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三十家》 ３ 作者：伍杰 王建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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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在语言中旅行
这是张炜的另一种文本。三卷散文分别以《大地的呓语》、《羞涩与温柔》、《冬天的阅读》命名，唯一的诗歌集则定名为《皈依之路》（均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张炜的小说创作很有成就，但我却更喜欢他的散文和诗。原因很简单，散文能使我直接面对张炜，面对他那坦诚的内心和充满思辨的语言；而诗歌却体现了张炜的气质：情感饱满、在朴实的人生状态中强烈抒发出理想追索的生命感觉。正是怀着这样的期待，我阅读了他近百万字的文稿。原先一肚子的话语，随着阅读的逐步深入，却神秘地消失了，不知是他的语言吸纳了我的思绪，还是我的思考包容了他的语言。只听窗外萧瑟秋风轻轻拍打窗棂，又见落叶飘零晃晃悠悠牵扯出高寒时节，我突然生出种感受，季节给予时间信息和张炜传递的生命信息，在浓浓的深秋之中形成了对应。
形成对应是生命走向成熟的标志。而人的成熟首先体现在人格意义上。张炜散文中多次提到法国诗人兰波，推崇这位21 岁就放弃诗歌、37 岁就结束生命的天才诗人，显然是诗人对诗歌所保持的纯粹性。纯粹性是作家追求的一种境界。与其不再创造，就宁愿放弃。创造的全身心投入和放弃的彻底，就构成了诗人的悲壮经历。这悲剧性的过程，本身就确立了审美价值。
同样作为作家，张炜身处沸腾的时代。面对充满诱惑的世界和困惑丛生的社会，坦然地做人，安静地写作，并使自己超越浮华而进入亲切平和的人生状态，这也许是优秀作家们的理智选择。站在这样的历史坐标上，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承担社会的善良道义，正是作家自信心的表现。
张炜散文中源于对土地、对人间真情的热爱以及对社会所保持的批判意识，是作品构建的基础。批判是前提，从批判走向建立，在批判中创造新生，批判就有了意义。而这种批判显然包含着对真善美的颂扬和对真诚的人间情感的眷恋。而这一切行为的起点是那块生生不息、却又永久保持沉默的土地。
关于精神，张炜散文中这样论述：精神是向上的一棵树，尽管有弧度、会倾斜，但它始终是努力向上的，奔向广阔的。精神之树根植于生活、根植于大地，即使它倾斜、它倒下，也是面向大地、亲吻大地、回归大地。我们强调精神，是试图在世俗的生命结构中建立精神的高度，是在脚踏实地的生活中注入高贵的气质，是提高生命存在的质量，也是给社会创造美好的气氛。绝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也不是缺乏世俗关怀。因此，在生活中创造精神是我们的一个永不放弃的目标。
当然，张炜散文中也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也是张炜自身无法圆说的。因为，这是源于作家复杂的生活体验和所处时空的局限，尤其是人生各个不同的阶段，势必形成不同的感应。能表现这种矛盾，正是作家的真实所致。如果没有真实，哪来吸引我们在此驻足的魅力？
原载《新民晚报》1997 年1 月
道是无情却有情
岁末年初的书摊，有两本略为显眼的书。一本名为《复活的圣火——俄罗斯文学大师开禁文选》，另一本是《垮掉的一代·人生与文学的挽歌》。这两本能引起人们关注的书堆放在一起，使这个原本已经厚实的冬季显得更加厚重。这种感觉来自这两本书所提供了本世纪两个重要的历史参照，以及至今还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情节。
前者是选译了本世纪上半叶俄罗斯一些诗人们的诗歌之外的文字，这里有两个不可忽视的特点：一是这些诗人都遭人身和文学的打击，这些文字曾经被早早地活埋，而今重见天日；二是其中不乏世界级诗人，如被比作“俄罗斯民族诗国天空中的月亮”的阿赫玛托娃（与其对称的太阳是普希金），还有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等。他们的辉煌到来，代价实在太沉重。这是一批迟到的文字，拖着世纪末沉重的脚步。
后者是以发生在本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的一个社会与文学现象为其叙述基点。二战后的美国社会所面临的传统价值系统被打碎，人与人之间的难以沟通和冷漠的对视，孕育出了垮掉的一代。人生与精神架构的全然溃退，势必呼唤新的价值系统的建立。在这转换过程中所形成的垮掉的一代，有其特殊的审视价值，尤其是在世纪结束之时。
我很赞同楼肇明先生在《复活的圣火》序言中所示：20 世纪是一个与多灾多难绾结在一起的启示录式的时代。编选者也称这本书能对时代有所启示，而《垮掉的一代》作者试图对这个重要现象作更加冷静与理智的阐释。他们显然是夸大了书的效用，还喜欢一开口就先下结论，省略了许多复杂而难以说清的过程。而生命恰恰是一个过程，20 世纪也确实是难以看透的一个过程。在这近百年中所发生的许多往事，无论是客观发生，还是人为制造，不管是悲剧，还是喜剧，它都构成了一种过程，也许，善良的人们都追求结果，都对命运投入善良的期盼，但历史的无情就在于这种追求的鞭挞，历史是不依人一时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们承认生命是一种过程，是源于对历史经验的记取和对历史规律的服从。对每一个活着的人而言，过程可以把握，人生可以升华，但结果难以追索。俄罗斯的诗人们，他们写诗，他们崇尚真、善、美，他们因对美的追随而针砭时世，这种偶尔的冲撞也只是美学意义上的，他们是“诗和美学天国里的善男信女”。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会被放逐、流亡，乃至折断生命的翅膀。他们能写出一流的诗，能超越个人、超越时代地去思考，能把握这个思考的过程，但却无法为自己设定人生的结局，这既是天才的一群，又是可悲的一群。
而垮掉的一代，以克鲁亚克代表作《在路上》，直接宣告他们的行为来自他们对结果的悲悯。毕竟是晚了几十年，他们比俄罗斯诗人们幸运的是，他们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他们选择了离经叛道，以证明行为本身的重要。而有悖于社会所能接纳的行为，追求我行我素的自然主义表现，最终的结局是被永远逐出社会主流生活形态之外。他们怪诞的生活方式，他们异常的思维，表现了战后美国一代青年人总体上的迷茫。
这两个不同的群体，生存在两个全然不同的时期和文化背景下。不论是被迫的，还是主动选择的，他们都早早地结束了生命。而在他们有限的生命结束之后，却又给20 世纪留下了两个不容忽视的文学景观。俄罗斯的诗人们，继承了他们祖先传承的血脉，以他们惯有的激情方式面对生活，唱作诗歌，在寒冷的季节谱就了一曲悲壮的歌。而垮掉的一代，是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对抗社会，对抗生活。在快速转动的社会面前，透出他们冷峻的追问。这两个群体的人生方式和创作形态有着很大的不同；但他们殊途同归，都触及到了人类无法回避的深刻命题，人性的价值与文学的尊严何在？文学应追随时尚，还是立足于真实？
我们终于记住了阿赫玛托娃、古米廖夫。虽然他们的世俗生命早就消亡，但他们的精神却留下了，而且化作了历史，成为永恒。而我们又能从诗文中，发现伯罗斯、克鲁亚克、金斯堡这些青年人破碎的心灵中，所含有的真实。历史宽容了他们的荒诞，他们的自残。历史从很多现象中看到了他们那颗焦灼不安的心。历史终究是有情的。历史在一次次地粉碎人们对功利性结局的追求的企图时，也一次次地刷清人们的冤屈。拨去尘封是历史的公正。面对历史，我们唯有带着真诚的心，走近它，汇入它，走向我们人生的终点。
原载《文化报》1997 年10 月
简评
进入90 年代以后，读书界有一种倾向，即写书评的人中，有许多人趋于从写纯粹性的书评向写读书随笔转变，原因大概是那种模式化的书评过于呆板，越来越不受欢迎。王国伟是这种转化中走得更远的一位书评作者。要用传统的眼光来看，评论者的这些读书文字，已经不是狭义的书评了。
不过我以为这样的读书文字，仍在书评的范围里。因为书评之要，在千人千面，菩萨诵佛经，仙家做道场，各显神通，不格式化。王国伟的书评，好在随意，还有点轻灵。
他的书评，可以用这样的评语一言以蔽之：读书随感式的书评。它是自己对原作内涵的一种体认和感悟。
至于评论的方法则是联想，作者自言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也就是言在书内而意在书外，作意义的阐发，通过联想，沟通评论者主体与被评论者两个主体，我感受着书，书也感受着我。书我之间，洋溢着一种意趣，又融为一片，同时也感染着读者。第三篇，这种联想方法的运用显得更为自然一些，以两本书作一种比照，发掘着两种不同的文学景观，而实际上又是同一种话题：一种人性的价值和文学的尊严，一种生命的意韵的凸显。
这样的书评，我们可以走近它，把它当散文来读。
李辉作者小传
1956 年10 月出生于湖北随县（今随州市），1974 年高中毕业后下乡，1977 年参加高考，进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 年初毕业分配至《北京晚报》担任文艺记者、副刊编辑，1987 年调《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至今。任主任编辑，是中国作协会员。以文章研究和传记写作、随笔创作为主，已出版《万乾传》、《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人生扫描》、《风雨中的雕像》、《沧桑看云》等著译十余种。
永远的《老房子》
现代人好像生活在一个尴尬的境地。我们向往着住进新房子，却又不能不为有着千年百年历史的老房子渐渐消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惆怅。
新房子拥有了现代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拥有了更大的安全感。然而，新房子是那样单调，那样雷同而整齐划一。一个个大小城镇，不断地充斥着同样风格的楼房，于是，城镇之间失去了区别，它们几乎以相似的面孔出现在我们面前。漫步各地大大小小的城市，包括乡村，不断矗立而起的楼房，固然带给人们新生活的欢欣，却又让人感到我们在失去着什么。
去过南方的很多人似乎都有同样的情趣。他们来到任何一个城镇乡村，乐于去寻找老房子，寻找老桥，寻找任何一处属于过去岁月的建筑。小巷弯弯曲曲，连接着桥与房子，也连接着苍老。一个地方，会因为还幸存着这样的建筑，而产生出无穷意味。那年去湘西沈从文先生的故乡凤凰，印象最深的，便是在细雨中漫步石板路铺开的小巷，便是仁伫在石桥上看河边的吊脚楼。
老房子属于过去。过去的人们，可能比我们现代人更珍爱身边的一切，也更懂得艺术，懂得生活的情调。他们喜欢房子的一砖一瓦，在他们手中，砖瓦自然是音符。对于他们，每一音符的敲响，应该发出与心境与愿望相吻合的声音。一声声，便构成了他们对生活的爱，对建筑的创造。漫步在老房子之间，它们的每一个部分，门楼、花窗，屋檐、砖雕..仿佛都在向你唱着歌，给人以温馨，给人以美感。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我才深深感受到“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一比喻。那些遍布全国各地的老房子，便是这样在千百年的岁月沧桑中，唱着人们心中的歌。
老房子毕竟要不断消失，为新房子所替代。于是，江苏美术出版社的《老房子》图集系列，便成为一曲为过去而唱的哀歌，书中那些黑白照片，更衬托出无穷的沧桑感。被列入国家“八五”重点出版计划的这套系列图集，将全国的老房子按照不同区域划分为山西民居、四川民居、北京民居、湘鄂西民居、云南民居等十一种。目前已出版《江南水乡民居》、《皖南民居》等。
我相信，摄影者编选者出版者，是以一种复杂而无奈的心情从事着这一具有重要文化积累文化建设意义的工作。他们似乎更能理解过去的人们，更懂得生活的艺术对于现代化是多么重要。在我们经历许多年对文化的肆意破坏之后，他们变得聪明与理智起来。作为艺术家，他们不可能挽留许许多多的老房子，也知道那不是现实的，但他们愿意以这样的方式，为老房子留影，为现在或者未来的人们，留下可值回味的画面。他们在心灵上，找到了与过去人们的沟通，他们同样以审美的目光，打量那些民居的一砖一瓦。他们真正称得上老房子的知音，因为只有乐意以这样大气力出版这套图集的人，才能从那些行将倒塌的房子，甚至断桥、瓦砾中听到来自遥远的美妙音乐。
看《老房子》，我们需要有与他们同样的心情。我们不必如一个建筑专家那样去审视结构布局，也不必留意细部的沿袭与演变。随意翻开任何一页，把目光停留在我们熟悉或者陌生的门楼上，砖雕上，街景上，细细品味它们。那是曾经属于我们而又将离我们远去的东西。这时，每个人便成了一个欣赏者，一个感受历史沧桑的人。
现在更多的人明白了老房子的价值。一个城镇因为拥有这样的房子这样的街巷而增添魅力，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老房子不再是沉重的包袱，不再是一座城市难看的疤痕。问题是，我们如何在现代化的发展中，把它们的保留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不断有一个城市建成仿古一条街的消息，却很少听到有计划有重点地保护老房子的消息。假若要我选择的话，我宁愿保留老房子，而不要假古董。
老房子真的会完全消失吗？希望不会。想必不会。
1994 年6 月原载《读书》1994 年
闲读董桥
窗外是雨，茶几上是书。
董桥的书。《董桥文存》，690 页。实在太厚，太重，无法躺在床上或者靠在沙发上读，举上几分钟，胳膊就酸了。重且累，不得已只好正襟危坐，我想，这无论如何不会是董桥为文想给人的感觉。
还是女性更为敏感。至少有两位女性，一看到这本书便发出如此感慨：董桥的书怎么能印得这么厚？
不错。董桥是机敏，是精致，是雅俗共存，是以俗显雅。他讨厌的就是走进高深之后再也走不出来，或者，撰文时，总是故意板着面孔，一本正经，似乎只有卖弄学问才见高明。这当然不是董桥。
董桥悠闲地漫步。
悠闲是一种境界。学问、生活、思想，其实用不着脸上总挂着苦思冥想的样子，你自己去感觉就是了。走在路上，有一棵树，有几簇花，落一会儿雨，刮一阵风，下一场雪..尽兴欣赏，细细品味，身外之物，转眼间也就成了心中之境，一切早已融为一体，想到了就写，那里顾得上刻意划分彼此的高低雅俗了。
悠闲给董桥一个自由的空间。在他那里，规范，或者说格式，都已失去原有的限制，被他拆卸成一个个零部件，由着自己随意安排。似乎不协调不相容的词语，偏偏被他组合在一起，漫出另外一种味道。
悠闲的董桥天马行空，像一个独行侠。这个侠客，手中拿的当然不是剑不是枪，而是一串串仿佛永远也用不完的比喻。真是怪，他怎么就能想到那么多各式各样的比喻！俗的，雅的，情理之中的，异想天开的。变化无穷的比喻，将悠闲的董桥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想，只有董桥才会想到把中年比为下午茶，一种典型的高雅文化方式，被他轻轻松松地引入到对人生的感悟与描述之中。举重若轻，有俗有雅，功力可见（《中年是下午茶》）。也只有他这种悠闲心态的人，才敢于将人与书的感情比喻为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每一类型的书与每一种男女感情行为相映衬，生动细腻，俏皮活泼，无出其右（《藏书家的心事》）。
谁想得到，报刊上的“补白”，居然能引出董桥一番洋洋洒洒关于学问关于人生的感慨。“所以说，文人的补白应该是‘..’女人的补白应该是泪，大人物的补白是干咳，就像哲学家的补白是蹙眉，而长头发是画家的补白，握手是领袖们的补白，钱是商人的补白，笑是妓女的补白，使展双手频频挥动是教皇的补白，衣服化装是明星的补白。”这是画龙点睛的人生勾画。
想像不出，假如没有了一串串活蹦乱跳的小精灵一般的比喻，董桥的文章会是什么一个模样？
读这样的董桥，不必一本正经正襟危坐，也不必颤巍巍生怕冷落了他。想起就读，不必管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几页也罢，几行也罢，视时间和心情而定，依我看，人已快乐时不妨少看，不然，太多的快乐会让人吃不消。倒是心情不佳时多看上几页，从他的悠闲态度和自由文风中感受风趣与幽默，说不定那些烦闷不快也就渐渐跑开了。
记得小时候，常常在下雨天和小伙伴们跑到池溏里捞菱角，摘莲蓬。特别爱听雨落在荷叶上的声音。雨大时，一片哗哗，雨小时，则能听出清脆。雨停后，一颗颗水珠滚动在荷叶上，那是最让人快乐的时候。摘下一片戴在
头上，任水珠落在身上，好清凉，好自在。这也许便是一种悠闲。它已遥远。悠闲永远是董桥。他惬意地用笔拨弄着池溏，水珠四溅，一阵清凉。在暑夏的雨中，我闲读董桥。
原载《新民晚报》1996 年
告别阴影
刚刚写完一篇关于红卫兵的文章，便读到了这本《苦难与风流——老三届的道路》（金大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我遗憾自己没有早一点读到它，不然，那篇文章也许会写得从容一些充实一些。在诸多老三届知青切身回忆和思考面前，我觉得自己的笔显得单调，思路显得狭窄。虽然我也曾作为知青下过乡，但那已是文革的尾声，和他们那代人毕竟有着年龄、体验的差别，我远不能如他们中的一些人那样，能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进行历史的思考。而这样的思考，常常因为出自他们身上，更显出其珍贵。
这的确是一本厚重的书。读过不少关于红卫兵和知青的作品，但在我看来，就其真实可信、朴实感人来讲，都不能与这本回忆录相比。作者们大多既不是作家，也不是学者，也不是身居要职的官员，他们普普通通，如一把沙子撒在芸芸众生之中。当他们得以有机会回望往事，就那么平实那么自然地叙述自己，无须文学的夸张，或故作高深状，更没有肆意泛滥的矫情。然而，正是如此，他们的对或错，他们的深刻或肤浅，他们的偏颇或客观，以生活的原样表现出来，使这样一本书，真正具有了历史的参照作用，对于了解老三届一代人，提供了可信的范本。
《苦难与风流》，这个书名本身透出了这一代人尴尬的历史处境。编者在编选过程中，从诸多同辈人的文章里，一定更为深切地感受到这种无奈。所以，他选定这样一段话印在书的封面上，以此来概括全书的情绪。不，实际上他试图以此来概括他所体验到的这一代人的无奈：“对老三届人来说，不可能理解，不可能选择，不可能超越的东西太多了。反过来，历史又要他们用命运去承负过重的责任。”
这的确是一个残酷的现实。
于是，一些人自然而然不愿意让这种无奈过多的折磨自己。他们经历过苦难，但一旦往事渐渐远去，他们宁愿留恋风流，在这种留恋中，聊以自慰。这样的情绪决定了他们不能过多地自责，更不能承认这一代人在非正常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所有缺陷、丑陋、可笑，这实在是太痛苦的事情。一位成为作家的知青，便坦率直言：“我要说，在红卫兵一代人身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其动机其潜力其源泉完全是正常乃至是美好崇高的。..使我们追随毛泽东的最根本原因毕竟不是丑陋、不是私利、更不是恐怖。一个红卫兵的忠诚和英雄的灵魂，其外在表现是愚昧、盲目、打架、凶暴，可是在他的内心中是正义的烈火、友谊的信念、斯巴达克思的幽灵，是壮美的精神境界和不屈不挠的追求。”
这是可以理解的自我安慰。对这样的情绪，对这样一种强烈的执著，不必套用通常所持的对或错的判断方法。言语的华丽与语气的亢奋，虽然不能使我认可这一表述，但它能帮助我们从一个难得的角度认识历史、认识一代人的性格和精神状态。
我是主张历史忏悔意识的。面对文革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大悲剧，所亲身经历过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反省自己。反省历史中的自己，当然不是为了划分历史的责任，那属于历史总结的范畴，且让历史学家们去探讨去研究。反省，是精神的追寻，是为了民族精神与性格的健全，是为了我们不再重犯历史错误。因此，《苦难与风流》让我感到它的沉重，就在于书中更多的篇幅，表现出许多知青可贵的忏悔意识。他们已经真正成熟，已经告别了
历史笼罩在自己身上的阴影，以一种特别的冷静，回望自己走过的路。
一位知青对所谓的风流没有留恋，因为在他看来，一些人喋喋不休的所谓红卫兵的理想主义，其实一开始就未必存在过。他举例说，文革初期红卫兵可能出于阶级义愤而冲杀，但是到了中后期，红卫兵就深陷在帮派的斗争之中，口里说的是保卫毛主席，行动却是维护山头的利益和个人得失。于是，投机钻营者有之，趋炎附势者有之，卖身投靠者有之，并非都是那么单纯，那么简单的受骗上当。从职业上看，他想必既不是作家，也不是学者或者显赫的人物，但是，我觉得，普普通通的他，反倒深入到了历史深处，以极其冷静、客观、深刻的方式，把历史的原样呈现出来。基于这样的精神，他才能说出这样一些令人感触良多、令人思索再三的话：“我认为红卫兵一代人不从主观上去拷问自己的灵魂，不让自己的灵魂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那么他就不仅对不起那些在他们手中受难的师长，也就没有资格去诅骂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际。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当某种气候又来到的时候，或者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变幻出新的样式时，难以保证他们中的某些人旧病不会复发。”他的忧虑是一种历史的忧虑。因为他无意之中，已经使简单的回忆，进入了带有历史哲学意味的思考。
不错，历史本不该掩饰不该谈忘，也不应用一种一厢情愿的语调叙述。当我们沉溺于身边万事万物时，不妨时时回头，看看身后走过的那条漫长曲折的路，惟有此，我们才能以清醒的头脑历史的眼光审视现实，迈开人生的稳健步履。从这一意义上说，《苦难与风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正真实的、有立体感的历史读本。以冷静的心态读它，许多从不同角度描述往事的文章，便会加深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使自己更加沉稳和丰富起来。
简评
李辉先生的几篇文章，较为突出的特点是轻松自如，是随笔式的散文书评，意在书外，笔在情中，游乎其外，生乎其中，与书若即若离，似无书，又有书。特别是《永远的“老房子”》、《闲读董桥》更是如此。
老房子是时代的标志，不同的老房子代表着不同的时代，“在千百年的岁月沧桑中，唱着人们心中的歌”，这就是老房子。作者先是漫天满野地议论老房子，讲叙老房子的身世，背景，特性，它对人们生活、心理、思想、情感的影响等等。进而“九九归一”，归结到《老房子》这本书上，分析编选者的匠心和全书的特点，它将对人们产生的影响。这实际是《老房子》的特色和社会意义。运笔有迂回曲折之妙。
董桥悠闲，写得悠闲，文集也悠闲。李辉以悠闲对悠闲。读得悠闲，“想起就读”，“几页也罢，几行也罢，视时间和心情而定”，岂不悠闲。评得也悠闲，挑董桥的将中年比作下午茶；挑“补白”代表全书，加以评论，岂不是评得也悠闲。悠闲评来，别具一格，别有情趣。
《苦难与风流——老三届的道路》与前两篇比，显得庄重严肃，因为“这的确是一本厚重的书”，李辉评时，是以书为中心，意在书中，对原著着墨较多，评书的得失、特色，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出发，评一代人——红卫兵打上时代烙印的思想、行为，评得深沉、严肃、认真，和前两篇的轻松、悠闲比较，风格迥然相异。
三篇文章，两种笔调，两种风格，那么，如何认识李辉和他的书评呢。
冬风作者小传
1955 年出生，沈阳人。1982 年毕业于辽宁大学环境生物学专业。先后在辽宁人民出版社、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曾担任编辑室副主任、主任、副总编职务；现供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现代企业导刊》杂志社，任编辑部主任，副编审。
组织编辑图书《李约瑟文集》，在国内外知识界、科学界产生巨大反响，并获首届“中国图书奖荣誉奖”；《高效液相色谱法及其专家系统》获第七届“中国图书奖”；《中国柞蚕品种志》获第九届“中国图书奖”。此外，尚有30 余部图书获国家及地方级奖励。
先后出版译著《孤独与爱》，散文诗集《爱意——情人卡200 篇》，摄影集《渴望苍茫——冬风意境摄影作品选》，中青年编辑论丛之一《所思所感所言》。主编及与他人合作作品多部；另有近50 万字的理论文章、文学作品、散文、随笔、诗歌、评论等见诸报刊。
汇科海之巨流还历史之本貌——《李约瑟文集》编后谈
《李约瑟文集》汇作者半个世纪之研究成果，集7 卷30 册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已出版及未完成的各卷之精华，一经面世，便以其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作风、深刻的考证和独到精辟的分析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反响。正如胡乔木同志所说：“《文集》的出版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无疑是一个福音。我们相信，它将有助于唤起我国科学家对科学史在古为今用，促进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和两个文明建设等方面做出贡献。”
李约瑟，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文学院院士、剑桥冈维尔和卡耶斯学院院长。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多年来致力于中英友好，悉心研讨中国科技史，名闻遐迩。博士前半生研究生物化学，是化学胚胎学的奠基人。后来的生活使他“皈依”中国文化，进而转向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从此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李约瑟文集》是世界上首次出版的李约瑟博士的论文和演讲集，其内容主要围绕四个问题展开，即中国在历史上有哪些科技成就，其贡献如何；为何中国古代科学发展比西方有效并领先；为何中国后来没能自发地产生近代科学；以及为何近代科学首先在西方兴起。
18 世纪以来，欧洲曾出版过不少有关中国的作品和译作，但绝无系统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论著。汉学家研究中国多重文史而轻科技，西方科学史家不懂中文，对中国一知半解。一般西方人知道中国是亚洲的文明古国，人文科学发达，或许有些技术发明，除此便不甚了了。有人认为中国懂技术而无科学可言，即使有科学，他们也不相信会对西方产生影响。中国科学史长期以来，一直被西方所忽视。
李约瑟认为轻视中国科学技术成就的观点是肤浅的，不少是出于误解和无知。他以确凿的史料和证据，较全面系统地对4000 年来中国科技发展做了历史概括。他认为，在中世纪时代，中国几乎在所有科学领域内，从制图学到化学爆炸物都遥遥领先于西方。例如，西方解高次方程的霍纳法出现于1819 年，而宋代数学家秦九韶1247 年便已提出同样方法，早于西方572 年。中国是文艺复兴以前所有文明中天象观测最系统、最精密的国家，早在公元前1361 年就有日食记载，公元1600 年前有581 项彗星记录，对太阳黑子及其周期和超新星有最早的和系统的考证，浑仪是近代天文仪器的先驱，而元代郭守敬是近代赤道式天文装置的创始人。时钟过去认为是欧洲人14 世纪发明的，但1090 年苏颂研制的水运仪象台机构中就有机械钟。由于时钟是近代科学革命的关键仪器，所以中国这项发明有重大意义。
作者指出，当西方人对磁极性一无所知时，中国人已在关心磁偏角和磁感应性了。我国航海磁针的应用比任何国家至少早两个世纪，后来于12 世纪传到西方，导致新航路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在13 世纪以前，西方尚不知硝石为何物，中国9 世纪已用它制成火药，10 世纪时火器的硝烟已弥漫于中国战场。炼丹术则打开了化学世界的大门，发展了化学设备，而它也起源于中国。
笔者去年曾有幸拜会李约瑟博士。在谈到12 世纪中国关于火箭的发明时，博士寓意深刻地说：“这无疑是人类发明史上最传大的发明之一。也许有一天，当太阳比现在冷却了些的时候，人们就要去太阳或其他星球上生活，
那时我们只能依靠火箭和推进剂。也许第一个到达太阳或其他星球的火箭就是中国制造的。”
作者在《文集》中谈到，1380 年前欧洲人还不懂铸铁，公元前4 世纪中国已在工业规模上生产铸铁，早于前者1000 余年。与冶炼有关，中国东汉杜诗的水排是最早的水力鼓风器，约于1200 年发展了活塞风箱，其结构与往复式蒸汽机相仿，“中国风箱是往复式蒸汽机的祖先。”与造纸关联的印刷术传到欧洲时，正值谷腾堡（1400～1468）时代。这些发明都是西方文艺复兴的物质基础。
此外，中国人对生物进化思想颇多贡献。公元前3 世纪《庄子》中有物种变化思想。1406 年的《救荒本草》是食用植物学杰作，西方从18 世纪起才出现类似作品。作者进而指出，在医学方面，中国是唯一具有连续性著述传统的国家，从商代疾病记载直到近代，史不绝书。如维生素B 与脚气病的关系，以及如何从人尿中提取性激素，直到免疫学的先驱——天花预防接种法的发明，对人类健康事业均有卓越贡献。
综上所述，那种认为只有西方文明才具有科学特性的传统观念，肯定是站不住脚的。从弗朗西斯·培根以来直到当代西方学者，常议论四大发明对文艺复兴的深刻影响，却不知其故乡在中国。《文集》无疑为各国知识界打开了一个新的精神境界。它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作者从世界科学史、比较科学史和中外交流史的角度，理清了中国与希腊、罗马、拜占庭、阿拉伯和印度等其他文明国家之间的关系，将中国文明置于世界文明史中来考察，并给以应有地位，在东西方各文明国家之间架起了桥梁。
在这部《文集》中，作者还通观全局，从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角度研究并解释诸如为何在西方中世纪黑暗时期，中国发出灿烂的科学之光，后来近代科学又为何兴起于西方而非中国等重大问题。他分析了中西科学传统、社会体制、经济结构、意识形态和地理环境诸因素对各自科技发展的影响。他对史料考证精密，在处理实物及考古材料时能佐之以现代研究方法，每篇文章都能提出新观点、新内容，使全书结构井然，言之有据，从而得出周密结论。
作者指出，传统中国之所以没能产生近代科学，是因为中国科学长期停留在阴阳五行说的古典范围内，没有把数学方法和系统实验用于自然探讨中，因而处于达·芬奇水平，而没有升至伽里略、刻卜勒水平。当需要出现这类人物时，阻碍科学进步的其他因素已在起作用了。
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西方近代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便不难知道西方近代科学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的形成而同步发展的。西方国家相当分散、内有城邦割据，封建统治较不稳定；又多属海洋国家，依靠对外贸易，商品经济发达。得势的资产阶级终于摧毁封建制，他们的商品利益要求了解物质属性和数量关系，赖有科学支持并为此提供帮助。当商业资本过渡到工业资本时尤其如此，这就刺激了科学的发展。反之，科学的发展又要求学者必须冲破传统思想的束缚；而当伽里略等人把数学方法和系统实验纳入自然研究时，则先进的科学技术更迅速发展起来。
中世纪中国是亚细亚官僚封建社会，在大陆国家内实行中央集权统治。以水利农业文明为标志的封建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统治者奉行抑商政策，商人受官僚钳制，商品经济得不到足够发展。官僚封建相对稳定，有自我控制和自我平衡机制，吞得下不利于它的发明。李约瑟博士认为，火药在西方
起了捣毁封建制的作用，但对中国没有显著影响。中国的社会和经济以其特有的速度前进，而各种因素却使中国科学的发展受到限制，使其不能像文艺复兴时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期那样迅速发展。
那么为什么中国中世纪科学技术比西方先进呢？《李约瑟文集》告诉我们，中国封建制比希腊奴隶制或欧洲封建制来得好些。中国没有欧洲那样长期的黑暗时代，语言和文化传统从未中断，有着丰富的典籍流传。如果后来中西社会、经济环境互换一下，近代科学就会产生于中国而非西方。
在对上述分析做出结论时，作者认为，中西历史各有其骄傲与自卑的一面，不必为过去而烦恼，要着眼于未来。今天的科学是国际性的，无中西之分，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和互相交流的共同语言。以往各文明的科学已流归近代科学之海，即所谓“江汉朝宗于海”。而中国科学是股巨流，贡献最大。
总之，正如周谷城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李约瑟文集》概括了从古至今中国的科技发展史，不，是整个中国的科学文化史。他所提出和解决的若干重大问题，无疑填补了西方汉学和科学史领域中的空白，为今后几代人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科学的统一预兆了人类未来的政治上的统一，不管采取何种形式，2000 年前《礼记·礼运》篇中表达的‘天下大同’的思想终将取得胜利。”——李约瑟如是说。
审美王国的青春颂——《青年审美心理》纵横谈
美的研究属于哲学，哲学对很多人是门高深的学问；审美中心灵活动的探索属于心理学，心理学对很多人也同样高深。唯有通过哲学和心理学才能深入研究的青年审美心理，尽管它最经常地见于每一个正常的年轻人，但绝大多数年轻人却对它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当代生活绚丽多彩的美燃烧起青年人探索审美心理奥秘的极大热情，而有深度地揭示这个奥秘，使之合于大多数青年人的接受水平，这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高楠著《青年审美心理》，在这方面做了大胆的尝试，这本书从当代青年有普遍意义的审美活动入手，以美学与心理学为其理论支柱，努力把青年审美中的问题从美学的高度提出来，进行心理学的分析，特别是找出青年心理活动的独特依据，追求青年审美实践、美学理论与青年心理学理论的相互结合。可以说，《青年审美心理》所做的努力是成功的，它既有审美心理学理论的总体构架和理论深度，同时，又较好地考虑了当代青年的知识结构，从阐述的方法到阐述的形式，都宜于为广大青年读者所接受。它是近年来所出版的同类书中的成就突出者。
从当代青年的审美实践出发，根据审美心理学理论构架的需要，确定全书的总体结构，保证全书内容的系统性，是《青年审美心理》的一个突出特征。研究青年审美心理，有两种常见的方法：一是依青年审美现象分条目，提问题，然后逐一地给予美学与心理学理论的分析与解答；一是按照一般审美心理学的理论展开逻辑确立章节，只是在阐述中更多地涉及青年审美现象和青年心理学知识。这两种方法各有其利也各有其弊。第一种方法属于现象解释型，容易写得通俗易懂，平易生动，但理论的逻辑联系却被现象所分割、所打乱，因此，也就失去了知识的系统性。第二种方法属于理论例证型，理论是比较系统的，比较严谨深刻，但却难以与实践相融，因此不易为广大青年读者所理解接受。《青年审美心理》避免了对这两种方法中任何一种的单一使用，而是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理论上，由青年心理学的基础理论入手，进而向审美实践的理论应用延伸，并且在应用中，尽量循着由浅入深，由简单而复杂的逻辑顺序，这便保证了理论脉络的明晰。比如书的第一部分“青年与审美”，从青年心理学的角度论及了与审美相关的青年心理特证；第二部分“审美的心理条件”，则又是从一般审美心理学的角度，论及了审美中想像、情感、理解、注意等心理条件。这就为全书提供了一个美学与青年心理学相融合的理论依据。起笔便见出了深度。随着理论基础的确定，作者又根据对于青年审美实践的分类，安排全书展开的构架，突出了实践性特点，而理论脉络则由明而暗，但并不碎乱，这又是得力于审美实践的第一分类即全书的每一部分，作者都设一章专谈该部分的理论依据，以此做为对整个这一部分的理论提领。如在“生活与审美”部分中，第一篇“饮不尽的美酒”，概述了生活与美的美学理论，接下去各篇则是对于多种生活美的展开分析。在“自然与审美”部分中，把“神秘的自然之神”作为第一篇，从美学理论中的难点自然美的价值问题入笔，以此提领对多种自然美现象进行分析的各篇。《青年审美心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较充分地体现在全书的宏观结构上，证明了作者的良苦用心确实取得了成效。
《青年审美心理》从当代青年的审美特点出发对当代青年的审美活动所
进行的心理学探索，能够见出作者理论拓深的魄力，有些观点对于审美心理学的理论建设也是富有启发性的。比如在“审美的心理条件”部分中“勇敢和超越”这一篇，论及了审美中心理定势的形成及其突破的问题。定势理论，是心理学中较有代表性的理论，但将之用到审美活动中来，用于对审美趣味问题的分析与阐述，其理论深度是应该肯定的。在“艺术与审美”部分中，“不仅仅是流泪”和“笑一笑十年少”这两篇，从审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悲剧与喜剧，并从这一角度规定了悲剧感与喜剧感的概念：“悲剧感，一言以蔽之，就是失去人格征服力的痛感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我升华的心境和谐”；“欣赏喜剧的心理感受即喜剧感，乃是面对虚饰从完美形式的有缺欠的人格而生的居高临下的情感评价”。这类规定是具有创见性的，而且从文中的论证来看，也是有说服力的。《青年审美心理》，是具有实用性和通俗性的理论读物，这类读物能够不失理论深度，并在某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上有所创见，是不容易的事情。在实践迫切需要理论指导，理论也迫切需要在实践中发展的当代生活中，这也是此类读物应力争达到的效果。这样看来，《青年审美心理》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就更值得肯定了。
细致、生动又不失深度的现象分析，是一部应用性理论读物所不可少的。在这里，所分析的现象应该是具有代表性或典型性的现象，分析的依据则应该是有深度的理论。现象通过理论分析而被理解，理论在现象的分析中被读者所接受。《青年审美心理》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比如“生活与审美”部分中“身在画中游”篇，谈环境美的问题，这个问题虽然一直是生活美学中的一个问题，但在当代生活中它却显得格外突出了，环境污染的严重，使环境美的追求具有了更为深远的意义。作者正是从这一角度，用美学与审美心理学的有关理论来分析与论述这一问题的。“文化的表征，思想的形象”篇，谈服饰的文化依据、审美依据，对人们追求服饰美的心理进行了细腻的分析。对这个问题的审美心理学的分析，在服饰美越来越为人们所看重、所追求的当代，无论对于广大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还是指导这一现象向更合于审美和审美心理规律的方向发展，都有其积极意义。在“爱情与审美”部分中，作者根据爱情在青年生活中的特殊意义，用了较多的笔墨，对爱情各个发展阶段与审美、审美心理的关系都做了生动的现象描述和较深刻的理论分析。如在“最初的震颤”一篇中，对于爱情初始阶段审美注意的形成这一微妙现象，作者指出它有两种情况，一是主动的注意，一是被动的注意；并进而分析了这两种情况的依据——顺向依据和逆向依据。这类分析很有层次性，入情入理，使人愿意接受。
给当代青年人写理论读物，靠板着面孔说教是不行的，冷冰冰地谈玄说奥也不容易被接受，至于搜寻一些有刺激性的例子或者进行一些具有某种诱惑性的描述，更不会获得广大青年读者的尊重与信赖，最终失去他们是不可避免的。理论读物要赢得青年读者们的信任，作者必须理解青年人、尊重青年人，对他们充满感情。《青年审美心理》在这一点上很值得称道。从大量的例证中看得出来，作者熟知青年生活，有很多青年朋友，因此在分析中才作到了释人所惑，启人所思。而且，在行文的字里行间，处处能看到作者流露出对于当代青年人的热情的爱。这种热情和爱，从该书前言的一段文字中也可以看出：“书中所说到的那些青年的审美经验，对于我来说，有的已成为过去，有的是终未实现的理想。..而你们，却正在中华大地以前所未有过的适宜环境中尽情地享受着美的青春、青春的美。你们是何等的幸福啊。”
应该说，正由于有了如此的热情的挚爱，才有了全书如此精心安排的构架，有了如此耐心而不失深刻的分析与论证，也才有了各篇如散文一般优美的论述语言。
《青年审美心理》这曲审美王国中的青春颂歌是会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所喜爱的。
融气质之厚集风骨之雄——我读《灯下情思》
年已过而立，虽诗不见经传，仍爱诗之心不减，读诗之趣愈增。所谓读好诗胜品美酒，林声同志的诗集《灯下情思》（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确为不徇人，不矜己，不受古欺，不为习囿之佳篇。
《灯下情思》集作者百余首之精华，付30 年之心血，或写于“牛棚”之中，或写于异邦之城，或献给祖国、师长、友人，或奉予故乡、父老、晚生。它是歌，如瀑布倾泻；它是曲，似小溪潺潺。这些诗，从不无病呻吟，总是有感而发；这些诗，表现感情真挚，像结晶体般朴实无华。
“雪中培亮节，吐蕊洁称王。铁骨迎风立，报春何惧霜。”一首“五绝”，铿铿有力，表现了诗作者的胸怀、气质和风骨。可谓诗言志。
“雪飞亭台陷，放晴陵园新。老松托云絮，平湖笼白银。当年同此景，与君论诗文。惜今独赏雪，情寄天涯人。”一首“五古”《北陵观雪》，道出了遥遥相思，切切情怀，抒发了作者对昔日挚友的怀念与感概。可谓诗言情。
“出访方知天外天，胸藏宇宙任双肩，东西经验凭高眼，世界潮流改革年。”一首《出访西欧有感》，道出句句心声，饱含谆谆教诲，表现了作者思国富、望民强，重任在肩、踌躇满志的情怀。可谓诗传真。
“好雨知时，破红催绿。点点苔滋，百鸟呼晴，马蹄驰野，春日怡怡！青灯把酒填词。夜阑静，悠然梦奇；塞外开犁，土香鸦集，一片生机。”“柳梢青”《春夜喜雨》一首，写出了当时身为市长，久旱盼雨，忧国忧民，进尔雨后春归，豁然开朗的心境。诗中有情有景，情景交融；写活了天，写奇了地，写醒了人。可谓诗赞美。
林声同志的诗，以气魄的宏伟，心胸博大而见长，还贵在面向人生，直入社会，走向未来；或借喻，或讽刺，或影射，或哲理，或触景生情，或直抒胸臆；或反映大千世界的万紫千红，歌颂积极向上，追求美好的理想；或干预生活，揭露矛盾，鞭打假、丑、恶，震撼人的心灵，大胆地表现当代人主观内心世界的复杂旋律..总之，它们内容广泛，涉猎深远，以新的力度和丰富的思想感情，多层次、多角度地接触现实，力求和当代人沟通理性，同时，作者也将他自己真诚地袒露在读者的面前。
作为诗人，作为肩负领导重任的副省长，从林声同志的这本诗集中，我们可见其“诗敲觅句苦，辞海钓字劳”，也不难领悟出“苦中自有乐，诗成梦也笑”之美妙意境。无疑，这本诗集凝聚了林声同志大半生对于人生、社会以及历史的观察、理解、思索和回答。的确，论其诗则可见其人。
一个诗人的诗，就是当代人生的一个世界。
简评
冬风出版了一本意境摄影《渴望苍茫》，看了那些作品，深感他颇有艺术家、诗人的气质。有许多浪漫气。你看他第一幅作品《渴望苍茫》：一株大树，在夕阳中，在浓云中，在狂风摇曳。他说：“好吧！我就来向你倾诉一个关于我的故事；从前..后来便有了簇拥我的云，观照我的日，摇曳我的风”。就是这样一个冬风。
他喜欢写书评。看了他的书评作品，却又是另一个冬风了。这里选了他三篇书评，除了第三篇《融气质之厚，集风骨之雄》软一点，有点诗情之外，其余两篇都是硬性作品，颇有金戈铁马的气势。诗气、浪漫气，连影子也没有了。原来，有两个冬风。
三篇书评，评了三本书。这时，他眼里只有书，眼外别无他物。这是他的书评特色，似乎也是不足。《汇科海之巨流，还历史之本貌》，是《李约瑟文集》的编后谈，评论对原书有提炼之功，推荐之效，概括了原书的主要内容，着重提出《文集》解决的两大问题：第一，中国历史上有没有科学史，对世界贡献如何？不仅有，而且很先进，科学技术在许多领域都比西方国家发展得早。这就纠正了西方的传统偏见。第二，在中国为什么古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呢？“是因为中国科学长期停留在阴阳五行说的古典范围内，没有把数学方法和系统实验用于自然探讨中”。这是对原著内容的忠实评介。
《审美王国的青春颂》是评《青年审美心理》的，虽然也是编后谈，不是停留在对原书的忠实介绍，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跳出原书圈外，用自己的见解，对原书的某些观点进行分析，如讲原著内容的系统性，先跳出原著，论及其他，再从其他回到原著。言在书外，意在书中。显出了书评的思想深度。
评《灯下情思》，有画龙点睛之功。挑出有代表性的几首诗，点出“诗言志”、“诗言情”、“诗传真”、“诗赞美”。评得简炼，“一个诗人的诗，就是当代人生的一个世界”，诗，显示了林声的人生。
三篇文章评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图书，可谓各有特色。
南帆作者小传
本名张帆，汉族，1957 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现为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现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著有《理想与感悟》、《小说艺术模式的革命》、《阐释的空间》、《怎样写文学批评》、《冲突的文学》、《文明七巧板》、《星空与植物》七种专著，发表论文数百篇。
超越的本义——读鲁枢元的《超越语言》
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的一个惊人之举即是，语言当选为文学王国的头号种子选手。传统文学批评所奢谈的个性、想像、风格、社会、历史纷纷后撤，或者干脆被弃置不顾。可以看到，语言赢得提名时得到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与分析哲学的共同支持。人们将这种状况形容为人文科学之中“语言的转向”。在文学理论范围内，“新批评”与“形式主义”学派曾经作为同谋竭力抬举语言的地位，使语言从一个卑微的弃儿成长为高贵的巨人。待到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登场，语言的至尊身份已经不可动摇——即便后结构主义的出现也没有改变这一点。在风格上，以结构主义为主的种种语言学说似乎更为投合二十世纪的工业社会：批评家对于语言的精确处理显然隐含了对于科学技术的臣服。
结构主义的基本观念表明，语言是一个自我完成的封闭系统。语言系统先于个人而存在，成为主体所不可脱逃的制约。语言的意义导源于系统内部的种种差异与关系，而不是导源于社会与历史。事实上，社会与历史不可能甩开语言而独立存在，它们必须依赖语言显现种种影像，从而成为可解之物。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与历史乃是语言运作的产品：语言的涡流、起伏、聚散。既然语言成了安放世界与人的唯一场所，那么，考察语言系统的惯例、法则、结构很可能就是破译人类文化密码——当然包括文学——的首要途径。经过这样的论证，结构主义左手挥退了主体，右手挡住了社会与历史，尔后恭恭敬敬地将语言请入上座。
然而，结构主义的上述神话并不能维持太久。在结构主义阵营内部，一批理论家逐渐看出了语言系统的种种缝隙——他们看出了能指与所指的不对称，看出了语境的意义，看出了话语的权力，看出了语言的使用与意识形态的联系。这一切终于使一批理论家反出山门，颠覆了“结构”的权威，再度将社会与历史引入了语言的囚牢。语言系统被迫向社会与历史开放了。这个时候，人们无疑会提出问题的另一面：如何向语言赎回主体？
超越语言——这是人们可以听到的一个迫切呼吁。这个呼吁来自鲁枢元的一本著作：《超越语言》。概而言之，《超越语言》始终在顽强地论证一个问题：“个体生命可望实现对语言的超越吗？”《超越语言》以不屈的姿态同结构主义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且顺便讥诮了分析哲学以及逻辑实证主义。鲁枢元似乎不惮于返回传统。他不仅一一重提诸如心灵、直觉、体验、顿悟、神韵这一类结构主义所不屑的概念，而且，他将问题的源头一直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他看来，亚里士多德制造了一条古老的岔道。亚里士多德以超人的智慧对人类语言进行了明晰的规范。此后，原始语言之中所包含的节奏、情绪、氛围、意象逐渐收缩了，语言走上了一条理性与逻辑的大道。鲁枢元用一种感慨历史的心情迷茫地发问：这是人类的必然进程，还是无意中走错的第一步？
当然，靠拢传统并不意味着拒绝听取种种现代语言学的观点。事实上，鲁枢元很可能比一些时髦的语言崇拜者更了解诸多语言学说——更了解一大批理论家对语言说了些什么，也更了解这些学说的“阿喀琉斯之踵”。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所占据的发言场地是语言学与心理学的交叉之处。对于文学说来，这无疑是一个显目的要津。人们可以不时地在《超越语言》之中看到
心理学与语言学的较量。也许，人们不该抵估这种较量的意义：一旦心理学与语言学通过较量而达成某种统一，这可能是文学理论取得重大成功之时。
虽然鲁枢元身为教授，但《超越语言》却废除了教科书的模式。在这本书中，鲁枢元纵横自如，不拘一格：谨严缜密的推理同奔放不羁的猜想汇于一炉，经典著作与掌故轶闻相提并论。文辞所流露的抒情风格显然由于维护主体的信念，而论战的句式则是出自反抗“语言沙文主义。”尽管如此，鲁枢元仍在《超越语言》中表示了力不从心的感觉。鲁枢元已经察觉到用语言谈论语言的困难。“谈论语言可能比谈论沉默更为糟糕”，这是他引为解嘲的一句话；事实上，企图清晰地说明语言的不清晰，这多少也有一点“操斧伐柯”——这是他自己的话——的意味了。
如前所述，鲁枢元时常从心理学的立场向语言学作出挑战——文艺心理学是鲁枢元的大本营。鲁枢元曾经辛勤地考察过作家的感情积累、情绪记忆、知觉方式、创作心境以及写作习惯等等。不言而喻，文艺心理学很大程度坐落于作家崇拜之上。满怀钦佩的理论家企图弄明白：作家的头颅究竟蕴含了哪些智慧？这些头颅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杰出的想像？文艺心理学的理想之一即是复现作家创作心理的交响曲。在这个意义上，文艺心理学会在适当的机会过问一下语言问题。但是，文艺心理学多大程度地重视语言，这将更多取决于作家对待语言的态度。没有一个作家不关心语言，这如同没有一个短跑运动员不关心自己的跑鞋一样，但是，哪一个短跑运动员愿意承认，他的比赛成绩仅仅由于他的跑鞋？多数作家总是将语言当成一种得心应手的器具。他们看来，写作才能理应包含了对于语言的娴熟运作。出色的作家总是通过直觉、洞悟、体验解决语言方面的难题。作家不必——甚至不应当——对语言进行形而上的思索。作家常常重温这样的忠告：过多的技巧有害无益。事实上，最高的技巧乃是无技巧。语言在作家心目中这种不上不下的位置，实际上也决定了文艺心理学为语言所安排的位置。
然而，结构主义却肆无忌惮地颠倒了上述的秩序。按照结构主义的逻辑，并不是作家选择语言；相反，恰恰是语言选择作家。结构主义的目标是从诸多文学形式之中抽出有限的“深层结构”，描述无数文学作品暗中遵从的惯例或者模式。换一句话说，结构主义试图一劳永逸地译解出文学的“元语言”。从这里可以发现，寻找世界的基本法则，寻找宇宙唯一的方程式，这对于人类才智始终是一个巨大的、甚至不可抗拒的诱惑。可是，结构主义这个目标却将作家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通常认为，作家在语言面前无疑是主动的：作家总是将汹涌的激情与想像施舍给语言，交付语言制作。然而，如果结构主义的文学图景成为现实，作家的主动创造将成为一句空话。既然所有的作品不过是惯例的不同翻版，既然写作不过是通过“深层结构”的槽模压铸产品，那么，作家还有什么资格自豪地炫耀神秘的天才，有什么资格号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的确，结构主义并不忌讳冒犯作家，打翻“天才”的概念。按照结构主义的观点，语言系统内部一切因素——从词义到句法——均已到位；作家使用语言首先意味着对语言秩序的屈服与认可。语言系统的固有结构屹立于熙熙攘攘的语言现象后面，坚如磐石。作家不过兴致勃勃穿梭于语言系统内部，在这种结构的指导下行使某种搬运或者装配的职责。这个时候，文学的上帝与其说是作家，毋宁说是语言的“结构”。结构主义毫不留情地击破了作家中心的、浪漫主义偏见，慷慨地将“创造性”的荣誉赐予语言，这更为彻底地表现于“互文”
这个概念上：一切作品都是互为文本的；作品的第一个字、词、片断都是其他作品的复制或改写。“独创性”实际上是一种十分可疑的说法。托多洛夫曾经引用弗赖的话说：“独创性诗人与模仿性诗人的真正区别只在于前者更深刻地模仿。”这一切终于引致结构主义的一个著名观点：“作者已死！”
鲁枢元认为，结构主义强调语言而甩开作家主体，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超越语言》嘲笑了结构主义对于“深层结构”的迷信：“结构主义批评朝着文学的海洋吃力地撒下一张沉重的网，拖捞上来的仅是些鱼骨头，一些庞大的鱼的骨架。”鲁枢元对于结构主义的诸多结论十分轻视：“文学作品中凡是打动人心、凡是激动幻想、凡是生气勃勃、凡是新鲜流动、凡是富有独创性的东西都已荡然无存；而那些稳固而又重大的命题，不是空洞的数字与教条，便是尽人皆知的空道理。”为了同结构主义的庞大势力抗衡，鲁枢元提出了“文学言语学”的设想。在这里，“言语”是一个同“语言”相对的概念。索绪尔对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别曾经为后来的许多结构主义理论家所接受：“语言”代表着社会承认的惯例，代表着语言系统的既定规则；“言语”则是一个个具体个别的话语。前者可以比拟为象棋的规则，后者可以比拟为千变万化的现实棋局。“文学言语学”无疑是对于结构主义“语言”观念的矫正：它将强调文学言语的历时性、个性化、独创性、开放性，相对地轻视文学语言的共时性、惯例、模式、封闭性。鲁枢元指明，文学言语学将“特别关心文学言语的‘个体性’、‘创造性’、‘心灵性’、‘流变性’。”事实上，鲁枢元毋宁说企业通过文学言语学重新恢复主体对于语言的统辖权与支配权。
上述两方面的争辨终将引向一个焦点：语言决定了主体的本质，抑或主体高踞于语言之上？这可能是《超越语言》所遇到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
人们不难想到，考察语言与主体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语言与心灵的关系入手：心灵坐落于语言结构之上，心灵的实质不过是一套语言组织的制品，或者，心灵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渊薮，语言不过是浮于表面的一层薄膜？质而言之，这个分岐的意义在于如何理解人。
鲁枢元坚持说，人们要穿透语言，找到活生生的心灵。他认为，心灵就在“言语的下边”；鲁枢克并不否认可能在言语后面遇到一个“语言结构”，但是，“语言结构”同样依托于心灵而生成：“决定人类语言发生发展的更为基本的因素，是人类的生命意志和生命活力。”在他看来，这是生命的“本真澄明之境。”这里潜存的是“独特的心灵世界和完整的有机天性”，潜存的是人的无意识——言语不过是生命之树绽出的一片绿叶。经过四方搜索，鲁枢元从中国古代典籍之中挑出一个词形容心灵的存在状态：“絪缊”。絪缊表明混沌未辨，难以分解，无可名状，它乃“气之母”、“太和之真体”、“太极本然之体”。尽管絪缊不可能完全诉诸语言，但絪缊却是更为珍贵的语言之源。语言不过是人类意识的二级过程，而絪缊却是原初过程。只有伟大的作家才能从“絪缊”之中提取不可思议的创造力，进而转换为语言杰作。所以，鲁枢元不仅察觉到了言语下边活灵活现的心灵，同时还劝阻人们不该用逻辑的语言干涉“絪缊”状态。一旦发现拉康已经将结构主义的模式扩张到无意识领域，《超越语言》则对拉康表示了毫不掩饰的反感。
或许鲁枢元未曾料到，结构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显出了异乎寻常的反击力量。可以说，结构主义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语言与逻辑为语言与逻辑辩护。对于结构主义所推崇的科学主义说来，心灵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东西。心灵飘缈
不定，握手已违，只有将心灵换算成可靠的语言之后才能予以谈论。心灵不过是某种相对稳定的语言组织单元而已。从精神的意义上说来，心灵的实体不是语言又是什么呢？错综复杂的内心不就是错综复杂的语言紊流吗？“精鹜八极、心游万仞”不就是语言的遨游吗？摒除了语言，人们又能对心灵说些什么呢？结构主义不愿意承认语言之外仍然存有心灵——不论将这种心灵称之为“生命意志”还是“无意识”。论证这个论点时，结构主义成功地使用了一个悖论：如果这种心灵是不可说的，那么，人们用什么证明它的存在？如果可以用语言指陈这种心灵，那么，人们又有什么理由认为这种心灵逸出了语言的覆盖？
从结构主义的逻辑出发，传统文学理论中某些涉及心灵的观点必须遵从语言的原则进行改写。《周易》曾经提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言不尽意”在历代批评家的辗转论述中成为一个著名的命题。然而，对于结构主义说来，“言”外已经无“意”。“言不尽意”毋宁说是一个错觉。大约结构主义宁可认为，作家对于语言运作能力的过高期待引致了这种错觉。对于作家所津津乐道的顿悟或者灵感，结构主义同样可能归结为语言运作——作家的语言运作速度突然超过了通常的写作。结构主义不可能为作家的神秘感觉所迷惑。他们如法炮制，仿照语言分析找到感觉的共同模式：既然感觉最终仍旧通过语言公诸于众，那么，感觉的产生毋宁说摹仿了语言结构。诚如伊格尔顿所说的那样：“结构主义破坏了文学人道主义的经验主义——即确信所谓最‘真实的’东西就是感觉到的东西，这种丰富、微妙、复杂的经验的归宿便是文学本身。”结构主义“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理：即使隐藏在我们内心最深处的经验，也都是结构的作用所致。”经过一系列釜底抽薪的论证，主体终于被非人的语言结构吞噬了。
鲁枢元显然已经意识到结构主义所隐含的危险。他提醒人们，结构主义的后果将是“结构长存，人已经死掉”。这是以科学主义的方式取消人文精神。然而，结构主义倾向于将种种人道主义的观点视为一种幻觉。人不过是结构中的一个成份。“不应当谈人的自由，而应当谈他被卷入和束缚于这个结构的情况，”布洛克曼如此说道。如同许多科学主义学说一样，结构主义只想揭示真相，不想谈论价值。关于真相，鲁枢元还想说些什么呢？
重新回到文学言语学的时候，人们可能读到《超越语言》的一段话：“文学创作中不可能完全清除掉属于作家个人的东西，如果有人要用人类迄今为止归纳出来的所有卓有成效的艺术真理（其中自然也包括结构主义的某些理论）来除某位优秀作家的文学创作，那也一定是除不尽的，剩下的余数，对于文学来说则可能是最可珍贵的。因为它是由这位作家独创的。”换言之，真正的作家是不可通约的，每一位作家所产生的“余数”事实上是文学史最新的一笔。
这一幅文学史图案来自历时性的文学考察。然而，这恰恰是结构主义所要回避的真相。结构主义对于历时性束手无策。它的共时考察不负责解释历时之轴上的变量。结构主义感兴趣的是“除数”，“余数”可以忽略不计。重视共性，遗弃个性，这使结构主义构思出一个逐渐凝固的文学王国。所有的文学个案似乎都汇入一个静态的、横跨时空的庞大结构。这个结构的问世正是理论家的终极目标。
遗憾的是，人们恰恰是从结构主义所不想提到的历时性考察中发现了另一种文学景象：文学对于结构的背叛。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向结构俯首称臣。
相反，许多作品毋宁说是结构的反抗、破坏、逃逸、例外、消解——作家正是通过这种举动制造了一次次言语的狂欢。这一切无疑将是“文学言语学”所收集的事实。假如结构主义将文学史形容为结构的“感性显现”，那么，“文学言语学”可以根据上述事实提出一个相反的结论：文学史恰恰是反叛结构的结果。也许，这同样是索回主体尊严的方式：尽管“文学言语学”无法用言辞指陈一个语言之外的心灵，但是，“文学言语学”可以通过一系列言语骚动证明主体力量的存在与活跃。
这一切可能引致对待结构主义的不同态度：作家没有必要抵制结构主义的辛勤研究，重要的是，作家不应该欢欣鼓舞地享受结构主义的结论。作家应有一种不懈的艺术冲动：冲出结构，奔赴远方，寻找新的言语自由。虽然结构主义同样可能将这种自由视为一种幻觉，但是，假如一种幻觉恰恰成为文学演变的重要动力，那么，幻觉便蕴有了丰富的涵义。这时人们可以说，唯其拥有超越精神的主体才可能拥有幻觉。
人们可以同鲁枢元一道想一想，超越语言是否可能？的确，没有人能够撇下语言，逍遥地放纵心灵。然而，正是由于人类——尤其是作家——固执地存有这种念头，言语被带动了，语言系统内部因之充满了喧响、流动、生机勃勃。也许，这才是超越语言的本义？《上海文论》1992 年，第1 期
文化·文学·文学史
精彩的历史叙述不仅依赖于充足的资料，同时还依赖于不凡的灼见。文学史亦莫能外。回溯七十年代后期至今的中国文学，资料的汇集并不困难，但是，诸多作品纷然杂陈，人们如何赋予一个可解的秩序或者说，如何描述这一个阶段的文学史？文学史并非仅仅将一些作品涂上防腐剂，然后按照时序先后陈列于殿堂之上；文学史有必要观察众多作品之间的相互关系，考辨种种承上启下的线索，发现一系列具有聚合功能的轴心，从而使一个阶段的文学在特定的眼光之下组织成为一个生气勃勃的整体。这种文学史不仅是作品的编年史，它同时喻示了众多作品怎样成为一个庞大结构的组成部分。
抛开了作品编年史所依据的时序，文学史必须重新认定一套路标。如何确立文学史描述的参照体系，并且提出相应的鉴定尺度，这体现了理论家的不同立场。那么，朱水涌的兴趣何在？这时，人们眼前出现了一本《文化冲突与文学嬗变》。朱水涌在海滨的一所大学里执教文学，这本著作无疑是他的多年心得。尽管这本著作的书名似乎略为冗长了一些，但是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朱水涌的意图：他将这个阶段的文学纳入一个庞大的文化氛围予以考察。在他看来，这个阶段的文学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文化背景，种种重大的文化冲突无不投映到文学之中，引致一系列曲折的呼应。当然，这种呼应不是仅仅体现为文学事件，文学的发言将再度返回文化冲突的核心，成为文化冲突之中一个特定的声音。用朱水涌的话说，这个过程唤作“文学参与文化的排演”——“排演”是朱水涌所喜爱的词汇之一，这似乎暗示了文化舞台上众多成员之间复杂的互动。描述这个过程当然可能遇到一系列难题，但是，这种描述首先表明了朱水涌的宏观视野。
《文化冲突与文学嬗变》开宗明义地概括了当今世界文化的三大冲突：
文化本身发展中的全球综合性趋势和地方寻根意识的冲突；现代科技、物质文明与人的生存困境的冲突；发展经济中经济与文化、发展文化中文化价值规律与商品价值规律的冲突。
这显然是高屋建瓴之论，全球景象尽收眼底。朱水涌旁征博引，要言不繁地提示了这个庞大文化空间的几个基本特征。给定了这样的文化背景之后，朱水涌开始收缩自己的眼光，慢慢地将这本著作的聚焦点调整到亚洲区域，专注投入那一块状如雄鸡的版图，考察中国文学如何在这个文化背景之下上演自己的剧目。
诚然，从世界文化的基本特征到某一个国度的文学现状，这个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放大或者缩小。相反，这个过程可能修改某种比例，扩大了某些方面，同时又削弱了另一些方面。朱水涌如此解释这个问题：“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现状和历史，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国情，当文化三大冲突进入到具体的国家和不同的民族中，其表现程度并不能等量齐观，其表现形态也会千变万化，共时性的国际文化冲突，在不同的地域和文化环境中，产生的将是异步的进展和差异性的冲突效果”。这样，朱水涌又给自己设置了一个难题：这个时期，中国文学的焦点是什么？
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争议问题。种种不同的视域、立场和论点汇集到这里来了。杰姆逊认为中国文学属于“第三世界文学”——“第三世界”这个概念从世界阵营的划分延伸到了文学分类；萨义德论证了“东方主义”的特征，“中国”无疑被置于东方之列；还有一些理论家谈到了“后殖民话语”，
这同样为解释中国文学提供了另一套坐标。当然，如果略作回顾，人们一定记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现实主义和颓废主义都曾经被当作中国文学的阐释代码。置身于种种星罗棋布的理论岛屿之间，朱水涌毅然地调准了自己的罗盘。他毫不犹豫地认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文化冲突的焦点，显然在于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外来文化三者之间相互渗透、多重错综的冲突上。其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撞击表现得尤为激烈。整个新时期文学，几乎都不同程度地从不同侧面参与和反映出这些冲突”。
这样，《文化冲突与文学嬗变》这本著作的主题已经表述得十分明晰。一盏聚光灯照亮了全书，诸多作品开始按照这个主题分签并架，归类入档。“寻根”也好，“知青文学”也好，“女性文学”也好，“改革题材”也好，“国民性探讨”也好，“知识分子心理”也好——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在这个主题框架里面分配就绪。定位之后，一轮一轮的阐释沿着既定的线索展开了。显然，朱水涌已经意识到，七十年代后期的“伤痕文学”并不成熟，这时的文学主要是愤懑和悲伤。这是中国文学卷入世界文化之前的一个短暂过渡。在朱水涌看来，八十年代中后期，上述的文学冲突才在中国文学之中得到充分的表演。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学之间终于衔接起来了。
当然，这一切都可能引致争辩——某些作品的解读可能引致争辩，某些命名、概念可能引致争辩，甚至这本著作的主题也可能引致争辩。但是，难以否认的是，这本著作涉及到一批重要问题。文学可能为提出问题制造了契机，但这些问题的范围将远远超出文学。在这个意义上，我宁可朱水涌的表述更为犀利一些，甚至不惜用密集的理论语言维持主题的高度。某些时候，过多的作品介绍似乎淹没了理论提炼。也许，抛弃一些辎重可能使论述的步伐更为轻捷一些？
我猜想，人们迟早会在这方面提出疑问：文学毕竟是文学，文学如何在文化冲突之中保持出自己的特征？因此，我想特地指出如下几个章节：“历史悲剧中的英雄与英雄的悲剧历史”，“伦理道德变更与文学的忧思”，“‘重义轻利’的困境”“第一次的人格显示和‘最后一个’的心理防御”，“探讨国民性主题的承续”，“知青丰碑中的文化结构”，等等。人们可以发现，这些章节之中隐含了某种特殊的文学情怀；尊重自由，珍惜情义，肯定善良，将个性与人格置于金钱之前，对于落伍的小人物怀有悲悯之情，持续地批判形形色色隐而不彰的精神痼疾——这一切无不显示出文学的特殊位置。不言而喻，文学也就是站在这个位置上发言。顽强表述自己对于种种文化冲突的立场。这些章节的设立表明了一句名言在朱水涌心目中的分量：“艺术地把握世界。”当然，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样可以提到一个小小的遗憾：这本著作对于至关重要的文学语言谈论得很少。二十世纪文学批评之中的“语言转向”似乎未曾在这里产生应有的反响。尽管这本著作的最后一章集中论述了叙事话语，但是叙事话语对于文化冲突的重要意义尚未占据足够的篇幅。
文学·历史·叙事话语——读陈忠实的《白鹿原》
“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陈忠实郑重其事地将巴尔扎克这句名言引为《白鹿原》的题辞，这再度显明了文学对于历史的爱好，“历史”是中国文化之中的一个超级概念。尽管煌煌二十五史已经连篇累牍，我们仍未表现出丝毫的厌倦之情。我们不仅通过历史记忆往昔，同时，我们还企图按照历史推演今天的答案，陈忠实曾经坦率表示，《白鹿原》源于他对民族命运的思考——民族命运这种异乎寻常的问题总是被无可避免地导入历史。历史对于今天拥有特殊的权威，“以历史的名义”发言暗示了不容辩驳的气势。所以，历史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疆土；文学时常插手历史，试图分享历史的权威。许多人认为，长篇小说是一个作家的成熟标志；许多作家则认为，历史是长篇小说的首要对象，同样，重现历史显然是《白鹿原》的雄心，陈忠实想像出了一批活灵活现的人物和故事召回白鹿原上已逝的时光，这个雄心理所当然地赢得了周围的交口赞誉。
当然，时至如今，“重现历史”已经成为一个夸张的说法，即使在历史学家那里，“重现历史”同样是一个不可企及的神话。过往的历史事实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精确修复，历史叙述同样是参照特定模式或者特定类型挑选、裁剪、组织历史事实。因此，作家处理历史的时候，“重现历史”通常是文学式叙事话语对于历史事实的再度编码。凭借陈忠实回忆《白鹿原》写作的自述，我们可以栩栩如生地想像这样的再度编码：一批历史事实从通史、县志、族谱或者传说轶闻之中筛选出来了，它们按照我们所熟悉的故事类型组合起来，作家的叙事立场与描写策略致使粗陋的历史事实浮现出生动有趣的一面。尽管大量的虚构填入这些历史事实的空隙，但是，在作家看来，这并不是违反历史——这毋宁说展示种种隐蔽的“可能性”从而丰富了历史。当历史转化成为一个有了开端、中间过程和结局的故事之后，历史便出现了一种内在连贯性。这种连贯性无疑是叙事话语对于时间顺序的征服。再度编码的故事逃脱了编年史的机械时间表，故事内部众多事件不再按照线性的时间罗列出来，小说在人物的不同命运背后显现出了一个结构——一个复现当时历史社会关系网络系统的结构。结构喻示了诸种因素互为因果的局面，这种蛰伏于时间顺序后面历史事实的意义得到了一个完整的解释。的确，作家参预的历史的一个重要意图就是解释历史。当然，这里的解释并非诉诸概括性结论。作家这样而不是那样地陈说种种历史景象，解释即已隐含在他的叙事话语之内。所以，尽管白鹿原那一方天地仿佛浑然一体，但是，我们仍然应当辨析出来：我们眼前的一切乃是某种叙事策略的产物。已有的历史不可能巨细无遗地簇拥于《白鹿原》之中。事实上，陈忠实已经无情地将某些历史事实阻隔于语辞之外，弃而不取；同时，他又巧妙地让另一些历史事实浮现在我们视野的核心位置，从而让这一部分事实袭取“历史”的名分，显然，这种叙事话语的运作表明，后者意味着陈忠实心目中的“历史本质”。
不难看出，陈忠实从白鹿原的芸芸众生之中提炼出了三种势力：宗法家族的势力，叛逆者的势力，政治势力。考虑到宗法家族势力的组织方式和叛逆者的心理动机，我们不妨将这三种势力简称为“姓”、“性”、“政治”。姓、性、政治的互相角逐形成了白鹿原历史的内在结构，同时也成为《白鹿原》的叙事话语线索：白鹿原上的诸多人物和事件集结于这三种势力的周围，
上演了种种有声有色的剧目。
我们可以从阅读之中察觉到，宗法家族是陈忠实最为倾心的一支叙事线索。族长白嘉轩显然是陈忠实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他的一生不卑不亢，光明磊落；尽管他不得不卷入白、鹿两大家族的纷争，但是，除了巧取风水宝地之外，他再也不肯作出一件说不出口的事，他在行走时总是将腰秆挺得直直的，这是他为人行事的表征。“仁义治村”与“耕读传家”是他终生信奉不渝的两条训诫。白嘉轩的处世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关中大儒朱先生的指点，朱先生是白嘉轩精神上的恩师，朱先生无疑是白鹿原上一个特殊的辉点。陈忠实将这个人物神化为儒家精神的完美化身。是他唤醒了白嘉轩心目中象征着仁义的白鹿精魂，从而使不读诗书的白嘉轩同样成为标准的儒家弟子。
作为宗法家族权威的拥戴着和执行者，白嘉轩一生之中的辉煌时刻总是在祠堂里。翻修祠堂是白嘉轩的一个莫大举措。他从祠堂之中悟出了全部的社会秩序，无论是兴办学堂、戒赌还是惩罚儿子或者庆典浪子回头，祠堂都是白嘉轩顽强守护的神圣空间。他同样用祠堂的纲纪严格治家，白家世代相传的槐木匣子是一份经典性的乡土教材。白嘉轩看来，白、鹿两家的较量并不体现于财富与权势，两家的不同门风乃是兴衰起伏的真正秘密。家风不正，教子不严，这是他对鹿家破败的最后总结。
当然，白嘉轩“仁义治村”与“耕读传家”的训诫曾经遭到凶猛的反抗。田小娥、黑娃、白孝文与鹿兆鹏是下一代叛逆者的四个代表。他们的反抗是以争取自由性爱的权利为最初契机，田小娥喻指了不可抗拒的性本能。她不仅引诱了黑娃，并且轻易地将白嘉轩的长子、旅长继承人白孝文拉下了水。在白嘉轩眼里，性本能只能在传宗接代的意义上得到许可，女人的意义是以“家”这个概念作为衡量。白嘉轩本人可以不屈不挠地娶过七房女人，儿子白孝义的媳妇可以到鬼娃那里“借种”——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之下，性本能允许得到多种形式的释放。除此之外，性本能将被视为罪孽；性本能的快乐原则无疑可能威胁到宗法家族的伦常秩序。在这个意义上，性本能乃是白嘉轩竭力对付的劲敌。当然，《白鹿原》之中，白嘉轩的心愿并没有落空，鹿三在一个暗夜里用梭镖铲除了田小娥，白嘉轩随后修起一座六棱砖塔镇住了田小娥作祟的亡灵；白孝文的堕落不过是光宗耀祖的陪衬，而黑娃则在饱经沧桑之后终于为儒家经典所劝降。白鹿原的历史上，还有什么比这些更值得庆贺呢？
然而，这种令人欣慰的历史图景却被激烈的枪声惊破了。国共两党的政治纷争如同旋风一样卷入白鹿原，造成了白鹿原历史上又一次规模巨大的流血和动荡，以白嘉轩为代表的宗法家族势力不仅无法同任何一种政治势力抗衡，而且，儒家弟子世代遵奉的仁义学说根本无法理解新一代的政治主张。才识渊博的朱先生无力评判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他只能袖手退出两种主张的论辩而作壁上观；当某种政治主张势不可挡地取代儒家经典之际，这位白鹿原上最好的先生只得明智地无疾而终了。如果说，“交农”事件是白嘉轩煽动的宗法家族势力对于政治的一次成功干预，那么，这种壮举以后不复再现。数年之后，一批被形容为“白腿乌鸦”的士兵闯入村子征粮，这时宗法家族式的对抗已然完全失效。那群“白腿乌鸦”的一场快枪射击表演彻底地打掉了所有的反抗企图。这里，封建意识形态在工业机械的力量面前暴露了全部的可怜和软弱。更为致命的是，这种宗法家族权威恰恰在白嘉轩这一代手里终止了。白嘉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下一代人——白孝文，黑娃，白灵，
鹿兆海，鹿兆鹏——卷入凶险的政治漩涡，他的祠堂对这一批人不再具有号召力。的确，强大的政治势力成了白鹿原历史之中一个不可捉摸的因素。它最初更像是从外部楔入白鹿原的历史，它那神秘的运行轨道常常让白嘉轩不知所措。尽管白嘉轩的苦心最终使黑娃重新匍匐到仁义精神之下，但是，政治势力却在黑娃悔过自新之后出其不意地处决了他；相反，白孝文的阴险与狡狯则奇特地得到了政治势力的庇护和嘉许。政治的逻辑是什么？这时，我们不能不感到，政治与其他两种势力的角逐势必为《白鹿原》的故事带来一个新的境地。
然而，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停下来了。愈是意识到政治这支线索在小说中的意义，我们就会愈是对这支线索上的故事感到不满。首先《白鹿原》之中这方面的故事多半了无新意。地下活动，学生运动，接头，策反，叛变，包围与突围，这些情节均未超出《青春之歌》、《红旗谱》或者《红岩》。这并不是说《白鹿原》没有出现相应的精采片断和细节，而是说这些片断和细节均未成为衍生故事的内核。白灵和鹿兆海抛硬币决定加入哪一个政党，鹿兆鹏委托鹿兆海送走白灵，诸多此类意味深长的场景仅是零星地混杂于一批似曾相识的故事之中，得不到单独的扩展，可以看出，这支线索上的故事已经重新为编年史的时间顺序所降服。小说仅仅按照大革命时期、抗日时期、国共战争时期排列人物的经历，叙事话语穿透时间的功能不知不觉地萎缩了。这与其说缺少历史事实，不如说缺少与众不同的历史认识。
在叙事话语这个层面上，或许我们还可以挑剔出一个更为隐蔽同时又更为重要的缺陷。一旦重新将《白鹿原》回想一遍，我们就会发现，政治势力这支线索与其他两支线索之间出现了游离与脱节。如果说宗法家族权威与叛逆者之间的搏斗形成白鹿原上一系列戏剧性故事，那么，政治势力与这两者都没有一座相互衔接的情节拱桥。这两批人物所以撮合到一起，更多是由于相同的时间、空间或者血缘关系——他们之间并未通过真正的性格冲突联系起来。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即使将政治势力这支线索上的故事抽掉，小说的完整性并未受到明显损害。这恰好从反面证明，《白鹿原》的叙事话语出现了破裂。
我们没有理由将这个破裂解释为一种疏忽。《白鹿原》是陈忠实的潜心之作，经过多年的酝酿和构思，陈忠实不可能无视如此明显的问题。所以，我宁可认为，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破裂。也许，回溯民族命运的时候，陈忠实并未详细考虑儒家传统与三民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他无法继续想像它们之间冲突与交织所形成的生动故事，可是，思想的回避并不能代替叙事的回避。未完成的思想只能导致未完成的叙事。
无论文学如何眷恋历史，文学并非历史。文学靠拢历史的时候，两者之间会出现一种紧张。历史不可能驯顺地自动转换为文学。文学必须顽强地与历史搏斗，尽可能制服历史事实，而不是被动地为历史事实吞没。这种搏斗包含了对于历史的筛选、整理、识别、组织、想像、判断，而这一切最终将体现于叙事话语之中。《白鹿原》让我们看到，一旦文学无力驾驭历史，历史事实就会挣开叙事话语的控制而返回它的原有逻辑。这在《白鹿原》里面留下了一个重大的艺术创伤。
简评
南帆是比较出色的文艺评论家，选他三篇文章，两篇是评学术专著，一篇是评文学作品。被评的书虽然门类、品种、内容各异，格调有一致之处，这体现了南帆的评论风格和个性。他立论视角比较高，善于从宏观把握作总体论述，再逐步深入，抽精吸髓地剖析。他的文章思辩性强，有较浓厚的理论色彩和学术气。属学术性书评。
评《超越语言》在两种意义的辩论中，即鲁枢元与结构主义对语言在文学中的地位的辩论中，他客观、冷静地分析两方面的争论，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分析得入情入理，见解独到。他并未置身争论之外，而是置身争论之中，提出语言超越的本义是什么？他是支持鲁枢元的观点的，说超越应是“作家拥有了不懈的艺术冲动；冲出结构，奔向远方，寻找新的言语自由”，使语言系统内部充满喧响，流动，生机勃勃，是作家选择语言，不是语言选择作家。
《文化冲突与文学嬗变》的作者主张文学要参与文化的排演，要将她纳入文化氛围考查，中国文学的焦点是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南帆客观地分析了原著，肯定作者立论的宏观视野，是高屋建瓴之论，涉及了一批重要问题。南帆评析了文化、文学、文学史的关系，也提出文学如何在文化冲突中保持自己的特征，委婉地指出了原著论述的不足。阐述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对《白鹿原》的评论，像前两篇的风格一样，站在高处，用历史的眼光，政治的眼光概括作品的内涵，归之为三种势力的斗争，这种评论显然是高人一筹，可惜对它的艺术得失几乎没有涉及。
方鸣作者小传
1957 年6 月6 日生于北京，籍贯湖北黄陂，中共党员。1978 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77 级），毕业后于1982 年底调入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至今。历任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副主任，《中国出版》编辑部负责人，人民出版社策划室主任，人民出版社第二编辑室主任，兼任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理事，全国优秀畅销书评审委员会委员。曾策划和编辑图书百余部，丛书数十种，其中包括国家重点图书项目，并曾获十几个奖项。著有出版文集《裁书刀》，并主编《20 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基督教文化百科全书》等大型图书多部，及《近现代中国出版史大事编年》。1995 年被评为全国优秀中青年图书编辑。
价值·价值学·文化哲学——《世界的意义——价值论》读后
李连科的《世界的意义——价值论》，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型丛书《三个面向丛书》中的一种。这本书是作者在多年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是国内从哲学上研究价值问题的第一部专著。这本书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的基本内容，解释了价值和价值评价的问题；并试图对价值进行哲学分类：物质价值（自然价值和经济价值）、精神价值（知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和人的价值；最后，还对价值与改革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可以说，把价值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在哲学的层次上探讨价值问题，讨论人的需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都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
价值问题是一个十分古老的问题。它伴随着人类文明的产生而出现，表达了世界（人的世界及人自身）对于人的意义。对价值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标志着人类生存境界的提高和自我认识的深化。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总要从中发现出某种蕴含的意义，把握住世界及人自身的各种价值并做出价值判断。这已经不是鉴别“真”、“伪”的问题，而是确认“好”、“坏”，表示“满意”、“不满意”，感到“喜欢”、“不喜欢”的问题了。特别是现代人在巨大的技术社会和凝重的物质世界的对象面前，更需要探求对象的意义，寻找自身的价值，证明自身的存在，确定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因而也就形成了现代社会中纷繁的、交错的、碰撞的价值意识和价值观念。早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西方学术界就已经出现了一门系统研究价值问题的学科——价值学（axialogy）。近20 年来，西方价值学的研究更是日趋活跃。在中国，这几年人们也已经喜欢谈论价值问题了，这无疑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和外界文化的传入有关。那么，需不需要建立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学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本书正是这样的一种尝试。不过，既然是尝试，自然也就存在着选择什么样的研究思路、视角和方位的问题，其自身也就需要进行一番价值评论。
价值问题是一个十分广泛的问题。它能够最有代表性地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心理建构和思维机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的历史发展水平。它需要与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许多人文学科的研究交叉融合。因此，价值的问题乃是文化的问题，是社会结构中各种复杂的文化因素整合的一个聚焦点。既然如此，当然也就应该在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之中来考察研究价值的文化本体，探讨价值观念在整个社会结构和文化系统中的作用和功能，说明各种价值观念在社会进化和文化流程中的演变和发展趋向，——这就是文化哲学的研究思路、视角和方位。我以为，价值、价值观念和价值评价必须改造为文化哲学的基本范畴，价值学必须包括在文化哲学的整体建构之中。只有在文化的背景和文化的氛围以及哲学的沉思和哲学的开掘中，价值问题才能得到丰富而深刻的说明。这当然是一项辉煌的工程。现在的这本书，在价值哲学的体系建构上下了很大功夫，更着力于工程的脚手架的搭建。这固然是十分必要的，但似乎还缺少一种文化的铺垫和装修，一种文化的神韵和风采。由此我想到，探讨价值问题是必要的，建立一门价值学也是必要的，但更为必要的，是要努力创造出一种文化哲学的精神。
意志和智慧——读叔本华《意欲与人生之间的痛苦》
人们在谈论惬意的事情时总是兴高彩烈，让我们共享欢乐；而在诉说伤心的事情时却往往涕泪交流，使我们为之恻隐。
但是，当叔本华向我们描述这人世间的痛苦时，我们感受到的却是意志和智慧。
叔本华是一位痛苦的哲学家。他的书《意欲为人生之间的痛苦》也是一本痛苦的书。我们愿意去理解这书中的痛苦？能够去同情这个痛苦的哲人么？也许，我们还不会承认自己也是个痛苦的人，也不会去写一本痛苦的书罢。
“人生来就是痛苦的，其本性逃不出痛苦之股掌。”“一切生命，在其本质上皆为痛苦。”这样的结论，不是太悲观了么？对，这不是乐观主义的态度。我们素来习惯以一种乐观主义精神来贬斥悲观主义。我们通常认为，乐观主义就是积极的，进步的；悲观主义就是颓废的，没落的，是与我们的民族精神格格不入的。
我们总是习惯于面带微笑，以表明我们内心的充实。微笑的面容已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精神风貌的一种写照，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脸谱。记得“文革”时期，许多外国人都曾发表过访华观感，说他们在街上看到的中国人都面带笑容。确实，不知怎的，在那些灾难性的日子里，窗外总是锣鼓喧天，欢声震地，我们总是春风拂面，笑脸相迎，像可爱的向日葵。
那时候，我们还是“植物”，在阳光哺育下茁壮成长。
植物是没有痛苦的，只有人才有痛苦。但只是在人真正成为人的时候才会痛苦。不过，久痛之后，我们又会感受不到痛苦。痛苦表现了人的丰富性、深刻性和敏感性。
也许，哲学家都是痛苦的？因为，哲学就是痛苦。即使是快乐主义，也只是对人生痛苦的终极思索之后所反映的一种处世态度。其实，我们每一个常人，又何尝没有过痛苦？生存的痛苦，情爱的痛苦，名利的痛苦，梦幻的痛苦；还有个人的痛苦，国家的痛苦，民族的痛苦，世界的痛苦。这一切，都曾使我们痛苦不堪，甚至痛不欲生。只是，很久以来，我们就已麻木了，无聊了，我们忙活着，营计着，顾不上痛苦，也学不会痛苦。我们不再是婴孩，能够以一种最本能的方式，肆无忌惮地用啼哭来表示他降临人世的痛苦。在我们的成年，痛苦已经成为我们的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它是朦胧的，飘渺的，模糊的，“从来也不用想起永远也会忘记”的，甚至是形而上学的，然而，确实又是实实在在的痛苦！
真切的痛苦，绝不只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属于整个的人群，它是人类的宿命。由此痛苦，我们反而能进入到一个澄明的境界，达到无限，与神灵相合。痛苦，是每一颗心灵的权利，但只是它的高贵的权利。即使是低卑的灵魂，也会有它高贵的时刻，在这个时刻，他就会感到痛苦。
我们愿意探究自己的痛苦么？我们能够正视自己的痛苦么？痛苦是生命的本相，同时更是意志和智慧的象征。我最欣赏叔本华的这样一个比喻：“意志是琴弦，对意志的阻扰和妨碍是弦的振动；知识是音板；而痛苦则是声音。”因此，在这个生命的“悲怆交响曲”中，痛苦不是沉沦，而是不甘沉沦；不是迷离，而是醒悟；不是羸弱，而是刚健。
我们总是希望自己较多意志、智慧而较少痛苦，但是，只要有意志和智慧，也就有意志的痛苦和智慧的痛苦。我们的民族是一个苦难的民族，但不论人们的面容是微笑还是苦恼，都难以揭示我们这个民族心灵的真正秘密。既然我们遭受了苦难，我们就应该学会痛苦，我想，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意志和智慧。
1989 年1 月
《城市季风》，大风起兮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张勇进打来电话，告之杨东平托他捎话，说有一部极好的书稿想交我出版，并言出后肯定畅销。我说没有一个作者不认为自己的书写得好的，也没有一个作者不认为自己的书畅销的，得先拿来看看。
杨东平我本认识，但不熟。我和他的前妻是朋友，好几年以前曾去他家参加过PARTY。当时北大的孙立平、中科院的顾昕、北京社科院的郑也夫都在，大家玩得热热闹闹，尤以郑也夫善侃，唯杨东平一人坐在屋角，时而会意笑，时做静思状。他在北京理工大学研究高等教育，过去我一直没有注意过他写的东西，只知他是个大男，对少妻极好。
稿子拿来了，竟有40 多万字，书名是《京派与海派》。我稍翻了一下，眼前顿时一片金光灿烂。我摸过的好书稿不知有多少，也不知多少次为之激动不已，但这种奇异的感觉，只是在6 年前编《第四代人》时出现过。我赶紧和杨东平商量了一下，书名改为《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编入《满江红书系》中，立马出版。
94 年10 月，初版印了6000 册，不久即全部销光。95 年2 月再印5000册，销得更快。3 月1 日开机第3 次印刷，本计划印10000 册，随即书店告急，决定加印5000；再告急，又加印10000 册，一下子，纸张都供不上了。这么厚一大本书，又是学术著作，定价17.90 元，能卖得这么好，大概只有杨东平敢断言。我呢，倒是应了徐志摩的那句诗了：“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这本书，说的是北京和上海的城市文化，当然应该在这两个城市先热闹起来。出书前，莫扬独具慧眼，在《中华工商时报》上大篇幅地连载了部分篇章，引起各方反响，风起萍末。书出后，又在北京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书市、国际图书博览会和万圣书苑首先亮相。不过，总的说来，北京的新闻界反应迟钝。之后，我又给上海新华书店的汪耀华以及《文汇报》、《解放日报》、《联合时报》、《文学报》等上海新闻界的朋友分别寄书，上海方面反应迅速。10 月22 日，上海新华书店召开了“《城市季风》新书品评会”，会上反映热烈，随即一批文章见诸报端，热销风头抢滩申城。11 月中旬《广州日报》张穗华来京，看好该书，下旬即在穗召开“《城市季风》研讨会”，对书末所涉及的广东文化兴起的问题进行了饶有兴致的讨论。对此，杨东平认为，这表明广东人开始有了一种“文化自觉”。27 日广州购书中心开业，当天即请杨东平签名售书，其时盛况空前，再掀高潮。
此后，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又分别做了专题节目，全国各家报刊纷纷发表书评，使这股劲风更是在全国吹得星火燎原。不管书中是不是议论了楚汉文化，武汉却也成了“风口”，汉东湖路的一个书商就包了5000 册。成都被认为是下一个“风口”，似乎书迷和球迷应该是等质量的。同时，这股劲风还有一种回旋之势。北京，市民争购场面自不必说，仅市供电局就买了200本发给干部学习。上海，在3 月召开的市人代会上，作家宗福先向黄菊市长“考问”上海文化问题并当场赠书，通过视频传媒引起不小轰动。随即上海急电催书，但出版社已是无书可供。北京印刷三厂的两台对辊机正全力抢印新书，力争新书4 月上市，届时又将是一番风起云涌的壮观场面。因此《中国青年报》有理由称该书是“第一畅销书”。
不仅如此，海外许多人士纷纷通过各种渠道求书。据《读书》主编沈昌
文讲，仅他寄送出去的书就有几十本。有朋友来信说，书已到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和日本内山书店，并说该书在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圈子里已有相当影响。在港台和东南亚一带，报界更是推波助澜，让同胞们为之倾倒。台湾月旦出版社的戚继华就称该书伴他度过春节良宵。
都说是曲高和寡，却道是月清风高。一本高品味、重量级的城市文化专著，怎能如此畅销，原因是大家都说好看。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的方虹说，这本书随便翻到哪一页都能引人入胜。华东理工大学的许纪霖说，国外有好多很好看的学术书，中国这样的书太少，所以东平的书就受欢迎。中央党校的李书磊说，从写作的从容和耐力来说，作者很像个京派；而书的材料的选取又一无禁忌，且文字很自由，这又说明他是一个海派。
常言道小城故事多，殊不知大城故事少。京派文化和海派文化议论了那么多年，却没有一部相应的大书问世，因而李书磊“对这本书有相见恨晚之感”。特别是，这本书着意反映当代城市当代人的当代生活，不同于绝大部分地域文化著作的纯历史学的考察。同时，这本书不只是一个焦点，而是以一种多层面、多角度的散点透视，述说了时代、城市、文化和人的故事。所以，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夏绍裘评价说，这本书是一部关于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生活的百科全书。
1995 年3 月
简评
方鸣的三篇书评文章，风貌不一，前两篇是谈哲学、谈价值、谈人生的，读着读着像是见到两位学者向你走来，显得深沉、厚重，后一篇谈京海文化、读之似见到一位豆蔻年华的少女，迈着轻盈的步伐出现在你面前，显得活泼。两者各有风韵。同一个方鸣，写出两种风格的文章，可见他书评的多变性，这是否就是方鸣的风格呢！
方鸣评书，题在书内，评在书外，借题发挥，意广言衷。只用很少的笔墨，三言两语道出原书旨意，便挑出原著论点，任意纵横发议。《价值·价值学·文化哲学》是评《世界的意义——价值论》的，《意志和智慧》是评《意欲与人生之间的痛苦》的，这两本书的主题是谈价值，谈哲学，谈人生的。方鸣在对原著评定之后便着重发挥自己的价值现，人生观。他说，价值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对价值的研究和关注，便表示着人类生存环境的提高，自我认识的深化。价值问题也是文化问题，价值学必然包容在文化哲学的整体建构之中，只有和文化、哲学联系在一起思考，开掘，价值才能得到丰富而深刻的说明。他认为原著中缺少文化铺垫和装修，缺少文化神韵和风采。方鸣如是说，评得还算坦率。叔本华的《意欲与人生之间的痛苦》是讲人生与痛苦的。方鸣承认这种痛苦，但是他说：在生命的‘悲怆交响曲’中，痛苦不是沉沦，而是不甘沉沦；不是迷离，而是醒悟；不是羸弱，而是刚健。这是他对痛苦的真心领悟。这似乎可以说是一种积极的向上的痛苦。方鸣这种评法，似乎也在开拓评书的另一种模式。
方鸣为《城市季风》写了篇文章，给我的便信中有这样几句话：“这一篇不知是否也可算‘书评’？按我本意，是想用事实说话，以信息报告的形式，达到‘书评’之效果，但作为‘书评’可能尚勉强。”我觉得书评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一定板着面孔说道理才算书评，从不同的切入点谈书，同样会有好的效果。我欣赏，所以把这篇入选了。
王一方作者小传
1958 年5 月出生于湖南衡阳。1978 年入大学（习医科），1986 年毕业，获医学硕士学位。1987 年供职于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任助理编辑、编辑、副编审。编发的重要图书有：《克氏康复医学》（合编）、《马王堆古医书考释》（合编）、《现代心脏内科学》、《医学与人类文化》、《岳麓书院建筑文化》等，曾获国家优秀科技图书奖（1992 年）、中国图书奖（1995年）、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合编，1995 年），多次获得中南区优秀科技图书奖及湖南省优秀图书奖。现在青岛出版社工作。
数，可数，非常数——读《数术探秘》
在今日，“科学无国界”已成为一种共识，常举的例证就有数学。在当代数学谱系中，绝找不到“法国数学”拟或“美国几何数”、“英国代数”、“荷兰概率论”等术语。大概全球的数学家们都清一色地认识到“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的道理，于是，便在某一个早上相约依照同一种思维逻辑来思考问题，采用同一种标准评价成果。从此实现了数学世界的“大同”（这仅仅是一种假想，事实上科学理论与认识在全球的整合是科学的区域“霸权”的“殖民与扩布”的结果）。不过，数学史家们却常常抬杠，他们把目光投向历史，从文化史的旮旯里找出一大堆证据来说明在整合的那一个早上之前，确有着“中国数术”这种印有民族思维与区域文化特征的潜科学或准科学认识体系的存在，并认为它不仅是现代数学区域整合前的认识遗产，一种可作多向度文化阐释的“文本”，而且是数学史上浸透着东方神秘主义的“文化化石”，敲开它的外壳，掏出它的内核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寻根使命。读了俞晓群的新著《数术探秘——数在中国古代的神秘意义》，很自然地想到了这些。其实，早在30 年代的中期，胡适之先生也有过科学寻根的探讨，他在《人与医学》序中以医学为例曾提出“文化画布上的科学风景”的命题，并不把“赛先生”看成是“纯种”的贵族，而是还有区域文化血脉因子的“文化骡子”。只是，胡先生识高暇少，惯于开题而无力作深入的诠释。而俞晓群的专著则对中国历史上数术发生、衍进的过程展开了详尽的论述，算是掘了一口深井。这本书所囊括的具体内容包括象数、天数、礼数、命数、历数、律数、医数、算数8 大类，揭示出数的科学认识之外的社会、文化、宗教认识内涵。在这里，数成了一块文化魔方，时而走向诡秘与恐怖，时而走向崇高与神圣；时而镀上灵光，时而还原成素朴；时而空渺无垠，时而精细入微。如果到老子那里去讨智慧，真应该仿“道，可道，非常道”的句式列出“数，可数，非常数”的偈语。诚然，与西方数学发展轨迹相比，中国的数之学无时不处在古代人文传统（包括相当的玄学成份）的遮蔽与“污染”之中，它的一个明显的特征便是浓厚的思辨色彩，臆测的推衍代替了自然数的逻辑演算，有心法而乏公理，常为士大夫、筮师旁通的技巧，而不是专门家探骊得珠和智力活动，人们热衷于藉此作世俗节目的解颐，而鲜有抽象的纯数学探究。致使数之学沦为政治权谋、礼仪盛典、伦理教化、观天测象、占卜前程、问医求药的工具，形成了发达的数术与孱弱的数学同在这种深刻的二律背反局面。严格地讲，中国古代数术与舶来的现代数学科学体系之间缺乏必然的知识续接，对它的历史阐释也许不在数学史的源流梳理本身，而在为古代科技史乃至文化生活史找到一种别样的类型，为科学思想史的研究揭穿一个谜底。即一部中国古代科技史实在是一部人文、科技交互纠缠的知识与方法的杂合，在那个时代，科学有时还会认玄学为友。而科玄共轭的情形下，自然不会有纯洁的数学。尽管在我们心中，不必忌讳这段不太干净的历史（西方数学亦源于贪婪与博弈等丑行），但也不必对神秘外衣之下的数术遗产抱太多的改良的希望，并非所有的传统文化都能在现代生活中实现“创造性转换”。我自知不懂数术之学，在此讲了一通外行话，祈请晓群兄多多包涵。难为他在“正统”与“干净”的数学史之外垦出这块神秘的领域来，并做了许多富有思想的阐释。
[《数学探秘》俞晓群著，三联书店，1994 年版]
几分天趣几分乡愁——读《中日乡土玩具》
田原先生的画集，前些年见到一册，是湘少版的《三百六十行图说》，虽说所绘的内容是过去的生活，但经田原先生神笔，便成了一幅幅活鲜灵动的民俗画卷。再缀上隽朴的文字，曾引出我浓浓的怀旧情愫。近日又得田原新辑《中日乡土玩具》（仍为湘少版）尤其钟爱，闲来细细啖之，顿觉一份稚拙质朴的天趣袭面而至。
心耽于乡土题材的丹青高手着实不少，但挚恋孩提生活，醉心于乡土玩具这类民间工艺品的画家大概不多。也许，在田原先生看来，艺术的原创体验与超拔境界便可在这独自攀援的民间斜径上觅得，乡土玩具这块专用天地里洒落着妙不可言的东方艺术感觉，某种大俗还雅的艺术造诣。所以，在他笔下，无论是憨态可掬的瓷娃，灵动丑拙的泥狗泥猫，还是那俏皮的布猴，稚秀的麦秸羊、帚草马，纸糊的虎豹，竹削的龙蛇，无不摄入一种气韵，栩栩若有性灵，稚拙中透出厚重与笃实。亦无不浸淫着中日两国意趣相投的乡土感觉，依然是疏笔重彩，意境则浑若天开。在田原先生心里，童趣的可爱全在于它的自然质朴，稚拙与土气。有一回，女儿临桌观画，突然冒出一句十分率意的评讽：“爸爸的画怎么总土里土气的？”田原闻之不但不愠，反而大喜过望，引为知音。“我所求正是这份土气！”它是艺术的长青藤，它的魅力将绵久不消，因为土气息与泥滋味中总是闪烁着人性的清纯与率真。
读田原的画是怡情而轻松的，常常会各有所获，画坛同好读出意境、风格与技巧，学问家读出民俗积淀与文化交流，收藏家找到了摹本；而我却拧出几分乡愁，几分怀旧的牵挂，还有几分人生过客的惆怅，对成年人来说，儿时的感觉儿时的梦不过是照相簿里泛黄的相片所勾起的淡淡印痕；对都市客来说，泥土的湿润与芳香深锁在理念中的“桃花源”里，这一切都渐渐离我们远去，其实是我们在疏远它们。或许，作为生活的道具，我们不再需要泥猴瓷马，我们的孩子有了变形金刚、电动水车、洋娃娃，也不再理会乡土玩具，因为摩天楼使我们离开土地，悬在空中。四面的水泥路让我们忘记泥的气息，也许我们应当庆幸现代生活带来的舒适与方便，但我们也失却了不少生活的养料，包括田原笔下的天趣与率真，我们的生活内容以及艺术感觉都在精致中流入浅薄，在喧哗中走向干涸，此时，我们的心灵正渴望着清纯的流溢。这本乡土玩具恰恰为我们唤回几缕儿时的旧梦和泥土的根性。它是一份信物，一种象征，给我们的都市生活溶入一种别样的情愫。当然，我们也不必拒绝电动玩具、洋娃娃，却也应该学会用心灵去亲近那些泥猴瓷娃，这个世界原本是重叠而丰富的。只可惜我辈仅能在田原的画幅和书本上解馋，而无法从他的实物收藏那里享受到立体的乡愁了。
[《中日乡土玩具》田原画，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 年版]
当代医学的挑剔者——读几本医学人文著作的札记
医学，本是一门非常世俗的学问与技艺，古往今来都倍受关注，究其根由，源于人们对自身生命的珍重。不过，随着医学的专门化与高度分化，公众的目光已难以触及医学的内层，媒体除了给大众传播一些实用的保健知识之外，便是鼓励大家为各种医学成就喝彩。殊不知，表面上愈加精致完善的现代医学正面临着深深的内在困惑，它期待公众源于生命深处的理解，呼唤来自思想层面的精神挑战。在此，就让我们来寻访几位怀揣思想柳叶刀的挑战者吧！
萨尔瓦多·E·卢里亚就是一位够格的挑战者。这位因揭示噬菌体增殖时自发突变规律而与另外两位医学家分享1969 年度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的资深医学家，曾经为非专业人士写过两本书，着意张扬他的反叛立场。一本是1973 年出版的《生命，未完成的实验》，该书旨在揭示生命现象与本质的无穷奥秘，戏弄了人类认识的稚拙与浅薄，曾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足见其影响之大。另一本书是他的自传《老虎机与破碎的试管》，这个颇耐寻味的书名反映了卢里亚亦庄亦谐的思想风格，书中告诉大家的不是什么医学最新进展，而是一肚子的责备，一脸的不恭敬。他大胆地将现代医学喻为张大嘴巴“吃角子”（吞噬钱财）的老虎机。这一方面是指医学的基础研究耗费了巨大的资财，但由于人类生命现象的异常复杂与还原论研究方法的天然缺陷，现代医学只提供了一幅支离的生命图景，即所谓“破碎的试管”；另一方面也涉及临床医学及整个卫生经济机器对社会财富的肆意挤占。一是对“生命优先权”的滥用；二是健康代价支付的“马太效应”；三是高新技术与适宜技术的失衡；都使得医学老虎机的“血盆大口”越来越“深”，还不包括市场经济场景下商业贪婪与道德沦丧的雪上加霜，公众已经意识到现代医学科学进步的高昂代价以及现代保健制度的深刻缺陷。卢里亚的妙喻无疑更加唤起人们的“疑心”，点燃批判的情绪，向现代医学的科学神话举起人文的投枪。尽管卢里亚有着诺贝尔医学及生理学奖水准的科学业绩，但他不是一位“唯科学主义者”，相反，在他的书中，极力张扬医学本质的二重性：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人学，需要人文滋润。他在自传中还现身说法，叙述了他本人人文主义思想的深化过程，由此托起了一个世纪的理性坐标，即科学建构与人文精神的内在张力与双重变奏。也许不仅仅只是医学，“赛先生”帐下一代学人都无法回避这个张力的冲击，他们的学术生涯与思想舟楫都在这一复调中穿行，或升华，或迷失。回头来再说卢里亚，他愈到晚年思想愈加洞明。最后的牵挂是生物工程学辉煌业绩映照下人类基因库的社会控制问题。
另一位应该提及的思想剑客是查尔斯·罗森堡。与卢里亚相比，他更擅长于“掘深井”，脱离个人生活体验去捕捉思想辉光。他有一本颇具影响力的专著《来自陌生人的照顾》。这本书通过对美国200 年来医院体系的建立与现代医院制度的完善过程的反诘，提出另一个基于人的医学的现实悖论，在罗森堡看来，现代医学不仅在卫生资源的分配上存在“马太效应”，而亲情的分配也同样陷入这个怪圈。健康的人们生活在适意、温暖的家庭氛围之中。尽情地享受来自亲人的照顾与心灵抚摩。而一旦病魔缠身，躯体与心理遭受打击，发生困厄时，恰恰要撤走原有的亲情支撑，并被从原来的生活圈
中推出，交给一群陌生的人们，去“苦其心志”，重新适应，甚至连获得一次皮肤的抚摸都显得十分奢侈。毫无疑问，科学的医学有千百条颠扑不破的理由来解释这种选择，如传染病隔离的需要，技术设施便捷使用的需要，专业化与职业服务的需要等等；而医护从业者们也早已向希波克拉底庄严宣誓，他们心中有百倍于常人的同情心和人性、人情，只需插上针头或掀动按纽就会适时足量地、不分彼此地输送给患者。其实，这一切理由都难以自圆其说，为什么苦难者要迎击更多的苦难？人们对于科学意义上的医学与人性意义上的医学能否坐在一条凳子上已表示怀疑。且不去深究罗森堡的理性批判，书封上那幅近似于工厂装配线的美式大病房和两眼发直的患者形象，就足以映出作者发自心灵深处的忧虑，不知病中或无恙的读者作何思考？
在挑战者的行列里有一位女性，她叫图姆斯，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女性哲学家之一。她以一本剖析自身罹患顽症（多发性硬化症）的痛苦体验而写就的书挑起了一次思想肉搏。这本书叫《病患的意义》，揭示了病患对存在着的生命呈现出的多重意义。在图姆斯看来，现代医学混淆了由医生（客体）通过逻辑实证及理性建构的医学图景与病患者（主体）亲自体验的异常丰富的病患生活世界的界限。前者是条理近乎机械、权威（不容怀疑）的“他们”的世界，后者是活鲜、丰富的“我”的世界；前者是被谈论的、被研究的、被确认的客观世界，后者是无言的体验，或被打断或被告知不合逻辑、荒诞不经的主观世界。正是这一条条鸿沟，不仅带来医、患之间认识、情感、伦理判断及行为等方面的冲突，也使得医学只配作为一堆“知识”、“信息”、“技术项目”，而不能嵌入生命与情感世界。为此，患者图姆斯为现代医学开出了药方，一是建议医学教育中重视医学与文学的沟通，鼓励医科学生去阅读叙述疾患过程与体验的文学作品，以多重身份去品味、体悟、理解各种非科学的疾患倾诉；二是亲自去体验疾病。在图姆斯看来，医生自身的病患经历对于他理解病人的意义世界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也就是说，要透彻地认识疾病、理解患者，仅有知识与技术是不够的。另一方面，理解病患主体与过程是治疗成功的前提。它的深刻影响不仅表现在疾病自然过程的处理上，还会渗透到患者生活的重建方面。对于那些不存在治愈与复原可能的慢性疾病与不治之症来说，尤其需要重建一个以患者生活为中心的治疗目标，以帮助患者在躯体损害与自我期待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古人说：“三折肱而为良医”，图姆斯的“折肱”未能成为职业称号上的良医，却为现代医学的精神困境送去了一支燃烧着的红烛。
最值得介绍的一位挑战者应该算刘易斯·托马斯了。以他压轴，分明是想表白他的思想利剑不仅犀利，而且双刃，较少片面、偏激，视野更广阔，境界更高远。而且他是以一种真实生命的话语来叙述，毫不枯涩。尽管他在中国思想界已频频亮相，出版过几种科学随笔集，但以思想史角度看，最能见精神，现风采的，应该算他的思想自传《最年轻的科学》了。托马斯是一位豁达的人，他的书没有一沾上思想就灰色、沉重，相反，书中流淌着诗性，文笔轻松，文体自由，思绪逸放，但对当代医学的理解深邃，评述公允。譬如“医学年轻，而且最年轻”的命题有如高僧说禅，可“参”却未必“透”，有多向的诠释，不仅“壶中”天地宽，而且“壶外”联想也多，既可近距离剖察，也可远距离思考，既可怀揣热肠，又可操练冷慧。过程意义也许在悬案大白之上。
说“医学年轻”，托马斯并未道出个甲乙丙丁的理由来作正面回答，总
体把握是：20 世纪的医学前一只脚刚迈出半巫半医的丛林，另一只脚又跨入科学主义与技术崇拜的迷误。书中他列举了抗菌药物发明之前医生在众多疾病面前束手无策的窘态，分析了现代医学技术的三个层次，只有其中一小部分是直指疾病本质的；他还从语义学上诠释了医学的词源学本义就是尝试错误，而且犯了许许多多的错误，至今还常常犯错误，就像一个步履蹒跚的孩童在宽阔的马路上学步，年轻是毫无疑问的。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现代医学的歌手，“年轻”也意味着生机与活力，而且充满希望。可不是，抗菌药物对大叶性肺炎的有效治疗就是本世纪医学科学由自发走向自在的杰作。青霉素奥秘的发现证明了人类无穷的探索力，神经科学的长足进步使现代医学实现对躯体高级调控形式的认识，以及心理、行为、精神领域的拓展。近百年的医学科学成就比它以前所有的成就之和还要丰富，足以令人骄傲。不过，想到还有众多的迷惑，这种骄傲便要打些折扣。托马斯没让我们盲目乐观。
如今，科学的医学已成为人类保健活动与医疗行为之主流，“霸主”地位坚不可摧，但它应该有一点兼容的胸襟。在这方面，托马斯常常“喝两杯酒”。在他的传记中，他深情地追忆本世纪上半叶的旧梦，诉说当年温情的小镇保健制度，也深刻批判早期医学的玄学骗术，既赞扬80 年代以后的医学巨变，又批判高技术介入后亲情的失落，人性的分隔，与过分依赖技术突破的片面。目的在倡导人文医学传统与科学的医学互含共生。惟有共生的时代才会有人类医学的成熟，才有永远的生机。
艾赛·柏林曾为当代学人画像。一类人被喻为“刺猬”，这种人“将任何事物连系到单一的中心观点之上，连系到一个或多或少一贯明了的体系之中，他们藉由这样的观点和体系来理解、思考与感受这个世界”。另一类人被喻为“狐狸”，他们追求许多常常互不相关，甚至互相抵触的目标，这种人“所过的生活，所作的行为，所持的观念是离心式的，而非向心式的，他们的思想是多向的，或是扩散的，在许多不同的层面上移动。”这里寻访到几位挑战者大概都应归于“狐狸”之列，未来的医学也将是多元的医学，多元的医学将造就更多的“狐狸型”学者。唯一遗憾的是这批“狐狸”都来自西方，中国的“狐狸”尚未见身影。
简评
王一方原来作科技出版工作，评科技图书是他的本行，评来得心应手。这里所选三篇书评，有评少儿读物的，也有评学术专著的。可见他评书并不限门类。读书、评书宽泛。
《当代医学的挑剔者》评了四人和他们的五本书。正如文章的题目中所说，四人的五本书都是围绕对当代医学的“挑剔”作文章，挑剔当代医学的不足。当代医学只从科学的角度寻找其脉络是远远不足的。应该从人学的轨迹来研究，要参入人文的色彩，作为医学的补充。卢里亚提出：医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文学。罗森堡提出：因为没有把医学作为人学，患者一旦得病，走进医院，将脱离亲情，苦不堪言。图姆斯则以自己的新体会讲医学成为人学的必要性。托马斯一方面赞美现代医学的巨大成就，又批判高技术介入后亲情的失落，人性的分融。因此“人文医学传统与科学的医学”必须互含共生，“惟其共生的时代才会有人类医学的成熟”。科学、人学共生的医学才能更完善，更富生命力。
这是篇读书札记式的评论。着重介绍人及其思想，评论介绍图书也是以作者为主。评论对原著的内容进行了提炼、评析、概括，使其目眉清楚。而且倾注了自己的倾向性看法，实际是支持肯定了原著的观点。因为是札记，一篇文章所涉及的人，书比较多，又是一人一段，评论稍略单薄。不过，尽管是一人一段，对四人的评论相融为一，仍然成了一篇观点系统，对当代医学挑剔具有系统见解的好文章。可见王一方是善于综合的。
《数·可数·非常数》是评《数术探秘》的。对中国古代数学如何寻根，王一方认为《数术探秘》是对中国历史上数术发生，衍进的过程展开了详尽的论述，挖掘了一口深井。这实际是对原著的充分肯定。评论认为中国古代数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常常是“臆测的推衍”，与现代数学缺乏“知识续接”，是两回事。因此，并不一脉相承。这大概是评论者的一家之言吧！
《几分天趣，几分乡愁》，对原著《中日乡土玩具》评得比较简单。尽管这样，还是评得有趣，有十足的孩子气。
王余光作者小传
1959 年生，安徽无为人。1983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学士，历史学博士。现任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副院长。主要撰述有：《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文献史》第一卷等，主编有《影响中国历史的三十本书》，合作主编有《中国读书大辞典》、《中国名著导读》、《塑造中华文明的200 本书》等。
史学家的使命——读张舜徽著《中华人民通史》
在史学被认为是背时隔世之学，史学著作逐渐受人冷落的今天，有些史学家不禁深深的感叹：史学危机！不错，经济建设的巨流和现代化的浪潮迅猛向前，人们无暇反顾，千余年来一直深受中国学人注重的史学，一下子跌入了它的低谷。然而，历史不仅永远是人类生存的组成部分，也永远是人类精神的组成部分，这样，史学就绝不会成为“死学”。
每当人类前进一步，时势必给人类以新的挑战。史学，如同其他学科一样，亦必将赋予史学家新的使命。
在中国史学的领域内，通史的研究与撰述很受人们关注。摆在通史研究者的面前，有两个重大研究课题，这就是：一，通史的内容应当包括哪些；二，如何用一种最适合的体裁形式将这些内容表述出来。读了张舜徽先生的新著《中华人民通史》（三册，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就有了不少新的启发与收益。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史学传统的国度，早在两千年前，通史的撰述就已获得了辉煌的成就，司马迁《史记》的问世，不仅标志着中国史学的成熟，同时也为后世通史的撰述拓展了一个极为广阔的天地。《史记》在通史的内容和体裁方面都作了极为恰当的处理和创新。在内容方面，《史记》虽然以政治为主，记载了帝王将相等统治阶级的事迹，但在列传中也写了不少游侠、刺客、龟策等社会下层的人物。司马迁把陈涉和秦末农民起义放入史书的重要处着笔，并给予充分的肯定。《史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内容的人民性。然而十分遗憾的是，其后的封建史家并没有继承《史记》的人民性，千余年封建史学只是帝王将相的政治兴衰史，这些史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它们是为君王而作的，为君王的统治提供借鉴的。所谓“正史”、“资治”之史，之所以成为一部政治权力史，其原因正如波普尔所说的，政治权力影响我们每一个人，而人们又易于对政治权力的崇拜，当权者喜欢受人崇拜，并且能把他们的愿望强加于人，过去许多历史学家是在皇帝、将军和独裁者的监视之下写作的。①
本世纪初，梁启超等资产阶级史学家开始对封建史学进行批判，他们反对“君史”，提倡“民史”，要求把史学从封建君主专制淫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提倡一种为“激励种族”而写史的精神，写“以全民为重心”的历史。但这些仅限于理论的探究，缺少在通史写作中的具体实践。近几十年来新编的各种通史，运用新的观点，纠正了旧史的许多偏颇和错误，着重叙述了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苦难，歌颂了历代农民起义，取得了重大成果。但这些通史仍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张舜徽先生在《中华人民通史》序中指出：这些书“没有谈到几千年间妇女所受的压迫和痛苦；以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大国，在历史上，只看到汉族的活动事迹，看不到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在谈到事物发明时，只强调个别人物的成就，看不到集体创造的伟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陷。
有鉴于此，《中华人民通史》在社会编中专列“痛苦的妇女”一节，详细地叙述了封建时代妇女所受的束缚与摧残。同时，在人物编中，也充分肯定了妇女在中国历史上所作的贡献。如政治家文成公主、王昭君、秋瑾，科学家王贞仪、黄道婆。有关少数民族的问题，近几年已受通史编撰者的注重。
白寿彝在1980 年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时就强调，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进程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张舜徽先生再次提出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确实是十分有意义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中华人民通史》以较大的篇幅来记述中国封建社会被压迫阶级的反抗和革命，劳动人民的集体创造以及他们在科学、文化上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张先生这部“人民通史”的人民性及人民为历史主人的宗旨。
自从司马迁首先运用纪传体编撰通史，千余年间，纪传体便成了“正史”编撰的固定模式。本世纪以来，史学家突破纪传体的框架，开始运用章节体的形式来编撰通史。但章节体史书比较适宜作为历史教科书以供学校教学之用，并不十分切合一般读者阅读。直到目前为止，通史的体裁问题一直没有得到重大的突破。目前编撰通史所运用的体裁确有不少弊端，正如张先生所说，这些书“每将几个相近的朝代联在一起讲，将治乱兴衰讲完以后，继之以这一时期的文化。这样循环往复地讲下去，致使读者看完一段有关文化的记载之后，又继着要看一段争夺相杀，战火连年的记载。知识既无系统，记忆也就很难。”②如何编出一部适合广大读者阅读的中国通史，以使工人、农民和一般干部于通俗易懂之处取得应有的历史知识，这确实是摆在每一个通史研究者和著述者面前的艰巨课题。《中华人民通史》的问世，无疑为解决这一难题作了大胆的尝试。
史书语言的简洁明了，这只是一部书可供广大读者阅读的基本前提。《中华人民通史》在体裁上的创新尤其值得重视。这部书打破了按王朝体系编写通史的传统，它以事物为记载中心，将历史上重要事物的发生、发展、变化的情况叙述得清楚明白，务求使读者从中得到系统的知识。全书共六编，第一地理编。记载中国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及其历史变化，民族，水利及建筑工程，古都，行政区划和人口，重要城市，交通运输和远古的重要文化遗址等。第二社会编。首列统治阶级的改朝换代，作为中国古代历代王朝更变的线索，可使读者明了各王朝的名号、年代及其成败得失，有助于翻检旧史，进一步深入学习。次列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腐朽和罪恶，被压迫阶级的反抗和斗争。第三创造编。记述劳动人民的集体创造和我国历史上科学技术的主要成就。第四制度编。从土地、赋税、货币、取官、铨选、教育、宗法、礼俗、军事、刑法等十个方面阐述其基本情况及沿革。第五学艺编。就文字、书籍、文学、史学、方志学、文献学、哲学、宗教、音乐、书画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的伟大成就。第六人物编，详细记载了政治、军事、英杰、医学、科学、工技、宗教等200 人的生平事迹，成就与影响。结构井然，知识系统，一卷在手，便可获得较为全面的历史知识。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撰述其通史，显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况张先生“以衰老之身，竭一人之力”，③而负此重任。一位在小学、经学、史学、哲学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的学者，尚能兼顾普及，把知识交给人民，这不能不说是学术界一大可喜的现象。
当我们在感叹史学危机的时刻，又怎能忘记一个史学家所发出的肺腑之言：“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对本国的地理环境、历史演变、以及制度文物、创造发明的成就，千百年来的优良传统，亿万群众中的英杰人物，茫然无知，或者早已淡忘了，便自然没有爱国思想，并且不知国之可爱者何在，更谈不上关心国家的兴亡了。”④因此，作为一个史学家，就应当让人民了解本国历史，使其油然而生拳拳爱国之心，激励其奋起向上，努力报国的志向。这
正是时代赋予史学家的使命，这是伟大而高尚的使命。
注文：
①参见波普尔《历史有意义吗？》，载《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年版。②③④《中华人民通史·序》。
原载于《湖北社会科学》1989 年第11 期，又载《光明日报》1989 年11 月8 日
通释古书的又一典范——读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
《汉书·艺文志》为班固《汉书》十志之一，是班固根据刘歆的《七略》删拾其要而成的。由于《七略》一书早佚，所以该目更受学者所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图书目录，也是第一部史志目录，对后世图书的分类、目录的编制及文献学研究，均具有深远的影响。这部目录将东汉前中国人的知识和学问作了一次系统的总结，为后人辨章学术源流、考镜图书嬗变，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因此，自唐代始，学者们就十分重视对《汉书·艺文志》的整理和研究。唐颜师古注《汉书》，于《艺文志》的注释简括可靠，为后人的研读提供了基础。宋王应麟的《汉书艺文志考证》为最早的《汉书·艺文志》研究性专著。其后有宋王仁俊《汉书艺文志校补》、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汉书艺文志拾朴》、刘光蕡《前汉艺文志注》，以上为清人的研究成果。近人研究《汉书·艺文志》的成果有瞿润缗《汉书艺文志疏证》、姚明煇《汉书艺文志注解》、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李笠《汉书艺文志汇注笺释》、李赓芸《汉书艺文志考误》、余嘉锡《汉书艺文志索引》、许本裕《汉书艺文志笺》、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叶长青《汉书艺文志问答》等。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是近年《汉书·艺文志》最新的研究成果。至于在论著中论及《汉书·艺文志》的及报刊上的有关论文，那更是不胜枚举。
1990 年，著名学者张舜徽先生所著《汉书艺文志通释》（湖北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通释》）的面世，为《汉书·艺文志》的研究又写上了新的一页。在此之前，张先生早年曾作有《汉书艺文志释例》，从甄审、著录、叙次、标题、注记五个方面，分析《七略》与《汉书·艺文志》的异同，总结出了《汉书·艺文志》的某些义例。今《通释》则是全面疏证《汉书·艺文志》，旁征博引而建树颇多，可谓是张先生晚年的又一力作。
《能释》一书，张先生在《自序》中就其内容作了说明，他说：“晚年重温是书（指《汉书·艺文志》），则复有笺记，爰理董而别写成编，凡前人之说有可取者，悉甄采之，句读之有误者正之，史证之偶疏者补之，亦间附论说以评断之。”
首先，《通释》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以甄采。如《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著录的《周史六弢》一书之下，就采取了颜师古、沈涛、姚振宗三家之说；《王孙子》书下采录了严可均、马国翰二家之说。这一方法即是传统的“集注”，广采前人之说，保存并集中了丰富的材料，颇便读者。
其次，《通释》对句读有误者加以订正。句读和标点是对原文理解的第一步，不同的句读和标点往往会形成对原文的不同的理解，不正确的句读和标点就会造成对原文理解的错误。《通释》对《汉书·艺文志》的句读和标点极为审慎，有些地方纠正了目前一些通行本的错误。如《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春秋古经十二篇”，有书标点为“《春秋古经》十二篇”。《通释》标点为“《春秋》古经十二篇”。后者标点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第三，史证之偶疏者补之。如《国语》与《左传》二书，司马迁、班固都认为是左丘明所作。张先生认为：“两书断限不齐，详略又异；所载史实，多有不合；甚至同记一事，而互有牴牾。从文体看，复不相类，其非出自一
手，昭然易辨。”又，《孙子兵法》十三篇传世，后人多认为此书为曹操所重编。张先生以新出土的材料证明，曹操重编之说是没有根据的。
第四，间附论说以评断之。《通释》一书评断的内容非常广泛，多出作者己见。有对一书作者的确定，如《世本》，张先生认为此书是战国史官所辑，经秦汉时人整理成编。有对前说的评论，如《汉书·艺文志》孝经类有《尔雅》、《古今字》二书，章学诚认为此二书不当入孝经类。张先生认为：“汉人恒以《孝经》为五经之总会，故凡涉及诸经通训、经字异同之书，悉附列于此。章说失之。”图书的归类，不能不受时人学术的制约，后人不当以己见论之。张先生从汉人的立场看《尔雅》等书的归类，这正是一种解释古书的重要原则，即客观地历史地看问题。评断还涉及一书的注本或版本，如《尔雅》，前人注疏有郭璞、邢昺、邵晋涵、郝懿行四家，张先生认为后两家注本较好。这些评断对后学有裨益。
采、正、补、评断，构成了《通释》一书的基本内容，张先生以此四步骤向我们展示了解释古书的重要方法：首先要占有丰富的材料，广泛吸收前人可取的研究成果，以广见闻，为立论提供基础。也只有这样，后学才能超前人，才能有新建树。这是第一步。解释古书必须要有正确的断句与标点，这样才能有正确的理解。这是第二步。对前人的疏漏与错误加以订正，以正视听。这是第三步。在上三步的基础上，再作自己的评断，而这种评断不应武断和臆测，而应持一客观的历史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公允评断而不曲古人之义。这是第四步。这一方法不仅对解释古书适用，对于研究古代文化的其他领域，也会给我们多有启发。
原载《文教资料》1995 年第3 期
《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的新成果——读《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
《四库全书总目》自1793 年问世以来，两百年间，在社会上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作为一部官修目录，其成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正如清代著名目录学家周中孚在他的《郑堂读书记》中所说：“窃谓自汉以后，簿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是编矣。”正因如此，《总目》一出，后世许多官、私目录纷纷模仿。无论是在分类、著录、考证方面，还是在提要的撰写方面，都受到了《总目》的影响。时至今日，许多图书馆在类分古籍时，仍使用《总目》的分类表。
然而，一部好的目录，其作用并不仅限于目录的范围。中国目录家们素来崇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作为一部优秀的图书目录，《总目》“直承刘向叙录之绪，已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用。”（张舜徽《爱晚庐随笔》第259 页）对学术研究参考价值极大。同时，这部目录对我国士子们求知读书也有深远的影响。1875 年张之洞在撰写《輶轩语》时，曾向四川读书人大力推荐《总目》的功用，他说：“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又说：“《四库提要》为读群书之门径。”当代著名学者张舜徽先生曾将《总目》48 篇叙作为大学文科“国学概论”一课的教本，并说：“余则以为此四十八篇者，又门径中之门径也。句能熟习而详绎之，则于群经传注之流别，诸史体例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衍，释道之演变原委，悉了然于心，于是博治载籍，自不迷于趣向矣。”（《四库提要叙讲疏·自序》）
鉴于《总目》的影响与作用，其问世后，就有不少学者致力于对它的研究。其成就综括而言略有三端：
1.对《总目》的编纂、分类、著录、提要的研究。如王重民《论四库全书总目》，对《总目》纂修的政治、时代背景、过程，《总目》的著录原则，提要的思想内容，《总目》的影响等都作了详细的阐述。在许多目录学或文献学的专著和教材中，也都回避不了对《总目》的介绍或讨论。2.对《总目》的考误。其代表作有胡玉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和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二书。前者博采群籍，将有关可匡缪补阙《总目》的材料汇为一编，间附作者己见，所补正的书达二千三百多种，后者为作者五十余年的研究考证而作成，辨证的约五百种，纠缪订误，颇多建树。3.对《总目》叙的讲解。主要有1926 年周云青《四库全书提要叙笺注》，1949 年张舜徽的《四库提要叙讲疏》。张先生《讲疏》的内容，如作者于《自序》中所说：“首取《提要》本书以相申发，次采史传及前人旧说籍资说明，未乃附以愚虑所及而讨论之。”该书贯通疏说，颇便读者。最近，周积明新著《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超越了传统的研究范围，着眼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讨论、考察《总目》的方方面面，正如作者在该书《导论》中所说：“民族文化心理、时代意识与个体意绪交相纽结，浑然一体，构成中国古典目录的文化品性。穿透古典目录的物化外壳，追寻深藏其间的文化魂灵，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新的领域去赢得对传统的更为深入的认识。在以当代眼光重新审视传统，进而将传统转化为向未来伸展的新生命的巨大文化工程中，这显然是一项全
新的、不可缺少的工作。”作者《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正从这一意义上展开的。
作者在这样的文化视野下，来讨论和考察《总目》的价值取向、文化学术意义、批评方法和时代特征。根据这一内容，全书共分为四章。在考察《总目》的价值取向一章里，作者从文化心理机制、政治学、时代精神和群体性学术思潮等方面分析，认为经世实学是《总目》价值体系的核心，《总目》所倡言的不是逃世、循世，而是经世、用世，不是穷究性理的坐而论道与“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的繁琐考据，而是“有裨于世务”、“着意于时用”的学术研究，这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作者用较多的笔墨从经学、史学、文学等方面，来讨论《总目》在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的地位与价值，并从中概括出《总目》所体现的文化观念，即“推陈致新，后胜于前”；“今古异宜，通变从乎时”；“无弃管蒯，难执一家以废其余”，其独到眼力引人注目。在讨论《总目》的批评方法时，作者认为《总目》是多元批评方法的综合运用，并构成了一个宏大的学术批评体系。具体看，《总目》所运用的批评方法有四个方面：“穷源竟委”的历史批评；“长短较然”的比较批评；“援据纷论”的归纳证明；“儒者气象”的批评风度。这些议论可谓发人所未发，于传统学术批评的研究中开拓出新领域。
作为《总目》的研究者，往往有两个敏感的问题难于回避：一是清政府修《四库全书》及《总目》的动机何在？一是对《总目》的价值判断。
对于第一个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多强调《四库全书》的编辑和《总目》的修纂是出于乾隆帝剿灭异端学说，“寓禁于征”的政治动机。而周积明先生则认为，这种意见有其合理的一面，而其更深层的动机在于：作为一项大规模的文化活动，往往有一种文化大趋向作为深层的原动力。到了十八世纪，中国古典文化在高度成熟的基础上，已经隐含着整理历史典籍，进而批评总结数千年学术文化的大趋向。只有从这一大趋向作为阔大背景，才能更为合理地说明《四库全书》与《总目》的诞生。
对于第二个问题，很多研究者有一种思维定势，就是肯定《总目》的学术价值而否定其思想价值，并把《总目》视为统治者的思想器具。周积明先生认为，这显然是一种文化理解上的失误。周先生在书中不仅肯定了《总目》在学术和文献整理上的价值，同时也提出，《总目》“是一笔弥足珍视的思想资料”，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时代文化的信息”。这样一种见解无疑值得引起学人们的高度注意。
当然，一部历史典籍（或许也包括人物等）的价值判断，对任何研究者来说都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不能不受到时代精神的制约和自身价值观念的支配。关于思考和研究传统文化所面临的价值困惑，周积明先生提出了一种很富启发性的意见，他说：“这种思考和研究不是把传统文化因素视为已经定型的范式，进而去批判它或赞美它，而是创造性地、成功地去理解它，和它对话。只有以这样一种姿态去俯临传统，传统才会成为新文化创造的‘灵感的源泉’”。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1994 年第2 期
简评
这里选入的三篇书评，有两篇评的是同一作者的不同著作。
我首先觉察出作者抓住根本的评论方法。在评《中华人民通史》的文章中，作者抓住这样三点进行评说：1、扣住原作《中华人民通史》的人民性及以人民为历史主人的宗旨；2、体裁上的借鉴和创新；3、作者普及本国历史知识以了解国之可爱者何在的良苦用心。原作者张舜徽先生很看重自己这样一部书，曾说过他一生学术就是为了这样一部书。之所以要写这样一部带有一定的通俗性的通史。老先生以为自己负有一种使命，这是一种学术使命，一种时代使命。他的这一种使命，就是从这三个方面来体现的。评论者抓住了这样的三点，可谓识者。
王君书评的特点，如果我没有失眼的话，则是深入浅出，能够把很专深的学术问题，通俗而从容地向大众作出自己的解说。一位朋友对我说，能够很平实地把思想说清楚，是一种很高的境地。第二篇更能说明作者有这一种本事，把对一部繁难的学术专著的评说，归纳为“采、正、补、评，构成了《通释》一书的基本内容，张先生向我们展示了解释古书的重要方法”。最后一段是对整篇书评的总结，也是对原作的总评。据我所知，在书评写作之后，评论者得到著者的重视，成了原作者的博士研究生。
第三篇书评，评论者用了约三分之一的篇幅，对与被评书相关的学术背景作了介绍，使人对有关学术问题了然于胸。当然此法似不宜常用，用得过头往往顾此失彼，喧宾夺主。
借用评论者“史学是人类精神的组成部分”的话说开来，书评同样将成为我们读书生活里不可或缺的营养。
李春林作者小传
1960 年生，江苏连云港人。1983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此后一直效力于光明日报社，现主编该报的“读书与出版”专刊和《书摘》杂志。已出版的著作有《大团圆——一种复杂的民族心理的映射》、《读书滋味长》、《案头山水》、《书声依旧》等。
读《朱枫林集》
《朱枫林集》，明人朱升撰，刘尚恒校注，“安徽古籍丛书”之一种，黄山书社1992 年4 月版，定价4.10 元。
本书的选编体例，与我见到的所有个人诗文集都不一样，算得上是一本奇书。
朱枫林就是朱升。朱升最著名的言行是给朱元璋出了一个创基立国的高招：“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个高招六百年后被毛泽东化用成“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
据《明史·朱升本传》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大封功臣，制词多升撰，时称典核。”由此可见，朱升是朱元璋的大秘书。朱升代朱元璋“制词”，秘书代首长“捉刀”，这种事情在古今中外都很平常，不平常的是朱升这位秘书把以朱元璋名义发表的“御文”收到了自己的诗文集中，而且原封不动地把这种最高级的“红头文件”放在卷首最显眼的地方。当秘书，替领导起草、润色、修改文章，而且要在这部分笔墨生涯中永远穿着“隐身衣”，说严肃点，这是“职业道德”；说轻松点，这是“戏游规则”。《朱枫林集》的做法显然是违反了这种道德和规则，所以，我说它是一本“奇书”。
清修《四库全书》时，安徽巡抚采进了《朱枫林集》，但四库馆臣对此书作了低调处理，不仅只将它“存目”，而且评价颇低：“然统观全集，文章乃非所长；诗学《击壤集》而不成，颇近鄙俗。”朱枫林的诗文的确谈不上精彩，但四库馆臣将它打入“另册”的根本原因恐怕不在于此。他们最不能容忍的是朱枫林把皇帝的文章收在自己的文集里：“是编前八卷皆诗文，而以官诰及太祖手敕编入第一卷首，与升文相连，殊为非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枫林集》）“殊为非体”还算是客气的批评，如果搞文字狱或者欲加之罪搞个什么别的借口，《朱枫林集》要吃不了兜着走。退一步讲，即使不搞文字狱或欲加之罪，如果历代历朝的“秘书”们把代笔的文章都收在自己的文集中，那么中国文化史就要重写了，起码版权官司要多如牛毛。
更令人奇怪的是，《朱枫林集》除了把“借”给皇帝的文章收归己有外，还把借给朋友（可能还是女朋友）的诗文也要了回来，如“卷五”便收有“代人作春闺怨十首”。如果说借给皇帝的文章收回来还可以用“鲠直”、“有骨气”、“反潮流”等等勉强解释得通的话，那么把借给朋友（可能是女朋友）的诗文也要回来，就怎么也掩盖不住小家子气了。
无论如何，有这一番“始借终收”，在浩如烟海的古书中，《朱枫林集》便有了自己的“立异标新”之处，值得一读一记。
1996 年9 月19 日
读《清代史》
《清代史》，萧一山著，“新世纪万有文库”之一种，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我不是搞历史研究的，没有资格也没有兴趣对《清代史》的观点及其学术价值进行评说，我着迷的是本书的叙述方式。
据萧一山在“后记”中交待，20 万字的《清代史》是近300 万字的《清代通史》的简编本。简编的目的是解决读者的“难读之叹”。这番体恤读者的苦心让人感佩。记得好像是郑板桥有这么两句诗：“删繁就简三秋树，立异标新二月花”。《清代史》经过“删繁就简”之后，一点也不像“三秋树”，干枝枯叶，一片肃杀，使人畏而远之；恰恰相反，由300 万字简化为20 万字后，照样语言有味，面目可亲，红花绿叶，丰姿绰约，吸引人驻足玩赏，流连忘返。这正是萧一山的高明之处。
游谈无根，口说无凭，我还是举个例子吧。在《清代史》第一章“明清之际”中，萧一山先用了一个比喻：在明清之际的舞台上，崇祯帝和多尔衮是“老生”，陈圆圆是“小旦”，李自成是“丑角”，他的同伴张献忠是“黑头”，“丑角”和“黑头”最终都被“武小生”吴三桂收拾了，而指挥“武小生”的是两个“番将”——英王阿济格和肃亲王豪格。比喻过后，意犹未尽，萧一山又引用了一首江淮之间的民谣：“朱家面，李家磨，做得一个大馍馍，送给对巷赵大哥。”老朱家和老李家打得热火朝天，便宜了爱新觉罗家，满人几乎未费一兵一卒就“迁都北京，告庙祭天”了。改朝换代原来就是这么回事！你说，这样的叙述文字能不让人乐于读而且读后刻脑入心吗？
由此想到一个老话题：学术殿堂如何接纳更多的观众？我想，这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读者要好好学习，提高修养，以获得登堂入室的通行证；另一方面，营造学术殿堂的工程师们也应在建筑工艺上作些改进，起码可以把门开得大一点，把门槛弄得低一点嘛。
最后说几句题外话。我这本《清代史》是出版社赶制的几本征求意见的样书之一，连版权页都没有，与正式出版的《清代史》相比，内容一样，衣冠已非。有朋友开玩笑：你这本《清代史》有收藏价值。我希望这玩笑不是玩笑。
1997 年3 月24 日
读《共和国元帅读古书实录》
《共和国元帅读古书实录》，黄丽镛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12月版，定价：16 元，1996 年11 月23 日购于风入松书店。
想了解一个人，弄清楚他爱读什么书、为什么爱读、从中读出了什么，当是一种好途径。从这种意义上讲，《共和国元帅读古书实录》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窥测元帅们性情志趣的窗口。最典型的例子是彭德怀。1928 年，彭德怀读《水浒传》，黄公略问：“你像《水浒传》上的谁？”彭回答：“有些类似李逵。”还有林彪。1945 年，中央派林彪到东北主持工作，在听完东北的情况介绍后，熟读《孙子兵法》的林彪对彭真、陈云等人说：“‘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山海关一战势在必打，我主要管军事，这是最紧迫的。地方工作由你们和马上就要赶到的罗荣桓同志负责。”这是“彼一时”之林彪；60 年代以后，林彪却集中精力读历代开国帝王传记、中国各朝演义、中国军阀史之类的书，1969 年国庆前后，住在苏州的林彪还把春秋战国的历史研究了一遍。这又是“此一时”之林彪了。
元帅们留下的读书特别是读古书的资料不多，因此，编一本近30 万字的《共和国元帅读古书实录》不容易。特别是书后附有“索引”，这在“编风”盛行、“编力”不足的今天，显得尤为可贵。但通读全书，仍有两点不满意：一是编著者把元帅们看古装戏也算作读古书，总让人觉得勉强；二是本书缺少一篇序言，元帅与古书，这个题目是可以做出一篇好序的，单是元帅与《水浒》这一“个案”，就能写出一篇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的文章。
1996 年12 月5 日
简评
因为书的关系，我与李春林交往已经多年，总见他在别人面前从不多言多语，不时面带微笑，文静、和善，是一副十足的书生气味，很好相处。而他这次自选的三篇书评，却是简练、干脆、利落、犀利，三言几语，抓住要旨，评论多是一语中的。人风和文风似乎并不统一。
从这三篇书评中可看出他的书评风格是攻其一点，少及其余法，对全书并不全面评论。他评《共和国元帅读古书实录》，并未评介每位元帅的读书状况及读书得失；只举了彭德怀和林彪两人读书的例子。彭德怀读《水浒传》，短短几句话，道出了彭德怀的人格、个性。评林彪的读古书，前后读书的不同，看出他军事家的要求和野心家的嘴脸。评《清代史》并未讲全书的得失，只抓住第一章评议。改朝换代之际的斗争，清代为什么能入关？他挑选了原著中一首江淮民谣：“朱家面，李家磨，做得一个大馍馍，送给对巷赵大哥。”讲李自成与吴三桂相斗，爱新觉罗不费一兵一卒，入主中原”迁都北京，告庙祭天”，就这样改朝换代了，挑选精当，评得生动。评《朱枫林集》，只评他奇在那里？奇在他代皇上起草的御文、诏书等“红头文件”，代朋友写的“春闺怨”等，一律收入集中，这是：“始借终收”，既显得小家子气，又是“立异标新”，可谓奇矣。
这种攻其一点评书法，可以从一滴水观大海，让你自己去想像，评析。立意新颖，笔锋活泼，使人印象深刻，不足的是很难使人了解全书面貌。
李频作者小传
1962 年生，湖南省新化县人。1989 年毕业于河南大学，获硕士学位。从事报刊编辑工作多年。现为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副主任，北京印刷学院期刊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副编审。主要著作有《龙世辉的编辑生涯——从“林海雪原”到“芙蓉镇”的编审历程》、《编辑家茅盾评传》、《期刊工作手册》。近年来，在报刊上发表书评作品数十篇。
《茅盾纪实》的韵致
书写颇显功力，编书则更需洞察图书市场的眼光。现代文学专家庄钟庆50 年代开始写作《茅盾的创作历程》，并收集了国内外大量的研究资料。建国前及国外评论茅盾及其作品的文章，他编成《茅盾研究论集》交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记述茅盾的为人、思想、性格、生活及创作的文章，他编成《茅盾纪实》交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为写一书编出两书，也算“一石三鸟”的编创佳话了。他是厦门大学的资深教授，五六十年代曾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他显著的编、著业绩与他的经历也有点关系吧。
所编之书虽系写作过程的连带成果，其价值却不是以“副产品”可论的。不是庄先生博闻强识，广泛搜罗成书，其他茅盾研究者到哪里去找那珍贵的罕见材料。《茅盾纪实》绝大部分篇什出自茅公同时代人之手，颇多老舍、叶圣陶、沙汀等名家之作，且大多写于解放前，这就殊为难得了。读近年来的几种并不如意的茅盾传记，其实还不如读这本《茅盾纪实》来劲。我几次涌起这样的思绪。
1945 年6 月茅公五十大寿时，重庆文艺界为他做寿，热闹非凡。著名记者彭子冈为此连撰两文：《茅盾的寿辰》和《沈雁冰先生》。后文副题为“贺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开头却说：“如果在一角园地允许我这不会作画的人为沈雁冰（茅盾）先生描一个轮廓，那么我要把他描成一个最典型的小商人：瘦小，仿佛全身没有一点脂肪的样子，双目炯炯，十足地表现精于盘算，认真不苟，微露一点调皮。说像商人，自然不像发了国难财的油头滑面的大腹贾，至多只有一个十分书卷气的书商的面貌而已。”
以这样的文字作为寿礼奉献给已经功成名就的作家，不说大胆、冒昧，也堪称坦率了。不是彭子冈的“新闻眼”还真难能有如此洞察。
无独有偶，两个月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子冈在《毛泽东先生到重庆》的通讯里，写毛泽东在张治中公馆里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为此，子冈当时还受到中央重庆办事处的批评，反右斗争中也说此文“诬蔑了伟大领袖的形象”。半个多世纪后，才有不少人士认为子冈的写法“有利于在当年大后方读者面前唤起一种亲切之感，有利于揭开国民党长期的蒙蔽是非的反动宣传。”
茅盾不是毛泽东。子冈写茅公，当然没那么多是非曲直。要说风格，子冈写毛泽东和写茅公是一致的，都忠实于记者自己的“新闻眼”。我个人倒以为子冈捕捉住了茅公神韵，所以拙著《编辑家茅盾评传》中引用了上述细节。
《大众日报》1995 年11 月10 日六版
你可有《我的出版观》——评胡真的《我的出版观》
闲逛书店，见有湖南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出版观》。说实话，开始倒并没在意。作者胡真，曾一度出任湖南省出版局局长，便害怕书中只有官话、套话，几年前的方法论热潮中，我的文学观、批评观之类颇为泛滥，便耽心《我的出版观》不过虚张声势，玩弄虚名词。
不久后，与一出版界前辈言谈最近的编辑出版学著作，这位声名显赫的前辈却郑重言及《我的出版观》。这才回心转意，想找来看个究竟。
330 多页，也算厚书了。但此书并不难读。原因之一是书中文字轻淡流畅，即使出席某些会议的讲话，也是让听众鼓掌、叫读者激动的大实话，大白话。据说胡真先生擅翻译、酷爱文艺，曾常有小说、散文、杂谈见诸报端，大概他端坐主席台也难改文人真面目，自然而然地舍空话官腔而讲求语言艺术了。
厚书快读。读《我的出版观》中的好些专题文字，真有痛快淋漓之感。对当前一些出版文化现象，胡真可是快言快语，鞭辟入里。读完掩卷之时，冲入脑门的竟然是一连串的疑问：解放以来，全国的出版局局长、出版社社长为数不少，可究竟有多少人在回首往事时刻，能像胡真那样拿出一本名实相符的《我的出版观》？现在一大批中青年编辑正在走向领导岗位，担当出版文化跨世纪的重任，又到底有多少人正在形成或者说自觉地努力形成“我的出版观”？胡真能有“我的出版观”仅仅是因为他身处拨乱反正、欣欣向荣的时代？《我的出版观》的精髓是什么？
胡真先生在此书《后记》的开头就说：“ 1935 年，我在上海入党。”“焦裕禄有句名言，‘别人嚼过的馍我不嚼。’我也这样，做事不唯上，不唯书，而唯实。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一切从实际出发。”
胡真先生是1978 年3 月到湖南省出版局主持工作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不久就大胆地提出，地方出版社要“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争取更多的图书进入国际市场。”1978 年12 月，国家出版局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采纳了这一口号，并定为全国地方出版社新的出版方针，废除了过去地方出版社执行了几十年的“地方化，通俗化，大众化”的三化方针。这可是全国出版工作改革开放的第一声春雷。这可是湖南省后来迈向全国出版大省的第一个脚步声。
当领导的讲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胡真对他的为官之道却颇有悔意：“我在湖南省出版局工作了6 年（1978 年3 月～1984 年7 月），在这将近6年的时间里，只做了五件事，连一年做一件事都没有办到。”那可是网罗人才、建立完整的出版体系等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那可是本官耕耘，后任甚至后后任才能收获硕果的事。
看完《我的出版观》，真想更多地了解那个“我”，可惜读者之我与作者之“我”素昧平生，而书中既无作者照片，也不见片言只语的作者自传、简介。精装是一种份量，书籍精装意味着内容的厚重精深，也代表着书籍的档次与品位。精装雅致的《我的出版观》如此处理，应该说是不合当前的出版时尚的，是出版者的疏忽？还是作者本人淡泊名利，再树共产党人的形象？我是无从知晓，也不敢妄断的。
原载1996 年5 月16 日《读书生活报》
简评
从李频先生的文章中选了两篇；《“茅盾纪实”的韵致》、《你可有“我的出版观”》。为什么选这两篇，自有一番道理。
这两篇书评虽然文字不长，但写得比较洒脱、不俗、有点俏。评《茅盾纪实》，重点不是评“纪实”，三言五语讲了全书内容和成书经过，然后便抓住“韵致”做文章。角度，落点都不落俗套。“韵致”在哪里，作者并不大发议论，而是借用名记者彭子冈的口气，点出茅盾的形象，“十分书卷气的书商”..从这一小段的引语里，既可看出“纪实”的面貌，也品味到了“韵致”。几笔勾画，《茅盾纪实》便活脱脱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了。文，好读，但显得轻了一点。
评《我的出版观》标题很有意思，是从“你可有”出发，似乎是鼓励你要“拥有”它。这表明了评论的倾向性。为什么这样提出呢？因为这本书好，“文字轻淡流畅”，是官，却“舍空话官腔”，讲“叫读者激动的大实话，大白话”，为文则“快言快语，鞭辟入里”，“痛快淋漓”提出了地方出版社的出版新思路，跳出了“第一个脚步声”。察其言，观其行。是个做事不唯上、不唯书、而唯实的人，为官六年，做了五件重要的实事。推动了湖南全省的出版事业。此人岂能不识，此书岂能不看，让读者自己去作结论。你去“拥有”吧！评得是有特色的。
这两篇文章，共同的特点是找出吸引人的支点，从旁切入，不紧不慢地评来。文章有味，没有八股气，可称清新。
郑俊琰作者小传
笔名阿正，1962 年出生于莆田。1984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同年进入福建人民出版社。现任革命史编辑室负责人。
主要编辑作品有“从屈辱到崛起”系列、“人生三昧”系列、“宋子文研究”系列、“社会主义理论探索”丛书及《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大事纪事本末》、《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等60 余种。曾获“第七届中国图书奖”、“全国第八届优秀畅销书奖”等省级以上奖20余次。
业余从事写作和出版理论研究，发表各类作品约100 万字。论文多次入选全国出版科学研讨会，并多次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版工作、图书评介》等转载。著有《中国社会热点纪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事件人物》（合作）等。现为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会会员。
认识毛泽东的独特视角——评《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
近年来关于毛泽东的图书出版渐渐成为一个热点，从单本书到洋洋大观的“全书”、“全集”，摞起来可以搭一座书城。当然，一部书的价值不是看篇幅的大小。正因此，我们不能小觑鹭江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这样一部不到25 万字的书。该书在数万种有关毛泽东的著作中，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认识毛泽东的全新的、独特的视角。
根据毛泽东的著作来研究毛泽东固然是重要的，因为这些著作反映了毛泽东深思熟虑后的一种思想，反复推敲过的一种理论；而根据毛泽东读收过程中信笔写下的批注、见解来研究毛泽东，同样是重要的，因为这些批注往往反映了毛泽东更为真实的、毫无雕饰的思想观点，是他比较原始的、自然的思想感情的表露，是他心有所思、思有所得、即兴即时记录下来的思想火花，显示其自然而不事雕琢的风格。
但要对此进行研究显然是十分艰难的。且不说毛泽东读书破万卷，其涉猎领域之广几无人能及，也不说毛泽东的藏书属于文物保护的范围，一般说来谁也没条件反反复复地翻阅，只说那简简单单的批注文字背后，究竟反映了一种怎样的思想，怎样的心境，怎样的背景，又有谁能“破译”呢？
值得庆幸的是，《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的作者张贻玖成功地作了尝试。她曾在毛泽东故居的书房工作了5 年，整理毛泽东的藏书是她的“每日功课”，也是她以极大热情投入的一项工作。著名史学家李侃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指出：“作者以严肃执着的治学精神和极大的努力，认真地查阅了所有见到的毛泽东读过的历史书，仔细地记下了毛泽东对这些人物传记的批注和所画的各种记号，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研究。”借助作者的努力，我们从毛泽东在他读过的33 篇历史人物传记上的批注，更具体更真切地了解了毛泽东是怎样评价历史人物，又是怎样把这些历史人物的特点和现实社会生活联系起来的。毛泽东最喜欢读的是历史书，历史书中他最钟爱的是人物传记。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介，往往不因袭旧说，而是透过历史人物的言行，抓住某些历史人物身上最本质、最突出的东西，做出独到的评价。这些评价都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密切相关，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和科学价值（有些则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局限）。如对王勃的批注，就从考证他的诗文谈起，联想到青年人的朝气：“他们..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接着又联想到党应对青年给予支持，“不怕失败，不泼冷水”，使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对徐有功的批注，则从徐有功为法献身，联想到岳飞、文天祥、瞿秋白、邓演达、闻一多等各个时期为理想惨遭反动派杀害的仁人志士，毛泽东奋笔疾书：“以身殉志，不亦伟乎！”表现出他对这些历史人物的由衷赞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的性格特征和政治倾向。
该书作者不但通过大量的研究揭示了毛泽东对历史人物所做批注时的时代背景、批注的深刻内涵以及批注的现实意义，而且对毛泽东在批注中体现出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做了系统的论述，并从中得出结论：毛泽东最倡导的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魂，这个民族之魂包含着不屈不挠、无私奉献、革旧鼎新这三种精神。
该书还把毛泽东批注的历史人物史书传记或全录或节选附在每篇之后，
这不但省了读者翻检原书之劳，而且有助于读者了解这些批注的历史背景，加深对批注的理解。此外，全书广征博引，行文流畅朴实，富有情感，且印制精美，堪称一本令人爱不释手的好书。
遗憾的是，书首的插页太少，不能让读者更多地看到毛泽东读史时留下的批注、圈点手迹。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1994 年第4 期
公允·冷峻·生动——评《宋子文评传》
当吴景平博士撰写、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宋子文评传》摆到我们面前时，我们才突然地发现：这之前，建国40 多年来对宋子文的研究竟是个空白。
其实，宋子文是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他参与了国民党当局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政治、经济、财政金融、外交等领域曾有过举足轻重的影响。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的研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是十分令人遗憾的，所以当这部《评传》出版时，我们首先要对作者、出版者的卓识和勇气表示钦佩。
《评传》并没有对宋子文这个历史人物提出什么全新的定性评价，它的独到之处，首先在于作者采取了一种客观、公允的研究态度：既指出了宋子文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中的核心人物，参与了这个政权的一些反共反人民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又没有采用简单的方法否定他的一切，而是实事求是地评估了宋子文一生的功过是非。
作者在第一章《投身国民革命》中就通过对宋子文广东理财过程的评析，肯定了宋子文的理财成功对北伐胜利所起的重要作用。在第三章中，作者又高度评价了宋子文为中国关税独立所做的不懈努力，他重新厘订海关进口新税则，这是中国第一个体现关税自主原则的海关进口税则，实施后大大改善了中国民族资本家的竞争环境，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族工业。作者认为这是争取民族利益的一次胜利，是宋子文在历史上的一大功绩。
作者还客观地评述了宋子文与国民党内守旧派、亲日派的种种争论，对宋子文在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改革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对宋子文主张抵抗外来侵略、实行对日强硬方针的态度尤加赞赏，认为宋子文能成为国民党内对日强硬派的领袖人物，是因其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和忧国意识。
然而作者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又是冷峻的。《评传》作者在充分而有力地把握了宋子文这个历史人物的影响和作用的同时，以历史学者的冷峻笔触写到：作为四大家族的代表之一，宋子文“始终未能摆脱他所代表的中国英美派大资产阶级的私利与狭隘眼界的束缚”。他那特定的民族主义立场又使他最终“走到了民族主义的对立面，成为民族的罪人”。作者的冷峻还表现在他对《评传》的主题的把握和揭示上。通过对传主的功过是非的全面评述，揭示了在近现代社会中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命运以及国民党统治在大陆失败的根本原因等，而这些深刻的结论是建立在一个厚实的基础上的：作者在书中直接征引的参考资料达百余种，而且其中大量引用的《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摩根索日记（中国）》、《财政公报》及大批国民政府的档案资料等，都是颇为珍贵，而且是国内其他民国人物传记中所不多见的。由于作者全面占有了资料并对之进行了严密的考证，《评传》才可能体现出较高的史料价值与思想价值，体现出公允、客观而又冷峻的特点。
也正由于占有资料的深度和广度，作者在行文时有了极为广阔的空间，行文流畅而生动，并有一种自信、潇洒的风格。
但《评传》仍然存在一些不足。由于资料收集的局限，本课题的研究不可能十分全面，一些问题还未涉及或未能展开、深入，如宋子文同宋氏家族
其他各成员之间的关系问题、宋子文与国民党内主要派系（如CC 系、政学系）的关系问题、宋子文同中国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关系问题及宋子文离开大陆后的活动情况问题等，涉笔甚少，是一个缺憾。这有待于研究资料的进一步收集。
原载《福建日报》，1992 年12 月22 日
阿甘的命运及其眼中的美国——读《阿甘正传》
美国佬福雷斯特·甘在中国有一昵称叫“阿甘”，这昵称呼唤起来挺亲切，就像呼唤闽南某镇某个胡子拉杂踏着拖鞋文化不高的汉子。
其实阿甘岂止是文化不高，他压根就是个弱智者，他的智商仅有两位数，连他母亲都称他“白痴”。他打小就在傻瓜学校上学，那所学校在五六年间的主要任务就是教会学生认识路标、分辨男女厕所。
中国有句俗话叫“傻人有傻福”。这句话用在美国佬阿甘身上再贴切不过了：从傻瓜学校放学回家的路上被人相中，当年便入选“全州美式足球明星队”，不久又被大学队招去以弱智之躯在名牌大学占了一席之地；参加越南战争不但死里逃生，还成了获国会授勋、总统接见的英雄；无聊之中学会打乒乓球，不久居然成了中美两大国“乒乓外交”的头号选手，宴会中被安排“坐在毛主席身旁”；因犯罪而上了太空，又在落魄之中成了商业大亨，钱多的不知怎么花..一切应了那句话：像做梦一般。阿甘正是在这种恍惚如梦的感觉中连连逢凶化吉、遭遇好运的。
作家格卢姆这么喋喋不休地描绘白痴阿甘的经历，并不是要我们竖着耳朵听一个“一不小心就成了××”、“再一个不小心又成了××”的传奇故事。他显然是要借阿甘这个人物把美国50～70 年代的历史事件都“串”起来。我们有理由断定，格卢姆是精心地为自己的创作列了一份历史年表的。他对书中一些背景、情节的描述因此显得相当准确，颇具“历史的真实感”。比如，60 年代末珍妮所在的大学生乐队，热衷于唱“民谣”，当时珍妮“穿一件长礼服弹吉它，另外一个拿着五弦琴..”。待阿甘参加越战归来，见到的珍妮是“穿着牛仔裤，衬衫上挂着许多金属片，活像电话接线盘”，而且“在室内戴着太阳镜”，“还是在晚上”，乐队演奏时“捶着鼓，敲着钢琴，狠拨电吉它”、“天花板都快陷落似的”。到了70 年代末，阿甘自己搞了个单人乐队，在街头卖艺，让长臂猿猴公苏拿着锡铁杯向听众收钱..
格卢姆还在阿甘身上寄托了一代美国人的梦想：当足球明星，太空历险，蔑视道德、法律和政府，发大财，乃至让性感明星玛丽莲·梦露赤身裸体地落在自己怀中..阿甘“代替”（或者说“代表”）一代美国人去实现了这一连串的美梦，自然让读它的美国人大快朵颐。而阿甘的“白痴”身分，可能还是这批怀有同样梦想的人能够接受阿甘这个人物（幸运人物）的重要缘由。
不过作家最巧妙的匠心恐怕还是借阿甘这个人物揭示了美国社会的真相，表现对政府意志的蔑视，对“神圣”的蔑视。一场由美国政府上上下下动员、民众付出了巨大代价的越南战争，在阿甘看来不过“是一堆狗屎”；包括总统授勋仪式在内的所有“庄严”场合上的官方致辞，在阿甘听来都是“屁话连篇”。最精彩的是，阿甘被当作社会中坚分子，木比耳市赠给他城市钥匙，他成了医院和交响乐团的董事，并被人鼓动上了议员竞选台。在成千上万人的注目中，一位女记者问：美国“犯罪弥漫城市，天天有人挨饿，家庭不再信奉宗教，贪婪遍布全国，农民破产，外国人抢走我们的工作机会，我们的工会腐化，贫民窟的婴儿生命垂危，税赋不公，校园混乱荒芜，疾病和战争像乌云笼罩我们..这一切，甘先生，依你看什么是最迫在眉睫的问题？”
全场寂静，静得可以听见细针落地..阿甘对着话筒，说：“我要尿尿！”观众疯狂了，他们反反复复地吼叫：“我们要尿尿！我们要尿尿！我们
要尿尿！”他的助选班子的秀才们分析说，从来没有一个人用这样贴近民众的口号来参加竞选。于是这“天才之作”便被印在招牌和汽车贴纸上，并被制作成广播和电视广告，它“象征着”美国要排除“所有的污秽”、“代表了焦虑和即将来临的解脱。”这一来，竞争对手“狗急跳墙”，只得把自己的竞选口号改为“我们也要尿尿”，并“在全州各地到处张贴”..
作家对美国社会的讽刺就此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阿甘也从此完成了格卢姆的使命，带着长臂猿猴流浪去了。《阿甘正传》的畅销及由它改编而成的影片的轰动，看来并非偶然。
（《博览群书》，1996 年第8 期）
简评
从这三篇文章看郑俊琰的书评，可以概括为冷静的思考，轻松的评论。三文中内容不同，风格有同有异。
评毛泽东，宋子文，阿甘，相同的是三文篇幅都不长，先作客现介绍，在介绍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不同的是对毛泽东，宋子文冷静的思考，谨慎的评论，对阿甘则是随手拈来，评论轻松。
评《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宋子文评传》都是评中带叙，评叙结合；以事看人，人事相融。对《毛》书取毛批注历史的两件事王勃、徐有功展开议论。说毛泽东抓住历史人物身上最本质，最突出的东西，作出独到的见解。这可看出“毛泽东的性格特征和政治倾向”，使读者从一个全新的独特的视角认识了毛泽东；他倡导的是中华民族的民族之魂，不屈不挠，无私奉献，革旧鼎新。可以说是点拨得恰到好处。这样的评论既符合历史，又有相当的高度。对《宋》书则抓住原著中说宋子文有功有过，一分为二，不一棍子打死的特点作文章。肯定他早期对北伐，后期对抗日的贡献，又点出其资产阶级的本性，是民族的罪人，一生的功过是非，公正断定。这正反映了评论者的鉴别能力和思考问题的准确、全面。
评《阿》书，主要是叙，叙中带议。从叙中使读者自己作结论。抓住阿甘其人，一个“白痴”，却在人生道路上屡屡得手。许多偶然事件，其实并不偶然，从而讽刺了美国社会，揭露了美国社会的丑恶。笔调活泼轻松，读来爽口。特别是结尾点到：可阿甘推上议员竞选台时，记者问他美国迫在眉睫的问题是什么，他却出人意外地说：“我要尿尿”。令人捧腹大笑。评论者选材巧妙，也引起人们对美国社会的进一步思考。这种浅处着眼，深处着想的评论法，是很有特色的。
郑俊琰下笔行云流水，文字流畅，文章使人爱读。
徐鲁作者小传
1962 年12 月生于山东即墨县。1982 年从师范学院毕业后即开始文学创作。1990 年开始从事儿童读物编辑工作。
著有诗集《歌青青·草青青》、《我们这个年纪的梦》、《世界很小又很大》，散文集《飞翔的蝉声》、《青春的玫瑰》、《青梅竹马时节》、《与十六岁对话》，读书随笔集《剑桥的书香》、《恋曲与挽歌》等14 部。近几年致力于书评，书话的写作。
作品曾获中国作协第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第五届冰心儿童图书奖，全国优秀教育图书一等奖，第三届湖北青年文艺奖，1996 年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现为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文艺编辑，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对绿色大自然的爱与知——读《兰帆科学诗·绿色的旋律》
一
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在谈到“能够为每一片从树上飘落的秋叶写出一部诗来”的散文大师普里什文时，有过这样的说法：一个面向大自然的作家，仅仅向人们揭示出“大自然”这个精美绝伦、光华熠熠的诗的世界，似乎还不够；大自然，它要求作家必须有专注的目光，必须不断地潜心思索，才能在自己的心灵中创造出大自然的所谓“第二世界”，而这个“第二世界”，便以种种思想丰富我们的头脑，以一个艺术家目睹的大自然之美来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在巴乌斯托夫斯基眼里，普里什文正是这样的艺术大师。所以他又说道：“大自然对于悉心洞察它的生活并歌颂它的瑰丽的人，倘若能够生出感激之情的话，那么，这番情意首先应该归于米哈伊尔·普里什文。”
我们当然不能去和普里什文这样的大师相比。但如果允许取其一端的话，那么，我是否可以说，当你读了兰帆的这部题为《绿色的旋律》的诗集之后，你就会觉得，大自然对于悉心洞察它的生活并歌颂它的瑰丽的人的感激之情，除了首先应该归于普里什文之外，还有一部分，则是应该归于诗人兰帆的。因为，《绿色的旋律》里同样充满了一位诗人的对于大自然母亲的爱与知。
二
这是一个千枝竞秀、万紫千红的植物的王国。这又是一个瑰丽、丰富和神奇的迷人的童话世界。或者还可以说，这是一部笼罩着浓郁的诗意的、关于这个地球上的种种奇葩异卉、怪木灵草的植物方志和辞典。
这里的树，有蜡烛树、望天树、阴阳树、照明树、气象树、思乡树、面条树、扳时树、储水树、洗衣树、喷泉树、珍珠树、鸽子树、储油树、长鞋子的树、使人发笑的树、会跳舞的树、能结香肠的树、能指示方向的树、在大海中旅行的树..；这里的草，有电线草、石碱草、眼镜草、捕虫草、扑火的草、捉鼠的草、跳舞的草..；这里的花，有夜皇后花、系梦花、纵火花、变色花、四照花、日轮花、头顶一颗珠、江边一碗水、文王一枝笔、七叶一枝花..诗人对大自然的草草木木情有独钟，而我们深入这部诗体的“植物辞典”，恍如沿着陌生得令人惊奇而又依稀可辨的树丛中的小径，去探访百草馥郁的大自然的心灵，去倾听万花烂漫的大自然的低吟浅唱，去和那千姿百态、千奇百怪、千娇百媚的草草木木握手、对话..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同时亦可体会到作为大自然的亲密无间的朋友和歌手的诗人兰帆的各种思想和情愫——亦即他所按照自己的心愿，愉快地、真诚地创造出来的“第二世界”。
在兰帆的目光里，每一种绿色植物本身都有它自己的生态方式和生活规律。而这双目光又特别善于从平凡的一草一木中洞悉出深刻而有趣的东西，发现出瑰丽的具有诗美的内涵，然后他又顺理成章地赋予它们以种种理想中的品性、气质与美德，从而使笔下的每一株植物都“活”了起来，都具有了“灵性”，都充满了“合乎规律的美质”。而所有这些，既源于诗人对广博
的、富于诗意的植物特性的掌握，又与诗人对自然的钟爱、细微的观察与丰富的想像息息相关。
这是大自然给予诗人的启示录，又是诗人献给大自然的赞美诗。这种人文与自然的交融，也分明体现了心智高洁、心地率真、倾向自然的中国文人的善良、淡泊、朴素和睿智。
于是，一株株生机勃勃的、枝叶纷披的、各具秉性的绿色植物，都摇曳着或沉默着，站立到我们的面前来了..
三
“你原本是一种古老的植物，古代冰川让你遭受了浩劫，许多种植物都灭绝了，你的生命之歌却代代谱写..”这是诗人笔下的香果树，一种至今仍然生存在神农架古林莽中的古老树种。从它身上，我们是否可以想见到一个古老民族的顽强的生命力呢？
“我站在窗前静静遐想，夜来梦境令人留恋。睡梦中我见到自己的朋友，睡梦中我想到金色的明天。美好的梦境可别忘掉，快快系在梦花的枝干..”这是诗人借系梦花来抒情。系梦花寄寓着诗人善良的平民情感。
“它每天凌晨三时开花，眼望流星从天际划过；第二天下午四时凋谢，向太阳唱着辞行的歌..”这是诗人笔下的一棵普通的扳时树。从这棵扳时树身上，我们是否可以联想到周围的一切平凡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呢？他们善良而又自尊，悄悄地来又悄悄地去，甘于寂寞又乐于奉献，世界不正是由这样一些不求显赫而又忠于职守的生命和心灵维系着吗？
像这样一些借草木独标情愫，寄理想的人文精神于一枝一叶的诗篇，在诗集中是举不胜举的。读着这些诗语清新朴素，感情亲切而自然的篇什，我也有着老诗人曾卓在这部诗集的序言中所说到的那些感受：即不仅看到了我们共同拥有的大自然的神奇与美妙，增长了对于种种绿色植物的知识和兴趣，也不仅仅与诗人的思想感情得以交流，得到了一些共同的启示和美感。更重要的是，我从中也感受到了一种近乎圣洁和严肃的诗的素质：德育。曾老使用了“德育”这个近几年来差不多被许多诗人忽视（乃至于完全抛弃了）的词语，我感到很恰切，也很有必要。好的诗，大致都能给人以美的感染和享受，导引着人们走向真、善、美。有些人所说的“我写诗，诗也写我”，大致也是这个意思。兰帆的诗中，尤其能使人感到作者处处在以自己所目睹的大自然之美来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的素质。这也源于诗人的这部诗集主要是以少年儿童为读者对象的，因此，对于如何通过诗的艺术，去扩大少年儿童们的视野，去培养他们对大自然的理解与热爱的感情，去启发他们的想像力，去提升和净化他们的心灵，去陶冶他们的情操等等，诗人想得就更多，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了。这其实也正是一个有着善良的责任心、强烈的爱心和深深的使命感的诗人的极端的自觉和自尊。这种情怀本身，就是一首闪耀着人类的美德与爱心的光芒的大诗。当今诸多面向少年儿童的诗人，可不察乎？能不慎乎！
四
诗人把自己的这部诗集标明为“科学诗”，说明他在创作这些诗歌时所
想到的，不仅仅是要表现出大自然的“美”，也不仅仅是要抒发出对大自然的“爱”。作为科学与诗的结合，它还要求诗人在作品里融进他对大自然的“知”——即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知识性。
显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诗人创作时的自由度。好在诗人在这方面的知识是丰富而翔实的，所以写起来就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就像巴乌斯托夫斯基说普里什文的作品一样，“他独具慧眼所见到、所知晓的事，恐怕连百分之一还未讲给我们听。”仅就这部诗集中所写到的150 多种树木花草来看，这里面也巧妙地融进了植物学、生态学、物候学、农艺学、气象学、地理学、考古学、民俗学和历史学等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无论大小，但都蕴含着无穷的诗意。它们没有成为诗的负担，而是被作者巧妙、自然地揉进了诗行里，出人意外而又在情理之中地丰富、完善了科学诗这种文体本身。而这些有趣的知识，又恰恰是处在对一切都感到好奇，都想要了解的年龄阶段的少年儿童读者们所欢迎的。
这部诗集由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周伟先生诗心独运，把其中的版式和插图策划、编排得赏心悦目，使得那“绿色的旋律”仿佛在每一页上飘荡萦绕..怀着极大的愉悦读完了这部诗集，我在想，倘若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也可以亲眼看看这么多有趣的奇花异草，并且置身其中徜徉一番，那该多么有意思！
（《绿色的旋律·兰帆科学诗》，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 年出版）原载《儿童文学研究》1993 年第4 期
老树的诗心与怀抱——读曾卓的《给少年们的诗》
一
曾卓的老朋友绿原在为一部《世界儿童诗选》所写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想你已被时光老人逐出童年很远很远了吧？难道你的童年一去不复返了吗？倒也未必，只要果真在孩子们中间，找回了你那丧失了的童心。于是，你将慢慢在他们中间，重新‘成长’起来，并在他们的引导下，重新进入幼稚的成人们久已忘怀的诗的世界。”
我读曾卓最新出版的儿童诗集《给少年们的诗》（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时，极其自然地想到了绿原的话。觉得他仿佛就是写给自己的老朋友的。
这本收有40 首儿童诗的小书，是老诗人在自己70 岁前夕献给孩子们的爱的礼物。他在题记中说，将这一束小诗献给少年朋友们，你们使我想起了我的少年时代，而且给予我诗的灵感。这一束小诗是对你们的祝福。如果你们愿意接受它们，那是我的幸福。
的确，这本看似薄薄的小书，却凝结着一位真诚善良的老人的大半生的心血和深情。这不是一些盛开在温暖明媚的阳光下的艳丽的花朵，而是绽放在寂寞和灾难的年月里的萋萋芳草；它们不是在欢乐、平静的心境中弹出的优雅的小曲，而是于痛苦、孤独的黑夜中默吟而成的挚切的心歌，是粒粒由心血凝成的珍珠。它以它们朴素的色泽和气息使我们看到了希望、黎明和真、善、美；它们带给我们以理想、信念和鼓舞。一颗年老的诗心，如同童心一样的纯真和透明。一棵老树张开了它深情的怀抱。
二
这本儿童诗小集的出版，也并非要和今日的许多新人新作去争一日之长。这些小诗的诞生，与老诗人的坎坷的命运有着深深的联系。众所周知，1955 年初夏，曾卓被一阵奇异的风暴卷进去，突然站在了人生的悬崖边，几乎失去了一切。但他于极度的孤独和绝望之中，还没有丢掉对于生活的最后的信念。为了鼓励自己，或者也可以说，为了给自己牢狱般黑暗和与世隔绝的日子开一点缝隙，引进一点点光亮，他立意为将来也许有可能再见到的孩子们留下一点东西。曾卓在一篇散文中回忆过当时的情形：“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所以大胆，不仅因为我已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主要的是在于，我已十多年几乎不写诗了，又远离少年时期。而要为少年们写诗，特别需要一种单纯的、明洁的、欢乐的心境，这在当时的情况和处境中却是极难达到的。..这是一场艰苦的斗争，一场考验意志的斗争。首先，我必须使自己超越于痛苦之上..”
就这样，他在与外界隔绝的高墙之内的黑屋子里，回想着他的寂寞、艰辛却又充满真情的童年时代，回想着他的苦难的善良的母亲曾经教给他的一切，回想着他的勤奋好强的校园内外的日子：他的美梦和幻想，他的老师和伙伴，他的愧悔与自豪..他从回想中默默地进入温柔的诗境，进入童心的丰富世界。没有纸笔，他就在心中默念和修改，反反复复，直到背熟。每一首小诗的完成都带给他极大的欢乐和安慰，它们伴随着他度过了漫长的寂
寞、痛苦和单调的白日、黄昏和黑夜..他在这样的情形中完成了《我将歌唱着》、《红》、《妈妈的眼泪》、《我真想看看海》等三十多首。后来，当他终于能够把这些记在心中的小诗写出来的时候，他曾手抄了三册，分送给他心爱的女儿和一位朋友..几经沧桑，这些小诗的一部分，终于能够和我们今天的少年儿童们见面了。它们就像飞过了残冬的小鸟，穿越冰雪，拣尽寒枝，如今栖息在我们的手上。
曾卓这样评价自己的这些小诗：“这一册诗的完成超过了诗的好坏本身。这是意味着意志的胜利，一场通过艰苦斗争得来的胜利。”
三
我曾经在多种场合听到少年儿童们朗诵过曾卓的儿童诗。孩子们是珍爱这些朴素、清新、凝炼、优美的小诗的。
我在一位朋友的孩子的新学年的纪念册上，见过他抄写的曾卓爷爷的诗，是《妈妈的眼泪》中的一节。我相信，纯真的童心会在这诗的柔情中受到感动，从而懂得妈妈的艰辛和慈爱。
我也在青岛海滨的《少年世界》夏令营的晚会上，听一位高一年级的小女孩深情的朗诵《我真想看看海》：我要看在黎明时海上怎样升起红色的太阳..
而在我的二十岁时的一册纪念册里，也留下了老诗人亲笔题赠的《火与风》：“微火，在一阵风前灭了，失去了光亮理想的烈焰在狂风中愈烧愈旺”。
短短的四句，该给多少孩子以启示，以激励！它不是简单的说教，而是一种充盈着真切和自然的情感以及人生体验的抒发。
四
曾经有许多青年甚至少年作者问曾卓，可不可以用一句最简要的话来说明写诗的必要的条件。老诗人想了一下，回答说：“爱。”
表现在老诗人的儿童诗中，“爱”则更强烈，更细腻，也更丰富。
他是这样抒发自己对于生活的热爱的：“有时候我希望美丽的时间留住我永远是一个快乐的少年永远背着书包上学校和同学们一道学习一道游戏，一道锻炼一道在阳光下歌唱，到永远..”（《我将歌唱着》）他也以他饶有兴味的笔形象地抒写了他对大自然的爱：“火车、火车，带我去吧带我去看美丽的江南，看黄土高原看泰山的日出，看昆明的石林..看我只在地理课和游记中读到的许许多多的城市和名胜..”（《火车，火车，带我去吧》）他把对于祖国河山的热爱融进其中，导引着孩子们的心灵的爱的走向，唤起少年们的对于祖国的自豪的情感。
他歌唱少年们对于理想的热爱：“我喜欢爬大山，穿丛林去搜寻红叶，采集标本我喜欢秋季运动会激烈地竞争，勇敢的拚搏精神我欢喜仰望变幻无穷的云梦想着到太空遨游、旅行”（《哪个季节你最喜爱》）而对于友爱，他这样告诉孩子们：“一个人唱不起大合唱我的歌声和同伴们的歌声一道那是多么响亮”“一滴水多么渺小水滴集合起来就是海洋”（《我是大伙儿中的一个》）。
一个面向儿童的诗人，仅仅有一种培养世界未来的主人的社会责任感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有更多的对于儿童的超乎寻常的爱心。而这，往往是不容易做到的。曾卓的儿童诗中，表达了他的这种强烈的爱心。他关注着风中的小树苗：“怎样抵御虫害怎样经历风雨怎样承受雪霜真为你担心啊——你小小的树”（《你小小的树》）他也从一株小草、一滴露水看到了生命的美和生机：“而我也爱一颗小草上的一滴露珠它用自己整个的生命滋润了那小草它用自己微小的心摄取了阳光的全部色彩”（《我爱》）。他这样寄希望于今天的孩子们：“..我不祝愿伴随着你的永远是晴朗的天空和开花的大地我只希望：大风大雨折不断你的歌在泥泞中和险途上，你也将一边走，一边唱..”（《小姑娘和歌》）。
五
曾卓有一次同绿原谈到：我们这些人活到今天，可以说什么技巧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人本身。把这句话与他的儿童诗联系起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这些小诗都不是，也不应该是以种种熟稔的文字技巧和艺术表现技能来取胜的——而实际上，它们的技巧都存在于一种无技巧的境界之中，这有每一首小诗所给予我们的或热烈或恬静或单纯或绚丽的和谐而优美的意境足资凭证。重要的是，透过一首首小诗而反映出来的一颗慈爱、博大的诗心！也就是诗人本身。它们是年老的诗人与孩子们之间的蔼然可亲的心灵的对话，是一棵悬崖边的老树对于身边的小草的亲切的拥抱和爱抚，是深情的老水手对于扬起的新帆的瞩望与祝福！那么，与这样一颗充盈着大爱的老人的心灵相比，一切雕琢的、宵小的，甚至可能以文害义的技巧，又算得了什么呢？
愿更多的小鸟飞进这棵老树张开的怀抱。
《给少年们的诗》，曾卓著，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 年9 月第1 版。
1990.10.10 原载《儿童文学研究》1991 年第4 期
学术的激情与学人的使命
正如列夫·托尔斯泰因为看见了一朵已经断了茎的牛蒡花，而产生了绝妙的关于《哈泽·穆拉特》的构思；罗曼·罗兰因为站在罗马郊外的霞尼古勒山上，俯瞰夕阳照耀的罗马城，而忽然心有所动，仿佛看见克利斯朵夫这个人物正从地平线上站立起来一样；孙建江写作《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导论》这样一部三十万字的理论巨著的灵感，竟得之于某个夜晚的一次消闲性的阅读。
那是1988 年深秋的一天，他刚刚写完《童话艺术空间论》这部理论专著不久，原本是为了放松一下，休息一阵的，他从居室附近一家书店里买回了一大撂闲书。其中有一本谁也不会注意的书，一位建筑学博士的著作《4！——生活世界史论》（4！—— AStructural History of Life——world）。入夜，他将购得的书一一取出，信手翻动着。突然，他的目光一下子凝住在那本《4！——生活世界史论》上了。他感到心灵深处一阵可怕的激动。不，那分明又是一种甜蜜的战栗！他的脑海里即闪电般地蹦出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不来写一部目前尚不曾有过的，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进行整体论述的书？在新世纪的桅杆即将出现在黎明的海平线的前夜..就在这个念头诞生的一刹那间，他感到，“眼前竟变得一片绚烂，奔涌的思绪如海潮般席卷而来..”他已经明白，“这是新一轮的创造开始了”！
是的，是一种神圣的、强烈的创作激情，在驱使着和鼓舞着这位青年学人，连夜摊开了又一卷瑰丽的学术蓝图。那个午夜，万籁俱寂之时，他推开窗户，看见的是比往常更美丽更辽阔的星空。
《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导论》从最初的构想到最后完稿，竟用了整整六年的时光！ 1995 年5 月的一个清晨，我收到了孙建江从西子湖畔寄来的，由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责任编辑：刘健屏）出版的这部装帧精美的煌煌巨著。是谁说过，所谓文学艺术，不单是为了说服人，也不仅是为了感动人，而更应该为了给人以一种狂喜！在看到孙建江的这部著作的一瞬间，我首先想到了这样一句话。而整个五月份，我都沉浸在阅读这本书的快感与兴奋之中。应该说，这是海内外第一部对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进行整体考察和论述的著作。它从文化的、伦理的、教育的、心理的和审美的等各个角度来对即将结束的这个世纪的儿童文学进行剖析、阐释和总结，是一部富于学术深度的理论与研究著作。同时，它的字里行间也充盈着浓郁的诗意。这诗意来自于青年学者的大气磅礴的、气象不凡的学术个性，以及内心深处的滔滔汨汨的创造的激情。这是新一代亦即跨世纪的一代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的“光荣与梦想”。孙建江为了这样一个梦想而忍受了六年的寂寞与孤独，现在，轮到我们来为之激动不已了。我们应当为当代中国儿童文学领域里有这样出色的青年专家而感到庆幸。而《导论》所凸现出来的独立、开阔的理论襟怀，则使我们对处在世纪交割关头的儿童文学研究，不能不产生新的认识和新的期待。诚如班马在读到《导论》之后所言，“可以相信， 1995 年到2000 年，（我们的儿童文学研究）应从响亮走向辉煌！此著（指《导论》）当可告慰以往略显寂寞的岁月。”
既然历史选中了孙建江，来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儿童文学做一番虽非定论但也颇具绾束意义的论述，那么，如何使这样一部书既具有“史”的公正与信实，又富于“论”的深刻与独到，对于孙建江来说，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扎
实的学养、睿智的识见、旷放的视野和缜密的思路，还需要一种要对历史负责的责任心和使命感，需要有一种随时准备去迎接历史的挑剔与检验的勇气和胸怀。
所幸的是，已经在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的园地里躬耕和修炼了十多年的孙建江，完全具备了这一切。甚至可以说，融贯和统领着全书的那种“大气”，正是作者所要交付于历史的一片“诗与真”。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著作既是孙建江一个人的学术建构，更是属于一代学人的纪念碑式的文化工程；既是二十世纪的中国儿童文学的总括，更是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这一重要“板块”对于整个世界儿童文学这一大格局的一次“对接”。
随着“二十世纪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的中国新文学”——“二十世纪世界儿童文学格局中的中国儿童文学”——“传统人伦关系对儿童本位观形成的制约”——“儿童文学观的确立”——“儿童本位与儿童文学”——“世纪初存照：翻译与改编”——“文以载道：教育性”——“游戏精神的凸现”——“少年文学的崛起”..这一章章新颖、严密和深刻的论证的完成，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艰难和曲折的进程，也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其中既注重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更讲究细致入微的局部剖析。譬如在论述到中国儿童文学之所以较之西方儿童文学更多地带有教训作用和教化功能时，作者指出，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东西方文化形态和所处的生存环境的不同。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蒙学”中的“文以载道”观所强调的“教化”，与儿童文学的“教育性”，正好存在着明显的承袭关系。“中华文化的一大特点：注重实际，讲究功利、实效，人们往往以实惠的目光去分析、评判眼前的一切。带着这样的价值观去为儿童进行创作，作品自然带有很强的教育性。”这是孙建江对中国儿童文学的颇为发达且由来已久的“教育性”所做的宏观把握；又如，在论述金波这位新时期的重要诗人的创作时，孙建江认为，金波的诗中“有不少明显带有作者潜意识中挥之不去的‘少年情结’。压抑、忧郁、自省、企盼。金波并不回避这些‘过深’的‘少年情结’，而且还总是以自己不可遏止的激情去展示这一切。这样一来，金波的儿童诗便有了相当的‘少年意味’。”孙建江认为，金波之于新时期儿童诗创作最值得注意、也最为重要的贡献，正在于此。这一立论，正是评论家的独到的发现。过去不少评论文章述及金波诗作的“爱与美”的特点，却没有挖掘出作家潜意识中的“少年情结”这一实质，孙建江是第一人。
像上面这样的例子，似乎是不必一一列举了。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导论》是一首恢宏和完整的交响乐，那么，在我看来，关于“儿童本位与儿童文学”、“游戏精神”、“文以载道：教育性”以及“感觉世界”等章节，都是它的华彩段，非有大气魄、大视野所难以阐释和把握。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转眼就有百年的历史了。百年沧桑，有衰有荣。回眸二十世纪儿童文学艰辛曲折的进程，我们看到了几代儿童文学作家的光荣、梦想以及那无可换回的痛苦的代价与教训。儿童文学家会老去，但儿童文学是不老的。它没有衰老的记录，而只有从幼稚走向壮大和成熟的过程。历史不会回头，然而近乎百年的儿童文学的历史，毕竟是由一代代作家和一部部作品写就的。科学地考察和研究这些作家与作品，把握住历史最雄健的脉搏，继往开来，为无数满怀爱心和梦想而来的人在儿童文学的长河中找到那汇入大海的流向，这，既是二十世纪这位老人所赋予孙建江这代儿童文学学者的光荣使命，更是二十一世纪的女神站在不远的山峰上的殷切的呼唤。
曾经为人类文化的建设尽心尽力的人，历史也从来不会忘记他们的。我愿怀着钦敬的心，在他们所创造的世纪高度面前，虔诚地低下头颅。
（《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导论》，孙建江著，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 年第1 版）
“献给少数幸福的人”——读《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
读者有权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书，其实，书又何尝不是在默默地为自己挑选耐心而忠实的读者呢？一本书，一位作家，只有面对真正属于自己的读者，它或他才能显示出自己真正的意义来。读徐迟先生的有关科学和科技题材的作品，我总是想到这个问题。
人们记忆犹新，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时，老作家徐迟向大会献上了一份独特的礼物——一部专门以科学和科学家们为题材的报告文学集《哥德巴赫猜想》。这本书收入徐迟写于1977 年至1978 年这个被称为“科学的春天”里的数篇传世之作，如《石油头》、《地质之光》、《哥德巴赫猜想》、《生命之树常绿》和《在湍流的漩涡中》。另有一篇写于五十年代后期而到了七十年代后期才得以发表的《祁连山下》。这些作品一经问世，便立即引起举国轰动，大小报刊竞相转载，电台广播反复播送，教科书中纷纷选用，其家喻户晓的盛况，人们当记忆犹新。这些作品对当时的思想解放、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在文学意义上，它们又把中国当代报告文学艺术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而自觉地问津于自然科学领域，徐迟可谓新时期以来第一人和最优秀的一位。进入八十年代，他又向读者献上了《结晶》一书。时至九十年代的今天，在第二次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前夕，徐迟以八十高龄，再向我们献出了他的第三部科技题材的报告文学集《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上海书店1994 年6 月第一版）。收入集中的九篇作品，大都以高科技为题材，如写高能物理、量子力学、狭义相对论和天体物理学的《来自高能粒子和广漠宇宙的信息》；写深圳赛格计算机公司的《神计妙算小型机》和《攻主战场者谓主力军》；写华中电管局的《大海之中的一滴水》；写现代电业的《雷电颂》；写建筑结构力学的《哀诔祭》；写武钢平炉的《这里是特殊的战场》等。看得出来，他在科技领域越走越广阔，越来越深入了。
在写《哥德巴赫猜想》时，徐迟说过这样的话：“我不懂科学，但我可以懂得人；懂得科学家的为人，也就可以写一点科学了。”到了写《结晶》，特别是写《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时，徐迟的观念已逐渐发生了变化。他自己修改成这样一句话了：“我不懂科学，但我可以懂得科学家，所以写了几篇科学家和科学。现在，为了更好地写科学家，我想还是最好要懂得一点科学。”表现在作品上，他由写“人”而变为主要写“科学”了。这样一来的结果，可能使徐迟的作品失去了一部分耐心的读者，因为能够对科学特别是高科技的内容读进去且发生兴趣的读者，毕竟是少数；而同时，也为这些作品挑选出和挽留下了最好的和最有耐心的读者。这些读者，有着一些科学方面的知识与兴趣，有着与作者同样的求知欲，有着与高科技时代同步乃至超前的目光与识见。
由最初的写科学家转到今天的主要写科学，在徐迟自身，恐怕也是“时代的使命”使然。徐迟常说，我们生活在报告文学的时代，报告文学就是应当报告我们时代的使命。以反思十年浩劫的灾难，促进思想解放，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为“时代的使命”的那一系列写科学家的报告文学完成之后，历史的步履也随之迈进了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信息与高科技的疆域。徐迟感到，他的报告文学的新的使命，不应还停留在“反思”上，而应该是向着未来，
向着新世纪。他说：“我当然是可以回到我原来的公式上去，只写科学家其人及其事，而不写科学或少写科学的。但是这样做，我会感到沮丧的。我们国家在高科技发展上，是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我们不能不在这上面努力奋进。现在文学艺术界很少注意这些事。”在《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一书的“后记”里，他又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这番良苦用心：现在肯写这些高科技命题的人很少。我很寂寞。我希望更多的人投入到这方面来..
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对于高科技时代和新世纪的热望与信念，年逾八十的徐迟先生，在出版了《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之后，又着手写起《谈“夸克”》等新的科技文章了。他似乎是在替科学家们写文章，把作家和科学家的愿望与使命都肩负到自己身上了。他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是双重的，化为作品，那便是文学与科学的结晶。
这也使我想到英国当代的著名科学家和作家C.P.斯诺先生。他以自己敏锐的洞察力，观察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及他们所代表的文化日益分化，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而这种文化上的两极分化无疑给人类带来了不小的损失。他为此而提出警告，并疾声呼吁两者的合作。他认为，“我们无法退入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没有技术的伊甸园。我们不能检视自己，从任何个人救世原理中得到安慰，并依托于我们的善良天性支持我们自己。谁要是这么做，就会从他自身所发现的最坏意义上的浪漫主义幻想那里受到折磨：他未曾运用理性去探究非理性的东西。”在他看来，只有合理地运用科学技术，我们才有希望使社会生活比我们自己的生活更如人意，或者说一种实际的而不是难以想像的社会生活..然而，实际的情况也是令人忧虑的：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的鸿沟——互不理解，乃至互相排斥——何其深也！为此他不得不在多种场合的演讲中苦口婆心地一说再说，担当起了科学家和文学家的双重角色。
徐迟先生的所作所为和这位同时代的（C.P.斯诺先生并无二致。他这些年来的许多文章，只在于向人们表明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必须了解科学技术、应用科学、高科技以及整个科学本身究竟如何，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他认为，这种了解是这个世纪末的知识结构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基础。
1978 年，《哥德巴赫猜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虽有一部分标明是“非卖品”，却也发行了近百万册之多。然而到了《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出版，却只有寥寥数千册的印数了。这其中固然有出版发行渠道自身的原因，但多少也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可怕的心态。有识之士当愈加忧虑才是。徐迟先生为此也百般焦虑，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拥抱信息时代和高科技时代，本是件火烧眉毛的事儿，为什么报道了它却又如空谷之音？令人百思难得其解。四十年代在上海，徐迟翻译《巴马修道院》时，译过司汤达写在书末的这样一行文字：“TO THE HAPPY FEW”即“献给少数幸福的人”。我在想，《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不也是一本“献给少数幸福的人”的书吗？它需要它的每一位读者拿起它，都要耐心点，再耐心点，读下去了，你就会觉得，你是进入了一个奇异和瑰丽的世界了！那里的路，通往新世纪；那里的花朵，可都是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啊！
（《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徐迟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年6 月第1 版）
简评
徐鲁自言其书评的特点是：1.散文漫谈的风格，注重激情和文采；2.连人带书一起评；3.学术性不强，但不乏书卷气。这是有“自知之明”的自言。
徐鲁最初是一名儿童文学作家，现在的职业也是儿童文学的编辑。近些年的兴趣转向书评书话的写作。这里所选有四篇，是徐鲁对儿童文学作品和研究著作的评论。可见作者在这方面是要以卓然称家的。徐鲁有一颗童心，在一个自己熟悉而别人不太愿意涉足的领域里建构自己的理性王国和读书世界，为青少年写作“书话”，是徐鲁给书评的第一点启示。第二点启点或许是，他的读书文字的清新，和与之相应的富有情绪，这一点使他和对象较为贴近。一次与作者周翼南谈起徐鲁的几本读书作品集，他也谈到徐鲁的文学太感情化，适合于给中学生读。虽然周言似有批评之意，但也正好说出了徐鲁的优长所在。
最后一篇书评是对徐迟作品的一种解读。徐鲁由老诗人曾卓介绍给晚年的徐迟作助手，成了晚年徐迟的弟子和友人。徐迟是当代作家里最有科学情结的一位，小徐解读的是老徐的第三部科学题材的报告文学集。评论者准确地把握住了徐迟的“报告”由“写人”到“写科学”的变化。徐迟的这一转变是否成功姑且勿论，呼唤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更多地懂得科学，则是很有先知的意义的，这也是这篇书评之有意义有价值的因由。
杨玉圣作者小传
1963 年生，山东青州人。1988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硕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兼任世界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生导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兼副秘书长、《美国研究》编委会委员、《美国史研究通讯》副主编、《中华读书报》特约记者。著有《美国历史散论》、《中国人的美国观》等，主持编辑大型学术丛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硕士·博士文库》。主要从事美国近代史、中国美国学史、现代化研究。与此同时，对学术书评情有独钟，乐此不疲。1988 年以来，先后在《世界历史》、《美国研究》、《中国图书评论》、《中国书评》等发表书评、书话及评论60 余篇。近年的有关文章将结集为《学术批评丛稿》。
把书评当作学问来做
“现在我们的书评多半是捧场，没有权威，英美等国有的书评非常有权威，像《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的书评很有权威。我们不行，今后要解决这个问题。”已故德高望重的老一辈理论家胡乔木10 年之前的这些警世之言，至今依然不失其大度与智慧，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先举一个突出的例子：厚厚两巨册、重达7.5 公斤的《语言大典》，现已被公认为“荒谬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于光远语）的伪劣之作，但在前几年，却被不少以“书评”身份登场的文章加以爆炒和吹捧，称该《大典》系“20 世纪90 年代的换代性产品”、“当代中国的辞书之最”，其“主编”被宣扬为“著作等身”的“奇人”、“超人”、“超韦伯斯特”、“没有军衔的将领”、“辞书大王”，不一而足。可是，这些白纸黑字很快就成为“铁证如山”的笑料了；此类“书评”其实是书评名誉的十足的败坏者。
可惜的是，眼下相当多的书评仍然令人寒心。撇开一般报刊的吹吹打打的“书评”文字不算，即便是严肃的学术刊物登载的一些书评也照样让人失望，其中随心所欲地说“大话”、下“结论”就是常见的通病之一。以在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界享有盛誉的《美国研究》为例，该杂志近期发表了这样两篇书评：一是1995 年第4 期发表的《新方法、新内容、新观点》，称所评的《美国和拉美关系史》一书为“我国学术界拥有的第一部独立成篇的美拉关系史专著”、“我国首部美拉关系史专著”，其实“第一部”、“首部”之谓都是很不准确的，因为该书出版于1995 年4 月；而在此之前半年即1994年10 月，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即已出版了篇幅比之大近8 万字的《冲突与合作——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历史考察（洪国起等著）。二是1996 年第2期发表的《从“新政”研究到美国现代经济制度研究》，称《塑造美国现代经济制度之路》一书“对新政的全面阐述和研究，可以说达到了国内著作对这一问题认识的最高水平”，又说该书“达到了这一领域研究高峰”。在这里，“最高水平”、“高峰”之类，显然不是严谨的学术语言；因为至少本世纪30 年代中期起，我国学人对新政的研究不绝如缕，硕果累累，特别是80 年代以来，这方面研究已有的深、广度更是人所皆知的；即使单以著作而论，该书之前已有《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陈宝森著）、《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刘绪贻等著）等，这些书的主题无不以新政研究为中心，且均自圆其说，独树一帜。
在学术界，书评的名声欠佳、地位不高，简言之，书评“没有权威”。原因可以举出很多，但从主观上来诊断，如今写书评的人缺乏学术的自尊、自信和良知，应是不能回避的源头。书评之没有权威，首先就在于它自身缺乏学术的尊严。“书评的根本功能在于鉴别作品的高低、优劣、真伪，向读者作出公正、客观的鉴定”。《世界历史》评论员最近著文呼吁说，“为向读者负责起见，书评应当讲真话，讲实话，好则讲出好的理由，不足要说出不足在何处。提倡书评的争鸣和讨论性。应当唤回真诚与良知，停止庸俗的捧场和廉价的叫卖，书评不是广告，书评也应当打假。”
武汉大学教授刘绪贻认为，书评应当事实求是，敢于褒贬，但现在的情形远不能尽如人意，“以褒而论，往往流于过分吹捧。至于贬，一般不敢问津，或者轻描淡写，难以认真。”如何提高书评的信誉和质量，应当引起学界的充分关心和重视。辽宁大学出版社副编审刘雪枫指出，书评在新闻出版
界业已享有很重要的一席之地，但在人文社科界尚不被看重，不少人对书评还存在一些误会，好像写书评不是做学问。“事实上，写出好书评难度很大。按我的看法，真正能胜任写书评的人，必须有相当的思维敏感、理论素养和学术功力，同时还须有公正无私、与人为善的气度，德、才、学、识兼备，谈何容易！现在的许多书评之所以写得不地道、看着不舒服，正在于缺乏这些品质。”在人际关系照样错综复杂的学术界，刘雪枫认为，尽管书评之旅艰难困苦，但仍应全力扶植、倡导真正的书评，“为了学术环境的净化、学术风气的匡正，总得有人敢于站出来，总得有人敢于说出来，江湖公道，总得有人主持。”书评事业的前景可以说是天宽地阔。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越世瑜本身即是一位颇富成就的书评作者，其现身说法是，“谁都知道真理是越辩越明的，但寻找辩理的地方却难于攀蜀道。这自然主要不是因为缺乏认真写评论者，有人愿意奉承，有人害怕得罪人，但总有人愿作董狐、南史的继承者，关键在于社会和学术界的导向和报刊编者的勇气。”据赵氏观察，许多有成就的美国学者都以发表书评为荣，其履历表上总把一大串书评文章放在重要位置上；而中国学者在申报职称时往往将书评弃而不列，原因在于评委们对此根本不屑一顾。这一正一反，的确值得玩味和反思。
看来我们不仅需要呼唤严肃的学术书评，而且尤其需要唤回书评的良知和尊严；唯有如此，日积月累，持之以衡，才有可能逐渐建树起书评应有的权威。这是一项艰巨的学术工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有权利、也有义务为之添砖加瓦。
原载《中华读书报》1996 年10 月9 月
“博士论文”与“文抄公”——一种值得注意的非学术现象
在学界内外，大凡对于博士论文，人们一般都景而仰之。因为大致说来，博士论文不仅是世所公认的最高学位——博士的物化状态，而且往往凝聚着导师的呕心沥血，同时也饱含有学子求学问的酸甜苦辣。它代表着一种学问的境界，也体现着一种学人的气象。一言以蔽之，按常识而论，神圣的博士论文与丑陋的“文抄公”形象应该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可是，现实偏偏是如此残酷、如此具有讽刺性。
这里不妨先看两个实例。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几年前的一篇题为《论美国国际地位的历史趋向》的博士论文（后由河南大学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其中关于美国教育的论述多系抄袭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杨达洲先生的有关文章。二是山东大学近期的一篇博士论文——《现代化战略与模式选择》（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其中第14～15 页论述当代现代化运动的实质、第20 页对世界发展的实际进程要比马克思设想的要复杂得多的论述、第177～180 页对现代化的不同制度模式的论述等，均直接抄袭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有关部分；第65～68页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部分；主要是剽窃自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吴忠民著《中国社会发展论》一书所附专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一文。
就博士论文而言，从选题论证、收集材料，到构架、写作、修改，再到论文评议、答辩，最后授予学位，这原本都是一丝不苟、严格训练和培养高级人才的关键环节。然而，即便这样严肃的学术事业，如今也终于开始变得至少是愈来愈不严肃了。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这些存在显而易见的抄袭、剽窃行为的所谓“博士论文”，居然一再堂而皇之地“过关斩将”：不仅在一群教授的眼皮子底下顺利通过评议和答辩，让其作者光明正大地获得博士学位，而且还由正经的出版社当作正经的所谓“学术著作”而“隆重推出”。这一幕幕十足的滑稽剧中难道没有几分“悲壮”的意味？这难道不是一种值得特别引以为警惕的非学术现象吗？
现在的出版社，生杀予夺，当然有出书的自主权，但总不应该推出抄袭剽窃之作罢？再就有关的大学或研究生院来讲，博士帽子总不至于泛滥到非要戴到某些假冒伪劣之作的头上不可的地步罢？还有，人们也不能不纳闷，某些“博导”是如何脚踏实地的“传道、授业、解惑”的呢？当然，更叫人不解的是，某些博士候选人又为何非要把“文抄公”的帽子戴到自己的头上不可呢？此外，看来我们还不能不省察这样一个本不应成其为问题的关键问题，即究竟应如何切实改进和加强学位委员会的宏观调控机制？
应该说，问题的机关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比如，社会氛围对学术的他杀性冷淡与短见，弥漫于学界的自杀性轻浮与无序，加上某些学人良心的泯灭、学术的失范，等等。说白了，以往人们津津乐道的“净土”或者“世外桃源”，长此以往，在学术界将很可能是“俱往矣”了。无论情愿与否，事实上，我们已经在开始品尝这些非学术的苦果加恶果了。
若干年前，根据有关主管部门的指示精神，各大学曾对业已授予硕士、博士学位的论文进行过普查或抽查，但这些普查或抽查当时主要是着眼于政治上是否有“自由化”或者“精神污染”，除此之外，实际上还应当注意考
察其学术水准本身（因为不是普通的著述而是学位论文），特别是有必要严肃认真地清理一下目前学位论文中业已严重存在的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抄袭、剽窃等非学术现象。否则，任其蔓延、泛滥而不加以遏制，其危害性将绝不仅仅局限于相对狭小的学术圈；因为与以往大不相同，如今拿到博士学位的人已远非挤在学问这一条船上。假如那些本身即靠抄袭之类窃得博士者除了供事于高校、科研机构外，还将分流到政界、商界..其后果又将若何？难道能一厢情愿地指望此类“文抄公”居然也能为人师表、“传道、授业、解惑”？搞严肃的学术研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我们已有的数以万计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中，“文抄公”毕竟是也毫无疑问是极少数人。但是，这极少数人的假冒伪劣行为的极端危害性却是不可等闲视之的。“亡羊”即应当“补牢”。不一定要等到泛滥成灾甚至不可收拾时才想起搞治理整顿。精神文明建设本来是一项宏大而艰巨的系统社会工程。学术本来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学者本来是社会的良心。出自学者手笔的学术著作本来是也应该是高品位的精神食粮。可是，耳闻目睹，我们真的还有勇气自我感觉良好、理直气壮或者自吹自擂吗？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迅速崛起和发展无疑是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一大历史性成就。在已有的基础上，如何在扩大规模的同时不断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如何保障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的外延式发展与内延式发展模式的共生共进？如何强化目前及将来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意识和改革意识？凡此等等，似乎都应当引起有关主管部门和有关人士的充分关心与高度重视。我们赞赏《中国高等教育》杂志评论员不久前提出的：应深化改革，使我国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迈上新台阶。“展望21 世纪，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第二、第三步战略目标，迎接更为激烈的国际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竞争，必须培养和造就新一代跨世纪的、具有良好业务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的高层次人才，这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历史使命。”
原载《中华读书报》1996 年11 月20 日。《社科信息文萃》1996 年19 期转载。
学术书评与世界史学科建设
就学理而言，书评特别是学术书评的重要性，恐怕是很少人能公开反对或异义的。但极多年观察所得之经验及切身体会，在我国世界史研究界，真正不仅从口头上而且也实际上重视书评者，即或不是寥若晨星，起码也不像人们想像得那么多。近10 年来，我一直对书评情有独钟，乐此不疲，但总有一种孤掌难鸣、不被理解、难以释怀的孤独感。当然，人各有志，於生活如此，学问大约也不例外。
近自《世界历史》副主编沈永兴先生处欣悉，包括《世界历史》在内的6 家史学刊物将就积极推动书评发展而联合行动，我总算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由此，不仅有“吾道不孤”之慨，而且深感这是关系到目前及将来中国史学发展的根本环节。
一
常言道：“名不正，则言不顺”。故此，在进入正题之前，首先应为书评“正名”；否则，一说起书评即难免有抬不起头来的窝囊感。暂且撇开古人不论，在现代，对严肃的书评的倡导至少自萧乾始；这位30 年代毕业於燕京大学的文坛泰斗当初的毕业论文即是《书评研究》，此后他主持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时“不遗余力地提倡过书评”，“声嘶力竭地为书评而呐喊过”。①然而，世事沧桑，流年似水，半个世纪之后，萧乾在1987 年10 月3 日仍感慨其“未完成的梦”：“请听听一个奔八十的糟老头子几句世故话吧。老早我就懂得了中国想干点什么，说点什么，都得先问问国情。”具体地说：
旨在为读者当读书咨询者的书评之所以树立不起来，就是因为中国写书的人大都只允许你褒，容不得低贬，即使你贬得蛮有道理。一本书出来，如果谁也不吭一声，写书的人倒并不在乎。说上点子好话，自然就不胜感激；倘若你历数一本书的七分好，同时也指出它的三分差，麻烦就来了。正面申辩，甚至抗议，本无不可。然而不。他会在另外场合挑眼找茬，为几个字竟然能结下多年深仇，在你料想不到的时刻和场合，大做起文章。倘若能发明出一种足以洞察积怨的显微镜，并用它来照照历次运动中的发言，大批判栏上的声讨，那必然会触目惊心。②
要不是萧乾先生本人的这些夫子自道，有谁会想到这些“世故话”居然出自当年鼓吹“我们需要两个批评学者，六个批评家，五十个书评家”的那位风流倜傥的萧氏之口。历史的无情无义就是如此！
可是，我们绝非不需要书评。在经历了一言难尽的自我折腾之后，我们终於发现：书评不是无足轻重或者可有可无的；学术的真正发展和繁荣，离不开书评的保驾护航。改革开放之后，最早清醒地意识到书评复兴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首先是出版编辑界的有识之士。赵家壁还在1979 年即呼吁：“我们要书评！”1984 年，这位著有《编辑忆旧》等名作的出版编辑界老前辈又提出“要加强书评”。③连德高望重、日理万机的胡乔木也对书评给予了充分的理解，这位老资格的革命理论家说：“现在我们的书评多半是捧场，没有权威。英美等国有的书评非常有权威，像《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的书评很有权威。我们不行，今后要解决这个问题。”④自称“往往用虔诚的心情拜读书评”的伍杰在为《书评文丛》写的序——《书香盈野》中一言以
蔽之曰：“读书评，是读书的桥梁，或者说是读书的捷径”；这位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局长，现任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的书评家，一再提倡加强图书评论工作，努力提高书评质量，他的现身说法是：“不读书评，忽视书评，轻视书评，既显得固执又显得愚蠢。”
值得注意的是，出版界果然言行并举：1985 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济南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图书评论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宣传部甚至专门下文件规定：“要提倡和鼓励写书评。书评写作是一项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书评写作应该受到尊重。好的书评文章，报酬应当从优。出版部门和有关报刊对优秀的书评应给予奖励。有研究、有见解、有影响的书评应视为科研、学术论著。”⑤于是，终于有了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有了专门的书评刊物——《读书》（北京）、《书林》（上海）、《博览群书》（北京），继而有《中国图书评论》（沈阳），进入90 年代后又有《中国书评》（香港）、《书品》（北京）、《书城》（上海）、《书与人》（南京）、《书屋》（长沙）、《书缘》（沈阳），有如雨后春笋，一派蓬勃生机；除专门刊物外，还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专门的报纸——如《文汇读书周报》（上海）、《新闻出版报》（北京）、《中华读书报》（北京）、《读者导报》（上海）等等。专门的书评著作、书评集，也开始跻身书林，稳稳地占有一席之地。
这些情况当然令人振奋；历经千呼万唤，书评终于在华夏大地脱颖而出；尽管姗姗来迟，晚则晚矣，但生逢其时，又算不幸中之万幸了。
不过，以上胜景主要是就出版编辑界而言的；在板着面孔、传统相沿的学术界，我们在书评建设方面所做的工作、成就即大大地相形逊色了。
至少十几年来，书评在学术界的定位始终是模模糊糊或者说是飘乎不定的；以我国的历史学界——自然包括世界史研究界为例，学者专家们一般不把书评视作正经学业，所以，绝大多数人不写或不愿写或不屑写书评，一般人也不大爱读或者干脆不读书评；除了出版社或原书作者评奖（这些年形形色色的奖项倒是既多且滥），书评似乎也派不上什么用场。此其一。说来不解的是，并非个别的专家教授还往往情不自禁地对书评作者说三道四，似乎写书评就不是“做学问”或者是“不务正业”或者是“旁门别道”甚至有几分“见不得人”的色彩。此其二。说得再俗一点，评职称（像副教授、教授之类），书评——哪怕是像模像样的学术书评——往往不算“学术成果”，难登学术“大雅之堂”，灰溜溜的。此其三。中国的学术刊物包括有关的史学园地，大都是变相的论文集式办刊思路一统天下，直接堵塞了严肃的学术书评问世的机会。此其四。所以，在学术界特别是在史学界又特别是在世界史研究界，书评很难有存身立命之地位，至多是处在重重困境的夹缝中苟延残喘。
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尖锐矛盾。我们的学术（包括历史学）需要书评，但书评恰恰没有学术位置。没有真正的学术书评，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矗立起学术的丰碑。书评如果仅仅徘徊于出版界，那无异是自愿地放逐学术本身。所以，没有理由不给书评以合情合理的定位。
二
在史学传统源远流长、举世无匹的中国，世界史研究本身却是先天不足、底子薄弱的新学科。如今，市场潮的冲击铺天盖地，又使脆弱的史学大厦摇
摇欲坠——俨如“裂开了的房子”。什么创收搞活，急功近利，胡编乱造，低水平重复，甚至公然抄袭剽窃，等等，只要稍微留心，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
要讨论世界史学科的生存和发展，就须首先正视至少是不回避这些学术发展的天敌和拦路虎；除大环境的亟待改善外，尚须清理、理顺、改善学术发展内部环境。
在这里，严肃的学术书评理当自告奋勇，“像个中古的骑士，他毛遂自荐要保文化的镖。”⑥笼而统之，于世界史学科建设而言，书评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建功立业：
第一，通过客观评价已有的世界史著作，力争全面把握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来龙去脉；通过严肃的书评，顾后瞻前，更上一层楼；
第二，通过书评，及时展现中国世界史学科的最新进展，加速学术信息的交流与传递，齐心协力，发挥群体优势，资源共享、互补，切实推动学科的整体发展；
第三，通过书评，论是抑非，旗帜鲜明地拒斥粗制滥造、抄袭剽窃等丑恶现象。还学术以尊严和信心。为我国的世界史学科保留一片学术的净土。
第四，通过书评，努力反映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世界史前沿性研究领域和成果，避免学术上的关门主义，扬长避短，共同发展。
由此四端，可以认为：严肃的学术书评应是世界史学科建设的机关之所在。如此，也就愈发明了书评者的责任之不可或缺。
可是，面对现实，我们还是不能轻易乐观：比如，真正认真写书评的人其实有限，相当多的所谓“书评”或者无关痛痒，或者肉麻兮兮，或者贫嘴甚至骂骂咧咧，真正值得读、而且也确实耐读的书评寥寥无几。再如，写书评容易得罪人；要想无所顾忌、掏心里话，十之八九得冒开罪他人的风险。谁若闲来无事、想在学术圈里做个“恶人”或者“歹人”，搞书评很可能是最有把握的了。又如，书评写了，能否顺利问世，尚须“过关斩将”（人情关、编辑关等等），特别是那些有棱有角的批评式书评，要想顺利发表，就更是难乎其难了。60 年前沈从文先生在《我对于书评的感想》中即批评过的“欢迎莫名其妙的捧场，难忍受斤两相称的忠告”⑦，至今依然笼罩在书评者的脑际，叫人头疼甚至恼羞成怒。尽管包括像伍杰这样有影响的出版界的学者型领导人再三重申：“不能因为是大人物、名人、亲人、熟人，就不讲科学，一味无原则地颂扬、吹捧，有问题也不敢谈，不愿谈，谈也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在评论中，对学术性的问题，要贯彻双百方针，允许讲不同意见，不要以权压人，以势欺人。”⑧但事实上，至少在我国的世界史研究界，“老虎屁股”的确是“摸不得”，那些“大人物”、“名人”照样“压人”、照样“欺人”。像血气方刚的台湾女评论家龙应台那样“不戴面具，不裹糖衣”的书评家风范，在我们这里还往往是“奢侈的欲望”。《大公报》1937 年7 月7 日的问难——“现在中国还没有几个够格的书评家。”
⑨虽60 载已飘然而逝，但我们还只能是汗颜；在学术界，有谁敢以书评家的身份自诩或亮相？我们的学术界（包括世界史研究界）的确缺乏公认的资深书评家；无独有偶，我们至今也还没真正权威的书评刊物；可是，“西方有些权威的书评刊物，如美国的《纽约时报书评周刊》、英国的《泰晤士报书评周刊》等，书籍一经获其好评，就将不胫而走，洛阳纸贵。书籍一经其贬，则必声价顿挫，江河日下。”⑩看看别人，想想自己，除了汗颜，难道还不
应警醒、奋起吗？
三
《世界历史》是我国创办最早、也是迄今唯一的世界史研究的专业刊物；截止刚刚出版的1996 年第3 期，它已坚持不间断地连续出版了18 个年头、118 期、约1500 万字，虽步履维艰，但终归不绝如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差不多自创刊伊始，《世界历史》即辟有“书评”专栏，一般每期2 篇左右，约占总数的115 到112 的篇幅，尽管少得可怜，但能持之以恒，也算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了。
我以极大兴趣和耐心重新翻检了1990 年以来《世界历史》所发表的书评文章，滋味良多。不是说书评发得不多，但确实觉得好书评实在太少；不是说评介的书不多，但确实有不少的好书弃而未评；不是说名家写的书评太少，但隐约感到出自有的名家手笔的书评似乎名实脱离。..
在我国当今社会经济急剧转型之际，历史学如何生存？本即薄弱的世界史研究如何开展和发展？我以为《世界历史》完全可以而且能够有所作为，比如，应当在学术书评的扶植上充当坚实有力的后盾，应当在世界史研究的困境与突围中勇作开路先锋，应当在凸显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的整体形象方面独树一帜，等等。
不过，“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而且，我们以局外之人，很可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所以，以上云云，或许是过于难为《世界历史》了。
注文：
本文系作者提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杂志社召开的“世界史史学著作书评工作座谈会”（1996 年6 月26 日）的书面发言稿。
【注释】
①见萧乾：《未完成的梦（代序）》，李辉编：《书评面面观》，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 年版，第1—2 页。②萧乾：《未完成的梦（代序）》，李辉编：前引书，第2—3 页。③赵家壁：《回顾与展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134 页。④见《出版工作担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记胡乔木同志看望出版战线的同志》，《中国图书评论》，第一辑（1986 年）第8 页。⑤引自《中国图书评论》，第1 辑（1986 年），第50 页。⑥萧乾：《书评研究》，李辉编：前引书，第20 页。⑦李辉编：前引书，第119 页。⑧伍杰：《作嫁琐议》，青岛出版社1989 年版，第216 页。⑨戈矛：《我们得到了些什么》，李辉编：前引书，第159 页。⑩徐柏容：《书评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 年版，第43 页。[本文原载《中国书评》总第10 期（1996 年5 月）]
一个美国史研究者的足迹——评邓蜀生著《美国历史与美国人》
《美国历史与美国人》是人民出版社邓蜀生编审新近贡献于学界的一部文集，也是继《伍德罗·威尔逊》（1982 年）、《罗斯福》（1985 年）和《美国与移民》（1990 年）之后一部全面反映其学术成就的代表性著作。作为美国史研究的后来人，笔者深深为它所吸引。这是一部很值得读、同时也很耐读的书。
一
邓蜀生是当代中国老资格的美国史研究专家之一。早年自复旦大学毕业后，他搞过新闻采访、编辑和国际时事评论。翻开50 年代的报刊，“邓超”之名常常见诸其间。这“邓超”就是邓氏当时用过的笔名之一。除了大大小小的文章，他还写过篇幅不一的五六种书，包括中国人写的第一本反映朝鲜战争的书也是出自那时风华正茂的邓蜀生之手。后来，他改作人民出版社外国史的编辑。《美国历史与美国人·自序》说，“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史成了我新的工作对象。算下来，涉猎美国史领域也有30 年了”。在这30 年间，敢想敢说敢做的他，有过挫折，也有过欢欣，更多的是成功。60 年代初。邓发表了他自认为是研究美国史的处女作——《威尔逊与中国》。这篇刊载于中国最享盛名的史学刊物——《历史研究》的长篇论文，虽说今天看来“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其遣词造句不无“尖刻”之嫌。然而，只要顾及30年前中国整个的学术氛围，特别是中美两国之间剑拔弩张的敌对关系，就毫不奇怪了。事实上，它仍不失为建国后30 年间中国大陆学者公开发表的美国史领域的代表性论文之一。也正是职是之故，当80 年代初杨生茂教授主编《美国史论文选（1949—1979）》这部综合性文集时，公正地选收了《威尔逊与中国》一文。此次邓自己编个人文集时，也把它收了进来，并且如“自序”所说，“为了存真，在编入文集时未作改动”。由此即可约略看出作者尊重历史的求实精神。
邓蜀生的求实精神，当然并非仅仅表现于此。其实，就《美国历史与美国人》而言，于细微处，无不洋溢着此种精神。举一个例子，对罗斯福新政的重新研究，邓氏是开拓者之一。他的《罗斯福新政述评》（1980 年），系统讨论了新政的方方面面。该文明确提出，“罗斯福的‘新政’有它的一定的积极方面”。正是靠了“新政大夫”，美国才得以度过1929～1933 年的空前大浩劫。以此为契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得救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也喘过气来了。这就使得‘新政’能够在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获得它一席地位”（第83 页）。这在今天已纯然是常识了，但在十几年前尚未完全松绑的学术环境下，邓公能一反过去的“定论”而立一家之言，肯定不是像如今我们读这段话时这般轻松。《罗斯福与孤立主义的斗争》（1979 年），也是一篇重头文章。读者由此可以看到雄才大略的罗斯福如何在当时险恶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苦心经营，终于使孤立主义思潮弥漫的美国成为“民主国家的伟大的兵工厂”。即使这样一篇《复旦学报》破例连载的有根有据、言之成理的论文，据信当时亦曾有人以为作者可能“美化了罗斯福”、“忽视了他的帝国主义本质和绥靖主义的作为”。这一并非个别的例子一再说明：史
学认识的更新和创见，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静下心想一想，几十年来，我们为此转了不知多少个弯，也吃了不知多少苦头。可悲的是，至今仍不时有人开着不大不小的“工厂”，动辄给人加上个“帽子”什么的。然而，举凡有学术良心的人都不难发现：离开这种创见与更新，自己不越也不允许别人越雷池半步，难道能说服自己？难道能说服别人？不仅口服，而且也心服？
二
研究美国的移民历史，从移民的视角探索美国，这是邓蜀生为我国美国史研究拓殖的一个新天地。他对美国移民政策、美利坚民族同化模式、美国华人历史的考察与思考，尤具卓识。这组论文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发表后，或者被转载（如《新华文摘》），或者被摘载（如《文摘报》），有心之人无不视为佳作。能够说明这个问题的很有趣的反证是，由于邓氏此一方面的论文写到了家，有人甚而至于干脆在自己所谓的“专著”或“论文”中照搬或改编。单就笔者耳闻目睹，就至少有一部所谓研究美国近代移民问题的“很有价值的专著”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差不多抄尽了《美国移民政策的演变及其动因》一文，还有某家中学历史教学参考杂志发表的一篇看上去很像是“重头论文”的文章，其实亦系抄袭该文而成。这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笑话，但是事实。作者在《美国历史与美国人》中收了他这一方面的7 篇文章，作为读者，似不可不读，若作书评，亦很值得评论。考虑到我已专门为邓著《美国与移民》写过书评①，故兹不赘述。腾出篇幅，我们多说几句别的。
时下学历史、研究历史的人，大致都不太爱读历史方面的书或文章，更不用说是一般人了。这乍听起来有些玄乎，甚或危言耸听，但事实的的确确就是如此。一个现成的例子是，创刊于1978 年、国内唯一的世界史学术园地——《世界历史》，1993 年的订数据说仅有700 来份②，这在人口十几亿之巨的泱泱中国，岂不真是可怜到家了吗？对目前的史学窘况，可以人言言殊。细究起来，亦确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靠读历史、学历史，在当今铺天盖地的“下海潮”中，恐怕很难发财，起码是发不了大财。“孔方兄”这宝贝玩意儿把人们搅得不仅晕头，而且转向。“厚黑发财学”之类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那些蹲在“史坑”的书生：靠历史能来几张钞票？学历史的，于是乎，要么“转业”，要么“第二职业”，要么“怠工”，再不就是“苛延残喘”、“不死不活”。试想，学都不学了，还读哪般子历史？再从史学自身的现况看，无庸回避的是，也有许许多多的致命弱点。比如史学论著老气横秋，死气沉沉，不用说读内文，单看看标题就让人皱眉头。谁若不信，只要翻翻那些八股式加老太婆式的所谓论文或者甩出一套套新名词、腾云驾雾、不知所云为何物的所谓著作，心中多少就有些底了。历史本来是有血有肉、有声有色、形象丰满的，不知从何时起被阉割得七零八落、干干巴巴。读起来，味同嚼蜡，非但没有味道，而且是直倒胃口。历史要吸引人，除了客观的大环境亟待改善外，就主观而言，史家的文风、学风也必须改善。唯有生动活泼、深入浅出、格调清新的史学作品，才能赢得而不是失去读者，才能使史学走向而不是脱离大众。也只有这样，历史学本身才能踱出低谷，重焕生机，“再度辉煌”。
邓蜀生不愧是大家手笔。这位记者出身的美国史专家，行文轻松，运笔自如，潇潇洒洒。读他的东西，不仅不觉得累，而且可以说是美的享受。收入文集中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美国历史上的杰出总统》一文，不失为邓氏风格的典范。自30 年代中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内，中国人写这位美国政治大家的作品（文章、著作）者，不可谓不多，然真正揪住读者阅读欲求的是邓蜀生。他以生花之笔，为我们绘声绘色地刻画了身残志坚、无所畏惧、融胆略和权术于一身的世界伟人F.D.罗斯福的新形象。该文篇幅不大，但写美国历史人物能锤炼到此种境界的，虽不能说绝无仅有，但起码是不多见的。读者要是感兴趣，倒不妨多拿出几天工夫，找出邓蜀生的《罗斯福》细细一读。上述文章只是这部一版再版的名人传记的引言。
三
我国大陆硕果尚存的美国史（包括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元老中，大多都在高校或在研究机构（如黄绍湘、杨生茂、刘祚昌、刘绪贻、丁则民、罗荣渠、汪熙、丁名楠），唯有邓蜀生例外，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干的是“编辑这一行”。其实，这也正是他的特点。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我国的美国史研究已大大地不知上了多少个台阶，其标志之一就是有关著译作纷纷问世。作为一名资深编辑，邓蜀生靠其天时、地利、人和，在美国史著作出版方面尤其贡献良多。大家所熟知的有价值、有影响的著作，像《美国内战史》（刘祚昌著）、《美国通史简编》（黄绍湘著）、《美国外交政策史》（杨生茂著）、《战后美国史》（刘绪贻主编）、《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丁则民主编）等，无不都是由邓氏亲自担任责任编辑的。在出版业不景气、以所谓经济效益为最、史学著作出版难的今天，能够持之以恒地为出版学术精品而奔波，这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愈是在如今，我们愈是需要像邓公这样以学术为重、有出版家气度的编辑。事实上，也正是靠了这些默默无闻的“催生婆”的奉献，我们的学术界才得以顽强地保留了一片净土、一块绿洲。这是我们的文化事业的希望之所在。
邓蜀生不是一般的编辑。多年从事编辑工作的经历与体会，使他愈发意识到“编与写很难分开”这一至理真言的分量。他在文集的“自序”中是这样总结的：
要编好书，必须知书，要深入下去，知识要尽可能广博，还应成为所从事的工作的某一方面的内行。做到了这一点，就更能与作者有商有量，相互切磋，平等交往，不强加于人，也不屈于别人之所强加。
编辑整天同书稿打交道，只要肯钻研，就会心有所得，有所得也就会产生形之笔墨的愿望，编辑与作者一身二任的格局就很自然地形成。我这本文集就是我作为编辑而争取成为美国史领域的内行的过程中所作努力的反映。
读了以上自述，再去读《美国历史与美国人》，就会另有所悟。在一般人看来，编辑无非是剪刀加浆糊，剪剪贴贴；或者如人们常所形容、但未必贴切的“为他人作嫁衣裳”。邓蜀生以其学术造诣和实绩再次证明，这纯粹是误会。编辑未必都是内行，但不是内行的编辑在很大程度上很难说是好编辑。事实上，古往今来，真正能成就大事业的编辑家，往往本身就是大学问家。惜乎时下有些干编辑行当的，只是眼睁睁地盯着“孔方兄”，一个劲地捞，什么一身二任，什么编辑兼作者，统统抛诸脑后。我虽非杞人，但仍为
此而忧。
邓蜀生先生为了实现“作为编辑而争取成为美国史领域的内行”这一宿愿，身体力行，脚踏实地，终于走出了一条有口皆碑的成功之路。他不仅写了大批文章，而且先后出版了数部专著，还编辑了几十种有价值的图书，并合作翻译了若干名著。用邓氏自己的概括就是，“或编或译或写”。这部《美国历史与美国人》，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点。
四
不知是犯了哪根神经，这几年来我不知天高地厚，陆陆续续写作，发表了一些书评。虽说没少招惹是非，但仍冒傻气，颇有“痴心不改”之概。又因为是学美国史、教美国史的，所以对有关美国史的书评每每特别倾心、关注。可惜好此道者不多，年轻人中，南开的李剑鸣、长春的梁茂信都是有书评面世的，但似乎不很经常。在老一辈美国史研究的学人中，只有邓蜀生乐此不疲。也许是“臭味相投”的缘故，说白了，我特偏爱他的书评。《美国历史与美国人》收了7 篇，我又特别喜爱《林肯这个人》和《黄绍湘著（美国通史简编）》这两篇，前者是评《美国内战史》的，后者是评《美国通史简编》的。我觉得，这两篇是书评佳作中的佳作。当然，正如通常所说的文无定法一样，书评该怎样写，谁也定不出一个“规则”来。只要能自圆其说、有自己的个性与风格，而非流于吹吹打打、肉麻兮兮，这书评大体上就可以说是好书评。我之特别推崇《林肯这个人》和《黄绍湘著（美国通史简编）》，就是因为它们典型地反映了邓氏的个性与风格。设若不是邓蜀生，恐怕就很难写出这样的美国史书评名篇。刘祚昌教授的《美国内战史》、黄绍湘教授的《美国通史简编》，先后问世于70 年代末，邓蜀生是这两部代表了当时中国学者对美国历史认识最高水平的著作的责任编辑。我不知道、也未曾打听过那时编辑与作者之间如何切磋、合作的具体情形，只是想着重提到的是，在这两部有分量的著作问世的同时，邓蜀生先后在《读书》杂志上撰文绍介，评是论非，蔚然一家。这两篇书评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并非面面俱到，而是各有侧重。除了评《美国内战史》、《美国通史简编》外，更重要的是，还提出了涉及美国史研究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与解释。给人印象最深的，至少有以下3 个方面：其一，评价林肯，不能脱离他所处的地位，也不能离开当时的环境。“评价历史人物要看主流。林肯发布《解放宣言》，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为美国总统，恐怕很难超越这个限度了”（第368 页）。邓指出，“我们过去对美国历史人物或是避而不评，或是作简单化的政治鉴定。该肯定的不加肯定，因为是帝国主义头子。当然，在今天的形势下，也不要走到另一极端，..该批判的也不批判了”（第371 页）。其二，活生生的历史离不开有血有肉的人物。“读史而不见人，就如同观看舞台上空荡荡的‘演出’；见人而不见主要的人物，就好比只见舞台上熙熙攘攘，看不出个所以然；纵有刀光剑影的阶级斗争，这样的历史也只能把读史者带进不同时代的庙会气氛中，看起来热闹，看不出门道”（第365 页）。就美国历史而论，邓蜀生主张，美国内战的中心人物是林肯，不是史蒂文斯，也不是魏德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的中心人物是威尔逊，而不是德布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中心人物是罗斯福，而不是鲁登堡。“不管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起的作用是比较积极的或非常消极的，这些人事实上是处在当时
发生的历史事件的中心地位。是好人，或是坏人，都应该大胆地去写”（第428 页）。其三，还中美关系史以本来面目。“中国人写美国史，中美关系史是一个重要课题。怎么写？还是按照过去的套套来写吗？..200 年的中美关系史，一开始就是美国侵华史吗？”（第430 页）。事实当然远比这要复杂得多。从历史上看，中美关系是有起伏的，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美关系就不是侵略与被侵略而是共同反抗法西斯侵略者的同盟关系。邓蜀生以他特有的率直写道：“是侵华，不能说成友好，不是侵华，就不必算入侵华账内。某一时期侵华就照实写下，另一个时期没有侵华，也应该老老实实地照实写。这样才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和历史的考验。写历史的人至少可以自圆其说”（第431 页）。如何写书评？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很难的问题，说不清，道不明。关键是实践。邓先生为吾等晚学树立了榜样。
末了，我还想补充说明，作为中国学者的第一部个人美国史论文集，《美国历史与美国人》的问世是极令人鼓舞的。不知从何时起形成了这样一种莫名其妙的怪诞现象：治中国史者，出上几本个人文集，似乎平而无奇、无足挂齿，偏偏治世界史者难得有此机会。以我国的美国史研究为例，兢兢业业、埋首于此的老、中、青学者不下四五百人，然而在编辑、出版个人文集方面，却始终没有能实现“零”的突破。感谢人民出版社，终于隆重推出邓蜀生的个人美国史文集，这在中国美国学发展史上开了一个可贵的先例。这是一个好兆头。
注文：
邓蜀生著：《美国历史与美国人》，人民出版社， 1993年。①参见拙文：《从移民的视角探索美国——读邓蜀生著（美国与移民）》，《美国研究》，1993年1期。②该刊的“胞弟”——《世界史研究动态》，命运更惨，已于1993年岁末“呜乎哀哉”了。原载《美国研究》1994 年第1 期。《出版工作、图书评介》1994 年第6 期转载。
简评
杨玉圣是一位富有学术良知的年青学人，也是不可多见的富有书评情结的校园学者。
在他所著的《美国历史散论》一书里，有相当篇幅是学术性的书评。
记得这位书评作者曾写过好几篇很尖锐的批评性书评，在美国史学这一专业学科里有过不算小的影响。他是一位年青的学者，他把对学术研究中的非学术现象的批评当做自己的使命，为维护学术的尊严，不惜得罪人。这里所选有三篇，是从对某些书的批评引出的话题，也是对书评的某些失范现象进行的宏观评论。这样的书评需要勇气，需要胆识。对于书评本身的建设也是有益的。
血气方刚，好发言论，而且酣畅淋漓，是他的批评文字的一个很引人注目的特点，这几篇作品每多对于书评的议论，在于切中时弊。如“谁若闲来无事，想在学术圈里做个‘恶人’或‘歹人’，搞书评可能是最有把握的了”，这样的写照，是入木三分刮肉见骨的。即使是第四篇，他的一篇纯粹的书评写作：《一个美国史研究者的足迹》，在这篇书评里，也不时穿插一些议论时政时弊和书评之弊的文字，读来警拔。
杨玉圣在给我的一封信里说，大学院墙里的人往往写不好短文章。他是知道自己的不足的。在他的对书评现象的评论里，我所折服的是他的勇气豪气和使气，读来颇觉快意。我想顺着杨的这个说法，完成他的句意：他的作品倘能写得更有艺术性些，或许更能增强书评的力量和魅力。
“吾道不孤”。我们愿意和这位以满腔热情为书评造势的作者一起，真诚地呼唤书评的良知和尊严。
徐雁作者小传
曾用笔名秋禾，1963 年7 月14 日生。江苏太仓人。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84 年毕业。编审。1995 年春，从南京大学出版社调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任副主任，兼任南京大学中文等系“书评学”课程主讲老师。
现为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中国阅读学研究会理事，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书与人》编委，《中华读书报》特约记者。
多年来，从事中国藏书史、江南地域文化史研究和书评书话写作。总策划的国家“八五”重点图书选题规划项目《中国读书大辞典》荣获第8 届“中国图书奖”等6 个奖励。著译7 种，结集有《秋禾书话》、《书城文影》和《南京的书香》等。现正参与《环球书香》丛书和《中国藏书通史》的主编工作。其书评，素喜集合同一主题图书作比较评论，以视野开阔见长；其书话，品评多学理涵义，文笔富艺文情趣，拥有一定的读者群。
果真观止古今文？——“观止类”散文选本会评
正如蘅塘居士之选唐诗、圣叹老人之评点说部，清康熙间文人吴楚材、吴调侯联手选评的《古文观止》自传世以后，亦是翕然风靡，为人乐道。其影响力，据为之作续的近代江南吴兴才子王文濡先生的总结，则是“风行数百年，后生小子口沫手胝岂止万本万遍”（《续古文观止》序）。又过去半个多世纪，到了80 年代末，北京学者陈文良先生有鉴于该书仍“至今风行不衰”，于是考察了《古文观止》长盛不衰的原因后云：
一、入选文章全是名篇。可以这样认为，所谓“名篇”，起码是经过宋、元、明、清，特别是明代至清初数百年间，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有眼力的大知识分子）、读者、编选者、书坊出版者共同筛选的，它们经受了一代又一代的考验，这些名篇是客观认识检验的成果而不完全受某些人主观认识的支配。因此，名篇本身虽是由各代人主观选出，却有其客观性。
二、编辑选本必须在容量方面照顾到多数读者能够通读，中型选本最容易流行的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三、作为普及性选本，入选的每一篇分量不能太重，以便读者一次起码能读一篇。《古文观止》就采用这种编选方针，对有些篇目采用了节选的办法，这也是它成功之处。
四、从内容和艺术风格上说，必须带有较广泛的实用性，..《古文观止》所选篇目大多条理明晰，词藻华丽，颇可供科举士子揣摩、变化、仿作，特别是用到对策和日常应酬性文章中去。
陈文良先生之所以要系统地思索和探讨上述问题，是因为他认为，“实际上这部书早已和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很不适应，..它还在风行，说明读者实在缺乏这类作品。更说明出版者和编选者还没有看到我们对于时代的责任”（《新古文观止》前言）。
诚然，多少年以来，我们的学者为旧本《古文观止》所投注的热情和精力是太多了一些。继1959 年9 月北京中华书局印行新1 版的钟文谷先生的点校本行世以后，仅该版就先后重印8 次以上，发行量几近百万册。而多种白话译注本也纷纷于近年蜂拥上市，先后有阴法鲁先生主编的《古文观止译注》（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杨春霖等主编的《（白话注释）古文观止》（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以及江西、天津、北京、台北等地版本，其总字数早已逾过祖本《古文观止》那36 万字的好几十倍了。
至于不囿于原本的赓续翻新之作，相对则较少。以论者所知见而言，仅有王文濡选辑的《续古文观止》8 卷（长春市古籍书店1985 年12 月影印本）、陈文良主编的《新古文观止》2 册（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 年3 月版）和钱伯城主编的《古文观止新编》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任天石同马佳选评的《今文观止》（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12 月版）和沈敏特等编《今文观止》（海南出版社1992 年7 月版）这几种。
“康熙二吴”的《古文观止》约编成于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以前。此书无凡例述其成书渊源和选评例则，但有其族先辈吴兴祚之序，述其因由。略云：“今年（康熙三十四年）春，..二子寄余《古文观止》一编。阅其选，简而赅，评注详而不繁，其审音辨字，无不精切而确当。披阅数过，觉向时之所阙如者，今则■然以喜矣。以此正蒙养而裨后学，厥功岂浅鲜哉！亟命付诸梨枣而为数语以弁其首。”这样，我们今天才得以获读该编，否则
恐怕早已湮没绝灭于乡野草莱间了。《古文观止》全编12 卷，选材上起东周，以《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一篇首领全书；下迄明末，以张溥写于明天启七年（1627）的《五人墓碑记》押卷。先后以“周文”（卷1 至卷3）、“秦文”（卷4）、“汉文”（卷5 至卷6）、“六朝、唐文”（卷7 至卷8）、“唐、宋文”（卷9 至卷11）、“明文”（卷12）为序次，选入220 篇，各体各派略备，繁简选辑颇当，评点注释适中，长期被人作为浏览中国传统散文的规范读本。流播所及，脍炙人口，鞠育了近300 年间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子。有谁回首来路，而不能不念及这部散文选本呢？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仅《古文观止》在选目上到明季戛然而止的缺憾，就给人以意犹未尽之感。要阅读明清之交迄以后的散文，就只得另外披沙拣金了，但往往各以己意，言人人殊。所以，到了20 世纪20 年代初叶，王文濡乃应人请，“数百名家，数千佳文”之中毅然淘选170 余篇，编为《续古文观止》。1924 年印行于世后，亦翕动士林，为人论道。王氏之选，虽在时间上接续“二吴”之本，但体例上已有若干革新气象，开后来新编本之先声。首先是在选目上，扩大到了为吴本所不重视的论、说、序、跋、记、赞和墓志、碑祭文等“普通文体”，以备读者举一反三；其次是对于入选文章的作者，一一简介其生平于卷首，以便读者知人论世。当时，王氏为恐续本遗珠而有违众望，还大胆地将当日在世的名家名作一并采入，终于使《续古文观止》形成始自顾炎武《复庵记》，终于梁启超《跋周印昆所藏（左文襄书牍）》的粗备一代之选的面貌。王氏自己就在该本《凡例》中声明：“本编继吴氏而编，故名曰《续古文观止》。凡已读《古文观止》者，得此编而斯成完璧。”
试图新编后能顶替吴本《古文观止》和王本《续古文观止》的，是上海钱伯城先生主编的两册本的《古文观止新编》。该本精选了历代散文佳作，并着意增补了吴本未予搜采的金、元和清代作品，进而以“白话译解”的方式使之大众化。在篇目上则同吴本《古文观止》完全一致，也是220 篇，旨在“以作品缀成一部完整而连贯的古代散文史”。而北京陈文良先生主编的亦是两册本的《新古文观止》，其着意似乎除在构架上取而代之以外，还力图在读者层面上覆而盖之。该本针对吴本的成功经验来确定自己的编选方针，并在选择名篇、注释重点难点、篇幅剪裁调适和简析导读上下功夫。从选自《左传·曹刿论战》始，至近代民主革命战士林觉民《与妻书》止共181篇。可惜钱本和陈本开印数均不算大。传播有限，其编选初衷的践行也就只得遗憾地打上折扣了。
受《古文观止》的启迪而在篇目上能大致绍续钱本和陈本的，是一不一大、一薄一厚的两种同名的《今文观止》，先后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和海南出版社出版。南大本为窄幅小32 开本，选文59 篇，17 万余字；海南本为大32开精装本，44 万余字。
两种《今文观止》旨趣大抵也是相同的。都是受《古文观止》的启示，都是为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而编，都将编选视角重点投注在艺术上强、感染力大的作品上，都从鲁迅的作品迭起而又兼包并蓄各家各派的精品名章，都把港台和华人作家的作品当作中国“五四”新文学的重要方面军。都对入选作品作了作家简传和作品简评，只不过海南本的编者给他们的《今文观止》增加了一个加工层次——注释。似乎南京的编者同合肥的编者想到一起去了，殊途而同归，实际上却并不是如此。
先不说两种《今文观止》在装帧技术上的大小之分、朴华之别，且说它们在选目中的长短之择和多少之取，就很见两地编者不同的选材意向和审美思想。试看几位熟知的大家：同置于两种《今文观止》开篇的鲁迅，海南本取12 篇，南大本取2 篇，无一篇目相同；郭沫若，海南本取6 篇，南大本仍取2 篇，亦无一重合；茅盾，两本各取2 篇，也不相同。再依次看相对被选入作品最多的作家：海南本依次是鲁迅（12 篇）、周作人（10 篇）、梁实秋（8 篇）、郁达夫、朱自清、郭沫若（均6 篇）、冰心、林语堂、徐志摩、缪崇群（均4 篇）；南大本是朱自清（唯一的3 篇入选者）、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冰心、叶绍钧、许地山、茅盾（仅此7 人被选2 篇）。此外，还可以细细比较。譬如，海南本与南大本的编者各采选了哪些作家或作品，各自选取了哪些港台和海外华人作家的作品，对同一位作家的同一部作品，两本评析上有何异同，等等。这些都足以反映出海南本与南大本的不同编选风貌。
但我想着重提示的，却是两种《今文观止》的编者对“今文”即“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散文的理解，这倒不是因为两本的编者在各自的编选说明中都不约而同地引用了朱自清《背影·序言》中那段关于“小品散文”的知名论述。海南本的编者指出：“编选范围上起五四时期，下迄六十年代初”包括台湾及海外华人作家七八十年代的作品，“所选只能是属于艺术文学的散文”（沈敏特《序》）；而南大本的选评者则强调：“主要以‘美文’为标准取舍，兼顾了不同风格流派、不同时期的作家作品，作品主要是新文学三十年间的，但也酌情收取了一些五十年代以后的作品”，“选文以千字上下的篇章为主”（任天石、马佳《现代散文概说》）。这一番话，正可作为两种《今文观止》的导读语。
虽然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者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鲁迅《选本》），但正如有识之士所指出的那样，“选本多如牛毛，而为人称道者却凤毛麟角。选本也在被筛选的过程中得到生存和流传”，“选家要有甘当铺路石的精神”（沈敏特《今文观止》序）。他还表示：
且不说《古文观止》面对千年的文章，无法收尽精品，就是面对几十年的散文历史，《今文观止》也包容不了全部精品。
“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散文数量巨大，且具有很多新的特征，而一个较稳定的选本总需要一定的时间距离，过于贴近是难以选准的。我们预计会有一本《今文观止》的续编来完成此项工作。
由此说来，无论是清人还是近人、今人，要想凭借一部选本来观止古今文章，还真不是一桩容易的笔墨事呢。既然这样，那么似乎只有“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论诗》）一句，才是千年不易、令人叹为观止的名言！
（原载《书与人》杂志1994 年第1 期）
王朝衰落的年鉴——评《万历十五年》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衰落的共同契机是什么？是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鼙鼓，抑或是席卷中原的强悍民族的铁蹄？长期以来，中国的历史学家都这样告诉我们：是它们间而分别、间而同时地促成了旧王朝的衰落，从而推动着历史社会的进步。
然而，华裔美籍学者黄仁宇先生（Ray Huang）以其社会生活的体认历练、中西文化的技术分析而确立的“大历史观”来俯瞰中国封建史，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在《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 年5 月版）中认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自序》）而到了万历十五年，则“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山穷水尽的结果，便是发生在此年和此后的一系列矛盾的不可调和；而不调和的结果，便是朱明王朝从万历十五年开始日渐走向衰落，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终至于积重难返。换言之，著者认为，帝国传统的指挥魔棒失效、王朝机体的组织功能失调，是我国封建王朝衰落的根本原因。
“万历十五年”是怎样的一年而值得学者加以重视乃至发为专著？尽管作者曾经屡屡煞有介事地声明：“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第1 章）但是，历史地看，万历十五年，也即公元1587 年，它意味着大明帝国已经走过了它的全部历程的四分之三强。再过57 年，大明的天子即使想要在那已世袭达二百七十六年之久的紫禁城的宝殿里再多留一刻，也就如同它当年不容许它的忠臣申时行“在文渊阁再多留一天”那样，“不能为时势所容许的了”。（第2 章）而事情糟糕到这种地步，著者黄仁宇先生通过大量的史实证实，这万历十五年实肇其糟糕之始。因之，他后来指出：
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亦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第3章）
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第1章）
诚如《万历十五年》自序所言，著者对万历十五年的考察往往是以一些生动的历史小事件开始的。在首章《万历皇帝》的开篇，著者即以当年3 月2 日在京城发生的“午朝事件”为引子展开了铺叙。他完整而又细致地叙述了这一事件的生由过程，并从而分析了这一事件何以会从微至令万历帝本可一笑作罢的闹剧而竟遽变为罚俸及于全体京官的普惩。黄先生指出，大明帝国的政治体制乃是以礼仪、人事两项为本，其中礼仪使上下秩序井然、人事令举国安居乐业，两者并举不废、交互为用，方可保证帝国内部各级各类组织管理机器运转正常，国泰而民安。而现在，“全体京官自相惊扰、狼奔豕突”（第1 章），礼仪、人事两失，何以表率举国臣民？因此也就难怪万历这位自小沐浴在行礼如仪的环境里的无子要“圣心震怒”而施以普遍的惩罚了。
在通过“午朝事件”解剖了明帝国的政治体制之后，著者又另辟蹊径，从万历成年过程中的许多小插曲入手，具体地叙述了张居正和申时行的摄政史。张、申两位是万历朝才能和行业各异的首辅大臣，他们彼此都具有许多历来倍受称道的“贤相”的品质，如励精图治、犯颜直谏、躬劳尽瘁、尊崇
礼仪、整饬人事等等。可是，作为万历朝的第一任首辅，张氏以激扬蹈历的精神施政，最后却成为了万历朝的第一牺牲，不仅劳无苦功，抑且被一度论定为死有余辜；作为继任首辅，申氏以前任之覆为鉴，始终本温柔敦厚之旨辅政，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然而，其结局竟何其相似，申氏劳尽心智地辅政八年有半，结果不但臻成“万历之治”的理想建树成为泡影，而且落得个为朝廷所抛弃的下场。
首辅在政界的奋斗是失败了，那么，作为“朕即天下”，操纵这一切的皇帝当该有所成就了吧？然而并不。在第一章的结末，黄仁宇先生就已强调指出，在对张居正系实行彻底清算以后的第三年，即万历十五年，万历业已明白：“倒掉张居正，真正的受益者并不是他自己。”而在此后的《首辅申时行》和《世间已无张居正》两章里，著者又多次强调了万历皇帝在张居正事件中受到的教益，这就是他要想有所作为，那么只能伴着文官集团的笛音加入他们的集体舞列，“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第1 章）“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第3 章）于是他明白了，他可以维持“礼仪”的名义，藉助“圣威”去罚全体京官的俸，但同样，全体京官也可以同样的名目，依靠群力来阻止他立常洵为储的行为；他可以整饬“人事”的名义来荣辱迁谪任何一个臣僚，但臣僚们却也可以在同样的名目下指责并左右他的任何一项决策。这时的万历身着黄袍已经十五年了，在这十五年中，他身历了礼仪的羁束烦琐、人事的动荡变幻、躬政的劳而无功，也从中明白了不少前所未知的机隐，于是他彻悟了。他“越来越感到生活的单调和疲劳”，并且“他对生活的厌倦已经越出了内心世界而要开始见诸行动了。”（第1 章）于是随之而来的便是出现这样一种结果——这位青年皇帝（当时他才24 岁）从他当政的第十五年开始竟消极怠政了达33 年之久。而其转折点便是这万历十五年。
首辅和皇帝以及与相关的一切人物无分善恶是非地同归于失败：“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种结局意味了什么？黄仁宇先生于是联系起前两章作了全面的分析，随后他指出：这一切意味着朱明王朝在洪武帝时建立起来的而为万历朝仍恪守着的“成宪”已丧失其原具的调节魔力，传统的指挥魔棒失效了；作为朱姓王朝施政之本的“礼仪”和“人事”制度已丧失其原有的组织力量，王朝的内部功能也失调了。即如著者自序中所谓：“..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能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也正像为当日申时行所不幸而言中的那样：“上下否鬲、中外睽携”，“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长治久安者。”（第2 章）
然而，站在大历史观的高度，著者又进一步指出，仅仅礼仪和人事的不整饬，尚不能构成为这一伟大帝国的颠覆之机。因为他们的后果还仅仅是“使忠于职守者缺乏信心，贪污腐败者更加有机可乘。这种不景气的趋势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像明朝这样庞大的、历史悠久的帝国，“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下，仅凭惯性作用也可以使这个王朝继续存在若干年月。”（第3 章）因此，从第4 章《活着的祖宗》起，著者便开始探讨道德规范的动摇是怎样造成了文官集团普遍的信念和信任危机，而逐渐养成一种追求现实名利的风气，它又是怎样地瓦解着整个社会进取发展的精神长城。他指出，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落后的农业经济倍受袒护（《活着的祖宗》）、进步的思想潮流屡遭摧折（《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先进的军事组织不得自由发展（《戚继光——孤独的将领》）、恪守传统道德规范的模范分子为时不容（《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总之，是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冲突愈演愈烈。其结果，便是激化了阶级和民族的矛盾，招致了农民起义的鼙鼓和努尔哈赤的铁蹄，朱明王朝终于咎由自取，食其苦果。
简之，通过《万历十五年》，黄仁宇先生竭力证明，朱明王朝衰落的契机正是在于这易于为历史学家所忽视的万历丁亥年，而不是千夫所指的崇祯甲申年；因为这万历丁亥“实肇其糟糕之始”，是朱明王朝走向衰落的历史年关。
作为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的史论著作，《万历十五年》出版以来，它以著作者对历史专题大众化的著述尝试，对明朝历史独特的考察审思，以生动流畅的讲史语言和引人入胜的叙传形式，充分地拥有了知识界（不仅仅是史学界）的读者。无疑地，这些确是本书的可贵成功之处。
但我们认为，《万历十五年》的最为突出的成就，还是在于著者大手笔地选取了一个富有意义的历史断面，从中发掘出了若干个发生在明覆亡以前数十年的而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并对它们作了审慎的梳理和精当的分析，从而在历史的逻辑联系中指明了其间的关系因果，分析了历史教训之所在。唯其如此，《万历十五年》中众多的人物才无一不处在一种恢恢不漏的历史联系网中，而且无一不同万历十五年成其为明朝进步史上的转折年这一划时代的事件发生有关系。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著者在书中不止一次地向我们强调了在当时的背景下，万历朝戚继光的军事建设活动的横遭摧折同此后王朝被颠覆之间的直接联系，并通过大量的史实分析，解答了他在书中屡屡向读者提示的若干疑问，如：
何以一个严重的国防问题竟会“引起内外文官的不睦”而卒至于不了了之（第4章）？
何以一个“部落水平低下”的民族竟能取一个极一时之盛的赫赫王朝而代之（第6章）？
何以戚将军的建军成果竟被目为打破“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的佛朗机（戚氏创制的一种火枪）而终遭摧折（第6 章）？
“何以岛国日本可以侵犯中国而中国却不能远征日本？”（自序）
一叶可以知秋。在辨证地剖析了这一切关系之后，作者尽管在卷首自序中反复声明过本书“举凡有所议论臧否，都是针对十六世纪的历史而发”，并表示，“如果我要对今人今事有所议论，自当秉笔直书。”但最后终于还是忍不住指出：“当然，另一方面，以古为鉴，今人也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自序）一语道破了自己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似乎“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的万历十五年加以认真研究并发为近20 万字的专著的缘由。显然，作者的旨意是良苦的，触角是敏税的，加强了我们此种印象的便是重印版所附刊的《（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一文。
也许有人要说，假如万历帝不是一意孤行地消极怠职，而是同文官集团取得彼此的凉解合作；假如首辅图治的努力得以成功，清官问政的理想成为现实；假如思想禁锢的郁积可解，盖世名将的抱负能酬，那么，万历朝或者将不会悲惨地成为朱明王朝进步史上的转折点。是的，然而历史又是不容假设的。正因为如此，所以著者黄仁宇先生在书的末尾，最终不能不以悲壮沉
郁的笔调对“万历十五年”作出这样的论定：
1587 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万历十五年》作为中国历史上一部记录大失败的年鉴，它留给后人的教训和启迪将是深刻而又丰富的。只是对于那些敏感的读者来说，他们在读罢全书掩卷沉思的时候已不难悟觉到，原来一部人物众多、头绪纷繁的《万历十五年》，始终强调的只是这么一篇历史通则——一代天子的任性专执、文官阶层的信念危机、先进组织的难以生存、思想领域的苦闷郁积、正义之风的寸步难行..凡此种种，均为封建王朝内部出现功能障碍的外输出讯号。这些讯号的长期被忽视，便是在有一天，这些不断零星发出的声响会骤聚而为王朝覆亡的丧音。而依据著者的暗示，我们知道，到那时，“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也就只有在血和火中再生了..
（原载《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
颠沛斯人泪——读《甲行日注》
生不逢时，会当国破家难之际，逃难似乎就是不可免的了。颠沛流离，遍历苦辛，终至保命或葬身于乱世，这是每个时代都没有少过的故事。然而，一应逃难情节，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却不多。明末叶绍袁（1589—1648）的《甲行日注》8 卷则是一部不多见的详记始末的逃难记，很值得一说。
记主叶绍袁，字仲韶，号天寥，江苏吴江人。明天启五年（1625）进士。曾通籍为官。旋因阉党魏忠贤辈擅权祸国，遂弃职回乡。叶氏早年负才名于江南，生平交游甚广。妻沈宜修女士及所生三女皆富文才，彼此多唱和之作，曾辑为《午梦堂集》10 卷行世，一时吴中文坛传为佳话。叶氏的逃难，是在清兵南下、吴中抗清义军起事失败以后才决定的，时在乙酉（1645 年）八月二十四日。次日即甲辰日，叶绍袁料理逃难后事毕，乃取屈原《楚辞》中“甲之朝吾以行”句，命名日记曰“甲行”。
《甲行日注》（毕敏点校，岳麓书社1986 年10 月版）从八月二十五日始记，到戊子（1648 年）九月二十五日为止，其间恰好经历了三年又一月。那以后不久，据说叶氏便以贫病恨逝于空山荒刹中，卒年才60 岁。因此，《甲行日注》是一部较为完整的逃难始末话，实录着一个知识分子在翻天覆地的大事变中，是如何艰难地保持晚节的。
在甲申以后的那些日子里，江南的天气似乎也是格外的不好，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叶绍袁离家出走的那一日，更是阴雨绵绵。叶氏乃对前来送行的家人悲怆地表示：“此行也，苦幸中兴有期，则归来相见亦有日。不然，从此永诀矣”，似已暗下了“与汝偕亡”的决心。离家以后的日子是很难过的。大概首先遇到的便是“行将焉主”的问题。虽说叶氏此行是“游方外以遁”，可以各处的寺庙为居停，但是兵荒马乱，人人自危，也并不是随处都能得到接待，可以随遇而安的。后来虽然找到了一处久乏足音的荒寺作为栖身之处，但亦未长久，叶氏父子重又走上了风雨飘泊之途，出没于苏南浙西的湖山间。其次遇到了经济上的窘困。叶家原非巨富，主人又宅心仁厚，在此国难民厄的时期，做不出那种穷凶极恶的催逼佃户的事情来，所以出逃以后便断了后勤上的供给。四方游食，始终是在友人接济和告贷中生活着。日记中这方面的记录是很多的。
如果说，居无定处、清贫困苦的物质上的困难尚可多方克服的话，那么黍离之悲、家国之痛这种精神上的重负，则确乎是无计排解。对于叶绍袁来说，家国多故，身为遗民，除了密友的过从之外，大多数时候的心境是不好的。这从日记中虽寥寥数语，但出现甚频的“分袂增怆，更伤羁旅”、“黯索之况，凄然莫写”一类的词句中可以约略窥知。于是也就有朋友好心相劝，“毋久陨忧时之泪”（乙酉十月初十日）。然则于叶绍袁，除了对朋友的关爱表示感激之外，内心深处却似乎又办不到。他说：“予不堪忧者，家国珍瘁，岂能忘心！”（丁亥十二月初九日）念兹在兹，不可释怀，这情节是很感人的，后来在流亡到浙西时，还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小插曲，很可见出叶绍袁的节概：
庵有邻人，昔曾识余者，属致一牍于王敬锡，当以一百二十金为寿。余曰：“饿死事小，夷齐亦非异人耳。岂可通姓名于失节之叛臣哉！”（卷6）
我在读到《甲行日注》末几卷时，始终伴有这样的一种预感，叶氏在那
以后的很快故世，恐怕同当日复明事业的失败消息的不断传出，遂致心境日趋恶劣，是有关系的。大概到那时，叶绍袁的心中先已幻灭了罢！
诚然，支持叶氏在贫病交困中生存下去的，唯有抗清复明的大业。叶绍袁在逃难前曾资助过吴中义军，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因为他的家庐曾因此得到过义军的保护。在逃亡中，他还同义军暗通讯息，保持联系。他的日记中常常出现一些行踪诡秘的人的来访行驻记录。如乙酉九月三十日所记：“客有谈王孝廉昭平（名道昆）、陆大行鲲庭（名培）俱殉节死。..山阴刘、祁二中丞则先于七月间，一谢孤竹之粟（刘公宗周念台），一捐沅江之袂矣（祁公彪佳世培）。”此次来访之“客”，即是日记中出现的很多不明身份者之一。叶氏在浙西时，还曾会见过“以文章名世，顷从起义破家”的江南名士吴巨手。据说两人“叙先德世谊之雅，起义遘难之由，相对忾然”（乙酉十二月十四日）。
此外同叶氏交往密切的，便是同他一样剃度为僧、窜伏山林的文人学士，此类人物仅在日记中留有记录的就有八九人之多。这其中就有叶绍袁的外甥严仲日、表侄冯子近、朋友朱子夏、冯茂远等。诸公都是书香门第之后，或者是地方名士，然而殊途同归，终于都走上了叶绍袁所走的消极反抗的道路。这不能说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实际上正是一种曲折的斗争艺术的反映。由于叶氏同他们关系的异乎寻常的密切，日记的字里行间颇多记载了其昭谈记录和诗作唱和，从而可以看到在那些非常岁月里，这些遗民生活的一面：“汉家无历不知春，依旧江山国号新。”“莫向家园追旧隐，同仇方在枕戈时。”“别后书音都失据，近来酒味亦添愁。”“昔日雄心恨不除，萍踪又过一年虚。”“海上稍闻消息近，试拈诗笔欲凌虚。”都是产生在这一特殊时期而为叶氏记录下来的诗句，从而披露出这些不屈遗民们的私心窃愿。虽说遁入山林，不如投笔从戎，跻身绿林之能予清兵以直接打击，但以叶绍袁们所代表的这种明末知识分子的主体意向，却也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至少，叶绍袁们的坚定态度影响所及，足以关系当地士民的人心向背。不是吗？“人寰尚有遗民在，大节难随九鼎沦。”（顾炎武诗句）事实上，清朝政权的真正稳定，实在是在叶绍袁们陆续凋逝以后的事。
假如说《甲行日注》中多的是国破之恨的话，那么此次由岳麓书社重版时所附刊的外三种文字《窈闻》、《续窈闻》和《亡室沈安人传》，则更多地表达了叶绍袁的家愁。这三篇都是伤逝悼亡之作，记录着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喜乐哀愁和不幸事件。叶绍袁自是一个率性至情的文人，有的是善感的心灵和多情的文字，在家庭生活上，他受到的是过多了的坎坷和不幸。可以作为这三篇文章注解的，是乙酉当年除夕，叶绍袁在普明庵中“追溯平生所过除夕”而写下的一段文字，读来催人泪下。
岳麓书社的总编辑钟叔河先生似也偏爱此类文字，他在1986 年5 月所写的小跋中对此挥叙尽致。此处我只想摘引钟先生的这样的一段话：
大凡真能爱国家、爱民族，真能为国家民族作出一点牺牲，而不是专门讲大话唱高调的人，于家庭骨肉之间，亦必有真感情、真爱心。我不相信刻薄寡恩的人，能够有民胞物与的胸怀，有对国家民族的真正责任感。
因此，我们应该感谢出版者的出色鉴赏力，因为，唯其有了《甲行日注》的这“外三种”，才使我们大致全面地了解了一个人——一个真实的晚明知识分子。一部《甲行日注（外三种）》，是为明末一位江南知识分子的心史。
（原载《秋禾书话》，徐雁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 年版）
简评
秋禾的三篇书评文章选自《秋禾书话》。秋禾在序跋中说他在“书山小径上..跋涉”，是“由书话写作而及书评”的。他自选的这几篇文章大概是他在“书山小径”上跋涉的影子，也带着浓厚的书话韵味。
他在书话为文中，比较细腻生动，富于知识性，可读性，议论多乖巧。这三篇文章体现了他这样的风格和特点。
“画龙点睛”的成语是说了“点睛”之妙。对文章来说，题目就是它的眼睛。好题目就是文章的“点睛”之术。如何为文章出好题目是一门大学问，许多报刊有出题专家，就是这个道理。秋禾是十分重视“点睛”的，他在《秋禾书话》中许多题目都有“点睛”之妙。这三篇的题目，也都别具一格。《颠沛斯人泪》既讨巧，也点出了书的主题与内涵。从题目就能看出主人生活的不安定，既艰难又悲苦；《王朝衰落的年鉴》，对这一年更是一针见血的评价与高度概括，主题十分鲜明；《果真观止古今文？》虽然也俏，他又用了个问号，可见他对内容的看法是游离不定的，所评内容宽泛，也杂，题目不如前两个有趣，能使人深思。
秋禾书评的书话特色，明显地表现在不是板着面孔评书，而是以书为中心，不是干涩的评介，而是讲读书的乐趣，像讲故事一样，从容不迫，不紧不慢，娓娓道来。对内容多是寻章摘句，论证自己的观点。使读者无形中跟着他走，自然受到感染。最后由你自行作出结论，如评《甲行日注》，讲了它的成书过程之后，笔锋一转“江南的天气”，“风雨如晦”，这不是书评文章，似乎是散文了，但他这样写是要造成一种气氛，造成叶绍袁苦难遭遇的气氛，他的破家之苦，亡国之恨，说明这本书是“明末江南知识分子的心史”，实际上通过评论达到了这样的目的。这样评书，似乎已经离开理性，过多的是感情色彩了。对《万历十五年》的评论，对“观止类”图书的评论，理性色彩要浓一些，但感性的东西仍然不少，很有读后感，读书笔记的特色。
段维作者小传
1964 年10 月出生于湖北省英山县。1986 年于华中师范大学毕业后即从事编辑工作至今，现为出版社副编审、常务副总编辑。系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员。
所学专业为政治教育，1984～1989 年主要从事业余文学创作，发表过《花初绽》、《车窗前，那串青葡萄》等小说和报告文学。1990 年转入书评理论研究，先后发表了《书评导向功能初探》、《书评标准论析》、《书评形态论》、《书评本体论》、《书评方法论》等系列论文，并多次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出版工作、图书评介》摘登或转载。
理论探索之余，写有书评文章10 多篇。另还发表了一些专业论文和出版、编辑研究文章。
治学不为媚时语——简评《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
晚清王朝给中国历史留下了太多太多的屈辱，以致我们的百姓甚至史学家们很难以冷静的视察代替切齿的痛恨，因而也就常常忽略了它整体腐朽中的部分生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朱英著《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以下简称《政策与措施》）则不循旧论，在广搜史料、细加甄别的基础上以“历史的真实”去还原“真实的历史”，读来不仅新人耳目，更发人深思。
从晚清经济法规看清末新政的进步性
晚清经济法规的产生，是清政府于20 世纪初推行“新政”，实行奖励工商，振兴实业政策的结果。
清末经济法规，除个别例外，在中国历史上均属首创。具体地说，仅路矿方面1898 年就订有《矿务铁路公共章程》，所以20 世纪初颁布的铁路法规称为《重订铁路简明章程》。其他法规如《商人通例》、《公司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标注册暂拟章程》、《破产律》、《试办银行章程》、《出洋赛会章程》、《划一度量权衡制席及推行章程》以及各种经济社团类法规、奖商类法规等等，在中国经济法制史上均堪称第一，为此后中国经济法制的建设奠定了部分基础。
上述法规的颁行，首次使工商业者得到法律的承认与保护。如《公司律》规定：“附股人不论官之大小，或署己名，或以官阶署名，与无职之附股人均只认为股东，一律看待，其应得余利暨议决之权以及各项利益，与股东一体均沾，无稍立异。”（《政策与措施》第211～212 页）其次使资产阶级取得了社团“法人”地位，促其从分散走向联合，初步形成一支独立的阶级队伍。1904 年初，清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大力劝谕成立商会，由商部奏清朝廷谕准，然后商部颁发关防铃记。从此之后，工商业者有了真正为本阶级利益说话办事的统一机构。再就是极大地激发了工商业者的投资热情，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当时的《国风报》曾载文指出：“我国比年鉴于世界大势，渐知实业为富强之本，..于是政府立农工商专部，编纂商律，立奖励实业宠以爵衔之制，而人民亦群起而应之..”。另外，《出洋赛会章程》和各种劝工会章程的颁布，还促使劝奖竞争与商品经济日见发达。在1911 年意大利都朗国际博览会上，中国商人送展物品获奖达256个，其中4 个卓绝奖、58 个超等奖、79 年优秀奖、65 个金牌奖、60 个银牌奖、17 个铜牌奖和6 个纪念奖（《政策与措施》第217 页）。所有这些，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都起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清末新政的性质及其失败原因
前已述及的清末经济法规的颁行及其社会影响，是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事实上，“新政”涉及的内容很广，如政治上的预备立宪，教育上的废科举和兴办新学堂，军事上的编练新军、巡警，建立新军事制度等。
过去，史学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认为清末新政改革是统治者为维
护其腐朽反动的封建统治所作的垂死挣扎，因而是封建主义性质的改革。朱英先生认为：“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由统治者推行的改革，是为了推翻自己的统治地位，其主观目的必然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丝毫也不奇怪。问题在于，是以什么方式维护自己的统治。”（《政策与措施》第271 页）一种方式是对旧制度和旧体制进行补苴罅漏，作出有限的改革，这便不具有新的特征和性质；另一种方式是较大程度地改变旧制度和旧体制，进行比较全面的改革。显然，清末新政属于后者，因而是一场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
清末新政既然是一次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符合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为何最终遭到了失败呢？
1911 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从而使王朝推行的“新政”即告终止。从历史发展的逻辑很容易推演出这样的结论：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是清末新政失败的直接原因。近年来一部分西方学者在肯定清末新政的同时，对辛亥革命颇有微词。认为辛亥革命强行中断了清末新政的发展，如果辛亥革命不发生，通过清政府继续推行新政，中国就会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少数中国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1994 年《东方》杂志第5 期发表《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一文，认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强调当时的清朝虽已腐朽，“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的改良来逼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之路。
果真如此吗？回答是否定的。辛亥革命虽然是一次以暴力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运动，但其使用暴力的范围和程度是非常有限的。除武汉、上海等少数地区发生了革命军与清军之间的战斗，其他许多省区则是自动宣告独立，脱离清朝统治的。这表明，当时清王朝已丧失人心，遭到了历史的唾弃。
具体决定清末新政失败的因素有如下几点：
第一，民族矛盾对新政的制约。在民族矛盾的漩涡中，清王朝统治者处于一种非常特殊的地位。外对西方列强，清朝仍自居天朝上国的尊崇地位，视西方列强为虏和夷；而面对国内的汉族，他们自身又处于虏和夷的地位。这种复杂的三角关系，使清政府的改革总是畏首畏尾、瞻前顾后，陷入其中不能自拔。
第二，政治参与的发展及清政府的错误对策，使它更加丧失人心。这里的政治参与包含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在经济改革中，政府动员广大工商业者参与振兴商务，而在政治改革方面，则是社会力量的主动参与。政治参与的发展，也使清朝统治者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如果坚持日本式的集权立宪，势必使原本支持宪政改革的立宪派和各界人士成为自己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当时政府又无力运用日趋丧失的政治资源，通过有效的管道使立宪派及各界人士首肯其所既定的立宪模式与程序。当清政府拒绝速开国会并组成了“皇族内阁”后，离心倾向空前加剧。
第三，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紧张，也是促使新政受挫的重要原因之一。军权与财政，是清王朝的两大命根。新政期间，各省财政独立的趋势日见明显，地方主义迅速发展，举足轻重的新军掌握在袁世凯手中，使统治者如刺卡喉。清政府在时机并不成熟的情况下，急于借改革削弱地方势力，剥夺袁世凯的军权，结果适得其反，加剧了地方势力对政府的不满和袁世凯的二心。辛亥革命爆发不久，袁世凯利用革命形势逼迫清廷宣布退位。
可见，清统治者在复杂的矛盾交织中，缺乏领导改革和消减矛盾的能力，其统治的丧钟，迟早总是要敲响的。
限于篇幅，笔者只能对《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评介一二。如果你有幸读完这本书，你的“新感觉”绝不会与笔者完全重合，但有一点我们会是共同的，那就是为作者“治学不为媚时语”的学术良知所感奋。当然，细心的读者也不难发现这本书的体例并不十分严密，因为它采用的是专题研究的方式，为避免重复他人之见，作者主动“砍”去了一些本来应有的而自己并无多少新论的内容。不过笔者倒认为，这或许正是断臂维纳斯的“残缺”之美。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1996 年第10 期
综一代典成一家言——读《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研究》
清末著名进步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龚自珍曾这样评价其挚友魏源的思想建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当我读完年轻学者宋才发的新著——《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研究》之后，顿觉心同此感，并愿将它推荐给更多的学海知音。
这部著作以宏阔的眼界，全面系统地探讨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精髓。涉及了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苏维埃俄国政权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苏维埃俄国的国防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建设等八个方面的问题，相应成为八章，构成全书骨架，并于其中蕴含显著特色。
其一，注重理论性与创建性。作者立足理论建设，在论述中不去过多地引用历史资料，以区别于一般的思想史书，由此也节省了相当笔墨。作为“列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按一般理解，主要就是研究列宁这一思想的内容本身，但作者不满足于此，力图从宏观上透视列宁当时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他不仅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而且也是共产国际的领袖）以及由此形成的对世界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预见性的建设性的指导思想。这是该书“内在”的创建性。至于作为“外在”创建性的新观点，则于书中随手可撷。如关于列宁的商品经济思想问题，过去不少学者认为列宁的这一思想只限于过渡时期；有些学者则认为提出社会主义阶段存在商品经济思想的是斯大林而不是列宁。作者不囿旧见，通过对列宁有关商品货币关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的分析与考察，认为，列宁于1923 年在口授《论合作制》的时候，第一次确定苏维埃经济中的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类型的企业，阐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货币关系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
其二，注重联系当时历史实际，尊重经典作家的本来意旨。作者十分注重严格按照列宁的一贯思想脉络，将理论放置于当时的大历史背景中进行审视，从而复现原作本来的思想内涵。对列宁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曾提出的著名口号“今后最好的政策就是少谈政治”这句话，过去多有曲解或误解。作者不避艰难，从分析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入手，拨开迷雾，指出，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的“求实精神”，在革命者中间却是“一个不大受欢迎的口号，甚至是最不受欢迎的口号”（列宁语）。当时苏维埃政权为把资本主义引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并逐渐向社会主义大生产过渡，实行了“租让政策”，从而引起党内不少领导人和党外许多群众的疑虑，担心这样下去会毁掉苏俄。列宁认为，群众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领导者也持这种观点就是错误的，只能说明我们是脱离俄国实际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甚至明确指出，不要把代表大会和会议变成空谈机关和场所，而是变成检查经济成就和能够真正学习经济建设的机关。列宁的这些主张是在当时俄国政治问题基本明朗化，中心工作转向经济建设时提出的。因此，他主张“少谈政治”，并不是笼统地反对谈论政治，而只是要求人们彻底改变谈论的方式和实际内容。
其三，注重对历史事件的客观分析，力戒人为地给予褒贬。在论述列宁关于保持党的核心领导集体的正确和稳定性时，作者就采取了这样实事求是的态度。针对当时国内外敌人的阴谋颠覆与党内核心人物（主要是斯大林与
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的严重意见分歧的情况，列宁及时提出了维护中央委员会的团结，保持领导集团的稳定性问题，并建议采取防止分裂的三项措施，即增加中央委员数目，挑选更适合的人提任中央最高领导职务和加强党的监察机构，充分发挥它的职能作用。作者指出：“列宁在逝世前之所以如此关心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党自身建设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它不仅涉及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且关系到党的领袖集体是否后继有人。”这样的客观分析，不仅是一种研究态度，也是一种方法。
相信《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研究》一书的出版，对研究马列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史以及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深化改革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原载《湖北社会科学》1991 年9 期
《社会学教程》之比较评价
1984 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社会学概论（试讲本）》，这是自我国恢复社会学课程设置以后，受当时教育部委托，由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主持的编写组集体编写的第一本社会学教科书。该书出版后被全国大部分高校列为教材使用，引起较大反响。费老在《前言》结尾处郑重地说：“我建议这个试讲本不更新就不再版，并希望编写人能下定决心，定期改编，改一次，印一次。”可惜我目前尚未见到“更新”的版本，倒见到了由吴方桐主编的《社会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年7 月版，1990 年10 月第2 次印刷）后，感到可以说是还了费老的“愿”了。
《社会学教程》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放眼于提高。
首先，《教程》与《概论》相比，增添了较多的新内容，如“民族”，“社会关系”、“社会保障”等章节。更值得一提的是，“民族”一章是其他概论性的著作和教材一般没有的。《教程》加上这一章，一方面是全书体系逻辑推演的必然，另一方面更是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国情需要。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如何使众多民族协调发展，与四化建设同步，的确是个大问题。“民族”问题的提出，体现了这本社会学教科书的中国特色。
其次，关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概论》认为：“从变动着的社会系统的整体出发，通过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教程》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社会学是从社会发展的状况的角度，着重研究一个社会怎样才能良性运行，而避免恶性运行或改进中性运行。这个观点的提出，不仅与社会学的发展有契合之处，而且与我国社会主义实践需要也能较好地衔接。
再次，在论及社会分层时，《概论》主要注重“阶级”分析，认为阶层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阶级内部的阶层，另一种是社会的基本阶级以外的社会阶层。《教程》则认为，由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便产生出对社会分层多种角度的研究和多种形式的划分，并提出了一家之言，将其分为“阶级分层、一般分层和自然分层三个方面或者说基本类型”。
《社会学教程》也有不足之处，关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良性运行的条件”缺少更明确、更科学的界说和分析，使这个全书的“书眼”不够明亮。
原载《酿蜜集——本社优秀图书书评选粹》，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年
简评
作者曾经热衷于书评理论的探研，写过好几篇书评理论文章，故而在书评写作中，可能会把自己的书评理念来一番运用和操作。
作者是一位年轻的图书编辑，编辑作为书稿的第一读者和书评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但编辑因为自身工作性质的限制，写书评很难在某一方面或某一点上说得透彻，编辑之长是总体观照。于是总体观照便成为这三篇书评的一个共同点。
他自己对于这三篇书评曾有过这样的自评。《治学》：总体把握式的书评虽然可以给人一个较全面的印象，但难以深刻。本篇尝试点面切入的方法以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貌的效果。《综》：这是一种总体投射式的评论方法，比较常见，但要抓准所评著作的创作内核，以简练的语言表达出来。《社》：书评写作方法很多，比较评论在目前的书评写作上并不多见。这里是一种尝试。费老主持的《社会学概论》在当时是权威的教科书，将《社会学教程》与之比较，进行评说，更能显出《教程》的价值。选评者之所以将这些自评引述出来，是想照应前面的说明，这位书评作者，其实是有自己的自觉追求的。同时也想说评选者是同意这些自评的，这是知人知己之论。
员荣亮作者小传
1965 年生。祖籍山西平陆，笔名傅岩山。
平平淡淡走过了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教师五步曲，转行出版，迄今七年。编《编辑之友》，访编辑朋友，为他们的编作鼓而且呼，于是有了一些读书散章。综采博览，读书甚杂，下笔为文，间或亦不知所作是评还是论。在关于编辑、出版、图书、期刊的数十篇文字中，读书散札的比例并不算大。私心喜欢那种入乎书中又跳出书外，解构作者文本又不失阅读者自我的读书之文。至于评学术而不入学术门径，讲艺术却隔靴搔痒的“书评”，读来乏味，敬而远之。从事的职业夹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想的是一文风行洛阳纸贵难免偏好辞章。想来这书评，不论其规范如何之多，总应以实证思辨情采兼得者为妙。至于个人的下一步努力，仍在阐发与文本之共鸣。所谓奇文共欣赏者是也。个人读不出兴味的本子，绝不多言。
眼光、气魄和真抓实干——《我的出版观》读后感言
近两年来，一些卓有成就的老出版人退居二线后，总结毕生经验，撰述了一篇篇有事实有材料，或宏观指向或微观开掘的好文章，汇编成书，给了我们极大的教益。在这些好书中，就有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前局长胡真同志的《我的出版观》。
胡真同志是出版界的有识之士，早在1979 年12 月国家出版局在长沙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时他就提出了地方出版的改革思路，即由原来的“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出版方针转变为“立足本地，面向全国”。收在《我的出版观》这本书中的《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争取更多的图书进入国际市场》一文作于1978 年8 月，其中的许多提法，已经明确地表示了胡真同志的改革设想。在此文中，他回顾了解放以来地方出版工作走过的道路，阐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对精神食粮的更多更高的需求，同时说明他自己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启发下，对地方出版工作思想的反思与结论：实践已经证明，三化方针已经不适应今天这个时代的要求，“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也比解放初期大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求知欲空前高涨，过去在‘三化’方针下出版的那些通俗出版物，已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现在需要的是多方面的、比较高层次的、高品位的丰富多彩的读物”。
胡真同志主持湖南出版工作之时，我还在学校读书。查一查书架上那个时期所购的书，我们才知道多年前我们其实已经是胡真同志出版观的受益者。有那么一段时期，我们以为湖南的出版物是可以与北京上海等文化大都市的出版物相媲美的。于是在青年学子的书架上，来自湖南的书与来自北京、上海各大名牌老牌出版社的书比肩而立，书后的故事，我们想不到也未想去有所追究。不是关注出版的人，即便是饱读诗书的人，没有几个想到在我们的出版物后面还有这么多的故事，最起码，人们不会想到我们的出版界还有那么多的地区分工限制，比如说，我们不会想到地方出版社不可以出版翻译作品，不可以出版古籍读物，更不会想到当初硬性的地区分工和不公平竞争给我们今天出版所造成的危害。今天我们步入出版界，许多问题迫使我们思考追究，于是我们知道了内情，进而我们也明确地认识到，今天看来似乎习以为常的地方出版社出书方向，在当初竟是一个几近白热化的争论议题。也就在这样的问题上，胡真同志显示出了一个读书人出身的出版官的才学与胆识——立足本地不是自我封闭，面向全国才是努力方向。我想胡真同志的本意是这样的。换言之，与文学上所讨论的走向世界一样，出版物也只有在地区上在民族上呈现出特色，才能为广大的读书人、学术界所认可，走向全国才有基础。所谓出版的功劳，所谓文化的积累与传播，也就是在这样的分工与合作中实现的。实践证明，在这几年的出版实践中较好地解决了这个出版方向基本问题的省份，他们的出版物才有活力与希望，生存与发展也有了可能；相反的例子也不是没有，最典型的是既没有可以走向全国的书，也抓不住本地区的用书，本版书出版乏善可陈，勉力保住自己的一份垄断利润，生活着而已。
有的书，高谈阔论，连篇累牍，其实等于什么也没有讲，煌煌巨著摆在案头上，只是吓唬外行的稻草人；有的书，言简语易，短小精悍，内在的力
量可以延续到作者身后至于更其长远，泽被数代。作为出版战略家的胡真同志的论著，别看仅有一些千数来言的短章，却实实在在是属于后者一类的响当当的真货色。从宏观问题着眼，微观问题入手，这些精短的文章代表了胡真同志真抓实干的出版理论与出版实践特色。胡真同志提出了地方出版的方向问题，他更进一步提出了如何走向高层次高水平的问题，又进一步考虑到如何加入国际市场中去的具体思路。从这些宏观设计与微观操作方案中，都可见出相当的理论水平与相当的文化眼光，和不可否认的具有前瞻眼光的现实可操作性。他清醒地看到，地方出版社要走向全国，存在许多实际的困难，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有一个观念上的改变问题。一个“三化”方针，多年来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路，走向全国，走向高层，需要高层次的作者，需要高层次的书稿，更需要能慧眼识珠的高层次的具有全国眼光的图书编辑。九九归一，问题的关键是要有一个高远的眼光。“一个地方出版社拥有了全国的读者，它自身也就能壮大发展。要拥有全国的读者，地方出版社要有一批有学识的、有经验的、有作者朋友的、具有识别书稿全国价值能力的优秀编辑。同时，地方出版社不仅要有本省、本市、本自治区的作者，目前更重要的是要把全国有声望的、优秀的作者团结到出版社周围来，形成一支省内外相结合的、有相当数量的作者队伍。只有这样，才能‘出好书’，面向全国，赢得全国的读者。”在这一出版工作思想指导下，胡真同志陆续写下了一系列文章来阐述具体的措施。1979 年9 月，他在题为《要加强竞争意识》的文章中历述了湖南省的地方文化特色，列举了湖南的历代文化名人与他们的学术成就这实际上就是为立足本省的出版方针，指出了一条选题设计之路，出书之路。十多年过去了，我们高兴地看到，胡真同志的设计不少已由湖南的出版后来人们变成了现实。还是在这篇文章中，他较早地提出了出版工作的竞争意识与出版社的特色问题，尤其强调在竞争中形成特色，为了特色而竞争书稿，要有与中央一级出版社相互补充的竞争观念。为了提升地方出版社的出书品位，胡真同志提出地方出版社不仅要出通俗性的小册子书，更要着眼于中、高级的图书乃至于研究性的专著，更要敢出成龙配套的翻译作品。就在那个时期，湖南已有了一个由20 名外文编辑组成的编译组，在外国作品的编译出版上，湖南其时已有了队伍上的保障。
或许我的这篇不成文章的文章中多了一些杂乱，或许我的一些想法还是不会为现实所容许。但我仍想说，读读胡真同志的出版观吧，它会给你许多的教益——对出版人，对出版官，它都是一本谈不是系统但绝对有回味价值的好书。
原载《今日出版》1996 年第6 期
上天入地探珍馐
对我等囊中羞涩平素只有过屠门而大嚼之份的人，时不时地也有几分雅兴去侍弄一把野菜，求一口野趣。小时候常吃野菜，那是补充蔬菜不足的权宜之计。太原城里吃野菜，先从认识苦菜开始。苦菜是中国北方常见的野菜，山西之中部西部北部，苦菜成为贫苦人家的腌冬菜，享有很高的地位。我家晋南反不大熟悉它，苦菜在城市何时成为时髦已不可考知，大行其道似乎是在1993 年左右。倒不是1993 年的人们就多么地富有，多么地矫情要以苦菜野蔬来显示油水的超常。以我的小人之心来揣度，其时下海成风，人心浮躁，成功的热烈，失意的上火，无不需要这一小碟子苦菜来镇压那突起的肝火。苦菜之前，我曾在另一个秋天的周日，去郊外的一处迹近荒芜的菜园里采来一掬荠菜，配以二两大肉末，饱餐了一口清香久远的菜馄饨。那清爽的风味在我的心灵里颇回味了一些日子。读书之际，也就留意那些谈菜蔬的文章。
也是有缘，周末去书城闲逛，不经意间，于汲古阁书架上见到一本十分素雅的册子，书名《蔬食斋随笔》。封面题签颇有茅盾笔意，一颗大白菜，仨俩红萝卜，另外还有几柄蘑菇，淡淡的水墨画营构出一幅淡雅天然的意趣。这一个书名，这一帧水墨，这一笔题签，就够了。于是掏钱买书，回家赏读，一个美妙的星期天就全有了，更有缘份的是，几个月后，我在供职的大楼里，无意间见到了新近出版的《蔬食斋随笔别集》，不用说，作者还是那同一个人。于是老了脸皮索来一本，关起门，纸上谈兵，大快朵颐。
作者聂凤乔先生，江苏扬州人，现居南京半山园。先生生长在美食之乡的扬州，幼年时，做厨师的父亲的实践即给他留下深深的印象；成年之后工作在珍食荟萃的北京，错划内控右派之后发落到青藏高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命运戏弄了人，也造就了人。他从瓜菜代年头解决肚子问题入手，一发而不可收，不仅深入探究了野蔬土菜的习性、营养和烹调之法，而且积30年之功，累三四千万字的资料，最终结成数十万字的文章贡献给社会。这本1982 年末已出版的《蔬食斋随笔》与1995 年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蔬食斋随笔别集——禽畜兽鸟篇》虽总计只30 余万言，但实实是先生学问露出海面的冰山的一角。先生有此之成就，一是上面所说的“家学渊源”，平素可以挥刀弄勺，自做自爱，自我欣赏；另一方面，是他在卫生部门干过，耳濡目染，有些营养、医药的知识。我更看重的是先生在青藏高原的12 年没有工作时的点滴积累，那是没有任何可见性效益的艰苦的研究工作。而今说说简单，在肚子尚且吃不饱的情况下，一心一意于这样的“事业”，不能不说是一种对意志的考验。
赏读这种以漫长时间和点滴心血凝成的随笔文字，即便你自以为是干经天纬地大事业的人，你也不能不为这所谓“小学”之作所折服。聂先生的文笔，不用说是清通而又文气弥漫的。先看看篇名吧，《黄瓜杂俎》、《却说丝瓜》、《辣椒的哲理》、《韭菜的故事》，不经意间让你体味到这些平凡菜蔬的漫长而悠久的历史：《莼菜行》、《菱之恋》、《荠菜吟》、《苦菜赞》，一片诗心浮纸面，勾引起你随作者远行赏景的雅好；还有《青蒿黄韭试春盘》、《蕨芽珍嫩压春蔬》，这简直就是在尽情地抒发情意了。翻开内文，随处可见作者广泛搜寻的痕迹。《苦菜赞》一篇，从家世入手，征引了《诗经》、《诗义疏》、《尔雅释草》、《晋书》、《唐韵》、《本草纲目》、《名医别录》等等十几种古籍，考证其名称，也按地域划分出数十种之多。
文题曰赞，自然不会空讲，对苦菜的生命力和钦佩，有这样的描述：“它能扭扭曲曲地从砂石堆中探出头；麦场硬结的土板被它顶破..不论土质软硬、地力肥瘠、水分多少，都能适应。它的芽是纤弱的，但纤弱中却饱孕着势必破土而出、繁衍子孙的锐气。”
论及苦味之应用与药用，作者文笔一荡，谈了外国人的吃糖与喝咖啡，由此你可知道，口之于味，有同嗜焉。至于谈苦菜之入食，是文中正题，种种吃法，不由人不大动食旨。浆水面，这是作家贾平凹在乡土散文中多次提到的，这劳苦大众的当家饭即以苦菜做浆水为主要原料。苦菜的药疗之效，度荒之用，统统是作者的驰骋神笔之宽广境地。这样，有扎实的第一手资料，又有随笔形式的轻松耐读，有限篇幅中浓缩似乎无边广大的学识，聂先生的功夫于此显山显水，这本不大的小书也就在书海汪洋中崭露头角而有其独特的地位了。
《蔬食斋随笔别集——禽畜鸟兽篇》成于《蔬食斋随笔》之后，以动物性原料为主，更多地注重了烹饪原料学的有关知识。在不多的篇幅中，作者同样以驾轻就熟的娴雅手段，描述了近三十种飞禽走兽的入食历史与营养特色，更其详尽地介绍了各民族不同地区人们对这些动物性原料的认识与处理方法。同样地广征博引，同样地据典搬经，同样地纵横中外，谈笑风生，举重若轻。
由豆腐丝、黄瓜片中吃出艺术吃出统战效果，汪先生曾祺之得意之事；从萝卜白菜辣椒香椿中吃出烹饪原料学，聂凤乔先生以他的两本书办到了。我等凡人，日日与瓜果蔬菜为伴，略有鱼肉之外，读点山野菜知识，见识长点，吃口宽点，心身康健点，也就罢了。须知为吃而吃是很费心劳神而又撒漫钱的。他年生计不称意，抛却书册学大厨也不迟。再者，天地精华在万物，锦衣玉食未必福。布衣暖、菜根香、喧嚣岁月读书册，个中滋味长。书中没有颜如玉，书中没有黄金屋，书籍给人的只是充分的想像，一切现实中办不到的东西，书中都可以描述并加以超越。
原载《新闻出版交流》1996 年第4 期
简评
在眼下这个时代，往往是年轻人多有自己的思想主张。员荣亮在自撰的小传中，便毫无顾忌地宣布了自己的书评主张。我很赞成他所说的：“个人读不出兴味的本子，绝不多言。”“私心喜欢那种入乎书中，又跳出书外，解构作者文本又不失阅读者自我的读书之文。”这两段话，是他的一家之言，可也说到了评论和原作的一种关系。
按照作者自己的主张，这里所评的两本书，自然也就是作者喜欢的。一本是他所从事的职业里的论著，一本则是有关野蔬土菜的随笔。从两篇书评看，他写书评的目的是明白的。他喜欢这两本书，同时他也要让人们也能读到这两本书，与他一道分享这两本书带给他的愉悦。如果说，书评有为作者写的，有为读者写的，那么员荣亮写的书评属于为读者写书评的一路。他写的书评，也就是有社会性大众性的书评，我是说他首先面向的是报刊的读者大众，他为自己明确地设定了这样一个读者群。
当然这位年轻的作者意气风发，他有自己的追求，欲借他人酒杯释心中块垒，以他人的书为铺垫，借他人的话题，抒发自己的一点感悟。但说一点自己的感悟，是要生活和阅历的准备的。对于我们的这位年轻的书评作者来说，怎样强化自己的生活积淀，倒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发议论的书评不能只是就书论书，尤其需要生活的视野和生活道行的修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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