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话文丛·竹窗记趣》　上　钟敬文等主编

　　书话文丛·竹窗记趣
　　钟敬文等主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7.10

　　●序

　　舒乙
　　人和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人有书，动物只有物质的食物，而人有精神的食物。
　　“食色性也”，只说对了一半，说的是人和动物共通的那一半；不同的那一半，也是最重要的差异，便是人有精神的需求，人要书。
　　人要写书、编书、买书、藏书、念书，而动物绝无此种嗜好，不管多聪明的动物都不成。
　　人当中也有文盲，也有一辈子没有接触过书的，但是，他们听过书，多多少少知道一些书中的故事，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是受了书的影响的。
　　都只因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都只因书是人类智慧的载体。
　　都只因书是人类智慧的化身。
　　书便是人类的智慧。
　　北京的最西南角，有一座古寺，叫云居寺，那里藏着一部世界上最大的书，是一部石头书！
　　这部石头书的每一页有一米多长、半米多宽、三寸来厚，足有二百多公斤重，两面都刻满了字，每个字有网球直径那么大。云居寺里共有一万多块这样的大石头“页码”，整整齐齐的，规规矩矩的，浩浩荡荡的，真是令人惊叹万分。
　　干吗要刻这么一部大石头书？
　　就是出于爱。
　　和尚们，一千多年来，怕毁书，怕烧书，一句话，怕书传不下来，干脆，做一部石头的，让它永世长存，让它不朽。
　　这个故事的意义，在于它传达了人类对书的深厚的大爱。人可以死，书不能断代，书必须传下去。
　　这真是一个极致的、典型的、绝好的故事，最精确地最夸张地最使劲地描绘了书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有了对书的爱，于是，人们不断地在谈书，写了各式各样的体会。
　　有一个聪明人，叫邓九平，想起来，何不把现当代中国文人写的关于书的文章，选编在一起，一本装不下，编辑成一套，叫做“书的书”。
　　他找到钟敬文先生、张岱年先生，在他们的指导下编成了一套丛书，这便是《书话文丛》。一共六本，涉及二百多位作家，近八百篇文章。
　　应该说，这是一个好选题，也是一个大工作，很专门，很专业，也很有眼力。
　　撇开这套丛书的知识性、趣味性不说，单说它传递的那种人类对书的感情，便足以使读者对它产生浓厚的兴趣。正是这种对书的尊敬，对书的不能割舍，对书的一往情深，一句话，对书的痴迷，便构成了这套丛书的永恒的价值。
　　对书的爱，产生了那部永垂不朽的大石头书；对书的爱，同样孕育了这套新的“书的书”。我在它们之间，看见了共性，看见了相同，于是，我便肃然起敬了。
　　1997年3月25日

　　●序

　　冯亦代
　　中国有诗话、词话、曲话，唯有书话，似乎是近六十年始为人所用，并为公众所认可，这是老友姜德明在为《现代书话丛书》总序中所说的话。我喜欢读这些书话，经常在作者娓娓道来的文笔中，摸索到一些未读过之书的信息，即使已读过的书，也可以从书话作者的文章中，对照我的意见，更可发现我读该书文本时偶有的粗心或未见及原作者的题旨。所以我常有一种感觉，认为书话是我的老师，不读书话，我很可能把一些引人入胜的见地失之交臂。
　　姜德明在总序里，曾把书话界定为“源于古代的藏书题跋和读书笔记，并由此生发、衍变而成。书话不宜长篇大论，宜以短札、小品出之。书话以谈版本知识为主，可作必要的考证和校勘，亦可涉及书内书外的掌故，或抒发作者一时的感情。书话不是书评，即不是对一本书作理论性的全面介绍、分析和批评。书话不能代替书评。”
　　我同意他前面所说书话的界定，但对他说的“书话以谈版本知识为主”
　　和“亦可作必要的考证和校勘”两点，则认为把书话只限于以汉语出版的书籍，似乎范围限得太死、太仄，则期期以为不可。因为我们现在读的书，汉语古书只是一部分，其他还有以汉语翻译国内各民族及世界各国的书，这些书不但有写书话的可能，而且鄙意在当前对外开放的大潮下，写外国书的书话还有其必要。
　　改革开放需要大量的现代知识，我们比之于国际上现代化的国家，至少有二三十年的差距，有些项目甚至还要落后到半个世纪之多；虽然我们也有比较先进的东西，但大体说来，我们还是落后的。所以在国家现代化方面，我们不但要迎头赶上，而且还要超过他们；如果安于落后，便须挨打，这是无可逃避的命运。因此更多地吸收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就十分必要。
　　但是我们还是个贫穷的国家，我们付不起那么多的外汇去买他们书籍的版权，这就不可能通过翻译来获得他们的知识。再说现在书籍的出版如此众多，我们也不可能本本都来翻译。如果我们国内懂外文并有专业训练的人，能够将他们读到的书，择其适合我们需要的写成书话，那就可普及这些知识，然后再谈翻译成汉语是否必要，那我们就可事半功倍了。
　　我是个英美文学的爱好者，起初只在《读书》杂志上写些海外的文坛消息，得到读者的欢迎。有次茅盾先生和我谈起介绍文坛消息固然可以知道海外的新闻，如果我们能写得再详细一些，介绍原作作者的经历及背景材料，对于我们掌握海外的文学情况，便可更进一步了。于是我便在一则出版消息里，写新书的内容，写作者的经历，写国外读书界对这位作者及这本作品的意向和对他的评价。如果我能读到原书，我就写上我的读后感，否则就依赖书评刊物的意见。十多年来我已汇集出版了好几本书，并为读者所欢迎，特别是受到中国作家的垂青，他们不但获得了消息，知道海外文学发展的趋势，有时还可得到启发，开豁视野。
　　因此，私意以为书话的内容，可以不必予以界定，写书话的作者要写什么就写什么，只要引领读者去读好书，增加国内外的新旧知识，便是达到了目的。
　　这部《书话文丛》的编者收集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做得比较周全，堪称自“五四”运动以来新型书话的第一次的选集，相信读者们会从中得到读书的乐趣，如果从此晋入“书痴”、“书虫”的行列，那就成为额外的喜悦了。
　　1997年3月27日于七重天

　　●序

　　张岱年
　　我喜书，喜读书、买书，更喜著书。青少年时期，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地近琉璃厂，下课后常和同学到琉璃厂旧书铺浏览。那时，琉璃厂旧书店很多，每个书店都陈列了很多古书，可我没有钱，无力购买高价的书。当时宣武门内路西头发胡同有一个小市，小市中也有几家书铺，我路过宣武门，常到小市旧书铺看看。我喜读《庄子》，也喜读宣颖的《南华经解》，当时家里有一部清初刻本的《南华经解》，比较破旧，在小市书铺中见到一部精刻本的《南华经解》，惜乎无力购买（直到30 年代，买到一部精刻大字本的《南华经解》，珍藏至今）。我记忆犹新的是在小市书铺中遇到一部《庄子》，题“郭象评，向秀注”，是一部木刻本，不知是何人伪作，也因无钱没有买下，后来再也不见了。
　　30 年代，我在大学任课，稍有闲钱买书。留心购求《张子正蒙》的各种版本。买到高攀龙的《正蒙释》，刘玑的《正蒙会稿》，都是明刻本。又买到《张子全书》的几种不同版本。当时许多收藏家都注意搜求诗词小说一类书，对于理学书很少有人注意。我则主要购买哲学书籍。50 年代初，我请琉璃厂书铺的魏广洲同志寻找明代哲学家王廷相的《家藏集》，他为我找到了，共六函，印刷装帧都精美。据闻北京的《王氏家藏集》只有两部，一部存科学院图书馆，一部由我购藏了。后来友人王孝鱼同志受中华书局委托标点《王廷相集》，即借阅我所藏的进行校勘。老魏同志又为我买到一部明版《李太白集》，亦甚为精美。我还在琉璃厂买到清代中期谢刻本的《荀子》，嘉庆年间重刻宋乾道本《韩非子》，都十分精美，令人看起来怡心悦目。我看过叶德辉的《书林清话》，知道宋元刻本的精美，惜乎无力购求，只能到图书馆善本室参观了。
　　我所见到的明刻本及清代乾嘉时期的精刻本，都十分精美，实乃一种价值很高的艺术品，是文化瑰宝。惜乎只能买到二三部，现在更是难以再遇了。
　　40 年代至50 年代初，北京饭店楼下有一个法文书店，卖外文新书。当时我也常到法文书店，买过一些英文哲学书，十分方便。后来这个法文书店因故被封闭了。50 年代后期，很难买到外文书籍了。现在看来，从文化交流来说，这是难以弥补的损失。
　　买书不易，存书亦难。40 年代我在清华大学任教时，那时住房也很小，后来迁到新林院，有一间很大的书房，颇为方便。1952 年迁到北京大学中关园住宅，建筑面积七十五平方米，居住面积不过三十多平方米，比较窄小。
　　当时购书不多，勉强够用。在“文革”期间，学校让七十五平方米的房屋两家改为三家，每家建筑面积五十平方米，书籍就放不下了。后来哲学系文革小组还嫌我们房屋太大，命令我从五十平方米迁移到二公寓的一间半的小屋，书籍更无法存放了。迁移时我只好卖出了四辆平板三轮车的书。但存书仍然嫌多，只好堆积在半间屋中。当时也不允许多读书，“知识越多越反动”
　　的口号正在流行，哪个还敢看“封、资、修”的书籍呢？其后逐渐落实政策，我的房由一间半改为两间，1978 年又由两间改为名义上的三室一厅，实际是二间半和一间小厅。书籍勉强存放，找起来非常困难，又兼年老体衰，无力多买书了。偶尔到琉璃厂旧书店浏览，难免望书兴叹。国为没有放书的空间，也就轻易不买书。有时想起清末学者孙诒让、现代史学家陈垣先生都有几间大书房，不无羡慕之意。明知其不可求，也就安于陋室了。现在年过八旬，有时取出明刻及清代精刊，观览一番，也就很满足了。
　　清代思想家颜元（习斋）讥讽宋明理学家，说宋明儒者只会“读、讲、著”，意在对于书呆子痛下针砭。其实理学家除了“读、讲、著”之外，也还在考察、思索。如周敦颐、程颢以及朱熹、陆九渊，也都长于吏事。我的一生似乎是在“读、讲、著”中度过，其实我是力求贯彻“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我写了一些书，幸而都能问世。四十岁前所写的哲学论稿，题为《真与善的探索》，1988 年由山东齐鲁书社出版了。三十岁前撰写的《中国哲学大纲》，近年来也一再重印。前后出版了十几种书，实可庆幸。“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还想继续写。虽然无力买更多的书了，但是对于书的感情还是一如往昔。希望出版界多出新书、好书，在印刷上超过乾嘉时代精刻本的书。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书话文丛》，愿这套丛书能在读书人的心里洒下一片春雨，是为序。
　　1997年3月

　　《书话文丛》编委会名单
　　顾问：
　　卞之琳季羡林冯亦代严文井陈原
　　主编：
　　钟敬文张岱年邓九平
　　常务编委：
　　牛汉汪曾祺林斤澜
　　邵燕祥舒乙邓九平
　　编委：
　　钟敬文张岱年牛汉碧野汪曾祺
　　林斤澜黄宗英姜德明邵燕祥舒乙
　　李国文王富仁李元洛任洪渊韩静霆
　　母国政邓九平谢大光滕云张抗抗
　　斯妤于海婴张树英

　　◇竹窗记趣◇

　　●好书一定要聚合在一起，不能听任其分崩离析，至于藏在自己家里或国家图书馆中，那是不必计较的。

　　黄裳
　　（1919～）
　　作家、记者、编辑。山东人。主要著作有《榆下说书》、《花生集》、《过去的足迹》、《晚春的行旅》、《银鱼集》、《珠还记幸》、《金陵五记》、《锦帆集》等。

　　书趣

　　很久没有进图书馆了。算算十年中间，前后也只去过两次。一次是在杭州的浙江省立图书馆，是为了去看柳如是的《湖上草》和尺牍。这是珍贵的善本书，我是请人开了介绍信才得借阅的。书取出以后，馆中人还不放心，站在一边看我翻看，这种读书的滋味很不好受，在草草翻阅以后就还书离开了。另一次是在北京图书馆，借出了余怀的《甲申集》和张岱的《琅嬛文集》，前者是清初刻本，我怀疑是汲古阁代刻的，大字精刊，不独以孤本见珍，其实也是雕版艺术的精品。张宗子的书是抄稿本，黑格精写，是待刻稿本。我取出笔记本来摘记行款、序跋、藏印，也摘录了一些内容。这次是在阅览室里看书，没有专人监视，自由得多了，但时间有限，还是没有从容读书的乐趣。记得这次还借得了金冬心的几种原刻小集，是清代前期精雕本的代表作，真是不忍释手。但也来不及细看内容，草草翻过一遍就算了。这两次去图书馆看书的经验都是局促、勿忙，虽然见到了久闻其名的善本，但说不上从容披阅，只不过是赶任务的翻书而已。从这里可以懂得人们为什么要自己藏书的道理，只有自己的书才能从容不迫地细细赏玩，借来的书读起来总有一种迫促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亲切的情趣。近来又听说北京图书馆的善本书都将不再外借，读者只能读显微胶片了。那么书趣就将更减去了大半。好书一入图书馆，就将深藏密锁，不再与读书人相见，这是不能不使爱书者为之叹息的。
　　什么是书趣，是不大容易说出那底里来的。以“五四”以来出版的新文学书为例，鲁迅的著作几乎都是道林纸印的毛边本，到今天也已有了五六十年的历史了。但那装帧、封面、行格，与今天的出版物比较起来，都要更可爱些。近来出版的《鲁迅全集》，印刷质量要算是上乘的，但翻读之际，缺少的却是那一点故旧的情思，远不如翻读一册初版本来得亲切。只有五六十年历史的出版物，照例是上不了讲究版本的藏书家的书架的。然而不然，近来讲究新版本的人多起来了，在注意它们的文献价值之外，表现在外表形式上的浓郁的时代气息，该也是吸引人的重要因素。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貌，表现在出版物上也没有例外，这就使之在文献价值之外，更多了一层美术欣赏的价值。时代有先后，宋版元钞虽然与新文学出版物是属于两个不同时代的东西，但在这一点上，在它们说来则是共同的。
　　案头有一册小书，许梿刻的《六朝文絜》。这是道光中刻本，距今不过百来年，算不上什么古本。它又是流传极广的书，更说不上是稀见本。但别致的是，它不是套朱加圈点评注的本子，而是白文本，因此受到藏书者的珍视。请秦曼卿与傅沅叔写了两通跋语，就更增添了趣味。秦跋述此书的源流特点甚详，不愧为藏书家的经验之谈。
　　珊林（许絜字）此选，较彭兆荪南北朝文简择尤严，题曰“文絜”，名实允孚。加以评论圈点，指示学者门径，又复手自缮写，以付开雕，书仿欧阳，方整坚卓，在有清一代刻本中，实不多，印以佳楮，朱墨烂然，故百余年来，为藏家所贵，非偶然也。光绪中冯竹儒官上海道时翻刻一本，亦甚可观，惟纸墨逊原本远甚。余所藏凡数册，最初印者，序作楷书，仅一叶。后乃易为隶书。楷书序大都钤以许氏印章，隶书者则其印或许或朱，稍后则无之矣。静安此本竹纸而不套朱，为余生平所仅见。物希为贵，以视朱墨本弥觉可珍。然非真知笃好者不能喻此意。……（丁丑正月，1937）
　　这一段小跋将《文絜》初版翻刻的历史讲得清清楚楚，又详记初印本种种不同之处，我也有初印套朱本，与秦跋所言一一具合。后来从许氏后人姬传先生处得知，此书尚有初印不套朱的蓝印本，可补秦跋所未及。傅沅叔跋作于秦跋前一年，对雕版中采用圆围角点，五彩套印的方法大加讥评，理由只是违犯了古法，并说“近世士夫，转争相赏玩，高价购取，置诸精本之例，侈为美观，此其所见与儿童何异。”完全抹杀了明代凌闵朱印套版书的成就，反映的是老辈藏书家的偏见，也显示了藏书家欣赏趣味的各各不同。傅沅叔说，“许氏此编，缮刻既精，楮墨尤雅。清斋展卷，焚香细读，自足怡目悦情。”则真实地写出了藏书读书的趣味。我想无论旧版新刊，同样会给读者带来同样的“书趣”，是无可疑的，自然，焚香是可以不必了。

　　访书

　　多年来，苏州对我的最大吸引力是书。访书在苏州，比起北京的琉璃厂、杭州的留下、南京的状元境……味道完全不同。
　　整整三十年前，也是这样的秋天，鲃肺汤上市的时候，我陪了叶圣陶、郑西谛、吴辰伯到苏州去旅行。在车站上遇到周予同，他是从上海到苏州社会教育学院去上课的。一把拖住他们到学校去演讲，没有谁肯去，事实上当时他们谁都不能公开露面。郑西谛就要我去讲，我当然不会去，因为，我连一些在学院说话的资格都没有。西谛还是不住地说，他真的不是在说笑话，正经得很，还说我是“三人行中最少年”。这事还恍如目前，而西谛的墓前如果种了白杨的话，怕真的也“堪作柱”了。
　　记得那天晚上在酒楼上夜饭，三个人都能喝，结果是虽未沉沉大醉，也相差不远。从酒楼出来时，观前一带早已上灯，西谛却吵着要去访书。先到玄妙观，在一家书店里看书，我花了一块钱买了一部康熙刻本的《骆临海集》送给了辰伯，因为他是义乌人，与骆宾王是同乡。从玄妙观出来后，又到护龙街上去访书，书店都早已上了门板。西谛就擂鼓似的敲门，终于敲开了。
　　书店的主人认识他的，就热诚招待。记得店里刚收得许博明家的一大批藏书，善本不少。特别是整整一架地方志，几乎都是康熙以前的清初刻本，西谛大声连赞“好书”。其实我知道，他不久就要到香港转往解放区，不想买，也没有余钱买书的。不过他还是告诉我：“这些书是非买不可的，机会不能放过”！好像我是百万富翁似的。这情景也还如在目前。
　　从这家书店出来时，大约已是八九点钟了。给秋夜的微风一吹，大家也多少清醒了一些，算算护龙街上的旧书店，至少还有十多家，怕是不能遍访了。正是“酒已都醒，如何销夜永？”西谛还是不肯回到宿舍去，终于想出主意，要去看汪义庄里戈裕良手叠的假山。记得也是在护龙街上，钻进了一条狭狭的小弄，在昏暗中看见一座假山。自然是什么都没有看清楚，而且后来知道，这实在也并不是汪义庄。
　　这次访书的经过，想来虽然有些可笑，但确是十分美好的回忆。
　　那以后，我就时常到苏州来，每次总要有半天到一天的时间花费在书店里。当时的护龙街与玄妙观，真是书的海。不只是书店，连马路两边也摆着摊，连地上也都是的。相熟以后，还会被书店主人邀请到楼上去看他所藏的“秘本”、残书。这在我都是最大的乐趣。如果将所见、新闻、所得记下来，我看是不会输于我的同乡先辈李南涧的《琉璃厂书肆记》的。
　　不过这种“盛况”没有维持好久，苏州的书市逐渐消歇了，到江青伙同林彪抛出那个《座谈纪要》以后，整整十年，苏州市上就再也不能看到一册线装书，这中间又出现了另一种传说、神话似的故事。总的说来，恰如一场伟大的魔术吧。现在那谜底也逐步揭开了，如果记下来，其奇诡、悲壮就更非李南涧所能梦见。
　　自然，那些熟悉的书店经营者，也一个都不再露面，久违了。
　　这回，当我从怡园出来，漫步走进对面的古籍书店里去时，却十分意外地被几位店员叫住了。真的是意外，十年不见，彼此都还“无恙”。于是被让进内间，泡了茶，坐下来谈天。这两位老朋友，是最近才从江苏北部的农村里调回来，归了队的。在过去的十年里，线装书是被视为典型的“四旧”
　　的，那从事收集、流传线装书的人又该是什么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们的命运就不必说了。
　　现在终于“无恙”地回来了，那就好。我就问问他们最近的业务，曾经收到过什么好书？对旧本书在民间流散情况的估计，今后如何开展保护、征集的工作等等，问题有一大堆，而且并不都是愉快的故事。我不想写什么调查报告，因此在这里就略之。
　　好书，是日见其少了。近年来他们所收的可以看看的善本，说来说去也不过十种左右。就选抄两种名目在这里。嘉靖刻的贾谊《新书》，冯班校宋本；毛斧季的抄本《翦绡集》和《梅花衲》；归昌世的稿本《假庵杂著》，是记苏州掌故的；黄丕烈跋的明抄本《野客丛书》……
　　我又被让到楼上的书库里去看书，这真是好久没有过的快事，虽然看下来不免使人失望。书的质量是远远不能和过去相比了。现在摆在架子上的，过去大抵是放在地上的东西，甚至还不及。为了“不虚此行”，积习难改，我还是花了四角钱买了一册光绪十七年金陵刻本的《煮药漫抄》，书是薄薄的一本，只二卷，是诗话之类的东西。作者则是嘉兴叶炜（松石）。他是在同治甲戌（1874）应日本文部省之聘，到东京的外国语学校担任汉文教师的，那是日本的明治七年。叶松石在光绪六年又重游大阪。此书则是病中所记。
　　前面有日本湖山老人小野愿的序文（明治十五年）。
　　买到这本小书，我是非常高兴的。不只因为这是隔了十多年以后，重新阅肆得到的第一本旧书；更为了这是一百零四年前，在中国还没有派遣公使时就到日本去进行文化交流的前辈的作品。在敬爱的邓副主席访日的时候，得到此书，实在是极为使人高兴的事。
　　1978年11月4日

　　书的故事

　　从小就喜欢书，也从很小起就开始买书，对于书的兴趣多少年来一直不曾衰退过。可是六年前的一天，身边的书突然一下子失了踪，终于弄到荡然无存的地步了。当时的心情今天回想起来也是很有趣的，好像一个极大极沉重的包袱，突然从身上卸了下来。空虚是感到有些空虚的，不过像从前某藏书家卖掉宋版书后那种有如李后主“挥泪对宫娥”似的感情倒也并未发生过。
　　我想，自己远远不及古人的淳朴，那自然不必说；就连自己是否真的喜欢书，似乎也大可怀疑了。
　　最近，这些失了踪的书开始一本本又陆续回到我的手中，同时还发给我一本厚厚的材料，是当年抄去的书的部分草目。要我写出几份清单来，然后才能一本本的找出、发还。这可是个艰巨的任务。面对厚厚一本残乱、错讹的草目，灯下独坐，慢慢翻阅，真是感慨万千。每一本书的名目，都会引起我一些回忆，述说一个故事。它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经历了怎样的周折才到了我的手中。自己曾经从中得到过怎样的知识，据以写过什么文字，获得过怎样的悦乐，……这样的故事如果一一回忆，写下，那将是另外一本厚厚的有趣的书。当然，有趣也只是我自己觉得有趣，在旁人看来到底怎样，那可一点都没有把握。
　　如果说多年来从买书中间曾经有过一些经验的话，自然也可以这么说。
　　这种“经验”，是否对今天的读者还有什么用处，倒是值得考虑的。如果只是搬出一些“掌故”“趣闻”，虽然也多少会有些资料价值，但到底过于无聊了。今天书店里已经很难看到线装书，如果按照这些“经验”企图加以实践，那也不免是笑话。因此，我不打算写什么“书林清话”之类的东西。此外，我开始买书时，本来是以搜求“五四”以来新文学书为目标的，不过后来不知怎样一来，兴趣转向线装旧书方面去了。旧有的一些新文学书的“善本”也陆续送给了与我有同好的朋友。因此这里所谈的大抵以买线装书的“经验”为主。
　　说起“经验”，其实也是平凡无奇的，甚至有些可笑……也说不定。我首先想说的第一条“经验”是，如果希望买到好书，在过去，只有肯出善价才是唯一的办法，其他种种门径，说来说去都是无效的。
　　如果说这也算是“经验”，在有的朋友看来，是不免过于可笑而且沾染了浓重的铜臭气味了。这样的话，就连过去以附庸风雅为要旨的达官大贾也不肯说出来的。然而它却是实在的，没有法子想。
　　我过去曾经一直不肯相信这一条，而且事实上也无法照办，因为我毕竟不是达官、大贾。我倒是一直跑小铺，逛冷摊，总希望能有好运气，会遇见什么宝贝。不过实践的结果是，巡阅书摊二十年，好像只买到过一册较中意的书，那是王国维的诗集《壬癸集》。薄薄一本，开本却很大，用的是日本皮纸。这是王国维住在日本时用古江州木活字所印，书中有墨笔小楷校字，是王观堂的亲笔。估计这书是他送给况蕙风的，因为卷中有意风的儿子又韩的印记，不知怎样流落在地摊上了。除了这本书以外，好像就不曾从摊上买到另外什么好书过。
　　事实上所有比较好的书，毫无例外，都只能从书店里得来。有一次我在一家书店里看到一部张宗子（岱）的手稿《史阙》以及康熙原刻的《西湖梦寻》，不禁为之激动了。书店主人告诉我这些书是从浙东山中收来的，是张氏家传之物。说得也真历历如绘。没有办法，只好预支稿费，多方设法，终于买到手中。等我捧着书又路过书店前街的书摊时，才知道这些书原来就睡在这里的地上，是被书店发现了买去的。什么浙东山中云云原来不过是书店老板创作的美丽的故事。
　　这件事给我颇深的印象与教育，从此逛地摊时就再也没有了过去的那种好兴致。
　　我还有一次难忘的经验，是买到了崇祯刻的《吴骚合编》。这书按照今天的标准，是要列入“善本”书目的，但实在也算不得什么孤本秘籍，少具规模的图书馆大抵都是有的。不过我所遇到的一部却不是平常的东西，这是最初印的本子，项南洲、洪国良这些徽派名手的木刻插图，真是锋棱毕现，飘举的衣袂的线条、人物眉眼的细部刻画都清晰生动，和画本几乎没有区别。
　　那张棉纸蓝印的封面，附有朱印牌记，起着三百年前出版广告以及版权叶作用的扉叶也完好地保存着。这种印本，是连《四部丛刊》续编的底本也是望尘莫及的。看书上的藏印，知道是九峰旧庐王氏的旧藏。当年此书从杭州出现，郑振铎曾与王授珊争购。最后结果不问可知，教授当然不是盐商的对手。
　　为了此书，我除了付出一笔现款，还帖上装了两部三轮车的线装书，这中间不少是明刻和清初刻本。这件事很快就为书店中人哄传，认为我是干了一件“蠢事”，也算是一桩“豪举”。这以后他们有了好书就总希望让我看到，虽然那结果是看得很多而买得甚少，但为我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机会，却是不容抹杀的。
　　这两个小故事都发生在解放前后那段日子里。当时，书坊的景况很不好，几乎连维持都困难。旧书又大量从乡下、城镇流出，最大的出路得进入还魂纸厂。一个常到浙东收书的老店员一次向我叹气，说他在某地看到一大批旧书被当做爆竹的原料，其中很有不少明版的白棉纸书，还有一部初印的朱竹蛇的《曝书亭集》。他想买了新的纸张向爆竹作坊换下这些旧书，结果被拒绝了。理由是新的“洋纸”在质量上远远赶不上旧的棉纸、竹纸，做起爆竹来卷不紧也没有韧性，放起来也不响。
　　我又听到一家书店的店主说起，从上海城里一个旧人家称出了一大批旧书，都已捆好堆在旧纸店里了，第二天就要送到造纸厂去。我就要求他去选一下，答应他以“善价”收买。他很不情愿地终于去了。第二天我去找他时，他递给我两本旧书，同时叹气说，旧纸店不情愿打开已经扎好的一捆捆旧书，因为每捆能选出几本是毫无把握的。他费尽唇舌，也只打开了一捆。他选出的两本书是万历新安诸黄所刻的《罗汉十八相》，大方册，是最精的徽派版面，和另一册黑格旧抄的《续复古编》，是顾氏秀野草堂的藏书。扎成一捆捆的旧书一直塞到纸店的天花板，难怪他们不肯一一打开，重扎……。据藏印知道这家人家姓奚，藏书室名“铸古盦”。关于这个藏书家，我也一直没有能查出更多的底细来。
　　这件事给我的震动更大。不久，郑西谛路过上海，当时他是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的局长，正在视察各地文物图书的保存情况，我就将这些反映给他，同时建议，人民政府保护文物图书的法令和宣传教育工作都是极为重要极为迫切的工作，此外，必要的经济措施也是不能忽视的。国家应该用“善价”
　　来收买有价值的古书。在当时，所谓“善价”，也不过是比废纸的价格高出若干而已。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动用经济规律阻止一切应该受到重视、保存的书籍进入还魂纸厂。这样做了，宣传效果可能比一纸公文更大，很快就能收到不胫而走、家喻户晓的成效。而这将起保护全国城乡直至每一角落留存下来的古文献的作用。在国家来说，花费看来是极为有限的。
　　郑西谛确是一位对祖国文化遗产抱有极浓挚热爱的好同志，我至今还记得他听到反映以后的焦急和激动。他立即采取的措施是组织了一些旧书店的店员拣选即将投入还魂纸厂的“废纸”；这种关心以后又发展到将投入冶炼厂的“废铜”……。我不曾继续了解这些新开展起来的工作的细节，只记得曾被邀参观过一些拣选出来的旧书。有一册宋版宋印的宋人别集，书名忘记了，给我的印象极深，这是“残本”，但却是几百年来未见著录的书。
　　这些都已经是旧话，也是历史了。不过我想，也许至今它还有一定的意义，还不失为一种小小的“经验”。在着重进行宣传、教育的同时，恰当地辅以适度的经济措施，实践证明是有效也有益的。不只在经济战线上，在文化战线上也同样是如此。
　　1979年4月13日

　　西泠访书记

　　1957 年4 月中旬，我到杭州游览，曾访问过坐落在里西湖的浙江图书馆。
　　这里是清乾隆中所建的七阁之一——文澜阁的旧址，是著名的江南藏书胜地，那抄写了七部之多的《四库全书》复本之一，遵照“十全老人”的意愿，就藏在这里。杭州是江南文风兴盛之区，大批的读书人都到这里来借抄、借读经过删削、改造、加工的钦定典籍，颇发生了一些影响。这无疑是清代文化统制政策取得的一个不小的成功。后来经过太平天国的战争，这里的《四库全书》损失了一部分，也流失了一些。地方上一些有钱的读书人就又来辛辛苦苦地补抄，后来不知道终于补全了没有。不过那时的人力物力到底远远不及“乾隆盛世”，补抄本无论纸墨、抄工、装潢比起原本来是天差地远了。
　　在过去，浙江图书馆在全国公私藏书家中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地方性图书馆。解放以后，浙东故家藏书大量流出，一些地方上的藏书家的藏书也先后聚集在这里，它的收藏丰富起来了。1957 年我访问时，曾经被接待到楼上看了一些旧本，还带回了两部新印成的“特藏书目”。细细检阅，发现新入藏的书籍中间，其实也并无值得注意的宋元旧版，精华所在倒是一些明清以来的浙人著作的刻本、抄本和稿本。这中间颇有未之前见的秘书，而这恰恰是全国性的重点图书馆无法相比的特色。当时曾摘记了一些名目，想什么时候再到杭州来借读。可是“人事栗六”。一眨眼二十年，没有机会再到湖上，而且后来这愿望好像也成为一种荒唐的梦了。
　　当时我所希望借读的群书之一是“明季刻本、抹云楼旧藏”的柳隐如是撰的《戊寅草》一卷一册。这是一册异书。关于柳如是这个人物，我很早以前就发生了研究的兴趣。曾经搜罗了她的《湖上草》和《尺牍》的旧抄本，她的《事辑》，还有附在钱谦益文集和清初诗词总集中的她的作品，此外就是大量散见于清初文集、野史、笔记中有关她的记述，可惜的是，一直没有看到明末原刻的她的诗集。我只在王闻远的《孝慈堂书目》中看到过著录，还注明“棉纸”印本，可证是明末原刻无疑。此外，在马叙伦的《读书续记》卷六中看到一段详细的记载。那是高欣木旧藏的《柳如是尺牍一卷、湖上草一卷》，一共二十四页，不只是原刊，还有林云凤的题诗，许多名人题跋、印记，和王国维的三道题句。据马夷初说，这书曾经张元济与高野侯“竞购”，最后高以五十银元买到。就在当时，应该说是相当可观的高价了。这书后来不知流落何许。现在见于浙馆书目中的《戊寅草》，是怎样的书呢？可能就是《湖上草》的改题重刻之本，也可能是另一种未之前知的诗集。戊寅是崇祯十一年（1638），正是如是下嫁钱牧斋之前活跃于湖上的时候。
　　为了一决此疑，1962 年曾托到过湖上的陈凡代为探询此书，后来还承他亲笔抄了一卷副本见赠。可惜他所见的并非《戊寅草》，而是张宗祥手抄的《湖上草》，一些都没有与通行本不同的地方。
　　这次在睽隔了十多年以后重游杭州，特别是看到陈寅恪教授《钱柳因缘考证》的序言以后，心里一直记挂着这书，终于在一个春晨又来到了文澜阁的旧地。庭院依然，只是更增添了一些萧寂。一般的游人是不会到这里来的。
　　走进去看，那楼房、楼梯，还有管理图书的人员，好像与过去都没有什么变化，到到都充满了一种古意。我说明了来意，还取出了一位过去浙江文化界领导人的介绍信，并出示了工作证，不过这一切都没有什么用。那位老同志是二十年前担任过领导职务的，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故将军”。要看“善本”书，这些都无用，还得向领导机关申请，得到批准才行。
　　后来经我说明住在上海，来一次杭州不容易，可否给予通融，这才打了电话，向领导机关请示。最后的指示是必须指定一位馆员在旁监视，才能阅读。这使我异常高兴了，监视就监视吧，这又有什么关系。我被安置在会客室里等待管理员登楼取书。大约过了半小时，我得到了答复，“找不到”。
　　原因是专门负责善本的同志下乡调查善本去了，原有的善本因为编目的原因被打乱了，这里没有人能摸得清。“什么时候熟习善本的同志才能回来呢？”
　　答曰，起码半年。要想快，就只有申请、批准，打电报叫回来。
　　这时，我终于最后地断念了。我既非长官，又非学者，想看一本旧书也算不上什么“要公”。打电报调人，这样的提议是真的使我吃了一惊的。
　　这就是过了二十多年，几经努力，终于还是看不成一本小册子的始末。
　　走出图书馆，坐在湖滨的石凳上，面对春光明艳的西子湖，不禁想起了许多事情。
　　多年以来，我对跑图书馆一直缺乏勇气，尤其是去看善本书。在旧社会，只有专家学者如胡适之之流才有看善本的福气，不必说了。解放以后，情况大大改变，但善本书的神秘性却又增添了新的成分。为了保藏善本所制定的新办法也更完备而丰富了。在阅读国家藏书的权利上，如陈伯达和那个“理论权威”以及十年来崛起的林彪、“四人帮”写作班子的大小头目……，简直形成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他们不但可以无视一切规章制度，任意取阅藏书；甚至还发展到了动用国家力量任意劫掠公私藏书，任意迫害读书、藏书人的地步。
　　在“四人帮”覆灭前夕，私人藏书已经成为一种“罪恶”的、罕见的现象。连新华书店也开设了租书部，这就说明了个人买书一事已经不合时宜，甚至连新华书店本身的存在似乎也发生了疑问，这大抵也是张春桥念念不忘要加以消灭的“资产阶级权利”的一个方面吧。在这种情况下，有谁还想到“善本”呢？就是在梦里也难。
　　善本书是国家的瑰宝（在日本是叫做“文化财”的），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加以保护，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它也不单纯只是一种“宝贝”，只要锁在保险箱里就好了；还得想到利用，使之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大家知道重视书籍了，这是非常好的现象。但办法却不多，看来唯一的措施就是锁在什么妥当的地方。说“妥当”好像也不尽然，有些胡乱堆了十多年的书库，据说就已经发了霉，不可救药了。林彪、“四人帮”
　　非法劫掠来的书物，发还的积极性也不高。与其还给原主去研究利用，好像总不及锁在图书馆这样的地方来得稳妥。理由么，有好多条，而且都十分堂皇，可惜的是都和实际有不短的距离。
　　保护善本，古今中外都有一套办法的。为了满足查找资料的需要，像显微胶片那样的设备，是若干年前就已经在使用了。为了其他的理由，必须接触原物时，就要另有一些严格的规定。怎样读书，其实也是衡量文化水平高低的一种尺度。记得孙从添在《藏书纪要》里就有着详细的说明。最常见的一种必须避免的手法，是用右指给舌头一舔，然后去掀那书叶。古书用纸以棉料、竹料为多，哪里禁得这样的掀弄呢？好像这在过去还是颇为通行的办法，相传《金瓶梅》的”作者”就将书叶下角浸了毒药，送给严东楼，当他用那种手法读得津津有味时，就不觉地中了毒。可见即使是大官，看书时也往往采用此法。此外，如用指甲去划开书面，翻动书叶，也是要不得的。一切书，不只是善本，都受不了这样的待遇。诸如此类，必须制走一种规程，即使有些繁琐，也还是省不得。
　　现在全国的图书馆都在进行善本编目的工作，这是完全必要、亟应完成的。不过也不可忘记同时还有其他方面的工作要作。为了编目，连书都找不到了，事实上等于关门。这可不是好办法。
　　好像这也不只是图书馆里才存在的独特现象。最近报上在讨论传统剧目的推陈出新，有人就主张当前最重要的是“总结”，然后再来“选择”、“改革”、“提高”，最后才是为人民提供醇正无疵的优秀剧目。这是不能不称之为高论的。依了它，戏院就得先行关门，等待这个伟大的过程的完成。这和图书馆的有些情况有些类似，但也有不同。善本书睡在那里，只要不火烧、水湿、霉蒸……，什么时候打开门来都不成问题。传统剧目则不然，它们多半活在一些仅存的老艺人身上，现在就来抢救还嫌有些晚了，哪里等得到那伟大的“总结……”过程的完成。老艺人还会有多少活下来；即使没有死光，还有多少能工作呢？
　　这样的高论，其终极目的不过是取消而已。希望在对待善本书的问题上，不出现这样的倾向。
　　1979年7月13日

　　谈禁书

　　不记得是谁曾经说过，“雪夜闭门读禁书”，算是人生一乐。我想这是说得不错的。要选一个下雪天，还得是晚上，外加关门上锁，这样的典型环境实在刻画得好，没有切身体会，怕是万万想不出的。
　　因此读禁书也就被赋予了一重浓重的神秘色彩，寥寥七字，包含的内容实在丰富得很。
　　溯本穷源，发明了禁书的手段并严格付诸实施的还是不能不首推秦始皇帝。这以后就有很长一段时间继起无人。虽然提起“图籍之厄”，烧书的事确曾不断发生，但那大都是战乱之间不问青红皂白一把火通通烧光，与嬴政的有目的、有纲领、有明确规定，而且著之律令的焚书还是不能同日而语。
　　禁书与文字狱发生关系，较早也较著名的是宋代苏轼的“乌台诗狱”，清代的张秋水有《眉山诗案广证》，就是专论此案的。张鉴的《冬青馆集》里收有许多有关南明史事的论文，他生于嘉、道之间，正当清代中叶文字狱盛行之后，他的特别关心宋代诗人苏东坡的命运，应该不是没有缘故的。
　　清代的乾隆皇帝，确是遥遥继承了秦始皇的传统，并后来居上的。论手段，论规模，也都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单是“禁毁书目”就先后修了几次，成书若干册。“禁书”成为一种通行的术语，也就从这时开始。不过有清一代，人们明明知道这一客观存在，但口中、笔下却谁也不敢提。一直到了清末民初，旧书店的商人才公然堂皇地把禁书字样标在书目上，同时售价也就相应飞快地提高，终于在有些图书馆的目录上也逐渐露面，作为审定“善本”的一种根据了。
　　为了习惯与方便，这里谈到禁书，也姑且以此为限断。
　　“禁书”虽然已经成为宝贝，但我居然也先后得到过若干种。这就使我悟出，禁书者，不论是有着无上威权的封建统治头子，还是别的什么聪明人，也不论他们用尽了怎样的心机，到头来也终于是无效的。书是禁不绝的，因为有无数正直、公平的读者的保护。
　　唐末的词人韦庄，写过一篇著名的长诗《秦妇吟》，诗中涉及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时的一些情况，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这样的句子。韦庄自己后来觉得不大好，“公卿”们看了自然不舒服，新朝的头目也不会喜欢的，因此就自行“抽毁”，从《浣花集》中删去，还给家属留下了禁令。这以后一千多年中人们都无法看到这篇著名的作品。不料终于从敦煌的石洞里发现了那抄本，而且有三卷之多。韦庄用心良苦的安排终于还是无效。那原因就是很有一些读者喜欢它，作品还是被传抄、保存下来了。
　　韦庄后来虽然贵为蜀相，他到底只是一个个人，与能动用国家机器在全国范围内搜查禁毁的皇帝是不能相比的。不过皇帝又怎样呢？事实证明，成绩也并不理想。不过两百年，清代禁毁的一些作品，也还是陆续出现了，并没有禁得一干二净。那原因也并不两样，也是得到了人民保护的结果。
　　近三十年前，我看到过从浙江绍兴梅市流出的一些山阴祁氏澹生堂的藏书。这是一批由祁氏子孙深藏密锁了三百多年的先世著述，大半是抄本与稿本，其中绝大部分是符合禁毁的条件的。经过清初的残酷镇压，祁氏遭到了家破人亡的惨祸，但还是冒着杀头、灭族的风险保存下了这些著作。事实本身就是极为悲壮的。
　　这批书中有一部祁承■的《澹生堂集》，是崇祯刻本，在禁书目中是有著录的。仔细一看，凡是集中“奴”、”虏”、“酋”……等字，都已用浓墨仔细地涂去了。同时我还看到一部清初抄本的《澹生堂诗文钞》，是祁氏子孙选抄待刻的稿本。原书中那些涂掉的地方，都经过细密地修改。这些工作，想来都是在“雪夜闭门”的情况下进行的吧？
　　后来在苏州又得到过一部刻于崇祯甲申（也就是典型的弘光刻本）的钱栴撰《城守筹略》，则是南明政府官员为了抵御“北虏”南下而提出的作战方略。奇怪的是这样的书，禁书目中也并未收入。可见清初统治者花了如许气力搜索、审查，工作也还是粗疏得很。原书卷一第一叶的书名和作者名字都被什么人撕去了，撕得很马虎，卷一以下都还好好地保留着书名和撰人。
　　这就不能不使人揣测，藏书者要应付即将到来的大搜查，他所藏的这种违碍书又很多，在惶急中只能这样马虎地处理一下的吧？那时代可能就在钱栴被捕杀头的前后。
　　我还有一部清初刻的《新乐府》，是吴炎、潘圣樟（潘耒的哥哥）的作品。这两位都是在庄史之狱中被杀头的。书前的作者姓氏也同样被撕去了。
　　这样的残迹，好像意在提醒后来的读者，书册曾经历过怎样的命运，才终于保存下来，好像直到今天也还能隐隐嗅到血腥气，以文献论，是非常可贵的。
　　提到庄氏史狱，就不能不联想到偶然得到的一册稿本，《私史纪事》（这是经过修改的，那原题是《史祸纪事本末》）。这可是一册很有价值的稿本，作者是范骧，与陆丽京等三人都受到“庄史”的牵连。他们大概都曾为此书写过序或曾列名参校，案发以后一起被逮，被押解到北京刑部听审，后来总算放还了。这书详细回忆记录了起解途中、下狱审讯……以及如何打点营救，被释还家的全过程。浙江离开北京有一千多里，天气又是严冬，范骧等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的身份是逆案的“钦犯”，在押解兵丁的驱赶下赶路，后来到了刑部狱中，前后半年光景，过的是怎样非人的生活，都有十分动人的描绘。不只是文字狱的珍贵史料，作为社会风俗史，这也是难得的原始纪录。尤其使我吃惊的是，这本回忆录记下了三位老人在遇祸以后，彼此间曾经发生过的一些猜疑和互相责难。在书册的上端，有陆丽京的后人署名“宗楷”的墨笔批注，都是驳斥范骧，为丽京辨诬的。他们被释放归以后，不用说，家都已破了，陆丽京的结末是离家出走，不知所终。看来与这种纠葛是不无关系的。封建统治者的残酷迫害，在明遗民内部散布的矛盾……，这一切都是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深地思索的。
　　《读书堂诗集》，原刻的黑格纸，精抄，无疑是康熙中的清写稿本，不题撰人也没有分卷，后面还有许多空白叶，可证尚未编定。这是钱塘汪无己的诗集，无意中得之市肆，也是一种当然必禁而不见于禁书目的异书。无己名日祺，后改名景祺，是钱塘汪东山（霦）的儿子。此集所收都是少年时的作品，后来他投入年（羹尧）幕，因《西征随笔》一书获罪，“律以大逆不道立决枭示”。《西征随笔》的原件后来在故宫里发现，曾经有过新印本。
　　作者是有才华的，笔记中有些纪事的篇章，其实是很好的短篇小说，此外也有一些揭露官场丑行的纪事，我读过以后始终未能发现获得如此大罪的根由。其实汪景祺最大的过错是成为年羹尧的亲信。当时议政大臣所定年羹尧的“大逆罪”的第三条就是“汪景祺《西征随笔》，见者发指。羹尧亦云曾经看过，视为泛常，不行参奏。”后来查嗣庭文字狱发，雍正在“上谕”中还念念不忘于景祺，“去年正法之汪景祺，文稿中有‘历代年号论’，指‘正’字有‘一止’之象。”雍正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完全可以和他的继承人乾隆之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媲美。他写起“上谕”来，往往下笔万言，反复声说，终于使臣民陷入五里雾中不得不承认皇帝的“权威”而后已。他运用种种奇怪的逻辑，惊人的捏造，将他所选中的对象一个个罗织入文网之中，又一个个杀掉，还要罪及妻孥亲属朋友和简直毫不相干的人。雍正是清代文字狱事业的奠基者，他提供了整套的纲领、理论和实践范例。可惜他的统治只持续了十三年，剩下的工作不得不由乾隆来最后完成。
　　据《永宪录》记，汪景祺“伏诛”以后，妻子照例要“发黑龙江披甲人为奴”。”景祺之妻，巨室女也。遣发时，家人设危跳，欲其清波自尽。乃盘躃匍匐而渡。见者伤之。”简单的几句话，写尽了一场阴森的闹剧的阴冷凄凉的结末。
　　汪景祺的《读书堂诗集》不过是少作，并无可观，全书充斥着封建文士无聊生活的描绘。但书前却有七八通诗序，作者都是当时的名家，除了朱彝尊、韩菼，现在已经记不起还有谁了。我曾经查过这些作者的文集，发现没有一篇序是保留下来的。这是难怪的。朱竹垞的《曝书亭集》卷二十，还保留了与景祺在西湖“夜泛”的五首诗，这是因为朱集刊成在景祺获罪之先。
　　但后印的本子，“日祺”两字就已经削去了。出于同样的原因，朱集卷二十二《喜青宫再建》诗，在康熙五十一年再废太子以后，重印时也削去了。一个作者的文集，由于政治情况的变化，不同时期的印本就会有不同的面貌，这就是藏书家重视初印本的理由之一，也是判断重印时期的重要根据，也算是版本目录之学的一点小小的知识。
　　上面随意想到的几个例子，几乎无一不是清初文网的漏网之鱼，这就说明，尽管皇帝雷厉风行，作为头等政治任务来抓，效果还是很不理想的。当时各省的封疆大吏和中枢的文化官员实在值得同情，他们担着身家性命的干系，一字字地读着汗牛充栋的书本，又实在捉摸不透皇帝老倌的定案标准，他们的为难是可以想见的。手边有四册《无闷堂集》，闽张远超然撰，康熙刻本。四库未收，禁书目也没有著录，照我看也是一条漏网之鱼。只要看卷中有许多地方都开了天窗，就可以知道了。文集卷七有一篇《徐烈妇小传》，照例这样题目的文章我是不大看的，但因为篇中挖去了将近一行而引起好奇，终于发现这实在是一篇很有意义的文字。传末“野史氏曰”以下的一节是：
　　甲寅之变，生灵涂炭。身污名辱，终于不免者，不独女子也。女子为尤惨。楚蜀两粤，不可胜数。以予所目击耳闻者，独浙闽江右。其死于锋镝、盗贼、饥饿、损伤、老弱废疾者不具论。其姿容少好，骡车马背辇之而北者，亦不具论。惟其弃载而鬻之者，维扬、金陵，市肆填塞。（以下挖去十五字）累累若若，若羊豕然，不可数计。市之者值不过数金，丑好老少，从暗中摸索。
　　甲寅是康熙十三年（1674）。这里所说的是三藩之变，干出种种惨绝人寰的兽行的正是平定三藩的清军，其在浙闽江右一带作战的则是讨伐耿精忠的部队。扬州、南京的人肉市场，竟与奴隶社会无异。不见旧记，是无从想象的。那挖去的几句也不知道说的究竟是怎样的事物，但仅此一节，难道就不该劈版禁毁、追究作者吗？可惜的是乾隆一伙竟自轻轻地放过了。
　　乾隆肚皮里的标准，捉摸起来是困难的，但只要翻翻“文字狱档”，就可以约略知道那大概。不是连测字先生的方法都已采用了么？又还有什么标准可言？其实这也正是一种标准。运用之妙，也未必全出自“圣心独断”，大小臣工的努力也是万万不可忽视的。
　　皇帝也自有他的聪明，早已发现这样蛮干下去不是事了，必须转变作风，采取新的积极措施，这就是《四库全书》产生的背景。聚集群书，暗暗改削，写成“正本”，颁示天下。既得“稽古右文”之美名，又收统一思想之实效，确是一条好计。但这也并非乾隆自己的发明创造，列祖列宗早已有见及此并付之实施了。入关以后首先为崇祯帝治丧；康熙下江南专程去孝陵致祭，他写的《治隆唐宋》的“御碑”，到今天也还完好无恙。已死的明臣给以美谥，尚序的就用“博学鸿词”的办法招徕，这原是一整套政策的两个侧面。不懂这一手，是不能理解禁书的全部奥妙的。
　　禁书是一种历史现象，非常丑恶的历史现象。人类社会本来是没有这种事物的，但后来出现了，在某些时候还颇行时。我相信，它终究是要消灭的。
　　前些时曾经就此进行过一些讨论。我自己是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的。当然，一时实行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只要具有健康、正常的头脑的人，我想都应该赞成并努力创造条件把禁区彻底打破，并最终消灭这一丑恶历史痕迹的吧。
　　那种一听见要取消禁区就不舒服，惟恐这种宝贝事物断种、失传的精神状态是奇怪的，不正常的。
　　“神农”尝百草，在他心目中本来就没有禁区。后来发现了毒药，他也只是向人们提出警告，同时写入本草，研究利用。他设了“禁区”，然后又用科学的方法打开了“禁区”。假使一开始“神农”就是满眼“毒草”，不敢触动，科学的本草学、药物学是不可能出现的。
　　三十多年以前，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马列主义曾是“禁区”里的“禁书”，多少人如饥似渴地”‘雪夜闭门”读之，后来终于诞生了新中国。“禁”的后果往往却是相反的宣传，这是反动派所不及料的。这些事过去了还不算太人，大概我们总多少还有些印象吧。
　　1979年11月28日

　　再谈禁书

　　在《谈禁书》里讲了一点有关禁书的故事，意有未尽，想来补充一下。
　　其实哪里说得上“未尽”，简直是差得远，真的不过只是碰到了一点皮毛而已。即以禁书的性质而论，曾经碰到的一点是属于政治性一类的，此外还有另一个大宗则是属于“道德性”的。例如一般所说的淫书、猥亵书、色情书、黄色书……就都是。这最后一个名词是十年前才时髦起来的，是集大成的，意义更为“广泛”、“深刻”的一个专用词。就连过去最正统的道学家听了也会为之吃惊，好像世道人心之“古”，再也没有逾于此日者矣。我至今也还弄不清楚那真切的定义，除了几本确凿无疑的正经书之外，简直就不敢保险哪一本不是“黄色书”。
　　我还曾经表示过，我是赞成读书没有禁区的。我想，如果要受到质问，极可能出现的问题将是，是否对“黄色书”也主张不设禁区呢？甚至是，是否主张公开发行《金瓶梅》呢？这不是过虑，我想不少同志是必然会有此一问的。我想，我的回答依旧只能还是那样，当然，我也曾说过，“一时实行起来并不那么容易”，早已安下了必要的“伏笔”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迹近“离经叛道”的坚定信念，这就不能不追溯到四十多年以前，当我还在中学里读书时从报上看到的一条消息。那是报导新上台的希特勒在德国的“政绩”的，详细内容已经说不清楚，但那要点倒是记得的。那时在纳粹党的鼓动之下，德国的一些大学生捣毁了一位德国著名科学家和教授创立的一间图书馆，把所有的藏书（自然是“黄色书”）都搬到柏林大学，定期焚毁，同时还大声唱歌，那歌词因为是译成古诗形式的，因此至今还约略记得，他们唱道：“日耳曼妇女兮，今已得到保护兮。”
　　在当时一个中学生的头脑里，这消息确是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大学生烧图书馆，一也；烧了“黄色书”，女性就得到了保护，二也。这疑团一直维持了很久，后来总算逐渐明白了一点，但最后的恍然大悟，是在过了四十多年，“前中学生”看到了在林彪、“四人帮”恶意煽动之下的一些“今中学、大学生”们的烧书“壮举”之后。论规模，论气魄，都远非当日的纳粹希公所能望其项背，这就是直到今天我依旧敢于坚持自己的看法的一个重要的根据。
　　照例要讲一点自己的经验，可惜的是这种经验并不多。因此发言权也就很有限了。记得也已是三十多年前了，商务印书馆新出版了据明刻本排印的“古今小说”，买来看了，其中有些篇中出现了一些□□，虽然数量不多，但读了究竟不免气闷，就写了一封信给张菊生先生。张先生当时是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年纪也有八十多岁了，但第三四天就收到了他一封亲笔回信，作了详细的答复，还请馆员把缺文抄下来附给我。这就使我对这位“戊戌”一役仅存的老新党非常佩服。已经近九十的高龄，又是德高望重的学者，但头脑并不冬烘，也不道貌岸然，依旧洛守着一位版本学家的好品质。比起另外一些年纪不比他大，但患得患失、说话荒唐、举止失态的老人来，实在是好得远了。
　　1950 年初，我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无事闲逛琉璃厂，在一家书店买到一小册抄本《痴婆子传》。这是我买的第一册黄色古书。抄本并不旧，只是书坊制造的假古董，但却使我看到了一种久闻其名的“名作”，长了见识。
　　后来到清华园去访问钱默存教授，谈起此事，被他大大地取笑了一通。后来还写了一联诗相赠，那上联就是“遍求善本痴婆子”。又过了几天，我到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去看书，在办公室里看到穿了大衣索索地坐在那里的向觉明。承他的好意，允许我到书库里去随意阅览。在这里，不但翻阅了李氏木犀轩旧藏的许多宋版明抄、顾批黄跋，后来竟又闯入了“不登大雅之堂”文库。这是北大故马隅卿教授的遗藏，大约有两间房间，深绿漆的钢书架上满满地放着线装书，其中有许多就是这类该死的东西。没有好久，门外有人探头进来问讯，原来是来参观的一队中学女生。她们大约以为我是图书馆的管理员，问我这间书库藏书的特点，这真使我大吃一惊，立即颇为粗暴地采取了挡驾的措施。回想起来，当时我的举止神情，就俨然是一位标准的卫道的道学家。
　　提起马隅卿（廉），现在知道的人恐怕不太多了。他是“五四”前后就在北大工作的一位著名的小说戏曲研究者，喜欢并努力收藏着这方面的书籍。他的书斋取名为“不登大雅之堂”，用意也在此。要收集旧小说，就必不可免地要包括了黄色小说，也许这倒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真义。当然，正人君子看了是要摇头的，后来马隅卿因为中风，死在讲台上了，有人就说这是他收藏这类坏书的“报应”。
　　那天我随意翻阅了大量的这种坏书，收获真是非常巨大。在旧日记里，还记下了所见的部分书名，现在就抄在这里：《迷史》、《奇缘记》、《蕉叶帕》、《花阵奇》、《比目鱼》、《桃花影》、《定情人》、《醉春风》、《牡丹奇缘》、《觅莲记》、《意外缘》，《归莲梦》、《杏花天》、《绣屏缘》、《警寤钟》、《催晓梦》。《双缘快史》、《如意君传》……我当然并未一一通读，只是凭着做编辑的经验，稍稍一翻就明白了这些完全是用“三突出”的方法生产出来的标准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那些“英雄人物”，都是非常“高大”并“完美无缺”的，他们的本领也真大，譬如常人一顿能吃四五碗饭就已了不起了，这些“英雄”就有吃一百几十碗那样的“天才”。依此类惟，这些一眼就能看出是极端虚假的捏造，无论作者反复声说是如何美妙、快活、圆满，也都完全无效的了。当时读后的感觉也完全不是“味如嚼蜡”所能形容的。我想，我后来的没有变为一位黄色书收藏家，主要要归功于那一次的见识了这许多“样板”。我又想，这些书之所以变为“珍本”、“秘本”、“孤本”，并非由于历代皇帝以至“道德家”们的努力禁毁，而是事物本身判了自己的“死刑”，正如前些年的“样板戏”、“样板小说”……一样。历史是真正无情的，这里又有了一个例证。因此至今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仍旧不能忘情于“样板”，一部《红楼梦》里据说有几十条（？）人命，在“样板戏”……背后又有多少条人命呢？人民群众之所以热烈欢迎近三年来涌现的大量优秀小说、话剧……，那原因又是什么呢？人们终于不能不得到这样的结论；想要真正打倒一种事物，只靠口号、声明、命令……是无效或收效甚微的，最聪明的办法莫如让它表演，彻底地公开地表演，请它自己打倒它自己。
　　顺便说说，在已出版的北大书目和“西谛书目”以及其他图书馆的目录里，都是把这些宝贝驱逐出境了的。这种作法并不一定妥当。出借可以慎重，但名目却应该保留。就如前面开列的一大堆书名，我大胆地抄了下来，因为这许多原已早见于公开的出版物，如1958 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里就收了清代官员“销毁淫书目单”等文件，那里就有着更为繁多的记载，使我们知道曾经有过这许多名目，也是不为无益的。
　　我还曾被邀到“碧蕖馆”去看过书。惜华非常好客，事先做了准备，找出来准备给我见识的“秘本”也有数十百种。不过因为有了在“平妖堂”（也是马隅卿的斋名）里的经验，对这些专讲“妖精打架”的故事丧失了兴趣，因此不但没有细看，连名目也不曾抄。后来听说这些宝贝一鼓脑儿都被那个“顾问”抢了去了，不知道现在还无恙否？著名的明刻《素娥编》也是那次在惜华家里看到的。书前有许多幅板画，人物长大，但图绘和雕板却不精，比起同时看到的一套“风流绝畅图”的照片来差得远了。这图是明代万历中刻本，还是彩印的，现藏日本。从版画史的角度看，是重要的作品。此外，也可以使我们知道，明代末叶社会上弥漫着的是怎样的一种风气。这样的文字和绘画，就是那么大量地、公开地刻印发卖着。人们不以为怪，就好像火山爆发之前的庞贝古城里的情景一样。
　　如果要问这些该死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处？我想这就可以算作一条。我们平常看历史书，遇到讲起一个朝代到了没落衰亡前夕时，往往只能碰见一些原则性的义正辞严的分析批判，而且无论哪个朝代都几乎完全一样。结果只能得到一些虽然正确但却模糊的概念。在这种场合，这些宝贝实物就能给我们一点小小的帮助。
　　我的知识浅薄得很，见闻也不广，此外曾经见过的这类古书，除了景印的《金瓶梅词话》以外，就只有叶德辉所刻的《双梅景闇丛书》、排印的《宋人话本两种》等，丛书里所收几乎全是道士的胡说八道。我还买到过一厚本棉纸黑格抄的药方，是明代正嘉之际“卧云山房”抄本。从中居然发现了许多西门庆之流曾经使用过的配方，可见小说里所写也并非全是子虚乌有。还有就是从阿英同志的《小说闲谈》之类著作中，得到过一点零碎的知识。外国文献，同样也知道得极少。在印度，我曾买到过一本Nefzaoni 所作的《香园》（Perfumed Garden），是16 世纪阿拉伯著名的古典作品。印度这类书还多得很，买不胜买，只得了这一册。此外，就是Havelock Ellis 的七卷两大本《性心理学》。这也是名著，在外国也曾是禁书，后来作为医学院学生的读本，公开发售了。无论是古典文学还是学术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读物，给了我很多知识。我知道外国的道学家也并不比中国少，有一位著名的研究这种学问的学者死后，他的妻子就将他的全部手稿都烧掉了，认为只有这样做才算是尽了一个合格妻子的天然职责。像莎士比亚，也曾被斥责为“猥亵作家”，更不必提左拉和劳仑斯了。还曾有人作过规定，以尾巴骨为中心，画一个尺半左右的圆圈，禁止谈论圈内的一切东西，只赦免了胃。这样的事，我们也应该知道一点。于是对许多奇怪的议论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外国也有的！”
　　没有什么人会来主张无原则地开放海淫海盗的坏书，我想这一点是可以放心的。看来现在问题所在倒是我们应该有怎样一种精神状态，是应该解放思想向前看，努力打破一切束缚人民思想的旧框框，日益进步呢？还是抱残守缺地向后看，拼命维护今天看来已是奇谈怪论的“道德规范”，以致胆战心惊、不知所措呢？
　　至今也还是有不少同志把一切上层建筑的力量看得过于不可思议了，一有风吹草动，就向这里来找原因。小孩学坏了，是看了外国影片的结果。不能说没有关系，但只有这是唯一的原因么？思想混乱，是讨论引起的恶果，好像只要大家闭起嘴来，思想就会自然而然地趋于一致与纯正了似的。这样看问题的同志把我们的人民和青年到底放到怎样的位置上去了呢？他们又是怎样看待经济这个基础的呢？我们学习了很久的唯物史观怎么一下子都忘记了呢？
　　1980年2月21日

　　关于《随想录》的随想

　　听说《随想录》要印成一本书了，很是高兴。这些文章陆续发表时，我曾先后读过，作者大概说了些什么话，是有个约略的印象的。为了印证旧有的印象，我又找出旧报翻了一下，旧报并不完整，但可以证明我的印象还是准确的。这是一本真实的书。
　　我还有过另一种奇异的感觉，这又是一本悲壮的书。我这样说，因为我的确感觉到这些文章中的每一句话都是通过作者自己的心写下来的，都经过自己良心的检查。“良心”，按照一位著名诗人的意见，“就是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我同意这个说法。
　　作者写的其实也不过是一些“身边琐事”，不过由于作者生活的时代是不平凡的时代，因此“身边琐事”也就往往有了更深广的内涵。作者在许多地方都说过，因为他可以利用的时间不多了，因此就不能随意浪费，要抓紧时间讲自己所要讲的真话。而讲真话，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是不容易的。需要勇气，有时还需要非凡的勇气。这就是为什么会使我感到这是一本悲壮的书的原因。
　　作者要讲的真话，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讲到了自己的毛病。例如，作者讲了他在一些场合真诚地讲过一些“豪言壮语”；在另外一些场合又曾“响应号召”对一些人和作品做了并非出自本心的“批判”。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其实有些情形，读者、人民心里是明白的，并不需要作者自己站出来解释。但他这样做了，说明他是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而且并不将自己除外。不是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见有些自命“一贯正确”者，为了自己“形象”的“完美高大”，花了许多力气，而得到的往往只是相反的效果吗？
　　作者最近经常说起，一个人的思想是时时在变化的，这当然也包括他自己。有时回顾两年、一年，甚至半年以前写的文字，有些认识就又有新的发展变化了。这自然说明了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是个飞速进步着的时代。两年以前作者为《家》的新版所写的“后记”中说过：“我的作品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任务，让读者忘记它们，可能更好一些。”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估计不够准确，但所能举出的论据也只是书店门口长得出奇的队伍。今年年初我写过一篇短文《补课》，也是想说明这点意思，不过吞吞吐吐地说得很不清楚。现在，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总算初步弄清了林彪、“四人帮”一伙卖弄了十多年的其实不过是从旧货店里找出来的“出土文物”。作者在一篇《随想录》里，也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办法，今天我们还必须大反封建。”而且承认，在今天的马路上，也还会时常遇见在散步的高老太爷。
　　作者很喜欢讲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在做县官的父亲的衙门二堂里偷听打小板子的故事，这已经写在《随想录》里了。作者还记下了他在巴黎瞻仰卢骚的石像时的感想：“我从《忏悔录》的作者这里得到了安慰，学到了说真话。”看起来，这些好像都已经是“陈旧”“过时”并不时髦的思想，但是没有办法。正如我们有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依旧不能不一步步脚踏实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走过去一样。想一厢情愿地跨越时代，那结果已经是人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了的。
　　作者还告诉我们许多故事，发生在前些年的希奇古怪的故事。这些故事我们大抵是稔熟的，也许在有的朋友听来不免有些陌生，以为是讽刺。不过，“‘讽刺’的生命是真实”，这些故事也正有着强盛的生命力，一时半时不会为人们所忘记。就像曾经在上海这地方不可一世过的两位“长官”（可惜其中的一位已经不在人世了，而我们至今也还不能不“姑隐其名”，使读者读起来也难免气闷。我们实在对这群恶棍宽容得过于长久了），一位给作家规定了严格的时限，超过规定一天所发生的事也不许写，用的是比科学家还要科学的方法。另一位则主张出版社要出人材，大约是指跟“走资派”对着干的人材吧。这些都是《天方夜谭》的作者也想不出来的“妙计”。不过我希望读者不只当做笑话来读，必须想到，掩盖在这些“笑话”背后的是无数善良的人的血和泪；并且关心还要多久，还需要经过怎样的努力，我们才能最后杜绝这样的“笑话”在我们居住的这块地方重复发生。
　　不能不想起鲁迅先生，在先生的杂文中间，很有一些是论及30 年代旧中国的那个文坛和作家的。我还曾经有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先生要把许多精力花在这些地方呢？后来逐渐悟出了一点道理，作家不是遗世独立，文坛也并非与世隔绝的处所。“剧场小天地，天地大剧场”的原则还是可以适用的。
　　记得鲁迅先生曾指出过去许多人挤进文坛的方法，有靠太太的奁资的，有先做官的，也有“捐班”的；这样，坐着金子或其他材料制成的坦克车的X 品文官或“诗人”就凯旋而归了。也有的人变了一通戏法也取得或保持了“作家”的桂冠。先生指出的这些“文坛登龙木”，虽然已经是五十年前的往事，好像到今天也并未完全失传。《随想录》里记下过一个真实的故事，不，不只一个，像这样的故事绝不只有一件两件。一些过去起劲地“批邓”、“批走资派”的“作家”，在“四人帮”倒台以后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有些“聪明人”很快想出了办法，用“四人帮”替换“走资派”，只要请排字工人抽换几个铅字，连人和作品就都是崭新的了。于是他们照样在文坛上走来走去，点头微笑，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有的人还堂皇地在会上介绍“深入生活”的“经验”，我怀疑这是弄错了讲题，应该更正为魔术家的心得才对。
　　《随想录》的作者却告诉我们：“人们经常通过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很少有人只是因为想做作家才拿起笔。”可见他走的是一条另外的道路。作者在很多地方表示了他对读者的信赖与感激，使人读了十分激动。他感谢读者给予他和他的作品的保护；他声明他的作品没有给骂死，是因为读者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没有读者，就不会有我的今天。”这些活是真诚的，在谈天中，我听见过更多同样意思的话。我以为，靠了这些，他才没有走一条“既保险，又省事”的道路，因而有着比一切“既得利益者”都高尚的灵魂。
　　从他这里的有些叙述以及过去的作品中很容易留下一个并不准确的印象，仿佛作家的命运是寂寞的，孤独的。事实是恰恰相反的。读罢《随想录》引起了很多很多新的“随想”，但我想说的，主要就是这个。
　　1979年12月6日

　　姑苏访书记

　　最近应朋友之约到苏州去住了两天。苏州过去我是常去的，照我旧有的经验，苏州的可爱，第一是那里的旧书多，每次去都能看到一些别致的书，偶然也能得到几种。其次是那里的饮食好，可以吃到价廉物美的小吃。如元大昌酒店里各种下酒的零吃、包子和面，至于园林之美倒还在其次。荏苒若干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面所说的两种特色基本上已不存在了。住在大井巷，出门走上大街不远就是怡园，现存唯一的一家旧书店就在对面，我每次来苏州总要去坐一坐。这里有些店员还是过去的老相识，承他们的好意，每次都被让到楼上去坐一下，我也总是要求他们拿出几种书来看看。这种享受，在全国说来也是不易获得的了。记得去年，我还在这里得到过一本乾隆原刻的《冬心先生画竹题记》，总共不过十来叶，可是用的是旧纸，大字仿宋写刻，墨光如漆，前面还有一张高翔画的金农的小像，用的是雍正中刻《冬心先生诗集》前小像的旧版，不过后面的题赞却换了方辅题、杨谦写的篆书。关于冬心自刻书用的纸墨之精，徐康在《前尘梦影录》里曾经讲起过。他说，这种自刻书用的是宋纸，印刷用墨取的是捣碎了的晚明清初佳墨碎块，在中国雕版印刷史上可以算得是非常突出的精制品，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初经过百十年安定休息，经济上升，文化繁荣的面貌。《画竹题记》的用纸，是一种深黄色极厚实的竹纸，帘纹很细，还夹杂着一些未能融解的植物纤维，是一种较粗的古纸。我不敢断定这是否宋纸，但和宋代印刷佛经的用纸是相近的。去年在北京图书馆看到《冬心先生续集自序》，用的也是同样的旧纸，可见徐康的话不是没有根据的。
　　金冬心以画著名，不过他的文字写得也是很好的。写在画帧上面的小诗、自度曲、题记，刻在砚石后面的铭文……都有一种突出的特色，中间往往吐露了诗人画家的思想、感情。我常常感到这也应该算是一种特殊规格的杂文。
　　金农是生活在封建社会的文士，他也只能发发那种特定的牢骚，不过时时反映了社会现实给他带来的刺激也是事实。在《画竹题记》中随便摘取一条：比日不出。非不出也，避城狐社鼠之相窥也。既不出矣，招剡溪之人来，画老竹数竿，在大石罅。石作飞白者一，作黳黑者一。下有败棘，有恶草。不意幽林绵谷中伏处此辈也。画毕掷笔太息，自解不得。吾当搔首问青天耳。
　　这些话说得也够露骨的了。因为是题在竹石的画幅上面，看画的人也大抵随口称赞一句“高雅，高雅”，没有引起注意，未遭到迫害，实在要算他运气。
　　冬心的作品曾有过多种翻刻，算不得孤本秘籍。不过能偶然得到作者自己刻印的原刻本，还是使人高兴的。除了雕版印刷史、美术工艺史上的价值以外，还有一种特殊的亲切之感。譬如《北平笺谱》，有鲁迅、西谛签名的初版本和只有编号的再版本，带给读者的感受就大不同。这是往往要被人们说成是“玩物丧志”或“古董家数”的。当然，这里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国家安定，经济繁荣，才能有随之而来的绚烂文化。在这里，我是赞成“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句话的。
　　这次他们也取出了几种书，不过非常失望，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只有两本旧拓的“兰亭”，有程瑶田的题跋，是旧山楼的旧藏。闲谈中间，知道他们现在是以经营新版古籍为主的了。下面的门市部里确也陈列了大量的新书，这中间，不必说是有着不少各种版本的《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好逑传》、《捉鬼传》、《儿女英雄传》……的。这后一种，有一家书店的版本还题作《侠女奇缘》。这几种书，在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里都大量地供应着；如果不是专营“古籍”的地方，就还有各种翻译、创作的“奇案”、“女尸”、“推理小说”、惊险样式之类的作品！老实说，这种“繁荣”的景象，看了是只能使人感到单调与寂寞的，就像在沙漠上看到一丛丛仙人球、仙人掌之类的多肉类植物一样。
　　至于线装书的货源，那确是少得多了，这自然是他们改营新书为主的基本原因。不过情况也不是绝对的，三吴一带到底还是有悠久历史的文化之乡，遗存虽已不多，但并非绝无仅有。苏州市图书馆仅有的两部宋刻书就是近年来他们收集的。附近地区请他们去收购藏书的人家也还不少，不过因为经营方向、人手……以及其他一些意想不到的原因，已经使他们长久以来放弃了这方面的业务了。
　　闲谈中听到了很多故事，都是不易忘记的。他们有一次在乡下发现了一屋线装旧书，已经临于霉坏了，里面很有些善本。向县机关提出来，进行了整理，但不许由新华书店收购，当做宝贝又堆在另一间房子里。后来再去看时，许多书都残失不全了。一部孙星衍手校的明刻白皮纸《白虎通》只剩下了两本，另外两本说是院子里的谁煮饭没有引火的东西，抽去当了柴。
　　多年来遇到过不少经营旧书业的人，他们都有相当丰富的经验，见识广博，记忆力很强，装了满肚子的关于旧书流转的故事和知识。我总是劝他们抽空回忆记一点下来，不过效果很小。他们不是推说文化水平不高，就是根本当做笑话来听。有许多人，如上海、北京的郭石麒、杨寿祺、孙实君、孙助廉……，他们如果肯做这个工作，是可以拿出不下于孙殿起的《贩书偶记》这样的著作来的。至少写出像李南涧的《玻璃厂书肆记》、徐康的《前尘梦影录》那样的作品是毫不困难的。可是一本也没有，这些人都已先后死去了。
　　闲谈中我出了一个题目。苏州一隅几十年中某些藏书家，其中有些是小藏家，他们藏书的主要内容，流散始末，……现在记录一下还不是很困难的。这一类地方性的文献史料都是值得搜集保存的，全国每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都应该来做这个工作。
　　抢救、收集古旧书籍文献是一项重要的工作，由于历史原因，过去这工作是通过旧书行业的渠道进行的，目前，就很自然地划归新华书店系统经营。
　　他们虽然同样要与书打交道，但业务的内容、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至少用新华书店现行的经营方针进行一刀切的管理是不妥当的。正如世医、儒医、兽医……虽然都有一个医字，却万不可误会他们干的是同一行当。望文生义在这里只能引起误会，造成损失。
　　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里，有那么一些从事古旧文献搜集、整理、流通的专业工作者，是完全必要的，绝不能说是浪费。照我的粗略估计，在北京、上海、天津、苏州、杭州……，现在还在岗位上有一定鉴定水平的古旧书工作者，一起怕也不满几十个人，这真是一种岌岌可危的局面。接班人的情况好像也不乐观。不要好久，人们把家藏的宋版书送到店里，也无人能加以辨识、处理的情况必将出现，更不必说散落在全国各个角落的古典文献了。当然，宋版书送到书店里的事现在是很少了，但也不能说今后就完全没有可能。宋刻宋印的苏诗，就是由藏书者的后人送到苏州书店里的。当然，这是极罕见的情况。书店因此而得到的利润也很少，与经营《三侠五义》所得完全不能相比。不过文化事业毕竟不是一般的营利事业，这里不好用一把唯一的尺子来加以衡量。
　　1981 年7 月15 日《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中发表了一封读者呼吁“从废纸堆中抢救古书画”的来信，就报告着一种触目惊心的现象。一个县的文化馆里有四千多册古书画（这句话有语病，照例画是不能论册的），管理的人员说：“这些书画是从县公安局收集来的。前段时间，县公安局的同志把古书画当废物烧掉，不知毁了多少。他们不是故意毁书画，而是不知古书画的重要。”当地另一位在法院的同志说：“这些残缺不全的东西有啥用？！
　　我们机关里还有一堆，你若是要，到我们单位去拿。”
　　这事发生在湖北竹溪县，可以证明我从苏州听来的故事并不是仅见的，倒有着一定的普遍意义。公安局和法院严格说来不能算文化机关，在那里工作的同志缺少必要的文化修养也是不宜过分责难的，不过我们必须设法从速改变这种状况，则是无疑的。
　　1981年7月16日

　　看书琐记

　　国庆前大扫除，从报纸堆下抽出一本《鞠部丛谈校补》，随便翻了一下。
　　这是挺有意思的一本书，我觉得是反映了清末民初那个特定时代文化面貌的某一侧面的，它所散布的，也正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气氛。
　　这是一本刻印都很讲究的书，刻成于1926 年，虽然不过五十来年，但已很少见了。扉页是郑孝胥写的，题“罗瘿公遗编，李释勘校补”，背面是一块“牌子”，三行，“丙寅（1926）月下浣，樊山阅，涉园雕，无边华庵藏版”。“涉园”是陶湘的“园”，刻版之精，正可与他刻的宋元人词媲美。
　　罗是出生于广东顺德的有名诗人与戏剧家，程砚秋就是他培养起来的。樊樊山是大家都知道的。李释勘名宣倜，李拔可的弟弟，也是闽中诗人。民国初年正在北京当什么“将军”，不过好像只是天天过着听戏、上馆子、做诗的日子，了解得不具体。我是解放初期在缀玉轩中认识他的。他晚年住在上海，生活上得到梅畹华的照顾，还是过着看戏、吃酒、做诗的日子。言慧珠等一大群梅门弟子都是他的学生，于60 年代逝世，留下两本诗集。但我觉得这本《校补》倒是可以流传下来的著作。那时他自己也没有这书了，托我代为访求。我又从来青阁中得到一本，重装了送给他，他是很高兴的。
　　前面提到的那些人都是清朝末年就在北京开始听戏的戏迷，可以称得起是剧评家中真正的老前辈。如樊山在跋中说：“在京观剧五十九年，所欣赏者，青衫则常四、采珠；花衫则望儿、传四，皆此编所未及者。”这样看来，他开始听戏时还在同治六年，难怪他倾倒的几位演员，我连名字都没有听到过。
　　《校补》的价值，自然首先表现在戏剧史上。至于他们的观点，有许多在今天看来自然是过时的了。例如，樊樊山在眉批中写道：余近有《绮怀》诗云，“六铢衣薄耐春寒，九影花娇就烛看。风里持裙人似燕，月中倚扇女乘鸾。舞余莲袜凌波湿，歌罢林檎系带干。消得唐宫娘子凭，愿为亭北玉栏杆。”（贵妃初入宫，宫中呼为杨娘子。）为兰芳演太真外传作也。
　　诗写得还算漂亮，不过也只是旧时代人们喜欢作的“无题”诗而已。奇怪的是这却是一首观剧诗。那最后两句，是全诗的精华所在，可以上追渊明的闲情一赋的，这个老头儿竟想化为沉香亭北的“栏杆”，接受“贵妃”的偎倚。可见这种白日绮梦在中国文士中持续了一千多年还没有做完。
　　我初读《校补》时，就曾产生过一种奇怪的印象，觉得这似乎是《武林旧事》、《东京梦华》一类的作品。这在志庵的骈俪长序里自然已经发挥得够充分了。如他说作者“光宣间知事无可为，乃陶写丝竹，寄托荃荪。东墅苍生，归琼枝之软舞；南朝坐部，寻玉树之新声。艳体诗繁，秋痕意远。浅见讥其溺志，达者察其幽忧”。这就把遗老的无可奈何的心情，描摹得淋漓尽致，当然还是要引屈子为同调，为醉生梦死找到一点根据。“则朱颜贻上（阮亭），未免呜咽秦淮；白发梅村，因以沉吟沧海者焉。”三百年前的吴王，也拉来作为陪客，这篇一千四百余言的长序，带来的就是这种世纪末的感情。
　　李释戡则在卷末对梅畹华的艺事成就作了极高的推许之后，引了许多诗人文士的话，结尾时说：余独忆己未（1919 年）上巳，兰芳为其祖母八十称觞，听水老人赠联语云，“及闻法曲唐天宝，犹集名流晋永和。”寥寥十四字，中有无限感慨，足以括丛谈一部已。
　　这几句话，是可以与泗水潜夫的《武林旧事》序归入一类，都是发抒了大致相似思想感情的文字。
　　我常想，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有的最精彩的中国文学史的独立章节。五十四年过去了，我们没有能写出别一章，更不用说一部能与之媲美的文学史，真应该引起人们惭愧与警醒。我又一直在想，能有二十篇左右这样的论文，概括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全貌，那将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呢？因而更加痛切地感到，鲁迅先生编著《中国文学史》的遗愿的终于未能完成，是怎样的一种无可比拟的憾事。
　　《魏晋风度……》一文的产生是鲁迅先生用自己的眼睛去读这一活的历史时代大书的结果。史籍具在，文章具在，可是从来没有谁能看得这么透辟，说得这么亲切，仿佛曹氏父子、竹林七贤……都是他的老朋友，能摸得到他们每一个人的心。他论世多，论文少；俏皮话多，正经话少。这一切都与峨冠博带的正宗文学史写法不同，也为正宗学者所看不惯、看不起，因此先生又曾称自己的文字为“学匪派”考古。这里显示的正是极可贵的解放思想的创新精神。
　　为什么忽然又想到了鲁迅先生的论魏晋风度呢？因为我觉得清末民初这一历史阶段，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虽然不及魏晋之际的重要，但它是新文学兴起的预备期。拿来与历史上不同阶段相比，有其共性也有自己的个性。更因为时间距离近、资料多，较易于了解、研究。如不及时进行工作，不要很久，在青年们看来，就将与魏晋没有什么两样，十分神秘了。
　　能显示出这一历史时期精神面貌的或一侧面的，表现在文艺方面的事物，粗略地想来就有，从谭鑫培到程砚秋的新腔、梁启超等集宋人词句的对联、同光体诗……。程长庚等的唱腔我没有听见过，据记载，大抵是黄钟大吕一类的，为什么到了清末，竟出现了“满城争唱叫天儿”的“风”呢？研究家说程腔的出现是由于程砚秋有一种天赋的“鬼音”，当然也是一种理由，但是没有人指出这种“鬼音”何以竟倾倒了一世。我看谭、程的歌声都应该看做那个时代的声音，是无疑的。梁任公和其他一些文士，用精巧的手法，集了大量宋词的联语，使许多人拜倒，如“更能消几番风雨，最可惜一片江山”这样的对子，出现于“九·一八”前后，难道是偶然的么？我还有一种清秘阁制、姚茫父画的小诗笺，就与便条差不多大小，选用梅溪词语作画，实在是极好的作品，如“想子胥今夜见嫦娥”一幅，就满纸画了江涛，上面一轮孤月。此外如“子期老矣，不堪带酒重听”，“尘侵谢屐，幽径斑驳苔生”诸幅，都是极好的，可惜鲁迅没有看到，不能收入《北平笺谱》或编入与《北京巨笺谱》对等的《小笺谱》。像这样的事物，简直是大量的，无一不带有时代的印记，散发着时代的声音。虽然只是一个侧面，但无疑也是整体的组成部分，正是文学史作者不能忽视、不可抹掉的。
　　1981年10月2日

　　琉璃厂

　　三年前来北京，住了十天。琉璃厂也去过一次，不过只是匆匆地走了一转，前后一总不过半小时。后来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起，那次来京，没有买到一本旧书，没有听过一次京戏，觉得可惜。不料这句话被朋友记住了。这次他特地到吉祥去买了两张票，又约我吃过中饭一起到琉璃厂去看旧书，使我一下子弥补了三年前的两种缺憾，真是值得感谢。
　　6 月初的骄阳已经是很有点可怕了。马路平直而宽阔，不过路边的行道树却稀疏而矮小，提供不了多少绿荫。走过全聚德烤鸭楼大厦，走过鲁迅先生当年演讲过的地方——师大院外高墙，随后发现了一座有如小型汽车加油站似的“一得阁”墨汁店。加紧脚步，好不容易才奔到了琉璃厂。看见在荣宝斋对面正加紧恢复兴建原有书铺的门面与店房，“邃雅斋”和“来意阁”
　　的原址都已出现了青砖砌成的铺面，除了柱子是水泥构件以外，其他似乎都保存了原貌。橱窗镶上了精细镂花的木框，还没有油漆。这一切看了使人高兴，在大太阳底下也不禁伫立了好半晌。
　　接着我们就走进了中国书店，朋友和在这里工作的两位老店员相熟，我们被邀坐下来喝茶、看书、谈天，这一切都还能使人依稀想见当年琉璃厂的风貌。不过几十年过去，一切到底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旧样了。
　　翻翻零本旧书，居然也买到了几册，没有空手而归。
　　《百喻经》二卷，1914 年会稽周氏施银托金陵刻经处刻本。这是有名的书。三十七年前我在南京曾亲自跑到刻经处买过一本，不过已是新印，印刷、纸张都远不及这一本。但这是否就是原跋所称最初印的“功德书一百本”之一，却也难说，但初印则是无疑的。
　　此书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印行，是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而重印的，而且有两种版本。但到底都不如这原刻的可爱。也许这就是为许多人所嘲笑的“古董气”，不过我想多少有一点也不要紧。
　　《悲盦居士文存一卷·诗剩一卷》，赵之谦撰，光绪刻本。作为书画金石家，赵叔的声誉近来是空前地高涨了，印谱、画集都出版了不少，但他的诗文却极少为人所知。这虽然不过是光绪刻本，但并不多见，“诗剩”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薄薄的一本诗集，中间却有不少史料。太平天国攻下杭州，赵之谦逃到温州，这样，“辛酉以后诗”中就往往有记兵事和乱离情景的篇章，小注记事尤详。“二劝”诗并前序记平阳“金钱会”与瑞安团练“白布会”斗争情形甚详尽，是珍贵的史料。当然赵之谦是站在清朝官方一边的，他对太平天国的议论自然可想而知。
　　使我惊异的是，赵之谦对吕晚村也深恶痛绝，没有别的理由，只因吕是雍正帝钦定“罪大恶极”的“逆案”旨要。诗注说：“南阳讲习堂，留良居室也。籍没后犁为田。今则荒烟蔓草矣。”这是吕晚村故居的结局。诗注又说，“然理学大儒合之谋反大逆，言行不相顾，不应至斯极也。往居都下，见书摊上有钞本留良论学书数篇，邵阳魏君源加墨其上，言留良人当诛，言不可废。余不谓然，取归摧烧之。”
　　这种推理方法与行动今天看来都是奇怪的。在赵叔看来，“理学大儒”必然应该也是忠臣，如与这模式不合，就是“言行不相顾”了。当然更不必追究逆案的是非曲直。这是从典型的僵化头脑中产生的思想，是极有价值的一种标本。魏源就和他大不同，虽然不能不承认“某人当诛”，但却肯定了其人的思想，至少他明白两者之间应有区别。但赵之谦不能同意，取来一把扯碎烧掉了。这种行为简直不像是一个艺术家干得出来的。思想僵化之后就有可能化为卤莽灭裂以至疯狂，这里就是一个好证据。
　　像这样的旧书，是算不得“善本”的，但买到之后还是感到喜欢。这大概就是所谓“书癖”了吧。不用说更早，就是50 年代，像这样的书也多半没有上架的资格，它们大抵睡在地摊上。三十年来，琉璃厂（以至全国）旧书身价的“升格”是惊人的，根本的原因是旧书来源之濒于绝迹。这在我们的闲谈中也是触及了的，书的来源日渐稀少，这与全国机关学校大小图书馆的搜购有关。经营旧书的从业者也大大零落，仅有的一两位老同志都已白发盈颠，接班人则还没有成批成长起来，青年同志对这一“寂寞”的行业也缺乏热情。谈话中彼此都不免感到有点沉重，但也想不出什么“妙策”。
　　前一天正好访候了周叔张先生，九十三岁的高龄了，他的精神依旧极好，眼睛能看小字，记忆力也一点都没有衰退，只是耳朵有点背了。只要一提起书来，还是止不住有许多话想说，他说的自然都是“老话”，但有许多是值得思索的。
　　他听说琉璃厂在重建了，非常高兴。但又担心，这些老字号恢复以后，有没有供应市场充足的货色，有没有精通业务的从业员，读者、买书人能不能从琉璃厂获得过去那种精神、物质上的满足，好像都是问题。
　　典籍、文物、艺术品、纸墨笔砚……，这些都不是单纯的商品，过去读者逛琉璃厂也不只是为了来买书。我想，我们至今还没有足够的、标准的、门类齐全的图书馆、博物馆，但在过去，我们却有很好的替代物。例如，人
　　们到琉璃厂来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奔向一所庞大的、五彩缤纷的爱国主义大学
　　校、展览馆。不只能看，还能尽情欣赏、摩挲品昧，可能时还能买回去。这是一座文化超级市场，门类之广博，品种之丰富，新奇货色的不时出现，对寻求知识的顾客带有强烈的诱惑。这一切，今天的博物馆、书店……一切文化设施都不可能完全代替。人们在这里得到知识，还受到传统精神文明的熏染、教养；封建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但归根结底爱国主义内容的比重是占着重要地位的。
　　过去人们到琉璃厂的书铺里来，可以自由地坐下来与掌柜的谈天，一坐半日，一本书不买也不要紧。掌柜的是商人也是朋友，有些还是知识渊博的版本目录学家。他们是出色的知识信息传播者与咨询人，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踪迹和学术研究动向，自然终极目的还是做生意，但这并非唯一的内容。
　　至少应该说他们做生意的手段灵活多样，又是富于文化气息的。
　　在书店里灌了几碗茶，依旧救不了燥渴，这时就不禁想到在左近曾有过一家“信远斋”。小小的屋子，门上挂着门帘，屋里有擦得干干净净的旧八仙桌、方凳，放在角落里的几只盛酸梅汤的瓷缸。那凉沁心脾、有桂花香气、厚重得有如琥珀的酸甜汁水，真是想想也会从舌底沁出津液来。那不过是用“土法”冰镇的，但在我的印象里却觉得无论怎样先进的冷冻设备都不可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也许关键不只在“冷”，选料、配方、制做也有极大的关系，这样的“汤”吃了两碗以后就再也喝不下了，真是“三碗不过岗”。酸梅汤现在是到处可见了，人们一致公认这是好东西，还制成了卤，粉、汽水……，但好像都与信远斋的味道有些两样。
　　不久前在银幕上曾出现过一批以北京地方为背景的作品，其中有些是相当突出的优秀制作，《茶馆》、《骆驼祥子》、《城南旧事》、《如意》、《知音》……。广大观众对此表现了浓厚的兴趣。能不能把这看做一种“怀旧”的风呢？从现象上看好像很有点像，但这与好莱坞曾掀起过的怀旧浪潮并不就是一码事。像这样的社会文化现象的出现，那原因往往是非常复杂的。
　　过去的事物中确有值得怀念的东西，历史不能割断，记忆难以遗忘，这是极自然的。不同人对同一事物的看法则大不相同，好恶也两样。往往许多人都喜欢某种东西，但取舍之点并不一致。鲁迅也是爱逛琉璃厂的，但与某些遗老遗少就全然不同。鲁迅北来也到过信远斋，买的是蜜饯，那是因为天冷了，酸梅汤已经落市了的缘故。
　　从几十年前起，在北京这地方就一直有许多人在不断地“怀旧”。遗老们怀念他们的“故国”，军阀徒党怀念他们的“大帅”，……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中间很换了不少花样。但这与住在北京的普通老百姓的牵连则不大，比较复杂的是作为文化积累的种种事物。有几百年历史的名城，这种积累是大量的、丰富的。好吃的菜肴、点心，大家都爱吃；故宫、北海……旅游者也一致赞叹。吃着“仿膳”的小窝窝头而缅怀慈禧皇太后的，今天怕已没有；游昆明湖而写出吊隆裕皇太后的《颐和园词》的王国维，也早已跳进湖里死掉了。总之，许多事物，在今天已只因其现实意义而为人民所记住，多时不见了就怀念。至于这些事物产生发展的政治历史背景，一般人是不大注意的，或简直忘却。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怀旧”，与任何时代的遗老遗少都扯不到一起去。
　　研究近代文化史文学史的专家，还没有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近几十年以北京为中心产生的许多文化现象上，其实我倒觉得这是颇重要的，是了解新文化运动的产生与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
　　以谭鑫培为代表的谭腔，以程砚秋为代表的程腔，为什么先后在北京这地方风靡了一世，我想这和当时的政治局势、人民心理都有极密切的关系。
　　他们创造的新腔，正好表现了人民抑郁、愤激的复杂心情，新腔的特点是低回与亢奋的交错与统一。旧有的声腔，无论是黄钟大吕或响遏行云都已无法加以宣泄了。谭、程的声腔是不同的，这些差异也正好细致地反映了他们所处不同时代的细微变化。
　　以黄晦闻（节）为代表的新型宋诗流派，或“同光体”的发展继续，也可以看做一种时代的声音。梁启超喜欢集宋词断句作对联，同时搞这花样的还有一大批人。如其中有名的一联“更能消几番风雨，最可惜一片江山”，就不能看做简单的文字游戏。它道出了住在北方的中国人的普遍心情。姚茫父（华）曾为琉璃厂的南纸店画过一套小小的笺样，每幅选吴文英词句，用简练的线条加以表现，我以为也不失为杰出的作品。画面境界的萧瑟荒寒，不只表现了画家自己同时也是人民的情怀。
　　30 年代林语堂编的《宇宙风》上，发表过不少记载北京风土、人情的文字，后来汇成了一本《北平一顾》，这应该说是有代表性的典型怀旧之作。
　　过去我一直觉得这是没有积极意义的小品文、小摆设，发抒的是没落的感情与趣味。但后来想，这些文字都作于“九·一八”与“七七”之间，那正是北平几乎已被国民党政府放弃了的时候，那么，这些文字就不能简单地划入闲适小品，而应更深入的体会那纸背的声音。
　　在那段时期，像这样的社会文化现象并不是个别的、孤立的，综合起来就能较为全面的反映人民的内心活动。在许多艺术家或并非艺术家说来，这就是他们反映社会现实的独特方法。
　　时代发展、社会变革必然要使许多事物化为陈迹，这有时是不可避免的，理所当然的。其中也有一些是还应该存留、或以新的面貌恢复存在的。无论是哪一种情形，我们都应该加以分析、研究，为之作出可信的历史总结，这将为我们带来很大的好处，从而保持必要的清醒，不致陷入胡涂的、低级趣味的怀旧的泥坑，也可避免作出可笑的蠢事。对社会上存在或曾经存在过的一切事物，人们都必须表态，回避不了，而这正是对人们思想是否健康、成熟的一种考验。
　　1983年6月10日

　　琉璃厂故事

　　不久以前，在《瞭望》周刊上看到一篇记琉璃厂的文字，读了不禁惘然。
　　去年冬天到北京，又抽空去了一次琉璃厂，所见的情景就和那篇文章中所写的差不多。这地方是越发的冷清了，依照旧样新修的许多店铺，都挂着古色古香的牌匾，书家换了一代新人，这是与过去不同的。水磨砖墙，朱红窗棂，一切都是崭新的。不过只是在门口匆匆走过，从来没有产生要踏进门去的念头。人们明白，这些店铺大抵都是做“洋庄”生意的，并非为普通市民所设。
　　摆在玻璃橱柜里的“古董”，自然也是极为昂贵的货色，而且真赝也很难说，因为仿古的东西必然是大量存在的。从前逛琉璃厂的趣味真的是百不存一了。除了看看古色古香的门面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想望么？
　　翻检旧书，找出一册《翁氏家事略记》，是翁方纲自著的年谱。道光中英和原刻，虽然不过是百来年前的出版物，却是希见的书。连有名的《嘉业堂钞校本目录》中所著录的也只是“精抄本”，可见罕传。在乾隆三十八年癸巳（1773）条下有人四库馆修书的记事，也是有关琉璃厂的很好的史料。
　　《琉璃厂小志》所引翁氏在“复初斋诗”的小注中也约略说及，但远不及这里的详尽。
　　自癸巳春入院修书，时于翰林院署开四库全书馆，以内府所藏书发出到院，及各省所进民间藏书，又院中旧贮永乐大典内，日有摘抄成卷、汇编成部之书。合三处书籍，分员校勘。每日清晨入院，院设大厨，供给桌饭。午后归寓。以是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处，在宝善亭与同修程鱼门（晋芳）、姚姬川（鼐）、任幼植（大椿）诸人对案，详举所知，各开应考证之书目，是午携至琉璃厂书肆访查之。是时江浙书贾，亦皆踊跃遍征善本，足资考订者，悉聚于五柳居、文粹堂诸坊舍。每日检有应用者，辄载满车以归家中，请陆镇堂司其事。凡有足资考订者，价不甚昂，即留买之。力不能留者，或急写其需查数条，或暂借留数日，或又雇人抄写，以是日有所得。校勘之次，考订金石，架收拓本亦日渐增。
　　自朱竹君（筠）、钱辛楣（大昕）、张瘦同（埙）、陈竹厂（以纲）、孔约（广森），后又继以桂未谷（馥）、黄秋庵（易）、赵晋斋（魏）、陈无轩（焯）、丁小疋（杰）、沈匏尊（心淳）辈，时相过从讨论，如此者前后约将十年。
　　这里不只记录了四库全书馆编定书籍的工作情况，又记下了琉璃厂访书的种种。五柳居、文粹堂都是曾见于李南涧《琉璃厂书肆记》中的。乾隆中叶厂肆，照翁方纲的记述，简直就像是一处庞大的图书馆，而这馆却是由大小若干书店组成的。书店之外，自然还有古董店，举凡金石、书画、文玩、文房用具无不一一俱备，那么，这就又是一座庞大的博物馆了。这并不是国家举办的，却由大小若干私商组成。它们是交易的场所，也是传播文化的阵地。这是一种奇特的创造，不愧为传统文化中的特异场景。二百多年前的琉璃厂的经营方式，一直延续下来，没有中断，中间当然有兴衰，有起落，但大致还保留着过去的作风，即如读者可以将书带回家去的一点，后来就又发展到由店伙送书上门。总之，他们的经营方式是极为灵活的，总以方便读者为主要考虑，当然这也是商业竞争的一种手段，但也不能说不是富于文化气息的。
　　琉璃厂书肆还有一个特点是它的文化沙龙气息。沙龙这个字眼是外来的，多少年来一直背着恶名，是大家不敢或不愿提起的。但文化人在一起总要发生一些集体的活动，在过去，结诗文社，开大会（如明末复社的虎丘大会）都曾有过，不过只是昙花一现，并没有经常随意性的、松散的聚会场所。
　　琉璃厂的书庄就起了这样的作用。过去北京的宣武门南一带是文人聚居之地，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就是逛书店，因此踪迹也就常出现在海王村左近。这真是一种乐趣，不但可以时时在肆中发现新奇的书籍，还可以与朋友们聚谈，交换学术上的见解，称之为沙龙是恰当的。在解放后这种风气还一直沿续了好几年，从阿英的日记里就可以看到解放初期一些文化人徜徉于琉璃厂的记载。1949 年冬我到琉璃厂参观过，当时书市冷落，各家书店几乎都是门可罗雀，但主人殷勤好客的作风并没有改变，从凛冽的寒风中，掀开厚重的蓝色棉帘，里面就是温暖如春的小天地，洁净无尘的方桌，伙计们殷勤倒上茶水，一切都给人以静寂舒适的感觉。坐下来闲谈，很快就和“掌柜”
　　成了朋友。从书市盛衰谈到古书的聚散，新发现了什么善本，一些著名学人的踪迹，海阔天空地谈了一气之后，就站起来看书。那真是满壁琳琅，不外是经史子集的四部书，但按照当时的标准，也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
　　使我吃惊的是，各种各样版本的《金瓶梅》就满满地占据了半壁书架。对此我并没有多大兴趣。当然更不会预想到今天它的影印本的身价竟高达六百几十元一部，从这里的确也可以看出一点文化界的小沧桑。稍稍别致的是店主人给我看的一小册《痴婆子传》，说是旧抄，不过是书店伙计的新抄本而已，只是巾箱大字，底本倒是清初的原刻。后来遇见钱默存，说起此事，给他大大嘲弄了一通，还写给我一副联语，那上联就是“遍求善本痴婆子”，今天想起，也确是有点可笑的。这家书店是来薰阁，在店堂之外，后面还有好几进藏书室，其中有一间是残本库，在尘封的书架上杂乱放着一叠叠的旧书。
　　这引起了我的兴趣，像发现新大陆似的看到了不少稀见的本子。现在仍在手头的记得就有莫友芝旧藏的嘉靖刻本《宋文鉴》，大约有十来本，棉纸阔大，每册有会稽钮氏世学楼的印记，又有莫氏手题的书名。这是他在藏书题跋中提起过的，说是“得于皖口行营”，正是在和太平军作战的曾国藩的幕中，好像他当时所得的就是残书，于是就毫不踌躇地买下了。此外还有正统本的《诗林广记》，存下半一厚册，是关中刻本，比常见的嘉靖刻要少见得多。
　　那薄似蝉翼而又坚实如绸帛的纸张，古拙而气势生动的刻工，都是令人心醉的。此外还有一本《平海图》，已经被老鼠啮去了五分之一光景，但却是崇祯壬午刻成的绝好的版画，是海战的纪实之作。除了绘刻精妙之外，更能得见晚明人物衣冠、兵器、战斗、官场仪节等实际状况，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买得之后偶于王重民先生的文章中得知，原书名《壬午平海记》，系木活字本，已经流入美国，此卷首图一册，却因鼠吻之余，为贾人抽下，而我又无意于残书库中看到，也算是一种难得的幸运了。
　　记录这些过去买书的琐事，有什么意思呢？大概总是一点故旧之思在心头缭绕，时时想起，拂拭不去吧。琉璃厂在我的记忆中是一条温暖的街，在这里买到过一些书，也认识了一些书友，享受过不少随意谈笑的乐趣，也得到不少教益。这真是一种别致的沙龙，虽然并没有美酒与咖啡，总是令人怀念的。今天琉璃厂已经不再具有这样的特色了，也许它将以崭新的面目以另外的方式出现吧，我不知道，但文化界应该有他自己的沙龙则是必然的，迟早总会产生也是没有疑义的。

　　老板

　　找回长久失去的旧书，是一种快事。深夜独坐，一灯荧然，一本本地翻看，读几段题跋，浏览一下内容，不知不觉就已到了夜深。这次找回的书几乎没有什么“善本”，还有许多是残卷。有的当年自己买来时就已是残书了，有的则是这一次被拖散的。但无论如何这总是一件快事，因为它确实为我带来许多愉快或惆怅的回忆。好像每本书都向我争相诉说着一个长长的故事。
　　当年它是睡在什么地方的书架或地摊上，怎样偶然为我选中，带回家来，加上印记，读了一下以后就被塞在什么角落里。一直到十年前的某一天，忽然出发参加了一次集体旅行，……现在居然又回来了。这个故事是不完整的，中间有很长一段空白。不过这不要紧，因为我记起并感到兴趣的是三四十年以前的旧交情。真是衣不如新，书不如故，旧书实在是很有情分的。
　　此刻手里拿着的是一本《徐俟斋先生年谱》，上虞罗振玉辑。仿宋铅印，白纸线装一册。虽然罗遗老是学者，他所印的许多书目前价钱都涨得使人不敢相信了，但这小册子却并不。学者的著作也应该是有点分量的，但这年谱似乎也并不。总之是疏略得很。旧时代的学者在做名人年谱时好像十九都有这种缺点，他们不肯或不能更广泛地搜集有关资料，特别是与谱主同时或稍后的人的文集，于是就只能弄成这个样子。《嘉业堂丛书》中印过的几种年谱，如查慎行、厉鹗等谱就都是如此。也许他们是在努力仿效着前人所撰韩柳年谱的风格吧，力求简古，但这是不能使读者满意的。至于罗振玉为什么要为徐枋做年谱，他在序文里说得明白：呜呼！时至今日，廉耻之道，扫地尽矣。安得如先生者为之师表，俾顽廉而懦立。故予特撰此谱，以风示当世。世之览者，其亦怦然动其秉彝之好，而奋其观感之心否耶！
　　罗振玉在这里毫不隐蔽他的政治倾向与写作意图。他是“为遗老而遗老”派，借明之遗老徐枋为清之遗老打气，矛头是直指着代清而起的民国的。这其实并非一本“纯学术”的著作。
　　我的这本小册子还有一个特点是封面有郑孝胥的墨书题记三行：
　　《徐俟斋先生年谱》。己未四月十几日，罗叔蕴嫁女于王国维之子。
　　余过其居长乐里，叔蕴赠此册。
　　这就使此书变得更有趣些，好像是遗老在聚会，或学者大联欢。除了王国维，另外两位确是以行动实践了他们的誓言，但这与徐枋不相干。他们哪里肯学徐俟斋乙酉以后的二十年不入城市，又二十年不出户庭呢？这就提醒我们，对有些人的好听言语必须留心，先加分析，再看行动，不可天真地贸然相信，这是很要紧的。
　　这本有点来历的书，我是从上海徐家汇的一家旧纸铺里得来的。
　　抗战的前一年，我家从北方移居上海，在徐家汇租了房子。这里已靠近“租界”边缘，出门走过一条马路就是交通大学，它就坐落在一条热闹大街的右首。街这边是租界，对面就是越界筑路。大店铺都集中在租界一边，对过只有一排小房子，开着一些小店。这中间有一家废纸店，只有一间门面，后面就是灶间。白天也总是亮着黯淡的电灯，四面墙上钉着木板叠成的书架，当中放一张长案，报纸、杂志、中文西文书本就胡乱地堆在这上面。老板是个四十多岁农民模样的汉子，剃着光头，常年穿一件没有领子的短上衣，腰间系着一根带子。胖胖的圆脸，满口南汇话。他是天主教徒，但好像并没有什么宗教气。那一排小房子是教堂的产业，好像他是为了取得租赁权才入教的。他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另外的助手，他的妻子也是农民，另外有一个烧饭洗衣的小姑娘，好像是认来的干女儿。他手里总是拿着一杆秤，随时收购上门来出卖的旧报旧书，用不到看书名，只要认得秤码就行了。他唯一的爱好是喝两杯，因此脸常常是红红的，嘴里也总喷着酒气，每逢这时，他的脸上就要漾出快乐的笑。主顾不论大小，一律热情接待。
　　我是每天至少光临一次，每次用掉不超过点心零用钱的起码主顾，但很快就和他相熟，变成了忘年交的朋友。
　　因为地段好，店里书架上多的是旧法文书和日文书，可惜我都不能读，只能买些原版英文小说，自然也买新文艺书和杂志。线装书并不多，有的也只是残本。在这里我得到过几本汲古阁刻的《剑南诗稿》残册，是我买明版书的开始。但现在仍在手边的只剩下一本汪兆镛的《忆江南馆词》，薄薄的一本广东刻本了。
　　小店的开始起了变化是在“八·一三”以后，土山湾变成了难民逃入租界的要道，人们携带着行李、箱笼、家私从安南巡捕架起的铁丝网架里拥进来，人们随身带不了的另外一切东西就自有另一些人代为装运并处置，这中间就包括了大量的书报……，有很大一部分都就近卖在小店里。不很久，那一间的门面就已顶天立地，几乎连门板都关不上了。
　　这时我还是时时跳过铁丝网到小店里来看书，不过发现连插足也困难了，但老板脸上的笑容依旧，也许还更高兴些。这次我忽然发生了收集杂志的兴趣，《东方杂志》、《国闻周报》、《文学》、《太白》、《中流》、《作家》、《译文》……很容易就能找到全份或全年。我记得只花了两三个月就配齐了一整套《小说月报》，从茅盾接手改版起直至停刊，真是非常得意。有时还有意外的收获。一天，“逸经社”把全部货底都秤掉了，这中间不但有大量刊物存书，还有特印的稿纸、编辑部的文件、信札和作家的原稿。
　　在这一大堆乱纸中我翻得了郁达夫《饮食男女在福州》的手稿，是用钢笔龙飞凤舞地写在大张的绿格稿纸上的。真是如获至宝，捧了回来。可惜的是这手稿后来失落了，不然，印在《郁达夫文集》卷前，怕要比目前的那些插图精彩到不知多少倍。
　　也许是老板听了我的宣传，也开始收集起杂志来。他的魄力比我大，终于集得一套完整的《东方杂志》和另一套《国闻周报》，又在小店后面的居民家里租了一间小屋存放。据说当时管理着天主教藏书楼的神父曾来看过，承认比楼里藏的一部还要完整。
　　老板的业务日益发展，另外又在拉都路（今襄阳路）租了一间房子作为临时仓库，把他认为珍贵的好书搬过去臧起来。这时他已开始经营木版线装书了，但那详情我不大清楚。有一些人家叫他去秤书，因为他是只会用秤的。
　　有一次他告诉我，到一家人家去秤书，书都堆在楼梯下面的角落里。家里的女人高高站在二楼，倚着阑干，用手绢掩着鼻孔看他一捆捆地秤。他取出两部来给我看，是嘉靖小字本《吕氏家塾读诗纪》和另一本什么明抄，都是褚德彝的藏书。
　　他还说过，郑孝胥有一个妾就住在徐家汇附近，也叫他去买过书。不过“海藏楼”并不是藏书家，好像没有什么珍贵的书籍，只能有《徐俟斋年谱》这一类货色。
　　老板忽然风雅起来，请刻字摊刻了一只木图章，上面是四字白文“不读书人”。也并不在每一部书上都钤用。他是坦率的，也表示了对祖国典籍的美好的素朴感情。他知道这些书是珍贵的，但又不能知道那真实的价值，后来听说是跑到三马路去请教了。一位精明的北方书贾成了他的好友，用使他感到意外的价钱把他秤来的书陆续买去，一转手获得了使他听了膛目不知所云的价钱。从此，他就把挑剩下的书深藏密锁起来，不再示人，而对三马路的旧书店也从此深恶痛绝，不再接待，并常常对我发泄他的怒气。表示将来年纪大了，要在南汇乡下造两间房，把剩下的书藏在里面，即使不识字，就是每天摩挲一下也好。
　　不久我就离开了上海。几年后抗战胜利，回来的第二天，就抽空到徐家汇去访问。小店又恢复了最初的老样子，书报更加稀稀落落。老板还穿着他那件短袄，只不过两鬓斑白了。他的养女结了婚搬了出去，只剩下老夫妻两人过活。生意也清淡，只靠秤报纸敷衍局面，不过他的酒并未戒掉，也许比过去喝得还更多些。老太婆警告他当心高血压，早晚会中风的，他听了只是笑笑。租来的两间仓库早已退掉，他把希望寄托在那一套《东方杂志》上面，但那时可没有谁要买这种破烂货。
　　我早搬了家，事情也忙，去访问他的机会更少了，不过旧报纸积得多时，还是请他来秤得去。有一天，忽然接到他一封信，要我去一趟。见面后他从阁楼上床铺下面取出一册包得很仔细的旧书，郑重地交给我，这就是那次从褚礼堂家秤来的书中剩下的最后一本，北京客人打了多年主意他都没有出手，觉得应该让给我这个“藏书家”。他说：“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会成为一个藏书家的。”这真使我受宠若惊，同时也确实为他的友情所感动了。问他价钱，不肯说，摇摇头，只是笑，最后是用一本书的版税（那是很菲薄的）
　　外加几百斤旧报纸、杂志结清了书账。我觉得这是我用最低廉的代价买得的一本最好的书，因为这里面还浸满着浓重的友情。
　　这是一本明嘉靖刻的元代女诗人张玉娘的《兰雪集》。未见著录。过去只有明末孟称舜附刻在他的传奇后面的一种算是最早的旧本。我又买到过一本鲍以文手校的知不足斋抄本，鲍校只是意改，并未真见旧本，取此本对看，就可发现鲍氏的一些失误。
　　这以后又是久久地没有相见。
　　十年动乱中从奉贤干校回沪，要在徐家汇转车，每次我总是多走些路经过那家小店门口。那是冬天，只见一位老太太，穿着黑色的棉袄，戴着黑绒线结的暖帽，袖着手坐在收拾得非常干净的柜台前面，静静地看着街上熙来攘往的人群。店里收拾得很干净，一本破书也没有了，玻璃橱里只放着几件小孩子的花纸耍货，上面挂着几件小东西，全是没有人过问的货色。
　　老太太竟还认识我，一眼就看出了我是谁，还像当年那样热情地问这问那。问她老板呢？她十分平静地回答说，前两年死掉了，是中风死的。她平静地告诉我这个消息，嘴角还挂着微笑。
　　后来我又曾几次走过那间小店，老太太依旧用那种姿势平安地坐在那里，不过我没有再去招呼。后来又一次，没有看见老太太，柜台前换了两个女青年在招呼生意。这以后，我就不再走过，即使走过，也不再向小店张望了。
　　1983年12月28日

　　读书生活杂记

　　现在已经很难记起自己最早读的是些什么书了。“读书”似乎也有种种不同情形，有被动的、有的则出于自愿。无论是私塾或学校，在那里读的都是老师指定的课本，没有自己挑选的余地。我是由大伯父（他是清朝最后一科举人）开蒙的，用的课本是上海出版的澄衷学堂《字课图说》，这是“看图识字”一类的识字课本，每半叶三个字，左图右文，编辑得很不错，图画得也好，恐怕比识字卡片的历史还要早得多。识得苦干字以后就开始读“四书”。如此说来我最早读的应该是朱熹编辑的孔孟的教条。
　　父亲是学采矿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从德国回来时，带回了两大箱德文书，不过这与我没有关系。此外家里的中国书好像就只是《红楼梦》、《封神演义》、《儿女英雄传》和一部《聊斋志异》，都是清末上海点石斋的本子，前面附有精致的插图的。不过除了“聊斋”以外，一律被父亲宣布为“禁书”不许小孩接触。但禁令收效甚微，我总是有办法一一取出翻看。
　　这总是在父亲上班的时候，坐在面向花园的楼下回廊里，可以放心地阅读。
　　中午父亲回来吃饭，远远就能望见，这时只要随手把书向卷起的帘子里一塞，就平安无事，不露马脚，没有出过一次纰漏。
　　这样说来，我自觉自愿读的第一部书是《红楼梦》。不过除了插图以外，正文却毫无兴趣。第一次记得读到“贾雨村风尘怀闺秀”就废然而止了。但“封神”就不同，那可有意思得多。土行孙真是值得羡慕的人物，他能一顿脚就从地面钻到地下，而且通行无阻，可以到想去的任何地方去。但即使是土行孙也会碰上指地成钢法，真是值得遗憾的事。我的对“封神”发生兴趣，还因为当时正热心地收集着一种“封神”人物香烟画片。家里用的是“大联珠”香烟，每包附有一张彩色画片，一起大约有一百张。但收来收去只缺一张女蜗，画片总是收不齐，小说也就反复地读下去了。
　　《聊斋志异》虽然不是“禁书”，但开始读它却在许久以后了。我觉得这是第一部使我获得阅读古文本领的最好的课本。我没有读过《古书疑义举例》、《助字辨略》……，更不必说高邮王氏的著作。古文的语法、句法，差不多都是从“聊斋”里猜出来的，而且以后读更古些的书困难也不多。当然，再古上去就不行了，还是得请教训诂学家。
　　在南开中学，英文老师李林先生给我们读一种“直接法”的课本，而不采用流行的“纳氏文法”之类。在教学思想上恐怕就持着同样的意见。学生不必死死记住一条条文法，只要直接接触作品从而“猜”出语法的规律来。
　　我始终认为这方法是好的，和小儿学语一样，是从观察、实践中摸索出经验来。比先学教条，后付实践的方法好得多。但这也有缺点，如果请你走上讲台去作语法分析，就会束手无策，甚至连各种“词”的名称也说不出来，陷入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困境。这就是我对语文学家一直抱着敬而远之态度的原因。但只要不做语文教师，有这缺点也没有多大害处。
　　这种习惯的养成，对此后读书生活的影响是大的。没有系统的、扎实的基础训练，只是碰到什么就读什么，随意吸取营养（当然其中也不免有毒素），这是走向“杂家”而不是培养专家的道路。
　　抗战开始，我在第一次全国统一招考中考进了交通大学。为什么要考交大，动机自然是从父亲那里接受下来的工业救国的思想。交大是重点大学，按我的数理成绩本是考不取的，但意外地沾了熟读“聊斋”的光，国文试卷中有一段无头无尾、无标点像“天书”一样的古文，给我读通、点断了。而当时唐文治先生正是交大有很高威望的领导人，他主张语文一科不及格的不得录取；相反，其他各科差一点却可以原谅。入学以后在大课堂中听过唐老先生讲授过半年古文，看他由人扶着走上讲坛的情景使我肃然，因为那时他不但已是高龄，而且失明已久了。但他讲的古文却一句也听不进，记不住，至今想起还感到负疚。当时交大借了震旦大学上课，学校有一座漂亮的图书馆。我常常从这里借书来看，《四部丛刊》差不多大半都借来看过，当然并未每部仔细阅读，有的只是摩挲一下就归还了。但就这样我第一次接触了大量版本书的样本，懂得了什么是黄跋、何校。记得还曾借阅过《王国维先生遗书》，当然读不懂，但有些是可以懂并喜欢的，就大段地抄了下来。现在手边还保留着当年抄下的一篇《清真先生遗事》。当然，对周美成发生兴趣，还是先读了俞平伯先生《清真词释》的关系。
　　南开中学附近开着三家书店，供应着最新出版的各种新文学书。父亲每月寄来的生活费大部分都被我买了书。鲁迅、冰心、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的文集是每种必买的，各种文学杂志也都收有全份。宿舍床头的小书架上总是满满的插着新书，后来还引起了舍监的主意，被暗中检查并在校务会议上提出。买来的书不一定本本看过，即使看也不是从头到尾地通读，这毛病至今也依旧改不掉。我曾看到过吴翌凤的一方藏书印“枚庵流览所及”，觉得很满意，后来请王福厂照样刻了一方。我想我的买书大致也就是这种情形，不过是买了来，翻一过，读读序跋，知道大致是怎样一本书，讲了些什么事情，就放回书架上了，真是名符其实的“流览”。至于自己喜欢的，不只通读，有些篇多少次地反复诵读过的，也不是没有。鲁迅的《朝花夕拾》和《且介亭杂文》就读过不知道多少遍，不知怎的总是读不厌。
　　“七七”以后不久，陆续收集的整整两箱书都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炮火。
　　但我并不灰心，逃回上海后又继续买书，而且升了级搜罗起“古本”来，如鲁迅的著作就一一访求初版的毛边本。《小说月报》也搜齐了从沈雁冰接手改版直至终刊的全份。在30 年代后期，注意收集新文学史料的风气还没有兴起，只有阿英是例外。他的影响是大的，他的《夜航集》和《小说闲谈》……都不只是我的爱读书，还是收书的指南。
　　投稿活动也从这时开始，对象是“孤岛”上《文汇报》的副刊《世纪风》，习作是小小的散文和“掌篇小说”，也就是目前流行的“微型小说”那样的东西。创作的最初动机是模仿，我想这和小孩子的喜欢学大人说话行事很相近。当时十分佩服、喜欢的散文作者是何其芳和他的《画梦录》，觉得这是一种新的流派与新的风格，和朱自清、周作人都不同，于是就努力模仿，不过终于学不像。还学过鲁迅先生的《马上日记》，结果当然是画虎不成。学识、眼光如此浅薄而幼稚，是学不成那样的风格与写法的。在外国作家中，则最佩服夏目漱石，特别是他的杰作《哥儿》，反复读了以后真是爱不释手，忍不住要来模仿一下。素材取自来上海后的一年中学生活。不知怎的，“红衬衫”那样的人物好像就在身边活动，闭起眼睛就在面前出现了，稍稍加以剪裁编织写成一篇中篇小说。离沪之前托朋友卖给了一家书店，后来不知道被怎样处理了。
　　来到重庆以后生活环境一直变迁无定，买书、藏书的条件都几乎丧失净尽，接触古书的机会也更少了。但书还是读的，至今还留下了颇深刻印象的是下面两种书。
　　在扬子江畔的九龙坡上，学校图书馆里竟藏有一部“四库珍本”，这是我过去不知道的。这书从不出借，但因遭到水湿，曾摊开在操场上晾晒，随手拾起一本，正是方回的《桐江续集》。方虚谷的《瀛奎律髓》在上海时曾得到过半部康熙刻的残本，读过一遍，很不喜欢，也并不清楚他的身世和言行。偶然遇到他的诗集，很有兴趣。觉得他的诗写得实在不坏。读着“每重九日例凄苦，垂七十年更乱离”这样的句子，面对着长江岸边烟雨凄迷中隐现的黄桷树，确实受到了很大的震撼。
　　接着就是一连串飘泊不定的日子。得书极为困难，但积习难忘，只要一册到手，不论是怎样无聊的东西，也总要翻一下。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昆明市上买到了几册《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的零本，其中收的大半是晚明野史，中间就有纪南明永历在云南、缅甸流亡与结末的故事。三百年后在新的民族危难严重关头，重新走过这些地方，真使人感慨万端。这时写下的几篇“杂记”，如在昆明、贵阳所写，就有点近于历史笔记。尽力收罗可以到手的资料（当然收获是很可怜的），并有意识地模仿着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题未定草》中用过的方法，这样就逐渐疏远了一向遵循的那条“梦中道路”，逐步接近了现实。虽然在形式上却表现为抄古书。
　　离开学校走入社会，给读书生活带来很大的变化。过去只是读几本小书，现在是开始翻看一本更丰富多彩、无边无岸的大书了；过去的读书是漫无目标的，现在懂得为了工作、学习、写作而确定搜求与阅读的方向了。
　　这时候我开始成为一名记者。
　　对新闻记者的要求是一个杂家而不是专家，这恐怕要算作一条规律。记者中间可以有专业的分工，但不论分工如何细致，他首先必须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其次还要求有广泛的知识。记者要接触社会上九流三教各色人物，没有够用的知识是不行的。过去我曾和一位老同行说笑话，判断一个记者是否合格，要看他与被访问者的谈话在一小时内是否露出了“马脚”。举例说，无论遇到国学大师、书画名宿、佛教居士、历史学者，……都能谈得入港，使对方觉得你是个在水平线上的“通人”，这样才能引起对手的兴趣，打开他的心扉。不要一落座就掏出笔记本来，最好是始终不用任何记录工具。谈话以闲谈的方式为好，需要了解的问题也最好不是异峰突起似的提出，却融汇在漫谈之中，让对手在自由的谈话中生动、深刻地阐发自己的意见。
　　要达到这样的境界，不是容易的事。工作会迫使你抓紧补充所缺乏的常识，就要读书；工作会不断扩展你的视野，如果你是热爱生活的，你的兴趣、爱好也必然随之而扩大。在这基础上的学习、读书，就不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效果也必然完全两样。
　　记者需要同时担负采访与写作两种职能，除了新闻报导、通讯特写之外，还要写时评、短论，并学会出题作文，组织最合宜的作者心情舒畅地写出出色的文字来。
　　《红楼梦》写薛宝钗挖苦宝玉说，“宝兄弟整日价杂学旁收的”，就是在阐明“杂家”的涵义。这和“四库”分类里的“杂家”并不是一回事。
　　杂家和专家之间并不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杂家不仅可能化为专家，有时还会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在学术领域中开辟出一种新的流派，在文字上创立一种新的风格。这是更为困难、更不易达到的境界。不过“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杰出的人物总是会出现的。鲁迅先生就是一个光辉的例子，而他的影响也不只数十年而已。他不只读的书多，知识广阔，尤重要的他有一双晶明澄澈的眼睛，能透过社会上、书本中纷坛复杂的事物，看出那底细来。他不是“书簏”，更不是“世故老人”，他的本领是从勤奋的学习和勇敢不懈的探索中逐步获得的。
　　只强调博与杂而忽略了深入的思索，那就只能走向反面，变成浅尝辄止的“半瓶醋”，和思想上的庸人。像《一捧雪》中的汤裱褙，贾府上的单聘仁、山子野，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样样都来得一手，到头来只能是做“清客”的好材料，也即鲁迅所说的“帮闲”，对人民大众没有丝毫好处。这是一条危险的路。年纪一天天大起来，也日益感到这危险的严重。近来常常想，自己到底懂得些什么呢？真能有把握地自信头脑一直是保持着清醒的么？恐怕两种答案都是否定的或可疑的。
　　喜欢买书，但并不本本细看。就像一个人有不少老朋友，但多半素昧平生，事实上就将和没有朋友一样。因而又时时有“悔之晚矣”之感。这当然是大可不必的。朋友总是越多越好，重要的是要努力去熟悉、了解，弄清其长处与缺点，并采取相应的态度。“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的这两句话，看来在读书上也是适用的。
　　1984年2月2日

　　访书琐忆

　　几十年来胡乱买书，颇有些特别的经历，不易忘记，当时就随手写在题跋里，闲时重看也觉得有趣，常想记录一点下来，大概也可以算作“书林逸话”之类。说起题跋，自来就有学术性与随笔性两大类。学者重视的是前者，考辨故实，校订文字，有功于学术研究，历来被看做题跋的正宗。但在我自己，喜欢的却往往是后者，而其代表作者则是黄荛圃。他的藏书题记经缪荃孙、吴昌绶等搜辑重刻，有煌煌十册之多。看那内容，虽然也谈版本、雠校，但更多的是记书坊、书友、藏书家故事的“闲言语”，而这是很为许多学者所不取的。黄荛圃先是买书、刻书，后来又卖书，还开设了滂喜园书店，商人当然要重视广告，在黄荛圃那个时代，还没有近代流行的种种广告手段，于是有人就说他的题跋也就是广告。这很丢了读书人的面子，遭到讥笑是当然的。不过我觉得这种指责并不公平。黄荛圃在题跋中总是直白地记下了书价，书籍的抄刻先后，是否善本，是全本还是残帙这些细节，而这作为广告是不合适的。因此我怀疑他在买书的时候，是否就先已算计着出卖、获利。
　　真的把题跋、目录作为广告手段的是缪荃孙，那已是比黄荛圃晚一百多年的清末民初。古书作为商品，有了更广阔的市场，大官僚、大商人、大地主为积累财富和附庸风雅也纷纷收罗古本，日本、美国的“洋庄”生意也日见兴隆。缪荃孙的办法是刻书目，每当他聚积到一批书以后就急急地刻《艺风堂藏书目》，在每种书后面附加的版本说明，就大有广告气味，夸张的语句是经常出现的。从许多实物看，这种说明常常有错误；但并不是缪荃孙的鉴别力特别低下，只是他千万百计地想把这些书说成不可多得的宝贝而已。
　　他的藏书目录一刻再刻，以至三续，这就给书坊开了先例，纷纷印发书目，变木刻为石印，出版更为迅速，成为不折不扣的广告了。
　　继缪荃孙而起的有傅增湘，他也先后刻成了几种书目与题跋，而尤值得注意的是不久前出版的他与张元济的通讯集。这是比题跋更为直白的经营古书业务的纪录，不但保留了大量古书流转的珍贵史料，也更暴露了藏书家活动的真相。
　　以上说的都是旁人的事，与我本来无甚关系。不过天下事有时确是不可思议，二十年前承蒙一位熟人揭发，说康生有话，我在书前书后写的许多题跋都是企图“以伪乱真”的手段，目的则是投机倒把。因此造反派就要细查、追查，责令我细细交代历年所买的书，每本的进价，……。这可是个艰巨的任务，只能坐在牛棚里苦苦思索，这时最容易记起的就是买书中一些有趣的经历。按照指定的前提，加以点染，是可以制作出符合要求的货色来的。当然，在“创作”过程中常常不免背离了真实，带有“哗众取宠”的趋向，则是难以摆脱的“历史局限”。自己虽然不满意也没有法子想。从这里是可以悟出“报告文学”写作的困难的，特别是个人的回忆，无论是痛骂或夸赞自己，都只能表现出扭歪丑恶的面目。这些“创作”的故事已经找不到了，并不可惜，不过作为“创作”的教训失误，总是不应忘记的。
　　1953 年的秋天，我在杭州住了两个月，有很多时间就消磨在书店里。住处在里西湖，出门叫一只小船横渡过去就是湖滨，上岸以后沿解放路走入新华书店，又从这里走到延龄巷、丰乐桥、清河坊，这些地方都零零落落开设着一些书坊。当时旧书业很不景气，货色也少得可怜。有一天踏进了抱经堂，店里空空地没一个顾客，只有女主人抱着小孩在看守。案上摊着零碎的破书，真是一无可观。这时发现书架背后一叠叠放着许多残书，大约多年不曾触动，书上的灰尘也有寸把厚了，抽出两本来看，多半有结一庐的印记，真是意外的高兴。选了半日，得书一叠，问价付钱，正要离开时，店主人一步踏了进来，立时惊惶失色，打开纸包，一一检点，说是无论如何也不肯卖了。最后讨价还价，以十倍于原价成交，还被抽下了一本吴枚庵抄的《百川书志》残卷。在这中间，他还大声地叱责着主妇，使她几乎哭出声来。
　　塘栖朱氏的遗书本来藏在杭州，后来把重要的善本移至上海，残零书册都就地处理掉了，这大概就是这些书流落在旧书店头的来历。书并不珍贵，只是这点流转因缘很值得纪念。现在还在手头的是蒙古博明希哲所作的《西斋偶得》三卷、《凤城琐录》一卷、《西斋诗辑逸》三卷。嘉庆辛酉刻本，纸墨明净，是刻成后最早的印本。书前有翁方纲的序文和手书上版的“附识”，知道这是心斋（广泰）为妇翁刻梓的遗集。更难得的是书前有“大兴翁氏石墨书楼珍藏图书”的朱文大方印。可知是书刻成后持赠翁氏的本子。在卷尾还有墨书一行，“甲戌仲夏叶志诜借看一过”，下钤“平安馆印”白文方印。
　　甲戌是嘉庆十九年（1814），是书刻成后的第十三年。叶东卿是藏书家，还不能不从翁方纲展转借读，也可见此书流传之少了。
　　杭州丰乐桥堍有松泉阁书肆，主人王松泉与阿英相熟，是颇有眼力的书业经营者。那年秋天，在他的店里买到不少清代杭州诗人的集子，携归旅寓，颇能驱遣岑寂。清人别集那时真是贱如泥沙，可惜当地的图书馆不加重视，听任这一大批地方艺文流散毁弃了。杭州也真是文风极盛的地方，乾嘉以还竟自出现了那许多诗人，当时雕版的工值又贱，刻集成了一时风气。当然这中间缺乏第一流的诗人，但也有名姓不彰、著作自有分量的作者。如王曾祥的《静便斋集》就是那时所得。他的两篇《吴梅村集书后》，就是我所见仅有的对吴伟业的严肃评论。
　　也是在松泉阁，前一年的冬天曾经见到一册明初黑口本的《睎颜先生诗集》，写刻，字体静雅朴厚，黄皮纸印，是浙东汤氏藏书。当时钤有汤氏印记的旧书，狼藉市上，比论斤的市价高不了多少，但这本书却为主人看重得非常，认定是元版，因为原书卷前只列编录校正人姓氏，没有撰人题名，而在陈颀的前序中却有“公讳翥，字仲举”的话，所以就确认这是元代著名诗人也字仲举的张翥的遗集。我翻看序文，发现中间又有这几句：“若礼部尚书致仕杨公，其颜之徒钦？公苏人也，……”就说这是一位明代姓杨名翥的诗集，主人听了大不高兴，立即将书收回去了。转过年来的秋天，又走过松泉阁，主人一把拉住我，说那本黑口本不曾卖掉，是特为我留下的，劝我一定要买下，价钱虽然依旧很贵，但已不再坚持是元版。于是就买下，回来细看，才知道卷尾被割去了四行，已用旧纸粘补，虽然是个残本，不免有点懊恼。不料下一个春天再到杭州，书店主人却高兴地对我说，上次买去的是个残本，不过下半已经发现，还是劝我一定买下，凑成全壁。这次我不再迟疑，用比残本更高的价钱买下了。
　　这书前面有两方旧印，“金星招藏书记”和“汪鱼亭藏阅书”，知道是先在文瑞楼后归振绮堂的。查稿本《振绮堂书目》，有这样的记载：《睎颜诗集》，不分卷，二册。刊本。金星轺藏，后归曹倦圃。明杨翥撰。字仲举，吴县人，官至礼部尚书。
　　这里说书曾归曹溶，却不见旧记，今汪氏印上有剜补痕，灭去的大约就是曹氏藏印。流传次序也应该是曹氏在前才对。值得高兴的是，这书藏在汪家，在太平天国战役中失散，分别为两家所得，又都未因残帙而弃去，终于在整整一百年后得以重圆，实在是很不容易的。我过去也曾有几次用先后买得的残卷配成全书的经验，不过那到底是拼配，是百衲本，与原是一书的分而复合是不能相比的。
　　《诗集》以“在朝”、“纪行”、“述怀”、“游览”……等若干细目分类，诗语平稳，缺乏特色。朱竹垞《静志居诗话》说：“《躃颜集》借之琴川毛氏，蒙叟为施铅评，云宜亟焚毁，勿暴其短于后世可也。”可以看出钱牧斋的豁刻，连竹垞也觉得他“未免太过”了，还是在《明诗综》中选入了两诗。余谈心《东山谈苑》也记有有关作者的故事，原来他是因为曾让馆于流寓武昌的杨士奇，后来士奇当国，“乃相引拔，官至尚书”的。梁维枢《王剑尊闻》也记有他的一段故事，“邻省作檐沟注水于其庭者，则曰晴日多，雨日少”，说他是深通黄老之术的人。
　　上海复兴中路淡水路口曾有一家春秋旧书店，主人严氏，能装书。解放之初书市寥落，生活困难，我曾请他修补过旧书。有一天他对我说，过去他曾在宁波一户人家装书，这家的主人不懂书，但喜收书，只要送到门上，不论完缺一律收入，出价大约是明版白棉纸书每本一元。因此得了个“垃圾马车”的绰号。不过当时宁波市上的好书是很多的，散出的浙东故家藏书集中在这里，天一阁流出的书也常常可以遇见。所收满满的一屋旧书虽然大半是残本，但确也有不少好书。现在主人已经八十多岁了，住在上海，藏在宁波的书已先后给族人论秤卖出了不少。他取得主人的同意，可以到宁波去收书，不过缺少盘费，向我通融。我就借给五十元，答应书到之后请我来看，选中的书作价折回借款。
　　大约十天以后书由轮船运到，一起大约有几十麻袋，只好堆在书店隔壁的弄堂里。我得到消息后去看书，从清晨一直看到过午，弄得两手如漆，浑身灰土。书大半是残本，明本不少，但没有一部全书。当时我正收集明刻书影，大量的残本正是绝好的素材，就选了几十种。偶然在书堆里又发现了一包书，包皮的报纸已经发黄变脆，细白皮纸的原书却一些都没有损坏。这是四本《王状元标注唐文类》，明铜活字印本。卷首大题下次行题“祁东李氏铜版印行”。这是很少见的明初活字本，祁东不知道是什么地方，过去的书目里只瞿中溶的《古泉山馆题跋》中曾加著录，也不能确定祁东的地位，只是推测而已。原书四册，每册前有“春、夏、秋、冬”的签条，还保留下两纸。看铜模字体，扁体写刻，与苏南一隅的安氏华氏活字的风格不类，与较早的唐人小集等更是不同。这四册书却是全的，可以算得这次所得书中的白眉。全书别无藏印。《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了同样的一部，则是劳权、徐渭仁的旧物，现不知流落何处。
　　这一次的买书经过大略如此，但在十年动乱中却成为一件大案。据说我曾到宁波去贩书一船，其中有多少种宋元本，发了大财云云。历数多年买书的经验，要算这次惹出的乱子最大了。
　　我的买书，正是有啥买啥，杂乱得很。买来的书也未能本本细看，总的印象是，旧书中间多的是封建说教的陈词滥调，偶尔发现片段的好意思、好文字，可真像披沙拣金那样的繁难。不过换一种眼光看，这又是可贵的资料，真想追寻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不能不从这里着手。杂和乱并不是坏事，只有这样才有希望较能窥见全局。
　　抄写旧时的记忆，实在也是无聊的事。在今天的书市上，旧书已经不再可能遇到。几十年中间，有的化为灰烬，有的变成纸浆，剩下来的也大都藏在图书馆里，想看一下也不容易，因此，这些访书的故事，也真的成为梦一般的故事了。
　　1986年5月23日

　　爱书者

　　《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出版，得到一册，翻阅一过，深感趣味。我有读书目的爱好，这件事初看好像有点不可思议，但事实正是如此。有如讲究饮馔的人爱翻食谱，爱听戏的人喜欢看旧戏单一样，看书目也一样，在每一条目下面，看见简单的版本记录，就仿佛可以想见原书的风貌，如有自己曾经见过的书，就又有旧友重逢之乐了。这本薄薄一百来叶的书目，也反复地看了好几次。这是至德周叔弢先生的藏书目录，原书早在1952 年全部捐给北京图书馆。郑西谛答应编印书目以作纪念，本来是并不困难的工作，不料一下子竟拖了三十多年才得完成，说起来也是值得感叹的。
　　《书目》前面附有书影五十叶，卷尾辑存了叔弢先生的藏书题识一卷，都是可以帮助了解、增加趣味的。我粗略地估算了一下，目中所收有宋本六十五种，元本四十三种，宋人和元人抄本各一种，明人抄本八十二种，明本约一百四十种，校本约一百种，明活字本八种，毛氏汲古阁抄本十一种，士礼居校跋本四十九种。还有蒙古刻本一种，金刻本二种，这事实上也是宋本，只是刻于北方而已。这五百种书大抵都是至精之本，叔弢先生以毕生精力辛苦收集，至今得以完整地保藏在国家图书馆里，不能说不是大幸事。
　　这个书藏的重要性不在瞿、杨、丁、陆之下，但与诸家目录加以比较，就可以发现一个很大的不同。他不求全求备，在以四部分类的传统书目中，有些部分几乎都有相当的缺略，如唐人别集中就没有杜甫的作品，史部纪传中也多缺略不完。这是以严格的质量为最高标准的书藏，而并非按目求书，填满目录的做法，他当然重视宋元，可是更明显的是对抄校本的爱好。这是有高度修养的访书者的特征。自明代以来，著名的写本、藏书家的手迹，这里的收藏是略备了的。吴宽、钱谷、姚咨、谢在杭、钱牧斋、毛子晋、钱遵王、叶石君……下至清代的黄荛圃、顾千里、吴兔床、陈仲鱼、鲍廷博、劳季言，几乎在藏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代表人物，都搜罗不遗。这是一大批极为重要的标本，当进行鉴定各家真迹时，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比勘的资料。校本的趣味，又不是刻本所能比的，每一册书都留下了前人的手迹：抄写、校订、题跋、藏印，无一不值得留连欣赏。记得1952 年我到北京图书馆看书，正好叔弢先生捐赠的藏书运到，一个个厚木板钉起的大小有如装运机器的板箱还没有起封。赵万里先生说：“你的眼福好，就先看吧。”打开封盖以后，我从面上取出两三本小书，坐在地下书库临窗的小桌上展阅。记得两本书就看了半小时光景，后来只能叹口气罢手，毫不夸张地涌起了“望洋”之叹。
　　记得大板箱共有六只，像这样看起来不知道要花费多少时间。由此又想到冀淑英同志编写这本书目花费的劳动。只可惜记述得还太简略，不能在更大程度上满足读者的愿望。
　　叔弢先生关于善本书的“五好”标准，我是在1949 年冬就听他说起过的，现在珏良同志又在《后记》里记录下来。这是他选书的标准，也是一个真正爱书的人心情的真实写照。在过去，有些人曾偏激地反对过这个，称之为“古董家数”，说是算不上真正读书者的藏书，实在是所见太小了。欣赏古书而要讲究这些趣味，不免有点奢侈，但这也是一种高尚、纯朴、执著的趣味，并不与养花、下棋、游山、观画有什么区别。没有这种对书籍的挚爱，又怎能想象今天还能留下这些珍贵的典籍？
　　过去藏书家往往有一种完缺之见，致使不少仅存的册籍遭到毁失，一个真正爱书的人是懂得残本的重要的。在这册《书目》中就收录了不少残本，但又往往是孤本，如六卷本宋蜀刻《后山诗注》，只残存尾四卷，就是久佚的“人间孤本”，“纸光墨彩，焕耀眼目，字体古劲中有秀逸之致”，“是蜀小字本之最精者”，于是毅然以重价收得，“同辈甚诧其痴而讥其大费，余则以为人生几何，异书难遇，……奚暇为财物计耶！”
　　有本为一书，因种种原因，分储数地，他又能先后收得，剑合珠圆，欣幸无似。这时他的藏书题跋，往往深情流露，成为出色的散文。如他在元岳氏荆谿家塾本《春秋经传集解·春秋名号归一图·年表》一书后所题：
　　庚子春余从文友堂先得《春秋年表》及《名号归一图》，是年秋从藻玉堂得是书卷十二、十三、卷二十七至三十，计六卷。越岁辛未冬夏从肄文堂得卷二至十一、卷十四至二十六，计二十三卷，旧装未改，居然璧合。闻卷一前十年归嘉定徐氏，因急访之北平，乃前数日为一龚姓用六百圆买去，故都人海，渺不可追矣。……甲申十二月二十六日北平书友陈济川以函来告云，嘉定徐氏藏岳刻《左传》一卷，近在谢刚主先生处求售，予闻之，不禁惊喜过望，此正予本所逸，曩日传为毁于兵燹者，今岿然犹在人间也。……此二年中，时时谐价，与日俱增，皆不能成。丙戌十二月姐丈孙静庵卒为我以黄金一两易得之。珠还剑合，缺而复完，实此书之厚幸，岂仅余十馀年好古之愿一旦得偿为可喜哉。
　　这实在已经很艰难也很巧了，可是在这跋后，还有几行说：丁亥春余既获岳刻首册作延津之后，遂检前得抚州本《左传》二卷，宋汀州本《群经音辨》二卷，归之故宫。此二书纸墨精美，宋刻上乘，《群经音辨》犹毛氏旧装，所谓“宣绫包角藏经笺”者，宛在目前。然故宫所佚，得此即为完书，余岂忍私自珍秘，与书为仇邪！去书之日，心意惘然，因记其端委于此。
　　好书一定要聚合在一起，不能听任其分崩离析，至于藏在自己家里或国家图书馆中，那是不必计较的。当然书去之日，还是不能不惘然。这正是人之常情，但比起钱牧斋卖宋版《汉书》时有如李后主挥泪对宫娥的情感，却不知高出多少了。也正是出于这种感情与认识，他将全部藏书捐献给国家保藏，这是一个真正爱书者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周珏良同志为此书所写的《后记》，翔实地记录了叔弢先生对收藏善本图书的种种意见，并记下了他从日本购回善本，免使国宝流散域外等许多故事，在在都能使人亲切地看到这位老人的精神风貌。这本《书目》的出版，正是对老人的最好的纪念。他是藏书史上最后一位古籍版本收藏大家，也是一位真正的爱书人。这些都应该是对他公允平实的评价。
　　1986年7月31日

　　四印斋

　　六十年前家住天津，寓居在墙子河畔一处名叫小孟庄的地方。出门即是一座桥，对岸河边种了几行柳树，还都未长成，稚弱可怜。暑假里常携一卷书到稀疏的柳阴下坐读，觉得很有意思。不知从哪里借得了两册《小说月报》，从那里第一次读到郑振铎写的《北宋词人》和《南宋词人》，不禁为那些清词丽句深深地打动了。这是我接触并深深爱上了词的开始。
　　过了几年，又回到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假日常到劝业场一带闲逛。劝业场中有几家北平分设的书店，好像其中就有藻玉堂。那里满壁缥缃，窗明几净，自然不是一个中学生驻足的地方。但也乍着胆子闯进去一两次。记得曾在那里看到过光绪兰雪堂刻的《桃花扇》，纸墨明净，镌刻工雅，但不敢问价。又看到吴昌绶刻的《宋人词集》，是依宋元本原样抚刻的，更是精美。
　　纸用罗纹，装帧也极豪华，当然更不是一个中学生所能染指的了。走出书店就是几家书摊，这里也有旧书，价钱比店里当然便宜得多。一次（1935 年）
　　偶然看到一函《四印斋所刻词》，共八卷十家，白氏初印，装池甚精。就论价买了回来。仔细检查，才知道这是一个残本，《稼轩词》只存卷上，但并不觉得三块银元出得冤枉。王幼遐刻词大概始于光绪七年（1881），初刻只有《双白词》等四种。苏辛词是十四年刻的。随刻随印，所以就无所谓残。
　　而这种刻成后随即印出的本子必然是初印本，虽然晚清刻书说不上有怎样的古趣，到底是值得摩挲赏玩，比起竹纸后印本要好得多了。像《梅溪词》前的张镃大字序，就刻得极有神采。在《东坡乐府》的书衣上，有旧藏者手题一行，“幼遐侍御持赠，辛卯杪秋得于凤城”。辛卯是光绪十七年，在苏、辛两家词刻成三年之后。这位藏书者有“小珠玉词人”等藏印不少，他好像名宗慈，字蔼余、凤逸。又有“太瘦生”一印，好像姓沈。到现在也没有查出他的生平事迹。
　　《四印斋所刻词》一共有多少种，到现在也还不易查清。据《中国丛书综录》著录，共二十四家。但我有四印斋刻朱敦儒的《樵歌》，却并未收入。
　　《樵歌》后有光绪庚子春王鹏运跋，那已是光绪二十六年，是王氏刻词最晚的一种。也许因此，又经庚子之变，刻成后印本极少，遂不为藏家所知。近刻之稀见本往往比乾嘉刻还要难得，那道理大概在此。
　　这八册四印斋同，是我买旧书最初出手所得，虽南北舟车、历经劫火，依旧完好地保存在架上，也算得是难得的了。几十年来在南北书店里注意搜求，想配成全书，不料竟自花了五十年的时光。不知是什么缘故，这并不太旧的光绪刻本，竟如此地罕遇难求。
　　我陆续从徐乃昌的遗藏里收得《草堂诗余》和《明秀集》两种，都是初印本，可能也是徐积余得王氏所赠。解放后在琉璃厂又买得辛词下半，初印阔大，至此才算配齐了旧藏的残卷。周美成和《花间》、《天籁》诸集，则是在京、沪两地配得的，每次都要买下零种四五种，才得抽出配全。书店是不肯拆售的，前后也花了二三十年功夫。最后只剩《南宋四名臣词集》一种，久访不得，想想未必能找到了，不料有一次去琉璃厂中国书店访书，与雷梦水君闲话，随便提到此书，他起身走进内室，从书架中抽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拿来一看，正是此种，不禁高兴得跳起来。数十年积想，一旦圆成，我的《四印斋所刻词》总算是收全了。常见前人藏书题记，有收书辛苦，其谁能知的话，这时才真正领会此中意味。
　　这本《四名臣集》是汇刻赵鼎、李光、李纲、胡铨四家之作。前有李慈铭序并致王半塘书简四通，后有王鹏运跋，半塘本来只打算刻三家词，请李越缦撰序。越缦又提供先世李光遗词，请更今名合为四家。李慈铭与王鹏运是同年，他在序中畅论两宋之交史事，斥责高宗赵构不少假借，他说：“而高宗区区于残破之半壁，惟恐失之，亡亲事仇，仅一亡秦老奸（指秦桧），能中其欲。……其所暱者，亡秦以外，惟汪黄耳，是尚得谓有人心者乎？故北宋之亡，不于徽宗，而于高宗；南宋之不竟，不于亡秦而于思陵也。”
　　越缦又进一步抉出高宗心事：“盖高宗深恶恢复之说，惟恐二帝之得还，而己有窃位之惭，故于仇和议者即以为仇桧，于仇桧者即以为己不共之仇。”
　　说得何等明白透彻。世之论南宋和战者，大抵不敢明指高宗应负的责任，只明文徵明岳墓一词碑，敢于揭露事实真相。再往后看，就是慈铭的这一序了。
　　王、李都是谏官，又都处于晚清，自然都有满腹的牢骚，其刻《四名臣词》，也正是一种感情的发泄。这在他们的序跋中是可以清晰地感觉到的。
　　继王氏起而刻词的，有朱祖谋的《彊村所刻词》，数量更多而校雠尤精，但我仍喜欢四印斋，版式多变化而都可喜，是极好的词学读本。它又是我收旧书中最早入藏的一种，在我的书架上也算得是最早的老朋友了。展看翻读，是不能没有故旧之思的，因为之记。
　　1991年7月5日

　　苏州的书市

　　近来很少到苏州去了，前些年可不是这样。50 年代有一阵子一个月总要去两三次，后来踪迹渐疏，也是一个月一次，或两个月三次。是什么吸引我这么舍不得苏州呢？虎丘、山塘、灵岩、天平、拙政园、网师园、松鹤楼、元大昌……这些当然都是使人留连而不忍去的所在。不过说到底，苏州对我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是那些旧书铺、书摊。
　　当年的护龙街，今天的人民路，从察院场朝南，几乎整条街都是书铺，连马路边上的地摊上都是书。出了火车站，赶到观前，什么地方都不去，首先就是逛书铺。这一逛就是半天，往往连吃饭也忘记了。玄妙观里景德路上也有书铺，不过去的机会较少。有一次坐三轮车到阊门去，忽然发现路边竟有一家书店，赶紧停车，跑进去一看，竟自买得了一册明万历刻的《草堂诗余评林》，书只剩了一半，但却是书林刻本（所谓“坊刻”）。在各家藏书目录上都没有著录。我多年来留神买各种不同版本的《草堂诗余》，前后所得有五六种，这个残本是其中之一。我在这里首先提到这件事，是想说明当时的苏州是无时无地都能得到中意的旧书的。
　　1948 年秋，吴晗从北京来沪，想乘飞机去港转赴解放区，不料机场要凭附有照片的身份证，走不成了，只好躲在上海朋友家里。那时郑西谛刚印好了一部《玄览堂丛书》，其中有许多都是难得的明史史料，送了一部给他，正好供他闭户读书，消磨岁月。不过总是看旧书也不免气闷，朋友们就约他到苏州去玩两天散心，同去的还有叶圣陶先生。车到苏州，有人接待，吃罢夜饭，已经是七八点钟了，郑西谛忽发豪兴，说：“我们去访书去！”书店都早已上了门板，西谛就一家家叫开了门进去看。我们先到玄妙观中的李德元书铺，主人拿出了三本书给我们看。其中有一册嘉靖赵府味经堂刻的《谈野翁试验小方》，版式很特别，巾箱本，版匡四周是阴文刻花的阑。味经堂刻的这类小册子很多，多是未见著录的，这本《小方》在《千顷堂书目》中却有，西谛就撺掇我买下了。同时买了一部康熙刻的《骆临海集》，价钱只及《小方》的十分之一，随手送给了吴晗，因为骆宾王是义乌人，他的同乡。
　　喝得半醉的西谛又带领我们走上了护龙街打开了一家书店的排门，走进去一看，满壁琳琅，整架都是清初刻的大部头各省方志，是许博明的藏书。西谛激动极了，连声说：“这些都应该买下来！”可是我知道他当时正是一文不名，不久前还卖掉了一大批明本书，有一本手写的《纫秋山馆行箧书目》放在寄售的书店里。可是一见有价值、难得碰见的好书，不管力量够得上够不上，还是说：“这些书应该全部买下来，不能让它流散了！”他就是这样一个爱书如命、豪情满襟的人。
　　1949 年秋江南解放，我到南京、无锡、扬州去采访，顺便也看看书。回上海的那天，经过苏州，已经是傍晚了，天上还落着潇潇暮雨，还是捺不住下了车赶到护龙街上。在集宝斋看到了一屋旧本书，那是刚收进来的不知谁家的旧藏，从地板上堆起了一人多高的一座“书山”。要一本本地看是不行的，只能抽。就这样我随手抽出了一本清初刻的女词人徐灿的《拙政园诗余》，真是高兴极了。书刻于顺治十年，大字疏行，依旧保留着晚明风气。纸用棉料，前有陈之遴序，卷尾还保留着她的几个儿子的校刻题名，旧为江山刘履芬藏书。此书她的同乡、著名藏书家吴兔床也不曾见过，刻《海昌丽则》时似乎根据的是个抄本。像这样以极偶然的机缘得到善本书的事，在别的地方是难得遇到的。
　　来往熟了，因之也结识了许多书友。琴川书店夏淡人是很能谈谈的一位。
　　尤其可感的是他允许我到书店楼上去随意翻看他所藏的大量残本。我买书是不弃丛残的，因为这些旧刻作为版刻的标本，自有其价值，有些还是不见全本流传的。有一次，得到一本《广川画跋》，只剩上半，是嘉靖刻本，白棉纸印。书既少见，尤其有意思的是这是明代快雪堂主人冯梦祯的藏书，前后有三四方印记，刻得精极。又一次，看到一本巾箱本的《埤雅》，只存上半。
　　看样子是万历刻本，但其中又夹杂了许多补刻的插页，小字写刻，时代似乎更早，终于不知道是什么本子。特别吸引了我的是书前有一方“顾印贞观”的白文方印，正是顾梁汾的藏书。夏君告诉我，这书的下半可能还在，要等配全了再给我。果然，没有好久，全书就寄来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些书从藏书人家里流散出来的情景，有时是乱七八糟地论斤而出的，身首异处的情形正是常事。它们没有落到还魂纸厂真是一种极大的幸运。
　　护龙街两侧有许多小巷子，好几次经过马医科巷，知道这就是俞曲园的故居所在。多次走进去打听，都没有找到。直到前两年曲园重新整修开放，才有机会去访问。原来这是在巷底深处，只修整了春在堂的几处屋宇，曲园好像还没有动工恢复。俞曲园的《春在堂随笔》中有一则云：曩在京师，许文恪招饮于其养园，花木翳然，屋宇幽雅，颇擅园林胜事。
　　文恪云，“冉地山侍郎尝病吾以杨木为屋，恐不耐久”，吾曰：“君视此屋，可支几年？”冉曰：“不过三十年耳。”吾曰：“然则君视许滇生尚可几年耶？”冉亦大笑。余谓公此论，真达人之见也。未及数年，公归道山，屋固未圮而已易主矣。余在吴下筑春在堂，旁有隙地，治一小圃，名曰曲园。率用卫公子荆法，以一苟字为之。或虑其不固，余辄举文恪语以解嘲焉。
　　这一节笔记写得很好，不但显示了主人的胸襟怀抱，也说明了曲园之不与拙政园、怡园等相提并论的作意。这正是一座学人的家园，其文化气息远胜于金碧辉煌的楼阁亭台，虽然在一般游人来说怕要失望，觉得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但在护龙街畔有这样一座小园，正是十分合适的，比起怡园来似乎还更有趣些。
　　三十年过去了，人民路上已是一番崭新的景象。古旧书店还剩下了一家，偶然走进去，承主人的好意让到楼上去看书。依旧是满壁琳琅，不过和三十年前相比，那时摆在地摊上的货色似乎还要比现在放在玻璃橱里的质量高得多。这是不能不使人叹息的。曲园可以重修，可是当年的书店街的盛况就不容易恢复了。即使是重开几间门面也不顶用，就和北京的琉璃厂一样。这样看来，俞曲园转述许滇生的话，还是有点意思的。时代大踏步前进了，许多旧事物，包括文化环境，免不了淘汰、鼎新，正不必发许滇生那样“达人”的感慨。历史旧的一页翻过去了，可历史总是历史，是不应该淡忘的。

　　湖上访书记

　　壬辰冬日，随军赴浙江一隅慰问，过杭州，演越曲祝英台故事于湖滨。
　　时方严寒，一夕，雪花如掌，经行坊肆，访书于丰乐桥堍，过松泉阁，买得元版范文正集于主人许，有顾大有、周九松二家印记，艺芸精舍原装未损，意颇乐之。更问它书，遂出此《睎颜集》见示，执以为元刻，索重值，盖以作者为张翥也。余告之此明刻也，更读序文，知其人杨氏，主人颇悻悻，交易未成，亦遂置之。明年秋，余为盖叫天先生事来杭，寓湖楼二月，暇时屡买书市内，更过松泉阁，此书仍在。主人必以归余，价只少减。余因久未得书，因念得此明初旧刻亦佳，遂挟之归沪，细检始知卷尾割去数行，补以旧楮，心颇怅怅。浙东汤某即汤寿潜，其家书之雪库装者，往往残帙，余遂告之肆主，责以不诚，其人亦声言不知。因念此本终无完日矣。后二月又过肆中，主人亟出书一册曰，此《睎颜集》下半，可配前买之本，展卷惊喜，即出重值得之。此书递藏于中吴金氏、杭州汪氏，咸丰兵火，遂成劳燕，今更合并，又九十五年矣。甲午五月。
　　此本买归后，细阅始知为不全本。此页为汤某割去四行，别以旧纸补之，以充全书，颇以为憾。十日前更过武林，估人告于旧家见此集残本后半，纸墨如一，闻之惊喜，意亦未敢便信也。三日前与燕同游湖上，暇时过肆，残本已至，果是一书，欢喜无限，以重值赎归。下半凡存四十九至九十九番，又跋一叶，是汤氏得此，割去四行而又失去一叶也。振绮原目作二册，咸丰庚申辛酉，杭城两遭兵燹，此书散出，分析异地，今乃展转同归余斋于百年之后，书福墨缘，如是如是。付工重装前漫识。癸巳十一月三十日，晨窗记。
　　癸巳十一月二十九日，与燕同寓湖上，游孤山、紫云、栖霞后，饭于张英杰先生家，观老人彩衣舞绸，后驱车过市，得此残本一册。此振绮汪氏书也，原订二册。付工重装，仍为二册，以还汪氏之旧。并记。
　　文瑞楼目卷八有杨翥《睎颜集》一条，振绮堂目卷四情字明人集类第二格有《睎颜诗集》二册不分卷一条。近更见振绮堂目蓝格稿本，与活字本编排不同而所记更洋。云此书为金星招藏，后归曹倦圃。然此本绝无洁躬一印，不知何故。此本序第一番汪印上旧有睎补之迹，或是曹溶旧印所在耶？丁酉六月初七日雨窗。
　　余淡心《东山谈苑》卷一，“杨仲举翥，吴县人。少孤贫，与兄戍武昌，为乡校师。杨文贞公士奇流寓武昌，偶憩翥馆，以无资告。翥遂让其馆而自教授他所，日往返十余里不倦。后文贞当国，乃相引拔，官至尚书。”此笔记中仅见者因更录之，戊戌十月。
　　梁维枢《玉剑尊闻》卷一德行类记，杨翥醇谨清约，与物无忤。邻有作檐沟注水于其庭者，则曰，晴日多，雨日少。又有侵其屋基者，则曰，普天之下皆王土，再过些须也不妨。是亦深通黄老之术者也。
　　《静志居诗话》卷七云：
　　杨翥字仲举，吴县人。少与兄戍武昌，为乡校师。仁宗驿召，授翰林编修，历修撰，迁郕府长史。景泰初，擢礼部左侍郎，寻进尚书。有《睎颜先生集》。《睎颜集》借之琴川毛氏，蒙叟为施铅评云，“宜亟焚毁，勿暴其短于后世可也。”未免太过。杨公长者，当存其言。以予所录二首，亦自成章。……
　　据此知竹垞选《明诗综》时，系借本于汲古毛氏，绛云楼藏明人集至富，亦未有此。竹垞之言自是忠厚长者，牧斋数语，文人轻薄之状自见，宜其有天巧星浪子之目也。仲举原集俱在，诗虽未甚佳，以置明人著作中，亦非下乘，较何李之俦，反少做作气。东涧之言，不足论也。戊戌大雪前五日重跋。
　　案：《睎颜先生诗集》不分卷，明初刻。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上下黑口，四周双边。大题下署“门生汤澂编录，同郡陈宏校正”。前有长洲陈颀序。收藏有“金星轺藏书记”（朱长）、“汪鱼亭藏阅书”（朱方）。又浙东汤氏藏印二方，其一云，“见即买，有必借，窘尽卖。高阁勤晒，国粹公器勿污坏。”写刻朴茂。全书分在朝、纪行、述怀、游览、酬和、赠寄、燕饮、庆贺、亲族、孝节、节序、山水、园林、花木、公署、道释、题画、堂宇、送别、哀挽、杂题、四言等二十二目，后有跋，佚去尾页，当是陈宏撰。
　　50 年代前期曾多次来往湖上，吸引我的不只是美丽的湖山，最不易忘的倒是这里有忘年的师友和那么多的旧书店。我曾在这里搜得鲁迅先生在东京印的《域外小说》初二集，郁达夫旧藏、封面上有他亲笔题署的《清人词集》，自然还有更多的旧本书。为了编写《盖叫天舞台艺术》纪录片，借住在西湖湖楼，过了一个美好的秋天。居室在二楼，推窗远望，孤山背后的放鹤亭正在目前。工作的日程是每天上午到金沙港盖老的住处去半天，说戏并谈剧本。
　　一面吃茶，一面听他海阔天空地谈天，梨园旧事，艺人生活，湖上风光，几乎无所不谈，对剧本却不及只字，只是说“你们看着办吧”。他的名作《洗浮山》因为是“八大拿”之一，不好处理，他主动地提出，可以改为《七雄聚义》，把贺天保改为朱仝，剧本结构、场次、词句都用不着大更动，很简单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一起去海宁看了一次潮以后，他又兴致勃勃地提议，影片中可以考虑加入汹涌澎湃怒潮的镜头，插在朱仝的武场刀花之间。这是一个奇突的想法，颇有电影艺术蒙太奇的意味，同时也表现了他对自己舞姿的欣爱与理解。这是他创造人物、设计身段的一贯思路，可惜这个设想因种种原因没有实现。
　　在盖老金沙港住宅的百忍堂内，正中的长案上安置着一尊高不逾尺的关羽的紫铜座像，侧身而坐，神色偃然，是出于无名匠师的杰作。盖老说他是在荒摊上买得的，因为这正是舞台上经常出现的子午相，是塑造人物身段极好的参考，侧身而坐，不但避免了正面入座的呆滞的缺点，而且也照顾到了台下观众不同的视角，无论怎么看都是美的。盖老并未接触过美学，可是在他的谈话中出现得最多的是“美”字。他是无时无地不在观察大自然、人间相、艺术品……时时敏感地吸取美的事物并糅和到他的舞台形象、舞蹈中去的。在这方面，他实在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创造者。
　　在他的家里，有许多佛像，人们也许以为他佞佛，其实他多半是当做雕塑艺术品搜集的。有一次与他一起游城隍山，走入城隍神庙时他对我说：“我是北方人，来到杭州落户，应该拜拜地主。”从随意谈笑中很能表现他对神佛的态度。
　　每天在他家吃过中饭，总是叫几部三轮车全家一起出门，我们几乎跑遍了杭州的名胜。碰到下雨，他就进城去洗澡，然后在饭店里晚饭，饭后到剧场去听李伯康的评弹《杨乃武》。他是北方人，寄居江南这许多年却仍未改乡音，但他却能领解苏州评弹趣味并发生极大的兴趣，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
　　盖老好客，留人吃饭是常事。我想吃了他许多次了，总得还请一下才对。
　　一次在城里晚饭，我先到账桌上预付了餐费。盖老饭后要夫人付账时方才发觉。他哈哈大笑道：“三杯酒，把我的大事误了。”这是《四进士》里宋士杰的唱词，他把下句“信阳州无有好人”改为“金沙港”。从这件小事也可以看出他的机智和燕赵豪侠的流风余韵。
　　碰到下雨或盖老去洗澡时，我就去蹓书店。当时浙东一隅的故家藏书大量地流散出来，据说在一处河码头每天都有从乡下装运旧书来的船只，在这里论秤当废纸卖出。几家书店都有人每天在码头茶馆里坐守，看见好书就随时抽下，用少高于废纸的价钱买得。不过这样的机会不是旅人所能获得的，还得经过书店才能展转到手。杭州的旧书店又有一种特异的习气，他们信托的是掮客和上海的书商，有好书不情愿给上门的顾客看。记得有一次走进抱经堂去看书，店主出去了，只有女主人应门。我在残书架上看到一叠鼠啮之余的破书，中间有好几种结一庐朱氏的旧藏，论价付钱之后，店主人一步踏进店门，大惊失色，一手夺下扎好的书，说“不卖了”。最后重新议价，以几倍的价钱才得成交，还扣下了一本旧抄《百川书志》的吴枚庵旧藏本，说什么也不肯卖了。当然，并非每家书店都是如此，像宝贻斋严氏、松泉阁王氏，都还可以从那里看到不坏的旧书。湖滨的大观楼也时有精本，振绮堂汪氏、结一庐朱氏、叶润臣、包子庄、缪荃孙的旧藏本都有时能遇到。叶润臣晚年移家杭州，不久逝世。他的藏书大概都是随身带到南方的。这是一位很有特色的藏家，我没有遇到过他收藏的明以前旧本，可能早已流散了，但他的藏书余烬50 年代还时时可以遇到，都是清刻精善稀少的本子。
　　松泉阁主人王松泉是一位可以谈谈的书友，他和阿英相熟，常替他收集晚清资料和戏曲小说。我从他手里买到《睎颜集》，先后两次得到两个残册，竟能配成全书，而且就是振绮汪氏旧藏的一部。这是很难得的一次巧遇。这本诗集是明初旧刻，可能刊于天顺中，写刻、字体朴茂，带有明初刻书特色，犹有元版遗意，算作善本应该是无疑的。不过杨翥的诗实在作得不太高明，难怪钱牧斋说了那些尖刻的怪话。保存文献是一件事，文献本身的价值则是另一件事。最近编印“全×诗词”之风大盛，从保存历史文化遗产的角度看，自然是一件美事，但我怀疑这个“全”字是不是可以做到。明清人的诗文词集浩如烟海，仅就今天所能见到的劫余的册籍辑录，恐怕远远说不上“全”，而这种“全”字号的大部书，除了对专业研究者有用之外，普通读者怕是不要看也看不了的。而善本也并非全是质量高的著作，简直是必然的。
　　白居易的名句“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我买到过一部乾隆中杭州人的诗集就叫《一半勾留集》，照例，诗写得并不高明。我想，照我的意思，除了西湖的一半之外，那另一半值得勾留的应该就是杭州的旧书了。我忘不了借住在里西湖湖楼的那一段美好的日子。楼居是寂寞的，特别是连朝秋雨的夜晚，只有翻阅新买得的旧书，才能多少排遣客居的孤寂。天色已晚，在暮雨潇潇中唤一只小艇摆渡到楼外楼去吃饭。郁达夫诗中有“极贱杭州酒”的话头，当时的杭州，酒饭确是便宜的。酒罢，仍乘小船回住处去，淅沥的雨声更紧更密了。倚枕读湖上诗人的诗集，对比今昔的湖上风光，仿佛与厉樊榭、丁钝丁、杭堇浦结伴同游，真是有趣极了。
　　这一回买得的旧书中，有一部《静便斋集》，是我所喜欢的，曾在书头卷尾写过两篇题记。
　　（《静便斋集》十卷，仁和王曾祥麟徵著，乾隆刻本。前有乾隆二十八年槐塘汪沆序。宁化雷鋐《两王生小传》，两王生者，曾祥与江都王世球也。）
　　癸巳秋日，余客湖上二月，时去市上观书，而绝少佳本。无已，乃买清刻集部读之。未几而旅寓橱中遂满，时时取而阅之，面对孤山，秋雨凄冷，赖此破寂。此本得之松泉阁，乾隆刻也。作者不甚著于艺术，向于符氏《秋声馆吟草》中知其姓氏，所从游者，如杭、厉诸先生皆名宿也，亦时能于卷中捃摭一二故实，是非弃物也。今日检得，拟付工重装，漫识耑卷。甲午腊月二十五日记。
　　癸巳秋日，余居湖上几两月，寓居在西泠里湖，楼室正对孤山放鹤亭，风晨月夕，常苦行笈无书，乃过市穷搜之。会于一肆见杭人文集不少，选得数十种，此书预焉。忆尚有翟晴江集，以其为画人，有重名，遂索高值，未能得也。此集殊佳，于中可知杭州故事不少，近日少暇，始得读一过。所论梅村两跋尤佳。王氏自有独见，惜其名姓不彰耳。己亥正月初四日记。

　　谈“题跋”

　　一向喜欢读藏书题跋，买旧书时遇到书后有前人跋文的尤为高兴，辑录跋文的专集也搜罗得不少，好像对这个题目很有些话可说。可是稍稍过细一想，就感到要谈出些较有系统的意见还是很不容易的，例如题跋与后记之类应该怎样区分就不大说得清楚；又如《四库全书》的“提要”，事实上也是一些题跋的汇编，不过它是“钦定”的，过去的读书人一向对之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即使发现了其中有错误，也不敢指出；斗胆想提些意见，一开始也还是得先写上“伏读……”再进行声述，这可不是“百家争鸣”应有的气氛。因此，谁也不敢把《提要》当做题跋来考虑。此外，题跋本身也是五花八门，内容多样，有涉及考证、校勘的，有广告性的，有杂记琐事有如日记的，……总之，大别之不外两类，即学术性的与文学性的两大类。我所喜欢的则是后者。
　　题跋小文，是从宋人才开始注意并大量写作的。影响最大的应数苏轼和黄庭坚。他们所写也还不是书籍的跋文，过去一向被视为散文小品，这是与他们集中的大篇正宗文字对比而言的。此外，欧阳修、叶石林等也都写题跋，陆放翁更是此中名手，他们的流风余韵可以说一直延续到晚近也还不曾消歇。南北宋之交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所写的《金石录后序》更是突出的作品。
　　这并非小品，而是她为丈夫赵明诚的三十卷学术著作所写的跋文。《后序》详细记录了他们夫妇从青年时代起辛勤收集古文物书籍的经过，以及靖康之变转徒流离中藏物损失的过程。李清照是文学家，《后序》的文学性也特别强烈，是写尽了家国身世之感的名作。《后序》留下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影响主要不是表现在学术性，而是在文学性方面。
　　长夏理书，随手翻得一些实物例证，现在就依次引录，少加说明，也许可以对题跋这一品种，略窥涯略。
　　《陕西四镇军马数》一卷，后附《会兵御虏》，明嘉靖刻本。收藏有季振宜三印，又“姑苏吴岫家藏”印。这是一册官书，也就是当时官刻的一种内部文件，应该算是机密的。因此流传不多，好像只在“近古堂”、“绛云楼”、“传是楼”的书目中有记录，那名目也多少有些不同。这也难怪的。
　　推想此书一定不只刻过一次，每换一任主管官员大约都要重刻几次。那些见于旧目的本子也都找不到了，无从对校。这本书是明代苏州著名藏书家吴方山（岫）的藏书。在吴岫看来，这并非古书，而是崭新的出版物。但他却在卷中留下了五行手跋：
　　陕西设总制，自石淙杨公始。嘉靖七年春召归。晋溪公王琼继之，撰为此书。公由谪所起用，一平吐蕃，再平套虏。实以兵马素练，钱粮敷足，根本已固故也。下有会御事宜，乃其经略，故并刊焉。继其政者，当珍藏检阅勿忽。姑苏末学吴岫题。
　　此书原不著撰人，从吴岫跋中可以知道作者是王琼。所谓陕西四镇是“陕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和“甘肃镇”。书中详记各镇所属卫、所、堡设官及兵马数量，陕西一省民屯夏粮秋粮数目，以及《会兵御虏图》等，后面所附帖、札付等文件则是嘉靖七年冬至八年夏所发出。吴岫的跋算不上什么考据，这在他看来原不过是一本新书。但从他的看重此书，可以知道明朝中叶的藏书家还是重视当代文献的，并不像清初的常熟派藏书家，一味地追求古。其实也难怪，清初的政治气候已经不允许读书人留心当代政治、经济、军事等等事物，他们的一头钻进古书堆里，是应予原谅的。
　　《老子全抄》一册，竹纸绿格写本，版心上有“聊尔编”三字。书衣有墨笔跋：
　　此先夷度府君手自点阅之书也。计其时尚为诸生。先人手泽，子孙当世珍焉。不肖男骏佳谨识。时辛亥孟春，已七十八岁矣。
　　夷度是祁承■，明代浙江著名藏书家澹生堂的主人。祁骏佳是他的长子，彪佳的哥哥。辛亥是康熙十年。乙酉清兵下江南，祁彪佳自沉死。祁家诸子图谋兴复故国，组织抗敌力量，被人告发，破家。澹生堂的藏书就在此时散佚了。那详情在黄梨洲和全谢山等人的著作中都有记载。祁氏诸子佞佛，骏佳尤甚，常常把家藏书籍随意送给和尚。不过一些先世手泽还珍重保藏在家里。这一本《老子全抄》和另一本《易测》，就因为是承■少年时的读本，保存下来了。这两书写手都极精，不像是抄书人的手笔，应是万历以前写本。
　　卷中有朱笔、蓝笔圈点，是出于祁承■之手的。八千卷楼曾有澹生堂抄本《蝶庵道人清梦录》一卷，卷首有“旷翁（承■）题，男骏佳书”的跋语，就都是这一类的“澹生堂抄本”书。
　　这两行跋语，中间隐藏着一段残酷的斗争故事，但跋文本身却一些都不曾透露，这是当时政治情势下必然的产物。祁骏佳不像李清照，虽然逃来逃去，到底还在南宋的版图之内，所以还能畅所欲言地发挥家国之痛；这在祁氏诸子就不可能，他们只能“寄沉痛于悠闲”，说两句“谈话”。
　　清代著名藏书家留下的题跋是很多的，如何义门、吴尺凫、鲍以文、黄荛圃、顾千里、吴兔床、陈仲鱼、钱竹汀……，这里只是随手拈来，自然还有很多漏略。不过由于上面所说的原因，他们都已将兴趣集中在版本、校勘上面，学术性的成份在他们的跋文中空前增大了。他们的劳绩是值得重视的。
　　至今，在涉及版本目录之学时还不能不时时求教于他们的著作。这中间自然也有一二位是别有特色的，如鲍以文，他平生收藏、刊刻了大量的古书，但他并非完全是书呆子，他爱刻宋元人集，如汪水云的诗，这中间并不是毫无用意的。他也是个有风趣的人物，我有他所校的元人集，不只是卷中朱墨杂下，在每卷之后，还记下了何时、何地校毕此卷，还随手记下了气候、风物、人事……，是很有文学意味的随笔。早的严虞惇也喜欢这样做，他在川江舟中读苏诗，每卷后的跋文，几乎就是一篇小小的游记，集在一起，就是一卷很好的出蜀日录。
　　黄芜圃也喜欢在题跋里记琐事，买书经过，书肆、书贾、书价、藏家……，包括日常生活，都随手记在跋文里。虽然有些学者很不以这样的作风为然，加以讥笑，但我却喜欢读这样的题跋。他的题跋已经被搜辑汇刻为厚厚一叠，他曾经跋过的书的身价也被抬高到不可思议的荒谬高度。不管是怎样的破书，只要有他一两行题跋，就会身价百倍（其实百倍也不止），这则是很没有道理的。
　　我记起了二十几年前偶然得到一部《王注苏诗》，是万历刻本，是很普通的书，印本也很不好。不过这是翁同龢的批校本，从常熟翁家散出的，书中有许多跋语特别有趣，曾随手抄下，也至今不忘。这书先有虞山钱简臣的批语，翁常熟又借得严思庵的评本，用紫笔过录下来。翁的题跋是这样的：光绪庚子四月朔，邑子翁同龢获观。
　　评点极矜慎，而于鄙意有未尽合者。余粗疏任气，老将至而未知所裁也。雍正辛亥距今百六十六年，展卷兴感。龢记。光绪庚子五月。
　　光绪庚子首夏，得此书于邑中书估。有雍正九年钱公简臣批点，丹黄烂然，颇极矜慎。是年六月汪柳门侍郎由吴门寄示严思庵先生手批本，前后数过，最后为庚熙五十年辛卯，则又在此评本之前廿年矣。钱公于严先生为乡里后进，而手眼各别，因以紫色笔移写严评并圈点于册内，以证吾虞诗派之同异。
　　思阉先生古之狷者也。其罢官居京师时，至于绝粮，得人馈青钱二千始济，非其人必不受也。余削籍归田，生讨日迫，然犹有书画数筐、墓庐一区，仰愧先生多矣。龢记。
　　批本中题记，往往涂抹过半，意当日文字之禁严耶？卷末有味闲居士鎏者，先生长子也。
　　庚子六月，北方有警，讹言纷然。回望神京，魂神飞越。此岂吾读书时耶？然舍读书又何为也。嗟乎，嗟乎！以庸流参大计，以华士谈诗书，以沾沾格律绳古仙之奇作，同一憾事！是月望，松禅。
　　自十六以后，无雨。几于流金烁石矣。余假菉卿侄舍以居，书室如斗，蚊雷轰然，临圈点毕，因记。六月廿九日。
　　在这十册书中，翁同龢用紫笔过录了严思庵的全部圈批，还在每一卷尾过录了有时长达数百千字的跋语，一色小行楷，这是翁氏晚年书法极好的代表作品。在这一切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几段题跋中透露出来他的内心活动。
　　翁同龢是光绪帝的师傅，人所共知的“帝党”，康有为就是经他的保荐得到重用的。一般都把他看做戊戌政变的重要人物，其实他在4 月27 日就被罢斥了，而变法的诏书是五月初一日才颁布的。翁罢相后并未出京，在西太后重新垂帘“训政”，杀了六君子以后，才来追究他保荐康有为的罪案，终于被驱逐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懿旨”中并有“毋许滋生事端”
　　字样。据马叙伦记，“常熟循故事，月具文投地方官云，‘具禀奉旨驱逐回籍严加管束原任协办大学士翁同龢禀知：本月同龢在籍并未滋生事端’云云，皆亲笔”（《石屋余渖》）。这大约就是“四人帮”横行时“思想汇报”之类花样的先河，不过比起清朝故事来，后者可是要严厉、紧张得多了。翁同龢幸而早生七十年，不但可以虚应故事地交差，还敢在旧书上白纸黑字大发牢骚，看样子他是并不担心抄家或追查“黑材料”的。翁同龢在乡下读苏东坡诗集时，正好是义和团起事的庚子年（1900）。他虽久已退归林下，可是还念念不忘“神京”，并痛骂“参大计”的“庸流”（我不相信这是他的自我批判），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他自己是否就不是“庸流”，在当时却是有争论的。他的同乡曾孟朴就在《孽海花》里为他绘制了大体上颇为传神的画像。他和李鸿章是政敌，甲午之役，他是主战派的首领，与主和的李鸿章是对立的。不过他也并非什么值得佩服的政治家，并没有什么远见，充其量不过是平庸的“状元宰相”而已。不只是书生论政的典型，也是将派别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的人物，这在同时人的评论中是可以找到不少记录的。不过即使如此，他的那些题跋，依旧不失为有意义的文献。他的关心国事，自然也是不错的。
　　与翁同龢同时或稍后，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题跋作者。如沈曾植，收入《海日楼题跋》中的藏书题跋，大半论及版本源流，应该归入学术性一类，不过他的文字写得好，有一些是可读的散文。他是“遗老”，文章中带有浓烈的遗老气与寒酸气，有时十分可笑。如后来成为《四部丛刊》底本的《中兴闲气集》和《河岳英灵集》，就是他的旧藏，但在影印时，他的题跋却被删去了。收入《海日楼札丛》的也不完整，查原书，在“甲寅三月……”之前是被灭去了“宣统”二字的。甲寅是1914，已在辛亥革命后三年了，沈曾植和其他一大群遗老，躲在上海的租界里，还在奉着“逊清”的正朔。又过了七年，许多遗老在“宣统辛酉正月万寿节”（按即溥仪的生日），又在沈的家里聚会，还在这两部书上写下了“观款”。遗老的名单是“冯煦、王秉恩、邹嘉来、余肇康、吴庆焘、朱祖谋、郑孝胥、王乃征、章侵、杨钟羲、胡嗣瑗、陈曾寿、陈曾任、沈曾植”，共十四人之多。这些，在商务印书馆影印时，就都灭去了。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不见原书，是不能发现这种有趣的差异的。从这里，我们又可以得到两条经验：一、一切影印本，不只是《四部丛刊》，都是靠不住的，多少总有些有意无意的删削、改动，作为历史资料，还不是可以完全凭信的。二、看来版本还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它有助于提供真实的历史资料。
　　最后，不能不提到郑振铎。西谛是有名的藏书家，也喜欢写题跋。从他的题跋文中人们可以接触到他对书籍爱好的真挚的心。他在题记中经常会写下“大喜欲狂”、“为之狂喜”、“惊喜过望”这样的词句，只要与西谛相熟的，都会知道这些都是他得到一本满意的书以后真实心情的写照，不是做作出来的。他为《天一阁抄本录鬼簿》所写的长跋，可以算作标本，原文已收入《西谛题跋》与影印本《录鬼簿》了。我在这里想介绍的是他的另一篇题跋，这是他自己手书上版的《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后面的一篇手写跋。
　　此书刻成于1937 年秋，共二十二页，刻成后只印了少量的蓝印本。那木版就寄存在上海的来青阁书店里。书店的老板怕这篇跋惹祸，就把刻了跋的那块木版毁掉了，剩下来的二十一块木版却还在。抗战胜利以后，来青阁又曾用这旧版印过少量的蓝印本，但已经没有原跋了。我的一册是书友郭石麒所赠，还是宣纸的最初印本，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书口处两行的蓝色都已退掉，但字迹还清晰，现在就转录在这里。
　　余性喜聚书。二十年来，节衣缩食所得，尽耗于斯。于宋元以来歌词戏曲小说，搜求尤力。间亦得秘册。唯一书之获，往往历尽苦辛。有得而复失，失而复于他时他地得之者；有失而终不可复得者；有始以为终不可碍，而忽一旦得之者；有初仅获一二残帙，于数月数年后始得全书者。盖往往有可喜之奇遇焉。人声静寂，一灯荧荧，据案披卷，每书几皆若能倾诉其被收藏之故事。尝读黄荛圃藏书题跋记，于其得书之艰，好书之切，深有同感。21 年正月，丁上海之役，历年友好贻惠之著述，与清末以来之印本，胥尽于一炬，而所藏他书，以别度北平，获免于难。
　　收书之兴，亦未少衰。五年来所获滋多于前焉。前夏举室南迁，藏书亦捆载而南。以所寓湫狭，将非所日需之图籍万数千册移储东区。不意今乃复丁浩劫，其存其亡，渺不可知。连日烟焰冲天，炮声动地，前方将士正出生入死，为国捐躯，区区万册图籍之存亡，复何足萦念虑，而歌词戏曲小说诸书，以藏于蜗居，独得幸免。抗战方始，此区区之幸免者，又安能测其前途运命之何若耶。唯中不乏孤本稿本，历劫仅存者。先民精神所寄，必不忍听其泯没无闻。爱竭数日之力，先写定所藏善本曲目如右。通行刊本千余种，均摒去不录。呜呼！书生报国，不徒在抱残守阙。百宋千元之弘业，当待之驱寇功成之后。中华民国26 年8 月24 日，郑振铎跋。
　　这是一篇文情并茂的跋文。可贵的是，在一般藏书家照例要感叹唏嘘的场合，作者却表现了十分昂扬的气概。而这就正像他的为人，他就是这样一位热爱祖国文化典籍，生气勃勃，努力工作至死不息的人。
　　1979年7月21日

　　《黄裳书话》编后记

　　多年来胡乱买书，每于书尾注明得书时日，这是从郑西谛那里学来的。
　　每见西谛藏书，常于册尾记买书时间及少少琐事，心窃好之。如少加扩充，也就是所谓书跋，是我爱读的散文小品。传统藏书题跋的风格也是多种多样的，粗略地分大抵不外两类，其一是讲究书的内容、版本、校勘这方面的事的，科学性强，缺点是不免枯燥，可做资料用，但不能是通常读物。如陈仲鱼的《经籍跋文》、何焯的《义门读书记》就是。此外就还有另一类，在上面所说的种种内容之外，又添上了书林掌故、得书过程、读书所感……，不只有科学性，还增加了文艺性，是散文的一部类了。写这类书跋的前有黄荛圃，后有傅增湘，他们似乎都是爱书如性命的，说起旧本来，也都眉飞色舞，娓娓不倦。但其间也有高下，差别只在情感的真挚与虚矫，如夸张过实，或别有用心，就不免露出广告的气味，不足观了。
　　二十多年来，我的藏书被抄没了，免不了时时想起，闲时就从记忆中抄下些亡书的依稀印象，写成一册《前尘梦影新录》。因为无书可据，回忆也只能是简短的，但更多涉及了得书经过、书林琐事，颇近于传统的题跋。又过了十年，藏书少少发还，旧友重逢，在欢喜之馀，就开始动手写读书记。
　　我平常也写些杂文，而写杂文不免要触及时弊，转喉触讳，吃力得很。这时就索性在旧书里找资料，古人已死，说些怪话也不会引来过多的麻烦。时日虽迁，而旧谱无恙，往往在古人身上得见今人的影子。这就使读书记多少脱离了骸骨的迷恋，得见时代的光影，免于无病呻吟无聊之讥。想想也可笑，五十年前写《旧戏新谈》用的也正是这种手法。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回忆我的开始买旧书，是从新文学书的原刊初版本开始的。“八·一三”战起，在我家的附近就是徐家汇的旧街，土山湾封锁线近处有一家旧纸铺，每天都从那里流入的大量旧书报中秤进可观的“废纸”，转手进入还魂纸厂。
　　每天课馀我总要到那里看看，用戋戋的点心钱选买零星小册，乐此不疲。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的著作，都得到初版毛边的印本。最不能忘的是竟能收得全套的《小说月报》（沈雁冰接编以后），实在是难得的机遇。可惜这些辛苦聚集的书后来都失去了，使我不能对此有更多的记述。当时的同好有隐姓埋名住在我家近邻的唐弢，也是这家旧纸铺的常客。他的《晦庵书话》是植根于此时的积累的。唐弢对书话还有过这样的意见：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
　　这些话说得很好，也是后来他在《文汇报》上陆续发表书话时，我们经常谈起而意见一致的话题。他对“将所有材料不加选择地塞满一篇”，“将书话写成是纯粹是资料的倾向”表示了保留与怀疑。这我也是同意的，问题不在材料，而在运用。无别择的材料倾泻，才是使人昏昏欲睡的原因。其实一篇好的论文也可以是一篇好的美文，有材料不打紧，有时还能起画龙点睛的作用。
　　一提到书，总免不了想到卖书的书友。我曾说：“我以为旧时代的旧书商人，也是值得像《游侠列传》那样为他们写一篇合传的，虽然这个行业的人数并不太多，而那素材就保留在藏书家的许多题跋中间。”我只写过《老板》等三两篇这样的文字，记下了彼此的交往，记下了他们带给我的欣喜和免不掉的失望。看来这也应该是书话题中应有之义。
　　书多了也会引来麻烦。“文革”中来抄家的“英雄”们就发表过这样的“高见”：“书么，有一本两本也够了，买这许多做什么？难道打算囤积居奇么？”与这种“理论”异曲同工的还有一位论客，他说，买旧书与聚集金银财宝无异。这一“高见”发表时已在旧书绝迹于市场之后了。回想三十年前，因为生活困难，我也曾卖过不少书，造反派就曾责令我交代以书谋利的底账，着实令我为难。而在这位论客看来，也许有朝一日我会在街头巷尾摆一个旧书摊的吧。
　　中国的旧书也真是洁如烟海，以个人的微力也只能接触到沧海中的一粟。而这也绝不都是字字珠玑，常常是看来看去，往往只看了个“该死”，如钱玄同所说。写读书记免不了要抄书，而抄书实在是艰苦的工作，往往看了十册八册也找不到一句半句值得抄下的字句。写读书记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想尽力介绍一些有用的资料，这有些近于“提要”，是节省读者时间精力的好方法。我不想学有些“学者”的秘惜珍罕册籍，总想把有意思的材料提供给读者。而在有些人看来，这又难免有以秘册自炫之讥。在重视内容之馀，更常看重旧书的雕版艺术特色，这就更容易引来“玩物丧志”的讥嘲。总之，在写着这些读书记时，也常常感到荆棘丛生，下笔时自然也脱不掉重重顾虑。
　　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如能得到读者的多少理解，在我就是很大的安慰了。
　　1996年1月7日

　　●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但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

　　张爱玲
　　（1920～1995）
　　原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曾在香港大学求学。1952 年移居香港。1955年旅居美国，主要从事翻译和小说考证。著有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论文集《红楼梦魇》等。

　　自己的文章

　　我虽然在写小说和散文，可是不大注意到理论。近来忽然觉得有些话要说，就写在下面。
　　我以为文学理论是出在文学作品之后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恐怕还是如此。倘要提高作者的自觉，则从作品中汲取理论，而以之为作品的再生产的衡量，自然是有益处的。但在这样衡量之际，须得记住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作品与理论乃如马之两骖，或前或后，互相推进。理论并非高高坐在上头，手执鞭子的御者。
　　现在似乎是文学作品贫乏，理论也贫乏。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
　　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
　　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水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归人性。
　　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
　　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
　　斗争是动人的，因为它是强大的，而同时是酸楚的。斗争者失去了人生的和谐，寻求着新的和谐。倘使为斗争而斗争，便缺少回味，写了出来也不能成为好的作品。
　　我发觉许多作品里力的成分大于美的成分。力是快乐的，美却是悲哀的，两者不能独立存在。“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剧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角，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我知道人们急于要求完成，不然就要求刺激来满足自己嗜好。他们对于仅仅是启示，似乎不耐烦。但我还是只能这样写。我以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
　　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但既然是个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们创造出力来。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
　　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塌，新的在滋长中。但在时代的高潮来到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瞭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回忆与现实之间时时发现尴尬的不和谐，因而产生了郑重而轻微的骚动，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
　　Michael Angelo 的一个未完工的石像，题名《黎明》的，只是一个粗糙的人形，面目都不清楚，却正是大气磅礴的，象征一个将要到的新时代。
　　倘若现在也有那样的作品，自然是使人神往的，可是没有，也不能有，因为人们还不能挣脱时代的梦魔。
　　我写作的题材便是这么一个时代，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是比较适宜的。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我存着这个心，可不知道做得好做不好。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写战争与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败在技术的成分大于艺术的成分。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
　　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因此我的文章容易被人看做过于华靡。但我以为用《旧约》那样单纯的写法是做不通的，托尔斯泰晚年就是被这个牺牲了。我也并不赞成唯美派，但我以为唯美派的缺点不在于它的美，而在于它的美没有底子。溪涧之水的浪花是轻佻的，但倘是海水，则看来虽似一般的微波粼粼，也仍然饱蓄着洪涛大浪的气象的。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但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只是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因此容易被人看做我是有所耽溺，流连忘返了。虽然如此，我还是保持我的作风，只是自己惭愧写得不到家。而我也不过是一个文学的习作者。
　　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
　　还有，因为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主题欠分明。但我以为，文学的主题或者是可以改进一下。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就说《战争与和平》罢，托尔斯泰原来是想归结到当时流行的一种宗教团体的人生态度的，结果却是故事自身的展开战胜了预定的主题。这作品修改七次之多，每次修改都使预定的主题受到了惩罚。终于剩下来的主题只占插话的地位，而且是全书中安放得最不舒服的部分，但也没有新的主题去代替它。因此写成之后，托尔斯泰自己还觉得若有所夫。和《复活》比较，《战争与和平》的主题果然是很模糊的，但后者仍然是更伟大的作品。至今我们读它，依然一寸寸都是活的。现代文学作品和过去不同的地方，似乎也就在这一点上，不再那么强调主题，却是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
　　《连环套》就是这样子写下来的，现在也还在继续写下去。在那作品里，欠注意到主题是真，但我希望这故事本身有人喜欢。我的本意很简单：既然有这样的事情，我就来描写它。现代人多是疲倦的，现代婚姻制度又是不合理的。所以有沉默的夫妻关系，有怕致负责，但求轻松一下的高等调情，有回复到动物的性欲的嫖妓——但仍然是动物式的人，不是动物，所以比动物更为可怖。还有便是姘居，姘居不像夫妻关系的郑重，但比高等调情更负责任，比嫖妓又是更人性的。走极端的人究竟不多，所以姘居在今日成了很普遍的现象。姘居生活的男人的社会地位，大概是中等或中等以下，倒是勤勤俭俭在过日子的。他们不敢大放肆，却也不那么拘谨得无聊。他们需要活泼的，着实的男女关系，这正是和他们其他方面生活的活泼而着实相适应的。
　　他们需要有女人替他们照顾家庭，所以，他们对于女人倒也并不那么病态。
　　《连环套》里的雅赫雅不过是个中等的绸缎店主，得自己上柜台去的。如果霓喜能够同他相安无事，不难一直相安下去，白头偕老也无不可。他们同居生活的失败是由于霓喜本身性格上的缺陷。她的第二个男人窦尧芳是个规模较好的药材店主，也还是没有大资本家的气派的。和霓喜姘居过的一个小官吏，也不过仅仅沾着点官气而已。他们对霓喜并没有任何特殊心理，相互之间还是人与人的关系，有着某种真情，原是不足为异的。
　　姘居的女人呢，她们的原来地位总比男人还要低些，但多是些有着泼辣的生命力的。她们对男人具有一种魅惑力，但那是健康的女人的魅惑力。因为倘使过于病态，便不合那些男人的需要。她们也操作，也吃醋争风打架，可以很野蛮，但不歇斯底里。她们只有一宗不足处；就是她们的地位始终是不确定的。疑忌与自危使她们渐渐变成自私者。
　　这种姘居生活中国比外国更多，但还没有人认真拿它写过。鸳鸯蝴蝶派文人看看他们不够才子佳人的多情，新式文人又嫌他们既不像爱，又不像嫖，不够健康，又不够病态，缺乏主题的明朗性。
　　霓喜的故事，使我感动的是霓喜对于物质生活的单纯的爱，而这物质生活却需要随时下死劲去抓住。她要男性的爱，同时也要安全。可是不能兼顾，每致人财两空。结果她觉得什么都靠不住，还是投资在儿女身上，囤积了一点人力——最无人道的囤积。
　　霓喜并非没有感情的，对于这个世界她要爱而爱不进去。但她并非完全没有得到爱，不过只是摭食人家的残羹冷炙，如杜甫诗里说：“残羹与冷炙，到处潜酸辛。”但她究竟是个健康的女人，不至于沦为乞儿相。她倒像是在贪婪地嚼着大量的榨过油的豆饼，虽然依恃着她的体质，而豆饼里也多少有着滋养，但终于不免吃伤了脾胃。而且，人吃畜牲的饲料，到底是悲怆的。
　　至于《连环套》里有许多地方袭用旧小说的词句——五十年前的广东人
　　与外国人，语气像《金瓶梅》中的人物；赛珍珠小说中的中国人，说话带有英国旧文学气息，同属迁就的借用，原是不足为训的。我当初的用意是这样：写上海人心目中的浪漫气氛的香港，已经隔有相当的距离；五十年前的香港，更多了一重时间上的距离，因此特地采用了一种过了时的词汇来代表这双重距离。有时候未免刻意做作，所以有些过分了。我想将来是可以改掉一点的。
　　1944年12月

　　●唯痛苦乃能产生真幽默，唯有幽默，才能对万事平心静气。平心静气，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缺点，也是优点。

　　汪曾祺
　　（1920～1997）
　　作家。江苏高邮人。1939 年考入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1954 年调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文艺刊物编辑，编过《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1962 年初调北京市京剧团（后改为北京市京剧院）任编剧。
　　著有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评论集《晚翠文谈》，作品集《汪曾祺自选集》等。

　　两栖杂述

　　我是两栖类，写小说，也写戏曲。我本来是写小说的，二十年来在一个京剧院担任编剧。近二三年又写了一点短篇小说。我过去的朋友听说我写京剧，见面时说：“你怎么会写京剧呢？——你本来是写小说的，而且是有点‘洋’的！”他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有些新相识的朋友，看过我近年的小说后，很诚恳地跟我说：“您还是写小说吧，写什么戏呢！”他们都觉得小说和戏——京剧，是两码事，而且多多少少有点觉得我写京剧是糟蹋自己，为我惋惜。我很感谢他们的心意。有些戏曲界的先辈则希望我还是留下来写戏，当我表示我并不想离开戏曲界时，就很高兴。我也很感谢他们的心意。
　　曹禺同志有一次跟我说，“你还是双管齐下吧！”我接受了他的建议。
　　我小时候没有想过写戏，也没有想过写小说。我喜欢画画。
　　我的父亲是个画画的，在我们那个县城里有点名气。我从小就很喜欢看他画画。每当他把画画的那间屋子打开（他不常画画），支上窗户，我就非常高兴。我看他研了颜色，磨了墨，铺好了纸；看他抽着烟想了一会，对着雪白的宣纸看了半天，用指甲或笔杆的一头在纸上比划比划，划几个道道，定了一幅画的间架章法，然后画出几个“花头”（父亲是画写意花卉的），然后画枝干、布叶、勾筋、补石、点苔，最后再“收拾”一遍，题款，用印，用按钉钉在壁上，抽着烟对着它看半天。我很用心地看了全过程，每一步都看得很有兴趣。
　　我从小学到中学，都“以画名”。我父亲有一些石印的和珂罗版印的画谱，我都看得很熟了。放学回家，路过裱画店，我都要进去看看。
　　高中毕业，我本来是想考美专的。
　　我到四十来岁还想彻底改行，从头学画。
　　我始终认为用笔、墨、颜色来抒写胸怀，更为直接，也更快乐。
　　我到底没有成为一个画家。
　　到现在我还有爱看画的习惯，爱看展览会。有时兴之所至，特别是运动中挨整的时候，还时常随便涂抹几笔，发泄发泄。
　　喜欢画，对写小说，也有点好处。一个是，我在构思一篇小说的时候，有点像我父亲画画那样，先有一团情致，一种意向，然后定间架，画“花头”，立枝干、布叶、勾筋……一个是，可以锻炼对于形体、颜色、“神气”的敏感。我以为，一篇小说，总得有点画意。
　　我是怎样写起小说来的呢？
　　除了画画，我的“国文”成绩一直很好。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三年级，我的国文老师一直是高北溟先生。为了纪念他，我的小说《徙》里直接用了高先生的名字。他的为人、学问和教学的方法也就像我的小说里所写的那样，——当然不尽相同，有些地方是虚构的。在他手里，我读过的文章，印象最深的是归有光的《项脊轩记》、《先妣事略》。
　　有几个暑假，我还从韦子廉先生学习过。韦先生是专攻桐城派的，我跟着他，每天背一篇桐城派古文。姚鼐的、方苞的、刘大槐和戴名世的，加在一起，不下百十篇。
　　到现在，还可以从我的小说里看出归有光和桐城派的影响。归有光以清淡之笔写平常的人情，我是喜欢的（虽然我不喜欢他正统派思想），我觉得他有些地方很像契诃夫。“桐城义法”，我以为是有道理的。桐城派讲究文章的提、放、断、连、疾、徐、顿、挫，讲“文气”。正如中国画讲“血脉流通”、“气韵生动”。我以为“文气”是比“结构”更为内在，更精微的概念，和内容、思想更有有机联系。这是一个很好的、很先进的概念，比许多西方现代美学的概念还要现代的概念。文气是思想的直接的形式，我希望评论家能把“文气论”引进小说批评中来，并且用它来评论外国小说。
　　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
　　我读了高中二年级以后，日本人打到了邻县，我“逃难”在乡下，住在我的小说《受戒》里所写的小和尚庵里。除了高中教科书，我只带了两本书，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一本上海一家野鸡书店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我于是翻来覆去地看这两本书。
　　我到昆明考大学，报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还有沈先生。
　　我选读了沈先生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中国小说史”和“创作实习”。
　　我追随沈先生多年，受到教益很多，印象最深的是两句话。
　　一句是：“要贴到人物来写。”
　　他的意思不大好懂。根据我的理解，有这样几层意思：第一，小说是写人物的。人物是主要的，先行的。其余部分都是次要的，派生的。作者要爱所写的人物。沈先生曾说过，对于兵士和农民“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温爱”，我觉得提得很好。他不说“热爱”，而说“温爱”，我以为这更能准确地说明作者和人物的关系。作者对所写的人物要具有充满人道主义的温情，要有带抒情意味的同情心。
　　第二，作者要和人物站在一起，对人物采取一个平等的态度。除了讽刺小说，作者对于人物不宜居高临下。要用自己的心贴近人物的心，以人物哀乐为自己的哀乐。这样才能在写作的大部分的过程中，把自己和人物融为一体，语语出自自己的肺腑，也是人物的肺腑。这样才不会作出浮泛的、不真实的、概念的和抄袭借用来的描述。这样，一个作品的形成，才会是人物行动逻辑自然的结果。这个作品是“流”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人物的身上没有作者为了外在的目的强加于他身上的东西。
　　第三，人物以外的其他的东西都是附属于人物的。景物、环境，都得服从于人物，景物、环境都得具有人物的色彩，不能脱节，不能游离。一切景物、环境、声音、颜色、气味，都必须是人物所能感受到的。写景，就是写人，是写人物对于周围世界的感觉。这样，才会使一篇作品处处浸透了人物，散发着人物的气息，在不是写人物的部分有人物。
　　另外一句话是：“千万不要冷嘲。”
　　这是对于生活的态度，也是写作的态度。我在旧社会，因为生活的穷困和卑屈，对于现实不满而又找不到出路，又读了一些西方的现代派的作品，对于生活形成一种带有悲观色彩的尖刻、嘲弄、玩世不恭的态度。这在我的一些作品里也有所流露。沈先生发觉了这点，在昆明时就跟我讲过；我到上海后，又写信给我讲到这点。他要求的是对于生活的“执著”，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在严酷的现实的面前，也不能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一个人，总应该用自己的工作，使这个世界更美好一些，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好东西。在任何逆境之中也不能丧失对于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沈先生在下放咸宁干校时，还写信给黄永玉，说“这里的荷花真好！”沈先生八十岁了，还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完成《中国服饰研究》这样的巨著，就是靠这点对于生活的执著和热情支持着的。沈先生的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深。
　　我是怎样写起京剧剧本来的呢？
　　我从小爱看京剧，也爱唱唱。我父亲会拉胡琴，我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就随着他的胡琴唱戏，唱老生，也唱青衣。到读大学时还唱。有个广东同学听到我唱戏，就说：“丢那妈，猫叫！”
　　因为读的是中文系，我后来又学唱了昆曲。
　　我喜欢看戏，看京剧，也爱看地方戏，特别爱看川剧。
　　我没有想到过写戏曲剧本。
　　因为当编辑，编《说说唱唱》，想写作，又下不去，没有生活，不免发牢骚。那年恰好是纪念世界名人吴敬梓，有人就建议我在《儒林外史》里找一个题材，写写京剧剧本，我就写了一个《范进中举》。这个剧本演出了，还在北京市戏曲会演中得了一个奖。
　　1958 年，我戴了右派帽子下去劳动。摘了帽子，想调回北京，恰好北京京剧团还有个编剧名额，我就这样调到了京剧团，一直到现在，二十年了。
　　搞文学的人是不大看得起京剧的。
　　这也难怪。京剧的文学性确实是很差，很多剧本简直是不知所云。前几个月，我在北京，每天到玉渊潭散步，每天听一个演员在练《珠帘寨》的定场诗：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摔死国舅段文楚，唐王一怒贬北番！
　　李克用和李太白有什么关系呢？
　　《花田错》里有一句唱词：
　　桃花不比杏花黄……
　　桃花不黄，杏花也不黄呀！
　　可是，京剧毕竟是我们的文化遗产呀！而且，就是京剧，也有些很好的东西。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四进士》，用了那样多的典型的细节，刻划了宋士杰这样一个独特的人物，这就不用说了。我以为这出戏放在世界戏剧名作之林中，是毫不逊色的。再如《打鱼杀家》里萧恩和桂英离家时的对话：
　　萧恩开门哪（出门介）
　　桂英爹爹请转。
　　萧恩儿呀何事？
　　桂英这门还未曾上锁呢。
　　萧恩这门喏，关也罢不关也罢。
　　桂英里面还有许多动用家具呢。
　　萧恩傻孩子呀，门都不要了，要家具则甚哪！
　　桂英不要了？
　　萧恩不省事的冤家……！
　　我觉得这是小说，很好的小说。我觉得写小说的，也是可以从戏曲里学到很多东西的。
　　戏曲、京剧，有些手法好像很旧。但是中国人觉得它很旧，外国人觉得它很新。比如“自报家门”，这就比用整整一幕戏来介绍人物省事得多。比如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说，是受了中国戏曲的启发而提出来的，这很新呀！
　　我觉得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数典忘祖。我们要“以故为新”，从遗产中找出新的东西来，特别是搞西方现代派的同志，我建议他们读一点旧文学，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研究中国的古典文学。我总是希望能把古今中外熔为一炉。
　　我搞京剧，有一个想法，很想提高一下京剧的文学水平，提高其可读性，想把京剧变成一种现代艺术，可以和现代文学作品放在一起，使人们承认它和王蒙的、高晓声的、林斤澜的、邓友梅的小说是一个水平的东西，只不过形式不同。
　　搞搞京剧还有一个好处，即知道戏和小说是两种东西（当然又是相通的）。戏要夸张，要强调；小说要含蓄，要淡远。李笠翁说写诗文不可说尽，十分只能说二三分；写戏剧必须说尽，十分要说到十分。这是很有见地的话。
　　托尔斯泰说人是不能用警句交谈的，这是指的小说；戏里的人物是可以用警句交谈的。因此，不能把小说写得像戏，不能有太多情节，太多的戏剧性。
　　如果写的是一篇戏剧性很强的小说，那你不如干脆写成戏。
　　以上是一个两栖类的自白。
　　除了搞戏，我还搞过曲艺，编过《说说唱唱》；搞过民间文学，编了好几年《民间文学》。“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不是小说，而是民间文学的论文，而且和甘肃有点关系，是《“花儿”的格律》。我觉得这对写小说没有坏处。特别是民间文学，那真是一个宝库。我甚至可以武断地说，不读一点民歌和民间故事，是不能成为一个好小说家的。
　　我这个两栖类，这个“杂家”有点什么经验？一个是要尊重、热爱祖国的文学艺术传统；一个是兼收并蓄，兴趣更广泛一些，知识更丰富一些。
　　我希望有更多的两栖类，希望诗人、小说家都来写写戏曲。
　　《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
　　一个作品写出来了，作者要说的话都说了。为什么要写这个作品，这个作品是怎么写出来的，都在里面。再说，也无非是重复，或者说些题外之言。
　　但是有些读者愿意看作者谈自己的作品的文章，——回想一下，我年轻时也喜欢读这样的文章，以为比读评论更有意思，也更实惠，因此，我还是来写一点。
　　大淖是有那么一个地方的。不过，我敢说，这个地方是由我给它正了名的。去年我回到阔别了四十余年的家乡，见到一位初中时期教过我国文的张老师，他还问我：“你这个淖字是怎样考证出来的？”我们小时做作文、记日记，常常要提到这个地方，而苦于不知道该怎样写。一般都写作“大脑”，我怀疑之久矣。这地方跟人的大脑有什么关系呢？后来到了张家口坝上，才恍然大悟：这个字原来应该这样写！坝上把大大小小的一片水都叫做“淖儿”。
　　这是蒙古话。坝上蒙古人多，很多地名都是蒙古话。后来到内蒙走过不少叫做“淖儿”的地方，越发证实了我的发现。我的家乡话没有儿化字，所以径称之为淖。至于“大”，是状语。“大淖”是一半汉语，一半蒙语，两结合。
　　我为什么念念不忘地要去考证这个字，为什么在知道淖字应该怎么写的时候，心里觉得很高兴呢？是因为我很久以前就想写写大淖这地方的事，如果写成“大脑”，在感情上是很不舒服的——三十多年前我写的一篇小说里提到大淖这个地方，为了躲开这个“脑”字，只好另外改变了一个说法。
　　我去年回乡，当然要到大淖去看看。我一个人去走了几次，大淖已经几乎完全变样了。一个造纸厂把废水排到这里，淖里是一片铁锈颜色的浊流。
　　我的家人告诉我，我写的那个沙洲现在是一个种鸭场。我对着一片红砖的建筑（我的家乡过去不用红砖，都是青砖），看了一会。不过我走过一些依河而筑的不整齐的矮小房屋，一些才可通人的曲巷，觉得还能看到一些当年的痕迹。甚至某一家门前的空气特别清凉，这感觉，和我四十年前走过时也还是一样。
　　我的一些写旧日家乡的小说发表后，我的乡人问过我的弟弟：“你大哥是不是从小带一个本本，到处记？——要不他为什么能记得那么清楚呢？”
　　我当然没有一个小本本。我那时才十几岁，根本没有想到过我日后会写小说。
　　便是现在，我也没有记笔记的习惯。我的笔记本上除了随手抄录一些所看杂书的片断材料外，只偶尔记下一两句只有我自己看得懂的话——一点印象，有时只有一个单独的词。
　　小时候记得的事是不容易忘记的。
　　我从小喜欢到处走，东看看，西看看（这一点和我的老师沈从文有点像）。
　　放学回来。一路上有很多东西可看。路过银匠店，我走进去看老银匠在模子上敲打半天，敲出一个用来钉在小孩的虎头帽上的小罗汉。路过画匠店，我歪着脑袋看他们画“家神菩萨”或玻璃油画福禄寿三星。路过竹厂，看竹匠把竹子一头劈成几岔，在火上烤弯，做成一张一张草筢子……多少年来，我还记得从我的家到小学的一路每家店铺、人家的样子。去年回乡，一个亲戚请我喝酒，我还能清清楚楚把他家原来的布店的店堂里的格局描绘出来，背得出白色的屏门上用蓝漆写的一副对子。这使他大为惊奇，连说：“是的是的。”也许是这种东看看西看看的习惯，使我后来成了一个“作家”。
　　我经常去“看”的地方之一，是大淖。
　　大淖的景物，大体就是像我所写的那样。居住在大淖附近的人，看了我的小说，都说“写得很像”。当然，我多少把它美化了一点。比如大淖的东边有许多粪缸（巧云家的门外就有一口很大的粪缸），我写它干什么呢？我这样美化一下，我的家乡人是同意的。我并没有有闻必录，是有所选择的。
　　大淖岸上有一块比通常的碾盘还要大得多的扁圆石头，人门说是“星”——陨石，以与故事无关，我也割爱了（去年回乡，这个“星”已经不知搬到哪里去了）。如果写这个星，就必然要生出好些文章。因为它目标很大，引人注目，结果又与人事毫不相干，岂非“冤”了读者一下？
　　小锡匠那回事是有的，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还记得。我那时还在上小学，听说一个小锡匠因为和一个保安队的兵的“人”要好，被保安队打死了，后来用尿碱救过来了。我跑到出事地点去看，只看见几只尿桶。这地方是平常日子也总有几只尿桶放在那里的，为了集尿，也为了方便行人。我去看了那个“巧云”（我不知道她的真名叫什么），门半掩着，里面很黑，床上坐着一个年轻女人，我没有看清她的模样，只是无端地觉得她很美。过了两天，就看见锡匠们在大街上游行。这些，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使我很向往。
　　我当时还很小，但我的向往是真实的。我当时还不懂“高尚的品质，优美的情操”这一套，我有的只是一点向往。这点向往是朦胧的，但也是强烈的。
　　这点向往在我的心里存留了四十多年，终于促使我写了这篇小说。
　　大淖的东头不大像我所写的一样，真实生活里的巧云的父亲也不是挑夫。挑夫聚居的地方不在大淖而在越塘，越塘就在我家的巷子的尽头。我上小学、初中时每天早晨、傍晚都要经过那里。星期天，去钓鱼。暑假时，挟了一个画夹子去写生。这地方我非常熟。挑夫的生活就像我所写的那样。街里的人对挑夫是看不起的，称之为“挑箩把担”的。便是现在，也还有这个说法。但是我真的从小没有对他们轻视过。
　　越塘边有一个姓戴的轿夫，得了血丝虫病——象腿病。抬轿子的得了这种最不该得的病，就算完了，往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呢？他的老婆，我每天都看见，原来是个有点邋遢的女人，头发黄黄的，很少梳得整齐的时候，她大概身体不太好，总不大有精神。丈夫得了这种病，她怎么办呢？有一天我看见她，真是焕然一新！她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头发梳着光光的，衣服很整齐，显得很挺拔，很精神。尤其使我惊奇的，是她原来还挺好看。她当了挑夫了！一百五十斤的担子挑起来嚓嚓地走，和别的男女挑夫走在一列，比谁也不弱。
　　这个女人使我很惊奇。经过四十多年，神差鬼使，终于使我把她的品行性格移到我原来所知甚少的巧云身上（挑夫们因此也就搬了家）。这样，原来比较模糊的巧云的形象就比较充实，比较丰满了。
　　这样，一篇小说就酝酿成熟了。我的向往和惊奇也就有了着落。至于这篇小说是怎样写出来的，那真是说不清，只能说是神差鬼使，像鲁迅所说“思想中有了鬼似的”。我只是坐在沙发里东想想，西想想，想了几天，一切就比较明确起来了，所需用的语言、节奏也就自然形成了。一篇小说已经有在那里，我只要把它抄出来就行了。但是写出来的契因，还是那点向往和那点惊奇，我以为没有那么一点东西是不行的。
　　各人的写作习惯不一样。有人是一边写一边想，几经改删，然后成篇。
　　我是想得相当成熟了，一气写成。当然在写的过程中对原来所想的还会有所取舍，如刘彦和所说：“殆乎篇成，半折心始。”也还会写到那里，涌出一些原来没有想到的细节，所谓“神来之笔”，比如我写到：“十一子微微听见一点声音，他睁了睁眼。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之后，忽然写了一句：“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
　　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只是写到那里，出于感情的需要，我迫切地要写出这一句（写这一句时，我流了眼泪）。我的老师教我们写作，常说“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人不懂他这句话。我的这一个细节也许可以给沈先生的话作一注脚。在写作过程要随时紧紧贴着人物，用自己的心，自己的全部感情。什么时候自己的感情贴不住人物，大概人物也就会“走”了，飘了，不具体了。
　　几个评论家都说我是一个风俗画作家，我自己原来没有想过。我是很爱看风俗画。十六七世纪的荷兰画派的画，日本的浮世绘，中国的货郎图、踏歌图……我都爱看。讲风俗的书，《荆梦岁时记》、《东京梦华录》、《一岁货声》……我都爱看。我也爱读竹枝词。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我的小说里有些风俗画成分，是很自然的。但是不能为写风俗而写风俗。作为小说，写风俗是为了写人。有些风俗，与人的关系不大，尽管它本身很美，也不宜多写。比如大淖这地方放过荷灯，那是很美的。纸制的荷花，当中安一段浸了桐油的纸捻，点着了，7 月15 日的夜晚，放到水里，慢慢地漂着，经久不熄，又凄凉又热闹，看的人疑似离开真实生活而进入一种飘渺的梦境。但是我没有把它写入《记事》，——除非我换一个写法，把巧云和十一子的悲喜和放荷灯结合起来，成为故事不可缺少的部分，像沈先生在《边城》里所写的划龙船一样。这本是不待言的事，但我看了一些青年作家写风俗的小说，往往与人物关系不大，所以在这里说一句。
　　对这篇小说的结构，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以为前面（不是直接写人物的部分）写得太多，有比例失重之感。另一种意见，以为这篇小说的特点正在其结构，前面写了三节，都是记风土人情，第四节才出现人物。我于此有说焉。我这样写，自己是意识到的。所以一开头着重写环境，是因为“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
　　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人和事。有个青年作家说：“题目是《大淖记事》，不是《巧云和十一子的故事》，可以这样写。”我倾向同意她的意见。
　　我的小说的结构并不都是这样的。比如《岁寒三友》，开门见山，上来就写人。我以为短篇小说的结构可以是各式各样的，如果结构都差不多，那也就不成其为结构了。

　　读廉价书

　　文章滥贱，书价腾踊。我已经有好多年不买书了。这一半也是因为房子太小，买了没有地方放。年轻时倒也有买书的习惯。上街，总要到书店里逛逛，挟一两本回来。但我买的，大都是便宜的书。读廉价书有几样好处，一是买得起，掏出钱时不肉痛；二是无须珍惜，可以随便在上面圈点批注；三是丢了就丢了，不心疼。读廉价书亦有可记之事，爱记之。

　　一折八扣书

　　一折八扣书盛行于30 年代，中学生所买的大都是这种书。一折，而又打八扣，即定价如是一元，实售只是八分钱。当然书后面的定价是预先提高了的。但是经过一折八扣，总还是很便宜的。为什么不把定价压低，实价出售，而用这种一折八扣的办法呢，大概是投合买书人贪便宜的心理：这差不多等于白给了。
　　一折八扣书多是供人消遣的笔记小说，如《子不语》、《夜雨秋灯录》、《续齐谐》等等。但也有文笔好，内容有意思的，如余谵心的《板桥杂记》、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也有旧诗词集。我最初读到的《漱玉词》和《断肠词》就是这种一折八扣本。《断肠词》的样子我到现在还记得，封面是砖红色的，一侧画一枝滴下两滴墨水的羽毛笔。一折八扣书都很薄，但也有较厚的，《剑南诗钞》即是相当厚的两本。这书的封面是米黄色的铜版纸，王西神题签。这在一折八扣书中是相当贵的了。
　　星期天，上午上街，买买东西（毛巾、牙膏、袜子之类），吃一碗脆鳝面或辣油面（我读高中在江阴，江阴的面我以为是做得最好的，真是细若银丝，汤也极好），几只猪油青韭馅饼（满口清香），到书摊上挑一两本一折八扣书，回校。下午躺在床上吃粉盐豆（江阴的特产），喝白开水，看书，把三角函数、化学分子式暂时都忘在脑后，考试、分数，于我何有哉，这一天实在过得蛮快活。
　　一折八扣书为什么卖得如此之贱？因为成本低。除了垫出一点纸张油墨，就不须花什么钱。谈不上什么编辑，选一个底本，排印一下就是。大都只是白文，无注释，多数连标点也没有。
　　我倒希望现在能出这种无前言后记，无注释、评语、考证，只印白文的普及本的书。我不爱读那种塞进长篇大论的前言后记的书，好像被人牵着鼻子走。读了那样板着面孔的前言和啰嗦的后记，常常叫人生气。而且加进这样的东西，书就卖得很贵了。

　　扫叶山房

　　扫叶山房是龚半千的斋名，我在南京，曾到清凉山看过其遗址。但这里说的是一家书店。这家书店专出石印线装书，白连史纸，字颇小，但行间加栏，所以看起来不很吃力。所印书大都几册作一部，外加一个蓝布函套。挑选的都是内容比较严肃，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古籍，这对于置不起善本的想做点学问的读书人是方便的。我不知道这家书店的老板是何许人，但是觉得是个有心人，他也想牟利，但也想做一点于人有益的事。这家书店在什么地方，我不记得了，印象中好像在上海四马路。扫叶山房出的书不少，嘉惠士林，功不可泯。我希望有人调查一下扫叶山房的始末，写一篇报告，这在中国出版史上将是有意思的一笔，虽然是小小的一笔。
　　我买过一些扫叶山房的书，都已失去。前几年架上有一函《景德镇匋录》，现在也不知去向了。

　　旧书摊

　　昆明的旧书店集中在文明街，街北头路西，有几家旧书店。我们和这几家旧书店的关系，不是去买书，倒是常去卖书。这几家旧书店的老板和伙计对于书都不大内行，只要是稍微整齐一点的书，古今中外，文法理工，都要，而且收购的价钱不低。尤其是工具书，拿去，当时就付钱。我在西南联大时，时常断顿，有时日高不起，拥被坠卧。朱德熙看我到快11 点钟还不露面，便知道我午饭还没有着落，于是挟了一本英文字典，走进来，推推我：“起来起来，去吃饭！”到了文明街，出脱了字典，两个人便可以吃一顿破酥包子或两碗闷鸡米线，还可以喝二两酒。
　　工具书里最走俏的是《辞源》。有一个同学发现一家书店的《辞源》的收售价比原价要高出不少，而拐角的商务印书馆的书架就有几十本崭新的《辞源》，于是以原价买到，转身即以高价卖给旧书店。他这种搬运工作干了好几次。
　　我应当在昆明旧书店也买过几本书，是些什么书，记不得了。
　　在上海，我短不了逛逛旧书店。有时是陪黄裳去，有时我自己去。也买过几本书。印象真凿的是买过一本英文的《威尼斯商人》。其时大概是想好好学学英文，但这本《威尼斯商人》始终没有读完。
　　我倒是在地摊上买到过几本好书。我在福煦路一个中学教书，有一个工友，姑且叫他老许吧，他管打扫办公室和教室外面的地面，打开水，还包几个无家的单身教员的伙食。伙食极简便，经常提供的是红烧小黄鱼和炒鸡毛菜。他在校门外还摆了一个书摊。他这书摊是名副其实的“地摊”，连一块板子或油布也没有，书直接平摊在人行道的水泥地上。老许坐于校门内侧，手里做着事，择菜或清除洋铁壶的水碱，一面拿眼睛向地摊上瞟着。我进进出出，总要蹲下来看看他的书。我曾经买过他一些书，——那是和烂纸的价钱差不多的，其中值得纪念的有两本，一本是张岱的《陶庵梦忆》，这本书现在大概还在我家不知哪个角落里。一本在我来说，是很名贵的：万有文库汤显祖评本《董解元西厢记》。我对董西厢一直在偏爱，以为非王西厢所可比。汤显祖的批语包括眉批和每一出的总批，都极精彩。这本书字大，纸厚，汤评是照手书刻印的。汤显祖字似欧阳率更《张翰帖》，秀逸处似陈老莲，极可爱。我未见过临川书真迹，得见此影印刻本，而不禁神往不置。“万有文库”算是什么稀罕版本呢？但在我这个向不藏书的人，是视同珍宝的。这书跟随我多年，约十年前为人借去不还，弄得我想引用汤评时，只能于记忆中得其仿佛，不胜怅怅！

　　小镇书遇

　　我戴了右派帽子，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劳动。沙岭子是宣化至张家口之间的一小站，这里有一个镇，本地叫做“堡”（读如“捕”）。每遇星期天、节假日，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我们就去堡里逛逛。堡里有一个供销社（卖红
　　黑灯芯绒、凤穿牡丹被面、花素直贡呢、动物饼干、果酱面包、油盐酱醋、
　　韭菜花、青椒糊、臭豆腐），一个山货店，一个缝纫社，一个木业生产合作社，一个兽医站。若是逢集，则有一些卖茄子、辣椒、疙瘩白的菜担，一些用绳络网在筐里的小猪秧子。我们就怀了很大的兴趣，看凤穿牡丹被面，看铁锅，看扫帚，看茄子，看辣椒，看猪秧子。
　　堡里照例还有一个新华书店，充斥于书架上的当然是毛选，此外还有些宣传计划生育的小册子、介绍化肥农药配制的科普书、连环画《智取威虎山》、《三打白骨精》。有一天，我去逛书店，忽然在一个书架的最高层发现了几本书：《梦溪笔谈》、《容斋随笔》、《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
　　我不无激动地搬过一张凳子，把这几册书抽下来，请售货员计价。售货员把我打量了一遍，开了发票。
　　“你们这个书店怎么会进这样的书？”
　　“谁知道！也除是你，要不然，这几本书永远不会有人要。”
　　不久，我结束劳动，派到县上去画马铃薯图谱。我就带了这几本书，还有一套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到沽源去了。白天画图谱，夜晚灯下读书，如此右派，当得！
　　这几本书是按原价卖给我们的，不是廉价书。但这是早先的定价，故不贵。
　　鸡蛋书
　　赵树理同志曾希望他的书能在农村的庙会上卖，农民可以拿几个鸡蛋来换。这个理想一直未见实现。用实物换书，有一定困难，因为鸡蛋的价钱是涨落不定的。但是便宜到只值两三个鸡蛋，这样的书原先就有过。
　　我家在高邮北市口开了一爿中药店万全堂。万全堂的廊下常年摆着一个书摊，两张板凳支三块门板，“书”就一本一本地平放在上面。为了怕风吹跑，用几根削方了的木棍横压着。摊主用一个小板凳坐在一边，神情古朴。
　　这些书都是唱本，封面一色是浅紫色的很薄的标语纸的，上面印了单线的人物画，都与内容有关，左边留出长方的框，印出书名：《薛丁山征西》、《三请樊梨花》、《李三娘挑水》、《孟姜女哭长城》……里面是白色有光纸石印的“文本”，两句之间空一字，念起来不易串行。我曾经跟摊主借阅过。
　　一本“书”一会儿就看完了，因为只有几页，看完一本，再去换。这种唱本几乎千篇一律，开头总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三皇五帝是和什么故事都挨得上的。唱词是没有多大文采的，但却文从字顺，合辙押韵（七字句和十字句）。当中当然有许多不必要的“水词”。老舍先生曾批评旧曲艺有许多不必要的字，如“开言有语叫张生”，“叫张生”就得了嘛，干嘛还要“开言”还“有语”呢？不行啊，不这样就凑不足七个字，而且韵也押不好。这种“水词”在唱本中比比皆是，也自成一种文理。我倒想什么时候有空，专门研究一下曲艺唱本里的“水词”。不是开玩笑，我觉得我们的新诗里所缺乏的正是这种“水词”，字句之间过于拥挤，这是题外话。
　　我读过的唱本最有趣的一本是《王婆骂鸡》。
　　这种唱本是卖给农民的。农民进城，打了油，撕了布，称了盐，到万全堂买了治牙疼的“过街笑”、治肚子疼的暖脐膏，顺便就到书摊上翻翻，挑两本，放进捎码子，带回去了。
　　农民拿了这种书，不是看，是要大声念的。会唱“送麒麟”、“看火戏”的还要打起调子唱。一人唱念，就有不少人围坐静听。自娱娱人，这是家乡农村的重要文化生活。
　　唱本定价一百二十文左右，与一碗宽汤饺面相等，相当于三个鸡蛋。
　　这种石印唱本不知是什么地方出的（大概是上海），曲本作者更不知道是什么人。
　　另外一种极便宜的书是“百本张”的鼓曲段子。这是用毛边纸手抄的，折叠式，不装订，书面写出曲段名，背后有一方长方形的墨印“百本张”的印记（大小如豆腐干）。里面的字颇大，是蹩脚的馆阁体楷书，而皆微扁。
　　这种曲本是在庙会上卖的，我曾在隆福寺买到过几本。后来，就再看不见了。
　　这种唱本的价钱，也就是相当于三个鸡蛋。
　　附带想到一个问题，北京的鼓词俗曲的资料极为丰富，可是一直没有人认真地研究过。孙楷第先生曾编过俗曲目录，但只是目录而已。事实上这里可研究的东西很多，从民俗学的角度，从北京方言角度，当然也从文学角度，都很值得钻进去，搞十年八年。一般对北京曲段多只重视其文学性，重视罗松窗、韩小窗，对于更俚俗的不大看重。其实有些极俗的曲段。如“阔大奶奶逛庙会”、“穷大奶奶逛庙会”，单看题目就知道是非常有趣的。车王府有那么多曲本，一直躺在首都图书馆睡觉，太可惜了！

　　关于《受戒》

　　我没有当过和尚。
　　我的家乡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庙。我的家乡没有多少名胜风景。我们小时候经常去玩的地方，便是这些庙。我们去看佛像，看释迦牟尼和他两旁的侍者（有一个侍者岁数很大了，还老那么站着，我常为他不平），看降龙罗汉、伏虎罗汉、长眉罗汉，看释迦牟尼的背后塑在墙壁上的“海水观音”。观音站在一个鳌鱼的头上，四周都是卷着漩涡的海水。我没有见过海，却从这一壁泥塑上听到了大海的声音。一个中小城市的寺庙，实际上就是一个美术馆。
　　它同时又是一所公园。庙里大都有广庭、大树、高楼，我到现在还记得走上吱吱作响的楼梯，踏着尘土上印着清晰的黄鼠狼足迹的楼板时心里的轻微地紧张，记得凭栏一望后的畅快。
　　我写的那个善因寺是有的。我读初中时，天天从寺边经过。寺里放戒，一天去看几回。
　　我小时就认识一些和尚。我曾到一个人迹罕到的小庵里，去看过一个戒行严苦的老和尚。他年轻时曾在香炉里烧掉自己的两个指头，自号八指头陀。
　　我见过一些阔和尚，那些大庙里的方丈。他们大都衣履讲究（讲究到令人难以相信），相貌堂堂，谈吐不俗，比县里的许多绅士还显得更有文化。事实上他们就是这个县的文化人。我写的那个石桥是有那么一个人的（名字我给他改了），他能写能画，画法任伯年，书学吴昌硕，都很有可观。我们还常常走过门外，去看他那个小老婆，长得像一穗兰花。
　　我也认识一些以念经为职业的普通的和尚。我们家常做法事。我因为是长子，常在法事的开头和当中被叫去磕头；法事完了，在他们脱下袈裟，互道辛苦之后（头一次听见他们互相道“辛苦”，我颇为感动，原来和尚之间也很讲人情，不是那样冷淡），陪他们一起喝粥或者吃挂面。这样我就有机会看怎样布置道场，翻看他们的经卷，听他们敲击法器，对着经本一句一句地听正座唱“叹骷髅”（据说这一段唱词是苏东坡写的）。
　　我认为和尚也是一种人，他们的生活也是一种生活。凡作为人的七情六欲，他们皆不缺少，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个乡下的小庵里住了几个月，就住在小说里所写的“一花一世界”那几间小屋里。庵名我已经忘记了，反正不叫菩提庵。
　　菩提庵是我因为小门上有那样一副对联而给它起的。“一花一世界”，我并不大懂，只是朦朦胧胧地感到一种哲学的美。我那时也就是明海那样的年龄，十七八岁，能懂什么呢。
　　庵里的人，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就是我所写的那样。明海是没有的，倒是有一个小和尚，人相当蠢，和明海不一样。至于当家和尚拍着板教小和尚念经，则是我亲眼得见。
　　这个庄是叫庵赵庄。小英子的一家，如我所写的那样。这一家，人特别的勤劳，房屋、用具特别的整齐干净，小英子眉眼的明秀，性格的开放爽朗，身体姿态的优美和健康，都使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和我在城里所见的女孩子不一样。她的全身，都发散着一种青春的气息。
　　我一直想写写在这小庵里所见到的生活，一直没有写。
　　怎么会在四十三年之后，在我已经六十岁的时候，忽然会写出这样一篇东西来呢？这是说不明白的。要说明一个作者怎样孕育一篇作品，就像要说明一棵树是怎样开出花来的一样的困难。
　　理智地想一下，因由也是有一些的。
　　一是在这以前，我曾经忽然心血来潮，想起我在三十二年前写的，久已遗失的一篇旧作《异秉》，提笔重写了一遍。写后，想：是谁规定过，解放前的生活不能反映呢？既然历史小说都可以写，为什么写写旧社会就不行呢？今天的人，对于今天的生活所过来的那个旧的生活，就不需要再认识认识吗？旧社会的悲哀和苦趣，以及旧社会也不是没有的欢乐，不能给今天的人一点什么吗？这样，我就渐渐回忆起四十二年前的一些旧梦。当然，今天来写旧生活，和我当时的感情不一样，正好同我重写过的《异秉》和三十二年前所写的感情也一定不会一样。四十多年前的事，我是用一个80 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写的。《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一个80 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
　　二是前几个月，因为我的教师沈从文要编他的小说集，我又一次比较集中、比较系统的读了他的小说。我认为，他的小说，他的小说里的人物，特别是他笔下的那些农村的少女，三三、夭夭、翠翠，是推动我产生小英子这样一个形象的一种很潜在的因素。这一点，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在写作过程中，一点也没有察觉。大概是有关系的，我是沈先生的学生，我曾问过自己：这篇小说像什么？我觉得，有点像《边城》。
　　第三，是受了百花齐放的气候的感召。
　　试想一想，不用说十年浩幼，就是“十七年”，我会写出这样一篇东西么？写出了，会有地方发表么？发表了，会有人没有顾虑地表示他喜欢这篇作品么？都不可能的。那么，我就觉得，我们的文艺的情况真是好了，人们的思想比前一阵解放得多了。百花齐放，蔚然成风，使人感到温暖。虽然风的形成是曲曲折折的（这种曲折的过程我不大了解），也许还会乍暖还寒？
　　但是我想不会。我为此，为我们这个国家，感到高兴。
　　这篇小说写的是什么？我在大体上有了一个设想之后，曾和个别同志谈过。“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东西呢？”当时我没有回答，只是带着一点激动说：“我要写！我一定要把它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写成后，我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人们都说，文艺有三种作用：教育作用、美感作用和认识作用。是的。
　　我承认有的作品有更深刻或更明显的教育意义。但是我希望不要把美感作用和教育作用截然分开甚至对立起来，不要把教育作用看得太狭窄（我历来不赞成单纯娱乐性的文艺这种提法），那样就会导致题材的单调。美感作用同时也是一种教育作用。美育嘛，这两年重提美育，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这是医治民族的创伤，提高青年品德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我们的青年应该生活得更充实，更优美，更高尚。我甚至相信，一个真正能欣赏齐白石和柴可夫斯基的青年，不大会成为一个打砸抢分子。
　　我的作品的内在的情绪是欢乐的。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快乐。一个作家，有责任给予人们一分快乐，尤其是今天（请不要误会，我并不反对写悲惨的故事）。我在写出这个作品之后，原本也是有顾虑的。
　　我说过，发表这样的作品是需要勇气的。但是我到底还是拿出来了，我还有一点自信。我相信我的作品是健康的，是引人向上的，是可以增加人对于生活的信心的，这至少是我的希望。
　　也许会适得其反。
　　我们当然是需要有战斗性的，描写具有丰富的人性的现代英雄的，深刻而尖锐地揭示社会的病痛并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悲壮、宏伟的作品。悲剧总要比喜剧更高一些。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
　　我从来没有说过关于自己作品的话。一个不长的短篇，也没有多少可说的话。《小说选刊》的编者要我写几句关于《受戒》的话，我就写了这样一些。写得不短，而且那样的直率，大概我的性格在变。
　　很多人的性格都在变。这好。

　　《水游》人物的绰号

　　鼓上蚤和拼命三郎
　　由“旱地忽律”想到《水浒》一百零八将的绰号。
　　有的绰号是起得很精彩的，很能写出人物的气质风度，很传神，耐人寻味。
　　如“鼓上蚤时迁”。曾看过一则小资料，跳蚤是世界动物中跳高的绝对冠军，以它的个头和能跳的高度为比例，没有任何动物能赶得上，这是有数据的。当时想把这则资料剪下来，忙乱中丢失了，很可惜。我所以对这则资料感兴趣，是因为当时就想到“鼓上蚤”。跳蚤本来跳得就高，于鼓上跳，鼓有弹性，其高可知。话说回来，谁见过鼓上的跳蚤？给时迁起这个绰号的人的想象力实在令人佩服。
　　时迁在《水浒》里主要做了三件事：一偷鸡，二盗甲，三火烧翠云楼。
　　偷鸡无足称，虽然这是武丑的开门戏。写得最精彩的是盗甲。时迁是“神偷”型的人物，中国的市民对于神偷是很崇拜的。凡神偷都有共同的特点，除了身轻、手快，一双锐利的眼睛，更重要的是举重若轻，履险如夷，于间不容发之际能从容不迫。《水浒》写盗甲，一步一步，层次分明，交待清楚。甲到手，时迁“悄悄地开了楼门，款款儿地背着皮匣，下得扶梯，从里面直开到外面来，真是神不知鬼不觉”。“款款地”是不慌不忙的意思，现在山西、张家口还这么说。“款款”下加一“儿”字“款款儿地”，更有韵味。火烧翠云楼是打北京城的一大关目。这两回书都写得不精彩，李卓吾评之曰“不济不济”。时迁放火，写得很马虎。不过我小时看石印本绣像《水浒》，时迁在烈焰腾腾的翠云楼最高一层的檐角倒立着——拿起一把顶，印象还是很深刻的。
　　时迁在《水浒》里要算个人物，但石碣天书却把他排在地煞星的倒数第二，连白日鼠白胜都在他的前面，后面是毫无作为的“金毛犬段景住”，这实在是委屈了他。
　　如“拼命三郎石秀”。“拼命”和“三郎”放在一起，便产生一种特殊的意境，产生一种美感。大郎、二郎都不成，就得是三郎。这有什么道理可说呢？大哥笨、二哥憨，只有老三往往是聪明伶俐的。中国语言往往反映出只可意会的、潜在复杂的社会心理。
　　拼命三郎不止是不怕死，敢拼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朋友两肋插刀，更重要的是说他办事爽快，凡事不干则已，干，就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是个工于心计的人，绝不是莽莽撞撞。看他杀胡道，杀海闍黎，杀潘巧云，杀迎儿，莫不经过详实的调查，周密的安排，刀刀见血，下手无情。
　　这个人给人的印象是未免太狠了一点。
　　石秀上山后无大作为，只是三打祝家庄探路有功，但《水浒》写得也较平淡，倒是昆曲《探庄》给他一个“单出头”的机会。曾见过侯永奎的《探庄》，黑罗帽，黑箭衣，英气勃勃。侯永奎的嗓子奇高而亮，只是有点左，不大挂味，但演石秀，却很对工。
　　浪子燕青及其他
　　“浪子燕青”的“浪子”是一个特定概念，指的是风流浪子。张国宝《罗李郎》杂剧：“人都道你是浪子，上长街百十样风流事”。此人一出场，但见：
　　六尺以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纪，三牙掩口细髯，十分腰细膀阔。……
　　腰间斜插名人扇，鬓畔常簪四季花。
　　这个“人物赞”描写如画，在《水浒》诸“赞”之中是上乘。
　　这人是北京土居人氏，自小父母双亡，卢员外家中养的他大。为见他一身雪练也是白肉，卢俊义叫一个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一身遍体花绣，却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若赛锦体，由你是谁，都输与他。不则一身好花绣，那人更兼吹的、弹的、唱的、舞的，拆白道字，顶真续麻，无有不能，无有不会。亦是说的诸路乡谈，省的诸行百艺的市语。更且一身本事，无人比的。拿着一张川弩，只用三枝短箭，郊外落牲，并不放空，箭到物落。晚间入城，少杀也有百十个虫蚁。若赛锦标社，那里利物，管取都是他的。亦且此人百伶百俐，道头知尾，本身姓燕，排行第一，官名单讳个青字，京城里人口顺，都叫他做“浪子燕青”。
　　《水浒》里文身绣体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史进，一个是燕青。史进刺的是九纹龙，燕青刺的大概是花鸟。“凤凰踏碎玉玲珑，孔雀斜穿花错落”。
　　“玉玲珑”是什么，曾有人考证过，结论勉强。一说玉玲珑是复瓣水仙。总之燕青刺的花是相当复杂的。史进的绣体因为后来不常脱膊，再没有展示的机会。燕青在东岳庙和任原相扑，脱得只剩一条熟绢水裤儿，浑身花绣毕露，赢得众人喝彩，着实地出了风头。
　　《水浒传》对燕青真是不惜笔墨，前后共用了一篇赋体的赞，一段散文的叙述，一首“沁园春”，一篇七言古风，不厌其烦。如此调动一切手段赞美一个人物，在全书中绝无仅有。看来作者对燕青是特别钟爱的。
　　写相扑一回，章法奇特。前面写得很铺张，从燕青与宋江谈话，到燕青装做货郎担儿，唱山东货郎转调歌，到和李逵投宿住店，到用扁担劈了任原夸口的粉牌，到众人到客店张看燕青，到燕青游玩岱岳庙，到往迎恩桥看任原，到相扑献台的布置，到太守劝阻燕青，到“部署”再度劝阻，一路写来，曲折详尽，及至正面写到相扑交手，只几句话就交待了。起得铺张，收得干净，确是文章高手。相扑原是“说时迟，那时快”的事，动作本身，没有多少好写。但是《水浒》的寥寥数语却写得十分精彩。
　　……任原看看逼将入来，虚将左脚卖个破绽，燕青叫一声“不要来！”
　　任原却待奔他，被燕青去任原左肋下穿将过去。任原性起，急转身又来拿燕青，被燕青虚跃一跃，又在右肋下钻过去。大汉转身，终是不便，三换换得脚步乱了。燕青却抢将入去，左手扭住任原，探右手插入任原交裆，用肩膊顶住他胸脯，把任原直托将起来，头重脚轻，借力便旋五旋，到献台边，叫一声“下去！”，把任原头在下脚在上，直撺下献台来，这一扑名叫“鹁鸽旋”，数万香官看了，齐声喝彩。
　　《容与堂刻本水浒传》于此处行边加了一路密圈，看来李卓吾对这段文字也是很欣赏的。这一段描写实可作为体育记者的范本。
　　燕青不愧是“浪子”。
　　《水浒》一百八人多数的绰号并不是很精彩。宋江绰号“呼保义”，不知是什么意思。龚开的画赞称之曰“呼群保义”，近是“增字解经”。他另有个绰号“及时雨”是个比喻，只是名实不符。宋江并没有在谁遇到困难时给人什么帮助，倒是他老是在危难之际得到别人的解救。“黑旋风李逵”的绰号大概起得较早，元杂剧里就有几出以“黑旋风”为题目的，但这个绰号只是说他爱向人多处排头砍去，又生得黑，也形象，但了无余蕴。“霹雳火”
　　只是说这个人性情急躁。“豹子头”我始终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倒是“菜园子张青”虽看不出此人有多大能耐，却颇潇洒。
　　不过《水浒》能把一百八人都安上一个绰号，配备齐全，也不容易。
　　绰号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和社会现象，其盛行大概在宋以后，明以前，即《水浒传》成书之时。宋以前很少听到，明以后不绝如缕。如《七侠五义》里的“黑狐狸智化”，窦尔墩“人称铁罗汉”，但在演义小说中不那么普遍。从文学表现手段（虽然这是末技）和社会心理，主要是市民心理的角度研究一下绰号，是有意义的。

　　《戏联选萃》序

　　高邮金实秋承其家学，长于掌故，钩沉爬梳，用功甚勤。他搜集了很多戏台上用的对联，让我看看。我觉得这是有意思的工作。
　　从不少对联中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历史观和戏剧观。有名的对联是“戏台小天地，天地大戏台”，这和莎士比亚的名句“整个世界是一座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只不过是演员”极其相似。古今中外，人情相通如此。这是一条比较文学的重要资料。“上场应念下场日，看戏无非做戏人”，莎士比亚也说过类似的话：“每个人物都有上场和下场”，但似无此精炼。中国汉字繁体字的戏字，左从虚，右从戈，于是很多对联便在这上面做文章。大意无非是：万事皆属虚空，何必大动干戈！其实在汉字的戏字，左旁是“虚”，属“虚”是后起的异体字，不过后来写成“虚”了，就难怪文人搞这种拆字的游戏。虽是拆字，但也反映出一种对于人生的态度。有些对联并不拆字，也表现了近似的思想，如：“功名富贵镜中花，玉带乌纱，回头了千秋事业；离合悲欢皆幻梦，佳人才子，转眼间百岁风光”。如：“牛鬼蛇神空际色，丁歌甲舞镜中茬”。有的写得好像很有气魄，粪土王侯，俾睨才上，一切都不在话下，如清代纪昀的长联：“尧舜生，汤武净，五霸七雄丑角耳，汉祖唐宗，也算一时名角，其余拜将封侯，不过掮旗打伞跑龙套；四书白，五经引，诸子百家杂曲也，李白杜甫，能唱几句乱弹，此外咬文嚼字，都是求钱乞食耍猴儿。”这位纪老先生大概多吃了几杯酒，嘻笑怒骂，故作大言。他真能看得这样超脱么？未必！有不少对联是肯定戏曲的社会功能的。或强调其教育作用，如“借虚事指点实事，托古人提醒今人”；或强调其认识作用，如”有声画谱描人物，无字文章写古今”。有的正面劝人做忠臣孝子，即所谓“高台教化”了，曾国藩、左宗棠所写的对联都如此。他们的对联都很拙劣，倒是昔年北京同乐轩戏园的对联，我以为比较符合戏曲的艺术规律：“作廿四史观，镜中人呼之欲出；当三百篇读，弦外意悠然可思”，至于贵阳江南会馆戏台的时联：“花深深，柳阴阴，听隔院声歌，且凉凉去；月浅浅，风翦翦，数高城更鼓，好缓缓归。” 这样的对看戏的无功利态度，我颇欣赏。这种曾点式的对生活的无追求的追求，乃是儒家正宗。
　　中国的演戏是人神共乐。最初是演给神看的，是祭典的一个组成部分。
　　《九歌》可以看做是戏剧的雏形，《湘君·湘夫人》已经有一点情节，有了戏剧动作（希腊戏剧原来也是演给神看的）。各地固定的戏台多属“庙台”。
　　城隍庙、火神庙、土地庙、观音庙，都可以有戏台。我小时候常看戏的地方是泰山庙、炼阳观和城隍庙。这些庙台台口的柱子上多半有对联，这些对联多半是上联颂扬该庙菩萨的盛德，下联说老百姓可以沾光看戏。庙台对联要庄重，写得好的很少。有时演戏是专门为了一种灾祸的消弭而谢神的，水灾、旱灾、火灾之后，常常要演几天戏。有一副酬雨神的戏台的台联：“小雨一犂，这才是天随人愿；大戏五日，也不过心到神知。”写得很潇洒，很有点幽默感，作者对演戏酬神并不看得那么认真，所以可贵。这应该算是戏联里的佳作。甚至闹蝗虫也可以演戏，这是我以前不知道的。武进奔牛镇捕蝗演戏戏台的对子：“尔子孙绳绳，民弗福也，幸毋集翼于原田每每；我黍稷郁郁，神其保诸，报以拊缶而歌呼乌乌”，写得也颇滑稽。大概制联的名士对唱戏驱蝗也是不大相信的，这副对联“不丑”。
　　很多会馆都有戏台，北京虎坊桥福州馆的戏台是北京迄今保存得比较完好的古戏台之一。会馆筑台唱戏，一是为联络乡谊，二是为了谢神。广西两粤会馆戏台台联：“百粤两省二十七部诸同乡，于时语言，于时庐旅；五声六律十二宫大合乐，可与酬酢，可与祐神”，说出了会馆演戏的作用（会馆演戏常是邀了本乡的班子来演的）。宋元以后，商业经济兴起，形成行帮。
　　行，是不同行业，帮则与地域有关。一都市的某一行业，常为某地区商人匠人所把持，于是出现了许多同乡会——会馆，这是他们生存竞争的相当坚实的组织。许多会馆戏台的对联给我们提供了解这方面情况的资料。俞曲园是为会馆戏台制联的高手。会馆戏台台联一般都要同时叩合异地和本土的风光，又要和演剧相关联，不易工稳；但又几乎成为固定的格式，少有新意。
　　三百六十行，都有行会。他们定期集会，也演戏，一般都在祖师爷的生日。行会酬神戏台的对联有些写得不即不离，句句说的是本行，而又别有寄托，如酒业戏台联“正直柳稍青，乍三叠歌来，劝君更进一杯酒；如逢李太白，便百篇和去，与尔同销万古愁”，铁器行戏台联：“装成千古化身，铁马金戈，总是坚心炼就；演出一场关目，风情火性，无非巧手得来”，都是如此。
　　春夏秋冬，四时演戏，都有台联，大都工巧。
　　后来有了专业营业性的剧场，就和谢神、联谊脱离了关系，舞台的台联也大都只谈艺术了。有些戏联是与剧种、剧目有关的，有的甚至只涉及某个演员。
　　对联是中国特有的文学形式（1939年我路过越南时曾看到寺庙里也有对
　　联，但我全不认识，虽然横竖撇捺也像是汉字，但结构比汉字繁复，不知是什么字），这跟汉语、汉字的特点是有关系的。它得是表意的，单音缀的，并且是有不同调值（平上去入）的，才能搞出对联这种花样。在极其有限的篇幅里要表达广阔的意义，有情有景，还要形成双比和连属，确实也不容易。
　　相当多的对联是陈腐的，但也有十分清新可喜的。戏联因为是挂在戏台上让读书不多的市民看的，大都致力于通俗，常用口语，如“大戏五日，也不过心到神知”即是，这是戏联的一个特点。
　　我觉得戏联至少有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民俗方面的，一是文学方面的。
　　实秋索序，我对戏联没有深入的研究，只能略抒读后的感想，如上。

　　《市井小说选》序

　　作家出版社要我为《市井小说选》写一篇序。我没有留心过这方面的问题，连“市井小说”这个词儿也是头一回听说，说点什么呢？
　　“市井小说”写的多半是市民，为什么不就叫“市民小说”？我想大概是要和“市民文学”区别开来。“市民文学”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这是产生在封建时期，应手工业者和商人的要求而兴起的文学，反映他们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悲欢离合。唐人小说开其端，宋人话本达到高潮。“市井小说”
　　和这些不一样。“市井小说”不是《今古奇观》、“三言二拍”，主要的分别在思想。“市民文学”对封建秩序有所抨击，但本身具有很大的封建性。
　　“市井小说”兴起于“五四”以后，“市井小说”的作者有意识或不太意识是广义的社会主义者，“市井小说”是社会主义文学。“市民文学”的作者的思想和他们所描写的人物是在一个水平上的，作者的思想常常就是人物的思想，即市民思想。“市井小说”作者的思想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他们对市民的生活观察角度是俯视的，因此能看得更为真切，更为深刻。
　　“市井小说”没有史诗，所写的都是小人小事。“市井小说”里没有“英雄”，写的都是极其平凡的人。“市井小说”嘛，都是“芸芸众生”。芸芸众生，大量存在，中国有多少城市，有多少市民？他们也都是人，就应该对他们注视，从“人”的角度对他们的生活观察、思考、表现。
　　现代市民的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意识和历史上的市民有一定的继承性。他们社会地位不高，财力有限，辛苦劳碌，差堪温饱。他们有一些朴素的道德标准，比如安分、敬老、仗义、爱国。他们有一些人有的时候会表现出难能的高贵品质，但是贤愚不等，流品很杂。正因如此，才有所谓“市井百态”，才值得一看。他们的生活是平淡的，但因时势播迁，他们也会有许多奇奇怪怪、坑坑洼洼的遭遇。“市井小说”作者的笔下，往往对他们寄与同情。但是这些人是属于浅思维型的，他们只能想怎样活着（这对他们是不易的）；而想不到人为什么活着（这对他们来说太深奥了）。他们的思想上升不到哲学的高度，他们是庸俗的。“市俗”，市和俗总是联在一起的。他们的行事往往是可笑的，因此“市井小说”大都带有喜剧性，有些近于“游戏文章”。
　　有谐谑，但不很尖刻；有嘲讽，但比较温和。市民是一个不活跃的阶层，他们是封闭的，保守的。他们缺乏冒险、探索，特别是缺乏叛逆精神，他们大都是“当了一辈子顺民”。他们既是社会的稳定因素，又是时代的负累。但是这是怎样造成的？有什么办法能使他们改变这种情况？谁也开不出一个药方。因此，“市井小说”在轻松玩世的后面隐伏着悲痛。
　　“市井小说”是复杂的，我的以上的分析大概没有准确的概括性，姑妄言之而已。
　　“市井小说”和“市民文学”是有渊源的，两者都爱穿插风物节令的描写，可作民俗学的资料。所不同处是“市民文学”中有大量的色情描写，而“市井小说”似乎没有继承这个传统。“市井小说”的语言一般是朴素、通俗的，多数“市井小说”的语言接近口语，句式和词汇都与所表现的人物能相协调。在叙述方法上比较注意起承转合，首尾呼应。“时空交错”、“意识流”，很少运用。但是上乘的“市井小说”力避“市民文学”的套子。这些作者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他们在探索一种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但并不陈旧的文体。
　　“市井小说”和“军事文学”、“农村文学”……是并行的。如果它们有对立面，那可能是贵族文学或书斋文学，是普鲁士持、亨利·詹姆士、茀琴妮亚·沃尔芙。“市井小说”的作者不用他们的方法写作，虽然他门并不排斥普鲁士特、詹姆士、沃尔芙。
　　从这本选集看，实际可分上下两辑。上辑大都是30 年代以前的，下辑是50 年代后期至80 年代的，当中缺了一段。为什么会缺了一段？这很值得深思。“市井小说”到了七八十年代又接续上，这说明我们的文学不限于写“工农兵”了。这些小说的出版至少证明我们的写作题材领域拓宽了一步，无论如何，这是好事。
　　1988年1月6日

　　一个爱国的作家

　　近十年来，沈从文忽然受到重视，他的作品正在产生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青年读者当中，这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但是在这以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沈先生是一个受冷遇、被误解，甚至遇到歧视的作家。现代文学史里不提他，或者把他批判一通。沈先生已经去世，现在是时候了，应该对他的作品作出公正的评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里给他一个正确的位置。
　　对沈先生的误解之一，是说他“不革命”。这就奇怪了。难道这些评论家、文学史家没有读过《菜园》，没有读过《新与旧》么？沈先生所写的共产党员是有文化素养的，有书卷气的，也许这不太“典型”，但这也是共产党员的一种，共产党员的一面，这不好么？从这两篇小说，可以感觉到沈先生对于那个时期的共产党员知识分子有多么深挚的感情，对于统治者的残酷和愚蠢怀了多大的义愤。这两篇作品是在国民党“清党”以后，白色恐怖覆压着全中国的时候写的。这样的作品当时并不多，可以说是两声沉痛的呐喊。
　　发表这样的作品难道不要冒一点风险么？
　　对沈先生的误解之二，是说他没有表现劳动人民。请问：《牛》写的是什么？《会明》写的是什么？《贵生》最后放的那把火说明了什么？《丈夫》里的丈夫为了生计，让妻子从事一种“古老的职业”，终于带着妻子回到贫苦的土地，这不是写的农民对“人”的尊严的觉醒么？沈先生说他对农民和士兵怀着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绝对不是假话。把这些作品和《绅士的太太》、《王谢子弟》对照着看看，便可知道沈先生对劳动者和吸血寄生者阶级的感情是多么不同。
　　误解之三，是说他美化了旧社会的农村，冲淡了尖锐的阶级矛盾。这主要指的是《边城》。旧社会的中国农村诚然是悲惨的，超经济的剥削，灭绝人性的压迫，这样的作品当然应有人写，而且这是应该表现的主要方面，但不一定每篇作品都只能是这样，而且各地情况不同。沈先生美化的不是悲惨的农村，美化的是人，是明慧天真的翠翠，是既是业主也是水手的大老、二老，是老爷爷、杨马兵。美化这些人有什么不好？沈先生写农村的小说，大都是一些抒情诗，但他不是使人忘记现实的田园牧歌。他自己说过：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素，但是不知道朴素文字后面隐伏的悲痛。他的《长河》写得很优美，但是他是怕读者对残酷的现实受不了，才故意做出牧歌的谐趣。
　　他的小说的悲痛感情是含蓄的，潜在的，但是散文如《湘西》、《湘行散记》，就是明明白白的大声的控诉了。
　　沈先生小说的一个贯穿性的主题是民族品德的发现与重造，他把这个思想特别体现在一系列农村少女的形象里。他笔下的农村女孩子总是那样健康，那样纯真，那样聪明，那样美。他以为这是我们民族的希望。他的民族品德重造思想也许有点迂。但是，我们要建造精神文明，总得有个来源。如果抛弃传统的美德，从哪里去寻找精神文明的根系和土壤？沈先生的作品有一种内在的忧伤，但是他并不悲观，他认为我们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有前途的，他的作品里没有荒谬感和失落感。他对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对中国人，是充满感情的。假如用一句话对沈先生加以概括，我以为他是一个极其真诚的爱国主义作家。
　　沈先生50 年代以后不写文学作品，改业研究文物，对服饰、陶瓷、丝绸、刺绣……都有广博的知识。他对这些文物的兴趣仍是对人的兴趣，他对这些手工艺品的赞美是对制造这些精美器物的劳动者的赞美。他在表述这些文物的文章中充满了民族自豪感，这和他的文学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1988年5月15日

　　胡同文化
　　——摄影艺术集《胡同之没》序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北京人的思想。
　　胡同原是蒙古语，据说原意是水井，未知确否。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惜薪司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老娘是接生婆）胡同。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吧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吧。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像其形状的。高义伯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义，如大绿纱帽胡同。
　　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市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
　　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约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唤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惊闺”（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
　　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
　　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儿”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儿”，——“破家值万贯”。
　　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婚丧嫁娶，都“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但是平常日子，过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杀”一盘；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都没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块规成圆形的厚板以代酒桌）喝两“个”（大酒缸二两一杯，叫做“一个”）；或是鸟友，不约而同，各晃着鸟笼，到天坛城根、玉渊潭去“会鸟”（会鸟是把鸟笼挂在一处，既可让鸟互相学叫，也互相比赛），此外，“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伺候过陆润庠、王垿等祭酒的老人，他说：“哪儿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考查不出来。但是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的。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
　　北京人爱瞧热闹，但是不爱管闲事。他们总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北京是民主运动的策源地，“民国”以来，常有学生运动。北京人管学生运动叫做“闹学生”。学生示威游行，叫做“过学生”。与他们无关。
　　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份守己，逆来顺受。老舍《茶馆》里的王利发说：“我当了一辈子的顺民”，是大部分北京市民的心态。
　　我的小说《八月骄阳》里写到“文化大革命”，有这样一段对话：“还有个章法没有？我可是当了一辈子安善良民，从来奉公守法。
　　这会儿，全乱了。我这眼面前就跟‘下黄土’似的，简直的，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您多余操这份儿心。粮店还卖不卖棒子面？”
　　“卖！”
　　“还是的。有棒子面就行。……”
　　我们楼里有个小伙子，为一点事，打了开电梯的小姑娘一个嘴巴，我们都很生气，怎么可以打一个女孩子呢！我跟两个上了岁数的老北京（他们是“搬迁户”，原来是住在胡同里的）说，大家应该主持正义，让小伙子当众向小姑娘认错，这二位同声说：“叫他认错？门儿也没有！忍着吧！——‘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睡不着眯着”这话实在太精彩了！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
　　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基础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
　　看着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也许像西安的虾蟆陵，南京的乌衣巷，还会保留一两个名目，使人怅望低徊。
　　再见吧，胡同。
　　1993年3月15日

　　《逝水》自序·我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的世界很平常。
　　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到处是河。可是我既不会游泳，也不会使船，走在乡下的架得很高的狭窄的木桥上，心里都很害怕。于此可见，我是个没出息的人。高邮湖就在城西，抬脚就到，可是我竟然没有在湖上泛过一次舟，我不大爱动。华南人把到外面创一番事业，叫做“闯世界”，我不是个闯世界的人。我不能设计自己的命运，只能由着命运摆布。
　　从出生到初中毕业，我是在本城度过的。这一段生活已经写在《逝水》里。除了家、学校，我最熟悉的是由科甲巷至新巷口的一条叫做“东大街”
　　的街。我熟习沿街的店铺、作坊、摊子，到现在我还能清清楚楚地描绘出这些店铺、作坊、摊子的样子。我每天要去玩一会的地方是我祖父所开的“保全堂”药店。我认识不少药，会搓蜜丸，摊膏药。我熟习中药的气味，熟习由前面店堂到后面堆放草药的栈房之间的腰门上的一副蓝漆字对联：“春暖带云锄芍药，秋高和露种芙蓉”。我熟习大小店铺的老板、店伙、工匠。我熟习这些属于市民阶层的各色人物的待人接物，言淡话语，他们身上的美德和俗气。这些不仅影响了我的为人，也影响了我的文风。
　　我的高中一二年级是在江阴读的，南菁中学。江阴是一个江边的城市，每天江里涨潮，城里的河水也随之上涨。潮退，河水又归平静。行过虹桥，看河水涨落，有一种无端的伤感。难忘繖墩看梅花遇雨，携手泥涂；君山偶遇，遂成离别。几年前我曾往江阴寻梦，缘悭未值。我这辈子大概不会有机会再到江阴了。
　　高三时江阴失陷了，我在淮安、盐城辗转“借读”。来去匆匆，未留只字。
　　我在昆明住过七年， 1939 至1946.前四年在西南联大。初到昆明时，身上还有一点带去的钱，可以吃馆子，骑马到黑龙潭、金殿。后来就穷得叮■响了，真是“囚首垢面，而读诗书”。后三年在中学教书，在黄土坡观音寺、白马庙都住过。
　　1946 年夏至1947 年冬，在上海教中学。上海无风景，法国公园、兆丰公园都只有一点点大。
　　1948 年我在午门历史博物馆工作。我住的地方很特别，在右掖门下，据说原是锦衣卫值宿的所在。
　　1949 年3 月，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5 月，至汉口，在硚口二女中任副教导主任。
　　1950 年夏，回北京。在东单三条、河泊厂都住过一阵。
　　1958 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我和农业工人——也就是农民在一起生活了四年，对农村、农民有了比较切近的认识。
　　1961 年底回北京后住甘家口。不远就是玉渊潭，我几乎每天要围着玉渊潭散步，和菜农、遛鸟的人闲聊，得到不少知识。
　　我在一个京剧院当了十几年编剧。认识了一些名角，也认识了一些值得同情但也很可笑的小人物，增加了我对“人生”的一份理解。
　　我到过不少地方，到过西藏、新疆、内蒙、湖南、江西、四川、广东、福建，登过泰山，在武夷山和永嘉的楠溪江上坐过竹筏……但我于这些地方都只是一个过客，虽然这些地方的山水人情也曾流入我的思想，毕竟只是过眼烟云。
　　我在这个世界走来走去，已经走了七十三年。我还能走得多远，多久？
　　1993年9月8日

　　平心静气
　　——《布衣文丛》序

　　把这样一些看以彼此没有多大关联的文章放在一起，编成一套书，有什么意义？意义还是有的。这些文章虽然散散漫漫，但有一种内在联系贯通的东西，那就是都是谈人生的，对人生的态度和感受。或多或少，都有一点人道主义的精神。
　　宋儒提出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种不通人情，悖乎人性的酷论，因此为后世所诟病，但宋儒亦有可取的一面。我很欣赏这样的境界：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用一种超功利的眼睛看世界，则凡事皆悠然，而看此世界的人也就得到一种愉快，物我同春，了无粘滞，其精要处乃在一“静”字。道家重“习静”，“山中习静朝观槿”，能静，则虽只活一早上的槿花，亦有无穷生意矣。“与人同”，尤其说得好，善与人乐，匪止独乐，只真得佳兴。
　　宋人又有诗：
　　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
　　这说得更为明白。“生意满”即“四时佳兴”，“苦人多”说出对众生的悲悯关怀，此蔼然能仁者之心也。
　　这样的对生活的态度是多情的，美的。
　　人之一生感情最深的，莫过于家乡、父母和童年。离开家乡很远了，但家乡的蟪蛄之声尚犹在耳。“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不论走到天涯海角，故乡总是忘不了的。“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这是一种东方式的思想，西方人是不大重视的，但是这种思想是好的。“瓶花妥帖炉香稳，觅我童心四十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人到上了岁数了，最可贵的是能保持新鲜活泼的、碧绿的童心。此书所收的文章，写家乡、父母、童年的比较多，这是很自然的。
　　人生多苦难。中国人、中国的知识分子生经忧患，接连不断的运动，真是把人“整惨了”。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却能把一切都忍受下来，在说起挨整的经过时并不是椎胸顿足，涕泗横流，倒常用一种调侃诙谐的态度对待之，说得挺“逗”，好像这是什么有趣的事。这种幽默出自于痛苦，唯痛苦乃能产生真幽默。唯有幽默，才能对万事平心静气。平心静气，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缺点，也是优点。
　　现在处在市场经济时期，像一般资本主义初期积累时期一样，不免会物欲横流，心情浮躁，重利轻义，道德伦理会遭到一场大破坏。在这样的时候，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委托邓九平同志主编这套《布衣文丛》，有何意义，对青年读者会产生什么影响？影响是有的，唤醒青年的良知，使他们用一种更纯真，更美的态度对待生活。“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青年人干涸的心里洒一片春雨。
　　是为序。
　　1996年11月

　　●思想是古怪的东西，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毁的。

　　王元化
　　（1920～）
　　文艺理论家。湖北江陵人。1949 年之前曾任中共上海文委委员，并任《奔流》、《展望》、《地下文革》等杂志编辑。1955 年在胡风冤案中受到株连，长期处于逆境。1977 年后复出，任国际笔会上海中心副主席，全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新启蒙”丛书主编等。著有小说集《脚踪》，论文集《抗战文艺论文集》、《文艺漫谈》、《文心雕龙创作论》，评论集《王元化文学评论选》等。

　　序《无梦楼随笔》

　　本书是根据中晓遗留下来的札记由友人编选而成。这些札记用毛笔或钢笔写在一些零碎的纸张上。中晓生前将它们装订成整整齐齐的三个本子，分别题以集名，因为作于他自号的“无梦楼”，选编者总称之为《无梦楼随笔》。
　　本书的写作时间，大约是50 年代末至“文革”前两年。
　　1955 年，中晓因胡风案受审，旧疾复发，咯血不止，于1956 年被允准保外就医，回到绍兴乡下，收入没有了，甚至连购买户口米的粮票也没有了，只得依靠在当地邮局做小职员的父亲苦撑度日。大跃进三年灾害时期，我的妻子张可突然收到一封寄至她单位上海戏剧学院的信。拆开来，其中还套着另一封封口的信，是中晓写给我的。他不知我也被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日子也不好过。信中说：“你的情况大概还好，我很困难，活不下去了。但我还想活……”希望我给予援手等等。读了他的来信，我心中惨然。中晓进新文艺出版社，我有引荐之责。当时他刚刚二十出头，至今我还记得他那双闪闪发亮似乎永远在追寻生活奥秘的大眼睛，是那样澄澈、坦然……当时我听了朋友的介绍，写信邀请这个不相识的青年到新文艺来工作。他不大讲话，总是默默地倾听着。一开始他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从道义上说，我不能对他的来信置之不理。可是，我在当时的处境下又能为他做些什么呢？
　　信件来往在胡风案件中曾构成严重问题，令人心有余悸。我拿着他的信，心中忐忑不安，害怕再惹祸事。在作为定案准则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中，中晓被说成是最反动的。他的一些直率言词，被解释作具有特殊的“反革命敏感”。这种说法经过大肆渲染，“张中晓”已成为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直到60 年代，在一本指定作为学习文件的小册子中，仍在重复这些说法。
　　我和中晓的交往曾成为我在审查中的一个问题。1957 年初，我在隔离时期，两位和我共过事的老作家来找我谈话。我为中晓申辩，说他是一个纯朴的青年，当即受到其中一位的严厉呵叱。后来我被指为对抗组织审查，这也是证据之一。由于这些事记忆犹新，现在手里拿着中晓的这封信，真不知怎么办才好。那时朋友中只有一位还和我往来，他是我深深信赖的柏山。我去和他商量，他经过考虑，认为还是不要声张好。我把信搁了下来。但是不久，中晓又寄来了第二封信。他在信中再一次向我呼吁，诉诸我的良知，企图唤醒我由于权衡利害逐渐变得麻木而冻结起来的同情心。我不知道其他处境相同的人是否像我一样经过如此剧烈的心灵交战？我在审查时期曾有好几次发生过这样的精神危机。也许勇者是不会这样的。可是我的性格中蕴含着一些我所不愿有的怯懦成分，这一次我克服了自己的懦弱。但是应该承认，我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做到这一步的。我通过罗荪把中晓的信转给了主持上海文教工作的石西民，他曾向我表示过，可以向他反映自己的困难，也包括其他受到处分的人，哪怕关在牢里的也是一样。我和石西民素不相识，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不敢深信，但后来证明他是真诚的。多亏在那可怕的岁月里有这样一些人，中晓总算有了一线生机。可是他没有活多久就逝世了。
　　现在已没有人说得出中晓离开世间的确切年月，可以知道的是，他偏偏多活了一些时日，偏偏还要经历一场“文革”的浩劫。这究竟是命运的播弄？
　　还是天地不仁，必须使他遍历人世的磨难？那时他只身蛰居上海，在新华书店做寄发书刊的杂活，勉强糊口。“文革”一来，苦难和疾病把他拖挎了。
　　据估计，他死于1966 年或1967 年，享年三十六七岁。当中晓能够苦撑着生存下来的时候，他相信未来，相信知识的力量，他决不苟且偷生，能活一天，就做一天自己要做的事。这本《无梦楼随笔》就是一个见证。书中生动地表明他是怎样在困厄逆境中挣扎，怎样处于绝地还在内心深处怀着一团不灭的火焰，用它来照明周围的阴霾和苦难。当时他的贫困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从他的札记里时常可以读到：“寒衣卖尽”、“晨餐阙如”、“写于咯血后”……之类的记载。据说他曾把破烂外衣补补缝缝改为内裤。他就是在这种极端艰难困苦中，一笔一笔写下他那血泪凝成的思想结晶。
　　当编者把书稿交给我嘱我写序的时候，正是我束装南下的前夕。在这几天内，我读了经过整理的书稿，又借来中晓那三本札记。一边读，一边心潮随着起伏、激荡。我还来不及细细消化，借来的书稿和札记都得交还了。我写这篇序的时候，总觉得未能较深体会这些平凡文字的深意。从中我惊讶地发现，经过1955 年的事件，痛定思痛，我们在许多方面几乎有着同样的内心体验和精神历程，这首先表现在完全出于自觉的反思上。这种反思是痛苦的，但它是以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来进行的。人的尊严愈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识就愈会变得坚强起来。这是施加暴虐的人所不理解的。在那些年代里，中晓以旺盛的求知欲读了他所能得到的书籍。在哲学方面，除了马恩原著外，主要是康德与黑格尔，他也是黑氏《小逻辑》一书的热心读者。他的札记中有《小逻辑》的大量摘录。札记中凡摘录黑氏著作，使用的都是贺译的名词术语。此外，他为了拓广视野，补足自己的知识不足，还读了不少古书。我发觉他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予以特殊的注意，这显然是想要纠正过去用唯物唯心划线，轻视思辨哲学的偏颇。札记中还用了不少篇幅来摘录《周易》的文字，可惜很少据以引伸出自己的看法。中晓摘录这些文字，不会没有想法，但我们不能悬揣。札记中也摘录了不少基督教圣经新旧约中的文字，这方面比较容易理解。比如札记中曾摘录《旧约箴言》的话：“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 显然就是和他当时处境与心情相关联的。
　　以上是我匆匆读了中晓的札记后的一点印象。这本书的不平常处，就在于它的作者没有想到能发表供人阅读。他那隐闭着的心灵沉思，我们从这本选编而成的《无梦楼随笔》中只能窥见一斑。要理解他在饱经患难中所经历的心路历程，即使读了全部原始札记，也仍旧不能轻易揭开那扇隐密的心扉。
　　因为在当时处境下，纵使他在写给自己看的札记中，也还不能直言无隐。札记中有一些自藏锋芒的隐语，一时是不容易明白它的含意的。札记中也有一些观点是在反思中出现的尚未成型的看法，记下来可能是为了备忘，以待日后进一步思考。但我觉得，如果我们细细体会他所留下的三本札记，就可以按照那些断断续续记下的一鳞半爪的思想轨迹，去探索他的思想变化、心理活动和精神历程。他在历经磨难、艰苦备尝的环境中，没有丧失生活的勇气，始终怀着一颗在知识中寻求力量的赤子之心。这不是每个中国知识分子都可以做到的。
　　中晓把他的居处叫做“无梦楼”，《无梦楼随笔》也因此得名。这使我想起不久前由香港三联出版的顾准的集子《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他们都命运坎坷，并不是为了传世而著书立说，只是由于不泯的良知写出自己的内心独白，他们的书名有共同之处。后者取名的含意是一目了然的，前者不免有些费人猜测。但中晓既以“无梦”命名，我想大概也含有抛弃梦想，向乌托邦告别的意思吧。
　　1992年除夕于南粤小镇

　　《思辨发微》序

　　本书是《思辨短简》的增订本，由原来的一百多篇，增至二百余篇。原有的篇章删去了一些，留下来的也都经过了修改，主要是文字上的润色，内容则一仍其旧，以保存不同时间的思想轨迹。关于本书体例，请参阅附录，这里就不再多说了。编者要我换一个书名，原拟用《海上短简》，但是承义认为这个名字不好，现在就用他建议的《思辨发微》作为书名。
　　书中收有一些辩难文字，不论对方是相识或不相识的，我们之间的争论，并不含有学术以外的动机。自然我也碰到过恶意的攻击，曲笔构陷，捏造罪名，但这已不属于理论研讨的范围。我感到庆幸的是，我的对方也往往持同样学术民主的立场，并不以我的驳诘为忤。我曾对《中国意识危机》的作者林毓生教授提过反对意见，我在我们经过比较激烈的争论后，他成了我所敬重的朋友，虽然我们的意见并未达到一致。心灵的相契有时比观点上的分歧更为重要。我很佩服青年友人学勤的远见卓识，他在为《传统与反传统》所写的书评中，就预告了我和那位后来结识的友人在精神上的接近，而那时我并不同意他这种说法，我深深服膺十力先生所言：不萌自足之念和不挟标榜之私的学风。他曾特别揭出“虚已服善”这四个字，以为亭林、船山诸老遗范可师。十力先生的放达性格最易被人误解，以为他是那种意图一手推倒天下豪杰的妄自尊大者。可是读了上面那些话，谁还能这样去看待他呢？他是一个很会读书的人，常以自己的至情与作者精神相冥会。如他读庄，曾就《天下》所叙，称惠施应黄缭之间，偏及万物而不休，乃是一大科学家。
　　他看出庄子描写惠子博学之神趣是极详尽、极生动的。又称，庄子责惠施的逐物之学，只在其不知反己，而并不在其所阐发的科学思想。这实是高远之见，为肤学者所不能道。我尤其赞赏他论庄惠关系的几句话：“二人学术不同，卒成至友，博学知服，后人无比懿德也。”的确，学术界似乎尚缺乏这种气量与风度。我谨记这几句话，为的是鞭策自己不忘涤除逞强好胜之风。
　　十力先生于1959 年出版的《明心篇》，对孟子不无微词，曾遭非议，迄今未息。我不想为他的以大同反小康思想作辩解，但我认为他把孟子所主张的以圣王治天下称为“谬想”，是含有反对专制主义深意的。孟有胜于孔处，也有不及孔处。孔子有攻乎异端之说，但他毕竟主张和而不同，这就比孟子不息不著的激切说法显得宽容了。
　　这里，我要订正本书中的一个错误观点。过去我相信黑格尔说的人性恶要比人性善深刻得多，我对荀子的“善者伪也”作了肯定评价。可是近年来当我进行自我反思时，也对黑格尔作了再认识。我对他的上述说法感到怀疑。
　　1976 年我的《韩非论稿》，只说韩非继承了申商衣钵，发扬了韩国重术的传统，而认为他与荀子性恶论殊少关联。其实，他不过是把荀子的性恶论发展到极端罢了，荀子认为人性恶可以通过外在力加以改造，可是韩非不这样看。
　　从逻辑的彻底性来说，韩非是对的。种子可以长出植物，石头却长不出植物，倘使人性中没有潜在的善的基因，不管强制性的外在力量多大，化恶为善是不可能的。所以韩非认为只有利用人的利赏恶罚的自为心，才可令其听命就范。这种性恶论自然不会相信人，尊重人，因为照他们看，人是丑恶的、自私的、卑贱的。过去我只对韩非的法、术、势深觉反感，一旦我弄清楚了性恶论的实质，我不禁对这种惨刻理论感到毛骨悚然。它给天下苍生带来多少苦难！我始终怀着人是神圣的信念，我相信罗曼·罗兰说的心的光明。我发现我国传统文化观念中也有几乎是同样的说法，这就是心本身所具有的“明几”。《船山遗书》曾抨击王阳明的格物致知为“孤明”，意谓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只是空洞的知，而没有情和意的参与。这种批评是否中肯这里且不讨论，我觉得王船山认为知、情、意必须结合在一起的说法是十分重要的见解。
　　过去中国知识分子大都把自己的人格力量和学术良心渗透到治学中去，陈寅恪为王国维作纪念碑铭提到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就是一例。而陈寅恪本人则更多的具有这种精神。
　　人的尊严是不可侮的。青年时代，我在一本通俗小册子里读到伽里略的事迹，我一直记得伽里略创地动说受到教廷审判宣告自己错误的情景，当这一切完毕以后，他怀着屈辱站起来说：“可是地球还是动着的！”至今我一想到这事，我的心仍会感到战栗。思想是古怪的东西，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毁的。
　　本书自过去的文章撷取的片断，就时间来说，从1940 到1990 年，已跨越半个世纪。我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境遇，也由于疏怠，我没有把想写的都写下来。年轻时，我喜欢过一位如今似乎永沉忘川再也不被人提起的俄国作家安特莱夫。他曾被责为阴冷、灰暗、病态，我以为这不是误会就是曲解。
　　我但愿有机会能为他的《红笑》、《往星中》、《大学教授》、《狗的跳舞》这些为我的年青心灵拥有过的作品说几句话。我也喜欢过英国的费尔丁，他不像狄更司那样多产，那样获得读者的爱戴。他的作品少，读者也少。但如
　　果把他的《约瑟·安德路传》和狄更司的《匹克威克外传》放在一起要我选
　　择，我会更偏向前者。费尔丁在书的扉页上书明“拟堂吉诃德”，如果不是他亲自写下这句话，别人是很难察觉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的。狄更司的书我也爱读，他不但有才气，还有一颗仁慈的心。可是他的匹克威克太像亚当了。
　　我可以举出这两部书有着像家族血缘所形成的那种类似的地方。自然，至今仍使我倾心的是本书中或多或少涉及过的莎士比亚、契诃夫、罗曼·罗兰，虽然后面这位作者在他本国或国外已经被人越来越淡忘了，然而我一想到他，仍旧感到温暖。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曾经在我度过漫长艰难的岁月中给我以勇气。我不能一一列举我喜爱的外国作家的名字，但如果我不提一提司汤达，我会感到负疚的。这位赋有非凡才禀的作家，在他生前默默无闻，他预告一百年后会被人们理解。果然本世纪50 年代，他的作品像旋风般地风靡世界。可是令人感叹的是，冥冥之中似乎有什么力量在左右作家艺术命运的升降。不久，他在光芒四射之后，又隐没在黑暗中了。我愿意说，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超越了当时不懂得他而对他采取漠视态度的雨果。我不禁反问自己：为什么今天的读者很多人读雨果的书而不知道有个司汤达呢（正如在勃朗特姊妹中选取了夏洛特的《简爱》，而将艾密莱的《呼啸山庄》弃置不顾）？是我抱残守缺，还是艺术感觉渐渐迟钝或者变异了？我不能回答，由将来去判断吧。在这里，我唤起青年时代的记忆，让那些曾经使我迷醉的艺术精灵在眼前再生。我早就由文学转入另一个领域，已经长久不谈，以后恐怕也不一定有机会谈到他们了。不管时间的无情浪潮使他们会有怎样的升降浮沉，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这篇序是我在广东沿海的一个小村落里写的，这地方名叫白藤湖，距离斗门县府所在的井岸镇有数里之遥。它正在开发为一个旅游点，目前还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偏僻处所。我在这里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已快三个月了，虽然寂寞，但我很喜欢这片幽静土地的美丽风光。我的窗外可以看到平静的湖水映照着蓝天上缓缓游动的白色云朵，永远是那样安详和恬静，即使微风徐徐拂过湖面，吹起细细的波纹悠然荡漾着的时候，也给人带来了一片和平，使我去掉浮器，在大自然中变得像它一样宁静……
　　1992年2月记于烟雨濛濛的白藤湖

　　●文学是各门艺术的基础。

　　葛洛
　　（1920～）
　　编辑家、作家。曾用笔名常础、于顷等。河南汝阳人。曾任《人民文学》编委、副主编，《诗刊》副主编等职。著有散文小说合集《雇工》等。

　　书的故事——忆旧二则

　　一小书库
　　我在本世纪20 年代初出生于豫西伏牛山区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但是在祖父一代我家还是一个书香门第，因此当我七岁时仍被送进私塾念书。后来我家所在的乡镇上成立了新式的小学，我又转入小学学习。那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刚刚波及中国的穷乡僻壤，“五四”作家们的著作开始进入我们学校里简陋的小图书室，逐渐成为我和一些同班同学最喜爱的读物。这些文学作品启发了我们幼小的心灵，开拓了我们的眼界，给我们带来了对国家对民族的忧患意识，也使我们产生了对于人生的种种憧憬。1932 年我们这一班学生毕业，我和一些爱读课外书的同班同学都遭到失学的命运，我回到家里跟随父亲去耕种我家仅有的一亩二分耕地，其他几个同学有的也当了小农民，有的当了小商贩，有的留在学校当了校役。失学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痛苦，而最使我们难过的，是我们从此很难再得到爱读的新书，因而失去了精神寄托。后来我们找到一个弄到书的办法：让留校当校役兼管小图书室的同学经常留意，每逢图书室收到新寄来的书刊，他在晚上离校时便悄悄地把其中我们爱读的带出来，当晚我们几个失学的孩子便聚集在我家的一间空屋里，借着一盏油灯，通宵达旦地传阅，或由一个人念给大家听，第二天一早又由这个当校役的同学把书刊带还给学校。但是这个不很正当的办法毕竟不宜频繁采用，何况一个乡镇的小学校订购的书刊十分有限，怎能满足我们对于新书刊如饥似渴的需求。正当我们为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而苦恼时，我们从一本杂志上看到上海某书局刊登的推销小书库的广告，广告还附有照片——一个制作精细的半尺宽、二尺多长的小木箱，盖子打开，里面装满了“不乏当代作家精萃之作”的图书。小书库定价很便宜，只有四五块银元。我们几个穷孩子狠一狠心，拿出各人所有的积蓄，凑足了购买小书库的钱，给上海某书局寄去。大约过了一个来月，小书库寄来了，我们几个孩子抑制着内心的激动，把它从镇上的邮政代办所运到我家，揭开了小书库的包装。一个油漆得很漂亮，上面还刻有“小书库”三个金字的小书箱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可是，当我们把书箱打开，一本本查看那些图书时，我们的心都变凉了。这些图书显然都是这个书局从仓库里清理出来的积压品，其中包括很可能是过时的《毛衣编织法》、《烹饪术》等等，哪有什么“当代作家的精萃之作”。不过，我们还是舍不得把这些图书丢弃，大家在闲暇时陆续把它们拿去阅读了，从而也得到一些各方面的知识，虽然它们未能为我们解除精神上的饥饿。至于那个漂亮的小书箱，它成了我家堂屋里的一件奢侈的装饰品。后来我有幸依靠争取到的奖学金和公费补助到外地中学念书，我把它带到学校，摆在寝室里，存放我和几个要好同学的课外读物，它还不断引来同学们羡慕的目光呢。
　　二手抄本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在1938 年夏天奔赴延安，先在抗大，后来在鲁艺文学系学习。那时延安各个院校的设备都很简陋，教学条件都很差。鲁艺文学系最需要的是文学书籍，而文学书籍却很短缺。鲁艺有一个图书馆，设在桥儿沟东山的窑洞里，所藏的文学书和其他书籍数量不多，品种也不齐全。文学是各门艺术的基础，阅读文学作品是鲁艺各系学员的共同需要，因此向图书馆借阅文学书就形成非常紧张的情况。一本好的文学书要常年不停地在借阅者的手中周转，书页揉绉撕破了，封面不见了，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不得不经常用浆糊和纸片进行修补，使它继续为学员们服务。那时鲁艺文学系还设有文学名著赏析的课程，由周立波主讲，这是一大热门课，每次上课时来自各系的听课者云集，谁要想在听课前把这次要讲的名著找来读一读，那可是天大的难事。平时借阅一本文学名著，也要事先在图书馆的预约登记簿上登记，每一部文学名著的预约借阅者都不下十人二十人，预约者得到这本书往往要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即使把书借到手，阅读的时间又有严格限制，这对于想要精读者或进行文学研究的学员又是很大的不便。借阅文学书这样难，我们文学系有人想出一个解决困难的办法，那就是自己动手抄书。要抄书，还须创造抄书的条件。没有自来水笔，自己制造蘸水笔；没有墨水，就用土颜料泡水代替。当时鲁艺总务部门发给学员用的是当地生产的马兰纸，这种纸十分粗糙，而且发给的也不多，这又是抄书的一大障碍。好在文学系大多数学员都藏有从陕甘宁边区以外带来的日记本、笔记簿、袖珍记事簿等，过去舍不得使用，现在正好用来抄书。于是抄书的风气在文学系兴起，文学作品“手抄本”纷纷出现。每当从图书馆里或别人手里借到一本好的文学书，就抓紧时间把自己心爱的篇章抄录下来，以便今后长期翻阅，仔细品赏。最初只抄录短小的诗歌、散文或很短的小说，后来发展到抄录长诗、一般的短篇小说甚至长篇小说。和我很要好的一个学员，就曾花费很长的时间，把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节录在他的一个大笔记簿上。抄书不仅供自己阅读，有时还把它当做礼物赠送给自己的爱人或好友。我的爱人（现在的老伴）是鲁艺音乐系的学员，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她就曾经用她珍藏的一个小笔记本，用极小的字体抄录了我们共同爱读的好几个短篇小说，包括莫泊桑的《羊脂球》、普希金的《驿站长》等，把它当作珍贵的纪念品赠送给我。我们把这个小本子一直保存到今天。这当然是一件极珍贵的纪念品，我们用它不但纪念我们最初的爱情，而且纪念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一段很艰苦却又令人十分怀念的岁月。

　　●读破万卷，再抛却万卷，与天、地、人、物，俱化，自能达一种至高境界。

　　黄宗江
　　（1921～）
　　剧作家、散文家。浙江瑞安人。1938 年考入燕京大学外国文学系。1941年开始在夏衍、于伶等领导的上海剧艺社、重庆中国艺术剧社当职业演员，参加话剧及电影演出。1946 年发表散文集，《卖艺人家》。解放后，主要从事电影剧本创作。

　　书卷气

　　“江南俞五”是小生俞振飞的别号。俞先生是近年小生中最有书卷气的。
　　俞五是北方武生前辈俞振庭的浑称，振飞是否与振庭有关，是否真的行五，都未曾探询过，不过单这“江南俞五”四字就极可喜，书香中又有一派豪情。
　　戏剧界对“气质”颇讲求，一个演员戏品的高下每每就由此论定。“气质”二字疑出宋儒，未暇去查，前日读书偶得一则——黄石斋尝辩宋儒论气质之语之非，谓：“气有清浊，质有敏钝，自是气质，何与性有关？性者，通天澈地，惟性而已。性于极动处亦不动；于不睹不闻处，亦能睹亦能闻，其间不容有纤毫气质。宋儒所谓气质之性，君子不以之为性。”然《明儒学案》著者评之曰：“心离知觉，无所谓性，离气质，又无所谓知觉，以此求尽性，则不免易落悬想。窃以为公有学问则可，否则尚须商量也。”真个尚须商量也。我以为就说气质与性灵相通亦无何不可。
　　书卷气未必是最高气质，有时不免落于拘泥，甚或酸腐。昔日听顾随先生讲曲，讲到好处，常“跑野马”转论“杨、余、梅”。三人中顾最欣赏杨小楼：长啸一声，偌大气魄，他用个英文字形容——真Dramatic！梅兰芳高华，余叔岩书卷书。书卷气则不免落于纤细，终是小品文章。
　　顾随师所论的是。守旧者论马、谭（小谭），每责马徒以花腔出风头。
　　其实马之所以拥有众多观众，不仅在花腔，马较谭Dramatic 多多，是为主要原因之一。谭富英的几句余派谭腔，是一杯碧萝清茗。麒麟童浓若铁观音，然最宜剧场，最Dramatic 也。
　　拘于书，则成书呆子，必迈四方步而放不开。书呆子也不是好状的，皮簧场中方巾丑一行，袁寒云后仅萧长华，茹富蕙高雅，余子皆俗。我每觉得演俗人、粗人、反派人，亦必经过一番纯化的功夫，若径将真俗、真粗、真反派端上台去，穷凶极恶甚为可厌。有书卷气的人或者可以演不需书卷气的李里昂；若以酒囊饭袋饰曾文清，必令人作呕。所以书卷气是要的，养气之道，当然只有多读书耳。
　　读破万卷，再抛却万卷，与天、地、人、物，俱化，自能达一种至高境界。杨宗师虽或读书不多，必参透此旨，乃获乌江之啸。

　　●古老落后的劳动生产方式，从幼年时就开始的终生繁重劳动，以及年年月月贫穷的生活重担，深深压弯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农民的脊梁！他们付出的艰辛劳动，比他们所能得到的低微代价，不知高出多少倍！

　　何为
　　（1922～）
　　散文家。原名何振业。浙江定海人。少年时代开始写作，十五岁发表处女作《路》。著有散文集《第二次考试》、《织锦集》、《临窗集》、《北海道之旅》等。

　　书的经历

　　今年的夏收季节刚刚过去，从武夷山脉鹫峰支脉高地上的一个小山村，忽然来了一位相熟的青年农民。他应邀到省里参加一个会议，为晚季生产出谋划策。报到后，他向有关单位辗转探询，终于找到我的家里。
　　我们大约有六年多，或竟是七年没有见面了。他迟疑地站在门口，乍一看几乎认不出来：矮矮的个子比以前结实得多，而且似乎长高了一些，最明显的变化是他原先那种伛偻的样子完全消失了。只是他仍然有点腼腆的神情，还使我想起他当年的模样。
　　他还没有坐定，立刻从随身的小挎包里郑重其事地摸出一本书来，一本建国十年的散文特写选。他带着浓重的乡音，抱歉地解释着说：这几年不知道我的确切地址，他又不放心托人捎带，唯恐遗失或受到损坏，所以直到今天才把这本书带还给我。他脸上浮现出善良淳朴的笑容，默默地捧着这本书，交到我手里。
　　晚上他还有事，稍坐一会就走了。他给我带来的这本书，顿时使我想起许多往事，想起在闽浙交界的山区度过世态炎凉的三个寒暑，想起那一页或多或少带着传奇色彩的经历。
　　70 年代的第一个夏季，我从多次变换驻地的“学习班”出来，立即被宣布全家迁居到农村去“落户”。人的一生难免要搬几次家。可说来真是难以置信，经过那样动乱的年代，几经搬迁，我竟然还保留了自己的全部存书。
　　固然没有什么孤本善本之类的贵重藏书，但由于工作的关系，多年以来也还是积存一些中外古今的文学名著。
　　记得“破四旧”那个火一样酷热的夏天，不知从哪里猛烈地刮来一阵焚书之风。一天，我路过一幢有名的藏书楼，不计其数的历代线装书堆积在楼外大路上，如一座小山，随即被付之一炬。我的住处离藏书楼不远，举目可见一股高高升起的黑烟在夜空中盘旋，无数烧焦的纸片纷纷飘落。风吹来，扭曲的枯黑书页残骸落在我窗前，浓烈的烟气时或吹进窗口，使人的眼睛刺痛得频频流泪。我看着自己屋子里的书，再也不敢想下去。
　　然而，我的书终于历经患难幸存下来了。临到下乡前夕，却又为了那满屋子的书发愁。“学习班”里一个穿军装的“代表”，作为例行公事来送别下放干部，看到我那几大箱的书正待搬运，不以为然地大摇其头说：“带这许多书干什么，四本‘毛选’就够了。”天气很热，我忽然打了一个寒噤。
　　可是我明天就要启程了，他早已管不着我。这些书是我一生中拥有的最大“财富”，我是一定要全部带走的。
　　经过两昼夜山一程水一程的长途跋涉，属于我一家的一大卡车行李，最后运到一个小镇的车站，又分别装在当地运输社的两条篾篷货船上，在斜阳下航行。
　　大队的所在地形似绿色半岛，三面环水。队部坐落在浓荫覆盖的成排樟树后面。从卵石累累的沙砾地上去，还有一段青石板坡道。恰好是夏收夏种的农忙时节，社员们很晚都还没有收工。航船停泊在渡口的狭长沙滩上，岸边一个人没有。以我们一家有限的劳力，奋战了一场，溪边还留下几只又大又笨重的粗木箱，我们都筋疲力竭，望着木箱一筹莫展。
　　溪水很响，白色浪沫激溅在我们脚下。对岸屏立的近山，高高的苍黑崖壁，一眼看去仿佛巍峨的古堡连着古城墙。蓦地回首，只见一个收工归来的小伙子站在我们旁边。他长得既不算高，更不能算结实，而且似乎还有点驼背。不知为什么，他脸上无言的笑容立刻给人一种温厚亲切之感。听了我们简单的说明，他惊叹地说了一句：“哎，那么多书啊，我帮你们搬上去吧。”
　　我们还来不及做出任何感激的表示，他早已放下锄头，俯下身子试了试箱子的重量，霍地把一箱足有两百多斤重的木箱扛在肩上，一转身跨上石板坡道快步而去。一会儿他还请来一个同样热心的乡村小学教帅，两人拿着麻绳和竹扁，把余下的几只大木箱，转眼之间就挑到我们临时寄居的大队部里。
　　不久，我的家搬到七里地外山麓下的一个个村子。夏秋之交，生产大忙，我几乎天天晚上到大队开会。会后顺便找一根竹扁或木棍，把我寄存在大队部的几箱书，陆陆续续挑一些回去。
　　有一夜，大队召开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磨磨蹭蹭开到快近半夜才结束。大队支部书记说我回去那段路晚上很不安全，传说山岗上有老虎的踪迹。最近又传闻，流窜的罪犯出没在这一带。虽然如此，我还是谢绝了大队干部们一再留宿的好意，随着十来个同行者上了渡船，离开了绿色半岛。
　　过溪到对岸，夜行的同伴们三三两两举着松明和篾火都已远去，一行人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挑着书踽踽独行，手电筒的光芒为我开路，一路上沉浸在夏夜山区繁多的声音里。唧唧的虫声，嘶嘶的蛇声，呱呱的蛤蟆声，还有夜鸟扑楞楞的振翅声，幽寂的山涧琤琮声，微风穿过林梢的飒飒之声。
　　有时也能听到远处的奇怪声息，像是野猪沉重的鼻息，也像深山里老虎的吼叫。侧耳谛听，更感到夜的深沉。对我这样一个自幼生长在大城市里的人，深夜的荒山之行，倒也不失为一种意志和力量的试练。
　　这条嶙峋崖壁下的蜿蜒山径，我搬家后在白天走过多次，那天晚上不知怎么越来越长。仔细一看，与山径并行的潺潺溪水早已不知去向，这才发觉我走上了一条通向深山的岔道！
　　迷路了。黑暗中的山林连着黑压压的夜空，混混沌沌的分不清楚。湿凉的露水滴落在身上，后来变成连绵的细雨。我急忙走了一段山路，找到一处石壁下的岩洞，先把一担书放在干燥的洞内，然后席地坐下来避雨。手电筒的电池已经用完，眼前是一片漆黑。
　　看看表，已经过了半夜2 点。不管这一带有没有豺狼虎豹或流窜的罪犯，看样子我多半要在野地里度过这一夜。幸而挑担里的书没有淋湿，要是手电筒里还有一点光，倒可以把这次带回家的一本散文合集取出来再看看。
　　这一部为纪念建国十周年编选出版的文学创作选，收集了五十多个作者的七十余篇散文特写。硬面精装，厚达七百页。这部书，不仅是对新中国十年热情歌颂的纪录，也不只留下整个50 年代伟大祖国的时代风貌，而且也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文学道路的一种纪念。
　　这部书如同我们共同创造的一个文学世界，或者说是我们的文学世界一个组成部分。这里可以找到许多前辈作家和我的同时代人战斗的足迹。我们生活在一部书里，作品与作品聚集在一起，紧密相连。然而也并非没有感触。
　　几位我尊敬的作家，他们本来应该入选的散文佳作，包括传诵一时的名作，由于作者遭受到的各种政治上原因，都被拒之于选集之外。那些年代，严酷的政治迫害，甚至在一些文学选集上都投下重重阴影。
　　我珍藏这部书还有个原因，新中国成立的第二个十年，再也没有出版过文学选集。即使有幸选入第一个十年文学创作集内的许多作家，在以后接踵而来的苦难岁月里，大抵都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且不说他们的文学活动，就连他们的生死存亡都令人担忧。
　　我凝视着周围的无边黑夜，陷入沉思。
　　突然一阵轻微地响动，夜雨迷蒙中，一个黑影闪过，一个与年龄不相称的伛偻身影闪现在我眼前。我到农村的第一个夕暮，使我们一家得以摆脱困境，热情地给我们搬书箱的，不就是这个稍稍驼背的小伙子！
　　他似乎比我更惊讶，不知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讷讷地说：“你，你怎么在这里！”
　　我苦笑着说了一遍夜行迷路的经过。
　　“这山上有狼！”他很不放心地说，点燃了一支竹篾。篾火下，一张肤色黝黑的年轻的脸，浮现出农民的温厚笑容。他发现岩洞里有一副担子，不由分说就挑在肩上，高兴地说：“都是你的书吧！我送你回去！”
　　原来这几天老看水员中暑病倒，偏偏又是连日干旱，小伙子自告奋勇兼任临时看水员，举着火把，来往于沟渠纵横的田垅之间，夜夜巡视着稻田里的水情变化，以保证晚季稻的秧苗有充足的水源。
　　“我们走！”他挑起我的一担书，有如脱弦之矢，一眨眼走了一大段路。
　　山区农民挑惯了重担，可能是惯性的力量，肩负重荷下的步子反而跨得更大，那迅速行进富有节奏的脚步，使我不习惯于走山间夜路的人，不得不时时加快步伐跟上去。他走到一块棋盘似的山垅田就停下步来，举起篾火四面照看。
　　时而在水渠交叉的田埂上摆弄一下，时而又在渠道口垫上两块石子。
　　我初到农村的短短日子，惊异地看到，不少上了年纪的农民都是驼背。
　　古老落后的劳动生产方式，从幼年时就开始的终生繁重劳动，以及年年月月贫穷的生活重担，深深压弯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农民的脊梁！他们付出的艰辛劳动，比他们所能得到的低微代价，不知高出多少倍！这就是为什么，我相识的这个青年农民，不到二十岁就成了驼背。不是生来的残废，而是从小过着轭下一般的劳动生活，日长时久使躯体变得畸形了。现在，我又以自己这些书压在他的肩头，让他帮助我把担子挑回去，我突然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心灵的压力，几乎使我窒息。
　　他却全然不以为意，步履轻快地走到一处田塍上，伫立一会，似乎在留神倾听稻田里的农作物努力往上生长的声音。人们说，更深人静，庄稼悄悄发出拔节的声音，那是绿色生命在暗中成长的声音。
　　我踏进小山村的家门口，一声长长的鸡啼，划破沉寂的夜空，有如呼唤黎明的到来。小伙子还要上山去察看另一片山垅田的水情，临走时不胜羡慕地说：”你的书真多啊！”这句由衷的赞叹的话，反而使我觉得自己的书有多么累赘！
　　天晴了，阳光透过塑料薄膜嵌成的土玻璃窗，照满了我居住的土屋。进了门，第一件事是先把一批书整理出来，找来找去，独独丢失了那本建国十年散文特写选！我心神不宁，不久就恍恍惚惚进入梦乡。
　　旷野上，我走着一条漫长的路，一条怎么也走不到尽头的风雨之路，为的是寻觅那失去的书。书就在前方的道旁，我看得见，可是我摸不到。我的书！字里行间，忽然跳出许多熟悉的名字，许多受苦的面孔，许多被污损的作品——昏乱的，支离破碎的，像是水面上抖动的幻影。天边响起隆隆的雷声。一阵花之雨，瓣瓣落英漫天飘散下来。又是雷声，雷声，雷声。
　　我怵然惊醒过来，已经过了晌午时分。有人敲门的声音。那个小伙子腼腆地站在高高的门槛外。昨夜他在回去的途中，拾到一本砖头似的十年散文集，估计必定是我失落的，于是就送来了。
　　我自然很高兴能在农村里结识这样一个文学爱好者。他说他读过几年小学，从前一个小学老师，借了几本文学书给他看，他才发现贫困的生活以外，还有另外一个陌生的可又是吸引人的世界。对他来说，那是一个遥远的世界。
　　我把那本失而复得的书借给他。后来又介绍他看了几本文学名著。他总是用一张旧报纸细心地包好，看完后小心翼翼地送还给我。一次，他若有所思地问道，为什么建国二十周年早已过去，全国就没有一本文学选集？那么到了建国三十年的时候能不能出版一本呢？我说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只能等以后让历史来做出回答。
　　我在农村过了两个值得怀念的春节。第二年的年头调回省里。不巧那几天小伙子被派到一个新建的大型水库去参加劳动，临行匆匆，我们没有来得及话别。只记得他又把那部散文选借到工地去细读了。我下乡后，总感到这个青年农民给予我的很多，而我所能给他的则又很少。这部书虽然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意，就留给他作为一个小小的纪念吧。不料时隔多年，他又将此书原璧归赵。并说，农村时年长日久也看不到什么书，他于是在劳动之余或农闲时节，把书中的每篇文章都抄录下来了！
　　我默然对着他，如同面对一座没有被人发现的矿山。
　　一直到他辞去以后，我才想起他多年前提出的一个问题。现在我可以满怀信心地回答他，当建国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出版更多更好的文学创作选集，以纪念我们伟大祖国的光辉节日。我们将奋发努力创造出一个花团锦簇的文学世界，一个完全向人民开放的文学世界。
　　1979年8月

　　▲文章写成，不仅要言之成理，首先须持之有故。要自信，却不可自命不凡；要虚心，却不该心虚胆怯。

　　吴小如
　　（1922～）
　　作家。原名吴同宝，笔名少若。安徽泾县人。1949 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
　　历任津沽大学中文系教师，燕京大学中文系讲师、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教授。1945 年开始发表作品。译著有《巴尔扎克传》，著有专著《读书丛札》、《召下人语》、《古典小说漫稿》、《古典诗文述略》、《京剧老生流派综说》、《诗词札丛》、《小说论稿合集》等。

　　漫谈我的所谓“做学问”和写文章

　　我一生只干过两种工作，一是教书。从1943 到1946 年在中学教语文，1947 到1948 年教家馆（当时是兼操副业）， 1949 年到1980 年一直在大学中文系。二是当编辑。那是在1948 年，由于混几个编辑费，便由沈从文师介绍给一家报纸编了不足一年的文学副刊。虽属业余性质，总算是另一种工作。
　　今后如果更换职业，我也只想离开高等学府去当编辑。至于学写文章，则从1934 年即开始试着给报刊投稿，比教书早了近十年。
　　我最初的梦是当作家，后来知难而退，改钻故纸堆。一度也试图搞翻译，无奈外文过不了关，解放后又多年不动，就更不敢问津了。不过想当作家和想搞翻译却使我养成爱杂览的习惯，因为当时并不懂得生活才是创作的源泉，而是迷信“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即以小说这一门而言，始而是爱看故事，后来便由于想当小说作家而来看小说了。从上小学时我就爱读《三国》、《水浒》、《说唐》、《七侠五义》以及《施公案》之类，后来便扩充到神魔小说、谴责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甚至于新老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与此同时，我也学着写过章回体、志怪传奇体的小说。进了初中，开始读鲁迅、茅盾、老舍、冰心等大师“五四”以来的作品，后来就拼命吞噬翻译小说（也读过一部分英文原著和英译本小说）。当然，我写的东西也由“话说”、“某生者”改成带洋味的短篇了。尽管“写”的梦早已消失，但读小说的习惯却一直未改。粉碎“四人帮”后，情不自禁地对当代作品发生了兴趣，这也是风气使然吧。至于其他书籍，尽可依此类推，恕不自我标榜了。
　　做学问诚然必须读书，而读书却不等于做学问。直到1938 年入高中，开始听朱经畬老师讲语文课，这才算沾上“学术”的边儿。朱老师从《诗经》、《楚辞》讲起，然后是先秦诸子，《左传》、《国策》、《史记》、《汉书》。
　　我在课堂上知道了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罗根泽这些学者的著作和观点，从而也知道治《诗经》有姚际恒、方玉润，治《左传》要看《新学伪经考》和《刘向韵父子年谱》，读先秦诸子要看《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和《古史辨》，以及什么是经学上的今、古文，史学上的“六家”与“二体”等等。1939 年天津大水，我侍先祖母避居北京，每天无事，便钻进北京图书馆手抄了大量有关《诗经》的材料。到40 年代，又因读程树德的《论语集释》而勤搜有关“四书”的著作。考入北大中文系后，先后从俞平伯师受杜诗、周邦彦词，从游泽承（国恩）师受《楚辞》，从废名（冯文炳）师受陶诗、庾子山赋，从周燕孙（祖谟）师受《尔雅》，从吴晓铃师受戏曲史。
　　每听一门课，便涉猎某一类专书，这就使我扩大了学术视野。于是我沾沾自喜，以为也在“做学问”了。但这时还未完全甘心放弃笔杆子，时而写点文章求沈从文师指正。自1949 年入大学教书，这才闭口不谈创作，一心妄想挤进学者行列，分享“学术”的一杯羹了。
　　从所谓“做学问”这方面看，我受三位老师的影响最深。第一位就是前面说过的朱经畬老师。第二位是俞平伯先生。俞老无论是治经、史、诗、词，还是研究《红楼梦》，始终是从原始材料出发，经过独立思考，在具体问题上时出新见和胜解。俞老所走的正是他曾祖曲园先生所开创的一条治学途径。而我在从俞老受业时因之也学会了如何有根有据地开动脑筋。有一次我曾请教俞老：怎样才能把一篇作品中典故的出处注释确切，讲解清楚？俞老说：“查典故出处首先要求熟读作品。比如注唐诗，最好唐以前的书你都能熟读。但这显然不可能。那么，至少你必须把所要注的那个作品熟读。然后你只要遇到有关材料，立即会想到那篇作品，从而可以随时随地加以搜辑，自然就得心应手了。”从此，每当我想搞通某一篇作品时，便首先把它记熟，使之寝馈在念；然后再去广泛搜辑资料，庶几一触即发。第三位是逝世已逾两年的游国恩先生。为了悼念游老，今年夏天我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里面谈到游老怎样治学问和带徒弟。现在我把它摘抄下来，以供参考。因为其中不仅有游老本人的经验，也包括了我自己的点滴体会：游老治学的方法和途径，照我个人的体会是：首先尽量述而不作，其次以述为作，最后水到渠成，创为新解；而这些新解却是在祖述前人的深厚基础上开花结果的。固此，本固根深，枝荣叶茂，既不会风一吹就倒，更不是昙花一现，昨是今非。所谓述而不作，就是指研究一个问题、一个作家、一篇作品或一部著作，首先掌握尽可能找到的一切材料，不厌其多，力求其全。这是第一步。但材料到手，并非万事大吉，还要加以抉择鉴别，力求去伪存真，汰粗留精，删繁就简，惬心贵当，对前人的成果进行衡量取舍。这就是以述为作。如果步前贤之踵武而犹不能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就要根据自己的学识与经验，加以分析研究，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这就成为个人的创见新解。游老毕生孜孜不倦地致力而终于未竟其业的《楚辞长编》，是最能体现这个精神的。……
　　我在游老主持下，编注了先秦、两汉两本分量较重的文学史参考资料。这实际上是游老在把着手教徒弟。……我通过这一工作，深感游老带徒弟的办法是很科学的。归纳为一句话，即严格要求与放手使用相结合。工作开始时，从选目、体例以及注释中应注意的事项，游老无一不交代得有条不紊。一部分初稿写成，游老仔细批改，连一个标点也不放过。等到我摸熟门径，并表示有信心和决心完成任务时，游老就郑重宣布：“以后由你自己放手去做吧，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必事事请示，我也不再篇篇审阅了。”这就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我的积极性，从而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使我也敢于动脑筋了。……总之，游老对我是既抓得紧又放得开，既关心又信任，使我这负责具体工作的人既培养了独立工作的能力，又体会到做学问的甘苦，既敢于承担重任，又时时不忘游老所指出的方向。……
　　当然，除这三位老师之外，五十年来，从我上小学直到今天，凡是我接触到的师、友和我教过的青年同学，有不少人都曾给我以启发和影响，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长处。这里就不一一絮表了。
　　说到写文章，我格外感到惭愧。萧伯纳有句名言：“能者干，不能者教。”
　　我之从梦想当作家而终于变成摇唇鼓舌的教书匠，正说明我是一个无能之辈。十几岁时，我学过作桐城派古文，后来试作骈文不成，才改为摹拟魏晋六朝笔记体，即以《世说新语》为范本，力求文学简洁，不用虚词。结果却使文字失去了光泽，有点像清人写注疏，但又只见其干枯而无其缜密。至于写白话文，始而学老舍，学周作人；继而学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学何其芳的《画梦录》。结果学成了四不像；学老舍而失其风趣，成了贫嘴聒舌；学周作人而失其蕴藉，成了文白夹杂；学沈从文而失之艰涩；学何其芳而失之堆砌。记得在中学作文，有一次老师加的批语是：“文章颇像林语堂的“论语”体，油腔滑调。”这使我大吃一惊。从此大加收敛，力求横平竖直，再不敢故弄玄虚，装腔作势。所以我一度曾专门师法朱自清、叶圣陶、丰子恺等先生的文章，尽量做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是由于太爱见异思迁，浅尝辄止，不肯痛下苦功，终于没有把文章写成气候。全国解放以后，文风似乎趋向整齐划一，无论写长篇大论或杂文小品，仿佛都存在一种固定的不成文的模式，当然我也如法炮制，并不例外。有时为了想避开这种框框，宁可用浅近文言来写三言五语的札记和随笔，看似开倒车，其实我原是另有考虑的。
　　说到写学术论文或读书札记，我目前只抱定两条宗旨：是没有自己的一得之见决不下笔。哪怕这一看法只与前人相去一间，却毕竟是自己的点滴心得，而非人云亦云的炒冷饭。否则宁缺毋滥，决不凑数或凑趣。二是一定抱着老老实实的态度，不哗众取宠，不看风使舵，不稗贩前人旧说，不偷懒用第二手材料。文章写成，不仅要言之成理，首先须持之有故。要自信，却不可自命不凡；要虚心，却不该心虚胆怯。因为只有昧着良心写文章的人才会心虚胆怯的。
　　1980年国庆节写于京西中关村

　　读书要点、面、线结合
　　——答读者问

　　问：很想学古典文学，但作品浩如烟海，不知从何下手？
　　答：这是个老问题了。在青年同志中，不仅业余爱好者有这个问题，连一些中文系学生也往往为此而苦恼。我想，提这个问题的同志肯定对古典文学是有兴趣的，但更重要的是有决心和信心。锲而不舍，功到自然成，只怕兴趣不专一，信心易动摇，那就难免功亏一篑。
　　我自己搞古典文学最早也是从兴趣出发的。后来规定了六个字的守则，立志照办：多读，熟读，细读。“多”指数量，亦称之为“博”：“细”指质量，又称之为“精”。但不熟读就谈不到深思熟虑，质量不能保证；倘一味背诵，滚瓜烂熟，却不细心琢磨，也还不免浪费精力。所以三者不可偏废。
　　所谓“多”，必须从“少”积累起来，不可能睡一觉就由文盲变成专家。
　　作品是作家写的，要读作品，不仅要“知人论世”，还得摸清“来龙去脉”，即首先必须了解一个“史”的轮廓。因此我主张读古典文学最好从“线”开始，先知道从古到今一个大致发展演变的过程，然后再顺藤摸瓜去读作品。
　　30年代我上中学时是从胡怀琛写的一本简陋的文学史（商务印书馆出版）入手的。现在几部较好的文学史著作，部头都太大，只能慢慢来。50 年代，王瑶先生写了一本《中国诗歌发展讲话》，对我很有启发。我曾模仿它写了六章《中国小说讲话》。1980 年，我又分别在河南和甘肃的刊物上发表了关于古典散文和戏曲的发展简介，篇幅都不很长。目的就是希望读者在读大量作品之前先了解一点“史”的梗概。60 年代初，游国恩等先生在他们写的《中国文学史》（全书共四册）问世之前，先出版了一本《中国文学史大纲》，我认为同志们不妨把它当成读整部文学史的“先行”课本。
　　说到读具体作品，我主张从“面”到“点”，即先从选本入手。有的选本不是断代而是通古今的，那就连“线”也有了。近年出版的各种古典作品选本很多，读者尽可各从所好。但照我看，一本《古文观止》和一本《唐诗三百首》也很够了。要紧的是一定要从头到尾把它读完，能熟读、细读更好。
　　如果连一个选本都读不完（或见异思迁，或久而生厌，或因噎废食……）那下一步就不必谈了。读完后回头想想，自己对这选本中的哪一个作家的哪一类作品最感兴趣？比如说你对李白的古诗比较喜欢，那就把李白的全集找来读。如果还嫌多，目前《李白选集》已出了好几种，可以先挑一种来读。读完选集再读全集，那自然比一上来就啃全集容易多了。这就从“面”过渡到了“点”上。当然，光读原著还不够，还要把古今中外学者研究这个作家的论著尽量找来读，此之谓“点”中有“面”。你不是喜欢李白的古诗吗？那么，他是继承了谁？后来又影响了谁？这样把一个个作家联系起来分析比较，就是“点”中有“线”了。如此循序渐进，各个击破，逐步由“点”向“线”和“面”延续和扩展，然后通过自己的研究、判断，就会有了个人的心得体会。按照这种点、面、线相结合的办法稳步前进，不但入门不成问题，而且肯定会有不少收获的。

　　我的读诗

　　忙得像蚊子般的人，谈到读书，那真是可怜。然而东翻西检的毛病总不会骤改，所以看去仍似手不释卷。这里要说的也就是几年来挑拣得的一堆垃圾耳。
　　再早，确是有过一点戒心，对诗词别集确实不敢寓目，譬之曰“惹祸”。盖应读的书实在太“多”，同时也够“杂”；或者干脆说是“乱”吧！预备十年内只读经史不弄词章。后来恍然了，经史毕竟浩如烟海，诗集虽多，究竟易看，而且陶冶性灵的词章比起讲义理谈考据的学术论著来总该较易领会，于是避重就轻起来，改“弄”词章了（这个“弄”字我认为最恰当不过）！
　　几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学诗“应先读杜诗”，于是读杜诗。读不多久，忽然发现李诗更过瘾，乃披《太白集》而读之。遗憾的是，终于被我们的谪仙人盛气凌逼，觉得自己体弱，无力起其文，而撂开了。遂复回到杜诗。
　　又不多久，恰巧为了给学生讲书，材料是汉魏六朝诗，一下子把兴趣转到陶渊明身上去。便放下杜诗，一口气读完陶集。用处一点也没有，无非好玩。
　　由陶又扯到王孟韦柳，由柳又联想到昌黎昌谷，而张籍郊岛的诗也略事讽咏。
　　这个祸惹得实在不轻，而杜诗经久不动，尘封已有铜钱厚了。
　　朋友中喜读李义山诗者很多，我也来凑趣。由李而小杜而温飞卿，因为这段时间较长，到底明白了一个大关键：律诗的确好作。如果你多读古诗，则律诗尤好作。近体诗中比较难办的倒是绝句。于是与“弄”绝句。老实说，老杜的绝句我曾通体读过，“好”是不假，至于引人入胜，似尚不及晚唐。
　　然晚唐绝句读得久了，又病局促，不知怎么一下子跳到龚定庵上去。定庵诗读了确实不少，而能领会的反是他的毛病。由定庵诗“顺流而下”，我乃流连于“同光体”。如以戊戌变法为界，前期喜黄遵宪，后期喜陈三立，“五四”以后则独喜黄节。读过一个时期清诗之后，又掉转头去重读晚唐诗，重点依然为温、李、小杜三家。如果说自己迄今毕竟曾弄些什么，当不客气地说，仍是晚唐诗也。
　　由于太白诗光芒四射，不敢逼视，乃降而求学太白者。十二三岁时，父亲曾口讲指画教我读过东坡诗。虽遗忘已久，气息总还摸得出，当然苏诗并非全宗李白。这时由于犯了厌常喜新的毛病，便没有再读苏诗，却搜出黄景仁（仲则）的诗来读。仲则诗给我以极大兴趣，我觉得他虽然衰飒，气宇却不凡，有人说他疏，我却爱其挚。尤其他能写顶漂亮的律诗和顶隽永的绝句。
　　有人说，青年人不要多看短命鬼的诗，免得有伤福泽。我虽不信，但终于暂时搁下了。
　　这趟野马已跑得可观。父亲谆谆告诫，还是念杜诗吧。我乃仿佛重新“折节”来读杜诗了。后来获识林宰平老先生，他对韩愈诗功力很深，而于清诗尤喜舒铁云、郑子尹。我听了老人的话，虽取来读过，却未能入。纳兰性德和李慈铭的诗我也喜欢，也许在于它们与晚唐相近之故。但也没有怎样用功涵泳。这一时期中倒是死心踏地地去念杜诗的。
　　为了追踪杜诗的影响究竟何在，虽知韩愈、李义山等也是从杜入而不从杜出的人，终不足以餍饫其情。于是自王介甫而梅圣俞，自山谷、后山、陈简斋而陆放翁，又来了一场简单巡礼。好像陈与义学杜较近，也更对我的口味。这只是走马观花而已，巡礼既毕，又回到杜诗的天地里来了。
　　直到今天，仍旧杜诗不已。对杜的感情已不似从前那样生疏，然而自知其真正好处尚未体及。近来一天忙到晚，早已无暇及此，案头的那本杜诗恐又尘封钱厚了吧。晚唐诗久未读，偶尔想想，还觉得风光旖旎，别有精神，将来或又钻了进去亦自难说也。
　　1946 年仲春晦日写记，同年5 月7 日发表于天津《大公报》，1994 年12 月略加校订增补，时在北京。

　　●爱，是任何事物都无与伦比的。

　　徐开垒
　　（1922～）
　　散文家。浙江宁波人。著有散文集《崇明围垦散记》、《雕塑家传奇》、《圣者的脚印》、《鲜花与美酒》、《徐开垒散文选》等。

　　第一本课外书

　　我出生在宁波城里。在我十岁的那年夏天，有一日下午，家里来了个客人，他是我祖父的老朋友，据说在清朝末年中过举人，名字叫做陈蓉馆。他进门后大概与我祖父谈了一个多钟头，我祖父就把他送了出来。在院子里，客人见了我，摸着我的头说：“你是开垒么？很好，过了暑假，你就是‘翰香’的学生了！”
　　那时正是30 年代初期，白话文已经开始流行，但翰香小学的语文课（那时叫国文课），仍坚持读古文。而且语文老师虞先生不顾我祖父与校长有没有交情，天天逼着我背书，这很使我苦恼。倒是公民课那个名叫沈宁龄的青年女教师，她上课不用课本，更不叫我背书，她只在每节课上，给我们讲故事，却使我很感兴趣。
　　沈老师的故事很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少年笔耕”，虽然现在已相隔半个多世纪，但至今竟没有忘记。那时我们上课秩序并不很好，但在老师讲这个故事时，屋子里却安静极了。沈宁龄先生年纪轻，教书经验不多，讲故事却口齿清楚，她说那个名叫“叙利亚”的小学五年级学生，发觉他父亲为了维持一家生活，每晚在家里为一家杂志社写寄订户的信封，总是写到深更半夜，疲劳不堪，以至父亲越来越显得衰老了。叙利亚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每晚等着父亲工毕上床睡觉，自己就偷偷地按着笔迹为父亲代劳。日子一天天过去，父亲发觉自己的工作事半功倍，感到高兴；而对叙利亚在白天总是没精打采，甚至在复习功课时也要打瞌睡，他就感到愤怒，终于叱骂起叙利亚来。……我们听老师讲故事，听到这里就哭起来。故事里的叙利亚受委屈，我们心里很难过。当老师讲到叙利亚的父亲终于在一天深夜，发觉叙利亚的“秘密行动”时，他站在正在灯下紧张地抄写信封的叙利亚背后，恍然大悟，终于抱住叙利亚激动地喊着：“明白了，明白了，我真对不起你啊！”……
　　我们像亲自听到叙利亚父亲在自己身边喊叫着一样，不觉深深地透了一口气，我们全为这个生动的故事感动了！
　　隔了几天，沈老师又为我们讲了个“六千哩寻母”的故事。讲的是意大利一个工人家庭的十三岁孩子，怎样历尽千辛万苦，到南美洲寻找自己的母亲。这个故事很长，老师讲了几天，才把它讲完。但是我们并没有因为这样长而觉得厌倦；相反，我们自始至终，全神贯注地把它听完了。
　　后来在语文课，我背古文，逐渐成为一种习惯，已不像先前那样感到苦恼了，阅读能力和作文成绩，也有所进展。语文课老师还给我们讲《三国演义》，这个历史长篇故事也同样吸引了我。但正当我想自己动手翻阅《三国演义》时，公民课的沈老师却抢先一步，向我们介绍了一本叫《爱的教育》的课外书。
　　全班同学几乎没有一个不接受老师的推荐，大家都买了这本《爱的教育》，我也是其中一个。我从老师的手里接过我一生中的第一本课外书。我回到家中就开始翻阅，这才发觉原来老师讲的“少年笔耕”与“六千哩寻母”
　　的故事，都是从这里发掘出来的。我先把这两个故事看了一遍，因为原来听过，对我这个初次看课外书的少年人，读起来更为顺当。这也许正是我读书的第一个经验吧。半个世纪以后我还能记得这两个故事的大概，也许也正是它们先入为主地首先占领了我的心灵，而且是先让我听，然后又让我读，经过两个步骤，它们才终于把我的心紧紧抓住了。应该说，这两个故事教育了我，它教我应该怎样爱，爱自己的亲人，爱自己的祖国。爱，是任何事物都无与伦比的。
　　我在翰香小学三年级和同学们一起读了这第一本课外书，我们课堂里的秩序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爱”增加了相互间的关心。
　　现在，时隔五十多年，我当时读过的那本《爱的教育》，早已不知丢到哪里去了。虽然书中某些故事情节至今记忆犹新，但是总的说来，它的影子早已在我的记忆王国里逐渐消退了。七年前一个静寂的黄昏，我在上海书店看书，忽然发现书架上有几本崭新的《爱的教育》，我一时真有故友重逢的感觉，惊喜不可名状，连忙取出一本细细阅读，原来它真是五十多年前我的第一本课外书，书是上海书店根据解放前开明书店版本重印的。作者是意大利名作家亚米契斯，译者是我所敬佩的开明书店前辈编辑夏丐尊，他在译者
　　序文中说：“这书给我以卢梭《爱弥尔》、裴斯泰洛齐《醉人之妻》以上的
　　感动。”这次我买回来重读，我好像又回到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小学三年级生活里去了。我不知那个为我们讲述“少年笔耕”和“六千哩寻母”故事的沈宁龄先生是否还活着，要是她还健在，该有七十多岁了。我把书掩上，我好像又回到故乡宁波，看到我的小同学们背着书包来到学校里，在老师面前鞠躬，在课堂里背书，听老师讲故事，又相约到正在病假中的同学家中探访、慰问。……
　　爱，是不会使人忘记的。

　　●先生（陈寅恪）以一代史学大师，博通中西之学，发为人所莫及的史学记著，而又具文学家的情怀，以诚挚纯真的感情，同情热爱中国之弱女子，为之呼吁，为之鼓吹，其情之真，人所不及。

　　唐振常
　　（1922～）
　　史学家。四川成都人。1946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早年从事新闻及文学工作，曾任上海《大公报》采访部主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剧，上海《文汇报》文艺部主任。后专业治史，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上海史》、《蔡元培传》、《章太炎、吴虞论集》、《近代上海繁花录》、《往事如烟怀逝者》，还有不少随笔散见于报刊。

　　重读《柳如是别传》忆陈寅恪先生

　　本月初，审定《松江县志》稿，阅《人物》卷，发现一些名重一时而与松江颇有关系的人物未曾入传。照说这些人物可以“寄寓”、“流寓”之名而入传的。其中，尤使我系念不已的，是河东君柳如是。柳如是乃喜兴人，早年为“吴江故相”家之姬、妾，甚至说是婢也一样。陈寅恪先生考证，这位“吴江故相”，乃周道登。周死。柳不容于周家，被卖在苏州为娼，以诗文字画名于时，后为“云间孝廉”鼎鼎大名的陈子龙之妾（陈寅恪先生以为说是“外妇”更恰当），居于松江者有年，终以不容于子龙之妻而离去。中间经过许多曲折离合，这位名女子与明末江南名士多人有关系，爱其才，慕其色的名士大有人在，终以二十四岁之年，嫁给了原东林领袖人物钱谦益。
　　钱死后一月，柳自缢身亡，年仅四十。忆数年前去常熟，探访柳氏墓地，在路旁草丛中见一小冢，碑已倒置地上，上有“柳如是之墓”数字，备极凄凉。
　　嘉兴、苏州、常熟修志，自应为柳如是立传。而柳如是毕竟在松江住了几年，和松江有密切的关系，她对松江有厚爱，自称“云间柳隐如是”。这大概和她始终不忘陈子龙有关。松江修志，不应将她排除在外。我将此意表达于志稿定稿会中，与会诸君亦以为然，但难在于松江这样的人物太多，都立传亦不宜，当计议采取一个什么办法有以在志中表达。
　　松江归来后，此事迄不能忘，乃检出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重读一过。十多天来，寅恪先生之形象萦回于脑际不能去，适《书林》索稿，乃为此文。
　　先从寅恪先生写《柳如是别传》说起。
　　先生写《柳如是别传》，起于1954 年3 月，经十年时间，于1964 年夏完成。全书八十余万字，为先生晚年力作。先生早于1945 年春双目失明，手术无效，同年秋应英国皇家学会邀请赴伦敦治疗目疾，亦不能愈。然自失明至“文革”开始之二十年间，先生教书、治学、写作不辍。不能看书，改为听读；不能写字，改为口述。先生素以过目成诵、记忆力惊人著称，失明后，每写作辄告助手何事查何书，考虑成熟，然后口诵，由助手笔录成文，其文依然保持数十年来独具之风格。《柳如是别传》同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十年得八十余万字，对于一位双目失明又复膑足的老人，可谓神速了。
　　先生晚年何以花这样大精力去研究柳如是？先生在是书第一章《缘起》中对此有明白的交代。是书原名《钱柳因缘诗证释》，秉先生一生以诗证史之旨和研究方法，笺释钱牧斋与柳如是因缘，而论证明末清初历史。《缘起》交代，先生少时居南京，在其舅父俞明震家（按俞于1903 年以江苏候补道奉派至上海查缉《苏报》案，有意回护章士钊，并图放走吴稚晖、蔡元培、章太炎），得见钱遵王所注钱牧斋诗集，“大好之，遂匆匆读诵一过，然实未能详绎也。是后钱氏遗著尽出，虽几悉读之，然游学四方，其研治范围与中国文学无甚关系，故虽曾读之，亦未深有所赏会也。”抗战期间，先生执教昆明西南联大，一日在旧书店中购得店主昔年在常熟白茆港钱氏旧园中所拾之红豆一粒，“自得此豆后，至今岁（指写作《柳如是别传》开始之1954年）忽忽二十年，虽藏置箧笥，亦若存若亡，不复省视。然自此（指购得红豆起）遂重读钱集，不仅藉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
　　先生有《咏红豆》、《题牧斋》二诗记其事，兹引二诗而略其《序》及《注》如后：
　　咏红豆
　　东山葱岭意悠悠，谁访甘陵第一流？
　　送客筵前花中酒，迎春湖上柳同舟。
　　纵回杨爱千金笑，终剩归庄万古愁。
　　灰动昆明红豆在，相思廿载待今酬。
　　题牧斋《初学集》
　　早岁偷窥禁锢篇，白头重读倍凄然。
　　夕阳芳草要离冢，东海南山下潠田。
　　谁使英雄休入彀，转悲遗逸得加年。
　　枯兰衰柳终无负，莫咏柴桑拟古篇。
　　读此二诗，可以大约明白先生之笺释钱柳因缘诗的旨趣所论的范围了。
　　先生所谓“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自释为“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岂意匪独牧翁之高文雅什，多不得其解，即河东君之清词丽句，亦有瞠目结舌，不知所云者。”这是指钱柳之学而言，我以为先生更着眼于钱柳之事。即所云：“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缺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请试述之。
　　钱牧斋学问诗文，自为寅恪先生所倾服（先生自谓，少时即深赏其“埋没英雄芳草地，耗磨岁序夕阳天。洞房清夜秋灯里，共简庄周说剑篇”之句）。
　　然以一代文宗而降于清，则为先生所深不齿。这在《柳如是别传》中，多有论列。但先生深探史实，精研诗篇，论证牧斋降清之后，内心有所愧悔，由于清政府对降臣的疑忌，也由于钱牧斋与复明运动有所联系，而两次遭清廷之狱，又于诗文中时有隐晦甚而明白的不忘故国之心的表露。先生于此有所论述。但先生是作之重点在写柳如是，如所云：“今撰此书，专考证河东君之本末，而取牧斋事迹之有关者附上，以免喧宾夺主之嫌。起自初访半野堂前之一段因缘，迄于殉家难后之附带事件，并详述河东君与陈卧子（子龙）、程孟阳（喜燧）、谢象三（三宾）、宋辕文（徵舆）、李存我（待问）等之关系。”先生对柳如是之诗文才学自极佩服，更重要的是敬佩她的气节，她的爱国主义精神。柳如是为明末重要爱国社团几社社员，清兵入关，北都倾覆，柳如是劝钱谦益死（时钱为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钱谢不能。柳即奋身自沉水中，侍儿持之不得入。及南都倾覆，钱谦益率先投降，清政府授以礼部侍郎，北上任新职，柳如是虽与钱感情极笃，坚留南京不肯随行。钱谢病南返后，“丁亥三月，捕宗伯（振常按：明封钱为少宗伯）甚急，时君（振常按：指柳）病，力疾挈一囊，从刀剑簇中，饘橐牧圉，昼夜不舍。”（顾云美《河东君传》）为新朝做新贵，坚不随行，为钱被捕事，力疾随行，柳如是处大节之态度备极鲜明。后柳如是忽下发入道。钱谦益死后一月，柳如是为族人敲诈勒索，自缢死。一生大概如此，称之为女中豪杰自是的当。
　　钱柳年龄相差悬殊，而感情弥笃。但二人在处大节上，则河汉迥异。上举简要，已可见大概，更举二事，可见柳如是在谈笑间对钱之讽喻。顾公燮《消夏闲记》选存“柳如是”条云：“宗伯暮年不得意，恨曰：“要死，要死！’君叱曰：“公不死于乙酉（振常按：是年清兵入关），而死于今日，不已晚乎！’柳君亦女中丈夫也哉。”《牧斋遗事》云：“后牧斋偕柳游拂水山庄，见石涧流泉，澄洁可爱，牧斋欲濯足其中，而不胜前却，柳笑曰：‘此沟渠水，岂秦淮河邪？’牧斋有惭容。”盖柳以此语刺钱之不死于南京陷落之时也。于此，既可见柳之气节，亦可见其机智诙谐。
　　寅恪先生佩服钱之学问诗文而鄙其人，爱柳之诗文亦重其人，笺释二人因缘，如自述所云：“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词，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这段话极可注意。先生以一代史学大师，博通中西之学，发为人所莫及的史学论著，而又具文学家的情怀，以诚挚纯真的感情，同情热爱中国之弱女子，为之呼吁，为之鼓吹，其情之真，人所不及。先生撰是书之大旨，可于此见之。先生晚岁标其广州中山大学所居曰寒柳堂，曰金明馆，其文集或称《寒柳堂集》，或称《金明馆丛稿》，均从柳如是得来，其情之挚可知矣。
　　先生挚友吴宓（雨僧）先生于1961 年7 月由重庆去广州探访先生，先生为述写作《柳如是别传》大纲，雨僧先生于是年9 月1 日《日记》有记云：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也谈及卞玉京、陈圆圆等与柳之关系。侯朝宗之应试，以父在，不得已而敷衍耳。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
　　时寅恪先生书尚未脱稿，雨憎先生自未及见，而闻之于寅恪先生“细述”，则上举文可看做是寅恪先生自述著书旨趣，也可看做为雨僧先生闻“细述”
　　后所作评论。两先生相交逾五十年（1919 年始识于美国哈佛大学），灵犀相通，雨僧先生之言，自是确论。
　　于此，应该提一提先生晚年另一著作《论》。此文作于开始写《柳如是别传》之前一年，即1953 年，完成于翌年之2 月，继又作《校补记》，同年3 月即着手写作《柳如是别传》。先生之写《论》，实与写柳如是有相同旨趣：“衰年病目，废书不观，听读小说消日，偶至《再生缘》一书，深有感于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记其本末，草成此文。”“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与写柳如是一样，以诗人的情怀同情弱女子陈端生的身世。先生赠雨僧先生诗有云：“著书唯剩颂红妆”就是此意。成文后，先生有二律咏其事，其一律第二联之下句曰：“异代春闺梦里同”，点明这是清代的春闺梦里词，感时之战乱流徙，而哀春闺梦思之人。在《柳如是别传》中，写著书缘起，有“斯乃效《再生缘》之例，非仿《花月痕》之体也”，亦可明白写《论》系借题发挥，旨在批评“中共暴政”。这种想象之词，自不堪一驳。美国汪荣祖教授著《史家陈寅恪》一书，已批其妄。可叹的是，寅恪先生是作完成后，在国内只有先生自费所印油印本，而未能刊布。先生以是作寄给了郭沫若先生，郭老于60 年代初写了《陈端生考》一文发表。郭老之文，自有卓识高见，而其大端，多寅恪先生所已言者，郭老未之标明，反取寅恪先生之作之小疵，从而标举之，亦一憾也。自郭老是文出，一时兴起了陈端生热，《再生缘》热，戏剧舞台之上，弹词说书之中，孟丽君一时大为走红。然先生之《论》一文，仍未能刊行。我在读郭老文之后，方知先生有《论》之作，几经访求，才从友人处借来香港的盗印本。
　　于此，难怪寅恪先生有“盖棺有期，出版无日”之叹了。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1962 年春，陶铸陪同胡乔木去中山大学拜访先生，谈及旧稿重印事，虽已交付书局多年，但迟迟不予出版。先生因言：“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笑答云：“出版有期，盖棺尚远。”按先生之作，在全国解放后，只于50 年代初出版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三书，其余旧论文及新著均未能结集刊行。尽管胡乔木答说“出版有期”，其将新旧论著包括三册的《柳如是别传》合为《陈寅恪文集》出版，已在1980 年。其时距先生之逝已十有一年，先生仍不及见。而先生最后之作《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写于1965 年夏至1966 年春）
　　共七章，大部散佚，只存残稿。此稿多为先生回忆家世之作，以先生祖父宝箴先生之参与维新，推行新政，先生父亲三立先生之一代诗宗，《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于研究清末社会政治及先生家世、家学渊源及先生思想，关系至巨，如今只能抚读残稿，实大憾事。所幸者，先生文集七种，毕竟在1980年出版了，若拖到今天，则以学术著作出版之危机，不知须要多少补贴，方能问世了。
　　先生当时云“盖棺有期，出版无日”，实出口成佳对。先生富文学修养，谈笑之间每有佳对，早已名于世。1926 年，先生方登讲坛，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一时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先生并称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一天，先生对学生说：“我有个联送给你们：“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大家哄堂大笑。”（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记蓝孟博语）上联指受梁启超之教，下联指王国维曾为宣统之师。人以为这是先生的幽默，其实先生之注重对联，极有深意，容下言之。
　　1930 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去看先生，送其所编《科学与玄学》与先生。是书记丁文江、张君劢科玄论战事。先生随手翻了一翻便说：“志希，我送你一联如何？”罗称即去买宣纸请写，先生说不必，当即诵出：“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又说横额为“儒将风流”。罗在北伐军中为少将，娶了一个漂亮妻子，所以说“儒将风流”。上下联中又将“家”、“伦”二字嵌入，精妙之极。谈此旧事的蓝孟博以为，先生“才思敏捷，诙谐风趣，大率类此。”话并不错，但忽略了先生一时戏作实有深意。先生对于当时科学玄学之争、中西文化论战，皆不以为然。他一生秉承的思想，是融和中西，中体西用。先生至友吴宓（雨僧）先生即对先生作过如是评语，先生自己也如此承认。在《冯友兰下册审查报告》中，先生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即是明证。这副即兴所作的对联，亦是这种思想的表露。
　　1932 年夏，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叔雅）先生请先生拟定招生国文试题，先生出题中有对对子“孙行者”一题，引起舆论大哗，以为此是无用之旧套。先生初默然不答，后于《学衡》发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畅论国文试题之应改变前趣，“即求一方法，其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学之特性有密切关系者，以之测验程度，始能于阅卷定分之时，有所依据，庶几可使应试者无甚侥幸，或甚冤屈之事。”其论及所以出对对子之义，认为对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一）能否知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二）能否分别平仄声；（三）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四）思想条理如何。文中对此四条均分别有详略不同之解释。这其实是以最简单的方法测验应试者的基本功，应是无可疑论的。先生意中“孙行者”之最佳对应为“胡适之”，“盖猢狲乃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先生此对原有所本， 1965 年为此文所写《附记》中指出：“苏东坡诗有‘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一联‘韩卢’为犬名（见《战国策·齐策》及《史记·范睢传》），‘行’与‘退’皆步履进退之动词，‘者’与‘之’俱为虚字。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于此，可见先生之博学深思。讲起对对子一道，今天更是白头宫女话天宝遗事了。此事之不可废，先生已预见于五十多年前。
　　我曾从先生受业两年，以愚鲁之资，于先生之学无所窥，何敢信口妄说。
　　好在多年以来，海内外先生知友及弟子多有发舒，中山大学及北京大学复于最近相继出版了《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鲁殿灵光，足以辉映前哲。我只想说，先生与王国维、梁启超二先生，都继承了中国文化学术传统，为通人，为学人，经史文兼通，是以为一代大师也。先生又深通西学，聪慧过人，俞大维（先生之至友及表弟与妹夫）谓先生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天才加勤学，先生便能成其大，就其深。
　　先生逝世整二十年，回忆昔年受教之时，犹在眼前。那是1943 年冬，在四川成都，我方为燕京大学二年级生。一日，全校周会，校长梅贻宝先生告众云：“我校迁徙西南，设备简陋，不意请得海内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前来执教。陈先生业已到校，即可开课。这是学校之福。”不久，教务处公布了先生所开课目。先生兼教历史、中文两系，所开课为《魏晋南北朝史》及《元白诗》，我两门课都选修了。下年，先生则开《唐史》及《元白刘诗》，我又都选修了。时我校借一女子中学旧址上课，地小房少，听先生讲课者为教室所不容，且先生住房亦狭隘。所以，第二年开设《唐史》及《元白刘诗》时，改至城外华西大学广益学舍之大教室，以便所谓华西五大学学生均可共同听课，先生亦迁至广益学舍居住。
　　时先生右目早于抗战初起时失明，走路略感吃力。穿长袍马褂，手拿黑布包袱，包着书本、讲义，另手拿着一瓶冷开水，步入教室，入坐即开讲，了无闲言。助教容媛女士（容庚先生之妹）随其后，先生坐定，容女士亦入后座。在我校那间坐得满满的教室，听讲的不但有他校学生，还有我校和他校教师。至今记得的，时为金陵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高文先生，每课心来听，并详记笔记。后迁往华西大学教室授课时，著名诗人、文学家林山腴思进教授亦来听课。林山腴先生为陈三立先生诗友，寅恪先生向以父执视之，忽见山腴先生在学生座中，为之瞿然，语人曰：“山公厚我励我，真我之良师也。”
　　郑天挺先生称先生为教授之教授，信不虚也。先生一面讲，一面写黑板，不时喝水。至1945 年春，先生左眼又盲，是以后来乃有去英国治疗之行。
　　先生讲诗亦如讲史，即以诗证史，而非纯诗义之讲解。不先熟读元白（后加刘禹锡）之诗，是听不懂先生所讲的。还记得讲《元白诗》，第一课是讲《长恨歌》，首先讲的是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这个话听起来很怪，当时著名话剧导演贺孟斧寓居成都，与我相熟，他耳闻先生大名，想来听课。我告诉他，第一课讲的是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问题，他以为无聊，便不来了。
　　其实，先生是以这个题目带出唐代婚礼制度，乃重要事。
　　为什么将元白并讲？这更须了解先生的深意。当时比较研究之法已有所滥觞，先生对此有独具的看法，以语言为例，先生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即指出各种语言有其特殊之文法，所谓比较研究之法，非在同系语言如梵语、波斯语等中进行，不能得其功。“故欲详知确证一种语言之特殊现象及其性质如何，非综合分析，互相比较以研究之，不能为功。而所与互相比较研究者，又必须属于同系中大同而小异之语言。”所以先生对马建忠之仿印欧语系而建立中国文法之作不以为然，斥之为：“《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语言如此，文学更然。先生说：“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盖此种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
　　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这种议论，今天看来，应成定律，而发之于五十六年之前，则不能不说是卓见。即使在今天，胡乱比较之妄人也还有之。元稹与白居易，处同时代，同为元和体的创始人，两人多有同一题目之作，所作又互相影响，先生并讲元白诗，恰当极矣。
　　先生日常在课堂上，只管自己讲述，很少与学生交流。一日，讲元稹《悼亡诗》，讲到“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句，忽然对学生提了问题。当时我坐在第一排中间，与先生相距最近，先生即指着我问：“为什么说‘长开眼’？”我当是真是瞠目结舌，讷讷不能对。先生又问了几个同学，皆不能答。先生乃从“鳏鱼眼长开”说起，谓元稹表示将不再娶之意。此事距今已历四十六年，每一忆及，犹觉愧怍。
　　还有一件事，深感有负于先生厚望。我在学校副修历史，全从兴趣出发，并无研究历史之志。当时年少不知世事之艰，满脑袋斗争观念，在学校未曾好好读书，以为到社会也无非去斗争。没有想到，一次考试，偶得高分，寅恪先生要我转到历史系去，我以“我不是研究学问的人”为词敬谢。此后，历经社会数十年，到了老年，终于改业历史研究，深感为时之晚。
　　今年3 月，有广州之行，住中山大学一日，历史系一位教师陪我访寅恪先生故居。一座小楼，清幽可喜，先生在这里度过了晚年，写下了不朽之作。
　　但并非安度，“文革”一起，他就不得安身了，以后终于被赶走。我对这位教师说：“至少应该在楼前竖一牌，写明此为寅恪先生故居。”
　　先生之学，博大精深，我想到我的两位老师，也是先生的知友之言，录之以为本文之结。
　　萧公权（迹园）先生去美后，所教弟子中有汪荣祖教授者，写《史家陈寅恪》一书竣，结语问道：“前贤已已，典型犹在，后史氏们能否超越前进，较寅老尤更上一层？”汪氏以校稿请正萧先生，萧先生复书云：大著于陈氏之为人治学，述论颇详。渠地下有知，当欣然引足下为“异代”之知己。愚以此公之天赋境遇，均超越一切。其记忆力极强，即古人所谓“过目成诵”。少年时家学渊源既厚，又得机会游学西国，不受一般留学生求学位、计出路之牵绊（振常按：先生游学欧美诸国，只为求得某门或某数门之专业学识，学得即去，从不谋取学位）。又精通中外语文，故能用许多人不能用之史料。其力学之勤，有时到废寝忘食之程度（致种失明之远因）。足下卷末谓：“后史氏们能否超越前进，较寅老尤更上一层？”窃想不易做到耳。
　　书中于其“引诗证史”“从诗看史”之功力，深致赞扬，愚亦有同感。惟窃谓陈氏乃卓绝之史家，然未必为优越诗人。其论诗笺诗，虽多胜义，然以较其在史学上之成就，则殊有逊色。孔子为稼不如老农，为圃不如老圃，无损于其为圣人。则陈氏纵果非至善至美之诗人及文学批评家，固无损于其为空前绝后之史学家矣。
　　公权先生一代学者，诗力功底极深，前两年得其弟子陈学霖教授从美国寄来《萧公权全集之二·小桐阴馆诗词》，读之倾服。公权先生论寅恪先生之诗自有所见，也是以寅恪先生史学与诗学之成就相较而作是言，然寅恪先生之诗出入唐宋，造诣极高，亦世所公认。
　　与寅恪先生相交最早、相知最深的吴宓（雨僧）先生（寅恪先生入清华
　　国学研究院，即雨僧先生所荐，雨僧先生为研究院主任。人云荐者为梁启超，乃误传。或雨僧先生向梁启超推崇寅恪先生，梁吴二人同荐之于清华校长曹云祥，亦有可能），在《吴宓诗集》中有如下一段文字：宓于民国8 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即以诗一道，历年所以启迪予者良多。
　　萧吴两先生之言，实为公论。胡适之先生于寅恪先生，亦极佩服（具见《胡适日记》），但说“陈先生就是记忆力好”，微含酸葡萄之味，可以不论。至于胡先生认为寅恪先生文章写得不好，则不知先生之文，正是绚烂归于平淡之品了。
　　1989年10月27日
　　重校附记：
　　近年来海内外研究寅恪先生之学大兴，先生之学，望重一时。北京三联书店将出版先生全集，据告有遗稿发现，更令人喜。
　　1994年9月6日
　　新近出版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实近年罕见的佳作，读之感受极深，写成《卓犖孤怀身殉道》一文，不及收入此集。
　　1996年7月20日

　　●创作是一种辛苦的内心挣扎，我们都有坐在打字机或写作台前文思枯竭、苦苦挣扎的时刻。

　　董鼎山
　　（1922～）
　　浙江宁波人。1945 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获英文文学系学士。1947年赴美深造，先后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硕士。现为纽约文化协会理事，纽约市立大学图书馆研究室教授。

　　编者致作者

　　编辑与作家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有时犹如互相敬慕的知己，有时却是敌对（为一个标点、一个词句而争论）；多半的时候编辑好似一个小心翼翼的保姆，避免触怒孩子脾性的作家，把他的天才好好地培养成长。不久以前我写过一篇《纽约客》文学编辑凯·怀特如何提拔、鼓励、扶育纳布考夫的经过。最近重读美国名编辑麦克斯威尔·帕金斯的书信集，更有心得。这本书名叫《编者致作者：麦·帕金斯书信集》，平装本刚于去秋出版，我想任何对编辑工作奥秘、对著名作家心理过程有兴趣者都应人手一册。
　　全书包含约两百封短函，日期共经三十余年（1914 年至1947 年），对象包括了那个时期的名作家，且看这些名字：费兹杰罗、高尔斯华绥、汤麦斯·沃尔夫、欧斯金·考德威尔、海明威、詹姆斯·琼斯。这些书信有的是正式公事，有的是心腹密谈，但最主要的还是写信者对收信者的敬重与诚意。
　　他的耐心与恳切赢得了作家的信任。没有帕金斯，有好几位上面所列的作家不会成名。我可以说，如果在另一个编辑手中，沃尔夫杰作《天使望家乡》的杂乱原稿恐怕会遭到马上被丢入废纸篓的命运。
　　帕金斯于1947 年逝世，在那以前的三十七年，他一直在斯克立布纳书局当编辑。他的声誉今日在出版界被奉为神明。我记得数年前到该书局的编辑部去参观时，招待人还特别指出那处是帕金斯的办公室与坐椅。这些书信是在该书局的档案资料室中所选出来的，挑选的目标是在表显一位重要编辑的工作思索过程。他无时无刻不在搜索创作天才，外来的稿件稍表现一些微弱的希望，他就要抓住发掘。当他初度发现沃尔夫的写作才能时，曾与一位文学评论家起过争吵，因为后者认为沃尔夫的杂乱原稿不值任何编辑花时间去整理。帕金斯的鼓励给予了作家们的自信。
　　帕金斯是在纽约时报当记者出身，当时他的雄心便是成为作家。在哈佛求学时期，他广读世界文学名著，对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特别心服，每隔数年必要重读一次。虽然后来他自己未成为作家，但我们还是可在这些书信中看出他的用文字表达的能力。成为编辑后，他发现自己持有做编辑的所必需的特性：耐心、谅解、同情、宽容。书局的编辑与杂志编辑仅在工作容量方面有所不同，他们所需要的条件却是一致。凯·怀特向纳布考夫所施舍者也不都是这些特性？
　　一个书局编辑在工作上如何取得愉快与满足，全视个人而定。读他人尤其是无名作家的文稿，是件最单调乏味的事，可是在垃圾堆中发现珍珠又是如何的令人兴奋！编辑所交结者不但是白纸黑字，而且也是有感情有血肉的人。多半作家是在忧郁苦闷的情绪中过日子，需要不断地鼓励。他们即使在写过一部成功作后还是没有自信。在这里，编辑就有了最大的扶植、培养、鼓励的责任。帕金斯并且不忘作家需要钱来过生活，在发现了有可以出版可能的作品时，必预支稿费。这也是对作家表示信心的另一方式。可是也有贪得无厌的作家以为什么都可有保姆式的编辑照顾。某次有个作家打电话向帕金斯哭诉：“我的爱猫约翰·济兹害了重病，你必要遣一个兽医来。”帕金斯告他可以在住所邻近自找一个兽医。作家乃问：“可是你会负担费用吗？”
　　好心的帕金斯果然答应。因此，一位好编辑的另一个特性是宽大的幽默感。
　　读了这些书信，我们可以了解帕金斯对编辑任务的看法。他认为一个编辑的主要机能是客观的评赏。他站在一旁，超然地指出作者的缺点，帮助他解决创作技巧上的问题，启发打破作者的思路堵塞，在进行这些编辑任务时，他又必须尽量保持作者的原来独特的风格。帕金斯坚持作者在创造上不能过分依靠编者，即是说作者不能将编者的思想概念取代为自己的。在这些书信中，他几次三番向作家们作这样的警告，在他于1921 年12 月12 日致费兹杰罗一信中，他的第一句话就是直率的“绝不要依从我的判断”。他要作者有自己的主张。他认为编者的要务只不过是当为作者的工具；真正的创造结晶乃是作者的。他相信编者应该站在作者的背后，这也解释了他在生前少有著作，难得发表公开谈话，尽力拒绝记者采访的原因。
　　这些书信的内容又透露了帕金斯对出版者机能的看法。他不断指出，虚构小说不仅仅是为娱乐消遣，好的创作应是对现实的严肃阐释，不但表出生活的美丽善良面，也表出它的丑陋邪恶面。创作所受的唯一限制只是艺术的良心。出版者也不能干预作者的意念，真正的文学作品不应受出版者的生意眼所影响。出版者的任务是向读者公众提出一项贡献，须让公众来决定一件创作艺术品的价值。
　　在有些书信中，帕金斯对作者原稿的结构与技巧方面提出具体的意见。
　　读了这些章段，我们可看出这位伟大编辑的不平凡的见识。他的批评（无异文学评论）的深奥远超出通常编辑的功能。许多后来成名的作家如海明威、费兹杰罗、沃尔夫等后来都承认，对助成他们的最后成就，编者帕金斯的功劳极大。有的甚至公言他们的创作技巧是从帕金斯学来。
　　这些书信也流露了写信者的个性。我们不但可以看出帕金斯的智慧，而且也可测出他的脾性：他的尖利的眼光，他在发现了一个新作家后的兴奋，他的感情表达的保守，他在公开场合的腼腆。作家们对他的敬重反而使他谦虚。
　　麦克斯威尔·帕金斯的成为传奇性的名编辑当然是因为他所发掘、所提
　　拔的作家都成为后来国际文坛的头流人物，他的成就是美国近代文学史上一件大事。不过他也有他的限度：他的主要兴趣是虚构小说；他只集中心思于美国文学，对其他国家文学未表多大兴趣。他所搜索者是文学创作中的罕有珍品，他的口味是高雅的，并且不是文学界的势力人物。他常常说，伟大的作品往往站在珍贵的与廉贱的之间；真正的艺术品不但对文人们有感染力，而且可吸引广大群众。
　　重读《编者致作者》又加深了我对文学评论的了解，使我更明白了编者与作者之间的微妙关系。
　　1987年10月9日

　　书评编辑如何挑书

　　不久以前，《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一位编辑来电，问我是否可替他们写一篇书评，他把那本请我所评的书形容一下。我应允下来，他寄来尚未出版的书的大样。写了书评之余，我不免好奇美国这份最重要的书评刊物是如何挑书作评的。
　　美同出版界每年出书好几万种，时报书评周刊每年五十二期，每期所容长短书评三四十篇，全年所评者最多不过两千种书。因此，编辑怎样挑书作评，对写书者与读书者都是一桩神秘。据找所知，时报书评周刊编辑部人员多达三四十位，除了主编及重要编委外，其他编辑的主要任务便是看书挑书，把每年数万种新书翻阅挑检，然后再由责任编辑（小说、传记、历史、政治、国际时事、经济等等）决定了外面的作家或学者，邀请他们写书评。编辑们自己很少有写本刊的书评的。
　　书评刊物编辑的决定挑选何书作评，等于是对无数读者的口味和兴趣、对作家们的前途、对出版商的盈利、对书局的生意作了初步的决定。书评家找书写评，其重要意义几乎相等于出版商出书的决定。作家的第一个认真读者（出书以后）是书评者，而书评者的选择则在书评刊物编辑手中，这么看来，书评编辑几乎掌有一本新书生死的大权。
　　喜欢读书的人一定以为这个职业值得人所羡企，其实书评编辑处在经常的压力之下。请想象普通一份日报的书评编辑每星期收到新书数百册，人手不足，单是拆包已经很是花时。在有的大报如《华盛顿邮报》的书评编辑室中，拆书包已几乎成为一项专业。他们雇用一个每周二十小时的专门拆包工人，对其他规模较小的日报，这是一项奢侈。有的书评编辑度了年假回来，办公室内书包堆积如山，往往要花好几天功夫才能拆完。
　　小中型的日报既雇不起专人负责书评，就索性向各种辛迪加（Syndicate）如美联社、《纽约时报》新闻服务社、或《洛杉机时报》新闻服务社等订用它们的书评。日报书评编辑的另一问题是报纸篇幅的缺乏。即连《纽约时报》，每天所载的书评不过一二篇，全年下到四五百篇。时报的每日所载的书评与书评周刊的书评完全是两个不相关的系统，这些书评不是外稿，而是本报书评家或文化记者所写。
　　篇幅既有限制，书评编辑就得常在值得评论的新书数目与能够发表的书评数目之间打转。这个烦恼是永存的。那么他们又怎样决定取舍呢？一般而言，书评编辑都注重文学，而在文学这个范畴内，名家如约翰、厄普代克、索尔·贝娄等的新作当然不容忽视。这并不是说处女作小说家受了冷落；书评编辑最感兴奋的时刻是发现或提拔一个确有才华的新作家。
　　这也并不是说没有文学价值的通俗小说就完全被置之不理。正如时报一位书评编辑所说，报纸的主要任务是报道新闻，作家如“大班”作者詹姆斯·克拉维尔或专以好莱坞艳闻作背景的小说家如贾姬·考玲斯等的书，也受评论，因为他们的书必会上畅销书单，就成了众所注意的新闻。比如，克拉维尔的《旋风》的先付版税是五百万元，这类高价的小说就引起书评编辑的好奇，即使内容如垃圾，也要去评介一下。
　　书评编辑挑书作评固然也有以个人的爱好做根据的。此外，书局的宣传品、邮信、电话、私人交情，甚至新书封面的美观等等都可影响一个编辑的取舍，有的编辑也重视名作家的简介（往往印在书的封套上），特别是难得替人随便作简介的作家。而书局的名誉当然也具分量，出版公司如克脑夫、维京（海盗）、兰登书屋等都以出版严肃文学著名，因此它们所出的未成名作家的作品也受注意。在同业者之间，书评编辑也相互交换意见与讯息，一本好书是逃不过一位书评编辑的耳目的。
　　规模较大的刊物与《纽约时报》或《洛杉矶时报》等，编有一个藏在电脑中的书评者名单，把他们以专长与兴趣分类，一有新书到来，就可以电脑找寻一个适当书评者来作评介。编辑个人的喜爱也许与书评者大有不同，但是书评照登。
　　书评编辑觉得他们的任务最伤脑筋的还是篇幅问题。任何周刊如《时代》或《新闻周报》每期所载书评最多不过五六篇，整年所评者不到三百种书。
　　因此他们的编辑挑择新书作评，非标准严格不可（在这类销路极广的刊物受到评介，对新书而言，等于是义务广告，可以增加销数）。
　　书评编辑们都同意，挑一本新书作评，大概有以下几个标准：非虚构新书的主题的宇宙性与合时性；作者的资格与声望，文笔的精彩；作者态度的严肃；出版商的名望；以及书籍的持久不朽的质量。
　　1987年3月

　　斯坦贝克的写作日记
　　——《愤怒的葡萄》出版五十周年纪念

　　我一生所读的小说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巴金的《家》。半个世纪后，我不敢重读，唯恐重读会毁坏我在中学时代崇拜的文学杰作的形象。同样的，我于今日重读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也有些惴惴，怕重读会减却我少年时对这部著作的尊崇。维京书局刚把《愤怒的葡萄》再版出世，同时也出版了作者的写作日记《写作的日脚：日志， 1938 年～1941 年》。1989 年4 月14 日恰好是《愤怒的葡萄》出版五十周年日。
　　我们自己随着年月的增长而成熟，不敢重温少年时期对那些偶像的热情感受。斯坦贝克自己在写《愤怒的葡萄》时也缺乏自信力。阅读他的写作日记可以增加我们对他作品的了解。日记中常有这么的自疑片段：“没有别人能像我一样的知道我缺乏能力……有时，我以为写了一段好文章，但是完成之后便读来平庸”：“我想我的作品并不好——真是伤脑筋……”：“青年人要与我说话，要做作家。有什么可谈？我自己尚不是作家”：“有一点我很肯定——这本书并不是我所期望的巨作，只是一部平凡作品。可怕的是我已尽绝大的力”。
　　四十余年前当我初读《愤怒的葡萄》时绝没有想到作者这么缺乏自信。
　　我的兴趣先是由亨利·方达主演的影片引起。那时我从上海大光明影院的隔壁卡尔登影院出来，少年的脑海中充满了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疑虑。不久我就获得了一册译本阅读，奇怪我竟记不起译者的名字。在那时，上海所最流行的翻译小说像是傅东华所译的《飘》（《随风而去》）。
　　斯坦贝克在五个月内即完成《愤怒的葡萄》，时间是1938 年5 月10 日。
　　他不用打字机，每日可写二千字，连日不断。但是他还是在日记中诅咒自己懒惰：“我的纪律哪里去了？难道我失去了自制力？……我实在太懒惰了。”
　　当作家的因为没人管制，往往自责偷懒。其实斯坦贝克可算是个多产作家。
　　《愤怒的葡萄》是他十年内的第九部作品，出版时他仅三十七岁。
　　他的日记《写作的日脚》以前从未公诸于世。任何当前与未来的创作家都应购来一读。从他的自述中，我们可以洞察一个创作的头脑如何起作用。
　　任何作家都会了解他的自疑的苦恼。创作是一种辛苦的内心挣扎，我们都有坐在打字机或写作台前文思枯竭、苦苦挣扎的时刻。斯坦贝克把这类时刻形容为犹如“分娩的痛苦”。我们可都不有同感？
　　斯坦贝克在生前不愿将这部写作日记公开，他原要把它烧毁，但最终送交维京书局的编辑。他的要求是不要在他在世之时印行。他是于1968 年逝世，我奇怪书局为何要等了二十一年才把他的日记问世，难道是要等候《愤怒的葡萄》出版五十周年？
　　这部小说的重版，可说是恰逢其时。五十年前，美国刚经受了经济大萧条的悲惨余波，今日我们又在美国各城中看到无数无家可归、在街上流浪的落魄穷人。《愤怒的葡萄》中的人物是被社会遗弃的男女。今日的美国社会，在里根总统的八年“劫贫济富”政策下所造成的趋热，几乎是半世纪前局势的重现。1938 年3 月，加州发生水灾，斯坦贝克受《生活画报》所雇，前往采访。他被人民的苦况深深感动，觉得单是实况报道不够有力，乃决定以小说样式来描写。
　　他目睹数千人因水灾而无家可归，很多终而饿毙，在日记中写道：“在帐篷中，水深一尺，儿童们在床上，没有东西吃，没有火取暖。当地政府撤退所有看护，因为‘问题如此严重，我们无法可施’。”后来他写道：“他们饿死。他们倒毙。”从这段日记，我们可以看出，斯坦贝克早在《愤怒的葡萄》动笔之初，已知道怎样描写小说终局主角乔德全家遭水灾灾害的一景。
　　那一景是美国当代小说中最栩栩如生的可悲镜头。
　　根据斯坦贝克的写作日记，这部小说的创作经过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于1936年10月为《旧金山日报》所写的关于贫苦农民移往他地绝望地找活的七篇报导。这些都是完全客观的实况报道，详细描写那些贫民的生活。
　　这些报道去年出了单行本，书名是《收割的吉普赛：在前往愤怒的葡萄途上》。
　　第二个阶段是1937 年底他写作《奥克拉荷马州人》，但是没有完成，原稿恐已失掉。第三个阶段是1938 年春，他写了一部自称为“漫骂性的讽刺作品”，攻击那些迫害贫苦移民的官僚与富农。虽然完成，他觉得这部作品没有摸准问题的核心，所描写的对象错了。最后，他开始写作了《愤怒的葡萄》。
　　读过这部小说的都知道，故事是奥克拉荷马州一个姓为乔德的农家。奥州发生旱灾后，乔德无能为生，乃举家拔根迁移，开了一辆破旧的卡车前往加里福尼亚州的果园找活。他们的梦想成为一个恶梦。书中人物都是农民，谈话对白是乡下土语，把每一角色都活生生的显现出来。译文不能表达原文的色味。《愤怒的葡萄》于1939 年出版后，立即升为畅销书榜第一位，一年内销售了四十三万本，于1940 年仍为十种最畅销书中之一，该年并获普立策文艺奖。至今为止，这部小说在美国一共销了四百五十万本，平装本现在每年仍可销十万本。它曾被译为多种外文译本。五十年来，全世界的总销数超过一千四百万本。
　　虽然我曾说不愿重读，但还是趁此时机把原文读了。少年时所读的译本所获的印象与现在从原文所获的印象当然有性质上的不同。多年来我自己读书多了，能够察出斯坦贝克的写作显然受了海明威与福克纳（他所最敬慕的两位美国作家），甚至托麦斯·沃尔夫与约翰·多斯·派索斯的影响。斯坦贝克对贫民苦况的强烈同情有时不免使他描写过分。他自己在日记中这么说：“还是这一景从二页增为三页吧，因为背景的描写应是越多越好。这本书应尽量利用我所有的经验、思维、与感受。怕的是重复，应该小心。”但是他不够小心，书中很有一些重复的片段，减少了对读者的有效程度。
　　《愤怒的葡萄》出版后六个月，斯坦贝克在日记中写道：“写‘葡萄’这一部分生活已告段落……我必需另起炉灶去找新材料，发掘新根。”从此，他的写作风格与主题也有改变。他的后来的作品与其称为30 年代普罗文学模范的《愤怒的葡萄》宛然不同。他也与第一任妻子卡洛儿离了婚（卡洛儿是个左倾分子，她帮他打字编辑《愤怒的葡萄》原稿，书名也是她所出的主意。斯坦贝克把此书“献给卡洛儿”）。
　　斯坦贝克的私生活并不圆满，第二个婚姻也以离婚终场。后来的作品包括《罐头食品厂街》（Can Nery Row）与《伊甸之东》（East Of Eden）。
　　1962 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该奖宣布之日，在记者招待会中有人问他，他是不是够资格获奖。斯坦贝克的回答完全符合他的自我谦卑的性格：“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老实说：不够！”
　　由于《愤怒的葡萄》的盛名，我们当然都以为诺贝尔奖的主要根据是这部巨作。那末端典学院为何要等了二十余年？一般而言，诺贝尔奖的颁发是根据一个作家整个生涯的著作。但是瑞典学院的秘书安德斯·奥斯特林则说：
　　诺贝尔奖的颁予斯坦贝克实是根据他于1961年出版的《我们不满心绪之冬》（The Winter Of Our Discontent），因为这部小说表现出作者回复到二十余年《愤怒的葡萄》所定下的“高度标准”。奥斯特林（根据当时《纽约时报》的报道）把斯坦贝克形容为“思想独立的真理阐释者；他对美国的真实特性有不偏的直觉，不管是好是坏。”
　　但是在今日，有多少读者能记得《我们不满心绪之冬》这本书？我们，至少是我，绝不能把它与《愤怒的葡萄》相比。试回顾斯坦贝克其他著作，如1937 年的《人鼠之间》（Of Mice And Men）， 1938 年的《长谷》（The Long Valley）， 1935 年的《墨西哥饼平房》（Tortilla Flat），以及1945 年的《罐头食品厂街》、1952 年的《伊甸之东》等，我们不免感到，在美国现代作家中，很少人能达到斯坦贝克这样的成就。他当然有充分的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斯坦贝克也写过轻松作品，1962 年他出版了《与却利一道旅行》（Travel With Charlie）。却利是狗名，书中所记述者是他携了老狗周游美国的经历。
　　读这本书可以摸测斯坦贝克这位作家的立体型，可是要深切探索这个创作头脑的内部思索，莫如读他的写作日记。下面一段是从他的《写作的日脚》节录的：
　　1938 年7 月7 日，星期四，11 时。
　　今天是星期四了，真奇怪我为了写这本书的挣扎。我想现在可有变了，因为我越来越感到要写作。有一时期我很绝望，但是现在我虽还是紧张，我想我已在复原，今天可以做试验。正如卡洛儿所说，着重细节。
　　这书如要超过三十万字，让它去！这是我的生活。我怎么会要结束自己的生活？我的自信力回来了，我可感到它。停顿写作才引起损害。今天，我完成了这本大簿子的又一部分。我真愿望这本簿子完全填满。保持写作日记，这的确有效，是件好事。今日约翰·巴雷来言，他要发表我的《血是强壮》的声言。此外，教师协会要我去演讲，《名人录》（Who’s who）要我正校样。这些都是邮件内的。《墨西哥饼平房》的瑞典文译本今日收到，挪威文译本也快来了。正在收集多种译本中，有了这些很不错。过了7 月4 日国庆节，今天我终于感到很轻松自在。那个假日其实不但没有给我休息，反使我疲累。现在是回复工作的时间了，我必须写作。今天我特别心急。以后再谈。完成后，我对今日的写作成果很感满意。我想写得不错。较为容易，而且并不停滞。
　　1989年4月14日

　　●艺术家的心是相通的。真正艺术家的良心，是决不会为金钱所玷污，更不会泯灭的。

　　峻青
　　（1922～）
　　作家。山东省海阳县人。1954 年后写了一系列优秀短篇小说。著有短篇小说集《黎明的河边》，长篇小说《海啸》，散文集《秋色赋》、《雄关赋》、《沧海赋》等。

　　诗画证翰缘

　　这个题目，是借用泰国的一位著名的老诗画家庄礼文先生发表在曼谷《新中原报》“艺林”副刊上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我之所以借用这个题目，是因为我觉得它十分确切、恰当地表现了我与庄老先生之间的诗画友谊，翰墨情缘。
　　说起来也真巧，这次我与庄老先生相识，以至结下了翰墨情缘，纯属偶然，而且还具有一点儿戏剧味道呢。
　　那是我在曼谷的个人画展开幕那天，展厅里熙熙攘攘，来了很多参观画展的客人。这情景，使我十分高兴，而又感到意外。因为我知道：举办个人画展，是要有相当经济实力和大量组织准备工作的，尤其是在国外举办个人展。人们告诉我：泰国华人很多，大部分是广东潮州人。所以到泰国来办画展的，大多是依靠当地同乡侨领为他们张罗支持，他们中的一些富豪财团，既有财力又有势力，可以租用高级豪华的展厅，调动各界社会名流甚至政府官员来出席捧场，把画展搞得轰轰烈烈，隆重非凡；可我呢？我非广东人，既无山东同乡，又无任何泰国亲友，完全是孑然一身，形单影只，加以时间仓促，邀请单位的组织准备工作又不足，因此不但画展场地不够宽敞，而且甚至连说明书、介绍材料和请柬都未印发。好在曼谷的文学界、新闻界中，有些人知道我的名字，他们主动热情地来看望我，并在报纸上发表了我与夫人飞抵曼谷的新闻报道。于是，这画展开幕之时，竟然闻风赶来了许多人，他们大多是文艺和新闻界的同道：作家、画家、诗人、记者和报刊编辑。
　　庄礼文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不过，在当时，他并未引起我特别注目。
　　因为来的客人很多，交换过名片握过手之后，也就完了，过后是很难都一一记住和识别清楚的。直到参观完了以后，有的人已陆续散去了，我忽然看到，有一位老者，走到书桌前面，坐了下来，展纸挥毫，刷刷刷地写起什么来了。
　　这老者身材细瘦，似很孱弱，但却精神矍铄，神采奕奕。他写得很快，文不加点，洋洋洒洒，一挥而就。写罢，向我点了点头，说：“请指教。”
　　我接过纸来一看，原来是一首五言律诗，只见上面写道：
　　一九九一年四月十日
　　拜观
　　峻青诗画家大作满楼诗兴顿生即席漫吟五律一首面呈峻青诗画家教正
　　峻石无瑕相
　　青山有物情
　　藤花香四溢
　　梅萼影纵横
　　泼墨娱心馥
　　披图映水清
　　巍楼一细赏①
　　偶尔吟啸声
　　八十翁庄礼文即墨
　　捧着此诗，我既高兴，又惊讶。高兴的是在此人地生疏的异国他乡，居然遇上了具有如此深厚学力诚挚热情的知音，实在是难得；惊讶的是，八十高龄的庄翁，文思却如此敏捷，即席挥毫，洋洋洒洒，一瞬间就写出一首五言律诗来。这诗，除其中对我的溢美之处我愧不敢当之外，确是写得好，它对仗工整，文笔优美，诗味清新隽永，意境高雅潇洒，确是佳篇杰作。但是庄老先生却十分谦逊，当我向他道谢并称赞他的诗作时，他却连连摇头，自谦不已，并说他很赞赏我的画和画上的题画诗，他要我也写一首诗给他，以作为我们这翰墨友谊的纪念。
　　我自惭学识浅薄，文思迟钝，没有他那七步成章倚马千言的本领，但又却不过他的盛情，只好把前些时我写的一首《答郑州友人》七绝，抄写给他：友人自郑州来，以河南伊川名酿杜康酒赠汝，并云：“昔孟德曹公，尝以此酒解忧，并有诗云：“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我杜康。今以此酒贻汝，冀君忘忧耳。”余乃莞尔致谢，并口占俚句以答：
　　浪迹湖海七十秋
　　自将书剑付风流
　　残生已历灾千劫
　　纵无杜康亦忘忧
　　爱录旧作，谨呈礼文兄法正
　　弟峻青
　　庄老看了拙诗，一面连连称赞，一面重又展纸挥毫，即席和诗一首，如下：
　　敬步玉韵呈峻青诗画家一正
　　窃喜诗声气傲秋
　　两家笔墨逞风流
　　欣逢海外成知己
　　却似萱花可却忧
　　曼谷
　　① 画展在华尔街大厦26 楼。——作者注。
　　庄礼文即墨
　　谁都知道，旧体诗不像新诗，它限制很多，格律极严，做诗已不易，和诗则更难，而当场酬和更是难上加难。庄老先生却如此迅速地当场依韵和成，而且和得那么贴切、自然，毫无牵强附会之感，而是情真意切，诗味浓郁，诗情感人，如此敏捷的文思和才情，实在是罕见，至少在我所熟悉的文友中，这样的奇才，是不多的。
　　我深为这“欣逢海外成知已”的奇遇而欣喜不已，以至竟然忘记了与其他来宾应酬，而只顾与庄老攀谈不休。还是我的老伴于康提醒了我。庄老先生亦于此时与我合影后离去，我依依不舍地把他送到了电梯门口，握手告别。
　　为这意外欣逢的奇才和知音所感，我不等众多的客人离去，就迫不及待地从衣袋中掏出刚才收到的一大叠名片，寻找庄礼文的名字，我想知道这位老先生究竟是何等人，从事何种职业。
　　名片找到了，只见上面写着：
　　新中原报
　　艺林主编
　　庄礼文
　　又向别人一打听，才得知原来他不但是泰国著名的诗人，而且还是泰国华人中大名鼎鼎的国画大师，艺坛泰斗。
　　这就更加令我敬佩，而且感动了。
　　我自知，我虽然出身于丹青之家，从小就学习绘画，抗日战争期间，也曾从事过绘画工作，并在当地的画报上发表过绘画作品。以后虽然从事新闻、文学工作，却也未尝放弃过绘画。但是，我毕竟不是专业画家，只不过是“玩票”而已。如今，庄老与我素昧平生，萍水相逢，就对我的拙作，给以如此厚爱，倾注如此纯真诚挚的友情，这只有虚怀若谷的大艺术家，才能做到。
　　我深为在这异国他乡不期而遇邂逅相识的海外新交而欣喜，也为我们的短促把晤即行匆匆分别而深感惋惜。我希望能有机会来弥补这一缺憾，如果可能的话，我真想到他府上去登门造访，促膝长谈，纵论艺事。
　　然而，我的这个愿望，没有能够实现。因为画展期间我难以旁鹜，画展刚结束，我就登上了早已为我定好了的加拿大航空公司的班机，离开了曼谷，直飞香港。
　　我只好打个电话，向他告别，不巧，他不在。于是我怀着怅惘的心情，离开了热浪蒸腾的泰京。
　　就在我登上了飞机以后，在机舱的座位上，看到了一张《新中原报》，在飞机腾空的呼啸声中，我打开了报纸，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艺林”副刊上庄礼文老先生的一篇文章，那文章的题目，赫然在目：
　　诗画证翰缘
　　1991年4月10日
　　华尔街大厦26 楼展出中国名诗画家峻青先生之大作，蒙邀拜观，诗兴顿生，即席漫吟五律一首，面呈峻青诗画家教正。
　　（诗如前叙，略）
　　余不揣谫陋，当堂草率四韵吟成，恭呈诗画家峻青先生一正，藉作艺事交流，开泰华画展新风。叨蒙峻青先生之不弃，画堂中，题七绝一首为赠，诗附后：（诗见前叙，略）
　　余拜诵下，谂悉峻青先生此诗句，乃送郑州友人也，诗声，字里行间，一生遭遇，历劫灾难，诚属浩叹，先生草此为赠，益感如获至宝。
　　我于此，不揣冒昧，伸纸挥毫，依韵而句，萍水相逢，藉增诗谊深情，共证翰缘云耳，俚词如下：（诗见前叙，略）
　　余潦草成章，旨在诗声交流。于此，益见诗心相印，欢欣之情，喜形于色，诚海外知已也。因之合影，藉留鸿影。
　　礼文敬识
　　飞机舱中，我在万米高空，反复阅读庄老先生的此一诗文，心中极不平静，感触良多。目前，在商品经济社会里，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状，益形严重。金钱主宰着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多系于利己基础之上，友情道义可以置诸脑后，甚至为了利己，而妄自贬低、诋毁及至排斥打击别人亦无所顾忌。可是，也是著名诗画家的庄老先生对我这个素昧生平、萍水相逢的陌生同行，非但不嫉妒排斥，反而慷慨地倾注出如此巨大的热情，给予如此深厚的友谊。而且，我听说过，在泰国的报纸上，要取得方寸之地，是非金钱莫属的，即使是某些新闻报道，亦不例外。而庄老先生却竟然拿出如此大又如此显赫、重要的篇幅，发表此一热情洋溢的诗文，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由此，我不但敬佩庄老先生的文才，更尊崇他的人品。很明显：他的即席赋诗和在“艺林”副刊发表此一诗文，并无他意，而是出于一个老艺术家对于诗画艺术的热爱和期望，为了如他在此文中所说的那样“开泰华画展新风”。
　　我明白此话的含义：因为从与他的交谈中，我知道这位学识渊博功力深厚的大诗画家，十分重视中国画的诗书画一本的优良传统，而对当前有些画家不会在自己的画作上题诗，甚至不懂诗而深为惋惜。至于那种纯以牟利为目的而粗制滥造的商品画，就更为他所鄙弃不齿了。
　　艺术家的心是相通的。真正艺术家的良心，是决不会为金钱所玷污，更不会泯灭的。只有那些被铜臭迷了心窍的人，才把艺术作为他捞取金钱的工具，不择手段不顾人格穷凶极恶地大捞而特捞。这种人，根本算不上什么艺术家，而是艺术界中的败类，他们的所谓“艺术”，自然也是没有生命的，甚至是为人所不齿的。
　　思念及此，不禁心潮起伏，激动不已，乃于机上口占俚句一首，聊以抒怀，并寄赠庄老先生粲正：人生难得一知音，何期湄江幸识君。
　　一室诗画证翰缘，四韵酬唱见匠心。
　　不慕铅华重本色。
　　每因风雨更精神。①此去江南山海别，他日杯酒论诗文？！
　　① 此下联二句，乃我为拙画《墨梅图》所题之诗句，亦隐喻庄老及一切真正艺术家之纯真坚贞的人品也。
　　——作者注
　　1991年4月18日草于曼谷—香港客机舱中

《书话文丛·竹窗记趣》 上 钟敬文等 主编

《书话文丛·竹窗记趣》　上　钟敬文等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