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之归来去》　下　作者：黄裳

　　记巴金
　　一
　　1942 年的冬天，我和几个朋友离开上海到内地去。我的目的地是重庆，打算在那里继续读完没有结业的课程。在重庆，我没有朋友或亲属，对四川这个陌生而又亲切的省份则充满了迷惘的憧憬。我对四川的知识很大部分是从古书里得来的。例如唐代诗人李商隐美丽而不易捉摸的诗句。不用说，这是些距离现实十分辽远的古昔的影子。正如李商隐诗，“红楼隔雨相望冷”，当时在我心目里的四川，倒正像笼罩在如尘的雨幕后面的红楼吧。
　　在我的旅行包里藏着几封信，其中一封是一位中学里的老师写给我的。
　　收信人是他的一个住在重庆的弟弟，当时已经是著名的作家了的巴金。好几年前我已经在天津学校的宿舍里读过了巴金的名著《家》，从小说里认识了成都。比起唐代诗人来，小说的描写可要真实、生动得多了。它更接近于现实。更何况小说里还有着活生生的人物，他们和千万个读者一起欢笑，一起哭泣。他们是住在成都的，成都是四川的一个城市；而四川则是中国的一个省……
　　我的旅行包里藏着好几封介绍信，全是父亲的朋友写给他们的朋友的。
　　必要时我可能请求并获得他们的一些照拂……但其中我最珍重的是李林先生
　　写给我的信。和千万个青年读者一样，我非常希望看到自己所熟习、喜爱的作家。自然，当时完全没有想到，我会选择文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倒不是由于胆怯，当时多的是勇敢的狂想，其实是根本没有想到。
　　当我在重庆的扬子江上定居下来以后，就怀着激动的心情，跑到城里去找巴金。非常失望，他到桂林去了，没有遇见。在那一年苦闷、寂寞的日子里，我写了一些散文，记下了入蜀途中所看到的形形色色的风景、人物。1944年夏天，我离开了学校，来到桂林，准备到湘桂前线去。在来到桂林第一天的傍晚，我就到城里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去访问他，他又离开桂林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使我非常怅惘，今天我还记得一个人在斜风细雨中走过漓江江畔，在闪烁着微黄灯火的桂林街头徘徊的寂寞心情。
　　这以后我就到了印度。在那里我编定了我的第一个散文集子——《锦帆集》。我把这样一册幼稚的、薄薄的小册子寄给了巴金。这件事就足以说明我当时有着怎样的激情与勇气。我竟毫不惭愧地将一本年轻人的习作寄给了一位著名的作家并要求他为我找一个出版的机会。更出乎意料的是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回信很短，他告诉我已经把那本散文编入一个丛刊了。我在那封短信里没有发现一个前辈似乎应有的气派声口。这在当时甚至都使我感到有些失望。他那封装在重庆土纸印的信封里的信，我一直保存到今天。
　　我第一次看见巴金，是在1945 年秋天的重庆。抗战胜利使我失了“业”，从昆明回到重庆，依旧住在九龙坡学校的宿舍里，开始了一个真正的“作家”
　　的生活。那就是说，开始卖稿为生。我把一年多来看到的战争场面、人民的生活与苦难……用笔记录了下来。后来，我又成了一个记者。我到重庆市民国路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去看巴金。我在那座就轰炸后的断瓦颓垣改修的“大楼”的底层的书店办事处里看见了他。那一次见面好像并没有谈多少话。我自己说不出什么话来，同时发现巴金也并不是一个会滔滔不绝发表议论的人，甚至是一个拙于言辞的人。我向他表示了敬意和感谢。我请他到上海后问候李林先生，我只知道李林先生在生病，却料不到那时已经邻近他生命的结末了。我很快地就结束了这次“访问”，在我记者生涯的初期，这是一次真正的“失败”。最近我还遇到一位当时在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的朋友，她还提起她当时的印象，说我那种说不出话来的样子简直不像一个记者，更不符合从我的文字中所能引起的关于我的印象。我想她的记忆是真实的。
　　二
　　《家》是巴金四十七年前写成的，是他影响最大的一部长篇小说。《家》在去年印行了新版，作者在《后记》里说，“我的作品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任务，让读者忘记它们，可能更好一些。”我读到这里就立即在眼前浮现了一幕不易忘记的场景。去年冬天一个早晨，我走过上海老西门，发现马路上排着一条长长的队伍，队伍之头在新华书店门前，尾巴则看不见，已经伸展到中华路上去了。在上海，排成这样长的队伍是少见的。在书店关紧的铁门上面，攀附着一大群年轻人，看样子是中学生；队伍中间有男有女，有中年人也有老人，他们都安静地排着队。时间还早，离书店开始营业大约还有两小时光景。我猜不透今天书店有什么新书供应，就找一位老先生打听，他对我说：“听说今天书店里可能供应《家》。”我肃然了一下，就赶车去了。
　　我坐在车上想，巴金在《家》的后记里表示的愿望，可能是并不切合实际的。今天的读者，看来还不想忘记这部四十七年前出现的作品。
　　我最近又读过一次《家》，连同作者为作品写过的一些序跋。我思索着一个问题，作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力量。我觉得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应该留给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去解答，我自己只能思索一些比较浅显、更为实际的问题。譬如，作者在序跋文里反复声明，小说里只有两个真实的人物。可是四十多年来读者似乎都不大肯接受这样权威的解释，他们直到今天还在关心着小说里一些人物的命运。看来读者并不都是像“特种学者”那样有什么“历史癖”，他们对小说里人物的同情、关心，或厌恶、斥责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这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应该得到尊重。而且这正是说明作品力量的所在。
　　四十多年前我在中学里第一次读《家》的时候，也曾暗暗研究过我们的英文老师和觉民之间的关系，也想象过小说的作者与觉慧的关连。不用说，我当时并没有什么“历史癖”，也并无野心去写什么考证、索隐的论文，有的不过是一个年青人的好奇心。我也始终没有向我的老师探询过这样的问题，那原因也并非怕被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实在只是腼腆。我失悔当时没有向李林先生提出这个问题。我相信，我是不会受到斥责的，不，他不是那样的人。
　　今天，我倒想根据自己的回忆，说明小说所写并非真实人物的传记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最近我常常发现，我是只能研究这样浅显的道理的，而且觉得这是我的一种小小的进步。
　　我手边还保存着一册1934 年的《南开同学录》。这已经是历史文献了。
　　当年的老师有很大一部分已不在人间，同学也多半久已不通音讯。翻翻旧录，却能引起许多回忆，往往仍鲜明如昨日事。在“男中学部教员”里就有着这样的记载。“李尧林，四川成都，本校西楼，燕京大学毕业英文”。
　　这就是我的英文老师，冈查洛夫《悬崖》的译者，李林先生。
　　在我的记忆里留存的有关南开的种种，有许多是美丽的。离开南开以后，我也曾住过别的几处学校，对比之下，就使我更加觉得南开是值得怀念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南开是什么天堂似的所在，不，完全不是这样。但，我仍不能不说，南开是值得怀念的。
　　后来也曾在南开做过教员的何其芳先生，曾经在一篇散文里不指名地称这个学校为一座“制造中学生的工厂”。我没有听过其芳先生的课，但对他的诗与散文是非常佩服的。其芳先生的愤慨和对南开的指摘，也都值得认真考虑，但我仍觉得不能简单地接受他的那个结论。不用列举别的理由，在南开，曾经有过李林、何其芳这样的教员，就很可以说明南开的特点。更不必说这座“工厂”的大量产品中间，曾经有过许多出色的人物了。1951 年巴金从朝鲜前线回国休假，其芳先生在北京请巴金夫妇吃饭，我也被一起拉去。
　　本来想向他提出这个问题，终于因踌躇而不曾提出。其芳先生在经历了长期的磨难之后逝世，在这里我要表示一个曾经受过他影响的学生的敬意与悼念。
　　南开中学的教员也真是五花八门。有浑身卫道气息的老夫子；有刚从美国回来的教授太太；有才从大学出来、比大学生大不了几岁的不像教员的教员；有“从×××先生习武二十年”的武术家，自然还有必不可少的“辅导干事”。就是这样一些出身、教养、性情、作风都天差地远的人在南开独特的“教育方针”统摄之下工作，这是一个怎样复杂的矛盾集合体，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个教员群中，李林先生是个十分突出的人物。
　　在他的班上，有时课上了一半，他会突然宣布，全班排队到外面去活动。
　　具体的活动内容已经忘记了，大约是到墙子河边去散步吧，反正与英语无关是肯定的。他教英语，大不注意死板的文法，而着重阅读与朗诵，还有就是教我们唱英文歌，这可是经常的，每次上课都要唱。到今天我还记得一首歌的词句和唱法：
　　Row， row， row your boat， gently down the stream，merrily，merrily， merrily，life is but a dream.这大约是，我平生会唱的、得自恩师传授的唯一一首洋歌，儿歌。
　　这样的教授方法，在南开的主管人看来，大约总不免有些离经叛道，不过很奇怪，并没有听到他的饭碗曾受到过怎样的威胁，他在学生中间的威信倒是颇高的。他常和同学一起打篮球、打网球，有几个月还和同学一起在大饭堂里包饭，挤在八人一桌的枱面上用不够文雅的方式吃饭。当一本小小的文艺刊物《水星》在北平创刊时，学校校园里出现了一些征求订户的小纸条，下面写着“本校西楼”和他的签名。
　　回忆起来，早在中学时代我就有了买书的癖好了。学校外面有一家“会友书局”，专门经售文学读物和期刊。我是每天必去，而且总要抱两本回来的。不久，宿舍床头的木板架上，就排满了新书。记得有一天，李林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宿舍去，相当激动地问我，是不是买了不少新文学的书。然后就告诉我，一个姓傅的“辅导干事”当我们上课时去宿舍查了房间，翻检了我的书物，而且作为一种“危险情况”在教务会议上提出了。他说，他在会上和这种“荒谬绝伦”的意见激烈地争辩了一通，对这种侵犯学生自由的行为进行了抗议。他有些口吃了，说明他的激动还不曾平静下来，而且可以看出，他虽然勇敢地战斗了，但并未取得胜利。结局大约总是不了了之。他最后告诉我要小心一些。对他的警告，我当时是并不理解也不重视的，心想买两本书看有什么了不起，学校的图书馆里不是也添了过些书而且用硬纸板装了封面在出借吗？但对他的出面主持正义则是感谢的。觉得他和别的老师不大一样，他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
　　我回忆这些旧事，希望为读者理解《家》这本作品提供一些资料。当时也想说明，照我看，李林先生和《家》里的觉民实在并不是一个人，他比觉民还要更大胆、更活泼，对旧的传统有更多的叛逆性，他还会作出更多使读者精神一振的事来。
　　不知怎的，又想到了《红楼梦》。
　　关于《红楼梦》的争论，可谓多矣。而且不只过去争论得热闹，将来的争论肯定还会更加热闹。过去一段时期，人们正确地批判了一种荒唐的论点，那就是把曹雪芹当做太史公，把《红楼梦》当做由“宝玉列传”“林黛玉列传”……组成的《史记》。这是只有有着“历史癖”的特种学者才说得出的昏话，对这种昏话不加批判是不行的。不过事情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半路上有些论客出来打诨了，他们把本来是不错的意见一个劲地推、推、推……
　　终于推进了荒谬绝伦的所在。谁要是对曹雪芹的身世、经历，他所生活的时代、社会，作一些深入地研究，特别是与《经楼梦》做一些对比的研究，他们就气急败坏地喊道，“复辟了！这种复辟太典型了！”这些论客和“特种学者”实际并没有什么不同，花样尽管翻新，目的原是一样。把一部伟大的作品封闭起来，加以取消。不过如此而已。近六十年前，鲁迅先生在《中国
　　小说史略》中就对曹雪芹的创作《红楼梦》说过这样的话了：
　　“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
　　这是十分平实的说法，经六十年岁月的检验，已证明是非常正确的说法，特别是经过某些论客的疯狂践踏之后，回过头来看，更感到这种说法的可贵，因为它是实事求是的。
　　我并不想拿《家》和《红楼梦》对比，不过我觉得两者的产生过程确有某种程度的近似。巴金如果没有他最初十九年的生活，没有那些他所深爱、深知的亲人，没有使他坐卧不宁的激情，那么《家》的产生就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我经过思索以后得到的简单结论。至于小说家不是摄影师也不是太史公，则是属于常识范围里的事，这里可以节约加以论述的篇幅了。
　　不久以前巴金在闲谈中说起，他的大哥和三哥（李林）寄给他的信，他曾经保藏了多年，订成了厚厚几册的，十年前由他自己亲手毁掉了。他说，他是不想落到“四人帮”爪牙的手里，成为“展览”的资料。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直都在微笑着。这些信已经毁灭了，他们的影子却清晰地留在《家》里面。作品自有它的力量，它会生存下去的。不论是怎样的“英雄”，对此都将无能为力。
　　三
　　1956 年我到四川去旅行，过成都时曾去访问李家的旧宅。不记得那地方已经改为一个什么机关了，只在大门口张望了一下，远远地看了可能曾经是巴金的卧室和书房的屋子，就走开了。我没有走进去，没有去看花园，没有去凭吊鸣凤自沉的湖边“遗址”。这就证明我的“历史癖”并不太深，头脑也还比较清醒。不过我当时确是有着一种小小的计划，我想，如果要认真研究巴金和他的作品，不了解成都的种种是不行的。我在成都住了一个月。看了不少川戏，看了廖静秋的《归舟投江》，这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演员，当时已经身患不治之症，但仍严肃地坚持舞台工作。巴金很尊重她这种工作精神，他和几位四川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给“人大”写过一封信，提议给廖静秋拍一部舞台纪录片。信里有这样的话：“现代科学还不能保存她的生命，但是可以保存她的艺术。”后来她留下了一部纪录片。不久以后廖静秋逝世，巴金写过一篇纪念她的文章。从这件小事也可以看出巴金对川戏的感情。
　　在《家》里描写过五十年前川戏演员生活的一些小小侧面，在另外的文章里他还作过更详细些的说明，看来那时候四川演员的命运和《金台残泪记》这类作品里所描写的北京演员差不多。巴金对这些被侮辱与损害者是同情的。这一点，过去巴金的研究者似乎都没有加以注意，可能就是因为人们对这种社会现象缺乏必要的了解。不过1956 年的成都已经再也找不到这种历史残迹的余痕。访问老演员也很难获得这样的材料。我看过《打红台》后访问了著名演员面娃娃（彭海清），他谈了不少表演和川戏流派，使我增长了见识，但他并没有谈旧时代演员的生活，仿佛这一切都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在成都，唯一使我感到满意的是发现了一个别有风味的舞台，当时它还被使用作一个主要的营业性剧场。它是在一个旧宅的花园里，舞台不大，池座四周有朱红的游廊，外面就是花园，大约只能接待几百个观众，在这里我看了《抢伞》、《辩钗》……这些节目，感到环境和演出十分协调。我想《家》里描写的公馆里演戏那种场面，大抵就差不多是这样子。
　　巴金是很喜欢川戏的，川剧团旅行演出路过上海，总有些演员到他家去作客。不管是老演员还是年轻演员，都像熟人似的和他随便谈话。川戏在许多地方都赢得了不少热情的观众，其中不少还是狂热的爱好者。碰在一起就热烈地谈起来。在这种场合，巴金只是微笑地听着，把“内行评论家”让给旁人。他在《谈我的短篇小说》的末尾说：“我从小时候起就喜欢看戏。我喜欢的倒是一些地方戏的折子戏。我觉得它们都是很好的短篇小说。”他举了川戏《周仁耍路》的例子，作了分析，指出这完全是中国人的东西，从人民中间来的东西。他赞颂了我们深厚的传统。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给作家的哺育，而这也正是研究者往往忽略了的。
　　巴金有着非凡的记忆力。50 年代初，有一次饭后闲谈，他兴致很好，随口背诵了好多篇古诗，包括《长恨歌》、《琵琶行》这样的长篇。那时我正在起劲地买旧书，他托我顺便给他找一部旧版的唐诗选本。记得后来找来了一部《批点唐诗正声》，选本并不高明，不过是明万历刻，棉纸印的。巴金喜欢买书，但从不买线装古书，这部《唐诗正声》，大约在他的藏书里算是很别致的了。他还托我从相熟的旧书店里买过一整套《绣像小说》。《老残游记》就是最初在它上面发表的。此外还买过全套的林译小说……这些都是他年轻时熟习并喜爱过的读物。他摩挲着这些书时，表现了非常的喜悦。我记起他在《忆》里的一段文字。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晚上在清油灯下，跟着母亲读他自己手抄的词，这是个非常美丽动人的场景，它使我想起龚自珍的《三别好诗》和诗序。龚自珍说有三位文学成就并不太高的作者的作品，却是他一直深爱的，那原因，“以三者皆于慈母帐外灯前诵之，吴（梅村）诗出口授，故尤缠绵于心，吾方壮而独游，每一吟此，宛然幼小依膝下时。
　　吾知异日空山，有过吾门而闻且高歌、且悲啼，杂然交作，如高宫大角之声者，必是三物也”。龚自珍在这篇诗序里表现了他独有的文学特色之外，还表现了更重要，更真实的东西。
　　巴金的《家》里有两个真实的人物。一个是他的大哥，这是读者都知道的。还有一个呢？我问过他。他说：“是我的祖父。”
　　1956 年路过重庆。抽空到“米亭子”去了一次。抗战中这里曾是旧书店的集中地，此刻是冷落的多了。旧书店只剩下两三家，货色也少得多差得多。
　　我在散堆在门板上的烂书中间，无意中抽出了两本薄薄的诗集，是民国初年成都相当精致的小字刻本。我从书末校刊的后裔列名里发现了李林和巴金的名字。我知道这该是他的祖父的诗集了。带回上海，给巴金看了果然是的。
　　高老太爷和冯乐山这样的人物，在1956 年的成都，恐怕已经再也找不到一个标本。因此想领教一下他们的“风范”，是困难的。但我在成都市上还是买到了《诗婢家笺谱》，买到死去不久的赵尧生（熙）的诗集和木刻小本《情探》。此外，他们的遗迹在四川各地一些名胜所在的刻石上，还留存着不少。他们有着那个时代一切遗老的共性，同时也有他们地区性的个性。就是这样一些确实无疑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也还是复杂的，不像“四人帮”论客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赵尧生的写出了《情探》，就是一个例子。我没有用《焚香记》和《情探》比勘过。据说两者是大相径庭的。《情探》是鬼戏，是为江青之流所切齿痛恨的鬼戏。但自从三十二年前读了鲁迅先生的《女吊》一文以后，我就对诸如此类的一切高论产生了“免疫力”。无论“‘前进’的文学家和‘战斗’的勇士们”唱出了怎样慷慨激昂的高调，一概当做“呆鸟”的嘶鸣。现在看来，这种认识又十分不够了。他们哪里只是什么“呆鸟”而已呢？这又是我近来的一点小小的进步。
　　在我看来，《情探》里的焦桂英实在是一个带复仇性的、很美也很强的鬼魂。如果人们不是同情、反而责怪她，斥责她的斗争手段卑怯而不科学，那么，照我看来，简直就和手执核子武器，却在嘲笑第三世界人民手里的雕弓与匕首者异曲同工，实在已经大大高出“呆鸟”之上了。
　　为什么冯乐山，或至少是冯乐山的诗友会写出《情探》这样的作品来呢？
　　这就是使我感到问题并不那样单纯的因由。
　　1956 年在成都的日子里，我还访问过《死水微澜》的作者李劼人，访问过“商场”的旧址，设法吃了有代表性的川菜如“开水白菜”之类，在少城公园吃过茶……目的是想写一篇探索《家》的时代背景……那样的报道，可是这个题目非常困难，时间又迫促，终于不曾写成。
　　过去，我也曾和朋友合作，用这种不太聪明的方法研究过《红楼梦》，不料却成了“典型的复辟活动”、“繁琐考证”的标本。我一点不明白，为什么一碰上“考证”，江青、张春桥之流就像被掘了祖坟似的发狂、发怒、发抖呢？他们为什么疯狂地反对写真人真事的作品？似乎这些都是不可理解的。现在可是悟出一点奥妙来了。
　　鲁迅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描写过他婴儿时代曾经戴过的银饰，上面镶着尺、剪刀、算盘、天秤之类的小东西。这是被当做避邪的法宝的。为什么呢？
　　鲁迅解释道：“中国的邪鬼，是怕斩钉截铁，不能含糊的东西的。”对同样的事物，鲁迅对日本朋友增田涉也解释过：“总之，这些东西，都是为了弄清事物的。可见中国的邪鬼，非常害怕明确，喜欢含混。”考证这东西，终极目的也不过是为了弄清事物。邪鬼之见而生畏，因畏生恨，非灭此朝食不可，不是明明白白的了么？
　　鲁迅后来为了探究和好奇，从30 年代上海的银楼里买来了几乎一式一样的银饰，叹息道，“奇怪得很，半世纪有余了，邪鬼还是这样的性情，避邪还是这样的法宝。”现在是距离鲁迅发出这种慨叹又已过了半个世纪。中国的邪鬼的性情是否有了什么改变，也正难说得很。世间大约没有什么永久不变的事物，我想，至少比起它们的前辈来，今天的邪鬼已经变得更为伶俐，只是银饰式样的法宝，已经难以制服。但无论如何，斩钉截铁，决不含糊，这样的原则，在邪鬼不曾完全消灭之日，总还是适用的吧。
　　四
　　1946 年秋我从重庆回到上海，到霞飞坊（现在的淮海坊）五十九号去看巴金，这已经是李林先生逝世的半年以后了。巴金和萧珊就住在三楼李林住过的书房里，这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女儿——小林。现在是小林自己也有一个小女儿了。一次，我从一面走动一面讲话的小林的侧面，又看到了李林的瘦削、带了分明轮廓的深深小酒靥，我想，有些似乎已经永远失去了的东西，也还会在无意中出现……
　　霞飞坊的房子的开间不大，三楼临窗放着一只书桌，铁床放在后侧的角落里，其余的空隙全部被装玻璃橱门的书架占去。书架布置得曲曲折折，中间留有可以侧身走过的通路，就像苏州花园石假山中间的小径似的。书架里绝大部分是外文书。二楼的一间是朋友让出来的，是吃饭、会客的地方。
　　写完了《寒夜》以后，巴金没有再写新的长篇。这个时期除了翻译以外主要是作编辑工作，还有就是读书。客厅里客人来往不断，他有时陪客，有时就躲到三楼上去。有时来了客人，喊他下来，他就披着一件半旧的人字昵夹大衣，手里捧着一本书，眼镜推在额上，从楼梯上走下来。一面招呼，一面嘴里还咿唔地说着什么。自然，这时的来客一定是熟人。
　　这时他们的生活过得还算平静，经济来源似乎主要靠巴金在开明书店的版税收入，他的一些主要作品都交给了开明。在那些日子里，物价一天一个样子，甚至一天早晚也是不同的。书店的版税隔一段时间付一次，还是期票。
　　领取版税，买回生活资料，则是一场紧张的战斗。我曾经协助过萧珊进行过这样一次“战斗”。我们一早赶到书店，取到支票，立即赶到一个在银行里工作的诗人朋友那里去贴现。领到用线绳扎起的一捆捆污秽的“法币”，借了一个小口袋装了，又立即跳上三轮车。按照事先的计划，飞快地把这换成一些日用品，才长长吐一口气，安心了。整个过程只需要很少一点时间，但毫不夸张确是一场战斗。在当时以笔墨为生者中间，有进行这种战斗的幸福的人是不多的，不，应该说是绝无仅有的。
　　巴金是怎样工作的？我说不大清楚。他总是一个人躲在三楼的卧室里工作的，而且多半在夜里。他做有关编辑的一切工作，有时还看校样，连插图、装帧都要管。他有一本外国印的厚厚的讲装帧的书，里面收了许多文学书的封面、扉页……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化生活丛刊》的封面设计，就是从那里面取来的。他十分看重插图，有时为了一个译本要搜集两三种版本的不同插图。平明版的契诃夫短篇集的封面题字是捉住靳以挥毫的。巴尔扎克的几本小说的开本、装订，则是仿照了法国的出版物。自然并不是什么豪华版，但素朴、大方，自有风格，装订也认真。这套书后来重印时变成了硬纸面的“精装”，我看是反而“雅”得有些“俗”了。
　　巴金当了十几年编辑。他最早年编成的两套书是“文学丛刊”和“译文丛书”。“丛刊”一共出了十辑，鲁迅的《故事新编》就收在第一辑里：“丛书”的第一种也是鲁迅译的果戈理的《死魂灵》。这是这两套文学创作和翻译丛书的光荣。鲁迅先生用他晚年的最后两本书，支持了这两个新创办的丛书，这件事本身就带有一种传统、接班的意义。十多年前我在一次闲谈中问他，在他看来，中国的文学译本哪一种是最优秀的？他的回答是，《死魂灵》。
　　我是同意这个判断的。我说不出什么系统的翻译理论上的根据，但我相信，翻译果戈理，比鲁迅更出色的译者，恐怕是没有了。
　　九年前张春桥曾经对一些搞“调查报告”的人发过一通“指示”。张春桥对列宁的只从经济上划分阶级十分不满，他要“发展”列宁的理论，他主张要从政治标准的角度考虑问题。张春桥把一大群人都定为资产阶级之后说，巴金算什么阶级？这个人实际上是个资本家。张春桥举出的理由是巴金家里是大地主，而自己则开过书店。
　　张春桥的“指示”提醒我们，巴金在文学编辑、出版方面所作的工作，是引起了这个帮的密切注意的。
　　手头没有“文学丛刊”，也没有“译文丛书”，说不出真确的统计数字。
　　根据我的印象，这里出现的作者，已知名的和新人的比例至少是一半对一半，有时甚至是三与一之比。有许多有成就的作者，当他们在“丛刊”中露面时，都是不折不扣的新人。这样的编辑方针，怕不是一个精明的出版家所能同意的。巴金居然这样把书店开下来了，居然有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同时还涌现了一批优秀的作者。用张春桥的理论加以衡量，也可以算是一个奇迹。
　　写到这里，看到巴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纪念何其芳的文章，引起很多回忆。何其芳最早的一本诗与散文合集《画梦录》，就收在“文学丛刊”
　　第一辑里。《扇上的烟云》就是这个集子的代序。这是一本薄薄的集子，全书也不过只有几万字吧。作者当时还是“一个穿长袍的斯斯文文的大学生”。
　　今天的读者恐怕很难想象了，这样一本小书，在当时曾经引起过怎样的影响。
　　就在其芳先生称之为“制造中学生的工厂”的那所学校里，它引起了毫不夸张的一种震动。人们传说着，一颗文坛上的新的彗星出现了。不久以后，同学们又以怎样的热情迎来了这位年轻诗人作自己的先生。我没有被分在其芳先生的班上，没有听过他的讲义，但自《画梦录》出现以后，我就是他的一个忠实读者，而且在以后学习写作时，总是记着这样一位先生。他后来所写的一些散文，《呜咽的扬子江》那一套旅行记留给我的记忆尤深。这些文章都收在《还乡杂记》里，这本书最早的版本在封面上却大书着《还乡日记》。
　　这本书的样子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着，虽然书是早已失去了。
　　“文学丛刊”第一辑还给中国的读者和观众介绍了曹禺和他的《雷雨》。
　　这以后又在接下去的几辑里介绍了《日出》、《原野》、《北京人》……我从“南开同学录”里还查到曹禺的名字，他是1928 年的中学部第二十一次毕业生，还知道他有一个别号“小石”。
　　我手头没有“文学丛刊”，无法，但也没有必要提出更多的作家和作品了。当然不是说这里出现的都是“篇篇锦绣，字字珠玑”，但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的痕迹，却是张春桥之流无论如何也抹杀不掉的。
　　我看见过巴金那张不大的书桌，那上面堆放着怎样零乱的一大堆书报、原稿……但我没有看见过他在这张书桌上工作的情景。不过我知道，他把生命的多大一部分消耗在这里了。今天，巴金的头发已经完全白了。每次我看见他，看着他那满头的银发，总会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1962 年他的头发还是全黑的，使他的头发变白的，并不是四十年的工作，而是别的什么东西。
　　我知道，这里有着一部没有字、或还未写成字的书。最近我还听他说起要写这样一本小说，我知道他不是随便说的，他是会写出来的。
　　巴金和他的哥哥李林在性格上是很相近的。无论是谁，和他最初接触时产生的矜持，总会在短暂的时间里消失，就像冰块遇见火一样。他当然不是一个演员，也没有受过什么交际训练，他甚至在这方面常常表现得相当笨拙。
　　他有着一种特有的、完全不是造作出来的坦率与真诚。这实在是很有力量的。
　　三十年前我称他先生，今天我还是称他先生，习惯了。这当然不是平常泛泛的敬称，可是我从未在他身上发现某种前辈的气息。和李林一样，他是自己的学生，后辈的朋友。
　　1947 年，我在工作的日报被国民党封闭了，一时失去了写作和发表作品的地方。
　　这时，巴金把李林没有完成的威尔斯的小说《莫洛博士岛》的译本交给我，鼓励我把它译完。我向他声述我的语学素养不足承担这样的任务。他只是简单地微笑着说了些什么，就使我不能再表示反对。当然，我的天真与勇敢也是起了作用的。这以后，同样在他的鼓励、提示之下，我还译过另外几本书。这些都是不成气候的译本，但想起这些总会给我带来一种温暖，因为它们的出现是在被缴了械以后的事。也许可以不大恰当地比做“地下工厂”
　　的出品吧。即使是被大石头紧紧压着，小草也还会钻出地面、生长、发育，石头再大再重，对水分和阳光是无能为力的。
　　和李林的冷静孤介不同，巴金是更为热情的。但这只不过是外表上的差异。在谈天的时候，对一件事，一种社会现象，他常常会激动地发表意见，说得很多。往往说不下去了，就皱起眉用断续地“真是，真是……”结束。
　　多少年来他一直保留着这样的习惯，他现在是年过七十，满头银发的老人了，也还是这样，一些都没有改变。有时会感到他比过去激动得更厉害。谈论的事情有时是很细小的，但引起激动的因素却并不细小。他不可能是一个好演说家。他常常面对不少听众发言。这时他往往读他自己写好的稿子。就这样，听了还会使人激动。主要原因是他说了真话，说了人们所关心的一些重大的问题。二十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十四卷《巴金文集》。这是他自己编的，收进了解放前的全部作品。对这一套“文集”，“四人帮”的评价是“邪书十四卷”；也有人认为，编得不太谨严，把什么文章都收进去了。这也许是有道理的。不过我总觉得，把自己几十年来所写的一切，全部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事情本身就是了不起的。这需要惊人的坦率、勇敢。这件事，很好地说明了作为一个作家，巴金身上最本质的东西：正直。
　　五
　　巴金写过好几本旅行记，这些都收在“文集”的第十一卷里。他还说过“我爱旅行”这样的话。
　　我不大清楚，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哪些算是正宗的“游记”作品。像《徐霞客游记》那样地理学家的著作，我是不喜欢的，只是作为科学家的调查报告，加以尊重；柳宗元写的山水记也是有名的，我同样不大喜欢，觉得它还不及也是科学著作的《水经注》的有些片段写得好；柳宗元的追随者在千余年中所写的大量刁钻古怪、费尽心机的“游记”，我也同样的不喜欢。
　　巴金的“游记”作品，大概也不能称做正宗的“游记”。他的确描写过不同地域的风景、道里……但对古迹、名胜、土产……这些却毫不在意，在旅游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怕是不能满足旅行爱好者的要求的。在他的“游记”里，依旧是平凡的人物的生活和他们的快乐与痛苦的纪录。小说家写游记，大抵总会写成这个样子的，我想。
　　解放初期巴金参加了老根据地访问团，我是随团的记者。在一个多月中间，走过济南、沂南、镇江、扬州、盐城、兴化……许多城镇；工作之余，也抽空到过一些地方，不过这大抵并非名区、胜景，说来可笑，只不过是找个什么地方去喝茶、吃东西而已。
　　在济南，一天中午，我们走到一个地方去吃午饭。这家饭馆很别致，大约也颇有名，可惜记不起它的名字了。这是一个大园子，外面有围墙，十分破败了，进门以后就远远看到一个很大的水塘，塘侧是一座水阁，看起来是上百年的建筑物了，也许还不止。水阁楼上临窗有十多张桌子，空落落的只有我们两个顾客。坐下来就正好望着那个水塘，倒是十分出色的。济南著名的鲤鱼就养在塘里。这里的名菜就是什么×鲤鱼。
　　这实在是一个出色的饭馆，比起杭州的楼外楼，要好得远。
　　著名的鲤鱼的味道，今天一些都说不出了。只记得我们在走近园门之前，在路侧看到的两座石碑。并非近时的制作，雕镌也颇工致，一座碑上大书道“秦琼故里”（秦字上面可能还有“济南”二字，记不真了），另一座碑上好像写着有关“三十六友”之类的字样。
　　在楼上落坐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向堂倌打听山东好汉秦琼的故事。他十分严肃地告诉我们，秦叔宝的故居确在这左近，而我们现在坐在上面的水阁，就是有名的“三十六友”结义之处的“贾家楼”了。我们也很严肃地听取了他的说明。
　　在吃着著名的鲤鱼中间，记得我们曾经进行过有趣的讨论。
　　当时议论了些什么，也完全忘记了。只觉得碑文非常有趣而已。
　　济南是有不少“古迹”的，我们没有去访，却在全然无意中碰到了这个似乎不曾有人提起过的“名胜”。
　　另外一次是在扬州。住在招待所里，偶然出去走走，在邻近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家茶馆。这茶馆是很特别的，大约是过去一处私家园林。从狭狭的弄堂走进去，走进一座小小的门。里面是曲曲折折的游廊。扶疏的花木，和小巧的厅堂轩馆，这些也都久未修饰，颇为荒落了。但花木还在的。别致的是茶座就安置在每个能放得下小茶桌的地方，疏疏落落，星罗棋布，吃茶的人很不少。这很引起了巴金的兴趣，四川的茶馆是有名的，花样也很多，但像这样的茶馆却没有见过。于是就坐下来喝茶。这家茶馆的名字是“富春”。
　　后来知道是个有名的地方。不但卖茶，还有点心，点心的花样也真多。每样试试，没有非凡的胃口是不行的。味道也很好，我记得有一种特大的包子，用香菇和其他材料做芯子，是非常出色的。平常多看见“维扬细点”的市招，这次才算真正得到一些理解。我们就这样坐着喝茶，吃点心，谈话，忘记了时间，一直坐到招待所里的人找我们回去吃晚饭为止。
　　这些小小的愉快的回忆，也许可以帮助说明作家生活的一个侧面。多年来，我不记得他曾主动提议过到什么地方去旅行，去看戏，逛街……有时也偶尔出去吃杯咖啡，但咖啡究竟不如沱茶的有味，不能一次次地泡下开水去。
　　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个中年人了。
　　最近，当他的生活又开始忙乱起来以后，因为感到疲倦，打算到杭州去住两天。我问他想玩些什么地方？他眯起了眼睛，愉快地表示了他的希望，想到西泠印社旁边的茶座去喝喝茶。他从杭州回来以后，告诉我坐了一部车子跑了很多地方。我想，这大概不是他所希望的休息方式。不过他最后说：“还好，最后到了虎跑，喝了茶。”
　　如果说喝茶是巴金的嗜好的话，那也许是可以这么说的吧。
　　他也确实还有别的喜欢的事物，那就是书。他喜欢买新书，更喜欢买旧书。这里所谓旧书是指旧的外文书。上海过去很有几处可观的外国人开的旧书店，解放后另出现了几家，经营者大抵换了中国人。我陪他去跑过几次旧书店，他的兴致总是很好，当拿到一册好书时，眼里就会闪烁出异样的欣喜与光彩，用手提起厚厚一叠书时，也显得毫不吃力。我记得他曾买到过红色布面的蒲宁的全集，非常喜欢；还有一些旧俄作家的文集，还是十月革命前的版本，这都可以算是善本了。可惜我对此缺乏起码的知识，说不出更多的细节。记得有一次，他取出一册新得到的英国印莎翁戏剧人物图集给我看。
　　虽是第二版，却也十分名贵了。那是彩色印的铜刻画，只有十幅左右，实在是美丽极了。巴金后来迁居到现在的住所，搬家时我曾自告奋勇去帮忙搬书。
　　我看见堆在楼梯上下一捆捆的书，我实在只不过搬了两三捆。
　　巴金曾经珍重收藏过一些名贵的作家手稿。他给我看过鲁迅先生的原稿《选本》，还是寄给在北平出版的《文学季刊》的稿子，那真是一件艺术品，通体几乎没有什么改动，用毛笔写在印格的毛边纸上的。还有鲁迅先生《立此存照》的手稿，写在小幅的宣纸上，其中的引文，就从原来的报刊上剪下，贴在文稿中间。这使我明白了鲁迅文章中经常提到的“剪而贴之”的真相。
　　还有先生在宣纸小幅上手书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封面题字，古朴如晋人碑版。这些，后来都已赠给了鲁迅纪念馆。巴金还为北京图书馆的手稿特藏部搜集了不少大部头的创作、翻译手稿。
　　一个作家对书物的感情，是很难用几行文字作出满意的表达的。鲁迅先生曾经讲起，一个文人节衣缩食去购买书籍，那心情正如绿林英雄的不惜重资买进盒子炮。大概也确是如此的吧。可是，这样平凡的事实，后来一度竟变成了难以理解的玄思妙想。几年前一些“四人帮”的打手、爪牙就曾理直气壮地质问我，“一个人有几本书，是平常事。可是你却有这许多，想干什么？搞囤积么？”
　　这难道是吴敬梓或斯惠夫脱他们编造出来的么？不，这是真实。他们哪里想得到、写得出，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天才。
　　六
　　巴金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四人帮”说他在1962 年上海文代会上的发言，《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关于此案，我知道一点故事可以在这里说一说。
　　揪出、砸烂，并深入揭批“四人帮”，确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大斗争、大革命、大胜利。通过近两年的工作，人们对“四人帮”是已经获得了一个概念的，不过还不够完整、深入。譬如说，“四人帮”的形成，以及它的流毒和余孽这样的问题，就都还值得深入研究。
　　姚文元这个角色的发迹并不太早，距离他的覆灭前后不过二十年，但一出现，就以其非凡的特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其变化之快速也着实可惊。从吧儿到疯狗，演化的过程并不需要多长时间。姚文元很早就已获得“棍子”
　　的声名了。人们送给他这个徽号，本已表示了明确的态度，没有必要添加多余的形容词。形容词是后来由江青补加的，叫做“金棍子”。
　　巴金1962 年的那篇发言的确涉及了“棍子”，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人们一听就会联想到姚文元，这正是十分自然的事。记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春天早晨，巴金发言以后，会议休息，人们在草地上散步。有很多朋友围着他谈笑。大家都说他讲得好，我却觉得他当时做这样的发言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
　　巴金爽朗地笑着回答人们的问候，好像一点都没有什么。我想起他的发言的题目里有“勇气”字样，我想这确实需要一点勇气。
　　过了没有几天，上海文联举行唐代大诗人杜甫的纪念会。我赶到上海艺术剧场时迟了些，会议已经开始了。就在最后一排空着的位子上坐下来，我看见巴金还有几个别的人正坐在主席台上。不一会又有一个人进场，一屁股坐在我旁边，他不去听台上的报告，也不向左右张望，忙不迭地从袋里掏出一册刚刚印好还没有发卖的《上海文学》，翻开第一页就在暗淡的壁灯光下看了起来，打开那一页就是巴金的《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
　　他埋头读着，读罢一段就向主席台上一看，一面发出没有声音的暗笑，露出了满口的牙，接着就又埋头去读下一段。他偶一回头，使我看到了那露出得意神色的凛然的目光。这正是姚文元。
　　会议开了不到一半，姚文元就站起，把杂志塞进衣袋匆匆溜掉了。关于杜甫的报告，我一个字都没有听见，我的注意全部被姚文元吸引去了。我看到了一匹窥伺着猎物的牧羊犬的全部动作，似乎也理解了它的全部心理活动。区别仅仅在于，驱使着牧羊犬的是动物猎食的本能，在姚文元这里，更多的却是仇恨。这当然是一切畜生所无法企及的。至于这仇恨的不仅限于“个人恩怨”，它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内容，那是十多年后才慢慢悟出来的。
　　这以后果然就出现了一些流言，慢慢地流言变成了暗流……
　　从1966 年下半年开始，我就没有再和巴金接触。他开始“靠边”的那些日子，我有好几次看到他在淮海路的邮局里买报，看见他一个人慢慢向作家协会走去，好几次想叫住他，都抑制住了。除了在报上看到他的名字用七行铅字排进标题以外，几乎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四人帮”的爪牙经常“教育”我要学会“举一反三”，“由此及彼”的本领，我也确实学会了这种本领，我从自己的切身感受里好像目睹似的看到了他的处境。“牛棚”的样式虽然千变万化，“牛棚”里的气息却是息息相通的，闭着眼睛也能想象出来。
　　还是不久以前，从一位朋友口中，听到了他的一件“轶事”。那是在“干校”里发生的。他和另一个人同抬一筐饲料。路经一条垅沟，失足跌了进去。
　　连忙爬起，身上的棉衣已经湿透，眼镜也失落了。赶回宿舍换了衣服，又慢慢摸回去，摸下垅沟，在烂泥里摸，摸来摸去，还是没有，后来水退了，发现眼镜却平安地睡在沟边的草地上。
　　当我听着他这个真实的故事时，我仿佛亲眼看见他那缓慢移动着的身影，看见他那覆满银发的头在芦苇丛中出没……我没有话，也不想再去打听另外的故事，这已经尽够了。
　　这中间我又听见了萧珊去世的消息。我连去吊唁、送葬的奢望也没有，在当时，这似乎是只有在小说《镜花缘》中才会出现的幻想。何况我听到消息时事情已经过去了许久了。
　　又过了好一些日子，我陪从北京来的一个画家朋友去访问了巴金。画家是接受了他的一个亲戚长辈，也是巴金的老朋友的嘱托，走过上海时代他问候。更重要的是要亲自看看巴金本人，听听他亲口说的话，哪怕是几句平平淡淡的话也罢。那时候，传说那么多，人们有时就不能不求助于更为原始的手段。
　　那时要去看望巴金也很不容易。好像要通过什么关系。这都是那位画家去经办的。在约定了时间以后，我随他去了，这是过了七年以后我第一次看见巴金，就在那一次，我发现他的头发完全白了。
　　他当时只能使用原来是客厅的一间房间，吃饭、睡觉、做事、会客都在这里。贴墙的一排大书橱也还在，但却封着。那位画家朋友是以机智风趣著名的，这时却变得蠢笨了，我自己就更不必说，我很不满意自己。
　　我们只坐了不多时候，大约吸了两支烟以后就告辞了。走到马路上以后，我却有着如释重负似的满意心情。原来的担心解除了。我发现他的身体更主要的是精神，还是老样子。他完全没有被压垮，用“四人帮”的语言来说，这个“毒瘤”完全没有被“化掉”的迹象。他十分坚强。他告诉我他在译赫尔岑的书，已经完成了第一部。改好以后准备自己好好抄一部清稿，保存起来，他没有提到出版，只是笑了笑。我记起很久以前他对我说过，赫尔岑的《一个家庭的戏剧》是他自己最满意的一本翻译。他现在继续翻译这本厚书，完全不带排遣余年那种消极颓废的情绪，这在当时那些阴晦的日子里，原是许多老人或多或少都有的心情。我用不着对自己不满，其实用不着说什么多余的废话，我已经获得了满意的回答。
　　又过了两年。1976 年10 月下旬的一天，在挤满了欢乐人群的淮海路上我又看见了巴金。他站在襄阳公园转角处，仰头在看一张高高贴在墙上的大字报。这次我没有踌躇，在他背上拍了一下，叫了他：“你好！”“你好！”
　　这就是全部的对话了。我发现他显得年轻，也许是他那天戴了一顶帽子，遮住了头发的原故。他终于亲眼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
　　现代中国史上，充满严酷斗争和胜利欢悦的不平凡的一叶，终于揭过去了。
　　近两年中间，在祖国的大地上，发生了许多使人民高兴的事。除了使大家都感到高兴的大事之外，每人也都各有一些自己感到高兴的小事。现在，又有可能时时到巴金那里去喝茶、谈天就使我感到十分高兴。
　　虽然现在得不到多少人承认了，我还不能忘记我曾经是一个记者。记者有记者的习惯，或积习，总想使自己的见闻使大家也都知道，明白。下面是一些最近在巴金那里的见闻，也自然都是些小事。
　　有一次我走去谈天，一见面巴金就告诉我，刚刚检查了身体，心、肺……
　　全身都没有什么毛病，看得出他是很高兴的。我知道，最近他公开作过承诺，“写到八十岁我有把握。”他的高兴是有理由的。
　　又有一次，我走去时他正有客人。过了一会我看见他送了两位解放军出去了。这是二十多年前他在朝鲜战场上结识的战友。最近他的客人很多，大半是过去没有见过面的，有些还是从国外来的。有一次，他拔去了几颗牙齿，不好说话，谢绝了一次访问。不料从美洲来的华侨说，不要紧，并不需要他说话，只要看见他就行。
　　每次邮递员来时总给他带来一大堆书报信件。他习惯地把眼镜推到额上，一封封地打开来看。一边看一边说，实在应付不了这许多来信，得找个人来帮忙了。有的读者还寄了厚厚的稿子来。一次，他从枕头下面取出一封厚厚的信，告诉我这是一个日本读者寄来的。这个素不相识的日本朋友细读了他的不少作品，把自己的意见写信告诉他。他抽出信来翻出一段读给我听，是分析他的作品的主题思想的。听得出来，这不是一个职业的文学评论者；但也听得出，这封厚厚的信是真诚的，是经过认真思考以后写下的。
　　一个作家可以比做一棵树，植根愈深，根系铺展得愈广，树身就生长得愈粗壮，枝叶也更繁茂。这是很浅显也很正确的道理。“四人帮”一伙对许多作家的残酷迫害，最凶狠的一手就是企图把树根斩断，这是从根本上毁灭一个作家的有效方法。从巴金自己和许多受过迫害的作家的大量控诉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事实。“四人帮”还刮过多少次“台风”，有些树被连根拔掉了，有些被吹得东倒西歪，不成样子。但多数躯干生得正，根扎得深的树终于存活下来了。他们又从人民那里源源不绝地得到滋养，千万条稚弱但生命力极强的根须又很快地铺展开来，于是老树的枝叶也日复一日发生了新的变化，我从巴金身上看到了这个事实。他阅读那些不相识的读者寄来的信时，我注意他面部的变化，这里有欢喜，有激动……我产生了一种植物学家在显微镜下观察植物根系吸取水份、营养时同样的感觉。
　　巴金是恢复了他的青春的，证据是他从1977 年5 月以来写得不少。还没有一个重新拿起笔来的老作家能与他相比。他是勤奋的，他说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说这些意见好，是因为这是出自一个真诚的，勇敢的，关心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的作家之口的。
　　衷心祝愿老树开出茂密馥郁的繁花。
　　1978年秋
　　萧珊的书
　　这一篇本来是早已写好了的。今天读了巴金怀念萧珊的原稿，觉得文章不能不重新改写了。三十年前我和萧珊曾经是很熟的朋友。对于她的死，我是应该用文字来表示自己的悲痛的。除了文字（尽管它是那样的无力），我还能有什么别的手段么？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从十二年前的秋天开始，我就不再能到她家去作客，后来连她们的消息也不知道了。记得1967 年春天的一个清晨，我到报社去上早班（当时我是一名运输卷筒纸的装卸工），在圆明园路北京路的转角处曾经看见过她一次。当时她和另一位中年妇女在一起，匆匆地向外滩方向走去。我发现她憔悴得多了，但灵活的举止还是旧样。
　　她大约没有注意我这个穿着劳动服的装卸工，我自然也没有去打招呼。现在想来，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了。
　　她的病和死，我还是过了很久以后从人们的谈话中听到的，当然也不可能打听那详情。直到最近，我也一直没有向巴金打听过。很早我就知道他在写这篇文章，后来他曾几次谈起，文章只是开了个头，写不下去了。在这样的场合，我不想接口，总是岔到别的事上去。我明白他的心情。我担心他禁不起这样感情的重负。直到从他手里接过了原稿，才算舒了一口气。我为老人的坚强而高兴。我相信他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努力工作的诺言不只是说说的。通过这一篇浸透血泪的文字，我得到的是激励与鼓舞。我相信，阴暗的过去带来的必然是阳光璀璨的未来。在人类的历史上毫无收获的牺牲还从来不曾有过。
　　《怀念萧珊》记下的是充满了悲痛的故事，我倒想在这里写下一些欢快的记忆。自然我所知道的并不多，也不过是1946 年以后十年中间的一些往事。当时，霞飞坊巴金的家——只是三层的一间书房兼卧室和二楼的一间客厅兼饭厅——曾被朋友们戏称为“沙龙”，萧珊就是这“沙龙”的女主人。
　　每天下午和晚上，这里总是有客人，有时客人多得使这间正中放了一张圆台的屋子显得太逼窄了。客人当然绝大多数是巴金的朋友，但也有萧珊的一些搞文学的大学里的同学——她曾经是昆明西南联大的学生。不过不管是老一辈或同辈的，她都接待得好，客人们都喜欢这个女主人。她是宁波人，不过我好像没有听见她说过家乡话，她好像也不会说四川话，她说的是普通话，不够纯正的普通话。她高兴的时候，用不够标准的普通话和朋友谈笑时，真有一种生气，同时也极大地显示了她的善良、单纯、愉快的性格。她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熟朋友如靳以见面时总要对她讲两句笑话，有时还打趣她，靳以是把她当作小妹妹看待的，叫她的名字时总要把尾音提高拉长，巴金也总是这样叫她的。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我一点都不了解她的处境，但那一切却都是可以想象的。我担心，她怎能忍受得住那些超出想象的折磨和侮辱？她能挺过来吗？事实已经证实，她没有能挺过来。
　　有时候她会显得有些神经质。那是弄文学的人所不可避免的。她常常捧着一小册屠格涅夫或别的欧洲作家小说的英译本在读，蜷着双腿偎在长沙发里细心地长久地读着。这时她就会跟着小说里人物的命运走，有时会提出玄妙的饱含哲理的问题或见解。这一切和窗外的现实是隔得多么辽远，但她提出这些来时是认真的。当她自己发现这一切不免有些突兀可笑时，就腼腆地一笑，合上书，又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了。
　　就是在这前后，她开始译一点屠格涅夫的小说。我曾读过她最初的译稿。
　　她还要我给她的译文润色一下。可是我哪能有这样的狂妄。她有她自己的风格，她用她特有的纤细灵巧女性的感觉，用祖国的语言重述了屠格涅夫笔下的美丽动人的故事，译文是很美的。
　　这就是1953 年夏出版的屠格涅夫的《阿细亚》。前面附有五幅精美插图的一本小书。正因为这是一本小书，它又幸运地回到我的手里。紧接着她又译出了同一作者的《初恋》、《奇怪的故事》，和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
　　现在这几本书的平装本和精装本都已回到我的手中，这是使我感到非常高兴的事。
　　这些书的译成和印制都曾为人们带来很大的愉乐。平装本是毛边的，这是有意继承五四以来最早的新文学出版物的传统。从《奇怪的故事》开始，又印了特印本。是蓝绸硬面烫金的，每种印的不多。我在印《旧戏新谈》时曾买了一些重磅木造纸做封面，还剩下了几十张，这时就献出来。巴金笑说，这拿来印书一定不好看。但印成的一百零五页的《初恋》，却实在不坏。米色布面烫金，封面是两匹马和一个坐在雪橇上的人。
　　……
　　我很惭愧，只能用这样的文字来给萧珊作纪念。我希望，她的遗译还会有重印的机会。我相信，喜欢、感谢她的劳动成果的人，在我们可爱的社会主义祖国里，并不只是一个、两个。……
　　忆俞平伯
　　一
　　我的开始与平伯先生通信，大约是在1940 年。抗日战争后期，鲁迅先生的遗族因生活困难，有出售先生留在北平藏书之议。风子兄等几位受许广平先生之托，去北京劝阻并处理此事。顺便也访问了平伯先生，请他写了一张字，回沪后裱好挂在书房里。我看了非常羡慕，觉得实在是写得美极了。记得写的是临褚河南的《枯树赋》。就冒昧地寄了纸去，也要求照写一张，不久寄来了。果然神采飘逸，秀色夺人。这是一个短卷，用的是染了色的宣纸。
　　这正是我当时附庸风雅的一种表现，以为染了色的纸总显得更为古雅，其实是弄巧成拙了。这张字没有付裱，夹在一本书里，历劫尚在，真是极大的幸事。原题“丁亥夏日，黄裳先生属临，即希正之。德清俞平伯”。下钤“德清俞氏”朱文方印。此印后来亦未遗失。1983 年平老寄赠《论诗词曲杂著》时，卷钤所钤仍是此印。
　　也就是在这前后，平伯先生又寄来了他手写的《遥夜闺思引》，正与写《枯树赋》同时。这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用珂板道林纸影印，用两束红毡线订成一册，别致而雅洁。用“仿绍与本通鉴行格”纸写。版权叶题“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五月，再版景印共叁百册。自写遥夜闺思引第六本。著作者，俞平伯，发行人暴春霆，承印者北平彩华印刷局。有著作权，不得翻印。定价国币拾贰万元”。伍、再、叁、拾贰等字皆空出，别用铅字红印。我不嫌琐细抄下这些，实在因为这本小册子也已是罕见的珍本了。这是一首纪事抒情的五言长诗，但不易理解。诗现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中，书前叶圣陶序中说：“抗战期间，他作了一首五言长诗《遥夜闺思引》寄到成都给我看，我看了不甚了了。后来在北京会面了，他把这首诗的本事告诉我，把各个段落给我指点，可是我还是不能说已经理解了。这就是差距。”连叶圣老还不甚了了，就无论我辈后生了。不过字写得实在美，真是风神绝世。我就是当做帖看的，虽然没有临习过，也自知不是写字的材料。自然也欣赏篇中的清词丽句，觉得真是一种享受。
　　从此，就经常有函札往来，平老也偶尔写示所作。检点旧藏，还剩下了两幅，除已印入我的《珠还集》的一首已辑入“诗钞”外，可补的佚诗还有
　　六首：
　　棠梨玉倚沁园开，一似晨妆梳洗才。
　　雨甚风斜和粉泪，悄无蜂蝶过墙来。
　　三春花草轸离忧，婪尾犹堪敌素秋。
　　榴蹙红巾荷透水，合昏香满小庭幽。
　　南都城郭夕阳残，西望谯门指点间。
　　向晚青连江上驿，居然重睹六朝山。
　　（此纪梦之作）
　　佳游多半凤城西，出郭应知往迹迷。
　　桃瓣凋零新杏蕊，夕阳含雨又凄凄。
　　落英无主任风飘。飘堕泥中色尚娇。
　　重见红芳春烂漫，轻翻胡蝶恋花梢。
　　畸微名姓写春波，伫久河桥眼倦搓。
　　惆怅兰桡归未定，海云消息近如何。
　　二
　　1950 年我到北京，曾到老君堂访问。这是我与他首次相见。当时我在报纸编副刊，就顺便向他约稿。他当时经济情况好像不大好，也想作文换点稿费，但苦于没有题目。我就提出他早年所作《红楼梦辨》绝版已久，大可修订重写。他欣然答应了。于是后来出版的《红楼梦研究》的开头几章就在我编的副刊上发表。我还保存着几页原稿。他是不喜欢用稿纸的，随手抓着什么纸就写，大笔行草，辨识不易。不料竟因此而引起后来的一场轩然大波，这是我至今还觉得歉然的。这事他也还记得。我在《榆下说书》中曾引用他1950 年一信，谈《红楼梦研究》出版经过，他读后给我的信说：“引弟五○年书，可知重印《红楼梦辨》只为经济，与政治无关。可供谈《红》资料，亦第一手资料也。”
　　这以后就是二十多年的睽隔，音信不通，直到70 年代后期，才又恢复通信。检点手边尚存的残零书札，竟还有二十来通。最早的可能是下面一书：黄裳先生：奉五日手教，多承奖借，不胜愧荷。而谈言微中，窃有喜焉。三十年真如弹指，而世变之亟即在其中。曾有《鹧鹄天》云，“正道沧桑寄此身，飘零文字水萍因。”诗稿八卷，佚于丙午，前尘往事，过眼飘风，不复。
　　措意焉。缀辑词稿仅得数十首，亦不甚完全而所失不多。若海外印成，缘法亦可喜也。书中言往岁为公写字，均已不存。涂鸦何足惜，风雅意之惓惓焉。附奉前年所书南洋复制《如影》一册博笑。匆匆不尽，即候撰祺。平伯，三月十三日。谈红大作惜未得读，又及。
　　《如影》是他手书的近作，在新加坡复印，其中颇有斥责动乱中群丑之作，是诗人晚年干预生活直抒胸臆的作品，并未收入《旧体诗钞》。1960 年以后的诗，作者是想另编一集的。从这时开始，我就又向他索书，前后所得不少。但已不再是早年的面貌，转为苍劲朴厚。1980 年6 月12 日信说，黄裳兄：惠两函次第收到。冗病迟答为歉。周姜二集皆珍品，容留读再奉上。谢刚主曾来，示之，伊更赏白石集，云难得。弟于板本是外行，其鉴赏当非虚，承惠南湖春雨图照片，弟夙慕娄东歌行，尤喜鸳湖曲，得之何殊拱璧，多谢多谢。近与圣翁摄影，又题俚句，一并尘览。
　　复颂近安不具。平伯，六月十日。
　　又用诗笺写海棠诗一首，题为“八○年四月海棠花前偕圣翁留影五言一首”诗云：海棠稍晼晚，天气渐清和，并立花间影，心期快若何。
　　我藏有周清真姜白石词集，因平老甚爱美成，所以寄去请他一看。周集是新刻，但由费寅手度王幼遐、朱古微、郑大鹤手批几满，底本多假得于嘉业堂刘氏及其他海上藏家，是很难得的。姜集则是康熙中武唐俞兰所刻，是少见著录的本子。难怪谢刚主要说它难得。“南湖春雨图”是吴梅村的手迹，上端有自书“鸳湖曲”全诗，与通行集本有异字。画为过云楼旧藏，后归上海博物馆，我设法得到了一份照片，在喜读梅村诗的人一定会大有兴趣。与此同时我还把俞氏家集两种寄去，于1980 年10 月19 日得复书云：黄裳先生左右：赐书及珍本多种，次第收到。其中曲园公金缕曲单行本。曩所未见。家姊遗诗，刊版亦早零落矣。知有损惠之意，心铭奚似。蜗居芜杂，弟亦衰病，不如仍归邺架，庶几物得其所，寒门与有荣焉。弟涉猎殊寡，於板本芒无津涯，未敢妄涂，惧伤佳品，当谨为葆存，暇日披寻，可祛尘氛，其拜嘉惠多矣。港新晚报（9 月27 日）载郑逸梅君文谈弟儿时事，未知见及否？匆答不具，即颂撰祺。弟平伯启。10 月19 日。
　　同封又一信，书未发，展诵尊藏《裁物象斋诗钞》，有题《浮生六记》诗，集耑署名“阳湖管贻葄树茎”。
　　按六记旧本，今刊俱作贻萼，或字误，或更名未可知，而葄字决不误。得校正此一字，不啻百朋，亦快事也·以闻·平又及。
　　三
　　数日后又有一信，附来《浮生六记的两个问题》一文手稿，也谈到题词人的名字，有“一字之差，关系匪浅”之语，又校正题诗异字，并推定沈三白的卒年。这一册晚清人的诗集，到了他手里，就能发现不少胜义，于此可见平老治学的严谨。
　　我曾从琉璃厂得到过一些旧纸，大都是从清宫中流散出来的高丽五色笺，其中有一种用小封套装起的高丽镜面纸，每只一元。不知道用途，推想可能是皇帝用的便条吧。这些旧纸因为没有字，在抄家时被放过了。就寄给他求书，他写来的是一副联语，踏月六街尘，为观黛玉葬花剧；相逢一尊酒，却说游园杜丽娘。
　　原附有小注。上联云，“民国初年，梅畹华初演斯剧，得往观场，未相识也。”下联云，“晚年於萃华酒楼座谈《牡丹亭》，拟赠以此联，而君艺名千古矣。”
　　此幅书于“庚申一九八○三月”。极工致，在我所见平老的晚年书中，是极难得的经心之作。联语提到《牡丹亭》与《红楼梦》，都是梅畹华的名剧，也都是平老潜心欣赏玩索数十年的名著。绾合得实在术巧了。平老喜拍曲，尤爱“牡丹亭”，曾写数文研讨，想来他们在席上相逢时的谈话一定是欢畅的。而他对梅的倾倒与伤逝，也在寥寥数语中显示无遗。这一幅小笺，实在是可当三绝而无愧的。
　　我又藏有曲园致朱之榛手札九通，都是写在自制笺上的，曾托君武带去，拟持赠平老，他覆信辞谢。1981 年冬一书云，黄裳兄：久疏书候，为念。顷由华君武同志转到去岁十二月廿日手教，并蒙见示先曾祖手札九通，感谢感谢。（当暂存，俟与书籍并取）盖作於光绪癸卯以后。有一书说到先舅氏善侯赴松江省亲可证。朱公盲目而公事极精干。苏人称“朱瞎子”，有名。弟儿时闻之颇熟，未能参谒。即使见过亦忘记了。盖是道班，管牙厘局，书中故向之借小轮拖带。屡署臬篆，皆呼为臬台，是否实授，未详。弟自今岁二月七日内子病殁，心绪至劣，久抛笔砚。近为“烹饪”杂志写一文五千字，记京杭往迹，说些外行话亦可笑。匆复不具，即颂著祺。平伯。五月六日，立夏。
　　曲园札九通已托友人转赠新修好的苏州曲园，不知已陈列否。这封位却可当作跋语，有许多事是很少有人能知道的了。俞夫人新逝，他的心绪甚劣，又能执笔为文，可见已渐归平复。这篇刊于《中国烹饪》的长文是《略谈杭州北京的饮食》，是他晚年写得最长的文字。我已取来收入《俞平伯散文》中。下面的一信又谈到沈三白。
　　“黄裳兄鉴：前寄奉《振飞曲谱序》稿本，谅已邀詧。昨奉惠示《拜石山房诗》珍閟之本，感谢，感谢。有关沈三白事迹，曾见近人文中徵引，顷始得见原书，为幸。诗中记琉球归，似曾小住京华。其后应聘如皋，十年作幕。诗题未言何年祝寿，盖六秩也。卒年当近七旬，可补记载之缺。
　　近年所传悼红文物，大都以赝品牟名利，而诸贤评论无休，亦可异也。
　　前梦见一扁额，颇似小说，而义尚可通。承海外友人潘国渠君为书之。今附上照片一帧博笑。即颂冬安。弟平伯·十一月十日。（1982）
　　平老晚年绝口不谈《红楼梦》，但仍随时注意评论界的新动向。这里对前些年“发现”的“悼红文物”，干脆地予以否定，并以“考订”不休为怪，可见他的看法。所谓梦中所见扁额。为“汐净染德”四字，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
　　同年11 月20 日信，又谈到红楼，有一节云，“弟自六六年后，即未作文谈及，惩羹吹齑，或未惬舆评，而窃自喜。公谓如何。”对曹雪芹小像真伪等一系列问题表示不介入，是他晚年一贯的态度。同年12 月3 日明信片中也有这样的话，“红学一名本是谐谑，今则弄假成真，名显而实晦矣，明年上海将搜辑拙作旧稿三种，所谓‘炒冷饭’，良非鄙意。属为前言，均却之，代以二诗。”
　　四
　　上海古籍出版社前后印行了他的旧作三种，把可能搜集到的文字都收进去了，对读者是一大方便。他对这种重刊旧文的办法，持“中立”态度，即不赞成亦不反对。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拟编刊小文库，要我代选平伯先生散文，写信去问他是否同意，得覆书云：黄裳兄：久未通候，时念。欣奉来书，知百花书店将出散文选，近时通行，我对炒冷饭不大感兴味，而来者不拒，只不参加意见。今得吾兄主政，足增光宠为幸。出新意选之不蹈科臼尤佳。弟总赞成，无他见也。定后先赐选目则尤妙。来书提及译本《六记》序，是否即《学林漫录》八集所载？忆其中尚有些讹文，未知入选否？文虽短而颇自喜。总是卮言，乃承于写序时将作为线索，具见卓识，欣且愧之，固当同意，且以先睹为快也。近无写作，只有一短篇曰《虎丘·剑池》，将以原稿载《浙江画报》（明年二月）。惮繁言，总是简。承誉“切时弊”，其实是躲懒耳。编辑时如有疑，则随时示知。馀不一。复颂著安。弟平顿首。十二·七。
　　对于散文的编选，他还是很关心的。曾有不少信谈及，1984 年1 月3 日有长信。
　　黄裳兄：二函详尽，不殊晤谈为快。各件均附还，分别答复如下。近颇重印拙作，如“选集”、“杂著”等等，我持中立，不赞助也不反对；因久遭批判，不便表态。今次编选得兄主持，可谓深幸，而事同一律，亦不拟多参意见。兄放手作去，我都赞成。
　　一、选目同意。中有二篇可商。各处选本皆未涉及红楼梦文字。“十二钗描写”，一文，曾于运动中大闹一场，入选是否有碍？盼郑重考虑，或商之出版社，如皆认可，弟不反对。文见《文学评论》，约在1963、64 年左右，亦易觅。《振飞曲谱序》手头无底本，古籍新刊本杂著内有之。弟意或可不选。以此篇全用文言，昆曲知之者少，而其书又不甚佳。如“絮阁”文字不全。简谱亦不适用，而拙序勉徇作者，表示赞成，亦曲笔也。闻字数已超过，删之似属无伤，然否？”无题”二篇，冷僻难懂，承兄保存，谢谢，可入选。如查《文学杂志》期数，即可知年月，且已在原稿中注明。剪报中文字标点，稍有订正，希察。稿已久忘，读之如同隔世。
　　尊撰“编后记”清简扼要，在千言中表达出来，尤属非易，为佩。文字小节遵命略有涂抹，勿罪是幸！
　　手头无稿，去岁11 月有小文付《浙江画报》，云将于2 月刊出，底稿尚存，附博一笑，或未宜中选也。古籍要出《论诗词曲杂著》已见广告，样书未来，他日当奉赠。
　　圣兄近晤，忙于开会，精神甚健，远胜于我。所云《日记三钞》出否未详。近其长公子至善，以胆病住院治疗。匆复不尽，即贺春禧，弟平伯顿首。一·二九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虽然说对重印旧作，不干与，不表态，但还是关心的。自受批判到1986 年1 月20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他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举行庆祝会止，并没有正式为他平反，那么他的“心有余悸”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论十二钗描写一文是我深深喜爱的。这是他的着力之作，是一篇难得的文艺批评，在汗牛充栋的红楼赏析文字中是少见的。
　　写得如此深入细腻，入情入理，可算得是说理文的极致。我并没有什么顾虑，也根本没有考虑到那么多，但终于因为篇幅的关系，还是删去了。《振飞曲谱序》是按照他的意见抽去了的。
　　五
　　他对用简体字也有自己的意见。曾说，“用简体排，但有些字合并，令人无所适从。（如適作适，则洪适与胡適无别，亦无上下文可看），不知能酌量另铸字否？”（1984 年9 月24 信）又说：《振飞曲谱序》未知收入否？
　　假如已收入，请为注意此文末行有‘仆少悦里讴’句，‘僕’今简体作‘仆’，而改铸不便，则不得已改‘余’或‘予’均可，作‘予少悦里讴’，这样未免倨傲，然亦无法，以本非我意也。”（1985.5.27 信）为一个字特地写一封信来，可见他的认真。《俞平伯散文》出版后，他还寄来王湜华所作的一张刊误表，其实错字还远不止这些。正如他在1984 年7 月9 日信中所慨叹：“近刊多而印刷乱，览之有望洋之叹，奈何！”
　　1985年6月20日信片云：
　　黄裳兄：新著连翩，每荷分惠，俾快先睹，甚感。如《过去的足迹》，弟已看熟。不瞒您说，我已偷写一谈《圆圆曲》的小文，以论点含糊，不敢示友，况付刊乎。《鸳湖曲》大文正在浣诵。我初读是篇，喜其清丽，及研求本事反感空虚，盖事有难言，不得已也。知人论世，谈何容易。公谓如何。
　　这篇谈《圆圆曲》的文章，写好而不愿发表，我不曾读到，推想也还是怕引起麻烦，其实谈三百年前事与当前政治有何关涉，在这里不能不感到十年动乱留下的影响之深。关于此文，同年8 月1 日信又曾说及：黄裳兄：以多病体弱，久疏音问，歉悚。于梅村诗别具新解，不霊辰伯西谛之赏音矣。若此正是“勇气”，可谓先得我心，雒诵深荷。名为“传来消息满江乡”的《圆圆曲》，虽有三题，并无一目，恐难餍观者之望，不过姑备妄说而已。盖叹惋情多，徵实之词少，殆不足当姚公之一映者。但他日固当以尘教也。
　　但后来并未寄来，我也终未得读。小册《俞平伯散文》出版，他是高兴的。1986 年4 月5 日信说：“《散文》新编收到，至为感谢。‘小引’简短，清新，扼要，有仿佛另一书之感。‘金陵十二钗’固不宜阑入，于体例亦似不甚合。其短篇都有趣，最后一篇曰‘剑池’，极短，似兀然而止。后来本当还有一段谈吴诗之作意，以偷懒，怕噜，惮‘商榷’之故，希亮察。其谈虎丘、说山塘，拉拉扯扯，正是引动他心事了。兄亦谓然否？”
　　《散文》这最后一篇，极短。初读不能懂，现在知道还有一层意思未曾说出，得作者自为说明，方始恍然。平伯先生晚年不知有多少奇思妙想，都在“惮”与“怕”之中湮灭了。真是可惜。偷懒其实只是托辞而已。这是真正的可惜，却已无从补救了。
　　平伯先生于去年10 月逝世，噩耗传来，为之不怡者累日，想为他写一篇纪念文字，却感到无从下笔，展阅遗札，只感到人琴俱亡的空虚怅惘。我不惮烦地抄下这些旧信，不只因为这里留下了他生活思想的零星痕迹，也还是为了保存这些美丽的篇什。从苏黄以来，尺牍在中国文苑中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历代都有作者，但写得好的实在没有几人，在简洁的笔墨中传达情愫，“惮烦言，只是简”，在这“简”中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他的这些短笺实在和他的“梦遇”、“梦寻”是一路的，丝毫没有做作、装点，正像陈年老酒，醇厚而有余甘。他对晚辈的垂爱与期许，更是溢于楮墨。故以此文为先生纪念可也。
　　1991年3月10日
　　沈从文和他的新书
　　——读《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眼前放着一本很大很厚很漂亮的书，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我很喜欢这本书。对它的学术成就进行全面的评价，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做到的，不过可以说说我喜欢这本书的理由。
　　1950 年1 月底，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我第一次看到沈从文。在这以前，我托朋友请他给我写过几张字，通过一两次信。他寄来的与杨金甫、张充和在一张很长的纸上写的章草现在还在手边，那是1946 年夏天他们住在颐和园霁清轩时写的。在另一张属名上官碧的字幅后面，他写了一段小跋：黄裳先生远道邮佳纸索书，为用李福寿笔涂抹，竟成墨冻蝇。复检旧纸经意一书，拙陋益增，始知婢学夫人，大不容易，仍只宜用起码价钱小绿颖笔，在公文纸上胡画，转有妩媚处也。
　　因检习字一纸相寄。从文。
　　这多少可以看出《边城》、《湘行散记》的作者在抗战胜利回到北平后
　　的生活情趣痕迹。但两年以后又在北京相见时，情况却有了很大的变化。记得那是一个风沙满天的严冬，已经快吃午饭了，我在午门右侧旧“朝房”（？）
　　改成的办公室里看见了他。房子很大、很冷，里面放了许多张办公桌，他就坐在其中一只的后面。桌子上堆放着很多书、纸片、碎瓷块、破泥人……，正像一个荒货摊。他从椅子上站起，听我报出了名字，又转达了住在上海的一位老朋友对他的问候，他激动起来了。搓着手，不知说什么好，但说了许多。接着就一定要拖我到他家去吃炸酱面，而且反复说着炸酱面如何好吃，就像在小说里进行细致的描写似的。他穿得很单薄，围上一条围巾，我们就一齐走出了午门、天安门，跳上了叮叮当当的电车，好半天，才来到交道口。
　　他住着两间小屋子，开门进去，家里没有人。他自己动手，烧开水、下面，搬出碗筷，请我吃炸酱面。吃完后立即动身依旧乘了叮叮当当的电车回到天安门去上班。在这整个匆忙的过程中他一直不停的说话，内容现在已经完全忘记了，但那好像好久没有了谈天对手似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此外，我觉得放心了。一个习惯于描写世态人情的小说家一下子来到午门楼上，整天与古物打交道，能行么？我发现他行。他不但习惯了新的生活与工作，而且立即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发现他是个对一切留下生活印记的事物都有兴趣，都会执着地进行观察、思索、记录的人。他写小说，写不是小说的文章，都持相同的态度，一种老实、认真，几乎达到可笑程度的态度。我相信他会很好地生活工作下去，并且会做出成绩来。
　　沈从文是著名的小说家。在读中学时就已经读过他的许多作品了。我特别喜欢他的并非小说的作品《湘西》。这本蓝皮小书，我先后买过三次。现
　　在手中留下的一本是1944年湘桂战局紧张时在已经变成危城的桂林街头买
　　到的。书里的《常德的船》……都是我非常喜欢、反复读过的。七年前我给作者写信时还提到我喜欢这本小书的心情。这是一本地理书，或曰地方志，但与旧地方志可完全不同。我常想，全国各地都有这样一本“方志”才好。
　　这是一本风俗画册，人物像册，它不是小说，但作者运用的还是那种方法，和写《湘行散记》差不多的方法。
　　我读《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时，感觉就和读《湘西》一样，得到的也是差不多相似的满足与悦乐。
　　这不是一本结构完整的中国历代服装史，不是先有了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精细的大纲，再来搜集资料，论证成书的。它是从大量的具体的历史实物出发，进行先是个别的、然后是比较的研究，终于得到了某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完整的、严密的体系的形成也许还是将来的事。但现已露出地表的林立的桩脚都是结实的，多数是经得起考验的，而且也已初步显示出宏伟建筑的规模。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它所体现的唯物的、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像这样的著作，过去的学人是常常称之为“札记”的，水平高的就会成为小型论文的集合体。其间发生了有机的联系，得到贯通，就自然形成完整论著的雏形。读者欢迎这种新鲜的、丰富的、结实的论文合集，而厌弃一切只有大架子，内容却陈陈相因或空虚无物的“豪华建筑”。
　　这是一本开山之作，尽管还不完备，有待丰富补充，但到底有了第一本民族服饰史的研究著作了，过去我们是没有的。
　　这是一本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自豪感的著作，我们的先民创造了惊人繁富、丰美、灿烂的文化，作者为我们掀开了这座伟大殿堂的小小一角帷幕，使人们得以多少窥见其神光陆离、气象万千的巨丽面影，这必将激发人们热爱祖国的激情。
　　祖国的文化遗产如此丰富。但经过多少年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掠夺，不肖子孙的破坏毁弃，愚妄者的排斥贬抑，已经濒于危险的境地。作者辛勤拂拭，叹赏摩挲，追溯本源，旁及支系，试探着摸出了一条路，总结出某些经验。
　　他的工作不是孤寂的，得到了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和同志的支持帮助，终于作出了成绩。这一切本身就是值得欣喜咏叹的。一切都证明：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是非常有希望的，经得起无论是什么样的风雨，我们有强盛的生命的力。
　　读《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时时会感受一种“左右逢源”之乐，它会诱使你翻出另外许多本书，对读、思索，并享受“左图右史”的愉快。三十年前我们有了郑振铎编著的几种历史图谱；更早些我们有过《读史方舆纪要》，近来又有了新的《历史地图集》。这许多著作都是为了同样的目的而编写的。
　　它们都是开创性的著作，但也无法使读者完全满足。这本《研究》则是从前人的踪迹上所迈出不小的一步。如试将每章的研究内容各拟一题，那就将有《半臂考》、《幞头考》、《关于“啼妆”》、《哈巴狗的起源》、《足球古史征》、《唐代时妆的衍变》等许多小论文。小，指的是篇幅，不是指内容含量。
　　温庭筠的名句“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历代注家纷纷猜测，“小山”是“眉山”，也许是“屏山”，都不能使人满意。《研究》说：“唐代妇女喜于发髻上插几把小小梳子，当成装饰，讲究的用金、银、犀、玉或牙等材料，露出半月形梳背，有多到十来把的（经常有实物出土），……
　　温庭筠词有‘小山重叠金明灭’，即对于当时妇女发间金背小梳而咏。”“也正是当时妇女头上金银牙玉小梳背在头发间重叠闪烁情形。”作者据唐人诗词、文献、《捣练图》、《宫乐图》、出土实物，作出这样的论证，是可以使人信服的，也许是可以“破千古之惑”的。
　　杜牧诗“轻罗小扇扑流萤”，写七夕夜晚闺中生活小景，人们一直以为这大概是写团扇那样的东西，历来的画家也大抵都这样画。但不免还是怀疑，这未免太大了一些，扑蝶（如宝钗）还可以，扑萤怕将劳而无功。作者就指出，在《宫乐图》和《唐李爽墓壁画》中都画有这种“轻罗小扇”，其实是有些像苍蝇拍子一样的东西。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作品中有大量历史、风俗资料，一向受到历史学家重视。陈寅恪著《元白诗笺证稿》，是其显例。但在《研究》中接触尤多，且多据实物及形象材料加以论证，更为亲切。白诗：“平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装。”作者根据近年大量出土材料和诗文形容结合互证，说明世人发笑的原因。作者的研究还能通观整个时代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指出唐代社会善于吸收融合西北各民族文化及外来文化给予妇女服装的影响，又怎样从前期的活泼健康变为后期病态的过程。元和时的“蛮鬟椎髻，乌膏注唇，赭黄涂脸，眉作细细的八字式低颦”，大约就是“啼装”的本意了。白居易并不是头脑僵化的诗人，但他是看不惯这种“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的“时世妆”的，说这是“非华风”的。这就说明，应该怎样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影响的问题，在唐代就曾经出现过了。
　　怎样将见于“舆服志”一类文献记载中的大量名色，与图画实物、陶俑……中的形象材料，一一拼合，避免差误，是非常细致繁难的工作。作者做到了胆大心细。他勇敢地判断，坚决的认定。不能想象这中间就必无差误，条条都是定论，但我们将为有了这样的初步的轮廓而高兴，这是走向更为完密准确的基础。作者在《研究》中写下许多篇独立的小论文，随时发表研究的心得，见解，但没有综合考虑，加以总结。其实他提出的问题是很多的。例如应如何正确估价实物、图像反映历史真实的程度；如何看待文学艺术作品中必然会有的夸张失实可能；如何判定文物产生时代的上限与下限；……。这些都是会引起热烈讨论的有趣问题。
　　例如陶俑和石刻表现衣服飘带或马匹鞍饰，为了制作和保存的方便，对实物原貌是有所改变的，有时就和绘画中的描写有所差异。又如艺人在创作中，是容许也可能有所夸张、删略的。怎样理解、利用他们现实主义的作品的真实性呢？又如，时代较晚的艺术家在表现早于他们时代很久的现实生活时，忠实性是会有程度的差异的。正如今天的戏曲舞台上的人物衣冠依旧基本是明代的一样，明代刻书中出现的大量插图，不论表现的是哪个时代也基本上是作品产生当时的面貌。但这并不排斥有袭用前代画稿、纹样的可能。
　　这一类的情况是纷纭复杂的，也是必须慎重对待的。作者在碰到这些问题时都有相应的讨论和判断，是值得深入探讨议论的课题。
　　作者研究的对象是服饰，这就要求将形态万方、彩色斑斓的实物用文字再现在纸上。需要散文家的出色才能，不只是忠实的再现，还得写出事物活泼泼的情趣。这是常规的科学研究著作所不易得的特色，全书有大量美丽的插图，而文字之美，却使读者感到姿媚转胜。
　　现存的大量文物，都以不同情况出土或发现于全国不同地区。在研究过程中作者对种种复杂情况都作了认真的对比判断。他论敦煌、论南唐、论西蜀各章，都显示了这种特色。如他说到前蜀王建墓的石棺座浮雕时有一节分析：
　　这个石刻，虽完成于五代前蜀四川成都，但由于唐封建主玄宗和僖宗两次逃亡四川，中原艺术家先后避难入蜀的极多，蜀中历来特别富庶，手工业十分发达，并且是生产锦绣地区，受战事破坏较小，所以画面反映的和墓中其他出土文物花纹图案，还多保留唐代中原格局。劳动人民工艺成就，健康饱满，活泼生动，不象稍后孟蜀文人流行《花间集》体词中表现的萎靡纤细，颓废病态。
　　这种平实的、鲜明的分析在《研究》中到处可见。作者在感叹劳动人民的惊人艺术创造之余，总是同时见到封建主的荒淫无耻。在分析研究上层人物的服饰之外也尽力反映农民、猎户、船夫、手工业工人、兵士、奴仆等下层群众的衣着与生活面貌。由于文献遗存的限制，份量上容有参差，但作者并没有把书写成一部贵族服饰史。
　　作者希望致力于奠定新文物学的基础，希望打破过去以文献为主的史部学研究方法，这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全书实际上也以这部分创见最多，估计展开不同意见争论的机会也必然最多。作者在表述自己的见解时是勇敢的、痛快的，毫不吞吞吐吐，支支吾吾。但应存疑时还是存疑，因而也少有霸气。
　　这样的学风，也是值得欣赏的。
　　书画鉴定，也有悠久的历史了。人们一直承袭着的是传统的方法。到了60 年代，张珩、谢稚柳等专家开始总结传统的经验，并有意识地摆脱以文献为主的偏颇，企图运用多种手段进行综合的鉴定。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书画是形象的艺术，通过笔墨的表现手段形成不同的风格，同时也对客观现实做不同反映。两者都无法摆脱时代历史的痕迹，因之也应该成为鉴定的主要依据。服饰、器物、风习……都是应加郑重考虑的因素，但过去注意得是不够的。《研究》则集中注意于此，对一系列传世名画的作者和时代都提出了有份量的新看法。这就使研究的范围扩展得更开，不是“服饰”一端所能局限的了。
　　相传为唐阎立本的《步辇图》，作者认为“或系北宋摹唐旧稿”，“原作即便出于唐人，时代也应比阎立本晚些”。对《职贡图》，认为“或宋人拟作”。旧传张萱作《唐后行从图》，作者认为“原画最早也是宋而不是唐”。
　　“盗出国外传世本，时代且更晚。定为张萱名迹，实赏玩家以耳代目，人云亦云，殊不足信。”在讨论《虢国夫人游春图》时，提出当时贵重马具的“金银闹装鞍”，详做说明，并用以证明旧传北宋宫素然《明妃出塞图》就因全不懂得“五鞘孔制”，因而造成错误。又说：“元初画马名家赵子昂父子所画诸马，鞍具还采用五鞘孔制。事实上元代早已废除，画中反映，恰好证明传世诸作均临摹唐人旧稿，而非写实。”这是很精当并带普遍意义的意见。
　　传为唐周昉所作的《簪花仕女图》是研究鉴定家注意集中的著名作品，出现过不少论文。《研究》后出，但讨论最为详密，援据更为丰富。提出的两点看法也是新颖而有说服力的。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作者认为“必成于宋初南唐投降以后，可能即成于降宋以后顾闳中辈，但不可能成于李煜未降以前”。举出的论据包括了画中人物的宋代特定礼节——扠手示敬；与南唐降宋官吏初期一律服绿这样的细节，可见作者心细如发，思考细密。如集合论许多名画时代的片段，即可看作一卷出色论文。
　　历来鉴定画迹时代的专家，多习惯于以帝王题跋，流传有绪，名家收藏三大原则作为尺度，当然未可厚非。可最易忽略事物制度的时代特征。……古人说“谈言微中，或可以排难解纷”。
　　但从画迹本身和其他材料互证，或其他器物作旁证的研究方法，能得专家通人点头认可，或当有待于他日。
　　这是作者在引言中所说的话，表示了他对新方法的信心，也清醒地看到，在这方面一时恐不易取得一致，还有待于更长时间的讨论与辩难。这其实正是《研究》的整体精神。
　　进行这一类的研究工作，通常感到困难的是，时代远的，材料苦少；时代近的，又惟患其多。因此在比例上就难免呈现一种头重脚轻状态。如明清部分就显得过于缺略了，也是许多人感到不满足的重要意见。希望这一状况能于不久将来得到弥补。文献遗存的丰俭是相对的。明清两代遗物看似丰富，但具体使用起来，也不一定就能够用。时日既迁，今天视为丰瞻的，可能明日也会化为窘乏。这是不能不要求研究工作加紧进行的。不应使人发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慨叹。作者论及《红楼梦》中所举各种衣着式样，丝绸名目，如“凫靥裘”、“雀金泥”等，因所见当时实物多，体会深，说得就极有意思，远非仅凭文献作考证者可及。作者又说：《红楼梦》一书中王府大宅布局，虽为北京所常见，但叙述到妇女衣着如何配套成份，都显明是江南苏州扬州习惯。据故宫藏另一雍正十二妃子图绘衣着，可知这时期宫廷里嫔妃便装已完全采用南方式样。这十二个图像还可作《红楼梦》一书金陵十二钗中角色衣着看待，远比后来费晓（原作“小”）楼、改琦、王小梅等画的形象接近真实。而一切动用器物背景也符合当时的情形。
　　这个问题就提得极好，也是至今未能引起多数《红楼梦》研究者注意的。
　　其实故宫就是一个研究《红楼梦》的伟大实物仓库，可惜至今未作有效的发掘。
　　作者半年前有一信，还谈到这方面的问题：近常在故宫博物院出版之《紫禁城》，见尊文谈旧戏。其实故宫尚保存得有十七、八世纪戏衣数千件，一说八千件，在世界上真可称“洋洋大观”。又康熙乾隆南巡图卷中有几万种演戏场面，均值得设法一一看出，若依据此等世界稀有材料，用一二年时间写一部大书，印十来本图像，在世界上亦必成一种伟大无比工作。
　　信是用毛笔写的，写成后又用铅笔在信纸旁边作注：似以康熙三十五年第五次南巡图为最重要。燕子矶场面极壮观。
　　且注明某某机关地区班子。还有江宁织造署图像十分重要。
　　一说到文物，就“如同小孩穿新鞋，过新年的一般”，立即激动起来，即使是活到了八十岁也依然如此。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这本大书实在应该重排出版，以普及面貌出现。即使附图简单些也好，这样必将在学术界、文学界、戏剧电影界……引起更大的反响，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顺便也可加以增补，并改正少量错字。如《重屏会棋图》的说明，“南唐李煜”，但历代著录都指中坐者是中主李璟，是名句“小楼吹彻玉笙寒”的作者，李煜的父亲。像这类小小误排，还有一些，都应该改正。
　　祝愿从文先生身体健康，工作如意，在创作和研究中作出更新更大的成绩。
　　1982年8月18日
　　关于《管锥编》的作者
　　还是先抄下一封信来。
　　奉书失喜。年光逝水，世故惊涛。海上故人零落可屈指……契阔参商，如之何勿思也。弟无学可讲，可讲非学。访美时绝未登坛说法。彼邦上庠坚邀，亦皆婉谢。报章煊染，当以疑古之道疑今。兄旧是个中人，美言不信，必不受眼谩耳。明年或尚须远役，自知不舞之鹤，难为伏枥之骥，贻讥腾诮，且食蛤蜊。拙选初非惬意，本勿欲灾祸梨枣……未及细校，讹错殊多，重劳齿及，徒增颜汗。有小集一种，月内问世。差如韩陵片石，君堪共语也。×君美才，通函以少作相询。弟老而无成，壮已多悔。于贾宝玉所谓“小时干的营生”，讳莫如深。兄不为锦被之遮，而偏效罗帏之启，薄情忍心，窃有怨焉。弟此番在美，睹博士论文，及拙作译本小传，语多不经。一作者自加拿大来见，问之，则云曾至港台，遍访弟师友，采撷轶闻，弟乃知自传不可信，相识回忆亦不可信。古来正史野史，均作如是观。Voltaire 所以言Pyrrhonisme del’histoire，身外是非谁管得，隔洋听唱×××可矣。佳笺玷污，愧甚。即颂近祉。弟钱钟书上，杨绛同候。四日此信距离“北来得三晤……”函，中间正好隔了三十年。简尺中的风调、才情……却依然如昔，这是使我极高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访美代表团的《访美观感》中收有他的一篇报告，关于访美的种种都谈到了，这里也并没有更多的东西。此外，讲到了他的《宋诗选注》、《旧文四篇》、《管锥编》，又提到了一些海外学人辛勤搜集资料，对他进行专题研究的事。这种研究态度曾经是令我吃惊过的，看来简直就像乾嘉经师对待先秦诸子一样。吃惊之后也不免发生一点小小的感慨。三十年来，记得他的人是不多的。新文学史研究者忘记了这位惊才绝艳的小说家；选了一本别具炉锤的宋诗，又几乎成了“白旗”。记得1962 年他到上海来过一次，出席大学文科教材会议。我设法挤进会议室去看他。在会议桌前相对，没有讲话，不过至今我还记得他当时眉宇之间的瞬息变化，“年光逝水，世故惊涛，”这一切，都在不言中进行了尽情的表述、交流。那次的经验也是奇妙的。没有问他“文革”中的经历，最近从一篇文章中知道，他在干校中当过信差。这在那种场合已经算是一种“美差”了，也许是对我们的学者的特殊照顾。几年以后这位“信差”
　　拿出了一百万字的《管锥编》，海外学人热情地研究他的身世、著作……这是正常的、应该的。我并不完全同意他悔其少作的那些意见。
　　《管锥编》是一部有趣的著作。我说“有趣”，也许有人会不同意；也许我还没有读通这书的必要功力。但我还是要说，这是一本有趣的著作，比起我过去读《义门读书记》、《潜研堂集》、《二初斋读书记》、《读书脞录》……来有趣得多了，而广博深厚当然又不是能期望于过去的学者的。《倘湖樵书》、《辨讹类编》、《癸巳类稿·存稿》都是可观的著作，但与《管锥编》都不是一类。更不必提不可能出现于过去的著作中的新方法与新材料。
　　此书出后，我想，有些史学、文学以至辞书工作者可能都会考虑增订、修改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吧。
　　三十多年以前，我曾劝过一些亲近的朋友；宁可作一个“才人”也不要去作“学人”。今天看来，这意见当然是过于偏颇了。不过当时那样说也有一定的理由。因为那是个完全没有作学问的条件与可能的时代，而学人的道路也确是艰苦、寂寞的。在默存先生身上，才人与学人却得到了十分理想、完美的结合，这可并非常见的现象。
　　他写给我的两首诗，都是旧作。《蒲园且住楼作》一律是我特别欢喜的。
　　夹衣寥落卧腾腾，差似深林不语僧。捣麝拗莲情未尽，擘钗分镜事难凭。槎通碧汉无多路，梦入红楼第几层。已怯支风慵借月，小园高阁自销凝。
　　像李义山么？有些像。但义山没有这种深微、细密、凸现的写法。产生于不同时代的诗，当然不会有完全的一致。这是一篇精致的短篇，却只用了五十六个字。如果学他的研究方法来分析，这诗是会使我们联想起玉溪诗中坐在“隔雨相望”的“红楼”中的那位穿了白袷春衫的少年诗人的吧？这应该就是作者自己。不过研究诗比研究《管锥编》还要更困难得多，我不想更深入下去了。
　　1980年4月4日清明
　　忆马叙伦
　　马夷初（叙伦）先生逝世瞬已十年。日前偶然在书丛中检得他写给我的一张诗笺和一副楹联，不禁又回忆起一些往事来。我和马老过去并不相识，只是因为编报的关系，向他索稿，才开始往还，先后也不过年把光景。因为喜欢他的书法，恳请他写过不少字。不过今天剩下的只有这么两件了。那副
　　楹联写的是：
　　明镫九叠翻宫本
　　石室三年读秘书
　　石室指的大概就是杭州南山的石屋洞。马老是杭州人，他自题所作随笔就用了《石屋余渖》的书名，他自用的也有一方“石屋”的白文印，都寄托着对故乡的怀念。上联呢，好像是对我当年不自量力地想作“藏书家”的一种委婉的调侃，也许并不是。我得到这副楹联时非常高兴，立即裱好挂在书房里。这次发还时已经弄得敝坏不堪，我索性将联芯揭下来，好像又是当年从他手里接过时的原样了。
　　诗笺上的两首诗是他听了程砚秋的《春闺梦》以后写的，应该也是旧作，这时因为看了我在报上写了《春闺梦》的小文章，所以又记起、写下的。他对程腔的评价是确当的，他用诗的形式细腻精确地写出了歌唱的特色，实在传神得很。
　　我知道马老从五四开始就是一位民主战士，当然也知道他是有学问的教授。他的著作也买到过几种。不过像《庄子义证》那样的书我还看不懂，只能翻翻《读书小记》这样的笔记。1946 年他在上海的《民主》、《周报》……
　　上经常发表锋利的时论，因此我就想，是否也可以请他给我编的副刊写些轻松的小文章呢？约好时间，我就到拉都路（现在的襄阳南路）一条弄堂里的一间楼屋里去拜访。四壁萧然，好像连书籍也没有几本。马老穿了半旧的呢长衫，架了一副老式玳瑁眼镜，头发灰白了。六十出头的人依旧非常清健。
　　他的双眼总是眯起着带着笑意，谈话温和而委婉，一点都没有名教授的架式，也和我理想中的革命者全不一样。看来不过是一位中学老教员或一位钱店倌。
　　我提出的要求，使他感到了非常的为难。当时的一些民主期刊大半是周报，他几乎把全部空余的时间都用来赶写时论了。实在没有余暇和兴致给副刊写稿。他稍一踌躇就从抽屉里取出了一册厚厚的稿本。这是用大张毛边纸订起的、有三四百叶的本子，封面题着《香影楼日札》几个字。打开看时，是一色娟秀的小行楷。这是一本“日记”，但也并非正规的日记。里面记下了琐事、见闻、随感、掌故旧闻、戏剧电影评论……五花八门，内容非常丰富。他把这稿本交给我：“你去翻翻看，也许可以随便挑选一些发表。”
　　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只不过是初次相见，就将这珍贵的手稿借了给我，一些都没有秘惜之意。这当然是出于对我工作的那张报纸的信任与支持。在那时候，那种斗争环境中，为了同一目标战斗的人们之间，像这样“相濡以湿、相濡以沫”的情形，是并不少见的。
　　不过在告辞的时候，他还是叮嘱了我一句，这稿本最好是留在家中，万不可放在报社办公桌里。“你们的报纸，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封门的”。
　　这以后，就在报纸的副刊上出现了一个《石屋余渖》的小专栏，每天发表一或两节小文章。这是我选了出来请人重抄付排的。在选抄中间，我发现马老的兴趣是十分广泛的，并不是专注于六书和老庄的研究。他喜欢听戏，和程砚秋相熟；也注意电影以及通俗文艺，连妇女时装这样的生活现象也随时留心。他也讲究烹调，北京的饭馆里曾有过一只“马先生汤”，就是他传下的配方。这只是一种豆腐汤，不过是烹调得很精致的豆腐汤。他对书法有很浓厚的兴趣，作过深入的研究，对执笔的方法有自己的创见，对历代书法和时贤书法都有独到的评论。马老还时时记下了他与陈汉第等同乡友人谈话中种种，都是有关杭州地方人物的有趣的掌故。在报纸上连载的日札后来由建文书店印成两册，估计尚不到原书的五分之一。可惜校印不精，错字不少。
　　这恐怕是在报纸上发表时就已如此的了。
　　果然不出马老所料，《余渖》发表了没有好久，报纸被封了。更糟的是，抄写原稿的那位朋友，没有听从我的嘱托，把原书带到报社，锁在办公桌里，竟自陷于“敌手”。我只好硬着头皮又到办公室去走了一转，取了出来。奇怪的是，散布在走廊里的特字号人物，竟不曾发现、阻止。第二天，我就把这手稿交还给了马老。如果这本《日札》，今天还保存在什么地方，我想，那是值得印行的，就是影印也完全值得。
　　报纸封门以后，马老到我的住处来过一次。他还是那么随随便便，一点都没有紧张之感。他说，上海住不下去了，不久就要到香港去。过了些时，寄给我一封信，说我曾托他请沈钧儒先生写一张字，可惜“衡老已行”，没有办到。不久，他也走了。到港后还曾来过一信，劝我也离开上海。不久，知道他已进入解放区，等到在北京再度相见，已经是建国以后了。当时他是中央教育部部长。我到部里去访问，看见他精神振奋，工作紧张，完全不像一位将近七十的老人。即使如此，他依旧是那么从容、安详，和1946 年在上海时没有什么两样。
　　1981年3月14日
　　（附记马叙伦《程御霜邀听其春闺梦曲》二首：“坠石崩云四座惊，最难渊默忽雷声。如今入耳皆凡响，歌到程郎世莫争。何必当年无定河，且听一曲眼前歌。坐中掩面人多少，論我青袍泪独多。”
　　“坠石崩云”两句，下句出《庄子·外篇》《天运》：“子贡曰，然则至人固有尸居而龙见，雷声而渊默，发动如天地者乎。”）
　　忆郑西谛
　　今年春节前一直下雨，年初一忽然放晴，来了满天的好太阳。家居无事，想找一部书来看，顺手从书架上取下了《西谛书目》。我是常读书目的，这在旁人看来似乎不大好理解，不过这实在是很有趣味的。好书大抵藏在图书馆里，难得有借阅的机会，现在看看书目，有如坐在饭馆里翻菜谱，虽然不一定样样都点了来吃，到底也是一种享受。这《西谛书目》又与别的书目不同。他的兴趣杂，收罗的方面广，不大重视正经正史，但集部、特别是词曲小说、版画中却多有怪书（说得好听些应该写作“僻书”）。常常看到一种书名，就揣想这应该是怎样的一部书呢？如有附图，那么是出于徽派还是金陵派刻工之手的呢？这样想着想着往往会令人神往。“书目”里有些书是我见过的，还多少有点关系，这就更有意思。例如卷一有一条是《乐律全书》存四十二卷，是残本。其中有《六代小舞谱》和其他几种，就是我在徐家汇的一家旧纸铺里发现的。大约三四种，白棉纸大册，附有古拙的插图。那时我还不认识郑西谛，但对这位文坛老辈是非常佩服、心仪已久的了。想找个机会见见他。知道他多年来辛苦搜集着版画，就把这拿给他。那大约是1938年的春天，他索居在静安寺的庙弄里，弄不清门牌，就抱着书闯了去，居然给我找到了。
　　高高的身材，穿着一身半旧的西装，出现在有些荒凉的小花园里。厚玻璃镜片后面双眼睁得大大的。一面用手翻着书页，注意地看那版画，不由得漾出微笑来。他大约觉得有点奇怪，送书上门的不是书坊里的伙计却是一个中学生。
　　我终于认识了西谛先生，还从袋里摸出一小册《西行书简》，请他写几个字。他爽快地答应了，就站在花园的草地上，掏出钢笔，歪歪斜斜地写下了“旧游之地，今已沦为狐兔之窟。何日得重游”几行字。这大约就是我和他的“论交之始”。
　　在“书目”的尾页，我曾写了下面的几行题记，此册所收颇多佳册，亦可见西谛收书之杂。然奇书秘册，往往而在。丛书亦多妙品。忆解放前曾偕西谛游苏，夜访书护龙街上，见怀新斋许氏书甚多，其中多丛书之大部头者。西谛顾而乐之，然无买书钱，笑向余曰，凡此皆可收也。余亦一笑而已。时秋高风景佳异，游木渎食鲃肺汤极美，转瞬二十年前事矣。丁未九月初三日夜记。
　　这件小事很可以表现出西谛书兴之豪。买下了多少万卷旧书，用樟木箱藏起放在书房、客厅里的富商大贾是说不上“豪”的。只有像西谛那样，身无分文还设法张罗举债收书，视书为性命的人，才能算得上是“书林豪客”。
　　在书画目录类书的书眉，我也写下过这样的话，余曾收朱竹垞抄本郁氏《书画题跋记》、《续记》，谦牧堂旧藏。为西谛所见，强索为赠，未之许也。是时渠方锐意收书画类书，是以豪情如是。今日思之，徒增黄垆之感。
　　解放后西谛在文物局工作，在团城办公。一次我带了几部书到那里去看他。他照例一看见好书就要“雀跃”，要留下。记得那次有一册宋建本白麻纸极初印的《尚书图》，就被他“扣”了下来，立即送到图书展览会上去了，说好说歹才留下了这部《题跋记》。这当然说不上“豪夺”，不过他那见了好书就不肯放手的气势确是有点“豪”。“你多少钱买的？”接着就不容分说留下了。这本《尚书图》是胡心耘的旧藏。先为孙某所得，书实在太漂亮了。使他疑惑起来，是真宋本还是翻宋本，终于吃不准，以原价一百元脱手。
　　我是从来青阁买得的。宋本书的书价不过百元，这在今天看来也确实有点近乎神话了。
　　《书目》中有《春雨楼集》一书，也是我见过的。我在书眉上写：此书佳绝，桃花纸印，有沈虹屏名印。1952 年西谛来沪，余访之旅寓，案头有此二册书，因得摩挲。
　　西谛在北京工作，上海庙弄的藏书还零乱地堆积着，不曾运京。他委托一位姓杨的书友代为整理，不料却陆续被取出别售。我曾见过一张书单，也买到其中的几种。在一部永乐刻《刘尚宾文集》的书衣上看见有西谛手写的书名，觉得有些奇怪。后来知道确是从庙弄里弄来的。
　　他闻讯以后，就趁视察之便，回家检视。顺手把这两册《春雨楼集》带在行箧里。这书是沈彩手写上版的精刻本，用桃花纸印，真是纸墨晶莹，眩人心目。卷前有“青要山人”小印。庙弄里的藏书，品种珍贵远过此书的不知有多少，但他却只选了这两册带在身边，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书卷的“真知笃好”。此书西谛有手跋，“扬州何氏书于劫中散出，为孙实君所得。予闻讯往，得初印本芥子园画谱三集，诧为奇遇。见此书于目中，亦欲得之，而已为乃乾所取，求之不出。越一载，乃以千金易得之，挟书以归，喜可知也！纫秋。”
　　“纫秋”是西谛在抗战时期使用的别署。他曾写有《纫秋山馆行箧书目》一册，手为长跋。《西谛书目》后附有“题跋”一卷，都是从他所藏书的卷尾书头辑出的。这些都是很好的随笔，有时也讲到书的版本内容，但主要特色并不在此。题跋中所记书林掌故很不少，都是藏书史上的好材料。西谛与书坊中人极熟，题跋中也时时写到，可以看出，对这些“书友”，他的感情是不同的。他有一篇明刊《乐府先春》跋，写得极有意思：杭州书客朱遂翔擅将不全书剜割目录，冒作全书，售得善价，予甚少与之交易。然彼爪牙遍布徽郡、萧山一带，往往多得奇书善本。王寿珊在世时，朱专擅其利，寻常顾客自不在其眼中。自王氏故后，朱失所依，始复见其持蓝布包袱，往来中国、来青诸肆间，盖彼于图书每不甚了了，唯恐失之贱值，不能不以郭石麒为耳目。石麒为书友中忠厚长者，从不欺人，书业中人无不恃为顾问。劫中余闭户索居，绝人世庆吊往来。惟结习未除，偶三数日辄至古书肆中闲坐，尤以中国、来青二处踪迹为密。一日天阴欲雨，正坐中国书店与石麒闲话，以无书可阅为叹。朱忽持一包来，予曰，此中何书？朱解包出之，乃昆调乐府先春也。予惊喜过望，即询其值，立偿之，挟书以归。……
　　我在此处书眉写：“此跋写朱遂翔神似。解放后朱设金笔肄，弃旧书业不为。余尝得文瑞楼钞《演山集》等於渠，价极昂。后所存善本多为孙助廉得去。”
　　记得当时在温知书店的小楼上，每天方桌上都有从朱遂翔得来的大批旧书，大半有九峰旧庐印记，及朱遂翔小印。最为煊赫的是北宋杭州猫儿桥马氏牋纸铺印的“文选”一册，就是高踞《中国版刻图录》卷首的那一本。
　　关于西谛，还有不少故事可写，今姑记此数则，以为纪念。
　　1985年2月22日
　　忆许姬传
　　四十年前一个春天的下午，我在苏州第一次和姬老见面长谈。（姬传当时不过刚五十岁，但梅畹华早已在客座中呼之为“姬老”了，其实他比梅还要小七八岁，于是朋友们也就跟着称他为“姬老”。）我是为了《舞台生活四十年》的写作去找他商量的。虽然事先已经取得梅的同意，但能不能坚持写作并在报纸上连载，却没有把握。姬老是梅的贴身秘书，朝夕相处，连载的初稿全靠他见缝插针地进行记录。梅的这部自传的能否写成，他实在是个关键人物。第一次见面他就给我一个很好的印象，洒脱、风趣，是个旧社会才子型的人物。他能诗、善书，对书画文物有相当的鉴赏水平，自己也从事收藏，这些在戏曲之外的修养，使他成为活跃在缀玉轩中一位少不了的人物。
　　姬老解放后一直住在北京梅家，又随梅剧团到各地演出，来上海的机会不多。“四十年”的写作是他将纪录草稿寄交他的弟弟源来，补充整理后送报社发表的。他没有按照自传的一般写法按年铺叙，却以梅的日常活动为线索，有机地将回忆组织进去，闲闲写来，别有一番趣致。无论是写法还是文风，都与通行的报刊文字有很大的距离。对此，是曾经有过种种不同的反映的。譬如有一种意见，认为梅先生应该着重介绍他的舞台经验，可以留做年轻演员的范本，而不赞成过多的细写生活琐事。我的看法却相反，觉得能通过一个人来看一个时代，才是一本成功的传记的重要因素。梅的一生，经历了好几次社会的大变动。作为一位杰出的艺术家，他与社会的联系是多方面的。几十年来的社会变迁，通过他的个人经历，是可以得到虽然是局部但却真实生动的反映的。具有这种特殊条件的人物，在每一历史时代中并不多，而梅却是相当理想的一个。这是我长久悬在心中的一种愿望。“四十年”当然并未完满地达成这目的，但也多多少少的带有这种特色。这就是能使读者清晰地接触到艺术家的全人，而不只是他在舞台上的献身，同时也感染到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
　　说到“四十年”的写作，姬传的笔路和文风也是有它的特色的。这与通常的报刊文字不是一路，也许难以得到某些人的赞赏，但我却认为是难得的可贵的。记得姬传曾和我谈起，他是有意学习他所熟读的《红楼梦》的笔路的，以为记录梅先生的活动与谈话，用报刊文字的写法不合适。这是深悉个中甘苦的话。“四十年”中记梅先生和许多老艺术人的谈话，声口、姿态都常有传神之妙，这种“白描”功夫，多半来自传统小说，一清如水，时起波澜，是别具一格的好散文。
　　1954 年秋，我和内人到北京去小住。梅先生请姬传接车并安排我们住在北京饭店，又请我们在东安市场吃饭，饭后去剧场看川戏。本来旅行已经颇为疲倦，但看了许倩云的《卷帘求画》，大为欣赏，连倦意也没有了。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多年，回想起来还如同昨日。
　　姬传是个快活乐观的人。我没有看见他有过愁苦的时候。十年动乱中当然也饱吃了不少苦头，但我想他也还是嘻嘻哈哈地过日子的吧。这一点与他的老弟源来不同。这也就是他得享高龄的原因。
　　1957 年以后，我几乎处于交游零落、离群索居的境地。但也还有时有往还的一二友人，源来就是其一，也时时从他那里听到姬传与梅家的消息。梅剧团来沪，也有机会与姬老相见，在天泉阁中话旧。除了谈戏之外，主要的话题是他们兄弟俩所收藏的书画，也谈到他们先祖许珊林所刻的书，这就是有名的“许刻”。许珊林一生一共刻了多少种书，就连他们也说不清楚，我手边有两种，都是他们不知道的代师友所刻的诗文小集。说得高兴，姬老就取出许珊林所写斗大的五言篆书联，挂在陈定生的墨兰的旁边，相与欣赏。
　　姬老谈了不少过去在上海与一些书画收藏家往来的故事，庞莱臣、张葱玉、谭敬都是相熟的朋友。论经济力量，当然不能与他们相比，但也偶然得到一二铭心绝品，可以傲视侪辈。姬老曾买到过一册华新罗的诗稿，是画家手书的底稿，前半写得工整，后来就逐渐率易，到了最后九页，则潦草几不成字，这大抵已是绝笔了，最后一页还夹着衬写的格子。这真是稀有的书，我有新罗山人的《离垢集》，却从未前知他还有稿本传世。姬老说，这本册子后来换给蒋穀孙了，真是上了大当，可惜之至。言下犹有余痛，但随即一笑置之。这件小事是可以看出他的洒脱的性格的。
　　梅先生逝世以后，姬老还继续整理有关史料，撰写回忆文章。这以后很久没有见面的机会。直到1979 年春，他南来料理源来的后事，才再次见面。
　　这时他已迁返旧帘子胡同梅家了。转年我到北京，姬老和梅家的绍武约我在曲园吃饭，劫后重逢，故人无恙，真是值得高兴的事。他虽然年逾八旬，但清健如昔，谈起旧事来娓娓不倦。他谈起他的外祖徐致靖的故事，说是要将老人与戊戌政变的有关轶事写下来，这就是后来出版的《许姬传七十闻见录》。他还谈到徐老先生熟读《红楼梦》，有些意见是别人没有说到的，这些我已写入《京华十日》，虽不敢厕身于红学家言，也许可当红楼佚话，以记一时朋友谈讌之乐。那实在是值得永远记忆的快乐的时刻。
　　1986 年冬我到北京，一天下午抽空到旧帘子胡同去看他。天时向晚，缀玉轩的北房显得异常阴暗寂静。梅家的人都出去了，只有他一个人枯坐在沙发上，恰如入定的老僧。相见惊喜。已经八十六岁的他，依旧谈锋极健，还拿出新出版的《忆艺术大师梅兰芳》一书相赠，倚在沙发上用紫色笔题了字，这本书是他和源来所写纪念梅先生文字的合集，前面有我所写的一篇序。姬老还是极有兴趣的谈书画，谈文物。他到柜子后面取出一方顾二娘雕的菌砚。
　　有阳文款，是颇不经见的。谈起他所藏的一些“杂件”，如竹雕、砚石（有大端石寒星砚及四件小品）、宣德炉等，一一出以相示。他的记忆力是惊人的，几十年前的旧事都说得头头是道。我从他有些激动的谈吐中也感到了老人心情深深的寂寞。不必说，近来能找他来谈谈旧事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屋里装了一只大火炉，但似乎并未散发出多少热气，越发显出老屋的阴沉。
　　这就是我与姬老的最后一面。听到他以九十一岁高龄弃世的讣音以后，久久不能宁静。直到今天才能草草写成此文。晚秋的天色早已暗了下来，不能不使我记起缀玉轩中的景色和那次快谈的种种，觉得这一切都已不可再得了。
　　1990年11月5日
　　忆师陀
　　我与师陀相识，大约在1946 年顷。他是霞飞坊的常客，我也常去。他经常访问的却并不是巴金，而是住在同一所房子里的另一家主人。虽然见面点头，但并不熟悉。只知道他是有名的小说家，曾经得过大公报的文学奖金，与何其芳、曹禺同榜。他后来放弃了芦焚的旧名不用，改属师陀，这笔名很特别，究竟何所取义也不清楚，后来也一直不曾向他打听过。
　　解放初他在上海出版公司当编辑（也许是编辑主任）。这书店与郑西谛有关系，由刘哲民主持，主要印行郑振铎主编的历史图谱和艺术传统等大部书，还影印过《鲁迅日记》和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编辑部好像只有两个人，师陀以外还有胡道静。他当然是主编文学书的，但并无值得记忆的出版物，巴金给了他几本翻译小说，如迦尔洵的《红花》等，都是只有几十页的小册子，我交给他一本《新北京》，是解放初访问北京时所写的访问记。
　　师陀不久就离开出版公司，加入了夏衍任所长的上海电影厂剧本创作所。稍后，我也调到所里，算是同事了，所里大概有编剧十名左右，没有固定的坐班制，每周开学习会一次，间或也看新片和讨论剧本，其余算是自由创作的时间。师陀在所里无论年龄、成就都是踞首席的人物，因此大家都称之为“陀老”。创作所的空气是平和、舒畅的。有些人连家都安在所里，师陀也是，但好像只是单人索居。打麻将是经常举行的娱乐。我不会打，一次也没有参加过。有时候也出去吃馆子。师陀总是同去的。他喜欢喝点酒，喝了酒话就多起来，但并不谈论剧本创作的事，那是一定的。把一群人聚在一起，让他们从事创作，在生活上给以不错的照顾，这种办法不知道是不是成功，但完成的作品好像并不太多。而每人身上都背着几个创作选题，负担并不轻。写出了初稿，打印传观以后就开一次讨论会，会后作者根据五花八门的意见进行修改，再打印、讨论，有时这过程可以反复进行若干次，最后的结局却往往是“枪毙”。这种领导创作的方式是不是高明，谁都说不清楚，说不出意见，但却免不了困惑。师陀好像感到这样下去不是事，就主动要求去体验生活，到著名劳动模范吕鸿宾那里住一阵子，大约半年光景，回来以后打提纲，构思创作，后来好像并没有写成作品。这位在旧社会多产的作家弄得束手无策，创作所结束以后，就转到作家协会当专业作家去了。
　　师陀写不出电影剧本，却写了几篇历史短篇，记得有写曹操与西门豹的。
　　还有一个独幕剧《伐竹记》，后来受到批判。他很生气。文革结束后他印了一本《山川·历史·人物》的小册子，前面有长长的一篇序言，大发牢骚。
　　好像这是他解放后出版的唯一一册新作（另有几种都是重印的旧作，也全是文革后出版的）。
　　从创作所出来，不远就是静安寺。那里有几家旧书店，师陀常去看书，也买一些旧本。一次得到一册旧抄本诗集，不知道作者姓名。他经过仔细的考证，证明这是明末清初遗民诗人蒋大鸿的遗集，诗篇反映了清初江南的社会动乱，很有史料价值。后来还写成考证长文发表在香港大公报的“艺林”
　　上。他曾给我看过那抄本，还打算重印，终于没有成为事实。有一年春天，我和他一起访问上海近郊，到过张泽，想寻访蒋大鸿的遗迹，什么都没有看到，倒是归途过陈子龙墓，在遗址前徘徊了好半日。可见他对晚明的几位遗民诗人是怀有深深的感情的。从书丛里找到师陀几通遗札，1984 年3 月的一通说：
　　“日前得乔木同志信，对《无望村的馆主》提出许多意见。另外还对我的其他小书提了意见。其中对《无望村》的有几条不能解决。首先是体例问题。‘小引’似于古无征，好像是‘五·四’以后才兴起的，也只限于文集；‘跋’是古代就有了的，也只限于诗文集，用以说明写成的原因。他提议应该加两个脚注，因为现在的青年多不懂了。其一是《打渔藏舟》，解放前我曾看过河南、河北梆子的演出，正式剧目叫做《蝴蝶杯》，又名《游龟山》，江夏县知县和他的公子、总督和他的公子，被打死的老渔父和他女儿的名字，连这出戏的故事，全忘记了。至于它的编剧为谁，更是懵然。其二是《秀才卖驴》，我小时候听大人谈过，似乎是一个秀才写的卖驴契约，全篇引经据典，不见‘驴’字，形容秀才的酸腐。以上问题，兄博览强记，兼之戏曲界熟人甚多，有以教我否？
　　“去年文艺报（12 期）刊载小文《谈风格》，讲到废名部分，我的原意是废名的作品仅能供少数人欣赏，不料经过十年内乱，竟会对人起陶冶性情的作用；经编辑大笔一挥，‘少数人’竟成了‘无人’，‘起陶冶性情的作用’竟成了‘对人能起什么作用呢’了。这么一来，我也就成了和他们一样反对废名派，岂不可畏也乎？
　　“我认为诸如此类的情况，你是可以写一篇杂文的，虽然巴金已经写过。还有文坛上的‘左’，其表现是‘反污染’，开始跳得最高的人大都是历史上有过‘问题’的人，虽然其中大多数是冤枉的。由此可见，全党倾向于‘左’，再加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乌七八糟的主义，我认为也可以写成杂文。当然一篇装不下，也会碰钉子，如果不会绕弯子的话……”
　　这是一封难得的坦率的直抒胸臆的信，虽然已时过境迁，但可以反映当时师陀的思想状况，所以还是抄下来。我当然没有能够如他的嘱托，不但没有对《游龟山》加以解释，杂文也没有写。他对废名的评论则是可以注意的。
　　虽然没有明说，师陀的创作不能不受到废名的影响是显然的。
　　前些年随上海作协代表团去河南，师陀同行。他是河南人（杞县），对故乡风物自然是熟悉的，过开封时，告诉我关于龙亭的传说；游龙门时，叮嘱我在奉先寺石雕力士脚下找武则天施脂粉钱造像的石刻题记。这次旅行，大家都轻车简从，只有他带了一只铁箱子，装着写作资料，说是要在郑州住一阵，完成几本著作。其中就有重定蒋大鸿的诗集。可是大家不放心他的健康，还是一起回来了。
　　平时谈话，他也有不少独特的见解。如他不承认书法是艺术，又认定《金瓶梅》的作者是吴承恩，他曾仔细研究，在语言、习俗等方面发现《金瓶梅》与《西游记》有不少血缘关系。曾劝他写文章，总是迟迟不肯动笔。他颇有些藏书，房间里摆着商务百衲本二十四史，常说在这部大书里可以发现不少创作素材。可见他在晚年是有意从事历史题材的创作的。但终于缺乏动笔的兴致，没有能留下什么成绩。他去世那年已年届八十，朋友们打算给他祝寿，连日期都已定好了，不料他却骤然去世了。他的旧作重印的大约有三四种。
　　有的他自己也没有存书，曾替他从旧书店里找到过几种，但也没有重印的机会。这是想起来也不能不感到寂寞的。
　　悼风子
　　风子于久病后逝世，前两天从书架上取出《晦庵书话》来重读，想起许多旧事，不禁有人琴俱亡之感。我与风子初识已在五十年前。《书话》里“书城八记”的“买书”一节，说起他开始买书时的往事。提到徐家汇有个废纸收购站。主人是个猫脸的老头儿，风子从他那里买到《新青年》、《小说月报》等旧期刊，是为搜求新文学旧本之始。他当时隐姓埋名住在徐家汇，住处就在我家近边一条深巷里。彼此，常常在那家旧纸铺内遇见，因而相识。
　　我那时还是一个中学生，却已有了搜书的癖好，买书只能利用家里每天给的一点点心钱，在纸铺老板看来实在是上不了台盘的小主顾，但也曾收集了自沈雁冰接手编辑后的全份《小说月报》，不能说不是一种豪举，这自然是受了风子的影响。记得纸铺曾将《逸经》编辑部的全部家当论秤卖出，有印好的稿纸，有作者原稿，还有大量的旧杂志。我曾在其中搜得郁达夫《饮食男女在福州》的手稿，珍得收藏，可惜后来失落了。
　　当时我们搜求的不只是旧期刊，还包括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出版物。
　　特别重视鲁迅、周作人等著作的初版毛边本，反正只是一两毛钱一本，所以每见必收。凡有所得也彼此相与欣赏，也交换藏书，丝毫没有因争购而引起的不愉快。我手边还保存着两册鲁迅的《唐宋传奇集》，扉页有我的题记，“三十七年一月卅日，在秀州书社买，此初版本也，仅上卷。前曾有三版者两册，已持赠弢公，归来后记”。另有周作人的《冥土旅行》与《玛加尔的梦》两册，都是初版毛边的“苦雨斋小书”，我在扉页上写着“一九五○、七、十，夜访风子兄，索赠此册”。《书话》里有文记这套“小书”，称其“印得朴素，大方，极为漂亮”。并声称他尤其喜欢的就是这两种。大概因为喜欢，所以存有复本，为我索得。那时他的收藏已颇为可观，每过他的书斋，总是随意抽阅，时时遇见会心的好书，也常常不客气地索取，友朋戏谑，留下的是美好温馨的回忆，却是不可再得了。
　　最先留心收集新文学史料，为研究奠定了基础的，是阿英。但注意新文学出版物的版本，系统的加以评论记述的，则不能不首推风子。今天已成为显学的新文学史料研究，继起者的业绩在许多方面已超过了前人，但《晦庵书话》仍有其历史地位，是这一学术领域的开山之作。作为散文，“书话”
　　这一形式也是值得注意的。以简短的笔墨，记事抒情，作者继承的是古老的优秀文学传统，使人想起的是陆游的“放翁题跋”和黄荛圃的藏书题识。回荡多姿却无空疏之病；网罗遗事，不离时代风云。所记三十年代前后反动派对革命书刊的封锁、扣留、禁毁与文化界进步力量的抗拒斗争，都是文化史上不可磨灭的大事，也形成了《书话》触目的特色。
　　解放后风子曾在华东文化部主管文物处，当时旧书贱如泥沙，多半落入还魂纸厂，有许多有价值的文献书物遭到毁灭，我曾与郑西谛谈起，希望文物部门采取一点补救办法。风子经办此事，组织了一些旧书店从业人员，去纸厂拣选，颇有收获。最突出的是得到了一册宋刻的《蟠室老人集》，是仅存的孤本。大字精刻，黄麻纸印，神采奕奕，动人目睛。这事他也曾记在《书话》里，但记忆偶误，说成是宋刻三十卷本《文选》了。大概这两册书的发现，在当时都曾哄传人口的缘故。
　　风子曾长期主编《文汇报》的副刊“笔会”，这是一处重要的文艺阵地，曾发表过不少重要作品，也展开过多次理论论争。有一个时期我也参加编辑工作。每天他将选定的原稿和版样卷成一卷送到报社，由我看后交排字房发排。他的编辑方针是兼容并蓄，但坚持着进步的立场，旗帜鲜明。团结了广泛的作者，为文艺的繁荣尽了自己的力量。除了编辑工作之外，还要为报纸写点连载文字，似乎是当时一种风气。《书话》就是这样开手的，每天发表在副刊《文化街》上，一出现就受到注意与欢迎，又在别的几个地方继续地发表过，1962 年出版，只四十篇。1980 年增订再版，由三联书店出版，有毛边本，多附书影，更增读者兴趣。为近来少见的精本。朴素大方，比起风起云涌的所谓“精装本”来，实在要好得远，但懂得这种书趣的，却是愈来愈少了。
　　风子是老一辈的杂文家，又是鲁迅研究和新文学史的作者。晚年着手的《鲁迅传》恐怕也未能完成，是极可惜的事。这里只就《书话》少谈他收藏新文学版本的往事，以为纪念。五十年文字相知，一旦别去，使人难以为怀。
　　好在风子的遗书俱在，每一展卷，如逢故人，则风子为不死矣。
　　郭沫若
　　一
　　1946 年5 月4 日，在重庆的“抗建堂”举行了一次文学工作者的集会。
　　有郭沫若的演讲，艾芜、杨晦等有关小说、理论等方面的工作报告。参加者还有曹靖华、力扬、黄芝岗诸位。我当时在为上海的一家报纸作特派记者，就坐在台下第一排听讲。郭老那时不过五十刚出头，精神饱满，作报告声音极响亮，演讲的内容已经记不起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对当时的时局是充满了愤激的。那正是旧政协会议和校场口事件之后，只要是有正义感、爱国心的人都不可能有怎样平静的好心情。郭老慷慨激越的演讲，自然就不可能不带有特定的时代色彩。
　　郭老讲完，从台上一跃而下，坐在我旁边的空位子上。抗建堂的台口并不高，但他这一动作还是使我吃了一惊。
　　我心里在盘算，这是一个很好的采访机会，不可放过。郭老是重听的，交头接耳的方式不行，怎么办呢？我从笔记本里摸出了一张纸，写下“请郭先生赐予访问的机会”几个字，接着又提了六个问题，下半留着空白，就请他用笔作答。
　　我把这个“问题表”递了过去，他接过一看，马上就接过我手里的钢笔，作出了答案，很快地还了给我。
　　这张“问题表”后来被我夹在一本书里，久已忘却，前些时候从发还的乱七八糟的文件堆里又被我重新发现，真是说不出的惊喜。现在就摘抄几条在这里。
　　“先生何时赴京？”
　　“六日至十日之间。”
　　“先生赴京后工作计划如何？创作？剧作？”
　　“将往上海。两种都想进行。另外还想研究历史，尤其是农民运动史。”
　　“对于郁达夫先生遗集事，及郁先生的最后的情形有所闻否？”
　　“到上海后进行全集事。无所闻。”
　　“先生对最近时局的观感若何？”
　　“我是乐观的，虽有曲折，但民主终必胜利。”
　　我还提过一个问题，“先生近有诗作（旧体诗）否？可否见示一二。”
　　因为问题写在纸背，他没有看到，没有作答，真是可惜的事。
　　二
　　1947 年，我在上海编报。报纸有一个《文学周刊》是郭老主编的。另外还有《新思潮》等几个周刊，也得到他多方面的支持。工作作得热气腾腾，十分起劲，斗争越尖锐，白色恐怖的阴影就逼得愈近。当时朋友们都有一种明确的预感，报纸迟早要被封门，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来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大干一场吧。我曾为副刊设计了一个栏目，分请一些文化界的作者、作家……写字，准备集有成数以后制成锌版发表。不过无论我们怎样加紧工作，终于还是赶不上反动派的封条来得快。这些墨迹的陆续收到绝大多数都在报纸封门以后了。一起约有近百张，我一直好好地保存着，但在十年前的一天，一起被拿去了，被看做“反动”的“罪证”，至今还下落不明。
　　又是一个意外，郭老给我写的一张字，却被夹在最近取回的一本旧书里。
　　为什么它没有和其他墨迹放在一起，连自己也记不清楚了。
　　这是写在溥心畲画的诗笺上的一首七绝，诗题是“三十六年七月偶成”，其时约在报纸被封两月之后。
　　偶语诗书曾弃市，世间仍自有诗书。
　　周厉当年流彘后，卫巫勋业复何如？
　　当重新发现这诗稿时，我的惊异更是难以形容。如果不是原迹写着明确的时间，人们是有理由怀疑它是十年前的“近作”的吧。
　　诗里用了两个典故。“偶语诗书”，自然说的是秦始皇帝；周厉的故事则见于《史记》的《周本纪》。周厉王是周夷王的继承人，是个著名的坏家伙，正因此他才得到这样一个难听的谥号。他在干了许多坏事，弄得“民不堪命”、闲话蜂起以后，大怒了，想出了一种古怪的对策。找来了一个卫巫，使他“监谤者，以告，则杀之”。那后果是“国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这使他得意极了，把爱说真话的召公找了来，对他说：“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的回答却是，“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召公还说了许多道理，这里不多引。这些早在公元前八百五十多年说过的话，今天听来也还是非常新鲜的，简直就像刚从报纸上看来的一样。
　　厉王自然不会听这样的老实话，他的结局也一些都不会使人惊奇，“耳根清净”的日子过了三年，就被国人赶到彘去了，那地方就是现在山西的霍县。
　　郭老并不是刘伯温那样的“预言家”，他这首诗的抨击对象是1917 年的国民党反动派，但诗人创作时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却使他的作品有了长久的生命力，时间过去了三十多年，它仍然活着，而且还将更长久地活下去。
　　1979年9月11日
　　朱佩弦
　　这是朱自清先生给我写的一首诗，原作共四首，这是第一首。全诗收入《犹贤博奕斋诗钞》中。
　　1948 年，报纸早被封门，副刊也不办了。但早已开始了的收集时贤手迹的工作并没有停止。我买了一盒笺纸放在住在北平的吴晗那里，请他随时留意约人写字。请朱先生写字是我特别提出的请求，搁了很久才写好寄来。几天后又接到吴晗“朱佩弦今午逝世，心境极不快，……”的信，这是1948年8 月12 日的事。
　　今天我还能够清楚记得这消息给我带来的震动。当时住在北平的名作家、名教授多得很，但朱先生是不同的。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中间，他的“份量”是非常重的，这事到今天还值得沉思。
　　我没有认识朱先生的机缘。一篇《背影》是中学时就当作课文读过了的，也是从那时起，知道并敬佩着这位作者了。朱先生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但他的诗我却读得很少。他的散文给后辈带来的影响真是非常非常的大。从他的文字中读者认识了他这个人，也懂得了他是经过了怎样的途径打动并征服了自己。朱先生是个平凡的人，是一位教员，从中学教到大学，除了偶然写点小文章以外，就是编教科书，编讲义，后来还作一点考证、研究的工作。
　　他只活了五十一岁。50 年代印成的《朱自清文集》一起有四册，成绩不算小，但他最好的东西还是散文，在《文集》中占的分量并不大。能用这么精致、少量的作品奠定了自己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很不容易的。那原因我想应该是，通过文字，读者非常容易就接近了作者，了解了作者，而且一些都没有拘束地和他成为熟人，并喜欢了他。朱自清实在是个非常天真、平易、正直、真诚的人。
　　他身上的“份量”在他生命最后的一两年中急遽地增重了。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在劫后的北平，在那么复杂、残酷的现实斗争中，病弱的他加紧迈出了艰难但踏实的步子。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个诚实的作家身上有着怎样惊人的勇气。他成了向新时代、新社会不停步前进的知识分子的象征，使人信服的象征，因而他有了自己的“份量”。
　　正因为他平凡，所以他有更大的代表性，所以他伟大。
　　他向全社会说出了一个正直的中国人在那个时候应该说的话，没有半点装饰、虚夸。
　　很有意思的是五四以来的许多新诗人晚年都写起旧诗来。朱先生是喜欢宋诗的，这无论在他的作品还是教学中都可以看得清楚。即以这首诗而论，明显地表示了他的迟暮的焦虑心情。但不是消极的，实在是很积极的。
　　关于朱先生晚年的心情和精神境界，叶圣陶先生在《谈佩弦的一首诗》里写得很清楚、深刻。文章写于1948 年8 月18 日，在朱先生逝世后六天，收入新近出版的《叶圣陶论创作》中。这里不必多引，只将朱先生的原诗抄在下面，这也是一首好诗。
　　中年便易伤哀乐，老境何当计短长。衰病常防儿辈觉，童真岂识我生忙。室人相敬水同味，亲友时看星坠光。笔妙启予宵不寐，羡君行健尚南强。
　　这首诗和这里的一首写的几乎是同一种心情。
　　1974 年底，叶圣老填了一阕“兰陵王”，怀念朱佩弦。起因是俞平老信中提起了当年在杭州时的往事。叶老说“佩弦之逝已二十余年，览此（指俞信）感逾邻笛，顿然念之不可遏，……”就在这种心情下填了这阕词。词经与俞平老反覆斟酌商定。叶至善有《书后》一文详记其事。结尾说到俞平老特别欣赏的一句是“君辄沉沉醉凝睫”，说，“初见此句即激赏之，以为神似”。
　　这些是只有老朋友才能说得出来的话，不是没有得见颜色的后生晚辈所能想象的。
　　1982年3月25日
　　茅盾印象
　　茅盾一直是我非常爱重、佩服的作家，可是一直没有拜见的机缘。1946年秋在上海编报，常有机会看到他的手稿。那实在是非常可爱的，一笔娟秀的小字，写在毛边纸或宣纸上，几乎很少改动。这样的稿子不但在编辑部，就是在排字房也是受到欢迎的。可惜的是，大家都并不觉得珍贵，用过以后大抵散失、毁弃了。不过我有时也想，这样的字如果是写在漂亮的诗笺上，那该是更加出色的吧。于是有一天路过荣宝斋，就买下了一匣诗笺，打算什么时候去碰碰运气看。我的忽然想起要收集作家手迹，好像最初就开始于这时候。那是1946 年秋天的事。
　　茅盾当时住在上海，就在闸北的什么地方，这我是知道的。不过因为种种原因，住所保着密。但在报社里打听起来也并不困难。那是1946 年10 月28 日的早晨，决心去访问了。为了壮胆，还拉了一位朋友作伴，同时也分给他两张笺纸。茅盾的住所在北四川路底的大陆新村，门牌号码忘记了。好像是住在二楼。我们走上楼梯，立即看到打开的房门外面放着一把椅子，上面端端正正地坐着一位中年并有些发胖了的太太。虽然是第一次看见，但直觉地判定，这一定就是孔德沚——茅盾夫人了。
　　我们恭恭敬敬地说明了来意，是报社的记者前来访问。想不到孔先生告诉我们，茅盾正在发痔疮，睡在床上。我从门隙里一张，果然看见他蜷着身横卧在床头。没有法子想，只好告辞。从身边摸出了一张名片，请孔先生转交并代致敬意。正当我们想转身下楼的当口，名片已经到了主人手中，只见他从床上一跃而起，跳下床来，赶着唤住了我们。在我的旧日记中记道：“握手甚久，极致殷勤之意。吁！可感也。”当时的这印象，到今天还是非常鲜明的。至于谈了些什么，可是一些都记不起了。我想他一定告诉了我们，为什么他要睡在床上；以及当他知道了我们是谁、在什么地方工作时，他的“宿疾”就立即霍然的原因。这一切都是很有趣的，谈话因此也极为自由而亲切，谈话的对手也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大作家。他的热情，对后辈的爱护，对共同奋斗着的事业的激情，都是不易忘却的。我记得只说了很少几句仰慕的“套话”，但都是真实的话。此外，没有了。只好取出带来的笺纸，说明了来意，站起来告辞。这次会见，前后不过十分钟。
　　过了几天就收到他寄来的一叶诗笺，写的是林和靖的《旅馆写怀》。果然神彩飘逸，秀气扑人，和他的手稿，他的本人都一般无二。记得那天他穿了一袭灰呢夹袍，清瘦，但却神采奕奕，好像身体内部正孕蓄着无限的创作力。
　　他当时为什么选写了林和靖的这首诗，我其实并不曾细想过。今天重读，似乎多少可以了解此中“微意”。特别是在知道了《子夜》的原题本是《夕阳》以后，就更感到十分亲切了。
　　第二次看见茅盾是1950 年1 月27 日的晚上，在北京东四头条他的寓中。
　　这次是陪柯灵一起去的。柯灵正打算把《腐蚀》改编为电影，去听取他的意见。在他那舒适但不免有些冷清的小楼下面的客厅里谈了一会。柯灵把他的意见随手记在带去的一本《腐蚀》的封面上。这次谈话的时间也很短。
　　这就是我与茅盾仅有的两次会面。
　　大约是1979 年，因为旧有的那张手迹“失落”了，觉得可惜，就写了一封信去，请他再给我写几个字。不久得到家属的覆信，说茅公身体不好，还是不要多浪费他的精力，让他能集中精神完成回忆录的写作为好。我觉得这意见是很正确的，虽然感到遗憾，也决定不再想方设法去打扰。茅盾晚年为许多人、在许多地方题字。数量之多几乎可以与郭沫若媲美。有些写的是自作的诗词，其中有很好的作品，无论是诗或字。但我还是觉得三十六年前得到的这张手迹最可爱。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茅盾后来应苏联的邀请，去游览讲学。住在上海的许多朋友都曾到码头上送别。马叙伦先生作了两首诗，后来也写给了我。
　　世有桃源君且去，留余反袂泣郊原。明年海燕重来日，此地桃花应满园。凭君妙舌吐莲花，天下从今是一家。送别江浔惟一语，借他金镜照中华。（送茅盾应苏联讲艺）
　　这也是一件历史文献了。诗中反映的是当时当地朋友们的共同心情。马夷老的善良愿望有的实现了，有些则不免成为虚幻的梦。“桃源”、“金镜”其实都不像诗人所想象的那样美丽。不过，作为历史的遗痕，却是真实的。
　　1982年清明后一日
　　许寿裳
　　许寿裳是鲁迅的老朋友，终身的朋友。他留下的两本关于鲁迅的回忆录，是非常重要的鲁迅传记资料。他们之间友谊之深厚，交往之密切，都不是别人所能比拟的。鲁迅生平的交游极为广泛。尤其是在不同时期随时接近青年，团结他们一起战斗，前进，成为先生光辉的一生的主要基调。因此人们好像留下一种印象，他并没有几个老朋友，其实这当然并非事实。老朋友也很难经过几十年一直志同道合，就像许寿裳，在思想认识上和鲁迅也不是没有分歧。但他们之间始终保持了诚挚的友谊，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可贵的。鲁迅就曾经说过，并不像一些人所想象，他也还是有着保持了几十年友谊的老朋友的。只要不是明目张胆地走进了敌对的阵营，那就还是朋友，是可以求同存异，并不一概视为仇雠。这一点，我以为非常重要。有一个时期，因为机械地突出鲁迅的战斗精神，将他描画成一个终日横眉冷对，面无笑容的“英雄”，其实正是歪曲了先生的形象。
　　记得刘半农逝世时，鲁迅和周作人都写过纪念文章。当时读了就给我留下了非常鲜明、深刻的印象。觉得从两篇悼文里，完全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立场、感情、胸怀、气质。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老朋友”观。怎样才是正确的对待友谊的态度，这里表现得明明白白。
　　许寿裳并不曾一直和鲁迅并肩战斗，但他一直坚信鲁迅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这事情发生在两位思想上有着距离的老朋友中间是很不容易的。这就是友谊，是古人所说的那种“真堪托死生”的友谊。好像有人说过，在某种意义上，鲁迅可以说是一位结束了若干年来中国传统学者风习最后一位大师，我以为说得好。看来在对待友谊的态度上，也正有着同样的特点。
　　我于1947 年秋冬间，写信给在台湾的大学里任教的许寿裳先生，希望他给我写两张字。当然希望他写鲁迅的作品。当时我没有见到发表在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刊《新苗》上的《上遂庼诗草》，不知道他也能诗。否则一定也要请他写几首自己的诗的很快就接到他写来的两叶诗笺，写了鲁迅的两首七律，都是有名的作品。在《阻郁达夫移家杭州》那一张上，还留下了日子，“三十六年（1947 年）十二月”。当时因为某种原因，我的许多函件都托上海出版公司代转，不免有些延误。等这两页手迹到了我的手中，好像没有几天，就在报上看到他惨遭杀害的消息。这真不亚于晴天霹雳，手里持着这可能是最后的遗墨，一时竟愤慨得说不出话来。这以后，我就随时注意、剪存了当时报纸上发表的此案的全部报道，读尽了编造得漏洞百出的“神话”，据说最后终于捉到了“凶手”，而且立即枪毙了。“正法”以后的尸体照片也登在报上。这一束特别的文件，后来失落了。只记得全案被说成是一件因细故而引起的“仇杀”，凶手是曾在许家作工的两个年轻人。真是只能骗鬼的拙劣的“神话”。
　　许先生的书法是清劲的，当然不能说是怎样出色的书法，不过在我看来却别有趣味。特别是多用古字的一点，就分明表现了曾从章枚叔学习《说文解字》的遗痕，好像这中间也存在着与鲁迅的某种联系似的。
　　章太炎、鲁迅、许寿裳、郁达夫都是浙人。这中间好像确也存在着一种微妙的联系。
　　1982年4月8日
　　冰心的手迹
　　冰心女士的《到青龙桥去》是我在小学时读过的国语课本中的一篇，说来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这大概是我最初接触的新文学作品之一，比认识鲁迅、叶圣陶……都还要早。后来进了中学，春假到八达岭去旅行，爬山、看长城、瞻仰詹天佑的铜像，细心观察火车是怎样前拉后拥地爬过山头……，脑子里还总是记着冰心写青龙桥的那篇文章。
　　我第一次看到冰心的照相是从郑振铎的《西行书简》前面的插图里发现
　　的。她们站在大同久胜楼（传说是李凤姐卖酒的地方）头的一张不清楚；穿了矿工服装站在矿井前的全影也不清楚。只有与雷洁琼在蒙古包前的一张是清清楚楚的。我真高兴，第一次认识了自己崇拜的女作家。
　　《春水》、《繁星》我没有好好读，《寄小读者》零碎地读过其中一部分。《南归》给我的印象最深，应该如实地说，我不大敢读这篇文章，它给我带来了多么深的哀愁与痛苦。最近得到《记事珠》后又翻看了一下，感想依旧，很快就掩卷了。
　　于是我懂得了冰心作品中最重要的东西，母爱、孩子，还有大海。
　　冰心的小说，我曾经爱读过一篇《我们太太的客厅》，这是写30 年代北平高级知识分子生活的。
　　最近读杨绛的《倒影集》，在卷末又发现了那篇《路路》，真是如遇故知。这也是我当时喜欢的小说之一，曾收入《大公报丛刊小说选》。这篇写的是学生生活，与冰心的一篇合看，当时北平高等学府里的侧影依稀可以看到了。两位女作家写的都是她们熟习的人和事。我的喜欢这两篇小说自然也说明了我那时作着的是怎样的梦。
　　幸运的是，这样的梦终于被抗日战争的炮声惊醒了。
　　我是在重庆的豆油灯下第一次读到属名“男士”的《关于女人》的。记不起是早就听人说起，还是自己从文字中辨识出来，这其实是冰心的作品。
　　我当时就想，这是冰心最好的作品。作者到底已经从“客厅”里走了出来，抬头一看，外面的天地是多么空阔，人间的悲欢又是多么深广。在作家说，这是一次真正的解放、升华，但却没有割断与过去的联系，因此倾泄的感情也是实实在在的，作品是真正茁壮地成长了。
　　据作者说，这里写的是十四个女人的事。“连带着也呈露了我的一生”。
　　这就是了。这大约都是“真人真事”，但仍然经过了艺术加工。但我不想把它算做什么“报告文学”。文学就是文学，作品就是作品，自有客观标准加以检验、衡量。
　　三十四年前正当我起劲地收集师友“墨宝”时，曾问过巴金，想请冰心给写字，不知道行不行。他说可以，就为我寄了一张笺纸去。不久，就收到她从东京寄来的一张字，写的是《憩园》后记中的一节。但她把一九四八误写为一九三八。这是在《憩园》出版三年以后。
　　1941 年巴金为冰心编《著作集》，在抗战中的内地重印。巴金在“后记”中说，（冰心）“抗战后新写的《默庐试笔》，及译作《先知》一册，因原稿散失，一时无法找到，只好从阙……”。
　　这《先知》，我却在抗战初上海的旧书摊上得到了译者自藏的校改本，书前还有自跋。这是被我看做“善本”中的“善本”的。战后归来，依然无恙。一直藏到十年前，被抄去了，但终于回到了书架上。我就又和巴金说，这本书还是给译者自己收藏吧。他说“好，好！”就代我寄还给译者。我当时又曾说起，1948 年得到的那张字没有了，能再请冰心写一张就更好，结果就是她在1980 年5 月8 日写来的一幅，这次的笺纸是她自备的，我手中已经没有了笺纸，而她大概还保留着三十四年前在花笺上写过一张字的印象吧。
　　这次她写的是：
　　收到巴金转来的您“还”给我们的那本附有题字的《先知》，真有意外的欢喜和感激！几经离乱，赠书人和受书人的脑海中，都早已没有了那片帆影。为了晚年的慰藉，我们向您深深地致谢。
　　应该致深深地感谢的是我。能珍藏从儿时起就尊敬、爱重的前辈作家的手迹，隔了三十年先后写下的两张手迹，不能不使我感到极大的幸福。
　　1982年11月16日
　　阿英与书
　　《阿英文集》在作者逝世四年以后问世了。这本七十万字的文集收入了散文、随笔、回忆、序跋等部分单篇作品，篇幅较巨的创作与论著都没有选入。尽管如此，文集还是清晰地反映了作者五十年来走过的道路；一展卷，作者的言笑，在革命道路上仆仆前行，伏案研究，南北访书的种种，都如在目前了。作者的文学工作涉及了非常广阔的方面，但他所作的一切都没有离开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解放而战斗的轨道。作者是文学家，但首先是革命者。
　　我认识作者很晚，已在全国解放之后。虽然从30 年代起已经耽读他的许多著作和编著的大量书册了。第一次见面就使我确认了在心目中存在了很久的印象，他应该就是这样一个而不可能是别一个人。他是前辈，是有威望的革命前辈和名作家，但在后辈面前却没有那种常见的架子。他有一种一下子就能把人们的心拉近的魅力，能立即给人一种安定感，只会有这一种而不可能是多种面貌的安定感。这真是一种罕见的可贵品质。
　　第一次看见阿英记得是在梅兰芳护国寺街的寓所里。他好像已经是梅家的常客了，非常随便地坐在缀玉轩的客厅里谈天，后来又一起去恩成居晚饭。
　　就在那一次我见到了一种奇异的场面。在我们就餐的小房间外面，饭店的走廊、门口，一下子就聚集了那么多普通的北京市民，以至后来离开时都发生了很大的困难。这些自动聚集起来的都是梅先生热心的观众，他们脸上都堆着欣喜、兴奋、幸福的笑。当我们跟着梅先生挤出饭店时，阿英轻轻地对我说：“这就是人民的艺术家。”
　　后来我从梅先生和梅家友人口中常常听到阿英的名字。要安排演出节目了，写好了什么文章和发言稿了，要修改剧本了，还有许多几乎是琐碎的小事，人们总不会忘记问问阿英的意见或请阿英来谈谈。这种尊重与信任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阿英还约我到他的寓所里去看过书。
　　他取出了一些明刻白棉纸印本来给我看。书的名目记不起了，反正并非什么罕见的秘本。但对其中的一部他特加说明，说是抗战中在苏北敌后抢救出来的，我却翻阅了许久。我想，作为藏书家，他也是有自己的特色的。记得我曾告诉他，两年前在上海的书市地摊上曾发现了他所藏的大量新文学书籍，可惜没有可能为他买下。他也只是少少表示了一下惋惜的心情，接下去就说，书还是要继续买下去的。我想，他在买书上的锲而不舍、再接再厉的精神也是不寻常的。
　　后来是继续的通讯，最早是商量印行古版画的事情。从《第一次文代会日记》中知道，他曾几次到傅惜华家里去看过碧蕖馆收藏的大量明代版画，这中间有郑振铎的《中国版画史》没有收入的许多重要作品。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是设法尽快地印行、流布，于是就起劲地筹画编纂，并答应写一篇有份量的长序。这件事经过长久的努力终于没有成功。开始时我们就曾意识到这中间可能有人事的牵制，但终于过于天真地作了乐观的估计，认为在今天这一切都不应成为问题。但事实证明并不如此。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阿英对人对事的基本态度和他的纯朴的心。他是从人民的事业出发进行考虑的。这样一批珍贵的古版画，是应该尽快介绍给读者，还是加以抑制使之不见天日，还是像康生那样，索性掠归己有呢？这是三种截然不同的立场、态度、方式。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后来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版画选集》，是1964 年傅惜华编订的。基本轮廓还是当日拟议的面貌，但解题，选材，时代地域区划，历史、艺术分析的设想，木刻画发展的研究……这些方面，都不是原来设计的样子了。最可惜的当然是阿英没有写出的那篇总序，至于制版印刷，为了保持原作面目的一些设想和努力的没有完成，就更不用说了。
　　1955 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了阿英编的《红楼梦版画集》，则是这一次努力留下的仅有的小小纪念。
　　这以后在信里常常要我为他留心找书。关于汉画像石刻的，戏曲、小说、版画的，晚清的诗文集是他后期重点收集的对象。有一次还指定要找一些清末石印小说附插图的精本，老同文和点石斋的出版物。
　　从这里可以看到他视野的广阔和眼光的敏锐。他不跟在别人后面跑，采取了一条“人弃我取”的途径。他注意的是那些寂寞的、受到不应有冷落的区域。他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在书市上进行“抢救”。书籍到手以后并不束之高阁或装饰书房，而是抓紧阅读、研究、选录、纂集，把30 年代开始编著的《近百年来国难文学大系》扩展、丰富，完成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庚子事变、反美华工禁约等《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同时又完成了规模庞大的多卷本《晚清文学丛钞》。
　　这一大批文献汇编在近代史、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用不着多说。开辟了这个重要研究领域的阿英的眼光和魄力真应该受到后辈的尊敬。《文集》中收有好几篇记述在上海买书的文字，是非常优美的散文，也是可以与李南涧、缪荃荪的《琉璃厂书肆记》（前后记）并存的珍贵书林史料。文章中也记下过他收集晚明文集的故事，但更多的是他搜集当代、近代革命、文学史料的故事。他写出了访书的辛苦和得书后的欣喜心情。这种心情记述在藏书家的题跋中并不少见，可是阿英的抒写却不同。同样是激动、欢喜，但买得被禁毁追查的革命书报的心情到底和得到宋板明抄的意趣是两样的。
　　新文学史料的开始成为搜集研究对象，新文学出版物被当做版本书籍而受到重视，好像都是近年来才出现的热闹现象。人们看到这种研究工作在国外已经开展了许多年，并有了不少成果时，就更产生了不能再继续漠视不顾，必须加紧建设的迫切要求。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文学资料收集保管机构，这对作家、研究家、出版者和广大读者都是不可缺少的。不能让我们的研究工作者到域外去寻找资料，这种“史在他邦、文归海外”的现象不能再在今天出现了。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伟大事业中，这绝不应被放在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地位。阿英在五十年前，就已经把这当作头等重要的大事来做，在1936 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中，以个人的努力编成了《史料、索引》一卷，这是何等的气魄与见识！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开展了十六年的当时，阿英就看到人们对之产生了“三代以上”的生疏感，他对《新文学大系》的发刊的估价是“超过于翻印一切的古籍”之上的大事。他在1935 年写《版本小言》，就将“新书”的版本价值拿来与旧书相提并论，在当时可能是惊世骇俗，在今天，则正是高明的预见。在鲁迅逝世周年时，他写了《鲁迅书话》，谈到《河南》和东京印的《域外小说集》。作为新的“书话”，阿英也是最早的先行者。
　　《文集》中的几篇访书记，写的是他在上海城隍庙、西门、浙东、苏常等地访书的故事，不但有文献价值，也是优美的散文。如果说这一切还不过是出于个人的爱好，表现的也依旧近于“冷摊负手对残书”那样的情趣；那么在《敌后日记》中所记在苏北新四军中的访书活动，意义就截然不同了。
　　在烽火遍地、民族战争的战场上，那种迁徙无常、战斗频繁的艰苦环境中，在陈毅同志的直接关心下，阿英展开了困难的抢救、收集、保护书籍文物的工作。对祖国文化遗产炽热的爱，精神文明建设在整个革命事业中所占的地位，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他们的见解与行动直到今天还值得引为骄傲。
　　在1949 年写的《第一次文代会日记》中，显示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文化建设上雄伟壮阔的草图。规模的广阔，人才的众多，工作的气势……都使人为之神往。就在这群峰耸峙、万壑争流的情景中，阿英又和郑振铎等一起研究了有关文物管理组织等问题的设想，并很快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新中国的文物工作就在这时奠定了基础。从旧社会的个人访书到新时代人民的文化事业，这是怎样的一种飞跃啊！
　　从《文集》的篇目中，我们会惊异地看到作者的兴趣是如此广泛，视野是何等开阔，他从新文学的创作研究开始，写下了许多闪烁着战斗锋芒的文学评论；在连续的战斗中尝试使用话剧、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在抗战烽火中开始注意通俗文艺的运用，从而打开了更广阔的视野。画片、西湖景、年画、相声、窗花……，都受到注意。这种生气勃勃的研究兴致，一直保持到60 年代中期，从不少衰。作者在文化园地上辛勤耕耘了五十年，经历了风风雨雨、胼手胝足的艰难历程，有自己的辛酸与愉悦，可是从不想到放弃自己的劳动，他实在是个不知道疲倦的人。
　　阿英同志逝世已经四年了。有时想，他实在离开得太匆促，留下了那么多重要的工作来不及做完，这是非常可惜的。但又时时觉得他好像还走在我们前面，迈着稳重而坚实的步子。“闻鼓鼙而思将帅”是一句老话了，但我觉得放在阿英同志身上是很合适的。特别是当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放在面前的时候。
　　1982年9月17日
　　诗人冯至
　　冯至是诗人，他写的散文也凝聚着极为精炼的诗的素质。《伍子胥》是小说还是散文诗，就很难说得清楚。正如何其芳是诗人同时也写王子乔的故事一样。五四以后小说中有此一派，作者不多，也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却是应该给以注意的。
　　冯至在《伍子胥》的后记里就直白地述说了他写作的最初曾受到里尔克
　　的散文诗《旗手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的影响。里尔克这篇作品有卞之琳译本，收入《西窗集》，题《军旗手的爱与死》。卞之琳在《西窗集》的题记里说过一句话，“编理完了，仿佛在秋天的斜阳里向远处随便开了一个窗，说不出的惆怅，……”这句话很好地说明了这一文学现象的时代背景与踪迹。
　　五四以后，从“西窗”里吹来的一股清新的风，吹醒了一些沉酣于古代诗歌海洋里的年青诗人，他们摩挲着迷离的睡眼，想起要做一些新的尝试，……
　　冯至在《伍子胥》的后记里说明了他这本作品从最初的酝酿到最后完成中间经历的过程。伍子胥最早曾音乐似的在他的头脑中闪过许多遍；经过了许多年，他的青年时的梦想一部分已被经验填实，一部分则被驱散。等到作品完成时，冯至说：“里边既缺乏音乐的原素，同时也失却这故事里所应有的朴质。其中掺入许多琐事，反映出一些现代人的，尤其是近年来中国人的痛苦。”这些话是1944 年冬写下的。
　　我得到他写的这一叶陆放翁诗，正是在这两年之后。
　　那时冯至已经回到北平，仍在北京大学里教书。从他在放翁诗后面写的几句话，也可以看出那时一个“中国人的痛苦”。诗人仿佛又返回诗的故国，惊异地发现生活在南宋的大诗人竟自写出了使1946年的读者“觉得非常亲切”的诗句。
　　三十年后重展，也实在不能不使我感到惊异。现实主义的力量真的如此强大，可以使作品永远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历千百年而不褪色。陆放翁写这诗时已经老了，但他关心着年青人，寄期望于年青人，他知道希望在他们身上。诗人对自己和自己的同辈的告诫是“万事不如公论久，诸贤莫与众心违”。
　　这是陆放翁考虑了一生所得到的结论，这结论是正确的。
　　得到这一叶诗笺以后两年，我在北京的北大教员宿舍里访问了作者。在那小小四合院的南房里，四周是矮矮的一圈书架，放满了德文书，有许多是精装的。诗人有着温柔敦厚的典型特征，非常随便的谈话，简直看不出他就是《伍子胥》的作者。
　　冯至近来好像一直在从事外国文学的研究和领导工作，好久没有写诗了。
　　今天整理书橱，找到了1955 年作者自选的《冯至诗文选集》，这是一本薄薄的册子，共两辑，第一辑是诗，第二辑是1939 年以后所写的散文，这里面就有一篇写于1944 年昆明的《一首陆放翁的诗》，讲的正是两年以后写给我的这首《送国子监司业芮国器》。可见放翁这首诗在他心中徘徊了许久，一直没有忘记；也证明1944 年在昆明引起的感慨，到了1946 年的北平也还是没有多大的变化。作者在文章的开始时说：近来电力不足，常常灯光如豆，晚间不能看土纸印成的书报，不得已只有读大字的古书了，一天晚上，无心拿起一本陆放翁的诗集。窗外黑暗的天空上飞机的声音没个停息，自己读着“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是多么无聊；但是开卷有益，翻了几页，却碰到一首好诗，……
　　读了这一节，仿佛也牵引起了我的旧梦。我不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但我有些同学在这个学校里工作，不过工作的地方是工学院，地方在拓东路。我在抗战中有好几次路过昆明，有时也借住在朋友的宿舍里。上面所说的那种灯光昏暗的情形，也是经常遇见的。不过我没有古书，在地板上打地铺时也还是只能看土纸印的书报，拓东路离开巫家坝很近，美国飞机不停地起落的噪音听得也更为清楚，但习惯了，好像也并不影响谈话或睡眠。这些记忆直到今天也还是鲜明得很。
　　作者文章中有些话，我觉得今天读来也还是很有意思的。他说：在抗战的艰虞中是产生能手的好机会，难道人材根本没有吗？我想绝不是。反而我相信人材可能很多。只是他们有的像是石下的小树，要伸腰无从伸腰，有的像是壅塞的流水，要前进无从前进，他们都在重压与壅塞的状况下凝滞了。这个状况是怎样造成的呢？那些老名字要负大半的责任。——我并不是不敬长者，可是我敬重的是领导着来者前进的长者，而不是自己高高在上使来者凝滞在苦闷里边的“长者”。
　　这些话是说得很好的。他是在1944 年的昆明说这番话的，指的当然是当时的人和事。但近四十年后重读，依旧觉得说得很好。因为这是可以说明他写下放翁诗的心情与意见的，所以不惮烦地介绍在这里，算做一点补充。
　　1982年4月6日
　　废名
　　废名是五四前后出现的很有特色的作者。关于他的小说，鲁迅先生有过这样的评论：
　　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来。在1925 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象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
　　这简短的一节话，很能说出废名小说的特色，在《桃园》、《桥》、《莫须有先生传》中显露的就正是这种特点。记得我在中学里读废名的小说，就不能懂，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我想那是因为自己的幼稚，还说不上“率直”。
　　废名是北大出身的，他虽然写小说，但我想从根本上说他还是一个耽于哲学玄想的诗人。他的小说似乎也是近于新感觉派那样的作品，他想描述的不过是他的一些思想活动，对生活的感觉、思维。当然，这一切都局限于非常狭小的圈子里，他的“哀愁”也是“有限”的。“哀愁”并不一定是非否定不可的感情，重要的是要看这是怎样的“哀愁”，是阔大还是狭小、深刻还是浅薄。鲁迅的意见原是很明白的。
　　废名后来一直在北大教书，作品不大写了，兴趣转移到儒家、释家哲学上来，人也变得古怪了。据说他曾与熊十力讨论佛学，争论到后来，没有声音了，两人在房里无言地扭打起来。但第二天又照旧讨论下去。这种举动和他的小说一样都很不好懂。但他讲唐代的杜甫和李义山的诗却实在有许多好意见。解放后他在东北的大学里教书，有《杜诗讲稿》发表在学报中。我记得他讲杜甫的“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校前”两句实在讲得好，好像把杜甫赶到灵武的行在后，喘息未定的内心活动都揭示出来了。我就想，废名讲唐人诗和他写小说用的好像是同样一种方法。
　　写到这里，从书架上找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版的《废名小说选》来看。书前有作者的自序，他在序里说：我最后躲起来写小说乃很像古代陶潜、李商隐写诗，——这个判断是真实的，……又说：
　　就表现的手法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我的一篇小说，……实是用写绝句的方法写的，不肯浪费语言。……运用语言不是轻易的劳动……
　　我很高兴，我前面的猜测没有大错。
　　废名还忍不住要在小说里写出他的诗论。如《桥》中就说：今天的花实在很灿烂，——李义山咏牡丹诗有两句我很喜欢，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你想，红花绿叶，其实在夜里都布置好了——朝云一刹那见。
　　他给我写的这一张字，也是转录他自己的玉溪诗论。不知道出处在那里，废名好像一直没有散文集出版。
　　李义山咏月有一绝句，‘过水穿楼触处明，藏人带树远含清。初生欲缺虚惆怅，未必圆时即有情’。其第二句意甚晦涩，似指月中有一女子，并有树如小孩捉迷藏一样，藏在月里头，不给世人看见，所以我们只见明月。诗人想象美丽，感情溢露，莫此为甚。
　　这是很好的一节“诗话”。李义山也实在被人说得滥了。特别是前些年，许多论客一窝蜂地拼命把李义山说成政治诗人，使他百口难辩。不论他在写爱情，写幽期……，都是在暗暗地影射着什么重大的政治斗争。这原是古已有之的一种研究方法。我们也不否认义山确实写过一些政治诗，但说他连睡觉喝酒吃饭打喷嚏都忘不了政治可就不免近于胡说八道。几年前的那一窝蜂，其实不过是一种历史沉渣的泛起，一些都没有什么新鲜。这样，读了这样的艺术分析就使人特别喜欢。他就像一个小孩述说自己对诗句的思索、想象、理解一样，语言特别朴实、真挚。自然我们也不一定就完全接受他在这里的解释，也许李义山写的是现实境界，不是月宫中的事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欣赏废名眼中的义山诗。
　　废名的字写得也很有特点，稚拙得像小孩与小楷似的，就像他那么顽强地雕琢着他在小说中使用的语言一样。
　　我觉得废名在新文学史上的努力与表现是应该受到注意的。他开了一条寂寞的头，接下去就被人忘记了。但我想他并不是孤独的。如何其芳，也曾在《画梦录》里摸索过同样的道路；何其芳在写他的美丽的散文时也是非常顽强、艰苦的，也深知运用语言不是轻易的劳动。我相信，在何其芳身上就有着废名的影响。
　　废名还有过一本《谈新诗》，是他在大学里讲课时编的讲义；解放后他还写过一本鲁迅先生与青年的小册子。好像他已经不在世上了，什么时候死去的我也说不清楚。但我想他的有些遗文是应该辑印问世的。如他讲杜甫、李义山的文章就是如此。1982 年5 月8 日今天买到新出版的何其芳的《一个平常的故事》，从其中一篇《给艾青
　　先生的一封信》中知道刘西渭（李健吾）先生曾经非常认真地读了何其芳的
　　《画梦录》，但“主要地只看出了我受了废名的影响的那一点”。何其芳说，接下去他又列举了对《画梦录》曾经有过一些影响的作者的名字，其中有废名。
　　刘西渭的文学评论在一个时期里很有名，但我却不曾看过。何其芳的这封“信”过去我也没有见到过。不过我却得到了与他们相同的结论，我是通过作品的阅读感受到这一点的。我很高兴在这里自己没有猜错。
　　1983 年12 月6 日，重校记。
　　忆李广田
　　汉园三诗人中现在活在世上的只剩下了一个卞之琳，想起来真使人感到惆怅。论年龄，算到今天他们都只不过七十左右，本应可以好好地工作更长一段时期的。
　　我手边有两本书。一本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园集》，是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三人的合集，李广田的诗题作《行云集》，收诗十七首。三位诗人的风格有其共同之处，但又有各自的特色。在《地之子》和《上天桥去》两诗中就显出了李广田的特点。在共同的玄想、哀愁、寂寞、呻吟中，李广田是表现得较为踏实，带有更多的泥土气，也更多注视着人间相的一位。
　　另一本是收在《文学丛刊》第九集中的散文《日边随笔》，薄薄的一本小册子。诗人这时已久不写诗了。“我离开一个最宜于做梦的大城，又到一个最不宜于作梦的小城，……”这小城就是昆明。昆明市中心有座近日楼，这是书名“日边”的一个理由。他依旧用诗人的眼睛观察人间的动静，但这些年他看见的是“如此伟大而壮烈”的时代。不过他还是忘记不了萦回在心头的旧梦，于是在序言一开始就写下了：‘日边清梦断’。若干年前，我曾经喜欢过秦少游的这句词。
　　这自然依旧说明了他的诗人气质。他始终忘不了一些清词丽句，富有哲理性的美丽语言，但又好像在二十多年前就已预示了他在昆明的结束。……
　　我只见过诗人一面，那是1956 年冬我旅行经过昆明的时候。当时他已是云南大学的校长了，完全变成了一位学校行政干部。我到云大去访问，他热情地带着我参观学校的校园、建设、图书馆……又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谈天，他谈得高兴、畅快，多半是关于学校的事情。他几乎不谈诗，好像与云南作家的来往也很少。我当时不禁想，这难道就是《行云集》的作者么？
　　我和李广田在文字上打过两次交道，但却都为他带来了麻烦，今天想起也还感到遗憾。
　　1962 年在报刊上曾经展开过一次小小的讨论，那是因对杜甫诗“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的不同理解而展开的。我发表了他的文章，引来了非难，后来他又写了一两篇论辩的文章。详细的论点记不清楚了。总之是为他添了麻烦。我觉得杜甫这两句诗是无可争辩的名句，也一点都不难解。
　　我是个粗疏的人，不耐烦研究杜甫在这两句诗里用的是否倒装句法，也不想深究诗里表现的是怎样嘲讽的微意。只要从全诗中领会到诗人情感上的低回、叹息就行了。诗中的含意，也是清清楚楚的，用不着一点点地来坐实。
　　1946 年我搜集师友墨迹的时候，也得到过他的一幅。但后来抄没了，也没有找回来。但原信却在的，写在一张草纸上。
　　黄裳兄：字愈写愈难看，真是无可如何也。匆此候安李广田。六月廿一日。
　　信封上写着“天津南开大学李缄”
　　此外还有一封信，附着一张剪报。信上说：黄裳兄：示悉。剪报两份，已读过，觉得十分好笑。一卒先生意见，我完全赞同，翟君的访问记却真令人胡涂。事先既不知道他作访问记，事后也未看过他的原稿，其过失一在于我说话不清楚，也并不认真，再则在于翟君听话与记言均未到好处。此事与吾先无关，徒惹不快，亦至歉然！对此决作缄默态度，因不值一辩，也愈辩愈糟也！以后翟君有稿，务须改正后再刊，不然则可不用。匆覆，即候著安。李广田，廿五日。
　　这次的乱子惹得比较大。1946 年冬我由南京调回上海，在报社编“文教版”。发了一篇《李广田访问记》。作者自称是他的学生，所谈则是有关抗战中戏剧运动的意见。我没有经过核实并多方面听取意见，就冒然发表了。
　　这一方面固然因为没有经验，更重要的则是自以为是。草草看了一遍，觉得被访问者八年中一直在内地，是文化界中人，他的意见也算是一家之言，就匆匆见报，让他文责自负了。不料立即引来了批评。当时年少气盛，听不得不同意见，就“反攻”回去，和一位朋友讨论后写了一篇答覆，把问题搞得越发复杂。事情以我被撤换结束，改行去编副刊了。工作改变使我不能不为填满版面而赶写连载，几个月中成为我写得最多的一个时期。正是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
　　我寄了两份剪报给李广田，现在信封里却只有一份“依人”作的《戏剧作品的思想问题》，看样子是从《联合晚报》上剪下来的。“一卒”的一篇不见了。看“依人”的文章，我是被称为“杂感家”的，可见我作为“杂感”
　　作者的历史确也是很长久了。“依人”的结论是，“戏剧作品的思想内容，不是死盯在作品上能发现的，也不是作为时代的传声筒能唱出来的，更不是‘杂感’家的‘感一感’能求得的。”这些话虽然不无道理，但也较为深奥，不是当时的我所能安然接受的。一卒的文章可能发表在《新民晚报》的副刊上。这副刊是吴祖光所编，而举出的抗战中戏剧佳作又正有《风雪夜归人》在内，这就使我很不以为然，觉得在自己编的副刊上说自己作品的好话，是不应该的。我的“反攻”好像就是抓住了这一点。五四年在北京看见祖光，握手以后他第一句话就是：“你骂得我好厉害！”指的就是这件往事。
　　从李广田的信里可以看出，“访问记”没有能不走样地反映出他的主张，他也完全同意一卒的批评。事情本已清楚，可惜这信收到时，反攻的文章早已发表，来不及了。
　　依人的文章中还提到曹禺的《蜕变》，约略介绍了吕荧、杨晦、胡风的意见，说“恐怕未能使‘杂感’家‘如愿以偿’地满意。”因为我说《风雪夜归人》的题材与抗战无关，而《蜕变》则是正面写抗战故事的。可见当时自己看问题的简单，这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经验教训。
　　1983年10月27日
　　关于周作人
　　最近关于周作人在抗日战争中投敌前后的史实有过颇为热烈的讨论和研究。结论大体上是一致的。周作人的落水投敌是不可辩驳的事实，在他自己说来也正是一种必然的归宿。这个案是翻不了的。至于在这中间他的思想活动、心理状态的变化，则是另一个研究课题，意义恐怕比研究周作人本身来得更为重要。作为一个典型人物，周作人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从光荣而没落而沉沦，在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时，自有其特殊的参照意义。
　　过去我曾在什么地方说过，在中国文学史上似乎存在着一种“贰臣文学”。从汉李陵的答苏武诗算起，可以说是有十分长久的历史了。苏李诗姑不论其真伪如何，即使是后人的拟作，那意义也仍是重大的，说明人们早已觉察到文学史上存在着这样一个严重的现象了。推而广之，凡是出卖或背弃了自己过去一直持有的信念，为了卑鄙的个人目的，或投降敌国，或在邪恶面前屈膝，卖论取官，不知羞耻，都是属于同一范畴的历史现象。这样，广义的“贰臣文学”就更加值得注意。对这样的严峻的课题，人们是不应该置之不论的。
　　周作人的不肯离开北平，终于陷入耻辱的深渊，当然不只是因为他自己所辩解的“家累”，其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他对抗战前途的漆黑的预测，也就是对国家民族已经失去了信心。他说是在北平“苦住”，其实是不愿舍弃苦茶庵的生活。《玄同纪念》一文是周作人的一篇重要的文章，是他决心“破了二年来不说话的戒”写下的第一篇文字，也可以看作是他决心下水的宣言。
　　他在这篇文章里引用了钱玄同的几封通信，但“信中略去两节，觉得很是可惜。因为这里讲到我和他自己的关于生计的私事”。又说，“今玄同往矣，恐遂无复有能规诫我者”，从这些话里不难想象钱玄同对他规劝与警戒的内容。徐炳昶在纪念钱玄同的文章里曾说：“还记得我们有一位老朋友，先生多次向我谈起，深表不满，指出他除了个人享受以外，几无余事。当时我颇诧异，先生的态度，何以忽如此严峻？
　　但至今日，这位颓唐文人的老朋友，依违于敌伪之间，莫能自拔，……推他所以不能自拔的原因，只是个人享受一事，在那里作祟！”（《我所认识的钱玄同先生》，载齐鲁书社版《钱玄同年谱》）
　　这个“不能自拔”的老朋友就是周作人。从徐炳昶的话里同样可以推知钱玄同对周作人的规诫。而周作人的恋恋不能舍去的“个人享受”，也并非一般的声色犬马，其实不过是苦茶庵的平静舒适生活与那些旧书而已。
　　周作人就这样摆脱不掉自己多年来建造起来的硬壳而不能自拔了。这真是一个“颓唐文人”的命定的悲剧。
　　苦茶庵这个坚固的堡垒其实也并不是完全平静的。有的研究者曾经指出，在北平围城之时，芦沟桥的枪声响起一个月之后，周作人竟自在苦茶庵中写下了悠闲淡远的《野草的俗名》那样的文字，以为不可能。其实这正是周作人内心极不平静的一种表现。他是用这种方法来掩盖、排遣、压抑绝不平静的内心激荡的。
　　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有一则炒栗子的故事，记北宋故都著名的炒栗名手李和儿，于燕山迎出使虏庭的宋使，献炒栗十裹，自赞曰“李和儿”也，挥涕而去。这则故事周作人前后几次引用在自己的诗文中。1937 年3 月30日写《老学庵笔记》一文加以引用，称之为“笔记中最有意义也最为人所知的一则”。1937 年12 月，作绝句两首，收入1914 年写定的《苦茶庵打油诗》中，列于篇首，其诗云：燕山柳色太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
　　长向行人供炒栗，伤心最是李和儿。
　　家祭年年总是虚，乃翁心愿竟何如。
　　故园未毁不归去，怕出偏门过鲁墟。
　　1940 年3 月又写“炒栗子”一文，仍引上面的两诗。看他反复抄引，多次谈及，可以看出这实在并非偶然的。这两首诗也实在含有非常刻露的禾黍之感，只差没有明说王师北定中原。以已经落水的汉奸而写出这样的凄哀欲绝的诗，表面看来正是一种绝大的矛盾，然而却是周作人祈求内心平衡而流露出来的心曲。
　　同样，在《关于朱舜水》里引《先哲丛谈》纪事，舜水归化历年所，能倭语。然及其病革也，遂复乡语，则侍人不能了解。
　　也同样隐曲地表示了这种哀苦的心情，检查周作人在投敌以后所写的文字，类似的地方也还所在多有。这大约可以与吴梅村的诗词相提并论，“死生已负侯嬴诺，欲奠椒浆泪满襟”，都是类似的悔恨之词，只是表现形式少有不同而已。
　　周作人自己建筑起来的这个保垒是非常坚固的。在这内外分开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他就躲在这个坚硬的壳里做着安然的白日好梦。这种双重人格的心态正是使他能够安心立命并写下了那许多文字的基础。我只见过周作人一次，那是在1946 年南京老虎桥的监狱里。作为记者我曾向他提过一些问题。记得当我问到他投敌以后写过那么多文告、讲话、并做了那么多丑恶的表演时，他的反应是使我吃惊的。他坦然地不屑地说那些不过是做戏，仿佛完全不值一说。只有当我问起，一向佩服倪云林的“一说便俗”的他何以在法庭上作出那么说不圆、讲不通的丑恶辩解时，他才颓丧地没有了话。今天想来，应该是倪云林的故事触到了他那个坚硬内壳的核心，才使他默然无语的。至于他偶然伸出壳外做了些什么，就全然不当回事或不加考虑了。这真是一种奇异的现象，但并非不可理解的。
　　正是在这种双重人格的心态之下，他才能关起门来致力于“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的思索。周作人多次提到他心里有两个鬼，也就是说绅士与流氓，或叛徒与隐士。并多次声明他的闲适的小品文只是次要的，而道德的文章才是值得注意的。这都不能说与他的双重人格没有关系。他是把正经工作与“游戏人间”看作水米无干的。在他看来，做敌伪的贵官，登台检阅，晋京朝拜……一律都只是一种“游戏人间”的姿态，并不妨碍他自己的胜业。这实在是一种奇怪而可耻的逻辑，也正是一种文化史上的特殊的扭曲现象。正因为他是在沐猴而冠的情形下发表了一系列正经的议论，人们就将这看作是为日本侵略者出谋献策，也就是无足怪的了。
　　周作人一向标榜“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向自命不说假话，但终于不能不在现实面前碰壁，这简直是命定的。他曾提出现代中国心理建设的两个要点，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一是道义之事功化。前者说的是过去中国学者观察自然常与人事连在一起，以致造成许多不科学的说法如羔羊跪乳，腐草化为萤……，这自然是不成问题的。后者的大前提也是不错的，但在运用上就显出不可弥缝的大破绽。周作人很佩服洪允祥的两句话，“是要你拼命做事，不是一死便了事。”称之为“极精”，今天看来这也正是非常精辟的话。一切努力如不落在实处都只能是空话。不过周作人用这个理论来反对岳飞与文天祥，那就只能说明他顽固的失败主义，因为岳、文两人都有奋斗至死的事功，与洪允祥的标准是一致的。历史上当然有许多在国家危难之际空言眩世最后糊里糊涂的死去，被列入节义传的人，但他们都不是岳飞与文天祥。
　　这个“道义之事功化”，他一直没有放弃，1948 年3 月在老虎桥监狱中写《儿童杂事诗》序，他说：“我还深信道谊之须事功化。古人云，为治不在多言，但力行何如耳。”解放后周作人写小文骂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空头文人的祖师”，并说，“凡是道义的可贵，便因为它在人生有功效存利益的缘故，若不求其实现，只是讲讲，那么有何用处？岂不等于和尚道士的念经么？”这些话说于不同时期，因客观环境的不同而各有其不同的意义，但可以证明一点，周作人当缩回他自筑的坚固的内壳时，确是在做着白日梦，满怀着忧惧之感在考虑着种种问题，认为这是“知识阶级”应守的“准则”。和吃茶饮酒一样，即使已经堕入罪恶的深渊，但仍求得能享受一点美与和谐，以取得心理上的平安与平衡。虽然相信“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看得前途一片漆黑，但却还确信自己依旧没有脱离现实世界，只是站在一边，怀着易卜生“群鬼”的恐惧，注视着它会变出什么可怕与愚蠢的花样。扮演一个虔诚的旁观者的角色。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性格的一种“相”，大约不是毫无根据的吧。
　　周作人在解放后的新中国，得到国家的安排，在翻译希腊日本文学的工作中作出了不少成绩，这可以说是他的一次新生。此外，他还提供了不少鲁迅研究的资料，并写了大量的杂文。最近有机会浏览了一下这些小文章，发现前后写作有三个高潮期。最早是解放初期的几年，他以卖文为生（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以工代赈”），多发表在上海的亦报和大报上；另外在1956年与1962 年前后也与了不少。总的看来，是掌握着反封建的主题，歌颂新社会，谈东西文化交流，记草木虫鱼、儿童生活、方言名物……，依旧保留着过去的作风与情调。但因新掌握的资料不多，有些话题往往是过去曾经说过的。但经过一番清理，过去的许多偏激、“别扭”的色彩洗掉了。在这里应该说明一下，关于他在解放前的文字中明明暗暗对左翼文学的批判与攻击，他在1949 年7 月4 日写给周总理的一封长信中只在结末处带了一笔，归之为“过去思想上的别扭”表示承认错误。在研究者看来，当然是不能就此放过的。
　　周作人的这些短文，依旧保持着杂文的锋芒，他还是主张“不写说理文”，骂韩退之，并说，“只有贾谊我觉得不喜欢他，似乎他是后世无聊文人的祖师，虽然实在乃是三闾大夫的徒孙。”在谈二丑与副净时说：正如老鼎对台下所说，‘吃了你的酒，出了你的丑’么。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促成坏人恶贯满盈早日灭亡，也有好处。副净的价值或者就在这里吧。
　　对于“四库全书”他表示了相当的不满，借用段玉裁、王菉友的话来揭穿皇帝的不通和乱改古书。和鲁迅的意见是一致的。
　　在一篇题为《祖国的伟大》的短文里，对当时人民日报开辟的“伟大的祖国”的专栏表示赞美，说“这不但促进读者的爱国思想，更能鼓励人在伟大的祖国面前，不要去干无聊事，显出渺小卑劣来”。轻描淡写地流露了对自己过去的罪恶的忏悔。同时他又反对说任何事物都是“古已有之”，如说什么潜艇即古之螺舟，隋炀帝的龙舟其实即是轮船，只不过少了机械……，主张“一面改去自卑感，一面也要像追赶敌人似的对新的事理急起直追”。
　　周作人对旧戏是没有什么好感的，但这时也常常谈到，如谈《钟馗送妹》时就论及了鬼戏与神话剧的问题。他说，“利用神话来编喜剧，中国人民的智慧是很可佩服的。《闹天宫》之用玉皇大帝、太上老君来陪衬一个毛猴，《天河配》之用西王母来陪衬一对牛女（耕织的男女），都是很大的对比。……中国人是乐天明朗的民族，利用迷信做材料，却转变成很好的戏剧，看过去豁然都忘了，不让它留着，只当做游戏看去……我疑心中国戏上出鬼，多是此意。鬼不显出鬼的可怕，神不见神的可畏，这是中国戏的特点。”
　　这些意见比起《有鬼无害论》之类的高见来，自然要明净得多，尤可注意的是他对中国民族乐天明朗性格的认识，比起过去的暗黑的宿命论确是有所不同了。我们如果拿他写于1944 年的《灯下读书论》来作一比较，就更能看出其间明显的差异。在那篇文章中，周作人说：“盖据我多年杂览的经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意思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
　　周作人称这种史观为“此中实只有暗黑的新宿命观”，这中间哪里还有一丁点儿光与亮，其实正是他最后陷入耻辱深渊的思想基础。接下去他又说：“使人更不能忘记的是国子监生而请明魏忠贤配享孔庙的陆万龄，东林而为阉党，又引清兵入闽的阮大铖，特别是记起咏怀堂诗与百子山樵传奇，更觉得这事的可怕。”这就更使人可惊，以投敌后的周作人而畅论投敌的阮大铖，这如不是极端的无耻也将是无端的梦呓吧。这正好证明当他缩回那坚硬的堡垒中时，就不自觉地与他的“游戏人间”划清了界限，坦然地进行他那忧生念乱的思索去了。这种二重人格的现象是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性格中的一种致命的痼疾，也不只是像周作人这种附敌的人物为然。鲁迅列举历史上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赞颂之为中国的脊梁，其实就是旧日所说的“气节”，正是一剂对症的良药。我们今天研究周作人，重印他的著作，不是为了将他从耻辱柱上解放下来，而是为了为新文化新文学史提供充分的研究资料，以便从这个非常复杂的人物身上找出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使后来者不去蹈他的覆辙。自然，重复周作人的历史经历是不可能了，但以另外形态来重复并非完全不可能。这是我们应该警惕的。
　　故人书简——叶圣陶
　　华夏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叶圣陶遗墨》，收先生手迹极富。我读了最感兴趣的是致俞平伯先生书札苦干通，其中有一通是谈到圣老的蜀中书简的，摘引如下：
　　“平伯兄赐鉴：今日孙媳休假，一早与游天坛公园。回来开桌上之手书，欢悦乃无可言状。计有八页之多，其四页言及弟之蜀中书简，诵之数遍，感极欲涕。因兄之指示与评品，俾弟以今日客观之我重省当时主观之我，一若当时所言所做所想似还可以也者。非由受奖而感，乃缘相知而感。得相知之言，真可袭用‘荣于华袞’之套语而不嫌其泛矣。现在思之，当时信笔而言，有啥说啥，盖以受书者皆极熟极相知之亲友故。……惟于上海诸亲友最为拳拳，故纤屑无不告，忧喜悉俱陈也。……因读兄之四页书，自觉非说几句不可，而说来殊平平，并未抓住所要说者，只得如此已。惟恳览而鉴其意，然后一笑置之耳。”
　　这是圣老自己对蜀中书简所说的话，虽然俞平老的来书今不可见，也应看作极珍贵的文献了。这一组蜀中通信是1938 年所作，曾片段发表在当时上海出版的《文学集林》中。当时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我，读后非常感动，历数十年而不能忘。从这些通信中仿佛真的看到了作者的面影，听到了作者的言笑感喟，可以说这是得能认识圣老这位新文学大前辈的最早的机缘。这一束信终于幸存下来而未遭毁失，后来补足了当时删落的段落而重新发表了。重读一过，四十多年前的旧信仍不失其吸引力，这是什么缘故呢？在散文中间，日记、书信是最能表现作者真实性情面貌的东西，何况这是写给亲近的亲友的书简，其中句句都是真话。自然，真话并不等于真理，但它绝非虚假的大话、套话，读者是喜爱前者而厌弃后者的。也只有反映作者真实内心世界的作品才有长存的价值。使我最初感受圣老和平敦厚的哲人面影的是他在信中发表的对马一浮的观感的两节话。他在1939 年4 月5 日一信中说：“马一浮先生已来，因昌群之介，到即来看弟，弟与欣安陪同出游数回。
　　其人爽直可亲，言道学而无道学气，风格与一般所谓文人学者不同，至足钦敬。其复性书院事，想为诸翁所欲闻，兹略述之。先是当局感于新式教育之偏，拟办一书院以济之，论人选，或推马先生。遂以大汽车二乘迎马先生于宜山，意殆如古之所谓‘安车蒲轮’也。（马无眷属，惟有亲戚一家，倚以为生。）接谈之顷，马先生提出先决三条件：一、书院不列入现行教育系统；二、除春秋释奠于先师外，不举行任何仪式；三、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当局居然大量一一赞同，并拨开办费三万金，月给经常费三千金。而马先生犹恐其非诚，不欲遽领，拟将书院作为纯粹社会性的组织，募集基金，以期自给自足，而请当局诸人以私人名义居赞助者之列。今方函札磋商，结果如何尚未可知。院址已看过多处，大约将租乌尤寺，寺中有尔雅台，为犍为舍人注《尔雅》处，名称典雅，马先生深喜之。至其为教，则以六艺。重体验，崇践履，记诵知解虽非不重要，但视为手段而非目的。此义甚是，大家无不赞同。然谓六艺可以统摄一切学术，乃至异域新知与尚未发现之学艺亦可包罗无遗，则殊难令人置信。马先生之言曰：“我不讲经学，而在于讲明经术’，然则意在养成‘儒家’可知。今日之世是否需要‘儒家’，大是疑问。故弟以为此种书院固不妨设立一所，以备一格，而欲以易天下，恐难成也。且择师择学生两皆非易。国中与马先生同其见解者有几？大纲相近而细节或又有异，安能共同开此风气？至于学生，读过《五经》者即不易得，又必须抱终其身无所为而为之精神，而今之世固不应无所为而为也。”
　　记得五十多年前读了这些话以后曾萌生过怎样奇怪的感觉。在抗日战争中居然出现了这样一所书院，不是倒退是什么？可是圣老却以为设立一所也不妨，但也明确指出这实在不是办法。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一位思想宽博而清澈明净的哲人的面影。他佩服马一浮的风格，却怀疑他的主张的实际意义。本来道学就是难懂的东西，何况还想拿来“易天下”，岂非陷于荒谬了么？这就不能不使人联想到近来甚嚣尘上的“新儒家”，也是声称想来拯救已形成的“文化断裂层”的，高深的文化问题且慢谈，叶圣老这些平实因之也就伟大的思想却时时使我想起而不能忘。圣老又在另一信中提起此事：
　　“丐翁言其六艺之教为礼、乐、射、御、书、数，而其所教非此六艺也，盖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最难通者，谓此六艺可以统摄一切学艺，如文学、艺术统摄于诗、乐，自然科学统摄于易，法制、政治统摄于礼。其实此亦自大之病，仍是一切东西皆备于我，我皆早已有之之观念。试问一切学艺被六艺统摄了，于进德修业、利用厚生又何裨益，恐马先生亦无以对也。
　　弟极赞其不偏重知解而特重体验，不偏重谈说而特重践履；然所凭藉之教材为古籍，为心性之玄理，则所体验所践履者，至少有一半不当于今之世矣。
　　好在学生决不会多，有一二十青年趋此一途，未尝不可为一种静修事业，像有些人信佛信耶稣一般，此所以弟前信有‘以备一格未尝不可’之说也。大约理学家讲学，将以马先生为收场角色，此后不会再有矣。”
　　这就说得更清楚了。在宽阔的胸怀包容之下，作者始终坚持脚踏实地的实事求是精神，此所以经历漫长岁月而颠扑不破也。抗战中《中学生》在内地复刊，作者论办刊宗旨时更有一段沉痛的话：“今后我们要说真有所见的话，不效一般人搬弄几个名词术语，一切都是从嘴唇边滚下来的。又，我们要特别提倡个人之志概与节操，天下事未可料，今日之读者或者命里注定要当‘遗民’，须有志概与节操，将来乃有生望。此二意皆有感而发，言之有深痛，兄当解之。”
　　此信在《文学集林》发表时，“遗民”云云一句被删去了，这实在是抗战中后方忧国的知识分子的内心情愫，难得作者直白地说出来，今天读了，依然感到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至于搬弄名词术语，从嘴唇边滚下来的宏文巨制，则是于今为烈，直到今天依旧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是不能不使人感慨系之的。在《叶圣陶散文乙集》里收有1980 年写的一篇《提倡平等讨论》，说到：“常常听见有人问，‘上边’吹了些什么风？”为什么在有些人中间，打听风向已经成为习惯？”据说不打听还不行。因为在过去的年代里，许多人积累了这样的经验：“上边’吹起一阵微风，越往下刮风越大，七八级，十来级，不少人莫明其妙地被卷了进去，挨了整。”“在过去的年代里，对文艺作品的所谓批判，大多是先有了结论然后发动起来的。结论当然来自‘上边’。大家按照既定的结论做文章，捕风捉影引经据典，调子越来越高，声势真够吓人。”
　　圣老在这里对过去年代里的某些文艺批评作了生动的刻画，言人之不能或不敢言。按照这种方法写出的理论文章，也就很少不是“从嘴唇边滚下来的”。对照蜀中书简的旧话，可见他一直是对此深恶痛绝的。姜桂之性，老而愈辣，不能不使人钦敬。《乙集》里还有一篇《重读鲁迅先生的〈作文秘诀〉》，引鲁迅先生的原话说，做古文的“秘诀”之一“是要通篇都有来历，而非古人的成文；也就是通篇是自己做的，而又非自己所做，个人其实并没有说什么。”圣老说，“看了这几句，我不免笑了。鲁迅先生这个话说得确切，我在看书看报看刊物的时候也往往感觉到。笑虽笑，心里可不大舒坦。
　　鲁迅先生说的是古文，指的是从前的弊病。如今是20 世纪80 年代了，而类似古文的说了等于没有说什么的文章还时常看得到，这怎么得了呢！
　　这实际上就是指出，古文的流毒已经深深渗透到今天的文字中了。尽管用的是白话，然而精神未变，依旧是老的一套。真是怎么得了！圣老对抗战中后方的大学教育有过一节极深刻的评论，而更难能的是他的“自剖”。
　　“大学殆是一骗局，师生互骗，学校与社会互骗。大学之最有意义者二事：一为赡养许多教师；二为发出许多文凭。教师得赡养，可以不饿死；文凭在手，可以填履历，如是而已。弟以作小说人之眼光观种种现状，颇得佳趣。若连续任教师三年，当能作一小说，以大学为对象，令教育专家爽然自失也。即弟自己亦骗局中之一员。弟何所知乎？而人以为有所知，同业与我商谈，学生就我问业。当斯时也，亦复俨然自以为有所知，正颜庄语，‘像煞有介事’。另一个‘我’在旁，不禁窃笑。此等语不便告同业与学生。然于家中诸人则拆穿言之。今书以告公等，以公等如弟之亲弟兄也。”
　　这一节话读了不禁使人反复感叹。叶老自责如此之严，却并不丝毫脱离了实际。我偶尔也有参加“学术讨论”的机会，和老师宿儒们坐在一起，就常常想起叶老这一番话，“弟何所知乎？而人以为有所知。”只能沉默。但也听见许多不着边际的漂亮话，觉得实在是身在骗局之中了。记得鲁迅先生曾有过一篇杂文，题目就是“大家降一级试试看”，说的差不多也就是同样的意思，目的无非是减少、更好是消灭这种大大小小的骗局而已。蜀中通讯曾提到当时任教育次长的顾一樵，寥寥数语，就活画出官僚的形象来了：“上星期忽有教次顾君来访，弟不识其名，及见面，方知是顾一樵也。马褂长袍，微有官气。询对于中等教育有无意见，未及弟开口，即兴辞而去，则问亦多事矣。”（第十号信）
　　就是这位顾一樵，“到处演说，俱传述陈立夫部长那一套，用几个德目调来搭去，说些似真理又似游戏的话。大家说今后教育必须彻底改造，看见了他们，殊觉希望无多也。”（第二十二号信）
　　叶老和丰子恺是旧友，抗战中同携家去内地，书简中亦常道相思之情，但对他的画风也坦率地表示过一些十分中肯的意见，甚是难得。第十一号信云，“子恺笔下殊闲适，于此似不甚相称，然经过这回播迁，或许风格一变。
　　他近来仍作漫画，弟观之依然有形式与内容不相应之感。”第十二号信又说，“昨曾寄与（子恺）一长信，讨论作新歌曲，并劝其改变漫画之笔调，使形式与内容一致（彼虽画一赳赳武夫，仍令人觉得是山水中人物，此殊非宜也）。”这真是老朋友之间的诚恳劝勉。记得抗战中在重庆看子恺画展，即深有此感。
　　冰心老人在《心灵深处的叶圣陶老人》一文中有几句话说得极好：“谈起叶老，我觉得与他相对，永远如沐春风！他那谦和慈爱的言谈、态度和容颜，永远悬挂在我的面前。”这几句话真能写出与圣老对坐的人所得的一致印象，即使在我这样晚辈的面前，也依旧保持着一种端凝诚敬的姿态，这是多年来一直保留着的习惯。我在一篇访问记中说明自己的印象时，不由地想起用直有名的唐塑，自己觉得这实在比拟得不差。他晚年听觉不好，离不开助听器，谈话时就一直在胸前执持着，这就更加深了这样的印象。
　　老人还有一种难得的习惯。每逢得到赠书时必给作者回信致谢，虽然不过寥寥数语，也写得风趣盎然。手头还保存着他的几封来信，大半是得到赠书后的覆信。1981 年12 月信上说：“承贶新印《山川·历史·人物》，今日拜领，感之无极。甚爱读兄书，而目力不争气，未能通读。然刊于《读书》诸篇皆分次勉力徐读，得大欣悦。
　　今于此册，亦当如是，然未知何日得卒业也。”1982 年6 月信说：“今日接惠赐《榆下说书》，喜不可支。敬申谢忱。此事由兄说之，可喜一。不切边装订久不遇，徐徐翻之裁之，别有妙趣，可喜二。最重要者兄之笔墨，娓娓谈说，悉具佳致，可喜三。我虽以视力衰退，鲜亲书册，兄此书或将勉力阅览其一部分也。”
　　1982 年11 月19 日信谈到巴金伤腿及沈从文新著事，说明他对出版事业之关心和对新出好书的渴望，是一封很有意思的信：“黄裳兄惠鉴：正欲作书，而十五日手示先到，敬诵悉。《淮上行》登出之时必令家中人念与我听之。此法虽颇迟缓，总较对书兴叹为胜。得巴金之女小林来信，云用牵引法治伤腿，可不须动手术，然牵引须历六周，卧床动弹不得，思之亦复可虑。蜀中书信，先友王伯祥先生家保留前期之一部分。
　　今分两次载于《收获》，渝州书载今年之末期，嘉州书载明年之首期，依尊意补人前曾删去者，小引中且叙及尊意也。所云正欲作书，请道其详。闻知从文研究服饰之著作已出版，屡与至善至诚商量，何日往访从文一观之。既而思访晤之顷，听念文稿既不可能，翻看图版亦不能遍看且看清。即令假归，其文亦未能遍听，其图仍未能看清，遂作罢。近接《读书》十月号，知刊载尊作介绍从文此书，亟令至诚诵之，分两次诵毕，我听之大感欣慰。兄之文边叙边评，精当扼要，俾我宛然如读从文之书，洵可感佩。而从文二三十年来潜心著述，言必有据，思无虚骛，虽其凭藉之赡富，亦由识力之邃密也。
　　此书由何家出版，尚未探悉。闻非国内出。我以为如此著作而不由国内出版社出，实为出版界之羞。不甚识货，印刷技术差，皆堪羞也。我耳目均极差，极感不方便。惟念有涯总跟不上无涯，聊以自宽耳，余俟后叙，敬候撰安。
　　叶圣陶。1982 年11 月19 日上午。”
　　此信用钢笔写于稿纸上，字迹清晰有力，可见此时老人精力尚未大衰。
　　听见有一本好书，就亟想一看，跃跃欲试之状如见。隔了不到两个月，他又来一信，还是有关沈从文的新书的。
　　“黄裳兄惠鉴：接到赐寄《金陵五记》，欣感如前度屡蒙赠书时，多谢多谢。即将全册徐徐裁开，此裁书亦为一乐。至于听受，须待有人得闲乃可，已成习惯，不亟亟矣。于《读书》听台从介绍《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之作，兴不可遏，即托范用同志代向香港购之。书去数日而巨册已送来，讶其迅速，听来者说明，乃知系范用同志出版社所藏。云尽可观玩，不急于交还。此本价昂，国内亦将印行云云。范用同志之意深可感。惟观玩此巨册，言之亦复可懂。字体不小，墨色不淡，而我凭二镜亦不能看清。只能看图，图之细微处固莫能辨，其说明亦依稀仿佛，看明白者不逮其半。如许文字不便听人诵读，只得放弃，其怅惘可想矣。近赴医院，请问眼科大夫，可否认真检验，配一副较便于阅览之眼镜。大夫悉心检验，断言配眼镜先须去白内障，而此非小手术，大夫亦不言为我动手术。我则从此断念，不作重配眼镜之想。得便时即令人念诵，不便时即不与文字为缘，只能如是，非安之不可。琐琐叙个人事，有渎清听，深歉。即请撰安。叶圣陶。1983 年1 月10 日下午。”
　　关于蜀中书信及报告文学事，又有一长信：“黄裳兄惠鉴：上月廿九日手书敬诵。前载于文学集林之书信，系徐调孚兄所摘采。当年蜀中寄沪之书极多，汇存于王伯翁处，嗣以孤岛情势紧张，伯翁毁之。伯翁逝世之后，其子湜华发现遗而未毁之一包，截至1939 年秋止。
　　今已令志诚钞录。因来示提及，故以奉告。大著《榆下说书》不能自观，日来令孙媳于每夜读四五页，已听得三篇——《杨龙友》、《阿英一封信》、《日记·日记文学·日记侦察学》。《杨龙友》令我长见闻甚多，议论至公平允当，极为心折。听《日记……》之篇，始知日记文学已为通用名称，自愧所见之不广。前些时姜德明同志来书中提及日记文学，我谓日记即称日记可矣，何须加称文学。既有日记文学，殆将有书信文学游记文学等名陆续新生。未免巧立名目，近乎赘矣。诸种文学中又有所谓报告文学者，或称报导文学，其名殊不可解。据云其作法系叙真人真事，而又不必切合其人其事，作者尽可驰骋想象，出以虚构。由此而引起被叙者家属之不满，已颇有所闻。
　　尊见于此如何看法，如有兴不妨提笔论之。尊集中尚有多篇欲一听，惜诵读者暇时不多，未能连日不断为我念若干页耳。执笔闲谈，字不成字，良愧。
　　敬请撰安。叶圣陶（1982 年）7 月7 日下午。”
　　80 年代初，报告文学兴起，一时颇有讨论。其主要弊病，如圣老所说，正在想象与虚构。惭愧得很，我未能执笔参加讨论。其后此道大行，又衍化为纪实文学，作者蜂起，书摊上陈列的大都是这类东西，虚构益多，去事实愈远，读者也以读“×宫+×朝”的态度对之，消闲解闷之余又可窥见某些政坛秘闻，一时畅销，成为一大文化现象。可惜圣老已不及见矣。
　　叶老自己不藏书，也不讲究版本。抗战中郑西谛在上海发现也是园藏古今杂剧，惊为国宝，电重庆教部拨重金买得。圣老对此是不以为然的。1938
　　年7月2日信中说：
　　“铎兄代购之元曲，中间有无出色之作？教部居然有此闲钱，亦殊可异。
　　现在只要看到难民之流离颠沛，战地之伤残破坏，则那些古董实在毫无出钱保存之理由，我们即没有一只夏鼎商彝，没有一本宋元精椠，只要大家争气，仍不失为大中华民族也。以教部而为此，亦不知大体之一证矣。”
　　话虽如此，他也能理解并同情朋友们的搜书，有他为《西谛书话》写的序为证。这也是他胸襟宽阔的一个方面，也决不从钱眼里看问题，以为这只是倒卖钱财的手段。我自己做过一件荒唐事，请俞平伯先生为一本《拙政园诗余》作跋后，又再请叶圣老也写一篇，还寄去了几页备用的旧格子纸，却全然没有想到叶老已不能写小字了。书寄去后不久就得到他的回信：“黄裳兄惠鉴：大札接诵。前日平翁来访，携来拙政园诗余及所撰题辞。
　　我亦勉书数语，先以裁贴之一纸写之，模糊歪斜，只得易一纸，写到第七行又写错。附来旧纸只余一张，不敢再写。因钞录拙稿，敢请兄缮录之。平翁题辞附词集中挂号寄上。写错之一纸附此书寄上，藉见我确已不能作小字。
　　匆匆，即请著安。叶圣陶。（1980 年）5 月3 日。”
　　接此信后真使我有惶悚无地之感，同时更感到老人嗢噱的温暖，自己的荒唐举动正如一个顽皮孩子在大人而前撒娇放肆一般。多年来一直在老人的提携护惜之下，当此老人百年冥诞之时，只能缀辑遗文，少抒怀念。殊不能尽其感念之情于万一也。
　　1994年9月19日
　　故人书简——沈从文
　　黄裳兄：拜读介绍拙编“服饰资料”文章，提的弱点极对，杨宪益兄也觉得极好，还拟添些他的意见，将译成英文，在英文版《中国文学》中发表，或已着手，或未着手，因彼工作极忙，原本允将全书先试译唐代部分，若顺手，则进行全译。大致因事忙不易动手，只合作罢。
　　这书只是一个试点性工作，图廉价付印，所以本来有原色图均改成摹抚墨本，时间既短，且来不及仔细校对，多不得原意。出版原定六四年试印，不意“文化革命”一来，忽成为“毒草”，支持此书编印的齐燕铭先生，被绑来历博斗了一整天。我则本为陪斗人物，但心脏病已明确，恐在斗中倒下，所以一会即放至隔室坐听各种丑恶凶狠辱骂，计上下午七小时。事实上却并无甚么人看得懂书中内容。甚至于根本还不曾看过此稿。最有趣是，即好几位首长（包括文化部某某副部长）审看此图稿时，曾在稿上另纸写有赞赏眉批的，到批斗时，亦早已将眉批撤去，免遭连累，真是绝顶聪明。还有一位，后来断定此书无事，搁于其手边，待付印送审时，却忽然发生兴趣，意以为将我姓名去掉，用彼姓名。照当时情形甚合理，所谓“首长出思想”，十分重要，以文物和人美均不同意而搁下。到书印出时，却又不高兴，以不曾提及他的“热情支持”一番美意，而大大不快。真十分有趣，不久又有聪明人出主意，以为应将一切文字说明删除，只印图像的，亦未能取得出版方面同意而搁置，一直搁下十七年，才能机会付印。本来因材料过多，先出一小型试点本，等待得到各方面意见后，再改订重印，或采另外一种方式，进行第二、三、四……各册，总计以十册为限。但因“人为大旋风”还不知何时暂告结束，到付印这个试点本时，且担心到重印机会恐不会多，原有材料又多全部散失罄尽，不如将剩在手边资料尽可以附加上去，又得照顾原历博那二百图本来设想，所以随便附加材料，处理编号，都显明多不大接榫处，混乱以至于错误处。不少图安排不大适当，或秩序混乱，或和说明不衔接，都待改正。出版后，院中搞历史的，还认为像一本常识性大型图录，有些参考价值。许多提法虽不尽正确，见解新，还是值得称许。但内中自然不少和传统正宗画学史专家见解（特别是和故宫及东北专家）多抵触处，特别是不易得到正统考古学家认可，则为势所必至，理有固然，难于点头，意中事也。八一年起，即拟重订重印，重换彩色原图一百种，主要材料多在故宫、历博。社会发展，新问题一切是钱后，每图必得卅五十元，实在不大合理，更新麻烦则即或出钱三千，说尽好话，亦不卖帐，可以用种种理由推托，均得不到应有方便，有的在另一大单位收藏的图像，本可以借用的，却忽然为另一单位预先借走，致工作迟迟不易交卷。原定今年三月，在国内之重订本可以缩小付印，香港重订本亦可于六月交稿，（且已和美之蓝灯出版社口头说定，将文字说明简化一些，即将在美出版），至今犹有卅多图无法得到应得便利，只好拖延下去，只能说中国“新风尚”，因不少材料，我们还看不到。日本人给了点钱，便占先付印了，真是无可奈何。
　　另寄北京新印旧作三册，想可收到。内中散文有几篇过去未集印过，写得还有意思。花城所收较匆促，内容亦杂乱。四川五月拟印五册，似较整齐，总之均属过时旧作，绝不抱任何不切现实幻想，至多三年，一切便成陈迹，意中事也。五月已小中风二次。报废将是迟早间事。
　　写成习字一纸，手生笔呆，可见老之已至，只供玩玩而已。弟从文，四月九日（一九八三）。
　　香港座谈，评的也极中肯，但也有妄义。先说材料丰富，末尾却以为毫无可取之处。却又在另一文中，将新出李寿墓石刻线图盗去，加上一美国藏石刻，误以为即柘枝耳，其实我书中引柘枝舞图及诗，彼均视若无睹，可叹之至（此节写在信笺第一页眉端——黄裳注）。
　　整理书丛，发现从文先生1983 年4 月9 日旧信一封，系看到我介绍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文章后所寄。同时寄来的还有一幅字，仍是老习惯，用狭长皮纸，写章草，写的是1971 年冬，独住湖北咸宁双溪时所作七十生日诗。卷尾题“近月连续出现小中风二次，书不成字。八三年四月，沈从文时年八十一岁”。
　　从文先生逝世，迄今已将六年，此信已成历史文物，信中围绕《研究》一书编写出版前后发生的大小事情都有所记述，实在可以看作一篇详实的后记。其意义恐怕也不只此，应当看作一本学术著作问世的苦难的历程。现在事过境迁，一切都成为历史，作者也已长逝，也许已经到了可以发表的时机了。
　　信中所说虽然是一本学术著作诞生的经过，但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中，种种世态人情，却表现得淋漓尽致。齐燕铭为此被整日批斗，这是过去人们不知道的。对此书的处理方式，不同人物也提出过不同办法，可以看出种种特异心态。而国家收藏的文物，也因种种人事关系，不能为学人合理使用，更是屡见不鲜的事。一切向钱看，只要肯出一点费用，外国人就能取得国内学人所不能企及的优越地位，更是言之痛心。原书虽然已由香港精印行世，但因种种原因，仍存在不少缺点，作者也都有所说明。书中提出的许多新观点，与国内专家多有不同，作者加以坚持，表现了他的执着，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是尤为可贵的。从信中可以知道，《研究》曾有订正重刊的计划，还有出版英译和普及本的动议，至今未能实现，也许永远不会实现了，实在是可惜的事。
　　故人书简——钱钟书
　　一
　　奉书感愧。佳笺已付内人，命其从容习写，以塞尊意。丈夫肯大踏步走出，妇人女子必千呼万唤始出来，解人如公，当不怪其迟缓也。但身非名器，误玷山公启事，惶愧何极。拙作蒙齿及，感刻、感刻。大名早在再版书赠送之列。聊报《美国兵》佳贶。近作一首，纸尾呈教，不一一。即颂黄裳才人吾兄吟吉。弟钱钟书顿首。
　　秋怀
　　鸣声渐紧草根虫，时看停云抹暮空。寥落感深秋后叶，高寒坐怯晚来风。身名试与权轻重，文字徒劳较拙工。容易一年真可叹，犹将有限事无穷。（后山语。时方订《谈艺录》付印。）
　　槐聚未是稿。
　　此信大约写于1948 年顷。当时我的《关于美国兵》刚出版，他的《谈艺录》正待付印。我又正收集师友墨迹，给他寄去两张诗笺，不久收到他们写赠两诗，即收入《珠还记幸》中的开手两叶。默存谈笑间咳吐珠玉，即长笺短札亦复风趣可观。他每有著作，我也必向之索赠，这事四十年前即已如此。
　　不料近来的“当代学人”以为怪事，读此信当可知其端末矣。
　　二
　　《围城》遵命已致初版一册奉贻，乞饬足来取。先事可托湛贤通一电话也。人事历六，续写小说，迄未着笔，思之怅恨。垂询一节，乃极劣之拉丁，代译如左：
　　Theyarenotmen，theyareanimalswhomwehavevivisected.兄文笔之佳，著译皆然，甚畏佩也。匆复即颂裳兄文祺。弟名正肃。二十日。
　　此信约写于1948 年。《围城》1947 年在上海初版，翌年再版，我向他要了一本初版本，当时正着意收集新文学作品的初版本，于此书亦不欲遗珠。
　　湛贤姓王，笔名阿湛，当时在上海出版公司工作。默存常托他转递信件。阿湛曾有短篇集在开明书店出版。解放后在一次运动中被流放，不幸死去。
　　我当时正在译一本威尔斯的小说《莫洛博士岛》，这书是先师李林先生未完成的遗译，由我为之续完。后收入《译文丛书》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原文中有一句拉丁文，无处请教，想起了他，就麻烦他代译了。
　　三
　　黄裳道兄文几：顷奉手帖并惠赐大译，欣感无既。九十五面拉丁文一句，极易译，乃蒙齿及，只益惭耳。《谈艺录》中衍文误脱错简处甚多，再版时或可改正。考订旧小说者（甚琐屑，不足道）他年当另成一书耳。弟蓄念又写一长篇小说，经营一年许，人事历六，仅写八百许字，未知何时可卒业也。专此布谢，即颂撰安，弟钱钟书顿首。
　　这是收到我《莫洛博士岛》赠书后的复信，又提到了那句拉丁文。《谈艺录》在开明书店初版，颇有校误。后再印一次。新版增订则是1984 年中华书局本了。此信说到他又蓄意写另一长篇，构想经营已有一年，但只写成八百字。这就是他在《围城》重印前记中所说的《百合心》，后来写成了两万字左右，手稿于移家北京时遗失了。未再继写，真可惋惜。
　　四
　　裳兄文几：复书奉悉。比见人民日报及读书杂志中大作，均隽妙迥异凡响，忆蔬堂李翁晚岁识君，驰书相告，喜心翻倒，老辈爱才，亦佳话也。题目仰观俯拾，在在都是。所谓宇宙之大，蝇虱之微，何至描画及于老夫，君休矣。小集乃《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索去者。
　　《堂吉诃德》初版校者草率将事，■漏百出。季康俟重印校正本出，必奉一部。现手边亦无书。
　　十年前小诗一律，补白呈吟教，即颂著安。
　　叔子病起寄诗，并招游黄山，和韵奉答。病余意气尚骞腾，想见花间著语能。老手诗中孤竹马，壮心酒后海东鹰。雕疏亲故添情重，落索身名免谤增。欲踏天都酬宿诺，新来筋力亦难胜。弟钱钟书上。十四日。
　　此信约写于1979 年。信中所说蔬堂李翁是李释戡。我于梅涴华座上相识。李翁是诗人，喜观剧。早年曾精刊罗瘿公《鞠部丛读校补》，涴华新剧编制亦多出其手。晚年居沪上，座上多梅门女弟子。观剧之兴甚豪，每撰七绝观剧诗，附以小注。诗筒见投，月必数至。晚岁诗曾油印成《苏堂诗拾》。
　　默存信中对文字涉及他表示反对。于和叔子诗中“落索身名免谤增”句旁，自画数圈，亦是此意。知其宿志如此，不自今日始也。
　　五
　　“裳兄鉴：剪报奉到，谢谢。弟两日前移住于面胡同十五号，三三○一室。犯暑历六，殊惫。一切都未就绪，先以奉闻。新寓较旧居舒旷，足慰远系。拙选已增订七八十处，月前交出版社。（请勿告人，以免索者纷纷。）出书后必以一册呈教。即颂撰祺。名正肃，杨绛同叩。”
　　这是一张名信片。寄于1962 年8 月。我当时在文汇报编文艺理论版，曾向他约稿，拟了一些题目，可是他都谢绝了。三月八日来信说：“弟数年来兼一外文职务，未能专以所中研究工作，亦乏暇晷。兄所出考题，无一不好，但举子不能入场，无从缴卷。奈何，奈何。”
　　正好伍蠡甫教授主编的《外国文论选》中有他的一篇译文，就设法取来发表，写信去征求同意，后得八月四日信说：“译稿专应伍翁之属而成，限于体例，未能详加诠评考释，单独发表，殊觉不伦。伍翁三日前书来，已专函请其代向贵报谢绝。顷奉手教。乃知生米已下锅煮饭，不便固辞，只好勉强应允，并将误字校定寄还。然牛鼻子脾气，总觉期期不可耳。发表后烦惠一叶。弟六月起又全部外调半年，只偷暇写得论诗画一文，尚有新见。惜未能定稿。将付《文学评论》，出版后请教。”
　　从这几通信里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著译是如何的审慎，对我迹近绑票的约稿，也是大有意见的。名信片中所说订正的选本就是《宋诗选注》。我买得此书初版的精装本后，曾发兴取手边旧刻的宋诗加以校定，发现异文不少，有一些是可以订正《选注》的，就写了一纸校记寄去，随后就接到六二年十月一日的来信。
　　六
　　“裳兄文几：得书一月来公私蝟集，遂稽作报，歉仄之至。承校勘异文，如获珠船。恨早付削瓦，弟又为外务所牵，喧宾夺主，无暇旁及。只能待三版耳。先此谢谢。内人开刀经过良好，已出医院，知注并闻。匆布即颂秋安。弟钱钟书再叩，国庆日晨。”
　　七
　　“裳兄文几：音问久疏，忽奉惠颁尊集新选，展卷则既有新相知之乐，复有重遇故人之喜。
　　深得苦茶庵法脉，而无其骨董葛藤酸馅诸病，可谓智过其师矣。贱名与唐尧裔孙同挂选中。虽一荣於华袞，而一严如斧钺，要均得藉以并传，作庄生齐物观也可。弟前年大病以来，衰形俱备，心力销亡，畏笔墨如寇仇。容老夫袖手偷闲，婆娑风月，祝诸子挥毫兢爽，弹压江山，如是我云。草此复谢，即颂春禧。弟钱钟书上。十二日，杨绛同候。”
　　这大约是收到《榆下说书》以后的复信，这书中有两篇写到他的文字，紧接就是一篇谈周延儒的杂文，所以才有那一节对比的话。他指出我受了周作人散文的影响，也自是一种看法。知堂的文字我是爱读的，但不一定亦步亦趋。他所指出的那些缺点，也正说中了周作人文章的缺失。相比之下，鲁迅晚年杂文中如《病后杂谈》、《题未定草》却正是我衷心向往而无从追蹑的典范。他的另一封1981 年3 月来信中，又对我的杂文作了过情的鼓励。
　　八
　　“裳兄文几：报刊上每读高文，隽永如谏果苦茗，而穿穴载籍，俯拾即是，着手成春。东坡称退之所谓云锦裳也，黄裳云乎哉。南北不相识少年，函索拙著者络绎，并附钞票，弟无以应求，徒增退款麻烦。十日前人民文学出版社通知，初印销罄，已决增印二十万册，流毒愈广，钳我市朝之期不远矣。承命如奉军令，即将自存一册挂号寄上，亦征兄之声威遥被，持黄钺垂衣裳而治天下，一笑。即颂近安。弟钱钟书上，杨绛同候。十四日。”
　　此信寄于1981 年3 月15 日。《围城》新版于1980 年11 月印行，印数十三万册，不及半年即售罄。我得讯晚，市上已无存书，只得求救于作者。
　　承以自存本一册见惠。扉叶有墨笔“槐聚自存本”五字，又题记六行云：“裳兄函索此书，手边只存是本。不敢自秘，倾箧上贡。感惠酬知耶？畏威乞怜耶？姑学太白之笑而不答，留供后世学人聚讼题目。一笑。”下钤“中书君”印。
　　默存先生的长笺短札，正像他平时谈话一样，是庄谐杂出，极得手挥目送之致的。这写在书前的小跋更是一个特例。不料不等“后世学人”的聚讼，早已得到“当代学人”的讥评，现在就将附此书同寄的原信发表出来，有兴趣的“学人”不妨作进一步的研讨。新文学书的版本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学问，成绩不小，收获甚多，但也应防止陷入琐屑沦于恶趣。像这样一本小书的投赠，是不值得聚而讼之的。默存先生流露出来的微意，大抵就是如此。友朋戏谑之言，也当不得真，下面是1984 年11 月一信，是收到《过去的足迹》、《晚春的行旅》等两书的复信。
　　九
　　“裳兄文几：两周中叠奉惠赐大集二种，足迹长留，晚春常在，西子灵岩之印，庄生灵椿之寿，差堪喻其必传也。贱冗稽复为罪。散文之风，比来弥盛。学会书刊，各标帜招。众星拱北，百川归海，皆推贤者为教主矣。匆此布谢，即颂近祉。（黄裳将易服为红衣乎，一笑。）
　　弟钱钟书上，二十二日。”
　　十
　　“裳兄文几：前奉致内子书，甚感垂注。弟十月下旬中寒，牵动宿疾，哮喘复发。打针服药，未为大患，而转成咳嗽，终日如《西青散记》中腐儒鬼咯咯先生，病魔多情变幻，缠贱躯作祟，前后约四十日，幸暂舍而之他矣。顷奉《山川·人物·历史》，昔之仅窥豹斑龙爪者，今乃获睹全身，情挟骚心，笔开生面，解颐娱目，荡气回肠，兼而有之。愚夫妇得挂姓名，如登金榜，不胜愧谢。惟弟发已半灰，山妇发未全白；弟面色黄而兄目为紫棠，是变水浒中之病关索为金瓶梅之王六儿矣。大著必传世，误尽千秋考据家，奈何奈何，呵呵。专此布谢，即叩冬祺。弟钱钟书敬上，杨绛同候。十二月五日。”
　　此信写于1981 年2 月，是收到我的《山川·历史·人物》后的复书。照例说了些过情的话。信的后半，对原书所记作了更正，晤面之时，我确为他的健康和善谈高兴，印象深刻，就这样写了。他又提到“考据家”，可见对之是一直怀有敬畏之情也。
　　十一
　　裳兄文几：奉书失喜。年光逝水，世故惊涛。海上故人，零落可屈指。而酌古斟今，雅人深致，首数贤者与陈君西禾。契阔参商，如之何勿思也。弟无学可讲，可讲非学。访美时绝未登坛说法，彼邦上庠坚邀，亦皆婉谢。报章煊染，当以疑古之道疑今。兄旧是个中人，美言不信，必不受眼谩耳。明年或尚须远役，自知不舞之鹤，难为伏枥之骥，贻讥腾诮，且食蛤蜊。
　　拙选初非惬意，本勿欲灾祸梨枣，而出版社强聒不舍，以台港盗印为口实，烈女怕缠夫，遂增订数注与之，未及细校，讹错殊多。重劳齿及，徒增颜汗。有小集一种，月内问世。差如韩陵片石，君堪共语也。马君美才，通函以少作相询。弟老而无成，壮已多悔，於贾宝玉所谓小时候的营生，讳莫如深。兄不为锦被之遮，而偏效罗帏之启，薄情忍心，窃有怨焉。弟此番在美，睹博士论文及拙作译本小传，语多不经。一作者自加拿大来见，问之则云，曾至港台，遍访弟师友，采撷轶闻，弟乃知自传不可信，相识回忆亦不可信。古来正史野史，均作如是观。VOLTAIRE所以言PYRRHOUISMEDEL'HISTOIRE，身外是非谁营得，隔洋听唱×××可矣。佳“牋玷污，愧甚。
　　即颁近祉。弟钱钟书上，四日，杨绛同候。
　　此信写于1979 年9 月，是暌隔了三十年后收到他的第一通来信。我曾在《榆下说书》的一篇文章中引用过一次，但不是全文。他在信中提到的陈西禾是一位使人不易忘记的朋友。学养俱美，议论风发，是聚谈极好的伙伴，难怪默存忘不了他。惜因久病长逝，身后寂寞，几乎已被遗忘。解放前他和巴金同住霞飞坊（今淮海坊），常常夜里来巴金处谈天，因而相熟。他在一家银行里工作，精通法文，专研戏剧，后来就下海当了导演，曾导过《姊姊妹妹站起来》，是写妓女解放的故事的。根据巴金原著改编的电影《家》也是他导演的。他为人拘谨，考虑甚多。译作矜慎，好像只印过一本戏剧《沉渊》，一本译剧《玛婷》，都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印的。此外还发表过几篇讨论电影艺术的论文，都是著力之作，终于未能成书。他对川剧有特别的爱好，每逢川剧来沪演出，座中总少不了他。他特别欣赏一出《帝王珠》，在座谈会上大加称赏。有一次到他家里访问，他取出一本齐白石的册页《借山图》给我看，这是我所见过的白石老人最精的画卷，可见他对美术的真知笃好。
　　一次我到国泰电影院去看电影，看到他站在戏院门口自言自语地说，“到底是看还是不看呢”，不禁失笑，可见他对无论什么事都是要再三斟酌考虑的。
　　默存信中提到的马君是香港中文大学的马力，曾经帮助他校订过《谈艺录》的，也是最早研究钱学的人，曾向我打听默存散见报刊未经收集的诗文。
　　默存对少作是不愿人搜集的，曾戏称之为“摸金校尉”，而下面的一通信中，又有强烈的表示。
　　十二
　　裳兄文几：得书惊诧。弟初不忆曾与范用同志出言编集事。得无曲解鄙意耶。上月马力兄来，云晤范，范嘱其征弟同意，搜集拙作，弟坚拒不许。盖并世诸公，自识之无时，即已吐言为珠玑，掷地比金石，故数十年来片纸只字皆珍惜如头目，而自信可以寿世。弟于旧作，自观犹厌，敝履视之。而国内外不乏无聊好事或啖名牟利之辈，欲借弟为敲门之砖，易米之帖。港商越在化外，非王法所及，只得听之；他年弟身后有为此者，弟不能如郑板桥之化厉鬼以击其脑，亦唯啣恨泉下。一息尚存，则掩耳摇手而已。去冬人民文学出版社请出选集，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三次请重印谈艺录，均不敢闻命。两年来高等院校以围城为论文题者约三十余人，皆来函请提供著作及传记资料，弟胥答以林之洋所谓一概勿得知，外交词令所谓无可奉告。前日贵报徐君开垒惠过，欲作采访，弟亦婉却。此物此志也。盛意心识而已。即颂近安。二月四日夜。
　　此信写于1982 年3 月。是义正词严的一纸告白，自然使动员他重印旧作的野心变得烟消火灭了。平心而论，搜集佚文，编成全集的事，是古已有之的。从或一角度看，也是研究的基础工作。近来人们推而广之，新文学的辑逸工作也已成一种显学，成绩不小。但在作者看来，就未必值得赞赏。爱惜羽毛，务求精粹，这是人之常情。在这里也只有尊重作者的意愿，不强人所难为是。
　　十三
　　裳兄文几：读今日人民日报中大作“衙内”一篇，正击节称妙，忽得尊书，大有“偶思小饮报花开”之致。山妇拙著将由读书编辑部单行，剪示之文，已承广角镜社复制寄来。潘君忆未见过，闻名则久矣。王湘绮自言有帝皇思想，故其日记中叙家常琐事皆用朝廷堂皇之词，戏以此博兄一笑耳。拙诗补白，乞吟教。即颂近祉。弟钱钟书上，二十七日。
　　马先之属题诗集
　　先公宿许老门生，行谊文章异俗情。旷世心期推栗里（君题陶集云千载邈无伦。），胜朝宗派守桐城。（君亦出其乡姚仲实先生之门，撰姚年谱。）风恬春雨知时霁，潦尽秋潭澈底清。
　　把玩新编忽惆怅，卌年梦影溯诗盟。（山中诗社同人，君其一也。）
　　此信作于1981年5月
　　十四
　　裳兄如握：音问久疏，每于刊物中睹大作，病眼为明。有一篇跳出之感。兄虽考订之文，亦化堆垛为烟云。时贤小品，抒情写景，终作握拳透爪，戴石臼跳舞之态。瓯北诗云，此事原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信然。承惠重印本记游旧集，谢谢。改正处尤感虚怀，信史美具难并，然后世学人失去考据题目，只能作校雠功夫，不免扫兴矣。弟七月起忽蒙命承乏敝院副院长，尸位挂名，捉将官里去，不待人笑，弟复自笑。幸邀曲体其衰朽龙钟，不以公事相奸，而俗务未堪全谢，逋客因以剧增。故每周辄避地数日，重订谈艺录，应中华之请也。作辍不恒，未识明春能交卷不？今日适返舍，即获尊刻，岂心有灵犀耶。专布，敬叩近绥。弟钱钟书上，杨绛同候。十八日午。
　　此信写于1982 年10 月。在这封信里，又顺便对“后世学人”捎带了一笔，可见他的痛心疾首。他却未料到，不及等“后世”，“当代学人”就对《围城》下了手，所作的也正是“校雠功夫”，不由分说，连原作也一鼓脑儿绑了去了。
　　1994年3月14日
　　跋祁承■《两浙古今著作考》稿本
　　此山阴祁氏澹生堂抄本《两浙古今著作考》十五册，祁承■著。未刊稿本也。《千顷堂书目》卷十有祁承■《诸史艺文钞》三十卷，又《两浙著作考》四十六卷一条，诸家著录，仅见有此。《澹生堂全集》，崇祯刊二十一卷本，自涉园陶氏流出，后归北平图书馆。藏园传增湘曾记其卷十二“戊午历”中有辑《两浙著作考》，半载而成之语，是此书辑于万历四十六年也。
　　其书湮沉三百余年，世无知者，而今一旦更出，岂非快事。余初闻石麒见告，有澹生堂抄本一部出于杭市，书为残帙，而索直奇昂，即嘱其索寄一观。后果以此书头尾二册及远山堂抄本《里居越言》见寄，索重直，还价不尤，遂寄还之。然其书往来胸中，实未尝一日忘也。后二月，石麒又告有澹生堂遗书若干册出绍兴，中有承■、彪佳手稿，半为残帙，而价亦不廉，余意复动，念此当为一家眷属而析居异地者，遂告以必欲收之，先后得夷度手稿《老子全抄》、《易测》二种，皆有长子骏佳手跋，云是“府君为诸生时手辑手评之本，先人手泽，子孙当世珍焉。”其书蓝格竹纸，版心有“聊尔编”三字，楷法精整，朱墨杂下，犹是毛订。又《澹生堂诗文钞》八卷，为待刻稿本，前有骏佳跋，谓“先君文集，原编二十八卷、十六本，流通颇难，诵读不易，受请海内名公，拣择精华，合而钞之，正得八卷，以付剞劂”云云，卷中校定之处不少，多出诸子之手，后祁氏遭难破家，遂未刻也。又《守城全书》十八卷，彪佳手稿本，毛订原装八巨册，忠敏手迹，此为钜观。此书辑于崇祯戊寅甲申之际，南北舟车，不废丹铅，积数年之精力，方欲有所用之，而北都国变，宏光拥立，迨忠敏自金陵归里，犹数数以剞劂为念，于远山堂抄本《里居越言》致友人函札中，屡屡见之。至乙酉闰六月初六日。遂自沉殉国矣。遗稿不能刻亦不敢刻，深藏密锁，三百年后，一旦复出，真异书也。
　　此外，骏佳手稿《禅悦内外合集》十卷，仅存卷一之二；远山堂抄本《里居越言》，存癸未甲申御寇一卷；《崇祯戊辰浙江恩科选贡齿录》一册，为骏佳登第同年录；刘宗周稿本《古学经》八卷，残存卷一至五；《孔子家语考次》四卷；天启刊顾若昔《桃花里集》四卷。是皆梅里祁氏遗书也。困于资力，未能全得。曾余北行，留京师月余，南旋之日，即访石麒于其家，遂又得此本以归，价只少减，余亦不更计直，竟辇之归矣。此书外尚有藏书楼黑格抄本《诗经》二册，亦祁氏旷园写本；《礼记集说》十卷，闵刻本，祁奕庆寓山藏书，原装未损，旧写书根尚存，亦并收之。至彪佳奏疏《宜焚全稿》十八卷、《■阳谳牍》十三册、远山堂抄本《里居越言》八册，皆当日原钞底册，却无力更收之矣。承■此书所录两浙著述至富，而尤详于绍兴一府，体例至严，大抵明以前人著述略备，而尤加意于朱明一朝人物撰述，中多秘册，有未见于诸家簿录者，往往存其原序，天壤遗书，借此聊存梗概，俾不湮沉，其为功艺苑，岂浅鲜哉。夷度匪独富收藏，且能读书，更能深识书中趣味，非古董家数比。澹生堂藏书与四明范氏天一阁、会稽钮氏世学楼同为浙江著名藏书旧家，遗籍散亡最早，流转绝稀，得其一鳞片爪，往往球壁视之，况此为主人手订之书，煌煌十数巨册，自当珍护，苟有机缘，得流通之，亦书林一快也。
　　壬辰白露后二日记。
　　案：《两浙古今著作考》，祁承■稿本。竹纸蓝格，白口，单阑，十行，二十字。板心下有“澹生堂抄本”五字。前有万历戊午祁承■“敬询两浙名贤著作檄”，“辑浙中著作考察 ”。凡杭州府著作考五卷；嘉兴府（以下“著作考”略）三卷；湖州府三卷，附诸志考；绍兴府四卷，附诸志考；宁波府未分卷；金华府不分卷，今存六朝至元，国朝以下佚；衢州府五卷；严州府一卷；温州府不分卷附诸志考；台州府不分卷；处州府不分卷；以下佚去二册；道家二卷；浙中名医不分卷，总计全书一千二百十二番。
　　《辑浙中著作考》：
　　古今之称不朽有三，著作之为立言则一。故言以人重者，亟收之。即人以言重者，亦收之。
　　大校以前哲遗编之名目，便后人按籍之寻求。至于德业闻望，蔚然一时，而生平论著，无专帙，则别有吾浙文献之辑，在此不参入。
　　文章经世大业。不朽盛事。然往往品定于后人，而价增于易世。故一时之评品，终不敌千古之升沈。惟听宇宙为销磨，任岁月之淘汰。则百年之后，其存于世亦寡矣。况著作之事，日新富有，盖棺而止。故是编之辑，即在国朝者，亦止采列于身后，而不及于生前。正以生前之著作，固未可量也。
　　男儿堕地，能与造物争盛衰之运，与天子较荣辱之权者，惟著作为然。故上之足以翼经，下之足以佐史。精而抉性命之微，大而廓经济之用，卓乎尚已。其他咏物抒情，琐谈丛语，或倡一人之独见，或述前古之遗言，或以钜帙鸿裁，或以短篇小牍，虽为品自殊，而其称于著述则均也。凡有名目可稽，一随时代编入。
　　尚友原在于论世，而诵书贵写其神情，是以博采史传，旁及群书，略叙生平之大端，庶征一时之品概。至于履历之或详或略，事实之或寡或多。随所见闻，更无优劣。若其次序列名，一以朝代为凭。即一朝之中，不无前后之参差，然总为一代之人物，总为一代之著作无疑也。
　　若夫祖孙父子，世握如椽，昆从叔侄，代擅不朽，或总列以见一门之盛，或分纪以表世业之传。
　　或父从子见，或兄以弟称，则各因其时云。
　　七略起于更生，七志定于王俭。嗣是而隋唐以后，惟四部之例，相沿不移。篇目之不可溷也，审矣。但是编之辑，既以书从其人，又以人从其世。倘一人而兼四部之作，则将以四部而分一人之身。绪目多端，不便检阅。今不论经史子集，凡其出一人之手者，总列於一人之前。
　　惟统合一省之书，再依四部之例，另为总目，列于卷首，则不特展卷了然，而吾乡立言之富，亦庶免寂寥之叹矣。
　　著作之以浙名，记浙也。而浙以外则不及。有及之者，如六朝之华亭，原为长水，则六朝以前应入也。如王谢之居会稽，始于永嘉，则永嘉以后应入也。有历世尚称其故乡，而生长久居于此土者，如东莱吕成公之类是也。有先人之丘垄在此，而后人之发迹或彼者，如陈宗鲁、倪文僖之类是也。诸如此类，各有考据，例不漫然。其他以流寓称者，凡为浙士，即入于原贯世次之中。如系外邦，始列于各郡寓贤之内。若夫展采错事，敷政一方，此之谓宦迹，不在流寓之列。
　　域中有三教，而释道居其二。微言渺论，了性明心，何可废弗录也。若其惠泽及人，医之所垂，为利更薄，是书正编之外，名僧之著作有考，道家之著作有考，名医之著作有考，各为一帙，以便稽览。但释道之栖止无常，而应缘之踪迹难定，彼所托居，即同土著。故二氏者流，生于斯隐于斯，薙染结茅于斯，皆仿寓贤之例，概为编入。（案，原书缺第十六、十七两册，据此知为名僧著述考也。祁氏诸子佞佛，骏佳尤耽溺，此两册或为抽取以致残缺不完。）
　　载籍难穷，搜罗苦隘。是编所据者，先征以史传，次及于郡志，再次及于邑志，又次及于家乘。然后遍搜四部之藏，博稽百家之说，凡有可征，固无微不录矣。然不佞生长东海之滨，未窥天府之秘，见闻有限，挂漏无穷。况世有慧业文人，而姓名不垂于记传；共称当代作者，而简集不落于人间。则与其强为入也，无宁姑为存也。补其阙略而润色之，则以俟君子。
　　《澹生堂全集》卷十七、十八两卷为尺牍，中有卷札言此书辑撰始末，兹录有关段落于下：
　　浙中辑著作考，虽古人之遗书，十不存其一二。而使后人尚识其著作之名目，犹有存羊之意也。合十一郡中大约有八十余卷。此书于世道无所关系，而于吾乡亦有小生色。书成，当求兄为弟一序之（与黄寓庸书，卷十八）。
　　越郡自汉晋以来，颇多作者。东晋六朝之后，尤甲宇内。然某客岁家居，偶辑两浙著作考，而前辈所著，百无一存。无论其书，即其书之名目有不能举者矣。
　　而志之外有文献一书，则所以表章前哲，而收罗弘文者也。今天下之名郡，如新安，如莆阳，如淮安，如清源，皆有文献志，而敝郡缺焉至今者，岂时之有待于祖台乎？倘蒙燕间之余，稍赐留神，檄下八邑，令凡有前人之遗集者，或经或史，或小记或琐谈之类，皆令其抱而献之学宫博士，类而上之明台，间取其特佳者时梓一二，以示风励，其余以俟裒选。更檄八邑，各举茂才异等之士、学识淹博者，以资编辑，而一应去取，皆取裁于祖台。此亦敝郡不朽一盛事也，某窃有望焉（与张泰符，卷十八）。
　　弟今老矣。功名固不敢望人，利欲向非所溺，惟好裒辑古人之遗书，表章前哲之遗范，而追悔六十年之间，何曾有经年历岁专功于此之日。故如《绍兴文献志》、《两浙先辈盛德录》、《越中隐佚考》之类，皆有志而未能此也。如《世苑》，如《友鉴》，如《前贤大事案》之类，皆已辑而未就者也。惟自通籍二十余年来，回环郡邑之间，曾辑有古今守令之事，足为后人取法，名曰《牧津》五十卷，分为三十类。于弥变安民化导肃法之事，颇为详尽。此书或于世有小补乎。至于两浙著作之考，为卷亦六十有四，于吾乡前辈之著述，无不备载其名目，第尚恐有遗于耳目闻见之外，此二书者，虽已成卷，然更当请裁于兄者也。（与陶公望，卷十八）
　　凡此皆可征夷度著述之大凡，规划用力之勤，及已成及未就之书，湮沉而无闻者，都可于此数札中得知梗概。《两浙古今著述考》始辑于万历四十六年戊午，《澹生堂全集》卷十三“戊午历”中记之颇详，今亦为排比如次：正月，二日，是日辑两浙著作始，首辑杭州府。二十五日，杭州府著作考完。二十六日，是日辑绍兴著作考起。
　　二月，十二日，辑绍兴著作考完。十五日，是日辑严州著作起。
　　三月，朔日，辑严州著作考完。十五日，辑宁波府著作考起。
　　四月，初八日，辑宁波府著作考完。十八日，辑金华著作考起。
　　闰四月十一日，辑金华府著作考完。十六日，辑湖州府著作考起。
　　五月，朔日，辑湖州著作考完。初八日，辑嘉兴府著作起。初九日，再检阅绍兴著作考。
　　初十日，再检阅宁波著作考。十六日，辑嘉兴府著作考完。十七日，辑台州府著作考起。
　　六月，初六日，辑台州府著作考完。初八日，辑温州府著作考起。十一日，再检所辑绍兴诸府著作考，为补十七条。此书已尽半年之力，而尚有遗漏如此。乃知著述一事，慎不可草草。
　　十六日，辑温州府著作考完。二十日，再检杭州府著作考，为补九条，得新城与钱唐二志检入也。二十一日，辑处州府著作考起。二十三日，再检金华府著作考，补十一条。盖最后始得义乌新志采入者也。
　　七月，初十日，辑处州府著作考完。处州于近来作者颇寥，而南宋以来，名臣宿儒，多出其地。盛衰循环，岂气运所使耶？十一日，辑衢州府著作考起。二十日，再检嘉兴府著作考，因为补六条。二十一日，辑衢州著作考完。衢志修于嘉靖初年，文献不备，检阅无资，深以为歉。二十三日，辑两浙道家著作考起。二十六日，再检宁波府著作考，有姓氏未确者六人，为之改正。三十日，辑两浙道家著作考完。
　　八月，初二日，辑两浙名僧著作考起。初四日，作“敬询两浙名贤著作檄”，传之同志。
　　十三日，辑两浙名僧著作考完。
　　综上所记，此书始辑于戊午新春，断手于八月半。此本尚有名医著作考，或后来所辑。所失十六、十七两册，则是名僧著作考也。
　　《澹生堂全集》后亦流出寓山，为祁氏世守之书，卷中奴虏字俱用浓墨涂去，当是清初文字厉禁时事。因得遍读，得有关此书撰作故事，附识于此。
　　原书后遭劫掠，洎还来已残零不完，赖旧跋未失，尚留鳞爪，亦不幸中之大幸已。
　　1992年6月30日
　　“葫”中日月长王世襄先生以《说葫芦》一册见赠，希望我写些读后感。这是个不易完成的任务。对葫芦器一无所知的我，怎能对这样一部精美的学术著作说三道四呢？说是学术著作，也许有人觉得有点夸大，但我觉得与他的另一部名作《明式家具珍赏》一样，同不愧为民俗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大册精印，多附彩图，虽然研究的对象有巨细的不同，但其研究方法却并无分别。正是以狮子搏兔之力积数十年的钻研、探索才能完成的著作，在在显示出作者对民间器物笃好、追求的执著情愫。中国自古以来对草木虫鱼、百工器物就少有人注意记录，说起文化研究来除去得到庙堂承认的数种项目以外，对民间爱好趣味所寄的种种都一概不置一顾，这样，写起文化史来就总是缺胳膊少腿的没有坚实的基础。《说葫芦》的出现正是一个绝好的消息，不只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对民俗研究也提供了出色的范本，教给我们怎样进行这种艰巨而急迫的工作。它不只是“开风气”而且也是“师”。
　　《说葫芦》分上下两卷。上卷分述天然、勒扎、范制、火画、押花、针划、刀刻等葫芦体式，下卷则分述鸣虫种类及捕捉、蓄养之道。说来惭愧，小时候也曾玩过秋虫，但对不同的种类则从未留心过。蛐蛐是唯一蓄养对象，对油壶鲁则绝不重视，视之为“三尾”，弃而不取。读了《说葫芦》后才知道它的身价之高。作者指出，电视剧《末代皇帝》有溥仪小时候玩蝈蝈的场景，误以油壶鲁葫芦作为蝈蝈葫芦。又指出海外博物馆刊物将各种葫芦一律称之为Cricket Cage.都因未经调查研究而妄下论断，仿佛也是对我年幼时的浅尝无知的呵斥。鸣虫共六类，从彩色精印的插图中我是第一次才获得清晰完整的认识。它们是蝈蝈、扎嘴、油壶鲁、蛐蛐、梆儿头、金钟。作者各附以详细的说明，多引刘侗的《帝京景物略》和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这是两种关于北京的地方志类名著，是仅有的旷世难逢的好书，以作者搜集资料之勤，作为典据的也只此二三种，可见此类著作之寂寞了。
　　可以和作者另一名作、附于《蟋蟀谱集成》后的“秋虫八忆”媲美的是“秋山捉蝈蝈”一章，记自己亲身经历，是很美的散文，作者说，“捉蝈蝈之劳累不亚于‘拉练’急行军。”他在这里用了一个不见于词书的词，“拉练”，是“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一种惩罚性的劳动项目。查看后面所附的英译，也只能译为“军事训练中的强迫行军”，实在不免失去了神味。作者说，“惜西山近处，由于污染，蝈蝈已稀少，且无佳者，不得不远往安子沟或牛蹄岭。当时每月领生活费廿五元，实无余资乘长途汽车，只有骑车跋涉。
　　半夜起程，抵沟咀或山麓，日初升，待入沟或越岭，已上三竿，而蝈蝈方振翅。午后三时即返回，入城已昏黑多时。骑车往返百数十里，入沟登山，往往手足并用，亦不下二三十里，迨至家门，臀腿早已麻木，几不知如何下车。
　　巷口与邻翁相值，见我衣衫零落，狼狈不堪，笑谓：“你真跟打败了的兵一样”，此语诚对我绝好之写照。私念得入山林，可暂不与面目狰狞、心术险恶之辈相见，岂不大佳，夜蜷铺板（床已被抄走），虽力尽精疲，亦未尝不默感上苍，于我独厚，使又得一日之清净也。”
　　这真是文情俱至的文字。谈葫芦而连及文革佚事，这使我想起陈寅恪撰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的话：“谁实为之，孰令致之。岂非宗教与政治虽不同物，而终不能无所关涉之一例证欤！”不禁感慨系之。
　　作者在所附器物图版中，都撰有说明。于谱录款识之余，也记些轶闻故事，阅之忘倦。于“红雁倒栽蛐蛐葫芦”一品后记。
　　此乃麻花胡同纪家旧藏之“红雁”，清末民初与“紫雁”为京师最驰名之蛐蛐葫芦。红、紫言其色，雁言其形，谓修长如雁脖也。
　　1934 年秋，行经东四万聚兴古玩店，名葫芦贩孙猴（姓孙，因精明过人而得此绰号，是时年已七旬）先我而在，手持红雁与店东葛大议价。轻予年幼，未必识货，予价不谐，彳亍欲去。正待出门，予已如数付值。渠急转身，已不可及，大为懊丧，不禁失色。是时余虽知葫芦绝佳，但对其来历，茫然不晓。后承讷诏先（名净）先生见告，乃知即赫赫有名之红雁。倒栽底部不镶牙托而以同色之葫芦填补乃红雁特征之一。据讷老称，紫雁视此色泽浓艳而身矬，停匀秀丽则远逊。
　　此节写得器过程，极为生动。盖不只买葫芦为然，所谓可遇而不可求之境，在收藏家必深有体会。此书的另一特色，是对制作家、藏家、贩家都有所记，琐琐可观。余叔岩曾爱好葫芦器，有著名的藏品，可见当时艺人的业余好向。如油壶鲁葫芦就有乐咏西之棠梨肚，余叔岩之大白皮，王星杰之沙酒壶，都是名彻九城的精品，时世承平（虽然只是短暂的），人们乃能倾心力于此种玩器，而文化生活乃赖以发展得丰富而多彩。谈北京的文化生活，离开了这些简直就无所附丽。陈寅恪诗“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烘染的主要也就是这样一种文化空气，而并非指朝政党争而言。
　　民间艺人在旧社会不只生活在社会底层，无人齿及，连笔记小说也极少顾视，这是极不公平的。作者在书中却时时有所纪录，值得感谢。鲁迅在编定《北平笺谱》时给郑振铎的信中曾慨叹于木版刻工的不为人知，他说，“板儿杨，张老西之名，似可记入《访笺杂记》内……中国竟可糊涂到不知其真姓名（况且还有绰号）……”（1933 年11 月11 日信）真是慨乎言之。记下这些难道真的是为将来重修工艺史准备资料么，这未必然。但不可不有此心志，于此更可见作者的襟怀为不可及矣。
　　1994年3月24日
　　关于《饯梅兰芳》
　　1947 年初，我在文汇报的副刊“浮世绘”上发表了一篇《饯梅兰芳》。
　　这是我自己喜欢的一篇文章，曾先后收入《旧戏新谈》、《黄裳论剧杂文》和《过去的足迹》。文章发表以后，开明书店叶圣陶先生等主编的《国文月刊》曾选入当代文选。我自己喜欢它因为写的时候带着浓挚的感情，虽然不免有些感伤的情调，但确是由衷之言。目的是想劝他摆脱南京方面的纠缠，洁身事外。这只要是不带偏见的读者，都能一望而知的。原文中有几句是，“我又想起沦陷八年，梅在上海留须隐居的故事。这正可以媲美南唐的乐官，‘一曲伊州泪万行’，有多少说不出的辛酸。时至今日，梅恐怕又将有留须的必要了，为了那些外来的‘殷勤’。”
　　这是皮里阳秋么，是一个谜么？都不是的。这是一个深爱艺术家的年青观众的拳拳之心。在那种时势，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已经达到最大的限度了。
　　想不到四十七年以后，对这一篇小文章竟有了崭新的评价。柯灵先生在《想起梅兰芳》一文（《读书》1994 年第6 期）中指出，这是一篇充满恶意的“请梅下台”的文章。真的是看不懂我那简单的白话文么？也未必然。就在柯文的结末，增写了两节“附记”，它不但没有能证明我“事后补述的写作动机并不合乎事实”，恰恰点出了我写此文的作意，正在于此。只是我当时不愿直白说出的话，在四十七年以后竟再度公之于世了。这倒是不能不使人感慨系之的。“附记”的第一节说，“本文曾请一位熟悉情况的同志过目，承来信提示，1946 年5 月，傅作义军队攻占解放区政治军事中心张家口的下午，蒋介石即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并安排了一场京剧晚会以示庆祝。我记得参加演出的名伶有梅兰芳、程砚秋、谭富英、叶盛兰、林树森……，梅演大轴《御碑亭》。散戏后，我和浦熙修跑到后台看梅先生卸装。”
　　这就是我所说使人难忘的“外来的殷勤”，而且更将是促不及料随时可来的“殷勤”。那是什么时候，内战如火如茶，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大会”
　　召开，全国人民和进步知识界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是否参加“国大”，就成为进步和反动政党分明的分界线，在这当口，参加国民党政府的内战“祝捷”演出，是怎样的一种政治姿态，是明若观火的。京剧艺术家不必卷入“政党斗争”，但政治却不肯轻轻放过艺术家。这是历史，不是谁要“强使”的问题。梅也用不着把“带有严重政治性质的思想活动”透露给像我这样“素无交往的人”，这原是大吹大擂见之于报章的。要加以抨击，在《旧戏新谈》的专栏里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然而没有，我只是写了那篇《饯梅兰芳》。
　　说我“左得可爱”也不要紧，但至今我还弄不懂“内战和外战性质不同”的奇妙逻辑。这种逻辑在1947 年的中国行得通么？当时像我这样对梅怀有惋惜心情的，怕不只一二人而已。
　　柯灵当时是文汇报的总编辑，为什么竟将组织梅传的重要任务交给我这个犯有开罪梅氏“前科罪案”的人呢？这也是个很难弄懂的谜。奉命组稿，的确花了很多精力，这并不是一部容易到手的稿子，其中周折也绝非柯文所说的那么简单。梅先生在《舞台生活四十年》出版前记中有所说明，事实大致如此。对梅的演出，我也并非对每出戏都同样地欣赏爱好，这是很自然的事。我写过不少评梅戏的文章，大抵喜欢的多说一些，不大喜欢的少说一些。
　　但从未放过“冷枪”。对他早年的反串戏，我也并不认为是他的代表作，未能一律吹捧。就在《饯梅兰芳》一文中，也指出了他的一些缺点，如笑场、未曾完全恢复盛年原样的嗓音、身段等。我觉得这是剧评作者的权利也是义务。齐如山给梅写了许多信专挑梅剧的缺点，后来他们终于成为知交。固然这是梅的从善如流，虚心求教，也正是交道的正轨。我的敢于讲大师的缺失，在有些人看来，怕是不可忍受的。怎么提了一下梅与孟小冬的故事就是“即使用最新式的精密仪器，大概也检验不出丝毫的善意来”呢？梅孟的关系真的是“与梅毫无关联的题目”么？
　　柯文写得迷离惝恍，颇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妙。文章开头就推出了《饯梅兰芳》，却不指明作者；说到《舞台生活四十年》的出版，又引出一件“匪夷所思”的“怪事”，当事人又化为“有人”了。《舞台生活四十年》最早确是我介绍给平明出版社出版的，当时出版社初办，稿源不足，我和潘际坰都是特约编辑，帮忙组稿。不支薪水，与出版社商定，于所编《新时代文丛》每本提出定价1～2%作为编辑费，这办法一直沿续了一个时期。这就是我们所做的“超人的勇敢”“不可思议”的事。不过必须说明，《舞台生活四十年》我并没有得到任何编辑费，而是由许源来与出版社直接处理的。倒是后来有一次（也仅是一次），在此书转归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时，许源来说是梅先生的意思，在版税中提出几百元算做我的劳动所得，我感谢梅念旧的好意，欣然接受了。觉得自己为此书花费了不少心力，取得这点报酬是心安理得的。
　　解放以后因工作关系，我与梅的接触多了，他一直未向我提起过《饯梅兰芳》，这也说明他对此文的态度。他的宽阔胸怀，霁月光风的襟抱着实使我钦敬。彼此的关系也不只是采访一番、吃饭几次。不过我从未在文字中记述，我写下的只是舞台上的事情。在《舞台生活四十年》开始发表的前一天，我在文汇报上写了一篇《应该有这样一部传记》，说明了我对这一连载的设想与希望。但因种种原因，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要求。今年是梅先生百岁诞辰，谊当撰文纪念，天热如火，心事芜杂，只能借这篇短短的杂文，少抒思念之情。不禁感慨无端，掷笔怃然。
　　1994年7月6日
　　一点闲文
　　柯灵先生写给编辑部的信读过了。我觉得是没有答复的价值的。但它也告诉我们一件事实，《想起梅兰芳》一文的写成是因为我在一篇回忆文中没有举出文汇报四大连载的设计者的名字。柯灵是前辈又是领导，我不应有此疏忽，这是首先应该说明的。
　　关于《舞台生活四十年》的组稿过程。柯灵说：“报社并没有给黄裳向梅兰芳组稿的任务，事实是，稿子约定之后，报馆才派他和梅文的执笔者之一许源来负责联系，以保证连载不至中断。”
　　事实是当我奉命访梅时，第一次就碰了个软钉子。梅以工作和演出过忙，无暇执笔的理由婉言辞谢了。我这才知道“稿子约定”之说是不确的。与我最先联系的是许姬传。后来才认识了许源来。当时梅葆玖正率团在苏州演出，我赶到苏州与姬传长谈，打消他的顾虑，并周密设计了撰稿、寄稿、整理的工作方法。后来几次访梅，才敲定了连载的约稿任务。许源来参加工作是姬传推荐的。关于文章体例，也是几经商量才定下来的。如用按语形式处理一些梅氏自述以外的珍贵历史材料，即是一例。第一次收到姬传从天津寄来的原稿，使我大吃一惊，原来他的名士气更甚于乃弟，他只是在一张白纸上草草写下了几条素材，全未形成文字。姬传兄弟都是写八大家古文的好手，对报刊文字并不熟习。为了定稿，我与源来真是花了不小的力气。后来姬传的文章越写越熟练，我们加工的劳动也逐渐减轻了。这些琐事本来不值得多说，但为了反对“肆无忌惮地改造历史”的恶劣作风，不能不加以说明。
　　关于梅参加南京演出的往事，并不是我对此“至今耿耿”，而是柯灵自己首先在文章的附记中借知情人之口旧事重提的。我曾说过，在四十七年以后使此事再度公之于世，倒是不能不使人感慨系之的话。攻下张家口与“国大”召开，其间的因果关系是路人皆知的。知情人虽然“叙述简略，记忆疏失”，但抓住的是事物的本质。对此实无繁琐考证的必要。
　　柯灵又说，《饯梅兰芳》现在已成为我的一块“心病”，这也是不确的。
　　如是“心病”，为什么我还要将它选入散文集，并至今仍认为这是我喜欢的一篇文章呢？
　　上海出版公司是我很熟悉的地方，我有两部著作就是由他们出版的。我受作者之托，为《舞台生活四十年》找出版社接洽，（柯灵用的字眼是“兜揽”，无非想把我说成是“跑街”，以便和后面的“佣金”相映成趣。）到上海出版公司去洽商，也在情理之中，虽然我已完全不记得此事。我和西谛也是熟人，他从北京来沪，偶然相遇，必无不见面招呼之理。西谛是秉性鲠直，疾恶如仇的人，真如柯灵所说有那么一段“匪夷所思的怪事”的话，他是不会不向我提出的。但此后与西谛多次见面，他都从未提及此事。在《舞台生活四十年》出版以后不久，他听说我得到了一部明人韩世能的《韩氏书画记》，托刘哲民向我借抄，后来我告诉他我买到的是《郁氏书画记》，而且到北京去时带给他看。（以上见《郑振铎书简》）在他团城的办公室里，欢谈往往移晷。这不能不使我怀疑故事的真实性。可惜上海出版公司的负责人刘哲民、唐弢、师陀都已逝世，无从取证了。
　　其他类此者尚多，俱可付之一笑，不再缕，以污读者的清听了。
　　1994年8月17日
　　第三条道路
　　从《读书》上读到张中行先生论读史的文章，《有关史识的闲话》，有耳目一新之感。他提出的重要原则是“人文主义”，其理解为“评定事的是非（或对错、好坏），要看这事能不能使所有有关（包括受间接影响）的人获得幸福，趋向文明，能者是，不能甚至反其道而行者非。”接下去就用农民起义的张献忠几乎把四川人杀光，和为周作人所十分推崇的李小池《思痛记》所反映的太平天国的残暴为例，声明自己宁可作朱氏或爱新觉罗氏的顺民、咸丰皇帝的子民，也不肯跑到四川或南京去“分享农民起义的光荣”，因为“舍不得小命，两害之中取其小，不光彩吗？人文主义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福利，常常不管本性可疑的光彩不光彩。”
　　只此，已可见“人文主义”和实用主义已经密切相关，不可分割了。张先生又用大段文字批判了“忠君的信念”、“两性道德和政治道德”，这些，都已经是人尽皆知早已取得共识的意见，是极正确、也不劳词费了的。有意思的是张先生又举出了许多明清易代的史事加以评论，却又声明“这里有异族入主问题，且放下不管”，这就奇怪了，如果撇开了这个，这一时期的历史又怎样分说呢？
　　我过去曾说过，旧南明史家有一条原则，凡是在甲乙之际死掉的，不管是抗敌而死或死于乱兵死于殉节都一律列入节义传，是简单化达到可笑程度的史法，说不上史才，更不论史识。我又说过，明末，宋末也一样，在许多人心目中，皇帝只是国家的象征、符号，不能单纯理解为忠君，更重要的是对故国的怀念。崇祯是个昏愚的皇帝，明末的阶级矛盾又已达到炽热的程度，但老百姓还是忘不了他，难道真是舍不得这个“好皇帝”么？其实不过是在异族统治下怀念亡掉的故国而已，在这里可以引用一段周作人《阳九略述》的文字：
　　“民国初年我在绍兴，看见大家拜朱天君，据说这所拜的就是崇祯皇帝。
　　朱天君像红脸，被发赤足，手执一圈，云即象征缢索，此外是否尚有一手握蛇，此像虽曾见过，因为系三十年前事，也记不清楚了。民间还流行一种太阳经，只记得头一句云：‘太阳明明朱光佛。’这显然是说明朝皇帝，其中间又有一句云：‘太阳三月十九生。’三月十九日正是崇祯皇帝的忌辰，则意义自益明瞭了。年代相隔久远，东南海边的人民尚在那么怀念不忘，可见这一年的印象是多么深刻。”
　　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这是人民的意愿，并非只是有“忠君的信念”的士大夫的念头，难道人民念念不忘的仅是给他们带来了无穷苦难的皇帝么？
　　甲乙之际有许多忠臣义士，并未在崇祯“完蛋于煤山”之后立即自杀殉主，他们起兵抗清，直至兵败身殉，张苍水、祁彪佳（他是不肯接受贝勒的劝降，自沉殉国的）、陈子龙都是的。陈子龙是抗清起兵，兵败被俘后死去的，“陈子龙是好样的，因为死了”，一点也不错。顾亭林的祭十三陵与孝陵，并不是念念不忘朱明历朝皇帝，他想的是已经覆亡了的故国。“旧识中官及老僧，相看多怪往来曾。问君何事三千里，春谒长陵秋孝陵。”（重谒孝陵）中官和老僧对顾亭林的行径都不能懂，觉得奇怪，于是他写下了这首诗，告诫后人，切不可像中官老僧那样只着眼于表面现象，要看事物的本质，这对有史识的学人怕并非过高的要求。
　　南都覆灭之后，柳如是劝钱牧斋清流自尽，是不明“大义”的，她看不出让钱谦益投降，就能使“所有有关的人获得幸福，趋向文明。”同一时会还有一个龚鼎孳，自称“我本欲死，奈小妾不肯何！”这小妾就是顾横波。
　　郁达夫有诗云：“莫怪临危艰授命，只因无奈顾横波。”郁达夫在这里也脱不掉“历史的局限”，他的“忠君的信念”太强了。
　　张先生曾不只一次反问：“钱牧斋，除了没随着崇祯皇帝死之外，你还能举出他什么劣迹？”这一道策问太是初级的了。只要翻看《虞阳说苑》，就能发现记有钱谦益许多劣迹的纪事，其中张汉儒控告钱谦益的若干条罪状，都是“基本属实”的劣迹。钱谦益和董其昌差不多，都是恶霸地主，凌虐小民，包揽词讼，无所不至。这在钱牧斋的尺牍里也留下了不少证据。董其昌是被“民抄”了的，钱谦益也被人京控，虽不曾办罪，但舆论谴责是逃不掉的。
　　我没有读过葛剑雄先生论冯道的文章，只从张文中读到一节结论，回答着“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除了效忠一君，君败亡则竭力致死和灭迹山林之外，就不能走冯道的第三条路吗？”的疑问。
　　“如果有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以人类的最高利益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不顾个人的毁誉，打破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观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来调和矛盾，弥合创伤，寻求实现和平和恢复的途径。这样做的人或许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他对人类的贡献无疑会得到整个文明社会的承认。……与‘灭迹山林’或效愚忠于一姓一国的人相比，他无疑应该得到更多的肯定。”
　　话说得堂皇而正大，但放在家国危亡之际来考察，就不能不产生大的疑惑。请原谅我浮想联翩，拟于不伦，忽然想到这与汪精卫“我不跳火坑，谁跳火坑”的“高论”，何其相似乃尔。回到明末清初之际，走第三条道路的钱谦益、龚鼎孳等登高一呼，果真能感动得“一队夷齐下首阳”，随同新主子共建使全国人民获得幸福、趋向文明的大业，也许开国的清朝诸帝，用不着再费如许手脚，立即可以进入“升平盛世”了吧。
　　鲁迅先生早就说过，“因为卫国和经商不同，值得与否，并不是第一着也”（《立此存照》）。说得何等透辟，也正是为明清之际史事而发的。先生早在数十年前就已将爱国主义与实用主义划清了界限，不能不使人警醒。
　　直到今天还要为这样的问题费唇舌，也不免“真是太可悲了”。
　　答葛剑雄先生
　　葛剑雄先生在答辩文章中给他关于“第三条道路”的结论加上了一顶帽子，埋怨别人扩大了他的议论的适用范围。是谁将葛先生的一段“针对特殊情况而发的议论普遍化了？”也只能是张中行先生。他是将葛先生的结论作为普遍真理介绍给读者的，而这结论确也看不出有什么限制性，该适用于随便什么乱世的知识分子。同时又觉得，经过深思熟虑发现的“第三条道路”，竟只有冯道一个人在踽踽独行，不免过于凄凉落漠了，于是遍求往史，上起明清之际，直至太平天国，终于找到了一个钱牧斋，拉了来给冯道作伴。葛先生的事后声明不但来得晚了一些，也辜负了张先生的一片苦心，事实上起不了什么作用，也改变不了原结论的普遍性。至于为了摆脱困境，不能不下狠心贴上封条，把自己的论点封闭在狭小范围之内，几近取消，这种壮士断腕的悲壮举措，倒是值得同情的。
　　葛先生既“不敢原谅”我的“浮想”，那么我也就顺便收回这两句“客套”，看看汪精卫的言行与“第三条道路”到底有怎样的牵连。
　　汪精卫在叛国投敌、跳入火坑之际，所持的“理论”就一直是“以人类的最高利益”（体现在“大东亚共存共荣”的口号中）“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拯沦陷区人民于水火”）。他也确是下了狠心，“不顾个人的毁誉”，向火坑“勇敢”地跳下去了。在汪精卫的心目中，哪里还有什么“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观念”，这些都是中听不中用的教条，在实用主义者看来，是一文不值的。汪精卫在进行卖国勾当时，确也不乏“政治家的智慧与技巧”，他正是用尽全力来“调和矛盾，弥合创伤，寻求实现和平和恢复的途径”。汪精卫从逃离重庆之前，直至开伪府于金陵之后，一刻也没有放弃向日寇屈膝求和，他的“国策”就是臭名昭著的“和平****建国”。凡此种种，历史记载得明明白白。我们不久前刚纪念过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人们也都记忆犹新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就出版过几厚册汪伪罪行实录，材料多得很，用不着在这里多说。对这样在“第三条道路”上奋进的出众选手，葛先生却拚命要将他从跑道上拉下来，于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喜剧演出了。
　　据此，我又怎能不反对葛先生所肯定的“第三条道路”。至于“生在五代十国和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文人应该走什么道路？”这样上下千年，相去万里，又存在着国家分裂、民族仇杀、宗教冲突不同国情的困难截搭题，和“冯道汪精卫异同论”这样的策论，还从来不曾做过，只好敬谢不敏了。
　　人们脚下是摆着不同道路的，第三条，甚至第四第五条都会出现的，尽可由人们自行选择走去可也。
　　1996年1月19日
　　开风气的选辑
　　中国学人留下了丰盛的读书随笔，在四库里分类为杂说、杂考，数量极多，至今还不见出版社汇印成为一套丛书，其实这里面是有着异常丰富的知识的。清人考据的随笔就占了很大的分量。这都是前人知以的积累，披沙拣金，往往可以得到可贵的资料，可惜这种撰作的风气近来几乎消失了。
　　不久前王元化先生出版了几种思辨短简思辨随笔，可以说是开风气之作。比起长篇的论文，就有更显著的特色，它选取的是精辟的短论，有时是思想的火花，如果铺展成文，篇篇都将是独立的文章。这样做既节省了读者的时光，又能更简捷地接触作者的思想实际，而且能清晰地看出作者思想蜕化的痕迹。实在是值得称赞的一种学风。也许正是从这样的思路引出，上海文艺出版社又推出了《学苑英华》，以人为纲，将学人毕生的学术成果，取精用宏，采辑成篇幅不大的短论，手此一册，可以见作者学术积累的大凡。
　　当然，这种工作是艰难的，操选政者必须有敏锐的眼光，又遍读作者的全部或大部著作，才能选取精当，使选本有代表作的意义。
　　学苑英华，第一批的四本书，四位作者中，港台与大陆各半，这也显示了一种特色。眼光是开阔的。个时期以来，对海外学人的介绍比过去多了，著作出版也跟上去，可是总的说来了解还是不多的。现在能介绍他们的学术成果，用“掇英”（多）的方式，使读者一卷在手就能得到一个明晰的印象，有所理解，有所受益，实在是一种值得肯定的作法。在李亦园先生的书里，看到有关李济之先生的悼念文章，非常亲切，听到久久暌隔的前辈学人的消息，即使已是故世的消息，也还不能不感到满足。李先生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论述，对关心中国文化传承的人，还是一种可贵的启示。
　　饶宗颐先生著作等身，国内能见到的极少。能有这样一本取精用宏的书，对了解他的学术世界是有帮助的，这里也不能不感谢胡晓明先生编选所花费的劳动。当然，浅浅的篇幅要表现得完满，是困难的。记得从《选书集林》中曾读到饶先生一篇论岳飞满江红词的文章，印象甚深。这是个敏感而又引起广泛注意的问题，似乎应该使国内的读者知道。
　　总之，这套书是开风气的选辑，值得赞赏，值得肯定，即有所不足，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希望陆续读到其他学者的书，把“英华”扩展开去。

《书之归来去》 下 作者：黄裳

《书之归来去》　下　作者：黄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