼井武夫先生画的插图，其中南纸店、骨董店、公园茶座、阜成门西三条鲁迅书房等幅，画得都极有意境，是另一种黑白线条的北京风俗画，为这本书增添了不少光彩。在此，我向这些北京风俗画的作者臼井武先生，致以遥远的感谢吧。
　　以上所述，是我所见到的北京风俗画在日本的出版物的情况。日本最早在文化三年（一八零六）就刊行过《唐土名胜图录》，这还是鸦片战争之前，清代嘉庆十一年的事呢。至于后来，可能还有不少，但囿于见闻，没有读到更多日本印刷的北京风俗画，因而介绍也只能限于以上这些了。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日于水流云在轩雨窗下。

　　酒与民俗

　　一
　　酒与民俗或民俗与酒都可以作为一个题目，写成一篇文章。
　　但严格分析起来，这二者并不完全一样。
　　“酒与民俗”，以酒为前题，即酒在民俗中的反映与影响等。如果改为“民俗与酒”，那将是以民俗为前题，只是论述其中酒的方方面面了。
　　既是以“酒文化”为前题的讨论，自然题目也是前者而非后者了。
　　讨论题目明确以后，还要把“民俗”一词作一解释。目前“民俗学”很流行，在世界学术领域，“民俗学”（Fo-Iklore）被认为是人文学科的显学。
　　日本人将这一名称译为“民俗”，传到中国来，就直接用了这一学名。
　　“民俗学”的历史并不长，或者说是很短的。
　　这一英文名称（Folklore），是一八四六年英国人托马斯（N.G.Thomas）所创，迄今还不到一百五十年。它所注重研究的是歌谣、民间故事、民间习俗等比较原始民族的东西，当时正是英、法等国殖民地政策变换时期，即将武力奴役掠夺财富，转变为将殖民地作为原料资源地和商品销售市场，目的是要研究殖民地中各种较为落后的民族习俗，所以民俗学流行起来。
　　因不少地方的土著民族比较闭塞，奇风异俗很多，文化又较为落后，没有较多的文献可征，因而便从采集民间歌谣、民间故事、民间习俗入手，以了解其民族特征。
　　七十多年前，这门学问传入中国来，因其特征，有人译为“谣俗学”，从事歌谣和民间故事的收集工作，后来又有人直接用了日本的译名“民俗学”。
　　这样“谣俗学”这一名称未流传开来，而“民俗学”却叫开了。但却因此引起某种程度的混淆和实质上的这一学科的内容或者叫“内涵”上的变化。
　　这就使具体的、内容狭隘的“民俗学”与中国人常说的“民间风俗”这一概念混淆甚至等同起来了。
　　这自然是有原因的。
　　原因之一，是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民间风俗的内容极为丰富多彩，民众对此极感兴趣；原因之二，是中国几千年来，早就有重视民间风俗习惯的传统，源远流长，历久不衰，而且是一贯的，从未间断过；原因之三，是文献历史资料十分丰富，人们一提到“民俗”，自然想到本国的风俗人情和传统习俗，想到常说的风俗，而忽略了西方民俗学的特定含义。
　　这样，中国人所说的“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很自然地便是民间风俗、传统习俗，而不可能是单纯的民间歌谣、民间故事等等了。
　　在中国，“民俗”的内容有大量的生活传统现象、丰富的历史史料，文字的和实物的均可供研究。
　　世界上某些文化落后的区域，长期缺乏文献史料，研究者只能靠深入土著，收集民间歌谣、谚语、故事等口头资料，及观察其非宗教的习俗来研究其民族习俗传统。
　　在中国，说到民俗这一外来语时，自然会和“民间风俗”、“风俗”等词汇等同起来研究。这不是有意或无意的混淆，而是自然和必定的融汇。
　　谈到“酒与民俗”，也是中国民间风俗的大概念，而非西方“民俗学”的狭隘概念，或者叫“酒与中国风俗”也可以。
　　在论述正文之前，先说清楚题目的特定内涵，是十分必要的。
　　二
　　酒在我国历史悠久，风俗在我国源远流长，民俗如果可以——自然也应该——说成是民间风俗，那酒与民间风俗的关系，如加以论述，自然也必须从古老的历史说起了。
　　在仰韶文化、西安半坡村出土的古陶器中的酒器，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出土的陶制酒器和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制酒器，这些年代久远的出土文物，均将酒与民众生活关系的原始状态表现了出来。
　　这些五六千年前的社会生活状态，在今天细致而具体地说明其习俗状况已经很困难了。用句古话说：因年代久远，文献不足征也。但到了三千多年前的周朝，中国文化经历了夏商的上千年的孕育成熟，突放异彩。春秋时代，经典著述，从无到有，中国文化有了系统的文字记录。
　　酒与民俗的关系，关于酒的种种风俗习惯，规则制度，不但在生活中已经全部形成，而且文字记载也已十分详尽完备了。
　　民间风俗在我国传统上习惯叫“风俗”，而不叫“民俗”，其所指实际也就是各地民众生活中一些传统的习惯、习俗，小至吃饭使筷子，大至岁时节令种种故事，婚丧嫁娶种种礼仪。
　　虽然各个地方、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变化，但其本质却又有久远的历史传统。
　　中国早在二三千年前对此就有足够的认识和重视，就有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解释。
　　早在周代就有每年八月采诗观风的制度。《诗经》中不但“十五国风”
　　是采集的各地歌谣，反映了当时各地的风俗，即《大雅》、《小雅》也同样纪录了当时不少风俗资料。说明人们很早就知道了解不同风俗是了解不同社会的重要手段。
　　《荀子·强国》篇中说：“入境，观其风俗。”
　　《史记》中说：“以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
　　荀子说明重视不同习俗的传统，而太史公则说清楚了博采“风俗”——亦即博采反映民间习俗的诗歌之重要意义。
　　这些与西方民俗学研究者比较，其本质完全相同，而内容更为广泛，其在历史时代上，也早了二千多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汉书》中具体解释“风俗”的意义说：凡民稟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律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
　　汉代应劭《风俗通》序中也说：
　　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谣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
　　这两条文献，都对风俗这一概念，作了比较清楚的说明，大体概括地说：风是偏重于自然界的影响，俗是偏重于人为的影响，而人类社会各地、各个时代不同习俗的形成，总是受到自然和人事的影响的。
　　说到酒，同样也是在二者的影响下形成的。客观上因自然因素给酒的出现和不断生产，为人类所利用准备了条件；在人事上，又因各地、各个时期人为的因素给酒的发现、生产、改良、发展，创造了更完善的条件。酒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不但很早就已出现，而且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习俗也发生密切关系，造成很大影响。
　　在中国古代文献的先秦群经、诸子中，大部分书中都有关于酒的记载。
　　如从历史传统上研讨酒与民俗的关系，那先秦诸子经典中关于酒的记载，就是最好的文献资料可供征引了。其中尤以《诗经》和《礼记》二书，把酒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习俗，作了大量的记载，详尽而生动，是关于酒的十分可贵的民俗材料。
　　生活中，喜欢喝酒的人，喝点酒是最大的乐趣，兄弟和眭，家人团聚，喝点酒，那就更是其乐融融。《诗经·小雅》中《棠棣》云：傧尔笾豆，饮酒之饫，兄弟既具，和乐且孺。
　　这不是一幅很好的兄弟对酌风俗画吗？
　　《国风·七月》写道：
　　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十月涤场，朋酒斯露，日杀羔羊，跻彼公堂。
　　也都是当时农民秋收以后欢乐饮酒的风俗诗。
　　在人们互相交往中，接待宾客是十分重要的，而酒又是接待宾客的重要饮料。
　　《诗经》中一说到宾客，就说到酒。
　　《小雅·南有嘉鱼》章云：
　　“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句，反复四章，都诵到同样“有酒”和“嘉宾”。
　　《宾之初筵》章，也是反复诵唱“酒既和旨”、“饮酒孔偕”、“其未醉止”，“其曰醉止”等等。
　　其他诵到“旨酒”、“嘉宾”的章句还很多。
　　《礼记·仪礼》中还细写了待客礼貌规矩，如云：客爵居左，其饮居右，介爵、酢爵、馔爵皆居右。
　　饮酒为献，主者执烛抱焦，客作而辞，然后以授人，执烛不让，不辞不歌。
　　《曲礼》中记明“待长者饮酒”的礼貌，《玉藻》篇中还记明饮酒之后，如何转过身来告辞穿鞋起立的规则。可见以酒待客这一习俗之源远流长，早在三千年前就十分普遍，讲究礼数了。
　　周秦以前先民，去远古蒙荒时代未远，但文化已逐渐发达。在春秋时代前后，中华文化突发异彩，各种典籍，斐然问世，这是文化典籍从无到有的第一批成果，也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根。
　　那时，虽然没有现代科学知识认识自然现象，但已初步具备了宇宙观、生死观、社会观等等认识。
　　在此思想状态下，有两种认识特别注重，即对自然天地的崇拜和对宗亲的慎终追远。
　　因而对祭天地山河和祭宗庙祖先，由国家王侯到庶民百姓，一样重视。
　　而祭祀时最重要的就是酒。
　　在《礼记》、《郊特牲》、《月令篇》篇中都详细地记载了各种祭祀时献酒、用酒的情况。
　　先秦典籍中除此之外，各种经、子书中，写到祭礼祀的还不少，而每写到祭祀，总会联系到酒。
　　在出土文物甲骨文中和殷商周钟鼎铜器，大小祭器酒具是最多的，均可说明酒在祭祀中的重要性。其习俗很古已形成，在先秦典籍中有大量记载。
　　婚丧嫁娶各种典礼，也都离不开酒，远在三千年前的周代，亦形成风俗。
　　《礼记》中记云：
　　妇至……共牢而食，合卺而醑，所以全体同尊卑以亲之也。
　　陈皓注疏：
　　合卺而醑者，以一瓠分为两瓢谓之卺，婿与妇各执一片以酌。酌者，演也。谓食毕饮酒安其气也。
　　说明合卺的具体饮酒情况，似乎还带有表演性。
　　娱乐性的赌酒、饮酒的风尚，在三千年前的周代，也已形成。《礼记·投壶》记云：
　　投壶之礼……请宾曰：顺投为入，比投不释，胜饮……命酌曰：请行斛。酌者曰：诺。当饮者皆跪奉斛曰：赐灌。胜者跪曰：敬养。
　　投壶的游戏虽然早已失传，但这投壶赌酒饮酒的习俗却留下了生动的文献记载。
　　另外《礼记·乡饮酒义》篇中，还详细记载了乡人以时聚会饮酒取乐的习俗。什么“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待……”、“饮酒之节，朝不废朝，莫不废夕。宾出主人拜送”等等习俗礼数，都写得十分清楚。
　　综上所述及征引文献，可见饮酒在三千多年前，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已形成风俗习惯，都已有了明文记载。在此基础上，随着历史发展演变，酒的生产、饮用，愈演愈繁，成为人们生活中离不开的重要物质，形成更多更繁杂的与酒有关的风俗习惯。
　　直到今天，以及未来。
　　三
　　写学术性的文章，有几种不同情况，一是要论证一个结果，这样便要论点、论据、论证，按逻辑顺序写出结论；二是历史考证性的，也要有疑点、有问题，假设结论，求索证据，证实假设；三是调查性的，通过实地调查，取得第一手材料，最后分析、归纳出结论……不过还要看不同的题目、不同的要求、不同的条件。
　　“酒与民俗”这个题目，如论述其重要性，自然也可得出结论，但这不必要，因为大家都知道酒在民间风俗习惯、日常生活中是少不了的，其重要性人皆知之，又何必繁琐地论证呢？
　　如从考证方面来写，考证其最早的产生或考证其他结论的错误等等，在此题目下，都没有考证的条件或必要。
　　因为第一，酒的出现，几乎是与中国文化史、中国先民生活习俗的形成同时开始的，现在出土文物都证实了这点。
　　《周书·酒诰》中说：
　　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
　　根据文献，只知其古老，但也并无明确结论，说明其产生的时代、与民俗关系的原始等等，所以也很难考证其是非，辩明其真伪。
　　这个题目，如果到各地、各个民族作一番“酒与民俗”的调查，倒是很有意义，一定会收集到很多关于酒的风俗习惯材料，可以编写一本有价值的大书，但是没有这个条件，说来也是枉然。
　　那么我在前面一节介绍了先秦酒与民俗的情况之后，下面如何写呢？
　　我想就民间风俗有关方面分类阐述一下酒在这些方面的重要作用及其历
　　史演变，这虽非重要发现、发明，不能得出重要结论，但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民间风俗剧烈变化的情况下，回顾一下酒与民俗的历史演变，并加以阐述介绍，想来也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吧。
　　民间风俗的可爱之处，首先在于从先民以来，重视节令，点缀生活，使生活更富有情趣，酒在其间是起到重要作用的。
　　西方社会，也有类似习俗，但没有中国民间那么重视，那么讲究逢年过节不但要饮酒，而且要饮不同酒的风俗传统。如过年饮屠苏酒，端午饮雄黄酒，重阳节饮菊花酒等等，这是酒民俗中十分有趣味的传统。
　　现在人们过春节，家家户户总要吃酒，如写诗文用典故，也可说是饮屠苏酒，自然实际并不是屠苏酒，只是传统习惯叫法而已。
　　按历史上元日饮椒酒、屠苏酒。
　　《四民月令》云：
　　正月之旦，进酒降神异，室家无大小次坐先祖之前，子孙各上椒酒于其家长，置椒酒中也。
　　后来宗懔《荆楚岁时记》中也记云：
　　正月一日，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湯，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
　　椒酒是把花椒放在酒中，屠苏酒当是把屠苏草浸在酒中。《通雅》植物门记有孙思邈“屠苏酒方”，可是究竟什么是“屠苏酒”，唐宋以来已说不清了。
　　元旦酒是肯定喝的，而不管什么酒，总是要借个“屠苏”名，苏东坡诗云：“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这样，屠苏便成了元旦一切酒的代名词了。
　　过年还有饮柏酒的习俗，周处《风土记》云：“元旦进柏叶酒。”所以人们把过年饮的酒，也叫做“柏酒”。只是旧历年吃的酒，就有这样多的不同名称，可见传统习惯是多么丰富了。宋僧人道世《法苑珠林》记道：唐长安风俗，每至元旦以后，递饮相邀迎，号传坐酒。
　　正月里亲朋好友，排日请吃春酒，这一风俗习惯源远流长，一二千年，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酒与民俗”，只此一点，亦可见其关系之重要了。五月端午节，吃雄黄酒，用酒浸雄黄抹在小孩耳朵眼上、鼻孔上，在男孩额上用雄黄酒写一个“五”字，这些风俗，直到今天，不少乡村还保留着，儿童们都感到十分有趣。这是古代家居生活夏日来临、预防病虫害的习惯。早在孙思邈《千金月令》中就有记载云：
　　端五以菖蒲或缕或屑以泛酒。
　　所用材料虽然不同，但其辟解毒虫的作用是一样的。
　　也有用艾酒的。《玉烛宝典》即记云：洛阳人家，端五造术羹艾酒。
　　但到明清而后，各地端五多饮雄黄酒。
　　最有名的故事，就是“白蛇”故事。许仙被恶僧法海教唆在五月端五，用雄黄酒醉倒白素贞，使她现了原形。旧时乡间人经常看戏，十分熟悉这一故事，几乎人人都知道端五喝雄黄酒。我小时候生活在北方山乡，这一习俗从儿童时就知道。后来知道江南也是一样的。
　　清代顾禄《清嘉录》“雄黄酒条”记道：研雄黄末、屑蒲根和酒以饮，谓之雄黄酒。又以余酒染小儿额及手足心，随洒墙壁间，以祛毒虫。
　　蔡云《吴歈》云：
　　称槌粽子满盘堆，好侑雄黄入酒杯。馀沥尚堪祛五毒，乱涂儿额巽墙隈。
　　后面并引《江乡节物词》、《九县志》、《昆新合志》等书记载作为旁证。杭州风俗同样如此。可见雄黄酒这一习俗是十分普遍的。
　　除此之外，尚有重阳节的菊花酒也十分著名。葛洪《西京杂记》记云：戚夫人侍儿贾佩兰说：在宫内时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
　　另外周处《风土记》也有同样记载，说明这风俗在六朝时十分讲究。不过这毕竟是文人雅士的事，对于一般民众，则远没有雄黄酒那么普遍了。
　　岁时节令饮酒的习俗，迄今仍十分普遍。但是据说这是从古代先民岁时祭祀而演变成的习俗，远古祭祀之后再饮酒，后世祭礼废而饮酒如故，成为岁时节令习俗了。清康熙时张乐岐《蒿庵间话》中分析这一现象道：俗节饮酒，皆古人祭祀之期也，《酒诰》云：“祀兹酒”。古人无泛然饮酒者，率皆祭毕而后饮，祭有常期，故饮亦常时。后世祭礼废而饮酒如故，遂成俗节。如元宵始于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乙甘泉，以昏时祠到明，后世仿以为灯节……古人因祭而饮酒，后人崇饮而忘祭，不胜三代未逮之感。
　　张乐岐举了许多古代祭祀节日的例子，除元宵而外，什么中和节、清明节、端五节、中元节等等，大发思古之幽情，这且不去管他，但是中国民间传统中祭祀酹酒却是普遍存在的。
　　半个多世纪以前在北国山村中，后来在北京长期生活中，逢年过节，祭神供祖，供桌上总要放上酒壶、酒杯，在酒杯中总要斟上半杯酒，放在供桌边上。然后焚香下跪，接着就烧纸。
　　如是祭神，不管是佛堂观音大士，还是财神龛财神菩萨、天地桌天官之仙、灶王、井台……或是祠堂祖宗神主亡灵前，都要烧香，所不同者，祭神焚黄表（是道教习惯，黄色薄纸折成三折，高八九寸，宽三四寸）、供祖给鬼焚白纸（折法大小同黄表一样）。主祭者在焚香下跪之后，从供桌上取一张烧纸，将一角在蜡烛上点燃，双手高捧，挺身直跪，俟纸焚烧至三分之二，下余无多时，扔在烧纸盆中，取奠上酒，往火焰中一倾，一缕蓝火并青烟随之而起，这是祭祀中极为重要的一种仪式，俗称“奠酒”。奠酒之后再叩首，这样才算礼成。
　　奠酒正式名称为“酹祭”。苏轼“大江东去”词中最后一句：“一樽还酹江月。”就是说用一杯酒洒在江中祭祀明月。
　　按“酹”字见《说文》，段王裁注曰：《广韻》曰：“以酒沃地。”《史记》：“其下四方地为啜食。”盖啜、酹皆于地。啜谓肉，故《汉书》作啜。酹谓酒，故从酉。
　　所以在传统习俗中，自周秦以来，从《礼记》所载的酒与祭祀关系密切的文献，直到近代，酒在祭祀中，总是不可少的。
　　这是沿袭了几千年的传统习俗。
　　祭祀之外，就是酒在婚丧嫁娶中的重要地位。
　　这种风俗也是从周秦以来，一直沿袭到今天。
　　这些礼仪中，饮酒的规矩，在《礼记》的《丧大记》及《义》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在前面说到古代酒与民俗的关系时，曾引用了一些文献，现不多赘，只是简单地作些阐述。
　　中国历史上从古以来就把婚丧嫁娶以及过生日祝寿当作生活中的大事，北京俗称“红白喜事”，把寿终正寝的老丧，即子孙满堂的老人去世，都当作“喜事”来办。
　　所有的喜事都以“酒”字来代替称之。娶妇、嫁女等叫“喜酒”，过生日祝寿叫“寿酒”，过满月叫“满月酒”，其他建房、开业、迁居等，无一不以饮酒为祝贺方式。
　　这一习俗，从古至今，似乎未来也还会这样。
　　古今在具体礼仪上或有差异，但酒总是要喝的。所以在传统习俗中，酒与各种喜庆事项是牢不可分的。人们常常为此做大量工作，作长期准备。绍兴的“女儿酒”是十分著名的。此事来源甚古。
　　晋稽含《南方草木状》云：
　　南人有女数岁，即大酿酒，候冬陂池竭时，以酒瓮密封痤陂中，春时水满，亦不复发，女将嫁，乃发陂取酒以供贺客，谓之女酒，其味绝美。
　　“女酒”就是女儿酒，因酒坛均施彩绘，又名“花雕”。这是民俗中有悠久传统的有趣风俗，却是与嫁娶宴饮有密切关系的。徐珂《清碑类抄》中引有“吟女儿酒”的长歌云：越女作酒酒如雨，不重生男重生女。女儿家住东湖东，春槽夜滴真珠红。旧说越女天下白，玉缸忽作桃花色……
　　诗句把女儿洒写得极美，原诗较长，略引数句，聊供吟赏吧。
　　说到“女儿酒”，这里不妨再说一下传统酿酒的风俗。从古以来，人们饮酒，分家酿肆沽。另外还有宫庭及达官贵人制造各种名酒供帝王贵戚饮用者，那不在“民间风俗”范围之内，可以不说，这里只说民间沽酒和家酿的习俗。
　　我国从古以农立国，一般农产品副食品在乡间大多自己生产、自己制造、自己使用，只有少数是市上去买，第一是食盐，必须去买；第二是油、酒、醋等，有的自己家中做，有的则市上去买。
　　买酒卖酒均谓之酤（或作沽）酒，是很古老的事了。
　　《史记·高祖本纪》记云：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
　　按《索隐》解释说：
　　借雠为售，今亦依字读，高祖大度，既贳饮，且售其数倍价也。
　　这是刘邦做皇帝以前的事，可见最晚战国到秦代这一时期，卖酒的商人已是很普通的事了。
　　司马相如娶了卓文君，夫妻二人当垆卖酒，这是最古老的关于卖酒的浪漫故事。
　　其后不妨引用著名诗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来证明卖酒的古老风俗。
　　因为卖酒，所以古代就有酒税，有管酒税的官。
　　又因造酒要用粮食，在灾荒之年，不免要影响民生，这样历史上就常有禁酤的命令。
　　《汉书·景帝纪》云：“夏旱禁酤酒。”就是禁止卖酒。
　　顾炎武《日知录》中，特别写了《酒禁》篇。
　　中国从远古直至唐宋时代，一直是用粬用米用麦等粮食，蒸煮发酵，压榨过滤而制成的酒，水份多，酒精浓度小。直到元代，才出现了用蒸馏法生产的烧酒。
　　李时珍《本草纲目》烧酒条集释云：
　　烧酒，非古法也。自元代始创，其法用浓酒和糟入甑，蒸令气上，用器承取滴露，凡酸坏之酒，皆可蒸烧。近时惟以糯米或粳米，或黍或秫，或大麦，蒸熟，和曲酿瓮中七日，以甑蒸取，其清如水，味极浓烈，盖酒露也。
　　自从有了烧酒，民间便叫它作“白酒”、“白干”、“粬酒”，而管榨出来的酒，习惯叫做“黄酒”、“米酒”等等。生产烧酒比较复杂，都是酒商生产。北方叫缸房、烧缸，南方叫糟房。而黄酒、米酒制法较简单，除去商人生产，南北农村中不少人家都在家中制造，文言文中谓之家酿。“女儿酒”就是家酿的一种。
　　在古老的传统风俗中，沽酒而饮和家酿“瓮头春”，都是因酒给人们生活带来善美而醇厚的欢乐。酒与民俗的可爱处也正在于此。
　　清人顾禄《清嘉录》“冬酿酒”条记云：乡田人家以草药酿酒，谓之冬酿酒。有秋露白、杜茅子、靠壁清、竹叶青诸名。十月造者名十月白。以白面造粬，用泉水浸白米酿成者，名在三白酒。其酿未煮，旋即可饮者，名生泔酒。
　　蔡云《吴觎》云：冬酿名高十月白，请看柴帚挂当檐。一时佐酒论风味，不爱团脐只爱尖。
　　这是江南人家中造酒的记载。至于北方，大体也是这样，农村中黄酒大都是家中自酿的，市沽则只有烧酒。酒的家酿与市沽，在南北各地风俗中，也多有相似之处。
　　在中国传统风俗中，酒与游戏，亦大有可述者，外国风俗也有类似者，但不多。在风俗中酒与游戏的关系大约有三：一是游戏以酒为处罚，二是以游戏助酒兴，三是游戏与罚酒相结合。
　　《礼记》中所记投壶饮酒的罚则，那是最古老的，后来进一步演变为文人作诗的罚则。
　　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中说：“如诗不成，罚以金谷诗数。”便是以酒为罚则的最有名的故事。
　　以游戏助酒兴，最有名的当是“曲水流觞”的故事，大家坐在水边，浅浅的酒杯在水中漂浮，漂到谁面前，谁就喝酒。这是王羲之《兰亭集序》中记载的饮酒游戏，直到今天好事者还模仿进行。
　　民间传说中饮酒游戏的故事，在此不多赘了。
　　第三种酒与游戏和罚酒相结合的习俗流传最久、最广。
　　文雅一点的就是酒令，通俗一点就划拳，文言叫“拇战”。这一风俗，遍及南北各地，远及海外华人生活聚集的地方，好喝酒的人，没有一个不会划拳的。
　　据说高声喊叫，可以抒发心肺，增加酒量，而输了拳要被罚酒，这就要吃更多的酒。
　　“划拳”和行酒令，文人雅士称之为“觞政”，有人为此写了不少专门文章和书，如明代袁宏道的《觞政》、清蔡祖庚的《嫩园觞政》、黄周星的《酒社刍言》等。
　　《红楼梦》中“鸳鸯女三宣牙牌令”和“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两回中写酒令最热闹，但这中间也写了湘云划拳的豪情，臂上镯子碰得叮铛乱响，想见其兴高采烈。这是写吃酒划拳最生动著名的文章，可见其雅俗共赏了。
　　“划拳”的饮酒游戏，可以说是中国人喝酒风俗中最有风趣的创造。
　　酒是交际的工具，这在中西风俗上似乎是一样的，什么重大的争端，在正式场合中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挥拳动武，大到酿成战争。
　　而在觥筹交错之际，却可谈笑风生，化干戈为玉帛，这是酒的力量。
　　有名的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便是靠了酒的力量，和平地解除他手下大将的武装。
　　在民众中间，大小争端，也常常用酒来调解。俗话说：“酒后吐真言”。
　　又说“喝酒交情越喝越厚”。可见在传统风俗中酒对人际关系多么重要。
　　远道客人来了，接风用酒；送人出行，饯行用酒。
　　客人来了，总要以酒招待。“深夜客来茶当酒”，因无酒而表示无限歉意，说明在人际关系中，酒比茶要重要得多，敬意主要靠酒来表现。
　　敬酒的风俗自然要比茶早上千年。
　　所以从“酒与民俗”的角度讲，酒文化远比茶文化历史悠久得多，地域广泛得多，可以说从人类有文化开始，形成“民间习俗”开始，就与酒有密切的关系了。
　　酒在中国民间习俗中，宴饮时就有劝酒、敬酒、赌酒和罚酒种种习惯。
　　有时敬酒、劝饮，要你非喝不可，到北方有些乡间宴客，敬酒者会捧着酒杯跪在你面前，非让你喝下去不可。清人黄周星《酒社刍言》说：世俗之行苛令，无非为劝饮计耳。而不知饮酒之人有三种：其善饮者不待劝。其绝饮者不能劝。唯有一种能饮而故不饮者宜用劝……
　　酒中含有酒精，对人身体有反应，喝多了可以醉。而每个人的天生稟赋又不一样，有的人滴酒不饮，有的人少饮即醉，有的喝很多也不醉。
　　这样习惯上叫有酒量或无酒量，酒量大的称作海量。有人量小却爱喝，有大量的却不爱喝，因之有量无量与爱喝、不爱喝以及嗜酒如命并不完全一致。
　　这样就有借酒浇愁者，有因酒误事者，甚至因酒送命者都有。
　　在传统习俗上，人们对于酒，也有时列为嗜好，甚至和不良嗜好混在一起。
　　历史上有不少著名戒酒、止酒、禁酒的故事，最有名的是刘伶的妻子劝刘伶戒酒的故事。
　　陶潜也写过著名诗篇《止酒》，说什么“平生不止酒，止酒情不喜，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等等。后面虽然说什么“今朝真止矣”，恐怕也还是没有止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酒能够给人生活、心身两方面带来很大的欢乐。
　　固然酒精过量，也能中毒死人，但那是极少见的。因为从医学观点上，适量的酒，对人身体是有益的。
　　四
　　宋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桂海酒志》中说：
　　余性不能酒，士友之饮少者，莫余名，而能知酒者，亦莫余若也。顷数仕于朝，游王公贵人家，未始得见名酒。使北，至燕山，得其宫中酒，号金兰者，乃大佳……及来桂林，而饮瑞露，乃尽酒之妙。
　　范成大说是“不能酒”，而自谓知酒。看来多少是喝一点的。不过看来总非酒人了。不能酒而知酒、谈酒者，古今除范石湖外，尚不乏其人。我也不会喝酒，于今却写了一篇《酒与民俗》的长文章，虽不敢妄比古人，自思亦是十分滑稽的了。
　　实际这篇《酒与民俗》所谈的也都是酒与中国传统民间风俗习惯的事。
　　但酒是世界性的，欧美亚非各大洲的人都爱喝酒，因而《酒与民俗》这个题目，除去说中国的外，也应谈谈外国的。但所知有限，甚至可以说是无知，因而外国的酒与民俗的情况，我是不能谈的。这里只就中西酒与民俗的不同点，略作比较，作为本文的结束吧。
　　一是中国传统上有热饮的习惯。《礼记·月合》中说：“乃命大酋”，酋字在注释中就解释为热酒，现在讲究喝黄酒的人，还要喝热酒的。《红楼梦》中薛宝钗就对宝玉大讲要喝热酒的道理，是很美的故事情节。中国人，尤其北方人喝白酒也要热饮。这种习惯在西洋人似乎是没有的。
　　二是西方人喝酒，只是干喝，并不要下酒菜。而中国人从古代就讲究“旨酒佳肴”，一定要有点下酒菜。孔乙己再穷，还要吃几粒茴香豆下酒呢！
　　传统上有“汉书下酒”的故事，等于没有菜，但还要强调下酒物，似乎从不空口喝酒。而西方人喝酒，单是喝酒，从不强调下酒菜。迄今海内外华人乃多保持此习惯。
　　另外中国传统是祭祀饮酒，传统的酒是米麦等粮食酿的，这似乎也与西方以葡萄等果品为原料酿的酒不同。
　　以上一些不同之处，如多收集一些资料，在酒与民俗的传统习惯上，作一些细致的比较，追本求原，明确其原因，也可写出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可惜在我来说，力有未逮，只能有待于学贯中西的专家了。
　　另文中对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许多与酒有关的民俗也未说到，这也是限于条件和学识，只好俟诸异日，或用几年工夫再写一篇乎？

　　书忆

　　时光不断流逝，岁月不断前移，生活中总是过去、现在、未来，未来不可期，过去却是历历在目。
　　回顾平生，实在平淡，虽然经历了数不清的坎坷、贫穷、批斗、谩骂、冷遇、白眼……但经历的是这样的时代，是数不清的善良的庸人的共同遭遇，比起那些被时代的巨浪莫名其妙地无情吞噬的牺牲者，和殃及池鱼的可怜无告者，自思是幸运多了。因而对于一切的坎坷遭遇，自认为是必然的，平淡的，过去就过去了，留不下什么记忆，也值不得什么回忆……只是有一样最珍贵的友谊，常常出现在梦魂中，那就是“书”。它在舒畅的日子里，在困难的日子里，在苦恼的日子里……都曾给过我无私的安慰，任何人和物都不能代替的。记得在十年浩劫开头，最恐怖的日子里，家里破书被抄走之后，只留给我一本《辞海》，我在白天监督劳役之后，晚间回到家属宿舍中，还能有自由一条一条地翻阅，忘去了一切，感到是最大的安慰。
　　我对于书，似乎始终抱着趣味主义的宗旨去阅读的。除去小时候书房读书及后来上学校读教科书，教书时教教科书，以及十年浩劫中被罚背诵“老三篇”、背诵《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等篇章外，记忆中没有为兴趣、趣味之外的其他目的读过什么书。当然每个人的趣味，常常是随着年龄、知识、经历而变化的。当时最感兴味的东西，若干年后，也许会变得索然无味，但那是另一个问题。兴趣、趣味虽然可以变化，但其趣和味的诱惑本身，则是永远存在的。对于“书”，它本身的诱惑对我说来，一直是持久的，甚至可以说是“永恒”的。
　　对于每个人说来，童年的梦都是美丽的。我怎么学会看书，在乡间说，叫“看闲书”，其情其景，今天还历历如在目前：那是北国的一个山镇中发生的事。这个山镇在南面的山脚下，镇北一片杨树林，一条小河，过去是一条有名的大河，叫唐河，过了河不远又是北面的丘陵连着北山，这是一个不算穷也不算十分富有的山镇，古老的房屋，古老的十字街，年龄都在几百年以上。北面唐河的水昼夜不停地哗哗流过，声音越到夜间越响，似乎给人一种生死存亡的恐怖感。“县志”上记载着古老的诗：“夜静唐河响，清官不久长。富贵无三辈，英雄半世亡。”据说是二三百年前一位卸任的知县留下的，好像已经注定了这个古老苦寒地区的命运了。
　　我从读小学一年级，回到这个山镇，在家中私塾读了两年，又在镇上小学中挂了名，考试时到镇上学校去考，平时在塾中读。这样又过了两年，老书读完《论语》、《孟子》，新式课本也学到“算数”四则题、利率，以及自然、卫生等课程，也能作三四百字的作文了，但是还不会看书。山镇三月、六月的庙会都很热闹，十字街上搭满了货棚。我听人说“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在野台戏中常看“长坂坡”的赵云、张飞，知道一些“三国”的故事，想到这些人的故事很神往。在一个卖书的货摊上，花积攒的压岁钱买了一套《三国演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买书，也是学会看书的第一位无声“老师”。
　　这套《三国演义》，全名叫《绣像全图大字足本三国演义》。“绣像”是书前面有书中主要人物的画像，“全国”是指每回前面有两张图。是有光纸石印的线装书。当时虽然已是三十年代初叶，都市中精装、平装的洋装书到处可见，但闭塞的山镇庙会书摊上，摆的却还都是有光纸石印的线装书，都是“卖文书”（即卖文具书籍的商贩）的小贩从保定、天津等处贩来的，而这些书却都来自遥远的上海，如锦章书局、会文堂等等。当时我记忆中没有见过其他地方印的书籍。至于小唱本则都是北京打磨厂“老二酉堂”之类的铺子印的了。
　　我买了这套宝书，捧回家中，打开书套，一本一本翻看，看了好多不连贯的图，急于想知道每张图的故事，可是许多密密麻麻的字，我看不来，当时虽然已背熟“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及“环滁皆山也”之类的经书和古文，可是没有自己独立看过一本书，不知如何看。可又急于想知道图中的故事，便拿了一本找一个小铺子的帐房先生，请他讲给我听。他拿了书，对图看了半天，把左拳往胸口上一抬，说道：“张飞一勒马……”我瞪着眼睛急着听热闹的故事，可他盘腿坐在炕桌旁，只这“一勒马”，便没有下文了。我实在大失所望，无声地把书要回来走了。
　　我把它放在枕头旁，晚间在枕边映着炕桌上的二号煤油灯翻阅，开始总是一本本地看图，后来不知怎么连字也断断续续地看懂了。现在印象最深的就是“张翼德怒鞭督邮”那张画和那段文字，还有“三顾茅庐”中“骑驴过灞桥，独叹梅花瘦”那页插图和文字，闭目冥思，均清晰地浮现在面前，印象太深刻了。
　　当时我虚龄九岁吧，同母亲住在旧宅最后一个院子中，古老的房子，房后有几株高大的护房树，在寒冷的冬夜里，每晚母亲拉着我由前院和亲妈弟妹等人说笑完了，回到这黑呼呼的后院来睡觉，推开那装着沉重门铃的大隔扇，进了堂屋，然后再进入里间，在炉火的红晕中点燃灯，然后安排入睡。
　　我躺在暖和的被窝中，听着窗外呼呼震撼屋瓦的西北风，却看起《三国演义》来……夏天如何看，记不清了，而冬天的印象，却永远留在我记忆的信息库中。
　　我看书从一开始就留下一个坏习惯，就是常常有头无尾，或是无头无尾。
　　为什么呢？就是这套《三国演义》共两套，每套十本，乱放在我枕边，我每晚随意抽一本看，好看就看下去，不好看就换一本。看着感情上接受不了的，便不想再看，因而“五丈原”及“死诸葛吓走活孟达”之后的故事，我一直没看过。某些史实则是十来年后从历史教材上知道的，那味道就两样了。因此我从学会看书时，采取的就是趣味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阅读方法，对于那些以“读书”为救国救民、发家致富、飞黄腾达的“读书有用论者”说来，是不足为训，永远隔教的。
　　乡间衰败的破落官绅家中，总是有一些破书的，何况父亲也还是一位喜欢买书的人。有几间破旧的空房子中，几对老式大柜，里面堆的全是旧书，我常常一个人偷偷进去，打开橱门乱翻，一翻就是半天，听到喊我吃饭的声音，才偷偷跑出来，脸上手上沾满多年的灰尘，被大人骂两句，我也不响。
　　这些书都是线装书，而且大半都是木版的，我根本看不懂，但却翻弄起来很有劲，这与其说是翻书，还不如说是一种寂寞的游戏。但也留下两个深刻的印象。一是我拿到偏宋体大字的木版书，总感到奇怪，一个人总是想：为什么把字写成这个样子呢？便也模仿着用毛笔画偏宋字。二是在书堆里偶然翻到有图画的书，记得有一套白棉纸彩色花鸟以及打水、舂米等图画书，有好几大本，当时在同镇一位留学日本的老先生家也见到同样这套书，十分好玩。
　　可是因为年龄太小，不懂记书名，后来再未见过，也因未记书名无法找来再读。
　　教会我看文言闲书的是《三国演义》，而教会我看白话书的无声老师却不是什么文学名著，而是一本银行的宣传品。这如果让那些头戴桂冠以救世主自命的文学家知道实际社会上有这种事，那会气歪鼻子的。事情是这样的，我常常趁父亲外出时，溜进前院的客房中乱翻抽屉，有一次我在下面抽屉中翻到一本桔红书皮的平装书，上写“我的储蓄计划”。家中很少见这种平装书，看着好玩，便拿了回来，想翻翻看，原是抱着好奇的心理。但前面几篇，都是图表、数字等等，没有看头，后面却有两篇长文，因为是白话文，又有标点，很容易看，我被一下吸引住了。一篇是一位浙江南田县乡间的小学五年级学生写的，写他如何在读书之余，帮父亲种田，自己抓空割草，卖给人家喂羊，又如何帮母亲养鸡，多养鸡、多生蛋……这些极富江南农村生活的琐事，写来极有情趣，然后又细致地计算今天攒五个铜板，明天攒六个铜板，这样一年两年储蓄上百元钱。他的文字强烈地吸引着我，我从分省地图册上找到南田县这个小岛，这样我在偏僻的北方山镇中，想象着大海，想象看江南的水田，赤着脚戴着斗笠的少年……这些遐想，直到若干年后漂泊在江南时，才稍稍得到证实，但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到过南田，这篇文章的作者，想来现在也是七十上下的老人了。在风雨动荡的几十年中，他少年时的储蓄计划是否完成了呢？是否安然无恙呢？
　　另一篇是河南某地的一位私人医院护士写的。文章写得极为漂亮，可以说是一幅金色、绯色的梦幻图。她计划从每月十多元工资中省下几元钱攒起来，积上几百元去读大学，她把医院院长的弟弟“二先生”作为心目中的爱侣，想象结婚之后有更多的收入，可以储蓄更多的钱……写她晚间洗完澡回到宿舍中，一个人躺在床上望窗帘上的月光，那样安静美好，充满了希望……
　　真是“天涯何处无芳草”，一个小城市的小护士，居然写出这样美好的文字，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可惜我把她的名字忘记了。这本书，我由乡下带到北京，后来又带到上海，直到抄家时，才被拿走，以后自然就不知下落了。而在我的记忆中，还常常思念它，是它第一个教会了我看白话文写的书。
　　在我学会看文言文闲书和白话文闲书后的不久，便到了当时号称“文化古城”的北平，过了一段时间，在放学的路上，我又学会了逛书摊，买旧书。
　　那时我家住甘石桥西皇城根，到二龙坑里面小口袋胡同的学校上学。上学路线是家里出来，南行西转出灵镜胡同，到大街，往南走，进口袋胡同再弯弯曲曲到小口袋胡同。开始时家里经济比较宽裕，每天给我一毛钱车钱。上学、放学都可坐车。一毛钱换四十六枚。早上上学坐车，最多二十枚就够了，下午放学，我就不坐车，背着书包，和同学们穿胡同走到大街上，沿马路边逛大街。当时甘石桥靠东人行便道上，没有买卖，只是围墙，从灵境胡同口数起，先是孔教会办的孔教大学，再过来是洁民小学，接着是一座小小的救世军的福音堂。在这三家单位的围墙外，是迤逦百来米长的宽阔人行道，除北头一个烟卷阁子卖香烟外，其他都是破地摊，一个老头卖旧邮票，其他都是卖破书的摊子。少数两个搭一块破铺板，蒙块布；大多数则是地上摊块布，几十本大大小小的破书，都平放在地上，任人检阅购买。我每天下午从这溜小摊边逛一趟。先是省车钱买旧邮票，后来不久，就学会了买破旧书报杂志等。
　　与其说是“买旧书”，不如说是“逛地摊，看旧书”，或者“逛地摊，淘破书”更为确切。因为每天我差不多要用半个钟头到一个钟头的时间在这些小摊上，这个小摊站三分钟，那个站五分、十分钟，这样站五六个小摊，半个多钟头就过去了。摊是穷摊，而我这个买主更是又小又穷，因而只是看的时候多，买的时候少。这些寒酸的摊主，冬天黑布或灰布旧棉袍子，夏天发黄的白布小褂，都是可怜的斯文一脉，不管谁站在他摊前，翻翻这本，看看那本，你看上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他也不会怪你，而且很和善地望着你、招呼你……他们从来不会对人加诸白眼，或赶你跑。因为这种冷摊，最怕摊前无人问津，有一两个小学生站着，纵然不买，看看他的那些破书，别人望着，以为是在作生意呢，这样也好看些，而且偶作成个十大枚、八大枚、一毛两毛的生意也不错。说来这样的冷摊也实在可怜，有铺板搭的大摊全部摆上一二百本破书，全摊所值也不过三五十元，至于可怜的小地摊，用不了几元钱便可把它买光。因而每天能够作成几笔生意，赚个五毛六毛的，那就不错了。如果每天能赚上块把钱，那就是好生意。
　　这种书摊什么破书都有，旧的教科书，旧的单本杂志、旧月历，旧画报、旧照片、旧信封信瓤、旧名片、旧帐本、旧作文本以及残缺不全的各种旧书，如果有套完整的比较好点的书，那就放在显眼的地方，等着卖个好价钱。我清晰记得在一个只就地摊着五尺见方黑布的穷摊，于一些破书、破杂志中间，放着一套咖啡色绒面精装的《海上述林》，烫金字十分显眼，那时我还不懂什么是“海上述林”，而且也买不起，只是看着惊奇、喜欢，便拿起来看了看，又放回原处。
　　因为父亲由朋友家带回过一本林语堂、陶亢德编的《论语》，我知道在我读的《论语》之外，还有一种“论语”。一天，在小摊上我看到一本旧的书，上印“几卷几期”，这是什么意思，我弄不明白。但我看一块黑墨方块，边上印着“旧历大年三十夜非洲密林中黑人猎乌鸦图”。这肤浅的幽默正配我这幼稚的水平，便以大约二三十枚的代价买了。后来陆续又买过不少本。
　　在某一本上，印着一封读者来函，责问那幅黑图道：“幽默乎？油墨乎？”
　　我当时虽然小，但对这位仁兄的发问也不禁哈哈大笑了，深感世界上“老实”、“善良”、“认真”的人太多了。这三者都是美德，但一过头就变成“迂夫子”了，最容易受滑头人的利用，却最难领会通达者的会心微笑。
　　几年中，我留连在这些冷摊上，买的大都是很少有人问津的便宜货，最贵也不过三四毛钱。印象深刻的是买到几十本《论语》、《宇宙风》、《人间世》，二三十本《文学》，数十本《礼拜六》，一本线装《词选》，一大本粘满梅红信笺清人旧信的册子，里面居然有一封康有为的，还有一本过了期的“故宫日历”，还有一本民国初年的旧杂志，刊物名字忘了，而翻开书皮印在扉页的大照片，却清晰地记得，就是小凤仙的照片，上衣元宝领托着鸭蛋形脸，格外妩媚。
　　当时的书摊也真多，书铺也不少。口袋胡同口上就是一家不小的旧书铺，大木厂口上是东方书店，宣武门里还有现在台湾的张我军先生开的人人书店。而西单商场南面桃李园楼下进去，两条街全是书店和书摊。而且都是大摊子。有几十家之多。我由初中一年级背着书包逛落地的旧书摊开始，随着年龄增长，逛书摊的瘾也越来越大，逛的范围也逐渐南移，主要是去逛桃李园下面的大书摊了。解放后在东单二条住过几年，逛书摊的足迹也就移到了东安市场丹桂商场，那里书摊更多，更高级，长长一条街还不够，角门外夹道中也摆满书摊，不过比里面的略低一档。
　　很长一个时期，我把书摊当作阅览室。每天晚上吃过晚饭，就蹓蹓跶跶去逛书摊了。因为买的时候很少，看的时候多，所以我把它当作最自由的阅览室了。西单商场和东安市场的书摊，都比地摊大多了。书也丰富得多。一般营业人身后有高大的书架，插满了书，这些都是比较好，比较值钱的，如果不是有意买，很少请他拿下来。而在他面前略低于写字台的平板，书脊向上插着三四行书，你低头即可看见，随意可以抽阅，高支光的电灯正吊在上方，十分明亮。在下面台子的两头，又堆着一些大本的旧杂志、旧画报，或者乐谱、画册之类。有专收中文不收西文的，也有专收西文不收中文的，自然也有都收的。各书摊根据各个营业者的业务专长，各有侧重。不少人对他专长的一门都是精通的，非常熟悉各类书籍的情况和当时的行市，以什么价收进，以什么价卖出，什么书在什么时候可以待价而沽，卖个大价钱。记得一九五一年在东安市场一个很小的书摊，把一本民国初年北京大学的教职工名册，放在最显见的地方，薄薄只有一二十页，却要价十元，少一毛也不肯卖。因为上面有毛主席的名字和当时的工资。他知道奇货可居。后来不知那个单位买去作为文献入藏了。
　　我只是逛书摊，很少走进书店去。虽然中间一行书摊的两侧都是一家挨一家的书店，除非有目的到某店找某书，一般闲逛是很少进去。因为要进门出门，比较麻烦。自己只是无目的地闲逛书摊，顺着一个个走过来，站定翻翻书，摊主不必打招呼，大家两便。而一进书铺的玻璃门，有时伙计就会问“您找什么书？”反而麻烦。逛书摊的最大乐趣就在于“自由的发现”，蹓蹓跶跶，自由自在，无目的地顺着走过去，看过去，忽然在一个摊前，发现一本渴望已久的书、名气很大的书、书名有兴味的、作者感兴趣的、书皮很破的、很新的、特别显眼的……总之它忽然引起你的注意，抽出来看看，或者一翻开就有惊人的发现，或者翻了两页渐入佳境，也可能前后翻翻，都不感兴趣，虽然情况各有不同，但这种无拘无束随意翻阅的“自由”，那真是人生最美好的文化享受。如果你被一本书磁铁般地吸引住了，站在那里持续看上半个多钟头，摊主也不会怪你，如果你照顾过他一两次生意，已经是点头之交，那就更客气，你尽管站着看好了。摊主脸上只有同情和照顾，似乎抱歉不能搬把椅子给你，绝对不会对你露出一丝一毫的抱怨之色。
　　最忘不了西单商场桃李园下面，靠近韩大臣租书铺边上的那几个熟书摊，在冬天晚间我每站在他们摊前看书的情景。天气很冷，商场晚间人很少，书摊一带人更少。电灯闪着惨白的光，摇曳在冷风中。摊主笼着一个小煤球炉子，炉子上座着水壶，摊主不停地烤手。我蹓跶来了，站在他们摊前，随意地翻阅着。有的书，今天看了二三十页，明天来继续看。有一晚，我正看得入神时，肩上有人拍了我一下，吓我一跳，回头一看，原来是北大同学、后来编相声的冯不异。原来他也有此同好，住在西四北，晚间不嫌路远，也来逛书摊了。
　　“衣食之不暇，希暇治礼义哉？”当时正是解放战争时期，家中时有断炊之虑，穷得实在可怕，但对于“书”，几乎像瘾君子对于阿芙蓉一样，手头只要稍微有个一块两块的，就忍不住想买本看看。就在这样的购买力的支配下，断断续续也买了一些。时常在梦境中出现的，如上海杂志公司米色道林纸印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瑯環文集》、《西青散记》以及三袁、锺、谭的那些书，差不多都收齐了。商务印书馆印的那套绿色布面精装小本文学丛书，老舍的第一版白色道林纸印的《老张的哲学》、《二马》，零本的日本的《世界美术全集》、《世界美术别集》、《书道》。还有零本的旧杂志《文学季刊》、《文学从刊》，曹禺《雷雨》、林徽音《梅真和她们》均第一次发表在这两个杂志上。这些书我保存了好长时间。不少本后来又带到上海，直到抄家才被掠夺而去，现在则只在记忆中、梦魂中出现了。
　　三十六年前由北京到了江南，逛旧书摊、买破书的嗜好，依然未减，有时同内人出去，在街上我一钻进旧书铺，就要害得她在外面久等。记得有次在杭州清河坊，我钻进一家很小的破书铺，久久出不来，她在门口一再埋怨催促，而我正在为偶然看到一本李泰棻的《方志学》而高兴。当时内人还是刚结婚年余的新人呢。有时爱书的心理是会超过爱妻子的心理的。实际说来，同样是痴念。
　　苏州人民路、南京朱雀街、夫子庙一带的旧书铺，都曾留下我的足迹。
　　初到上海时，城隍庙安仁街还有不少旧书摊，我曾逛过几回，看到一本大画册，全是非洲各民族的装饰头像、全身像，千奇百怪，至今留下深刻印象，价钱并不贵，记不清为什么原因没有买。不过这里的书摊我去的次数很少，一来路远，二来不久都没有了。六十年代初，福州路古籍书店和上海旧书店，每周我必去一二次。当时商务、中华在上海的库存都清理出来卖，大批《四库备要》、《四部丛刊》、《丛书集成》零本出售，尤其《丛书集成》，书脊向上，堆在一个大案上，可以自由选捡。我每去一次，总选二三十本，每本一般一毛钱，这样三元钱的书，便可有兴趣地享受一周了。各种笔记，各种题跋，各种日记、行记，各种谱录，各种年谱，少见的诗词集等等，零星小本的书，我买了七八百种，本本都有实际的精彩内容，真是如获至宝。因为这种编入“丛书”的小本书，得以流传下来，全靠聚在一起，编成“大书”，不致散失。而“丛书”不零卖，《丛书集成》原本也不零卖。这就使购买者无选择余地，经济上负担也重。有钱人无所谓，穷教书匠就只能望洋兴叹了。而这次居然让我买到这么些零本，其喜悦程度，真是像唱“花子拾金”了。
　　原想继续买下去，多选些自己需要的书，包括《四部丛刊》的零本，可是“多情反被无情恼”，时代的战车呼啸而来时，其犀利的铁轮是不会怜悯任何被辗过的野花野草的。穷教书匠历年辛苦换来的那点萤火虫般的“喜悦”，一夜之间被当作“反动残余”捆载而去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对读“书目”特别感兴趣。可能是像穷措大过屠门而思大嚼、吃不起馆子欢喜看菜单一样，下意识的心理状态是“解馋”。早在四十四年前，伪北大改为“临大”的那半年多时间里，赵斐云先生来教我们“目录学”，当时家中还有些破旧线装书，虽然没有什么宋、元、明版，但是清代的书不少，各种版口，各种纸，各种字形，各种装订，小时在乡间私塾读书，我学会了裱线装书衣、装订线装书的各道工序，再由于我小时就对木版书各种宋字感到好玩，又不知其原因……种种小问题，常和斐云先生在两节课间时时闲聊。斐云先生便以为我对“目录学”真感兴趣，便让我到北京图书馆去找他。北京图书馆早在中学时就常去，在沙滩上学，更是天天回家时必经之路，所以更是三天两头去的地方，而去时只是在楼上大阅览室看普通书，然后到楼下杂志室或报纸室随便看看，却从未到过善本室。老实说，当时浮浅幼稚的我，也没有看善本书的水平。而斐云先生却让我到善本部去看书，如果我是一个用功的学生，认真由目录阅读下去，再借阅各种版本的书，学习研究，我也许成为一个“目录家”，可是当时年轻浮躁，一切凭兴趣出发的我，哪里静得下这个心呢？去了两三次，就再也不去了。五十年代初在南京，出来入去，经过颐和路转角江苏图书馆分馆，有一次进去，因为要找一部木版的《西廂》，翻阅他们几本油印的目录，忽然觉得他们馆藏丰富，对之大感兴趣，自此引起我对书目的兴趣。也是六十年代初，我花二十元钱买到一套精装蓝封面《四库全书书目提要》，是商务《大学丛书》本的。
　　四大本，放在手边，查阅极为方便，我十分喜欢。可惜这套书也丢了。现在新出的和过去线装的使用起来，都没有这套便利。
　　回顾自己从记事以来，学会看书以来，也不知见过多少书，借过多少书，抚摩过多少书，买过多少书，保存过多少书，丢失过多少书。日寇侵华，故乡的祖、父辈收藏的书大批被烧、被抢，一切荡然；流寓燕京，几次搬家，每搬一次，丢一次、扔一次、卖一次，几次下来，越变越少；旅食春申，十几年中，节衣缩食，又攒了不少，抄家者一来，全部捆载而去。后来拨乱反正，发还不及十分之一二，大部分都送到造纸厂作了“还魂纸”了；父亲在北京去世，遗物中还有一箱子书，也被北京家人以几分钱一斤卖掉了……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说：“何得之艰而失之易也……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虽然说得、失事理之常，但正因“得之艰而失之易”，所以在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每每在遐想中浮现，每每在梦魂中重睹……
　　忽然醒来，啊——原来是记忆的梦幻，因作《书忆》。
　　（按前“捆载而去”句后，原有几段文字，写“文革”中自己烧书，一些日文书、日文英文字典，一本用了多少年的“井上翠”字典，以及“文革”前期、后期看书、抄书、又买书的情况，在本文发表时，因文章过长被删掉了，所以与下面一段不衔接，未留底稿，也无法补充，通读三校时，补记数语，以资说明。）

　　著书难为稻粱谋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以上是清代龚定庵的一联名诗。龚名自珍，生于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道光九年（一八二九）殿试三甲第十九名，年三十八岁，只是一个赐同进士出身，没有能进入翰林，是他终生憾事。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
　　去世，终年五十岁。死得很突然，留下许多秘闻。其年正是英帝国炮舰外交打开我国大门，林则徐、邓廷桢发往伊犁，“南京条约”签订的前一年。龚未及见这第一份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便带着他那“化作春泥更护花”的理想和才华匆匆而去了。上述这两句名诗是《咏史》中的一联，写于“乙酉”，即道光五年（一八二五），吴昌绶所编《定庵先生年谱》该年下记云：“是岁有咏史一律，旧传为南城曾宾谷鹾使作。”断章取义，有时会弄错，偶然记错一字，更容易错误领会全诗意思，因之要看看全诗。全诗云：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此诗在《定庵全集》中诗后有评语云：“绝似梅村，此惜曾宾谷中丞之罢官也。”按曾宾谷是号，名燠，字庶蕃，乾隆进士，选庶吉士，改主事，累官两淮盐运使。开校刻《全唐文》馆，又辟题襟馆于邗上，与宾从赋诗为乐。诗、文均清华典丽，有六朝、初唐风，著有《赏雨茅屋集》，编辑《江西诗微》、《骈体正宗》等书。后以贵州巡抚乞休，回原籍江西南城县，不久去世。扬州两淮盐运使是清代最阔气的官，曹寅当年就作过此官。历来这个官门下文人学士就很多，这些人自然都要沾盐运使的光，或以文，或以诗，或以著述，或以书画，作为打秋风的“礼物”，送给盐政，换点银子。有多有少，已成惯例。据传曾宾谷任两淮盐运时，有一位举人来拜见他，不知送他什么著述，希望得到五百两刻书费，类似现在的找赞助一样。当年扬州地处交通要道，江南晋京公车会试的举子，或得中的新翰林回乡省亲，路经扬州，都要拜谒盐运使及各大盐商，一部诗文集、一副对联，作为晋见礼物，盐运使或盐商，便要回赠一二百两银子程仪（即补助路费），俗话叫“打秋风”。如稍微有点名气，送得还要多些。另外就是希望投奔在他们门下，作一名清客，找个饭碗。这样的人也很多。
　　看来曾任两淮盐运时，投奔他的不少，而他可能应付不周，得罪的人也不少。袁太常（按即袁昶）《安般簃诗》中“题江子屏小像自注”云：“曾宾谷开校刻《全唐文》馆，吴山尊荐江先生入馆书云：无论郑堂经史之学，足备顾问，即下至吹竹弹棋，评骨董、品磁器，煎胡桃油、作鲜卑语，无不色色精妙，吴以娱贵人之耳目云云。然南城卒不见收录。时严铁桥亦不得入馆，负气去，撰全上古三代汉魏文抄，目录收罗极富，欲以压倒唐文馆，其兀傲之气，不可及也等语。证以严氏自序所云：“越在草茅，无能为役’二语，其说可信。”（上文引自近人叶景葵《卷庵剩稿》）据此亦可见实情。
　　至于这个狮子大开口、希望得到五百两银子的举子，可惜也没有达到目的，自然又不能明讲硬讨，因而怀怨在心，便有意赋诗讽刺，其诗中有两句道：
　　破格用人明主事，暮年行乐老臣心。
　　上一句讽刺曾宾谷能外放两淮盐运使，是乾隆破格用人，而实际是讽刺曾宾谷是因为逢迎和珅得进，被乾隆放了这么阔的官。下句讽刺他终日不管公事，只是在扬州题襟阁宴乐门客名士，诗酒取乐。而且把此诗有意散布到北京去，传到御史耳朵里，御史据此诗讽刺内容，上奏皇上。曾便因此得罪，不得已乞养还籍了。龚定庵诗是同情曾宾谷，谴责那位想打秋风，未达目的，因而作诗讽刺、使曾因之丢官的门下士的。结句用田横养士故事。反问句，意即门下客众多，未必个个都好，自有少数小人。而且这些名流名士，品格并不高。“牢盆狎客”，“牢盆”是煮盐灶户专用语。《史记·平准书》载：“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汉代煮盐之器，叫作牢盆。狎客意即狎玩不恭的帮闲者。《东京梦华录》：“妓女旧日多乘驴，宣、政间惟乘马，少年狎客往往随后。”此种帮闲，虽品格不高，但能处处合算。“团扇才人”，即团扇才子，即同样帮闲者，可据上游。“避席”是离席而起，意即躲开回避害怕。文字狱实际自乾隆四十六年博野尹嘉铨著书案，乾隆四十七年方国泰藏书案后，文网渐松，龚定庵时代，已经不再有什么文字狱，但曾宾谷却也因文字传播、御史据之上奏，也是因文字而丢官，自也可扯上文字狱。况曾又是乾隆时因权相和珅门下士而得进者，因而用文字狱典故最恰当。这里下句“著书都为稻粱谋”，便是带有贬意的句子了。因为照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主张，人品道德第一位，功勋事业第二位，学术著述第三位。
　　著述原是为了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以垂久远的，如果著书只为打打秋风，骗点银子，同求田问舍一样，那便是没有出息的俗人所干的，不值一提了。
　　龚对当时以自己刊刻的诗文稿奔走于盐官、盐商门下打秋风博得几百两赠仪的人看不起，更指出陷害曾宾谷丢官的这位只想得五百两赠仪的作者没出息，故以“著书都为稻粱谋”贬之。这是龚诗的原意。但孤立地引用这一联诗，却又完全是颇有感慨的正面意思了。过去我也在不少文字中引用过这两句诗，而且把“都”字错记为“常”字。这就完全是由于自己的情况来引用古人的诗句，对于原作者来说，颇有一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味道。但从这些年“爬格子”的感受来说，却是老老实实的经验之谈。但时至今日，感到这也很困难了。因此又改了一字，以“著书难为稻粱谋”作为这小文的题目了。
　　这两句诗，断章取义，在近几十年中，对于一些摇笔杆爬格子换点稿费以补贴生活的人说来，从正面领会其意思，感受也是很深的。前一句是谈虎色变的惊恐，后一句是夫子自道的坦荡。“卖画钱来付酒家”，卖文钱来下小馆，不是很潇洒吗？
　　清代早期有句口语道：“北人作官娶小，南人作官刊稿。”那时虽然也有《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那样靠为书坊选闱墨写书评换润笔银子过活的人，但并不多。大多知识分子，靠科举得中作官，少数跟官作幕，即师爷，小的跟县官，大的跟巡抚、总督。最不济的是作教书先生。这其中有极少数的、作各地书院山长的，那是真有些学问的，如俞曲园，丢官后作了几十年山长；或画画、写字出名，靠卖画、卖字的，如不作官的郑板桥，靠大官扬名的邓石如，卖画、卖字，收入都很可观。出了名的学士文人，给人写篇碑文、寿文，可得数十两、上百两的润笔；或者出名学人，刻出不少专著，版子放在自己家中，刷印一批，卖出去，也可得赢利，有的甚至走上出版商的道路。
　　这也是以赢利为目的，赚钱养家，可以说是作“稻粱谋”了。但更多著书刻书，是作了官有了钱为了自己爱好的学术，或为了名，自己花钱或在朋友帮助下刻书，或等身著述，生前未刻，去世后由后人或弟子刊刻。纵观清代学人历史，这种具体例子是很多的，在此不必一一赘举。我最近出版了一本书：《水流云在杂稿》，是我八十年代前中期文史杂著长稿的汇编，现在出书不易，我这本五百多页的书拖了五六年居然出版了，自然十分可喜，然而也颇多感慨，因而忽然想起了龚定庵这两句诗，啰嗦了半天，实际也还未说到正文呢。我的正文是时至今日，著书为稻粱谋也实在不易，因而又将“都”字改为“难”字，就是题目所写“著书难为稻粱谋”了。
　　我这本《水流云在杂稿》大三十二开，纸很薄，印得也过得去，前面有一页题辞胶版，五百页出头，定价十二元。照同样页数开本的书比较，八十年代初定价一般二元左右，如八二年出版的《琉璃厂小志》，直行繁体，五二四页，只售二元，八十年中略有提高，我的《燕京乡土记》，八六年出版，前面有八页插图，排五百零八页，纸较好，定价三元四角五分。我的《红楼风俗谭》，前面三个胶版插页，排四百七十五页，定价三元七角五分。这样今年出版的《水流云在杂稿》定价，较之八十年代初加六倍，较之八十年中后期，增加三至四倍。比之其他物品，如面包，过去三角者，现均二元多，涨七倍；米现七八角，涨四倍；鱼虾青菜等，均涨十数倍至数十倍。大学生旧时十三元五一月的伙食，现在最少要一百二三十元，正好涨十倍……和这些生活最必需的“吃饭”费用比较，那书价的涨幅还是比较小的了。与书价相应的稿费呢？正像与伙食费用相应的工资，那就真是小巫见大巫，不成比例，微乎其微了。这是谁造成的呢？有一个怪物在作祟，那就是“通货膨胀”。
　　小时老师常告诉一句成语：“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劳动与工薪，本来应是等价交换的。在社会主义低工资制度的前题下，应是劳动与工薪加福利的等价平衡，本能维持相应的生活水准。但在不断通货膨胀的影响下，这种相应的平衡不断被打破，这样在四周均增涨数倍、数十倍的包围中，不涨就落，现在爬格子的人，那真是一落千丈，大降行市了。
　　靠稿费维持生活，在中国近百年中，大概是很不易的。所以我说“著书难为稻粱谋”。一般说来，在金融稳定、货币不贬值时，如是名家，一般还可以。如二三十年代的一些作家们，不要说大家如鲁迅先生，即二三流的小文人，写点东西，换点稿费，也近可以赖以为生，或大大补贴家用。因为那时东西便宜。稿费虽不太高，比之物价，却还是有点分量的。鲁迅《且介亭杂文》中《病后杂谈》中有段牢骚话，不妨抄来看看：近来的文稿又不值钱，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因为虽学陶渊明的雅人的稿子，现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罢，但标点、洋文、空白除外，那么，单单为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译作净五万三千二百字。吃饭呢？要另外想法子生发……
　　这是因讽刺学雅人，引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改为“悠然见烟囱”、“见洋房”而想起的妙文，这且不去管它，只说这“千字三大元”吧，鲁迅这篇文章写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查《鲁迅日记》，本月一日记云：“装火炉，用泉五。”另由十一月三十日到十二月三十日，鲁迅共收李小峰送来版税三百元，吴朗西交来版税五十元，又稿费十元。鲁迅先生文坛泰斗，自然月入甚丰，不能与一般爬格子的小青年相比。但有五元，一两千字的稿费，便也能装火炉，自然包括洋铁皮烟囱人工在内，便可解决一冬天取暖了。卖文钱来付酒家，爬格子的年青朋友，有两三元稿费，便可约二三知己，到大马路新雅、大三元等店潇洒走一回，吃个酒足饭饱，还可以剩余回家黄包车钱。要交一般伙食费，足够半个月咬谷了。现在法定稿酬，高标准千字三十元，如何够半个月的伙食费？这种差距如何想象呢？何况书稿还难得到千字三十元。去年我和中华书局签订的《文化古城旧事》合同，也还是书局朋友照顾，每千字二十五元，如与八十年代初物价指数统差上涨十倍计算，则只不过二元五角千字。真是一涨一落，大差行市了。
　　五十年代中期，写稿写书的收入很可以。当时除工薪而外，其他想再赚点钱，补贴生活，只有写点东西。换点稿费是合法的，不过也要秘密一些，免得同事间都知道，产生嫉妒，造成不良影响，或者单位头头找你麻烦，自然他们也会给你记账，秋后再算。但是一时还是可以的。我工资低、负担重，当时和妻子二人除负担上海家中生活，还要负担北京父亲弟弟和杭州岳母的生活，几乎等于两个人挑三份家庭担子，工薪较紧，便爬格子填报屁股换稿费补贴家用，为两家报纸写杂文和时事旧诗，杂文每一两篇换个笔名，每篇千字左右，二十元。时事旧诗十元一首，两首一发，也是二十元。每月发稿五六次，便百余元，手头便富裕矣。淮海路复兴饭店法式公司菜，奶油鸡茸浓湯，荷兰牛肉配土豆泥，面包黄油咖啡，只一元一客，千字杂文，可吃二十客公司大菜，所以同朋友下小馆、吃便饭，真是小事一桩。平生不喝酒，从前吸烟，后来烟也不吸，只是爱约二三朋友，作个小东，吃吃小馆，或中或西，边吃边聊，真是人生至乐，比吃整桌酒席还有趣得多。但时至今日，这点小乐，对穷教授及爬格子的朋友来说，亦如羲皇以上，渺不可追矣。
　　记得正当丁玲提倡“一本书主义”的时候，有朋友劝我不要写这些杂七杂八的短文，先要集中精力，写两本书，我虽知他言之有理，努力一点，也可作到，但已经历了解放之初几次大运动，君子怀德，小人怀刑，哪里敢作写书的匪夷之思呢？多换两个笔名，写小稿骗点稿费，隐姓埋名为生活作稻粱谋而已。“避席畏闻文字狱”，嘴里虽不敢说，心里可总想着这两句诗。
　　五十年代后，六十年初期，稿费就降低百分之五十左右，但那时物资虽缺乏，物价尚低廉，而六三年之后，物资也丰富了，因而每月发个六七篇短文，也还可对付百八十元，亦可补助家用，维持生活了。可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好景不长，爬格子的人便都成了“牛鬼蛇神”。我呢？二百多篇毒文，自然是许多罪状中的一条大罪了。
　　打倒“四人帮”，寰宇一新，人心大畅，改革开放政策，不惟国家煎途有望，且文人亦得重操旧业，连我居然也可以写起书来了。不过在文网宽舒的同时，极“左”的余寒犹在，就以最初恢复稿费为例吧，所订标准也极低廉，与五十年代中期远远不能相比，但却规定交所得税。七九、八零之间，为一家新闻社写专栏外稿，每篇九百字，月供稿二十篇，开始每篇六元，不久每篇八元，十分固定。一九八二年我出版《鲁迅与北京风土》一书，以千字十元计酬。当时物价和眼下相比，差距最少八至十倍。当时稿酬本不高，现在来说这个，那自然就更低，真是应了《水浒传》里的一句话“可怜见的”了。鲁迅先生如果地下有知，在感慨“三大元”之余，又当如何着笔呢？
　　不止此也，还有奇怪的呢？我自十七岁开始写“豆腐干”文章，半个多世纪，断断续续，总是月底或月初结算稿费，按时寄来，已成惯例。本来嘛，按时发薪，欠债如期还钱，于情于法，都是应该的，可是自近四五年以来，不少大小报刊，都像得了传染病一样，一边盖大楼，一边却要拖欠稿费，不过三个月不寄来，似乎有意和这群爬格子填报屁股的可怜虫打哈哈。自然这还是好的，早晚还要给你，如再遇到经手朋友寄稿费时故意写错地址，北京寄上海、杨浦寄黄浦，邮局送不到，原单退回，他便取出笑纳了。写短稿人，如发稿量大，谁还记得住这些？
　　改革开放，出版业要搞活，写稿人有时又变成港、台书商的廉价劳动力。
　　大陆出版社的无价创汇人。比如某社出版你一本书，以千字二十多元的稿费便买了你的版权，书出版后再卖给台湾、香港出版商重印在大陆以外地区发行，港台出价高，按书价百分之六至十版税计算，一般以三千册算，便可得不少外汇版税，出版社再给作者以部分人民币稿费。这样作者似乎得到双份稿费，而出版社得到更多的外汇，等于分文未付稿酬，且多赚了一笔外汇。
　　写稿人等于出版社养的奶牛，或者鱼鹰了。当年给鲁迅送版税的李小峰没有这套本领。时代在前进，出版商的本事也越来越大了。自然写稿人太穷，也不能和外国出版人、港台出版人自由地交涉谈判，只能为其利用了。
　　日本某些出版商也同样利用写书的中国劳动力为他们赚钱。几年前东方书店翻译出版我的《鲁迅与北京风土》，日译书名《北京の风物（民国初期）》，我曾为之写了新序，提供了百余条注释。出版后东方书店很客气，又付了部分稿酬，又送了十五本书（原出版社只给了我六本）。以后我又要过书，也如期寄来，我也很感谢。前两年横滨大学名誉教授波多野太郎博士翻译我的《燕京乡土记》，我很高兴，也完全相信译者，也为日译本写了新序，也根据来信所询，答复了上百条疑问，信件往返，航空挂号，邮费也用了不少。
　　原想一定和东方书店一样，书出版后，自然要又送书，又付稿酬，谁想书去年出版了，只寄来了两本，其他什么也没有，真是大出意外。写信去问，说是“小本生意”，含糊其辞地和稀泥。但每册书定价三千零九十日元，除去九十元税，以每册三千元计，一刷印三千本计，便是九百万日元，毛利打个折扣，百分之三十也有二百七十万，印着原作者姓名，却说是“小本生意”，不付稿费，丝毫不感到难为情，你又拿他如何呢？”著书难为稻粱谋”，也只能感慨系之了。

　　虫中丑类与书

　　前年写了一本小书《草木虫鱼》，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后，香港、台北商务印书馆又将此书改名《草木虫鱼世界》，在两地同时出版，而且是比大三十二开还大一些的开本，插图很多，印刷精美，在我所出版的书中，可以说是最漂亮的一种。一本不起眼的小书，居然三地同时出版，自感也有点飘飘然了。不过，且慢：也有不尽如人意处。此书原是在总题目下，随意拟题写的，反正是“草木虫鱼”的大范围，想到什么便写什么，如其中的虫吧，便把几十年苦难生活中的虫儿们都想起来了，其中不少都是很讨厌的害虫，如苍蝇、蚊子之类。但交稿后编辑先生定稿时，说是这本书名之曰“养殖文化”，因此所写害虫不能过多，便把苍蝇、虱子编入书中，而把“蚊子”、“蟑螂”、“臭虫”剔除了，同时信中说：谁养殖这些丑类呢？这就像女娲炼石补天，被遗弃在大荒山下的石头一样。“苍蝇”、“虱子”便荣登著录，远航港、台；而“蚊子”等便弃诸字纸簏中。同是“虫中丑类”，又何幸与不幸遭遇如此之不同乎？偶翻书时，于乱纸堆中发现这三篇弃稿，忽思“虫中丑类”，也不失为一个好题目，且与书有缘，遂冠以《虫中丑类与书》为总题，前后加个引言和结束语，找机会使它们见见世面，依次排列如下：
　　蚊子
　　古代作大官的人，不如现代的享福，因为那时科学不发达，某些现代化高级条件无法办到。比如说防止蚊子吧，就很困难。挂一顶高级绣花帐子，如贾探春秋爽斋挂的双面绣草虫花卉罗帐，也只能说晚间睡眠对蚊子不咬，如在灯下作点什么，甚至白天，蚊子还是要叮的。过去，北京人习惯夏天糊纱窗、糊冷布，又挂竹帘子，因为并不十分潮湿，如果干净一些，基本上可以做到夏天无蚊子。《红楼梦》第三十六回描写怡红院夏景，宝钗见袭人身旁放着一柄白犀麈尾笑道：“你也过于小心了，这个屋子里哪里还有苍蝇蚊子？还拿蝇帚子赶什么？”后来袭人才说从纱窗窗眼里钻进一种小虫等等。
　　由此证明，怡红院中只有不知名的咬人小虫，却是没有苍蝇蚊子的。不过这个在北京办得到，在南方就十分困难。南方老式房子，一般不糊顶篷，大而且高，天气热，冬天也开窗，夏天更是大开窗。如苏州各名园房屋，大都如此。这样夏天晚间，黑糊糊的，就全是蚊子打转的市面了。如果说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的化身，那他祖父曹寅在金陵织造衙门中，却没有怡红院的条件，照样要被蚊子叮。何以见得呢？《楝亭诗钞》卷四有题为《蚊》的五律云：豹脚潜无迹，还如鬼啖家，孤飞长喋血，老喙漫生花。草壤随方聚，芬烟薄市斜。蹒跚笑蝙蝠，昏黑绕檐牙。
　　曹寅假如生活在今天，一定长年住在有空调的高级房间中，外面的花园，一定也早晚随时喷洒进口除虫药水，不会有半个蚊子的。但他没有被蚊子咬的生活体会，也就不会写出这样的蚊子诗了。在这点上，古代的大官似乎更接近劳苦大众。“芬烟薄市斜”，很快让我想起多少年前，除“四毒”时满街燃烧“六六六”粉乌烟瘴气的味道。而“笑蝙蝠”的句子，又使人想起韩愈名句“黄昏到寺蝙蝠飞”的情景，以及江南大房子夏天黄昏时，檐间蚊子打圈，蝙蝠飞来飞去穿梭般吃蚊子的画面。静中闲趣，可以感悟到人生。诗虽不是顶好，但也都是经验之谈，说明他是被蚊子咬过的。
　　写蚊子的名篇很多，如宋代范石湖说有《嘲蚊诗四十韵》，写得比曹寅好了，可惜诗太长，未便全引，略择几句吧：……俄为殷雷哄，遂作密霰集。口衔钢针锋，力洞衲衣袭。啾声先计议，着肉便嘘吸。立豹犹未定，卓锥已深入。血随咕嘬升，势甚辘轳汲。沉酣尻益高，饱满腹渐急。晶晶紫蟹眼，滴滴红饭粒。……
　　前诗“豹脚”、此诗“立豹”，均形容蚊之后腿如豹，长而细。以豹喻蚊，也是中国文人习惯用法。此诗描写蚊子叮人，形象逼真，极为传神。正是习惯江南农村生活的诗人，才能写出这样长篇大论的咏蚊诗。
　　在今天一般都市人生活中的害虫，如虱子、臭虫等，则在几十年、二三十年前都已消灭了。目前上海人感到困扰的仍是蚊子、蟑螂、苍蝇等等。因而天气还未热，电视上就出现外商在作广告了：“蟑螂死光光！”、“蚊子死光光！”如此咒蟑螂、蚊子之速死，大有不共戴天之意。广告也要人理解：第一告诉你家中还有蟑螂、蚊子；纵使不多，也还有。所以希望它们“死光光”。第二也说明这些杀虫剂力量大概还是很有限，不然左一个“死光光”，右一个“死光光”，既然死光光了，谁还再来买呢？
　　说实在，久住江南的人，对蚊子叮总有些经验，不怕夜间，只怕白天，我最怕白天正在写东西，不知那里飞来一只花蚊子，落在你腿上，闷声不响，就是一口，等你一有感觉，微微一动，它便飞了。接着你腿上便是一个大包，奇痒难熬，又是万金油，又是花露水，起码半天时间才会消失。至于晚上，则有趣得多，洗完澡，不开灯躺在凉席上。这时偶然有一个蚊子飞来，十分有礼貌，老远便嗡嗡地告诉你了。这时静中等待，听音响方向，暗藏杀机，作好准备——说时迟，那时快，啪嗒一声，嗡声寂然，开灯一看，丑类在你掌中已粉身碎骨，鲜血淋漓了。而那鲜红的血，常常还是你自己的血，而蚊子是只吮血不出血的。
　　蟑螂
　　人的胆量有时很奇怪，很大的人有时会怕一个很小的昆虫，比如有的人最怕毛毛虫。我年青时就常捉一个小毛毛虫吓唬一位要好的女同学，吓得她一边逃，一边笑着骂“缺德”。而我呢？在上海几十年中，最怕捉蟑螂。看见蟑螂，不敢用手拍它，常常眼看着它很快就逃走了。我青少年时代，都是生长在北京的、北京过去没有蟑螂，初到江南生活，看到这个怪物，就感到十分可怕，恐惧的心理状态，一直持续到现在。前几年常回北京，一次在一座大楼的亲戚家中吃饭，说起蟑螂，他们说北京现在也有了，据说是上海带去的。上海人去北京工作的不少，搬家时把上海家中家具都带到北京，多年旧家具，在缝隙中，常常藏有蟑螂卵，到了首都，气候一暖，破卵而出，这样北京的蟑螂也就繁殖开了。
　　正像有人说“美国月亮比中国圆”一样，据说蟑螂外国也是有的。这个“据说”我也是十分相信的。因为我知道有时十分干净、高级的地方，也会有蟑螂乱跑。八九年前一个冬天，在上海一家高级宾馆中住了几天，夜间暖气很热，半夜迷迷糊糊起来上厕所，顺手一开电灯，耀眼的灯光照在乳白色瓷砖和大理石上，忽然惊动了十来只巨型蟑螂惊慌地在洗脸台及瓷砖上乱爬，沙沙有声，一下子把我吓傻了，解手也忘了，不知如何是好……自然，这些四散逃窜的虫中丑类，也是惊惶失措了——这正应了吾乡俗谚所说，“麻秸杆儿打狼——两头害怕”了。
　　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些高级宾馆中，一年温暖如春，而且食物营养丰富，是蟑螂最好的饲养场。据说这些大蟑螂品种，是加拿大的，随着外国客人的行李箱把虫卵带入而孳生的……虽是闻所未闻的奇闻，却是言之成理的事实。
　　按蟑螂的蟑字是俗字，辞书上没有，正名是“蜚蠊”。旧版《辞海》注云：“动物名”，并注有拉丁文国际学术名，这里就不引了。下面详注说：“亦作飞蠊，一名■蜰，一名蟑螂，属昆虫类直翅类，体形椭圆而扁，长寸许，色黄褐，有光泽，头部小，触角颇长，如鞭状，翅为模质，前翅小，后翅大而阔。脚扁平，行走迅速，多栖庖厨之暗处，入夜则出而觅食。触之有一种臭气。”按这就是蟑螂的尊容，好像也并无难看之处，只是多了一点臭气。
　　臭虫
　　说到臭，虫中丑类，最讨厌的要算臭虫了。北方有的地方的人叫它“壁虱”。乾隆时汪启淑《水曹清暇录》载《燕台新月令》六月云：是月也：仪官浴象。象始交。果子干成。槟子香。海茄大于盆。蝎始孕。壁虱臭。桃奴出。闻观果解。
　　汪启淑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同时代，所记“月令”诸事，现代北京人，纵使老北京，也多已不懂了。但“壁虱臭”三字是懂的，即“臭虫臭”
　　是也。清初诗人查慎行，晚年因其弟文字狱的牵连，系北京刑部狱中，有描述当年监狱生活的五言绝句四十首。其中一首云：虫以臭得名，横行臭难掩，均为血肉害，虮虱当未减。
　　这就是大诗人笔下的臭虫。臭虫正名是床虱，又名荐虱、荐虱。日本文中名“南京虫”，多少有点侮辱“南京人”的意思，但过去各处臭虫也都有，倒不止南京一地，不知因何南京独蒙此恶名，未免有些不公。我最怕臭虫，记得五十年代中后期，家中人多，居住条件很差，每每为臭虫所困扰，三天两头要收拾房间，而地方小，又不能彻底清扫，经常用开水烫棕棚，都苦其不知藏在何处，只能“勤拿”，却无法断根。冬天还好办，臭虫怕冷、不繁殖、不活动，一到夏天，就发愁了。民间《九九消寒歌》道：……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才要放脚眠，壁虱蚊蝇出。
　　民间谚语道出了穷汉的苦恼，而臭虫则是专门吸穷汉血的。古代深宅大院，一般是没有臭虫的，高寒地区，也无臭虫，臭虫是要有一定温度才繁殖生长得快。北方有“高粱红，臭虫吃了人”的说法，即经过一夏繁殖，到秋天多得不得了。据记载，臭虫也是吻类昆虫的一种，形体圆扁，长约二毫米，色赤褐，头小，口吻适于吮吸。胸作凹形，短而阔，腹部扁平，分八环节，腹密布横皱，脚黄，三对……试看，这副尊容，也够怕人的。亏得它小，人还好对付它，如把它放大一百倍，或几十倍，那恐怕要变成为害更大的可怕怪物。当然，变大了，也就不容易藏身，人们也许更容易消灭它了。
　　“不能留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这是历史奸雄的名言。似乎在虫中也是如此。臭虫的特殊处，不只在于臭，而且繁殖奇快。据记载，雌虫每次产卵约五十个，每年产三四次，成长快，每年据说要传七代。寿命长，耐饥，不怕饿，绝食三四年也不会死。记得有一本笔记中记载：有的人家，破旧家具、棕棚等，丢置数年不用，缝隙中藏着的臭虫，状如薄纸，人们以为它死了，而放在人皮肤上，它马上便会吮吸人的血液，使人奇痒无比。有的书上还说：这种饿了多年、其薄如透明纸的臭虫，吮吸人的血，不但奇痒，而且有毒，可置人于死地。
　　北方还有一句谚语：“栈房的臭虫——吃客呢！”“客”读作“劫”音，是一句歇后语，说明老式不讲卫生的客栈，臭虫最多，咬得客人整夜不能睡眠，是十分可怕的。看同治时人吴焘《游蜀日记》，同治十三年由北京到成都途中所记，多次记到臭虫，如五月十七日记云：“至西安府……入城寓天福客栈……寓所房屋宏敞，唯暑气蒸灼，蜰虫尤多，竟夕不能成寝。”二十二日记云：“过马嵬三十里，为长宁镇，俗名东扶风，为武功县地。连日宿店荒陋，蜰虫之盛，南方所无，余每夜篝灯就寝，卧而复起者恒数次。”书中这种记载还很多，在此不多抄了，我最怕臭虫，择抄这些文字时，浑身还感到发痒，说来真是太可怕了。
　　但说也奇怪，有人不怕臭虫咬，或者说臭虫不咬他。我太太就是这样一位奇人。虽然她身体不好，五、六十年代就多病。但她不怕臭虫。记当时夏夜，床中偶有一二臭虫孳生，我便整夜难以睡稳，一夜不知起来几次，而她却呼呼酣眠，从未醒过。气得我叫醒她问她，她却睡眼惺忪地说：根本不咬！
　　翻个身，又睡着了。真没有办法！
　　结束语
　　虫中丑类，给人们生活以很大困扰。不过近几年寒舍随着居住条件的改善，以上三种害虫，臭虫早在二十年前就消灭了，蚊子近年也没有，只是蟑螂，每年夏天还发现一二次。读曲园老人《春在堂随笔》卷八，有一则专记此虫者，作个文抄公，引在下面，作为《虫中丑类与书》的结束语吧：夏夜每有虫行几案间，亦能飞，人习见之，不为异，呼其名，如曰“章郎”。不知是此二字否也？儿妇辈尝问余：“此虫有可考否？”余谓自注《尔雅》、《广雅》及《本草》者，从不言有章郎虫。惟乾隆时，钱唐赵学敏著《本草纲目拾遗》虫部有灶马，云俗呼赃郎，又作蟑螂，治疗疮及一切无名肿毒及小儿疳疾。《纲目》所谓“蜚蠊”也。因按《本草》陶注云：“形似麝虫，而轻小能飞，本在草中，八月九日知寒，多入人家屋里逃尔。有两三种，以作廉姜气者为真，南人亦啖之。”余谓此虫虽廉姜气，然实生屋壁间，不在草中，四月间即有，非至八九月畏寒始入室也。陶注所云未知是此虫否？苏恭注云：“此虫味辛辣而臭，汉中人食之，言下气，名曰石姜，一名卢蜰，一名负盘。”然则此虫即《尔雅》“蜚，■蜰”矣。郭璞注曰：“即负盘、臭虫。”邢昺疏曰：“蜚是臭恶之虫，害人之物。故《春秋左氏传》曰：有蜚不为灾，亦不书。”然则此虫，又即《春秋》“庄二十九年有蜚”之蜚矣。汉《五行志》引刘向说，以为蜚色青，近青眚。此虫之色不青，未必即《春秋》所书者。转展推求，究无确据。惟《广雅》有一说曰：“蜚蟅，蜚蠊也。”然则此虫，即《周礼》注所谓蟅也。《秋官·赤发氏》“凡隙屋除其狸虫。”注谓：“ ，肌蛷之属。”按肌蛷，盖即蠷螋，今所谓蓑衣虫也。 即此虫矣。此二虫皆藏匿墙壁内。赤发氏掌除墙屋，故主除之，亦可证其非生于草间也。蟑螂皆俗字，“赃郎”亦无义，殆即 字之合音。按《字典》 字有张略一音，今呼章郎者，即张略之转也。
　　为此一小虫，授引经史至数百言，老人多事，亦可笑矣。
　　博士卖驴，书券时连写三纸，尚未见驴字。读了曲园老人这段蟑螂考据文章，忽然想起这个有名的故事。读书人读书多了，越读越蠢的说法，或者是有一定道理的。考据了半天蟑螂，连蟑螂在碗橱后、灶边、饭桌下……等处产卵，江南村镇主妇人人皆知的事，也未说清。经学大师，岂不可笑乎？
　　“虫中丑类与书”之关系，恐怕也还是现代科学书能给人以具体知识，而情趣有时又要从中国老书中去找，这里二者合一就好了。

　　“书缘清话”八则

　　前言
　　佛家讲究“缘法”，意思是两个方面合得来，用文言说，是彼此相契。
　　也可以说是彼此投机，彼此暗合。这个如用在人际关系上，彼此相契就是指两个人投缘，这不是指利害关系的结合，而是指利害关系以外的情投意合。
　　在正常生活中，每个人总有几位投缘的知己，有的多些，有的少些。在此如把彼此投契的双方，一方是人，一方换作书，那么这“缘法”，也可以叫作“书缘”。
　　“书”是活人之外，有思想的物质之一，如果说广义的“书”，也可以包括一切读物，诸如报纸、杂志以及音像读物之类。菜是人种的，布是人织的……复杂的生活所需，说不完，道不尽，但都和书不同，“书”和“写书”的人，是始终联系在一起的，和读此书的人，也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吃饭、穿衣等等，似乎难说“饭缘”、“衣缘”……而书却不妨讲讲“书缘”。
　　“书缘”的范围很广，爱读书与不爱读书这是有缘与无缘。而遇到心爱的书与遇不到心爱的书也是有缘与无缘。偶然买到一本心爱的书，慕名已久的、苦心搜求的书……也是有缘，否则便是无缘。扩而大之：著书、编书的人，卖书的店，买书、借书的经过，丢书时的惋惜，烧书时的惶恐，抄家时为书籍的害怕，失而复得时的欣慰……凡此种种，似乎都有一种机缘存在，看似偶然，实是必然；看似必然，又是偶然。说也说不清，不妨都可说是“缘法”吧。
　　“亡书久似忆良朋”，这是唐人的诗句，虽然是一千来年前的人说的话，可还真像是今天人说的一样，因为我就常常有同样感觉，对丢失的书的思念，对闻名而未见面的书之憧憬，对偶然遇到的好书的惊喜，对朋友或自己将要出版的书的期待……凡此种种，无不有一点缘法在，因此就想起了“书缘”的话题，名之曰“书缘清话”。
　　与书为“缘”，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因书及人，因书及事……都可作为谈资，写成“清话”。自然这里没有热门话题，没有势利语言……当然也不敢自名“清高”。因为爬格子，如果登出来，多少还有几个稿费的。
　　旧时代有人写文不要稿费，名曰“却酬”，那才真叫“清高”呢！那是有钱人的“清高”。“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龚定庵诗尚这样说，何况我辈。身为教书匠，略博卖文钱，聊济清贫、清苦而已，岂有他哉！
　　一“世缘”和“书缘”
　　我的朋友陈从周教授，是古建筑、园林建筑专家，在中外学术界、社会上的知名度，虽不能说如雷贯耳，但也是相当大的了。最近又出版了一本随笔，名《世缘集》，因为我曾经给写了一篇序，所以样书一到就先送了我一本，我感到这也是缘分。世缘是个大范围，世缘之内又有不同种类，“酒逢知己千杯少”，是酒缘：“一见倾心”，是情缘；下海炒股票，一下子赚个百八十万，是财缘……知识分子，认识几个字，读书、看书、买书、借书、写书、送书，一天到晚和两本破书打交道，友谊建立在书籍的联系上，这就叫作“书缘”吧。
　　有人说：文人相轻，这虽是从古就有的话，却不尽然。因为不少文人的友谊、书的友谊还是十分纯真、深厚的。以书为缘，我与陈从周兄交上了朋友，我看过他不少书，他也看过我不少书，因书缘而互相了解，用俗话说，就是十分合得来，因而成了好朋友，又何相轻之有呢？他的《世缘集》要付梓了，让我写篇序。我在《序》中开头说：“写序说老实话，贵在相知。相知真、相知深，则序不作敷衍应酬话，不然纵使是超级名人，也很难说出真切的话来。从周兄让我给他的第五本散文集写篇序，自然不是因为我是什么名人，而是知道我对他知道得较深，较真，不会在序中作敷衍应酬话，而能说几句普普通通的诚恳话，我想这是他找我写序的主要原因。”中间另一段说：“他写文章，是余事，又是正事。他的散文，有才情，有文采，更重要的是有感情，有真实的喜怒哀乐。诗言志，歌咏言，如果说写文章有载道派，有言志派，那么他的文章是言志派的。即心中的真实感情，喜怒哀乐，激动着他想用文字表达出来，所以他的文章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编出来、抄出来的。是随笔式的，不是说教式的、口号式的。是有感而发的，不是无病呻吟的、装腔作势的。我不知读过他多少篇随笔式的短文，感到有的像溪涧涓涓细流，有的像小池明澈的秋水，自然有的也像檐头淅沥的苦雨……这些都能湿润读者的心田。他不是江河，不是大海，我想他从来也不想做江河、大海。如果真从一滴水可以见到海洋的话，那他每一篇短文都是一滴水，是中国文化大海中的一滴水……”
　　现在《世缘集》已经出版了，这也可以说是许多滴水已经汇入今天中国文化的海洋中了。文化是一个极为广阔的概念，包罗的面原是十分广泛的。
　　而书是其中的核心。试想人类如果没有语言、文字、书，又如何谈文化呢？
　　书记录了文化、延续了文化、传播了文化、发达了文化。反之，没有书，就没有文化，没有文明，回到野蛮中去，回到洪荒中去，回到自然中去。有人也许这样主张，不过这是怪论。而彻底做到这点，自然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广大的人类，也还是热爱文化发展的，热爱书的。说的广泛一点，这是有世界意义的。随着科学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地球变小了，人类交流频繁了，东西方文化更加融汇了，因而书的交流也更加广泛了。用句老话说，应该广结“书缘”了。《世缘集》的出版又为广大的读者结上了“书缘”。
　　现在各地报纸都有“读书”副刊，提倡一点读书的风气，这是非常好的。
　　不可讳言，现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读书情况也好，图书市场也好，出版情况也好，不能令人满意的问题还是很多的。八十年代初期读书界活跃的气氛，目前似乎是消失了。但我想这是过渡时期的暂时现象。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经济分配的不合理状况逐步改善，社会心理状态的逐渐转变，读书的风气会进一步出现高潮，因为这是自发的，不是被动的、勉强的。要有有心人的提倡，广泛引导社会上的各种读书兴趣，换句话说，就是要广泛地以书为缘，广结“书缘”了。“世缘”中如“书缘”占了相当大的比重，那样文化不将要出现更高更新的高潮吗？
　　二《骆驼草》思旧
　　在学苑书店看了半天，只买了一本重印的《骆驼草》，花了四元五角，总算没有白逛，也十分值得欣慰了。
　　《骆驼草》是一种杂志的名字，创刊于一九三零年五月，停刊于同年十一月，是周刊，每期四开八版，共出了二十六期，它是著名的《语丝》迁到上海出版后，北大的一些学人在当时北平创办的类似《语丝》的一种散文随笔刊物。
　　“发刊词”中写道，“我们开张这个刊物，倒也没有什么新的旗鼓可以整得起来，反正一晌都是于有闲之晦，多少做点事儿……专门的学问这里没有，因为我们都不专，但社外的关于学术的来稿，本刊也愿为登载。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古懂，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如斯而已……”
　　从“发刊词”中，可以看出当年这个小小刊物的风格。
　　这已经是整整六十年前的刊物了，拿到手中，翻阅一下，充满了思旧之情。感谢翻印者，不然，这“花甲”之前的小刊物，又哪里能完完整整地随意翻阅呢？
　　刊名三字是沈尹默先生所写，下面两个竖栏，一印定价，一印地址。定价栏内印着：“每份本市铜元十枚，外埠连邮费三分，半年七角，全年一元四角。”对于花过“铜元”的人说来，只看这个定价，就能引起遐想。六十年前的北平铜元与银元比价，据资料是四一六枚比一，十枚铜元就是银元二分半。一张四开八版的小刊物每份卖二分半，比之今天刊物价格，好像是便宜，但十枚铜元当年足可买三枚鸡蛋，以实物折算，那就要贵多了。今天谁能买呢？
　　《骆驼草》影印本据一九八四年冯至先生的序写道：“一九三零年春，废名（冯文炳）跟我商量，想办一个小型周刊……九月十二日，我离开了北平，此后的几期，主要是废名独立支撑的。”这又使我思念起废名先生了。
　　余生也晚，废名先生办《骆驼草》时，我刚入小学读书，还没有本事读这个刊物，而在此十六年后，即一九四六年，我在松公府夹道北大文学院灰楼听先生讲课，这已是抗日战争的沧桑之后了。先生穿着瘦袖子管、领子上钉着三粒纽绊、十分乡气的竹布大褂，讲“孟子研究”、“翻译文学”等课程，湖北黄梅口音很重，木讷、认真，又十分和蔼……四十三年的情景，真是一一如在目前也。解放后，院系调整，先生去了吉林大学，就再未见过面，如今则早已是古人了。只能寄以“思旧”之情了。
　　三“四合院”奇缘
　　八年前应香港《大公报》唐琼先生之约，写了一些“四合院”短文。四年前《人民日报》姜德明兄建议我把这些短文编成一本书，书名叫《北京四合院》，除了我写的外，还编入一些别人写的、日本友人写的，合计也有二十来万字，并附了二十多幅插图和照片，自认为图文并茂，也还值得奉献给读者看看。交稿后不料受到出版业不景气的影响，全书未能出版，只出了一本小册子。原来说新华书店征订数不够，说明是没有人买。但是书运到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书市上，却被读者很快抢购一空。我托人带信到出版社找责编买三十本书，结果只买到十三本，据说社中只剩下十七本书，责编留下四本，其余全给我了。对此我真是不胜感谢。而同时又想：被新华书店认为是征订上不来、不惜撕毁发行合同的书，而在书市上却变成了香饽饽，被读者抢购一空，这又多么奇怪呢！在图书发行渠道上，在文化事业的发展上……
　　其作用是正数还是负数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说也罢——爬格子写本小书的营生，原是形同文丐，最没有出息的事，其被追求巨额利润的长官意志所冷落，本是自然的事。却想不到书市上被抢购一空，已是怪事了。而近日又遇到另一个奇缘，于是忍不住又想再说几句。
　　什么事呢？就是辗转由北京原出版社转来的一封寄自伦敦的信，原信共九大页，约九千字，写得十分工整。（信略）。
　　信中提了三十四道大题，其中又分若干小题，真是洋洋大观。我用了三天时间，写了十八页稿纸，详细地答复了这封信，难免感慨系之了。一是感慨这样的信，为什么是国外读者来的，而非国内读者来的。我写了十来本书，已出版的也有六七本，平时也收到一些读者来信，但像这样洋洋大观的长信，却只有两次：一次是《燕京乡土记》出版后，日本东京川濑正三先生的长信，附有上百个问题；另一封则是这封。他们读书热情、认真、细致、精审的精神，实在使我感动、敬佩。他们以专家的学识这样读我的书，提出这么多问题，实在是我的老师。遗憾的是这样的读者国内未遇到，自然难免寂寞之感了。二是感谢他订正了我书中的几处明显错误。限于篇幅，在此无法详说，“四合院奇缘”只说到这里吧！
　　四《曲园课孙草》
　　今年一月四日，是俞平伯老先生的九十大寿生日。为此我又想起一段书缘。
　　大约在近十年前，我常到福州路古籍书店楼上翻旧书，都是线装零本破书，一大堆一大堆地放在架上，书的下端都夹着一张单子，写明书名、价目等，我耐心地细心翻阅，遇到有意思的便抽出来，再仔细看看，可买的便买下来。有一次正翻着，忽然眼睛一亮，《曲园课草》的书名吸引住我，连忙抽出来，一看，上下两册，书还不算太破，标价只八角钱，我自然买下了。
　　我怎看到此书十分熟悉呢？因为在老开明书店出版的俞阶青先生《诗境浅说》一书的序言中看到过这书的名字，“序言”把阶青先生写《诗境浅说》教孙女学作旧诗，比之于曲园老人当年写《曲园课孙草》教阶青先生作八股文。
　　这是两本学作八股文的启蒙教材，前面印着“光绪十年刊于毘陵”，毘陵即常州，光绪十年是一八八四，距今只有一百零五年，从往昔的历史看，并不算长；而从现代的历史看，却是十分古老了。在今人的感觉中，也许觉得这种书和古老的“四书”“五经”似乎是同时代的东西，其错觉之根源，就是—因我国封建社会，传统文化之漫长，变化缓慢；二因现代变化之迅速，差距太大了。
　　曲园老人在这本小书的序中说：“教初学作文，不外清、新二字……孙儿陛云年寖长矣，思教以为时文之法……因作此三十篇示之。光绪六年九月曲园叟识于右台仙馆”。平伯先生父亲阶青先生，名陛云，是曲园老人俞樾之孙。这两本小书，是曲园老为孙儿拟作的八股文范文，共三十篇。八股文题目全部要出“四书”中的句子，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句子。这三十篇短文，第一篇是《在亲民》，是《大学》开头的句子。
　　现在一般还知道“八股文”这个名称，这是因为有读过《反对党八股》一文的关系。但什么是真正的八股文，知道的就很少了。在此也不必多说。
　　我买这两本书，一因历史癖的好奇心，平时曾注意这个问题；二因知道书名，曾经憧憬过；三因俞先生的关系，而最终还有重要原因，就是便宜，只八角钱。
　　就这八角钱买的两本旧书，后来我送了俞平伯先生，成了一份十分“珍贵”的礼物。先是我买到这两册宝书后，写信告诉俞先生。他来信说，他小时作文时，已废八股，这部书也未收入曲园老人的《春在堂全书》中。俞老也未见过此书，让我回京时带去借给他看看。后来我送了老夫子。又为他捧着书照了一张像。先生收到照片后来信说：手书及见惠照片多幅，谢谢！读《课孙草》一张连结寒门四代，若非兄觅得故书，即无此照片矣。
　　试想：这八角钱代价的“书缘”多么可贵呢！
　　五精装·平装
　　“手倦抛书午梦长，此中与世暂相忘。”这样的读书之乐现在是很难享受到了。因为这书最好是线装本、大字、白连史纸，看起来实在舒服。退而求其次，薄薄的平装书，也还不错。米色道林纸固然好，一般白报纸也还可以。至于精装本，则无法享受这点东方式的读书之乐矣。鲁迅《病后杂谈》
　　中说：
　　但看洋装书要年富力强，正襟危坐，有严肃的态度。假若你躺着看，那就好像两只手捧着一块大砖头，不多工夫，就两臂酸麻，只好叹一口气了，将它放下。所以，我在叹气之后，就去寻线装书。
　　鲁迅先生是人，又爱读书，因此有真情实感。想来，这感觉有的人也是相通、相同的。自然，也有不同者，其一即是“正襟危坐，有严肃的态度”
　　的年富力强的读书人，其二即是“便于插架”大本大本插在架上，只看书脊梁的读书人……可惜我都不是。从年富而力不强的少年、青年时，就没有养成“正襟危坐”严肃的读书态度，从儿童时就是躺在被窝中，就着煤油灯光学会看《三国演义》的。因此几十年来，对于书不习惯正襟危坐严肃地看，而只习惯歪着、靠着、躺着随便地看。这是一点唯一的乐趣——也可说是享受吧。
　　插在书架上，只看书脊梁，尽管金碧辉煌，闪闪耀眼，而且可以插上几书架、书柜，有人来了，夸耀一番，你看我多有钱，多有学问。但是我没有这样的高贵习惯，看着书脊梁，总感到不满足，总想抽出来随便翻翻。前几年，承友人照顾，以内部价格买了四本影印《拍案惊奇》。四厚册精装，还有烫金字，插在架上，也还不错。但总想看看，或者摘录一些，写点什么。
　　躺着看自然不行，便坐在沙发上看，两手捧着，看不了十分、二十分钟，也便手酸眼花，头晕神倦，喟然而叹，将它放回原处矣。真纳闷，这样的书，又不是字典、词典，原是“闲”书，便于闲看也，为什么不把它分装成八册平装本呢？纵然贵些，我也情愿要平装本，不要这中看脊梁而不中看内容的“精”装本。何况价钱又贵，装又不是真“精”，纵使放在桌上看，不用手按住两边，它也会自动合拢来，这样看“闲书”，能“闲”得起来吗？
　　精装本还有更妙的呢，就是新印的《金瓶梅》，重磅道林纸精装两巨册，捧起来分量真不轻。自然也要正襟危坐地看。如果插架，也很漂亮，精印仕女工笔画的封面，出口国外，也可以换点外汇。我也得到了一套，则既无法随便翻翻，也不便插架，被一些朋友看见，纵不说老不正经，也要问长问短，只好牛皮纸包起来束之高阁了。
　　现在说到看书，自然是线装本买不到也买不起了。凡是为了看而不是供查阅的书，最好是装订成不薄不厚的平装本，看起来最方便，真正是为了给读者阅读的，而不是为了插架装门面，也不是只供读者查考的。在这点上，中华书局的标点本“二十四史”、《清史稿》最好。四十四万字的《胡适的日记》，分装上下二册也是十分有见地的。北京古籍出版社的《日下旧闻考》，能考虑到读者阅读，不装订成两本巨册精装，而装订成八册平装，也真是谢天谢地。这说明还是为真正的读书人着想的，不纯粹是为适应市场流行款式去赚钱。
　　台湾出的书看到的不多，但是其中远流出版社出版的书，却十分值得欣赏。其中《柏杨版资治通鉴》、《胡适作品集》、《大众心理学全集》等，都是三百页左右一册。先不说纸张、印刷多么精，就只这样不十分厚的平装分册，看起来就十分方便了。
　　平装也有薄厚之分，太厚了看起来就不方便，常翻而且容易散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前几年出版《艺风堂友朋书札》，分装二册。每册四十万字，看起来还可以。新出版《陈垣来往书信集》，六十多万字，八百多页一册，就感到太厚了。听说《说郛》出版了，很想买一套。一打听，是精装大本，便不想买了。因为这是随便阅读的书，而非查考的书，买了有什么用呢？唯一希望，就是阅读的书，多出些平装本，而且不要太厚，分装两册，不是一样可以卖贵些吗？
　　六爱看西山的老人
　　法国人文主义大师费朗索瓦·拉伯雷的名著《巨人传》的译者鲍文蔚教授以八十九岁高龄与世长辞了。不久前我收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治丧委员会寄来的讣告，我感到十分黯然。虽说高龄老人辞世，原是意料中的事，但噩耗传来，似乎有些突然了。
　　三月三十日，我在北京，当日晚间要乘车回沪。上午没有什么事，便到附近《光明日报》社去看望先生的女儿鲍晓娜，想问问先生近来的健康情况，不想电梯不开，我又怯于爬上几层楼梯，所以在楼下大厅迟疑了一会儿，怅然离去了。原想八月间还有可能去北京，到时再到外国语学院宿舍看看老人家。我是怀着这样的想法回到上海来的。一个星期后，突然接到老人去世的讣告，怎能不在感情上感到突然呢？
　　鲍文蔚仁丈是我的父辈，又是北大的老师，虽然不是一个系，却还是在一个学院、一个红楼中，几十年来，跳跃式的联系，老人是看着我由一个儿童、变成青年、又变成中老年人的。古人所谓“生死大矣”，在此老人突然辞世之际，回顾前尘，一一如在目前，因而感情上黯然神伤，不能自已了。
　　五十五年前，这个时候，我家住进当时北平西皇城根一所带有大花园的大房子中，这所大房子有许多大小院落，住着十来家人家。有四五家法国留学归来的学者，鲍先生是其中之一，就住在我家后院，当时在中法大学作教授，每天坐包月车去学校，出入总经过我家窗下。当时我还是个小学生，总爱出来看他上下车，穿着灰法兰绒西装，挟着皮包或一叠书走出来，我们喊他一声：“鲍先生！”他笑着摸摸我们这些孩子的头，上车走了。鲍师母有时从后院过来同我母亲说几句话，我在边上，留下美好的记忆。我母亲去世早，后来多少年中，我每遇到鲍师母，总想起自己的母亲。
　　多年来与先生的来往，不必一一细说了，只从十年浩劫之后的重逢说起吧。一九八一年我去北京东交民巷五号看望先生时，在热情寒暄、互说经历之后，很快说到《巨人传》的译稿事。先生二十年代前期在北京大学西洋文学系读书，当时正是北大的鼎盛时期，西洋文学系新旧人材济济，连学贯中西、以怪癖闻名的辜鸿铭先生也健在，其他如胡适之、周作人、林语堂、徐志摩、丁西林、徐耀辰、张凤举诸先生，更都是一代名师。文蔚先生正是在这些先生的熏陶之下完成学业的。北大毕业之后，又远赴法国巴黎留学，专门研究法国古典文学、欧洲近代文学。从三十年代初学成归国后，一直执教于北京、天津各大学，并于教学之余，从事学术研究及法国古典名著翻译工作。先生翻译的名著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拉伯雷的《巨人传》。
　　拉伯雷是法国十五六世纪（相当于我国明代嘉靖年间）的学者，其名著小说《巨人传》，反映了他顺应自然、享乐人生的感情，文笔极为诙谐流畅，是法国文艺复兴时代代表人物的代表作。文蔚先生用宋明话本的笔法以精辟的汉语翻译了这部名作，传神地表达了原作的神髓，又以流畅风趣的译笔吸引了中国读者。五十年代中叶第一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引起了翻译界的震动。当时法语翻译界，有著名的高名凯、傅雷、李健吾诸先生，各成流派。文蔚先生所译《巨人传》，又自成一派，引起读者的强烈兴趣。
　　但自第一卷出版后，后面各卷久无消息。重逢后，先生惆怅而惋惜地说第二卷已交稿，但被弄丢了。三卷译稿在抄家时被逼着当面用火烧了……现在想重新完成这一艰巨的工作，而自己又患青光眼，视力锐减，简直写不来字了。组织上给先生派了一位助手，想用先生口述，助手记录的办法抢救第二、三卷。但助手只懂法语，中文、文学的修养都不够，因而工作起来很难配合，重译二、三卷的工作进展很慢……最后我和先生相对叹息，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先生哲嗣鲍劲源只是学航空工程的，在上海工作，五年前先生与师母来上海暂住，我去看望。老人高兴地说：北京外国语学院又给分了新宿舍，楼上可以看西山，要回北京去住新房子了。并一再强调说：“我爱看西山！”
　　三月廿八日，我在北京遇上下大雪，坐地铁到公主坟下来，想望望西山，但是只见高楼，未见西山。那天先生还在人间，可能正以模糊的老眼望着西山吧！如今老人去了，还有谁执著地想着看西山呢？
　　七书与思绪
　　思绪常常像天际游云，既不能凝聚在一起，稀里哗啦下一场大雨，而又不肯全部消失，剩下一块明洁的天，如此则只能让它飘浮着，冉冉而生，悠悠而去，时隐时现，时大时小，无定无止……
　　现代科学技术，声音可以录音，形象动作可以录像，只是浮云般的思绪，虽然时时显示在大脑的屏幕上，却还不能测量纪录。如不有意去及时捕捉，则转瞬即逝，无法留下印痕。
　　如果定下心来，抓住一片，理出一端，越扯越长，如蚕抱茧，说不定也能写出一篇好文章——当然是自以为好——但劳人草草，世事纷繁，常常有心无力，或有力无时，一忙一乱，来不及理出头绪……这样，片片浮云便又轻轻飞了……远了……
　　为此深感可惜，下个决心，思绪一浮现，不管成文与否，便把它写下来——但又一想，不行，这多么危险！思绪纷杂，“赤橙黄绿青蓝紫”，一古脑儿写下来，这不就成了“意识流”了吗？那“黄”的该多么可怕呢？又怎能保险没有？
　　圣人教导：“三思而后行”，其实不用圣人教导，正常人的思维，总是大致如此的。经过这样一想，对了！把平时思绪中常常浮现的有关“书”的云片，记录下来，不是也很好吗？”思绪”就是这样随便写下来了。
　　俞平伯夫子有一次信中说：
　　……我近翻看三岁时所读《大学》，仍不大懂，虚度八十余年，诚可笑也。
　　这是老夫子一九八三年春间明信片中的话，年来无事时，每每忆及，酌酌滋味，感到既韻且噱，饶有哲学味。的确是此老学术境界中语，艺术境界中语……
　　我忽然想起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的话来，似是同一种感悟的语言……
　　我有同感，书——的确是难懂的玩艺儿，《大学》不大懂，“小学”恐怕也不见得就懂。
　　五十八年前上小学一年级，“国语”第一单元的课还清楚地记得：天亮了，弟弟妹妹快起来，起来看太阳。
　　当时我弟弟尚未出生，妹妹整天躺在摇篮里，还不会站，怎么能“起来”呢？而且起来为什么就要看太阳呢？……也还是不大懂。
　　“书不读秦汉以下，道常在有无之间。”
　　年来常常想到这两句话，似乎悟出一点道理，说是不大懂，但似乎又懂了一点点。
　　因为连想到现在人们常说的两句话：一是“从无到有”；二是“新生事物”。
　　先秦的书，两汉的书，大多不就是当时的“从无到有”的“新生事物”吗？
　　分一块根，可以长成树；采一朵花，却结不成果。
　　中国历史上历代读书人，均先从掌握这“从无到有”的“根”开始，在其时代的雨露滋润中，或更吸收异域的营养，舒枝吐叶，开花结果……如此承续中华文化之长河，长期流淌着源头的活水。
　　现在国际汉学界有新儒家的体系，美国哈佛大学华裔学者杜维明教授对记者说：目前在国内知识界中，对传统文化的肯定尚觉太少……云云。似乎说到一些现象的中心。但又想：开挖传统中的“无尽藏”，使传统文化发生创造转化，似乎还未到时候。
　　以“革命”自居者笑你落后，自命超前意识者又笑你陈腐……
　　读书为什么？为什么读书？
　　智力测验出这样的题目，会有数不清的答案。虽不能说人人不同，但大体会分出许多类的。不过可以肯定，不少人都会有答案。
　　我说不少人，就是不包括全部，也肯定有部分人回答不出这样的问题。
　　比如我就是回答不出这种问题的一个。
　　当然，硬要我作文章，这两个题目我还不致交白卷，都可以写出条理清楚、洋洋大观的文章。但这不一定就是我内心的真情实感。
　　我对这两个问题，或者说归为一个问题，感到迷惘……
　　读书、买书、借书、抄书、教书、编书、写书……几十年来，不但与书为缘，而且爱书若痴，却不能回答这两个问题，可怜亦复可笑。但这是没有用的读书人的老实话。
　　八情思存古调生活爱今天
　　编辑来信约我为《北京杂文·剪灯新话》写篇文章，阅后不禁哑然失笑。
　　忽然想起两句古诗，就是：“古调虽可爱，今人多不弹。”而且感到不只是“多不弹”，而是“不敢弹”、“不愿弹”——注意这话没有任何讽刺等言外之意，只是就“剪灯”二字发挥开来。试想，今日大家一般都点电灯，这“灯”如何剪呢？一剪岂不把电线剪断，轻则电线断路灯不亮，重则不当心会触电，造成人身事故，那还了得！因之“不敢弹”者，不敢“剪”也：“不愿弹”者，不愿“剪”也。
　　“剪灯”是古代点菜油灯或点蜡烛时的术语。点菜油灯，一个铜灯盏，等于一个小小的铜碟子，放在高高的灯台顶端，注入菜油或胡麻油、棉籽油均可，用棉花或灯蕊草作一根灯芯，浸在油中，拉出一点点，搭在灯盏边，用麻杆在灶头上点燃，再点着灯芯，灯便亮了。一小团磷火般的光芒，或昏黄，或青白，因用油不同，亮度不一样，光感也小有不同。自然，如要再亮些，可在一个灯盏中点两根灯芯，或像庙里一样，点粗灯芯，大油海，但那自然很浪费。《儒林外史》写严贡生哥哥临死伸着两根手指不肯咽气，不就因为灯盏里亮着两根灯芯吗？油灯盏的灯芯点的时间比较长了，那头头上便结了一小团黑的东西，就是化学元素碳，这样油便上不来，灯也就不亮了，便要把它用灯剪或烛剪剪掉，把灯芯拨一拨，使灯芯头再多露出一些，油又可充足地吸到点燃部分，灯便又亮了。所以叫“剪灯”。不过不剪也可以，只要油足，那一小团黑碳燃烧的温度高了，会“啪”地一爆，黑碳自动爆开，光忽地一闪，又亮了，这就是“灯花”、“烛花”。虽然“灯花”是喜事的吉兆，但是人们为了让小小的灯盏再亮一些，还是忘不了随时剪它。至于蜡烛，老式蜡更要随时剪“烛花”，不只是关系亮不亮，而是烛花爆裂，还容易引起火灾。所以过去点蜡烛多时，要专门派人剪烛花。《红楼梦》写清虚观打醮，剪烛花的小道士，无处躲藏，撞到凤姐怀里，被二奶奶无情地打了一耳光——这小道士真是冤哉枉也。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小扒拉子虽然做的是好事，但吃苦头的还免不了是他——此是闲话，放下且不要多说，还是说“剪灯”吧。
　　老实说，油灯的亮度是很有限的，纵然“剪灯”之后，可以亮一些，但也亮不了多少，真可以说是“一灯如豆”，形容得十分有趣。说与点电灯的人，是很难领会这“如豆”的形容之妙的。因为电灯纵然光再小，也很难产生如豆的实感。因为这样的绝妙好辞，原是从古代生活中得来的，现在如果再用，只是承袭古人陈言，能够理解还好，不然只是人云亦云了。
　　但是灯光虽小，情趣却是很好的。“青灯有味是儿时”，说的就是可剪的油灯盏，诗句该有多好！人对儿时童年生活的兴趣，不论古人今人，感情都是一样，都是回味无穷的。旧时私塾冬天读夜书，八、九、十来岁的小顽童，坐在各人书桌前，每人小书桌上一盏小油灯，一边咿呀哇呀乱读各人的书，一边互相作作鬼脸……到将来或是飞黄腾达或是穷愁潦倒时，对此都会产生温馨朦胧的回忆，所以叫“有味”。如果是雪亮的电灯，可能感觉就不同。此亦或是朦胧美乎？华灯照耀的豪华餐厅，却关了灯点着烛光用晚餐，其朦胧感或庶几近之，不过那情调、那“味儿”总是两样的了。
　　我岁数也忽忽不算小矣，但幼时也已过了点菜油灯读书、剪灯夜话的时代，在山乡读书时，家中点的都是煤油灯，而且是有玻璃罩子的，这种灯也不能“剪”，也不用“剪”了。因灯芯浸在油中，一头卡在灯口上，再加一小铜罩盖着，再用玻璃罩一罩，点燃便能完全充分烧油，发出亮光。这就比菜油灯亮多了。留在记忆中的已不是“剪灯”，而是每天要点灯时擦玻璃罩子了。用块软布，对着罩子先在一头哈口气，使它潮一些，伸手指按着软布在里面擦呀、擦呀……罩子雪亮，点燃后灯也雪亮。有自己的辛苦在里面，对着灯坐着，出出神，也是浮生片刻的安慰……但已无“剪灯”之趣了。由“剪灯”到“擦灯罩”，已是一个不小的变化。但这也是外洋来的，所以江南旧时叫洋油灯。庚子年，即本世纪第一年，闹义和团大反洋人，北京老百姓就把刚添置不久的煤油灯都扔了，砸了，害怕弄不好，要戴二毛子的帽子……但不久仍普遍点煤油灯了。不久那拉氏的颐和园装电灯了……历史总是在向前发展，古老的灯盏总不如电灯明亮，当穷乡僻壤的山汉，也梦想着“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时，这就又向前迈了一大步，与一日千里变化着的世界更接近了。
　　古老的“剪灯”，与耀眼的五彩最新电光源，差距那样大，却又是连接着的，这就是历史的长河，流速虽不同，却总不会停止。人为的疏导是有益的；人为的阻挠是徒劳的。现在偏远山村，可能还有点油灯的人家，唯一的希望，他们也早日点上电灯，正是：“情思存古调，生活爱今天！”改两句古诗，作为小文的结束语吧。
　　乙亥除夕日晨，通读《水流云在书话》三校样毕，已伏案十一日矣，昨日飞雪，今晨晴天，阳光明媚，水仙已谢矣，心情怡然，云乡顺笔志。

　　后记

　　为什么读书，读书为什么？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一两句话实在说不清楚。读《胡适的日记》手稿本，记他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六日在青年会讲演，讲题就是《为什么要读书？》他说了三点：一为要承受人类知识学问的遗产；二为读书而读书（致其知而无读）；三为解决困难，应付问题。胡先生说的这三点是不是概括了“为什么读书”这一问题？实在也很难说。细想想自己，为什么读书，两三句话也难说得清。大抵年龄、性格、环境各方面都有些关系。小时候受教育时期，读书总是被动的成分多，开始识字、读教科书，这同成人后读书自是两回事。成人后为生活而读书，学一技之长，以为谋生的本领，和为消遣岁月读书、感兴趣而读书又有所不同。人的知识是一点点学来的，学会看书，爱好看书，也是一点点地培养起来的。从我个人的感觉说：一要有看书的能力，二要有看书的兴趣。有看书能力的人，不一定有看书的兴趣。当然，我所说的叫看闲书，也可以说是闲看书。就是说既非有目的地要承受什么人类知识学问遗产，也非为解决什么困难，钻研什么问题。但也不是为读书而读书。因为这太广泛，任何学科都有书，书的文字不同，内容不同，深浅不一等等，为读书而读书……这书的概念太含混，几乎是不可能，也讲不通的。所以说为什么而读书，这个“为什么”，有时觉得根本不必要，读书就是读书，没有“为什么”或“不为什么”，起码在我这种人是这样的，青年时期，十分贪玩，但玩腻了或无钱玩时，总是找本书看看，得到最大的慰藉。做机关工作，有时一本书看得入神，忘了应办的公事，为此还挨过上级的申斥。中年教书、作牛鬼，有点空闲，总想找本书来看看。慢慢到了现在老大徒伤悲的时候，也没有想去伤悲，仍然天天想找本书看看……家中晚辈也好几个人，他们虽然没有什么学问，但也认识不少字，却成年累月，从来没有看书的习惯，我也很难理解他们。朋友当中也有不少年纪不小，学问很好，不但认识中国字，而且精通洋文、会说洋话的专门家，却也从来不见他们看书，我也感到很奇怪，不知他们无事时做些什么……所以“为什么读书”、“读书为什么”，在我仍是一个想不通的问题，只是天天总想找本书看看，没有书就觉得不自由，似乎是一种瘾一样……而且还不满足于读，开卷有得，便欣然想把它写下来，也想告诉同我一样有书瘾的朋友，日积月累，也写了不少，这样就编了这本《水流云在书话》，看完清样，要出版了，要写一篇后记，止不住又啰嗦了半天，这又是为什么……自己也感到有些好笑了。
　　所收文章都是近几年写的，大多先在中华书局《书品》、三联《读书》、《文汇读书周报》、《书城》等京沪刊物上刊出过，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篇六十年代发表在光明日报《东风》上的短文《画意·诗情·文理》，劫火之余，居然还没有丢，也能编入此书中，是十分可喜的了。
　　乙亥年除夕日上午看完清样，在最后顺手用红笔记道：“乙亥除夕日晨，通读《水流云在书话》三校样毕，已伏案十一日矣。昨日飞雪，今晨晴天，红日当窗，水仙已谢矣。心情怡然，云乡顺笔志。”本来这已完了，可是过了年，丙子正月初十，准备送还出版社，一看目录，尚少篇“后记”，便摊开纸就写。写了两页稿纸，翻到清样后面，看到这几句话，不禁哑然，这不就是简单的“后记”吗？又何必再写呢！但既然写了，也不便浪费，索性把这几句也引用进来，这就是二合一了。
　　云乡再记于延吉水流云在新屋晴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