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话文丛·竹窗记趣》　下　钟敬文等主编

　　●当苦难和悲痛过去后，在回忆和警悟之中更容易使心灵之间获得沟通和理解。

　　牛汉
　　（1923～）
　　诗人、编辑家。山西定襄人。1940 年起发表诗作。著有诗集《彩色的生活》、《祖国》、《在祖国的面前》、《爱与歌》、《温泉》、《沉默的悬崖》、《海上蝴蝶》等。还有诗论集《学诗手记》。近年来发表了一些散文。

　　我是怎样写《鄂尔多斯草原》的

　　1942 年的2 月下旬，陇南棕黄色的山野开始透出春意。我独自梦游般跑到学校（专收战区流亡学生的一个中学）附近的荒山项上，花了半天的时间，跑马似的写了一首近四百行的诗《鄂尔多斯草原》，第二天就投寄桂林的《诗创作》，几个月之后发表了出来。当时，连我朝夕相处的几个朋友也不晓得我写了这么一首诗。我闭口不谈，像一个羞涩的秘密藏在心里，我怀着灼热的希望与优虑，翘盼编者的回音。我一反常态，变得沉默寡言。这首诗仿佛从我生命内部爆发出一束火光，带走了我的灵魂，虽然表现上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那个耸起的荒秃秃的山头上，有一个村庄，当地人叫李广故里。李广小时候从这个山头，曾经把对面山上的一只老虎射穿了心胸，他跑去看，原来不是老虎，是一块卧石，被他射穿。从山上远望，安静、荒凉、旷远，我的心境与这片山野的景象十分的协调，确是个理想的诗的发射场地。我把生命化为燃料与动力，全部投入这次创作活动。
　　几十年来，不少人问我是怎样写出这首诗的，他们以为我一定在那个草原上生活过好久，我说我从来没有去过，谁都不相信。没有去过怎么能虚构得那样的具体，那具有可触性的情景与形象是如何获得的？不可理解。对我来说，一点不奇怪，虽然只闪电般用半天时间写了出来，但这首诗的情境，在我的生命里却孕育了不下十年。我当时刚十八岁，也就是说，从童年起，我的生命中就有了这首诗的青嫩的胚芽。我难道真实吗？
　　需要从我的家族和童年的生活环境谈起。我的童年少年是在雁门关里一块贫瘠的土地上度过的，经常看见从蒙古草地来的拉骆驼的老汉，背抄着手，牵引着一串骆驼，叮咚叮咚从材边经过，至现在我还记得起骆驼队身上发出的那种特殊的热烘烘的气味。那种气味，凝聚在我的心灵里，一生一世不会消失。我的祖先是蒙古族，小时候家里有一口明晃晃的七星宝剑，说是祖传下来的。我白天扮作武士玩它，夜里压在枕头底下。这口剑，用手弹拨，能发出嗡嗡的风暴声。它是我的远祖在辽阔的草原上和征战中佩带过的，剑口上有血印。我曾祖父曾在鄂尔多斯一带生活过半辈子，祖父也在那里呆过。
　　我家有不少乌黑发亮的黄羊角，还有厚厚的有图案的毡子，像拇指大小的铜佛，处处遗留着民族的痕迹。我们村子里，有一半人家都有走口外的人，有经商的，大半当牧羊人，不少人死在草原上，不少人临死之前才拼死拼活返回故乡。我的姐夫在外蒙古草原上为庙主牧放了十年牛羊，中年回乡娶了我姐姐；他信佛，极会讲故事，为我讲过他的许多神奇的经历。我的邻居每年冬天总有从口外回来的，粗糙而紫红的脸庞，一摇一晃，腿部带点罗圈的走路的姿态，镶金边的皮帽（我小时候也戴着一顶），浑身发散出浓重的羊膻味道。有人冻掉了耳朵，有人前胸后背市满狼抓的伤疤，有人手指、脚趾不全，有一个我叫他“秃手伯”的，双手从手弯齐楂楂冻落，他把两只变黑的手从草地上带回家，埋在祖坟地里。“秃手伯”为全村挑水，他绘声绘色地为我讲述了许多草地上的情景。说黄昏的沙漠像血海，太阳比关内的大几倍。
　　我的童年伙伴中，长到十二三岁时，有几个已跟随大人奔口外去了，五年十年之后才回家成亲。我们村里许多人会讲蒙古话，我小时候也能说几句。因此自小我就觉得蒙古草地是养育一代一代乡亲的地方。尽管给人带来了不幸与灾害（村里有许多守寡的女人），但那广阔的草地仍然令人神往。草原牧歌对我有着强烈的诱惑力。
　　为什么我突然写这首诗呢？1942 年初，皖南事变后，我和几个好朋友不愿在学校读书，悄悄地商议奔陕北去，我们几个已凑了点盘缠，暗中计划着启程的日子。事情终于被我父亲（他在中学教课）发觉，说死不准去，说路上会被国民党特务捕杀。计划落空了。《鄂尔多斯草原》这首诗就是在我们准备奔延安之前写的。我不敢明明白白写陕北，写了离陕北不远（其实并不近）的鄂尔多斯，这片亲切的草原，我自小神往。历史的和现实的感情在我的心胸里交融、奔腾。如果没有投奔陕北的理想鼓舞我，潜藏在生命内部的童年少年的诗的情愫，也就不会引爆起来。
　　从1940 年起，我练习写诗，创作的准备很差，只在陕甘两省影响不大的报刊上发表过几首幼稚的小诗，有两首是写草原的。那时我把宽阔的草原当做充满浪漫色彩的理想境界，这多少反映了一点国统区生活的苦闷，总想奔向一个新的天地。我那时的文学修养相当浅薄，吸引我和几个朋友的诗集只有艾青的《北方》，田间的《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岗位们》，还有《七月》、《抗战文艺》、《文学月报》等刊物上的一部分诗。明显地对《鄂尔多斯草原》有影响的诗主要是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不难看出《鄂尔多斯草原》的抒写手法，受了这两首诗的启迪与感染。艾青诗的那种深沉、忧郁而凝重的情调，与当时祖国、民族、个人的命运十分一致。在我稚弱而苦闷的心灵上，蒙古草原似乎冥冥之中能给我以雄浑的力量，成为诱惑力极强的梦境。这种梦境又掺入了许多朦胧的理想的成分，因此，它只能说是我的鄂尔多斯草原，与真实的鄂尔多斯草原并不是同一的。
　　这首诗的情调沉缓，有点像黄昏或深夜骆驼的铃铎的声音。平漠的大草原上，我总觉得没有崛起的山脉，是那样的宽阔而舒展，大雁都是飞一天才能找到一个宿夜的青色的湖淖。因而这首诗的视野广阔，追求油画的效果，而不是雕塑的。我没有去过那陌生的草原，无法写实，我是一边写，一边开拓我的诗的境界。写完之后，我的灵魂许久飘荡在那片亮着（哭红的眼睛似的）羊脂灯的草地上，写到那些在风砂中奔波的旅人，我的面前就出现了故乡的亲人：没有见过面的曾祖父、秃手伯、拉骆驼的老汉……，写到狼嗥，就想到我们村里那个满胸膛爪痕的牧羊人。诗里出现的情景，都萌发于我的童年与少年的生活。诗里有这么一节：
　　滚滚的黄河
　　在北中国
　　寂寞地湍流着
　　琥珀色的泪痕，
　　象古骑士扔下的一张长弓
　　静静地
　　躺在草原上。
　　这种舒缓的情调，有意无意地带着马头琴的韵味。我的故乡有一个邻居，几乎天天夜里坐在门槛上拉马头琴，他是个摔跤能手，在草地生活过半辈子。
　　“琥珀色的泪痕”这个形象并不是凭空臆造的。对黄河的描述，我倒是有点实感的。1937 年12 月，我从风陵渡坐木船到对岸的潼关。不慎，掉落到滚滚的黄河中，幸亏我水性好，没有溺死，最后由一位老水手救起。当我挣扎在混浊的浪涛中，黄河的颜色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十分恐怖，确有点像琥珀的光泽。那混浊的波浪，严然是老虎的斑纹。后来几十年中我又见过不下几十次黄河，都是暗黄色的，一次也没有“琥珀色”的感触。黄河流经河套时，好似一张巨大的长弓，我写作“骑士”扔下的，这形象与草原特定的历史和生活有关联，且带有明显的凄凉的滋昧与民族的悲哀。这样描写黄河，只有描写河套一带恰当。描写黄昏的草原和太阳时，诗里那派红色的风景，回忆起来，想是“秃手伯”为我讲述草原风光的回照，我把黄昏的太阳描绘为“紫红的大火堆熄灭了”，衬托出草原的寒郁与黑暗。所有这些细节，都浸染着我的十八岁生涯全部的青春的血气。
　　这实际上是我的第一首诗，为了写它，调动了我的相当贫乏的全部生命力，这一点我有深切的感受。写完之后，好久没有写出像样的诗。说明我当时生活的积累不多，在现实生活中捕捉新诗的本领也不大，所以这首诗的弱点是明显的。我只能凭梦境以的忆念描写出一点诗情画意，因为我没有去过鄂尔多斯那地方，特别是写到草原牧民新的生活，只能用想象的空泛的笔触去勾勒，只能用“绿色的战斗旗子”、“解冻的热流”、“被开垦的芬芳的气息”、“复活的笑”等象征色彩的文字去“点睛”。
　　最后，说实话，我写这首诗的时候，并不懂得文艺创作中还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等写作手法，当时我几乎没有看过一本文艺理论书。
　　什么是新诗，我只信任艾青与田间的诗，反复吟咏他们的诗，觉得跟着他们写下去，总会写出诗来的。艾青仿佛是个拉骆驼的人，昂首阔步，沉着地走在前头，我是一匹骆驼跟着行进，《鄂尔多斯草原》这首诗的主旋律是驼铃的叮咚声。虽然音响不够高昂与嘹亮，但也还算是可以激励前进的一种声音。

　　《徐志摩选集》序

　　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评断，我不是一个适宜作序的人；这是因为我常常为感情所支配，禁不住嘴巴和笔，说些有悖于常理的话。这一点，朋友们都知道。我也深知自己缺乏，且一辈子也学不到，那种学者和评论家的冷隽和严谨。不必思量，谁都能意识到为《徐志摩选集》写序是个难题。我所以不自量力冒然地应允下来，也仍然是内心的情感起了作用。明知自讨苦吃，也决不懊悔，甚至还有几分藉此还却一桩心愿的快慰。
　　童年时，记得在父亲的炕桌上，总码着一摞书，其中就有徐志摩的两本：一本是《徐志摩的诗》，另一本是《翡冷翠的一夜》。还有沉甸甸的《新月》杂志合订本。父亲显然很喜爱徐志摩，这两本诗集常搁在父亲的枕头边，在灯下久久地欣赏。有几次我见父亲扛锄下地，手里还拿着瞧，惹得村里人笑话他是个吃书的呆子。父亲大革命失败之后从北京返回家乡，像个真正的受苦的庄稼汉，种了六七年地。那时我不过五六岁，已经能死背几十首唐诗，是母亲教我的，她用晋北家乡的土腔为我吟的第一首诗是：“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诺姑食性，先请小姑尝。”母亲把“谙”字读作“商”的音，至今仍记得。村里庄稼汉在巷子里吼唱西口调，我边跑边吼唱唐诗。父亲吟诗的声调像说梦话似的，我觉得很好听，很神，可父亲极少领我吟读。多少年之后，才晓得父亲尽管他自己迷入旧体诗词，却不主张我去学。他很革命。
　　我曾经把父亲这个固执的观点，对与我父亲同龄的聂绀弩说过，老聂（长相与我父亲很像）竟然快活地说：“你父亲很对。”50 年代初，聂绀弩很想调我父亲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幸亏没有来。
　　当年我曾好奇地翻过徐志摩的那两本诗集，连书名都不会念。问父亲“翡冷翠”是什么意思，他说是意大利一个古老城市的名字。我还记得父亲指着诗集封面上手写体的“冷”字，说：“右边的‘令’少了下面一点，看着难受，像一个人没有脚。”但父亲又深情地说：“可诗写得好，你长大之后应当好好看看徐志摩的诗。”在我当时的心目中，父亲是个懂诗的人，他说的当然有道理。等我长大成人后，却并没有遵从父亲的意愿，认真看徐志摩的诗。说来话长，这里不好谈。可心里一直记着父亲的话，甚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徐志摩的新诗比中国古典诗词更值得看。我知道中国有新诗（让我父亲入了迷的），就是由于徐志摩和他的诗。我写了多半辈子的新诗，却没有认真地研读过徐志摩，违背了父亲的心愿，心里实在感到愧疚，这次我所以一口答应为徐志摩的选集写序，就有着这一点还愿和检讨自己的心情。
　　直到近几年，我才把徐志摩的诗一首一首地读了，有的诗还吟诵了几遍，这些诗缠着我不放。读徐志摩的诗（大部分）常常不由自主地吟出了声。不是我读诗，是诗自己发声，正如我每次独自走进森林、峡谷，还有沙漠地，总要情不自禁地大声吼唱起来。声音出奇得大，不像自己的。我连想都没有想过要吟徐志摩的诗，是他的诗自然地感染了我，甚至逼着我不得不吟起它来。或许是由于心灵里响起了父亲吟诗的那回荡了半个世纪的回声，引发出吟诗的情绪。父亲所以喜欢徐志摩的诗，我觉得多半与徐的诗能以吟诵有关系。徐志摩的诗的确能吟出汉语特有的气质和音韵，也可以说是东方智慧的宁静而深远的氛围（对我来说，这感悟来得太晚了）。通过语言自身的敞开和照亮，显现出了一片深奥的诗的境域。语言不完全是工具，更不驯服，它与作者是相互作用的关系。从徐志摩的诗我又一次悟通了这一道理。只要翻看《再别康桥》，立刻会进入语言的充满了诗意和旋律的世界：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在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里，徐志摩说他的“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他说，一个人在康桥整整有一年，也许由于孤独，他慢慢发现了康桥，发现了诗，甚至发现了自己。“竟像是第一次，我辨认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而且那一年正是他“最感受人生痛苦的时期”。因此这首诗的回环不已的旋津，尽管是轻柔而飘逸的，隐隐地也流溢出一些凄苦而压抑的情绪。
　　徐志摩平生最爱李白和雪莱，他认为“诗人是天生的而非人为的。”因此在他的心目之中，“真的诗人极少”。他认为“诗的灵魂是音乐的，所以诗最重音节”，但他并不要我们讲平仄，押韵脚，诗是生命的语言自然形成的，他主张白话诗要在大范围内去自由。我以为这些观点现在看也并非是谬误的。诗没有音乐性（不仅指节拍、节奏，还指响彻全诗的旋律），必然是僵死的。一种情绪，一个意象，一片诗境，是与语言同时呱呱诞生，成为艺术活体的，徐志摩经历了这个创作体验。他说：“我们得到一种诗的实质，先要溶化在心里，直至忍无可忍，觉得几乎要迸出我心腔的时候，才把它写出。那才是一首真诗。”迸出心腔时，诗的实质已成为语言。徐志摩受欧洲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浪漫主义和中国古曲诗辞的熏陶很深，这是十分明显的，但他并不泥古不化，他一生苦苦求索新的突破，晚年的诗与散文显然较早期创作的境界要宽阔许多。看得出他企求着更大的自由，他总想着和他的诗一块变，甚至飞起来。
　　近几个月，我又一次看了他的全部诗作和其他文体的创作（包括文论），我深信不疑，他是一个严肃的诗人。不少论者说他清浅，缺乏深沉，这正说明他城府不深。又说他思想杂驳和混乱，也正说明他涉猎很广，且不保守，而且思考许多令他困惑的时代和人生的难题。他的一生正值我国处在最动乱不宁的历史时期，由于出身和经历，他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以及感情世界，必然有许多深入到骨髓的阴影和弱点，读他的诗总觉得是从人的心灵里连根拔出来的，带着他的不定型（与个性的好动，时代的撞击有关）的全部人生体验，以及他的生命赖以扎根的历史的不净的泥土，因此他的人和诗必然地都显现着历史和个人的真实风貌。在我国的现代文学，特别是新诗的历史进程中，徐志摩确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对象，他的诗、散文，以及诗学和文论，这许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全面认真地进行探讨，而过去的那些有关他的定论明显地有许多不实事求是的地方。
　　我这个人一向片面，这篇文章一定也有片面的地方。是的，我不是一个适宜于作序的人。序不该这么写。

　　无题谈
　　——涉及丁玲的散文《彭德怀速写》

　　本来不想发言，但经不往庄钟庆教授强烈而狂热的语言鼓动我。刚才几位的发言都是有讲稿的，我没有讲稿，连题目都没有。
　　来北大荒是多年的心愿。50 年代初，我在东北部队里呆了二年，没有机会来北大荒。丁玲同志在北大荒的风雪之中生活了十二年，我的许多文艺界的朋友在北大荒度过漫长的异常艰难的岁月。我的孩子在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劳动了七年。我想来看看，这里究竟是怎样一个荒凉而难以忘怀的地方。
　　当然，现在，我知道它已经并不荒凉了。
　　来的前一天，也就是19 日上午，我去看望迁入新居的艾青。北京即将举行艾青诗歌国际研讨会，我对艾青说不想参加，请他谅解。近几年，我不常走进北京诗歌界的那个不大的圈子里，更愿意来北大荒，到空旷的地方走一走，透透气。我委婉地把这种想法向艾青说了，说我要来北大荒。艾青也曾在北大荒苦度过几年，不知他听清楚了没有。艾青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牛汉，你也来看我了……”我已有两年多没见到他了，听到他这一声动情的话，我惭愧得无地自容。老年的艾青，有些寂寞。比起前几年，人显得苍老，像一棵宁静的大树。以前他讲话幽默而风趣，时时有智慧的火花迸出，现在火花不多了。但是，艾青毕竟是艾青，这次短短的交谈中，他仍随随便便他讲出了许多极为深刻的富有启发的话。他谈到诗的意象与语言问题，对我很有启发，我愿意跟大家谈一谈。
　　艾青说：“牛汉，不久前，我看到一首小诗，是一位台湾诗人写的，题目叫《风……》。”他说话时声音不大，我的耳朵又有些背，原谅我，诗的题目都没听清楚。他说，“这首诗很短，但朴素、纯净，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而我们现在好多诗处处是联想，与诗无关的联想过多。”他接着说：“有一个朋友最近对他说，某某的散文写得很好，因为某某的散文中一个意象可以引出几十个联想。为什么要那么多的联想？一个就够了。真正切中意象的联想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有些人，写了那么多联想，却没有找到唯一的一个。”我非常同意艾青的这个观点。台湾诗人的这首诗，写得如此干净、朴素、飘逸，深切感动了艾青。不啰嗦，没有技巧的铺陈，没有一个不必要的联想。风是透明的，流动的。写的纯清。艾青当然是针对当前诗歌的倾向而谈的，我很受启发。这是我今天谈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想谈谈丁玲的《彭德怀速写》，虽是谈的是散文，却与上面说的艾青的观点有联系。近一年来，我练习写散文，本以为散文能使心灵松散一下，我被“散”字所吸引。哪里知道，写散文也很累，也很艰难。可见对一个作者来说，任何一种文学体裁都不是轻松的，都不会像散步一样。最近我看了好多散文名著，包括许多外国名家的散文著作。我国“五四”以来的重要散文作品，大体上读了。丁玲的散文又认真看过。她的散文作品不少，但她一生创作的重点还是小说。尽管她晚年写的多是散文，但直到死，心里最熬煎她的还是那部未完成的小说。我在抗战初期就看到了她的散文《彭德怀速写》，发表在《新中华报》。最近我又把这篇短文细细地看了几遍。这篇散文很符合上面讲的艾青的那个观点，它实实在在，并没有多少联想，文字那么朴素、单纯，但是，巨大的形象是多么地清晰，撼动着读者的心灵，就像罗丹的雕塑，对吧，乍一看很粗糙，是用很大的锤子、凿子，用尽了力气凿出来的，显示出一种大自然的浑厚的魅力，给人的艺术感觉非常厚重，仿佛真有一尊岩石雕的巨像立在你的跳动的心上。这篇散文，联想几乎没有，语言全是直接来自于那个英雄的充满了性格的人的本身。
　　丁玲同志是1936 年11 月到达陕北保安的，这篇散文大约是同年12 月写的。也就是说，她一到保安，立即到了前线。她当时的心情，我们是可以体会到的，充满了幸福与激动。从国统区到陕北，从魍魉世界进入光明的天地，心理上的变化有多大啊！这篇几百字的散文，收入许多选本，中学课本里也有。有人也许会说这篇小文写得并不细腻，算不上是美文。是的，表现是粗糙的，作者明明说她的创作是速写，当然是在很短暂的时间里勾勒出来的，
　　她抓住一刹那的印象记录下当时红军前敌副总指挥彭德怀的最本质的最鲜明的形象，里里外外写活了，一个真实的人（活的岩石的巨像）活生生站在你面前。他的衣服脏兮兮的，绉巴巴，布满了风尘，看不清脸色，因为布满了许多裂口。嘴巴挺大，从他的眼神感到“成年人脸上找不到的天真和天真的顽皮。”顽皮这个词，用的多么大胆，非常朴素、质白，但又非常准确。何必用那么多美丽的文绉绉的辞藻呢？写他，正需要那些像泥土一样平凡，石头一样沉重的语言去写。这才能从文字到细节的描写，把握到这个真实的创作对象，完成一个血肉之体的艺术生命。文绉绉的一类的辞与彭德怀的气度毫无相似之处。这篇文章如果用《画梦录》的手法是不可能写的。想想看，丁玲到延安后什么东西对她都是陌生的、新的，她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面对这么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她怎么下笔？丁玲毕竟具有观察人的才能与创作的敏感，她一下子就抓住了性格特点。彭德怀这个形象是丁玲文学创作历史中出现的第一个现实的英雄，她意识到来不得一点虚构与装饰，以往的创作技艺都失去作用。这风格，套用法国作家儒勒·列那尔的话：是忘记了一切风格的风格。忘记了一切文学的文学。见过丁玲的人，她给你的第一印象是，眼睛很大很亮，有穿透力。我第一次见到丁玲是在1937 年深秋的太原，丁玲的眼睛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第二次见到她是1953 年。80 年代才与她接近起来。她的眼睛总是那么亮，闪烁着坚强的个性。这样的眼睛才能看清楚人的内心世界。这样风格健壮的散文，这样速写人物的散文，这样塑造英雄的散文，当时是罕见的。朱自清的散文很美，很真挚，我一直欣赏。但是他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为命题的美文所形成的境界，虽然细腻、精致，却是一种雕琢的橱窗的图像。严格地说，这样创作方式（格式）我以为不值得提倡。《背影》才是朱自清风格的散文。这也许是我的偏见。
　　最后一点，谈谈对我国散文创作的评估。丁玲的《彭德怀速写》的创作意义与语言特色，的确是非常符合艾青的见解，丁玲在这篇散文中的词语都是不可撼动的，不能调换为另一个，或增加另外的联想。是生成的文章，不是造作的文章。近五六年来，有一个问题常常来到我的脑际：近十年的小说、戏剧、诗歌、电影创作，就整体的成就而言，比20 年代30 年代40 年代有了很大突破，更不用说与50 年代相比。但唯独散文，从整体上讲，个别的不论，我觉得没有超过20 年代30 年代的散文。是不是有点武断？我是认真地全面地研究过了才这么评估的。解放以来的散文我多半不喜欢，真情少，有的枯燥无味，即使有些表面的美，也超不过《桨声灯影下的秦淮河》，因为作者不动真情，是冷漠的描绘与制作。有一些散文是老式的教案或应用文，词语是一般化的，听不出作者的心声，字字设防，生恐透出心底的真情实感。有的散文铺陈太多，自作多情。80 年代，有些散文随笔，写的很出色，不是冷漠的制作，是心灵的袒露。但从整体状况来看，仍然不占主导地位。20年代、30 年代、40 年代，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散文家。鲁迅、朱自清、俞平伯、周作人、刘半农、许地山、丰子恺、巴金、茅盾、老舍、丽尼等，多得不得了。40 年代，沈从文的散文也可以算一家，我个人很喜欢。数出三十个五十个不难。全国解放四十年来散文能够真正成家的有几家？课本上选的散文多是二三十年代的。
　　散文落后的原因我在这里不作进一步的探讨。散文不好写，我练习写了两三年，才深深感到不好写，我本想“散”一点，但活得很紧的人一下子难以自我松懈，获得创作的最佳心态。丁玲的《彭德怀速写》没有任何框框，毫无顾虑，否则，她哪里敢用那个“顽皮”的险词？在座的雷加散文写的朴朴实实，跟他的人一样，没有花哨的东西，看着亲切。我喜欢看的散文是，一眼看不大透、看不到边的情境，能让你回味不尽。散文就是散文，没有模式，圆的方的，用比例尺写的，都不是真正的散文，都不是真情的散文。我任情讲了十几分钟，讲的当然有片面的地方，只供大家参考。谢谢。

　　《艾青名作赏析》序言

　　以自己诚挚的心沉浸在万人的悲欢、憎爱与愿望当中。他们（这时代的诗人）的创作意欲是伸展在人类的向着明日发出的愿望面前的。唯有不拂逆这人类的共同意志的诗人，才会被今日的人类所崇敬，被明日的人类所追怀。
　　（艾青：《诗与时代》）
　　世界上也许只有中国有“新诗”这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名称。新诗（最初叫做白话诗）它能在有悠久的诗歌传统（既完备又衰老）的中国出现，无疑地是一个真正新奇的事物。说它“新”是名副其实，这不仅表现在一目了然的形式的变异上，还更为深刻地表现在它对于陈旧而停滞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冲击和突破上面。
　　七十多年来，新诗的革新精神和所取得的成就，已为历史所认可，并成为不可逆转的中国诗歌发展的必然的道路。然而，尽管新诗以异军突起的胜利姿态切入了中国古老的壁垒森严的文化领域，它的成长却并不平顺。从出现到现在，经历了十分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除去新诗自身的发育不健全，不可避免地引起各种思想分歧和学术性论争之外，还不断受到生存环境的干扰和制约，再加上民族的危难和长期的战争，使新诗一直不能循着正常的轨道前进。但是新诗并没有因自身的赢弱和外部的磨难而夭析，它仍在困难地顽强地成长着。
　　值得忧虑的是，中国的新诗，经由那些勇敢而智慧的先行者的开创，冲破了旧诗的禁锢之后，却渐渐地又出现了自身的危机：衰颓和异化，被非诗的社会性因素所侵扰，常常偏离了诗歌自身发展的轨道，因而面临着不断危及命运的挑战。
　　回顾和清理中国新诗发展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缺陷，以及诗歌自身的问题，是一项迫切和亟待研讨的重要课题。历史在艰难地前进，中国诗歌也必须不断地在艺术上求得嬗变和革新，否则，新诗也可能变成为旧诗。几十年来，已经有许多盛极一时的诗变得陈旧不堪，广大读者对于它们的衰败比过去对旧诗的厌弃还要强烈。
　　也许是无法回避的命运，也许是一种艺术规律，中国的新诗，与其他文体一样，是在重重危难之中显示出了它的强旺的生命力并逐渐变得聪敏、坚强和成熟起来的。这种令人鼓舞的走向成熟的变化，目前仍在深刻而痛楚地进行着。
　　七十多年来，中国初步得到垦殖的诗歌领域里，先后出现了不少人品高洁、具有鲜明艺术特色的优秀诗人，他们的创作和在艺术上的探求新境的精神，已使中国的诗歌在困境中取得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人们不得不相信，中国的新诗由于总是充当着开路先锋的角色，命运必然多舛，但它一定能不断地在变革中完善自身，开创出美好而广阔的前景。
　　艾青，于本世纪30 年代初，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刻，以献身于诗歌和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的诚挚的姿态，走出了深深沉没的地平线。他一出现便很快显示出了一种对艺术的高度敏感和创作上雄厚的力量，以及朴素自然而又坚实的艺术风格，他的诗让人感到亲切和真诚。艾青从上海黑暗的牢狱中寄出的一首首以生命点燃的光焰烟烟的诗篇，倾诉了一代人的抑郁、忧伤、悲愤和理想，因而被誉为与歌唱民主和战斗的“吹芦笛的诗人”。
　　“我们是悲苦的种族之最悲苦的一代，多少年月积压下来的耻辱与愤恨，将都在我们这一代来清算。我们是担待了历史的多重使命的。……我们写诗，是作为一个悲苦的种族争取解放、摆脱枷锁的歌手而写诗。”这是诗人艾青写于抗日战争初期《诗与宣传》中的一段誓辞般的话。在另一篇写于同时的《诗与时代》一文中，诗人坚定地认为，中华民族已在战火中觉醒，是一个“可以接受诗人们的最大创作雄心的时代”，使“自己诚挚的心沉浸在万人的悲欢、憎爱与愿望之中”。在同一篇文章中，诗人对中国新诗作了历史回顾，并提出十分中肯的纲领性的创作要求：中国新诗，从“五四”时期的初创的幼稚与浅薄，进到中国古代诗词和西洋格律诗的摹拟，再进到欧美现代诗诸流派之热中的仿制，现在已慢慢地走上了可以稳定地发展下去的阶段了。目前中国新诗的主流，是以自由的、朴素的语言，加上明显的节奏和大致相近的脚韵作为形式；内容则以丰富的现实的紧密而深刻的观照，冲荡了一切个人病弱的唏嘘，与对于世界之苍白的凝视，它们已在中国的斗争生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诗人是真诚而坚决的。他的创作热情空前的高涨，在短暂的几年（1937～1940 年）中，艾青创作出他最为辉煌的诗篇：《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向太阳》、《吹号者》、《火把》等，它们不仅影响和震动了整个文艺界，特别是诗歌界；不仅显示了艾青的创作道路迈向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对于中国诗歌创作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使中国诗歌，真正地成为时代的强音，成为严格的美学意义上的新诗。中国的新诗，也由于艾青的创作成就而获得了空前的进展。艾青无愧地成为中国诗歌队列的排头兵和领唱人。
　　艾青所以能成为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最光辉的诗人，不是偶然的。他从小热爱艺术，对大自然、养育他的土地和劳动人民有真挚的情感。十八岁时他离开了就学的杭州艺专，远去法国巴黎学画， 1932 年回国，不久被投入了上海监牢。在狱中，艾青不得不放弃了多年热爱的绘画，而握起写诗的笔。
　　他对绘画艺术的艰苦探求和体验，并没有从此幻灭，实际上绘画创作已深深地开拓了和丰富了他的艺术审美的疆域。他在巴黎全身心地领受过20 世纪兴起的现代艺术思潮的洗礼，还大量地阅读了波特莱尔、兰波和凡尔哈仑等人的诗。这些新颖的彩色的诗和画，使他纯洁的渴求成长的生命受到了深深地浸染和启迪。艾青说：“凡尔哈仑是我所热爱的。他的诗，辉跃着对于近代的社会的丰富的知识，和一个近代人的明澈的理智与比一切时代更强烈更复杂的感情。”艾青还说：“我喜欢兰波和叶遂宁的天真——而后者的那种属于一个农民的对于土地的爱，是我永远感到亲切的。”艾青还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的《穿裤子的云》。艾青对于美好的诗特别敏感，这种敏感直到晚年都没有丧失。
　　对于人生，艾青始终充沛着诚挚的激情，献身于民族解放斗争的事业和诗歌创作，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血肉的结合。艾青一生最具有艺术个性的诗，大都是在这种心态中写的。
　　不论做人还是写诗，艾青酷爱朴素。这朴素不是外表的，而是一种性格。
　　他的感情总是坦率的，毫无遮蔽。艾青在抗日战争之后出版的诗集《北方》的序言中说，“这集子是我抗战后所写的诗作的一部分，在今日，如果能由它而激起一点民族的哀感、不平、愤懑，和对于土地的眷念之情，该是我的快乐吧。”他并不喜欢“忧郁”，他希望忧郁早点结束。在抗日战争初的那两年（1937～1938 年），艾青写的诗还带着一些过去的哀伤，这不能仅仅被看做是他个人的，而是与整个民族的苦难历史不可分割的。这种民族的哀感和愤懑以及对土地眷念之情，不但不是消沉的，而且更能激起一个哀伤的民族渴求解放的意志。从艾青的诗中，我们能感到来自历史的深厚的力量。只有多年被凌辱欺压的民族才懂得哀伤、忧郁与愤懑也能成为号召和力量，能把苦难喊出来是最幸福的事。
　　艾青的诗的个性，由于总是表现为一种性格，因而是自自然然地流露出来的，让人感觉不到什么痕迹。诗的个性，不是能够依靠技巧形成的，而唯其流露着性格的诗才让人感到真切，能热热地渗进人的心灵。艾青一生坚持用口语写诗，这与他的朴素性格相一致。他排斥华丽的矫饰，弃绝空洞的说教语言，采用鲜活的有流动感和弹力的语言与语调写诗，这正是现代诗应有的要素，这也使他的诗表现出一种散文美。拿《北方》来谈，我们只能一口气读下去，不能离开诗而停顿，读者的心只能与诗的情韵一起搏动。这首诗的节奏沉缓而有力，没有分行的感觉，深切体会到起伏的诗行正是起伏的情感的律动。艾青的自由诗，其实是有着高度节制的，它的自由，并非散漫。
　　所谓诗的散文美，绝不是散文化，它具有整体的浑厚的流动感，是一条河的生命的起伏和节奏，是一片生发气韵的土地的激情。这博大而深沉的情韵，在艾青的长诗如《向太阳》、《吹号者》等里面存在，在艾青的短诗中也有，如《阳光在远处》、《我爱这土地》、《浪》等。
　　我以为，艾青的个性天然地契合于散文诗，它或许更能充分体现出诗人的朴素、安详、浑厚与集中的艺术气质。尽管艾青的诗具有散文美，但他一生却很少写散文诗，在他的诗集和选集里找不到一首。50 年代的《画鸟的猎人》等，艾青原是想写成寓言的。这次选编艾青的诗时，得知孙玉石教授发现了艾青写于30 年代的两篇散文诗：《海员的烟斗》和《灰色鹅绒裤子》，并撰写了见解精辟的赏析文章。我们欣喜地把这两篇散文诗列入了选目，并把孙教授的赏析文章也编入本书，在此深表谢意。
　　艾青的诗都是心灵的自白，没有纯客观的抽象，每一首诗都有着真情实感。即使到晚年写的哲理性小诗，也是他的全部人生体验的结晶，带着他某个历史时期的真实哀伤、痛苦和期望。但是艾青决不写无病呻吟的诗，他一生没有呻吟过。没有呻吟，并不说明没有痛苦和哀伤。在他的许多诗里，特别是抗日战争前后写的诗，包括著名《芦笛》、《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向太阳》等在内，都带有一些哀伤和痛苦，这是由于他一次一次地剖解自己的灵魂，为的是战胜自己，超越自己的过去。曾经有论者评述《向太阳》时，一方面肯定了这首诗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完美性、典雅性，也肯定了章法的严整，同时又批判诗人的灵魂尽管被骚动的现实所惊醒，却仍然没有抛弃掉个人的忧郁，因而不能达到纯新的境界。我以为论者指斥的“弱点”和“问题”，正是这首诗的命脉之所在。因为诗人艾青绝不是抽象的存在，他是一个与灾难深重的中国命运血肉相连的现实的人，在旧中国，一个真诚的献身革命的人，如果没有忧患意识，他的真诚是值得怀疑的。因此，艾青不但厌恶没有真情实感的虚浮的浪漫主义，也厌恶对人生采取冷漠和旁观的自然主义。
　　这次编选艾青的诗，不知不觉地选了许多小诗，竟然有近三十首之多。
　　这些小诗，有一半写于1940 年湖南的乡间，还有一些写于近二三十年间。它们多半是作者在一种比较安静甚至寂寞的境况中写的。从这些小诗能觉察到诗人心灵深处的细微的颤动，还能看到他对于大自然的热爱和敏感。
　　在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当中，艾青是个大形象。这是因为他和他的诗凝聚着并形成了一种近似大自然的气象和氛围，这是因为他和他的诗，始终生息在一个悲壮而动荡的伟大时代，与民族的土地的忧患和欢欣血肉相连。从他的人和诗，我们能真实地感受到无比巨大的历史胸腔内创造生命的激情，这激情使人类的美好的智慧和精神能不断繁衍下去。我们多灾多难、有光辉前景的民族，将永远感谢诗人艾青和他的诗。

　　对人生的感悟和礼赞
　　——序云逢鹤诗选集《人·鬼·神》

　　今年春天，在北京一个诗会上，我有幸与诗人云逢鹤相遇。那天到会的人很多，他穿过人群笑着朝我走来，带着只有久别重逢的老友才有的那种热烈而深挚的欢欣。他说早在40 年代在桂林出版的《诗创作》上便读到过我的诗。我不知道他读到的是哪几首诗，心里十分遑愧，因为那些诗，只能算作习作，多半是很稚拙的，是我在荒寒的西北高原一座古老的山城读中学时写的。我怀着感激的心情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怔怔地望着他的显得很年轻而红润的面孔，我感到他的直射的目光是热的，怎么也不会想到，面前的这个充满活力的人与诗结缘竟然已有半个世纪之久。过了几天，他来寒舍看我，交谈得很畅快，谈诗，谈人生，还谈到我的老同学诗人孙艺秋。他当年非常喜欢孙艺秋的那些略带忧伤情调的幽美的小诗，而我当年的诗却写得很浮躁。
　　我们还以平静的心情谈到几十年来各自的生活经历和遭遇，令我更意想不到的是，他居然也经受过与我类似的困苦生涯。或许由于这种命运的缘分，使我们的心灵能毫无芥蒂，谈得欢畅而投合。如果40 年代就与他相识，我们一定会成为极要好的伙伴，记得一位外国哲人说，苦难和悲痛，常常可以使两颗陌生的心灵接近。我还想补充一句：当苦难和悲痛过去后，在回忆和警悟之中更容易使心灵之间获得沟通和理解。
　　诗人云逢鹤返回海南岛后，他那富有血性的形象和激情，不但让我久久不能忘怀，而且还获得了许多有关人生和诗的感悟。
　　近十年来，在各种场合（有些聚会与文学和诗并无关系），常常意想不到地能遇见几个像诗人云逢鹤这样对诗怀着坚贞不渝的真情的老人，有的如云逢鹤，尽管命途多舛，人却显得仍异常的顽健，笑声如洪钟，我相信他们年轻时一定是乐观的歌手。有的神情黯然，然而一旦谈起了诗，两眼顿时会闪射出奇异的亮光，这一闪的亮光，就是诗。有一个在沙漠之中一片绿洲上生活了几十年的教师对我说：“如果没有诗埋在心里，我早已死了。”他一定有过寂寞和悲伤，但是，他是一个真正坚强的人，他默默地写了许多诗，一首也没有发表过，他写诗纯属心灵的需求。
　　几个月前，记得就是诗人云逢鹤来看过我的几天以后，我抑止不住内心的冲动，几乎发痴一般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有些古怪，叫《散文这个鬼》。
　　其实把“散文”说成“诗”，把“鬼”说成“神”也未尝不可。在这篇千字文里，我引了荣格的一句话：“老年类似童年。”接着又写了我认为童年与老年之间的区别：“老年人不断地思考‘来’生，并且产生出生命上升的意欲。这个‘来生’，不是什么宗教轮回，而是一个人经历了种种遭遇，获得了智慧的体验和感悟，使老年人生发出生命的魅力与活力……生命能不断地获得超脱与上升，是与再生有着同等重大的意义的。而写诗的人，又是最能体会到这种生命感的。”我的这些对人生的感悟，最初就是从云逢鹤其人其诗给我的感受中引发出来的。
　　谢谢你，年轻的老诗人！
　　果然，最近收到了云逢鹤寄来的几首发着青春气息的新作，他的诗的领域和感情的强度，比以往的诗有明显的突破。他的生命和诗正在不断地上升，显示出深藏在心底的创作潜力。其中有一首《水》，诗人没有着重写多雨的海南岛因台风给它带来的灾难，而是更为深情地抒写水的恩泽。水“使世界温柔”，“使颜色灵动”，诗人对生命之源的水的感念是非常亲切而深挚的，把平凡而且流动不息的水，造型为可感的具象的境界，并且隐隐地注入了诗人对大自然和人生的理解。
　　击退了死亡，站立
　　也是一种行进
　　这是引自另一首《鹿树》中的两行诗。十年前我去过海南岛，十分遗憾，没有看到这株令心灵震颤的有灵性的树，它是被猎人射伤而不颓然倒下的一只美丽的鹿。这两行格言似的诗，凝聚了生命悲壮的体验，同时也有作者对于追求理想人生境界的热诚的礼赞。
　　从他寄来的这几首新作，以及《人·鬼·神》中的另一些诗篇，可以明显地看出作者孜孜以求的诗的境界，诗人在创作中尽量排斥空泛浮夸的语言，而且力图觅寻和发现与他内心世界相应的客体，从而创造出既有个性又形成有空间感的具象。经过几十年的人生冶炼，作者对诗的审美领悟和诗艺深厚的内涵，逐渐有了真切的理解和发现，找到了应当属于自己的语言和精神世界。不能不承认，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作者几乎失去了真正的自己。
　　当然，这不能完全怪他。
　　在《人·鬼·神》这部诗集里，我很欣赏其中的一些小诗，它们是心灵里闪射出的一束束灵光。这些精巧的小诗，透明而飞动，几乎没有任何刻意的雕琢，自自然然的，如《小鸟》就是从作者心灵里用心血孵化出来的一只飞翔的精灵。它们只不过十几行诗，但是要想生成这样一首小小的诗，我深深知道，其难度无异于创造一个人间从未有过的生命活体。它的诗人的心灵里究竟孕育了多久时间，诗人如何捕捉到这只叫做“自由”和“希望”的小鸟，恐怕连他自己也难以说清楚。我也曾写过一首题作《希望》的小诗，我的“希望”也是一只从我心里飞出去的小鸟。真难以相信，我们怎么会在不同的境况中，都在心灵里孕育出一只名为“希望”的小鸟？天空为什么有那么多小鸟在飞翔和歌唱？我相信都是渴望飞翔的诗幻变而成的。人的感情世界是相通的，我相信。我更相信苦难能孕育出会飞翔和歌唱的希望，否则诗将绝种。
　　我很欣赏《水》的富有哲理的头三行诗：
　　台风已经过去
　　整个季节
　　我们收获了水
　　苦难已经过去，我们一生收获了一首首沉甸甸的诗。诗和水都是永恒的，永远不能背弃它。

　　荆棘和血液
　　——谈绿原的诗

　　谈到绿原的诗的风格和几十年来的演变，很难三言两语讲明白，我往往无法满意地答复人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我的不少朋友（大半也是绿原的熟人），常常谈到绿原的诗，但似乎没有谁能够对它概括出几条确信无疑的见解。多数情况是，激动地谈了不少，最后却感叹地说：“唉，谈不好啊，他的诗很不一般，真应当认真地研究研究。”这些年，特别是近两三年，由于个人的偏爱和各方面的需要，我经常研读和思考绿原各个历史时期的诗，他的几本诗集一直搁在我的床头。有时我还抽冷子向绿原本人提问一些让他不能回避的疑难问题，关于他的不幸的家世，困窘的童年生活，在跌宕险恶的写诗的道路上他如何进行探索和拼搏，以及其他许多敏感的问题。譬如我问他：“你有过幸福吗？”
　　“没有。”
　　“我看，你的诗里从来就没有过甜蜜的素质，你同意吗？”
　　“是的。”
　　“大概写《童话》的那两年，是你几十年来生活和心境最单纯和平静的时候。我这个看法符合事实吗？”
　　他迟疑了一会儿说：“可以这么说。”
　　我的难题，都一一得到尽管简单却很明确的回答。他是朋友中最会解答问题（甚至迷语）的一个人。
　　但是直到此刻，我仍然没有多大的把握，把绿原的诗以及他走过的漫长的不平凡的道路，用通俗的语言说得明白无疑。
　　应当说，在这个世界上，我算是比较了解绿原的。真奇怪，他常常引起我的许多幻觉。我有时异想天开地把绿原比作蜗牛：在他瘦削的肩头，背负着沉重的家族和蹇滞的命运，同时胆怯地伸出柔软的触角，触角的尖端闪烁着探索的眼睛；他默默地爬行在荆棘上，泥墙上，陡峭的岩壁上，高大的树干上，留下一道道自下而上的乳白色的足迹，那就是他的生活的历程和发光的诗行。我还想象他多么像一只外形不很雅观的穿山甲，向高耸的大山钻探——他和它至少在性格上有相似的地方。有时又忽然觉得他或许更像一只鹞鹰，翱翔和盘旋在风云变幻的高天，偶尔扑向大地，一瞬间，捕猎到一首首很难逃脱他锐眼和利爪的带血的诗篇。有时还梦幻般觉得，他似乎是一个深深的奇异的湖泊，九级风暴都吹不起一丝涟漪。而更多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远远地奔跑在我的面前。我听见他的喘息，听见他重重地摔跤子的声音。他跌跌撞撞，摇摇晃晃地闪动着。在他走过的路上，我看见他滴下了燃烧的鲜血和宝石一般晶莹的汗珠，和因摔倒而印在泥泞的大地上的庄严的人形。但他毕竟是一个诗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诗是荆棘，不能插在花瓶里；他的诗是血液，不能倒在酒杯里。”
　　大约是去年夏天，我跟他不止一次谈到他的诗。我说，从《童话》到《又是一个起点》，到《集合》，到《从一九四九年算起》，一直到前几年写的《重读》，在艺术领域的探索中，他几乎从来没有停顿过，总是在蜕变着。他在探索和拼搏中前进着，他的每首诗的境界，从来没有和另一首雷同或相似的。路尽管弯曲，却没有重复过；他总是向前拼命奔跑，不回顾，不徘徊。他很少向人谈他的过去，不论是他的诗还是他的生活，不论是他的成功还是失败。最近有来访者问到他这些年的遭遇，很希望他谈谈，他总是笑笑说：“这是尽人皆知的，不必再提了。”
　　他写了《童话》之后，不少人耽心他会沉溺在美丽而虚幻的憧憬中，一旦走近严酷的现实生活，很有可能出现恍惚甚至晕眩的状况，因而会溃败下来。事实是他的确经常患有晕眩症（生理上的和心灵上的），但他并没有溃败——然而，每走一步都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啊。三十多年前，熟悉绿原的人和诗的路翎，在一篇短论《关于绿原》中就说过：“我以为，绿原是属于这一类诗人的，他们是有向复杂的现实生活搏斗，与现实的人生并进的，坚韧的内在力量。”又说：“绿原不是永远固执地守着一个堡垒的人们，他们只能歌唱特定的东西。绿原，在他遭遇现实的历史的一切的时候，他自己倒似乎是常常败北，撤退的，于是他经历了真正的战斗，他再冲锋，他的堡垒就随处皆是了。他的性格不是天生的坚强和爽朗，他的性格是付出了代价而明白了自己底和历史、人民底命运之后的坚决，生活的痛苦使他常常更坚决。”
　　这些中肯的评论，到现在都没有失去它的切实意义。
　　绿原创作《童话》的时期，他浑身都是敏感的触角，对人生觉得广阔而新鲜，虽然朦胧闪烁，但心灵并不虚浮。他这种天真的梦境我是非常熟悉的，不过他的童年和少年生活比我更为凄苦和不幸，他试图用自己编织的童话弥补命运的缺憾。他七岁从乡下到了汉口，跟着比他大很多的哥哥，在一条阴湿而狭窄的小巷里厮混着。他们住过的简陋的木楼（是用砖头、旧木料、竹片、泥巴盖起来的），坐落在京汉铁路高高的路基下面，多亏挤在一大排相依为命的棕黑色的木屋中间，才没有倒塌，而和左邻右舍一起向一个方向倾斜着（1973 年冬，我去看过那条所谓“铁路外”的小巷，他姐姐一家人至今还挤在那里面）。绿原的家屋里，充满了尘土、煤屑和动荡不宁的气氛。火车日夜隆隆地带着一阵阵的风，从他家的屋顶上急驰而过，他时刻觉得有被冲倒和辗压的危险。他的床铺和书桌不停地抖动，小学课本上布满了抹不尽的尘屑。深夜他常常被凄厉的汽笛声惊醒，久久睡不着。透过窗口，他看得见飞快的车轮噙着铁轨，喷溅着火花。他就是在这种时刻有被冲倒和辗压的危险的震荡空气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直到以后的许多年，他的心灵还时时感到这种震荡的余波。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在国统区的斗争最惨烈的那几年，大后方不复如抗战初期那样热情蓬勃，诗坛上出现了沉寂的局面，一些诗人在窒息中呻吟，有一些诗人在枯竭中挣扎。绿原这时却以挑战的姿态面对着现实，挥写出许多气势恢宏的长诗，如《终点，又是一个起点》、《伽利略在真理面前》、《咦，美国！》、《复仇的哲学》、《你是谁》以及《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们》等。它们收集在作者的第二诗集《又是一个起点》里，这部诗集是当时历史和人民情绪的真实纪录，也是我国新诗的战绩。这些诗同生活、同斗争、同先进人民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已经脱尽《童话》时期那种美丽的幻梦般的情境，进入了一个坚实而广阔的艺术天地；不论从主题还是从形象、节奏看，都具有庄严、深厚、飞跃的特点，真实地再现了时代的精神。这些诗，在当时学生运动的群众集会上，在民主广场上，曾经广泛地被朗诵过，深深鼓舞了人们的斗志。1947 年冬天，我从纱厂林立的沪西一个弄堂走过，听到一个中学校教室里传出女教师朗读《终点，又是一个起点》的因激动而颤抖的声音，我伫立在窗外，感动得流出了热泪。
　　我想着重说一下，绿原当时决不仅仅靠一点偶然落到心灵上的灵感写作，也决不是在从事个人的纯主观的战斗。他的思想感情和精神世界证明，他清醒地感觉到、认识到了作为一个诗人的神圣的历史职责。歌德于1826年1 月关于“衰亡时代的艺术重视主观；健康的艺术必须是客观的”一次谈话中说：“要是他（指诗人）只能表达他自己那一点主观情绪，还算不上什么；但是一旦掌握住世界而且能把它表达出来，他就是一个诗人了。此后他有写不尽的材料，而且能写出经常是新鲜的东西，至于主观诗人，却很快就把他内心生活的那点材料用完，而且终于陷入习套作风了。”的确，“主观诗人”只能雕琢那些“习套”的小玩意儿，只能靠内心生活喂养精巧的小诗。
　　事实上，在解放前夕的国统区，大多数这样的诗人当时已经在那险恶的寒流里纷纷噤若寒蝉；而当主观和客观世界完全绝缘时，他们的诗就更像涸辙之鲋，简直无法生存下去了。然而，绿原决不是这样一个“主观诗人”。他正是因为突入并“掌握”了客观世界，才能在那几年中像活火山一般不停地喷发出烈焰般的诗篇。绿原当年的那些长篇政治讽刺诗，都是对于所谓“大后方”的丑恶现实的冷峻而沉痛的控诉，都是诗人通过崇高理想透视黑暗现实之后激发出来的精神极光。没有理想的烛照，任何讽刺都会流为轻浮的戏谑；绿原的政治讽刺诗在气质上无论如何是同轻浮的戏谑不相容的。
　　今年是绿原的六十周岁，他两鬓早已斑白，惯于紧闭的嘴角现出了粗深的皱纹。他“在人生的课堂”选择了诗已整整四十个年头，但诗从没有给过他一点儿安乐。在《诗与真》里，他吐露了对于诗所怀有的敬畏和纯真的心情：“人必须用诗找寻理性的光/人必须用诗通过丑恶的桥梁/人必须用诗开拓生活的荒野/人必须用诗战胜人类的虎狼/人必须同诗一路勇往直前/即使中途不断受伤。”确实，他一生不止一次为诗而受难，遭到人们的误解和伤害。他的生活经历和创作道路充满了坑坑洼洼，其间自然有不少是由于他自身的弱点。在《童话》和第三本诗集《集合》中，就有一些篇什流露出伤感和颓败的情绪。绿原在于校向我背诵过他的一首短诗《我的一生》：“我将钻进隧道里去/去摸寻为黑暗做锦标的银盾/我又将在洞口昏倒/等‘光’把我拍醒/我钻的隧道是人生/我摸的银盾却是悲惨/我到的洞口是坟墓/我等的‘光’却是平凡。”这首诗贯穿着追求光明的毅力，但也泛出了近于虚幻绝望的色彩。这种无法摆脱的苦恼和失望，常常是狂奋之后的感情沉淀物，这对于绿原当然是一种精神负担，虽然不见得有碍于他奔驰在生活的旷野。
　　从诗的角度来说，我倒觉得绿原诗里一直有着一种时起时伏、若明若暗的理论比倾向。前几天，冀访也同我谈起这一点，是从《歌德二三事》谈起的。绿原在歌德逝世一百五十周年所写的这首诗，自然不单纯是为了纪念歌德，更表达了作者对于当前诗和现实生活的一些值得思考的看法；而且，作为诗来说，也明显地反映了作者一贯向前探索的特点。但是，在这首诗中同这些特点结合在一起的，显然有不少理念化的成分。当然不是说，诗应当完全排斥理念（思想），但诗毕竟是诗人的感性经验的结晶，过多的理念化成分无疑是伤诗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对绿原提醒过不少次，他也为此很苦恼。
　　对他来说，从理念化中解脱出来，不是一个新问题。他的第四本诗集《从一九四九年算起》里，那种席勒式的哲理倾向最为明显。如果说，解放初明新诗歌创作中那忡缺乏艺术感染力的空洞歌颂，与他诗创作上潜伏的理念化倾向容易不自觉地合拍起来；那么他后来多年在孤独中被迫冷静思考问题的经历，他从事文艺理论翻译的习惯，以及他的诗作固有的冷峻的论辩性质，更从诗人主观上助长了那种理念化的倾向。然而，绿原始终有一种自信和雄心，他似乎能把非诗的素材用感情的高温加以熔解，让它升华出诗的虹彩来。
　　这在理论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觉得难度极大。他当年在《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们》中，曾经利用熔解——升华的艺术手段，收到特异的效果；现在，主客观条件有很大的变化，那种足以融化顽石的高温似乎很难再燃炽起来，而非诗的理念材料则往往不免变成一种精神的钙质。随着年岁渐老，这种理念化的钙质可能还会增长，绿原应当时时提防这一点。其实，不但在绿原身上，我还从另一些影响更大的诗人的近作中也看到了这些钙质的阴影。
　　但绿原是个倔强的诗人，他会咬紧牙关从理念化这道并不坚实的栅栏冲出来，凭着他对诗和生活的忠实、敏感和反应力，能够写出更好的诗篇，我相信。我们在旷野上，不是常常能看见一些遍体瘢痕的老树，它们之中，有的甚至遭过雷殛，兀立着半边躯干，却仍开着芳香的花朵，并且结下累累的蜜果吗？

　　●鲁迅先生给白描十二个字：“去粉饰，少做作，有真意，勿卖弄。”这十二个字用来作文，可以行云流水。用来做人也是真实、朴素、自然，是难得的品质。

　　林斤澜
　　（1923～）
　　作家。浙江温州人。1945 年毕业于重庆社会教育学院。新中国成立后到北京市文联工作。50 年代开始发表作品。1958 年加入中国作协，是第四届理事。著有小说集《春雷》、《山里红》、《林斤澜小说选》、《石火》、《矮凳桥风情》、《草台竹地》、《满城飞花》，小说散文集《飞筐》，散文集《舞伎》，剧本集《布谷》，文艺论集《小说说小》等。

　　谈读书
　　——“随缘随笔”

　　我读书没有系统可言，没有专门，不用说哪一学科，就是对哪一家也没有下过专攻功夫。那么是“杂”了，“杂”得有数量，数量上头又有限。现在爱说“代沟”，“代沟”就得论知识“结构”，我有“结构”吗？
　　不过我喜欢说自己喜欢读书，喜欢把现在的“惨点儿”推给客观，青少年时候赖战争，后来当然是运动了。喜欢说自己遇见什么书，读什么书。遇见什么问题，围绕问题来读。把这些个说做“随缘”。还要发点议论那是“随笔”了。这样“雅典”了不是！
　　我这么说也是没有法子。因为眼见过一位学者，只要“运动上任三把火”一过，就能踏下心来叽哩咕噜。一个像回事儿的“运动后期”，他能落下一门外语。
　　还有一位诗人，在带户口下去劳动的日于里，读完全套“人间喜剧”。
　　他们办法也简单，不过是趁按规定回家探亲，换洗衣服里裹回去一本砖头般的“喜剧”，再裹一本回来。
　　我认为这些是奇人。好比现在风行气功，也只能够少数几个人，说进就进入气功境，仿佛半仙。
　　一般的人总要些天时地利人和，到了后来统称“三年困难时期”。可惜历史悠久的气功不兴，如同断层。气功大师都不露面，听都没听说带功报告大会。“辟谷”没有人传授，没有吃的只可饿死。有“皇粮”的“瓜菜代”
　　了，那气儿也不“意守丹田”，浮到皮层下边“穿靴带帽”起来。如此，却好得到人和。上头下来或八个或十六个字，属休养生息的意思。
　　开会讲读书了。有过一个大会，请一位前辈剧作家登台作读书报告。这一位确有家学渊源，幼功上身，又手不释卷。上台以朗诵口吻开始：别人在爬雪山过草原，我在读书。别人在浴血奋战，我在读书。别人在刑场在法庭，大义凛然，我在读书。别人在矿山在工地在农田流汗，我在读书……
　　这个带功报告，与今日的大师们大不一样，是先把功法放到“九儒十丐”的地位，外带“原罪”的心情。台上如履薄冰，台下如戴镣铐，却要上下书声琅琅。
　　不久，凡读过书的都是“臭老九”，读过洋书的都有里通外国的嫌疑。
　　为了崇高伟大，说，秦始皇算什么，焚书坑儒，才坑了四百六十个，我们要坑它四十六万……
　　缩小万倍，说是一个噩梦。又说梦也做过去了。
　　可就前辈也一位位抽签回归道山了。健在的也到了耄耋之年。端木蕻良在八十岁时，回顾从初读《红楼梦》的不足十岁，到眼下完成了百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曹雪芹》，真是死都死过，却提出了意象主义……这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前三四年，几个青年评论家给当前的一些小说的创新写法，命名了意象现实主义，另一些人笑为标新立异。谁知端木老作家，旱就“我认为《红楼梦》中所运用的有两种写实主义，一种是一般的写实主义，也就是写真主义。”还有一种是“意象”，“后面加上个——‘ism’，才可以说明曹雪芹写作自成体系。”
　　“我阅读别人的作品，也常常愿意从他们所塑造的形象活动中，找出它们背后的观念来，让观念深入到形象中去……”
　　“我喜欢稿纸，不喜欢胶片，原因是我愿意用笔来捕捉光和色，现实和想象中的一切。”
　　“我以为《洛神赋》就是意象主义交响乐的‘序曲’，而《红楼梦》则是意象主义未完成的交响乐。”
　　当然可以乐山乐水，不欣赏不赞同这一家言。可若是笑话过青年评论家的标新立异，请注意老作家的语言更加明确，因为有更多的经验积累。而思想的清新，也不逊色。
　　一位80 年代的青年作家，“坦诚直率”地和杨沫说：她的代表作《青春之歌》，是一部“表达既定概念的作品”。青年用的是80 年代的语言，因此杨沫很“费了一阵思索”，才明白说的是“图解”“概念”，这个“概念”
　　是“知识分子必须走革命道路。”
　　在80 年代，图解概念，图解革命概念，其实是贬词。年近八十的杨沫爽朗说道：“真是那么回子事儿！”
　　老实说：“没有法子。”
　　肯定说：“我的喜怒哀乐所编织的小说，就带有我的一切。”
　　果断说：“革命加文学。”
　　端木蕻良和杨沫都“垂垂老矣”，这一代作家还在耕耘的，已经难得了。
　　像这两位的坦荡心胸，一位对“意象”——观念和形象，一位对“图解”——概念和感情，都显出久经磨练的道行。“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百花齐放嘛！”
　　我有缘跟随这一代和比这更前一代的作家，经历了可称空前，不好说绝后的年月。若把这缘分说做幸运，好像拿血肉来开涮了。若整个说做炼狱，那“上穷碧落下黄泉”，原是作家的本分。就叫做“随缘”中性一点罢了。
　　本来是说读书开始，说读书必须说到前辈，说到时代，说到天时地利人和。若在读书心得上有点个性，也是和年月和几代读书人的遭遇有关。写来不像理论，也不抒情，就叫做“随笔”宽松一些罢了。
　　一二三楼·鸡年谷雨

　　劫中书话

　　浩劫到来，从书之劫开始——《海瑞罢官》剧本，三家村的《燕山夜话》。
　　若把历代的文字狱比着看，并不空前。空前的是无限的扩大化，失控的旷日化。抄书（非抄写之抄）藏书（非收藏之藏）烧书（非烧祭之烧），此外，还有什么书话可写那？试涂抹一二。
　　《子夜》
　　我们单位的图书室，书籍一批一批的下架。有回，茅盾的《子夜》也不见了。这一部书的地位，可以说是“左联”的门面之作。先前遭人嘀咕的，倒是“革命性”超过“艺术性”，这个意思也不敢明言。这回下架，怕是因人废言了。出于关心茅公，也是由茅公这里窥测天机，就向图书管理人打听。
　　人说这样的革命名著，可不敢随便，是照着单子下的。叩问单子上怎么说，答称只有分类，别无啰嗦。硬着头皮再问归在什么类里？这位记是记得的，不过满面狐疑，当场背对众生，展开一缝，密查书单，查定答称：“黄色类。”
　　众生皆成丈二和尚。
　　茅公始终隐居未揪，若闻此事，会当哑口。茅公也读过弗洛伊德，弗公若遥知如此，想亦尴尬。
　　“红楼”
　　《红楼梦》虽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双重绝症之嫌，却一直是上头叫看的，有道是写的是“四大家族”。遂有阶级斗争教科书之说，做得不少“圆其说”的文章，其中一篇结合着“三突出”的次高指示，写出“红楼”
　　里的正面英雄人物——何三。“红楼”读者无其数，何三何许人也，无不吃了闷棍一般无其言。再看拔地表扬的英雄事迹，烈士功勋，一位背得下一百二十回回目的大学问，才断定是——一回“鸳鸯女殉情登太虚，狗彘奴欺天招伙盗”中的“狗彘奴”，是他“招”的“伙盗”，偷了金银，又背走了妙玉，还当时就“轻薄了一番”。这个何三走不逮，死在包勇棍下。
　　可惜这帮“伙盗”一笔带过没名没姓，若像粗洗丫头的叫个傻大姐，厨子媳妇唤做鲍二家的，都可列出赫赫英雄榜来。
　　现在只得姓何名三的在阶级斗争中称雄，膝下究竟萧条了些。
　　曹雪芹的生平，处处可疑。传说“泪尽而逝”，经“外调”，是背过气去，至今没有缓回来。
　　卡夫卡
　　80 年代开放以后，引进卡夫卡，一新耳目，一开生面，一番情热。其实卡关卡在60 年代初，来过中国。那时候借“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的“小阳春”，出过一套文艺界内部发行的翻译书，统统淡黄封面，无饰，口头就叫做黄皮书。其中有一本卡夫卡的集子，收有《审判》、《变形记》、《城堡》诸作。
　　卡夫卡死于20 年代，死后二三十年才被西方“发现”，尊为“先知”、“宗师”。在来到中国前不久，先进入苏联。爱伦堡最早捧场，西蒙诺夫埋怨来得太迟，涅克拉索夫、潘诺亚、格拉宁等等面面相觑……自是狂热不消说得。
　　卡夫卡只活了四十一岁，他以黄皮书进入中国，己是死后的四十年了。
　　这个集子1966 年1 月出版，到得读者手中，正是成书之日，即烧书之时，历来书是烧不绝的，除非把人脑也烧了。胆敢藏起这一套黄皮书的，到了浩劫后期，逍遥派成了多数派的时候，这套书当然奇货可居了。不过卡夫卡也没有引起多少热情，戴的帽子太沉重了吧，“修正主义”、”极端颓废”、“反对革命”、“主观唯心”……
　　80 年代老卡再来的时候，虽也有侧目而视，究竟不兴帽子了，这才热了起来。当年狂热的苏联，却只剩下独联体。狂热是燃烧，燃烧不是常态。卡夫卡是现代派文学的开山作家之一，不平常，也平常。其实沧海桑田，想开了也如此这般。
　　侧目诸公中有称卡夫卡为“嘎不嘎”，也值得补一笔。
　　一部大书
　　“读书与出版”专刊推荐书的栏目里，起初都是十本，凑足整数。后来随便起来，不论本头。再后来以谈读书感想为主，好像也可以了。
　　我想我只能随便谈谈，开不了书目，因为我没有系统地读过书。近年痛感知识结构陈旧了，倒常请年轻朋友给我开几本书。又可惜戴起老花眼镜来，举目无“轻”了。
　　若要求推荐的书，以自己常读反复读的为准，我只怕报不出一两个整的来。虽也有“温故知新”的时候，但大都零星篇章，如短篇小说、千字散文。
　　不想风云际会，十年浩劫，无书可读。起初也没有工夫没有精力，后来下放农村修理地球，佼佼者也疲软了些，我辈倒有了劳动之余。但我可以公然捧读的文学书，唯有《鲁迅全集》。共十大册，论单行是二十五本。可供通读、翻读、选读、乱读，不一而足。
　　《鲁迅全集》的特殊待遇，还有种种对作者的称号，使得作者在读者眼面前，成了“思想神”。不久，“报应”就来了。若以为“报应”两字太陈旧，就改作“历史的嘲讽”如何。
　　浩劫一过去，文学青年拥抱“舶来”人物，不论胡子如刺谓，或体臭似狐狸，一律亲吻。提到“思想神”，也归入“装神弄鬼”，先就反感。
　　后来冷静一点，在本国的现代文学中，热衷“两传一城”（《呼兰河传》、《铁木前传》、《边城》）。对《呐喊》与《彷徨》也看看，这才有了些看法。当时我两次到绍兴，周宅台门里外都有研究人员，搜集了一些“反应”，例如生活有距离，写的是老民国的生活。我说这其实只是情绪，不是问题。
　　《红楼梦》写的是早二三百年早消灭了的贵族爱情，也没有阅读的“距离”。
　　再如语言的“疙里疙瘩”。我觉得还得先说是陌生吧，这一路语言近年少见了， 30 年代还有专学这一路的，现在不作兴了。这一路若让我打个比方来说，好比论语言有抑扬顿挫四个字，大家在抑扬上下功夫多，如微波荡漾，追求自然、自在、自如，势必在顿挫上下的力气少些。若多所顿挫，会有过去的读者说的生涩，今日读者有时候只叫做“疙里疙瘩”。这一涩味，近年越见陌生了。
　　80 年代我接触到的“反应”，仿佛回答起来不大困难。只有一个答不好，但那也是文学中事，原本好商量。有的青年觉得鲁迅小说，思想性明显见长，感动人的力量相形见弱。引人思索，不多感染。重在理性，感性次之……作者思想的深邃，超前，彻底，这是有目共见。但文学作品，归根见底还得感情，还是真情实感的事。二三十年代，全世界都是革命兴起的年头，文学上不免大声疾呼，严词正色。连本来是“絮语”“街谈巷语”起家的散文，也仿佛把高谈阔论作了主力。那么小说带上时代的局限，仿佛牛马的带笼头带嚼子？是不可避免？是必需要有？是无妨大体？我不能清楚回答。
　　走进90 年代，“造神”的年头又过去一段时间，“历史的嘲讽”也嘲讽了一阵子了。不读鲁迅的青年可能还在反感，多读了些的青年却不叫人为的反感束缚自己。
　　其实在“造神”的时候，倒没有尊重神。对《鲁迅全集》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此时此刻用得着的句子，反复动用。用不着的，还用不得的，视而不见，好像从来没有说过，有的时候还要反其道而行。
　　80 年代有所发现，徒然增加了反感。
　　90 年代的青年发现了“大智”、“大勇”、“痛苦与悲凉无人堪及”、“以悲剧与理想的二元冲突为本位，追求一种‘绝望的抗战’的人生境界。”
　　“总是在看到终极意义（目标）的同时看到它终将归于虚无的命运……”“其坚毅与昂扬同样无人能望其项背。”
　　发现以后，又有一些理由把鲁迅供奉给过去的时代，是往日的智与勇。
　　我们这个时代应有新的伟大的人，希望用自己的方式走自己的路。有一位竟写道：“无法忘记鲁迅这是我们后来者的一种耻辱，一种困境……”“鲁迅最后遗言是‘忘掉我’……我们至少还是老老实实听一回鲁迅的话……将他彻底忘掉吧。”活现了无可奈何的心态。
　　这里引号里的话，都引自《鲁迅与九十年代北大学生》。我的寻章摘句不一定妥当。
　　学生大多是中文系的吧，不过这里讨论的是人生道路，还没有落在文学的漩涡里。
　　文学若不好说做漩涡，也是转圈子。仿佛还在昨天，文学作品只讲究内容，形式落到影了的地步，或有或无是阳光的缘故，是浓是淡是长是短都不用理睬，说是可有可无还不如说可无，实际上内容“唯一”了。今天我们听说写作是“逻辑的游戏”，是“符号的组合”。算不算得作家，看他有没有自己的“叙述方式”。方式、方法、手法、手段这些又“唯一”了。
　　北京新兴两句口头禅：一句是累不累，再一句是谁谁谁——说全了是不管他是谁是什么人物。用这两句对付所有迎面相逢、回避不及、稍稍严肃的命题。想当年鲁迅痛骂“第三种人”的时候，还没有人嬉皮反问：累不累啊？
　　也没有人扭脸发急：谁谁谁啊！作家评论家管自主张玩、游戏、方式方法的组合。
　　不过，文学总是敏感，因此总是好景不常。那两句口头禅方兴未艾，去年秋天一个散文会上，就有青年散文家表示忧虑，回避了所有严肃命题以后，好像轻松了。可是“生命之轻”不好受，也很累，也烦，读者已经不满意了。
　　有的编辑、出版家也预测，“轻”的东西只怕卖到头了，也卖够了，现在要开始寻找“生命之重”了。杂文——议论散文看好了，这个品种，鲁迅堪称宗师。
　　鲁迅的小说道路，会不会又热闹起来？什么是鲁迅的小说道路？他塑造的典型人物阿Q，至今还在生活中活现，“五四”以来，还没有意义更加深远的文学典型。连反感时候的读者，也不能否认。他的道路是塑造典型，不大会衰落，过去曾经强调做唯一的正确的路子，过了火候不合文学事实，招来反感。但究竟卓有成效地攀登了艺术高峰，只要承认高峰不拒四方攀登就好了。这两年有些青年评论家也有老年作家，议论了意象现实主义。古老的意象，也积累了源远流长的经验，指向高峰。还有比如境界一说，或诗情画意，哲理心态，人文风俗，都可以是高峰境界。
　　《鲁迅全集》当然旗帜鲜明，凡他主张的，他精深，也可以说独步，也有些偏颇。但还有博大的一面，包容大道小路，表现在“原理”性质的论述上。

　　名著选读

　　焦菊隐在北温泉学校里教的课是“名著选读”。当时他有著作，有译作，已有名望。不过话剧导演方面，还没有得到“用武之地”。
　　他不住在学校里，每个月来一趟，把课时集中在两三天内。个子瘦高，背微驼，戴眼镜，衣服单薄，料多布草，又带出旧色，一副“抗战期间，一切从简”的书生模样。有的老导演如史东山，总还有老底子的“行头”。明星郑君里那一身黑皮衣裤，五十来年后的现在穿出来，还算得“新潮”——倒不是人家超前半个世纪，实是时装方面“法轮常转”也。
　　焦菊隐留学欧洲，归国后办过戏校，听说也阔过。不过当时在重庆，的确穷居陋巷。有同学去过他的住处，敲门无声，推门进去，无人，亦无长物。
　　桌上压着张条子，是留给同住朋友的，大意是：怀沙，抽屉角落上还有×元×角，你拿去买“锅魁”吃……同学凄然退出。“锅魁”乃川式烧饼，无芝麻，无油盐。若佐以一块榨菜，或一“小脚”包花生米，是流亡学生饿一日后的美食。
　　他的“名著选读”的教法：手执外文“名著”一本，挑“选”一段“读”出来，出来的是北京口白，以后讲解赞叹。是翻译并评注法。
　　赞叹每古主位，神情容易激动，有脸现潮红的时候。史东山、郑君里上课，和学生交谈交流。梁实秋不交谈不交流，只滔滔不绝他说他的，如入无人之境，可又丰富中听。焦菊隐也不交谈，但学生发出笑声赞声，他会兴奋起来，他需要反应。
　　兴奋中，会说些“闲文”，少不了言过其实的传说。比如说向交通警问路，英国警察用手指指，难得出言。法国警察详细说明，有时候还把警棍往胳肢窝里一挟，掏出地图来指点，街上汽车停了一半……学生中有认真的，倒叫流亡学生笑了起来。
　　后来，焦菊隐和一女学生恋爱同居，中间有些波折，也有些轰动。流亡学生大多以为意料中事，“没得啥子”。再者，此事耳闻而已，不能够目睹。现在理应从略。
　　大专学校里，先生与学生之间，有“跟”字一说，虽不普遍，但直到现在也还是有着，某个学生“跟”某个先生，这个学生就与一般学生不同，成了某个先生的“入室弟子”。跟有学业上的跟，有事业上的跟，有“饮食业”
　　上的跟，或者兼而有之。学业上的跟是读书人“传授衣钵”的本等正宗。世事艰难，别的跟也无可厚非。
　　有一位同学跟上焦菊隐先生，有时候小声告诫别的有点名堂的同学说：焦先生脾气不好，下了课少到他房间去。
　　这个同学跟着焦菊隐搞起个出版社什么的，拎起个皮包，像煞皮包公司。
　　后来闹翻了，原由不大清楚，可能是经济上的事，总之，不欢而散。
　　50 年代之初，“热、烈、欢、迎”焦菊隐进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开始了他的导演事业。后来是总导演，后来是权威。确有开创，有建树，有典范。
　　第一个得到轰动效应的演出，是老舍的《龙须沟》，但导演与剧作家的合作中，有争执。老舍窝火说：“我不懂戏剧。”也还见之文字。
　　可是后来老舍的重要剧作，也还是焦菊隐执导。到了《茶馆》的几经起伏的完成，剧作、导演、演员都上了高峰，是“北京人艺”的独放光彩的剧目。焦菊隐的功劳不小吧，但剧院“外人”不大知道，“外行人”看戏更只看演员。
　　且说那位不欢而散的“跟”学生，60 年代，一事无成来到北京。物换星移，时过境迁，学生叩门拜访先生，夫人出来接待这位寒酸老同学，说：先生不在家。客室小坐片刻，学生看见焦菊隐人从另一屋出来，大大方方穿过院子，略不旁顾，只管出门上街了。
　　老舍最后的日子是个研究题目，文章一写再写都值得。焦菊隐的晚景：孤身住小屋，不谈艺，不看书——说是眼睛坏了。每天只拎个菜篮子，上趟街。还没有文章写一写这个，不知道这位大师级的艺术家，垂垂实未老时，独自闷在暗室里，做什么？想什么？
　　他最后一次正式发表文艺上的意见，可能是对刘厚明执笔的剧本的看法。那是“文革”后期，1973 或1974 年吧。那个剧本写近郊一位农村干部，村里盖了不少新房子，他还是住“长工屋”，一分钱掰两半花，有病硬抗等等。说刘厚明执笔，不说写，实因当时作兴写成一条稿，交把大家讨论，根据几十条意见，改写二稿，如此六七稿时，刘厚明叹道：“我自己的话一句也没有了。”
　　嘴里如含着酸水，脸不是脸，啼笑皆非的模样。
　　这个戏还是在几十条意见中排练起来了，彩排那天，叫——不是请，原总导演焦菊隐来看看。焦菊隐已解除打扫卫生的劳动。附带说几句，焦菊隐使墩布擦楼梯的时候，十分认真，一级一级力求干干净净。现在有不少文章，说到当年的知识分子通阴沟扫厕所，越是高级名家越给脏活，做起来还越尽心尽力，有拿有限的生活费自买工具的，有“发明”小工具自己制造了，去掉陈年污垢的。现在都是佳话了。不过试想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呢？存不存着悠悠沉沉浑浑沌沌的历史负担呢？
　　焦菊隐看了彩排，发表意见说：“批判现实主义。”
　　刘厚明困惑了，叹道：“焦先生这么大学问，怎么说出这个话来！这个戏照着三突出，突出了又突出，还会是批判现实主义？”
　　厚明也是老实人，没有想着古人不止一个“谁在梦中”的故事。现在他们若是相遇在九泉，谈一谈何如。

　　《茶馆》前后

　　前辈作家大都在他们的青年时期，20 年代尤其是30 年代，达到了他们自己的写作高峰，不少作品成了他们终生的代表作，有的还成了那个时期的标志。
　　建国以后，前辈作家又大都正在盛年，或前点或后点都应是写作行业的丰收时期，又大都积极到点到为知，若从经历种种运动的精神来看，可以说做从善如流。
　　四十多年过去了，前辈先后安息了。我们后来人也年事日增，见的世面日多，头脑不免冷静起来。觉得前辈作家后期的努力，极少超过前期的成就。
　　有的显然滑坡，不能自拔；有的间有佳作，终不成气候。有读万卷书，有行万里路，有二者得兼，兢兢业业，付之东流。
　　研究家们和作家一样糊涂，近年可以看得清楚了吧，也还难说。倒是有一些作家自身一己的反思，触目惊心。
　　老舍先生有例外的壮举，那是话剧剧本《茶馆》。有人恭维老舍是“劳动模范”，他紧密配合运动，主动完成任务。有人称赞老舍先生“不避败笔”，写了不少不能再演的剧本，不堪再读的文章。可是，忽然，出了个《茶馆》。
　　《茶馆》是他个人漫长创作生涯中的高峰，也是五六十年代剧作界的高峰，是前辈作家中少见的后期超过前期的高峰，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诸多艺术家通力合作，导演表演都上了高峰。这高峰那高峰，成了北京人艺的保留节目，老人艺的风格发挥极致的王牌剧目。
　　因此，《茶馆》的出现，有好些个叫人思索的方面。
　　比方说，这高峰那高峰的作品，却是全世界只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独家演出。据说，也有别的剧院剧团想演来着，都没有演成。有一个电影演员剧团，算是业余演话剧，排过，在郊区剧场演过一两场。仅此而已。
　　那么这是“阳春白雪”了？可是北京人艺屡演不衰，不见得曲高和寡。
　　曹禺先生最初的代表作《雷雨》，当然也是高峰作品。在舞台上演了半个多世纪。大剧院小剧团，连中学校都可以演出，一上演差不离的都可看。
　　那么是“下里巴人”了？若论题材，偏偏《雷雨》写的是高层——可称贵族家庭。《茶馆》则是市井社会，三教九流。把这两个高峰放在一起，去侃雅俗之分与之共之事，且有得侃够。但这里只“点到为止”，暂时还有些别的题目要做。
　　偶听康濯说起，开国之初，老舍从美国回来不久，一天，和作家协会几位负责人一起（康濯一一记得名姓），在北京饭店楼下客厅接待外宾。外宾走后，讲究喝茶的老舍指着茶水说，刚喝出味儿来，稍坐坐，聊聊（当时还没有作兴侃字）。品茶中间，可能就是由茶引发思路，老舍说起他在美国看了个戏出来，是夜里，是异国的马路，忽然想起古老中国的一个戏剧场里，可就一场，过后怎么也构不成一个戏。康濯的记性还是不错的，说，这场戏就是后来《茶馆》的第一幕。
　　过不多久，全国首次选举人民代表，因是“破天荒”，搞了个小小的叫做普选的宣传运动。论意义，不应当说“小小”，说它“小小”，是不整人，没有多少“过节过板儿”。
　　人说老舍不论大小运动，都积极配合，是写作行中的紧跟快手。这话也对也不对。他主张“文武昆乱不挡”，一段曲艺，一首顺口溜，一篇表态的千字文，用来“配合”各种大小运动。若写一台话剧，那是大作品，好比小说中的大部头。“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反右倾，这些反字号的都是大运动，老舍没写过剧本。“普选”的运动“小小”，他欣然来写话剧，提起放下不罢休。
　　最初是以天津工商业家凌其峻一家为基础，派人帮着采访，向他汇报“素材”。
　　这个做法，有以为是“好莱坞方式”，那么是资本主义的，是右了。否，在极左时候，此法由“方式”升为“方向”，叫做三结合，即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
　　前边把“雅”与“俗”的“难解”先放过一边，这里也得把“左”与“右”的“难分”先放下。
　　话说初稿写了出来，叫做《一家代表》，交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时候，“小小”运动已经过去了，别的大运动已露苗头，配合宣传告吹。剧院也曾开排，没劲，收了。这个稿子都写了些什么，现在大家印象模糊。和凌家原型有多少关系，也不清楚。
　　老舍主张天天写，写半天，哪怕写五百字，没有可写的也要硬写。因此，他常改废稿，过段时间再拿出来。这大概是没有可写的时候干的活吧。从前茶馆里贴着条子：“莫谈国事”，现在让人民来参政议政。这个思想没有放弃过。因此推测《一家代表》的稿本，也可能还会修改，或是改写。
　　有天，北京人艺的几位艺术家，在老舍那里看见一个本子。老舍把一些还没有完成的东西，或是一些想法与艺术家们商量，这种事情是有的。这一次艺术家们看见的是什么东西，事隔多年，记忆不一。但有一样，记得其中一场戏极好，希望老舍就这一场戏，写成一个剧本。
　　这一场戏，就是后来的《茶馆》的第一幕。
　　据说，《茶馆》初排时，第一幕东一句西一句，左一下右一下，导演十分为难。后来总导演焦菊隐精心调度，忽然浑然一体。多彩而不杂乱，节奏明快又一气呵成。
　　这东一句西一句的，是北京语言的精华，这左一下右一下是近百年京都生活的沉淀。所有这些，又都储存在作家心里，如酵如包饧许多年头，这才出现高峰。这高峰那高峰其实高就高在第一幕，后边两幕是由第一幕而来，托着衬着第一幕构成一个戏。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遇着多少周年，作纪念演出，把保留剧目各个演一场一段的时候，《茶馆》是整第一幕，不能够小段，不必要全堂。很对，这里是高峰之巅，就在这里，可穷千里目，可览众山小。
　　《茶馆》初演前夕，彩排时节，周恩来总理到剧院来看了排练，提了些意见。大家说这个戏是按历史时期写下来的，但时期的选择不够典型。应该是“五四”、1927 年大革命、抗日、解放战争。讲完之后又连忙告诉大家，不要忙着告诉老舍，要讲还是他自己去讲，怕一传达倒不清楚了。这些话不只一两个人记得，老舍夫人的回忆文章中也提到。
　　这样，就没有发生人仰马翻、连夜打补钉的情况。戏，如期上演。
　　如若照着修改，首当其冲的还是第一幕。要写1919 年或1927 年，以政治事件为核心。总理威信高，有口皆碑。这样高层的领导，自身有戏剧经历，很难得。提个意见又是商量，不是行政命令，不“我说了算”。这当然是很好的作风。因此可以设想，如果在写作之中，或在排练之初听到了这个意见，作家艺术家们会自觉自愿的奔赴这个命题，围绕这个意图，完成这个任务……
　　第一幕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作家烂熟的血肉有的上不去了，努力啃起心中无数的骨头来了。
　　这是推测。是不是完全架空的呢？不妨看看诸大手笔的无米之炊。思想文艺自有规律。
　　有许多好条件，第一是好，第二是好，第三还是好。但，文艺那叫做规律的东西仿佛软硬不吃。
　　这个题目说到这里也先放下。
　　还有些事情也许是误会，也许是附会还是什么会，“……他是那十七年间唯一被当局表彰过的‘人民艺术家’……1949年以后有过多少整人、侮辱人的各种‘运动’呀，‘文革’以前的任何一次政治风雨都没有直接落到他头上……”
　　类似这样的说法不时听见，可是不合事实。
　　开国之初，文艺方面还没有全盘的设想吧，老舍率先写出了《龙须沟》，是颂歌唱响了的第一首。北京市在一个表彰会上，给了个“人民艺术家”。
　　后来全国不照着苏联那样对待知识分子，给人民艺术家功勋艺术家这些称号，高工资高稿酬这些待遇。若从全国范围来说，岂能老舍一人独得。他们那一代作家，有一个固定的排名顺序，老舍曾以玩笑口吻说：“到了我这儿，就点点点了。”是说顺序提名到老舍，随后是省略号“……”。那时候的次序严格得很，因为是政治。
　　那年代文艺界流行一句自嘲的话，我们什么也不是，都是十二个月工资获得者。
　　“……‘文革’以前的任何一次的政治风雨都没有直接落到他头上……”
　　为什么把话说得斩钉截铁？不了解情况吧也得想想可能性。实际上这位头上，几曾清净。“小小不言”的就不言，大件的好比1959 年上头出了错，叫下边吃的药叫做“反右倾”，轮到文艺界又叫做“拔白旗”，那是动手术的意思了。北京市传达下来有两大白旗，一是老舍，一是焦菊隐。成立了批判组，批判老舍的设在市文联。文章照例是连日赶写出来，划了版面，准备见报。下边始终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见报的事拖下来了。但口头的“风雨”，已经“落到他头上”。
　　《茶馆》第一次上演，赶上“大跃进”。报上几乎没有捧场的文章，口头议论大致是“缺少正面形象”、“调子灰色”、“怀旧、伤感”……当时忽然各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一天等于二十年”，“吃饭不要钱”……剧院里演着王掌柜的牢骚，秦五爷的失败，常四爷的倒霉，演得自己也犯嘀咕，整是不搭调，自动悄悄收敛了。
　　接着全国饿肚了，后来为了恢复元气，有过“小阳春”，《茶馆》又探头探脑的演出了。这第二次上演，有一些叫好的反响。但大家还很谨慎，口头说说可以，见诸白纸黑字的很少。
　　“小阳春”原是小气候，不多久，又抓阶级斗争了。剧院又自动把《茶馆》收起来。上一次收时，嘀咕的是调子灰色，正不压邪，年代不确……这一次的风声，已经有为资产阶级树碑立传了。不但秦五爷，连王利发王掌柜的也是资本家了。“文化大革命”的“先声”已经“夺人”了。
　　有的研究家研究到这个戏的排练与演出中间，导演与表演艺术家群策群力做出贡献。比如语言——话剧的话上，更加北京化、口语化、生动化，这方面的研究有了些文章。
　　另一方面，演着演着自己都嘀咕起来，艺术家们想方设法小修小补，希望避免沉船的大难。这些个还没有看见文字记述。比如早就觉出来结尾阴暗，是挨揪的辫子，就贴膏药；撒完了纸钱，王掌柜自寻了结去了，让“硬汉子”常四爷往外跑，到了街上，遇见学生“反内战”“反饥饿”游行，受了感动，返回“茶馆”，贴起革命的标语来。……演了演，不搭调，救不了什么，又放弃了。
　　随着“文化大革命”到来，这个戏当然是毒草。为资本家树碑立传也不够了，是为封资修唱挽歌，向新社会反攻倒算。既是挽歌，结尾中撒纸钱又唱又跳的一场，就成了“要害”，蝎子尾巴，黄蜂尾上针。主演王掌柜的于是之心中不安，“交待”问题道：《茶馆》原来没有这场戏，有回老舍向演员们征求意见，是于是之他提出来结尾秃了点儿，演到这里没事儿不好演了。
　　老舍这才想出了撒纸钱来的，不能全赖在人家身上。
　　不久，老舍走进太平湖水中。传说打捞的人说，在湖底立着。
　　《茶馆》也没有了“票房价值”，也立在太平湖中了。
　　全民族做了十年恶梦，梦醒，走进开放改革的新时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不会忘记老舍的戏，不过也先演演《女店员》什么的，探探路子，而后重整旗鼓，原班演员演出《茶馆》，得到观众的呼应。可惜剧作家和总导演都死于非命了。
　　也还有人不知是左视还是右视，总之不能正视舞台。随着开放就会有外国的文化交流，欧洲国家选择剧目竟挑上了《茶馆》。向来出国演出以杂技魔术居多，从来没有过话剧，尤其是《茶馆》这样的戏。后来得到高层领导的批准，办理出国手续的官员办是给办了，还说了句“长官意志”，表示他的无奈。
　　在欧洲的演出无疑是成功的，评价得到高品位。在国内又屡演不衰，产生了屡演屡看的观众。人艺的代表作，人艺的风格，这高峰那高峰的说法也逐渐成为公论了。
　　这是80 年代。这是个50 年代的戏。
　　50 年代是哪几位艺术家，跟老舍说，他的草稿中有一场戏很好，示意照这一场写一个戏。现在说不清这几位是谁？谈话时都有谁谁在场？老舍怎样思考又怎样回答？几十年过去了，作家和导演作古了。
　　可是，当年就传出来一句话，这句话不胫而走，到了有心人耳朵里，牢记不忘。确实有过这么句话，老舍听了意见，说：“那就配合不上了。”
　　老舍老在配合，配合婚姻法，配合选举代表，他是要宣传从“莫谈国事”到“参政议政”的。若照艺术家们说的写下去，配合什么呢？
　　现在看来，他那不少“配合上”的戏，都不能上演了，上演也没有观众了。偏偏这个“配合不上”的，还在舞台上放光彩。这句“配合不上”的话当年为什么流传开来，为什么入耳还入脑，恐怕不单单是有些人敏感一些，对配合“具体的直接的临时的”政治任务，觉着有碍文艺的创造。那样的配合，其实是图解，图解会产生公式化概念化。说到图解，却又不简单。到了新时期，我们不去图解政策了，为什么还会去图解别的思潮、新来的观念，那也是一种配合。当前市场经济的浪潮起来了，文艺上努力配合的表现还少吗？
　　“那就配合不上了。”这句话提出来的问题，是这篇文章前后提到的这个那个之中，最有琢磨头的事。稍稍深入几步，就会碰着形象与观念、感性与理性，老舍自己当青年教授时候斥责过，当老年作家时候奉行过的文以载道，这些麻烦的原理能躲闪也好，只怕有躲闪不开的时候。
　　80 年代也匆匆过去了。90 年代之初，北京人民艺术剧院50 年代上演《茶馆》的一代一台演员，在几十年磨炼中，都得到应得的表演艺术家的盛名。
　　但也正如一句戏词上唱的：“少年子弟江湖老，红粉佳人白了头。”他们大都退了休，有的已经不上舞台不上镜头多年。但是《茶馆》呢，多半因为可以借这一篇，他们抖擞精神，为《茶馆》来了个告别演出。多棒！
　　有没有新的一代一台《茶馆》演员？还没有亮相。当我们由本世纪走进新世纪的时候，《茶馆》会不会还是保留节目？会不会还照着老世纪的规范演出？老规范会不会还受新世纪欢迎？《茶馆》当年，只有北京人艺独家上演，会不会永远只有这一代的一台了？目前，我们只好“念天地之悠悠”吧！

　　《孔乙己》和《大泽乡》

　　大约半个世纪以前，夏丐尊、叶圣陶、宋云彬、陈望道四位前辈语文专家，合编了一部《开明国文讲义》，选了古今各种文体的好文章，并有“文话”“文法”两个项目做不同角度的分析。
　　各种文体中，也有小说一体，选读的小说是《孔乙己》和《大泽乡》。
　　“文话”中有一篇“小说”，用最简要的语言，给读者最基本的小说知识。
　　还以《孔乙己》、《大泽乡》为例，做了比较，接触到“两种方法”。这要深入下去，有一本大书好写。但这部讲义是给中学生或自学“国文科”的青年用的，只好刚一接触，就适可而止了。
　　这篇“文话”约三千字，用三千字解说“小说”，并有定义、原理、分析、实例……真不容易，前辈却仿佛随手写下，精密也有了，活泼也有了，真是举重若轻。
　　小说的读者中，喜欢情节离奇曲折的恐怕不少。离奇曲折到庸俗地步，也很卖得。但理论研究文学，若叫人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爬九盘十八弯。
　　有人喜欢吗？有总会有的，不是也有“嗜痂”的吗？
　　举重若轻要有功力，举一百斤，需两百斤力量。我读到“两种方法”一段，不过两百字，不禁叹息。我想顺着这两百字写感想，只怕是自不量力。
　　“文话”就是话文，对《孔乙己》和《大泽乡》的作者没有道及，连名字也从略。我想想，也随着吧。
　　先把这两百字抄录如下：
　　小说大概可分为两种。其一用归纳的方法，就是作者先从现实里去看出意义来，然后，或者就把现实的事情、人物记录下来，使人家看了，也看出作者所看出的那点意义，或者另造事情、人物，作为材料，使那点意义格外明显。《孔乙己》就是此种。又其一用演绎的方法，就是作者先有了一种意义，然后创造事情、人物来寄托它，使人家看了，也悟出作者所见到的那点意义。《大泽乡》就是此种。
　　《孔乙己》和《大泽乡》都是现代文学中的名篇，常被各种教科书选用。
　　两位作者都是现代文学的开山巨匠，各种文学史上都有专章论述，自不消说。
　　《大泽乡》写的是古代著名的一次农民起义。两个军官带着九百士兵去戍守渔阳，遇着大雨，道路不通，困在大泽乡地方。照军法，迟到是要处死刑的。士兵里有两个屯长叫做陈胜、吴广，商量道：逃走是死，迟到也是死，若造反失败，也不过是一个死。就杀了两个军官，起兵造反，不久，四方响应，秦朝灭亡。
　　小说里，把两个军官直写做“富农阶段”，九百士兵则是“闾左贫民”“贫农”“贱奴”。两个富农军官对朝廷虽有些“非议”，但“死这有力的符咒在他们灵魂里发动了另一种的力量；他们祖若父血液中的阶级性突然发酵了……”商量着“先斩两屯长”，“九百人一齐坑”，无奈力量孤单，不敢动手。“他们这阶级的将要没落的黑影，顽固地罩在他们脸上。”
　　“闾左贫民”“贫农”们呢，“一切他们的期望是挣断身上的镣索。他们很古怪地确信着挣断这镣索的日子已经到了。”但造反是要拼命的，“想起自己有地自己耕的快乐，这些现做了戍卒的‘闾左贫民’便觉得只有为了土地的缘故才值得冒险拼命。”陈胜、吴广领头杀了富农军官以后，“地下火爆发了！从营帐到营帐，响应着贱奴们挣断铁链的巨声。从乡村到乡村，从郡县到郡县，秦皇帝的全统治区域都感受到这大泽乡的地下火爆发的剧震。”
　　《史记》陈涉世家中，对这次著名的起义，有过详细叙述。小说中的事情、人物，一如《史记》。新鲜又突出的是，加上了阶级观点、阶级分析、阶级心理……也就是“文话”中说的“社会的某种意义”，“作者先有了一种意义”，以后借用史实，或者创造事情、人物，把“意义”“演绎”出来。
　　《孔乙己》是大家更加熟识的篇章。“文话”中说：“读书而无所成，颓唐到偷人家的东西，却又说‘君子固穷’；对于自己的知书识字，不乏矜夸的意思；在被打折了腿之后，仍旧耽着一碗酒的享乐，同时给自己辩解说，‘跌断，跌，跌……’，这些里边蕴蓄着深浓的人生味。作者感到了这人生味，引起了用文字来把它捕捉住的感兴，于是写下这篇《孔乙己》。”
　　这两位作者不但是现代文学的开拓者，还都是反帝反封建的先驱战士，他们在风雨飘摇的年头，曾长期并肩作战。他们又都尽心尽力办刊物，搞出版，培养青年，各个方面都是我们后来人的榜样。《孔乙己》作者不幸早逝。
　　《大泽乡》作者长寿，建国以后还领导文艺三十年有余，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有重大贡献。
　　但，两位的小说路子，确有不同。两位的同处光彩夺目，同是启明星，不分参和商。他们的不同处，好比说小说的方法，不过是艺术范围里的一个专题，无关大体，“小可”而已。因此也不大被后来人注意。
　　我是个写小说的，学写几十年。上，还上不到星空里去。下呢，又没有下工夫做学问，倒要来议论日月星辰，难免叫人笑掉门牙。不过在坎坷的写作道路上，跌跌撞撞了四个年代，总有些感想，也就是研究家们叫做直观的东西，和盘托出作为“自由”一例也不妨吧。
　　《大泽乡》依据阶级分析，“文话”中说：“他从《大泽乡》这个故事里悟出了阶级不同的军官和‘闾左贫民’在秋雨的征途中所起的心理变化，引起了用文字来把它捉住的感兴，于是写下了这篇《大泽乡》。”
　　用短篇小说写这么个大题材，文字必须十分简约，和阶级心理关系不大的，只好从略。因此见阶段，不见个人。见斗争，不见“人生味”。
　　结尾的声势十分红火：“风是凯歌，雨是进击的战鼓，弥漫了大泽乡的秋潦是义举的檄文；从乡村到乡村，郡县到郡县；他们九百人将尽了历史的使命，将燃起一切茅屋中郁积已久的忿火！”不遗余力的表明“意义”，鼓舞读者。
　　作者另有里程碑般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子夜》。骨格端正，血肉丰富，以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为主，又包罗了工人农民，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全貌。娓娓道来，井井有序。
　　近年拍成电影，不得不舍弃一些细节，简缩一些场面，骨架清晰显露。
　　只见处处正确无误，人物行动、故事线索，无不明扣或暗合社会科学的研究，经济学社会学的分析。
　　“文话”中说：“作者先有了一种意义……”看来是不错的。“文话”把这条路子叫做“演绎的方法”。
　　这方法适合“国情”。文学艺术的诸多作用中，我们着重教育作用，都把这个意思写到“定义”里去了。文艺批评中，曾有“政治第一”的主张，后来“第一”成了“惟一”。创作号召中有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因此有题材决定论，又有过反题材决定论，后来又有反反题材决定论，到现在也还搞不清爽。作家们致力写“史诗式”作品，史诗的意思是按照某一个运动（如合作化运动）的进程，一程一程赶下来，小说的发展就是工作的进展，如果这个运动没有定论，或先有定论后有翻覆，作家就非常尴尬了。现在有人反对这样的写作，说做“图解政策”，“政治的转述”。图解和转述，和演绎两字字义相近。就含义来说，还得是“主题先行”。多少年来，这句话虽有过起落，但实质上占正面的主要的位置。这几年才有人干脆反对说，创作过程中，没有所谓“主题”这回事。当然更有人反对这样的反对。也有两可的说法：重要不在出发点，看出发以后走什么道路。这和“文话”上的意思不大一样了。
　　“演绎的方法”最要紧的是“作者先有一种意义”，“然后创造事情、人物来寄托”这种意义。这些年来说的“主题先行”，也就是这个“方法”
　　吧。这个路子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我们创作的正统道路。
　　这个正统，都是《大泽乡》作者的缘故吗？我丝毫没有这样说。只是说“演绎的方法”适合“国情”，不觉沿着这条道路走了许多年，到现在，也还不失“正统”。
　　不过“意义”有些不同。过去从“工作总结”“运动指示”中得到“意义”，现在这样的作品也还在刊物上占相当“正统”的地位。同时又有些有号召力的作品，比“大胆”，比“爆炸”，比“擦边球”，比“哲理”，有说“现在写小说，就是拼观点”。这些多多少少也还在“先有一种意义”“主题先行”上转圈子。
　　《孔乙己》的作者走另外一条道路，“文话”上叫做“归纳的方法”。
　　这个“方法”最不同的地方是两句话，一是“作者先从现实里去看出意义来。”
　　另一是“这些里边蕴蓄着深浓的人生味”。
　　孔乙己是农村里读书无成，不会做工，不能种田的可怜人。财主家里叫他来抄抄书，又坐不住，会把文具拿去换酒喝了。有回叫财主老爷抓住，先写“服辩”——后来我们叫做“认罪书”，写了再吊起来打，直到打折腿骨，只好在地上爬着走，不久，爬死了。
　　这一个重要情节，若用“演绎”法，能够完全正确地“寄托”阶级压迫的“意义”。这种压迫，是当时农村的主要矛盾。但作者只用酒店里酒客传闻，一百五六十字交代过去，惜墨如金。
　　倒在吃茴香豆、教写茴香豆、分茴香豆、保护茴香豆……这微不足道的茴香豆上，用了五六百字（全篇不足三千字），想来不会有别的理由，只是作者看出“这些里边蕴藏着深浓的人生味”。
　　《孔乙己》的作者是反帝反封建的先驱、旗手，他运用杂文如投枪如匕首，每出一篇，都又尖锐又深沉，别人不能比拟。这是有口皆碑的事，不必赘述。
　　他的小说“主题”，大体都是反封建。他和封建流毒，是誓不两立的。
　　但，他小说里的故事，差不多全是悲剧。小说里的人物阿Q、祥林嫂、孔乙己、闰土、子君，还有几个知识分子，都是稍一反抗，就叫封建吞吃了。或是死掉，或是疯癫，或是颓唐不堪，总没有好结局。这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现实，是“作者先从现实里去看出意义来”。照“文话”里说的“归纳的方法”，只能这样写。当然坚持这个写法，是很不容易的。
　　作者也有一个里程碑式的代表作：《阿Q 正传》。阿Q 是个一无所有的雇农，但发表当时，不少富有的教授学者对号入座，以为是骂他们。发现到现在超过半个世纪了，还经常听说“这个人是阿Q”，这个小说人物是“阿Q的子孙”。还有说自己若没有点“阿Q 精神”，那年头是活不下来的……这些人都不一定是雇农、贫农。“阿Q”的“精神胜利法”，震动了不同阶层的心灵。“阿Q”自己是一个雇农，那是小说里点明了的。但他的“政治面目”呢？是落后的“群众”吗？这样说的较多。但也有人说是革命的农民，倒是真革过命，那时候的革命就是那个样子。这个问题最好不作为“是非题”，用“＋”号和“－”号来解决。“精神胜利法”“里边蕴蓄着深浓的人生味”，这“人生味”渗透着历史、民族、“国民性”。
　　前些年也有些作家摸索着这条路子，终不成气候，总是不合“正统”的缘故。事情到了“正统”的地步，就会去“统”那“不正之统”。
　　无论叫谁来编排现代文学的座次，首座都会是“孔乙己”的作者。后边的几位容有次序不同，这第一位是铁定的。他是先哲，是本世纪的大思想家。
　　几十年来，不断引用他的名言警句，那又尖锐又深沉的光芒，仿佛是为今天刚写出来的。那就怪了，怎么他的小说“方法”，抵不过“演绎”，修不成正果，岂非胡言乱语！其实冷静想来，小说究竟是小事，比这大得多的怪事也还不少呢。
　　编写《开明国文讲义》的时候，还没有正不正统之分，各人拿着自己喜欢的熟悉的工具，干起来再说。“文话”介绍了这两个不同的方法，精而得当。不过介绍完了，竟无一字褒贬，也“客观”得紧。
　　其实不少作家，外国中国都有，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摸索到这一行手艺里，实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不过角度不同，措词不一，意思是相近的。歌德说过这么几句话：
　　诗人究竟是为一般而找特殊，还是由特殊中显出一般，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分别。由第一程序产生出寓意诗，其中特殊只作为一个例证或典范才有价值。但是第二程序才特别适宜于诗的本质，它表现出一种特殊，并不想到或明指到一般。谁若是生动地把握住这特殊，谁就会同时获得一般，而当时却意识不到，或者到事后才意识到。
　　歌德的褒贬就很明显了。不过这位大诗人也有对手——席勒，也是位大诗人，他是“把人物作为时代精神的单纯号筒”的。
　　看来出发点不一定都决定了后来的路子。从“意义”“主题”“一般”出发，不一定都不妥。只是这个出发点容易走上“演绎”“图解”“例证”，那才离开了生活感受，丢掉“人生味”，失去“特殊”……不要这些就不行吗？恐怕不行，因为这些有关“诗的本质”。

　　无笔墨处

　　新近小说里又多了一个名目：“系列小说”。我看吴敬梓老前辈的《儒林外史》，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实是“系列”短篇，可以算做“系列小说”的先驱。
　　因此，翻翻这两部书，翻着翻着差不多是通读了一遍。这两部书年轻时通读过，后来有些章节重读再读。这一次本没有打算通读，因有几个原因不禁读了下去了。
　　这篇短文里，只说原由中的一个。可能一个也说不全，说的只是一个中的一点。
　　《儒林外史》有几回书留给我鲜明、生动、一大片的印象——仿佛不是个把强烈浪头，是一片的波纹漾开。好比说马二先生游西湖，周进、范进中举，王玉耀的女儿殉夫饿死……第三十回上，杜慎卿好男色——现在叫做同性恋，他和小白脸季苇萧饮酒谈心之间，面泛桃花不因酒力，星眼朦胧也非醉意，晕晕糊糊，天旋地转……这是早先留下来的印象。这次重读，不料书上却没有写出什么来。只是写着杜慎卿“万斛愁肠，一身侠骨”！“说着，掉下泪来”。接着是“季苇箫暗道：“他已经着了魔了，待我且耍他一耍。’……”
　　我又细细寻找一遍，印象中那间屋里的目摇心迷，神魂颠倒，字面上一个也没有。
　　“马二先生游两湖”，已经成了一个典故，一句成语。说出这句话来，说者听者都会漾开一个微笑。这位是个老好人，是个迂夫子，他超脱又世俗，他诚笃又少情趣。“游西湖”给我的印象是热闹又幽默的锦绣文章，西湖边上的行藏，叫人仿佛看见了他一世的为人。查查书，最精彩地方不过两三百字，活灵活现多半只从这两三百字里生发。
　　……马二先生身子又长，戴一顶高方巾，一副乌黑的脸，腆着个肚子，穿着一双厚底破靴，横着身子乱跑，只管在人窝子里撞。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前前后后跑了一交，又出来坐在那茶亭内……柜上摆着许多碟子：桔饼、芝麻糖、粽子、烧饼、处片、黑枣、煮粟子。
　　马二先生每样买了几个钱的，不论好歹，吃了一饱。马二先生也倦了，直着脚，跑进清波门，到了下处关门睡了……
　　如此而已。
　　王玉辉赞同三女儿殉夫，“在家依旧看书写字，候女儿的信息。”女儿死后，一声“大笑”，说：“死的好！”我耳朵里，几十年留着这凄厉的笑声！说做人性的“扭曲”都是不够，或是“灭绝”，或是“异化”。那笑声是性灵撕裂的声音，书上写的却只是：……老孺人听兄，哭死了过去，灌醒回来，大哭不止。王玉辉走到床面前说道：“你这老人家真正是个呆子！三女儿她而今已是成了仙了，你哭她怎的？她这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她这一个好题目死哩！”
　　因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大笑着，走出房门去了。
　　接着是官府学府里又祭又摆席，“通学人要请了王先生来上坐，说他生这样好女儿，为伦纪生色。王玉辉到了此时，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
　　这一笑前边只有一个“大”字，顶多还有“仰天”两个字。和这一笑对着的“心伤”，也只写了两字“转觉”。留在我耳朵里的声色音容，是一个字也寻不着的。
　　《猎人笔记》当然光彩夺目，那“活尸首”，那“狐狼”，那“跳蚤”，那各色各样的地主，特别是性格各别的俄罗斯农人，给人留下的印象，诗一样轻灵，史一样深厚。那“白净草原”，叫学习写作的人，只好叹息。
　　不过，单说写法的话，和《儒林外史》不同——不是有些不同，是走的两条路。
　　《猎人笔记》差不多每篇都有大段大段的风景描写，这些描写历来得到评论家的赞扬，一草一木都体现了大作家细致又别致的观察，这些观察又体现了大作家对自然对祖国的热爱。我读的是译本，据说原文是优美的散文。
　　不过，我读这些一气儿几千字的风景描写，随处有零散的山光水色，却没有出现“总体精神”。老话说：七宝楼台，拆下来不成片段。正好相反，倒有七宝片段，却形不成楼台，我说的是风景描写，不是人物故事部分。因此，有时候就不耐烦了，翻过去算了，实不恭敬，确有内疚。
　　我疑心：是我不爱大自然呢？还是感觉迟钝？
　　我疑心：文学的能力很有限，一些日常声色，大手笔也“实写”不了。
　　是不是“虚”一点好些？
　　我疑心：中国人有中国人口味，喝惯了茅台不爱喝白兰地。诗不用说了，散文里“山高月小”那才十六个字，“江南草长”那么四句，我读着就落味，眼前就形神兼备。
　　说到写人，随便抄摘一段：……有二十来人已经坐在纸牌桌旁了。在这些朴烈费兰斯爱好者之中，有两个军人，相貌高贵而略带憔悴；有几个文官，系着又紧又高的领带，长着只有果断而安分守己的人才有的下垂的染色髭须（这些安分守己的人整理纸牌时神气十足，并不转动头而只是侧目斜视着走近来的人）；有五六个县城官吏，肚子圆肥，两手臃肿而多汗，两只脚规规矩矩地一动也不动（这些先生们用柔软的声音说话，温和地向各方面微笑，把纸牌拿得紧靠着胸衣，出王牌的时候不敲拍桌子，反之，用波浪形的动作把纸牌飞送到绿呢桌面上，收取赢牌的时候发出轻微而极其彬彬有礼的声响）。其余的贵族有的坐在长沙发里，有的一群一群地挤在门口或窗边；有一个年纪已经不轻而外貌像女人的地主，站在屋角里，打着哆嗦，红着脸，忸怩不安地在腰际捻弄他表上的坠饰，虽然并没有人去注意他；有几位先生，穿着莫斯科裁缝（上等裁缝技师）非尔斯·克留兴所做的圆形燕尾服和格子纹裤子，肆无忌惮而兴致勃勃地在那里议长论短，同时随意地转动他们圆润而光秃的后脑；有一个二十岁光景的、眼睛很近视的、头发淡黄色的青年，从头到脚浑身穿着黑衣服，样子显然很羞怯，但是在那里刻薄地微笑着……
　　这个府邸里有许多房间，这张牌桌子只有一个房间的一只角。这个角落里的二十多个人里，没有故事的主角，连配角也没有，只是这个故事的背景人物，起气氛作用。
　　写得多么细致，不但填满了空间，填上去的还都是精选的细节，只有慧眼才能发现的微妙。我好像看人舞刀，上三路下三路，刀花闪闪，拍下随便哪个刀花，都是好镜头。不过总没有单刀直入那么的一刀，砍进肺腑。
　　我疑心我是个乡下人，人家指给我看的好东西太多了，比我想要看的还多，多得超过要求。人家是慷慨的，是我自己看不过来。
　　《儒林外史》是中国的名著，《猎人笔记》是俄国的杰作。时间相差约一百年，“儒”在前，“猎”在后，各是各的世纪，这篇短文没有把这两部书比个高下的意思，本无此意，本人也无此本领。
　　《儒林外史》粗疏的地方——或说是“败笔”不少，据说有的大家是“不避败笔”的。好比那位蘧公孙到“杭州舍亲处讨取一桩银子”回家，路遇落难的王惠，“即取出四封银子递与王惠，共二百两”。回家告诉祖父，“蘧太守不胜欢喜道：“你真可谓汝父之肖子。”这是一位仗义疏财的公子了。
　　王惠是个官府通缉的反叛，有一只枕箱落在差人手里，势必株连到蘧公孙，马二先生从中说项，把自己选书得来的九十几两银子贿赂差人，差人嫌少，马二先生说：“……你们一块土的人，彼此是知道的，蘧公孙是甚么慷慨脚色！这宗银子知道他认不认？”后来这位上一回书还仗义疏财的公子，到这一回书里就只“着实感激”一番，竟不提银钱。马二先生要走，“到次日，公孙封了二两银子，备了些熏肉小菜，亲自到文海楼来送行，要了两部新选的墨卷回去。”还拐走两部书哩！前后真叫做“判若两人”。
　　“严监生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一声不倒一声的，总不得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子侄们不知何意，猜来猜去猜不着，只有夫人赵氏明白了，“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
　　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这才“登时就没了气”。
　　这一个细节是民间故事里有过的，也是这部书里被人称道的一段文字。
　　不过严监生病倒之前，不见得这样一“草”如命，他曾和赵氏安排家当，说，“……这些银子，够做甚么！再有些也完了。倒是两位舅爷从来不沾他分毫。
　　依我的意思，这银子也不费用掉了，到开年替奶奶大大的做几回好事，剩来的银子，料想也不多，明年是科举年，就是送与两位舅爷做盘程，也是该的。”
　　这“料想也不多”的银子，结果是“每位怀里带着两封”！多么大手大脚，却又一根灯草也咽不了气。
　　像这样的“粗疏”，《猎人笔记》里决不会有。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说做“粗疏”远不够了，哪个编辑部怕都通不过的。这也放下不论。
　　单说前边举的段落，文字极少，留下的印象一大片。这次重读，点着字去找印象，原来是没有写出来的，顿生惊异。《猎人笔记》里那个客厅一角，读时悦服，日子一久，又没有多少印象了。
　　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有几句话可以帮助思考：
　　……中国画的光是动荡着全幅画面的一种形而上的、非写实的宇宙灵气的流行，贯彻中过，往复上下。……西洋传统的油画填没画底，不留空白，画面上流荡的光和气氛仍是物理的目睹的实质，而中国画上画家用心所在，正是无笔墨处，无笔墨处却是飘渺天倪，化工的境界（即其笔墨所未到，亦有灵气空中行）。这种画面的构造是植根于中国人心灵里葱笼氤氲、蓬勃生发的宇宙意识。
　　说的是绘画，可又是各部门艺术相通的地方。这个题目也大，这篇短文要说的只是一小点：《儒林外史》的文字，似仗白描手法，似仗中国式的白描。
　　白描两字，是从绘画里借用过来。功力在线条上，气韵在线条外的空白。
　　单线平涂，是白描的本色，决不“填没画底”。
　　曾和一位前辈诗人、学者说到写作上的诸多手法，这一位断然说道：当然，白描是基础，练好白描，再说别的。
　　鲁迅先生给白描十二个字，“去粉饰，少做作，有真意，勿卖弄。”这十二个字用来作文，可以行云流水。用来做人也是真实、朴素、自然，是难得的品质。
　　把白描再解释得具体一点，可说是省略法。勾抹出最主要的东西，别的都省略掉了。
　　省略的地方干脆是空白，干脆无笔墨。无笔墨决不是“粗疏”，“粗疏”是败笔。不败的空白，那是有“灵气”，或是“总体精神”在这里“流荡”。
　　因此，这个“省略法”又叫做“传神法”。
　　再说得具体一点，我不知道怎么去说，只怕还是直接在文章里体会的好。
　　白描手法外国也有，也是基础。不过中国确有中国的特长，说这特长“植根于中国人心灵里葱茏氤氲、蓬勃生发的宇宙意识。”也很值得体会。

　　读《卡门》杂感

　　新近看电视，在大节目中间穿插的小节目中，遇见了《卡门》乐曲的选曲，还有现代舞《卡门》的片段。是现代舞，若是芭蕾早已见过多回了。
　　梅里美的小说《卡门》，译成汉字不足五万，拿我们现在看“长”的行情来说，不过一个小中篇。大约一百五十年来，经过多少代的读者，一直没有“下书架”。它又适合各种艺术形式来表现，古典的表现了，现代的还要再表现过。音乐、舞蹈、绘画都一再的来，电影电视更不用说了。
　　评论家说：“肯定具有某种动人的魅力。”
　　小说里有爆发的搏斗，有奇特的情节，有异域风光，有坑蒙拐骗，有放浪的调情，有生和死，有悲剧结尾。我先前读来，心想“魅力”可能就在这应有尽有里边，这里边不论哪一样，不都有吸引力吗？应有尽有，岂不发生魅力了？
　　“魅力”在艺术里，究竟是种什么东西，谁能说得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呢？
　　这里的应有尽有，若照一般“情节小说”“动作小说”“功夫小说”“惊险小说”的写法，洋洋几十万言是可以的。
　　若照所谓“言情小说”来写，一个军人，一个妓女；一个痴情，一个放荡；一个泰山勇士，一个江湖侠女……弄得死来活去也不免陈旧气味。
　　这个四方多字的小中篇，前头与后头还有大段的议论，放在“应有尽有”身上的，实在非常简约。仿佛多说一句就“俗”了。仿佛坚决不要“通俗”，要的是“通脱”，谁知“通俗”和“通脱”弄得顺手了，又是“相通”的。
　　整个故事的主要部分，是男主角何塞杀死女主角卡门以后，在狱中等待死刑的时候叙述出来。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可以大跨大跳，只要有情绪的联合，就不会零散。卡门有了个新的情人斗牛士，何塞第一次去看情敌斗牛，那情敌就给牛踩死了。三言两语，可以说是草率了事。
　　简约到有些关节好不潦草的地步，这倒容易搜索。“魅力”究竟在哪里呢？哪里能够藏得住身呢？
　　我再读《卡门》的时候，有件事叫我动心。这事不在情节故事上，是情节进行中带出来的一点意思，先前见也见到，不过没有引发思索。
　　卡门早就和何塞说“……我不愿意给人家纠缠，尤其不要人家指挥我。
　　我要的是自由，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何塞发觉卡门爱上斗牛士以后，禁止他们来往，卡门说：“如果有人禁止我做一件事，我偏要马上去做。”
　　斗牛士死后，何塞要卡门“改变生活。”
　　卡门说：“我经常想到你会杀死我……”
　　“我先死，你后死。我知道事情准会这样发生。”
　　生死关头是这样开始的：
　　“‘跟我走吧’，我对她说。
　　‘好吧！’她说，‘走吧！’”
　　就这样简简单单，两人同骑一马走到一家孤零零的客店里。
　　“我把她单独留在那里考虑，自己到小修道院那边溜达。”
　　还在草地上躺了一会儿。“……我回到客店，希望卡门已经逃走；她可能会骑了我的马远走高飞……”
　　须知卡门在行骗、抢劫、走私、格斗的生涯中，逃走是家常，是惯技，还可以说是乐趣。这回生死关头，却没有走。“她全神贯注作她的魔术。”
　　把铅条熔化，倒在一碗水里冷却。“用悲哀的神气把它翻来翻去，一忽儿又唱些有魔法的歌曲。”
　　何塞叫她上马一同走，”我们走到了一个冷僻的山谷，我勒住了马。
　　‘是在这儿吗？’她问。
　　她一跳就跳到地上。她除下头巾，扔到脚下，一只拳头插在腰里，站在那里动也不动，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你想杀我，我很清楚，’她说，‘这是命中注定，可是你不能叫我让步。’”
　　倒是何塞让步了，恳求了，“我一切都答应献给她，只要她继续爱我。”
　　“‘不！不！不！’她跺着脚说。
　　她把我送给她的戒指从手指上脱下来，把它扔到树丛里去。
　　何塞给激怒了，把刀子捅了过去。
　　卡门不但相信铅条变化形状，还相信咖啡渣子，相信早上在门口遇见教士，相信兔子从马脚下跑过……都是决定命运的征兆。
　　她给人算命是骗钱还行窃，她自己又相信“命中注定”。
　　这个只要自由，死也要自由的吉卜赛女人，她的灵魂里却有极不自由的宿命观念。为了自由，毫不迟疑，全无惧色的去死。给她充分的机会逃走，也不脱逃，因为是“命中注定”！这个命又是铅条、咖啡渣子……都可以左右的，难道这不是极不自由吗？
　　当我发觉了这一点，震动了。都来不及从时代背景啦，民族文化啦，产生环境啦去分析。仿佛这些是评论家的事，我可用不着，我只是感受好了。
　　我感受到深刻。
　　心想这样的深刻，才有这样经久不息的光辉。
　　说到这里还是咬金断铁，再往下说就踌躇了。是不是那经久又吸引了多种艺术形式的魅力，也就产生在这样的深刻里？算不算得找着了魅力的鼻子眼睛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梅里美小说选》，是郑永慧译的，有柳鸣九写的《前言》。开头就说：“此人肯定具有独特的才能和动人的魅力”，“魅力”
　　虽说不清也画不出来，却是文艺上常用的词儿，可见大家都感觉到有这么个东西存在。特别在梅里美“此人”这里，不用“魅力”只怕找不到更好的说词了。
　　以下和《红与黑》和《悲惨世界》和《人间喜剧》作了些比较，很是扼要。再以下逐篇说一说“此人”的代表作。说到《卡门》的地方，抄录如下：……而在著名的小说《卡门》中，梅里美更达到他这方面的最高成就，塑造出一个举世闻名的人物形象。卡门是一个社会和法律的“化外之民”，身上具有某些邪恶的特点，但梅里美把她表现为一朵“恶之花”，赋与她某些闪闪发光的东西：自觉地站在社会对立面，对统治阶级的规范和法纪表示公开的轻蔑，并以触犯它为乐事。她是一个社会的叛逆者，以“恶”的方式来反抗社会；她又是一个独立不羁性格的典型，不愿忍受社会的任何束缚，她最珍视的是个性的自由，即使在死亡的威胁面前，她也不肯放弃，于是，以整个生命为代价来忠于自己，就成为这个人物最突出的、也是最吸引人的特点。梅里美把这个自由的粗犷的吉卜赛人的典型和虚伪、苍白的文明社会对照起来，把她的非法活动、骇世惊俗的生活态度与统治阶级的道德法律对立起来，让她以勇敢的忠于自己的死超越于文明社会之上，让这个“恶”的精灵在那个社会的凡夫俗子面前闪闪发光，正表现了他对资产阶级文明的否定。
　　我读书不多，对《卡门》的论述只零散见过几篇。印象中，大致就是这样。抄录的三百来字，大致是“公论”了。分析卡门的性格特点和这个形象的意义，我看也是有根有据的。
　　这里边有一个词：“惊世骇俗。”我记得见过几次。卡门是一个惊世骇俗的人物，但她的行为中，她的灵魂中，又有世俗的宿命观念。对这个观念的固执，不要说比起别一时代的人来，就是比男主角何塞，也要世俗得多。
　　何塞拔出了刀子又心软了，完全让步了。她要自由，不要让步。同时，她按古老规矩认定“作为我的罗姆，你有权利杀死你的罗蜜”。死，早已叫命运和民俗注定了。
　　这个惊世骇俗的人物，这样“认死理”还不世俗吗？这个只要自由的灵魂里，死也不碰宿命的束缚，还不算极不自由吗？
　　评论家们忽略了这一层意思。是这意思不足道吗？无关宏旨吗？我把它说做最深刻处，是小题大作了吧？是牵强附会了吧？
　　我犹豫起来。不过我不是搞研究的，只是个学习写作的人。若从写作这个角度说起来，倒还有得说的。
　　何塞两刀杀死了卡门，用刀挖了个坑把这个只要自由的吉卜赛女人埋了，走到“遇见的第一个警卫所里自首。”
　　论情节，小说到这里该当完了。可是梅里美“此人”还写下一段，这一段竟长达五千来字，占全篇约九分之一。夹叙夹议，有关吉卜赛人的地理分布、历史变迁、风俗习惯、谋生手段，最后说到语言，几个国家方言的异同，在语言上竟用了一千多字。
　　不是说这个小中篇写得简约吗？是简约，几个重要关节都用第一人称三言两语交代过去了。那么结尾发这么一通议论是怎么回事呢？也还是写卡门。让读者从更宽广的空间，更悠久的时间里了解卡门。看来是精心的安排。
　　只有末后一千多字的语言学，稍稍显出作者的个人癖好。在精心安排的议论里，说到吉卜赛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他们在宗教问题上无所谓的态度……”说到“女人以算命为职业”，也只是诈骗。没有透露这些人惊世骇俗的时候，带着世俗的宿命镣铐。翻翻前边几个关节地方，也看不出来死也要自由的女人那里，有极不自由的束缚这样的暗示。
　　天老爷是长眼睛的，连作者这样写了，也没有暗示更没有明示这样的意图。不过，我也长着眼睛，明明从写出来的东西里看见了这个意义。再看三看，越发看见意义的深刻，一时以为那神秘的魅力是从这里出来的了。
　　有人议论咱们的《红楼梦》，说是打哪里下匙子，下什么匙子都有捞头。
　　索隐啦，影射啦，家史啦，自传啦，阶级斗争啦，时代兴亡啦，方法上有搜求作者的原意，有不问原意只问读来感受如何……戏曲是集体艺术，有个地方戏曲改编了《红楼梦》，久演不衰。可是不少的红楼读者以为只演了个三角恋爱，还不是《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更加惊师动众，集思广益而成。在电视机面前，有的家庭少数服从多数，把球赛也挤掉了。但，一位老红学家说：一部王熙凤治家史。言下也还算不得《红楼梦》了。
　　要知道：这才有红学，有红学会，有红学书刊。这才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才物换星移，光辉不断更新……这才是真有魅力。
　　又绕到魅力这儿来了。我家有几本辞书，《辞源》、《辞海》之外，也还有美学、小说、文化知识方面的，但都没收“魅力”一词。它还没有定义，硬要寻求它的鼻子眼睛，也许是个傻念头。
　　但，真正的小说，都有所寻求。不一定寻求魅力，不过寻求的大多是“还没有定义”、“鼻子眼睛”还不清楚的东西。若已清楚，何必寻求。正如作者和读者在生活里寻求那样，也在来自生活的小说里寻求。作者比读者高明一点的地方，只是把这寻求写成了小说，不在寻求到了多少。也可能还会比读者少一点，特别是下一代的读者，总是一代比一代聪明吧。但再聪明下去，也寻求不到头。比方说“天理”、“人道”……这些陈糠烂芝麻，折腾多少代了？有完没有？是无穷无尽不是？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并不贵在教训，若把小说变成修身教科书，还说什么文艺。”
　　修身一词，经常连贯着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
　　也许魅力就藏在寻求里，在这几句话里。不论哪里，肯定是潜藏不露，叫人觉得神秘。正是“文艺之所以为文艺”。

　　秋夜梦

　　出版社比着出散文丛书，报纸副刊以散文为盟主。发小说的刊物办不下去，散文的新刊一再出现。选家编选几十年前的散文集子，评论家编写散文赏析“辞书”，编辑来约散文稿子，弄得本来没有的周末观念，现在有了，那是周末也得给周末版写散文。管读书的刊、报、栏编辑来问读书如何如何，答曰：读散文。
　　动辄深刻的动问：喜欢读哪一种散文？
　　散文散文，文坛上不乏预言家，岁云暮矣做总结，春回大地写展望。可有哪位曾经预言今日散文的铺天盖地！散文散文，但说自由文体，随心所欲，无定法，无定义，无定类，散文好就好在散。散文河里没规矩。一定要分分种类？现成的分法有抒情、叙事、状物、记人、述怀、发议……可以满意吗？要不，分速写、随笔、小品、序跋、书话、杂文……分得清楚吗？
　　依我的随遇而读，这两年见得多的，又见出喜来的，可归类为二：聊天的和做梦的。
　　聊天一事，细数起来吓人，约两千年前《世说新语》上的“清谈”，就聊出“仰止”水平了。暂放一边。
　　做梦的话，似乎新潮。读来和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有关，和这感那感的都市病有关，和所谓“没有时尚”的时尚有关……其实不然，白话新文学的先驱，大多黑夜里背着梦出道的。《野草》就是一本梦书。那一组以“我梦见……”
　　开头的，直白了梦。学者把这些篇章归在散文诗里，可以先不说它。那著名的《秋夜》在各种散文集子里上选，半个世纪前就选到中学教科书里，作为散文的范文。几代的读者都记得“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我上中学的时候，遇见的语文老师太有学问，不免好古。他把课时都讲解文言文去了，白话文只提个醒儿叫自学。像“枣树”那样的名句都不在话下，我自学起来只觉得“新式”，不能有别的领会。
　　后来听说视觉的先后论，把感觉上的微细差别具象了云云。这已经是多年以后的事。
　　如今垂垂老矣，默诵这篇“千字文”——实数千三百字，才悟出原是做得一个好梦。好梦何好？有讲头有名目也。
　　文章从“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切入秋夜。再是“夜的天空”，“奇怪而高”，“非常之蓝”，“眨着”“星星的眼，冷眼。”“将繁霜洒在”“野花草上”。因而“细小的粉红花”，“瑟缩地做梦”，“梦见春……”“梦见秋……”“梦见瘦的诗人……”
　　由梦又回到枣树里来，枣树“落尽了叶子”，“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落尽叶子的枝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那么又回到天空这里，又“闪闪地鬼眨眼”，又“非常之蓝”，又是枣树“铁似的直刺”，又是天空“眨着许多蛊惑的眼睛”。
　　千字文到此已多半。“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接着“回进自己的房”。“小飞虫”“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叮叮地响”，“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灯罩的“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红的栀子”。
　　“栀子开花时”，又枣树的梦，小粉红花的梦，又听到夜半的笑声，又小飞虫……还有完没有？”点起一支纸烟”，“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收住。
　　短短千三百字，枣树、天空、粉红花……提起放下，放下又提三次之多。
　　半路上来自夜半笑声，小飞虫，也放之提之两次。先知说文是有气的，这文气可是旋转回环了。
　　若不从章法上说，那么说梦，这样的梦有个好名目，转圈如螺蛳，叫做螺蛳梦。
　　枣树句。“……眼，冷眼”句。“……火……真火”句。笑声，笑声在自己嘴里句。都把一句话偏偏分做上下两句来说。既分上下，就谁也少不了谁，要不，不成句。好比武术上的玉环步，不但不是随便多走一步，倒是制敌的绝招。请看武松两脚踢翻蒋门神，说话的评论道：——原来说过的，打蒋门神扑手：先把拳头虚影一影便转身，却先飞起左脚；踢中了便转过身来，再飞起右脚。这一扑有名，唤做‘玉环步’、‘鸳鸯脚’！这是武松平生的真才实学，非同小可……
　　再看句中用字，有如步中用脚。“瑟缩”“梦见春的到来”，“苍翠得”
　　“可怜”。特别是“精致的英雄们”，入目即入脑，入脑便难忘。只怕是那“的”字两头，一个是“精致”，一个是“英雄”，反差极大。仿佛拨浪鼓上两个“子儿”，各从相反方向旋转，打在一面鼓上，发出紧迫干脆的声响。
　　《野草》集中别的篇章上，多有如此字法，比如“于”字句：“于无所希望中得救”，“于天上看见深渊”。“彷徨于天地”。彷徨本来是在一定空间里的徘徊，无地又怎样彷徨！这样极端反差，两头撞击，戏称拨浪脚。
　　章、句、字。螺蛳梦、玉环步、拨浪脚。行了行了，哪有这么玩笑的！
　　就是寻章摘句咬文嚼字，也要正南巴北。很是很是，书归正题，兀那做梦的，六十年前就做得有“秋夜”这样的奇梦。不过将就枣树、蓝天、粉红花、小青虫，也找不着情节，又显不明情结，只是搅和搅和端了出来，却透着苍凉，含着悲愤，梦境浩茫连广宇。
　　其中必有缘故，但是名文，日久已积攒了许多研究。今日小文不过是说说缘故必需落实，落实必要具体而微，这苍凉，这悲愤，方可透透的成梦。
　　那也不能玩笑。没错，玩笑是在下的浅薄，你只管琢磨你的缘故去罢。

　　旧人新时期

　　汪曾祺、邓友梅、高晓声，三位都是我的老熟人，他们都在1957 年“蒙尘”，新时期“出土”。重理旧业，出手不凡。门庭或冷或热，或有冷有热，或时冷时热，对久经沧桑的人，这些都淡薄一些了。只是各行其事，越见偏执。
　　谈新时期文学，是否应以新人为主？不过旧人新作，也是一席之地。
　　我曾分别与邓友梅、高晓声说起：“汪曾祺的行情见涨。”这两位立刻首肯，可见亦有所闻。过后又都补充一句，大意是“那是一派”。这也是实情，喜欢汪的，言谈中都捧出“仙风道骨”这样的“匾”了。不喜欢的，说是“七八十年代，出现了一个30 年代作家。”这句说“贼”，过磅才知斤两。
　　汪曾祺年长，文学经历上又“长”一个年代，他40 年代就出过小说集子。
　　遇见比我年轻的汪“派”，我常说汪有两条：一是语言功力；二是六十大几的人，艺术感觉还这样敏锐。这两条都很难得，真真算得一个作家。
　　不久前，在《收获》上读到汪曾祺的《桥边小说后记》，有些感想。他说“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冲决”两字，读来戳眼。
　　论他的为人，似是“冲淡”，论他的年纪，又不宜“冲刺”。“冲决”和“冲刺”当然不同，但六十大几，“冲决”就差不多是“冲刺了”。
　　一个“冲淡”的人，老年发作“冲刺”似的“冲决”。我想这正是新时期的“生态”，或是生动的心态。邓友梅、高晓声都曾指着他们最见功夫的作品，以为先前是不会去写，写了也不能发表，发表出来也只有倒霉。文论更不消说，“冲决”？”冲”着什么来“决”呀？岂敢岂敢。
　　汪曾祺要“冲决”的是：“……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要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
　　这里说的“真诚”，有人说作“真情实感”，着重指明感情范围。意思大致一样。文论纵有千言万语，真诚是灵魂。山不在高，有诚则灵。
　　不过真情实感还要化作艺术，若不，就不是作家该干的事。“化”的中间，也可以“编故事”“耍花招”。如果抬杠，绝对不“编”不“耍”还要是好小说，能举举例子吗？但，没有真诚的“编”和“耍”决不是艺术。有一些真诚，太“编”太“耍”倒把真诚磨灭了，这也是“流行性感冒”。
　　……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结构尤其随便，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这样做是有意的（也是经过苦心经营的）。
　　看见最后打上个括弧，写上“苦心经营”，不觉微笑。我主张写小说要练两个基本功：一语言一结构。汪常说结构不要谨严啦，结构要随便啦，他尤其反对戏剧性结构，以为那就把小说弄假了。我说小说若真“散”，那是一盘散沙，无艺亦无术。散文化小说，是散而不散，外散内不散。金派评注家点出来的“珍珠穿线”“草蛇灰线”“横云断山”“天马行空”……点的也是“散不散”。汪曾祺的“散”，一见就是他的，不会和别人混杂，可见此“散”自有他的“散法”。此“散法”我曾戏寻“规矩”：“明珠暗线”一也，“打碎重整”二也。
　　不过这些还都是小事，有比这要紧的是我觉着不易入境。
　　……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但我现在还不能。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
　　“小说是回忆”，这句话耳熟。正当急急忙忙下乡下厂，炙手可热“写中心”的年头，亲耳听见汪的老师沈老，用提问方式悄悄说起。沈老责备自己，“现在我不会写小说了，过去我只会写回忆……”接着对下厂下乡如何写成小说，提出一串问题请教年轻人。其实“写回忆”的几句话，对头脑发热的年轻人，是清凉剂，不过当年清凉了一下，却不可能真的走向清凉之境。
　　现在倒是“宽松”了，却又品出来入境实难。先不说写成什么样，单说写时节，心里调动的是“除净火气”“除净感伤”“童年往事一般”，多么舒展，就一个“净”字也够羡慕了。是不是“仙风道骨”这块“匾”，恰好钉在这里？这真是知音的读者。读者入了境，也会“忘怀得失，独存赏鉴”（鲁迅语）。写者读者，写时读时，都美。
　　但，“除净火气”，也可能除净了“血气”，“除净感伤”，也可能除净了“创伤”。在我，无论“童年”也罢，“往事”也罢，再不“浮躁”，也总去不净血腥味儿，汗骚味儿。我揉的这团面里，真没有了一腥一骚，真净，只怕也就没有了揉它的劲头了。无它，也离开了自己的真情实感。我只能把“往事”和“现实”一起来揉，不免“浮躁”，也没有法子。
　　想想邓友梅、高晓声，也各自有“境”，别人也不容易走得进去。他们的“境”，从字面上看，要俗一些。
　　他们以为小说是茶余饭后的事，除去少数专业人员，广大读者读小说，是业余休息，和看电影、听音乐、下棋、钓鱼这些文娱活动一般。如果当做政治课来上，我们原有各种政治学习。如果当做工作指导，我们的业务讨论自比小说在行。
　　小说遂有“消遣”一说。现在有人写文章批评。我的印象是：小说若是消遣，岂不没有多大出息了？
　　邓、高的说法，有出处，有实证，有各人自己的摸索。但说到“出息”，我又觉着小说的出息，恰好出在这里。鲁迅先生研究小说的起源，说：“诗歌起于劳动和宗教……至于小说，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即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
　　后来，小说和说书一起发展起来，漫长时日，小说都是“游乐之事”。
　　也有过“以为小说非含有教训，便不足道。”鲁迅先生以为“但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并不贵在教训，若把小说变成修身教科书，还说什么文艺。”
　　鲁迅先生被尊为新文学开山大师的首位，这是大家没有二话的。但他的文艺观念、小说做法，不见得都那么“行世”。现在有些读者读小说时，是不是边读边受教训？心甘情愿？不得而知。但到讲论小说时，津津有味的当做“修身教科书”来褒贬，这是大约三十年来的习惯。
　　邓友梅、高晓声的消遣说，我觉着还没有说到鲁迅先生的圈子外边去。
　　时间可是过去六十年了。
　　邓友梅的“民俗小说”是他的拿手，又常有展开“民情世俗”之时，挂上时令的钩。高晓声每多奇想奇趣，其奇处，不能够直接来自生活。大概是把生活咂出味来，其味或如哲理，由味出奇。
　　他们的拿手，读来“得失”和“赏鉴”兼而得之，这也是佳境，不单“忘怀得失，独存赏鉴”。这境也不容易，赶得巧时，“得失”和“得奖”还可兼得。这也是一乐。
　　不容易处，是民俗不俗，是奇趣有趣——有大家好接受的趣。现在谈小说，有谈“可读性”“趣味性”了。这其实是很要紧的事，他们早已知觉，荡漾笔下。我想跟踪来着，也迟迟不得心应手。
　　“净”也罢，“消遣”也罢，“俗”也罢，“奇”也罢，其实这些旧人，都没有离开“潜移默化”四字法，他们的“责任感”和艺术生命同在。这一点，没有担心的凭据，不须细说。
　　旧人“出土”，新作入“境”。“境”有各别，褒贬不一。我以为这都是新时期才有的事，也是新时期的新气象。现在还要更上一层楼，创造“融洽和谐”“生活宽松”的气氛，更会气象万千。
　　写在世纪末的新年代
　　30 年代开始，我读文学作品，一度以小说为主，一度多读剧本。其实是读得少，读得散。散是散慢，是遇见什么读什么，没有程序体系。最应好好读书的年华，为什么不正经去读？我往战争身上推。其实这么长时间的战争，可以做些不同的处理。我只是卷入，给甩出来过，又卷入。
　　50 年代开始学习写作，倒是一心要钻这一行，不想别的了。偏偏运动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又卷入，给甩出来又卷入。不过渐渐地被动的时候多了，最后是无可奈何。
　　有一代两代作家，大体上是这么过来的。若算上半代——比如这个的下半年月或那个的上半时日，那代数就更多了。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这些适逢其时的作家，走的路多，读的书少。最和别时别地不一样的，是在本行本业上埋头的时间少了。工龄四十三年，实际得刨去一半还多。太少了。到得可干本行时节，赶快写这写那，急急忙忙，趔趔趄趄，真像狗咬脚后跟一样，哪有心气儿补补读书的课。
　　写书的人读书少、散、窄、板……纵有走的路多的好处，也会出现像一棵树上吊死这样的症状。对写书的人来说，古人把“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并列，看来是理所当然，咱们却又相应不理。
　　到了80 年代，从一场十年的恶梦中过来——有人是醒来，有半醒半过来的，也有猛然惊醒竟又往回过去的，到了这里不得一样。
　　80 年代初，一位前辈作家自认失败，得出教训说：肩膀上扛的不是自己的头脑。80 年代末，一位素称慎重的前辈作家，总结了两条：一条是不务正业的时间过多，再一条是忽视了独立思考。可惜总结的时候，已和医院难解难分。
　　开门开窗户，隔离十年几十年的思潮涌了进来，不是鱼贯而入，是鱼龙齐下，也有二三十年代来过的老客，“相见不相识”，给当做了新人物。
　　像我这样的，却又后浪推前浪，叫自然规律推到老作家的份儿上，去做一些不好推辞的事。说老吧，没有经得住老的作品，要赶紧写点新东西。说不老吧，和新的一代一起，连说话都崭新不起来，必须赶紧读点新书。“代沟”一说，本是代代都会有的常性，但在80 年代，因封闭过久过严，开放如同开闸，“代沟代沟”，老者尴尬，少者饕餮，如过深渊，两边都不知底。
　　80 年代末，大家冷静下来。我想，在我总还是开发了眼界，启发了思想。
　　80 年代离30 年代，是半个世纪。30 年代的先驱提倡“拿来主义”，开创了划时代的一页。80 年代潮涌般的作家，喊着“走向世界”，现在还不好说都干下什么了，不过，无疑，这又是一个重要的年代。
　　“拿来主义”是拿进来，“走向世界”是走出去，又都是冲开封、闭、关、锁。相隔半个世纪，有着历史“循环”的意味在！但也不能说是平面的“循环”，毕竟拿进来和走出去，有着“螺旋”的意义在！
　　前辈的深沉反思，归根到“独立思考”的时候，“现代”的活泼，发现了“我”。特别在80 年代后期出现的最新一代作家，有“我”没“我”，成了走上没走上写作道路的区别。“我”的感觉，“我”的感受，“我”的语言，“我”的把握方式，“我”的追求和“我”的梦。
　　前辈在回顾中，多理性的归纳。“现代”的潮涌里，多感性的分析。现在两者都冷静下来了，潮涌容易想到热烈。不，“现代”中的最新一代，涌现的是非常——差不多能让人疑心无动于衷的冷静。前辈的冷静里，那是揪心的沉痛，闹心的思虑。
　　我以为我在前辈和“现代”之间，——不光是序齿。这中间的人不多了，像我这样的好像很少了。
　　不能够妄自菲薄。我走过的路比前辈多些，比“现代”自然要多了。读书论老书，比前辈少得多。比“现代”，不能单说量少，因为连知识结构也不一样。
　　“现代”发现了“我”，随着是把感觉感受这些感性东西，给提到前边来。连感悟都难说，“悟”，在中国有特殊的意义，它和“道”相连，因此难得说它怎么样。
　　前辈的“独立思考”里，是反复的理性的上下求索。
　　我本有个老想法，定作的本钱，其实只是真情实感。但写作中间，排除理性的路，怕走不通。不必说“提炼”了，就是“升华”吧，那也不能完全没有理性。
　　那么我真是居中了。我们有大名鼎鼎的“中庸”一说，早已离开哲学范畴，进入日常用语。那“卖相”却越来越不看好。把“庸”，爱和“平庸”、“庸俗”搭界，这是不是误会？为什么不靠近“中常”“常态”？不把来看做心态中的“平常心”？
　　90 年代是世纪末。90 年代刚开始，是开始走进世纪末。老少几代这样去迎接新的世纪。
　　大的前景好比说达到“小康”水平，赶上发达国家行列，那都有数据为凭，钢铁多少，粮食多少，能源多少，产值多少，人均多少……文学的前景不会有数据，可以用数字来计算一些有关文学的现象，文学本身不能够体现在具体数字之中。
　　能够具体看见的，是现在新一代的作家们。他们是文学的将来，他们是新世纪的文学骨干，不管谁喜不喜欢，规律是这样。
　　我心脏不来劲，据新近新发明的检查，垂垂“末”矣。不过我文学上的心气儿，是要迎接新世纪的。困难总难免，前不久和新生作家谈得高兴，我说：拜托了，你们不但要“扶老”，只怕还要“扶贫”。

　　《矮凳桥风情》后语

　　这个世界上好处多得很，只不是对谁都一样受用，常常因人而异。昨天赶航船，今天坐特快车，轰轰隆隆，好像谁都是“随大流”就是了。
　　我的家乡办了个文学青年的函授班，1983 年叫我回去讲讲话。
　　我不敢称老，文学界现在是“五代”或“六代同堂”，怎么算我也只能在中间戳着。可是也不年轻，我少年离开家乡，恍恍惚惚四十多年叫雪花散到头上了。
　　腰腿手脚都还灵便，还觉悟着心灵自由。说是觉悟，可见先前的懵懂。
　　因此还躬着腰，盯着地，两手伸在身前，一扑一扑的朝前走。这种走势，老家土话叫做捉蛐蛐那样。
　　现在我有心灵的自由吗？反正现在显出来是一生最自由的时候了。我当然可以自己挑个日子回家乡走走，可是就没有挑。等到来信请我去参加文学青年的活动，才高兴起来，回家了。
　　活动半个月结束，我没有走，城里乡下东跑西跑，跑了总有五个“半个月”。跑得医生留我住院，认为需要检修检修，这才回到北京，第二天，就是1984 年的元旦了。
　　百闻不如一见，我亲眼看见老一辈人，本来已经退下阵来，早起打打太极拳，拎拎小菜篮子，下午抄抄小麻将，黄昏喝喝老酒，讲讲“土地陈报”……
　　现在，就在这两三年里，有的搞信息，有的办学校，有的给儿孙当顾问、坐账桌、守夜、看摊、包办后勤，比没有退下来的时候还忙。那精神头，照土话说，拿龙一样。
　　乡下的后生，我的子侄辈，多半只有三年小学文化，苦熬到三年初中资格那是“功名”了。又不论高低，摊到一个人身上都是三分田。说声凑巧，总有一分半在山坡上，只好种番薯。为了填肚，钻到深山屯底砍树、采药、养蜂——那和赌牌九一样。或是背上一张弓一个木团，走江湖弹棉花，比讨饭好听一点。或是担个炉，爆米花，叫烟熏得七分像鬼。若风吹草动要“割尾巴”，就都“猴”在家里喝番薯汤。也就是这两三年，变戏法一样，出现一条街的纺织作坊，一个镇满满登登的五金电器，河码头上全是证券印刷，山角落开了个钮扣市场，天南地北都赶来做钮扣生意。
　　四十多年没有在家乡生活，但这里有我的“血缘”，我的“基因”，我的“根”。只要一走而过，就好像没有离开过几天。坐下来不用问长问短，只要听听话头话尾，就好像这一家人的身世，全是心里有数的。
　　正好这个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报道，鼓吹这里的乡镇企业，以为是“新生产力”，当做农村改革的一种“模式”。我不大放心，问了问，有的老熟人直截了当告诉我：不同意报上的观点。有新熟人表示个怀疑态度，恐怕不是农村发展的必由之路吧？有的好心，劝我多多访问农业，劝我参加经济案件的审讯……这些人当然不是老百姓。
　　……
　　直到医生留我住院，究竟家乡倒没有家，回北京住去吧。回到北京正好是过年，过了新年又过旧年，把年过完再到医院去检查，医生以为休息过来了，暂时不要紧。
　　过年中间，想着一件事，什么“路”，什么“风”，什么“必由”不“必由”，什么“清”，什么“污”……都是各有专家在研究。反正面临一场大改革，关系着民族的振兴。我也要研究这研究那，但肯定哪一样也研究不过那一行专家。我只觉着我的同时代人和我的子侄辈，有的也龙跳虎跳过，却一事无成，或是无事可成。有的那样会钻，也不过钻成条泥鳅。有的那样肯修炼，也只修出个土地来，有个转不过身来的土地庙坐坐就是了。再到后来，人也认命了。再后来，人也把人看扁了——连自己在内。有口饭吃就谢天谢地，做梦也梦不着还有什么名堂。
　　这些人自己都说不清碰着了哪一根筋，怎么踩着了哪一个点子，如何如何就爆发起来了，钞票成捆成捆的塞到床底下，店面一间接一间打开，三层楼四层楼一座比一座造得讲究。把旗号打到天边，把全国走遍，若是香港也好随便去得，他们的祖辈父辈，只会炸炸油条做做豆腐，就飘洋过海了。这里的人自己也不明白身上有多少能力，好比埋藏千年的能源，忽然暴露，谁知道多少蕴藏量？连优质还是杂质，自己也不会比验，也没有工夫分析。只是，从目前看，仿佛天下没有什么事情，是这土地上的土人办不到的。
　　用不着等待什么“路”什么“风”讨论清楚，我只不过亲眼见到了些事情，发生了亲心的感想。另外，相信手里这支笔吧，相信会写下该我说的话，不会去写归别人管的事。也许等一切讨论清楚，我自己的话倒没有了。写出来的是我自己的话，却又是小说。早有明白人说过，虚构是小说不可少的手段。千万不可“对号入座”。顺便做个严重声明。
　　起初，也没有估计竟有这么多话说，一篇又一篇，写了一年多点，长长短短二十来篇。才想想收住吧，有另外的事情堆起来了也要料理料理。
　　有关心我的看了这些东西，说有新意。对写东西写老了的人来说，新意无疑是奖赏。我当然要问问究竟，却一时还说不清。回过来盘盘自己，也不明细。
　　其中有些文学文体上的小事，倒固执了一下。有人劝我不要把家乡土话搬上去，疙里疙瘩，别人也不好懂。我想若是疙瘩，是我把这团面没有揉匀，不是不应当揉进去。土地土人的土话，有的是不可代替的。我们大家都来揉的这团面，也应当在各人手里揉进些新东西，营养可能更好，发起来也可能更喧腾。
　　在刊物上发表了一阵以后，有一组叫高明的编辑标做“系列小说”。我想“系列”是时下的作兴，不过来源已久远。“五四”文学革新声中，讨论到以《儒林外史》为首的《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老残游记》、《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诸书，“其体裁皆为不连属的种种实事勉强牵合而成。合之可至无穷之长，分之可成无数短篇写生小说，此类之书，以体裁论之，实不为全德”。
　　“此类之书”，原是长篇“体裁”中之一体。但“勉强牵合”“不为全德”之说，不能说是“此说极精”。因为没有考虑到为什么兴起一连串“此类体裁”？新兴的“体裁”，何来“全德”？如求“全德”，又何必新兴？
　　这些“不为全德”的书，都是“百”年前的事了，现在对“全”的看法已经不大一样，也没有多少心思放在求“全”上。却又兴起“合之可至无穷之长，分之可成无数短篇”的“体裁”，名之“系列小说”。如何？
　　我想在可合可分中，见出灵活来。生活的迅速发展，事物的复杂变化，心态的冲决动荡，要求“体裁”的灵活了。
　　我同意把这个集子标做“系列小说”，依我说，“系列”是长篇的一系，还希望再有机会“系列”下去，献给我的归根之地。

　　选家选业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新近出了一套丛书叫做“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是在20～40 年代里，选出三十家有代表意义的单行本，重印。
　　现在的封面上，缩印着当年的封面，耐人寻味。这样有意思的想法，得亏编者王彬。
　　王彬写了一篇“序”，印在每本前面，实是总序。再，每本另有一个简短的“出版说明”，不但介绍了作家的简历，还有作品的简要评论。虽是名家，也不一律捧场。虽多引用别人的论述，但上下得当也很不容易。这个“出版说明”好比小序，是见功力的事，是谨严的事，还当是读者很有兴味的事。
　　总序还是拿鲁迅对新文学运动那著名的评介开头，大意说散文的成绩，超过了同时的小说、诗歌、戏剧。近年，大量选编当年的散文，在高雅文艺落入低谷声中，偏偏卖得旺俏。试想别的门类，那半个世纪前的作品，能有几家几本再度生发艺术魅力？这个事实，证明鲁迅实有先见之明。
　　不过近年选单篇的多，选整本成“库”的，还是创举。总序说“或者更能够客观地展示作家与作品的原有风貌，从而也就避免了选家们的某些偏颇……”我想对散文爱好者、作者和研究者，都是“重地”的礼品。
　　到“重地”里漫步，不觉又想起“议论”何其多。历来散文若论功能，大致可分叙事、打情、议论等等吧，怎么连周作人的《雨天的书》里，也连篇发议，别的性质的文字加在一起，也还是少数。更不必说鲁迅、林语堂、郑振铎、夏丐尊……这里有欧洲随笔的影响，看来分明。不过也有年代的关系，那是一个“载道”的年头，全世界“载道”的年头。这样的光景过去了，分工也细了，杂文也已经独立门户了。翻回头来，我想散文不好以议论为主，哪怕是絮语式的议论也当“动之以情”，文学艺术归根到底，还得是感情。
　　总序中没有把这个事关展望的意思考虑在内。
　　小序本来发议就够了，不想还发省，有的地方竟还发噱。如提到钱钟书的“文中无我”，林语堂的幽默有“牛油气”，冰心自己也说过“今文古文化”“中文西文化”，可惜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我想本来会是“为今日中国的文学界，放一异彩”的。再如郁达夫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传”，朱自清的“月下人生”。对俞平伯、沈从文有重新的评价，好像还没有找到准确简约的词句，也许是长期湮没的缘故。
　　编者王彬的本职工作是办文学普及班，多年见他在天时、地利、人和三不佳的条件下，带着“铁杆”部下小温，把五天一周的讲座操持下来，每每一个嘴唇起泡，一个瘦人减肥，两个都“倒了仓”。
　　此外，王彬是选家。编散文选集，散文欣赏，现在出来了现代散文的“原版库”。他在总序中说到“选家的劳动”，“为贤者所鄙，以为不足道。”
　　其实“应该是一种切切实实的津梁性的工作”。津梁性，一般就是桥梁作用。
　　若按佛家说来，可是“引渡众生的佛法”了。
　　向来人们对选家有些“微词”，这也看出来此事的难为。“砖儿何厚？
　　瓦儿何薄？”往往实际是“众口难调”。“跑掉的鱼是大的”，更是普遍心理。当代的“选业”，又确有一个“积疾”是左视眼，或隐或显，至今不绝。
　　选家中有一位著名人物，吴敬梓笔下的马二先生，提起此公，大都不禁莞尔。这位个性虽说各别，但骨子里还是诚实。做事业迂是迂，又叫人觉着亲切，是一位可笑可敬可爱的选家。
　　王彬严肃，世道多艰。我想他若有苦恼的时候，比方说“贤者所鄙”叫人不开心，不妨向马二先生趸点可笑过来，也是一乐。更不妨想想《诗经》、《昭明文选》、《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在文化传统上起的作用，“贤者”敢“鄙”吗！

　　读三叶的《未必佳集》

　　《未必佳集》里多佳作，我喜欢读这路文章。又像是许久没有读到了，拿起来本想先随便翻翻，等到手头的“活”告个段落再细读，不料这随便翻翻是从头翻到尾才放下手来。
　　放下手来心里还痒痒的，想去翻翻先前读过的归有光、朱自清，还有外国的索洛延……这一牵扯不得了，勾起来一条线，这线细却是很长，清楚却又飘荡，那一头在蓝天白云，那里，是有一个风筝的。
　　这条线其实在我心里。那与三叶的文章有多少关系呢？马上还只能肯定是他们的文章勾起来的，别的慢慢再说。
　　索性放下手里的“活”，写下我的感想。
　　三叶就是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兄姐弟三人。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有的还是中学生，有的上了大专学校，总之都还是学生吧，就合印过两本集子，一本叫《花萼》，一本就叫《三叶》，都是他们的父亲题的名。
　　“一有过了三十几年，最近四年间，我们三个才互相鼓励，重新练习写作，有些短的习作还要请父亲过目……”这是现在的《未必佳集》了。看来是老大叶至善题的集名，用的是《世说新语》中陈韪数落孔融的那八个字：“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若拿今年来说，“小三官”叶至诚也满六十了吧，老哥儿们虚怀若谷。
　　《未必佳集》中，叶至诚有一篇《跟父亲学写》，中间写到“哥哥这样描写过父亲那时候给我们改文章的情景：吃罢晚饭，碗筷收拾过了，植物油灯移到桌子的中央。父亲戴起老花镜，坐下来改我们的文章。我们各据桌子的一边，眼睛盯住了父亲手里的笔尖，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指摘、争辩。
　　有时候，让父亲指出了可笑的谬误，我们就尽情地笑了。每改罢一段，父亲朗读一遍，看语气是否顺适，我们就跟着他朗诵。……”
　　他们的父亲，是当今“×世同堂”的文艺界中，最年长的德高望重的长者。道德文章，山高水长。
　　当年他们一家住在“大后方”封为“陪都”的重庆，我也在重庆周围“打烂仗”，名为“流亡学生”，迹近“草莽”生活。依稀记得当年就读到过这样的“佳话”，一时心情复杂，但立刻就不在意了。今日想来，学写，各有各的路子，但基本功的锻炼是谁也少不得的。有这样的好家庭，可能事半功倍。我现在的文字还疙里疙瘩，当和少年境遇有关。
　　二十多年前，我进入专业写作的行列不久，在一个座谈会上，听一位比我资格老的作家发言，他说自己对错别字不管，什么语法文法也不管，这些由编辑管去，要不，编辑管什么呢？我惊异。想问，那么我们是干什么的呢？
　　因为资格浅，没有问出来。也因为当时的风尚，只要是根子正出身红，可以把一蓬乱草似的东西捧到编辑部去，由编辑细摘细修。这是政治任务，言不二价。“乱草”似的说法，是一位编辑告诉我的，不是我的发明。
　　座谈会上发言的那位作家，历经战争，为人也朴实有泥土气息。体格粗壮，披着大衣坐在三人沙发上占一半位置，我觉着可悲。
　　他将在文学道路上，留不下一个脚印。现在还不能把话说到十足，不过已经八九了。
　　画家要是照着叶至善的描写，画一幅灯下课子图。我想灯光当然是柔和的，仿佛是阳光溶化在水里，可否叫做溶溶？色调是温暖的，气氛融融。少者笑脸如梦如痴，长者每饭必酒，此时当是有酒不在酒的醉翁，情意浓浓。
　　整体说来：和谐。
　　《未必佳集》作者三人，凡四十二篇，读来整体和谐。还有平和、厚重、细密、周到、明智、亲切……等等可说，但我以为总起来说，是一种和谐的美。
　　他们相像正像一双手上的手指头，他们的不像又像“十个手指头不一般长”。这个世界在他们面前，他们吸收进来的时候细致灵敏，发放出去的时候冷静平和。叶至善有思想的火花，可是不点燃成火炬；叶至诚有感情的愤懑，可是不发作成号筒；叶至美更是小桥流水，有幽兰藏在侨洞里，有透明的小鱼儿在水底静定如针，往来似箭。
　　叶至诚回忆“跟父亲学写”，还写下这么几句话：“父亲不先说应该怎么改，让我们一起来说，你也想，我也想，父亲也想，一会儿提出了好几种不同的改法。经过掂量比较，选择最好的一种，然后修改定稿。……”
　　回忆的是“学写”，没有提到学做人。我想他们的文章互相又像又不像，和这样的学写关联，和没有提到的学做人也分不开吧。
　　“假如我是一个作家，我要努力做一件在今天并不很容易做的事，那就是：在作品里要有我自己。”这是“小三官”的话，他有点激动了吧，差点儿不那么平和从容了。他的哥哥和姐姐没有这样说，不过他们的文章里，都饱和着“我自己”。
　　不隐瞒，不躲闪，“要使读者”“清楚地看到我”。“即使是真理，即使是人民的呼声，如果还没有在我的感情上找到触发点，还没有化为我的血肉，我的灵魂，我就不写，因为我还没有资格写。……”
　　写的多是“小天地”，或说写的最动人的篇章还是“小天地”，比较恰当。“小天地”一词，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带贬意的吧。现在有一种“小猫小狗小村小店小五小六……”的说法，就有嘲讽的意味了。
　　写父亲，写孙女，写儿时，写戒烟，写粉色的连衣裙，写七十年前的日记，写吃鱼，写倒霉的橄榄核……一丝一缕，都仿佛是自己的一根神经，是自己感受到心里去，又从自己心里抽出来。
　　那么时代在哪里呢？时代在背景上，在字里行间。
　　那么，文艺的功能呢？文艺就为了表现自己？这叫什么文艺！
　　类似这样的问题可能发生过。作者在结集出书的时候，写了个“附记”，照抄如下：
　　附记：十年动乱当中，批判文艺作品有各种各样叫人无法辩驳的罪名，其中之一叫做“顽强地表现自己”。在这个罪名的恫吓威胁之下，出现了一批看不见作者自己的小说、诗歌、散文、剧本；但是奇怪，这些东西好像都不成了文艺。这篇短文是针对这种情形说的，原先用了“表现我”的提法，不料因此引起了误解。现在趁编集子的机会改正过来，以免谬种流传。1982 年12 月。
　　“跟父亲学写”的时候，他们老人家有一句话叫做“自肚皮经”。这种吴语方言，我的老家说做“自家肚皮经”，意思一样。这句话说的是自己的思路，常常有跳跃，有混乱，有个人特殊的习性，照样写成文章，读者不懂，或不好懂，这就成了文章的毛病了。
　　“父亲说：“写文章要想到别人，想到读文章的人，要把自己换一个位置，设想成读文章的人，再来看一看文章究竟写得怎么样。’”下边还说到“要想到别人”，是他们老人家为文和为人的“重要守则”。
　　我这里暂且只讨论为文吧。
　　前一段说“作品里要有我自己”，这一段说写作品时“要想到别人”。
　　有自己和有别人，都是重要守则。
　　父亲一向主张写东西要和生活里说话一样。写在文章里的话当然是经过了一番选择和思考的，然而仍旧要保持跟生活里说的话一样自然。
　　写东西‘不难又难’的道理，似乎就在这里。
　　我觉得不只是“不难又难”，这里头的道理相当复杂。有的文章明白易晓，也可以说是流畅自然，但没有个性，也就是没有自己。有的文章读来顿挫甚多，又正好表达了深沉。有的文章时有疙瘩，恰恰是那乡土的风情，那一个作家的调调儿。
　　三叶的文章里，时有“所、所以、而、而且……”，好处是周到妥当，但是不是也“书本气”了些。在知识分子的生活里，有的人爱说“字儿话”，但也不是全那样。在农村生活里，差不多听不见这些字眼。若有一位嘴里多几个“字儿话”，别人会笑他的。那么农村里说话说不周到吗？说不明白吗？
　　当然不是，他们自有办法，一般说，比知识分子的大白话要生动一些。
　　这是些粗浅的意思，但也是一个角度。为什么说这里头的“经”复杂呢？
　　就为的不能不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探索。但，“要想到别人”无疑是对的，应当是“重要守则”。希望读者不要误会我的讨论，是反对“要想到别人”。
　　“自肚皮经”指的也不单是个别字眼，要紧的是思路。那么思路有跳跃、交错、颠倒、多线多义，还有一个厉害的：变形变态。这些是作者的“自肚皮经”，往往更是“生活经”。不跳跃、交错……不足以表达某些生活。也如前边说到有的文字或多顿挫，或带疙瘩，不这样，还和某些生活感受不“贴”，奈何？
　　当然，还要坚持“想到别人”。别人不懂，写了做什么？但什么叫“不懂”？文艺作品的懂与不懂，和科学文章的懂与不懂又不一样。读文艺作品，怎么才算懂了？是载道——打通了读者的思想？是明理——解决了人生的疑难？是指南——纠正了工作的进程？总要有点什么叫人明白的，才叫“懂”。
　　这又是一个角度。
　　再说“不懂”。比如甲乙两人，甲比乙修养高经验多。甲读某个作品嘴里生涩，眼里出“眦目糊”。乙读起来倒如吃清盐橄榄，一路上没有碰着过懂和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曲高寡和吗？又怎么高者不和低者和？究其原因，只怕还是文艺观的不同。所谓“观点”，竟有这么厉害。
　　当然，也有懂是懂得的，或不喜欢，或不赞成，或碍难主张，或事关本命，或说不清看不透拿不准……都可以统而言之不懂。这又另当别说了。
　　反对“要想到别人”的作家不知道有没有，“想到别人”的层次，倒是各有不同。这里头的“经”我想念懂，也还半懂不懂。暂不啰嗦了。
　　《未必佳集》是一个散文集子，里头有的像是杂文，但也有散文的美。
　　有几篇若分类，当归到小说里去，不过也是“散文化”的小说。
　　有人说比起别的文体，祖国的散文渊源最久，佳作最多，我信。有人说当代的散文路子走窄了。其实不止散文，别的文体也过于单一了吧。单一到有了模式，就僵硬了。
　　散文和新闻报导、人物特写走到一路，不分彼此，就没有了散文。
　　散文里没有了“我自己”，比起别的文体来，更加糟糕。
　　《未必佳集》里有“我自己”，有“自己的灵魂”，还有“自己的外貌”，“这外貌包括方法、样式、风格、语言……”
　　我想加一句，还有自己的性情。这性情也包括了弱点，海棠花开花落，写得多么细致，海棠院子里外的急风暴雨，就比较粗略了。回忆儿时的同窗，有情有趣，有甜有酸。悼念患难战友，痛心不知几倍于儿时，笔力倒又见弱了。
　　不故作雄深，不矫为慷慨，去粉饰，勿卖弄，见真性情。读之“受用”
　　——这两字数处见到，《戒烟》篇中用得最妙。

　　●愿从事学术工作的人们首先来爱护图书馆，敬重图书馆员，努力转变社会偏见，公允地评价图书资料工作。

　　来新夏
　　（1923～）
　　学者。浙江萧山市人，生于杭州。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历史学系，获文学士。曾任南开大学教授、系主任、校图书馆馆长、南开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著有《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古典目录学》、《林则徐年谱》、《北洋军阀史稿》、《中国近代史述丛》、《志域探步》等。

　　中国的私人藏书家

　　私人藏书与私学兴起有关。周的后期，以政府官员为师的官学被孔子等人私人讲学活动所打破，孔子弟子三千便是由私学培养出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当时称为士。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在分立争雄，各个政权为巩固和壮大自己，很需要有才识的“士”，这就推动了私人讲学活动。私学的兴盛使图书也开始由官方传入民间。一些“士”为了谋求利禄，便针对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自己的学识，提出种种对策来取悦国君，因而需用大量图书来丰富和充实自己的论点。如苏秦曾到各国去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来说服各国国君，希望能挤进各国的统治集团；但他没有达到目的，回家遭受到冷遇，于是“陈箧数十”，发愤读书。这说明苏秦有私藏图书数十箱。当时还有一位著名的名学家惠施有简书五车，这就是后世“学富五车”故事的来源。《韩非子·喻老》篇中讲到有个名叫徐冯的人曾对人说过：“智者不藏书”的话，可见藏书已非个别现象。“藏书”这个语词可能最早见于此。
　　私人藏书对保存图书有过重要作用，秦火焚书，官藏大多被毁，但私人藏书却颇有保存：所以司马迁论及汉初图书复川的原因是“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但秦有“挟书令”，凡私藏图书是有罪的，直至汉初，人们犹心有余悸，不敢响应献书号召，直至惠帝四年正式废除“挟书之令”，私人藏书才渐渐出现。有些著名学者如刘向、班斿、扬雄都有私藏。王莽篡权后，一部分不肯合作的人便带着私人藏书到山林中去隐居。
　　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号召献书，原先逃隐的人都纷纷到京师献出私藏。
　　东汉的私人藏书家也比以前增多，著名的有杜林、班固、蔡邕和华佗等。其中以蔡邕最为著名，他是中国第一个藏书近万卷的私人藏书家。《三国志·王粲传》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蔡邕请客，王粲求见，蔡邕因为王粲是位才华横溢的后起之秀，所以匆忙去迎接，以致把鞋子都穿倒了，给后世留下了“倒屐相迎”的成语故事。客人们非常诧异，蔡邕特别介绍了王粲是异才，自己还不如他；并表示要把全部藏书文稿都赠与王粲。蔡邕有权赠书充分证明这是私藏。
　　三国虽然处于分立战乱时代，但对收藏图书还很重视。一些学者对自己的藏书已由单纯收藏进入整理，提高藏书的设备和质量。曹魏有一个名叫曹曾的人为了收藏自己的图书，就修了一个石窟，称为“曹氏书仓”。他既然能自建书库，心然有一定数量的私藏。著名玄学家王弼是当时藏书万卷的大藏书家。蜀丞相长史向朗不仅藏书量居蜀藏书家之首，而且还亲自对所藏书“刊定谬误”，开后世藏书家校勘图书的先河。
　　两晋私人藏书比较盛行，著名学者张华藏书甚富，据说他搬家时就“载书三十乘”。有些学者还开放自己的藏书，如范蔚经三世搜求，藏书有七千多卷，他允许别人来阅读自己的藏书，远近来读书的人经常有百余人。范蔚还为一些贫寒之士经办衣食。东晋的殷允、郗俭之等也都被称为“多书之家”。
　　南北朝时期的私人藏书由于纸写书的流行而加大了藏书量，南朝的著名学者陆澄、任昉、沈约等都藏书三万卷左右，所藏还多为世人罕见的书。这些藏书家不封闭自己的藏书面允许他人借阅。如南齐的崔慰祖聚书万卷，邻里少年到他家看书，他都亲自检取出借，满足要求，作好服务工作。北朝的辛术、李谧等人也都藏书较多，但因得书困难，藏量逊于南朝。
　　隋的私人藏书以学者许善心、柳■（音辨）二人为著名。他们都藏书近万卷，并参用自己的藏书进行目录编纂工作。
　　唐代由于经济繁荣，图书制作手段改进，私人藏书一时称盛。著名学者文人藏书万卷以上的有十五六人之多，如唐玄宗时的史学家吴兢家藏一万三千四百余卷，并自编了《吴氏西斋书目》一卷。另一个藏书家杜暹因为吝啬不愿借书而留下话柄。杜暹在所藏各书上都题三句话：“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第一句话是说我用很微薄的收入买来的图书都亲自校正过了；第二句话说我希望自己的子孙读了这些藏书都能知道圣人的道理；第三句话警告子孙：卖书和把书出借都是不孝的行为。杜暹聚集私藏的艰辛是值得同情，为使子孙知书明礼也是可以理解的，不允许卖书更是应该的；但借书给人也算不孝，未免过甚而显得自私。唐后期的柳仲郢私藏颇有特色。他藏书万卷，每书必写三本：一本最佳留作库藏，一本较次是经常翻读的书，一本比较一般，供年轻子弟们学习。这三类书分架安放，不相混杂。唐朝的最大藏书家是自玄宗以来历仕三朝的李泌，李泌私藏三万余卷，分别用红绿白等颜色的牙质书签来区别所藏经史子集等书。因为李泌曾被封为邺县侯，所以后世多把藏书称为“邺架”。李泌精心收藏爱护图书，当时在社会上得到很多人的赞赏。著名文学家韩愈还在《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一诗中专门颂扬李泌的藏书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意思是说邺侯李泌家藏三万卷书，每卷都有牙签，藏书完好如新，像没有人摸过一样，可以想见李泌藏书的繁富和精美。五代时也有一些藏书家，但不如唐代藏书家藏量之多，最多的不过几千卷。
　　宋代私人藏书较多，藏书家分布地区遍及边远和中原；藏书量少则数千卷，多则几万卷，而且数代聚书，绵延百数十年而不衰；藏书家有不少著名学者，对图书进行了保护校订整理工作，如北宋的著名藏书家宋敏求，藏书三万卷，他的全部藏书都经过校订三五遍，成为质量较高的藏书。南宋的晁公武，藏书二万四千多卷，都经过他的校订，并撰写《郡斋读书志》的私藏目录；还有陈振孙也尽一生精力研究自己的藏书，撰成《直斋书录解题》。
　　所有这些证明宋代的私藏活动己从单纯地典藏向学术研究领域大大地迈进一步。
　　元朝的私人藏书家多为汉人，如著名画家赵孟頫就家富藏书。原为宋秘书省小吏的上海人庄肃，宋亡后隐居上海，亲自抄书聚书至八万余卷。河南辉县的张思明私藏图书三万七千余卷。一些重臣武将如耶律楚材和张柔等人都藏书近万卷。
　　明代的私人藏书很盛，特别是江浙闽广一带有若干著名的藏书家。如宋濂“聚书万卷”；杨循吉藏书十万余卷；王世贞藏书三万卷，其中宋版书逾三千卷；徐■藏书五万三千余卷。尤其是范钦的“天一阁”和祁承■的淡生堂更具特色的影响。范钦（1506～1585），浙江宁波人，明嘉靖十一年进士，累官至兵部右侍郎。嘉靖四十年（1561）在宁波月湖之西创建天一阁藏书楼，所藏达七万多卷，是浙东藏书最多的一家。所藏多为明人著述和明代新刊古籍，其中明方志二百七十一种，有百分之六十五是海内孤本；有登科录、会试录和乡试录三百八十九种，都是仅见之本。这些藏书是研究明代政治、经济、人物和科技等方面问题的珍贵资料。其藏书楼天一阁不仅楼式结构和周围环境安排合理，而且对防火、防蠢、防潮等保护措施也很重视，是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图书馆。祁承■（1563～1628）是明代后期的藏书家，浙江绍兴人，万历时进士，累官至江西右参政。早年藏书逾万卷，不幸遭火灾，焚毁殆尽，后又以非凡的毅力，重新收集，终于聚书十万余卷。他在丰富的藏书建设基础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藏书建设理论——《淡生堂藏书约》，成为古代藏书建设的重要文献。
　　清代私人藏书空前兴盛，据统计，清代著名藏书家有四百九十七人，几占历代总和的一半。如清初的钱曾、朱彝尊、黄宗羲，康乾时的阮元、黄丕烈、卢文绍以及清代后期的四大藏书家——杨氏海源阁、瞿氏铁琴铜剑楼、丁氏八千卷楼和陆氏丽宋楼等，都是在质和量上臻于上乘的藏书家。他们都是有成就的学者，为了完善自己的藏书，相应地发展了版本、校勘和目录等方面的专学，留下了颇具影响的专著，对图书典藏、保护和传播文化方面都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

　　天津藏书家陶湘

　　天津藏书家虽不若江浙之盛，但也有足跻于全国藏书家之列的，如陶湘、金钺和周叔弢等人。金钺著籍天津，陶、周则为客居。三人均享高年，为跨越世纪人物。依齿序陶湘最先。
　　陶湘（1870～1939），字兰泉，号涉园。江苏武进人而居家天津多年。
　　清光绪十六年二十一岁时以大兴县学生员保送鸿胪寺序班，后又纳资加捐，累保至道员。历任京汉路北段养路处、机器处总办，行车副监督。1909 年任上海三新纱厂总办，并兼税关公款清理处及城壕放丈局两处会办。民国以后，投身于实业及金融业，先后任上海招商局董事兼天津分局经理、汉治萍煤矿
　　董事、天津中国银行经理、北京交通银行总行经理、天津裕元纱厂经理、山东鲁丰纱厂经理。1929 年曾应聘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专门委员，主持编订工作。晚年退职后由天津移居上海。
　　陶湘是近代目录学家、藏书家和刻书家。他虽然多年出仕经商，但仍孜孜于学术，尤深于版本目录之学，曾辑著目录书多种，如《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目录》、《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目录》、《内府写本书目》、《钦定校正补刻通志堂经解目录》、《钦定石经目录》、《石经萃宝藏宋版五经目录》、《明代内府经厂本书目》、《清代殿版书目》、《武英殿聚珍版书目》、《清代殿版书始末记》、《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明吴兴闵版书目》，而为故宫图书馆编订的《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三卷，用力尤勤，前后历时七年，收书达一千二百九十部，分十类排列。各书目均有功士林，嘉惠后学。
　　陶湘又酷好藏书，特别重视历代名家刻本，以其资财，广求精本善刻，其藏书处“涉园”历三十年经营，藏书达三十余万卷。所藏以明本及清初精刻本为主，有明闵刻本三十二种一百一十部，清殿版书百余种。生平尤喜收藏开化纸本，所以有“陶开化”之称。晚年境遇不佳，所藏逐渐流散。
　　陶湘不仅藏书，而且还选择所藏，斥资刊印流通。自清末以来，他先后刊行古籍约二百五十种左右，如《涉园续刻词录》、《儒学警悟》七集、《百川学海》、《喜咏轩丛书》、《百川书屋丛书》正续编及《营造法式》等。
　　他所印各书，校订精良，纸墨优选，行款装订，均称佳妙，为民国时期出版界所称誉。
　　陶湘于晚年曾回顾一生事迹，自编《涉园年略》，自叙至1939 年七十岁时止，而陶湘即卒于这一年。《涉园年略》以记著述及刻书等事为主，尤以记刻书事为详。凡序跋、凡例，无不录入，为研究版本目录及丛书源流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也为天津地方文献增一源泉。
　　陶湘与金钺、周叔弢均见收于天津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所编《天津
　　近代人物录》，于三人均略述其藏书事迹，唯书后所附《人物分类索引》中，陶湘与金钺均被列为藏书家类，而周叔弢则入于工业家。叔老有知，或难欣然。

　　书山路忆

　　在人生旅程中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一个花甲，回顾往事，萦绕于怀的是要检视自己的学术道路。在那悠悠岁月中，是谁伴随着我前进在这条既艰苦而又充满乐趣的道路上？又是谁在茫茫书山中指引我摸索前进？那是庋藏丰富的图书馆和以向人浇灌知识为志趣的图书馆员们，我不禁默默地回忆着行旅的往事。
　　一颗种子
　　大约在六十年前，我正在南京一所小学读书，第一次接触到图书与图书馆的概念。这所小学有一间看来十分简陋的图书室，但我却感到它是令人豁然开朗的新天地。这间图书室虽然只有几架图书，但它却包含有科学知识、历史故事和文艺作品，而最能吸引我的则是那套图文并茂的彩色儿童文库。
　　这间图书室虽然只由一位劳作美术老师兼在课余开放二小时；但我却如探宝者之入宝山，从中知道了许多课外知识，朦胧地意识到知识还另有天地。那位老师不仅谆谆地介绍哪本书有趣，哪本书有用，还告诉我们要多求知识，回答我们一些疑难不懂的问题。这种实际上的参考咨询工作对我的幼小心灵确是起到了启动知识的作用，它像在我心里播下了一颗珍贵的种子，铸造了一种信念——要多知道事物就要到图书馆去找，不懂的事可以去问管图书室的老师。这种原始式的对图书馆的朴素认识对我日后从事学术性工作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这种状态在中学时代仍然继续着。
　　三点一线
　　五十年前，我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大学图书馆与中小学图书馆相比的确面目一新，迥然不同。进馆以后，恍若置身于书山学海之中，满目琳琅，任加翻检。一个个木匣的卡片能指引我找到所需求的图书，借阅台老师可帮助我们从图书库中得到输供。在这里可以利用更多的图书来加深和巩固课堂知识，也可以为自己的思想见解寻求到佐证，还可以为小露锋芒的撰述提供材料，更可以逐日补充知识结构中的缺陷。图书馆对我来说无疑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宝藏，是寻求知识的洞天福地。如果校馆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时，馆员老师还可以指引到北京图书馆和其他学校图书馆去借阅；或者通过馆际互借来满足自己的要求。我特别敬重那些终年掌管着知识宝库锁钥的馆员老师，他们总是沉静而有节奏、恬适而不厌其烦地向后学输送知识，偶尔也会用一种舒缓的轻声解答疑难和指引门径。我浸身于图书馆愈久，愈感到自身知识的贫乏，愈感到自己知识结构的苍白无力，图书馆不断地逗引着自己对知识的贪欲。这种追求使自己的四年大学生活不自觉地形成了教室、寝室、图书馆三点一线的日常生活型式。三者缺一不可：寝室是恢复和补充精力所在；教室是得到系统知识、获取门径的据点；而图书馆则是大量地不断输送知识的宝藏，是进入学术大门，进窥堂奥的阶梯。一个大学生，特别是文史系科的大学生，如果只是满足于课堂知识，他只能是一个“好学生”
　　和知识复述者。而图书馆则会培养造就更多具备基础知识的学子走向发展学科、推动学术的道路。我最初的几篇学术习作都是运用校图书馆的藏书，并在图书馆老师热情帮助下才完成的，这种学步正是千里之行的起点。我的大学生活估算总有三分之一强是在图书馆中度过的。这对我后来能置身于学术工作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十分之八
　　四十年前，我正迈上学术道路，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和南开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不管是日常的教学工作，还是长年的学术研究工作；不管是编写讲稿，还是撰作专著，都无一下与图书馆密切关联。四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使我和图书馆结成一种不可须臾分离的休戚关系。每当我写作一篇文章时，真正提笔为文的时间并不很长，而翻读群籍、搜集资料的时间却相对要多；文成后的拾遗补缺、校核订正更不能不隐身于图书馆；甚至当手写文稿变成铅字清样时，有时还要到图书馆核订引文，考实论点。如果把一篇论文、一本专著的完成流程计算一下，所谓“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正形象地说明这一点。过去陈援庵老师曾说过：“论文必须有新发现或新解释。第一，搜集材料；第二，考证及整理材料，第三，则联缀成文。第一步须有长时间，第二步亦须有十分之三时间，第三步则十分之二可矣。”那就是说成文以前占十分之八时间，这是老辈学者们甘苦之言。这十分之八的工夫主要花在图书馆，也只有图书馆才能提供这十分之八的用武之地。我的著述生活使我确有同感，即以我所写的几本专著中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而论，固然有自己的勤韧劳作，但不可否认地也浸润着图书馆人员的智慧与汗水。《知见录》的创意就是已故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冯文潜教授的建议。那是近四十年前的往事，当时我正担负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工作，不时翻检些近代人年谱，
　　冯老发现后就向我这个年轻后辈建议：为什么不把翻读过的年谱写成提要供
　　人利用，为人节劳呢？我接受了这个建议，几经寒暑，多遭困厄，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部五十余万字的目录学著述。在这期间，馆员殷礼训同志为我联系线索、馆际借书，费尽了心计。还有更多的同志为我检书核订，减去了许多繁复的麻烦，为我增添了无形岁月。如果说，我能从学术上向社会做些微薄的贡献，那是离不开图书馆和馆员朋友们不计功利的帮助的。我应该感谢这种真挚的友情。如果忽视，甚至轻视这点，那是对真挚友情的背弃，是对文化输送渠道的重要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愿从事学术工作的人们首先来爱护图书馆，敬重图书馆员，努力转变社会偏见，公允地评价图书资料工作。

　　●历史上著名的坏蛋，往往埋在自己挖的坑里，生活准则因此比语言准则更具有历史和心理学价值。

　　黄永玉
　　（1924～）
　　画家、散文家。湖南凤凰县人，土家族。著有散文集《太阳下的风景》、《曾经有过那种时候》及《罐斋杂记》、《芥茉居杂记》等。

　　书和回忆

　　我从小不是个喜欢读书的孩子，幸好当时的先生颇为开通，硬灌了一些四书五经和其他文学历史基础之外，还经常带我们到郊外检验自然界和书本记载间的距离，提高了兴趣。
　　自然，我们那儿的老人和孩子对一切事物都有好奇的兴趣，性格既幽默且开朗，行为标准认真而对人却极宽容大度，使我们这些在外面混生活的人先天得到一些方便。
　　一上中学就碰到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幼小的年龄加上远离故乡形成的孤凄性格，使我很快地离开了正式的学校。以后的年月只能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两方面自己照顾自己。
　　如果说我一生有什么收获和心得的话，那么，一、碰到许许多多的好人；二、在颠沛的生活中一直靠书本支持信念。
　　鲁迅先生的一句话给了我不少启发，“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他的意义我那时即使年轻也还是懂得的。他的修养本身就证明不会教人完全不理会中国书本。他曾经说过，“少读中国书不过不能为文而已”。何况中国书中除了为文的用处之外，还有影响人做坏事、落后的方面，与教人通情达理做好事、培养智慧的方面。我还是读了不少翻译家们介绍过来的外国书。
　　和一个人要搞一点体育活动一样，打打球、游游泳，跳跳舞，能使人的行为有节奏的美感，读书能使人的思想有节奏感，有灵活性。不那么干巴已，使尽了力气还拐不过弯来。读一点书，思考一点什么问题时不那么费力，而且还觉得妙趣横生。
　　我很佩服一些天分很高的读书人。二十年前的一个礼拜天，我到朋友家去做客，一进门，两口子各端一本书在埋头精读，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也各端一本书正在埋头精读。屋子里空荡荡，既无书架，也无字画；白粉墙连着白粉墙。书，是图书馆借来的，看完就还，还了再借。不记笔记，完全储存脑中。真令人惊奇，他们两口子写这么多的书完全是这种简朴方式习惯的成果。
　　一次和他俩夫妇在一家饭馆吃饭，他知道我爱打猎，便用菜单背面开了几十本提到打猎的旧书目，标明卷数和大约页数。
　　我不行，记性和他们差得太远；尤其是枯燥的书籍，赌咒、发誓、下决心，什么都用过，结局总跟唐吉诃德开始读那篇难懂的文章一样，纠缠而纷扰，如堕五里雾中。
　　我知道这方面没出息，因此读书的风格自然不高。
　　我喜欢读杂书，遇到没听过、没见过的东西便特别高兴，也不怎么特别专心把它记下来，只是知道它在哪本书里就行。等到有朝一日真正用得着的时候，再取出来精读或派点用场。
　　我不习惯背诵，但有的句子却总是牢牢地跟着我走，用不着害怕跑掉的。
　　比如说昆明大观楼的那对长联，尤其是那几句“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南翔缟素，北走婉蜒”；还有什么李清照的“被翻红浪……”，柳永描写霓虹的句子……读得高兴，便在书楣上写出自己的联想和看法，明知道这是很学究气的东西，没想到“文化大革命”时很为它吃了些苦头。
　　我有许多值得骄傲的朋友，当人们夸奖他们的时候，我也沾了点愉快的光。
　　遇在一起，大部分时间谈近来读到的好文章和书，或就这个角度诙谐地论起人来。听别人说某个朋友小气，书也不肯借人等等；在我几十年的亲近，却反而觉得这朋友特别大方，肯借书给我。大概是我借人的书终究会还，而他觉得这朋友要人还书就是小气了罢！
　　还有个喜欢书、酒和聊天的朋友，他曾告诉我一个梦，说在梦中有人逼他还书，走投无路时他只好说：“……那么，这样罢！我下次梦里一定还你。”
　　多少年来，我一直欣赏张岱在他失传了的《夜航船集》中幸存下来的序里的一段故事。说一艘夜航船载着一些乡人，其中有位年轻秀才，自以为有学问所以多占了一点地盘。一个老和尚从岸上挤了进来，只好跟那些胆怯的乡人缩在一道。老和尚问年轻秀才：“请教，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不看是四个字吗？当然是两个人！”年轻秀才回答。
　　“那么，”老和尚又问：“孔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不见是两个字么？怎么会是两个人？当然是一个人！”秀才回答。
　　这时老和尚自言自语地说：
　　“哎哟！这下子我可以松松腿了！”他把蜷缩的双脚大胆地伸开到年轻秀才那边去了。
　　这是个很好的教训。从年青时代起，我就害怕有一对老和尚的脚伸到我这边来，我总是处处小心。如今我也老了，却总是提不起胆量去请教坐在对面的年轻秀才有关一个人或两个人的学术问题。
　　在鲁迅先生杂文集里，我很欣赏鲁迅先生与当时是青年作家的施蛰存先生之间的一场小小论战。大概是有关于“青年必读书”提到的庄子与文选的问题而引起的吧！
　　鲁迅先生就是在那篇杂文中说起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的论点的。
　　施蛰存先生说，既然某某杂志征求的是如何做文章的问题，鲁迅先生说“少读中国书不过不能为文而已”，“可见，要为文终究还是要读中国书”。（大意）
　　我很佩服施蛰存先生当年敢碰碰文坛巨星的胆略和他明晰的逻辑性。
　　又是年轻的施蛰存先生，他抓住了鲁迅先生引用《颜氏家训》中叫儿子学外文好去服侍公卿的话是颜之推自己的意思时，鲁迅先生承认手边没现成的书而引用错了。
　　我也很佩服鲁迅先生治学的求实态度。因为他强大，所以放射着诚实的光芒。
　　十年浩劫，“四人帮”绞尽脑汁想把知识分子斩尽杀绝，但知识分子大部分活过来了。那时候，孩子们到处搜寻书本，断页残篇也视如珍宝，读起书来吮吸有声，简直是悲壮之极，使我想到秦始皇这家伙毕竟是个蠢蛋！
　　知识，怎么格杀得了呢？
　　知识，原本就是发展着的生活的纪录。全人类的文化怎么格杀得了呢？
　　历史上著名的坏蛋，往往埋在自己挖的坑里，生活准则因此比语言准则更具有历史和心理学价值。
　　1981年3月

　　●高雅文化，在于每个爱好者的踏实的追求、提倡和学习，“苦吟”和“苦心”是会结出甜的硕果的，不管大小，都是实在的。

　　邓云乡
　　（1924～）
　　山西省灵丘县人。1947 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著有《鲁迅与北京风土》、《水流云在琐语》等。

　　书斋思旧
　　——纪念谢国桢先生

　　由我住的新村东面巷口，坐公共汽车，只五站地，就到了复旦大学第九宿舍门口，走进绿树成荫的院落，沿着引路，到第二幢比较陈旧的红砖宿舍楼前，按一下楼下一套房子的门铃，我便听到熟悉的声音，就被接待进去，在一间朝东、朝南都有窗、架上堆满了书的书房中，与室主人热情招呼过后，便坐下畅谈起来，不觉就是一两个钟头，又总带着尚未尽兴的依依之情告辞离去……我好像与这间书斋特别有缘，十多年中，不知多少次访问过这个书斋。虽然这幽雅的书斋五六年前己换过主人，但我还是照样沿着杂树葱茂的引路来扣这扇小小的房门——这里现在是贾植芳教授的书斋；而十多年前，这里是谢国桢先生来上海小住时的书房。谢老当时年年不只一次来上海访书、讲学、旅游、探亲，就住在执教于复旦大学的女儿谢纪青同志家。当年只要老人一到上海，这间小小的书斋便谈笑风生，热闹起来，我便也常来看望了。谢老是我北大时的老师，打倒“四人帮”后重逢于上海，短短几年中，过从较密，师生情谊至深；而现在这个书斋的主人贾植芳教授，又是“风义师兼友”的乡长兄，近几年中，访问较便，更是常常见面的了。走熟的路，敲熟的门，宛然如旧的房舍……近二三年中，每次拜访乡长兄植芳教授之后，在走熟的引路上，不免也能触景生情，常常想起谢老，这位到老还勤奋访书、治学、著述……和蔼可亲的老人、老专家、老学长，我的老师。
　　20 年代中，梁任公主持的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一共有多少毕业生，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哪位健在，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知道谢老是1926 年由这个研究院以优异成绩毕业的，同学中知名学者甚多，如陆侃如、吴世昌等位都是。
　　谢老当时毕业后，又被梁任公请到天津家中做家庭教师，教任公的年幼子女，一方面又在梁任公直接指导下读书研究学问，为其学术巨著《晚明史籍考》的写作，做了极充分而扎实的准备。谢老直到老年还十分珍惜这段师生情谊，常常说起梁任公的故事，常常吟诵两句诗：“立雪梁门称弟子，白头惭愧老门生……”其思旧之情，真是不胜感慨系之了。
　　谢老1931 年出版《晚明史籍考》， 1934 年出版《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两书的出版，很快引起海内外学术、史学界的重视，鲁迅先生在当时对其学术成就和意义，曾给予高度的评价，见《且介亭杂文二集》。但谢老也并未以此自炫，始终未和鲁迅先生见过面，直到老年在给我一本书写的序言中还说：“我虽然承蒙鲁迅先生的谬赏，而地隔南北，始终没有与鲁迅先生见过面。”率真质朴的言词，正是老人的可爱处。
　　说到书斋，自然和书连在一起的。谢老一生最大的乐趣就是访书、买书、看书、介绍书。谢老是历史学家，是明清史籍专家，晚年又对汉碑产生学术兴趣，各处搜求汉碑拓片，汉画像拓片。研究有得，曾写了《两汉生活概述》一书，在学术上又开拓了另外一个领域。老人访书之乐，老而弥笃。在上海客中，我也多次陪老师到福州路上海古籍书店楼上看书，到南京路朵云轩楼上看拓片。70 年代末， 80 年代开头，古籍楼上偶然还有一些杂七杂八零本线装书，一堆堆放在架上，要一本本地耐心翻阅，或者会突然发现一本对你说来十分有价值的宝书，这时这点惊喜得意的感觉，是笔墨难以形容的。
　　不少名家的访书记中都写到过这点，但真正的欢欣要经过者才能有会心之感。
　　谢老访书、买书，写题跋，写访书记，都涉及到版本、目录方面的情况。
　　但谢老不同于专门的版本目录学家，因为他访书、买书的着眼点，首先不在于版本目录上，而在于书的内容，在于书的历史价值和专业需要上。从明、清社会史的角度看，有时一本极不起眼的价钱很便宜的破书，却是很有价值的史料。我记得老人有一次翻到一大本早期《胡庆余堂药目》，有药名，有价格，只用五角钱便买了，老人像孩子一样，脸上堆满了微笑。记得还有苏州王西野兄，我们一同到杏花楼吃白斩鸡，喝一点黄酒，并吃大盆广东炒面。
　　老人基本上没有什么酒量，但却爱喝一点黄酒或啤酒之类的软酒，而且给人写字、给书写题跋，总爱写“被酒”、“薄醉”、“微醺”等字样，老人很爱这种情调，说来又是多么有风趣呢！
　　我当时住在河间路，老人不只一次地由复旦宿舍经五角场换两次车，到我这个简陋的住处来，吃个便饭，说笑大半天，翻阅一下我书架上的几堆零本破线装书。老人常一边翻阅，一边赞许道：“云乡，你这点玩意不差……”
　　有一次翻到一小本《圭塘集》，老人突然不好意思地急促地说：“这本书有先严的诗，你要割爱……”我第一次看到先生情急的神情，至为感动，连忙告诉先生，这本书是苏州王西野兄的，等我向他说一声再送给您……后来西野兄托友人郑重地把这本书送到北京先生府上，也是一段小小的书缘佳话了。
　　谢老上海的书斋，因系客中，书并不多，只是临时堆放的。老人北京建国门外寓所的书斋，才是藏书的所在。两间不大的房间中，除门、窗两面而外，周围都是到顶的书架，放得满满的，大多是先生几十年中南北搜求来的明、清史籍珍本。当时我年年暑假回京，不止一次地到此来看望先生，听老人娓娓不断地讲说旧事，情景历历，今已渺不可追矣！
　　1981 年冬谢老分到了团结湖比较大的房子，高兴的不得了。事先就和我说过多少次，搬过去之后，又来信约我和西野兄去北京时到家中去住，老人的情谊多么真挚呢！可惜的是，老人团结湖的书斋我没有去过。因为1982年6 月间先生已生病住在协和医院中，8 月间我回北京，最后几次看望先生，都是在病房中……
　　先生去世一晃已十年了，在先生上海、北京两处书斋谈话的情景，仍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感到那样地亲切，这或者就叫做遗爱吧！因写小文，略抒思念之情。

　　书话四则

　　“好名”和“乐趣”
　　古人有时也会像时装一样，突然流行一阵子，不久又无人提起了。比如李卓吾吧，在“四人帮”快倒台时，也曾风光了一段时期，书局出版《藏书》、《焚书》、《续焚书》，纸墨精良，印的十分不错，不过现在很少有人提起了。其实李卓吾还是李卓吾，偶理书架，拿下翻阅一下，也别有会心处。如有几句道：“夫所谓仙佛与儒，皆其名耳，孔子知人之好名也，故以名教诱之。大雄氏知人之怕死也，故以死惧之。老氏知人之贪生也，故以长生引之。皆不得已权立名目以化诱后人……”
　　这里“怕死”、“贪生”，是否应该本着一不怕苦、二不伯死的精神予以批判，先不去管他，只说这“好名”，所谓“三代之下，唯恐不好名者”，似乎好名也还是不错的，可贵的。但“好名”二字说起来，却也很复杂。有美名，有恶名，有大名，有小名，有一时的哄动效应，有较久的历史流传，有实至名归的，有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的，有耗财买脸、沾名钓誉的，也有窃取虚名、谋求实利的……千奇百态，只“好名”二字岂能说的清？”不能流芳百世，也当遗臭万年。”这是好名的极端者，英雄也罢，枭雄也罢，流芳也罢，遗臭也罢，居然想留到“百世”、“万年”，实在也真是痴人说梦，时至今日，知道曹操、曹孟德、阿瞒的又有几人呢？”知秋万岁名，不如少年乐”，“忍把浮名，换了些浅酌低唱”。从人的一生来讲，如在太平岁月，以这样态度对待名，我感到还是好的。“流芳”、“遗臭”等等，实际也是拼着性命花好大气力，只说“为名”恐不尽然。但以之为乐，那就另当别论了。“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也是圣人的话，我感到这话说的很到家。我很喜欢明末张岱的书，但他在《陶庵梦忆》序中最后几句说：“因叹慧业文人，名心难化，政如邯郸梦断，漏尽钟鸣，卢生遗表，犹思摹拓二王，以流传后世，则其名根一点，坚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犹烧之不失也。”把焦点全归到名心上，似乎感到还是皮相之言，总隔着一层，如归到“乐”上，那就实在了。读书、写文的真谛似乎均在于此。
　　收到四颗大红印的“名人录”约稿信，条件复杂，嘱自写交待跻身于“名人录”之林，费力而无乐趣，不写也罢。写此短文，寻点乐趣，在菠菜已卖四元一斤的今天，博点微利吧。
　　苦吟和苦心
　　湖州费在山先生，寄来两本新书：《苕霅声汇集》，而且有一个副标题是“湖州市诗词学会成立五周年纪念”，我拜读了之后，忽然想起这个题目：“苦吟和苦心”，或者也可以叫“苦心和苦吟”，想好此题，不胜感慨系之了。因为想想总是“苦”的……能不感慨吗？
　　写旧体诗词的人，常常说“苦吟”二字，所谓“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又如“吟成一个字，捋断数茎须”，想这该有多苦，但即使时到今日，仍然有不少人欢喜这个“苦”，读旧体诗同，写旧体诗词。虽然说新诗自从胡适《尝试集》开始以来，已经写了七十多年，但不少年轻时写新诗的名家，老年时又来写旧体诗，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因而感到苦吟之际，甜在心头，这也是辩证的统一了。正因为如此，所以吟事虽苦，不少人还乐此不疲。
　　不过如有一点嘤鸣求友之意，想发表一些旧诗词，那还是十分困难的。
　　因为众多刊物大多不刊登诗词，湖州友人费在山等几位有心人，创办了一个小小诗刊：《苕霅诗声》，苦心孤诣，惨淡经营，这就苦吟加上苦心，结成一个旧体诗词的硕果了。支持这个小刊物的，除湖州不少老先生外，还有京、沪、苏不少老先生，如钱仲联、施蛰存、吴小如、苏仲翔、叶至善，周退密等位学人均有佳作投寄发表。日就月将，一晃五年过去了。汇编出版，就是这本诗集，而且是非卖品，这就是“苦心”的收获了。这本书中，既有“会员诗萃”，都是湖州的作者，也有“诗坛掇英”，包括京、沪各地的作者，还有“前贤诗镜”，收有沈尹默、俞陛云（俞平伯先生之父）、汤国梨（太炎先生夫人）等位有关湖州的作品，还有“同话”、“诗论”等文章，虽然是不太厚的一本，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内容是很广泛的。
　　湖州是人文荟萃的地方，历史上诗人不知有多少。小小诗刊格调高雅，刊名“苕霅诗声”，苕，就是苕溪和霅溪，源出天目山，流入太湖，是有名的江湖隐居之地，唐诗人张志和自号烟波钓徒，就愿为浮家泛宅，往来苕霅间，就是现在湖州一带。诗刊以此为名，也足以显示其地域性和悠久的历史和高度的传统文化了。我在贺诗中曾说：“世俗追时尚，几人爱古香，友声通四海，佳什汇千章……”高雅文化，在于每个爱好者的踏实的追求、提倡和学习，“苦吟”和“苦心”是会结出甜的硕果的，不管大小，都是实在的。
　　一本好书
　　天气太热，欠人的“高头讲章”无法继续写，只能坐在风扇前发呆，但也不是办法，因为总要看点什么，于是找出前些日子湖州费在山兄寄来的《间闲书》，认真拜读一番，一看便大吃一惊，一口气看完了，一个下午，浑忘炎暑，像吃了一个冰镇沙瓤大西瓜那样解渴……
　　这是一本自费印刷的散文集，小本白色封面，一页木版淡色书影印在白色上作底子，淡蓝色字题签，是冰心老人手笔。作“间闲书”。扉页第二页，又是顾老起潜的题签，作“间闲书”，其后又有顾学颉、钱仲联、苏渊雷等十几位老人题字，钱君匐老先生又题作“间闲书”，总之不但封面设计高雅宜人，封底又印着福州治印名家周哲文氏两大方图章，最引人注意的是蓝色小方框内三个小字：“非卖品”——这高雅的非卖品，先不要看内容，只看这封面设计，就很使人吃惊了。这是谁设计的呢？后面印着：封面题字：冰心，封底篆刻：周哲文，装帧设计：崇堂。“崇堂”者谁？也是“吴兴三碑乡费在山”也。原来是他自写、自编、自校、自行设计、自费印刷的一本书。
　　不过费在山兄不是大款，自费印书，十六万字的一本小书，收入了近三百篇短文，每篇字数多不过千字，少的只有三五百字，都是十分有趣味的文坛旧话，或怀人，或思物，或记诗文，或言掌故、旧家旧事、故宅园林、图章书画，无一不谈。不妨抄几个题目：如《夏衍乡音未改》、《重逢徐迟》、《唐云印象》、《谢冰心喜得湖笔》、《赵朴初纵谈佛语》……其他郑逸梅、费新我、沙孟海、沈迈士、俞平伯等，老一辈已去世的、现在健在的，中国的、外国的这些文化名人，他在各篇短文中都写到了，都是有资料，有内容，小掌故，十分好玩……
　　六十年前，知堂老人“五十自寿诗”，和作名家如林，誉者多，毁者也不少，鲁迅先生当时曾为此说过几句公道话。此书《茶韵诗钞》一篇中，引了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林语堂、蔡元培、俞平伯数人和诗十七首之多，算来亦很不容易了。
　　“三代之下，唯恐不好名者。”在当前人人向“钱”看的时代，费在山兄能省吃俭用，自费印本小书，好文之心，全在书中。“间闲”不闲，只这点也值得赞赏。
　　一套好书的困惑
　　上次写过一篇《一本好书》，使得一些读者纷纷来信向我要书，我无法应付。因那是“非卖品”。这次写《一套好书》，这点不怕，因为有地方卖。
　　但是好在哪里？且听慢慢道来。
　　三年前，北京友人寄来约稿信，说是“名人青年时代丛书”征稿，主编是北京大学教授，文章要一万五千字，“稿费从优”云云。我虽不是名人，但看到“稿费从优”的诱惑，又想到回忆青年时代的乐趣，便认认真真地花了一周时间，写了一篇题为《平凡的苦与乐》寄去，转瞬间两年已过，夏天忽然收到一包书。共十本，五本一套，每本十五篇，十五个人自写青年时代，约二十来万字一本。每本定价十元。另五本同样的，也就是刊载我那篇“平凡”……的。封面写“以书代酬，望理解”。我一看印数一万零六百册，马上便有了上当受骗的感觉。一套五十元，一万套五十万，以批发价七折计，三十五万，却对作者不发稿费，真是无法理解。明明是有意骗作者了……我忍不住写了一封质问的长信，寄给主编。不久收到主编的回信，说了许多苦衷，说这书卖不出去，书店只向出版社征订几百套，而仓库中尚存书六七千套云云。自然书卖不出去，便没有钱；没有钱，便不能付槁费。感谢最近又寄来三十册书，很使我难为情。
　　倒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这套书，还是十分困惑，难以理解。细阅这套书，虽然错字有一些，但毕竟还是一套好书。每本十五位作者，五本七十五位，除我这种滥竿充数者外，这七十来位学术界、文化界、艺术界的老者，的确都够得上专家的身份。有的青年苦学、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归来终身报效祖国，有的少年投身革命，经过战争年代的苦难漂泊生活，最后学术上
　　也有所建树……著名人物如钱三强、陈岱孙、周培源、朱学范……以及稍后
　　的唐敖庆、林兰英、张世英、王守武等位，不少人都是科学院学部委员，他们青年时代的自传，都足以引起现在青年朋友的兴趣。还有不少老画家、老演员，也都曾年轻过……再如老舍先生哲嗣舒乙的文章，记叙他父亲“文革”
　　时死于太平湖的情况，真是一字一泪，使人不忍卒读。而这样的好书，却没有人去买去读，这能不使人困惑吗？
　　作者、读者、编者、出版者、发行者，书店以及宣传媒介，这究竟是谁的责任呢？在我想来，这套书是会引起读者兴趣的，不能说没有意义，没有可读性吧？不过封面设计、书名都不能引起读者注意，什么《青春似火》、《青春的旋律》……“臧克家题”，猛一看，花花绿绿，还以为是老先生的新诗呢。不妨老老实实，再加个书衣，用大红字印上《名人青年时代自传》，再印上钱三强、陈岱孙、唐敖庆……等人的名字，相信是会有人买的，而且可以远销海外，不妨试试看！

　　●秦始皇焚书坑儒，并不能绝灭儒家学说或改变中国文化传统。

　　董乐山
　　（1924～）
　　翻译家。曾用名麦耶、麦叶。浙江宁波人。40 年代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期间，开始发表作品、评论和翻译。1946 年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1950 年到新华社任新闻翻译。1960 年转到大学任教。译著有美国斯诺《西行漫记》、《斯诺在中国》（合译）、劳恩《鬼作家》、约翰·根宝《非洲内幕》（合译）、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合译）、英籍华人韩素音《伤残的树》等。

　　垮掉一代与痞子文学

　　把中国80 年代的“痞子文学”比作美国50 年代的“垮掉一代”，我不是第一个人。去年年底《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曾在该报《书评周刊》就此发表长文论述。引起我的兴趣的主要不是两者的异同，这是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事；但使我感到意外惊喜的是“垮掉一代”的译名问题的由此得到解决，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把“痞子一代”代替“垮掉一代”
　　来译“the beat generation”，不是音义兼顾的一个绝妙佳译吗？
　　既然提到音义兼顾，看来免不得还要来谈谈两者的异同。所谓“the beat generatiOn”指的是美国战后出现的新一代作家，以小说家凯鲁阿克和诗人金斯堡为代表。他们以崭新的反传统的风格，冲击了美国主流文坛，造成了令人侧目的影响，一时之间使人仿佛觉得许多文学传统模式和理论观念都要打破改写似的。
　　其实他们与英国同时期出现的“愤怒一代”一样，都是时代的产物。他们所代表的是战后一代青年对因循守旧、保守自满的社会现状和风气的不满。所不同的是，“愤怒一代”较多地采用了社会批评的方式，竭尽讽刺椰榆调侃的能事，但在小说形式或者写作方法上并无多大创新；而“痞子一代”
　　则不然，他们对当时美国在艾森豪威尔治下的歌舞升平、保守自满的社会习俗和价值观的反叛，采取了自我放逐的流浪、酗酒、吸毒、性放纵等等放浪形骸的遁世方式，甚至在服饰衣着上也一反剃平头、穿套服的一本正经、循规蹈矩的形象，而留披肩长发、蓄络腮胡子、穿破烂牛仔裤。如果把这种精神苦闷和反抗习俗的表现一律斥为“颓废”、“堕落”或“腐朽”，则不免失之过于简单了。
　　“The beat generation”中的“beat”一词，本来是“打垮”的意思，又引伸为“精力耗尽、疲惫不堪”，这一代作家和诗人又被称为“beatnik”，用的是当时流行的俄语后缀“-nik”（套用俄语人造卫星“sputnik”中的后缀“-nik”，如像后来又把申请离境而屡屡遭拒的前苏联的犹太人叫做“refusnik”一样）。原来译为“垮掉一代”总觉得太直露和生硬了一些，我在《光荣与梦想》中曾不自量力，想改译为“疲塌一代”，音虽近了一些，意却似乎又远了，也不理想。
　　如今译为“痞子一代”，可以说是恰到好处，无论音、义，都比较接近，而且从这两个文学现象的产生背景、作者心态和表现形式来看，都有惊人的类同之处：比如对社会习俗、风气、价值观的嘲弄，对人生的玩世不恭，对政治的不加过问等等……；所不同的是一个求诸于感官的发泄，一个借助于言词的尖酸；一个是对现实的逃遁，一个是对功利的追逐，因此前者晦涩，后者媚俗……。笼统地把它们等同起来，并不妥当，尽管它们的反叛传统的精神是一致的。难怪《纽约时报》记者要把王朔比做中国的凯鲁阿克了。

　　谈禁书

　　三联书店出版的《海外书摘》第三辑刊载了一篇很有意思的书摘，题目叫《古今禁书》，摘的是美国女学者安妮·海特编的一本书。书中开列了古今中外被禁的作家，共计有二三百人之多，书目就更不计其数了。不过，像金圣叹说的那样，以为雪夜闭门读禁书乃人生一大乐事的人，要想从这书中找到像《金瓶梅》那样的“奇书”，肯定是要失望的。那样的书当然也有，但仅寥寥数本，屈指可数，而绝大多数被禁的作家，说来令人不信，在今天看来，都是古今文化名人、思想巨匠。从荷马、孔子、苏格拉底、但丁、薄伽丘等开始，一直到近代和当代的萧伯纳、罗素、杰克·伦敦、德莱塞、海明威、斯坦贝克等。其间还有拉伯雷、塞万提斯、伽利略、培根、莎士比亚、莫里哀、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康德、歌德、达尔文、巴尔扎克、雨果，当然还有马克思和列宁。
　　看了这个禁书目录，不禁有这么几点感想：一是书是禁不绝的，不仅好书如此，坏书也是如此。二是当初视为洪水猛兽的作家和作品，如今都己成了世界文化瑰宝，由此可见禁书之愚昧与徒劳，不禁令人哑然。三是禁书最力的统治者往往也是最反动的统治者，古今中外，毫不例外。
　　至于禁书目的虽然各不相同，但禁锢思想则一，比如罗马教延在60 年代之前每年都开列禁书目录，这是出于宗教褊狭。沙皇尼古拉一世和希特勒禁书是出于政治目的。美国的风化整饬协会禁书则是为了卫道。但是不论出于什么目的，其结果却都证明是徒劳无功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并不能绝灭儒家学说或改变中国文化传统。希特勒的“千秋帝国”又而今安在哉？
　　遗憾的是，本书作者对中国文化所知甚微，涉及中国的只有可数的二三条，而即使在这二三条中也把中国的第一个皇帝与秦始皇误为二人，更不用说它根本没有提到中国历代的文字狱或国民党的禁书了。不过所提到的其中一条，却包含了一个很有趣的插曲，不妨在此转述。那就是刘易斯·卡洛尔的著名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曾在中国遭禁，时间是1932 年，地点是湖南省，下禁令的是当时盘踞湖南的督军（张敬尧？何键？），理由是“动物不会人言，何能与人通话？”依此类推，安徒生、格林兄弟、《西游记》、动画片、木偶戏等也应禁绝才是。真是古话所说：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

　　●书评序跋本来只是进读原著的导引，但汇编而成专集，却无异展示了作者书房之一角。

　　谷林
　　（1924～）
　　学者。笔名劳柯。浙江宁波人。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专职整理文献，整理了二百万字的《郑孝胥日记》。著有《书边杂写》等。

　　书边杂写

　　童年在家乡听到过这么句俗话：“爹有不如娘有，娘有不如自家怀里有。”
　　离开家乡五十多年了，竟然至今记得清清楚楚，足见浸染之深。所以，尽管长居城市莫不有公立图书馆，工作单位也总有资料室，却还是老爱自己买几本书，而且有时候是在借到读过之后再去买来的。揣在“自家怀里”有什么好处呢？好在可以于书前书后天头地脚随意涂抹——有时摘抄相干甚或不相干的资料，有时记录阅读中一闪而过的飘忽联想，那至少比另外备办笔记本、日记册来得省事，也管用——倘若雨窗雪夜，有闲无聊，突然心血来潮，想要翻检一下记忆的夹袋那当儿。
　　《蒙田随笔》里有一篇《我的书房》，文中说，他曾经打算不惜破费建一条与书房相并的长廊，“长一百步，宽十二步。”他说：“隐居之处都得有散步场所，如果我坐下来，我的思路就不畅通。我的双腿走动，脑子才活泼。”想起这节话，是在我读姜德明的《书廊小品》①而且读到书未题作《任意徘徊》那篇“代后记”的时候。我就在挨着“代后记”末一行下边的空白处，翻出蒙田的那节原话，照抄上去了。书未所余的空白并不多，可是我恰巧有一支笔尖细硬适于用来书写小字的钢笔。
　　不过姜德明恐怕未必真能有一条供他任意徘徊的长廊，他说的“徘徊”多半只是游目骋怀于卷帙字行之间的意思。柯灵《且听空谷足音》一文中曾经援引姜德明自己说过的话：“为了保存这些发霉了的书，我蚕食了寒舍属于亲人的不少地方……曾求助过管房子的人，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对方的奚落和冷眼，人家说：“……人还没地方住呢，你倒想给破书找地盘……’！”
　　柯灵的文章载在1993 年9 月5 日《文汇报·笔会》上，我把他引录的姜德明那一节原话也抄进到《书廊小品》里去了。我自己原本只有不多的几册书，可是十七年前的某一天黄昏，忽然楼下开到一辆卡车，跳下一群壮汉，七手八脚竟把我床头屋角的书“全受全归”地搬上卡车开走了。之后，我记得我的老母舒心惬意低声叹了一口气，喃喃道：“这么着，屋里倒是宽敞了。”
　　我猛地一震，深感内疚。读柯灵此文，只觉得直沁心脾，老母当时的音容，宛在耳根眼前晃漾回荡。
　　《羊城晚报》曾载文刊出《侯宝林最后的日子》里诉说的一段心事：“真的，我一辈子是一个顺民，对社会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一不要打仗，二不要搞运动，安居乐业。安居乐业的意思也不敢要求小康，只要求温饱。我想……”。我是从《随笔》上姜德明《笑声泪痕》一文中读到这个话的，姜德明称之为“这样动情的话”。《书廊小品》共收书话六十七篇，都不涉及侯宝林，可是我还是把这段“动情的话”全文抄到这本书的封底里页上了。
　　我以为《任意徘徊》那篇代后记中所写“我胸无大志，也不想干扰和妨碍别人的宏图壮举，您就让我在书廊里任意徘徊吧”。也正是“这样动情”。蜀中老儒林思进《清寂堂集》有《蝶恋花》一阕，写其战时转徙生活的苦况，后半阕云：“整顿残书三万轴。终日随身，粲粲丹铅录。买得无端忧患独，如今尚累车连毂。”我仿佛觉得这好像为侯宝林申述了为什么那样希望“一不要”“二不要”的委曲，同时也像解释了它们为何那般使姜德明为之“动情”。
　　① 《书廊小品》，学林出版社1990 年出版。
　　在《书廊小品》书前的“小引”里，姜德明不无遗憾地写道：“在全国各大城市的所谓旧书店里，若想找一本1949 年以前出版的文学书籍已经难乎其难”，所以，他“时常因为当不成一名真正的藏书家而感到寂寞”。艰难而寂寞，使我想起《野草》里的那位“过客”：“黑须，乱发，黑色短衣裤皆破碎，赤足著破鞋，胁下挂一个口袋，支着等身的竹杖。”过客是以这个模样出现于人们眼前的。“即刻昂了头，奋然向西走去。”他又以那个模样走出人们的视线。“任意徘徊”正是赤足支杖长途跋涉中间的小憩。人们无从猜测过客胁下的口袋里装的是什么，但是穿过姜德明的书廊却能窥见他的收藏。十三年前，黄裳为《书边草》作序，说过他到姜德明家里去做客，看到主人书房里多年搜集的书刊，“如寻旧梦，如拾坠欢”，“感到了很不寻常的高兴”。《曲洧旧闻》尝记：“宋次道居春明坊。昭陵时，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当时，春明宅子比他处僦值常高一倍。”
　　可惜我现在纵然心甘情感加倍付房租，也没法挨近姜德明的住处去租到住房，但是读他的书话也就庶几近乎登堂入室了。杨绛有此一比，她说：“读书好比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几页就升堂入室……”。
　　说得真好，”洞天石扇，訇然中开”，那就是《书廊小品》了。
　　“人当进入暮年，不免会觉得无事可做，好似没有什么事值得你为它生存下去。”这是尼克松的话，我在看报时偶然见到的。他接着劝告说：“你得要找些使你为它生存下来的事做，否则，便是生命的终结。”这几句话倒说得有些理致，并非危言耸听。于是我也把它抄在刚刚翻看完的书边了。不过，我多少有点迷惘，我这样子的摘抄难道也能算是找到“为它生存下去的事做”了吗？十分清楚的倒是我真把揣在“自家怀里”的一册新书涂抹得一塌胡涂了。
　　1993年11月18日

　　写下去，不断翻！

　　《北京城杂忆》①共收五篇文章，书名借用了其中第二篇的篇名。它是老作家萧乾的一本新书。人们指称谁为“老”作家，有时候着眼倒不在于他的高年，而是不知怎地在阅读中忽然萌生了如接故人旧雨的那般情思。这回正是如此，读着读着就不觉像似进入了书页，想打断作者的话柄，插嘴掉舌，同他一起呵呵哈哈。我委实被这本书撩拨得又悲哀又欢乐，那样亲切，又惹来思绪万端。
　　头一篇《文革杂忆》分写了六节，每节不过千把字。“洪柯百万寻，森散覆旸谷”，萧乾不过折一枝，掐一叶。眼见身历过“文革”的人，如今比比皆是，谁都有故事可讲。但萧乾没说出多少奇诡险怪，从这篇杂忆中看不到作者本人受到了怎样磨难。在“斗争会”那一节里写的是“一位骨瘦如柴的老戏剧家”，也仅仅说了“亲眼看到他一边刷尿池，一边吧哒吧哒地掉眼泪”罢了。我猜想这讲的是孟超，但文中既然连姓名也不曾点出，足见作者无意为任何个人声冤叫屈。接下去那一节竟题作“标兵”，一跃便到了“五七”干校。弦凝响绝之处，恍若画家的精心布白，容得读画听曲人悠悠驰思。
　　“集训班”中提到在《白毛女》里扮演黄世仁的演员给戴上高帽罚跪挨打，作者略记观感云：“那就正像后来折磨为了深入敌营而任过伪职的地下党员一样，扮演的角色，同本人划了等号。”这些当年的真情实事，如今时移世改，负暄闲话，究不知可否当做消逝了的荒诞，付诸一笑；抑或要愁眉百结，后怕丛生？会不会如同积垢沉渣发酵化为沼气，有善于学乖取巧者，扮演起另一种角色，以至久假不归，终生受用？
　　① 《北京城杂忆》，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 年出版。
　　第二篇《杂忆》一读开头，就叫人着迷，试看第二节“京白”里这么一段：“所以我这篇小文不能用纯京白写下去啦。我得花搭着来——‘花搭’这个词儿，作兴就会有人不懂。它跟‘清一色’正相反，就是京白和普通话掺着来。”这有多么悦耳！想不到老舍既往，犹有萧乾！北京城之令人忆，当然不光依仗京白的魅力，你看“游乐街”那节里下面这个故事：“著名英国作家哈罗德·艾克敦30 年代在北大教过书， 1940 年他在伦敦告诉我，离开北京后，他一直在交着北京寓所的房租。他不死心呀，总巴望有回去的一天。其实，这位现年已过八旬的作家，在北京只住了短短几年，可是在他那部自传《一个审美者的回忆录》中，北京却占了很大一部分篇幅，而且是全书写得最动感情的部分。”我真希望能读到这部回忆录的译本，即令是仅译那一部分“最动感情”的节本也好。这篇《杂忆》发表以后的次年，作者应日译者的要求，添写了个“前言”，偏生放在篇末，题作“《杂忆》的原旨”，自谓这篇文章“不是知识性的”，是“站在今天和昨天、新的和旧的北京之间，以抚今追昔的心情，来抒写一些怀念和感触。”又说，“十年前，编辑即便给我叩三个响头，立下字据，打下包票，高低我也不肯写。因为这里明显地存在着一个陷阱，一顶潜在的帽子”，可是到底写了，印了，成书了。作者说：“这本身也表征着像我这样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我在逐渐摆脱那种非阳则阴的思想方法，不掩饰对昨天某些事物的依恋，也不怕指出今天的缺陷了。”我忽然想起常常从关于经济发展的报道中所看到的农民的“顾虑”，个体经营者的“顾虑”，记者们总说，他们都怕“政策”变，最后又郑重地开导读者：“这种种顾虑其实是多余的，不必要的。”多次反复读到这样的报道，不由得犹豫起来：非农非商的我就没有顾虑？我的心态就跟这么些人大异其趣？听了“多余的”、“不必要”这样的教导之后就能豁然开朗，心安气顺？我以为，竟不妨把这许多顾虑看做一种民族的心态，担惊耐怕并非徒恐“史无前例和暗无天日的那场特大灾难”一朝重临，实是古圣先贤辈辈传承浸润的结果。我们早已都习惯于逆来顺受，唯唯诺诺，少说话多作揖。作者说：“如果谈十年来中国大地所起的变化，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摆脱着那种小媳妇的战战兢兢的心情，开始学着说点真话这个变化，其重要性可不亚于那雄伟的经济建设。”我高举双手赞成，并满怀钦敬地读作者在文末的如下一段表白：“我有的只是一支秃笔，但我想用它唤起市民的荣誉感，唤起人的尊严”！
　　接下去依次是《欧战杂忆》、《在歌声中回忆》、《改正之后》。我以为，《改正之后》篇名下的副题——“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境素描”，才是“杂忆”的确切解释。或者此书还可以直抄钱钟书的一本旧作的标题，竟叫做“写在人生边上”。因为《改正之后》的结尾处是这么说的：“生——这是每个人都拥有的，内容各自不同的一本书。这里有成功也有失败，有欢乐也有悲哀，有值得自豪的，也有足以悔恨的。我希望有一天我能鼓起勇气把自己这本书整个地翻一翻。现在还不去翻它，因为还在写着它。只怕停笔时又来不及翻它了。因此，我在找个诀窍，一边写着它，一边翻它。”
　　这分写成五篇的回忆，既不衔接，又无呼应，却又明明像五官四肢，经脉相通。它摄取了许多被历史学家所遗忘忽略或不屑措意的场景，织出飞流急湍般的氛围，使读者进入如醉如痴的迷离梦境。它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读完了我记住“还在写着”的袅袅余音，就不禁像拉拉队员似地向作者嚷开了：写下去，不断翻，老伙计，祝您百年长寿！
　　1988年2月9日

　　诗有别才

　　《从秋水蒹葭到春蚕蜡炬》①，真是一个风致嫣然的好书名，又典雅，又新鲜，实在让人一见倾心。如果这文集是由别人代为搜辑选编的，而作者又未预先交待命名，按照惯例，大概只应题作《舒芜古典文学论文集》。可是看来又何尝刻意经营，现在所用的这个书名，只不过沿袭了书中第一篇论文的篇名罢了。当然，作为论文的标题，它一样出乎意外，真所谓“诗有别才”！
　　是的，细想过去，这题目竟是十分老实，无非称引了两篇古诗，加以剪裁联缀而已。《蒹葭》是《秦风》篇名，秋水伊人，三章中曾反复咏叹。“春蚕”、“蜡炬”则是李商隐《无题》诗中的名句，熟在人口。“无题”在古典诗歌中是爱情诗的别名。舒芜摘此诗颔联两句首四字成文，妙在不用僻典，标格天然。
　　读了这个题目，或者说，读了这一句标题诗，觉得它比用散文来表达好像更得要领。书中这第一篇文章，讨论的是从“三百篇”以来直至晚唐那么一段长时期里的爱情诗。题目中用专名代替类名，既非生造，也无堆垛，可又包举无余，确当不移，而且还那般摇曳生姿！
　　在这篇论文中，作者首先对《诗经》做了一番计算，答案是“男子追求女子的有十二篇，女子追求男子的有十一篇，倒还相等”。为什么如此不惮烦去做那样的计算呢？因为“民歌让位于文人诗歌以后，情况一变”。
　　于是作者引来《离骚》，引来《登徒子好色赋》，翻了一遍《唐诗三百首》，列举许多“思妇”、“闺怨”、“寄外”、“寄内”、“悼亡”之作，直说到苏轼的《江城子》，李清照的《武陵春》，陆游的沈园诗。引证虽多，却不使人腻烦，因为作者随宜处分，比较评析，把这些传统的所谓爱情诗，分类归档，指出它们的社会根基，思想阃阈。《陌上桑》、《羽林郎》只是“贵官豪奴对民间女子的调笑”，张衡的《四愁诗》是“寄寓某种理想的作品，并非写实”，陶潜的《闲情赋》“终于‘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杜甫的一些深情之句“都只是‘婚姻的附加物’”，而李白“则是连夫妇之情也缺少深度”，总之，连篇累牍，不见有“近代意义的真正爱情”。“直到晚唐李商隐出来，久已坠绝的《关睢》、《蒹葭》的传统，才得继承和重振”，但也“只能是一现的昙花，以后又是千年辍响”……这里举出来论证的都是户传入习的名篇警句，是读人之所常见书，只因作者善读，于是别有体会，一经分说，仿佛被搔着痒处，如得我心之所欲言，不觉大为悦服。
　　作者指出，爱情有它的界限，“如果我们忘记了这条科学的界限，而把那些‘思妇’诗之类径自当做真正的爱情诗，把其中的夫妇之情径自当做‘古代人民的美好坚贞的爱情’来宣扬，则在认识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更是有害的。沉痛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再也不能把任何封建性的糟粕当做民主性的精华来肯定，来继承，甚至稍加改装就当做无产阶级的武器来挥舞了。赵五娘、王宝钏都值得同情，甚至值得尊重。但是，我们如果请了她们二位来参加批判会，作中心发言，批判安娜·卡列尼娜和薇拉·巴夫诺夫娜的‘淫奔失节’……”说下去有点匪夷所思，显得突梯滑稽，只因为这里用了一个“如果”。其实，赵五娘、王宝钏阴魂不散，溶入批判者自己的血肉，声如洪钟，气撼山岳，曾使我们身冷汗从噩梦中惊回。
　　① 《从秋水蒹葭到春蚕蜡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年出版。
　　叔本华说过，“读书而不加以思考，决不会有心得。”又说，“经常耽于书卷中，眼睛就脱离了现实世界，而思考的机缘和气氛，由书本所启发的远不如现实世界多，因为现实世界和眼前的事物，具有其原始性和力，是思考精神的最佳对象，最容易促使此精神活动。”舒芜善于“学而思”，在这篇文章中，他把爱情诗当做一种文化现象来分析，视野开阔，论证严密，展读之际，旧学新知，纷至沓来，他引证论列的是古诗词，却把读者领入了现实世界，奇趣横生。
　　全书除开附录不计，共收论文二十二篇。我不善于概括，没有能耐把全书归纳成三点特色，用第一、第二、第三那样条理整然的话来作一通介绍，我只能诚实地供认我对这本书的喜爱，连同它的书名。倘若你一定要追问它的滋味，我只得挽袖抬手，舀起这么一勺来说：请尝！
　　1988年4月8日

　　且当它书房一角看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首印于1921 年。到1923 年，胡适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书评，长一万二千字，临末还说他“这篇文章，为篇幅所限，只能指出原书的缺陷，而不及指出它的许多好处……实在是我们很抱歉的”。
　　梁先生的这部书，我不曾读过，只在《梁漱溟问答录》中见到过他自己对这部旧著的意见。
　　胡适的长篇评论，我是刚从不久前出版的《胡适书评序跋集》①中读到的。
　　据这部集子的《编辑者言》交代，全书六十六篇文章，选辑自胡适的旧著和港台报刊，着重选收书评性质文字，“按大体内容，分成四组”，即文、史、哲和其他。四组之中，第一组文学类所占比重最大，篇数为全书的一半，字数约为五分之三。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列在第三组，此文并有三个附录，是很有趣味的文献。
　　写这篇评论时，胡适三十二岁，梁漱溟三十岁，都在北京大学任教，原本是熟人。所以书评发表以后，胡适就寄了一册杂志给梁，“附录一”便是梁在收到杂志后给胡的信。信中写道：“往者此书出版，曾奉一册请正，未见诲答。兹承批评，敢不拜嘉！……至尊文间或语近刻薄，颇失雅度；原无嫌怨，曷为如此？愿复省之。”从信上看来，胡适的批评似是梁漱溟早所期待的，但他对胡适的文风有意见，坦率陈说自己的不满，不失朋友责善之义。
　　话儿干脆，遂显得很有分量，不过倒也不是正当盛年、血气方刚的那种任性使气的声色。
　　“附录二”是胡适对上信的“答书”。答书首先说，“‘嫌怨’一语，未免言重，使人当不起。”接着写了七百字说明自己行文措语用心着意的习惯，并谓也常弄巧成拙，引起反感；同时指出梁漱溟凡事认真，又过于自信，有时议论不免近于武断，遂因之也有“不觉流为刻薄的论调”。这些话读来不惹人兴反唇相稽、曲为自己辩解之感，只困平实近情，说得通达。信未还说：“承先生不弃，恳切相规，故敢以此为极（报），亦他山之错，朋友之谊应尔耳，先生想不以为罪乎？”更是寻常熟话头，而无触鼻的陈套烂调气味，只因写在此处，位置得宜。尝见温源宁评论程锡庚《现代中国政治研究》一书，说“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合理，二是公平。合理，主要是气质使然，论辩还在其次；公平，主要由于作者思路清晰，不囿于成见。”如果把这节话移用到这里，觉得倒也相当恰切。
　　“附录三”是梁漱溟第二次给胡适的信，只有短短四十字。他写道：“承教甚愧！早在涵容，犹未自知也。溟迩来服膺阳明，往时态度，深悔之矣。
　　复谢。顺候起居。”我读梁先生的著作不多，更不曾有过亲自接近他的机缘，但从道听途说得来的印象，窃以为梁先生个性执拗，近于生硬不合人情。读这第二封信，乃觉真醇之气扑面，情辞恳挚动人，方才感知自己素昔认识的浮浅。
　　上面这些信，对胡适那篇评论正文，其实了无关系，多谢《序跋集》的编者不芟枝蔓，把它们完整地收录在文末，遂使一篇关于哲学专著的长评，让人一口气读下去，于沉思默想之余，恍若优游乎清荫流泉之间。
　　① 黄保定、季维龙选编，岳麓书社1987 年出版。
　　关于文章风格，胡适在上面那封信中是这样说的：“适每谓吾国散文中最缺乏诙谐风味，而最多板板面孔说规短话。因此，适作文往往最喜欢在极庄重的题目上说一两句滑稽话，有时不觉流为轻薄，有时流为刻薄。”并举例说：“如此文中，‘宋学是从中古宗教里滚出来的’一个‘滚’字，在我则为行文时之偶然玩意不恭，而在先生，必视为轻薄矣。又如文中两次用‘化外’，此在我不过是随手拈来的一个Pun，未尝不可涉笔成趣，而在认真如先生者，或竞以为有意刻薄矣。”信中“板板面孔”“玩意不恭”也许有错简讹植，不过无碍大意，辞达理顺，读考自能了然。
　　五十多年前我还在上中学，有一位曾从胡适受业过的老师向我们称道胡适讲课的魅力，说是妙趣横生，辄令听者忘倦，开讲时每每三言两语先说一则笑话，却又并非闲文赘笔，整堂课听下去竟与这则笑话首尾呼应。现在读此书中《元典章校补释例》序、陶弘景的《真诰》考那一类长篇大论，原作冷僻艰涩，一经胡适评说，却仿佛坷垃俱化，大道坦夷，不由得联想起昔年闻诸师门的闲话来。
　　周作人的《书房一角》自序尝云：“从前有人说过，自己的书斋不可给人家看见，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这话是颇有几分道理的，一个人做文章，说好听话，都并不难，只一看他们读的书，至少便掂出一点斤两来了。”书评序跋本来只是进读原著的导引，但汇编而成专集，却无异展示了作者书房之一角。我们无意间闯将进去，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不劳揖让，又似约略窥见了主人的心曲，实在是颇有趣味的。
　　1989年5月29日

　　霏霏谈屑

　　梁实秋先生“知味”，谈吃的文章写过不少。他的《读书札记》①收文六十二题，就有《饮膳正要》和《由熊掌说起》两题是专讲饮馔的。末一篇《书评（七则）》中，还有一则《读＜烹调原理＞》，文中说：“饮食一端，是生活艺术中重要的项目，未可以小道视之。”《烹调原理》这本书，引起他对往日生活的许多联想，于是泉涌风发，大谈“选材”“刀口”“煎妙烹炸”
　　以及“素菜”“生菜”，谈得头头是道，津津有味。使读者不觉逸兴遄飞，食指为之大动。
　　“鱼与熊掌”，是人们惯用的一个比拟。鱼是家常菜；熊掌则列在“八珍”，很属稀罕。梁先生偶见刊物上有人写文章说：“我怀疑孟子是否真吃过熊掌，我确信本刊的读者里没有人吃过熊掌。”他便当仁不让，挺身而出，声明道：“说‘本刊的读者里没有（人）吃过熊掌’，则我不敢‘确信’，因为我是‘本刊的读者’之一，我吃过。”接着他就讲了一个故事，说：“民十一、二年间，有一天侍先君到北京东兴楼小酌……”。
　　他们是这家餐馆的老主顾，一向在固定的房间落座。那天凑巧王正延假此宴客，房间被预订了。堂倌再三道歉，只得把他们让到另外一间偏屋去，上菜之后，小着声儿对爷儿俩说：等会儿有一点“外敬”。原来王正延席上，有熊掌一味，堂倌偷愉匀出来一小盘，特地请老主顾品尝。文中写道：“这虽然近似贼赃，但他一番雅意，却之不恭，而且这东西的来历如何，也正难言。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我们也说接受了。”
　　前人有诗云：“四筵谈屑霏余烈，一缕冰浆濯素襟”，这里“一饮一啄”八字，真令人忍俊不禁。《南齐书》说：“文章者，盖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读《札记》自然叫人悬想梁先生的音徽韵度。据本书《编后记》说明，梁先生70 年代初应邀在台北《中华日报》辟《四宜轩杂记》专栏，书中前六十篇即辑自这个专栏的文章。“四宜轩”是北京中山公园的一处风景点，梁先生读书清华时，常在此与友人茗谈，这些文章也自蕴蓄着眷怀乡国的情思，特别从那些谈饮馔的篇帙中可以体味得之。我们还不意间从这些文章里获知许多二三十年代的社会风尚，人情礼俗，也都是些颇不经见的资料。
　　《札记》谈西方的典籍者约占一半，文中常常节引有梁先生自己的译文。
　　梁先生说，文艺作品的价值，有很大一部分在其文字运用之妙，因之翻译文艺作品也要字斟语酌，务求其铢两悉称，所以译者遂经常不免于“搔首踟蹰”。
　　此自是深悉甘苦之谈。所谈虽专指两种文字之间的移译，其实，“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何尝不是一种翻译？心情宛曲而文笔流畅，它说明功力既至，于是举重若轻，运斤成风，令观者只感到恬愉舒泰，而浑忘此中有意匠经营的辛劳。
　　在《利用零碎时间》一文中，梁先生自谓“大部分时间是未加利用，浑浑噩噩的消磨掉了，所以一事无成，老大伤悲。”实则单从这卷《札记》说来，当其写作之际，梁先生业已年届古稀，岂非毕生读写无怠，好学不厌？
　　梁先生的自责，或者不当视为过谦，而应看做是一位学者对自己不断提高的精进要求吧。在这篇札记中就有那么一段话：“放翁诗有‘呼僮不应自升火，待饭未来还读书’之句，我曾写了张贴在壁上，鞭策自己不要浪费‘待饭未来’的那一段光阴。我的子女也无意中受到影响，待饭的时间人手一卷。”
　　① 《梁实秋读书札记》，刘天华、维辛编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 年版。
　　在起居室里，饭桌已经铺陈，全家老少却各把一卷，散坐四围，此等景象，思之醉人。《祝＜书评书目＞五周年》文中，梁先生引黄山谷语曰：“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培根所谓“读书能改变人的气质”，与山谷之言，正如同出一辙。梁先生又释世传《劝学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云：“这不是以书为敲门砖，因读书而青云直上，享受荣华；这只是说读书自有乐趣，无关功利。”此一别解，可谓化腐臭为神奇。读《札记》一书，容或有助于育成此种乐趣乎？至于变化气质，则瓜熟水到，殆无止境矣。
　　我不知《四宜轩杂记》在台湾曾否印成过单行本，《札记或许迳辑自报上的专栏，因之书中错字较多，未得勘正，是一缺陷。例如两处引《孟子》语：《由熊掌说起》引《告子》篇上，有夺字；《况＜书评书目＞五周年》引《万章》篇下，有衍文。如果编者能稍作检点，便可迳行校改。《寒梅着花未》又有一节引文云：“何逊作扬州法曹，廨舍有梅花一株，花盛开，逊吟咏其下。后居洛思梅花，再请其往从之。抵扬州，花方盛，逊对花彷徨终日。”篇中说此引自《梁书·何逊传》，而“再请其往从之”，殊不可解。
　　颇疑文句有脱误，查《梁书》本传，乃不见有此节引录文字。又查《南史·何承天传》的附传，并不见。为之闷损数日。后读程千帆先生《古诗考索·杜诗伪书考》一文，于第二节《苏轼：＜老杜事实＞》中始得之。盖梁先生引伪苏注而误标为《梁书》，而引录又略有差失。编者如能于此处加一条脚注，则真是《札记》的功臣了。
　　1991年4月29日

　　●为理想付出代价的收获是恬淡的欣慰和永不满足。

　　黄宗英
　　（1925～）
　　表演艺术家、作家。女，浙江瑞安人。60 年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著有散文集《星》、《桔》，报告文学集《小木屋》、《黄宗英报告文学选》等。

　　多情莫笑我
　　——《丽人情》序

　　当我混进人间整七十载又三天，雨洗久旱酷燥的一个美妙之晨，会倩倩女记者本书编著者初小玲、女美术家巴荒、女责任编辑张明于京都某大院小二楼。案几上，蜜桃初醉，鲜奶蛋糕诱人，来不及解馋，先请它们让出空间；撒出照片、版样、贴纸、铅笔……只闻女声四重奏迭起，初而行板、慢板，继而嘈嘈切切，旋而银瓶乍破，再而戛然静止，又忽而咯咯笑个不停。却原来众女子正议论着、编排着由小玲主笔、主摄（并汇集徐凤翔和我的些许作品）的《而人情》袖珍书刊画本的版面；此时此景，我仿佛才忽然觉得自己此生毕竟不能算白活。我的心神曾经并将永生常常在西藏的蓝天白云间飘然嬉戏，挽着青春的爽朗，演绎着生命之河的流变。
　　缘乎、命乎，竟让我在十多年前邂逅科学痴女子徐凤翔，不知她用什么魔法让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在高原、雪岭、峡谷、密林、激流、险滩、花丛中，追踪她的足迹和心律；并使玄玄乎乎的、幻想翩翩的我的思绪，与严谨的、新兴的，造福于地球的生态学科接轨、兼容、衍化。
　　传释迦取经西天历九九八十一劫，而我研百色墨倾千般情难写徐凤翔教授在西藏一十七载的艰辛与惊险；只是当世人已经瞩目于她和她的伙伴们事业的时刻，她自己和我，以及我们的摄制组就都也觉得这一切已经过去，要紧的是未来。真格的，在亿万年前人类发源地之一——在西藏的苍穹下，峰峦间，你会觉得自己极渺小，未敢远溯只近说：是哪个队伍率先进入无人区绘出了地质坐标图？是哪支队伍开通了险象环生的川藏、青藏公路？是哪些贤者先烈与藏胞结下了永世情？边防雪岭常年缺氧的营房里，战士们的寂寥护卫着科考队的深查细索，摄制组的探访搜寻。撇开笔底来不及写下，更没可能摄入画面的一切无名英雄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出生入死，艰苦卓绝、山积海涵的业绩，就根本不会有我们的文艺作品和科学成果。为理想付出代价的收获是恬淡的欣慰和永不满足：只怪自己做得太少太少，遗憾委实
　　太多太多——这也许恰是深入或浅入西藏的女科学家和女文化人此时此刻的真实心情。我们更不愿因为自己是女性，而透支更广泛的关注、同情乃至尊宠；尤其是凤翔，也许她与植物及危岩相处得太久，也许科学考察毕竟是大量相当重复和枯燥的投入，方能换来一得之见的超常经历，使她偶遇尘凡意外的温馨，她的眸子总是像危岩双瀑涌涌的泉眼；虽然她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承认自己是爱哭的女人……
　　薄薄一册的《丽人情》，一多半是小玲蹙着眉头、掐着太阳穴，在摄制组急行军拍摄之余，在昏黄的兵站的小灯下，舒一舒帮厨、帮洗衣、帮服侍病号的疲惫后的急就章，用人间什么衡器、文坛什么尺度来称量？它——她，毕竟是我们从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女地请来的一幅飘曳圣洁的哈达，传递着藏地的频率、气息和磁场。回顾1994 年4 月徐凤翔的那支小小的科考队，和我们的那个小小的摄制组在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一带默默地考察、拍摄时，并不知道世上已宣布该地为世界第一大峡谷。奇妙的西藏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高科技与古老文化击撞、嫁接的变异，企盼着大智慧者对宝地的观照。
　　编罢，众女子不约而同说：什么时候咱们再进藏——不是梦。猛见山又从人面起，云再傍马头生；当然依然还是少不了众侠勇之士的关照护卫。
　　山川日月丽人情。扎西德勒，如意吉祥。

　　自作自受自甘心（代序）

　　真是自作自受。
　　冯亦代生于1913 年，八十一岁，黄宗英生于1925 年，六十九岁。大红证书使两者相加得数整整一百五十岁。不缺这，不缺那，衣食无虑，偏偏要赛着每天凌晨四五点钟起来，变着法儿写文章，就像被一条鞭子抽打的两头牛，卖力地耕耘啊耕耘；连星星都瞧着累，直向他们打“该歇歇”的信号，而这两头属牛的老人还越写越欢势——这已是自作自受；出合集更自作自受；合集命题《归隐书林》更加自作自受到没话可说了。
　　没话说，也得写序。如果交不了稿，这本书就要延续发稿计划和出书计划了。唉，“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人是在大大小小的规矩里生存的，我自幼读书学字认定“规矩”一词是不变名词，原来却变化无穷。好吧，总不能“行百里半九十”。没话说，写吧。为什么由我写序？只因冯亦代不会胡扯的功夫；也因为我当过两年董事长总经理有那么点儿市场经济观念，论票房价值少学问的往往比多学问的高得不至一眼眼；学人冯亦代与艺人黄宗英的学问与名声比例错位。此刻正运笔还不知会写成啥模子个“序”，亦征订信息也。这手功夫，大专家不动这不专的脑子。我只得一再从上海打长途电话给北京冯亦代；别睬那个截稿期，有我呢，你别紧张得又犯脑血栓；咱们俩也都是乘高速电梯上去又下来、下来又上去几番十回的了，什么事都不在乎了……
　　言归正传。话说1994 年4 月，姜金城来到北京，来到我们的“乌篷船”般的“七重天”小屋。小屋狭小得两人走动必须礼貌让路，三人坐着就“满座”了；再来客就“佛堂里做功课”——“活佛”坐床“居士”盘腿了。在这小小的空间里，坐过、盘过许许多多大学问家和世交好友及他们的来自全球八方的下一代年轻人。姜金城是我在“文革”后期——也就是在前上海作家协会被判决为“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阎王殿分殿”“裴多菲俱乐部上海支部”之类罪状而撤销，把牛鬼蛇神及小喽罗们赶到干校批斗改造数载，在落实政策大潮中，怎能让无协会、无所属的“臭老九”们逍遥海塘之外，于是最后从奉贤干校上来，暂时“吊”在上海文艺出版社。这时，我也尚属于身份暧昧品类，可第一天坐在编辑室大屋里发给我一份厚厚的原稿，让我写审稿意见，一上午8 点埋头到快10 点了，大屋里没人吭声，静得来只听见掀纸声，和笔在纸上的窸窣声。我耐不住这群体静坐“扑哧”一声笑了：“你们天天这么过日子吗？”还抑不住肚子里的咯咯，众老少编辑看看我，尴尬表情各异，可也还不出声。直到广播操的乐声大作，大家三三两两到阳台做操。有个青年到我身边像长辈教育“小把戏”般软语谴责我：“你刚才笑什么？以后别没事儿乱笑。”我敞开笑了起来：“我憋不住，我在牛棚里还笑■！”他眼都圆了：“你怎么敢这么说话。”“我又不是在大庭广众发言”，我未敛笑意，年轻人无奈地看着我！我觉得这样的青年少见多年了，就问：“贵姓？”答：“我叫姜金城。美女姜，金色的城池……”“嗯，金色城堡里的美女，好记，好记。”我又笑了起来。小姜没辙地：“你这个人……
　　真是的，你会惹祸的……”从此，在“四人帮”后期的垂死挣扎、“帮四人”伺机反攻的大政治形势的折腾中，我和小姜渐渐成了密友。岂知我笑倒未惹祸，而他也不知怎的会惹来满院子大字报，使我相信的只是他当过兵、在部队里从事过医务工作、写诗——是从部队转业到出版社的；如今也已是花白了头发的资深编辑了。我的小书《星》、《橘》、《小木屋》都是他选编的。
　　他掂得出我有几斤几两几分几厘。
　　屋小好聊天。夜里小姜就住在大楼底下防空洞改装的招待所里，时间也为我们延缓了他的脚步。我们掀天揭地述过去、现在、未来、生前、身后……
　　谈了几天几晚。谈到既执笔为文称为作家，其作品是真金？九成金？K 金？镀金？还是含镍的于人体有害的假首饰或废铅块？谈到平凡与不平凡的临界点、历史正角与反角的分水岭、“小人物”“大人物”和真的人的检测剂……
　　敞开心扉无所不谈。我以偌大篇幅写小姜，只为说明，每个作家（只要不是乘政治之风暴发又倏然而逝的冒牌作家）身边都少不了有他（她）能通心默契的编辑。文坛兴衰、作品优劣，作品是否作者内心的真实写照，编辑至要也。
　　谈啊谈，小屋的四面墙不存在了，“乌篷船”驶向广阔而漪涟的水面，一本冯黄合集的构架谈出来了。合集得先起个名，不然不好向出版社提计划，给“肚里儿”起名，难为了“爷娘娘舅”。那些天冯二哥和我一说这本书，常说我们俩怎样怎样、我们俩这么这么，我说：“先起个奶名儿就叫《我们俩》吧。”话一出口，倒把我自己吓得一激凌。我不记得自己此生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和任何男人一起时，公然说“我们俩”，更还要大字写在书皮上公诸于世。岂非……岂非……后来，在书排出校样后，与出版社反复商讨才定书名为《归隐书林》，这是我们俩走到一起的初衷。
　　我十五六岁步入社会，独立谋生；非常矜持并珍惜于少女的独立始而至今。1948 年初我和赵丹结缡。彼时我们都是上海昆仑影业公司的基本演员；其时正蕴酿拍影片《关不住的春光》，斟酌选用带点野性的姑娘（女主角）。赵丹悄悄告诉我组里提到的饰演名单里有我；说来这角色我演也蛮适合。可我赶快跟阿丹说：“别。你千万别搭榫头。你拍你的片子，我拍我的，别开夫妻老婆店。我反正不沾你的光。”卡前截后我与赵丹双双一起在影坛共三十二春秋，夫妻情，家庭爱，天地知。可是阿丹和我除了婚前合演影片《幸福狂想曲》外，婚后只在《乌鸦与麻雀》中彼此翻过几眼、在《聂耳》里握过一回手、《三毛流浪记》生日舞会大场面里并肩闪过一面、《武训传》中我为义丐旁白外，连档献艺寥寥无几，合影的照片都极少，不收藏也还被抄个彻底……而如今，我是怎么啦？我们的书稿已列入出版计划，叫好者众，就这么定了。冯亦代只眯眯笑，仿佛这主意没他的事，而我却仿佛自己是穿着游泳衣走在大马路上。我怎么啦？
　　怎么啦？——我提这问题不是又结个死扣自己往里钻吗？人不可能对自己的每一行为皆能圆满解释的。
　　也许赵丹、郑安娜九天九地有灵清楚明白，纵容呵护。
　　也许……也许这本小书也能为我并亦代答复于万一。
　　希望去岁携手“归隐书林”的金石囍章刻了没白刻，此志不该是梦里的月亮。
　　烙饼熟了，不是画的。是九二——九四的第二张烙合子了。是继江苏文艺出版社《命运的分号》冯黄合集后的合集之二。如蒙读者见怜垂爱，希望——反正豁出去了——继续自作自受自甘心，更不让读者腻味地烙出不伤胃口好味道的第三张烙合子、第四张、第五张……
　　1994年11月6日傍晚草成
　　7日上午9时誊清

　　理旧书

　　小时候
　　小时候，我很喜欢整理书架。七至九岁我在青岛市龙口路二号小楼上度过。二楼客厅里有几只旧的大书柜，顶楼还有几只新的带玻璃门的书橱，橱楣上写着《万有文库》、《中学生文库》、《儿童文库》，都是爸爸为孩子们一库一库买来的。兄弟姐妹合刻了一枚“我们的图书馆”椭圆形木章。整理清点、登记图书一般是在寒暑假期间，我不好说我在理书时起什么作用，联系到小时候我胡看书的记忆，也要以大哥宗江还没糊涂的记忆为准；因为
　　我的记忆从来是与憧憬、幻想、书里的、戏里的、电影里的以及编造出来的
　　搅和在一起摘不开，理还乱。我只记得最开心是厚厚薄薄大大小小的书摊了一地，我骑坐在书堆上、书缝间，翻了这本看那本，不慌不忙挑着看，连淘气和胡搅蛮缠哭个不停也忘了。直到我长大，直到我全白了头发，看到某些书籍我似曾相识，仿佛看过，或竟从自己嘴里蹦出几句谁也料不到，我自己也不知哪儿来的古人、洋人、近代人的名人名句或段落，我都认为是那个时期骑坐在书堆里的因缘。
　　我偶然成了作家。当有爱操心的家长问我怎样培养小孩成为作家时，我很为难，因为我觉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作家并不是一门心思想当作家就成了作家的，解剖我这一单体，唯一可以介绍的经验：大人们喜欢看书、买书；让小孩子在书堆里嬉戏。
　　书待分流
　　二哥冯亦代老说要理出一些值得看的旧书送给天津宝坻县图书馆。冯认为天津的文学创作（尤其在散文和戏剧方面）一直较活跃，县城里的、乡里来城的知识分子、教师、中学生们需要看更多的书，可能并不是由目前县图书馆的经费和新版书能解渴的。分流到一座城比堆在咱们这已七老八十两眼昏花的人面前要好得多——物尽其用吧。冯亲口允了宝坻文教副县长侯隽。
　　侯隽已先谢了，并说：“理出来，就派车来拉。”
　　二哥叮嘱我：“这是我们活着要做的一件事。有作家签名的赠书慢一步……有的书要留给舒乙（现代文学馆）。”我爽脆地大声打断他：“明——白！”
　　他还止不住兴头：“我的工具书在全中国来说也算得上够全的了。”
　　春分分春
　　节气春分过了。太阳、地球、月亮、赤道在不转、绕着转或自转中的关系，都了然明晰地分了。天亮得早了。风吼着，提醒我明明白白是在北方，而不在春雨迷蒙的南方。
　　只二哥的书还远远没有明晰分流。
　　因为我太眷恋“骑坐在书堆里嬉戏”了。
　　我日复一日把玩着堆在大外孙屋子中间的大书堆。我惜玉怜香地掸去书上的尘土，在每本面熟的书上翻查目录，寻找二哥和二嫂郑安娜合作的译作，夹上小贴纸，又把有作者签赠的书分选出来……
　　我守在旧书堆旁，像守护在生病的亲人旁。有些书，出世起码半个世纪了。二哥不是藏书家，只从小喜欢买书来看。经过战乱、迁徙、扫地出门、鬻书易食……能保留下来这些书也不容易了。看着那些书的纸张焦黄，如病危的人的皮肤显现出黄胆弥漫，毛边的版本更如乱发稀疏。我为它们轻拭眼角眉梢嘴边，掀动书页，散发着独特的亲切的书香，我不忍心不看着它们，以免不知是它们从此来不及看我，还是我今生再也见不着它们了。
　　去吧。
　　去吧，去吧。
　　到年轻的心血管中去投生、奔流……

　　●爱恋自己的藏书，是一种书之恋，爱恋一切有益于世的书籍本身不使其湮没，也许是一种更深沉的书之恋吧！

　　谢云
　　（1925～）
　　江苏南通人。著有杂文集《当代杂文选粹·谢云之卷》、《五味集》等。

　　书之恋与书之累

　　友人送我一本书，书名《书之恋》，其中洋溢着对书的深爱之情。这自然引起我的共鸣。但共鸣之余，却又不免吐出一声叹息。这叹息中蕴含着种种滋味，而仔细咀嚼，却竟是三个字：书之累。
　　我之买书，最初主要出于实用的需要，目的性比较明确。但后来渐渐发现，所谓实用，那界限其实并不十分明确。有的书，今天似乎并不需用，但忽然有一天却觉得需要了，而自己手头却没有，真个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当然可以去借阅，不过麻烦也不少。于是我再买书时便放宽尺度，虽非急用，只要自己喜欢的，或者估计将来会用上的，便也常常顺手牵羊，买上几本。
　　日积月累，我的书也居然颇为可观了。近年来，迫于书价昂贵（这昂贵只是与自己的退休金相比而言，与其他物价相比实在很难给书价戴上这顶帽子），且自觉来日无多，对买书之事便实行自我约束。但约束归约束，书却仍然在不断增加。终于有一天，忽然感悟到：书已成了自己的一个包袱。
　　几十年没有搬过一次家，家中书籍和杂物愈积愈多，使本来有限的空间日益显出拥挤不堪之状。于是有一天，我开始发难，指责老妻不愿把陈年旧货加以清除。而且摆出了理论，说留恋旧物，乃中国人之不良积习，与现代化精神相悖。我还提出一个清除的原则：凡三五年内未使用过一次的东西，均可做废品处理之。不料老妻反唇相讥：你那书，难道都是三五年之内用过的吗？有些旧杂志，难道你还打算去重读吗？这一反诘，使我顿时语塞，反躬自省，更觉老妻言之有理，于是我开始感到了书之累。
　　为了吐故纳新，我开始清理书籍杂志。清理了一天，费力很不少，收获却寥寥。这本书翻翻，那种旧杂志瞥几眼，虽心知其难再为我所用（对孩子们也不会有用），却仍然舍不得把它们吐出去。我坐在书刊堆中沉思：这种割不断，理还乱，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情绪呢？
　　终于明白了：对于那明知于我已无用的书，却仍难分难舍者，其实是另有原因。那些书对我和我的家庭虽又无用，但对于他人，对于社会，却绝非废物。如果我把它们当废品处理，送去给造纸厂回炉（目前这几乎是唯一办法），不但对社会是个损失，而且实在对不起那些书，对不起那些费了许多心血和劳动的著书人、编书人以至装帧设计、排校印制的人们。我没有权利更不忍心去毁灭他们的劳动成果。爱恋自己的藏书，是一种书之恋，爱恋一切有益于世的书籍本身不使其湮没，也许是一种更深沉的书之恋吧！
　　但要保持维护这种书之恋的情绪，便不能不忍受另一种书之累的困境。
　　有没有什么两全之道呢？也许有的吧，我想到三点：一是振兴旧书收购业务，以便有无相通，物尽其用；二是把自己不再或很少需要的书刊送给有需要的朋友；三是向社会提供自己已不很需要而有益的书目，供需要者索取。

　　●美的观念，每人不同。而我认为美的东西是，往往包含着熟悉，熟悉里面透着一股亲切。

　　茹志鹃
　　（1925～）
　　小说家。女。浙江杭州人。1943 年参加新四军，入苏中公学学习，后历任苏中军区前线话剧团演员、华东军区文工团创作组副组长等职。1960 年开始专业创作。有小说集《高高的白杨树》、《百合花》等。

　　紫阳山下读“红楼”

　　杭州有座紫阳山，不高，光秃秃地，位置也不在西子湖畔，所以并不出名。然而对我来说，它是美的。美的观念，每人不同。而我认为美的东西是，往往包含着熟悉（当然，熟悉的东西不一定都美），熟悉里面透着一股亲切。
　　而我是熟悉它的，紫阳山。它的脚下，有一个潭，面积不大，水却很深。每天，我在潭边淘米、洗衣、提水。少得多么可怜的几把米，破得实在可笑的两件衣。唉！这如蚁似的贫困，紫阳山，不知它还记得否？
　　潭的边上，山的脚下，有一处岩洞，是一处天然的防空好所在。飞机一来，那个大杂院人，都往洞里跑。开始躲日本飞机，后来，日本军进了城，大家就躲国民党的飞机。躲在这岩洞里面，大家肚子都是饿的，衣服都是破的，家里哪怕炸个大坑，也无所损失的。但是大家依然是那么紧地贴着山石，紧挨在一起瑟缩着。唉！这如蚁似的生命，实在不值一颗炸弹的钱哪！紫阳山，不知它还记得否？
　　紫阳山，紫阳山，我可是无法忘记你的。在你的脚下，我送别了从小拉扯我长大的祖母。同时在你的脚下，我送走了我似懂非懂、艰辛困苦的少年时光。
　　那时光中的一截，正是祖母死后，只剩下我和长我两岁的哥哥。每月生活则由在上海做练习生的三哥，把他剃头洗澡的月钱，寄给我们。具体的钱数已忘了，只记得每次寄钱来，我们能买到二斗米，剩下的钱，就买一大碗的红乳腐。这就是我们兄妹俩一个月的饭菜，这也就是我三哥一个月的劳动所得（可能他还要负点债）。在我们住的那个大杂院里，有这样固定饭菜的人家好像并不多，所以我们过得十分满足。满足之中，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们念不起书。
　　大杂院的东面，住了一位福建人。他写得一笔好字，据说很有学问。他给我哥哥讲《古文观止》时，说得头头是道。他唯一的工作，就是他老婆帮人洗衣服时，他帮着拎水。家里过得有一顿没一顿的，但是，不知怎么搞的，竟还能供一个十来岁的独生女儿上学。因此在我们那个大杂院里，这位面黄肌瘦的女孩，成了唯一的读书人。每天早上我就痴痴地看她一本正经，俨然是要务在身的模样，一分钟也不差地背了书包走去上学。
　　“喂！”有一天我把她堵住了，而且强硬搭讪：“你上课上什么呀？”
　　“嗨！”她比我矮一个头，用一个手指朝上指着我的鼻子笑道：“上课就是上课呗，跟你说也不懂。”说着，她又神秘地从书包里掏出一本簿子，翻开给我看，“你看！”我伸头一看，不知是抄书还是默写，总之，在许多铅笔字上面是一个红笔大钩，还有一个“100”。她把簿子朝我脸上一送，然后又放回书包，说：“你看得懂吗？”说完就走了。
　　不记得我当时有多少的羡慕，有多少的愤慨，只记得我很快就行动了起来。在上海的私立普志小学里，我已经有过一年的读书经验，于是我就开始自己读起书来。
　　课本？课本没问题，就拿我在看的《红楼梦》。这是我向隔壁院里一个做看护的邻居借来的，里面有很多我半懂不懂的诗词，就读这。于是就开始背里面的诗词。不懂也背，字念不出，就问那位福建人，不过大都是读偏旁将就过去。在背书之前，我还写两页毛笔小楷，以示正规。
　　于是紫阳山下，朝朝暮暮，就响起了我那含糊的喃喃的读书声。我背诵新的，复习旧的。念到香菱学诗一节，见林黛玉对她的教授方法，也不过是给了她一部书，教她“细心揣摩透熟”，然后就要她读这个，读那个，左右离不了一个读与背。这就更鼓励了自己，觉得自己这样念书也是可以的。我喜欢黛玉的葬花词，因为比较懂。最头疼的是宝玉的“芙蓉诔”，因为实在不懂。当我揣摩出“冷月葬诗魂”对那“寒塘渡鹤影”，其中虚实，动词，对得多么工整时，我简直狂喜惊叹……一切都是幼稚的，一切也都是快乐的。
　　唯一不足的，就是自己不能给自己上算术课，还有过去张老师那迷人的《大林与小林》的故事课。后来，我才发现连这个都可以弥补的。我找到了张天翼写的这本书，而且再也不必每天等着那一节课了，我可以一口气看下去，直看到眼睛合起来为止。当然，这些书我都安排在课余看，主要是晚上看。
　　白天，白天我是要读书的。
　　我忙了，似乎比那个正式的读书人，还要忙得多，忙得欢。早上，我再也没空去观赏她上学的那副神气了。奇妙的是，我自己倒有点神气起来了，腰也直了，胸也挺了。哪怕是自己刚好拾了一大篮的甘蔗皮回来当柴烧，恰巧碰到一些差不多年龄，穿着体面的少年，迎面走来，我立即像念咒似的，默背“……烹茶水渐沸，煮酒叶难烧。……”睨视而过，毫不害羞，也不自卑。肚里的独白是：“我也有学问的。”……
　　现在想来，我真要感谢自己当时的幼稚和天真，它给了我偌大的勇气。
　　如果，当时就懂得这是让人笑掉大牙的学问，那么也许一切都会不同了。一直等到三年之后，我才知道，一个人的学问深浅，一定要有凭据，那就是文凭。不过后来等我好容易得了一张初中毕业的文凭时，我又发现文凭实在是张废纸，初中毕业的文凭更是如此。当然，这一切都是后话了。
　　在那个时候，在紫阳山下，“红楼”真像一股清泉，滋润过我，支持过我，使我在那样一个世界里，鼓足了勇气。不仅活了下来，而且对那种半饥半寒的生活，尚能留下一抹美好的记忆，连同那个光秃秃的紫阳山在内。
　　1979年

　　我的第一本书

　　我的第一本书是短篇集，书名叫《高高的白杨树》，和现在的青年作者出书的情况相比，我那时就要幸运得多了。那时虽然茅盾先生已经推荐过我的《百合花》，但到底我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编辑，可是，当时上海文艺出版社似乎没有多大的疑虑，立即拍板与我签了合同。为此我感谢他们，向上海文艺出版社一鞠躬！同时我愿在此揭露一个小秘密，我曾经为我的第一本书做过许多梦，而重复出现的一个梦，是我一手抱着我那本书，一手抱着我的小女儿（大女儿已经不是一只手可以抱得动了），脚下是我的丈夫。
　　为什么脚下是丈夫？因为我在南京军区文工团创作室的时候，那时我们那个创作室里有黄宗江、沈默君、刘川、陈真等同志，都是大作家，而我算是老幺。我丈夫是创作室的主任，非常明显，他最看不起的是我。在创作人员几乎全体都从南京去上海观摩的时候，就多我一个，不让我去，说是避嫌，实际上就是看不起，意思很明白，你茹志鹃去观摩也是白观摩。这件事对我的自尊心伤得太厉害了，使我久久不能忘记，总想有朝一日，我一书在手，非要你在我脚下照相。没想到1958 年，我的书还未出来的时候，我丈夫王啸平却真的已打倒在地，变成右派了，可上海文艺出版社还是出版了一个右派分子老婆的书，为此我向他们再鞠一躬！书出来后，尽管我家庭遭到这样的不幸，但在国庆十周年的假期中，我还是用这笔稿费带领了全家，还请了我三哥、四哥、四嫂、侄儿，一起玩了杭州。这是我度过孤苦童年的地方，在杭州长大的我，却从没游过西湖，我用这笔稿费也算荣归了一次，也给戴了“帽子”的丈夫散散心。为此我向上海文艺出版社三鞠躬！礼毕，再讲两件同出版社和我这本书不无关系的小事。第一件，记得那时身上带了几百元的稿费，好像是一笔用之不尽的巨款，八九个人住宿吃用之后，掐指一算，大惊失色，我们竟然没了回程的路费。在万分尴尬的情况下，竟自跑去学士路敲开了方令孺先生的大门，向她借了两百元，一行人才舒舒服服回到上海，结束了这次难忘的旅游。回来后，当然立即寄还了方先生的钱。还有一件，“文化大革命”中，我的书都作为封资修的货色，论斤卖了，手头边一本也没了，扫除得干干净净。然而，尽管“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而读者却始终没有忘记我，一位姓洪名宜宾的读者，用一张毛主席坐在窑洞里写字的画像作为包书纸，将《高高的白杨树》包好，在1980 年7 月18 日送给我作为纪念，这件礼物可谓珍贵了，这纪念的意义关系到作者、读者，也还有当初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流光如矢。想起了这桩桩件件，使我肃然起敬，向你们致敬，愿你们像当初培养我那样，培养今天的青年作者，向你们三鞠躬，这里面有你们也有我们，这纪念是共同的，不过源头是你们。

　　●我很早就发觉，人对物质的需要是不必太多的，很容易便可以满足；而精神上、心灵上的需要却很多很多，仿佛无穷无尽。

　　岑桑
　　（1926～）
　　散文家。广东顺德人。著有杂文集《二十世纪的野蛮人》、《巨人和狼》，中篇小说《巧环》，散文集《当你还是一朵花》等。

　　焚书记

　　父亲没有给我留下什么“余荫”，我只继承了他的一窝书。不过，这也是够我受用的了。我很早就发觉，人对物质的需要是不必太多的，很容易便可以满足；而精神上、心灵上的需要却很多很多，仿佛无穷无尽。我从父亲遗下的几大柜书中尝到了许多滋味，得到不少乐趣。我感谢它们。
　　共和国成立之初，在省城成了家，用两只小艇把大部分藏书运到城里。
　　小家庭一厅两房，书把四十平方米居住面积的将近一半占去了。十余年之后，书越聚越多，只好搭阁楼容纳它们。同住的丈母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不想我搬到骑楼底住宿，你就别再买书了！”1966 年暑热天时，“文化大革命”以泥石流一般的声势铺天盖地而来，我被自己写的几本书所累，一夜之间，便成了十恶不赦的“牛鬼蛇神”。勇士们来扫“四旧”，一轮冲锋，把我家几乎所有的藏书都塞进了早已有所准备的十几个大麻包袋，由七八部三轮车运走了。临走时，群勇之首狠狠地对我威吓：“我们还要再来的，要是发现你还有匿藏不交的‘四旧’，哼，后果自负！”
　　勇土们百密尚有一疏，我的两箱放置在阁楼暗处的线装善本书，居然逃过了他们的金睛火眼。我为之高兴了不到三秒钟，便立即被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所镇住了。我深信勇士们会再来（后来事实果真如此），那两箱书将会加重我的罪名，使我受更多的皮肉之苦。为了害怕难以想象的“后果”，我决定烧掉它们以灭“罪证”。已是三个稚子的父亲，是需要往深处想的。
　　烧书之举，在抄家的当晚进行。我把那两箱书搬进了湫隘的厨房，待家人全都睡下了，便把厨房的门窗紧闭，开始行动。真是难以叙述第一下撕书时的心情，我觉得自己亵渎了神圣，忤逆了先人，也辱没了自己。当我划着火柴点燃那第一束撕下来的书页时，那深重的犯罪感，叫我双手都发抖了。
　　烧书是不能操之过急的，只能逐几页撕下来，待火焰将要熄灭的时候将之重新点燃。我搬来小板凳，耐心地、适时地把一束束书页投进烧得滚烫烫的洋铁皮桶里。火光熊熊，使那狭小的厨房里本来已经够高的温度变得更加令人难受。烟灰在膨胀的空气中飞舞，呛着我的鼻孔，粘在我裸露的腹背，有的还扑进了眼睛。
　　我伤心地烧我的书，一本接着一本。对着那摇曳不定的火光，我透过朦胧的泪眼仿佛看见父亲那消瘦憔悴的颜容，他凝视着自己曾用红圆珠笔圈圈点点的书本，看它们在火焰中怎样逐一化为灰烬，深陷的双目现出哀伤的神色……
　　我哭了。先是泪流满脸，嘤嘤而泣，终于禁不住嚎陶大哭起来。小厨房门窗紧闭，外面谁也不知道厨房里有一个让烟灰迷糊了泪眼的人。
　　我边哭边烧我的书，每当洋铁皮桶里的灰烬积得差不多了，我便把它倾进厕槽，用水冲掉。有一次由于灰烬积得太多，淤塞了厕槽，我只好用手把厕槽挖通，才得以继续我那日后每逢想起都难免为之泫然的操作。
　　就这样，我在那由书页幻化成的火光中，在烟灰的飞舞中，在烤箱一般酷热的小厨房里度过了难忘的一夜，直到曙光初临的时分才完事。我长舒了一口气，推开临街的窗户，让蒸腾的热气散发出去，然后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罪证”消灭了，我如释重负。可是当我看见那两个制作精致的木箱已变得空荡荡，沉重的犯罪感便又立即像铅块一般曳坠在心头。我后悔、内疚，责怪自己为什么慌张得不去选择另一本来并非不存在的余地，而偏偏要出此下策。然而，灰飞烟灭，一切都来不及了！
　　那两个木箱中的一个，后来改装成为我家那部老爷衣车的盖子，一直使用至今。每逢看见那个不伦不类的衣车盖子，心中便条件反射似地有被刺了一下的感觉，那痛感并不因为业已事隔二十多年而稍稍有所消灭；正像每逢想起那个难忘之夜的情景总还是刀刻一般清晰那样。
　　人生难免有几件怎么也忘不了的往事，回眸那个伤心的夜晚，那些在热腾腾的空气中飞舞的烟灰，仿佛还粘住我大汗淋漓的躯体，迷糊了我泪水盈眶的眼睛。

　　●人成佛达到超越的境界完全在其内在本心的作用。

　　汤一介
　　（1927～）
　　学者。湖北黄梅人。1951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90 年获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郭象与魏晋文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辩》等。

　　读《世说新语》札记

　　《世说·文学》：“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萧梁刘孝标注《言尽意》说：“欧阳坚石《言尽意论》略曰：夫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辨。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不得相与为二矣。苟无其二，言无不尽矣。”按，欧阳建（字坚石）《言尽意论》载《文艺类聚》十九。梁时刘孝标已认为“三理”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养生论》和欧阳建的《言尽意论》。然王导过江左所道之“三理”是否即此“三论”，实有可疑。
　　查影印宋绍兴八年广川董葊据晏殊校定本附宋汪藻《世说叙录》有《考异》一卷，于中重出“王丞相过江左”条，文为：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正道《声无哀乐》、《养生》、《言不尽意》三理而已，然婉转关主，常无所不入。
　　敬胤为何人已不可考，汪藻《叙录》说：其注“以宋、齐人为今人，则敬胤者，孝标以前人也。”可知，在梁刘孝标以前已有注《世说》者，且所谓“王导过江左所道之三理”或为“声无哀乐”、“养生”、“言不尽意”。
　　而敬胤于“言不尽意”无注，似已不知此论为何人所作，但并不认为此或为《言尽意论》之误。那么《言不尽意论》是谁作的呢？按魏晋以来倡“言不尽意”者甚多，如《魏志》卷十《荀彧传》注引何劭《荀粲传》谓粲有“言不尽意”之论。晋张韩有《不用舌论》之文（《全晋文》一○七）。特别是王应麟《玉海》卷三十六，于“晋易象论”条中载：“嵇康作《言不尽意论》，殷融作《象不尽意论》，何城襄有六爻之论，……”，并言及殷浩和刘惔等也鼓吹“言不尽意”之说（刘惔事并见《晋书·刘惔传》）
　　王应麟没有说明“嵇康作《言不尽意论》”这个材料是从哪来的。查各书《艺文志》、《经藉志》等均无此《论》，清人所作各《补志》多著录有嵇康的《言不尽意论》（或作《周易言不尽意论》），但所据均为《玉海》。
　　那么，嵇康是否真作有《言不尽意论》呢？我认为很可能有此论，至少他有过这样的言论。这点可以从嵇康的其他文章，特别是《声无哀乐论》得到证明。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已透露其“言不尽意”的思想，如文中说“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于马，而误言鹿，察者固当由鹿以弘以也。此为心不系于所言，言或不足以证心也。若当关接而知言，此为孺子学言于师，然后知之，则何贵于聪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举一名以为标识耳。”又说“吾谓能反三隅者，得意而忘言”（据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年版，第209页）嵇康这个观点和当时主张“言不尽意”的论点是大体相同的。且《声无哀乐论》本身也就是“言不尽意”在音乐和人的关系问题上的应用。
　　于此，我们或者可认得到这样的结论：王导过江左所道之“三理”，或应为“声无哀乐”、“养生”、“言不尽意”，且此“三理”之论或均为嵇康所作，这样“三理”才可以“婉转发生，无所不入”也。
　　原载《文献》1984年6月号此段文末有宋、齐时人敬胤之注说：“《声无哀乐》、《养生》二论并稽康作。”此重出之“王导过江左道三理”及敬胤注，可注意者有三：（1）原在梁以前，《言尽意论》有作《言不尽意》；（2）敬胤只注《声无哀乐论》与《养生论》为嵇康作；（3）于《言不尽意论》无注。

　　印顺《中国禅宗史》序

　　1987 年我在香港买到印顺法师的《中国禅宗史》，回到北京即开始阅读。
　　读毕，觉得它是一部十分难得的好书，但大陆很少人能读到。后印顺法师在日本留学的弟子慧琏法师又寄我一本，我就想到能否把这部书在大陆出版，于是我写信给慧琏，请她征求印顺法师的意见。慧琏回信告诉我印顺法师同意在大陆出版他的《中国禅宗史》，这样我向江西人民出版社的《东方文化丛书》编委会推荐了这部书，并为他们接受了。去年冬天，我又写信给慧琏请她代为约请印顺法师为他的《中国禅宗史》大陆版写一序言，慧琏回信说印顺法师重病住院，不可能为此书写序。对此，我当然感到十分遗憾，只能希望印顺法师早日康复。
　　印顺法师的《中国禅宗史》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它对印度禅到中国禅的发展，禅学的中国化，牛头宗在中国禅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坛经》的成立与演变，曹溪禅的开展与其发展和分化的过程以及又统一于江南曹溪流派等等，都做了深入的研究，并得出可信的结论，对我们进一步研究中国禅宗的历史与思想都是十分有价值的。
　　禅宗是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这大概已为中外学者们所公认。我们根据什么说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呢？印顺法师的《中国禅宗史》有一段话可以说是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他说：《坛经》所说的“性”，是一切法为性所化现（变化）的；而“性含万法”，“一切法在自性”，不离自性而又不就是性的。所以性是超．．．越的．．（离一切相，性体清净），又是内在的．．．．．（一切法不异于此）。从当前一切而悟入超越的，还要不导一切，圆悟一切无非性之妙用的。这才能入能出，有体有用，理事一如，脚跟落地。在现实世界中，性是生命的主体，宇宙的本源。性显现为一切，而以心为主的。心，不只是认识的，也是行为——运动的。知觉与运动，直接的表征着性——自性、真性、佛性的作用。“见性成佛”，要向自己身心去体认，决非向色身去体悟。如从色身，那为什么不向山河大地？这虽可说“即事而真”，而到底是心外觅佛。所以在说明上，不免有二元的倾向（其实，如不是二，就无可说明）。（引自台湾正闻出版社1937 年版，第374—375 页，着重点为作者所加）

　　这一段话的主旨是在说明中国禅宗是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佛教作为一种宗教自有其弘扬教义的经典，一套固定的仪式，必须遵守的戒律和礼拜的对象等等。但自慧能以后的中国禅宗把上述一切外在的东西都抛弃了，既不要念经，也不要持戒，没有什么仪式需要遵守，更不要去崇拜什么偶像，甚至连出家也成为没有必要的了，成佛达到涅槃境界只能靠自己一心的觉悟，即所谓“一念觉，即佛；一念迷，即众生”。这就是说，人成佛达到超越的境界完全在其内在本心的作用。
　　中国禅宗之所以是中国式的思想而区别于印度佛教，正因其和中国的儒家、道家哲学一样也是以“内在超越”为特征。它之所以深深影响宋明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正在于其思想的“内在超越性”。如果说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儒家学说所追求的是道德上的理想人格，超越“自我”而成“圣”；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道家学说所追求的则是精神上的绝对自由，超越“自我”而成“仙”，那么，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中国禅宗所追求的是瞬间永恒的涅槃境界，超越“自我”而成“佛”，就这点说禅宗仍具有某种宗教形式。
　　禅宗虽然仍具有某种宗教的形式，但由于它要求破除念经、坐禅、拜佛等一切外在的束缚，这势必包含着某种否定其作为一般宗教的意义。这就是说，禅宗的世俗化使之成为一种非宗教的宗教在中国社会发生着影响，它把人们引向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超越现实的目的，否定了在现实世界之外与之对立的天堂与地狱，表现出“世间法即佛法，佛法即世间法”的世俗精神。
　　禅宗作为一种宗教，它不仅破除了传统佛教的规矩，而且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不靠外力，只靠禅师的内在自觉就可以成佛，这样就可以把以“外在超越”为特征的宗教变成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非宗教的宗教，由出世转向入世，从而克服了二元化的倾向。这种转变，是否可以说禅宗具有苛种摆脱传统的宗教模式的倾向。
　　如果说在中国有着强大的禁锢人们思想的传统，那么是否也有要求打破一切禁锢人们思想的“资源”呢？如果确有这样的“资源”，禅宗应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禅宗否定一切外在的束缚，打破一切执著，破除一切传统的权威和现实的权威，一任本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人自己可以成为自己的主宰，这样的思想解放作用在我国长期封建专制社会中应是难能可贵的，似乎应为我们所注意。当然中国禅宗由此而建立了以“自我”的内在主体性为中心的权威，虚构了“自我”的无限超越力量，而又可以为以“自我”为中心的内在主体性所束缚，这也许是禅宗无法解决的矛盾。
　　由此可见，禅宗是中国的思想，对中国社会有着很大影响，我相信《中国禅宗史》的出版将会对进一步推动中国哲学、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宗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当然，印顺法师生活在海峡彼岸，他又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大师，我们出版他的著作只是为了使我们可以从更广阔的领域来探讨一些问题，从而使中国文化得到发展。
　　1990年10月

　　●书香，是弥漫于这个可爱复可恼的地球上唯一令我迷醉的气息。

　　公刘
　　（1927～）
　　诗人、散文家。原名刘耿直，江西南昌人。著有诗集《在北方》、《仙人掌》、《离离原上草》，散文集《酒的怀念》，诗论集《诗路跋涉》等。

　　书香

　　从数以千计的汉语语汇中间，倘要我挑选一个最珍爱的名词，我将毫不犹豫地拈取“书香”二字。
　　书，依我看来：它本身就意味着整个世界。
　　容或有驳诘：书，并未写尽世界呀。
　　不错，我同意；不过，必得提请你注意，世界（包括人类自身）同样也未被彻底认知，恐怕，这一认知过程，会永无止境，永无极限。
　　因之，不妨说，书与世界同寿。书香，是弥漫于这个可爱复可恼的地球上唯一令我迷醉的气息。
　　有一家外国电台，开辟了一个对华广播专栏：书香世界。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主意，说明了这位节目主持人是有头脑的汉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他摸准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脉搏。
　　书香，若加分析，当不应被显示为一个简单的化学方程式，仅仅包括纸张、油墨，乃至装订过程中搀杂进来的某些其他成分。在它的深层，大量蕴涵着的是，无从估量无从把捉的东西——中华民族历代精英永不混灭的血、汗、泪，还有超前的智慧，终极的关怀，东方式的至忧至戚和大彻大悟。
　　前者基本有形，后者断然无迹。
　　正是这无迹可寻的部分，构成了书香的粒子和反粒子。
　　所以，我们才有了所谓的书香门第观念，它标志着一种无与伦比的对精神高贵的追求。
　　这种追求，正是中国的骄傲。
　　可惜，古代、近代和当代，都反复出现过时钟逆行、神智昏乱的时刻，值得自豪的书香竟被抛进了沤粪池。这，确乎是莫大的悲哀和难忘的耻辱。
　　这只能被称之为反文明——反人性的黑色恐怖。
　　在那样的时刻，我们只能闻到焚烧书籍的糊焦味，屠戮写书人和读书人（这二者有时是两种身份，有时却合而为一）的血腥味。
　　于是，又衍生出许许多多关于书，关于写书人和读书人的动人故事，而所有这些故事当中，最富于启示性的只有一个，即：书香，消而不灭，散而复聚。
　　书香毕竟令人神往。
　　像不死之鸟一样，一旦烟火消失，血迹拭净，它又振翼高飞，扑鼻而来了……
　　我乃憬悟，书香，实在是谁也中断不了的神祗之舞啊。而且我发现，自己业已投身于这一神祗之祭典了。我盟誓：我将一直舞下去，合着天籁，合着心跳的节拍舞下去，直到精疲力竭，直到偃卧于书香的氤氲之中，满意地阖上双目。

　　●书只能使人聪明。读书越多越蠢的人毕竟只是个别，没有书读的人聪明不起来则是绝对真理。
　　牧惠
　　（1928～）
　　杂文家。原名林烦蔡，现名林文山。广东新会人。著有《湖滨拾翠》、《老虎屁股上的苍蝇和苍蝇庇护下的老虎》、《碰壁和碰碰壁》、《歪批〈水浒〉》、《人鬼之间》、《华表的沧桑》、《当代杂文选粹·牧惠之卷》等。

　　书缘

　　一借书
　　“书非借不能读也”，这是袁牧的一句经验之谈。
　　一般来说，借来的书，迟早总得还人，“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见之矣”，所以，借来的书总是挤时间抢先读完。相反，自己花钱买来的书，插进书橱之后，心想早晚总有机会，往往放了很久都不曾读。就像长期住在一个城市的人，总是不如偶然路过的人那样玩遍当地的名胜古迹，及至调动工作了，才突然想起竟有好几处该去的地方未曾去过。
　　我八九岁开始读课外书，大半是小说，而且是大达图书公司出版的廉价剑侠小说和扫叶山房出版的石印本《济公传》之类神怪传奇。穷小子没钱买书，都是求人情认同学那里借来的，除了必须保证按时还书之外，还得干些譬如替书主人写几张大字应付老师之类“义务劳动”以作补偿。姐姐也迷这些书，为了赶时间，我们常因为耽误正事而挨母亲训斥。有一天，路过基督教福音堂，见旁边那间不足十平方的小屋新挂上了文化站之类的招牌，好奇地进去看看。屋里有几份报纸和大约二尺来长的一排书，高兴极了，马上逐本地翻看究竟有哪些可读的书。居然有一本小册子是史沫特莱的《毛泽东自传》，那惊喜不啻于哥伦布在航船上发现前面竟是一块陆地。
　　这里得解释一下。少年时代，我在广西一个小镇度过。那时的广西，在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统治下，不管真也好，假也好，他们比较开明，所以才能让街道文化站居然有一本宣传共产党大人物的书。那时，我当然不懂得共产党同国民党孰优孰劣，但是，蒋介石、毛泽东这些“猛人”的名字我从老师那里听到过。出于好奇，我坐在条凳上读完这本小册子，头一次接触了另外一个新世界。
　　再过几年，考上中学。这间开办了将近二十年的县立中学藏书相当丰富，不仅有鲁迅、巴金、茅盾、邹韬奋，而且还有马克思、托洛斯基、布哈林，让人大开眼界。从此，我向剑侠小说“拜拜”。初中一年级我特别喜欢邹韬奋的《萍踪寄语》；接着就是巴金的《家》、《春》、《秋》；经过老师讲解，我又喜欢上鲁迅和茅盾。按物质生活说，我们（特别像我这样的幼年丧父，全靠母亲做手工养活的穷孩子）比现在的少年苦多了；但是，那时的老师并不必为什么“升学率”伤脑筋。他们上课前认真准备，自修课时绝不让我们松散。除此之外，就是我们的自由天地，喜欢看什么课外书就看什么课外书。寒暑假的作业不算多，除了帮母亲干活和按规定做完作业外，还可以读不少课外书。特别是上了高中之后，图书馆的老师对我们格外优待，每次借书不限一本，假期也同样开放。马克思、布哈林的书，本来放在禁书那格，我们也蒙恩准借回去囫囵吞枣地读过。布哈林四本一套的《唯物史观》，我们委实读不懂，硬着头皮一页一页地啃，另有一番情趣。假如这些书是我的，放在书柜里，我肯定不会读它。——当然，既然读不懂，根本不应该好高鹜远去硬读，这里只是想说“书非借不能读也”的一种乐趣。在这种乐趣中游泳书海更是得益匪浅。
　　离开母校将近半个世纪了，对母校的图书带给我的恩泽，始终念念不忘。
　　前年听说，在“文革”中，这些“封、资、修”都在“革命”声中变成纸浆，心里对这种煮鹤焚琴的罪孽难过了好些天。
　　二书劫
　　想读书，不能全借，总得买书。于是，除了读书乐之外，还有藏书乐，接着又必有失书苦。
　　读中学时是穷学生，解决生计已经难上加难，虽然仍然千方百计地凑钱买书，老师和报社的编辑（我向他们投稿）也送些，到我中学毕业的时候，存书也就是那么一小摞。考进广州中山大学后，情况有了改变。我是公费生，吃饭不必操心，投稿的命中率也高了。于是，我每月总有一个星期天进城，头一件事情是去报社取稿费，然后直奔文德路旧书店，一间一间地浏览。这些旧书店存书相当丰富，不知什么缘故，刚在新书店出现才几天的书，这里就可以用六七折的价钱买到。30 年代的书，有的是，也不贵，一般的线装书我们也买得起。于是，当1948 年夏天奉命撤退去香港报到时，我已经有一木箱图书了。这些书带不走，也不好托人带回家里，我把它们同别的行李全寄放在一位同学那里。
　　从香港进了游击区后，没书可看简直是一大苦恼。幸好那时在香港有一位同学，因腿脚不便而无法入游击区。临走时，我把几篇稿子放在她那里，她把我写的两篇小说和一篇翻译的童话送去发表了，得了一笔稿费。在彼时彼地，这可是一笔可派多种用场的财富。我要求她把其中一部分买书给我。
　　后来，在一个交通站里发现一大堆过往行人留下的各种书籍，大喜，尽力而背地取走了一些。书多了，行动不便，我把它和一些冬天的衣服寄存在古合江村契娘家里。
　　人要倒霉起来，真是毫无办法。不久，契娘家失窃了，我存在那里的一藤箱东西无影无踪，两件毛衣是母亲给我织的最值钱的财产，对小偷确实有用，也还罢了；书，以及发表了我的作品的杂志报纸，对他有什么用呢？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时我还不晓得，也是这个时候，特务到中山大学进行了一次大洗劫，我寄存在同学那里的全部行李也遭了难。
　　解放后，从零开始，既买丢失了的，也买新出版的，十年功夫，居然又堆满了四个大书架。1961 年调动工作大搬家，忍痛卖掉一批。那时候，广州文德路旧书店仍不少，很有识货的人。他们上门收购，有的按原价收，有的打折扣收；有的当废纸卖，居然卖得百余元。这些书，大都是重复或用不着的，卖掉并不可惜。唯一的错误是，我买回一套新版的《静静的顿河》后，把解放前出版的那套卖掉了。后来发现，新版根本不如旧版，是奉命作过删改的。为这件事，我没少后悔。
　　调到北京后，逛书店更积极了。几年功夫，又是满满的几大书橱。文化大革命一来，这些书都成了“封，资、修”，“大毒草”。大字报一贴，我的“罪状”一公布，老担心哪一天突然来查抄。还好，所在单位比较文明，除了个别人，大部分“牛鬼蛇神”的家恩准免抄。后来全家扫地出门去干校，当然得论斤论两地卖掉一大批书。十分走运的是，蒙某大人物发话，我们仍得以带走心爱的书。我这位“牛鬼”也居然弄走十几箱书，其中包括心爱的“封、资、修”。除了运输途中遗失一箱历史书外，全部安全到达，实在是不幸中之大幸。
　　我们一家家被分别安置在农民家里，我分得的是一位自称曾当过治保主任的农民三间厢房。开始，我们劳动任务很重，军代表还不时地偷偷地从窗外观察屋里的动静，因此，除了四卷宝书外，其余的书都原封不动地捆在箱里。时间长了，到底是积习难返，加上孩子也很需要听故事，我悄悄地打开装中外文学名著的那箱书，把《水浒》和巴尔扎克、果戈理的书拿了些出来，在稀有的节假日中阅读解闷。这一下可糟了，原来我这位房东是出名的三只手。他趁我们全家不在的时候，撬门而入，毫不客气地偷走一大批书，其中包括一套四本百印的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我又惊又怕，不敢声张，苦苦哀求他还书。结果，《金瓶梅》只还了三本，其余的也还了一些，声称全部就是这些。我也不敢再追，自认倒霉，赶紧搬家。直到现在，那套四缺一的《金瓶梅》仍躺在书橱里，作为我遭劫的见证。
　　至于零七八碎被人刘备借荆州弄走的好书，如今想起仍耿耿于怀的，也有不少。太琐碎，不说它了。这种人，让人讨厌，却又无法摆脱。我相信不少读书人都有类似的苦恼。
　　三图书馆
　　读中山大学时，我曾选修著名图书馆学专家杜定友教授的图书馆学。杜先生讲课方式很特别。因为选修的才十几人，而且多是师范学院的小姐，杜先生往往让我们到市里他府上听课师母赐以一杯咖啡和一块点心。更让我神往的是，杜先生身兼广州中山图书馆馆长，课间常带我们到不对外开放的书库参观某些奇书。我仍记得的。有一叠上面批有“知道了。钦此”御笔的黄色奏疏，一位英国人研究《诗经》的笔记本。这位英国人把木刻本《诗经》每句一页地贴在略短于八开的中国旧式账本左上角，其余地方全是英文，或注汉音，或作解释。这种治学态度，十分令人神往。
　　中文系学生为什么却选修图书馆学呢？这里头有我的打算：毕业后自谋职业，我的第一志愿是留校当助教，然后攻学术，其次是到报社当记者，狡兔第三窟就是图书馆。我想得很天真：“近官得力，近厨得食”，座镇图书馆，满可饱餐天下奇书。后来这三条路都没走成。但是，我一直对图书馆有深厚的感情。我觉得那里是最温暖、最养人的所在，有如母亲丰满的乳房之于婴儿。
　　曾记得，离开那五分钟便可走完的小镇来到花花世界广州，十几位来考大学的同学租住在豪贤路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的房里。人挤人，兴趣各异，我哪能找得着一块坐下来看书写字的地方？终于发现，文德路中山图书馆是理想的乐园。每天早上，同一位同学在街边买一块廉价的蒸番薯，边咬边往文德路走。在图书馆门口领一块小竹牌，经过一个庭院，就是阅览室和借书处。
　　人不多，可以自由自在地翻看报纸、杂志，查一查投去的稿子有没有发表；还可以凭小竹牌向管理员借书阅读和做笔记、写文章。为了方便，我下狠心不惜“重资”买回来一支关勒铭自来水笔。今天的年轻人一定以为我在危言耸听，他们哪能知道，在彼时彼地，对于一位穷学生来说，别说美国的派克，上海的关勒铭就已经够奢侈了。1947 年夏，这支笔被扒手偷去。在这以前，我的一些文章，就是用这支笔在中山图书馆里写出来的。
　　发榜后，我不再无家可归，在中山大学有了自己的床和小书桌。文学院图书馆仍然是我留连忘返的所在。我从书架的这头走到那头，几乎逐本逐本地翻查，从中找到我需要的参考书，写出一篇篇可以卖钱买书的文字。
　　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没有图书馆几乎等于鱼儿缺乏水。
　　同样，仅仅靠自己的藏书，司马迁写不成《史记》，马克思写不成《资本论》，爱迪生、牛顿、达尔文不可能成为科学家。
　　大概是杜先生讲课时给我留下的记忆吧？图书馆原先只对司马迁这样的官吏开放，老百姓是不得问津的。老子曾经当过周朝的“守藏宝之史”即国立图书馆馆长，管着“百国宝书”，因此，后来成了圣人的孔子也得向他求教。汉代的王充，家穷得无钱买书，又进不了图书馆，只好跑到书店揩油。
　　他的记忆力惊人的好，用这种手段掌握大量知识，写出《论衡》。另外一个途径就是到亲戚家苦读了。宋代有一位杨玠，同藏书万卷的崔家女儿结婚后，经常去丈人家看书，还开玩笑说：“崔家的书给人偷光了，他们都不晓得。”
　　崔家赶紧检查，书并没丢，杨玠拍着肚子说：“书已经藏在这里了！”时势造英雄，似乎古人的记忆力因此被培养得特别好，被称为“行秘书”即活图书馆或“破败书橱”的人有好几位。可惜，我们的这种功能，被近代开办得越来越多的对平民开放的图书馆惯得蜕化掉了。
　　但是，最近我却收到母校一位爱好文学的中学生来信诉苦，说：“我很喜欢读书，特别喜欢读中外古典文学名著，但是，我没法找到！我真羡慕你读中学时能那么走运，读到那么多好书。”读到这里，我心中为之一沉。
　　从秦始皇开始，中国的书，包括国家图书馆和私人的藏书，总共被焚毁过多少次，这恐怕是很难弄清的一笔糊涂账。秦始皇焚了一次，王莽上台下台时焚过一次，汉末战乱中又散失焚毁过一次，南北朝焚过不止一次，安史之乱又遭劫一次，黄巢造反又毁一次，靖康之乱又是一次……可以这样说，农民起义时，往往把烧书当成“革命行动”；皇帝垮台时，又绝望得“反革命”地烧它一次。邓实《国粹丛书·跋》说，“书自秦火以后，大厄凡十有一，而乾隆之时最后最烈。”如此算来， 60 年代发生的“破四旧”，应当属第十二大厄了吧？那位中学生借不到书，重要原因是我这间民国初年开办的母校近十万册藏书，由于它们使人越读越蠢的滔天罪行被焚毁一空了。它当然不是当时唯一被焚的图书馆，甚至根本不够格排上队。想当年，光是北京，国子监里堆满了从“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派”那里抄来的各种图书，废品收购站堆满了八分钱一斤的线装书和精装书，还有害怕被当成罪证而在夜间悄悄扔到北海湖底的成麻袋、成麻袋用外汇从国外买回来的珍贵书刊……多少孤本秘籍从此永远迷失！噩梦醒来后，许多人的头一件事是索取或买回在动乱中被抄被焚的书籍。1977 年春天，我路过广州东山新华书店，那儿排着长得拐弯的队伍，为的是买到一本重印的托尔斯泰《复活》！可是，对于教育经费奇缺，教室已变成危楼的学校来访买回那十万册书无疑比上天揽月更难百倍。这里有几个骇人听闻的数字：湖南省近几年有十二个县级图书馆未曾购进过一本书；新宁县图书馆去年只订了一份《湖南广播电视报》。
　　浙江杭州市辖六区七具一百五十万少年儿童，摊到的读物是各县人均半册，城区人均不足四册。甘肃每个中学生每年只能摊到四册书，小学生则不到半册。去年我到山东、安徽几个区乡文化站看过，不少文化站除了发工资，再也没有能力采购一册书。一方面是废品收购站仍然成吨地收回根本没人看过的崭新的书本——由公款买来按人头分发的“讲座”、“学习材料”，一方面给少年儿童提供读物的图书馆经费奇缺，这个矛盾十分发人深思！
　　不知道是不是同图书越来越金贵、越稀罕有关，一些图书馆也在悄悄地改变它们的职能，似乎它们的首要职责是藏而不是借了。借书，特别是向大图书馆借书，往往成了使人生畏的“捣乱行动”。啊，多让人怀念的中山图书馆！多让人怀念的小竹牌！什么时候，那些门禁越来越森严、手续越来越繁难的图书馆来它个“城门大开”，让书迷们大饱眼福呢？
　　书只能使人聪明。读书越多越蠢的人毕竟只是个别，没有书读的人聪明不起来则是绝对真理。

　　●一本书要是有前序后跋之类，一定不可错过。好作家写的序跋，没有不精彩的。……序和跋是一本书真正的封面和封底，不能不看。

　　余光中
　　（1928～）
　　诗人。祖籍福建永春，生于南京。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获美国爱荷华大学硕士学位。1953 年与罩子豪、钟鼎文等创蓝星诗社。现任台湾中山大学外文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以诗歌创作为主，主要散文作品有《左手的缪思》、《掌上雨》、《逍遥游》、《望乡的牧神》、《焚鹤人》、《听听那冷雨》、《青青边愁》等，还有译著，共计三十余种。

　　书斋·书灾

　　物以类聚，我的朋友大半也是书呆子。很少有朋友约我去户外恋爱春天，大半的时间，我总是与书为伍。大半的时间，总是把自己关在六叠之上，四壁之中，制造氮气，做白日梦。我的书斋，既不像华波尔（Horace Walpole）
　　中世纪的哥德式城堡那么豪华，也不像格勒布街（Grub Street）的阁楼那么寒酸。我的藏书不多，也没有统计，大约在一千册左右。“书到用时方恨少”，花了那么多钱买书，要查点什么仍然不够应付。有用的时候，往往发现某本书给朋友借去了没还来。没用的时候，它们简直满坑、满谷；书架上排列得整整齐齐的之外，案头、椅子上、唱机上、窗台上、床上、床下，到处都是。由于为杂志写槁，也编过刊物，我的书城之中，除了居民之外，还有许多来来往往的流动户口，例如《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中外》、《蓝星》、《作品》、《文坛》、《自由青年》等等，自然，更有数以百计的《文星》。
　　“腹有诗书气自华”，奈何那些诗书大半不在腹中，而在架上、架下、墙隅，甚至书桌脚下。我的书斋经常在闹书灾，令我的太太、岳母，和擦地板的下女顾而绝望。下女每逢擦地板，总把架后或床底的书一股脑儿堆在我床上。我的岳母甚且几度提议，用秦始皇的方法来解决。有一次，在台风期间，中和乡大闹水灾，夏青家里数千份《蓝星》随波逐流，待风息水退，乃发现地板上，厨房里，厕所中，狗屋顶，甚至院中的树上，或正或反，举目皆是“蓝星”。如果厦门街也有这么一次水灾，则在我家，水灾过后，必有更严重的书灾。
　　你会说，既然怕铅字为祸，为什么不好好整理一下，使各就其位，取之即来呢？不可能，不可能！我的答复是不可能。凡有几本书的人，大概都会了解，理书是多么麻烦，同时也是多么消耗时间的一件事。对于一个书呆子，理书是带一点回忆的哀愁的。诺，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着： “1952 年4 月购于台北”（那时你还没有大学毕业哪！）那本书的封底里页，记着一个女友可爱的通信地址（现在不必记了，她的地址就是我的。可叹，可叹！这是幸福，还是迷惆？）有一本书上写着：“赠余光中，1959 年于爱奥华城”（作者已经死了，他巍峨的背影已步入文学史。将来，我的女儿们读文学史到他时，有什么感觉呢？）。另一本书令我想起一位好朋友，他正在太平洋彼岸的一个小镇上穷泡，好久不写诗了。翻开这本红面烫金古色香的诗集，不料一张叶脉毕呈枯脆欲断的橡树叶子，翩翩地飘落在地上。这是哪一个秋天的幽灵呢？那么多书，那么多束信，那么多叠的手稿！我来过，我爱过，我失去——该是每块墓碑上都适用的墓志铭。而这，也是每位作家整理旧书时必有的感想。谁能把自己的回忆整理清楚呢？
　　何况一面理书，一面还要看书。书是看不完的，尤其是自己的藏书。谁要能把自己的藏书读完，一定成为大学者。有的人看书必借，借书必不还。
　　有的人看书必买，买了必不看完。我属于后者，我的不少朋友属于前者。这种分类法当然纯粹是主观的。有一度，发现自己的一些好书，甚至是绝版的好书，被朋友们久借不还，甚至于久催不理，我愤怒得考虑写一篇文章，声讨这批雅贼，不，“雅盗”，因为他们的罪行是公开的。不久我就打消这念头了，因为发现自己也未能尽免“雅盗”的作风。架上正摆着的，就有几本向朋友久借未还的书——有——本论诗的大著是向淡江某同事借的，已经半年多没还了，他也没来催。当然这么短的“侨居”还不到“归化”的程度。
　　有一本《美国文学的传统》下卷，原是朱立民先生处借来，后来他料我毫无还意，绝望了，索性声明是送给我，而且附赠了上卷。在十几册因久借而“归化”了的书中。大部分是台大外文系的财产。它们的“侨龄”都已逾十一年。
　　据说系图书馆的管理员仍是当年那位女士，吓得我十年来不敢跨进她的辖区。借钱不还，是不道德的事。书也是钱买的。但在“文艺无国界”的心理下，似乎借书不还是一件不值一提的事了。
　　除了久借不还的以外，还有不少书——简直有三四十册——是欠账买来的。它们都是向某家书店“买”来的，“买”是买来了，但几年来一直未曾付账。当然我也有抵押品——那家书店为我销售了百多本的《万圣节》和《钟乳石》，也始终未曾结算。不过我必须立刻声明，到目前为止，那家书店久我的远少于我欠书店的。我想我没有记错，或者可以说，没有估计错，否则我不会一直任其发展而保持缄默。大概书店老板也以为他欠我较多，而容忍了这么久。
　　除了上述两种来历不太光荣的书外，一部分的藏书是作家朋友的赠书。
　　其中绝大多数是中文的新诗集，其次是小说、散文、批评和翻译，自然也有少数英文，乃至法文、韩文和土耳其文的著作。这些赠书当然是来历光明的，因为扉页上都有原作者或译者的亲笔题字，更加可贵。可是，坦白地说，这一类的书，我也很少全部详细拜读完毕的。我敢说，没有一位作家会把别的作家的赠书一一览尽。英国作家贝洛克（Hilaire Belloc）有两行谐诗：when I am dead，I hope it may be said：“His sins were scarlet， but his books were read.”
　　勉强译成中文，就成为：当我死时，我希望人们会说：“他的罪深红，但他的书有人读过。”
　　此地的read 是双关的，它既是“读”的过去分词，又和“红”（red）同音，因此不可能译得传神。贝洛克的意思，无论一个人如何罪孽深重，只要他的著作真有人当回事地拜读过，也就算难能可贵了。一个人，尤其是一位作家之无法遍读他人的赠书，由此可以想见。每个月平均要收到三四十种赠书（包括刊物），我必须坦白承认，我既无时间逐一拜读，也无全部拜读的欲望。事实上，太多的大著，只要一瞥封面上作者的名字，或是多么庸俗可笑的书名，你就没有胃口开卷饕餮了。世界上只有两种作家——好的和坏的。除了一些奇迹式的例外，坏的作家从来不会变成好的作家。我写上面这段话，也许会莫须有地得罪不少赠书的作家朋友。不过我可以立刻反问他们：“不要动怒。你们可以反省一下，曾经读完，甚至部分读过我的赠书没有？”
　　我想，他们大半不敢遽作肯定的回答的。那些“难懂”的现代诗，那些“嚼饭喂人”的译诗，谁能够强人拜读呢？19 世纪牛津大学教授达巨生（C.L. Dodgson，笔名Lewis Carrol）曾将他著的童话小说《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 in Wonderland），呈献一册给维多利亚女皇。女皇很喜欢那本书，要达巨生教授将他以后的作品见赠。不久她果然收到他的第二本大著——一本厚厚的数学论文。我想女皇该不会读完第一页的。
　　第三类的书该是自己的作品了。它们包括四本诗集，三本译诗集，一本翻译小说，一本翻译传记。这些书中，有的尚存三四百册，有的仅余十数本，有的甚至已经绝版。到现在我仍清晰地记得，印第一本书时患得患失的心情。
　　出版的那一晚，我曾经兴奋得终宵失眠，幻想着第二天那本小书该如何震撼整个文坛，如何再版三版，像拜伦那样传奇式地成名。为那本书写书评的梁实秋先生，并不那么乐观。他预计“顶多销三百本，你就印五百本好了”。
　　结果我印了一千册，在半年之内销了三百四十多册。不久我因参加第一届大专毕业生的预官受训，未再继续委托书店销售。现在早给周梦蝶先生销光了。
　　目前我业已发表而迄未印行成集的，有五种诗集，一本《现代诗选译》，一本《蔡斯德菲尔家书》，一本画家保罗·克利的评传，和两种散文集。如果我不夭亡——当然，买半票，充“神童”的年代早已逝去——到五十岁时，希望自己已是拥有五十本作品（包括翻译）的作家，其中至少应有二十种诗集。对九缪思许的这个愿，恐怕是太大了一点。然而照目前写作的“产量”
　　看来，打个六折，有三十本是绝对不成问题的。
　　最后一类藏书，远超过上述三类的总和。它们是我付现买来，集少成多的中英文书籍。惭愧得很，中文书和英文书的比例，十多年来，愈来愈悬殊了。目前大概是三比七。大多数的书呆子，既读书，亦玩书。读书是读书的内容，玩书则是玩书的外表。书确是可以”玩”的。一本印刷精美，封面华丽的书，其物质的本身就是一种美的存在。我所以买了那么多的英文书，尤其是缤纷绚烂的袖珍版丛书，对那些七色鲜明设计潇洒的封面一见倾心，往往是重大的原因。“企鹅丛书”（Penguin Books）的典雅，“现代丛书”（Modern Library）的端庄，“袖珍丛书”（Pocket Books）的活泼，“人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的古拙，“花园城丛丛书（Garden City Books）的豪华，瑞士“史基拉艺术丛书”（Skira Art Books）的堂皇富丽，尽善尽美……这些都是使蠹鱼们神游书斋的乐事。资深的书呆子通常有一种不可救药的毛病。他们爱坐在书桌前，并不一定要读哪一本书，或研究哪一个问题，只是喜欢这本摸摸，那本翻翻，相相封面，看看插图和目录，并且嗅嗅（尤其是新书的）怪好闻的纸香和油墨味。就这样，一个昂贵的下午用完了。
　　约翰生博士曾经说，既然我们不能读完一切应读的书，则我们何不任性而读？我的读书便是如此。在大学时代，出于一种攀龙附凤，进香朝圣的心情，我曾经遵循文学史的指点，自勉自励地读完八百多页的《汤姆·琼斯》，七百页左右的《虚荣市》，甚至咬牙切齿，边读边骂地咽下了“自我主义者”。
　　自从毕业后，这种啃劲愈来愈差了。到目前忙着写诗、译诗、编诗、教诗、论诗，五马分尸之余，几乎毫无时间读诗，甚至无时间读书了。架上的书，永远多于腹中的书；读完的藏书，恐怕不到十分之三。尽管如此，”玩”书的毛病始终没有痊愈。由于常“玩”，我相当熟悉许多并未读完的书，要参考某一意见，或引用某段文字，很容易就能翻到那一页。事实上，有些书是非玩它一个时期不能欣赏的。例如梵谷的书集，康明思的诗集，就需要久玩才能玩熟。
　　然而，十年玩下来了，我仍然不满意自己这书斋。由于太小，书斋之中一直闹着书灾。那些漫山遍野、满坑满谷、汗人而不充栋的洋装书，就像一批批永远取缔不了的流氓一样，没法加以安置。由于是日式，它嫌矮，而且像一朵“背日葵”那样，永远朝北，绝对晒不到太阳。如果中国多了一个阴郁的作家，这问北向的书房应该负责。坐在这扇北向之窗的阴影里，我好像冷藏在冰箱中一只满孕着南方的水果。白昼，我似乎沉浸在海底，岑寂的幽暗奏着灰色的音乐。夜间，我似乎听得见爱斯基摩人雪橇滑行之声，而北极星的长髯垂下来，铮铮然，敲响串串的白钟乳。
　　可是，在这间艺术的冷宫中，有许多回忆仍是炽热的。朋友来访，我常爱请他们来这里坐谈，而不去客厅，似乎这里是我的“文化背景”，不来这里，友情的铅锤落不到我的心底。佛洛斯特的凝视悬在壁上，我的缪思是男性的。在这里，我曾经听吴望尧，现代诗一位失踪的王子，为我讲一些猩红热和翡翠冷的鬼故事。在这里，黄用给我看到几乎是他全部的作品，并且磨利了他那柄冰冷的批评。在这里，王敬义第一次遭遇黄用，但是，使我们大失所望，并没有吵架。在这里，陈立峰，一个风骨凛然的编辑，也曾遗下一朵黑色的回忆……比起这些回忆，零乱的书籍显得整齐多了。
　　1963年4月15日

　　美文与杂文

　　台湾的散文不但名家辈出，一般的水准也不算低，可是某些习见的散文选集，尤其是近来的年度散文选，并不能充分表现这种文体的多元生命。习见的散文选集所收的，几乎尽是抒情写景之类的美文小品，一来读者众多，可保销路；二来体例单纯，便于编辑。其中当然也有不少足以传世的佳作，可是搜罗的范围既限于“纯散文”，就不免错过了广义散文的隽品。长此以往，只怕我们的散文会走上美文的窄路，而一般读者对散文的看法也有失通达。
　　所谓美文（belles-lettres），是指不带实用目的专供直觉观赏的作品。
　　反之，带有实用目的之写作，例如新闻、公文、论述之类，或可笼统称为杂文。美文重感性，长于抒情，由作家来写。杂文重知性，长于达意，凡知识分子都可以执笔。不过两者并非截然可分，因为杂文写好了，可以当美文来欣赏，而美文也往往为实用目的而作。
　　且以《古文观止》为例。全书十二卷，前五卷几乎清一色是历史著作，选自《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第六卷的汉文性质颇杂，多为诏策章表之类的应用文字。从第七卷起才有类似今日所谓散文小品的美文，如《归去来辞》与《北山移文》，但是仍有《谏太宗十思疏》与《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一类的公文。后面的五卷，从唐文到明文，也都是美文和杂文并列。再以《昭明文选》为例。这部更古老的文学选集，前半部是诗赋，可谓美文，后半部却是公文、书信、论述、碑诔之类，全属杂文。由此可见我国的散文传统非但不排斥杂文，还颇表重视。
　　杂文是为解决问题，沟通社会而产生的作品，只要作者有真挚的感情，深刻的思想，而又善以文字来表达，往往也能写出动人的美文。诸葛亮写《出师表》，原本无意于抒情或唯美，却因为情真意切，竟把奏议的公文写成了千古的至文。单从《古文观止》所选作品来看，也见得出唐宋散文的八位大师都兼擅杂文，所以也才言之有物。杜牧虽以《阿房宫赋》闻名，其实他的《樊川文集》里，最多的还是论政论兵之文和铭序书表之作。而《阿房宫赋》虽然声调悦耳，形象醒目，不折不扣是一篇抒情的美文，其末段从“减六国者”起，却由感性转入知性，逻辑的气势利如破竹，竟有论史论政之概。
　　条理分明，文字整洁，声调铿锵，形象生动，一篇杂文如果做到了这四点，尽管通篇不涉柔情美景，仍可当做美文来击节叹赏。逻辑的饱满张力，只要加上一点感情和想象，同样能满足我们的美感。《过秦论》给我的兴奋，远非二三流的美文所及。《读孟尝君传》寥寥九十个字，比香港报纸上最短的专栏杂文还要短，但是文气流转，逻辑圆满，用五个“士”和三个“鸡鸣狗盗”造成对比的张力：这种知性之美，绝不比感性之美逊色。庄子和孟子无意做散文家，在散文史上却举足轻重。
　　散文的佳作不限于美文，不妨也向哲学、史学，甚至科学著作里去探寻。
　　例如布朗所编的《现代散文选》（Doug1asBrown：ABook of Modern Prose）里，便有《眼球奇观》这样的科学妙品。把散文限制在美文里，是散文的窄化而非纯化。散文的读者、作者、编者，不妨看开些。
　　1985年2月17日

　　●邓拓同志有句云：“闭户遍读家藏书。”谓是人生一乐。在家藏旧书中遇见一本想读的书，真令人又惊又喜。

　　宗璞
　　（1928～）
　　作家。女。原名冯钟璞。笔名绿蘩、任小哲等。北京人。1946 年入南开大学外文系， 1948 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 年毕业，分配在政务院宗教事务委员会工作。1953 年调中国文联研究部，后调《文艺报》工作。1948年发表小说处女作《A·K·C》。著有长篇小说《南渡记》，中篇小说《三生石》，散文集《丁香结》等。

　　卖书

　　几年前写过一篇短文《恨书》，恨了若干年，结果是卖掉。
　　这话说说容易，真到做出也颇费周折。
　　卖书的主要目的是扩大空间。因为侍奉老父，多年随居燕园，房子总算不小，但大部为书所占。四壁图书固然可爱，到了四壁容不下，横七竖八向房中伸出，书墙层叠，挡住去路，则不免闷气。而且新书源源不绝，往往信手一塞，混入历史之中，再难寻觅。有一天忽然悟出，要有搁新书的地方，先得处理旧书。
　　其实处理零散的旧书，早在不断进行。现在的目标，是成套的大书。以为若卖了，既可腾出地盘，又可贴补家用，何乐而不为。依外子仲的意见，要请出的首先是《丛书集成》，而我认为这部书包罗万象，很有用；且因他曾险些错卖了几本，受我责备，不免有衔恨的嫌疑，不能卖。又讨论了百衲本的《二十四史》，因为放那书柜之处正好放饭桌。但这书恰是父亲心爱之物，虽然他现在视力极弱，不能再读，却愿留着。我们笑说这书有大后台，更不能卖。仲屡次败北后，目光转向《全唐文》。《全唐文》有一千卷，占据了全家最大书柜的最上一层。若要取阅，须得搬椅子，上椅子，开柜门，翻动叠压着的卷册，好不费事。作为唯一读者的仲屡次呼吁卖掉它，说是北大图书馆对许多书实行开架，查阅方便多了。又不知交何运道，经过“文革”
　　洗礼，这书无损污，无缺册，心中暗自盘算一定卖得好价钱，够贴补几个月。
　　经过讨论协商，顺利取得一致意见，书店很快来人估看，出价一千元。
　　这部书究竟价值几何，实在心中无数。可这也太少了！因向北京图书馆馆长请教。过几天馆长先生打电话来说，《全唐文》已有新版，这种线装书查阅不便，经过调查，价钱也就是这样了。
　　书店来取书的这天，一千卷《全唐文》堆放在客厅地下等待捆扎，这时我才拿起一本翻阅，只见纸色洁白，字大悦目。随手翻到一篇讲音乐的文章：“烈与悲者角之声，欢与壮者鼓之声；烈与悲似火，欢与壮似勇。”作者李磎.心想这形容很好，只是久不见悲壮的艺术了。又想知道这书的由来，特地找出第一卷，读到嘉庆皇帝的序文：“天地大文日月山川万古昭著者也。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经世载道，立言牖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大矣哉！”又知嘉庆十二年，皇帝得内府旧藏唐文缮本一百六十册，认为体例未协，选择不精，命儒臣重加厘定，于十九年编成。古代开国皇帝大部从马上得天下，以后知道不能从马上治之，都要演习斯文，不敢轻渎知识的作用，似比某些现弋人还多几分见识。我极厌烦近来流行的宫廷热，这时却对皇帝生出几分敬意，虽然他还说不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样的话。
　　书店的人见我把玩不舍，安慰道，这价钱也就差不多，以前官宦人家讲究排场，都得有几部老书装门面，价钱自然上去。现在不讲这门面了，过几年说不定只能当废纸卖了。
　　为了避免一部大书变为废纸，遂请他们立刻拿走。还附带消灭了两套最惹人厌的《皇清经解》。《皇清经解》中夹有父亲当年写的纸签，倒是珍贵之物，我小心地把纸签依次序取下，放在一个信封内。可是一转眼，信封又不知放到何处去了。
　　虽然得了一大块地盘，许多旧英文书得以舒展，心中仍觉不安，似乎卖书总不是读书人的本分事。及至读到《书太多了》《读书》杂志1988 年7月号）这篇文章，不觉精神大振。吕叔湘先生在文中介绍一篇英国散文《毁书》，那作者因书太多无法处理，用麻袋装了大批初版诗集，午夜沉之于泰晤士河，书既然可毁，卖又何妨！比起毁书，卖书要强多了，若是得半夜里鬼鬼祟祟跑到昆明湖去摆脱这些书，我们这些庸人怕只能老老实实缩在墙角，永世也不得出来了。
　　最近在一次会上得见吕先生，因说及受到的启发，吕先生笑说：“那文章有点讽刺意味，不是说毁去的是初版诗集么！”
　　可不是！初版诗集的意思是说那些不必再版，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无病呻吟，也许它们本不应得到出版的机会。对大家无用的书可毁，对一家无用的书可卖，自是天经地义，至于卖不出好价钱，也不是我管得了的。
　　如此想过，心安理得。整理了两天书，自觉辛苦，等疲劳去后，大概又要打新主意。那时可能真是迫于生计，不只为图地盘了。

　　恨书

　　写下这个题目，自己觉得有几分吓人。书之可宝可爱，尽人皆知，何以会惹得我恨？有时甚至是恨恨不已，恨声不绝，恨不得把它们都扔出去，剩下一间空荡荡的屋子。
　　显而易见，最先的问题是地盘问题。老父今年九十岁了，少说也积了七十年书。虽然屡经各种洗礼，所藏还是可观。原先集中摆放，一排一排，很有个小图书馆的模样。后来人口扩张，下一代不愿住不见阳光的小黑屋，见“图书馆”阳光明媚，便对书有些怀恨。“书都把人挤得没地方了。”这意见母亲在世时便有。听说有位老学者一直让书住正房，我这一代人可没有那修养了，以为人为万物之灵，书也是人写的，人比书更应该得到阳光空气，推窗得见的好景致。
　　后来便把书化整为零，分在各个房间。于是我的斗室也摊上几架旧书，列子、抱朴子、亢仓子、淮南子、燕丹子……，它们遥远又遥远，神秘又无用。还有《皇清经解》，想起来便觉得腐气冲天。而我的文稿札记只好塞在这些书缝中，可怜地露出一点纸边，几乎要遗失在悠久的历史的茫然里。
　　其次惹得人恨的是书柜。它们的年龄都已有半个世纪，有的古色古香，上面的大篆字至今没有确解。这我倒并无恶感。糟糕的是许多书柜没有拉手，当初可能没有这种“设备”（照说也不至于），以至很难开关，关时要对准榫头，关上后便再也开不开，每次都得起用改锥（那也得找半天）。可是有的柜门却太松，低头屈身，找下面柜中书时，上面的柜门会忽然掉下，啪的一声砸在头上，真把人打得发昏。岂非关系人命的大事！怎不令人怀恨！
　　有时晚饭后全家围坐笑语融融之际，或夜深梦酣之时，忽然一声巨响，使人心惊胆战，以为是地震或某种爆炸，惊走或披衣起来查看，原来是柜门掉了下来！
　　其实这些都不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只因我理家包括理书无方，才因循至此。可是因为书，我常觉惶惶然。这种惶惶然的感觉细想时可分为二，一是常感负疚，一是常觉遗憾。确是无法解决的。
　　邓拓同志有句云：“闭户遍读家藏书。”谓是人生一乐。在家藏旧书中遇见一本想读的书，真令人又惊又喜。但看来我今生是不能有遍读之乐了。
　　不要说读，连理也做不到。一因没有时间，忙里偷闲时也有比书更重要的人和事需要照管料理。二是没有精力，有时需要放下最重要的事坐着喘气儿。
　　三是因有过敏疾病，不能接触久置积尘的书。于是大家推选外子为图书馆馆长。这些年我们在这座房子里搬来搬去，可怜他负书行的路约也在百里以上了。在每次搬动之余，也处理一些没有保存价值的东西。一次我从外面回来，见我们的图书馆长正在门前处理旧书。我稍一拨弄，竟发现两本《丛书集成》中的花卉书。要知道《丛书集成》约四千本一套的啊！于是我在怒火上升又下降之后，觉得他也太辛苦，哪能一本本都仔细看过。又怀疑是否扔去了珍贵的书，又责怪自己无能，没有担负起应尽的责任，如此怨天尤人，到后来觉得罪魁祸首都是书！
　　书还使我常觉遗憾。在我们磕头碰脑满眼旧书的居所中，常常发现有想读的或特别珍爱的书不见了。我曾遇一本英文的杨子，翻了一两页，竟很有诗意。想看，搁在一边，也找不到了。又曾遇一本陆志韦关于唐诗的五篇英文演讲，想看，搁在一边，也找不到了。后来大图书馆中贴出这一书目，当然也不会特意去借。最令人痛惜的是《四库全书》中萧云从离骚全图的影印本，很大的本子，极讲究的锦面，醒目的大字，想细细把玩，可是，又找不到了！也许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据图书馆长说已遍寻无着——总以为若是我自己找，可能会出现。但是总未能找，书也未出现。
　　好遗憾啊！于是我想，还不如根本没有这些书，也不用负疚，也没有遗憾。
　　那该多么轻松。对无能如我者来说，这可能是上策。但我毕竟神经正常，不能真把书全请出门，只好仍时时恨恨，凑和着过日子。
　　是曰恨书。
　　1985年10月19日

　　●床上读书最宜于冬夜，门窗紧闭，与世隔绝，面对茫茫宇宙的只是一颗单纯的心，清清爽爽，了无挂碍……

　　洛夫
　　（1928～）
　　诗人、翻译家，原名莫洛夫。湖南衡阳人。毕业于淡江大学，历任联络官、英文秘书、东吴大学讲师、杂志编辑等职。主要作品有《一朵午荷》、《无岸之河》、《魔歌》等诗集。

　　夜读杂记

　　雪夜拥被读书，与围炉饮酒，据说是古人生活中两件雅事。雅与不雅且不去说它，其中的乐趣想必是了不得的。台湾四季温煦，平地从未见雪，气温也极少低到必须围炉取暖的程度，但冬夜“拥被读书”仍是一乐。可是，幼承庭训，父亲一向不许我躺在床上看书，说是书乃神圣之物，床上读书不仅有渎神圣，而且容易打瞌睡，毫无效果可言。我倒欣赏梁启超那种为趣味而读书的论调，不但要读自己喜欢的书，而且要采取自己喜欢的读书方式。
　　我颇怀疑古人悬梁刺股那种近乎酷刑的读书方式的效果。按理，读书的姿势愈舒适，愈易吸收。在床上半靠半卧，背后垫着软软的枕头，拥着棉被，一面吸烟，一面看书。这时夜阑人静，窗外寂然，一卷在手，宛如与好友促膝谈心，其乐无穷。
　　在床上读书有渎神圣，这是家父一种精神上的洁癖，我至今仍不敢苟同。
　　其实，世上许多辉煌事业都是在床上完成的。据说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时，就经常赤着身子在床上挥汗进行。邱吉尔在床上办事的癖性是举世皆知的，他会对人说：他最缜密的思想，最舒适的阅读，和最动人的演讲稿，都是在床上完成的。说不定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对德国作战的作战计划，有些都是他嚼着雪茄，靠在床头拟订的。
　　既然读书讲究趣味，靠在床上读的书大多不免是一些轻松的闲书，也就是没有出息的读书人所看的书。早年禀于家父与老师的教诲，读的都是正经八面的孔盂之学，经国济世的砖头书（非仅指形似砖头的线装书，亦喻其内容之硬）。懂得自修后，我也曾正襟危坐，啃过一些哲史方面的书，但主要兴趣仍在文学。近几年来读的却是一些既闲且杂的书，稗官野史、唐人笔记、名人传记等算是高级读物了；等而下之的有武侠侦探、社会传奇，甚至某些言不及义的明星绯闻、政海搜秘等专门揭人隐私的书。说你也许不信，我唯一拒看的书竟是所谓“纯情派”的文艺小说。通常我都是在看完8 点的电视新闻之后进入书房，除非为了偿必要的诗债文债外，这时多半已宽衣上床，开始我的书中神游，直读到两眼发酸，睡意迷濛时，把书信手一扔，酣然入梦。日久成了习惯，每晚不看两三小时的书是难以成眠的，随看随扔，于是枕头边的书愈积愈多，竟堆成了一个小小的枕边图书馆。
　　《北史·李谥传》所谓：“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北城”，这是何等令人仰慕的气派！仰慕归仰慕，如叫我花钱买一万册一辈子也读不完，摆在架上遭虫咬被尘封的书，我不干。我也经常跑书店，逛书展，每次或多或少总得带几本回来，但绝不买畅销书。大凡广告喧腾，副刊力捧的书，潜意识里就产生一种反感。这类书就像时髦的人，众人竞相追逐，把她摊开一看，发现全身都是假发、假眉、假睫毛、义乳、垫臀，结果花钱受骗，极不甘心，其中尤以翻译的畅销书为然。近年来，我添购的新书大多是文学理论、美学和哲学方面的，或许这正是由于我和这方面较浅薄的缘故。至于当代的文学作品，欣赏一下封面，考察一下印刷与装帧也就满足了，却引不起购买的欲望。老实说，今天我们的作品并不在于缺乏“社会意识”，而在缺乏新鲜感和深度，我们文坛上空弥漫着社会主义与写实风格的扬尘，最后被一个俗字所污染，小说固然俗，连诗也不堪卒读了。因此，我便更有了堕落到沉醉于武侠小说的藉口。
　　我书房中有两个大书架，一个小书架，桌上还有一个活动的书架，专门摆新购的和朋友的赠书。中国文人向有相互赠书的习惯，这不见得是一个好习惯，一般人似乎并不珍惜不花代价而得到的东西。据一位朋友说，别人“敬请指正”的书，他翻都不翻便在书架上一搁。若干年后这类书通常是沦落到旧书摊上，论斤地卖给炸油条的了。对于朋友的赠书，我总以先读为快，而且尽可能记下书中的要点，有时甚至写下几条七分赞赏、三分批评的意见，以便下次与作者见面讨论到这本书时，不致瞠目结舌，尴尬以对。
　　法国散文家蒙田在一篇《论教育》的文章中说，别人的学问和思想，我们必须把它转变为我们自己的，这样读书才有益处。我们好比一个需要火的人到隔壁邻居去借火，但有时候我们在那里看到一堆熊熊的火，便留下来取暖，忘记把火带回去。在床上读闲书就是一种留在邻居家里取暖的行为，既不需博闻强记，也不必融会贯通。譬如看武侠小说，我一向过目便忘，第二天甚至连书中主角的姓名都记不起来。说来这还真是一种了不起的修养功夫，看的时候聚精会神，浑然忘我，看完后随手一扔，脑子里空空荡荡，不留一招半式，就像打完一场篮球，冷水澡一冲，甚么都忘了。看武侠小说最大的好处是松弛情绪，亦如饮酒，有消愁解忧的效果；甚至可以治疗失眠症，对于用脑过度的人尤为有效。据说许多旅美科学家，经常托在台的亲友寄去大批的武侠小说，书架上一头堪的是高深的物理学、生化学、电子工程学方面的书籍；另一头堆的是卧龙生、古龙、司马……等的长篇巨著。他们看武侠事实上等于抽一支烟，喝杯咖啡，对他们的学问和工作毫无影响。有人劝五十岁以上的人多看武侠，少打麻将，不是没有道理的。
　　床上读书最宜于冬夜，门窗紧闭，与世隔绝，面对茫茫宇宙的只是一颗单纯的心，清清爽爽，了无挂碍，有时纵然室外风雨如晦，仍能始终保持一份宁静的心境。我建议，在读闲书之前，最好先读一点点王维，或一点点苏东坡，但千万别读鲁迅，以免破坏胃口。夏天酷热，本不宜夜读，要读势必门窗大开，因而得忍受外界的干扰。我书房的后面是拇指山，山脚有一座小寺，早晚经常随风送来一阵阵和尚念经的噪音。如果传来的是一片清磬梵唱，倒也可以涤人尘虑，但今天的寺庙设备都已现代化了，燃的是日光灯蜡烛，念经则由录音带播出，声音之大，无远弗届，严肃的宗教仪式竟成了社会的公害。有时我被吵得心烦气躁，什么也读不下去，逼得往浴室跑，扭开冷水龙头，劈头劈脸猛冲一阵。
　　我的枕边除了堆积各类书籍杂志之外，还藏有一些不可或缺的什物，包括香烟、打火机、烟灰缸、圆珠笔、笔记本，以及一只装瓜子、花生米、牛肉干之类的小铁盒。床上是我最具个人性的一个独立世界，坐卧随心，伸缩自如，可以一面阅读，一面搔痒、搓脚、抽烟、喝茶、吃零食，可以做各种不足为外人道的事而不怕脸红。在床上抽烟的确不是什么好习惯，吃零嘴也不值得鼓励，但看书看得出神，手便不由自主地抓错了对象，也发生过把香烟蒂往嘴里送的尴尬事。
　　我的床单和被头上点缀有十几个烧的的小黑点，这就是靠在床上抽烟的受灾记录。有一次，读完某杂志一篇骂我朋友的文章后，竟怒不可遏，唰的一声把手中的那本杂志扔得老远，身边的烟灰缸随即翻滚而下，撤了满床的烟灰，来不及抢救，床单已被一枚尚来按熄的烟头烧了一个洞。第二天，当妻整理书房时，看我赖在床边不动，深以为怪，连哄带骗，折腾了半天把我拉起身来，才发现我用臀部压着的地方赫然一个大洞。妻的埋怨加上自己的悔憾，促使我决心戒烟。戒是戒了，但只戒了两个小时，当靠在床上读张拓芜《代马输卒手记》的奇文时，嘴上又一闪一闪地燃着一支长寿。

　　●学一点文史哲，可以帮助我们审时度势，认清形势；陶冶性情，触发灵感；纵观全局，端正方向。

　　王梓坤
　　（1929～）
　　数学家、教授。江西省吉安县人。1952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1955年赴苏留学。1958 年毕业回国在南开大学任教。1985 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现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除发表多篇数学论文和论著外，还著有《科学发现纵横谈》。

　　评文论史便神飞
　　——一学理者如是说

　　理科研究自然现象，文科研究人类社会，对象不同，内容各异；加以“吾生也有涯”，因而彼此来往甚少，是容易理解的。有些学理的不很尊重文，认为那里科学性不够；学文的往往也觉得学理的太钻牛角尖，皓首穷于一经，见树不见林。斯威夫特的大作《格列佛游记》中，有两章专写“科学院概况”，不少科学家读过后大概不会感到很舒服。
　　专家所以专，是因为他有自己的一片不大不小的耕地；熟于斯，精于斯，创造于斯。他不必，也不太可能同样地熟悉许多其他专业。不过，如果他能多少涉足于本专业之外，看看别人做了些什么，怎样做，还想做什么，对开拓他的视野，提高整体学术水平，无疑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梁启超曾说他的老师“康（有为）先生之教，特标专精、涉猎二条。无专精则不能成，无涉猎则不能通也。”短短两句话，胜过一篇大论文，把精与博的关系说得再透彻不过了。
　　学文的要知道一点理，以便适应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取得“现代人”的资格。但我感到，学理的更应学点文，其迫切程度胜过文学理。何以见得？
　　人的社会实践，不外乎“做人做事做学问”。一般地说，科学家做学问都很高明，但做人做事就未必人人都行。老实人常常碰壁，甚至吃了苦头，挨了闷棍，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做人做事，都要涉及社会，涉及他人。而无论哪本数理化名著，决不会用一章去教学生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所以学理者，应该自觉地去补上这一课，以免受骗上当。这是消极一面。积极方面，我发现许多大学者不仅业务超群，而且交际很广，诚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贾宝玉不喜欢这两句，所以落得去当和尚；其实这是大实话。
　　后来我慢慢明白了：名人所以有名，七分业务三分机遇也。三分虽少，却是万万缺不得的，而且其中学问很大，“人事”是其重要成分。我辈书呆子不可不知！
　　学一点文史哲，可以帮助我们审时度势，认清形势；陶冶性情，触发灵感；纵观全局，端正方向。
　　1967 年，在那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里，许多人对形势感到迷惘、震惊、手足无措。我也如此。我虽是数学教师，但那时却无法教书，又不甘心时光虚度，便找了一些文科的书来看。我看的是瞿蜕园先生编的《通鉴选》，恰好翻到“党锢”篇。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对我起了极大的作用，使我豁然开朗。东汉末年（公元165 年后），宦官集团迫害在野名士的种种故事感人至深。其中一位名士叫范滂，性格刚劲，疾恶如仇，于是受到陷害而遭通辑。
　　逮捕令传到吴导手中，吴伏床而泣，眼看就要因抗命而大祸临头。范知道后说：“必为我也”，立即投案自首。县官郭揖大惊，交出官印，要与范一起逃亡。范不肯，说“我死则祸止，何敢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当日便与母亲诀别，不料母亲也是浩然正气，说“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辞。
　　母亲说：“吾欲使汝为恶，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无不流涕。可见天下还是好人居多。这位老妈妈的话，至今还时时在我耳边回荡。那时我读过这篇文章后，立即联想到当前不也是坏人坑害好人吗？历史竟如此重复。我用这个观点观察以后的发展，果然无往而不通。于是我心中有了底，自然明白该怎么行动了。“世上没有新事物，都是前人做过的。”
　　就连今天使西方首领们大为头疼的人质问题，够时髦的了，不也在秦始皇父亲身上早就发生过吗？不过，这句话也有例外，那就是新科技及其社会效应，如制造空难等等，是前所未有过的。
　　中华民族，名著如林。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远最久，雅俗共赏，童妪皆知，而且只要宇宙间有人类，就会有此四书者，当数《三国》、《红楼》、《水浒》、《西游》。这是中华民族最伟大、最普及的教科书。无需开办学堂，无需老师讲授，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们对人的脑力要求很少，而给人的东西却极多。《三国演义》添人聪明才智，《红楼梦》教人忠贞自重，《水浒传》使人见义勇为，《西游记》助人想象神奇。真是天赐神品，人间奇珍。此四书者，互不替代，各占一方，仿佛四座高山，东西南北，巍然独立。您能在其他国家找到类似格局的伟著群吗？少年时读，中青年读，到老年再读，随着读者年龄增长，入也愈深，见也愈奇。其怪，其妙，其趣，其巧，真令人不可思议。我们能不佩服、不赞叹、不衷心感谢前人的恩赐吗！
　　我们能不以此为民族的骄傲，深深引以自豪吗！
　　任何一门严谨的科学都需要高强度的脑力劳动，特别是搞起研究来，更是白天黑夜，没完没了。为了持久，我的办法是每晚11 点必须睡觉，早睡早起，雷打不动。10 点上床，看一小时的闲书，放松脑子，作为过渡。闲者，专业以外也。这时读书全凭兴趣，毫无压力。文、史、哲、科，看到哪里算哪里，懂多少算多少。海阔天空，不知所之，也不知所止，这是最大的精神享受。遇到诗文佳句或奇思妙想，随手记下。久而久之，居然累积了七本笔记。这对我后来写《科学发现纵横谈》很有帮助。名句如“身高殊不觉，四顾乃无峰”（谭嗣同），“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萨都拉），“虽复沈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郭振《古剑篇》），“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秋瑾），都很有气魄，可以振作精神。有时也改动两句：“生当为俊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鲁达，不可学林冲”，以为自娱。思想枯竭，读之可使奇想自天外飞来者，首当数《庄子》。这部书在哲学上和文学上都达到了最高境界。如果有人问我，有三个超级诺贝尔奖，古今中外，该授给谁？我会毫不犹豫推荐庄子。日本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很喜欢读《庄子》。他说：“书籍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吸引人们，但是我尤其喜欢那种著作，它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要很短的时间，就可以使读者聚精会神，手不释卷。对我来说，《庄子》就是这类书籍中的一个典型范例。”他还把庄子的两句话“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写在书的扉页上，作为现代物理学的指导思想及最高美学原则。
　　谈到美，使我想起《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八中的一段游记，描写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幽静环境：
　　4 月17 日，晚，出小石门，至北涧，耽玩忘返。坐树下，待月上，倦欲微眠，山风吹衣，栗然忽醒。微闻人语曰：“夜气澄清，尤为幽绝，胜于画图中看金碧山水。”以为同游者夜至也，俄又曰：“古琴铭云：山虚水深，万籁萧萧，古无人踪，惟石嶕峣.真妙写难状之景，尝乞洪谷子画此，竟不能下笔。”窃讶斯是何人，乃见荆浩。起坐听之。又曰：“顷东坡为画竹半壁，分柯布叶，如春云出岫，疏疏密密，意态自然，无杈桠怒张之状。”又一人曰：“近见其西天目诗，如空江秋净，烟水渺然，老鹤长唳，清飙远引，亦消尽纵横之气。缘才子之笔，务殚心巧；飞仙之笔，妙出天然，境界故不同耳。”
　　简直是一个超越、空灵、水晶宫般的世界！在夜气澄清、山风吹衣的树下，听人评才子和飞仙之笔，无疑有助于想象的飞动，灵感的触发。人们脑海中积下的长期思考而又不得其解的难题，常常是在高度紧张后的松弛状态下解决的。
　　现在我们回到现实世界。我翻到杜甫的一首诗《又呈吴郎》：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杜甫奉劝吴某，请他同情那位无食无儿的老妇。如果不是贫困到骨，她怎么会到你们前来打几个枣儿呢？你何必筑了篱笆来阻拦她呢？须知她是战火纷飞和官吏剥削的受害者啊！
　　我的心弦受到强力的弹拨，发出了沉重的叹息。诗人的人道主义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似乎也在心灵崇高的路上迈进了一步。
　　碰到哲学中一些大而无当的无休止的议论，或者一些类似绕口令一般的让人难懂的长句，我自愧天分太低，只好退避三舍。但对一些言之有物，与科学有关的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则很有兴趣。关于科学哲学，有许多名著值得阅读，如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康德《宇宙发展史概论》、薛定谔《生命是什么》、《爱因斯坦文集》（卷一、卷三）、梅特里《人是机器》、莫诺《偶然性与必然性》、普里戈金等《从混沌到有序》以及罗素《西方哲学史》等等。这些书大都不解决具体问题，甚至只是提出问题进行一些讨论而已，但却很有助于打开心灵里的智慧之窗，引导人们去思考关于茫茫宇宙的种种大而有趣的问题。
　　看看文科的一些大家如何治学，也是有趣的事。
　　鲁迅主张治学要先治史。他说：“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这对了解本学科的发展史及其趋势是一条捷径。最近我在《新华文摘》1992 年第一期上，读到一篇好文章《诺贝尔医学奖九十年》。我只用了一刻钟，对现代生物学的一些重要进展，便有一粗线条的了解。花时间极少而收获很大，可谓经济之极。虽然一知半解，甚至半解之半，但对非专业人员已很满足了。
　　王国维说：“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科学家也应如此。为了研究某一事物，必须明确问题，提出假设，从事实验，给出证明。如此反复，这是入乎其内。遇到挫折时，需要跳出原定路线，登高望远，冷静思考，寻找新路；即使工作顺利，也要从各个方面，考虑所得的结果的意义，它与前人工作的关系，以及还可能有什么新发展。这些都是出乎其外。
　　德谟克利特曾说，诗人只有处于感情极度狂热或激动时才会有成功的作品。柏拉图接受了诗人必须迷狂的论点，他说：“在现实中最大的天赋是靠迷狂状态得来的。”如果剥去迷狂源于神授的神秘外衣，把它看成为对研究对象长期的迷恋和追求，那么，不仅诗人，科学家也必须迷狂。有人说，天才就是入迷。长时期的始终高涨的研究热情是成功的重要条件。科学史上有许许多多研究入迷的有趣故事，例如关于牛顿大猫钻大洞、小猫钻小洞的故事。
　　拿破仑说：“战争的艺术就是在某一点上集中最大的优势兵力。”科学研究的艺术又何尝不是如此！
　　文理的相互渗透使我们想起福楼拜的一段话：“越往前走艺术越是要科学化，同时科学也要艺术化。两个从山麓分手，又在山顶会合。”治学门径本相通，评文论史便神飞。这也正是我这篇短文想要告诉学理朋友们的一点感受。

　　●后记

　　邓九平
　　中国的读书人，自古就有收藏书的习惯。
　　中国古代的书，最初是用人工书写，写书用的材料不断变化。从春秋到两汉期间，多用简、帛写书，称简策（刻写于竹片上，再贯穿成册）和帛书（写在丝织品上，可用轴卷）。所以古代称一部书为一册书或一卷书。
　　东汉以后，写书用的材料渐为纸张代替。到了唐代，由于印刷术的兴起，书才逐渐由竹刻手抄改为刻版印刷，并由卷轴演变为册叶形式。人们先将文字刻在一块块木板上，然后再来印刷，在整块木板上刻字的程序称为雕版。
　　咸通九年，王玠出资刻印了《金刚经》，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标年版印品，其图象已十分精细。至中晚唐，刻印佛经、韵书、通历、医经，已屡见不鲜。
　　宋辽金元，官私并行，经史子集医算诸书，均用雕版印刷，且采用“梨枣”制版。出现了李十娘、谢氏、徐氏等良工，此期的版本，成为后世的文化珍品。
　　明清两代，南北二京成了雕版印刷中心。明之南藏、北藏、道藏，清之武英殿本、龙藏，均出自两京。此期，出现了朱墨套印术，分色分版的彩色套印法，其版有多至几十块者，各色可分出深浅浓淡。到清顺治元年，又兼用拱花凸印、无色凸印。至此，中国的印刷术已臻高峰。
　　雕版印行的书有各种版本，古时的藏书人，最看重版本。
　　据史料记载：研究版本的人，能根据书籍的纸张、墨色、字体、版式，鉴定出刻书地域和刻书年月，甚至能辨明何人原刻，何人翻刻，何为旧抄，何是新抄，以此来审视刻得好，印得好的书籍，例如：《史记》有宋、元、明、清各种刊本，嗜书的人，总称宋元本最佳。专门从事这类研究的人，是谓“版本学家”或“版本鉴赏家”，如黄丕烈、鲍廷博等人；也有得一书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大昕、戴震等人；又有得一书必辨识版片文字，注明其中错讹，是谓“校雠家”，如卢文弨、翁方纲等人；还有一种搜采异本，集纳百家，“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笔，”是谓“收藏家”，如范氏的天一阁、吴氏的瓶花斋、徐氏的传世楼等。
　　藏书人购置心爱之书后，总习惯摩挲观赏一番。宋元版本，名家批校，孤本秘籍，毛抄黄跋，都被当做珍品加以收藏。明刊精本，黑口古装者，万历竹纸，传世绝罕者，都令藏书人见之心暖，读之色舞。兴悦之余，选取精制的一方石印，拿出上好的印泥，在书的某处钤上一方“某氏藏书”的朱红印记。然后注明日期，登记入册。藏书人日集月累，花费心血，渐渐便积蓄了可观的书籍。
　　古代的书可曰香，那时用的纸墨古雅纯良，纸是澄心堂纸，纸白如玉。
　　墨是松烟制墨，墨凝如漆，墨润如脂。藏书人在购书后，将书置于密不透风的木箱里或书柜中，再将书斋门窗紧闭，日久天长，纸上松烟润墨，自然生出淡香。读书人推门入室，书香飘逸，桂馥兰熏，沁人脾胃。
　　当代的新版书基本上是铅字印刷，纸墨与古时也不尽相同，尤其是引入西方科技，采用电脑照排，滚筒印刷，书印出之后，与香无缘。
　　书香何在？
　　书香是有的：当您细心地读它，精心、静心地品它，真心、诚心、痴心地爱它，它便会无声地、悠悠然地飘进您的心田，潜入您的思想，浸润您的灵魂。那古雅清淳之气，会洗去您的劳累；那散淡飘逸之风，能驱散您的苦闷。读书能给您快乐，令您开朗，使您生活的更纯美，让您眼前春光无限。
　　书香永在……
　　《书话文从》是在钟敬文教授、张岱年教授共同倡议下，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的鼎力相助中得以出版。卞之琳先生、季羡林先生、冯亦代先生、严文井先生、陈原先生欣然同意担任丛书顾问；牛汉、碧野、汪曾祺、林斤澜、李国文、邵燕祥、舒乙、任洪渊、谢大光、张抗抗等诸多文坛名家，亲选文章寄来，并共担丛书编委；张岱年先生、冯亦代先生、舒乙先生亲自为丛书作序，韩静霆为丛书设计插图。在此，我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的李晓霖女士在丛书编辑过程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中国作协作家权保会的张树英女士、吕洁女士，为丛书的顺利出版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在此，我向她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7年3月31日于北京师范大学

《书话文丛·竹窗记趣》 下 钟敬文等 主编

《书话文丛·竹窗记趣》　下　钟敬文等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