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摊梦寻》　姜德明 著
　　书摊梦寻
　　姜德明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3-9-14　

　　小引

　　少年时代，我是从天津旧城北门西的旧书地摊上开始寻觅课外读物的。
　　课本上有鲁迅、冰心、叶圣陶、巴金的名字，在地摊上才发现他们写过那么多书！又有从未见过的书，是沈从文、曹禺、丁玲写的。还有萧乾……
　　战前天津有商务、中华书局，敌伪时期有大地书局，抗战胜利后有正中书局，可是我很少迈进那堂皇的门坎，最爱去的还是天祥商场二楼的旧书摊。
　　多么诱人的绕场一圈的旧书摊啊！那是一座开架的图书馆，我的第二课堂。
　　至今我保存了在那里搜罗来的一些稀见版本和毛边书。我忘不了天津的旧书摊。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慕知识，爱好文学，喜爱藏本的？想来想去还是为那些旧书摊所吸引。
　　1950 年我进了北京。天时地利，又让我先后与西单商场、东安市场为邻。
　　我是那两处旧书摊前的常客。我的许多梦都留在书摊上了。
　　现在几乎找不到真正的旧书摊了。可是我在梦中依然去巡游。常常在丛残中发现绝版的珍本，醒来却是一场空，不禁顿生寂寞。说真的，梦中的那些书格调高雅，连封面设计也不像今天的那样五颜六色，看了令人闹得慌。
　　我在书摊上，不过想寻找些从未见过而又有兴趣的书，并随时写点书话。
　　没有想过旧书可以升值，然而近来有朋友跟我说：“老姜，这回你可发财了。几十年跑旧书摊，一共存了多少民国版的旧书了？”
　　我这个人一向胆小怕事，明知对方是半开玩笑，心里却不免打鼓：难道有人误会我买旧书是为已经被打倒了的“民国”招魂？莫非有人又以为我意识超前，早就料到旧书会像古董似地可以参加拍卖？尽管我也知道升值和参加拍卖都不犯法。
　　如今我真的有点怕买旧书了，至少如一位不相识者在一家读书报刊上说的，有点不便再进旧书店。因为我实在说不清什么书可以升值，什么书不能升值。怎么办呢？只好在自存的旧书堆中去寻梦。摊开几本旧藏，任意浏览翻检，居然在自家屋里摆起了旧书摊。我在书中寻找一些人弃我取、有益他人的物事，或作点介绍，或作点小小的考据，以补他人的佚失和微不足道的差错。如此这般，仿佛已经进入了两耳不闻窗外事，守着残书自寻乐的境界。
　　这究竟是甘于寂寞有所追求呢，还是无意间有所逃避？我看您就马马虎虎甭问啦。
　　我把近几年所写的书话编成一本小书，起名《书摊梦寻》，可见我退休后的闲人生活，也表达了我近时的心境和所感。还是我说过的，出门旅行见了世面，我就写点散文；坐在家中足不出户，我就写点书话。一辈子没有什么出息，既没有发财，也没有什么格言，更没有打过任何形式的小报告，害过什么人。
　　旧书摊的梦真的不去寻了吗？我也并不那么悲观。世上痴心寻梦的人正多，旧籍也不会就此绝灭。我仍将寻寻觅觅，并为天下的同好们祝福。
　　作者
　　1996年秋于北京

　　《鲁迅与抗日战争》

　　《鲁迅与抗日战争》是在抗战烽火中诞生的。
　　这是唯一的以伟大的抗日战争和伟大的鲁迅的名字联在一起而命名的书。
　　这也是自它问世以来，并没有引起更多人注意的一本书。
　　它大约在1937 年底或1938 年初出版，以许广平的一篇《鲁迅与抗日战争》作为书名，共收宋庆龄、邹韬奋、周建人、郭沫若、郑振铎、巴金、田汉等人纪念鲁迅逝世周年的诗文30 篇。这是战时出版社推出的“战时小丛刊”之一，列为第三集。全套丛书一共编印了数十种，一律没有版权页，无从查考其出版地点及出版时间，也没有编者的署名和体例说明，以及印数多少等等。总之，在当时也是极不合规范的一种出版物，从版本学的要求看，显然是不足道的。
　　但是，这套丛书又确实配合了全民抗战，出版于硝烟炮火中，较为及时地反映了军民的心声，甚至介绍了延安根据地的战斗生活。人们处于血与火的非常时期，似乎已无暇顾及书籍版本的细节了。我一向怀疑这套丛书与上海北新书局有关，所谓“战时出版社”只是虚有其名而已。当时在北新书局从事编务工作的有赵景深和杨晋豪，而赵先生在回忆抗战时期的编辑生活时曾经说过，抗战初起，他与杨合编过一套抗战小丛书，足有四五十种之多。
　　不论其背景到底如何，这套丛书还是为后人留下了颇有研究价值的珍贵史料，是不折不扣的抗战读物。也许处在敌人的铁蹄之下，当时的出版家和编者不得不采取这种模糊的战法，让人无法查清它的来历。
　　巴金热爱鲁迅，尊敬鲁迅。他在本书的《深的怀念》中说的好，在炮火声中，人们要继承鲁迅先生的遗志前进，已经不是一句空泛的诺言了，“南北各前线的炮声和山间田畔士兵的赤血就是一个凭证。”全书充满了这种激昂的救亡声浪。郭沫若高呼《鲁迅并没有死》，冯雪峰强调《鲁迅与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许广平整理了《鲁迅先生大病时的重要意见》。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研究鲁迅与抗日战争的历史依据，时间虽然过去了五十余年，仍然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
　　作家魏猛克在《纪念鲁迅》中，更清醒地指出，战士刚刚闭上眼睛，有些“英雄”们已经出师讨伐了。其中有《论语》派，也有周作人和苏雪林。
　　历史证明，魏猛克先生没有讲错，“英雄”们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对鲁迅先生的讨伐。林语堂、周作人、苏雪林莫不如此。
　　又一原刊《大公报》的“佚名”文章《纪念鲁迅》，其中谈到许广平编好一份鲁迅全集的目录，于1936 年11 月送呈南京内政部审核登记。没想到12 月发生了西安事变，直到1937 年4 月间才有回音。国民政府是怎样对待鲁迅著作的呢？完全禁止问世的著译竟有《二心集》、《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毁灭》。抽去的文章和整段删节的文章更多。最为荒唐的是强令鲁迅的书必得更改书名，如《准风月谈》改为《短评七集》、《花边文学》改为《短评八集》。这份材料很少见，似乎也不曾被鲁迅研究者引用过，实在是奇文共欣赏，正好暴露国民党当局在民族危难的关头无心抗日，仍以摧残进步文化为快。鲁迅的书查得禁吗？立此存照是非常必要的。
　　《鲁迅与抗日战争》所收的文章，文后都留有出处，如原载上海的《立报》、《战时妇女》、《烽火》、《抵抗》、《文摘》、《文学》、《民族呼声》、《光明》等报刊，这是好的。可惜没有详记发表的刊期或年月日。
　　书中所收文章最多的选自夏衍主持的《救亡日报》，其次是《宇宙风》杂志。
　　后者虽然与提倡幽默的林语堂有关，那时林已出国定居了，由林的兄长林憾庐主持编务。憾庐先生的作风与“幽默大师”不是一回事，他思想进步，学风严谨，此刻《宇宙风》的内容颇为可看，本书选入的文章较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他倒在前哨战线上

　　鲁迅逝世后，最早出版的一本纪念性的书不是在上海，也不是什么文艺社团推出的，而是北平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的《纪念中国文化巨人鲁迅》。时在一九三六年的十一月，距先生逝世仅一个月的时间。
　　书为小32 开本，封面印着力群作的鲁迅木刻像，又标明为“燕大周刊丛书之一”。扉页加印了一张《安娜·卡列尼娜》的苏联木刻插图，因为恰好有悼亡的画面便生硬地印在这里，或者考虑到这幅木刻原是先生曾经把它选入《苏联版画集》的缘故吧。在木刻下面，同学们赫然宣告：“我们愿以庄严的民族解放工作来纪念我们的导师鲁迅先生。”
　　书中收有两位异国人士撰写的悼念文章，一位是燕大欧洲语文学系主任英国人谢迪克教授的《对鲁迅的景仰》；一位是美国记者斯诺夫人海伦·斯诺写的《中国的伏尔泰》。两位作者当时都生活在燕园。这两篇文章当时被《大公报》转载，标题有所改动，后者还把作者误为斯诺。《鲁迅先生纪念集》是据《大公报》收入的，造成错误多有流传。
　　其他文章和诗歌，都是同学们的急就章，显示了鲁迅先生在青年知识界的巨大影响。有的诗里吟唱，鲁迅的作品揭起了解放的大旗，在奴隶的心底激起了反抗；又像天使在传布天国的福音，到处在宣传新社会的光亮。有的感叹：“在前哨战线上，一个巨人倒下了！”有的文章标题呼喊着：《他去了，“可诅咒的时代”还没有击退呢！》有一篇《鲁迅死后怎样》，驳斥了某些歪曲鲁迅的论调。当时在北平《实报》写专栏文章的老宣，平时标榜自己专说“疯话”，他见有人说鲁迅死后，每一个中国人都在流泪，便借题发挥说他也是中国人，却不曾流过泪，进而攻击左翼文艺。又有一篇《悲观与好感》，揭露了周作人在北平《世界日报》上的一段谈话。他诬蔑鲁迅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或为一般人所谓之安那其派者欤？”周作人的谈话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的新闻纸上，老兄的尸骨未冷，他便急不可待地发表谬论了。
　　书中收有一篇《鲁迅买画》，说鲁迅在中山公园买走司徒乔那幅《五个警察和一个○》时，因随身并未带着那么多钱，过了几天由文学青年张采真到西三条胡同取来的。我收藏有张采真的译作《饥饿》、《如愿》两种，后来他在武汉被敌人杀害了。这个说法与司徒乔的有关回忆文章有出入，可以留存备考。
　　这本纪念鲁迅的小书，对我来说还有友谊的纪念。一是唐弢先生不藏，他曾借去看过。“文革”中我在天津文庙旧书店又发现一册，以贱值购回送他。十几年前又认识了翻译海伦·斯诺文章的郭蕊女士，常常通信或通电话。
　　她在燕大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正是一九三六年从燕大毕业的。稍后，我又与当年北平左翼文化团体总同盟的领导成员赵荣声有了联系，承他赠我所著《回忆卫立煌先生》。他是党的优秀地下工作者，《纪念中国文化巨人鲁迅》正是他奉命编辑的。可惜我同郭女士赵先生不曾一面，不想他们两位在1995 年内先后去世了。唐弢先生更早走了三年。他们都是受鲁迅精神感召的一代革命者，每当我捧起这本小书，就会想到这些热爱鲁迅先生的前辈。

　　黎明前的纪念

　　鲁迅先生逝世后，各地历年出版的纪念特辑和专刊不胜枚举，我见到了必定收藏，可惜无法求全。笔者藏了一本1936 年11 月北平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编辑出版的《纪念中国文化巨人鲁迅》，沈鹏年编撰的《鲁迅研究资料编目》中存有书名，却因未见原书而不载细目。
　　学界出版的鲁迅纪念刊，我还藏有一份1948 年10 月19 日出版的“鲁迅先生逝世十二周年纪念”专刊，也是在北平出版的，同为大学生们的纪念，即《北平学生》周报的第11 期。按《北平学生》创刊于1948 年8 月10 日，北平学生社编辑发行，通讯处是北平九院校自治会，其中包括北大、清华、师大，当然也包括燕京大学。这期报纸共4 版，1、4 版是消息和通讯，2、3版没有分版，形成一张8 开大小的完整专刊。刊头“鲁迅先生逝世十二周年纪念”字样，为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先生所书。1948 年10 月，已是蒋家王朝垂死挣扎的岁月，也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稍后，清华园外已经可以听到解放军的炮声了。在此非常时刻，人们更愿意呼喊鲁迅的名字，学习鲁迅精神。这份专刊正是在这一形势下的特殊纪念。
　　专刊上的诗文不可能不涉及时代特点，如《此时此地的悼念》作者孔坚写道：“这个时候，这个地域，祖国在流血，祖国更在跃进。”“当风暴愈近，迫害愈紧的时刻，我们悼念你，不以赞语颂词，而以心和行动。”又如《今天来纪念鲁迅先生》的作者芨芒写道：十二年来，“鲁迅已不再孤独，人民不再沉沦，‘这似人非人的世界’，也是不再能长久了。这是鲁迅的胜利，也是中国人民的胜利。”又，刃民的诗《鲁迅先生》，称颂鲁迅为“历史的法官”：“作为中华民族解放史的法官/宣判了旧中国底死刑/辽阔的原野上/暴君的叛民正以壮丽的斗争/坚决执行你庄严的判词。”铁的事实证明：鲁迅永远与青年同在；鲁迅与人民斗争同在。鲁迅精神鼓舞了千百万人的行动。在这里，鲁迅精神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冯至教授在专刊上发表了《鲁迅的旧体诗》，似乎是个讲演稿，记录并不完整。作家青苗发表了《小说家的鲁迅》，乌撒发表了专论《读〈阿Q 正传〉断想》。作者在文末或标出写于“惊弓室”，或标出写于“今天和明天之交”，多有双关的政治含义，流露出历史的氛围。
　　当时在北平国立艺专任教的李桦先生，写了《鲁迅先生与木刻》一文。
　　他庆幸受过鲁迅哺育的新兴木刻艺术家们，大都继承了鲁迅先生的教导，没有走错了路。他还创作了一幅鲁迅先生的木刻肖像，也是以往不易见到的。
　　在这期《北平学生》周报上，还报道了当时北平各大院校热烈纪念鲁迅逝世十二周年的活动。如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委托各社团在北楼大礼堂举办朗诵、讲演，以及演出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短剧《长明灯》。讲演的老师有冯至、杨振声、闻家驷、青苗等人。中法大学的纪念会则有沈宝基、顾随、李长之等教授讲演。清华、燕大、师大等院校还计划出版专刊，等等。当时的教授和同学们是怀着一种怎样喜悦的心情来怀念鲁迅先生呢！这是一次“心和行动”的纪念，胜利前夕的大检阅。
　　专刊问世三个月后，北平和平解放。人们再来纪念鲁迅，又别是一番天地了。

　　萧红笔下的鲁迅

　　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一书，确实别具一格。多年来它受到读者的欢迎绝非偶然。人们极想知道鲁迅怎样视她如娇女是原因之一，而那写法的不同于一般的程式也是一个原因。乍一看，似乎作者有点漫不经心，随想随记，一段段地没有什么联系；也没有什么理论和警句，一切出于自然的倾吐，说的尽是些日常生活琐事。我看这是萧红的有意为之，想把鲁迅写成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人。这也正是鲁迅先生说的所谓“越轨的笔致”吧。
　　《回忆鲁迅先生》的版本，在解放前印行过三种。1940 年7 月，重庆生活书店出版的是初版土纸本。抗战胜利后，1945 年10 月在上海印行了第二版。1946 年1 月又在北平印行过第三版。东北解放区似乎亦曾翻印过。总之，一部小册子竟能赢得如此众多的读者，这在当时的出版界也是少见的。
　　书后有一篇很短的“后记”，四十多年以后，端木蕻良先生公布这是他受萧红之托代笔而成。1981 年4 月，端木先生在《鲁迅先生和萧红二三事》中说：“《回忆鲁迅先生》编好时，萧红要我用她的名义代她写一篇后记，我记得，里面曾有这样的话，……关于鲁迅先生治学、思想等方面，等将来有机会时，容再续写。……但是，萧红不同意。她说，我怎么敢这样说呢？”
　　后经解释方才同意这么写。这是萧红的谦虚呢，还是端木蕻良个人的看法？
　　端木先生手边无此书，仅就记忆引了原文，大体不差。不过究竟不是原文，我这里就原著引录如后：“右一章系记先师鲁迅先生日常生活的一面，其间关于治学之经略，接世之方法，或未涉及。将来如有机会，当能有所续记。”
　　遗憾的是，萧红终于没有续写鲁迅“治学之经略，接世之方法”，或许她根本就不太适宜于写那样的文字吧。萧红就是萧红。她既单纯又任性，既勇敢又软弱。若从理论和思想的角度来全面评价鲁迅，也许就没有《回忆鲁迅先生》这样意蕴幽深、感情浓郁的隽永之作了。或者说，聪明的萧红正是以自己的所长弥补了她自身的短缺。
　　端木蕻良代笔的这篇“后记”，写于1939 年10 月26 日。不久，他们便由重庆到了香港。这个代笔的小插曲，恰好反映了夫妻之间的真诚合作。在香港，端木主编了《时代文学》，夫妻间又有新的携手之举，不过那是后话了。

　　鲁迅致端木蕻良的残简

　　偶读端木蕻良抗战期间写的《我的创作经验》一文，见到其中摘引的鲁迅残简似乎以前未见过。真是旧刁难改，虽然仅有二十几个字，还是急忙翻开《鲁迅全集》新版13 卷来查，见到书内只收1936 年9、10 月间致端木蕻良的残简两则，而这次看到的一则写于1933 年。据收信人介绍，这年鲁迅先生写给他两封信，信皮上写着“叶之林小姐收”。头一封没有见到，他写信去追问，鲁迅重又给他写了一封。第二封信的开头写的是“之林小姐”，接着便是：
　　“上海虽已秋，但天气还热，毛背心已经晒过，请释锦注耳。”
　　端木复述了鲁迅还讲到茅盾被捕的消息是谣言，希望北平的朋友们能在报刊上代为更正，等等。端木的记忆是不错的，因为头一封信到底被保存了下来，现已收进《鲁迅全集》，受信人是“科学新闻”社。信中不仅讲到茅盾被捕的谣言，还讲到丁玲被捕的事。“毛背心”的事则未谈。
　　所谓“之林小姐”，当然是端木的化名，这是为了逃避检查官的视线。
　　就在鲁迅病重时，端木还化名“红莨女史”给先生写了两首律诗。其中两联是：“泪凝蒲剑诛小鬼，血渗毛椽扫大奸！”“凿齿愿着贼一口，铸字曾入木三分。”虽然全诗已佚，残句仍可作挽联来读。1933 年下半年，用端木自己的话说，其时他正“躲在人生的暗角里，偷活着”。那时他在北平办的《四万万报》、《科学新闻》已被查封，同伴们被捕的被捕，失踪的失踪，有的甚至死了。他被迫躲到天津哥哥的家里。“自己住在一个屋子里一天到晚不出去，颓丧和苦痛从四面兜上来。我的哥哥要我去到佟楼划船，或者到海河公园去散步，对我都是一桩苦恼。……”忽然接到了鲁迅先生的来信。先生当然理解“小姐”之类的用意，因为南北两地的文网和白色恐怖都是一类货色。
　　鲁迅先生的信对于苦痛无援的端木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从他收到了这封信的当天，他就找来稿纸和笔开始写出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的第一页。鲁迅的信促发了现代文学史上一部名著的诞生，鲁迅的感召力于此可见。
　　端木先生最近写了一篇《我的创作追求》（见1994年第3期《文学自由谈》），自称是他从事写作以来的第三篇有关谈创作的文章。头一篇即我文章开头说的《我的创作经验》，据他说，该文发表于1944 年柯灵主编的《万象》杂志第4 卷第5 期上。其实记错了，它最先不是发表在沦陷区的上海，而是发表于孙陵在桂林主编的《文学报》周刊上。该刊为土纸印的16 开本，端木的文章刊在1942 年6 月20 日出版的创刊号上。《万象》迟发了两年，当属转载。说来可笑，约稿亦好，转载亦罢，包括早两年迟两年发表又有何妨？我中“史料癖”的毒太深了。
　　《科尔沁旗草原》是端木先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既与鲁迅先生的鼓舞有关，亦是书话的题目。寒斋藏有此书的初版本，那是1939 年5 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最初排好的版已毁于上海“八·一三”的战火，是开明书店的徐调孚先生从战火中的印刷厂里抢救出原稿，并由茅盾先生保存，最后才在1939 年重排印行。十几年前，端木先生住在虎坊桥的时候，我曾携了这部厚达五百余页的小说，请他题字。作者打开砚台欣然命笔：壬戊之秋寒露前夕，德明同志手持此本来舍间索题。缘此初版本余叹无存，往日走访书肆仅得四版一册耳。足证德明同志可谓捷足者欤？一笑！
　　端木蕻良
　　1982年10月7日北京
　　署名之后又加盖了一方“端木”二字的红印，更见题字的庄重典雅。

　　旧书偶拾

　　斯诺译《祝福》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三十年代初在上海翻译过鲁迅先生的小说，除了《祝福》，还有《一件小事》、《孔乙己》等。翻译进行中，他曾经得到了姚克的协助，这件事鲁迅先生也知道。斯诺的译文全部收入他编选的《活的中国》一书，其中还有其他中国作家如柔石、茅盾、巴金、沈从文的作品。
　　1983 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曾有中文版问世。
　　月前偶访旧书肆，无意间发现一本汉英对照的鲁迅原著的《祝福》。1941年5 月香港齿轮编译社出版，译者正是斯诺。我一向收藏鲁迅研究的各种版本，尤重建国前问世的出版物，既然寒斋不存此书，当即购下，用银五元。
　　回到家中，翻检沈鹏年编印的《鲁迅研究资料编目》，没有收录此书。
　　本书乃齿轮编译社汉英对照文艺丛刊之一。是否出版过之二、之三，不详。
　　此外，版权页还刊有齿轮编译社的社训：愿为文化界的小齿——我们的岗位；推进大时代的巨轮——我们的任务。全书八十页，印制较精良。寒斋入藏此书，可为斯诺与鲁迅的友谊留一印证，亦为《祝福》的英译单行本，添上新的版本记录。
　　光华版《铁流》
　　曹靖华译苏联小说《铁流》，绥拉夫摩维支著，余藏有生活书店版，以及解放区土纸印的缩写本等。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则是译者签名题赠的。遗憾的是三十年来不曾于坊间遇到初版本。然而，最魅人的还是初版本。因为那书是由鲁迅先生经手编校和设计封面，并写有后记的。当然，还有瞿秋白的一篇较长的译序。书的开本阔大厚重，横排毛边，彩色插图，可以说胜过后来的各种版本。
　　某日访旧书肆，于破书堆中忽然检得《铁流》的这一早期印本，惜封底已失，所幸版权页尚存，大喜过望，不忍释手。但，细看不是1931 年11 月三闲书屋的初版本，而是1932 年7 月上海光华书局的再版本。前后共印二千五百册。此书与初版本不同的是没有毛边，但亦为鲁迅先生等亲见和所爱的。
　　一书在手，完全可以体验当年问世前后的氛围。九十年代了，居然可以在北京旧书肆访得鲁迅手编的书，我已经很知足。店主内行，书价殊昂，终于忍痛付值，将书携归。当夜于灯下翻检数过，如见迅翁、秋白、曹老辛劳合作之面影矣。

　　迷人的厂甸

　　过去北京人春节逛厂甸，主要是为了买传统的民间儿童玩具；如布老虎、纸糊的风车之类，再有便是各种地方风味的小吃，如切糕、驴打滚等等。对于读书人来说，主要是逛旧书摊，或者也买一点小古董。当年鲁迅先生即如此。不过他不买善本书，小古董也只是着眼于陶制或泥制的小玩具而已。
　　60 年代初，停办多年的厂甸恢复过一次。尽管从和平门往南的大街禁止车辆通行，仍然是人山人海。我只见到卖小吃和纸糊风车的，还有大量卖日用杂货的摊子，不见一本旧书和一家古董摊，似乎已经失去了厂甸原来的特点。有些古迹看来已无法恢复旧观，似乎也不一定要恢复了。如今怎么能想象，和平门外的南北交通要封闭半月之久呢！厂甸几百年来迷人的风采，我们只能从前人的记述中去领略了。
　　若干年前，我在旧书店偶然发现一本发黄了的小册子《北京厂甸春节会调查与研究》，很是喜悦。因为据我所知，专门写厂甸的读物历来少见，此书问世也已七十年矣。
　　书的封面绘有琉璃厂海王村的正门图景，那规模与前几年中国书店的环境大体相似。迎面的灰色楼房当年是商品陈列所，现在楼下是卖书的机关服务部，楼上是办公室。东西两廊现在亦存，不过早已改造过。看了这幅图景，可以想象正是鲁迅先生当年所见，能不感到亲切吗？
　　本书作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平民教育》杂志的号外而出版，时为1922年初。作者王卓然，是高师的教授。他对厂甸的调查，是在1921 年夏历的正月初三至十五进行的。全书共分四章：首谈调查的目的；次谈考察的对象与所得，如关于商业、游人、车马的调查等；第三是从教育学的观点，研究厂甸出售的儿童玩具的有益与有害，以及对海王村临时陈列展品的批评；最后是对春节厂甸会的结论和希望。作者提倡除了掌握书本知识，还应该读活的书，即从事社会调查工作。他举例说，当时北京各机关光吃干薪而不作事的“官胡子”极多，也许更值得公开调查。作者是以个人的微力来工作的，其间的困难可以想象。如当时被调查的商贩们因不理解他的用意，涉及卖货数额和盈利多少就很难讲实话了。
　　过去我们读过清代文人写厂甸的竹枝词，也读过周作人、刘半农、朱自清等现代文人描写在厂甸访书的散文，总以为厂甸是以卖旧书为主。这次读了《北京厂甸春节会调查与研究》，才知道旧书所占的比例很小。如这一年卖古董的摊档就有百余家，而卖旧书的摊子只有28 家。更多的则是卖吃食、儿童玩具和日用品的。作者分门别类地记下经营后者的货品种类、户数、每日看守摊位的人数、售货的钱数等等，堪称前所未有的一次普查，于研究现代北京经济史的人可能有些价值。根据作者的调查，那时厂甸的游人每天至少有35000 人，其中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绝少，绝大部分还是经济上不太困难的市民。
　　涉及商人的职业道德问题，作者讲了一个有趣的实例。那时美国的杜威教授正在北大讲学，一日杜威夫人前来逛厂甸的古玩摊，作者自告奋勇地来当口译。结果一路下来反而未能成交，于是杜威夫人对他说：“我有个经验，就是一个外国人同一个中国朋友买东西，很难买妥。因为这些商人不愿在他们的同胞面前显出撒谎的样子，丢了颜面。”当然，这只是一位美国女士对厂甸摊贩的评价。
　　我珍视这本小书的原因，还由于书前有邵飘萍为本书写的一篇序言。他当然也是赞成社会调查的，序中说：“欲改造现实之社会，宜先明现实社会中事物之真象。”他认为本书的价值在于作者“以教育家的眼光，偶著厂甸调查一小册，一般人视之以为微矣。但欲骤然得此亦真不易，且确信研究现实社会之事物，舍此外无他术。王君实开以科学的方法而研究现实社会之先河者也。”邵飘萍的这篇序言，以前未见著录，当是烈士的一篇佚文。至于作者王卓然，据知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硕士，回国后曾在东北大学任教。商务印书馆曾经出版过他的《中国教育一瞥录》等专著。
　　厂甸的文化氛围是迷人的，厂甸的经济生活内容也很吸引人，未见过去还有什么人进行过全面的调查。

　　厂甸的旧书摊

　　春节逛厂甸是旧北京的一项风俗，从清代到民国盛行不衰。清道光杨静亭的《都门杂咏》里说：“新开厂甸值新春，玩好图书百货陈。裘马翩翩贵公子，往来多是读书人。”我到北京四十余年，只赶上六十年代初的新正逛过一回厂甸。那也是停办多年后有意恢复的。只见有卖纸糊风车、冰糖葫芦及各种百货的，却不见旧书和古玩。时代究竟变了。
　　鲁迅先生逛过厂甸。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朱自清、吴晗等更是常客。1934 年周作人写过一篇散文《厂甸》，形容南新华街“东西路旁皆书摊，西边土地祠中亦书摊而较整齐，东边为海王村……自琉璃厂中间往南一段则古玩摊咸在焉，厂东门内有火神庙，为高级古玩摊书摊所荟萃。”这一年的新正十五天内，周作人一共去了四趟，还说与刘半农、钱玄同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也许他们每天都走一趟？刘半农标点，并请鲁迅作序的《何典》，朱自清介绍的清刻《伦敦竹枝词》，便都得自厂甸的冷摊。正因为书摊是有时间性的，摊主们不谋而合，没有摆大部头书的，自然形成了供货的特点和传统，所以周作人在1933 年1 月31 日给友人江绍原的信中说：“厂甸书摊颇多，不知去看了没有，大抵要找单本小册甚便耳。”单本小册找起来就要花费时间，然而可能发现奇书孤本，定价又便宜，这正是逛厂甸最吸引人的地方。厂甸的书摊不知嘉惠了多少读书人，又不知满足了几代爱书人的藏书爱好。
　　我藏有1920年7月北京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出版的《通俗教育丛刊》第6 辑，线装石印一册，其中收有寿玺写的一篇《厂甸》。此人是鲁迅在教育部的同事，也是绍兴人，还是三味书屋老师寿镜吾的本家。这篇实录正可满足人们想了解二十年代鲁迅逛厂甸的现场环境，当时寿玺在教育部还创作有寓言小说和科学小说，后来久居北京，不事创作，只写诗词，并成为燕市知名的治印人，即寿石工先生。
　　在寿玺的笔下，当年厂甸的游人水泄不通。海王村内摆满了桌凳，落花生、瓜子皮扔满了土台子。卖茶人还吆喝着：“歇歇，喝碗茶。这儿有坐，高坐雅亮，得瞧！”瞧什么，还不是看人挤人。海王村正北是商品陈列所的楼，东西廊是古玩字画铺，今天的中国书店仍保持了原来的轮廓。作者如此活灵活现地描绘访书者：“这部《字触》仿佛在粤雅堂丛书内见过，版本还好，但是二十元太贵了，薄薄两本书，又不是孤本，这么大的价钱，还能够买么？这部《元四家诗》，确是汲古阁本，五十元还可买得。这首一页两方图章，恐怕有点疑问，前几天在朱方吴氏斋中，见他藏书内一部似乎不是这两方图章，我们还得考较考较……天要黑了，我们去吧。”读到这儿您也许会问：鲁迅先生会不会也挤在其中？
　　日前偶见研究太平天国的老专家谢兴尧先生，他当年也是厂甸的常客，近来撰有回忆逛厂甸的一副对联：“搜求图籍春节难忘火神庙，结交书友日落犹恋海王村”。对于八十余高龄的老人来说，也是归梦难忘啊。

　　新文学的线装本

　　唐弢先生在他的《书话》中，写过一篇《线装诗集》，讲的是“五四”以后的新诗集以线装的形式出版，包括某些译诗集在内，唐先生还以刘半农的《扬鞭集》为例，说到当时上海的进步青年对此不以为然，斥为陈尸人的装束。如果我记忆不错的话，那是指后期创造社的“小伙计”们的批评，即潘汉年、周全平等人的看法。唐先生举出这类线装新诗集还有俞平伯的《忆》，徐志摩的《志摩的诗》、于赓虞的《晨曦之前》等。其实他没有提到的还有白宁的《夜夜集》、卞之琳的《音尘集》、林庚的《冬眠曲及其他》三种，都是三十年代中期的新诗集，正是一时的风气。后两种，还是由琉璃厂的文楷斋木刻雕版，比铅字排版更加古色古香。这几种版本我先后得藏，正可为唐先生的《书话》作一补遗。
　　此外， 1932 年新月书店出版的曹葆华诗集《落日颂》，虽然用铁丝装订，不是纯粹的线装本，但是用宣纸印刷，磁青的封面上还贴有书名签条，追求的仍是线装书的风味。扉页上印着：“给敬容没有她这些诗是不会写成的”。敬容，当指“九叶派”的诗人、翻译家陈敬容女士。他们是四川同乡。
　　我的藏本还是曹葆华签名送给萧乾的。
　　以线装印的现代小说，我只见过滕固的《迷宫》，1926 年8 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厚达二百余页，用的是粉连纸，拿在手中却很轻，这是作家的第二本创作集，共收短篇小说12 篇，其中一半选自他的第一本小说《壁画》。
　　《迷宫》封面原有红色洒金的书名签条，可惜我的藏本只残存一角。
　　林语堂的杂文集上下两卷的《大荒集》，线装粉连纸印，生活书店1934年6 月初版，书签林语堂自题。1933 年章克标出版的《文坛登龙术》，上下两册，也是粉连纸的线装本。绿杨堂藏版，由上海第一出版社发行。我收藏的是1934 年的第3 版。
　　俞平伯先生的散文集《燕知草》，是一部精美的线装小书。用洁白的宣纸印刷，版心加框，书有包角，丝线装订，纯然是民族装束，再加上丰子恺先生的彩色插图，朱自清手书的序，知堂手书的跋，实在令人爱不释手。新文学家中讲究书籍装帧艺术者，俞先生也算一位。书分上下两册，1930 年6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1978 年，我以初版本《燕知草》的下卷，请俞老题字留念。他以毛笔在扉页上题道：“五十年后重见此篇感叹戊午春”，下面是名印。当时俞老奇怪，为何不见上卷？其实这是我耍了一个小小的“阴谋”。因为这也是一部签名本，上卷扉页内留有俞老的墨迹：“颉刚吾兄正弟俞平伯”，并印。这个签名代表了两位学人半个世纪以上的交谊，彼此又都是“五四”时代的名人，若果讲起他们的故事，恐怕三天三夜也不能罢休。我担心俞老见了会问，顾先生的藏书何以会流落到街头旧书肆？怕老人为此伤神，于是我收起上卷，只送下卷。尽管俞老提笔时曾经问了一句，在不得要领之后，也就没有再打破砂锅问到底了。
　　当然，谈起线装的新文学书，还有刘半农编、北平星云堂出版的《初期白话诗槁》，以及许广平印的《鲁迅书简》和徐志摩的《爱眉小扎》。是不是仅止于此了，我不敢把话说绝。因为有的作者出于个人的偏好，备好宣纸，到印刷厂抽印几本，然后用线装钉成，作为自留本也是很容易的。黄裳兄的《旧戏新谈》，市上所见的是开明书店的平装报纸铅印本，他却自存了一册宣纸印的线装本。

　　赵景深与《微波》

　　赵景深先生最早的文学活动是在天津开始的。
　　1919 年他17 岁时从安徽来到天津，进了南开中学。1921 年与友人合编《益世报》副刊《新认识》。1922 年3 月又编了文艺杂志《微波》。这是他编报纸副刊和文艺杂志的最初尝试。晚年他回忆往事，似乎手边已不存此刊，把《微波》说成由焦菊隐、万曼与他合编（见作家1979 年6 月所写的自传），不确。其实《新认识》和《微波》都是他与吕一鸣、孔襄我合编。刊物上载有编者的署名。当然也不像有的研究者所说，由赵假托“微波编译社”的名义编辑。刊物仅出一期，1936 年阿英先生编《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时，距离新文学的诞生期才过去十余年，他已感到搜集资料困难，因此也漏收了《微波》。
　　如果说赵景深对于《微波》用力较多，这是不错的，光是作品他一次便发表了十余篇。小说《在乡村里》，写“我”在辛亥革命时，随家人从芜湖逃难到乡下的情形。小说明显地带有纪实色彩，更像是一篇散文。《盲目的文人》写一贫苦的盲人作家，因所写的故事都是关于儿童、农夫和工人的，不为出版商所取，而他们要印的书是“不正当的爱情小说”。盲人感到悲伤，有位善良的友人却伪称稿件已被采用，并代付了稿酬。此篇颇具小说结构，亦吻合当时社会实情，可惜开掘不深，人物的性格亦欠刻画。
　　小说之外，又有赵先生的译诗三首，《印象》、《在金屋里》是英国王尔德的原作，《情的幻想》是爱尔兰作家夏芝的作品。翻译作品有安徒生的两篇童话，《小依达的花》和《豌豆上的公主》。自己创作的童话则是《白城仙境》和《纸花》。另有论文《安徒生评传》，声称自己所以喜爱安徒生的童话，一是作家与儿童的心接近，二是作家与大自然的相接。文后附有安氏童话的中译目录，当时已有三十种左右了。在“通信”栏内，更有赵景深与周作人讨论童话问题的往来信件，属于我国新文学儿童文学研究的早期文献。小说、诗歌创作、翻译和儿童文学研究，是赵景深早期文学活动的特点。
　　三十年代初期，他已转变方向专攻古典文学，直至晚年仍热衷古典戏曲研究，他在文苑辛劳了一生，是一位性格温和的长者。
　　《微波》无发刊词、宣言和编后记。刊名取自吕一鸣在刊首发表的长诗《微波》。诗中那个自称看不见真理，摸不着自然的饥者正在祈祷：“我是领受了神的使命/拿赤的热血/培植幸福的花。”这口号也不足以代替刊物的宣言。《微波》终刊一年，以赵景深为社长的绿波社成立，成员有焦菊隐、于赓虞、万曼等。这是天津最早成立的新文学社团之一。《微波》的创刊，也可以说为绿波社的诞生作了某种准备。出版于七十余年前的这本新文学刊物，理应在天津的出版文化史上记下一笔，人们也可以从中看到青年时代赵景深先生在天津留下的脚印。

　　太平洋上的小品

　　冰心先生回忆赴美留学时，讲到在船上认识了梁实秋：“梁实秋是吴文藻在清华学校的同班同学，我们是1923 年同船到美国去的，我认识他比认识文藻还早几天，因为清华的梁实秋、顾一樵等人，在海上办了一种文艺刊物，叫作《海啸》，约我和许地山等为它写稿。”（见《悼念梁实秋先生》）当年在上海启程的这条远洋轮上，乘客们差不多全是中国留学生，光清华来的就有近百人，冰心和许地山等则来自燕京大学。看来，《海啸》的主要编者是梁实秋，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是许地山，其实亦刚过三十岁。从办《海啸》的兴致上，可见他们正热恋着文艺女神，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幻想。
　　《海啸》是怎样的一份文艺刊物呢？恐怕是手写本吧。如今还能找得到吗？时隔七十余年，原件怕已无存了。
　　顾一樵（毓琇）先生现居海外，他在《纪念许地山先生》中讲到，他们于1923 年8 月13 日乘杰克逊总统号出发，他和梁实秋、许地山、冰心“合编舟次壁报，取名《海啸》，三日一刊”。原来这是一份壁报，至少出了几期。梁实秋在《忆冰心》里讲得更加具体：“在海船上摇晃了十几天，许地山、顾一樵、冰心和我都不晕船，我们兴致勃勃地办了一份文学性质的壁报，张贴在客舱入口处……”壁报原件虽无处可寻，但是不必遗憾，当时他们曾经从中选出14 篇寄到上海的《小说月报》，在1923 年10 月出版的第14 卷11 期上发表了。14 篇作品以《海啸》为总题，组成一个小小的专辑，全部内容是：冰心的诗三首，《乡愁》、《惆怅》、《纸船》。许地山的小说三篇，《海世间》、《海角底孤星》、《醍醐天女》，还有一首诗《女人我很爱你》。梁实秋的诗三首，《海啸》、《海岛》、《梦》还有两首译诗《约翰，我对不起你》、《你说你爱》。顾一樵的小说《别泪》，又译哈姆生《维多利亚》之一节《什么是爱》。
　　刊物上发表的《海啸》题图，很可能是原来壁报上用过的，还装饰有一条远洋客轮和一只飞翔的海鸥，副题是：“约克逊舟中太平洋上几个旅客的小品”。在追求未来生活的航程中，几位青年人不失雅兴地吟诗作文，倾泻了离国时的复杂感情。十几天的海上漂流，竟然结下如此丰硕的果实，让后人也领略了前辈留学生们意气风发的才气。
　　这一组太平洋上的小品，均已收入四位作家的各自文集中，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它们诞生的经过和当年发表时的一段因缘。细心的读者还可以发现，不少题目又都涉及到大海，没有离开梦和爱。有三位作家又都写到了母亲。
　　从许地山的文字里更可呼吸到佛家的气息。对新文学有兴趣的读者，很自然地会感受到，在他们开始走向创作的早期，已经显示出各自的风格。
　　我有幸保存了一册《海啸》的单行本，那是作为“小说月报丛刊”的第27 种，1925 年3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64 开袖珍本，薄薄的66 页，距今也已七十年了，能说不是一本有珍藏价值的纪念品吗。

　　都门三记

　　早在本世纪20 年代，掌故、随笔这种散文形式比较流行的时候，有位署名“闲人”的作者，在北京晨报上专写京师市井风俗小品，1928 年5 月由晨报出版部刊行三集问世，即《都门钓鱼记》、《都门艺兰记》、《都门豢鸽记》，可称都门三记。三书绝版已久，以于照署名，实出工笔花鸟大师于非庵先生之手，多年来风气所关，偏激者大多视种花养鸟为玩物丧志之举，所以知画家工小品，更著都门三记者鲜矣。
　　知于氏者周作人也。他在1950 年初于《亦报》上写有《于非庵的笔记》一文：“于君在北京是以字画和印出名的，但是在我的意见上最推重的乃是闲人的文章，因为这个我还比较的知道一点，对于书画实在是个外行。闲人的那些市井小品真是自有他的一功，松脆隽永，没有人能及，说句俏皮话，颇有他家奕正之风，可以与《帝京景物略》的有些描写竞爽吧。他早已中止写作，这是很可惜的，虽然艺术的成就也一样的有价值。”知堂一语道出了都门三记并非纯技术的工具书，他惋惜作者的搁笔自有根据。
　　我们距离清末民初究竟遥远了，读了都门三记可以体验到辛亥前后京城一隅的社会民俗，以及传统民间文化的无限魅力。包括书中涉及的某些俗语、行话，后人也不应该全部丢掉，何况闲话中道故实、讲珍闻更不无史料价值。
　　如讲清乾隆嘉庆时的京西钓鱼台，到民国初年已无鱼可钓；同治光绪年间的昆明湖，“虽已圈入禁地，其中鱼介，一遇霪雨，时多漫出。玉河两岸，钓者麇集。”又乾隆曾两次到过钓鱼台，在宫中“每至春秋佳日，太液池畔，竟以垂纶为戏”。作者还见过乾隆的鱼竿，上了赭色的漆，还绘有金龙，上面写有乾隆16 年8 月臣李宜恭制，共8 截，每截长仅两尺，纳于一筒中。“庚子兵燹时，始流出民间，今不知落于何所矣。”流风所及，后来市面上常有争比鱼具高贵的习气，连钓者坐的马闸，也讲究用红木紫檀来精工雕嵌。一具之微侧面地反映了时代的沧桑。
　　20 年代北京城的钓鱼处，西有钓鱼台，东有菱角池，南有莲花池，北有什刹海。钓者向来又分成两派，“在东南城者，用钩既小，竿多敷漆，善用红虫，喜坐钓……”，西北城则反之。作者喜在北海垂钓，曾驾木舟于漪澜堂的荷花深处饮酒烹鱼，又于午夜在南海的瀛台下过钩。想不到这种平民化的乐趣也被权势者扼杀了，“文革”中北海即被江青划为禁地，作为她个人钓鱼嬉戏之所在。对此，当时竟无人敢问，实亦20 世纪出现的荒唐事之一。
　　于先生养鸽子有十几年的历史，平时撰有饲鸽日记，因此可讲鸽经，能绘鸽谱。他日与市井俗人为伍，所得极丰，如讲鸽佣一节便见功夫。当时有以饲鸽为业者，又称鸽把式。这些人在西城多聚市于护国寺的天泰轩，在东城者则聚在隆福寺的天宝轩。养鸽的主家们即勾心斗角于茶楼酒肆间，鸽把式们亦在此暗相结衲，事端多有。这些鸽佣能训得鸽子在空中追击搏战，组成的鸽阵至少以十余头为一小队，互相追击拼杀若干回合，败者最后退阵。
　　空中决斗，堪称奇观，当然也是一种赌博，想来触目惊心。于先生不养鸽子固然写不出这样的文字，而于先生若非慧眼独具，有探索民俗文化之志，恐怕也完不成都门三记。
　　于氏著书亦有自白：“非庵不学，无所树立，惟胸中浩然之气，愧未全消，书画之暇，辄复从事记述。吾幸居北京久，吾又幸为北京之细民，吾眼孔愧小，不能见北京之荦荦大者，仅于极小至微，鄙弃不顾中，掇而出之，觉其中有妙趣，有至味……”又说：“吾以小民，日与小儿女辈嬉戏。谈小文字，述小故事，或临溪捉小鱼虾，或即庭而弄小花草，斗虫豢鸟，以乐小儿女之所乐，而吾之乐滋永。”于先生动笔之际心存浩然之气是为大，同时他又一味强调个小字，以小儿女之乐为至味，这是怎样的一种艺术趣味呢！
　　这中间的辩证关系和内在联系，倒值得今天写散文者仔细地思考一番了。
　　于非庵生于1888 年，殁于1959 年。除都门三记之外，当年他在晨报出版部还刊行了一册《非庵漫墨》，恐怕也是很有兴味的小品文，可惜笔者未见，不知哪位有幸藏有此书。

　　《西行日记》

　　一九二四年美国人华尔纳，深入敦煌，贿买了当地和尚，用树胶揭去壁画多幅，实为盗窃我古文物的犯罪行为。第二年他又以哈佛大学名义组成考察队，另派一批人妄图继续劫窃敦煌壁画。这一次北京大学的学人们，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名义派出陈万里随团活动，实际也有监督外国人的责任。这年二月从北京出发，近半年始归。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京朴社出版了陈万里写的《西行日记》，作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一份实地报告。胡适为本书题写封面，沈兼士、马衡、顾颉刚写了序言。沈兼士在序言中隐晦地透露了陈君随团考察的原意：“……至其爱护国宝，维持校誉，孤诣苦心，尚有为楮墨所不暇及者。”出发之际，在北大三院举行了欢送会，胡适、沈兼士、马衡、林语堂、陈垣、沈尹默、朱家骅、容庚、钱稻孙、徐旭生等出席。
　　考察队走的是古丝绸之路，由于军阀混战和当时交通的落后，他们只能乘火车到太原，不得不再雇席棚大车上路。一路所见的是政治黑暗和人民的苦难。如陕西、甘肃境内可以公开种植和贩卖鸦片，官员们借以收取重税，贪为己有。作者从甘肃平凉西发时天阴，冷风大作，途中所见为：“村中小儿仅御单布衣一袭，而赤足无裤者比比皆是；甚者并此上衣而无之，露立风中，齿寒战作声，全身颤动……”沿途盗匪充斥，兵匪难分，读来令人触目惊心！
　　各地老百性对于外国人还是有警惕的。考察队在甘肃泾川北魏南石窟寺内，动手剥离石刻佛像的泥土企图摄影，“乡民二十余，蜂涌而至，群起诘问。”外国人只好停手，“拟即收拾一切登车还城。乡民则强拉骡马不令走……
　　复来十余人咆哮更甚，其中一人诘翟荫君（按为美国人）毁坏佛像之罪，翟荫君不谙华语，未能答，彼即牵其袖曰，同到庙里去，非俟佛像修复不能任汝行。十余人和之，亦有数人谓非先搜外人，解除凶器不可。”最后当地官员出面，以赔款修复石刻而告终。乡民们的行动也可能含有迷信的考虑，但敢于碰撞外国人的无礼，读来令人称快。及至到了敦煌，当地接受去年美国人华尔纳的教训，不准考察队住在敦煌，每日必往返县城，限定最多能参观三日，而且不能尽览各洞。不过还是允许了他们摄影和绘图。这是外国人始料所不及的，劫宝的阴谋终于未能得逞。
　　《西行日记》虽有考古的记载，同时也注意到其他，所以顾颉刚先生非常赞赏作者把诸如方音、市招、戏剧、神纸、唱本等都与古物并列，“这确是一个很大的觉悟，足以开出一个游记的新局面的。”可惜关于西北人民的生活及风俗着墨有限。作者在沿途各县乡镇的店肆和小摊上搜集了不少清代木刻的小曲及剧本，一一列下书名，有的甚为稀见。为了第二天清晨要赶路，他只好深夜打门去买唱本，并表示回到北京后要分交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及风俗调查会保管。作者还在陕西和甘肃县城的小摊上，先后购得乾隆三十二年刻《网师园唐诗笺》六册、康熙年刊《虎丘山志》四册，“故乡文献，连得两种，为之色喜。”
　　《西行日记》问世一年后，曾经参加过欢送陈万里西征的北大学人徐旭生，又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名义，随同瑞典人斯文赫定等到内蒙、新疆进行考察。归来后，他于一九三○年出版了一本《西游日记》，实际此行也负有监督外国人非法活动之意，促成其事者亦北京大学的一批爱国学人，如刘半农等。

　　两本《血潮》

　　倪墨炎君治现代文学史，独重当年文网史料，曾去南京查阅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有关档案，开拓了新文学史料研究的领域，这是很有远见的。他善于利用反面资料，印证进步文艺生存之艰危，暴露了反动当局的专横和阴暗心理。查封刊物和书店恰是独裁政府在政治上一贯主张的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法西斯政策的再现。倪君的《哀〈江南〉和〈血潮〉被禁》（见1993 年7 月《出版史料》终刊号），提供了南京政府查禁这两种书刊的函件、训令等档案多件，足证其凶残怯懦之嘴脸。其中查禁《血潮》月刊的事，先由北平国民党党务指导委员会向国民党中宣部呈报，中宣部又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执委将此事通知了国民政府，再由政府通知各省、特别市及江苏省政府查办。时在1928 年，当时上海属江苏省管辖。一本小小的文艺刊物，竟然经过当局的诸多机关插手，这内幕很难让人预料。
　　《血潮》是1928 年7 月由上海励群书店出版的，小32 开横排本，厚达一百三十多页，最先由北平特务们发现，经国民党中执委确认为“共产党的宣传利物，自应从严查禁，以遏乱萌”。又命政府封闭励群书店。江苏省政府主席钮永建于1929 年3 月26 日向南京政府报告了执行情况，法院、教育局及巡捕房西探均曾出动，虽然几番查询书店，并设法觅得一本《血潮》，“但终归无着”，因为书店早于2 月9 日旧历除夕主动关闭。《血潮》是否共产党办的刊物，励群书店的背景如何，当然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墨炎君未见原刊，以为可能没有问世。但，《血潮》确曾出版过，而且在1928 年8月15 日还出版了第二期。
　　创刊号发表有芳孤的论文《血潮拥起的第一声》，似乎可以作为“代发刊词”来看。作者明确提出：“处在今日而谈到革命，除了被压迫者联合起来，推翻现代社会组织以外，更无真的彻底的革命。处在今日而谈革命文艺，除了以无产阶级的立场，为情感的出发点以外，也无更所谓革命文艺。”如此无遮掩的公开宣传推翻现存的社会统治，在当时白色恐怖下怕是不够策略的。此外，署名藻雪的诗《东方的奴隶们》，亦多生硬的口号，如“杀出一条血路”之类。刊物的作者比较陌生，只有“凝秋”和“凤城”较熟悉。前者为陈凝秋（塞克），后者为顾凤城。第二期刊物有画室（冯雪峰）翻译的《诗人叶遂宁的死》，是日本作家藏原惟人的一篇论文。还有署名绍虞的小说《新年的回忆》，写于四川万县，是否文学研究会郭绍虞的作品待考。
　　两期均设有杂文专栏《莫名其妙》，态度激烈，杂有谩骂，如标题即为《他妈的校长布告》。洁梅的《幽默》一文，提出阿Q 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血花飞溅的时代。违忌的《乌乎！革命文学家》一文，笃编印“非现代需要”的诗文小说集者为：“他妈的，原来他还有这样一个理由！”这些作家不过说了要将旧作收集起来，留为纪念而已。连“留为纪念”都成为错误，显然这都是一些过激的言论，几乎不想作任何分析和讨论。
　　透过严密的文网，曾遭“从严查禁”的两本《血潮》还是保存下来了，而且寒斋所藏亦未必是孤本。想不到连上海图书馆亦不藏，这倒令我感到意外了。说来亦巧，我先得《血潮》第二期于上海四马路的上海书店，不想数年后在北京的海王村中国书店检得《血潮》创刊号，有此书缘，今天才有幸为倪君的大作补上一笔。

　　冰莹的《从军日记》

　　一个青年女子当兵，参加了北伐战争，于行军途中写出了自己的经历，本来只想给自己和朋友看的。不想被在汉口编《中央日报》副刊的孙伏园看到发表了，一举轰动。林语堂立刻译成英文，并与孙伏园怂恿她印成一本书，这就是1929 年3 月冰莹出版的第一本书《从军日记》。
　　一直到印书的时候，冰莹仍在怀疑自己的作品是不是文学，更怀疑自己是不是作家。然而，读者承认她，历史早已承认了她。为本书写序的林语堂说：“冰莹说她的东西不成文章，伏园先生与我私谈时就生怕她专做文章。
　　一位武装的冰莹，看来不成闺淑，我们也捏着一把汗守着看她在卸装归里后变成一位闺淑。”当时他更希望冰莹仍然投身军旅，向着******的残垒抛掷炸弹，坐在亭子间里是写不出革命文学的。然而，他不得不说：“冰莹现在沉寂下去了。文章既不肯做，又绝无‘硬冲前去’的精神。我知道她正在安分守己，谋‘读书救国’，及修练‘薄弱的心志’了。”大革命的失败，新军阀对革命者的血腥屠杀，逼得那一代青年们不得不在震惊和痛苦之中再作思索和追求。
　　《从军日记》在上海春潮书局出版的时候，编者以为篇幅太短，要冰莹写了一篇《给KL》的长信，加上林语堂的序，冰莹的《几句关于封面的话》、《写在后面》，又编者的《编印者的话》，刚好与本文凑成各半，才印成了一本书。我保存的是1929 年9 月的再版本。一般爱书人多爱搜寻书籍的初版本，这是不错的。但是，再版本又增加了作者的《再版的几句话》、《出发前给三哥的信》、《给女同学》、《革命化的恋爱》。这样一来不是比初版本更可观了吗？当然，最好是两种版本都不放弃。
　　写《编印者的话》的编者没有署名，看来不是一般的书商。这位编者说：“……革命文学到底是怎般的风味，却始终叫人感到隔着一层障翳似的，不能体会得分明。文学如果是以情感为神髓的，而革命文学又是革命者情感的宣露，那这一部《从军日记》的内涵庶几当的住革命文学的称号。”他透露《给KL》的长信是他请作者临时添凑的文字，虽然“作者真挚奔放的情绪，依旧灿然迸流；所不同的是湘鄂界上驰骋沙场的欢畅，改成了上海亭子间里的凄哀，是至性至情的血肉，是真革命者的悲伤。”看来他也希望作者再投身到斗争中去。冰莹只讲到“KL”即本书的编者，没有公开他的姓名。经我略加考证，这是当时正在春潮书局编书，并与张友松合编《春潮》文艺月刊的作家夏康农。鲁迅先生曾经给《春潮》好几篇著译。冰莹的文章，以及多篇评论《从军日记》的文章，也都是在《春潮》上发表的。这个刊物办到1929年9 月第9 期停刊，正是《从军日记》再版的时候。
　　丰子恺先生似乎也非常喜欢这本《从军日记》。他在“事务纷忙，酬酢烦杂”（丰子恺语）的1929 年新年中画好了封面和扉画。扉画呈竖长条形，一个持旗的士兵骑在马上慢行。旗帜是卷起来的，马蹄没有飞奔，骑者弯着腰，不是进军的雄姿，倒像掩旗收兵的败相。扉画不过是书中的小装饰，然而丰先生审时度势，巧妙地为当时的社会氛围写照，画了一幅耐人寻味的小品。
　　封面画却表现出欢乐的气氛。画中的人物是由丰先生的次女阿仙执笔，自然朴拙，是天真的儿童画。书名是ADA 写的，也是小孩子的毛笔书法，追求一种童趣。冰莹说，丰子恺最爱孩子，孩子的画也最能代表丰子恺。她形容这个封面：“多么热闹呀，朋友们，你们看：虽然只是四五个民众，但何尝不可代表四万五千万，或者四五万万呢？说他们是孩子也好，是老人也好，成人也好，总之他们是革命的民众。”他们持着木枪、木棍、旗帜，那个骑马的，不，冰莹说那更像骑在狗或猫身上的小革命家冲锋杀敌的热情，已经冲开了他那扁小的草帽……她感叹道：“民众的武力，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解除民众痛苦的，只有民众自己才能做到。”
　　到了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冰莹真的又穿上脱去十年的军装。1938 年7 月，她在汉口天马书店出版了一本《新从军日记》。她很高兴自己能重返火线。
　　这是一本厚达三百多页的书。后来改名为《重上征途》，1941 年8 月中社出版社出版。凭心说，我不喜欢《新从军日记》的书名，觉得有点迎合世俗的气味，还是《重上征途》来得明朗。

　　新月的广告

　　二十年代末新月社创办的《新月》杂志，经常刊载一些新月书店出版的新书广告。经手其事的人有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叶公超等人，这些广告究竟何人所写，当然已无可考，但是出自梁实秋和徐志摩的怕不少。
　　要想用几十个字，或者百余字来介绍一本书，这对执笔者简直是出难题。
　　答卷如何，可以看出水平的高低。一种写法是以介绍版本的源流、特点为主，比如《志摩的诗》就是这样写的：“初版《志摩的诗》是作者自己印的，现在已经卖完了。这部书的影响大家都知道，‘作者奠定了文坛的基础’。然而作者自己还是不满意，拿起笔来，删去了几首，改正了许许多多的字句，修订了先后的次序。这本书的内容焕然一新，与旧本绝不相同。读过《志摩的诗》和《翡冷翠的一夜》的人不可不读。”
　　六十多年前的一则广告，告诉我们诗集版本的变化，对于今天研究新诗史的人，不是也很有兴趣吗？
　　关于闻一多的诗集《死水》，广告写的很活泼，甚至可以说是别开生面：“王尔德说：“艺术是一位善妒的太太，你得用全副精神去服侍她。’“如今国内最能用全副精神来服侍这位太太的要算闻一多先生了。《死水》如果和一般的作品不同，我们最大胆讲一句，只因这是艺术。
　　“闻先生的诗是认真做的，他的诗也应该认真去读。非这样读，不能发现《死水》里的宝藏。研究新诗的人不要忘了这里有一个最好的范本。”
　　广告还特别说明“著者自作封面”，这对研究新文学版本的人当然非常有用。
　　秋郎的《骂人的艺术》，可以作为一篇小品文来看待，写得轻松自如。
　　我怀疑这出自作者梁实秋之手。原文如后：“十六年夏季，主撰《时事新报·青光》的秋郎，成了上海最流行的谜语。人人问‘谁是秋郎？’“天天早上你起来，他给你一顿最滋补的早餐——一顿大笑。渐渐你又觉得那笑里还有一丝的苦味儿，辣味儿，只要你肯用思想，便能发现你笑的，也许就是你自己。原来他给你的，不是适口的早餐，乃是一帖攻砭性的毒药。于是人人更要问谁是‘秋郎’？
　　“秋郎只是一个骂人的艺术家。他自己说：“有因为骂人挨嘴巴的，有因为骂人吃官司的，有因为骂人反被人骂的，这都是不会骂人的缘故。”秋郎挨过嘴巴没有，吃过官司没有，被人骂过没有，我们姑且不管；他的笔锋，他的幽默，他的人生批评，却早已替所谓小品文开了一个新纪元了。
　　“《骂人的艺术》虽是一集小品，但是它有它的大贡献。”
　　是否真是“新纪元”和“大贡献”暂且放在一边，至少说明：把书刊广告写成一篇隽永的小品文是完全可能的。
　　随着新文学的诞生，新文学的书刊广告也是我们应该继承的一份文学遗产。鲁迅先生在这方面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的书刊广告文字放在他的全集里同样是光彩照人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文化生活出版社、七月社的书刊广告都风格各异，令人神往。叶圣陶、巴金、胡风等都是写书刊广告的能手，也是大手笔写小文章的楷模。

　　《诗与散文》与《当代诗文》

　　在《中国现代文学词典》散文卷里，关于1929 年出版的《诗与散文》的条目，编撰者说：“仅见创刊号一期”、“预告的第2 期未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5 月出版）按说这样讲并不错，但是不完全，因为预告的第2 期实际是出版了的，只是换了个刊名。
　　《诗与散文》创刊于上海，时在1929 年9 月10 日，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白色铜版纸的封面印了红色的刊名，黑色铅字印“第1 本”三个字。内文全部用道林纸，每页都有装饰花纹。刊首还有套色画页，第一本是苏曼殊的画《江干萧寺图》。这样排场的刊物，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也少见。编者在《编辑室杂谈》中说：“《诗与散文》只是几个人在纸上面的一番谈话而已，既不想宣传什么，也不要主张什么，所以印刷的印数，特别的少，定价方面也比努力建设什么文艺，宣传什么主义的杂志贵一点了。”编者又说：“有七八个人偶然在某一点的兴趣上不谋而合了，于是就产生了这《诗与散文》。”看来这是一份同人刊物，豪华型的同人刊物。所谓“七八个人”，其中发表作品最多的是诗人刘大白，其次是柳亚子（他同时提供苏曼殊的遗作，并保留版权）。再有是曾孟朴（病夫）、曾虚白、穆罗茶、徐蔚南。茅盾当时正流亡日本，他在《诗与散文》第一本上发表了两篇散文，即《风化》与《自杀》。两文都根据了东京报纸上的报道有感而发。刘大白发表了《莫干山上的风雨》，并几首旧体诗。柳亚子的作品都是旧诗，但其内容也并非与现实无关，如《夜游环龙公园惘然有作》，诗内的“血海尸山事可惊，转从异域庆升平”等句，显然与时事有联系。至于茅盾的两篇散文，虽谈日本社会问题，也没有忘记联系国内实际，如说：“……我更觉得什么贪婪枉法之类在我们贵国的新贵人中间出现，照例是一点也不足奇。”借此他又抨击了那些为蒋政权进行开脱的“思想家”们，指出他们“老泼皮”口吻的“新发明的道德论”是，“短促的两三年怎么就怨得人家还没养成不偷不摸的职业的‘廉洁’呢。”也正因为茅盾的这两篇散文，才导致了《诗与散文》第2 期的不能按时出版，甚至不得不变相停刊，另行开张。我找到一则文字依据，1929 年11 月上海出版的《新文艺》月刊（施蛰存等编）第1 卷第3 期《国内外文坛消息》中记载：“市党部因世界书局出版《诗与散文》杂志，里面有茅盾的散文。说茅盾即某某的化名，某某为共产党徒，所以茅盾的文章不无宣传共党的嫌疑，即一面审查该杂志，一面通令各报及各杂志，说在审查期内，不准登载该杂志底广告。”其实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刘大白，当时正弃文从政，曾任江苏省教育厅长，而曾氏父子更与革命无关，然而刊物还是遭逢厄运，足见当时文网之严。
　　经过两个月的耽搁，《诗与散文》改名《当代诗文》，仍由世界书局于1929 年11 月出版。刊物的开本、纸张、装帧，以及内文的排版格式一仍其旧。封面的刊名仍是红字，“创刊号”为黑色铅字。画页是朱应鹏作的亚当与夏娃。刊物没有说明更名的因由。刘大白的《白屋联话》，恰是在《诗与散文》上预告将在第2 期刊出的。作者也都是《诗与散文》的作者，仅有盛泽雷的一篇散文《昏黄中》是个陌生的名字，内容描写汉口一个警察和车夫们的故事，讽刺那个警察怎样一步步走向勒索无辜的过程。刘大白还发表了《从旧诗到新诗》的论文，又新诗《莫干山的月夜》等。他的新诗受旧诗的束缚较深，这是一看便知的。柳亚子、曾孟朴、曾虚白、穆罗茶等也发表了作品。本期仍有苏曼殊的遗作。
　　《诗与散文》和《当代诗文》可以说是刘大白与徐蔚南共同主持的，因为当时徐正在世界书局任职，编辑工作出力较多。但是，这在刊物的编后记和版权页上并无说明。

　　荪荃的诗集

　　1930 年1 月，以孤星社的名义在北平出版了一本诗集《生命的火焰》，作者荪荃，通讯处是北平师范大学。我于六十年代初购得此书，当时翻了翻，觉得诗平常，书却印得很好。道林纸的毛边本，画家杨仲子作封面，共收新诗四十首，印了一千册。根据书后的预告，这套“孤星丛刊”还要印行作者的短篇小说集《酒犯》，散文小品集《零星》，似乎后两种未能问世。
　　前几年翻看徐遒翔同志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词典·诗歌卷》，列有《生命的火焰》条目，并介绍作者原名孙祥偈（1903—1965），1925 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哲学系。1929 年任北平《新晨报》副刊编辑主任。词条内容虽然简略，但是对读者和研究者还是大有帮助。在这以前我连作者是位女性都不知道。重新找出这本诗集，读后仍是旧时印象。作者的笔名也叫孤星，她在诗中反复自称是“黑夜里的孤星”，充满了伤感、彷徨、怅惘的情绪。
　　作者不是在苦吟生命之花的枯萎，就是哀叹青春的憔悴，诗的思想天地较为狭小。中国新诗史上这种偶然一现的诗集恐怕为数不少。
　　最近偶然翻看我二十年前的一本笔记，其中一页记录了我与王冶秋同志在1974 年7 月21 日星期日下午的谈话。地点在我家。那次我们又谈起了鲁迅。二十年前的这次谈话，如果不是事后有记录，我已忘了个精光。这次一看，竟然发现与《生命的火焰》的作者有关。那次我问冶秋同志，鲁迅于1929年第一次北返探亲时，两次提到台静农，都说台忙着查电话号码是怎么回事？
　　如说：“静农为了一个朋友，听说天天在查电码，忙不可当。”（1929 年5月17 日）又说：“晚上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忙于翻检电码之静农”，另一位是魏建功，“同吃晚饭，谈得很为畅快”（1929 年6 月1 日）。冶秋同志与台静农是同乡，关系密切。他说那时台静农每天早晨都给女朋友打电话，一谈就是一两个钟头。当时熟朋友们见面都逗他，鲁迅先生到北平后也听朋友们谈起这事，所以特别向许广平报告这有趣的消息，当然带点关切和逗笑的意思，这位女友就是孙祥偈。冶秋同志只说她经常写诗，编过晨报副刊，当过女一中的校长，并没说她笔名叫荪荃，出过书。这次我又查了日本人桥川时雄编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不仅有孙女士的照片，并说她是安徽桐城人，1925 年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哲学系毕业，1932 年在师范大学国文系教过书。又著有《汉风俗考》和《逸斋吟草》。据冶秋同志称，孙女士长期生活在北京，似乎始终未婚。
　　现在有关的当事人都已作古，讲起六十多年前的一本诗集和故实，我们对当事者都怀有尊敬的感情。如果荪荃女士地下有知怕也不会责怪我吧。我愿从《生命的火焰》中抄录一首荪荃的诗作为拙文的结束，题目是《再不能沉默》：
　　“夜莺在山头苦叫得流血/说是：夜海的彼岸有和融的春色。/夜神放出成千成万的睡魔/迷滞着生命的灵波。/夜莺的血歌/唱不进梦里的心河。/我幽禁在夜网/血泊中浸着灵感。/生命的孤光闪烁不歇/我再不能沉默。”
　　诗句很美，也许是诗集中情绪最积极的一篇了。恰好是她在鲁迅先生重访北平时写下的。当然这两者并无必然的联系。

　　冰心与《娜拉的出路》

　　1933 年，冰心为一位年轻的女作者林培志的短篇小说集写了一篇序。冰心自告奋勇地为这位作者联系出版地方，选编作品。但是，终究未能出版。
　　直到六年之后的1939 年9 月，作者才在北京海淀燕京印刷所自费出版了一本小说集，书名叫《娜拉的出路》，书中共收小说十篇，先后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和《北平晨报》副刊等报刊上发表过。书内收了冰心当年为她写的序。
　　奇怪的是新收的这十篇小说，没有一篇是当年冰心提到过的。因此严格地说，这篇序不能叫《娜拉的出路》序。
　　1939 年正在北京燕京大学教学的郭绍虞先生，也为《娜拉的出路》写了一篇序。他在序言中提到，冰心序中提到的那些作品，也许比本书中所收的十篇还要好。林培志的小说大多涉及家庭、教育和妇女问题。这也正是冰心所关注的。
　　林培志在“自序”中说：“记得我每篇文章披露时，冰心师见了我，总是真诚地鼓励我多写，因为多练习才会有进步的。她又替我写序，选了我的作品，送去女青年会出版，后来因故未得送去，但我对她那份热心的奖掖，却永远铭感着。”冰心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便已关心青年女作者了。这篇序多年来却没有收入冰心的文集。文章不长，今录如后：我在燕大教书的第一年——1926 年便认识林培志，那时她是一个很沉静，很温柔，很文雅的姑娘，课余我们也常有谈话的机会，她的一切，都能得到我的喜爱。
　　林女士自沈阳事变后开始写作，到如今已有十余篇。我在报纸上看见《唫佳》或《宝琴》的作品，便会分外注意，自《舞后》看到《募捐》，觉得林女士的作品，有成书发行之必要了。
　　她的作品当然有着一切女作家的长处，描写得很细腻，很深刻，注意到家庭里夫妇，主仆以及一切的问题，同时对于青年女子的一切希望，憧憬，烦闷，也能体贴入微，写出时代的叹息与呜咽。此外，林女士如此年轻，笔下也免不了有着一切女作家的短处，不过这种困难是会随着年龄与经验之发展而渐渐消灭的。
　　我觉得林女士和我的创作经验有点相同，她是从“九一八”后写作的，我是从“五四”
　　后写作的，同是被时代的呼声所唤醒。她和我同是先写份内应交的文章，因而引起自己写作的兴趣。她和我同是先写时代问题的小说……不过我却不希望此后的她像我，因为我十年以来没有进步，这是人我所共认的。她应当以我为中途警告“危险”的红灯！文坛上真是消沉，女作家尤其寂寞！去国的去国，搁笔的搁笔，死的死，失踪的失踪，雨打风吹，所余无几了。对于这欣欣向荣的嫩芽，我觉得自己无能多写作的人，至少有珍护灌溉的责任。我自己的经验是：读者的注意与批评是作者最猛烈的兴奋剂，我便商之于林女士，把这十段短篇交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了。
　　十一，一，一九三三，海淀，北平。
　　1989 年欣逢冰心老人的90 寿辰，当时去她府上拜寿的人很多。我不想再去打扰。稍后，又逢夏衍同志90 寿辰，我随众人去了。心想，集体干扰一次，总比分散消耗老人的精力强。为此，我给冰心老人去信问候，说明我前次的失礼，并附去她失落已久的上述序文。我还记得，《娜拉的出路》是我从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上淘来的。
　　冰心老人很快回了我一封信：
　　德明同志：
　　您没来我处，而去看了夏老，实得我心！我在五号左右……头疼目晕，您真不必凑那热闹！夏老脑充血不足，他说整天昏昏沉沉，本来他总是来看我，我是无车阶级，暂时也不能去看他，只好等些日子再说了。
　　感谢您给我附来我给林培志同志写的序，我这里早已没有了！您知道她是同她燕大的同班赵承信同志结的婚，赵是文藻的学生，学社会人类学，他们的结合，似乎我们也插了一手！
　　他们的三个女儿，也都是我起的名字（“宗”字排行，和我们自己的儿女本来的名字一样），那时我们替我们学生的儿女取名字，都是这样的，如费孝通的女儿费宗惠，林耀华的女儿林宗锦等。半个世纪了，真是弹指一挥间。今天刚刚得闲，多聊了几句，有空来玩吧，先通个电话。
　　祝好
　　冰心一九八九·十、廿一
　　《娜拉的出路》的作者，后来放弃了文学创作。解放后一直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诚然，一部新文学史也不可能给每一位过来人都留下芳名。但是，冰心为林培志的作品写序的事，总让我难以忘怀。

　　待访的书

　　舒新城（1893—1960），湖南溆浦人。作为出版家他担任过中华书局编辑所的所长，主编过《辞海》；作为教育家他著有《近代中国教育史》、《近代中国留学史》。他还爱写散文，出版过《蜀游心影》、《漫游日记》、《故乡》、《狂顾录》，以及与刘济群的通信集《十年书》。他同刘半农一样，作为一个学人和作家又热衷于摄影艺术，是中国摄影史上的一位先行者。他俩迷恋摄影不仅出于一时的爱好，从长期实践中还总结了经验和理论，刘半农著有《半农谈影》，舒新城著有《摄影初步》。据舒氏介绍，他写《摄影初步》的起因与徐悲鸿有关。1928 年，他与徐同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彼此较接近。他常向徐请教绘事，徐常向他询问摄影，为了回答徐的问题而有此作。
　　我藏有1934 年9 月中华书局出版的舒氏艺术摄影集《晨曦》，方型大16 开本，道林纸精印，共收风景与人物20 幅，就作品的风格而言，他与刘半农有共通之处，即强调作品的意境，追求画面的模糊效果，如同绘画中的写意画，舍工笔，不求其笔笔清晰。为此，他还写过一篇《清与糊》。他觉得如果一张照片拍得秋毫可察，反而会让人感到零碎可厌。这也是初期摄影艺术家流行的一种观点。这种不求画面绝对清晰的理论，早已被后来的实践者打破，恐怕与摄影器材的日益进步亦有关系劼。现在这两种艺术风格仍在并存。
　　在人物摄影方面，舒新城也采取模糊的手法，他还注意到为作家写照，开作家肖像创作的风气。《晨曦》中一为《运思》，拍的是刘大杰；一为《俨然》，拍的是李劼人。我更喜欢后者，前者是在室内拍的，人物执笔托腮作构思写作状，连标题在内都有点做作的痕迹。后者是在室外拍的，不求面部的清晰，注意人物整体的风度和气质，追求黑白对比的自然光影，标题也欲言又止，生动传神。李劼人的这张照片没有标出拍摄年代，大体拍于20 年代中期，这当中还包含了两人交往中的一段故事。舒新城1924 年冬在成都高师任教时，初识李劼人，两人同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一见如故。1925 年成都高师发生排舒的学潮，李为掩护舒被捕坐牢，并在出狱后协助舒逃出了成都。
　　后来舒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自己在这次学潮中几乎丧命，而李劼人对朋友的热肠侠骨是他有生以来所未见。
　　除了《晨曦》以外，舒新城还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三册摄影集。一是《西湖百景》，铜版纸精装本，收照片20 余幅，尽收20 年代的西子风光，甚至有雷峰塔尚未倒掉时的风景。另两册是《习作集》和《美的西湖》，我访求多年而未遇。两本各收照片20 张，《习作集》的取材有成都的山居，南京的深秋，雪后的西湖等。封面为丰子恺题绘，还有徐悲鸿、丰子恺的序文。《美的西湖》则由徐悲鸿一手编定，从选片，写长序，到设计封面，全部包了下来。我所以要寻觅它，一览舒的摄影艺术固我所欲，而徐悲鸿、丰子恺先生所作的封面设计和序文亦吸引了我。从某种意义讲，这也是研究徐、丰两位大师艺术生活的重要史料。何时能有此书缘？看来渺然无期。世上不能如愿的事还多，有梦难成的滋味最让人伤神。

　　柳家兄妹的《菩提珠》

　　一本书知其名久矣，却苦于寻它不得。时间愈久，渴望愈深。柳亚子先生的子女无忌、无非、无垢的散文合集《菩提珠》，1931 年5 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既非名著，亦非禁书，按说并不希罕，可是对我这个常跑旧书店的人来说，竟然三十年不曾一见。近日偶从旧书肆捡回，总算满足了个人的一个小小欲望。
　　菩提乃梵文的音译，是从佛教释迦在菩提树下“觉悟成道”而来，用《菩提珠》作书名，隽永而有神秘感，读来也很悦耳，拟此书名者可谓聪明。我之所以向往它，也是受了书名的吸引吧。书前有三兄妹署名的“代序”，自称作品是不成熟的尝试，只希望它“清沁为新茶”，能给读者带来“少许的润泽，胜如那些强烈的浊酒与麻剂。”六十余年后再看少年子弟们的初作，多是些未涉社会的哀乐，难有什么深刻的启示和强烈的艺术感染。但，我还是很有兴味地读了一遍。
　　长兄柳无忌的散文仅三篇，《有聚必有散》写父母送他来北京读书的事。
　　南返的头天夜里，亚子先生曾陪他漫步于清华园内，而他又将远行赴美攻读了。《凌霄》，写他横渡太平洋回到祖国时的感情。《悔把童年影中看》，写他在清华园中伤感于童年的失落。作者又怎能想到，此后他竟居留美国。
　　柳无非的散文《离乐天庐前》等共五篇。她于1930 年也追随兄长赴美留学，亚子先生曾有诗相送。乐天庐是亚子先生1927 年携全家流亡日本后，在东京郊外井之头公园附近的住所。无非女士的散文都写于日本，大体反映的是家人在海外对故国的思念和寂寞。
　　妹妹柳无垢的作品最多，共九篇。《菩提珠》便以她的一篇散文作了书名。行文较活泼，却染有淡淡哀愁，流泻着思亲的纯真感情。她在秋园里与同伴漫步，忽然发现了菩提珠：“菩提树的形态像芦苇，上面生满了一粒粒黑而发光并且扁圆形的菩提珠，听说这是野菩提，而家菩提就是念佛珠。”
　　她要采下菩提珠，把虔诚的祝福带给家人。
　　近年柳无忌先生回忆，收在《菩提珠》里无垢的散文，有两篇写于1927年9 月，那时作者年仅14 岁，按西历算法，尚不到13 足岁。（见柳无忌编《柳亚子年谱》注）语气之间，十分欣赏小妹的才华，或者也惋惜她最终未能走向文学之路。无垢女士亦精外文，抗战期间译有美国作家萨洛扬的小说《人类的喜剧》，我藏的是抗战胜利后上海文光书店于1948 年6 月的印本。
　　解放初，无垢女士随父母进了北京，在外交部工作。
　　《菩提珠》还附有插图七帧，有的摄于上海的兆丰公园，还有摄于东京井之头公园及乐天庐者。从这些照片上，似乎也能看到作者父母的行踪，当作亚子先生的传记史料看也很珍贵。

　　王余杞与《每月文学》

　　《每月文学》是一本厚达180 余页、16 开本的大型文艺刊物，署名《每月文学》社编，1936 年5 月在北平出版。半个多世纪以来，连编者之一的王余杞先生也全然忘记了它。
　　30 年代中期，王余杞在天津主编了文艺杂志《当代文学》，出版了五期，是值得重视的一份刊物。因为它刊登了不少在上海被禁的左翼作家的作品，如郁达夫、聂绀弩、叶紫、艾青、艾芜、宋之的等人的创作。
　　晚年的王先生回忆，《当代文学》被迫停刊后，他还与在北平编《文史》杂志的吴承仕、齐燕铭、张致祥等合作编辑过一本新的文艺刊物，惜因时局紧张，未能刊行。
　　其实这个刊物是问世了的，即《每月文学》。刊物声明，这是集合了平津两地几个文学社团的力量而成，除了《文史》、《当代文学》两社外，还有北国社、文学杂志社、尖锐社、创作与批评社、嘘社。声明中又称：“我们不攀交权贵，我们不肯逢迎名流，我们不拜求主子，我们不依附书局老板……”王余杞在《每月文学》上发表了《关于〈当代文学〉》一文，道出刊物在天津出版时的厄运，除了对天津当局扣押刊物表示愤慨以外，对出版这一刊物的天津书局老板也多有微词。
　　在《每月文学》的篇末，附有一组“本刊筹备时几封有关的信”，从中又能看到王余杞当时在天津的某些文学活动。如1935 年前后，他先在外地与洪深、老舍、李辉英等作家讨论过小小说的创作，“我回天津，向人谈起，万家宝（曹禺）、罗恺岚却大笑为不可能，万家宝且说那可称作《千字文》（因为我说每篇以一千字为限）：“要是你能写出一篇千字文，我一定写出一本《百家姓》’……”读了这些生动的对话，如见曹禺的神情。
　　《每月文学》以发表创作为主，刊有澎岛、徐盈、闻国新、董秋芳等人的作品。宋之的三幕话剧《罪犯》，也是一次刊完的。《每月文学》显示了北方文艺界的团结，以及王余杞对刊物的尽力。可惜仅仅出版了一期而告终。
　　有趣的是我购藏的这本《每月文学》，其中夹有一张1936 年6 月燕京大学狂飚话剧社首次公演《白秦》、《回春之曲》的消息剪报，并在剧本《罪犯》的剧中人下，有人用蓝铅笔写出扮演者名单，其中男主角的名下是陈翰伯。解放初，翰伯同志是我们北京新闻学校的副校长。三十年代他正在燕大新闻系读书。他的北京话里夹杂着不少天津音，我还不知道他演过话剧，而且是男主角。

　　《散文》的来历

　　《散文》杂志，顾名思义当是发表散文的刊物。但，三十年代在上海创刊的这一刊物并非如此。它创刊于1936 年8 月，既无发刊词，也无办刊宗旨，似乎更重小说，可谓名实不副。创刊号问世后即无下文，多年来在我国现代期刊史上是笔胡涂帐。
　　《散文》的创办并不是为了提倡散文，却是与国民党审查机关曲折斗争的产物，表现出进步作家不甘屈服的一种反抗精神。编者李励文是位印度尼西亚归侨。他在上海的《文学丛报》上发表过散文和小说《莎玛温的斧头》、《践踏下面》、《生死线上》、《代表》等。《文学丛报》一般被认为是与左联有关的刊物。鲁迅最先支持《文学丛报》，又在《散文》上发表了《凯绥·珂罗惠支版画选集序目》。茅盾也在《散文》上发表了《凯绥·珂罗惠支——民众的艺术家》。
　　荃麟的《银弟》和周而复的《前夜》，以及李溶华的《老表红喜字》都是小说。荃麟写的是五卅以后，主人公给顾正红烈士的家属送救济金，在工人区见到工会青年女干部银弟的故事。周而复写了几个国民党的特务，在镇压学生前的种种阴谋活动。译文则有萧三翻译的高尔基的《苏联的文学》。
　　另有日本长谷川如是闻的《笑的社会性和幽默艺术》。此外，利青的《统一战线的口号问题》是针对徐懋庸而发表的有关国防文学问题的争论。周文、少茀发表了参观苏联版画展览会和介绍《苏联版画集》的文章。当然，刊物中也有一两篇散文，却不占主要的位置。《散文》的内容和作者与停刊不久的《文学丛报》相近，过去从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没有把两者联系在一起。
　　《文学丛报》创刊于1936 年4 月，由上海光华大学的几位青年作家周而复、马子华、田间、李溶华、李励文等创办，绀弩也参加了编务工作，出到第五期被国民党市党部查禁。第六期更名为《人民文学》出版，送到书店又遭查禁。近读《聂绀弩还活着》（1990 年12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见有周而复《数叶迎风尚有声》一文，其中谈及《文学丛报》、《人民文学》被当局查封后，“我们当然绝不甘心，特别是李励文非常激动，一定要设法出版一种新的刊物，他出资改出《散文》月刊，绀弩竭力支持，介绍不少稿件。”
　　因此，《散文》实与《文学丛报》有关。木刻家力群为这三个不同名而实为一家的刊物先后设计了封面，可以作为彼此是一回事的旁证。但在出版时间上还有点出入。《人民文学》是9 月出版，《散文》继它之后应为10 月出版，却又标明8 月出版，不知这是有意迷惑当局，还是编辑工作的疏忽。

　　同情冒名者

　　冒他人之名出书，当然不足为训。1935 年，叶圣陶先生却作了一件同情冒名者的事。
　　事隔近半个世纪才由叶先生揭穿，但在过去已经造成某种错觉。
　　如果你查书目，现在仍可看到叶先生于1935 年9 月在上海亚西亚书局出版过一本《作文概说》。1936 年10 月改由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再版。我收藏的是再版本。这本书的作者并非叶先生，而是冒名顶替的。不过冒名者在这之前已经得到叶先生的同意，封面的题签和署名也由叶先生手书，不经说明是无法看出破绽的。书中的章节，如“作文即是生活”、“写出自己的话”
　　等亦是叶先生一贯的主张。在“叙述文”的引例中还大量引录分析了鲁迅的小说《孔乙己》的原文，证明作者未必存心害人。此外，书中还引有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的诗文。总之，这是一部写作严肃的语文书。
　　原来有位先生写成这部书稿后，谋求出版无门，又急需用钱，求到了叶先生。最后借用叶绍钧的名字，方才得以出版，并取得了稿费。我估计叶先生事先已经审正过原稿，说不定还作了某些修改。因为按照他平时的阅读习惯和认真的作风，不看不改是不可能的。最后叶先生又慷慨地题写了书名及署名。一本冒名的书就这样诞生了。
　　世间冒名的现象可谓千种百样，无不反映着时代的烙印。当年瞿秋白冒鲁迅之名发表杂文是一种，叶圣陶甘愿别人冒名出书又是一种。大概冒名者到底不是个谋利之徒，该书印行了两版之后未再发行。时过六十年，再找这个版本也不太容易了。
　　有幸的是华夏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叶圣陶遗墨》一书，从保存先生书面题签墨迹出发，收录了若干书的封面，其中正有《作文概说》。更难得是还有叶先生在书面上的题跋：“此非我所作，而从出版社之请，且亲笔题签，殊属不合。”叶先生的题句为同情冒名者的旧事作一小结，还略带检讨之意。
　　我想这也是发生在旧时代的一个特殊现象，透过此事正可以看到社会生活的复杂和曲折。

　　《登基前后》

　　谈起“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作家群，人们熟知的有萧军、萧红和舒群，还有李辉英。他们的代表作无疑地都反映了东北人民不甘奴役和反抗的精神。这当中还应该提到一个陌生的名字白晓光，以及他的一部长篇小说《登基前后》。
　　《登基前后》实为自费印行的，1936 年9 月以大学出版社的名义在北平出版。所谓“登基”指溥仪做伪满洲国皇帝的事，不过小说并非直接描写宫廷内部的事，而是反映东北不愿做亡国奴的农民们拿起了武器，反对汉奸和日本侵略军的故事。小说共分十二章，每章有题名，外加“前奏曲”和“通讯报告书”作为开篇和结尾。我以为从第四章“有朋自远方来”，小说的情节才逐渐展开，到第五章的“恐慌之夜”以后，人物的活动渐入佳境。接着在“五色旗之街”等篇中，描绘了康德皇帝登场在东北一个小县城所引起的骚动，以及各类人物不同的心理反映。在“复活的农村”一章里，人们已经喊出我们不能给满洲国当奴隶、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义勇军万岁的口号。由于小说中明确地指明这一切都是软弱无能的政府出卖了东北人民的结果，因此小说的政治倾向鲜明，当然不为日本、满洲国、国民党三方面所容。它逃过了文网的查禁，寒斋居然还能收藏一本亦算万幸。何况后来我又知道，当时这本书仅仅印了五百册。
　　我是六十年代初从旧书摊上得来，并不知作者白晓光的情况，只偶而在战前北平出版的文艺期刊中见到过这个名字。几年后，我见到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63 年7 月出版的马加著小说《寒夜火种》，读了“前言”，方知白晓光即马加，此书即《登基前后》。新版删去了开篇和结尾的两章，并删去每章的题名。作者把它称为“中篇”，可能是从篇幅不太长而考虑的。其实在当时长篇小说的规模大多如此，与后来的习惯和标准并不一样。作者讲这部小说完成于1935 年春天，这是作者手头没有保存原书而造成的误记，因为书的结尾处明白地写着完成于1934 年11 月6 日。原来作者在重新删编这本《登基前后》时，因找不到原书，只好求助吴组缃先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发表原作的报刊，托人手抄了一份。时经半个世纪多，也许寒斋的所藏已成为世间的孤本？有趣的是这还是作家的签名本，署白晓光的名字，送给“路一农兄存”。该书作为“文学导报创作丛书之一”出版，《文学导报》是1936 年3 月创刊的大型文学刊物，为当时北方左翼作家联盟所领导，白晓光为编者之一，同时担任编者的还有张露薇、路一等人，都是左联的成员。
　　“九一八”事变后，马加同志曾两次从关外流亡到北平。1934 年春他第二次到北平，住在清华大学外边西柳村的一座古庙永安观里，同一个油漆小工住一间屋。作品写成后无处发表，压了一年多，那个小油漆工曾经想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70 元替马加印书，作者不忍心这位工人的慷慨举动，“直到1936 年夏天，有几位左联的同志自己凑印刷费办刊物，它才得到发表的机会。在刊物排版的基础上，我又自费加印了五百册，托上海杂志公司经售。”
　　（见《寒夜火种》前言）作者删去的开篇和结尾，确与全书的内容有些游离，主要是离开了情节发表议论，而且由于当时作者思想认识上的限制，一再把小资产阶级视为不能抗日的阶级，甚至必定会沦为汉奸等等，这显然不当。
　　诚如作者在新版“前言”中所说，是受了“世界观的狭隘”所限。至于在艺术上的不足，最明显的是叙述多于人物的行动，口号也嫌过多。我觉得这似乎是当时不少左翼作家难以避免的缺点。

　　靳以编的散文丛书

　　三十年代出版的文学丛书可谓多矣，只收散文创作的丛书却不多见。靳以在上海良友出版公司主编《现代散文新集》的举措堪称创举。但是，问世后适逢抗日战争爆发，这套略具规模的丛书终于半途而废。
　　这套散文丛书每本不超过十万字，封面装帧统一，色调单纯夺目，不失雅致的风格。依出版时间的次序可排列如后：
　　《短简》，巴金著。1937 年3月出版。
　　《黄花苔》，芦焚著。1937 年3 月出版。
　　《风尘集》，方敬著。1937 年4 月出版。
　　《山寺暮》，严文井著。1937 年6 月出版。
　　《落日》，萧乾著。1937 年6 月出版。
　　《乱莠集》，臧克家著。1939 年5 月出版。
　　《还乡日记》，何其芳著。1939 年8 月出版。
　　除了以上七种，据赵家璧先生回忆，原来还有李广田的一本《雀蓑记》，后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巴金的《短简》和臧克家的《乱莠集》，分别于1944 年2 月和1943 年8 月，在桂林印过土纸本。何其芳的《还乡日记》曾于1940 年4 月在上海再版。很多读者未必注意到《还乡日记》的初版、再版本，是个书名有误，内容残缺的版本。其间经过，似乎可以单独写成一篇书话。简单说，这一错误是因战争环境造成的。那时上海已沦陷，作者何其芳远在延安，交通阻隔，出版家与作者已无法联系，结果出了不小的差错。
　　一是书名《还乡记》误为《还乡日记》；二是遗漏了《私塾师》、《老人》、《树荫下的默想》等三篇散文；三是《我们的城堡》仅余开头，缺漏的文字甚多。1943 年，诗人方敬在桂林办工作社，在何其芳弟妹们的帮助下，重新做了抄写和补遗的工作，包括把《街》中的“姑母”改为《姨母》，等等。
　　一年以后，何其芳见到了方敬给他印的这个土纸本《还乡记》，说：“虽说我所见到的工作社的初版仍然不能说是最后的完整，其中《我们的城堡》这篇写幼年生活的文章也只能见到一头一尾，朋友和亲人们的热心，偏爱，却是很可感谢的。”后来，作者从延安到了重庆，他才有机会自行编定《还乡记》，并把书稿寄给了复员回到上海的巴金，由巴金编入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1948 年7 月，巴金付印和校正此书时，何其芳已由重庆回到了解放区，交通再次阻隔，所以巴金在“后记”中声明，他未经作者同意，又把书名改为《还乡杂记》。理由很简单，因为文生社同时已经印行了沙汀的长篇小说《还乡记》，不能重复这个书名。1949 年1 月，《还乡杂记》终以定本面世。这本散文集对于何其芳的创作来说是重要的，因为他已经摆脱了《画梦录》的虚幻，感情变得粗起来了，是他转形期的一个标志。1948 年，巴金把自己的《短简》亦收入“文学丛刊”中。到了1983 年9 月，文化艺术出版社重印了严文井的《山寺暮》，作者加进了几篇初版时未能收进去的同时期的作品，在文字上亦稍作润饰。这就是靳以编的《现代散文新集》继续流传和改版的余话。
　　严文井、方敬同志多次讲到他们青年时期的第一本集子，是由靳以提携而成。当时他们还是无名之辈，与靳以亦无私人往来，但是靳以发现了他们，并主动替他们出了书。这对他们后来的走向文坛是至关重要的。抛开靳以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暂且不谈，光是他在文学编辑工作上的贡献，又何止是主编《现代散文新集》这一件事。

　　范长江编的书

　　范长江（1909—1970），抗战前《大公报》的名记者，以报告集《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而闻名天下。1950 年夏天，我第一次见到他，那时他是我们北京新闻学校的校长。一年后，我被分配到人民日报，他是社长，邓拓是总编辑，我成了他们麾下的一名小兵。
　　在校时，主持校务的是副校长陈翰伯，长江同志不过偶来讲课、做报告而已。初到报社，他和邓拓同志出面招待我们新来的人共进晚餐。我何曾经历过这种场面，当时的拘谨和紧张可想而知。现在长江同志去世已经二十五年，音容笑貌依然留在我的心头。他思想活泼，处事果断，是个直言无遮拦的人，似乎为此也得罪了一些人。
　　他对我国新闻事业的贡献，我还是后来逐渐了解的，知道得越多，对他的尊敬和怀念亦越深。时值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我从藏书中找出他编写的一册《沦亡的平津》，记得是五十年代末购自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书由生活书店在汉口出版，时为1938 年1 月。郑川谷设计封面，画的是烽火长城的前沿阵地。书中共收文章13 篇，记录了“七七事变”开始到同年10 月三个月内平津两地的实况。作者除长江外，还有《大公报》的另一位名记者徐盈，书内收有他的《笼城落日记》等文章三篇。此外，还有三篇《大公报》的署名文章，分别是《未名湖畔忆离散》、《挥泪话天津》、《暴日铁蹄下的北平》，再加上其余的报告，恰好画出一幅亦悲亦壮的平津沦陷图。其时笔者年方七岁，在天津也亲历了敌机的轰炸，眼望漫天的黑烟和逃难的人群，没有留下恐怖的印象，仇恨却埋进了幼小的心灵。《沦亡的平津》给我补了一课，使我重温了那段历史的细节，了解到同胞的更多苦难，以及不甘奴役的人们的反抗。
　　《沦亡的平津》是长江同志当时主编的“抗战中的中国”丛刊之一，是他抗战初期的一项战斗业绩，丰富了我国抗战出版史的内容，理应记录在长江同志的传记中。时经半个多世纪，今天要找到全套的丛刊怕是不那么容易了。不知何年何月，我在笔记本中记下了“抗战中的中国”丛刊的目录，当是从旧书目或旧时书刊广告中得来，今列如后：
　　《沦亡的平津》，长江等著。
　　《从卢沟桥到漳河》，长江等著。
　　《东线的撤退》，长江等著。
　　《瞻回东战场》，长江等著。
　　《抗战中的西北》，徐盈著。
　　《鲁闽风云》，徐盈等著。
　　《淞沪火线上》，胡兰畦等著。
　　《火线上》，谢冰莹著。说来惭愧，多年访书，丛刊中的八种我仅存其一，更不能断定当年究竟出版了几种。录此书目，存以备考，仿佛亦可见到烽火中来去的一个战地记者的身影。为前辈们的纸墨寻踪觅迹是我所好，何况这位贤者又是我的老师和老领导。旧时书刊不易得，谨以此文略申我对故人的纪念之情吧。

　　《古城烽火》

　　这是一部抗日题材的话剧。从书名便容易让人想到这故事可能发生在北京。
　　卢沟桥事变以后，以抗战为题材的独幕剧、报告剧不知有多少，多幕的大型话剧数目也很可观。话剧比其他文艺样式起到了更有力的动员和教育作用。它的流行反映了观众的情绪和需求，以及这一形式的群众性特点。如果我们能统计出抗战话剧的总数量，当然是件很有意义的事。现在我丝毫不怀疑这些作品当时的价值，也相信剧作者们那种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激情。但事隔半个世纪以后，重读某些抗日剧本，不难发现其中不少是急就章，艺术上比较粗糙，口号式和公式化的倾向还是很明显的。尤其是战事初起阶段的作品，这种缺点表现得愈加突出。
　　顾一樵的三幕话剧《古城烽火》，完成于1937 年的冬天，第二年曾经在重庆公演。1939 年3 月由重庆正中书局印行，是国立戏剧学校主编的“战时戏剧丛书”之一，1942 年6 月再版。抗战胜利后，《古城烽火》先后于1945、1947 年在上海重版。几年之内，一部话剧竟印了四次，可能拥有不少读者。
　　但是它仍然无法摆脱当时某些抗战剧的通病；抗日激情多有，故事情节却有编造的痕迹，大大减弱了剧本的真实感。沪版《古城烽火》增加了一篇“自序”和一阙《满江红》，于我们认识这一剧本的创作有所帮助。作者讲到他动笔的起因说：“最使国人痛心的是：在战事初期，就有少数败类，恬不知耻，去向敌人献媚。……”《古城峰火》即以两个甘当汉奸的人物为主线展开了剧情，时间正是战事初起的那一段日子。故事发生在一个清末遗老家的客厅里，祖父日夜盼望着宣统皇帝重临北京，父亲正为争当伪治安维持会的常务委员和警察厅长与对手勾心斗角，孙女则是这个家庭的叛逆者，更富戏剧性的是她与侍女、男仆都与西山的抗日游击队有联系，最后里应外合，一举抓获了日本人和汉奸。
　　顾一樵原名顾毓琇，早年在美国学的是电机工程，回国后并没有放弃所学的专业。专业以外他喜好文学，很早便加入了文学研究会，出版有小说《芝兰与茉莉》，后来才主攻话剧。三十年代初他到了北平，在清华大学担任电机工程系的主任，所以他对古城的生活并不陌生。《古城烽火》的第二幕写的是京西妙峰山，估计他到过那里，而游击队的生活肯定出于想象，不免有些神秘，有些隔膜，但地理环境的描写却细致有据。从《满江红》里，我们更能看到作者对北平的怀恋，反映了他创作此剧的题旨：
　　“琼岛瀛台，斜阳外荒烟蔓草，空怅望，古城烽火，燕云归鸟。故国河山留半壁，何年战伐平三岛？愿中华儿女誓同仇，仰天啸。
　　“卢沟恨，终须报，奸伪耻，还当扫。叹衣冠禽兽，面见啼笑。无定河边多慷慨，妙峰山顶兴征讨。要惊天动地与人看，黄龙捣。”
　　顾一樵于1947 年去台湾任国立政治大学校长，1950 年起便在美国各大学执教，后留居美国。有意思的是在他的话剧创作中，有不少是写历史英雄人物的，如他先后出版过话剧集《荆柯》、《项羽》、《苏武》、《岳飞》等。他又爱作诗词，寒斋还藏有他于抗战胜利后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蕉舍诗草》，其中有不少与现代文人交往的记录。

　　蹇先艾的《离散集》

　　1941 年9 月，桂林今日文艺社出版了蹇先艾的散文《离散集》。书中收散文20 篇，除《误会》、《海滨小景》、《济南的一夜》、《千佛山》、《大明湖上》为战前的“鲁游随笔”外，其余都是反映他抗战以来的流亡经历。
　　书中半数以上写他逃出北平前的准备及途中见闻，此外便是写他回到故乡贵州后的战时生活。书名“离散”，比较贴切地表达了这本散文的内容，他说：“我从前可以说并不知道什么叫做离散的，我和它之间仿佛隔着一层茫雾。……近三年来，算是开始饱尝离散这两个字的滋味了。”《离散集》的篇幅不大，作者也没有直接描写前线和壮伟的大场面，用他的话说只是写了一个文弱书生的逃难生活。然而我并不认为这样的生活是琐屑的，几乎每篇散文都激荡着一种悲愤的感情。多年来有人热衷于大场面，以为普通人的平凡生活不足以反映伟大的时代，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蹇先生是一位写实主义作家，早年参加了文学研究会。一贯主张文学面向人生，不尚华丽的技巧，更不炫耀情节。从他的《离散集》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到他的创作倾向。
　　《四点钟》、《前夕》写他离开北平以前的复杂感情。蹇先生是贵州人，他在古城生活多年，把北平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平津道上》、《塘沽的三天》、《我们的羞耻》写他怎样从日本宪兵和伪警的盘查下挣脱了虎口。
　　特别是《我们的羞耻》一篇，写从天津到青岛的船上，一个激昂慷慨地发表抗日言论的青年，原来是个混入流亡学生中获取爱国学生名单的汉奸。读来令人惊心动魄，我以前还没有机会读到过这类题材的散文。《老与幼》写一个老妇带着一个在卢沟桥作战牺牲的29 军的遗孤逃难到郑州的故事。《忆吴检斋先生》和《敌》两篇，涉及了两个长期生活在北平的文化人。一个不事强敌，一个甘于落水。一正一反，留下作者强烈的爱憎。
　　作家李健吾与蹇先艾在北师大附中是同班同学，又一起经王统照介绍加入了文学研究会。早在1935 年，李健吾先生在评价蹇先艾的散文时便说过：“这颗心灵，不贪得，不就易，不高蹈，不卑污，老实而又那样忠实，看似没有力量，待雨打风吹经年之后，不凋落，不褪色，人人花一般地残零，这颗心灵依然持有他的本色。”又说：“……他的文章不弄枪花，笔直戳进你的心窝，因为他晓得把文笔糅进他的性格。”（见刘西渭评《城下集》）熟悉蹇先艾作品和性格的人知道，李先生讲的是知者之言。特别是到了抗战以后，蹇先生的作品愈加显得深厚成熟，个人的风格、特点亦愈加鲜明。蹇先生的散文从来不是无病呻吟的，即使是战前写的那一组“鲁游随笔”，也没有单纯写风景。比如那篇写青岛的《海滨小景》，实际写的是来自上海的一个白俄，带了当舞女的女儿向外国海员来讨生活的。

　　《大地文丛》

　　抗战时期在河南一个小县城出版过一份格调高雅的综合性文艺刊物，16开本，土纸印，封面套红，我原以为是重庆或桂林的出版物。实际是1942年5 月由河南叶县三一出版社出版的《大地文丛》。“三一”指的是当时的三十一集团军，这不仅带有战时色彩，而且是在前线办的刊物。如果你在街头冷摊上偶遇此刊，我劝你立刻拿在手中，万勿错过机会。因为这是禁书，与当时战斗在中原战场上的几位作家大有关系。刊物由臧克家、碧野、田涛合编。为此三位作家立即受到第一战区和第五战区三青团的夹击，不得不被迫离开了抗日前线。
　　四十年后，诗人臧克家在怀碧野的散文里写道：“抗战期间，我和碧野还有田涛一起在战地上东奔西跑，达四年之久。我们骑着大马并辔驰骋……
　　也曾在行军途中住在荒村古寺里身子相偎依；我们一起办抗战文艺刊物，彼此披阅各人所写的作品……”（见花城出版社《青柯小朵集》）诗人忘不掉寺庄这个村名，那正是他们在叶县编《大地文丛》的小村庄，也是三一出版社编辑部的所在地，主持出版社编务的正是臧克家。近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臧克家研究资料》中所载：《大地文丛》当时“共印两千册，寄重庆五百。因刊有林焕平译的《马列主义的文艺观》，汤恩伯从洛阳打来急电查封，并派人搜查图书室，传讯臧克家，因之，《大地文丛》仅出一期停刊，臧克家偕郑曼及碧野、田涛等先后离去。”一路辗转，方始入川。
　　《大地文丛》没有发刊词或创刊的话，只有一篇不长的《编后杂记》，主编者署“大地文丛社”的名字。也许由于刊物稀见，编撰臧克家研究资料的先生们并未找到原本，所记林焕平的译文篇名有误，应为《创作方法与艺术家的世界观》，作者为日本的森山启。《编后杂记》中说：“在这荒僻的前方编行一个期刊，真是费劲不小……但是看看它的天真无邪的敢于正视前路的眼睛，却不得不使有‘善感’的人给予同情和爱护吧。……今天它之所以能够大胆地站立于这血和泪混溶，光明与黑暗争逐，真理与叛逆搏斗的人间，无疑地是大家催生出来的…… ”虽然语多含蓄，读者当然心照不宣，所以汤恩伯不惜亲自出马来腰斩这个刚刚诞生的刊物。
　　臧克家在《大地文丛》上发表了七百行的长诗《他打仗去了》，反映了“抗战家属是如何遭受了地方土劣侵害”（见《编后杂记》）。碧野和田涛发表了小说《五年间》和《归来》，前者描写两个勇敢地踏上革命征途的女子和一个动摇了的女子可悲的结局；后者“写出了父与子之间的矛盾，新的一代怎样遗弃了愚顽的旧的一代”。此外，姚雪垠的中篇小说《孩子的故事》，写一个在苦难中磨炼成长的小战士；徐盈的短篇小说《当死亡离远的时候》，“是以日记的体裁暴露出前方后方急待医治的病症”。刊物的抗战内容和进步倾向十分明显，时在“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怎么会允许这样的刊物存在。
　　创刊号的《大地文丛》还预告了第二期的部分篇名，作者又有吕荧、李辉英、臧云远、任钧、邹荻帆等。由于刊物被禁，编者的流亡，文稿自然下落不明，留下的线索只可供撰写中国现代文网史的人来研究了。
　　至于那篇《编后杂记》究竟是谁写的，我在电话中问过臧克家和郑曼夫妇。他们多年来寻觅此刊不得，一时也不能断定何人执笔。不过克家同志说可能是碧野，因为当年碧野所作的编务较多。郑曼同志急想重见这个问世已有五十多年的刊物，那时她也在三一出版社工作。
　　巴金为冰心编书
　　在我保存的冰心作品的版本中，有一种抗战期间在大后方出版的土纸本书，不嫌其纸质粗劣，我一直视为珍本。这是1943 年七八九月分别问世的《冰心散文集》、《冰心小说集》、《冰心诗集》，总称为《冰心著作集》。这是由巴金编辑的一套小丛书。绝版已久，无论从版本价值，或是从纪念两位作家的友谊来说，在新文学出版史上都值得记上一笔。
　　冰心和巴金的友谊早已延续了半个世纪以上，至今巴金仍亲切地叫着“冰心大姐”：“70 年了，我还在跟着您前进！”巴金对朋友一向真诚，他对冰心更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冰心待他亦如自己的老弟。
　　巴金说，那是在抗战中的重庆，也许是1940 年末，“有一天我同冰心谈起她的著作，说是她的书应该在内地重印。她说：“这事情就托给你去办吧。’我答道：“好，让我给你重编一下’，就这样接受下来她的委托。我得到作者的同意把编好的三册书交给开明书店刊行。”（见巴金《冰心著作集·后记》，1941 年1 月记，1942 年12 月重写）那时的编者才三十多岁。请听他
　　热爱冰心作品的自白：“十几年前我是冰心的作品的爱读者（我从成都搭船
　　去渝，经过泸县，我还上岸去买了一册《繁星》，我的哥哥比我更爱她的著作，他还抄过她的一篇小说《离家的一年》）。过去我们都是孤寂的孩子。
　　从她的作品那里我们得到了不少的温暖和安慰。……现在我不能说是不是那些著作也曾给我加添过一点生活的勇气，可是甚至在今夜对着一盏油灯，听着窗外的淅沥的雨声，我还能想起我们弟兄从书上抬起头相对微笑的情景。
　　我抑止不住我的感激的心情。”可贵的是直到1988 年7 月6 日，巴金仍以感激的心情写信给冰心说：“您这个五四文学运动最后一位元老，一直到今天还不肯放下笔，为着国家民族的前途不停地奉献您的心血。您这个与本世纪同龄的人，您的头脑比好些青年人的更清醒，思想更敏锐，对祖国和人民有更深的感情。……思想不老的人永远年轻，您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忠厚谦虚的巴金，多年来坚持讲真话，把心交给了读者，我相信他确实从冰心身上受到了鼓舞，尽管自己写字困难，仍然坚持工作；即使无力与朋友们通信了，还是艰难地给冰心大姐写信。
　　80 年代初，巴金编辑自己的序跋集时想到了当年为《冰心著作集》写的那篇后记，可惜他手边已不存那三本书了，由我抄录了一份供他编入书中。
　　但是，当时我忘记了讲两件事，一是当年作者与编者议论出版此书时是在重庆，可是初版本似乎是在桂林的开明书店印的。我保存的初版本便是桂林版。
　　二是书后附有关于《冰心著作集》的广告，当然不一定是巴金写的，但应一并抄出供巴老过目。广告原文如后：冰心女士以诗人的眼光观看一切，又用诗的技巧驱遣语言文字。她的作品，无论是诗，是小说，是散文，广义的说，都是诗。二十多年以来，她一直拥有众多的读者。文评家论述我国现代文学，谁也得对她特加注意，作详尽的叙说，这原是她应享的荣誉。现在她把历年的作品整理一过，定个总名叫做《冰心著作集》交由本店分册印行。
　　广告文字平实，不事张扬，后来才知道出自叶圣陶先生之手。

　　汪铭竹的佚诗

　　近年先后得到诗人汪铭竹（1904—1989）的两本诗集，一本是《纪德与蝶》，一本是《自画像》。两本诗集都是在台湾重印的，一册还是“非卖本”。
　　前者于1944 年10 月由昆明诗文学社初版，1990 年7 月的重印本是由作者的家属经办的。汪铭竹先生于1989 年9 月在台湾逝世，享年84 岁。书中附有家属汪鲁希、俞小苹、俞小薇写的说明，介绍汪在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就读时，创办了《诗帆》诗刊，抗战期间在贵州开设了白鸟书屋。抗战胜利后，他重返南京，又创立了《诗星火》诗社。在台湾他放弃创作，隐去了诗人的面目。汪氏的家属现在定居美国，说明中称：“现在遵奉母亲俞俊珠女士之意，将父亲在1944 年出版的诗集《纪德与蝶》重新排版印出，特为馈赠在海峡两岸及海外的亲友和现代文学的爱好者”。书中收汪氏自1938—1942 年的诗作34 首，其中包括了写于1941 年的《纪德与蝶》。
　　《自画像》是1993 年10 月由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出版的。原书是1940 年3 月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初版，书中收作者1934—1937 年创作的诗34首。作为早期象征派的新诗人，汪铭竹的全部诗作仅此两集，共68 首。我得到这两本重印的诗集，自然要感谢诗人的家属。这是生者对死者的最好纪念，亦是后人替先人应尽的责任。
　　我不相信保存世间的汪氏诗歌仅此68 首。偶然翻检旧藏零本诗刊，果然发现未曾收入两本诗集的汪诗二首。一首《心之壁画》，刊于1942 年4 月1日在成都出版的《诗星》总24 期，另一首刊于1944 年5 月17 日在昆明出版的《枫林文艺》第6 辑。本辑即以汪诗《致波多莱尔》为名。为了珍重诗人的文字，亦为一切关心爱护新诗史的同好提供史料，特照录如后：
　　心之壁画
　　我心上荒漠/一个孤独的老人/乃探戈而远征去。老人一去不复返/他说荒漠中，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
　　那是没有燕子的/国度，眼前/老挂起无声的雨。
　　亦不复见一朵花/连最后一朵，已经/灰色马之马蹄带走。
　　除非一天，大地像/海洋疾走了/他才会勒马归来。
　　4.19《诗星》由成都的海星诗社主办，编辑人是牧丁、张天授蒂克。寒斋仅存一期。
　　《枫林文艺》由昆明枫社出版，编辑人是邱晓崧、魏荒弩。寒斋所藏为零本，据编者之一的魏先生说，汪氏对此刊支持独多，常有诗作发表。
　　致波多莱尔
　　人生是一杯浓烈的酒/而你太贪杯了，直喝得酩酊/大醉。人笑你以头倒置行走。
　　犬伏儒者流自满于其智慧/像孩子以麦管吹起肥皂/泡沫，五彩但经不起一阵风。
　　你是走向赌局的浪子吗/不，你，一个出色的拳师。胜利/你大笑；失败，你铿然倒地，作金石响。
　　你，人中之一朵恶之华/外方人，我多着了迷，当看见/你这一朵神异的云的时候。
　　波多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今译波德莱尔，过去被人们认为是颓废诗人。八十年代后，他的名字和作品重又被人重视，其名著《恶之华》，已有多种中译本。汪铭竹赞美诗人是“一朵神异的云”，“一个出色的拳师”，表达了他对诗人不同的理解。至于《心之壁画》，虽然带有象征意味，透过那如画如梦的境界，诗人的心曲也是不难理解的。
　　还能发现汪铭竹的佚诗吗？我们期待着。

　　巴人与《松涛集》

　　《松涛集》，1939 年7 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为郑振铎、王任叔、孔另境主编的“大时代文艺丛书”之一。这套丛书共出十余种，用郑先生的话说，这些作品就像“东方将曙以前的一群叫晓的鸡鸣声”。作者们“以如椽的笔，作为刀，作为矛，作为炮弹，为祖国的生存而奋斗”。（见本丛书总序）这套丛书所以能在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土地上出版，主要是利用英法租界的“孤岛”环境，印出后“没有在上海发卖过，书一出版就寄到内地，所以今天还有收藏的，倒真成为珍本了”。（见金性尧《〈鲁迅风〉掇忆》我的藏本更留有时代的印迹，书页和书口上盖有蓝油印章的八个大字：“查禁书刊，不得携出”。我怀疑这是日伪情报机关的旧物，借以研究文化界人士的言论和动向。因为一般图书馆不会陈列查禁的书刊。
　　此书厚达四百余页，是八位作家诗与散文的自选集。孔另境编次，巴人作《编后记》。八位作家除柯灵、唐弢外，其余六家有必要加一简注。巴人的《编后记》是一篇精粹的短文。他称这八位作家都是抗战爆发后，以文字报国的活跃者，“涸辙之鲋，相濡以水，相煦以湿，要在不忘于江湖，而为生命之挣扎。”又说：“八家所作，风格互异，而气分相若。”接着对每人作一极短的评语。书中收柯灵的《苏州拾梦记》等散文9 篇，唐弢（风子）的杂文16 篇。巴人说：“柯灵笔致秀挺，叙事宛约处如石灵，而抒情较放。”
　　“风子简练朴茂，无一芜语。《拾得的梦》与《心的故事》诸篇，尤与鲁迅翁《野草》相近。”石灵（1909—1956），本书收有他的散文10 篇。他原名孙大珂，在上海参加“左联”。抗战后进入苏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后任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著有《石灵选集》等。《松涛集》中的《论“身边”与“琐事”》、《读诗与作诗》提出两个观点：一是“一切琐事都属于身边，但一切身边的却不一定都是琐事”。二是文艺创作上“抗战第一”的口号是毫无疑义的，但同时亦要考虑到“条条大路通罗马”。他主张只要前提确定了，激昂慷慨的标语口号有必要，对敌人和汉奸无情的唾骂亦必要，低回宛转哀感缠绵亦非不必要。从中可见当时文艺界关于如何写抗战的争论。巴人说：“石灵文多于诗，妥帖而坚实，如灰发老人，畅数家珍，语多忧患，更见血肉。”
　　白曙（1912—1986），原名陈作梅，在上海参加“左联”，为中国诗歌会核心成员，著有诗集《雪天》等。《松涛集》收有他的诗文18 篇，其中的散文《松涛》，用来作为书名。巴人说：“白曙诗多于文，沈郁而挺拔，时作放歌，不失朝气。”宗钰，原名卢豫冬，生于1914 年，现居福州。他曾长期在上海从事新闻出版工作。《松涛集》收入他的作品最多，共31 篇。大多是热情激昂的文字，所以巴人说：“宗钰清丽，如初春晨空，闻好鸟佳音，见光明更多于黑暗。”在《松涛集》中只收了《沈阳之旅》、《哈尔滨的一夜》两篇作品的戴平万（1903—1945），是1924 年入党的老作家，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和海陆丰农民运动。后在上海与蒋光慈等组织太阳社，并加入了“左联”，出版有小说集《出路》、《前夜》等。1933 年被派往东北从事抗日活动。抗战以后，是“孤岛”文学界的领导人之一，最后进入苏北抗日根据地。
　　巴人写道：“平万饱经风霜，足迹遍南北，为我辈中小说散文老手，此间所集均为东北风光，足使人起禾黍之感。”
　　《松涛集》收有关露和武桂芳两位女作家的诗与散文。关露（1908—1982），在上海参加“左联”，抗战后接受党的委派，身入敌穴做情报工作，后去苏北解放区。著有诗集《太平洋的歌声》，中篇小说《新旧时代》等。
　　武桂芳生于1915 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背上了十字架》等。巴人说：“关露诗格畅明，不求华饰，而斗志弥强。”“桂芳寄情于事，疑似于散文小说之间，别有悠远境界。”巴人的编后写于1939 年2 月20 日，处处闪耀着文艺评论家的才华，杂文家的笔法。文末特别加注：“时当黑夜弥天，孤灯如豆，煞星高照，困守如年之日也。”正由于他在“孤岛”出色的战斗、日伪当局的黑名单上早已列有他的名字。到了皖南事变以后，巴人的名字又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煞星”永远离不开他，组织上不得不限期让他携眷离开上海。
　　1941 年初春，在一个雨天的恐怖之夜，巴人终于在黄浦江边找到约好的一只小艇，摆渡到江心，登上一艘开往香港的英国邮轮。

　　《西星集》与《怀乡记》

　　柳存仁的散文集，我藏有两种，一是1940 年8 月上海宇宙风社出版的《西星集》，一是1944 年5 月上海太平书局出版的《怀乡记》。至于他日后在海外和入藉澳大利亚以来，是否出过散文集，我就不清楚了。前些年香港友人寄我1977 年6 月香港龙门书店印行的柳著《和风堂读书记》两巨册，初以为是散记短札，一看全是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化思想史的长篇论文。
　　“七七事变”前，柳先生就读于北大文学院，一开始便走着既写散文又做学问的道路。起初他写过侦探小说，结识了此道中的名家程小青先生。他又爱好京戏，给上海的《半月戏剧》、《十日戏剧》写过专栏《彤斋剧话》，结集起来怕有十几万字。有趣的是他与诗人徐志摩有同好，剧赏杨小楼。他在上海还主编过文艺刊物《风雨谈》，与林憾庐、张芝联等合编过《西洋文学》。然而，他最终走的还是学术研究之路，多年来只事研究，不再创作了。
　　从《西星集》里，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在研究和创作两方面的努力。书中的三篇《教书术》是散文，《蛇足》是小说，余为《老残游记》、《封神演义》的考证文字，再有一篇是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学的译文。若要读他的散文，还是《怀乡记》。
　　柳存仁的散文写得绘声绘色，尤其是《怀乡记》中一组忆北大的《汉园梦》、《再游汉园》，以及他在沪上观剧的《石挥七彩记》、《大地天流记》、《千金一笑记》等，留给我的印象最深，堪称挥洒自如，结实有力。他爱北大，从教授们的佚事写起，把教授们分为“动态”的和“静态”的两种类型，前者有胡适、蔡孑民、李大钊、陈独秀和鲁迅等人，后者有钱穆、郑奠等人。
　　前者在课堂上可以公开宣扬自己的学说，指名道姓地批评别人。“譬如，胡适之先生对于钱穆先生的向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析合今古家法十分钦佩，而常常对学生们作义务宣传。但是，他在课堂里，同样对钱穆、冯友兰、顾颉刚等人的关于老子和老子书的时代的论争，却不惜剀切陈词的大肆攻击。”属于“静态”的教授们在课堂上从无题外之议，下课后不是到故宫博物院去查档案，便是去琉璃厂访旧书。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教授，又都维系着北大的优良学风。比如教授们一向看得起学生，肯于当众加以推崇，“至少在沈兼士先生的口里，常常誉不离口的称赞大学四年级生周祖谟的对于文学声韵的精研，而大学一年级的俞敏的语音学的训练也叫罗常培先生大吃一惊。……胡适之先生在上课的时候也常常提起了丁声树、陶元珍、吴晓铃……
　　在胡适之先生的嘴里，从来不说丁声树是我的学生，他只说：丁先生也是北京大学的同学。”就我读过的专写北大人物的系列散文，前有温源宁的《一知半解》，后有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中的有关章节，近年又见于张中行的《负暄琐话》，而柳存仁的一组《汉园梦》也不应略而不谈。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和个人的独特感受，为“五四”以来一批赫赫有名的学人画了肖像，既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各有千秋，读起来在艺术上亦是一大享受。
　　柳存仁写周作人，抓取了不被别人注意的一刹那：“在鲁迅先生逝世的下一天，我恰巧有周启明先生的一课，起先，打算不到校去上课了，因为我们料想他未必会来校的。后来到校去，见他居然没有请假，仍是挟着一本《颜氏家训》缓缓的踱进课堂里来了（那一课是六朝散文）。上了一点钟的课，沉沉静静的，大家既不开口发问或表示悼慰，周先生也单是念着书本讲话。
　　忽然，下课的铃声响了，启明先生挟起书，说：“对不起，下一点钟我不来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这个时候，看了他的脸色的肃穆，沉默，幽黯，真叫人觉得他悲痛的心境的忧伤，决不是笔墨或语言所能够形容出的了。他并没有哭，也没有眼泪，可是眼圈有点红热，脸上青白的一层面色，好像化上了一块硬铅似的。这一点钟的时间，真是一分钟一秒钟的慢慢的捱过，没有一个上课的人不是望着他的脸，安静的听讲的。”人们要想了解知堂是怎样对待兄长之死的吗，当然应该看他当时发表的谈话和文章，而柳存仁为我们留下了另一幅静止的画面，是在别处看不到的。也许合起来看更接近真实。
　　还有，当作者描绘这国内最高学府时，有谁会想到他写了门卫和人力车夫，以及附近的小饭馆？用这些看似关系不大的琐事，浑然一体地衬托出可爱的北大精神。北京拉车的，人多朴实，凡有雇车的说沙滩，车夫们知道学生们穷，没有人肯多要钱。门卫呢，“在校门口站着一名穿着草绿色，有时候因为洗涤的次数多了，又渐渐的泛成浅黄色的制服的校警，他的手通常是空着的，态度也很安静，脸上常常带着微笑，这笑容并不是谄媚的，也不是狡猾，也不冷，也不傻，大约颇有一点儿北方人固有的朴实的本质，再加上北大的一脉相传的满不在乎的神气，使这种笑容最容易叫初到北方来旅行速写的画家，难于揣摸。”总之，不论在日常接触中，还是对“国家大势”的认识上，这些门卫“总是寄托在学生方面”。还有那家叫海泉居的饭馆，二楼上挂着店主向胡适求来的字：“学术文章，举世咸推北大老；羹调烹饪，沙滩都道海泉成。”联句工整，又运用了北京土话，这种平民化的风趣和人情味，也是一股北大风。写散文从大处着眼，由小处入手，几乎没有不见成效的。
　　至于那观剧三记，他分别赞赏了石挥、蒋天流、乔奇的演技，行文不落俗套，又有见解，是带着感情来写的。这是散文，不是一般的剧评。《大地天流记》写了主角蒋天流，也谈到剧本《大地》是黄宗江根据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宗江闻亦天才演员（友人姚莘农先生尝盛誉之），名与石挥埒，而作风略有分别”。对于剧本的意识到底如何，柳氏以为：“决不至于对社会观众国家民族有害，则不佞亦可论断者也。”数十年来，在文艺界左倾思想流行时，一提赛珍珠和林语堂，人们便会谈虎色变，对《大地》的看法也有偏颇之处。
　　书中的《怀乡记》三篇为访日随笔，分别是《异国心影录》、《海客谈瀛录》、《女画录》。作者有意避开时事、政治不谈，专讲文学和人民风俗，连“大东亚”的字样也不出现，在作者来说可谓用心良苦。但是，时代的痕迹是抹不掉的，即使只谈友谊和文化交流吧，隔膜和勉强之处亦在所难免，因为论地位对方是不折不扣的侵略者，而我们很难平等地去讲什么友谊和交流。比如文中用“英灵”一词即不当。在敌方看来，凡是他们的国民在战争中死去的人都可称为“英灵”，在我们来说，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战争已经结束几十年了，这种极为明白的道理，却仍然有人视而不见，或有意纠缠，实在发人猛醒。历史绝不容许歪曲。
　　近闻上海古籍出版社作为海外华裔作家研究汉学的成果，已经推出柳先生的《和风堂集》。我想今天的青年读者，知柳存仁者多，知道他就是当年活跃在上海文坛的柳雨生，怕已不多了吧。

　　唐弢与《丽芒湖上》

　　1940 年11 月，郑子先编辑的“文艺界丛刊”创刊号《丽芒湖上》出版，大32 开本，印制较精良，就其内容的扎实，作者、编者的阵容，都值得一记。
　　刊物没有发刊词，只有编后记。打头阵的是三篇小说，原因是“战后上海最感荒芜的是创作小说，我们希望在这方面多尽点力”。依次是芦焚（师陀）
　　的《傲骨》、柯灵的《脔割》、方晓白（满涛）的《一个平凡的故事》。编者对此有所评介：“《傲骨》的作者以深沁人心的笔簇，刻画了一个那样寂寞的人物，而《一个平凡的故事》的作者所捧出的却是荒妄的青年的典型。
　　在《脔割》里，我们爱良良的天真，感谢俞太太的好心肠，但是对于那个在母爱里流露出坚强的性格的女人，我们又怎能吝惜自己的同情！对这种矛盾的错综的心理的处理，我们以为作者是成功的。”从这笔调里，你能猜到编者郑子先是谁吗？刊物的作者大多也化了名。比如理直是周建人，韦佩是王统照，邹啸是赵景深，辨微是周木斋，东方曦是孔另境，风子是唐弢.原来郑子先也是唐弢的化名。本期还开始连载了袁骏（张骏祥）的五幕话剧《小城故事》。唐弢特别介绍了巴人写的论文《地主性格》，认为这是文史学家一向所忽略的，“而作者却更进一步，以此揭示了现在的某些人物的思想的本质。”还有楼适夷的《记越剧目莲救母》，虽是艺术论文，却有散文风格，又是“十分现实的文章”。谈地狱里对人的种种残害，岂不让人想到阳世间的一切。刊名《丽芒湖上》，用的是王统照先生所译拜仑的诗题。这是拜仑在瑞士丽芒湖畔所作的感兴诗。
　　我很欣赏姚克写的散文《归国杂记》，看似平淡却耐人寻味。唐弢说：“姚克先生于战前去国，出席苏联戏剧节，几年来漫游欧美，回国后首先为我们执笔，这是应该感谢的。作者并已答应为我们继续写下去。”作者是从旧金山乘船回国的，路过檀香山的珍珠港，那里还是个太平世界。夜晚在街头徜徉的尽是美国水兵，“白漫漫的一片”，成了“水兵之市”。望着这些身着白色军服的青年，作者写道：“这恐怕也不是真正的世外桃源吧。……
　　太平洋若起风波，夏威夷是用兵必急之地。”船到了日本的横滨，作者看到8 台起重机，从美国船上卸下战备物资，整整卸了18 个小时。“一方面在珍珠港停驻着主力舰队，一方面仍在把军备原料运到‘理想敌’手中；美国的矛盾真使我失笑。……横滨口外有几艘日本的军舰，沿岸都有蜂窝似的炮台，和夏威夷的美国海军遥遥相对。这是一幅绝妙的讽刺太平的漫画。”话音刚落，日本便偷袭了珍珠港，太平洋的平安梦被打得粉碎。那些徜徉街头的美国水兵，不知有多少人没等醒过来便已葬身海底。可惜刊物只办了一期，我们没有机会再读到姚克续写的归国杂记了。
　　“鲁迅先生逝世4 周年特辑”，发表了周建人先生的《鲁迅任绍兴师范校长的一年》、许广平的《鲁迅先生在北平的反帝斗争》、文载道的《鲁迅先生的旧诗》。唐弢研究鲁迅，从一开始就重视资料，他在《编后记》里阐明了他的主张：
　　“现在各处都已提出了研究鲁迅的口号，而且仿佛还有一种普遍的见解，以为感情的琐碎的记载可以不必，应该多作理论的研讨。编者于此却有一点私见，觉得理论上的研究，也许后一代可以做得比我们更好，而对于材料的提供，却是必须在我们这一代完成的，因此我们觉得许先生和理直先生的文章，特别值得注意和推荐。”
　　时至今日，编者的观点仍然是正确的。
　　事隔45 年之后，唐弢回忆这个刊物时说：“1940 年秋，邮局同事陈泉恩和一家印刷厂主合作，想办个文学刊物，约我主编，经过许多波折，于同年11 月出版，这就是‘文艺界丛刊’第一辑……可惜印数既少，发行时又被没收，日军进占上海租界以后，一扫而光，现在连知道的人也已不多了。”（见《狂狷人生·剑三先生》，1989 年11 月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丽芒湖上》是唐弢初次主编的文艺刊物，注重撰写编后记的作风，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编者还是一位28 岁的青年。保存这刊物既是研究沦陷区文学的一份史料，对唐弢先生亦是一个纪念。

　　周作人与汤尔和

　　友人中有研究周作人和搜集他的佚文者，我当然支持。记得寒斋所存零本小册中尚有可挖掘的，除已提供若干种外，今又得两篇，且都是有关汤尔和者。
　　汤尔和（1877—1940），浙江杭州人，早年在日本留学，攻医学，加入过同盟会。归国后任浙江两级师范校医，1912 年在北京创办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任校长。1922 年后，曾任教育总长、财政总长。七七事变后当了汉奸，任北京伪临时政府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教育总署督办等职。从他到北京一直到1920 年赴欧洲以前，他与鲁迅先生有过往来。从《鲁迅日记》上看，无非共食和赠书等一般交往。如1917 年6 月9 日日记载：“上午得汤尔和信并《东游日记》一册。”1918 年7 月30 日日记载：“汤尔和赠《蝎尾毒腺之组织的研究报告》一册，稻孙持来。”当然，鲁迅先生也曾寄信和往访汤尔和，如1920 年5 月29 日午后即是，谈的什么却无可考。汤与周作人的交往，据周说：“本人虽自壮年即与相识，但是交游却不甚频繁。”他对汤的为人是敬慕的，至少汤当汉奸比他还要早走一步，而且正是汤病逝后，周作人继任了汤的教育总署督办的职位。周有挽联吹捧汤：“一生多立经国事功，不图华发忽萎，回首前尘成大梦。此出只为救民苦难，岂意擅度中断，伤心跌打胜微言。”汉奸惜汉奸，周作人目汤落水“只为救民苦难”，实在荒谬之至。汤尔和曾对骂他当汉奸的人说过：“是非功罪，在百年之后！”其实何用百年，从投敌开始那天起，他的历史已有结论。两个汉奸都强调侍敌不过为了保护文化和青年，这种鬼话连他们自己都欺骗不了。
　　1941 年4 月6 日，周作人曾有日本之行。张菊香同志主编的《周作人年谱》中，没有记载他此行目的之一，是4 月14 日参加东西文化协议会前会长汤尔和的追悼会。倪墨炎同志著《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第七章“日本之行”，对此有记载，但无只字记其具体活动。看来都是未见有关资料，怪不得执笔者。
　　我藏有《前会长故汤尔和先生追悼录》一册，线装铅印本，载有“悼会记事”及出席者名单，除日方人员外，还有汤尔和的遗族、周作人、钱稻孙、尤炳圻等中方人员二十余名。致词者除日方人员，有周作人及汤的家属，并森岛库太、长与又郎的追忆，以及盐谷温的挽诗。
　　周作人的致词是以东亚文化协议会评议员的身份讲的。此书可能印于日本东京，因为几篇发言还附有日文，从纸张、印刷、装订技术来看亦似日本的出版物。出版时间当在1941 年下半年。在这篇致词里，周作人吹捧汤尔和说：“汤先生在今日中国，是个伟大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学者，一位大政治家，而且是一位非常的硕佳者。”称赞他事变以后，“不顾危险挺身而出的，只有汤先生一人而已。”出来干什么？当汉奸！又当面向日本人献媚说：“五十年来，我国的知识阶级，无不深知非以日本为模范去应付新时局不可。”周作人是怎样向侵略者摇尾乞怜的，于此可见。
　　又一册《汤尔和先生》，平装铅印本，小32 开本，厚212 页，作者幼松。
　　1942 年10 月出版，由北京亚东书局、燕京庄代售，显系自费印书。这是一本传记，共20 章，对于七七事变后传主投敌的事，仅在第18 章“羽扇纶巾——拯民水火”中一笔带过。当然是为传主的行为开脱、粉饰的。作者幼松原名不详，但让人联想到汤尔和号“六松老人”，也许是家属？从著者序中知道，所记除汤生前亲口自述外，还参考了汤的记录和往来信件。莫怪周作说传记资料有从家族中得来者。
　　书前附有传主的八张照片。周作人的序写于1942 年9 月30 日。这篇序文不见于周的各种文集，亦不见钟叔河先生编的《知堂序跋》。《周作人年谱》中亦失记。也许这一次不是在日本人面前讲话，周作人有所收敛，没有肉麻地讨好日方。但是，为汤尔和开脱之处不少，实在也是为了美化自己。
　　他说“汤”一生中治学与为政相半，其参与政事的期间差不多也仍是医师的态度，所谓视民如伤，力图救护……。好像沦陷区的人民还要感谢这些出来维持局面的汉奸。一切汉奸似乎都有这个说词。汤尔和一生中自然也有值得人们称誉的业绩，比如他在医学和医学教育方面的贡献便不可失记。本世纪初，他在争取医院实行人体解剖方面的斗争，更值得大书特书。而他主持的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也正是今天北大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前身。可惜他在从医又从政的选择中，走错了道路，这决不像周作人所肯定的那样，“医术通于治道”，他治医有方，那么从事政治活动就一定会走正道？汤尔和晚年失节的历史是任何人也抹不掉的。周作人的一切掩饰之词既显得苍白无力，又像个可怜的小丑，愈表白愈露出了本相。

　　袁犀和“创作连丛”

　　袁犀（李克异）的小说，在四十年代的京津一带相当流行，我也是他的读者之一。当年我在天津估衣街东口的单街子大地书局，几乎购得了他的全部作品。那是一家专门发行北京新民印书馆的教科书和文艺书的大书店，带着官办的性质。除了袁犀在东北印行的处女作《泥沼》以外，我保存了他的《贝壳》、《面纱》、《时间》、《森林的寂寞》等集子。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很早便接触了革命，遭到日伪的逮捕，坐过监狱，后来进入了解放区。天津解放之初，我把这批敌伪时期的出版物全部丢弃了。
　　当时袁犀为新民印书馆编了一套“新进作家集”丛书，第一辑的十本有他的《贝壳》，还有山丁的《丰年》、马骊的《太平愿》、关永吉的《秋初》、雷妍的《白马的骑者》、梅娘的《鱼》等，多少给冷寂荒漠的北方文坛带来了几许生机。于此同时，袁犀还负责编辑了另一套“创作连丛”，采取书的形式，是多人的合集，每辑更换一个书名，仍由新民印书馆出版。近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李克异研究资料》中说：“‘新进作家集’和‘创作连丛’的出版，使很多不满现实，憧憬光明的青年作家朋友围绕在袁犀的周围。”（见该书中的《李克异年谱》）但是，由于年谱作者所见的资料不全，其中的误记多有。如“创作连丛”一共出刊多少辑，书名为何等，都语焉不详。
　　书名《失了光的星》应为《没有光的星》，《马车》应为《雪·荒乡·马车》。
　　又说“创作连丛”共出八辑，我只见到了四辑，第五辑《朗戈斯传奇》实为袁犀拟编未果的“译文连丛”第一辑，出版期是1945 年5 月底或6 月初，即使这第五辑按时出版了，距离日本投降也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已不大可能再印六、七、八辑了。现在根据我手边的存书和有关资料，以时间为序开列书名和篇目如下：
　　1.《苗是怎样长成的》，1944 年4 月出版，内收梅娘《黄昏篇》、袁犀《某小说家的手记》、马骊《陈胡子想了半夜》、关永吉《苗是怎样长成的》、山丁《在土尔池哈小镇上》。
　　2.《苏懿贞和她的家族》，1944 年7 月出版，内收雷妍《一夕》、秋萤《陋巷》、关永吉《风网船》、山丁《苏懿贞和她的家族》、袁犀《暗夜》。
　　3.《雪·荒乡·马车》，1945 年2 月出版，内收陈尘《马车》、魏抒《烧红的海蟹》、苏克《雪》、柳西夷《荒乡》。本辑说明为“新人作品集”。
　　4.《没有光的星》，1945 年3 月出版，内收谷寥《青年周有才》、寒流《多丽令扬》、雷妍《奔流》、左蒂《没有光的星》。本辑说明为“女作家作品集”。
　　5.《朗戈斯传奇》，估计1945 年5 月出版，笔者未见。现抄录一则该书广告，估计为编者袁犀所写：“在‘译文连丛’迟迟不能出版的现况下，‘创作连丛’先特辑了这一册译文，在这一辑中，使我们特别觉得自豪的，便是常风先生所译的《达夫尼斯与克洛衣》给‘创作连丛’平添了无限光彩。世界文学中的瑰宝，以常风先生的妙笔译来，在我国文学史上也是可纪念的业绩。内容除常风先生的译文以外，尚有文学论多篇。”
　　此外，1944 年12 月出版的《艺文杂志》上，又刊有“创作连丛”第6期的预告，刊名《夕阳少女》，是短篇还是其他，以及作者是谁都不详。笔者未见，估计未能出版。
　　袁犀在编完每辑“创作连丛”后，都写有《辑后记》，除了介绍内容外，更曲折地透露了他对环境的不满，如在第二辑中说：“我们当然要厌恶无聊小品，要厌恶市侩的晓舌家，要厌恶似是而非的口号。”在第三辑中更明确地指出：“我们不喜欢喊出‘○○文学’或‘□□文学’，去染污高贵的精神。但我们对于作家也有要求：请诚实的认真的写。不断地控制自己精神的反动。不要假借种种名义把文学也拖进卑污的泥淖里。”他沉痛地说：“我们的作家失去了脊椎。对没有脊椎的作家，遑论新精神的探求！”稍知当时背景的人便可想到，日伪当局正打出“文学报国”、“大东亚文学”、“剿共文学”、“决战文学”的口号，作者的弦外之音当有所指。至于他提出作家不应失去脊椎，不把文学拖进卑污的泥淖，更是勇敢的直言，锋芒何在，难道还要诠释吗？

　　《柱宇谈话集》

　　旧时的天津书局虽然也卖过进步书刊，包括《资本论》、《马克思传》等，那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事。敌伪时期却以出版刘云若、陈慎言的言情小说为主，等而下之的是姚灵犀的《瓶外厄言》及《采菲录》等表现性变态的低俗读物，适应了都市有闲阶级的情趣，纯属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的一种消极景观。稍可看的，有张聊公的京剧史料集《听歌想影录》，还有便是报人王柱宇写的随笔集《柱宇谈话集》。后者共收随笔109 篇，是从北京《实报》上作者的专栏《柱宇谈话》中选来。1941 年8 月出版，半个多世纪了，它自生自灭，从来无人道及。
　　《实报》乃北京著名的小报，以社会新闻、梨园动态和副刊吸引市民读者。单是副刊的专栏作家就有凌霄阁主、陈慎言、老宣、张醉丐、王柱宇等，皆名噪一时的小报作家、旧派文人。无论战前和战后，这些人的作品都很少涉及政治。王柱宇二十年代初即在北京编《日知报》，曾在天津办过《大同晚报》。他日写随笔一篇，从不间断，以适合市井口味为宗旨，时涉家常话题，通俗平易，不避琐细，却不失其严肃的态度。出版者宣传他的作品为“幽默小品”，意在生意眼，实在离题甚远。
　　作者既想贴近市井生活，故着墨贩夫走卒的篇章不少，如家庭主妇、人力车夫、厨师、庸妇、乞丐等等都有专题。我最感兴趣的是他笔下的旧京风貌和人物访谈录。前者如记二三十年代北京著名饭馆的沧桑，后者如写西太后的回事太监、太庙总管太监。包括笔录蟋蟀大王梁寿山的《养蟋蟀的种种》，清末武林技击专家张寿亭的传记等，忠实记录，尚能传神。如写老太监王某来访扑空，留话给他妻子：“我兄弟在家吗？哥儿俩老没见啦。我来看看我兄弟。弟妹，我兄弟回来时，告诉我兄弟得啦。”（《两位老爷》）满口京腔，亲热周到。又如《模仿与抵制》，写西太后近侧回事太监李子田，涉及了慈禧对京剧的爱好。她令太监们向宫外名伶学戏，不时在宫内演出。谁若多使两处鼻音，或多几个疙瘩腔，西太后便说：“你们唱你们的，别学汪桂芬，别学谭鑫培。各人有各人的本能，何以学别人？学得好也是跟人吃屎。
　　学得不好，更是比鬼还丑。”这口气倒符合她的性格，讲的也还在理，不算个完全的外行。如果这话不能算数，那么在《谈齐白石》中，记录的齐氏女弟子刘淑度谈世人对白石老人的误解便可作为史据了。有人说治印学铁笔须十年时间，学齐只要两三年就够了，因为齐的刀法一片野气，没有什么真功夫。刘女士说：“其实，齐先生对于铁笔，确实用了苦功。他于赵伪叔的印谱，一个一个都用笔描了下来。后来综合各家的铁笔，独标己见，才成为齐派。学齐派的铁笔，一辈子不见得成功得了。不信，谁瞧不起齐派铁笔，让他照刻一个，试验试验。”我还欣赏作者不随意吹捧名人的轻浮作风，如访问宣统的同辈、宗室名票傅侗（红豆馆主）谈京戏，发现傅某语多泛泛，最后的结论是“不得要领”四个大字，亦够挖苦的了。
　　本书重点记述了清末保镖护院的武术家张寿亭，约占二十余题。这位市井英雄一名“醉鬼张三”，是京城的传奇人物，可是在作者笔下却是个凡人，也许这正是作者尊重这位武术家的品德而特别多费笔墨的。所以河北束鹿农民出身的张大侠，既非传闻的飞檐走壁，也不能水上行走，朴朴实实的一个武艺高强的技击能手而已。这同专门以武侠神怪来欺世盗名的小报作者相比，自然高了一筹。不追求戏剧效果而哗众取宠，还传奇人物以真实可信的本来面目，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
　　抗战胜利后，王柱宇曾在北京《世界日报》工作，因抢先发表沈崇事件的新闻，受到北京市警察局的拘留，并被报社解雇。1956 年有人在街头碰到过他，生活比较窘迫，靠卖文为生。也许终于被人们发现了他解放前做过有益于人民的事，一度当选为前门区的政协委员，六十年代初便已默默故去。

　　林榕的《远人集》

　　袁犀（李克异）在北京新民印书馆编辑出版了十本“新进作家集”，其中第5 集是林榕的《远人集》，也是这套丛书中唯一的一本散文集。1943 年12 月初版，稍后又印行了再版本。
　　林榕以写散文和文学评论为主，战前参加过北方左联的文学活动。北平沦陷后，他编辑过多种文学刊物，还出版了一本文学评论集《夜书》。我知道林榕即李景慈，还是在1956 年以后，当时他正从事出版工作，我因工作关系与他相识了，往来并不多。直到近年离休以前，他始终也没有离开过这一岗位。前些年，他赠我手编的编辑杂谈之类的书两册。他一生热爱编辑工作，是一位资格老、有经验的编辑家。他的散文亦如他为人的性格，比较沉静，带点忧郁味，感情很细腻。光读作品，你也会猜出，他可能是个文质彬彬的儒雅书生。我曾经冒昧地向他提出，我觉得他的散文明显地受到了何其芳《画梦录》的影响。他当即认可，并且表示当时像他那样年纪的人，很多都受到过何其芳的影响。何其芳的散文很美，却又带点感伤，当时能吸引了那么多文学青年，不是偶然的。那是一个很容易使人忧郁的时代，尤其对暂时还没有认清时代方向的青年来说，痛苦和矛盾简直是必然的。
　　林榕的散文集《远人集》便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下产生的。全书共收散文30 篇，写于1938 年至1942 年间。文字很美，有的已近似散文诗，通过写故居、炉火、落雨、凉秋、墓地……抒发了个人的感情，不是寂寥，就是冷落，或是郁闷，甚至是眼泪。书名“远人”有寄托光明和希望之意，却又显得那么飘渺，不明真相的读者会问，作者何以花费那么多笔墨寄语远方的友人，并用以作为书名。其实，在本书“后记”中，作者已经作了解释：“我有着对无数远方友人思念的心情，所以常有所感，在寂寞的岁月中，遂记下当时的感触。这并不是简单的对景生情，更没有繁屑的身边琐事。我总觉得在这心情里面，有我自己的影子，也有我周围的环境与社会。”他是怀念离开沦陷区到远方去参加抗战的朋友们！
　　作者似乎也并不满足于这种写作，1944 年他在《远人集外记》（1944年2月20日北京《民众报》副刊）中说：“我自己也不得不承认那是环境造成的，是我在与从前迥异的境界中，自然而然所产生的情感结晶，七年以前的那日（按指“七七”卢沟桥事变的发生），经过一次巨变，我一个人还孤处在这城中，睁眼去看田园的景色毕竟不同了，恐怖，阴凉，寂寞，无情，时时萦绕着我，我的朋友都离我而去……多少有一颗不能宁静下来的心，随时想高飞远走的念头，而这在我又是永远憧憬着的幻想……”这种复杂的感情，很自然地便形成了《远人集》的基调。他的向往是神圣而真诚的。
　　书中的《冬景》，写了《粥厂》和《拉冰》。前者写一个哭泣的男孩，因为领粥的牌子丢了，第二天就不能再来打粥。一个穿的很破旧的孩子，急忙把一个粥牌送到管粥人的手里，只说了一声“捡的！”管粥人把牌子还给哭着的孩子，又给捡牌子的孩子多添了一点热粥。这个小镜头，充满了人间的温暖。《拉冰》写了一群早晨四点钟便开始拉冰的工人们的劳动场景。“春天还远得很……这群靠严冬吃饭的人们，还可以活上些日子。”林榕为北京贫苦人民画像，带有风俗小品的意味。我很喜欢这些含有亮色的写实文字。

　　曾卓的《门》

　　诗人曾卓是个非常热情的人。以前我们只通过信，前几年在太湖边上初见，知道我喜好收藏现代文学书刊，开口便说，他家里还有几本旧书，让我到武汉时去他那儿随便翻翻，没有的，可以送给我。我当然不能如此无礼，心里却很感谢他。记得我曾对他说，他的第一本诗集《门》，我早已有藏。
　　那是很薄的一本土纸书，1944 年9 月在昆明印行，出版者是诗文学社，编者是作家邱晓松、魏荒弩。
　　曾卓的诗并不艰涩难懂，感情激越，充满了青年人的爽直。他向读者告白，他写诗要使敌人“暴跳如雷”，要使“活在将来的人因不懂而惊异”。
　　经过半个世纪的沧桑，有些生活确实已经远离了我们，当代读者怕真的要感到陌生而惊异了。他的诗歌唱了青春、爱情、友谊、母亲和同志，也描绘了人民的贫穷和苦难。他为时代而歌。诗里没有缠绵的语言，没有标语口号，平淡中饱含着诗的激情，让别人同他一样地痛苦和呐喊，同他一样地去仇去爱。
　　我和其他读者一样，很喜欢他的代表作《门》。这是作者写于1939 年的一首短诗。诗句简练，形象感却很强，甚至带点情节性。一开头便直白地宣告：“莫正视一眼/对那向我们哭泣而来的女郎。”因为这个迎面走来的少女，曾经用美丽的谎言欺骗了昔日的战友。“今天，她又要求走进/我们友谊的圈子。……让她在门外哭泣/我们的门/不为叛逆者开！”纯洁的感情，道德力量的庄严感，一下子就打动了读者的心。这个“门”设计得形象而又富于哲理。全诗一气呵成，思想深刻。大概作者也很喜欢这首诗，特地用它作了处女作的书名。你想知道那女郎是怎样背叛了朋友吗？其实有了那句，她已经投进了“残害我们兄弟的人的怀抱”就足够了。诗人反映了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的思想感情，这是诗的力量所在。
　　《门》共收诗作16 首，除了《埋葬》、《母亲》两首较长，其余都较短。
　　还有一首《拍卖》，写于贵州，时在1943 年。四个赤足的苗女，正在街上芦笙的伴奏下起舞卖唱，观者却少同情。诗人愤愤。他认为苗家少女的歌舞，应该跳在深山的森林间，唱在夜半情人的月光窗下。然而，“原始底朴素的享受与音乐/在生长它的土地上枯萎了/廉价地拍卖在小城的街上。”围观者的轻薄调笑更增加了诗的压抑氛围。读这首诗已很久了，小城穷街的苗女们，已经在我的记忆中无法抹掉。

　　《黎明的喜剧》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在今年第1 期推出了“沦陷区文学研究专号”。这是编辑部的一次空前举动，针对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做了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按说从抗战胜利以后就应该有人来做这项研究工作，但是此项课题延误了近半个世纪，究其原因当然是历史条件所限，一方面在解放战争期间无暇顾及，这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则是长期以来人们头脑中的“左”倾思想在作怪，对沦陷区的文学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最简单化的处置办法，人们生怕为沦陷区的作品和作家说好话，而引起不必要的政治麻烦。因此在建国后问世的现代文学史中，这方面是一片空白，正期待有识之士来辛勤耕耘。目前在进行这项研究工作时，资料问题较突出，沦陷区的有关资料比其它时期的资料更为少见，不论是公家和个人过去都不大重视，甚至连作家本人，由于政治的原因也不敢轻易保存敌伪时期的报刊和著作。
　　我读了本期“研究专号”上刊载的《华北沦陷区文艺期刊钩沉》一文，实在获益良多。这里只想补充文中讲到作家山丁编的《作家生活》一事，因作者未见原刊，连出刊时间也相差三年多。这个刊物的编辑、印刷、发行人是柳龙光，刊名《黎明的喜剧》，副题“《作家生活》连刊之一”，大32开本。本期为山丁编辑，出版时间不是1941 年3 月，而是1944 年11 月，未见出版第2 期。
　　《黎明的喜剧》，借用了本期梅娘小说的篇名，作者写的是北京串胡同卖菜老人的一段故事。散文有吕奇的《生活琐记》，译文有日本作家小泉八云的《给谢伯仑的信》和芥川龙之介的《和某记者的谈话》，都是作家的生活自白。毕基初的《女诗人OLGA·LEE》，介绍了瑞士女诗人李欧丽阁的诗集《黎明》，并说她久住北京，诗里染上了东方的色彩。毕基初还翻译了她的诗《夏雨》和《时间》，及论文《现代诗的精神》。袁犀、林茨、文非的杂文，分别是《批评家》、《文坛杂谈》、《穷则变》。三者的共同特点是有的放矢，暗有所指。袁犀认为当时并没有出现真正的文学批评家，有的只是“下流的，市侩的，好事的喷舌者之乘机出现”，这些批评家沾沾自喜的不过是“人身攻击”。林茨对所谓“应景文学”不以为然，对将在南京举行的“文学者的什么会”也表示奚落，可能是指在南京召开的“第三次大东亚文学者代表会”吧。文非则是为当时文人生活的窘困和不能自由地写作而苦闷，他举出在一次评比1943 年文学作品的集会上，一位作家曾经幽默而沉痛地自我调侃：“我以为都很好很好，因为作家们都要饿倒了，竟然还能写文章，不正是很可贵了吗？”即或这是牢骚，日伪当局也不愿意听。
　　山丁写了《北方的作家（1）》，以简练的笔墨为袁犀、梅娘、马骊作了三幅素描。他同袁犀同为战后进关的东北青年作家，彼此相知较深，后来又一起进入了解放区。他说创作《泥沼》的袁犀（进入解放区后改名李克异），忽然意识到“泥沼便是我们的文学界，无论谁，跳进去就会受到灵魂的痛苦”。
　　因此，袁犀常常对他说：“——多么寂寞呀！这生活。”对于梅娘，早在这以前，山丁就在东北为她的小说《第二代》作过序，现在更称赞“她的文学进路是无限的，我祝福这位作家，愿她冲出那温室的并不小的限度，向广大的原野奔去”。马骊因为创作了《太平愿》一书，正受到北方文坛的重视，被誉为乡土文学作家。山丁说他：“用诗人的慧心歌咏着破败的农村，而用小说家的最高的情绪描写着农民的不死不活的生活。”至于山丁为刊物写的《前言》和《编后记》，也不时流露出一种对现实的不满，如说：“近年来我们的文学的贫弱是无法诡辩的事实。”并向作家们进言：“对于那些阻碍前进或恶意加害的制阱者是要争斗的。”所以从总体来说，这刊物并非敌伪御用的“应景文学”，既没有宣传什么“大东亚文学”的主张，也没有去粉饰太平。自然，受了环境的限制，也报道了伪华北作家协会的一些动态。
　　这本仅有三十余页的小型刊物，我得自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事隔几十年以后竟能派上一点用场，我当然很愉快。当时只用了一角五分钱。您说多便宜！

　　老师的书

　　我们北京新闻学校的四五位老同学经过一番努力，于1990 年为校长陈翰伯辑印一本纪念集《报人出版家陈翰伯》，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其实这书名也很难概括翰伯老师一生的奉献。比如他还是一位国际问题的评论家，在这本书里就没有充分地体现出来。
　　我翻检他的自传和回忆录，仅仅提到1949 年初，他担任过新华社编委，兼国际部主任，既未说明写过什么文章，也未开列著译书目。因此我们对翰伯老师的著译情况还是一片空白。我们明白，如果他不是受命筹办北京新闻学校的话，他会继续研究国际问题，撰写国际评论。他早已是一位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了。记得解放以前，我在书店里曾经看到他用“梅碧华”的笔名翻译过一本《麦师陛下》，那是写二次大战联军东线战场的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的。可惜以后我再也没遇到过这本书。
　　起初翰伯同志并没有完全放弃他的国际研究专业。1950 年我们在校时，他还时常作国际形势的报告，公开出版过分析朝鲜战场的小册子。现在连书名也不记得了。
　　近来我的访书运气似乎还不坏，半年之中竟意外地购得老师在建国以前出版的两本书。一本是在海淀图书城的中国书店找到的，书名《华莱士》，1944 年6 月重庆双江书屋出版的土纸书，署名陈翰伯编译。华莱士是美国罗斯福总统执政时的副总统，战时曾经来华访问，到过重庆，当时可谓热点新闻人物。书分三部分，华氏小传由翰伯同志写成；翻译论文大部由王孝风署名。这个笔名我熟悉，因为翰伯同志曾经用这个笔名给人民日报副刊写过杂文和影评。最后是华氏的演讲、广播词和论文，有署王孝风译的，有的署名梅新译。我不知道梅新是梅碧华转化而来的另一笔名，还是“美国新闻处”的谐音简称。总之，这是一本内容丰富而扎实的书，可是翰伯同志在“前言”中却谦虚地说，这不是研究人物的一本书，而是资料的辑录。写作本书时，他正在重庆《时事新报》担任新闻版的编辑。
　　署名梅碧华著的《国会与政府》，主要仍是研究美国的一本专著，1948年12 月上海世界知识社出版。我是从灯市口的中国书店买来的。书中有作者的“前言”，介绍有的章节曾经以《欧美政治制度浅说》为总题，连载于《世界知识》杂志。写序的时间是1948 年11 月，那时由他任总编辑的《联合晚报》已被国民党查封，特务到处在抓人。此刻他完成了这一书稿，正奉命撤离上海。出书之际他已到达被我军围城的天津，拟从那里进入解放区。当时战火纷飞，南北交通阻隔，他已无法看到新书的出版。1949 年4 月本书再版时，他又从党中央的所在地河北平山出发，乘卡车进入刚刚解放了的北京。北京曾经是他战斗、学习的地方，当年他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是“一二·九”运动的活跃人物，后期担任了中共北平学联党团书记。他怎会料到，进城之后马上要他放弃国际问题研究，开始从事新闻干部的培训工作。作为他的学生，我们正是从那时候开始认识了老师。
　　寻访老师的著译，这是我久存心间的一个愿望，特别是他逝世以后，变得更有纪念意义了。虽然书的内容有的早已事过境迁，但是一个追求真理者的足迹，会永远留存在我们的心中。

　　补白者的自白

　　郑逸梅先生早就被人们叫“补白大王”了。
　　我觉得这称呼在旧时并非不存一点讽刺的贬意。因为文界一直视他为鸳鸯蝴蝶派的小报补白作家，撰写的不过是“报屁股文学”，难以挤进纯文学的殿堂。到了全国解放以后，他的补白已经写得很少，小报也逐渐绝迹。只有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他重又焕发了写作的青春，人们再呼他为“补白大王”时才真正不带贬意。特别是专门出版古籍和学术著作的中华书局，先后为他出版了两本补白之作《艺林散叶》，这对一向不承认笔记、掌故也是文学的旧习更是一个反驳，可谓意义深远。现在多卷本的郑氏文集已面世，还有拟印全集之说，若在以前怕是没有资格排上日程的。
　　我不否认郑先生笔耕一生，丝毫没有为稻粮谋的时候，也不能说他出手即精品。不过看他的补白多了，实非低俗之作，更少游戏文章，甚至以为凡治近代文学史和近代报刊史的人，如果不读他的作品简直是个损失。当然，其中个别识见有误，或落笔仅凭传闻，偏于琐细的地方也不是没有，这并不影响他补白文字在总体上的严肃性。
　　作者生前谈长寿之道的文章我见过，讲他写作得失的文字却无印象。近日偶翻柯灵先生主编的《万象》月刊（1944 年12 月号），其中一段郑氏的补白文字，恰好透露了他的心思，是我们接近这位作家，理解他写作和思想状况的有力凭证，今录后：“予为文不趋时尚，不谈家国大事，不写桃色恋爱，不诋人毁物以求快意，冷冷落落，淡淡漠漠，别具一种格调，或谓作风如此，难得一般青年士女之欢迎，况各刊物无不悉心以迎合青年士女，君既以卖文为生，岂能不随流扬波而与世推移哉。予因忆王西樵故事，昔汪钝翁颇自患嫩放，兼以此规王西樵，王莞尔曰，长安车马喧阗，若无吾党一二孤寂者点缀其间，便成缺陷，近来操觚之士，多趋时热烈之作，然则亦正需一二冷落淡漠之文以为点缀耳。”
　　不趋时俗，不羡喧阗而甘于孤寂，虽以卖文为生却坚定个人道德上的清白，我看这是任何时代的作家都应具备的品行。郑氏此文写于日寇的铁蹄之下，他敢于自白不谈家国大事，这也要有点勇气。试想，在当时的恶劣环境下，一个作家如果热衷于政治的话，岂不只可献媚于日帝和汪伪？当局能让你随便讲不利于他们的话吗？郑氏追慕“冷冷落落，淡淡漠漠”，不求什么轰动效应，但求“点缀其间”而已，实在是位头脑清醒的智者。多年来，我们所见的闹得昏天黑地非要领导一时新潮流者，又有几个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郑逸梅先生写了大量连标题都没有的补白文字，没有得过金杯和奖牌，一生也没有大红大紫过。可是现在若想寻找一位如他那样知识渊博、资料丰富而记忆殊佳的补白作家，至少目前还没有发现。一个有成就的作家，不是靠表决心、说大话，或者请哥们儿来捧场便会成功的。半个世纪以前一位补白者的自白，对我们仍不无启发。尽管情势有变，道理却没有变。

　　南星的《松堂集》

　　南星先生是诗人，我藏有他战前出版的诗集《石像辞》。诗宗现代派，抒情而精练，又有虚幻之美。50 年代，我在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上还看到他自费印的一本诗集，书名叫《甘雨胡同6 号》。恨我当时没能买下。后来跟别人讲起此书，对方说诗人还有一本《三月·四月·五月》。其实前者是诗人自费印行的一本书，当年他同诗人辛笛等就住在那里。“文革”后，叶浅予先生也住在这条胡同。我去过叶先生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南星和辛笛的旧居。现在它已经拆除，盖起了新楼，再也找不到这条富有诗意的胡同踪影了。
　　无论如何，这两个书名还是值得回味的。能起这样书名的，是真正的诗人。
　　南星的散文集只有一本《松堂集》，1945 年4 月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
　　预告还有两本，《山蛾集》和《年华集》，实际都没有出版。作者在谈到他的诗《石像辞》时说：“……虽然有些凄楚，但我的心思是柔和的。”（见《松堂集·我的诗篇》）我想他的散文基本亦如此，表面上看委婉，甚至有点忧郁，内心则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他的散文比较含蓄，直接写人物活动的少，借景物抒发自己的感情者多，以写人的情绪为主。我在读英国散文家兰姆和吉辛的散文时有此感觉，读我国梁遇春、缪崇群、陆蠡的散文也有同感。当然，《松堂集》中风格较轻快明朗者亦有，如《刊物创办者》回忆他少年时代与弟妹们办手抄本刊物《小星》的事，特约撰稿人却是自己的母亲，读来温馨动人。又如《忆克木》，把青年时代金克木先生的聪敏、健谈、风趣而理智的性格全然描画出来。有的散文已近于散文诗了。作者是个性格温和，沉默好静的人，特别喜欢冥想和思索。他对待艺术，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十分严格。
　　张中行先生与南星是北大的老同学、老朋友，他对南星的诗和散文有如下评价：“风韵都是不中不西的。……中偏于所感，西偏于所思。思是在心里，或深或曲，绕个小弯，因而领会或说欣赏，就不像吟诵‘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那样容易。”又指出南星是“天生”的诗人，“这气质影响他的散文，是诗意特别浓，具体说是，所写，以及行文，都是诗的。这好不好？
　　可以说很好，因为更耐吟味；也可以说不很好，因为意境幽渺，像是离家常远了。”（见1993 年11 月22 日《北京日报·螳螂》）这真是知者之言，说到了深处，他十分喜欢南星的散文。前些年张先生曾经动员老同学翻译了一本温源宁的《一知半解》，那是一个外国学人为我国“五四”文化名人写的一组随笔小品。多亏了南星先生的译笔，而且很多被写的人，其实也是他的熟朋友。
　　我从张先生那里打听到南星先生的地址，方才知道近三十年在文坛上已经失踪了的诗人，正隐居在远郊县的怀柔城内。那是他老家的房子吧？我与老先生通了信，想请他重新提笔写点散文。南星先生回信说，他久已不问文事了。

　　《恨海》的版本

　　坊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词典》里，话剧《恨海》列有两个版本。一是柯灵先生的改编本，还有一本署名宋约改编。前者于一九四七年八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一九四八年二月再版。后者一九四五年六月，由北京文章书房出版，时当日本侵略者投降的前夕。其实宋约即柯灵的笔名，《词典》编者不察，分列成两位作者两个条目了。
　　以宋约署名出版的《恨海》，柯灵事先并不知道。出书的时候，也正是他第二次被上海日本宪兵队逮捕入狱之时。他在狱中吃够了苦头。出狱不久，柯灵便与黄佐临潜离上海，准备进入内地。刚到杭州，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八月下旬又回到了上海。
　　《恨海》原是一部近代文学名著，作者吴趼人。早在二十年代，郑正秋曾把这部小说拍成默片，欧阳予倩亦曾把它改编为文明戏，并扮演了女主人公张棣华。柯灵的改编本忠实于原著，主要刻画了一位美丽善良的闺秀张棣华，陪衬她的则是青梅竹马的未婚夫陈伯和，后来堕落成一个鸦片烟鬼。这是个流行一时的社会悲剧。一九四四年柯灵改编此剧，仍以庚子之乱为背景，却影射日寇的侵略。观众不难从历史上的外国侵略者联想到眼前的日本侵略者。当然，限于当时是在敌人的刺刀下写戏，只能是曲折的弦外之音。
　　北京文章书房的《恨海》，是由当时的作家林榕和剧人李邦佐联手推出的。林榕为这家书店编有“文学新刊”丛书，仅出两种便因抗战胜利而结束。
　　一本是他本人的文学评论集《夜书》，另一本便是《恨海》。当年他为《恨海》写了一则书刊广告，其中也暗示了宋约即柯灵。他说：“宋约先生是上海著名的剧作家，他所改编的《乱世佳人》、《夜店》都曾风行一时。最近更将吴沃尧的小说名著《恨海》改编为舞台剧，四幕五场，外序幕及尾声。
　　前由大中剧团在沪连演多月，成绩极佳。最近南艺剧团亦准备公演，书前有李邦佐先生序文。可说是北方戏剧出版界的珍贵收获。”李氏当时执导于北方舞台，南行上海，在新光大戏院看了朱端钧先生执导的《恨海》。他特别偏爱第二幕兵荒马乱中小旅店的那场戏，以及第四幕和尾声，“心底如同压了一块沉重的铅铁”。他很理解作者，“尤其是我们这一辈人，都是在乱世中长大的，看了有一种切肤的感觉。‘天地不仁，万物刍狗’，我默念这两句话，更不觉怆然泪下……”他从剧团取得了台本，北返后即由南艺剧团搬上舞台。印成书公开出版，却“在没有得到宋约兄的面许之前就冒昧地代为答应了”。应该说这只是个舞台演出本，并非作者最后的定本。
　　对照两个版本，整个框架虽然没有变化，但开明书店本有改动，甚至在第三幕还增加了剧中人物。尽管不是什么重要角色——一个小贩，却渲染了逃难的生活气氛，表现了普通人的善良、机智，为一幅感伤的流民图增添了起伏和一点亮色。此外，还有时间的改动，如尾声与前场的间隔时间便推迟了十几天，同时台词也有改动，都是为了使剧情更加合理而生动。剧本定稿出版时，日伪已经倒台了，国民党反动派又向人民亮出了屠刀。这在作者的笔下，不可能不留下印迹，台词语意双关，有的是原剧本中没有的，如：“……
　　几十年来，外患接着内乱，而我们当朝的衮衮诸公，就知道对外敷衍，对内压制，到了今日积重难返，就造成了这种江河日下的局面，弄到官而不廉，军而不忠，士而无行，真是衣冠涂炭，气节沦亡……一遇到战乱，干戈遍地，人欲横流，就更容易发生这种意想不到的事。……”作者的这种改动可以理解，当然也为研究者互较短长提供了资料。

　　袁犀与《粮》

　　作家袁犀，一九七九年五月猝死于创作案头，那时他正在写长篇《历史的回声》。
　　三十年代他是一位东北作家，二十一岁时，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泥沼》。
　　北平沦陷期间他活跃在华北文坛，先后出版了小说集《森林的寂寞》、《时间》、《贝壳》、《面纱》等。抗战胜利后，他在北平的文学活动，主要是办了一本文艺刊物《粮》，仅仅出版了一期便告终。它创刊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是抗战胜利后北平出版的第一份严肃的文学期刊。前些年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重印袁犀的《贝壳》、《面纱》合集时，在作家简介里说：“一九四五年春地下党委托他办文艺刊物《粮》……”显然时间有误，应该改“春”为“秋”。刊物出版不久袁犀便离开北平，辗转进入了东北解放区。
　　《粮》的封面标以“纯文艺半月刊”，由群力社出版，这个群力社还公开征求学生文艺作品，希望青年学生们在驱走了日本法西斯以后，动笔写出八年来的迫害和屈辱，反抗和痛苦。这自然是个有远见的建议。袁犀在刊物上发表了《编辑者日记抄》，公布了《粮》的同人还有山丁、南星、毕基初、王梦白、张漫云、白桦。创刊号除了有张漫云的文艺短论《文学的反磕头主义》，王梦白的散文《秋灯漫笔》，山丁的《创作手记》以外，主要是三个短篇一个中篇连载。白桦（田琅）的中篇是《第二二○九号旅行证》，短篇是姚静纯的《生之喜悦》、谷寥的《祭礼》、毕基初的《永定河边的射手》。
　　这个刊物如能继续出下去，一定会给寂寞的国统区华北文坛带来生机，因为尽管它的篇幅不大，作品的分量还是不轻。几位同人也多为读者所熟悉。毕基初是北京一位很有才气的作家。他的《永定河边的射手》，写了一位狱中的游击队员之死，充满了诗人的激情，文字也很简练。姚静纯原是辅仁大学的学生，她的小说《生之喜悦》，是以兄长的监狱生活为背景写的。因给《粮》投稿而结识了袁犀，解放后与袁结婚，名姚锦。
　　关于袁犀的小说，战前曾经在北平艺文中学教过他的老师常风先生说：“《泥沼》放在事变前的创作集中毫无愧色。比方说，印在巴金先生主编的‘文学丛刊’中一定会得到很高的评价。”（见常风：《〈面纱〉后记》）
　　常风先生又说：“实在我是在《泥沼》中发现袁犀的整个宇宙，他的精神生活，他的忧郁，他的热情，在一个剧烈的大变动时代中青年的向上的不安定的灵魂。”袁犀酷爱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的小说反映了那个时代爱国青年的激愤，在艺术上受到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南星先生在《回忆袁犀》（见《文艺时代》第五期，一九四六年十一月）
　　里也说，袁犀的“抑郁，苦闷，矛盾，迷惘，是别人很难想像得到的。……
　　在筋疲力尽的挣扎之后，他辗转在恶梦跟清醒的交替中，几乎成了一个神经病患者。然而他终于没成了神经病患者，因为他始终怀抱着一个大希望，坚毅不屈地储蓄着自己的力量……”关于《粮》的创刊，南星也有记述，他说一九四五年的十月初，“北平充满胜利后的混杂的空气而文艺界也同样地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时候，除了一些无聊的报纸副刊以外，没有一本纯文艺杂志，袁犀病得不能起来。有一夜他彻夜不眠，天亮后才微睡一会，又被他的夫人叫醒了，因为屋里已经有了好几个来客，他们后来都成了《粮》的同人。”
　　南星还提供，袁犀已经为同年十一月五日出版的第二期《粮》写好一篇小说，是写一个曾经向敌人出卖过他的所谓“青年小说家”，但是后来原稿无着，版也拆了。据南星先生说，那时“饥饿也伸出手来逼迫他。他们一家三个人，没有食粮，只剩下一堆乱书，陀斯妥耶夫斯基全集，梅里美全集，生活周报、星期六晚报。……”袁犀给读者留下了一本《粮》匆匆上路了，从此袁犀的名字便在文坛上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李克异。

　　南星与《文艺时代》

　　抗战胜利后，在北平出现了一本大型文艺刊物《文艺时代》。一九四六年六月创刊，年底结束，共出六期。它是战后北方文坛唯一的一本大型文学刊物。事隔四十余年，我才知道是诗人南星主编。南星先生早在三十年代便活跃诗坛，一九三六年在北平主编过文学刊物《绿洲》，那时用的名字是杜纹呈。
　　《文艺时代》一问世，即引起南方读书界的注意。作家刘北汜当时在上海《大公报》上如此评价它：“这刊物落到手里的第一个感觉是沉重。说明了它的分量，说明了支持它的人所具有的大决心，而内容正如它的篇幅，也是沉重的。”编者在《创刊致辞》中主张，文艺作品应该反映一个国家民族的萌发、滋长、受难和奋斗，更重要的是“预言它的命运并指示它的方向”。
　　又指出当时人们仍处于水深火热的黑暗时代，文艺界也仍然在寒冻期间，离花期尚远。
　　老作家朱光潜、冯至、谢冰莹、徐祖正、常风、刘荣恩、毕免午、杨丙辰、沈宝基等都发表了作品。当时还比较年轻的北方作家如吴兴华、李道静、毕基初、李瑛、张守常等人也有作品发表。朱光潜先生发表了《论灵感》、谢冰莹发表了《咏芬的死》、《一个女游击队员》等散文。那时冰莹刚从大后方到北平不久，计划写一部《伟大的女性》。据她说早在抗战期间，她在西安编《黄河》杂志的时候就想写这部书了，借以纪念为国献身的姐妹们。
　　“现在抗战已经胜利，这些无名女英雄的忠骨不知埋葬在何方，我虽没有力量去替她们立碑扫墓，但就我所深知的十几位女性，我一定要把她们介绍给社会……”《咏芬的死》中的张咏芬，是一个战地护士，单纯可爱，在日寇第二次进攻台儿庄时，因突围不成功而自杀。我不知道冰莹女士最后是否完成了这一写作计划。
　　北京沦陷期间的青年作家毕基初，在《文艺时代》上先后发表了小说《没有枪的两个》、《永定河边的射手》、《奸细》、《谷熟镰刀响》。当时他正在北京艺文中学执教。解放后偶有所作，后在北京市朝阳区文教局任职，“文革”中故去。吴兴华是燕园诗人，诗富哲理，又精译诗，已故去。还有当时刚刚离开燕京、正走向舞台的孙道临，发表了《春天向我们的心上落雨》等三首抒情诗。
　　李瑛、张守常、李道静是沙滩北京大学的诗人、散文家。李道静写了不少小说，散文多忧郁之作，后来到天津去教中学，已故。张守常现在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当时他在《文艺时代》连载了五幕话剧《生死路》。
　　剧本描写了抗战中鲁西北一个小县城的生活，那是发生在他故乡的真实故事，人物给人以活生生的感觉。
　　南星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也发表了诗与散文。还有署名“中行”的散文，当是张中行先生。他与南星是北大的老同学，多年来彼此没有中断往来。《文艺时代》的停刊，主要限于经济条件。张中行先生说，南星先生近年已由远郊县迁回城内，因为老房子要拆迁。但，张先生并没有提起南星先生创作或翻译的近事，我们却愿意听到他重新握笔的消息。

　　荒煤与《北方杂志》

　　1946 年6 月15 日在河北邯郸创办的《北方杂志》，以晋冀鲁豫边区文联编辑的名义问世。编者声明，人民大众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获得解放以后，必然会产生群众歌颂自己翻身的文艺作品，因此刊物连续征集“民间艺术作品”、“群众翻身的艺术作品”，以及“边区抗战一日”等征文活动。创刊号发表了陈荒煤同志的《关于文艺工作若干问题的商榷》，既谈了当时文艺工作的成绩和领导问题，也谈到如何抵制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进军。他反对那种认为进入大城市后，秧歌舞便失去生命力的说法。文章写于1946 年5 月的邯郸，那时他已经由延安到了晋冀鲁豫边区。
　　《北方杂志》号称“综合性的文化刊物”，但编者也承认内容仍偏重于文艺。1946 年8 月15 日出版了第3 期，改署荒煤主编。编委成员还有王春、朱穆之、任白戈、范文澜、黑丁、张香山、袁勃等十一人。解放区作家的小说创作占了刊物很大的比重，同时更注重来自战争前线的报告文学，设有“前线报告集”的专栏。对于解放区文艺作品的评论，1 卷4 期发表了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创作》。荒煤在文前还加了附记：“《北方杂志》出版后，我曾给周扬同志去信，希望他能寄点稿子来，月初他寄来了这篇文章，并且在信上说：“我论赵树理同志创作的文章，希望你及你们那里的同志多提意见。’”
　　与此同时，编者还刊出郭沫若在上海写的谈解放区文艺的文章和通信，称赞了《白毛女》、《李有才板话》等作品。其中的一封信是写给张香山同志的，信中说：“你们是在天堂里吃苦，我们是在地狱享受。大好时光，在焦燥与百无聊赖中度过，真是没有一天真正地快活过。”他对解放区的作品，“佩服得五体投地……解放区里这样可歌可泣的新事件，新人物，应该是非常丰富的，有笔在手里的人，应该分出一部分时间来记录。照实记录已是好文章了。材料记录下来，留待以后更有余暇的作者来集大成，必然会有划时代的大作品出现。可惜我始终被羁留在外边，常见黑暗，眼睛都快要睁光瞎了。……”这封热情的信，表达了国统区作家对解放区的向往。
　　《北方杂志》创刊之际，也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解放区的时候，刊物不得不先后移至武安、潞城、冶陶等地出版。经历了战争和被封锁的困难，刊物一直维持到1947 年3 月出版了第7、8 期合刊，即第2 卷1、2 期合刊后即停刊，共出八期。值得提出的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1946 年10月19 日《北方杂志》还出版了“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特辑”，即第1 卷第5 期。这是一个大型的纪念专号，发表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有关文章，以及范文澜、任白戈、黑丁、荒煤、胡征等人共十几篇纪念文字。封面由王曼恬设计，并邹雅创作的鲁迅木刻肖像。这样有文献价值的史实，可惜在有关鲁迅研究的资料编目中未见收录。

　　《古城儿女》

　　人生际遇难以预卜，如果不是由于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作家蹇先艾也许不会南归，仍然会生活在古老的北平。
　　他是在1920 年14 岁时来到北京的。有趣的是他在北京师大附中与李健吾是同班同学。彼此兴趣相投，还是学习上竞争的对手，并一起组织过文学社团曦社、出版过刊物《爝火》。后经王统照先生的介绍，蹇先艾在北京加入了文学研究会。“七七”事变不久，他便逃出虎口，离别了生活17 年之久的古城，回到了故乡贵州。不想再也离不开他所热爱的故土了。
　　我读过蹇先生的散文《平津道上》，那是北平沦陷后他仓皇出京时的写照。当时仅仅因为怀中的一个小笔记本上记有通讯地址，便在前门火车站受到日本宪兵的刁难和拘留。不要忘了这是发生在我们自己国土上的事。所以蹇先生说，这次旅行在他毕生都是难忘的。远在大后方，他怀恋北京，思念蹇先艾向来以短篇小说创作为主，间写散文。到全国解放前已完成小说近百篇，散文集多部，长篇小说却仅有一部，名为《古城儿女》。这是他献给第二故乡北京的，当然也是献给伟大的抗日战争。
　　《古城儿女》，1946 年10 月由上海万叶书店出版，编入钱君匋设计的“万叶文艺新辑”丛书中。由于编书时的疏忽，本书写作年月失记，而且书中又无序跋，读者难以了解它的诞生背景。其实这部小说的出版与巴金先生也有关系，现将近日蹇先生答复我的信件做些摘录，可以略见作者创作、发表和出版此书的经过，并为万叶的版本作一补注。蹇先生介绍，这部长篇是：“……1941 年7 月在我省修文县应贵阳一家报纸之约而写的，取材于北平当年沦于日寇最初两月我的所见所闻，人物都没有用真姓名（我是9 月才离开北平的），曾在该报副刊连载，原名《冲破黑暗》，排印有些错落。两年以后，无意中找到我的日记，修改了小说某些地方，改名《古城记事》。在另一日报上抽发了《蒙森的日记》一章。1945 年，得巴老从上海来信，谈到钱君匋办起了万叶书店，正向各处征稿。我便把小说的名字改为《古城儿女》寄给巴老，托他介绍给万叶书店，于1946 年10 月出版。在原稿上却忘了落写作年月，也没有来得及写序和跋，只在扉页上录了杜甫的两句诗：幽蓟余蛇豕，乾坤尚虎狼。一般评论者或有些现代文学史基本上都谈的是我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当年《古城儿女》的印数不多，以后又不曾重印过，难怪连文学史家也不知其详了。
　　小说着重描写了日军侵占北平最初两个月市民的心态及整个城市的不安和惶恐，特别是反映了不甘奴役的普通北京人的苦闷和抗争。小说的开头正是以几个知识青年急于冲出敌人占领的古城开始的，其中以蒙森、岑昌为主，还有一个与当汉奸的父亲决裂的女学生挹芬。小说中的人物有的南下，有的留下坚持斗争，有的壮烈牺牲了，有的竟悲愤自杀，有的又参加了京西的抗日游击队。当然也有人自私、动摇、不问世事，甚至堕落了。蹇先艾是位坚持现实主义道路的作家，他的《古城儿女》保持了严谨的创作风格，忠实生活，忠实历史。小说没有过多的情节起伏，也没有戏剧性的渲染，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显出作品的可信性。作家写了他所熟悉的生活，尽管是局部地反映了古城沦陷后的片断场景，有的人物形象亦欠丰满，但是历史感很强，作为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的小说，理应得到我们的珍视。

　　《秋翁杂忆》

　　秋翁者鸳鸯蝴蝶派作家平襟亚之别号也。他是长篇说部《人海潮》的作者，后在上海办了中央书店。最有影响的是他倡办发行了《万象》杂志，先后请陈蝶衣、柯灵主编。1948 年12 月，中央书店出版了他的散文集《秋翁杂忆》，共收作品十二篇，半是儿时回忆，半是文坛旧事。前者重抒情，后者为记事，如《文抄公》揭出李定夷抄袭鲁迅的《域外小说集》；《书城猎奇》为访书见闻录；《敌宪兵队二十八天》是他狱中生活的回忆。
　　我很少见到鸳鸯蝴蝶派作家自己承认是这一派的。因为这个称呼绝非美誉，“五四”以来早被新文学家们贬得一无是处。现在虽然不这么叫了，以民国旧派作家或通俗文学作家来代替，但旧说依然留在文学史上和人们的记忆里。历史无法回避。当然，人们已不像过去那样对它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了。
　　这当然是一种进步。没想到平襟亚在书中的《自谳》里，坦白已往的作品多以盈利为准，粗制滥造，谈不上什么文学价值，“简直是鬼画符，骗书贾和读者的钱。”他甚至害怕别人提他的旧作，“简直是在揭我的疮疤，翻我二十年前所犯欺诈取财的罪案”。他分析个人“犯案动机”，一半困于生活，一半出于书商的嗾使。如当年坊间流行《清代四十八女侠》，书商便来约写《清朝九十六女侠传》，十万字以上，三天后交稿，立付定金百元。他三天后果然交了稿，办法是先示范性的写一篇《吕四娘替父报仇》，请在上海爱国女中任教的朋友帮忙，在作文课上发给学生，让每人拟作一篇女义侠的悲壮故事。最后由他选定九十五篇圈点增删，草草凑成一本书。二十年后他自省：“自己清夜扪心想想，像这样的东西，也好算是著作吗？然而在市上坊间，汗牛充栋者皆是也。”此文作于1945 年，悲哀的是，五十年前为鸳鸯蝴蝶派作家所抛弃的东西，今天的书商和骗财作家们重又拾起，而且花样翻新，名堂更唬人。他们又哪有半点负罪和犯案之感！
　　《敌宪兵队二十八天》，如同沦陷区的某些作家们写的狱中纪实一样，不仅是揭露敌人的凶恶残暴，也写了人民的抗争。无论当事者是怎样的身份，只要如实地记下自己和难友们的受难经历，对读者来说都是有教育意义的。
　　因为绝大多数人在侵略者面前都保持了民族的尊严，不愧为炎黄儿女。如平襟亚所见的狱友，有为苏北解放区偷运武器者，有因暗杀汉奸被捕并判为死刑者，还有作者教过的一个女学生，因不忍日本宪兵审问时的兽性污辱而当场跳楼自杀……这一切都教育了平襟亚。他的被捕则因他的书店战前出版了一本张正宇编的《漫画名作选》，其中两幅漫画得罪了日本侵略者。一幅《龙灯图》，画了日人正在耍龙灯，龙灯是溥仪。另一幅《膝下图》，画一日人抱着中国孩子，孩子是溥仪。日本宪兵逼他承认抱溥仪的是日本天皇。毒打之下他被迫承认了，事后又推翻，并称日方搜查出来的那几本书有破损，是战前北方书局所退还者，原书早已绝版。我读过从日本监狱中出来的许广平、柯灵、邓之诚、赵紫宸诸先生写的狱中文字，平襟亚这篇《敌宪兵队二十八天》同样是一篇沉甸甸的严肃文章。历史不容歪曲，更不容忘记。所有受难者的回忆都可为历史作证，后人应该记取。
　　读郑逸梅的小品，知道平襟亚在抗战胜利后，曾经腾出家中的居室专为文艺界进步人士开会用。时常出入那里的有郭沫若、田汉、洪深、袁雪芬等人，一度引起国民党的注意。上海解放前夕，平襟亚没有投奔在海外的子女，留在上海，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年逾八十而终。有人说他的儿子在台湾继承父业，亦经营一家书店，并专门出版妻子琼瑶的小说。

　　《京师地名对》

　　对京城大都地名感兴趣者，何止今人，又何独男士？清光绪丁酉年（1897）一个待字闺中的少女郁郁而终，她是蒙古族的巴哩克杏芬女士。她的父亲在京城为官，女儿娇生惯养，临终与父亲告别时说，我愿时时于梦中与父相见，但恐非儿能自主矣。直到这时候做父亲的才深自谴责平时择婿过苛，贻害了女儿的青春。为了怀念千金，后由家人协助，把女儿独处闺中自撰的一本民俗小书《京师地名对》雕版成书，时在辛丑（1901），那时杏芬小姐故去已四年了。
　　聪明的杏芬姑娘，发现京城的坊巷地名各有掌故，新奇有趣，富有文学意味，因按韵编类，戏为比俪，日久天长，积成一帙，名为《京师地名对》。
　　借此她打发掉一部分枯寂的闺中生活。全书分两册装订，共20 个类别，每类次序均依诗韵编成，共五百余条。有的条目还加了注文，如“天地类”中，天妃宫对地安门，注文写道：“天妃宫，东四牌楼北马大人胡同；又朝阳门外沿河往南。地安门，皇城正北门，俗称后门。在“天文时令类”中，雹子胡同对冰窖胡同，注文称：“雹子胡同，西四牌楼北，明汉经外厂也。正红旗官学在北。冰窖，东华门外，南池子。景山西雪池，地安门外，什刹海，其余城外甚多。”这些当然都是百年以前的京城景观了。又京西的“雪洞”
　　对东城灯市口迤南的“甘雨”胡同，注内称：“甘雨胡同，镶白旗蒙古都统署在焉，又作干鱼。”这些坊巷掌故，对研究地名变迁的人来说自然有用，对于一般读者亦未必不感兴趣。此书并非为了实用，主要还在于它的欣赏趣味，读者可以从丰富巧妙的文学语言中，得到不少知识，了解京城的街巷布局和里巷风俗，甚至联想到北京人民的日常生活。此外很多地名对虽然没有注文，读来却朗朗上口，如柳巷对草厂，甜水井苦水井对大石桥小石桥，碧云寺对清风巷等。
　　在“鸟兽昆虫类”也有不少巧对，如燕儿对蚕儿，石虎对喜鹊，鲜鱼巷对蜘蛛塔，鹁鸽市对羊坊店等。在“服饰用物类”则有帘子对绳匠，钩儿对碾儿，笔管对绒线，手帕对喇叭，方巾巷对靴皮作等。在“珍宝类”中有铜钟对石碑，银狮对金鱼、玉带对银碗，宝钞对珠市等。在“茶食类”中更多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地名，如菜帮对醋儿，炒豆对粥厂，烟儿对粉丝，擀面杖对米粮库等。也许只有在中国，或只有在北京这样古代的大都才能以如此丰富的里巷地名，显示我们民族文化的深厚魅力。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如今有些里巷地名已不复存在，人们只能从书面上追忆遐想了。如50 年代中期我所居的建国门内的贡院东街，即与诗人臧克家所居的笔管胡同相邻，彼此联系极为方便。清晨及黄昏，我经常可以看到诗人到城外去散步。那时仍有城墙和护城河，以及铁道，现在俱已变成现代化的立交桥了。当年夏日的夜晚，在城墙外边的旷野里，露天演电影《天仙配》，我还站在那儿看了半场。因此读了这本反映百年前里巷春秋的《京师地名对》，倍感亲切，引起我不少联想。

　　关于《杨翠喜》

　　偶从旧书店购得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天津新小说社刊行的《杨翠喜》一书，署名西泠山人编辑。当年此女涉及轰动朝野的一大丑闻。
　　杨翠喜一向在天津天仙茶园等处唱戏，拿手的是《拾玉镯》、《卖胭脂》、《青云下书》等花旦戏。那时的女演员地位卑贱，杨翠喜自然也逃脱不掉卖艺兼卖色的命运，不仅流氓、富商包围着她，还有天津直隶候补道北洋陆军统制段芝贵也是她的相好。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庆亲王奕劻的儿子载振来天津办事，这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他是光绪的远房弟兄，父亲又是慈禧太后的心腹，因此仰仗权势也当上了商部尚书、御前大臣。段芝贵设宴招待这位京城来的贵公子，他看上了陪酒的杨翠喜，于是段就顺手推舟地以高价买下杨翠喜，于一九○七年三月送往北京，献与振贝子。段芝贵马上就被提拔为黑龙江省巡抚。
　　事情风传在外，御史赵启霖奏秉皇上弹劾段芝贵。清廷不得不下诏书撤去段的官职，并派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调查此案。既然事情牵连到奕劻父子，内线人物早就暗中通风报信，结果由天津盐商王某出面，造了假字据，承担了买杨翠喜为使女之名，掩护了皇室弟子和重臣权贵们过关。尽管载振迫于舆论的压力，也不得不暂时辞去尚书的职务，而举报人赵启霖还是受到罢官革职的处分。段芝贵则不了了之。辛亥以后，段因袁世凯的关系，官运亨通，在北京政府当了拱卫军总司令，还先后担任过察哈尔和湖北两省的都督。
　　光绪皇帝诏书中给赵启霖定的罪名是诬告皇族，所受革职处分是“咎有应得”。皇帝又借此诏示天下：“嗣后如有挟私参劾、肆意诬罔者，一经查明，定予从严惩办。”轰动一时的杨翠喜案件就这样告终了。
　　但是，街头巷尾，舆论大哗。当时不仅各报发表新闻和评论，连外国人办的报纸也纷纷译载此案的经过。“新小说社”刊行的《杨翠喜》一书，多少表现了社会上的这种不满。我不知道这个“新小说社”，是否即梁启超主办的《新小说》月刊社，按说《新小说》月刊在头一年已经停刊了。
　　《杨翠喜》于六月份再版。我藏的就是这个版本。书的最前面是光绪皇帝的《上谕》，接着是载沣、孙家鼐的《奏摺》，即调查天津杨翠喜案的报告。“奏摺”中说，北京派去调查的人（住在天津租界外国人开的高级饭店），在天津见到了杨翠喜和盐商王某等人，全都否认举报人揭发的事实，而在当时商人是可以随意买卖歌女和妓妾的，所以也定不成罪。其后收录的是《供词》，包括杨翠喜及她养父母等人口述的记录。据“供词”说，杨的养父母以三千五百元把她卖与盐商。又有杨的小传，说明杨原为河北通州人，案发时才十九岁。十二岁时因家贫被家人带到天津，开始学戏。十四岁时在侯家后协盛茶园初次登台，又在北马路大观茶园、北大关福仙戏园、北门里景春戏园等处演出。唱红后为盐商王某和道员大人段芝贵所宠。书中还收有关于杨案的小说、杂文、诗词、评论等文章。有人以杂文笔法写道：“杨翠喜以妓女而使段芝贵革职，赵启霖革职，振贝子辞职，其势力为一般清议所不及，为台谏所不及，为各大员所不及，为政府所不及，欲清中国官界之污浊，安得有彼千百杨翠喜来。”又有人指出段买妓而由盐商出面，在天津俗语中这叫“倒口袋”。“盖官场中人购置妾媵，恐为上官所知，有干例禁，乃使别人冒名，以掩局外之耳目，亦官场中之习技。”又说段已派人送杨到北京，案发后，又急忙将杨接回，当时不敢坐火车，由通州乘船回津。可见到一九○七年，京津两地尚通水路。
　　杨翠喜，区区一个被人买卖过三次的十九岁少女，尽管她卷入了这场肮脏的政治交易中，说穿了不过是权贵们的玩物，政客土棍们的工具，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而已。
　　据丰子恺编的弘一法师遗著《前尘影事集》，其中收有作者给杨翠喜的《菩萨蛮·忆杨翠喜》两阕。那时的李叔同还是一位常与坤伶名妓往来的少年公子。词如后：“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小怕言愁，言愁不耐羞。晓风无力垂杨嫩，情长忘却游丝短。酒醒月痕低，江南杜宇啼。痴魂销一捻，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阴，朝朝香梦沉。”
　　当然，这是1905 年李叔同去日本以前发生的事了。

　　恍如梦境忆北京

　　关于清代写北京的竹枝词一类的书，我原来以为或许已被近人搜集殆尽。不想近来又发现一百年前刻印的一部专写北京的《泥雪录》。这是光绪三十年（1887 年）于杭州刊刻的。作者何兆瀛，生于嘉庆十四年（1809 年），道光二十六年举人，卒于光绪十六年（1890 年），即《泥雪录》行世后二年。
　　他是江苏江宁人，少年时随父移家京师，一住就是五十年。近六十岁时，本人又出京到广东省为吏，官至两广盐运使，后来退出了宦海，到西湖边上养老。“养疴武林，回忆前尘，恍如梦境，拉杂成咏，得诗百首。识大识小，聊以记爪痕而已。”（作者自序）从他这本怀念京都生活的诗集里，我们可以看到从古到今，北京这地方对于人们究竟有多少吸引力。这个题材从来不曾被诗人和作家们放弃过。
　　作者出身宦家，自己也为官多年，熟悉的当然是官场生活。虽然他写的是京城民间风俗，其中也有自己生活的投影。如咸丰初年，他恭遇皇帝的经筵，在文华殿槛外担任过纠仪，诗里便有记载：“谏臣得侍文华殿，鹄立亲闻御论来。”这样的隆遇，怎能不记上一笔。又有也是他亲历的，如皇上临幸万寿山行宫，各部院的奏事、递事官和僚属们随行。有诗为记，我们可以从中领略官员们从政的日常生活。如：“每因问夜陈封事，万寿山前候早朝。退向昆明湖外立，一轮红日绣漪桥。”
　　属于官员们生活习惯和待遇的，如斗蟋蟀和闻鼻烟等，其中的讲究却也不少，这里不赘述。待遇方面的如领冰票的制度以前未闻，“凡官曹郎者，例许向工部领冰票一纸。冰窖官即日送冰一方。”诗曰：“宣窑老翁种莲花，凉式卢仝七碗茶。日日凌人颁玉鉴，风流不愧伐冰家。”清朝官员的供给制度于此可见点滴。
　　从《泥雪录》里也能找到作者的某些感慨，当以闲愁私怨多。如：“臣家门径本清寒，消受闲官一味闲。画诺归来读书暇，又看驴背蓟门山。”注曰：“京官三十年，所得者仅此而已。”这显然有点牢骚，却也让我们看到京官们平时政事无多，每天只是签了到便读闲书和游山罢了。偶然也有为世道而忧的篇什，如讲到作者先人在嘉庆间“官水曹，寓西城帅府胡同，与某部郎比户居，门庭犹寒素也。部郎间日朋酒高会，丝管之声隔墙，颇苦其扰。
　　其时京宦处境率与先公同。迨道光壬午癸未以后，虽寒素为京宦者，亦太半有部郎风。君子辄为世道忧焉。”诗曰：“晨炊一饱腐儒餐，走马兰台本分官。却忆东邻尝曲宴，党家羔酒夜漫漫。”地方干部和中央一级的干部彼此一个样，都是日日朋酒高会，丝管齐鸣，形成一种奢侈腐败的风气。
　　除了《泥雪录》以外，作者还于同治十二年自刻《心庵诗存》十二卷、《诗外》一卷。后来又续刻《诗存》一卷、《老学后庵自订诗二集》六卷。
　　估计在那当中也会写到北京的生活，如果下功夫去寻找原书，当有所得，然而我却没有那兴致和更多的精力去发掘了。

　　《话梦集》及其他

　　《话梦集》和《春明梦录》，各两卷，为民国年间刻印的诗集和笔记，皆记清代宫廷掌故、风俗和人物轶事者。作者何刚德，字肖雅，号平斋，福建侯官县人，生于清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卒于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
　　光绪三年考中进士后，曾任吏部司务厅掌印，后升侍郎。历任京曹十九年，又外任江西建昌及江苏苏州知府。民国初年曾任江西省内务司长、豫章道尹，一九二二年六月兼代江西省长，同年十月被免职，此后即隐居上海。著作除《话梦集》外，尚有《春明梦录》、《郡斋影事》、《西江赘语》、《客座偶谈》、《家园旧话》五种，总名为《平斋家言》。光绪末年刻有《平斋诗存》三卷、《平斋诗存续编》三卷；民国间刻《平斋诗存再续编》二卷、《平斋诗存三续编》一卷。据称何氏民国间的刻本，都是张寿镛先生在上海为他刻印的。
　　《话梦集》刻于乙丑年（一九二五）。笔者最感兴趣的是上卷收有《春明记事》诗，下卷收有《叹旧怀贤》诗，都是作者回忆为官时出入宫廷的见闻，非道听途说者可比，诚如他自称：“虽仅一鳞半爪，然五十年来世变，亦可于此存其概已。”
　　如同读其他有关北京的风俗杂事诗一样，我并没有忽略作者在诗后的附笔。《话梦集》几乎每诗必有注，这是一般风俗诗或竹枝词所习见的，读者并不嫌其累赘。如作者曾经督管皇家建筑的修缮工程，当他在皇帝行婚配礼用的交泰殿勘工时，发现殿中供有大佛一尊，不知何解。这就给研究故宫史的人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关于承德的避暑山庄，诗中说：“避暑偶寻行乐地，翠华岁岁幸离宫。”注中不谈皇帝在此从事政治活动的目的，只讲为了寻乐：“《宫史》藏于宫中，外廷不及见闻。祖训极严，起居饮食，各有规矩，不容违犯。若驻跸行宫则不拘此例，故热河避暑山庄规模甚壮。后来移跸圆明园、颐和园及三海，无非苦宫中过于拘束，而托避暑为名也。”这就比官样文章让人信服。又如写慈禧的六十寿典：“庆典堂皇饰太平，九衢跸路噤无声。景皇前导诸王退，静看慈舆缓缓行。”注曰：“金辇以百二人舁之，甲午钦后六旬圣寿，德宗在金辇前步行，诸王公捧如意前引，皆侧身却行。”如此具体而微地描写宫中礼仪，如见光绪皇帝的神态身影，如果只看诗而无注何以能如此传神。
　　《叹旧怀贤》诗主要是记人，如有关薛福成的诗注云：“……在京时，与余情意甚殷挚。余欲从之学，公曰：“洋务亦须有二十年功夫，方能精到……’又云：“公尝言将来陆战海战之外，必有云战。今飞机盛行，其言验矣。’”这些片言只语，都出自朝廷重臣之间的闲话，也许在正史中是不易见到的。诗中写到的人物，凡与作者结交较密者便感到亲切可信，反之则显空洞。其中有怀李鸿章、李鸿藻的诗，后者官吏部尚书，正是作者的上司。
　　作者以为李鸿藻平时工作勤恳，是个老成的典型。写李鸿章曾以直隶总督的身份随皇上赴东陵，作者也在侧，注中云：“公尝与余言，御史一窍不通，妄议国是，将来都察院非撤不可。且谓：我此后服膺老子，绝不为天下先。
　　公时以中东之役异常愤激，言因有发也。”作者出守建昌，过天津时又谒李中堂：“公谓建昌昔曾驻兵麻姑山，树木极佳，风景依然在目。”这些记载虽简略，却出自心声，能见人物的性格，读来不无生动之感。此外，作者的诗中还写到沈葆桢、荣禄、翁同和、张之洞等人物，莫不是近代史上的名流，史料价值亦高。写张之洞的诗中有一句：“京朝滞迹久知名，商贾城南有颂声。”借前门外一帽铺的伙计口吻，极口称道张买物不还价，过节不欠账云云，恰是从市井里巷的角度，用侧面衬托的手法来描画人物，自有其聪明之处。
　　《春明梦录》两卷，早刻于《话梦集》两三年，因是笔记，夹叙夹议，娓娓动听。其中涉及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等重大史事，也涉及了宫廷典章制度、科场见闻等。由于是回忆前朝之作，落笔时禁忌也少。
　　如作者写了光绪皇帝召见作者三次的经过，地点都在乾清宫，时值德宗亲政时。当时君臣之间的问答，一一实录，如临其境。慈禧太后重复临朝时，在颐和园又召见作者。太后与皇帝隔桌同坐一炕，慈禧先问他福建民教情况，续问矿务能否发达。旋又问他在江西任职几年，江西各府的情况如何？还有义和团之乱的情况，地方上如何被扰，又是如何结束的等等。当时慈禧曾经叹息道：“中国自海禁大开，交涉时常棘手。庚子之役，予误听人言，导成今日局面，后悔无及。但当时大家竞言排外，闹出乱来；今则一味媚外，又未免太过了。时事艰难极点，全赖大小臣工苦心对付，无过不及，才能免此危局。江苏地方事，也不是好办的。……”又问光绪：“皇帝有话说否？”
　　德宗只说：“汝可下去。”……以上或有为慈禧开脱处，却极富现场感，分明可以看出慈禧与光绪之间的某种矛盾以及两人不同的语气和神态。又一条记载光绪初亲政时，因畏冷，在殿门装有一片玻璃窗。慈禧太后闻之大怒：“皇上年少，何至怕冷如此？况祖宗体制极严，若于殿廷上装起玻璃窗，成何样子！文宗（咸丰）晚年患咳嗽，亦极畏冷，引见时以貂皮煨膝上，何等耐苦？”终于还是撤去了殿门的玻璃窗。慈禧太后一副盛气凌人的面孔，真的是活灵活现了。当然这也是个表现人物性格的戏剧性场面，这样的笔记，又何止是治近代史者所乐见？
　　《东华琐录》，沈太侔著。多记旧京遗闻掌故，里巷民俗，更加词章雅驯，不失为一部史料及艺文价值俱佳的笔记。由于作者的生活所限，他更注重民间见闻，如写二闸风光：“都门昆明湖长堤，例禁泛舟，十刹海仅有踏藕船，小不堪泛，二闸遂为游人荟萃之所。闸在东便门外，自五月朔至七月望，青帘画舫，酒肆歌台，令人疑在秦淮河上……”但是，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作家沈从文写《游二闸》时，情境荒凉，河水已臭不可闻，今更无踪可寻。又写工部的灯景：“旧制六部皆有灯，惟工部最盛。门内灯彩四环，空其壁以灯填之，假其廊以灯幻之，且灯其门，灯其室，灯其陈设之物，是通一院皆灯世界。”类似情景，不少都是作者幼时的亲见。轰动一时的振贝子私纳女演员杨翠喜一案，涉及清朝官府的腐败，当时任商部尚书、御前大臣的载振被迫向光绪和慈禧具疏乞罢斥。作者引录其疏文，并称：“婉曲微妙，文词斐然，闻捉刀者，泗州杨杏城士琦也。”这些材料也都是在有关的著作中不易见到的。当然，书中所记传闻也未必全部如实，这也是旧时一般笔记中难以避免的。
　　沈太侔，广东番禺人。光绪间官礼部祭司，辛亥前后与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倡立国粹丛编社，卒于一九二六年。我藏的《东华琐录》为线装铅印本，一九二八年十月由天津北洋广告公司出版，绝版多年矣。

　　劫后的津、京

　　《京津救济善会图说》是一本石印线装小书。光看书名，以为是劝人行善的宣传品。吸引人处是左图右文，以日记体记事，述说一九○○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北京后的某些见闻，用的是通俗的白话，无标点。当然，书的内容偏重有关救济的事，对帝国主义的揭露则嫌微弱。不过书中留下了当时的一些实情，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看到天津、北京遭劫的惨相。作者署名，“北平孙乐园编辑”，图共二十八幅，单线勾描，不知绘者何人，也无出版年月及出版处。从内容来判断，当在光绪二十七年（一九○一），即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从西安返回北京之后，出版处估计是北京。
　　书中记述浙人陆树藩（曾在北京任户部行走），当时在家乡惊闻皇太后及皇上被迫逃亡西安，为尽臣子之责，先在上海筹款，仿国际红十字会的组织（当时中国尚无红十字会的机构），北上解救被困京津的被难官商家眷南返。光绪二十六年旧历的八月二十二日，他搭乘爱仁轮从上海出发，船上还挂了龙旗和救济会的英文旗子。四天之后，船到大沽口，陆某换乘小轮进塘沽，所见之处，“一路都挂的各国旗。东炮台挂日本同大英、意大利旗号，西炮台挂俄、德两国旗号，大沽船坞亦挂俄国旗号。招商局码头挂的美国旗号，开平矿务局码头挂德国旗号，铁路车站挂俄国旗号。此外，村镇商船，无不挂一外国旗号。真是人民犹是，城郭已非。……陆先生看此情形，心上实是难受，回到船上，独自个儿躺在房舱落泪了。”接着，陆树藩到了天津，在紫竹林见了德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最后交涉在火神庙设立了救济会办事地点，晚上住在针市街。他可能是在八国联军大屠杀后最早进入天津的外地人，“见一路死尸满地，血气腥人。有剩一个头的，有剩一只手的，有剩半只腿的，真是可惨。中国人连一个走路的都没有，一出门，洋兵就来拉去做苦力，将身上带的物件，穿的衣服，都要抢去。有叫抬死尸的，有叫拉洋车的，做得不好就打就杀……”、“由海大道到东门都成焦土，估衣街亦被焚毁，独针市街还完全。”这就是九十年前，天津人民被帝国主义迫害的情景。
　　图画中所描绘的还有：难民闻讯后，围在轮船前请求救济；各国抢掠我粮草；天津机器局的枪炮和火药被掠为各国物资；陆某在南门外一带遭洋兵路劫，弃车逃去，等等。还有他们到都统衙门办事，见到“都统衙门内有大筐装一女人，被德国兵所伤，可怜可怜！”从画面上可以看出，那妇女裸身，是受辱致伤的。可是送进衙门又有什么用？那时的天津都统衙门，已经为俄英美法德日本各都统来管理，中国的民事和天津老百姓的民事，中国无权处理，一律得由懂中国话的美国人来审断。这幅图画，包括画面上用西历贴出的那张告示，都具有写实的意义。
　　陆树藩在天津往丁公祠看房子，在那里设立了掩埋局，专门收埋无辜者的尸体。又到紫竹林的北洋医学堂，“此堂由俄兵保护，房屋很糟蹋的可怜”。
　　到利顺饭店去访外国人，“过紫竹林大街，都成焦土”。又在美国洋行，“洋人把所得御用物拿出请看”，陆先生目不忍睹，赶紧退出。与行里买办商议，“愿出银十余万两全数买回”。中国皇帝在宫中的宝贝，已经成了美国洋行的财产。
　　一直在等待机会进北京的陆某，到旧历九月二十三日，才得有机会搭伴美国人的船从水路进北京。当时若无洋人保护，中国人断难外出。第一天，他们的船在天津东浮桥过夜，以后几日依次住北仓、杨村、河西务、马头、通州，第六天始乘驴车，“由石路进京”。这位当过京官的陆某这次是旧地重游，自然感慨万分，“一路只见破墙碎瓦，鸡犬无声”。“沿途行人甚少，枯尸很多”。在通州，“仓米抢劫一空，城内房屋都被焚毁”。进北京，只见“沿路房屋都毁，甚觉凄凉。进齐化门，由日本人管守城楼，城门都被炮伤，暂寓东四牌楼锡庆堂”。被炮击的齐化门，即朝阳门。
　　此时京城的洋兵，仍到处胡作非为，如救济会某人，“由化石桥经过，遇印度兵，抢去风帽戴在头上，大笑而去”。书中的第二十二图即描绘此事。
　　又，陆某出城到天坛去见美国提督，整个园林已为美国占有。“天坛房屋都给改造，有开旁门的，有开窗户的，大有久住的意思”。第二十三图即画着天坛祈年殿挂上美国的星条旗。这是记录国耻的一幅图画。也是揭露帝国主义横行霸道的一个罪证。应该说这是清末无名画家的创作，堪称写实性较强的时事漫画。时间过去了九十年，当我们看到这几十幅图画时，仍然能感受到画家的不平。
　　这位陆先生在北京见到了李鸿章，得到政府的赞助银二千两，并获准由上海招商局再派两条船来天津，接运被难官商的家眷南返。出京的人员集结后，又由美国派马队百名，护送陆某带领的三百余辆马车回天津。三天以后到了天津，登船的人数有数千人，还有死难者的棺木百具。全书着重渲染的是这位办救济事业的陆树藩，而他的救济对象也仅限于当官和为商的江南家属，而京津两地的普通老百姓，遭难更惨，几乎无人过问。今天我们也不能苛求陆树藩了。本书执笔的孙乐园，情况不明。陆树藩更不知是否真名。总之，在中国尚未建立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时候，他揭起救济善会的旗子，同八国联军的首脑人物及清政府的大员接触，并多少做了一些有益的善后救济事业，恐怕应该给以适当的评价，不过这已不是我的任务，而要求助于研究近代中国救济史的高明了。

　　忧时讽世的风俗诗

　　《王风笺题》，清光绪钱塘丁立诚著，收歌咏北京的风俗诗一百首。此书不见路工辑《清代北京竹枝词》，也不见雷梦水辑《北京风俗杂咏》及《续编》。该书完稿于光绪二十六年（一九○○）十月前，民国九年（一九二○）
　　始由杭州丁氏嘉惠堂精校，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以线装毛边本印行。
　　嘉惠堂是杭州丁申、丁丙兄弟藏书楼的总名，一名八千卷楼。查吴晗著《江浙藏书家史略》一书，其中列有丁立诚的条目，介绍他字修甫，为光绪元年举人，官至内阁中书，但没有说明他与丁氏家族有何关系。其实丁立诚是丁丙的儿子，而吴晗只提到丁丙有个儿子叫丁立中。《王风笺题》正是丁立中为他的亡兄丁立诚印的。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丁立中为《王风笺题》写的跋语中说：“先兄客京师久，前后公车凡九上”，暇时为诗，“往往于世风之变易，朝政之得失不免有所感触，寓讽于规怨而不怒，有小雅离骚之旨焉。”时人多争诵他的诗，又要求刊刻出版，丁立诚以为不可，并就此征求过俞曲园的意见。俞师在回信中明确表示：“忧时感事，语涉过激，且藏箧中，毋遽问世。东坡他事可学，诗案不可学也。”从中可以窥见清代文网之可怖，也证明了《王风笺题》的内容并不是只写风俗。
　　宣统三年，笺注此书的钱塘徐珂为《王风笺题》作序时说，丁诗“词意精妙，暗寓时事，盖有感于庚子拳变而作也。”然而，他的笺注有意避开了这些政治内容，只着眼于风俗掌故。当然，也许他当时不得不如此，而他笺注的风俗内容还是相当扎实丰富的。
　　《王风笺题》最重要的特点是，诗中几乎没有丑化义和拳，批判的矛头直指八国联军，并且一再揭露朝廷的无能和官府的腐败，表现了作者的正义感和爱国心。例如诗集开首的《颂恩诏》，本来是写“午门金鸡口衔诏，天上宣恩光照耀”的盛典，作者忽然笔锋一转，指出恩诏的内容不过是“四六骈文老腔调”，这对朝廷显然是极大的不敬。第二首《递国书》，写各国公使呈献国书，诗中却明白地道出各国列强的野心是：“土地实欲情义虚，递来哀的美敦书，二十四点钟期限，下旗升炮争须臾……”《洗白象》一首写宣武门的大象房，其中也有隐喻之句，如“……白象俸食三品禄。日蹙百里国不支，庞然自大痛莫知，西人虐谑若警觉，一洗积习仁政施，以齿焚身悔已迟。”又如《听鼓词》，采取了记实的写法，针对的仍是八国联军：“津门战鼓动地敲，三鼓而衰两将逃，十八子死河西务，舆尸乱涉流滔滔，东人鼓角风怒号。”
　　《舍火房》，表面是写慈善措施，实际写的是八国联军火烧前门大街的惨景：“朔风凛烈冻欲死，群聚火房乞人子，好行其善乐趋炎，帝泽如春王政始。一火烧尽大栅栏，谁人恤灾心力殚，土窟僵卧半生死，巷无居人求乞难，转瞬秋风生早寒。”又如《排大杠》亦是：“执绋挽歌路曲折，前门大街大杠设，丹旗前导灵辆行，三十六人舁成列。千人万人为国殇，无棺无椁委道旁，至无情者惟水火，渺无踪迹归鸿荒，掘地犹为葬者藏。”这哪里是写一般的礼俗。
　　最有意思的是，诗人借了写《跑快车》、《垫街土》等街巷日常见闻，还写到光绪和慈禧败走西安的狼狈相：“无端弹雨药雾昏，宫车夜出德胜门，望望贯市七十里，銮仪侍从几辈存”：“天子下殿走怀来，蓟门风雨行徘徊，驮轿侍从贝子坐，穸惟不起飞尘埃……”如此露骨地描写当朝皇帝、皇太后不光彩的行迹，这在近代诗歌史上也是少见的。莫怪俞曲园先生提醒丁家万万不可刊印，以免犯案获罪。

　　《京都新竹枝词》

　　琉璃厂雷梦水辑编《北京风俗杂咏》正续两书，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深得人爱。续编成书之前，笔者为他提供了清代刻本民国抄本各一册，可惜我的藏书欠整理，还是漏收了这本《京都新竹枝词》。
　　《京都新竹枝词》无出版处，线装石印，于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八月问世，校印者署名“老羞”。这名字显然是假托的，让人联想到它的后半“成怒”。如果我们勉强地用这笔名来窥探一下校印者的内心所想，也许可以说作者多是有感而发，并对时弊有所谴责，尽管是一时的发泄，微怒而已。全书共收竹枝词一百五十首，署名者子虚、百里、绮佛、湛园、戎马书生、孤竹愚盲等十八人。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写民国初建时的社会生活，写静止的东西很少（如节令、饮食、古迹、文玩等），这可以说是近代竹枝词中最具史料价值的一种。
　　这十几位作者对政治不无兴趣，对民国多有看不惯的地方，而他们当时认为新奇的事物，如今已是微不足道了。书中有写妇女新风俗的：“裙屐风流盛会开，革靴橐橐女宾来，座中道韫谈锋妙，一笑旋登演说台。”这还说不上是对妇女走进社会的讽刺，然而下面一首就对从政者有所不敬了：“奇货争居别样珍，长安估客喜翻新，茗楼一角喁喁话，交易商量到党人。”为国务议员们写照更多讥讽：“短发西装色色鲜，马龙车水过街前，同游携得如花貌，认取新来国务员。”又一首：“蛛网萦回电线斜，西城大半议员家，自从出席新添费，到院多于往日车。”有讽党争者：“民国年来党见纷，恩牛怨李太纷纷，议场争比歌场好，低首兰芳与璧云。”最末一句是指名演员梅兰芳和贾璧云，当时戏迷中也有梅党贾党之说。又一首写道：“政局纷纷类弈棋，本来约法尚临时，四番总理曾更换，内阁从新组短期。”有趣的是某些竹枝词的作者已经看到新成立的民国，并不能给国民带来真正的喜讯，故而提醒人们注意外国的动向：“试向东交民巷看，今朝各国又添兵”。又有的揭露了政府的腐败：“政客连朝竹战劳，部名俱乐挂牌高，寻常消遣千金注，要比前清贵胄豪。”又一首：“国会将开又展期，政争剧烈痛分离，怪他议院成虚设，只把薪金案屡提。”还有：“来自田间众议员，此身如到大罗天，家肥那管苍生瘦，岁给薪洋要六千。”无疑的，尽管这些竹枝词在艺术上还不太讲究，但作为近代政治讽刺诗来说，后人完全可以接受。
　　在写社会风俗变化的竹枝词里，也有一些意识很好的作品，如批评国人崇拜洋货者：“入口纷陈百货全，东西各国竞争妍，价高不惜金如土，可叹吾民嗜好偏。”当年的社会病态，今天似乎也没有绝迹！还有一首写琉璃厂旧书肆的，这位作者的感慨可以引起今人的共鸣，时间虽然过去了七十余年，而琉璃厂面临的命运何其相似：“大雅于今已式微，海王村店古书稀，如何碧眼黄须客，卷书元明板本归。”竹枝词的作者解释说：“东西洋人不惜重金购厂肆名人书画载籍，国粹殆将罄尽。”读了这样的竹枝词能不让人击案三叹乎！

　　哄闹的三天

　　我在旧书店看到一本名为《国民哀悼会纪事录》的石印本线装书，不知是追悼什么民国要人的。随便翻翻，知道这书怪而可笑，还是买了下来。原来这是民国成立以后，悼念光绪皇帝的正宫、溥仪皇太后隆裕逝世而出版的特刊。时在民国二年，即一九一三年的三月。
　　溥仪在他写的《我的前半生》中，记载了辛亥革命成功后，袁世凯曾经给清室的种种的优待。每逢节日，民国的官员们照例还进宫来参拜。他们当中不少人原是皇家重臣，起初还有所顾忌，进宫后才敢换上朝服袍褂，依然前朝模样。但是，“从民国二年起，又敢于翎翎顶顶，袍袍褂褂地走在大街上了。”“完全恢复了旧日城中繁荣气象的，是隆裕的寿日和丧日那些天。……
　　隆裕去世后，袁世凯的举动更加惊人：他亲自在衣袖上缠了黑纱，并通令全国下半旗一天，文武官员服丧二十七天，还派全体国务员前来致祭。接着在太和殿举行了所谓国民哀悼大会，由参议院参议长吴景濂主祭。……在紫禁城内，在太监干嚎的举哀声中，清朝的玄色袍褂和民国的西式大礼服并肩进出。被赏孝服百日的亲贵们，这时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神色。”此刻恰似清室复辟的时机已经到来。
　　这场哀悼大会的荒唐表演，在故宫太和殿一共哄闹了三天，即三月十八日至二十日。报丧的电报仍用“大清”的年号，一切事宜都由国务院代办，完全是“国丧”的规格。这本《国民哀悼会纪事录》，为这场庄严的闹剧作了历史的记录，不失为一本反面教材。书前是一幅隆裕太后的“御影”，附有她宣布共和的诏旨。接着是太和殿内外哀悼大会的摄影十二幅。从照片上看，连午门、天安门都搭有牌坊，天安门城墙上挂满了挽联。《纪事录》内收有各界来电、挽联、助款名单、致祭礼节、会场路线图、祭文、哀悼歌词、皇室答词、外宾名单、工作人员名单等。最后是大会收入支出表。就在哀悼大会上还宣布，将要设立皇太后的铜像，以表彰她的功勋。祭文的主调是隆裕有“逊位之德”，恭维她以尧舜禅让之心，赞同“共和之美”，好像清王朝的覆亡不是被革命所推翻。隆裕是慈禧的侄女，也是慈禧为光绪选中的皇后。光绪、慈禧死后，由她辅佐溥仪当了皇帝，又由她接受了民国的条件，结束了清朝的历史。袁世凯表面尊崇她，实际拿她当手中玩弄的一张牌。他所以要保持清室的特权，是为自己当洪宪皇帝做准备。太和殿的三天闹剧正可制造一种气氛，同时也是在向南京政府施加压力。他自己虽然没有亲临太和殿，却派了个人的代表去致祭，并在大会上宣读了祭文。他在祭文中别有用心地说什么“改革之始，见以兵戎”，实际正是他在幕后制造了动乱。又说什么“阴谋谲诡，此盛彼衰，前仆后起，百姓何辜”，这是埋下伏笔，他要伺机为人民“请命”了，说穿了是为自己登基制造舆论。副总统黎元洪也有挽联：“片语息兵戈，民国酬恩应第一。全军为墨经，深宫弭乱更何人。”
　　他们哪里还把民国放在眼中。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在这本《纪事录》里，也提供了某些文化戏曲史料。
　　如当时教育部读音统一会及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也都送了挽联。当时的袁政府还命令北京戏曲界停演三天，“以表哀忱”。梨园界的组织正乐育化总会也公推代表到大会致祭，代表共十七名，领衔的是伶界大王谭鑫培，依次是田际云、王琴侬、杨小楼、杨朵仙等名伶。据记载，梨园界还献金六十元，但直到编辑出版这本《纪事录》时，这笔钱也没交来，成了空口人情。这是梨园界凑不出这笔款呢，还是老伶工们的有意为之？

　　《三海秘录》

　　北京的三海之称，早自明代即有此说。一般以瀛台以南为南海，蕉园为中海，五龙亭为北海，统称三海。谈故宫掌故，专写三海的书似不多见，寒斋只存两种，其中之一即许指严写的《三海秘录》。此书大32 开本，铅印，1924 年7 月上海新民图书馆兄弟公司出版。全书共分三编，甲为建始及鼎盛时期，收《抱素书屋》、《丰泽园》、《紫光阁》等三十余题。乙为衰微时代，收《咸同期北海景况》、《居仁堂轶事》等二十余题。丙为新华时代，收《新华门纪元》、《大典筹备处》、《养心斋治丧》、《晚晴簃余闻》等十余题。此外，附有三海图片八幅，可见早年的三海风光，如当年一进北海，河沿儿并无铁栅栏，尚存一种天然的野趣。
　　书前有周剑云等人的序三篇。周氏称，他于1921 年春办《春声日报》时，许指严以《三海秘录》一稿排日披露，颇得读者的好评。报纸百日而终，两年后许病故，此书是以许氏遗作的面目问世的。许为南社社员，曾在南洋公学任教，包括写说部的李定夷等人都是他的学生。他自幼出身宦海家庭，熟悉朝野轶闻，因此乐于讲述宫廷掌故。他在写作时，似乎特别迷恋于一个“秘”
　　字，除《三海秘录》外，又著有《南巡秘记》、《天京秘录》等。据郑逸梅先生说，许逝世后，有人讲：“指严死，掌故小说与俱死。”可见许氏著作的特点和影响，而他的书病亦病在一个“秘”字上。许的文字既得自先人的口述和别人的传闻，其中有据可查者有，失实误记者也不少，不能完全作为史书来看。不过《三海秘录》中写洪宪时代发生在新华门内的种种纷争则大体可信，因为时间相距较近，不实之处很难瞒过时人。书中败笔又由于作者头脑里的迷信思想在作怪，如说袁世凯的皇帝梦即将破败时，三海之中颇见妖异，例子是居仁堂闹鬼、银杏树自焚、卫兵自杀、宠妾溺水等等，显然这当中有的是无稽之谈，有的是事出有因，作者不能作出确当解释而已。但是，数百年来的三海由于地位所关，发生在这里的无数政治事件，几乎都可一记，《三海秘录》正好给人们提供了一些线索。
　　许指严靠卖文为生，长期经济拮据。最为失策的一件事，他曾经与上海世界书局的老板合谋，由他根据《石达开传》伪造了一部《石达开日记》，这是旧时代书商的可恶，也是文人为了钱而失检的一个悲剧。其实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运，他仍然落落寡合，失意一生。我偶然从苏州周瘦鹃、范烟桥等人参加的星社主办的刊物《星光》上，看到许指严晚年卖字的一张润例，附有一诗，颇凄凉：“海上蹉跎二十年，醉舒白眼望青天。兔毫秃尽身垂老，换得人间买命钱。”
　　据郑逸梅先生说，许的书法“遒秀古逸”，但是买他字的人并不多；而他的文章，因崇尚古文，未免有点艰深，所以销路也不畅。清苦了一辈子，他只能身有所感地以诗来发泄一下心中的郁闷。

　　奉宽的《妙峰山琐记》

　　本世纪20 年代中期，北京大学的一批学人顾颉刚、容庚、容肇祖、庄尚严等人，登上京西的妙峰山，作了一次民俗采访。事后联络了一起上山的《京报》副刊编者孙伏园，在报上连载了若干期《妙峰山进香专号》。1928 年9月，即以顾颉刚、孙伏园等人合著的名义，作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民俗丛书”出版了《妙峰山》一书。此举开民俗研究实地调查采风的风气之先，显示了“五四”以后提倡民俗学的最初成绩，堪称三百多年来写京西风景区妙峰山的第一本著作。
　　1920 年，顾颉刚与陈万里曾初登妙峰山，印象殊深。1925 年4 月，他们建议北大研究所国学系主任沈兼士组成调查团再次登山。今天，我们若想了解当年妙峰山的人文景观，不得不感谢这批学人的笔录，依靠这本《妙峰山》。
　　但是，在这以前还有一位奉宽，早就凭了个人的力量默默地对进山风俗作了细致的调查。这就是1929 年12 月仍由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出版的奉宽著《妙峰山琐记》。这部书稿是顾颉刚偶然发现的。顾先生以为，稿本中写“香火一项比我们所抄的竟多出两倍余，尤出我的意外。把我们出版的《妙峰山》和它一比，显见得我们的资料太单薄了。我惊奇世上竟有这样一本正式研究妙峰山的著作；我又欣喜世上竟有这样一个注意民众信仰问题的学者！”（见《妙峰山琐记·序》）由于奉宽的书稿用的是浅近的文言，故请魏建功加以校订、标点，并结合书的内容，加配了魏先生登妙峰山时拍摄的风俗照片二十余幅。此外，他还整理了一份奉氏稿本中引用的书目，近九十种。书的封面则由钱玄同先生题签。这样一部富有趣味的民俗著作，在一批学人的精心设计下问世了。当时只印一千册，事隔60 余年，当已成为稀见的版本。
　　作者奉宽，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即曾“奉母朝山”。关于母子进山的情景，书中也略有描述。自从民国三年（1914）以后，作者每年都要上妙峰山。山顶上有明代建立的碧霞元君庙，每逢旧历四月初一至十五，北京人上山求福者络绎不绝，三百年来香火极盛，并有远道而来的天津及华北各省的香客。当年山上的碑石林立，最早的是明万历年的，康熙、乾隆年的更多。奉宽如此热衷上妙峰山，有时还与妻儿同行，是出于宗教信仰呢，还是爱好游山观景，竟或是为了有计划地要调查民俗？也许三者都有，而以后者的成分最大，因为他每次上山都尽力抄写碑碣和搜集各种招贴、告示，以及其他文字资料。下山后又博采群书中的有关记载，结合个人调查所见，旁征博引，考证谬误，表现出浓厚的历史趣味和学人的见识。如果纯为迷信和游乐，何必费此精力。
　　当年顾颉刚先生如此珍视妙峰山的风物，最怕的是一旦庙毁香断，三百年间活生生的历史文化便会湮没无闻，因此他有意给后人留下一部真实的记录。这种担心不幸被他言中了。十几年前，我曾经上过妙峰山，山顶上的庙宇在“文革”中已被“造反派”们拆毁。他们声称破“四旧”，实为劫掠木材和石料而来。想想当年那些采风者的一番苦心，我们怎能不有愧于前辈。
　　更何况“造反派”们是以“革命”的名义在自毁国宝，造成的后果已无案可查，也没人去查。
　　《妙峰山琐记》共分4 卷，卷1 记载从京城至阳台山一路之风物；卷2、3 为登山各道的情形；卷4 为妙峰山上的所见，包括各处茶棚及朝山社火等景观。夜间满山灯火，朝山的队伍曲折隐显，如同一条火龙。看上去有些宗教的神秘感，同时也蔚为壮观。奉宽字仲严，号远鹤，蒙古名为博尔济吉特。
　　宣统时在海军部任职。辛亥后一度留在海军部门工作。以后便在北京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任编辑，又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任教。他是《红楼梦》版本的收藏家，著有《清理红本记》。写过《燕京故城考》、《汉严印斋书录》、《元国书官印考释》等，还参加过四库提要续修的工作。他生于1876 年，卒年不详。当《妙峰山琐记》出版的时候，他已53 岁。

　　夏枝巢的《清宫词》

　　夏仁虎（枝巢子）著《旧京琐记》，我早就读了，并购有原刻。他是南京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北京为官，先后在刑部、邮传部、农工商部任职。民国期间又历经北洋军阀、国民党、日伪的统治，直至全国解放。数十年来以著述为志，未尝远离京门一步，刊有《啸庵文稿》、《啸庵诗稿》、《枝巢四述》等。他热衷清代宫廷故实，1941 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刊行了一册《清宫词》，传本稀见，连八十年代北京古籍出版社搜罗比较完备的《清宫词》辑本也未收入。我得于琉璃厂书市，深感世间值得一看的书实在无法穷尽。
　　夏著《清宫词》为16 开铅印本，郭则沄、吴廷燮作序，分为上下两卷，诗各百首。作者在序例中介绍：“上卷百首述帝后妃嫔皇子公主，以及侍臣监御宫中逸事。下卷百首纪宫苑典礼节令风尚杂事。”每首诗都有注，除取正史及各家笔记外，亦有得自“近时故宫所发见诸密档”者。他写宫词遵循两个信条，一是注重信史，不录传闻。二是反对华词丽章，不作任何铺陈，用他自己的话说：“宫词虽细，亦史事之支流也，可以存一代之典章，纪一时之风尚，明一朝之得失，见一事之是非。若乃徒摭瑰词，漫夸丽藻为已末矣。”除了以上两点，我还欣赏作者选取材料的角度，虽不脱宫闱旧事，又非枯燥的典章陈列，善于从不被人理睬的细事中表现生活场景和人物性格。
　　此点反映的正是文人偏好，诗人本色。如写康熙二十六年六月，皇帝在中南海的瀛台避暑：“高槐大柳伴宫墙，入奏瀛台趁早凉。举网得鱼归去乐，不须割肉羡东方。”注中说，康熙谕令在此湖边桥畔设网，待大臣们奏事完毕，可以在水边垂钓，得鱼后可以带回府中与家人同享。人们都说康熙治政有方，由此一端也可看出他偕调君臣关系，团结高级干部的手段，不是颇富人情味吗？他的儿子雍正皇帝与他的作风就大不相同了。夏氏抓取了这样的镜头：“纪纲整肃自宫中，玉食原应四海供。竹子院中昨设宴，进鲜恁与大家同。”
　　此事得自清档中的一份雍正上谕，原称：“昨日竹子院设宴，朕筵中所有之物，中宫筵上亦有。传谕茶膳房，凡外来进鲜之物原为进朕，中宫所用如何与朕相同？”康熙的豁达，雍正的偏狭乖僻于此俱见。
　　枝巢子终究曾在清府为官，怕是旧念难除，他写《清宫词》主要不在评断前朝的是非得失，有的地方还流露了颂圣扬德的感情，很少批判的目光。
　　如写乾隆四十二年，宫女因侍奉惇妃不周竟惨遭“责毙”，屈死于乱杖之下。
　　诗曰：“杖下桃花似雨飞，朝来有旨贬惇妃。苦桃命薄君恩重，不许宫中更树威。”一个无辜的女奴白白送了命，乾隆不过把惇妃降了一级，照样当嫔妃；作者为此还要地下的宫女来感念君恩，这是无法令后人接受的。又如对慈禧太后，虽有微词却很含蓄。颐和园里最初出现机制轮艇的时候，那还是先进的新式装备，但不是用来兴国强兵，却变成慈禧游乐嬉戏的项目。陪侍她玩耍的则是一批贵族子弟。诗曰：“汽艇初来快若飞，黄头缚袴奉慈游。
　　十年海上风涛苦，不及昆明一保优。”注云：“昆明湖初试小轮艇，供应官曰船坞委员，皆富家子弟，衣锦端丽，年终辄有优奖，故有未弱冠而得三品冠服者。海军老将士健羡而已。”作者为海军老将士们鸣不平，也指出了慈禧纵容贵族子弟特殊化的腐败作风，然而锋芒宛曲，绝少怨怒之词。尽管如此，夏氏的《清宫词》仍隽永可读，于史家和文学工作者亦不无参考价值。
　　今后似应补入北京古籍出版社的《清宫词》中，好让这个辑本更加完备。
　　夏仁虎究竟是哪一年写成《清宫词》的，刊本未作说明。如果完稿于四十年代初，那么他的公子夏承楹（台湾作家何凡）或已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读书了，似可提供某些写作情况。何凡先生的夫人林海音，即《城南旧事》的作者，台湾著名女作家。她在台湾印了《旧京琐记》和《清宫词》的合印本，后者所据的是抄稿，并说是首次印行。看来她也没有发现最初的印本。

　　《日下梨园百咏》

　　《日下梨园百咏》，光绪辛卯五月天津石印书屋出版。那是光绪十七年，即一八九一年，距今已百余年。描写京师梨园风景而由天津印行，一方面说明天津的石印技术发达，另一方面正好反映出天津盛行戏曲和读者的兴味。
　　看来津门观众早有热衷京戏的传统了。作者醉薇居士，浙江人，真名不详。
　　署名伴仙道人的序言里说，作者醉薇居士于一八九○年春出游津门，本书便是在天津写成付印的。作者也有一篇自序，讲到北京舞台原以西昆诸剧为主，然而“近年风尚递更，专工湖广调，俗所谓二黄也。京师梨园讲求最至，精斯艺者辄名噪一时，而西昆之音不啻广陵散矣。即或偶尔登场，观者必厌倦思卧……”这里透露了百年之前京戏大兴，昆曲的观众已经不多。然而这一剧种终于流传下来，可惜观众仍然很少。
　　严格地讲，这部《百咏》诗意平淡，着重记述的是剧目，注文内容又都是介绍剧情，于演员的表演艺术很少涉及。不过仍可看出清末京师到底流行哪些剧目，以及扮演这些戏的名演员是谁。如《状元谱》等为小叫天所演，《连升店》等为刘赶三所演，《文昭关》等为汪桂芬、孙菊仙所演，等等。
　　戏有百出，演员的名字又何止百人。孙菊仙与汪桂芬、谭鑫培同为程长庚的弟子。孙为天津人，天津观众那时已热情地呼之为“老乡亲”，俗名叫得比真名还要响。丑角刘赶三也是天津人，传说在舞台上即兴编词儿嘲讽了李鸿章，被人告密而被捕入狱，受到了刑罚。讲戏曲界爱国传统及演员的品格，刘赶三不易被人忘记。
　　《日下梨园百咏》的史料价值不算高，好在不存，低级趣味，这比民国时期流行的一味吹捧演员的庸俗读物要强。我注意到书中特别标明了沽上某某是本书的校者，石印本的书写者又是谁，等等，表明当事者对书写、校对人的尊重，这种严肃态度倒是值得肯定的。

　　京戏楹联《钧天俪响》

　　用戏名作楹联不算希奇，但写成一本书的却比较少见。《钧天俪响》正是这样一本书。
　　《钧天俪响》本世纪初问世，光绪二十七年（1901）夏湖南湘乡谭氏刊刻。作者署“韶山野史”，实名谭艺林。在李希圣写的序言里介绍，这位谭君“以俊爽之才，客天津某将军所近十年数，往来京师，妙解音律，辄以戏名属对至千数百出之多。”当时宫廷内外正热衷京戏，士大夫纷纷趋步，蔚然成风。这部类似游戏之作的戏对，普及和宣传了戏曲剧目知识，保留下来一些剧目资料，可供研究京剧史者参考。
　　清末京戏在都门是怎样的地位，序中也有记述，如记当时谭鑫培等伶人“皆食五品俸，供奉内廷，颇蒙眷睐”，而“外省督抚两司入觐，其同乡及所部公宴于会馆必演戏，一日夜之费几至千金两，而内廷所费则十倍之……”
　　戊戌政变后，“国家多故，内宴渐稀”，到了闹义和团的时候，“正阳门外千余家一炬皆成焦土，所谓四喜、三庆、玉成、福寿、宝胜诸部一散如烟，光沈响绝”，正是“乐尽悲来，宫院乌啼，秋槐自落，山河尚在，弦管无声”。
　　民国时代京戏也只是余响而已，却在三十年代又繁荣兴盛了十余年。其间沧桑，颇堪寻味。
　　《钧天俪响》上卷为上平声部，计收四百四十八联；下卷为下平声，计四百零四联。共得剧目八百五十余出。近年有人研究京剧剧目，亦只收集千余出。书收二字对者如：锯缸，碰碑。卖字，祭塔。闹柬，杀庙等。三字对者有：斩雄信，拿谢虎。斩蚊龙，宇宙锋。收姜维，卖胭脂。精忠传，奇冤报。打登州，回荆州等。四字对者有：挑帘裁衣，错换袍衣。紫鹃焚稿，百花点将。五子闹学，六国封相。太白写表，迎像哭像。昭君出塞，六郎归位。鸿门设宴，磨房产子等。
　　中国的戏曲文化是非常丰厚的，仅仅用剧目便可以写成一本戏曲对联专书，而且还用木板刊刻发行，这在世界戏剧史上也是少见的。

　　齐如山说戏话观众

　　现在知道齐如山的人渐渐多起来了。他多年同梅兰芳一起从事戏曲艺术的改进工作，是剧作家，也是一位戏剧理论家。一九四八年他到了台湾，一九六二年故于台湾，遗撼的是生前不能回到北方的故乡。
　　齐如山的《说戏》刊于一九一三年，力主戏曲改进，可以说是他研究京剧艺术的第一本书，可惜台湾出版的十巨册《齐如山全集》里漏收此书。前几年我在北京见到了齐氏后人，将寒斋所存的《说戏》借与他们复印了。想不到民国二年印的书，如今竟已如此稀见。
　　齐如山到过欧洲，又出身译学馆，这本《说戏》其实是他对传统戏曲存有偏见时的产物，也可以说那时他对京戏的了解还不深，想以西洋戏剧的框架来改造京戏。他的本意当然是从热爱民族戏曲艺术出发，当时京戏也确实面临着非改不可的局面。但一旦深入其中，他便感到京戏自有它特殊的艺术规律，并为它的魅力所倾倒，不敢再轻视它，或贸然以西洋戏剧来判定其高低。
　　当年齐氏曾将《说戏》送给鲁迅先生，这在《鲁迅日记》里有记载。台湾版《齐如山全集》不收此书，或者考虑到这是齐氏早期著作，又有偏激之言，说了些外行话。我倒觉得这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观点，保留下来以见作者在认识上的发展还是很有意义的，对于今天对京剧还存有偏见或知识甚少的人仍有启发。
　　《说戏》之外，我还藏有一本《观剧建言》，是在《说戏》出版后一年，即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出版的，仍是铅印线装本。齐氏说，他的《说戏》是根据头年在北京正乐育化会的一次演说整理而成，那是就台上演戏的角度而说的，这次《观剧建言》则是针对台下的观众而言，因为要改变“吾国戏剧之退化”，不能光归罪于戏界，看戏者责任也不小。尤其是保守的欣赏习惯，往往可以形成对京戏改革的一种阻力。无疑的，这书可以看作《说戏》的姊妹篇，代表了齐如山早期的戏剧观点，也许还是我国第一部从观众学的角度来研究京戏的书。
　　全书共分八章：论观剧、论观剧宜注意全局、论观剧须注意道德、论观剧宜细心、论观剧须注意戏情不可捧习气、论观剧不可分党派、论时下观剧叫好者之派别、论北京名观剧曰听戏之不妥。从这书的章目中也可以看出作者的用心，他是有意提高观众欣赏京戏的水准，借以推动京剧的进步。这似乎是专门献给观众的一本书。他最早地提出欣赏京戏者要有一定的文化准备，至少要懂得与台上的表演呼应合作，反对那种不尊重艺术不尊重演员的随心所欲地纯娱乐作风。
　　齐氏提出观众看戏时宜细心，就是今天我们常讲的要同台上演员交流。
　　古典戏曲究竟是几百年前的艺术，如果一个观众漠然对之，或不在事先对这一剧种多少有点了解，也许不能一下子得其美感。齐如山举谭鑫培演《斩马谡》为例，谭讲孔明升帐一场，一上来总要紧走几步，但观众往往忽略这类细节。谭叫天则分析当时孔明对马谡失守街亭的内心矛盾：一是心里有气，二是担心失城后的危境。刚要处理马谡，赵云突然来了。他考虑赵比自己的资格深，又为先帝四弟，且是有功之臣，一边要好好照应，一边怕赵出面求情，极想应付过去，还怕露了实情，因此“俟赵云一去，自己闷了半天的心事登时发出，所以升帐时，借这几步及脸上的神色，要将这心事形容出来。”
　　这是谭叫天亲自对齐如山说的，可谓进入了角色的骨髓，理解人物之深令人惊佩！不知今之扮演《失街亭》的孔明者，升帐时可有这几步紧走？今之观众又有几人能注意到演员们的细微创造！

　　抄本论剧诗

　　校补罗瘿公《鞠部丛谈》一书的李释勘，早年居住北京，数十年流连歌场，结交了如梅兰芳等一批名伶，论剧独见多有，是一位痴迷京剧的顾曲家。
　　晚年他定居上海，著有《观句绝句集》、《梨园怀往诗》，尽述历年南北所见。上海陈声聪先生于一九八五年十月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兼于阁诗话》，收有李的《梨园怀往诗》，稍稍满足了留心戏曲掌故者的兴趣。陈先生以为这组诗“无异为京剧百年小史，现时人知者少，能言者更少”。数年前，余在旧书肆得《观剧绝句集》、《梨园怀往诗》合抄本，封面有墨笔书：“诗无足观，借以存歌场史实耳。一九五九年夏至，苏翁。”后钤“苏翁”
　　印。按李一名苏堂，又名蔬畦，“苏翁”即出此。题词可以证明，这是李释勘亲制的抄本，由他本人题署封面分赠友人。抄本的楷书工整清雅，竖行写在蓝格的毛边纸上。有这样功力的抄手现在也不多见了。这类观剧诗例来都以保存掌故为宗旨，诗的艺术价值倒在其次。抄本前面节录了陈声聪《苏堂诗续序》，称赞道：“其诗体略似昔贤论诗、论书、论金石诸作，而瑰谲温馨，弦越唱叹，风人之旨又不仅学人之诗也。”抄本后面还收了陈先生的两首题诗，写于一九五八年二月：“游戏于人亦不同，册季听尽水兼风。梁词魏曲平生事，岂在欢娱耳目中。老怀何限托兰荪，中有春明旧梦痕。谭艺人间残本在（蔬翁校补罗瘿庵《鞠部丛谈》仅存一帙），同留掌故重梨园。”
　　题词者还有瞿兑之，时在一九五九年。现在李、陈、瞿三位均已作古了。
　　《梨园怀往诗》成于一九五七年，《观剧绝句集》成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八年间。前者已照录于陈著，后者则稀见。其中有谈鞠坛掌故者，如说溥侗（红豆馆主）败噪之后，好演《群英会》之周瑜及《战宛城》之曹操。
　　又赞扬今之演员有的实已超过前辈技艺，等等。看来作者并非一味守旧。有赠言慧珠演《断桥》者：“仓皇缟袂路三叉，倩影分明萼绿华。残雪断桥长短笛，不堪哀怨别无家。”有赠童芷苓演《秋江》者：“一朵能行白牡丹，云涛万里不知寒。秋江飘泊腰支健，多少天骄拍手看。”有赠高盛麟演《铁龙山》者：“刮目吴蒙洗昨非，小楼风格人渊微。魁梧天靳偏精悍，咤叱暗鸣愿少违。”我有幸看过言慧珠的《春香传》、童芷苓的《打渔杀家》、高盛麟的《连环套》、《霸王别姬》，不幸的是他们三位如今也已不在了。
　　时人云，目前京剧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那么这类顾曲家的论剧诗恐怕亦成绝响矣！

　　梅兰芳的《花杂谈》

　　梅兰芳爱花，尤喜牵牛，这是梨园内外人尽皆知的事。20 年代中期，他发表了一篇《花杂谈》，是他早期专门谈花的一篇随笔。虽然用的是浅近的文言，仍应作为梅氏的佚文来对待。此文刊于1927 年4 月在上海出版的《梅兰芳专集》中。这是由严独鹤等人编辑的亦图亦文的一本大书，比较罕见。
　　梅兰芳从小就爱花，到22 岁时才开始自己动手培植，一年四季，乐此不疲。养花何以独宠牵牛？他在《花杂谈》里作了回答。他说：“非于此花独有所偏也。因其时演剧，仅在日间，子夜即眠，拂晓而兴。此花以朝颜名，雅合清晨赏玩。”亲自培植的结果，共得牵牛佳品三十余种，“颇为观者称道，余亦沾沾自喜。及东渡日本，视彼邦园艺家之栽培则佳种盈百”，这才感到自己的不足。归国后益加刻苦自励，寻求同好的帮助，一起研究。包括画家齐白石亦常到梅宅赏花，并为梅家的牵牛写真。此后，梅氏又扩及其它花种，养了菊花，等等。遗憾的是北京不大适宜养梅花，因在文中叹道：“他日移家南服，得遂自锄明月之思耶。”“九一八”事变前后，梅兰芳真的移家江南，养梅已无怨矣。
　　《花杂谈》中说，昔年梅氏到天津演戏时，曾到旧俄国公园一游。在那里，他发现有用五色草种组成的西洋文字图案，“工丽齐整，娱心悦目”，回到北京就仿而为之，编成英文“欢喜”二字的图案。继而想到既可用草组字，为何不能用花？既可组英文字，为何不能组成汉字？还想到标点符号，可用花蕾代之；括弧可用花芽代之。进一步“异想乃因大起”，如用花草可编成“书册式报章之形，则俨然花杂志花新闻矣。”现在，以花草组织成各种图案的文字花坛已司空见惯，但在本世纪20 年代尚未形成风气，组成报纸书刊的图案，至今亦是件新鲜事。梅氏审美敏感，并有兴致实地试验，灵气超过常人。更为新奇的，他竟然想到可以用这种组字的花坛变成商业广告，形成一种美化环境和宣传商品的手段。这一设想，堪称超前意识！想了想，梅兰芳也笑了。他说：“此说理想太幻，余亦自笑。”同时又不甘心：“安知他日不能见诸实验？”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广告时代，我孤陋寡闻，不知是否有人已实现了梅氏70 年前的梦想。梅兰芳一生醉心京剧的改革实验，在养花这种小事上亦见他的性格。他对艺术是一位善于琢磨和试验的人。对外界事物更反应锐敏，悟性极强。
　　在《花杂谈》中，作者还讲到了“花语”，即以花代言的种种知识与趣闻，以及花的传说和神话，等等。当时友人拟根据较有故事性的花的神话，替梅兰芳改编成京剧演出。那时，他已经注意到演戏及爱花这两者的关系密切：“余实深信爱花能益剧事，盖戏剧主于美，而至美莫如花，途径虽殊，趋向则一，以观心涵养其心灵，以莳花活泼其举动，无形中策进艺事。”结论花是美的，花的精神亦即戏剧精神。事隔30 年，梅兰芳在撰写《舞台生活四十年》时，他也没有忘记在书中写了一节《牵牛花》，非常具体地写到自己养花赏花时，对选择和丰富舞台上的头饰、服装等，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他明确地讲到颜色搭配是否得当，可以影响人物性格的塑造，以及舞台气氛的形成。他从生活中得来的认识丰富、提高了舞台艺术。他告诉我们，一个演员如果没有这种审美修养，在舞台上会闹出大笑话的。

　　梅兰芳的藏书

　　梅兰芳先生逝世后，家属曾将他的艺术收藏捐献给国家，事先开列了清单，我当时便产生了一个念头：若想让这批藏品化为社会所有，最好能公诸于众，哪怕出版一本《梅兰芳的艺术收藏目录》亦好。因为这对研究梅兰芳的艺术是非常必要的。梅先生的成就和其人的魅力决非从天而降，造就这位艺术大师成熟的诸多因素都有待人们去论证和研究，包括他对文化的兴趣和个人的性格，不是从他的艺术爱好中也能找到某些线索吗？后人正可从这里得到有益的启示。
　　多年前，我从旧书摊上拣得几本比较冷僻的书，倒也长了不少见识。一册是《国立北平图书馆戏曲音乐展览会目录》，1934 年印行。在那个展览会上陈列的，除了馆藏本外，戏曲研究家齐如山、傅惜华也提供了展品，其次便是梅兰芳的收藏了。当然，梅氏还提供了祖父梅巧玲、父亲梅竹芬、伯父梅雨田的收藏。梅兰芳继承和发扬了先辈的遗志，长期乐此不疲，收藏极丰，在梨园界已享有盛名。
　　另一本是北平国剧学会在1935年6月印行的《北平国剧学会陈列馆目录二卷》，线装铅印，编撰者是齐如山先生。设立在北京西城绒线胡同的国剧学会陈列馆，当年是朝着中国戏曲博物馆的方向来筹办的，可惜毁于“七七”
　　事变。这里曾经藏有内务府、升平署的历代戏曲档案，曲谱、剧本、脸谱、照片、唱片、戏单，以至乐器和其他实物。藏品都出于私人的借藏，书中一一作了标记，仍以齐如山、傅惜华、梅兰芳三人的藏品为主。在升平署剧本曲谱方面，有梅氏藏的乾隆朝安殿本《福寿荣》等10 种；王府进呈本《狮吼记》等。清末名伶的戏出画像若干幅，其中有描绘程长庚、徐小香、卢胜奎、时慧仙、时小福、余紫云的，还有老伶工朱莲芬书写的横幅等。在脸谱方面，梅氏藏有明朝、清初和乾隆时昆弋脸谱多册；各种古乐器足有数十件之多。
　　这生动地体现了他对戏曲事业的热爱和感人的敬业精神。他把舞台以下的有限时间，不是用来调嗓练功，就是用来搜集、收藏戏曲文物，并借以读书作画，或与同道进行切磋研究。一个成功艺术家的戏外功夫，局外人是很容易忽略的。
　　又一册北平国剧学会在1935年4月出版的《北平国剧学会图书馆书目三卷》，亦为线装铅印本，编撰者是傅惜华先生。从这本书里又可略窥梅兰芳的读书兴趣，以及他收藏了什么版本。如曲律类，既有明崇祯刻本的《曲律》、《度曲须知》、《弦索辨讹》等善本书，也有天虚我生著的《学曲例言》等普通的平装铅印本。郑振铎编的《清人杂剧初集》和吴梅编的《奢摩仙室曲丛二集》等，梅氏也有藏。至于历代戏曲旧抄本为数更多，不胜枚举，这是缀玉轩中最丰富的藏品。那时他完全有财力广搜稀见的版本。他在演戏生活中是怎样吸取知识的，这也是研究中国戏曲史的人们最感兴趣的话题。
　　梅兰芳所藏的戏本并不限于皮黄，藏本中还有粤剧和秦腔等，连大鼓书和弹词也不放弃，如弹词《玉连环》、《珍珠塔》、《来生福》等，有的还是清代刻本。我最感兴趣的是梅兰芳对新文学的兴趣，他收有民国初年印行的话剧剧本，如《劫后英雄》、《自由花》、《金钱世界》、《新鸿鸾喜》、《莺儿》等。他演过时装新剧，无疑地也从早期话剧中吸收了营养。另存徐志摩、陆小曼合著的话剧《卞昆冈》，是1928 年新月书店的初版本。《农心》和《可钦佩的克来敦》则是外国剧本，分别是吉洪福和余上沅的译本。可惜这类书记载不多，至少说明梅兰芳与新文学并非完全绝缘。
　　要想研究梅兰芳的读书生活，仅仅依靠我提供的这三本书中的记录是不够的。譬如梅氏对我国古典诗词、历史、小说的爱好就没有涉及，因此深入地评价梅兰芳的文化修养，研究他的艺术成就与藏书的关系等等，便感到有些困难了。这也正是梅兰芳研究中的一个空白。我以为填补这样的空白是必要的，同时是很有兴味的，尽管为时已晚，还是应该有人来做。
　　附记：完成此文后，有人相告：傅惜华撰有《缀玉轩藏曲志》一书。余知此书名已久，惜无藏。今后如得此书，或可补作一文。

　　梅兰芳书话

　　小引
　　梅兰芳先生的戏，我只在前门外广和剧场看过他演的一出《风还巢》。
　　与其说是欣赏梅氏艺术，不如说我更仰慕其人。余访书京华，得地利之便，过目的梨园史料不少，先后淘得有关梅氏的书物若干种，亦出自尊崇其人而珍重其书。今逢梅氏百年诞辰，检出旧藏十种，依时序排列，似乎梅氏解放前艺术生活中的大事多有涉及，亦巧合也。
　　《梅兰芳》
　　民国二年（1913）冬北京出版，小32 开本，竖排铅印，北京劝业场缥缃馆总发行。著者郭逋仙，题序者有木芙蓉馆主人等，题词者羞翁等六人。书前有梅少年时代便装半身照一帧，较稀见。又易实甫为梅作的《万古愁曲》、樊樊山作的《梅郎曲》，并罗瘿公等人的诗文。
　　本书所收梅氏于同年秋第一次到上海演出之资料甚丰，除演出盛况并各种评论外，并附演出45 天之剧目及日期。梅氏晚年回忆：“我第一次到上海表演，是我一生在戏剧方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见《舞台生活四十年》第1 卷第123 页）当时梅氏刚20 岁，从未离开家门一步，故由伯母同行照顾，而津浦铁路也刚刚通车。
　　《黛玉葬花曲本》
　　民国五年（1916 年）8 月上海石印局线装本，上海开智新书局发行。编者揅戡道人。书中除收《黛玉葬花》原词外，并戏考与剧评，及樊樊山为梅氏写的诗词《葬花曲》等。梅氏有志于把红楼人物搬上舞台，此为1915 年初演于吉祥园之红楼曲本。俞平伯恰于是年进京就学，并在吉祥看了此剧，亦文苑艺坛的一段佳话。晚年的俞平伯先生，曾忆及六十年前的往事，联语有句：“踏月六街尘，为观黛玉葬花剧。”
　　曲本前有梅氏的便装照及剧照六幅，其中一幅剧照与扮宝玉的姜妙香合影，附有梅氏的题词：“他曲未通我意已通，分明伯劳飞各西东，尽在不言中。他做合影里情郎，我做合画中爱宠。”
　　《梅母陈太君八十寿言》
　　民国五年（1916 年）3 月，梅兰芳祖母八十寿辰，是年梅正整装待发，将率团第一次赴日本访问演出。梅幼时丧父，14 岁时生母去世，自幼由奶奶陈氏抚育成长。此时演戏有成，更“不敢忘德”，于三月初三日为祖母设寿堂，亲自粉墨登场为奶奶演了《麻姑献寿》。配仙女的有程砚秋、尚小云等名伶。事后又集祝寿诗词联语及文章绘画等近四百件，编成《梅母陈太君八十寿言》一册，宣纸线装，仿宋体排印，于1920 年印成。题签作诗文联语者皆一时名人，如吴昌硕、张謇、林长民，陈散原、罗瘿公、姚茫父等。作画者有林琴南、徐悲鸿等。
　　书前附祖孙二人的合影。奶奶慈祥端坐，梅郎彬彬侍立，当是梅氏家藏珍品。梅氏的祖母享年85 岁。殁于1924 年。这年十月，她的孙子又将率团第二次访问日本了。
　　《凌波芳影》
　　此为梅氏扮演《洛神》的特刊。民国16 年（1927）线装坷罗版影印。收有《洛神》唱词，并梅氏扮洛神的剧照。罗复堪手写的《洛神赋》，以明代石鼓研格写就。罗复堪为罗瘿公的堂弟，亦旧京名士，著名书法家。齐如山有序：“畹华有洛神小像，极飞鸿游龙之致。罗复堪先生为临王献之小楷《洛神赋》于后，精妙绝伦，得未曾有，索观者至夥。余因怂恿付之影印，以快先睹。丁卯二月如山齐宗康题记。”此件可为梅氏于舞台下乐于结交文士之物证。
　　余得此本后请许姬传先生指教，承他在扉页上题字：“《洛神》于1923年12 月21 日初演于北京开明戏院。次年，泰戈尔来华，梅畹华先生请其观《洛神》，泰翁对布景提了意见，并赋孟加拉诗，用中国笔墨书于纨扇上。
　　1927 年岁在丁卯，齐如山影印此书，并以罗复堪所书小楷《洛神赋》为殿。
　　余有此书已散佚，德明老兄属题，因记颠末。辛西八二更许姬传。辛酉是1981年，就在这一年，许先生仍奋笔完成了一部简要的梅兰芳传。
　　《梅欧阁诗录》
　　梅欧阁，梅兰芳、欧阳予倩纪念室也。室设江苏南通的更俗剧场内，是近代名士张謇建立。1919 年，欧阳予倩曾应张氏之邀，在南通主持了伶工学校，梅兰芳亦应邀到南通演出。本书于1920 年出版，线装形式，附戏曲照片多张，计梅氏11 幅，欧阳氏4 幅。图版印制精良，留影愈显珍贵。
　　诗录中主要是张謇的诗作，亦收黄炎培、欧阳予倩、梅兰芳等人的诗。
　　如梅氏有代弟子程砚秋向张謇求诗的句子：“程郎晚出动京都，小影传来亦自姝。学得汝师须体认，所应有有所无无。”梅与程是师徒关系，但更像是同辈朋友，这自然也体现了梅氏的风度和修养。
　　《梅兰芳专集》
　　此为16 开软面精装本，烫金封面，全部铜版纸套色印，堪称装帧豪华。
　　1927 年4 月上海出版，编者为严独鹤、唐世昌、任矜萍。书中收梅氏演出的剧本及唱词，如《太真外传》、《木兰从军》、《千金一笑》、《上元夫人》等十余种。又剧照、便装照、墨迹等近60 幅。其中“缀玉轩字画及交际摄影”
　　部分最珍贵，如《梅花辑瑞记》，记1926 年10 月瑞典王储在北京访梅宅事；《缀玉轩招待使团记盛》，记1926 年6 月意大利驻华公使夫人，及美国、西班牙、瑞典等国大使及夫人18 人来访梅宅的情况；《中日名伶宴会之盛况》，记1926 年8 月日本演员守田勒弥、村田嘉久子访华演出，梅氏在大方家胡同李释戡宅举办茶会招待事，到会者竟达一百三十余人。此外，《梅兰芳外交史料之一节》，记中日实业界百余人在中山公园水榭举行欢迎日本艺员集会的详情。难得的是这些活动都留有照片，可作图史供后人观赏和研究。时人论梅氏与国际文化界的交往，引用资料多出此集也。
　　《梅兰芳游美记》
　　齐如山著，1933 年11 月出版，16 开竖排本。分甲乙两种，前者宣纸线装，后者报纸平装。余存乙种本，封面以古代乐器作图案装饰，题签者黄秋岳，作序者赵叔雅。1929 年冬，齐氏随梅出访美国，共逗留了五个多月，第一次把我国京剧传播到欧美大陆。本书记录了梅氏访美演出的经过，以及出访欧美大陆的准备情况。共四卷，分别是：“出国以前筹备”、“戏剧的排练”、“各界的提倡与欢迎”（上下）。附录五篇有《梅兰芳接受博士学位记详》、《观达佩尔女士独角戏记》等。
　　本书由齐氏口述，女儿齐香笔记。齐香当时还是一位在学的少女，幼时在孔德学校就读时已常在校刊上发表习作。现在是法国文学教授。齐香女士的丈夫罗大冈先生，亦法国文学翻译家，并写诗与散文。此书又标以总售处为北平崇文门内西裱背胡同某号，实即齐宅。想是齐氏的自费印书。
　　《梅兰芳艺术一斑》
　　1935 年2 月，梅兰芳从上海启程赴莫斯科演出，齐如山特地配合撰写本书。书用铜版纸精印，图文并重，并有英、法、中三种文本，于同年2 月以中国北平国剧学会名义出版。此书不仅有利外国观众了解京剧，于国内读者亦大有教益。比如京剧中的笑，在艺术处理上即有冷笑、气笑、强笑、妒笑、假笑、媚笑、苦笑等27 种，并且结合剧目一一加以论证，大开了观众的眼界。
　　又一章论述旦角的手势，附图35 幅，生动地说明手的舞蹈动作可以传达出人物不同的内心感情，这也是世界表演艺术史上所罕见的。莫怪有位俄罗斯的艺术家曾夸张地说，看了梅氏的手势表演，他们演员的那双手真该砍掉。
　　《剧目》专刊
　　《剧目》专刊，红色锦缎封面，线装宣纸本文，铜版纸插图，以中英两种文字印刷，是非常讲究的一本说明书。这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十月十日的国庆演出特刊，疑为南京国民政府招待各国驻华大使及外宾的演出。是日演了三出戏，一是尚小云的《秦良玉》，其次是杨小楼、郝寿臣演的《连环套》，最后是梅兰芳演的《贞娥刺虎》。特刊收了三个剧目的本事及唱词，以及演员便装照及剧照。英文说明由梁社乾译成。此人即1926 年翻译出版英文本《阿Q 正传》的译者。
　　转年抗日战争爆发，梅氏息影歌台。又一年，杨小楼病逝，盛况难再矣。
　　《梅剧团出演特刊》
　　梅氏息影舞台八年，于抗战胜利后在上海中国大戏院公演时的特刊。大32 开本，封面为梅氏彩色便装照，封面题签并作梅花图者为画家吴湖帆。书前有梅氏蓄须时的照片。匏庵的《发刊词》中述及，当时友人颇关心梅辍演后生活清苦，梅氏回答：“吾宁弃物质之享受，而求得精神上之自慰也。”
　　一语，掷地如金石响！
　　书中有梅氏小传，并配合演出之杨宝森、姜妙香、俞振飞的小传和照片。
　　又有徐慕云《我对于梅剧团的期望》及《春秋配》的本事和唱词等。附梅氏的照片及墨迹等二十余幅，其中较珍贵的还有其父竹芬画的一幅兰花扇面，以及1946 年底，梅氏在沪居的园中教授弟子李世芳身段的留影。梅的父亲早逝，年仅26 岁，所留的遗墨不多，此物殊难得。梅氏厚爱弟子李世芳，还在李坐科富连成时，便已破例收为门下。李出科后，更关心其成长。1946 年冬，李世芳到沪演出，1947 年1 月5 日演出结束北返时，不幸飞机在青岛失事而罹难。根据这张照片，以及吴湖帆作封面画的时间推算，此书应出版于1946 年底或1947 年左右。

　　程砚秋书话

　　《霜杰集》
　　1926 年，程砚秋还是一个22 岁的青年，他便印了这部上下两册的《霜杰集》。这是一部研究和评介程砚秋戏剧艺术的专集，线装宣纸本，仿宋体铅印，天地疏朗，淡妆素抹，极为喜人。程砚秋是一位富有书卷气的演员，他的乐于印书，正说明他日常钟情于文墨，注重自身的文化修养。据本书编者金仲荪说，他是秉承已故罗瘿公先生的遗志来编这本《霜杰集》的。1924年罗在医院的病床上对金面嘱：“玉霜所得海内名流诗词独多，顷已裒然成帙，思为汇辑版，今惫甚，子盖助我成之。”罗殁后，金仲荪陆续搜集报章资料及各界投赠程砚秋的文字，主要是辑编1924 至1925 两年间的所得。
　　罗瘿公是发现程砚秋天才的第一人，又为程氏编剧、排戏，并指导程处世做人，程视他为恩师。金仲荪继罗之后成为程的知己，同时也是为程砚秋编制剧本较多的一人，如《文姬归汉》、《荒山泪》、《春闺梦》等。金仲荪又先后任南京戏曲音乐学院北平分院研究所长，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副校长，与程合作多年，成为事业上的同志。研究京剧史，或撰写如梅兰芳、程砚秋这些艺术大师的传记，不能不涉及围绕在他们身边的文士们。过去不屑于写他们实在不公平，有很多问题也说不清楚。
　　《霜杰集》上卷为“咏玉篇”，收入歌咏程砚秋的诗词文章。下卷包括“锵凤篇”、“拾锦篇”、“贯珠篇”，分别是有关程氏的各种杂体文章，以及新编各剧及其事略。书名《霜杰集》，“取陶诗卓为霜下杰意也。”在金仲荪写的《玉霜簃拾遗》一文中，谈及1925 年春他客居天津，程砚秋曾驰书来问，并附所作怀念罗老师的诗。金先生说，“唐宋名作玉霜多能背诵，然初未见其能作诗，偶尔出笔便朴茂有古致，此子禀质颖异。林屋山人云，玉霜恂恂如书生，以有名师熏陶气质自好，知言哉。”程砚秋的五言诗出语浅显，似无多少惊人处，但感情真挚，非代笔人之一般应酬。诗曰：“明月似诗魂，见月不见人。回想伤心语，时时泪满襟。西山虽在望，独坐叹良辰。
　　供影亲尊酒，聊以尽我心。恩义实难忘，对月倍伤神。”这可能是程砚秋最早的诗歌试作，出自一个幼而失学的青年演员之手，极难得。在“咏玉篇”内题诗的作者有陈石遗、曾刚父、林琴南、黄晦闻、方地山、樊樊山、陈散原、张謇、况蕙风、黄宾虹、姚茫父等人，皆近代诗坛名家。如此风尚今已消退，其实有些题咏还是保存了不少戏曲史料。
　　我最感兴味的是“拾锦篇”，这里辑收了当时报刊上对程砚秋的一些评论文字，其中就有报界前辈、剧评家凌霄汉阁的文章，原是发表在《东方时报》和天津《大公报》上的。凌霄先生对于《霜杰集》的价值，在他后来所著的《说程》一书中作了批评。《说程》是一本线装铅印的小书。他说：“在旧剧界里，程砚秋曾经创始公开批评的前例。《霜杰集》前册是诗词，后册是批评艺术的文章，是从各报搜罗汇集，也是不问是褒是贬，一律全收。尤以《新中华报》之萍生，《新闻报》之少卿最为猛厉，谓须生之谭，青衣之程为哀音，为乱世之音……此外论列者二三十人，多数举长指短，均不失为批评。”“展读之下，深觉旧剧界批评公开，此为仅见。学者风度，佛西、上沅诸公亦深有同情。”余上沅、熊佛西都是新文艺家，他们也盛赞程砚秋的这种欢迎公开批评，不怕反面意见的学者风度，民主作风。诚一代名优，自有其不同凡响处。
　　《苦兵集》
　　自从程砚秋认识了罗瘿公先生以后，这位老师便规定了程氏每日学习书法的课程。程氏好学，多年不辍，他的书法在梨园界颇有声望。他练的是魏碑，今天我们若想欣赏他的书法成绩，当然很不容易了。但是，1931 年他却出版过一册石印本手书的《苦兵集》。京剧演员中还有以自己的书法专集行世的吗？恐怕程氏是第一人了。
　　程砚秋在《苦兵集》自序里说，为他编剧的金仲荪先生，“尝选三代以降诗歌之讽刺战乱者为《苦兵集》，盖上以示国人自古酷爱和平之心理，下以讽当今干戈洪水之惨祸缠绵悱恻。砚秋读而感焉，爱摘其中之警策动人者手写一帙，聊备展诵。石曾李先生见而赞许，谓足以启发人心，为呼吁和平之一助，督令付印售款赈灾，稍舒鸿雁之哀，冀化虫沙之劫。”唐代以下各篇则不及写竟。程砚秋没有谈到，他书写研习这些同情人民疾苦，要求和平，反对战乱的诗篇，其实也是为他在舞台上创造如《春闺梦》、《锁麟囊》这样的戏作了必要的准备。这种潜移默化的戏外功夫，也许不是任何一个演员所能具备的。
　　从《苦兵集》看程砚秋的字，果然刚劲挺秀，工整有致，一派魏碑风格。
　　近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御霜实录》一书，是一本纪念程砚秋的专集，内收远居英伦的程氏旧友谦斋先生的文章。他曾经藏有程氏所书扇面，至今还藏着程氏书写的条幅。他以为程砚秋的性格坚强，内心仁慈，任侠重义，而“他的书法从张猛龙碑入手，加以变化，写出来厚重纯朴，颇似他的性格。”这评论颇有见地，可供我们参考。至于程砚秋平日习书练字的情景，金仲荪在所写的《玉霜簃拾遗》中亦有介绍，他说：“玉霜好弄柔翰，无他嗜，曲罢辄以临池为乐，见纸即书，狼藉委几案不顾也。平时作书似不甚经意，予所见最精者即瘿公殁后每日研朱写《金刚经》，凡十部，七日一焚化，字体极工，实所罕见……”（见《霜杰集》上卷）一个戏曲演员爱慕文化至此，也算得痴情了。
　　我所得的《苦兵集》先后两册。先得的一册只见程砚秋的序，后一册还有李石曾的序与跋。李说，1930 年他与方耀庭、吴铁城、张岳军赴沈阳，与张学良将军讨论和平问题，适逢程砚秋正在那里演出赈灾，他每晚必去看程的戏，同张将军作深夜谈即在散戏之后。李氏把程的某些剧目与反战主义联系起来，与程手书的《苦兵集》联系起来，甚至与当时政界要员的文章联系起来，还要把程砚秋推举为“非战戏曲家”、“和平戏曲家”。这纯属政治家们的物事，有点多此一举。他扬言，《苦兵集》普及之日，即内战停止之日，亦即和平统一之时。李的序跋写于1931 年9 月15 日，第三天就是“9·18”
　　事变爆发之日。程砚秋本是一个杰出的艺术家，同一个宣传什么主义的政治家自然隔膜，理应彼此回避才是。依我看，没有李石曾序跋的这本《苦兵集》较单纯，而有李石曾序跋的《苦兵集》，却把本来简单的事情弄得不伦不类，不那么自然了。为了保存史料，寒斋还是把有李石曾序跋的《苦兵集》作为自藏本，把另一册送给热爱程砚秋艺术的冯牧同志了。
　　《程砚秋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书》
　　《程砚秋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书》，精装一册，大32 开本，1933 年8月世界编译馆北平分馆出版。书前有程砚秋写的“引子”，说明他于1932年1 月出国，次年4 月归国，以所见所闻完成此书。全书分两章，上章记出访经过，下章记考察所得和建议。书后有“结语”，并插图多幅。
　　程砚秋的这次出国，得力于居里夫人的朋友郎之万的帮助不少。当时郎之万受国联的派遣正来中国考察教育。他看了程砚秋表演的《荒山泪》，以为颇具反战思想，鼓动程赴欧洲。程砚秋便是与郎之万结伴赴法的。
　　本世纪初，国外对于我们的京剧艺术还很陌生，直到程砚秋、梅兰芳两位先后访问欧美大陆，才引起海外的震惊，得到文化界的广泛注意。程砚秋在巴黎参观了国立戏曲音乐学校。学校的陈列馆里展览着世界各国的古今乐器。在中国部分却只有一把胡琴，而且可怜得没有松香，没有千斤，没有码。
　　程砚秋感叹不已，连忙对校长直言：“我们中国乐器，不如是简单。这不能代表我们中国。”
　　程砚秋在法国尼斯参加了两年一度举行的国际新教育会议第六次大会，其中有戏曲音乐一门。参加会议的有五十余国的数百名代表，程砚秋在会上清唱了《骂殿》和《荒山泪》。到会者一旦了解到《荒山泪》的内容，演唱结束时，会场上便高呼：“废止战争！”“世界和平万岁！”当时正是德、意法西斯疯狂叫嚣战争的时刻，日本帝国主义也正加紧侵略中国。世界人民反对侵略战争的这种强烈情绪，感染和教育了程砚秋，使他认识到戏曲艺术产生的教育作用有多么重要。
　　在巴黎，程砚秋还参加了李石曾和欧阳予倩等人参加的一个关于戏曲问题的座谈会。当时欧阳予倩正在主持广东戏剧研究所。会上涉及戏曲与人生哲学问题的辩论，双方观点相持不下。李石曾有无政府主义的背景，单纯强调合作与互助；欧阳予倩则力主竞争与抵抗。程砚秋说不上是什么主义，私下里与李石曾和欧阳予倩都是朋友。他主张以和平为重，不过也提到“对于侵害者之需要制止，对于压迫者之需要反抗。”
　　程砚秋在考察中发现，欧洲的戏剧有可以学习的地方，但不是什么都好。
　　比如，布景的写实和繁琐便断不可学。如果京剧搬用了外国的这种办法，连外国戏剧家也说“无异于饮毒酒自杀”。这一点，至今未能引起国人的重视。
　　1933 年3 月，程砚秋急于结束考察，匆匆返国，理由是：“中日纠纷扩大，山海关发生变故，平津动摇……”。国将不存，在外边说戏谈艺还有什么意义。后人怎能不尊敬这位爱国艺人的一片至诚。
　　《记程》
　　如果不是一书在握，你很难从《记程》这书名想到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本书。记程者，记程砚秋也。作者徐凌霄，一名凌霄汉阁，剧评家。抗战前在京津文化界，与他的弟弟掌故学家徐一士同享盛名。
　　作为报人，徐凌霄与《京报》主人邵飘萍是好朋友，又与洪宪太子袁寒云过从甚密，因此有机会得到袁世凯的种种内幕，写成了痛快淋漓的揭露文章。他为天津《大公报》编过《戏剧周刊》和副刊《小公园》，自然是属于不曾革新过的旧派文艺副刊。剧评是他最爱写的文字。当年《大公报》的同事徐铸成说，自己所以迷上了京戏，便是受了徐凌霄的影响。
　　《记程》线装铅印本，由中国高级戏曲职业学校印行，出版年月当在“七·七”事变以前。关于书名，作者也有解释：“我现在写程砚秋艺术而定名《记程》，原意是想记载砚秋艺术成绩之过程、戏剧生活之前程，现在努力之工程。”又透露这书名的来源，脱胎于陈彦衡在二十年代写过一本《记谭》，那是记伶界大王谭鑫培的。《记谭》与《记程》都已绝版多年，如今难得见了。
　　《记程》除前言外，计分四节：腔是歌的姿态、腔是真情表现、腔生于字无字无腔、腔以音气为帅。这是研究程氏演唱艺术的书，于程的歌唱特点及其短长均有论列。我对京戏演唱艺术纯属外行，不敢妄加议论。我知道程砚秋曾拜于王瑶卿门下，而书中恰好谈了王氏对于弟子的评价，这倒是令人感兴趣的。如程的《贺后骂殿》，评家一向以为是出于王氏的密授，而王老板却直言，那全是程砚秋“自己琢磨出来的。”作者说：“予尝与瑶卿谈及《骂殿》皇娘之唱，予谓砚秋细密而德霖刚强。瑶卿云，砚秋繁音促节中有浩气，乃真刚也。”王氏对程、陈二人作了比较：“我看砚秋才是刚刚的。
　　德霖嗓音虽刚，其腔太慢而板，不足以写‘骂’。砚秋之细密而峭劲，气充而声激，能尽戏情，乃真亢也。”从王瑶卿的结论中，不难看出这是一位真正懂得京剧美学的老前辈。陈德霖素有铁嗓之誉，独王氏不取此说，道出他不是真刚，病在难尽戏情，不能得意境之美。世间迷恋程腔者可谓多矣，能够谈清其来龙去脉者又有几人？因此王瑶卿的谈话和《记程》一书亦难得的京剧研究史料也。
　　《程砚秋图文集》
　　抗战胜利以后，在上海的戏曲舞台上发生了两件轰动全国的事，即梅兰芳、程砚秋的重登舞台。出于抗日爱国的要求，一位蓄须明志，清苦自守，拒不登台；一位隐居北京西郊，以习农为乐。他们在侵略者面前，保持了一个艺术家的尊严，维护了民族的荣誉。这在世界反法西斯史和我国现代戏曲史上，都是值得骄傲的一页。
　　为了纪念这次演出，报人龚之方、唐大郎编辑了一本图文并茂的《程砚秋图文集》。16 开本，光程氏的生活照及历史照片就有六七十幅之多。作者多为文艺界人士，包括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洪深、吴祖光等。图文集由上海天蟾舞台发行，出版时间是1946 年11 月。
　　程砚秋在卷首写了《希望与感谢》，讲到他多年来便已感到京剧必须改良，而“七七事变”打断了他正在进行的工作。他说：“数年来，砚秋蛰居青龙桥畔，心情的冷淡，几乎忘了我的本身职业。”此文程氏文集漏收。
　　欧阳予倩先生写了《怀念程砚秋先生》，他说当年与程初见，这位一代名优还是十几岁的少年。二十年代中期彼此重会于南通市，1933 年又在世界花都巴黎重逢。文中似乎还没有忘记在巴黎与李石曾的争认，又含蓄地希望程砚秋能分清战争的性质，不可不加分析一味反战。结合当时解放战争的形势，这也是良友的诤言。
　　田汉则以《寄语砚秋》，忠告程氏在戏曲改革方面继续贡献力量：“砚秋已过中年，此后他不必专在红氍毹上与人家争一日短长，不如断然奋臂作改革先锋，更是千秋也。”当然，戏曲界的俞振飞、翁偶虹先生等也有文章。
　　我藏的这本《程砚秋图文集》，六十年代初得自上海书店。封面缺程氏彩色剧照一帧。北方的朋友很少机会见到这本书。热爱程氏艺术的冯牧同志，长期过着紧张的军旅生活，更不知世间曾有此书。一旦得知我有所藏，马上来函索借，看了几个月才还我。他是一位真正懂得程砚秋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