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话文丛·书斋雅乐》　下　钟敬文等主编

　　●读书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认同和排拒的一个选择过程，读书越多，则选择的余地越大，因而为自己带来的人生机会也就越多。

　　刘心武
　　（1942～）
　　小说家。四川成都人。1950 年随父迁居北京。1956 年升入北京六十五中读高中，毕业后被录取在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就读。1961 年分配在北京十三中任教。1977 年调入北京出版社任编辑。1979 年加入中国作协。著有小说集《班主任》、《绿叶与黄金》、《刘心武短篇小说选》、《大猫眼》、《如意》、《到远处去发信》、《我可不怕十三岁》、《立体交叉桥》、《5·19长镜头》、《王府井万花筒》等。

　　池塘生春草
　　——读冯亦代《龙套集》

　　我爱读散文。散文当然有各式各样的，比较常见的似乎是两种。一种是精雕细刻而成的，构思巧妙，字斟句酌，讲究藻饰，溢彩流光，读之如观一件独特的玉器或牙雕，使人在“难为他怎么写出来的”这样的惊叹中，获得一种美感。另一种却似乎漫不经心，犹如一场春雨后，针针绿草自然而然地钻出地皮，那绿草或许并不匀净，“草色遥看近却无”，但“细雨湿流光”，看在眼里，注到心头，让人的感情溶溶漾漾地化开去，得到一种常常是意外的满足。
　　最近读到冯亦代同志的《龙套集》，这个集子里所收的五十多篇文章，或忆亲友，或记往事，或评影剧，或谈翻译，角度不同，内容各异，给我的总体印象，却是一致的。我以为他的散文，便属于上述的第二种，读毕掩卷，我心头竟不期然地浮出了谢灵运“池塘生春草”的名句。你要问我为什么？
　　我答不出，但倘若你也读读《龙套集》，或许便能共鸣于我的感受。
　　除了诗歌，文字构成的东西里，散文是最擅抒情的。散文固然也可以像诗歌那样直截了当地纯粹抒情，但散文之所以是散文，而不能由诗歌来取代，恐怕是在于它常常寓情于叙述性的文句之中；叙述中浸透情感了，那么逸出叙述本身的纯粹抒情竟可以一句不要，《龙套集》里的文章便大率如是。一塘清水，不刻意栽耦养荷，不求助于鹤舞鱼嬉，只任春草这里那里钻出来，朴朴素素、自自然然地把草尖指向湛蓝湛蓝的晴空。这大概便是风格吧。
　　集子里有一篇《纪念册带来的思念》，是回忆解放初周总理在作者纪念册上题字一事的。当年周总理不但在那纪念册上写下了“为建立人民文艺而努力！”的号召，而且，还意味深长地将作者的名字改写成了“一代”。双方并对此进行了一番有意义的谈话，而十多年以后，此事也还有令人感动的余波。这样的材料到了有的作者手里，怕可以织成一匹堆花铺绣的七彩锦缎，但冯亦代同志的文章却仅用了两千字，其特点还不仅是简约与含蓄，它仿佛是一块素淡的蜡染布，印下什么和省略什么，在无意之中却有无穷的意味。
　　他用了不少的字数去描述那纪念册本身，“比三十二开本略小，封面是红色粒纹漆布的，上面用金色烫印着红旗和毛主席与鲁迅的侧面像……里面装的是白色轻磅道林纸，……如今已显得衰颓而非复有当年的光彩了。封面红色褪成暗红，烫金已削落或呈黑色，书心的道林纸则已带上灰黄……”。这样一个当年寻常如今旧损的纪念册，为什么在冯亦代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生活中和心中，成为了无价的瑰宝呢？答案不仅在这一篇文章当中，我注意到，作者在好几篇文章里非常自然地写到他生命途中的一个难忘的时刻：在上海的一幢楼房里，当天空泛鱼肚色的时候，透过楼窗看到了第一支人民解放军的队伍，打头的是一面鲜艳的红旗，于是作者情不自禁地淌下了热泪。愿不仅是一般的读者，尤其是那些举足轻重的读者，能从这些质朴的文字里，去认识、理解和尊重成千上万“历史复杂”或“思想复杂”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
　　冯亦代同志在《后记》中说，自他十八岁离开故乡杭州，“从此就浪迹江湖……我所处的正是中国的伟大历史时期，七十年内经历了军阀混战、大革命、国民党反动统治、日帝入侵、八年抗战、全国解放、新中国建立后的历次运动，一直到拨乱反正，振兴中华，几乎没有一次历史的递嬗没有我的身影，但我没能在中国人民革命的行列里做个勇士，却只会站在一旁当一个摇旗呐喊的跑龙套，这是应该惭愧的。”其实世界这个大舞台上，是生、旦、净、末、丑、副、外、杂、武、流这“十头网子”谁也不可或缺的。所谓“流行”即龙套，真要当得地道也大不易，就以京剧中龙套的“跑”来说，要跑得快而不乱、率而不飘，将“站门”、“圆场”、“一条边”、“扯四门”、“二龙出水”、“鹞儿头会阵”等几十种走法恰当自然地组合起来，起到陪衬主角、烘托气氛的作用，没有功力和经验都是难以胜任的。冯亦代同志把自己在中国进步文化界中的地位喻为龙套，未免过谦，但他确实是一幕幕中国现、当代文化史剧的直接参演者，因此读他的《龙套集》，在鳞爪的显现中，我们不难想见和体味到全龙的雄姿和风采。
　　愿池塘长青，春草长绿，“一生爱好是天然”的风格长存。
　　1985年8月21日

　　我所喜欢的和不喜欢的
　　——我与古典文学

　　我不想正襟危坐地写一篇《我与中国古典文学》，我想坦白我在这个领域里的好恶，也许这可以帮助批评家和读者更理解我的创作。
　　最近我写了两篇评论文章，一篇是评论电影导演黄建中的新片《良家妇女》，题目作《碧海青天夜夜心》；一篇是评论前辈冯亦代的散文集《龙套集》，题目作《池塘生春草》，选用这样的诗句作文章题目，实在是因为我对这两部作品的感受，自然而然地与记忆中枢中的这两个诗句碰撞在了一起。
　　这就说明，古典诗歌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我曾经在一个笔记本上，译过数十首《国风》，那些被圣贤指认为有着微言大义的爱情诗，对我来说并不存在着少男少女热恋以外的情愫，比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这一首，我便毫不犹豫地翻译为：你为什么还不来？
　　我的心，我的心，我的心里只有你，只有你那着青衣的身影，就算我不能去找你，可你为什么就不通个音信？
　　……
　　那时候，我大概十七岁。
　　《诗经》读过，《楚辞》啃过，乐府诗诵过，最后自然主要滞在唐诗和宋词上。早就听说领袖喜欢“三李”，也随着一种无形的潮流把三李的诗找来读了，李白自然是好的，李商隐的《无题》诗令我心醉，但李贺能让我喜欢的不多，他的想象力自然是丰富的，但我不乐于接受艰涩的东西，比如《杨生青花紫石砚歌》，后来被采入中学语文课本，我当中学教师时，费了老大劲，也还是没能让所有同学弄懂“傭刓抢水含满唇，暗洒苌弘冷血痕”的意思，就算终于弄明白了，也搞得意趣全无，所以，我还是喜欢平实、流畅、豁朗的风格。比如白居易的《村居苦寒》，在写过“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之后，他能有这样的自省：“顾我当此日，草堂深掩门。褐裘覆絁被，坐卧有余温。幸免饥冻苦，又无垅亩勤。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我以为这便是人道主义精神，是深可感佩的，也是我应当勉力汲取的。
　　宋词在精神内涵上对我没有太多的启示，但经常诵读的效应，是使我对中国文字的节奏感和遣词布句的奥秘有所领悟。
　　“文革”中我手边只剩下三册印造得很粗糙的《韦苏州集》，我把它们压在枕头底下，夜深人静，一灯如拳，我便偷偷地取出来，随便翻翻，于是那些表现空灵和静穆的诗句，在那样一种特定的形势下，竟仿佛一汪甘泉，深深地抚慰着我那颗被煎熬得焦蔽的心：
　　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
　　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
　　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
　　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现在时过境迁，再读这样的诗，感受又不一样了，但韦苏州却几乎成了我最熟悉也最喜爱的古代诗人。
　　据说一般人读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总不免是先醉心于《水浒》，再热衷于《三国演义》，最后才是《红楼梦》。“少读《水浒》”尤其被认为是规律性现象。我少时也翻过《水浒》，但不知怎么搞的，感受似乎与同辈少年不同。我忍受不了卖人肉包子的行为，即使是英雄豪杰所为；李逵劫法场时，挥舞板斧一路砍下去，不仅砍了坏蛋，更砍了许多仅仅是看热闹或偶然路过的人，这类场面也刺痛着我的良知。还有若干让我不舒服的地方。冷静下来，我觉得一百单八位好汉中，唯有浪子燕青完全符合我的内心趋向。这种对《水浒》的态度大概是令许多人惊诧的吧！《三国演义》我不能耐心地一行行看下去，常常要把许多枯燥的段落跳过去，专拣那些有兴味的地方看。而《红楼梦》，是我所钟爱的。早在家长仍宣布那是我的禁书的时候，我便偷读了它。后来我不知又读了多少遍。常常不是逐回地读，而是翻到某一回，便读某一回。小红这个人物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可惜的是曹雪芹未及塑造完这个人物，而高鹗的续书简直把这个人物写丢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这个话作者不让林黛玉说，不让晴雯说，不让平儿说，不让其他任何人说，而偏让小红来说，我以为绝非涉笔成趣。唯有小红看透了人情世态，她不随那一窝蜂似的少女们去追逐或幻想贾宝玉的爱情，而实事求是地衡量客观环境所能给予自己的幸福的最大限度，然后，她既不是一味地“春困发幽情”，也不是徒然地“俏语谑娇音”，而是精心地设计，果敢地行动，稳扎稳打地迎向自己的目标。就前八十回的描写，小红所追求的贾芸也并不是那么不值得追求。高鹗后来把贾芸写得那么不堪，我想断非曹雪芹原意。另外，对《红楼梦》中的赵姨娘这个人物，我的感受也许更与众不同。我不知道作者为什么写其他人物时都能够平心静气地采取“性格二重组合”（借用刘再复语）　的方式，比如写作恶多端的凤姐，写淫荡无度的贾珍和贾赦，写荒唐霸道的薛蟠，都不仅“笔下留情”，而且细致地刻画出他们多方面的而且往往是矛盾的、又交融又拒斥的性格特征，如凤姐的机智爽朗、妩媚妖烧，贾珍的真情实意和贾赦的怨而不怒，薛蟠的天真憨厚、孝母怜妹，等等。但作者写到赵姨娘和贾环这一对母子时，下笔便不那么冷静蕴藉了，尤其对赵姨娘，简直是只写她的一面，让读者见而生厌，所以后来的评注者如“护花主人”之类，都用“蛇蝎”一类词语来给赵姨娘定性。但我通读《红楼梦》后，却不知怎么搞的，竟对赵姨娘生出了许多的同情。请设身处地为她想想，倘若说连晴雯，连司棋，以及那十二官们，生活中都毕竟有着乐趣，那么，对比一下吧，赵姨娘的生活状况，不是连她们都不如吗？她那些在作者笔下被描绘得十分可恶可厌的行为，难道不是一种对现实的反抗，和一种郁愤的发泄么？
　　她实在是极其不幸的。曹雪芹对她的同情和谅解何以几达于零，这真是一个谜。
　　去年我完成了一个长篇小说《钟鼓楼》，采取一种很特别的攒花式的结构方式，小说里出现了几十个人物，却没有主要人物，这惹得一位外国汉学家问我：“你采取这种写法，是不是受到了《儒林外史》的影响？”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儒林外史》写一组人物，丢弃一组人物，贯串到底的人物不多，而我的《钟鼓楼》，作为众多人物合组成的群像是贯串始终的。我读《儒林外史》时大约才二十岁，我不喜欢这部小说，当然那是因为我社会经验太匮乏，对小说所反映的时代和社会也缺乏足够的了解，后来我没有再重读过这部作品。
　　中国古典文学这个范畴是极其宽泛的。诸子百家的著作，《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也都是这个范畴之内的东西，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哲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历史、地理著作，才跟文学明显地剥离呢？
　　我不知道。反正我读古书有时目的也不甚明确。比如读《洛阳伽蓝记》，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想了解当时的佛教盛况，还是为了欣赏那生动的文笔；读《西湖游览志》大半只是为了对照我在西湖足迹所至之处，得到一种联想的乐趣；读《虞初新志》纯粹是为了猎奇。
　　也读过曲，读过传奇。不那么喜欢《牡丹亭》，尽管它的反封建礼教意识达到了一个令人敬佩的高度。《长生殿》竟未能卒读，太冷峭了。最喜欢的是《桃花扇》，读过许多遍。我特别喜爱《桃花扇》中第二十七出《逢舟》，人世沧桑之感，油然逸出，令人无法抑制种种切肤之想。不知为什么后来的昆剧并无这出折子戏的演出？
　　汗漫地扯了一通，总觉得挂一漏万。比如《聊斋志异》所给予我的滋养，竟险些忘了提及。除了对蒲老先生关于女人小脚的一再赞赏不以为然而外，他的全部爱情故事，都给我一种超俗的美感，而且他把文言文写得那么明白晓畅，读起来简直不觉得是在读文言文，也真够令人惊异的。
　　近年来，深感处在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之中，该吸收的信息实在太多了，因此，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外国古典文学作品读得都不多了，主要是读中外当代的文学作品，但偶尔也还是免不了要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李贺诗集》之类的书来，随便一翻，权作调剂：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珮。油壁车，夕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
　　很好嘛！说不尽其中的丰盈意味！这样看起来，前面所说到的对李贺的印象，也终究是一种少年时代的没有水平的印象，看来许多过去读过的古典文学作品，都应在阅世渐多之后，一一重新体味，而许多以前未及读到的古典文学作品，实在应及时补课，只是人寿有限，时间无多，怎么办呢？兹引陶渊明《杂诗》其一最后四句自勉：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1986年春写于北京垂杨柳

　　●书是无穷无尽的，它像世界一样广阔无际和丰富多彩。甚至比现实世界还宽广，还迷人。

　　冯骥才
　　（1942～）
　　作家、艺术家。浙江慈溪人，生于天津。著有小说集《雕花烟斗》、《冯骥才中短篇小说选》、《雾中人》、《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散文集《雾里看伦敦》、《一百个人的十年》、《灰空间》等。

　　书架

　　大凡人们都是先有书，后有书架的。书多了，无处搁放，才造一个架子。
　　我则不然，我仅有十多本书时，就有一个挺大、挺威风、挺华美的书架了。
　　它原先就在走廊贴着墙放着，和人一般高，红木制的，上边有细致的刻花，四条腿裹着厚厚的铜箍。我只知是家里的东西，却不知原先是谁用的，而且玻璃拉门一扇也没有了，架上也没一本书，里边一层层堆的都是杂七杂八什么破布呀，旧竹篮呀，废铁罐呀，空瓶子呀等等，简直就是个杂货架子了。日久天长，还给尘土浓浓地涂了一层灰颜色，谁见了它都躲开走，怕沾脏了衣服，我从来也没想到它会与我有什么关系。只是年年入秋，我把那些大大小小的蟋蟀罐儿一排排摆在上边，起先放在最下边一层，随着身子长高而渐渐一层层向上移。
　　至于拿它当书架用，倒有一个特别的起因。
　　那是十一岁时，我到一个同学家里去玩，见到这同学的爷爷，一位皓首霜须、精神矍铄、性情豁朗的长者。他的房间里四壁都是书架，几乎瞧不见一块咫尺大小的空墙壁，书架上整整齐齐排满书籍，我感到这房间又神秘又安静，而且莫测高深。这老爷爷一边轻轻捋着老山羊那样一缕梢头翘起的胡须，一边笑嘻嘻地和我说话，不知为什么，我这张平日挺能讲话的嘴巴始终紧紧闭着，不敢轻易地张开。是不是在这位拥有万卷书的博知的老者面前，任何人都会自觉轻浅，不敢轻易开口呢？我可弄不清自己那冥顽浑沌的少年时代的心理和想法，反正我回家后，就把走廊那大书架硬拖到我房间里，擦抹得干干净净，放在小屋最显眼的地方，然后把自己的宝贝书也都一本紧挨着一本立在上边。瞧，《敏豪生奇遇记》啦，《金银岛》啦，《说唐》啦，《祖母的故事》啦，《铁木儿和他的伙伴》啦……一时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同学家那老爷爷了，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快感。遗憾的是，这些书总共不过十多本，放在书架上显得可怜巴巴，好比在一个大院子里只栽上几棵花，看上去又穷酸又空洞。我就到爸爸妈妈、姐姐妹妹的房间里去搜罗，凡是书籍，不论什么内容，一把拿来放在我的书架上，惹得他们找不到书就来和我吵闹。
　　我呢，就像小人国的仆役，急于要塞饱格列佛的大肚囊那样，整天费尽心思和力气到处找书。大概最初我就是为了填满这大书架才去书店，遛书摊、逛书市的。我没有更多的钱，就把乘车、看电影和买冰棒的钱都省下来买了书。
　　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为了充实书架而买书，记不得了。我有过一种感觉：当许许多多好书挤满在书架上，书架就变得次要、不起色，甚至没什么意义了。我渐渐觉得还有一个硕大无比、永远也装不满的书架，那就是我自己。
　　此后我就忙于填满自己——这个“大书架”了。
　　书是无穷无尽的，它像世界一样广阔无际和丰富多彩。甚至比现实世界还宽广，还迷人。一本本书就像一个个潮头，一页页书就像一片片浪花，书上的字便是一颗颗晶莹的水珠。它们汇成了海洋吗？那么你最多只是站立滩头的弄潮儿而已。大洋深处，有谁到过？有人买书，总偏于某一类，我却不然。两本内容完全是两个领域的书，看起来毫无关系，就像各自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两滴水珠，没有任何关联一样，但不知哪一天出于一种什么机缘和需要，它俩也会倏然地溶成一滴。
　　这样，我的书就杂了。还有些绝版的、旧版的书，参差地竖立在书架上，它们带着不同时代的不同风韵气息，这一架子书所给我的精神享受是无穷无尽的。
　　1966 年，正是我那书架的顶板上也堆满书籍时，却给骤然疾来的“红色狂飙”一扫而空。这大概也叫做“物极必反”吧！我被狂热无知的“小将”
　　们逼着把书抱到当院，点火烧掉。那时，我居然还发明了一种焚烧精装书的办法。精装本是硬纸皮，平放烧不着，我就把书一本本立起来，扇状地打开，让一页页纸中间有空气，这样很快就烧去书芯，剩下一排排熏黑的硬书皮立在地上。我这一项发明获得监视我烧书的“小将”的好感，免了一些戴纸帽、挨打和往脸上涂墨水的刑罚。
　　书架空了，没什么用了，我又把它搬回到走廊上，放盐罐、油瓶、碗筷和小锅。它变得油腻、污黑、肮脏，重新过起我少年时代之前那种被遗弃一旁的空虚荒废的生活。
　　有时，我的目光碰到这改做碗架的书架，心儿陡然会感到一阵酸楚与空茫。这感觉，只有那种思念起永别的亲人与挚友的心情才能相比。痛苦在我心里渐渐铸成一个决心：反正今后再不买书了。
　　生活真能戏弄人，有时好像诚心和人较劲，它能改变你的命运，更不会把你的什么“决心”当做一回事。
　　最近几年，无数崭新的书出现在书店里。每当我站在这些书前，那些再版书就像久别的朋友向我打招呼；新版书却像一个个新遇见的富于魅力的朋友朝我微笑点首。我竟忍不住取在手中，当手指肚轻轻抚过那光洁的纸面时，另一只手已经不知不觉地伸进口袋，掏出本来打算买袜子、买香烟、买桔子的钱来……
　　沾上对书的嗜好就甭想改掉，顺从这高贵而美好的嗜好吧！我想。
　　如今我那书架又用碱水擦净，铺上白纸，摆满油墨芳香四溢的新书，婷婷地立在我的房间里。我爱这一架新书，但我依旧怀念那一架旧书。世界上丢失的东西，有些可以寻找回来，有些却无有觅处，但被破坏了的好的事物总要重新开始，就像我这书架……

　　书桌

　　我有张小小的书桌，它又窄又矮，破旧极了。在外人眼里简直不成样子。
　　上边的漆成片地剥落下来，残余的漆色变得晦黯发黑，连我自己都认不准它最新是什么颜色。桌面又满是划痕、硬伤，还有热水杯烫成的一个个套起来的深深浅浅的白圈儿。它一边只有三个小抽屉，抽屉把儿早不是原套的。一个是从破箱子上移来的铜把手，另两个是后钉上去的硬木条。别看它这份模样，三十年来，却一直放在我的窗前，我房间透进光来的地方。我搬过几次家，换过几件家具，但从来没有想到处理掉它……
　　“这么难看还要它于吗？！要是我早劈掉生火了！”“它又不实用。你这么大个人将就这样一个小桌子，早晚得驼背！”
　　“你怎么就是不肯扔掉这破玩意儿，难道它是件宝？你说呀……”
　　我笑而不答。那淡淡地笑意里包含着任何知己都难以理解、难以体会到的一种，一种……一种什么呢？
　　没有共同的经历就不会有同感。有时，同感能发挥出非常奇妙的作用，它能成为两颗心相融的最短、最直接的通道。如果没有同感，说它做什么？
　　还不如独自一人到树林里，踩着落叶，自己对自己默默地说它一阵子，排遣出来，倒是一种慰安。
　　我无法想起，究竟什么时候，我开始使用这小桌的。我只模模糊糊记得，最初，我是站在它前面写写画画，而不是坐着。待我要坐下时，屁股下边必须垫上书包、枕头或一大叠画报，才能够得上桌面……
　　记忆里，幼时的事，都是穿不成串儿的珠子。这珠子却在记忆的深井的底儿滴溜溜、闪闪发光地打转，很难抓住它们——我把“人”字总误写成“入”字，就在这桌上吧！
　　我一排排地晾干弹弓子用的小泥球儿，就在这桌上吧！
　　我在小木板上钉钉子，就在这桌上吧！
　　对，就在这儿。桌面上原来有一块能够照见自己脸儿的光光的玻璃板，给我钉钉子时打碎了——这件事我可记得清清楚楚，为此我还挨爸爸一通好打呢！也许打得太疼，我才记得十分牢。但过后我却一点也不后悔。因为，从此我做过的、经历过的、经受过的许许多多的事，都在这没有玻璃板保护的桌面上留下了痕迹。
　　桌面上净是小瘪坑。有的坑儿挺深，像个洞眼，蚂蚁爬到那儿，得停一下，迟疑片刻，最后绕过去……细细瞧吧，还满是划痕哪，横竖歪斜，有的深，如一道沟；有的轻浅；还有的比蛛丝还细。这细细的印痕，是不是当初削铅笔尖留下的？那一条条长长的道道儿，是不是随意用指甲硬划上去的？
　　那儿黑糊糊的一块，是不是过年做灯宠，烤弯竹条时碰倒了蜡烛烧的？分辨不清了，原因不明了，全搅在一起了。这中间还混着许多字迹。钢笔的、铅笔的、墨笔的，还有用什么硬东西刻上去的。那些画上去的形象，有的完整，有的破碎——一只靴子啦，枪啦，一张侧面脸啦，这是不是我的自画像？年深日久，早都给磨得模糊一片。痕迹斑驳的桌面，有如一块风化得相当厉害、漫滤不清的碑石。
　　但我从中细心查辨，也能认出某些痕迹的来由，想起这里边包含着的、只有我才知道的故事，并联想起与此有关或无关的、早已融进往昔岁月中的童年生活。
　　为此，我很少用湿布去拭抹它。
　　只有一次例外。那是我上小学四年级时，我前排坐着一个女同学，十分瘦弱。她年龄与我一般大，个子却比我矮一头。两条短短的黄辫儿，简直是两根麻绳头。一天，上语文课，我没听讲，却悄悄把眼前的两条黄辫子拴在这女同学的椅子背儿上。正巧老师叫她回答问题，她一起身，拴住的辫子扯得她头痛得大叫。我的语文老师姓李，瘦削的脸满是黑胡茬，在脸颊上都是。
　　一副黑边的近视镜遮住他的眼神，使我头一次见到他时以为他挺凶，其实他温和极了。他对我们调皮的忍耐限度比别的老师都大。但不知为什么，那天他好厉害，把我一把拉到课堂前，叫我伸出双手，狠狠打了十多板子。他真生气呢！气呼呼地直喘，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指着门瞪圆眼睛对我吼道：“走！快走！”我离开了课堂，一路跑回家。我手疼倒没什么，但当众挨打受罚，我的自尊心受不了。于是，我眼泪汪汪地在桌上写了“李老师是狗！”
　　几个字。我写得那么痛快和解气，好像这几个字给我报了什么“仇”似的。
　　这几个字就相当威风地在我桌上保留了好长时间。
　　在表的滴答声中，在上下课的铃声中，在雨和雪轮番交替地敲打窗子声中，我长大了。事也懂得多了。桌上那几个字却不那么神气了，反而怕被人瞧见，似乎成了一种不光彩，甚至是耻辱的污迹，我带着一种说不清是对李老师，还是对长大后再也遇不到的那个瘦弱的女同学的愧疚心情，用手中尖儿蘸些水使劲把这几个字抹下去。
　　真奇怪！字儿抹掉了，好像心里干净了一些。
　　我上了中学，毕业了，参加了工作。我的许多事，写信、写文章、画画、吃东西，做些什么零七八碎的事都在这桌上。它一直伴随着我。
　　但它在我长大起来的身躯前，渐渐显得矮小，不合用了；而且用久了，愈来愈破旧，在后来买进来的新家具中间，又显得寒碜和过时。它似乎老了，早完成了使命，在人世间物换星移的常规里等待着接受取代。
　　有一天我画画，画幅大，桌面小，不得不把一半画纸垂到桌下，先画铺在桌面上的一半；待画得差不多时，再拉上纸来画另一半。这样就很难照顾到画面的整体感，我画得那么别扭，真急了，止不住愤愤地骂道：“真该死，这破桌子！”
　　它听着，不吭一声。等我画好了画儿，张挂起来，画面却意外地好。我十分快活，早把桌子忘在一旁。它呢？依然默默旁立。它就是这样与我为伴，好像我不抛掉它，它就一心而从无二意地跟随着我。是不是由于它仅仅是件无生命的物品，我从未把它作为像一只小猫、小鸟、小兔那样的伴侣？但是，小兔死了，小猫跑了，小鸟飞了，它却不声不响地有心地记下我生活经历过的许多酸甜苦辣，并顺从地任我做任何有损于它的事。当一次，我听说自己遭遇过的不幸，是因为被一位多年来与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出卖时，我忍受不住，发疯似地猛的一拍桌面：“啪！”
　　桌面上出现一条长长的裂缝；我那颗初入社会纯真的心上，也暗暗出现一条裂痕。它竟同我一样。
　　从此，我便不觉地爱护起它来了。
　　我有过一个女朋友，她是一只快乐的小鸟——那早晨站在沾着露水的枝头抖动翅膀，在阳光里飞来飞去，在烟筒上探头探脑的小鸟。她总笑，她整天似乎除去快乐什么也不知道。她在任何一群人中出现，都能极快地把快乐通过笑、通过活泼的目光、通过喜气洋洋的俊俏的小脸儿、通过率真的动作，传染给每一个人。我说她的快乐是招眼的、悦耳的、香喷喷的，是魔术。我称她为“快乐女神”。
　　她一双腿长长，爱穿一条淡蓝色的短裙。她一进屋来，常常是一蹦就坐到小书桌上——这或许是她还带着些孩子气；或许她腿长，桌子矮，坐上去正合适。
　　我呢？过去吻她高矮也正好。我吻她，她不让。一忽儿把脸甩向左边，一忽儿又甩向右边，还调皮地笑着。她那光滑的短发像穗子一样在我笨拙的嘴唇上蹭来蹭去。
　　以后，由于挺复杂的原因，她终于说：“我们的爱没有物质土壤，幻想的种子连幻想也结不出来了。”这句话，她说了许多遍，一次比一次肯定，最后她无可奈何又断然地离去了。
　　稀奇的是，那快乐女神始终与我这哑巴桌子连在一起。每当我的目光碰到桌沿，就会幻觉出她当初坐在桌上的样子。浅蓝色的短裙扇状地铺开，一双直直又顺溜儿的长腿垂下来，两只小巧的脚交叉地别着。这时她那动听的笑声好似又在桌上的空间里发出来。
　　我需要记着的，这桌儿都给我记着了。而那女神与我临别时掉在桌子的泪滴，却一点痕迹也没留下。大概那不是泪，而是水滴。
　　桌上惟有一处大硬伤。那是——那天，一群穿绿服装，臂套红色袖章的男女孩子们闯进我家来，每人拿一把斧头，说要“砸烂旧世界”，我被迫站在门口表示欢迎，并木然地瞅着他们在顷刻间，把我房间里的一切胡砍乱砸一通。其中有个姑娘，模样挺端正，但她的眼神叫我害怕。她却不吵不闹，砸起东西来异乎寻常的细致。她在屋里转来转去，把尚且完整的东西翻出来，一件件有条不紊地敲得粉碎。然后，她翻出我一本相册，把里面的照片一张张抽出来，全都撕成两半。她做这些事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她忽然把一张照片面对我：“这是谁？”
　　这是我那“快乐女神”的。我说：“一个朋友。”
　　她微微现出一种冷笑，一双秀气的眼睛直盯着我，两只白白的手把这照片撕成细小的碎片。我至今不明白，在那时为什么一些女孩子干这种事时，反比男孩子们干得更彻底、更狠心、更无情。相册中所有女人的照片——我姐姐、妻子、母亲的，她撕得尤其凶，“刷、刷、刷”地响。仿佛此刻她心里有什么受不了的情感折磨着她，迫使她这样做。
　　最后，她临去时，一眼瞥见我的书桌。大约这书桌过于破旧，开始时并没引起他们的兴趣。此刻在一堆碎物中间，反而惹眼了。她撇向一边的薄薄的唇缝里含着一种讥讽：
　　“你还有这么个破玩意儿！”
　　随手一斧子，正砍在桌角上，掉下一块挺大的木茬。
　　就这样，我过去生活的一切，无论是快乐和幸福的，还是优愁和不幸的，都留在桌上了。哪怕我忘了，它也会无声的提醒我。
　　它就摆在我窗前，从窗子透进的光笼罩着它。我窗外是一棵大槐树的树冠，这树冠摇曳婆婆的影子总是和阳光一起投照在我这小小的桌面上。
　　每当这树冠的枝影间满是小小的黑点点时，那是春天；黑点点儿则是大槐树初发的芽豆豆。这期间，偶尔还有一种俗名叫做“绿叶儿”的候鸟，在枝间伶俐地蹦跳的影子出现在桌面上。夏天来了，树影日浓；渐渐变成一块荫凉，密密实实地遮盖住我的小桌。等到这块厚厚的荫凉破碎了，透现出一些晃动着阳光的斑点儿时，秋风还会把一两片变黄的叶子吹进窗，像几只金色的小船，落在我这如同无风的水面一般平光光的桌面上。随后该关窗子了，玻璃蒙上了薄薄的水蒸气。那片叶无存，光秃秃，只剩下枝丫的树影，便像一张朦胧模糊的大网，把我的小桌罩住……
　　我常常被这些情景弄得发呆，谁说它丑？它无用？它应当被丢弃？它有着任何华贵的物品都无法代替的风韵和诗意。在它的更深处，甚至还潜藏着丰富的思想。
　　尤其是在阴雨的日子里，乌云像拉上的厚帘子把窗户遮暗了。小桌变成黑影，很像一块浓雾里的礁石，黑黝黝的，沉默无语。忽然一道闪电把它整个照亮，它那桌面上反射着可怕的蓝色的电光。但在这一瞬间的强光里，它上边的一切痕迹部清晰地显现出来，留在这中间的往事一下子全都复活了……
　　我闭上眼，情愿被再现在幻党中的往事深深地感动着。
　　我终于失去了它。
　　在地震中，塌落下来的屋顶把它压垮。我的孩子正好躲在桌下，给它保住了生命。它才是真正地为我献出了一切呀！等我从废墟中把它找出来，只是一堆碎木板、木条和木块了。我请来一个能干的木匠，想把它复原。木匠师傅瞅着它，抽着烟，最后摇了摇头。并且莫名其妙地瞧了我一眼，显然他不明白我何以有此意图——又不是复原一件碎损的稀世古物。它就这样在我的生活中没了。
　　我需要书桌，只得另买一张。新买的桌子宽大、实用，漆得锃亮，高矮也挺合适。我每每坐在这崭新却陌生的大书桌前，就觉得过去的一切像那不能再生的书桌一样，烟消云散，虚无飘渺，再也无从抓住似的……
　　我因此感到隐隐地忧伤。不由得想起几句话，却想不起是谁说的了：“呵，生活，你真迷人……哪怕是久已过去的，也叫人割舍不得；哪怕是不幸的，也渐渐能化为深沉的诗。”

　　无书的日子

　　你出外旅行，在某个僻远小镇住进一家小店，赶上天阴落雨，这该死的连绵的雨把你闷在屋里。你拉开提包锁链，呀，糟糕之极！竟然把该带在身边的一本书忘在家中——这是每一个出外的人经常会碰到的遗憾。你怎么办？身在他乡，陌生无友，手中无书，面对雨窗孤坐，那是何等滋味？我吗，嘿，我自有我的办法！
　　道出这办法之前，先要说这办法的由来。
　　我家在“文革”初被洗劫一空，藏书千余，听凭革命造反者们撕之毁之，付之一炬。抄家过后，收拾破破烂烂的家具杂物时，把残书和哪怕是零零散散的书页万分珍惜地敛起来，整理、缝钉，破口处全用玻璃纸粘好；完整者寥寥，残篇散页却有一大包袱。逢到苦闷寂寞之时，便拿出来读。读书如听音乐，一进入即换一番天地。时入蛮荒远古，时入异国异俗，时入霞光夕照，时入人间百味。一时间，自身的烦扰困顿乃至四周的破门败墙全部化为乌有，书中世界与心中世界融为一体——人物的苦恼赶走自己的苦恼，故事的紧张替代现实的紧张，即便优伤悒郁之情也换了一种。艺术把一切都审美化，丑也是一种美，在艺术中审丑也是审美，也是享受。
　　但是，我从未把书当做伴我消度时光的闲友，而把它们认定是充实和加深我的真正伙伴。你读书，尤其是那些名著，就是和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先贤智者相交！这些先贤智者著书或是为了寻求别人理解，或是为了探求人生的途径与处世的真理。不论他们的箴言沟通于你的人生经验，他们聪慧的感受触发你的悟性，还是他们天才的思想与才华顿时把你蒙昧混饨的头颅透彻照亮——你的脑袋仿佛忽然变成一只通电发光的灯——他们不是你最宝贵的精神朋友吗？
　　半本《约翰·克利斯朵夫》凡乎叫我看烂，散页中的中外诗词全部烂熟于我心中。然而，读这些无头无尾的残书倒别有一种体味，就像面对残断胳膊的维纳斯像时，你不知不觉会用你自己最美的想象去安装它。书中某一个人物的命运由于缺篇少章不知后果，我并不觉得别扭，反而用自己的想象去发展它，完成它。我按照自己的意志为它们设想出必然的命运变化和结局，我感到自己就像命运之神那样安排着一个个生命有意味的生命历程。当时，我的命运被别人掌握，我却掌握着另一些“人物”的命运；前者痛苦，后者幸福。
　　往往我给一个人物设计出几种结局。小说中人物的结局才是人物的完成。当然我不知道这些人物在原书中的结局是什么，我就把自己这些续篇分别讲给不同朋友听。凡是某一种结局感动了朋友，我就认定原作一定是这样，好像我这才是真本，听故事的朋友们自然也都深信不疑。
　　“文革”后，书都重新出版了。常有朋友对我说：“你讲的那本书最近我读了，那人物根本没死，结尾也不是你讲的那样……”他们来找我算账；不过也有的朋友望着我笑而不答的脸说，“不过，你那样结束也不错……”
　　当初，续编这些残书未了的故事，我干得挺来劲儿，因为在续编中，我不知不觉使用了自己的人生经验，调动出我生活中最生动、独特和珍贵的细节，发挥了我的艺术想象。而享受自己的想象才是最醉心的，这是艺术创造者们所独有的一种感受。后来，又是不知不觉，我脱开别人的故事轨道，自己奔跑起来。世界上最可爱的是纸，偏偏纸多得无穷无尽，它们是文学挥洒的无边无际的天地。我开始把一张张洁白无暇的纸铺在桌上，写下心中藏不住的、唯我独有的故事。
　　写书比读书幸福得多了。
　　读书是欣赏别人，写书是挖掘自己；读书是接受别人的沐浴，写作是一种自我净化。一个人的两只眼用来看别人，但还需要一只眼对向自己，时常审视深藏自身中的灵魂，在你挑剔世界的同时还要同样地挑剔自己。写作能使你愈来愈公正，愈严格，愈开阔，愈善良。你受益于文学的首先是这样的自我更新和灵魂再造，否则你从哪里获得文学所必需的真诚？
　　读书是享用别人的创造成果，写书是自己创造出来供给他人享用。文学的本质是从无到有；文学毫不宽容地排斥仿造，人物、题材、形式、方法，哪怕别人甚至自己使用过的一个巧妙的比喻也不容在你笔下再次出现。当它所有的细胞都是新生的，才能说你创造了一个新生命。于是你为这世界提供一个有认识价值，并充满魅力的新人物，他不曾在人间真正活过一天，却有名有姓有血有肉，并在许许多多读者心底形象并深刻地存在着；一些人从他身上发现身边的人，一些人从他个性中发现自己；人们从中印证自己，反省过失，寻求教训，发现生存价值和生活真谛……还有，世界上一切事物在你的创作中，都带着光泽，带着声音，带着生命的气息和你的情感而再现，而这所有一切又都是在你两三尺小小书桌上诞生的，写书是多么令人迷醉的事情啊！
　　在那无书的日子里，我是被迫却又心甘情愿地走到这条道路上去的，这便是写书。
　　无书而写书，失而复得，生活总是叫你失掉的少，获得的多。
　　嘿嘿，这就是我要说的了——每当旅行在外，手边无书，我就找几块纸铺展在桌。哪怕一连下上它半个月的雨，我照旧充满活力，眼光发亮，有声有色地呆在屋中。我可不是拿写书当做一种消遣，我在做上帝做过的事：创造生命。童年，正是那遥远而神秘的童年，决定了人类的今天，甚至是今后的走向。

　　●谢大光
　　（1943～？）
　　作家。山西省临猗县人。曾就读于工科大学，后转习文学。现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工作。著有散文集《落花》等。

　　探望童年
　　——兼为一部奇书作广告

　　接连看到几篇关于人类考古发现的报导：一是最近在南非，开采金刚石的矿工，发现了一具一千八百万年前的类人猿的残骸；一是在埃塞俄比亚，出土的一块人类颌骨化石，已有二百三十三万年的历史，同时发现的石制工具，将人类使用工具的时间，前推了五十万年；另据美国科学家证实，现代人起源于非洲东北部的角落，并从那里开始，征服了非洲以外的整个世寻。
　　种种信息表明，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着自己的童年。
　　童年，正是那遥远而神秘的童年，决定了人类的今天，甚至是今后的走向。
　　不仅人类的整体，就是一个人，童年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的一生。
　　我刚刚编辑完成了一部书稿——前苏联作家左琴科写于二次大战中的
　　《日出之前》。无论就作品的内容，还是作者的胆识，《日出之前》都堪称一部奇书。作者以太阳象征人的理智，把人的婴幼时期，理智诞生前的混饨状态称作日出之前。他在这部书中，大胆地以自我为解剖对象，运用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原理，并吸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剖析在生命的拂晓之际，人的潜意识和前意识可能受到的伤害，以及这种伤害对于人的一生的影响。
　　在他之前，从没有一个人，这样审视过自己的童年和幼年。
　　左琴科不是一个科学家，他之所以闯进度一神秘领域，源自于他自身的痛苦。他刚一步入青年时代，就与忧郁症结了缘。“一种无与伦比的莫名的愁思如阴云一般笼罩着我。”他竭力去寻找快乐，寻找朋友，寻找爱情，然而，这一切在他手里却黯然失色，“忧郁寸步不离地跟踪着我。”后来，他参加军队，上过火线，又当过民警、会计、皮匠、法院书记员……直至作家。
　　他想用调换职业和居住地的方法来逃避可怕的忧郁，曾经在三年之内换了十二个城市和十种行业，然而优郁却一如既往。他求助于医生，接受了除换脑袋之外几乎所有的治疗方法，依然无效。他又乞灵于书籍，却意外地发现，肖邦、果戈理，福楼拜、莫泊桑、托尔斯泰……有那么多的作家艺术家，都留下过被无端的忧郁烦扰的记录。一次，他去听肖邦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乐曲中充满着欢腾的力量引起他的思索：那样一个忧郁病弱的人，哪来这么巨大的喜悦和欢乐？他想到自己那些博得读者哈哈大笑的小说。为什么“在我的书中有笑，可是在我的心中却没有？”欢乐被什么束缚住了？他认定，不幸的原因就隐藏在自己的生活中。由此，他开始回忆自己的经历，逐一解析多次做过的噩梦和怪梦。他的记忆上溯到了婴儿期，终于探索到了病源。
　　原来有四个条件刺激物——水、手、乳房、雷击，在他婴儿的头脑里牢固地形成了不正确的条件神经联系。他母亲告诉他，他一岁那年的夏天，几乎连日雷雨交加，有一次她给他哺乳时，冷不防打了一个焦雷，烧着了牛棚，她吓得晕了过去，小左琴科从她怀里跌到床上，扭伤了腿。于是在婴儿的头脑里，便种下了错误的精神联系，以为嘴一接触乳房，就会雷电交加，大雨如注，备受皮肉之苦。而在他吸吮母亲的乳汁时，母亲的手往往把乳头从他的小嘴中拔掉，手则成了掠夺者的象征。诸如此类的无意识伤害，叠加成了复杂的恐惧载体，长久地困扰着他的心灵。当他找到这些错误的精神联系时，这些联系的荒谬性就暴露无遗。理智的逻辑的力量轻而易举地斩断了这些联系，多年的痼疾随之霍然而愈。
　　《日出之前》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人不能只是到了老年无所事事之时，才去回忆往事。无论是健康时，还是生病时，就像怀念故乡，惦记父母一样，我们的意识要常常去探望童年，扰慰幼时的伤痛，追索个性的源头，我们的精神就会永远健康而饱满。每一个父亲、母亲，或正准备做父亲、母亲的人，更需要认真阅读《日出之前》，以百倍的细心和耐心爱护襁褓中的孩子，不要使他们受到无意识的伤害。须知人的幼年和童年是一生的精神之根，只有根健壮，日后才能长成参天大树。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一代作家有一代作家的读者。金庸的读者一代传一代，没有代沟。

　　陈祖芬
　　（1943～？）
　　女。作家。上海人。著有报告文学《祖国高于一切》、《理论狂人》、《挑战与机会》等。

　　成年人的童话
　　——查良镛（金庸）先生北京行

　　金庸有再大的武功也不好办了
　　走到铁门前，才发现这是后门，锁着。如果绕到正门，就要晚几分钟见到查先生。我一步登上铁门栏杆，爬越起来。肩上的背包和相机吓坏了似地直捅我，叫我快下快下。我以前爬过门，不过这个“以前”是什么时候？童话的开头常常这样写：很久很久以前。这次用两条病腿爬门，真有点奋不顾身。查先生说“奋不顾身，拔刀相助”这八个字可以概括侠的精神。查先生人称大侠，这四天来我天天见大侠，或许沾了一点侠气，也飞檐走壁起来。
　　查先生说过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位教授， 80年代中住院期间下肢瘫痪，两腿皮包骨头。每天用双手拉住病床上边的栏杆练站立，五分钟下来已是一身冷汗，再坚持不住。正好同病房的人带着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北大那位教授就把这部书放在病床上，一边手拉栏杆，一边读射雕英雄，径直进入物我两忘境界。这一次他站了十五分钟。待他站着读完金庸的三部武侠小说，就架着一根拐杖出院了。
　　北京大学有多少金庸的读者呢？北大周围的书店可是没有一本金庸的书——来多少售完多少。
　　10 月25 日北京大学举行授予查良镛北大名誉教授的仪式，并有查先生的演讲。如果不是凭票入场，那么礼堂或许会变成爆米花。学校说每班发五张票。无线电系92 级一班三十几人，有二十多人读金庸。我问了几个学生，竟都是读完十五部金庸小说的。说功课紧张，只有读金庸的书可以忘却一切，无比快乐又得到了休息。五张票怎么分？抽签。抽不上的对幸运儿“威逼利诱”，说只要你让给我去听演讲，我请你看电影好不好？要不请你吃小炒（学生食堂的好菜）？要不以后我代你打开水？咱俩一宿舍住着一食堂吃饭的多好，你就让给我去听吧！金庸讲话我准保全记得住，听完了给你传达还不行吗？
　　不行。
　　25 日下午查先生演讲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北大教授严家炎在贺词中讲到查先生用十四部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写成的对联。他刚念了“飞（《飞狐外传》）雪（《雪山飞狐》）连（《连城诀》）天（《天龙八部》）”全场学生像大合唱似地一起接下去念：“射（《射雕英雄传》）白（《白马啸西风》）鹿（《鹿鼎记》），笑（《笑傲江湖》）书（《书剑恩仇录》）神（《神雕侠侣》）侠（《侠客行》）倚（《倚天屠龙记》）碧（《碧血剑》）鸳（《鸳鸯剑》）”。念罢全场大笑。因为会心，因为高兴，因为共鸣，因为来劲。
　　查先生演讲时，学生们一直笑，一直张着嘴。好像嫌耳朵大小，干脆张大了嘴来听。或是嫌两只耳朵不够，要张开第三只耳朵。
　　大会一结束，查大侠“嗖”的一下就没了——被人保驾进了贵宾室。警卫们层层把着门，每次放四名同学进来。学生捧着各种版本的金庸小说，包括翻版的盗版的，自觉不自觉地四人一行排着队走向查先生请他签名。我走出贵宾室想拍摄二道门外蜂拥的学生。不，走不出去。那么多人的合力在往门里挤。警卫打开一道门缝，就见外边的学生像叠罗汉般叠在门缝里。警卫催我快快回贵宾室。情势这么紧张，我匆匆照上两张就往里撤。
　　27 日查先生第二次在北大演讲，时间是下午2 点半，不到12 点持票的学生们就进礼堂抢前边的座位了。我走到北大正门，就发觉情势更紧张了。
　　警卫不让我进。北大友人介绍我是作家，警卫说：证件！我什么证件也没带，怎么办？狼狈不堪像街头被追查被吆喝的无照商贩。后来，后来一急就来个妹妹大胆往前走。
　　我记不清怎样穿越人墙，怎样突破一道道警卫的。几次被人喝住：喂，你上哪？！嗳！你！”
　　我？我是谁？我乃今天一侠客。昨天和明天就不一定是了。今天好像进入一个武林世界，学生抱着金大侠的书，大侠演讲完，学生们站起来涌向前。
　　好像武打片里的武林高手，眼看都要腾空而起，几个跟斗翻到讲台旁。主持会议的北大教授对着麦克风说：现在的情势，金先生有再大的武功也不好办了。
　　这位教授在演讲开始前一口一声查先生，待查先生讲完武侠，教授不自觉地称金先生了。大概也物我两忘地进入金庸的武侠世界了。

　　金庸谈经济讲武侠论人生

　　查先生与北大师生的三次演讲和座谈，我切碎、分类，再装进这只大拼盘：
　　我这次能和北京大学拉上一点关系，感到很荣幸（全场大笑）。我伯父当年就是北大学生，家乡人不知道他成绩怎样，只要听说是北大的，就觉得不得了（大笑）。我一直做新闻工作，什么都懂一点，不过很浮浅，不像北大教授那么有学问。Know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 Know ererything about something.做教授我没资格，幸亏是名誉教授，讲错了也不要紧（笑）。
　　4 月去绍兴时，人家在兰亭叫我写字。我说在王羲之的故乡怎么能写字？
　　兰亭挥毫，班门弄斧，草堂赋诗，都是太狂妄了。今天再加一样：北大讲学（全场大笑）。
　　北大有特点，一是深切地关怀国家社会，二是有容乃大的学术空气。我每年在牛津大学呆一段，那里博大的学术空气是世界一流，但是对国家、社会、人民的关怀就远远不如北大了。
　　牛津大学原来的一位副院长，是研究东亚经济的。他有很多数据，说中国在1820 年之前，经济收入一直是全世界第一。他说到2020 年，中国又是全世界经济收入第一。我觉得他分析得相当有道理。
　　不同的文明遇到挑战，如果能够应付，就能发展，不能应付，就要消退。
　　我们历史上，常常先统一，再腐败，然后有人入侵。不过中国人有韧力，经过文化的同化融合，把入侵变为转机，又统一壮大。唐宰相中至少有二十三人是胡人，也就是现在说的洋人。唐朝可以说是鲜卑人和汉人的共同统治。
　　历史上哪个民族强大了统治一下，轮流坐庄。少数民族对我国的发展有很大贡献。我一直想写文章，不赞成说元朝、清朝是导族统治。不是异族，是中华民族一部分。
　　今天世界面临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人口爆炸，中国的强调和谐、合作、团结的哲学思想，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泰晤士报》总编辑说19 世纪金融中心在伦敦， 20 世纪初在纽约， 21 世纪，肯定在中国，在北京还是在上海还不知道。我看，在北京在上海不是问题，在中国就很好（全场大笑，全场鼓掌）。
　　香港前景我很看好，所以我把我在香港的旧房拆了重建，现在还没建好。
　　讲到武侠小说（全场快活大笑），有一位洋人介绍我，说我是写功夫小说的。我就不大喜欢。功夫只是表现形式，打斗不是式侠最主要的部分。侠，是不顾自己生命危险，主持正义。武侠小说是侠义的小说。义，是正当的行为，是团结和谐的关系。譬如中国固有道德观念：朋友妻，不可戏。但是在外国，这是很重要的故事。西方是向上面的，对上帝负责，所以个人主义发达。中国是横面的，讲究人际，所以集体、群体发达。义，是中国团结发展的重要力量。
　　武侠故事是所有民族都有的。中国文学传统有温柔敦厚的一面，中国的侠常常代表反叛的平民思想。不过不是针对法律的。老百姓常说：你不讲王法了？百姓对王法是尊重的，是贪官先不守法。老百姓还有句话叫：老天爷你要长眼睛。所以有宋江的替天行道。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文人也可以有侠气。李白有《侠客行》。有侠气是侠。
　　我小说的主角里，韦小宝不会武功（大笑）。有人喜欢韦小宝，说小宝是不是一种理想？不是。韦小宝是适应能力强。他的性格是清朝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中国人去海外安身立命，在很多大城市发展起唐人衔，表示我们中国人有很强的生命力和适应环境的能力。
　　有同学递条，问武侠小说有没有不良影响？我看，如果吃饭吃下十八碗，也有不良影响（笑）。如果读武侠小说失去了节制，妨碍了考试，就有不良影响。还有，可能产生暴力方面的影响（笑）。当然是马路小青年，对北大学生不会。北大戴眼镜的人多，太用功，要注意身体，多一点尚武精神也好（大笑）。太用功了，也有不良影响（笑）。
　　有张条子问我是不是特别喜欢忠厚老实的小伙子和美丽聪明的姑娘结合
　　（大笑）？如果聪明美丽的小伙子和忠厚老实的姑娘结合也很好，不过如果两个人都忠厚老实也很好（大笑）。如果两个人都聪明美丽就可能有点麻烦了（全场大笑）。
　　小说里有琴棋书画，有的同学以为我都懂，其实我真正懂的，只有围棋。
　　写小说与做学问不同，不懂的地方可以避开不写。做学问就不能避开了。
　　武侠小说将来怎么发展，我看希望在内地。我的书接触到很多内地读者，我很高兴。当然收不到版税不是很高兴（大笑）。
　　我在爱丁堡大学讲学时，讲过《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消失》。我在国外头两三天可以吃西菜，然后就找中国菜。在巴黎法国菜很好，吃多了就不及中国菜（笑）。我们的小说可以西化，但不可以全部欧化。武侠有没有是无所谓的，但是中国传统文化要保留发展。《水游》看了一遍又一遍，不是看故事，是看文字。读我小说的人，不见得都喜欢打斗，是喜欢这种传统的文体。不必讲雅和俗，总要大多数识字的人喜欢才行（笑）。
　　有同学问我爱情经历。我想说，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也会经历很多（大笑）。
　　中国人年纪大了，渐渐由儒入道，也有入佛。常说淡薄名利，这是道家思想。我自己与很多中国人一样，觉得有些事最好淡薄一点。一切看淡一点，幸福就增加一点。幸福程度不是相对于得到的，而是相对于愿望。增加知识是人生最大愉快。
　　我喜欢在大学接受文化生活，听听课，讲讲课，和年轻人交朋友，在大学里混混，很高兴。
　　听查先生讲话，想到他小说的内力，核心或是个“义”字？他小说的张力，关键或是个“博”字？他从1955 年到1972 年，每天写一千字武侠和八百字社评。这次他在北大的演讲座谈，武侠也有了，社评也有了。

　　金庸喝豆汁吃生葱蘸酱

　　查先生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太太？如果叫大家构想，一万人就有一万种设计图样。但是只有一个人的设计对了：查先生自己。
　　查先生博大丰厚，好像生下来就洞悉古今通晓中西。他太太纯真可掬，好像再也长不大。反差很大而气韵很合。两人结伴而行，使人觉得人生是这样的丰富美丽。
　　今年他们到浙江，到台湾、新加坡、日本、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法国， 10 月24 日又到北京王府饭店住下。26 日中午，他们驱车到西城辟才胡同17 号。查太太说她还是第一次进胡同。这个17 号，是个四合院，门口挂块牌：“忆苦思甜大杂院饭庄”。所谓“苦”，也就是老北京过去常吃的饭菜。进屋就上炕，这于查太太又是第一次。
　　服务小姐问要什么饮料？查先生要北京二锅头。我怕他平时不大喝白酒，能喝下二锅头？他说到这里就要真正北京的。我问要不要来点啤酒？他说太洋。
　　我随身带了一包消毒湿纸巾，给每人一片，大家用来擦手擦碗筷。查先生不用，直到吃完饭也没用，真个的要土个彻底。
　　小姐很快端来了生葱和酱，查先生用手拿起一根葱，很标准地蘸了酱吃。
　　又上麻豆腐，浅绿的一滩。我稍尝一口，再吃不下。查先生胃口很好地吃下他那一份。想起1993 年在港和他一起吃法国菜，每一道他总吃得干净。小姐端来一盆油炸知了，查太太不敢吃，我也有点怕怕的。一位朋友用筷子夹起一只知了，往嘴里一扔，几口嚼了下去。查先生用孩童的眼神看着他，又像孩童学大人那样，用筷了夹起一只知了，快速夸张地往嘴里一扔，几口嚼了下去。连节奏，连韵律都一样。我说照一张查先生吃知了的照片。他用筷子举起一只知了，我这边照相机还没调好，他不能长时间在那里浪费表情，他把知了塞进了嘴里，我说照不上了，而他并没有真吃进去，只是咬住半截知了，停格，让照相。像一个聪明机灵的调皮孩子。内心又很为别人着想，很仁义。
　　查先生又夹起一只知了给他太太，说闭起眼睛吃，有点冒险精神。查太太吃了，没有闭起眼睛，而是睁大了眼睛直点头，说好吃好吃，说着又去夹。
　　就好像大侠要经过一道又一道的难关，更大的难关来了：一人一碗豆汁。
　　我喝一小口，赶紧把碗推远。查先生正把头埋在豆汁碗里极认真地喝着，很规范地再夹口咸菜再喝豆汁。朋友说这豆汁不合格，上面漂水不匀和。大家听了也就听了，唯查先生立即用筷子把剩下的一点豆汁搅匀了再喝。就是只剩一点点，他也要喝个正宗，喝个地道。
　　有这份精神，武侠也能写好，社评也能写好，老板也能做好。
　　一桌子的菜查先生全吃了过来，好像他笔下酒量也大饭量也大的侠客。
　　他又把窝头、菜团子、贴饼于一样样拿过来吃，此时方见大侠本色。
　　席间北京朋友“您您您”的，查先生下意识地也把“你”改说“您”。
　　看来查大侠任何方面的消化能力都过人，不管是文史哲，是英文法文，是政治，是经济，还是佛经。今年3 月在港时，他问起贾平凹，又问起《白鹿原》，问起王朔。像文学青年一样熟知热点作品和作者。好青春的心境。
　　查先生走路快而有派，有大侠气势。他是真大，大得哪儿有中国人哪儿就有他的小说。他平素寡言，不说话的时候像雾中雕像，有一种神秘感和莫测感。叫人肃然。他一笑，眼睛里流动着幽默和自信，流动着活泼泼的生命。
　　他的眼睛笑得弯弯的，笑意顺着笑纹扩散开来，笑皱一池春水。笑没了眼睛，或者说除了眼睛，人笑没了。
　　能这么笑的人，才能有一种不竭的浪漫的想象力，才能产生那些常人的想象力够不着的武侠世界。
　　他在北大未名湖畔散步时，迎面走来一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生化系的教授。他一看到查先生，说你的十五部小说每一部我都读过五遍，说他这次回国有两件事，其中一件事就是要买一套完整的金庸小说。
　　北大的学生读金庸，这些学生的父母也会有很多人读金庸，以后，这些学生的孩子也会有很多人读金庸。本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一代作家有一代作家的读者。金庸的读者一代传一代，没有代沟。
　　他给一个寂寞的世界带来多少力和美，多少仁和义，多少热闹，多少缤纷。当他把这一切给了世界的同时，留给自己的是淡泊，甚至是寂寞。
　　他25 日第一次在北大演讲时，大家都知道他讲武侠小说。但是他不讲武侠，也不讲小说，只讲历史、经济、民族、社会、国家，我看到他快步从历史深处走来。
　　26 日午饭后，查先生和查太太走到“忆苦思甜大杂院饭庄”门前，我为他们照了张相。人生就是辛苦，苦的间隙是甜。

　　●须臾不可浪精神饥渴。

　　韩静霆
　　（1944～〕
　　作家。祖籍山东高唐，生于吉林东辽。196S 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1973 年参军。作品有长篇小说及电影电视连续剧《凯旋在子夜》、《战争让女人走开》、《大出殡》、《引武》等，并出版了散文集、诗歌集二十余种。

　　《丑人自述》自序

　　我的年龄不可阻挡地奋勇前进，嘘啼之间已经五十有一。回头瞧瞧，五十一度春秋，一万八千六百一十五天，四十四万六千七百六十小时，全让我花掉了，想想很害怕。人们在书信开头常扯的俗话“光阴如箭，日月如梭”，我用了五十年功夫才悟出是大师级的比喻。那“箭”与“梭”的穿透力和不安的感觉令人心痛。“箭”，已经把咱射出半个世纪了，“梭”，却常常跑空，没有织连出一尺锦绣，眼睛再一碰“梭”“箭”二字，身上就吓出汗了。
　　再琢磨古人讲的人的一生，如“一苇”，如“一梦”，如“朝霞”，如“白驹”，未免胆汁泛上来，不用咀嚼也是满嘴苦味了。一日可以长于百年，百年须臾如一日，关键在于单位时间的人生质量如何。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到海南去看望父亲，溺水受惊，神经质的诗人二十八岁就走了，可那“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其飞”的咏叹一千三百多岁了，依旧是风华绝代，二十八胜似一千三百！说到这儿，一句话溜到嘴边，“我们还活着干什么”？
　　是呵，是呵，五十一岁了，我的书斋自称为“嘶鸣堂”，真是徒长马齿，惭愧有加，唯有望空学着马的样子嘶叫秋风而已。
　　人变老的标志之一，就是生日开始受到亲朋的关注。我的生日在冬季，春天时候，妻子就咬牙切齿地要给咱“好好儿过过生日”了；我到人间的时日是11 月22 日， 10 月里就开始有贺卡从远方出发来热情洋溢了。好朋友们把许多该记住的日子都忘了，还记着这个应该忘却的日子，友情亲情，比四川火锅还要麻辣烫，这是自然的。而我自己竟然开始在乎这一天，可不就是老了么？我像小孩子盼过年放花炮那样于，盼那些贺卡飞过来，再把那些花花绿绿的祝福摆在屋子里最醒目的地方。噢，广西的，南京的，涿州的，南昌的……还有谁的该来没来呢？是友情的储蓄不到提取利息的时候么？还是我以为我活着，其实我在一些朋友的心里早死了呢？抑或是，情感没有合同，情感在不能分取红利的日子自取灭亡？我不知道。可我很没意思地嘀嘀咕咕。也有朋友赠我肥硕的生日大奶油蛋糕，尽管我从来不爱奶油，可我瞧着也高兴。也有朋友买来鲜花，是红玫瑰，九朵，说是“九”这个数字其大无朋，祝愿咱长寿，至少活到九十。所有的亲朋都说我长寿，贺卡祝长寿，蛋糕况长寿，玫瑰祝长寿，晚宴祝长寿，长寿长长长长……我的心情喜悦而又郁闷，自得而又失落，真是到了要人祈祷长寿的年纪了么？我热泪盈袖，谢谢亲朋的祝愿，之后，我恶狠狠地吞下了长寿面。我要那么“长”做什么？
　　我不想老，不情愿老，不承认老，我就是不说“不服老”，因为“不服老”
　　毕竟是“老”了。人生未必要那么久，人生再久也是历史之一瞬。我想要的，是现在，真正拥有现在，拥有现在的未来和未来的现在，拥有创造力，拥有驰骋的心灵和青春的思想，拥有奔跑的梦，拥有稚气的笑，拥有爱与被爱，尽管我爱的人很多，爱我的人很少。
　　人变老的另一个标志，就是自信深沉，沉稳和沉静。老练，老道，老辣，老经验，老谋深算，老滑头，老油条，都是岁月雕刀的晚期作品。人年轻的时候如初日，如乳虎，如出山泉水，如滋出泥水的小荷，或者说如上台阶，一步一登高，是上天堂的态势，人老了，骨质疏松，脊柱磨损，样子皱巴了。
　　当然也有如塔，如松，如刻满乌篆的铜鼎的，但其身体感觉总不免是下台阶，是寻地狱之门的情状。在我的生日晚宴上，亲爱的朋友叫了一声“老寿星”，让我感到惊心动魄。是老了么？就拿吃饭来说罢，怎么自然而然被请到南面而坐，严然主席，长者先幼者后，你不提起箸来，别人就都慎着咽口水？你举了酒杯，别人就得拿着酒杯做超低空盘桓，飞行瞄准，用他杯的上沿亲吻你杯的下沿？这时候，你不老也老了，老先生，老同志，老师，你得沉稳，你得慈祥，你不能任意地笑，随心地嚼，飞快地卷席而去。最最不能的是“轻狂”。我偏偏不“狂”的尺度是多少。有一回，一个从未谋面，从未对话，素昧平生的小子无故用流言伤及我，我打电话问他何故。他说“就因为听说你狂，煞煞你的威风”，我灵感迸发回敬了那人一句国骂“×××”，之后，哈哈大笑。还有人赐予整日闭门书斋的我一个“狂”字？便是赞美咱还有活力，有朝气，有锐意，有锋芒，还有遭人嫉，遭人恨，遭人流言的资格！古诗人不是为“左擎苍，右牵黄，老夫聊发少年狂”而洋洋得意么？六十五岁还创作了千古绝唱“沈园”的陆游，高唱着“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八十二岁高龄依旧发出“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的狂放歌吟。而诗人李白，拿着一根绿玉手杖，半醉半醒地直言不讳：“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真是狂得可以，放得可以，陆游万岁！李白万岁！
　　虽然我等今生走到极处，也难以望到这些伟大歌者的项背。可是那豪放，满洒，自然的年轻的心灵的诗篇，不是应当永远激励着我们，让我们到什么时候也不敢言一个“老”字么？是的，我还年轻。
　　我给自己刻了一方闲章：五十画童。
　　我的心灵，又长黑头发了。
　　正在我五十一岁生日的这天，我为自己的随笔作了这篇小序。应该说，这本新书问世的时候，我又一回出世，又变成了一个婴孩。
　　1995年11月22日

　　梵高与青藤
　　——谈梵高书信

　　一
　　1888 年12 月24 日，伟大的梵高疯狂地割下了自己的耳朵。说也巧，我读《梵高自传——致亲爱的提奥》中的这一节，也是这个日子： 12 月24日。这实在无法使我平心静气地读下去了。我像一个目击者那样，震惊，震憾，满眼的血色，呜呜地哭了起来。
　　从书摊上找来的这本书，装钉十分粗糙，叠着的书页，底沿没有切开。
　　我只好拿着一把锋利的裁纸刀，边裁边读。这本书是美国美术史论家欧文·斯通夫妇缩编的梵高书信集。梵高一生孤独，几乎无人可以对话。他在生命的最后十七年，除了发病，每晚都给唯一供给他衣食、颜料和自信心的弟弟提奥写信。提奥精心地收藏了梵高的画作和每一块写了字的纸片。梵高写了上千封信，从来没想过是在为自己作传，正因为这样，梵高的书信“自传”，与那些滥觞于世的自我盖棺加冕的“自传”，以及那些为了出版发行盈利写的“传记”，不可同日而语。梵高的书信靠得住，满纸是孤独的艺术修行者的内心独语。我用寒光闪闪的刀，一刀一刀切开了梵高短促的人生岁月。我的心随着梵高嗫嗫嚅嚅地自语，走进了他那个多雪的冬天。我惊讶他在阿尔的狭小的画室墙壁上涂满了跳跃着的黄色。梵高的黄房子让人骚动不安，激情奔涌。他在这里与另一位大师级的画家高更相会，然后为了艺术的见解大吵大闹。这是一次永载史册的，没有任何人际关系的纠葛，没有经济利益争夺的唯艺术的伟大争吵。当语言无法使高更屈从的时候，梵高把玻璃杯向亲爱的挚友的头颅砸去，破碎的玻璃片嵌进了墙壁，在地上闪跳，梵高又抓起了剃刀，吼叫着要杀死高更和高更执著的画风。
　　高更逃走了。
　　梵高疯狂了。
　　这是12 月24 日。
　　我看到梵高在黄房子里像困兽一样咬牙切齿，谵妄大叫。他的脚踩在油画颜料上，跌倒了，爬起来发抖，缩成一团。他正在发高烧。他想到外面去向全世界宣布他的创造力，与高更决一死战。可是他无力离开黄房子。他忽然想把自己耳朵弄下来，掷给高更，这样，就可以把高更狂妄的叫骂彻底挖掉了，铲除了。他又想把自己的耳朵寄给那个体贴过他的妓女，那个皮肤松垮、乳房低垂的女人，和他生活过十八个月。如把这个美丽的纪念物送给那个女人，他就会听到久违了的女人的呼吸和咳嗽。他为这个别出心裁的伟大创意兴奋和骄傲，嘿嘿地笑了起来。快把耳朵割下来，为什么不？他像一位中世纪骑士那样勇敢地拿起了很久没磨的剃刀，伸直了臂，喊了一声“开始！”
　　他用一只手把自己的耳朵尽可能扯得很长，另一只手抓紧了很钝很钝的剃刀，像锯木头那佯锯自己的耳朵。开始就不顺利，耳朵虽然在头颅两侧像个附加的东西，没想到实际上这家伙竟然顽强地生了根，脆骨在抵抗，血弄得两只手都粘粘渍渍。越是这样，梵高越滋生着战胜自己耳朵的勇气的胜利的渴望。他没有感觉到疼痛，只是听到那来回锯锉的声音出奇的响亮。他命令那锯锉更加有力量，并且有舞蹈的节奏。他开始了欢愉的，有力的，割自己耳朵的“华尔兹”，终于，在华尔兹的节奏中，耳朵输了，像一片完整的叶子从树上落下来，掉在了地上。血乎乎的半个圆环，最后跳动了一下，沾满了尘土。
　　梵高晕倒了，血，汩汩地流在地板上。
　　那把屠杀自己的刀丢在地上……
　　我手中的裁纸刀也掉了。我哭起来，满脑子都是晕开的血色。我无法制止自己去想这些细节，不完全是因为自己的写作职业习惯。这一年，梵高刚刚三十五岁。两年之后，他就死了，世界美术史上这短命的伟大天才的自残，应该诅咒的弥漫血光的12 月24 日，谁能不为之心碎呢？就连排字工人也无法冷静地排列文字了，这一页中，“高兴”两个字排成了“高头”。
　　二
　　中国也有一位艺术大师疯了。
　　这就是徐渭。
　　我也算是醉心研究过大写意中国画的，有幸与徐渭同脉。我的老师许麟庐，对自号青藤道士的徐渭，推崇得很。在许老门下，听青藤青藤不绝于耳。
　　我老师的老师齐白石，则更是对徐渭服贴，在诗中写道：“青藤雪个远凡胎，缶老衰年别有才，我欲九泉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白石大师自叹生不逢时，活着无缘行走在青藤门下，情愿死了去做青藤走狗，可以说是崇拜到底了。由齐白石上溯至清代，郑板桥在徐渭死后整整一百年诞生，郑板桥才名沸沸扬扬于后世，诗书画三绝名贯天下。他幸运，生得早些，抢先一步为自己治印，自命不凡力“青藤门下走狗”。如此说来，我等便是也想获得做“青藤门下走狗”的荣誉，至少晚了数百年，迟了几辈子，纵有画心诗胆，也只有做走狗的走狗的乏走狗的份儿了，唯有远远地望着徐渭的斑驳墨渍，顿首兴叹。
　　中国历史上的文人，恐怕没有比徐渭的人生命运更凄惨的了。他生于1521 年，浙江山阴人，生身母亲是小妾。他落生刚刚一百天，父亲扔了母亲驾鹤西游，死了。十岁，亲生母亲被轰出了徐门。孤儿徐渭，寄养兄嫂篱下，在侮辱与欺凌中成年，花了二十年工夫，在乡里应试八次，八次落第。虽自负才略，性绝警敏，梦想以天下为己任，却连乡第之门都出不得，这打击是足以让人发疯的。徐渭的婚姻生活也是灾难连着灾难。第一个夫人和他一同相伴七年，患肺病而死。他鳏居十二年之后，三十九岁找了老婆，不到一年就分道扬镳。四十不惑，与第三个老婆张氏结婚，六年后因张氏与僧人通奸，他一怒之下杀死张氏，成了杀人犯，坐了七年大牢。徐青藤，这位小老婆生的孩子，父亡母走的孤儿，八次落第的潦倒文人，丧偶的鳏夫，戴绿帽子的男人，杀妻囚犯……九九八十一难，加在他一人头上。雪上加霜，霜上落雪，这人不死，可以想见其生命力。徐渭一生中有一段短暂时光，侥幸得一人赏识，这人是胡宗宪。作为出入于东南七省的督帅胡宗宪，在抗倭战事中屡屡听他谈兵；作为古文学家的胡宗宪，听他温酒赋诗，把他的诗文镌刻于石上。
　　徐渭常与人暴饮酒肆，烂醉如泥，酒醒后直闯督帅府。胡宗宪宽容和忍耐着这位乌巾白衣落拓不羁的才子，让他一逞才略。哪里想到，胡宗宪因事锒铛入狱，徐渭一生中唯一的慰藉和依靠，像泡沫一样一闪即逝。彼时，徐渭已经年过不惑，第三次婚姻缔结不久又现危机。朝野上下皆为惊骇的胡宗宪之祸，随时会波及他连坐。徐渭惊惧、惶惑，躲在自家房子角落发抖，痛哭而不敢出声。冥冥中他产生了幻听，听见到处在通缉他，听见全副武装的差役的脚步声，木枷铁链和斧铖的磕碰声。他害怕这些声音，却无法逃避这些声音。他仇恨自己的两耳，抓起一把又大又长的三棱巨锥，扎入耳道，胡乱搅动，鲜血四迸……
　　我不明白， 16 世纪末东方的徐渭和19 世纪末西方的梵高，怎么会遥相呼应，得了一样的疯病？又怎么会都向自己的耳朵下毒手？我更不明白，徐渭以巨锥乱扎乱捣一阵耳道之后，又怎么会放弃摧毁耳朵的念头，选择了肾囊，拿起了锤子向自己的肾囊猛击？用这样两件惊心动魄的自戕的事例，来证实艺术家精神错乱时行为取向的相似和不似，是残酷的，也是无意义的。
　　梵高给自己实行西方人习惯的“外科手术”，我读着的时候也几乎要痛苦得疯了。常常处于内省状态的中国人徐渭，要用内伤的方式毁掉自我，更是令人心悸魄动。击碎肾囊是比世间一切自杀方式都要残酷惨烈的。每个中国文人都知道，中医讲，肾主藏精，为命门，生命之本，而肾囊指的是外肾，即睾丸，男性之标，真是死也不愿好死！乃至于我不敢再深入地去想象那“流血狼藉”的场景了。
　　三
　　苍天在上！我决非残忍，决非对东西方两位伟大画家的疯狂和自残津津乐道，躁狂型精神病态没什么值得说的。我之所以在这里写得满纸是血，也不仅仅因为内心的同情、怜爱、惋惜和悲伤。其根本原因是，在世界艺术史上，只有为数极少的个性鲜明的画家，使我在其绘画作品面前又恐慌又激动不已，汗流浃背，在心中暗暗叫着自己这辈子完了。在这些大师创造的观看形式面前，我会感到某种神秘和深邃的东西在画外召唤，使我急切地、冲动地想知道画家的家庭、爱情、人生命运和艺术履历。也只有在知道了他们的生存状态之后，才能够读懂那些色彩的交响，线条的底蕴，和画面物象的内在精神。
　　梵高和徐渭痛苦的人生经历，是解读他们绘画作品的钥匙。
　　徐渭真正的绘画生涯，是在他疯狂自残和走出囚笼之后开始的。徐渭在中年之后才把绘画作为生命的唯一寄托，是中国宋元以后文人画史的一种现象。许多文人落魄，不再可能以天下为已任，也无力兼济天下，只好以绘画独善其身，宣泄半生不平之气。绘画是疗救他们受伤心灵的药，免于自溺于苦海的船，最后的巢。涂渭早年学米芾书法，行草纵逸飞动，在历尽风霜之后，狂草也难于舒泄胸中之气。一日，烦极，闷极，苦极，一只霜兔毫尖笔在纸上冲破了汉字笔划桎梏，横竖狂扫一气，掷笔纸上欲哭无泪。研究家陈滞冬先生说，大约是在此时此刻，徐渭发现了无意抛洒的点线和墨块，竟似乎可以成了一幅墨葡萄。徐渭迅速画成此帧，题在画上的诗曰“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他终于找到了可以倾泄”‘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的路！从那点线运笔的速度和墨块有力的笔触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他作画时如舞动剑器的狂野情态，而那题跋，歪歪斜斜，勉强成行。标点符号虽自宋已开始行世，但直到20 世纪末的今日，题画诗上也是绝少加标点的，可是，徐渭在落魄成翁：晚风独啸，闲抛明珠的感慨最后，情不自禁地留下了只有今人才常见的惊叹号。
　　徐渭的画，是他情感的图录。
　　他全部用水墨挥写泼洒的画，无一不透露着历尽风霜后的倔强、悲壮、愤激和高标不俗的情感。他的《苇塘草虫》、《黄甲图轴》、《墨葡萄》、《杂花图卷》，每一幅都是倚马立就的一般，情之所至，狂飚盈袖，烟岚满纸。他的人物山水册页，居多表现风风雨雨之中的人，逆水行舟，逆风行旅，乱苇荒村，摇曳不定，可以说，“处处有我”。他用笔无一处凝滞雕琢，奔跑着的墨线，似投朝裂石，如电闪诉开乌云，变化多端。用墨则滂沱泼洒，焦墨，浓墨，淡墨，互相映照，互相冲击，闪烁出五色来。透过那浓浓淡淡的墨气，闪展腾挪的中锋用笔，我看到了颇似印象派画家点彩作品中的跳动着的光斑。印象是徐渭的印象，感情是徐渭的感情，徐渭就是徐渭。虽在他死之前已有大写意，但他的画风，堪称大写意开山之斧，他影响了后世石涛、八大、吴昌硕、齐白石诸大家，但后人无人再能扮演徐渭。他的作品，充满了真灵性，真命派，真悲欢，真情愫，真学养，真见识。他不重复吴门画派，也不重复自己，“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不信但看千万树，东风吹着便成春”。
　　四
　　梵高只活了三十七岁，没来得及经历徐渭式的那些劫难，可他也一样生活在严酷的折磨之中。
　　读《梵高自传——致亲爱的提奥》，我听到了梵高自己的呐喊：“我跪在烂泥里面……”
　　“这五六天我身上没有一个钱。”
　　“没有别的东西可吃了，今天晚上我将吃面包皮。”“你以为我从来没有感到爱情的需要吗？”
　　“如果我不能时常发泄我的感情，我想锅炉就会爆炸。”“颜料的账单是挂脖子上的一块大石头。”
　　“我只有八张画布了。”
　　“我的牙齿越来越多地掉了。”
　　“好兄弟，我受尽了折磨！”
　　“八天前就身无分文了——在这段时间内我是在最严格地绝食！”
　　“如果我能够喝到很浓的肉汤，我可以使我的身体马上转好。”
　　“我多抽烟，为的是不至于太强烈地感到肚子饿。”“我多想有个家啊。”
　　“我要一个妻子——我对此缺乏信心，我是太老了！”“我并不反对进疯人院！”
　　“最使我高兴的是永远不再醒过来……”
　　……
　　这些撕心裂肝的呼号，是在梵高上千封书信中随便摘下来的。梵高整整十年的绘画生活，每天都是炼狱！
　　走进梵高凄苦的生活，就懂得他为什么要自残。假如我是梵高，恐怕坚持不了十年的活头。我要脆弱得多，而且，没有他那般执著。他视绘画为活下去的因由，可他常常没有一文钱买颜料。所以，在他疯病发作时，一看到颜料，就要一口一口吞食下去，贮存在肚子里。他希望人们知道他的画比用过的颜料有价值，可他一生中只很便宜地卖掉了一幅画。他幻想在四十岁时画了二百幅油画就会在美术界有一点儿地位，就可以去找模特来画，可他，三十七岁就死了。
　　梵高生命的最后一年零八个月，四五次被送进了疯人院，在强制下生存。
　　他割下了自己的耳朵，装上了一个纸壳，自称为一个“纸人”。他躺在疯人院，望着外面的小路、墓地和树上的鸟窝，想把这些掠入画布。他清醒了，画夜间的飞蛾，画林荫道，画紫藤，画罂粟，画装着泞檬和桔子的篮子，画看守长，画收割的人，画自画像……到底是什么在驱动他清醒的疯狂呢？
　　我在梵高成百上千封信中，去掉那些芜杂的东西，看到的只有两大内容：一是贫病的悲惨无力的叹息；一是对于天地间色彩的响亮的纵情歌唱。
　　这是梵高生命的复调。
　　在歌唱天地间丰富的色彩的时候，梵高竟然一点儿病态也没有，一点儿也不虚弱，他的声音变得亢奋，昂扬，铿锵，明快。他看到阿尔到处有古金色，古铜色，与因热而变白的天空中带绿调的蔚蓝色配合，构成了卓越美妙和谐调的色彩，兴奋地高喊：“我始终不渝地爱！”他凝眸观看落照，阳光在乱石之间的松树上，烧起桔红色的火，喃喃地说着“美极了”；他感受着世界的那丰姿绰约的黄色，硫磺的淡黄，淡金的黄色，赞叹“多么美丽！”
　　他是如此热爱和阳光一样的黄色，他走过了血红的葡萄园，在远处一回眸，发现葡萄园闪烁金黄，泛有绿色的天空，雨后紫色的土地，在落照的反光中，也处处闪烁着金属般的黄色。他在自己那狭小房间的白墙上，画满了向日葵，他称这小黄屋是世上最漂亮的，是最有审美眼光的少女的闺房！
　　聆听了他敏感的心灵对颜色的独一无二的感觉，分辨、认知和讴歌，回头再看梵高的画，看走入画框的他所衷情热爱的邮差、医生、保姆、小路、鲜花、树丛，就会感觉到色彩后面他那为情感驱动而发红的眼睛，听到他那宛如吃醉了酒一样的喃喃自语。从那些颤动着的光斑之间，我们的目光可以触摸到他那颗始终不渝的很大的爱心，不能不为那炽热的情感的冲击力所眩晕，正因为有了在贫病中依然执著的属于梵高自己的发现和绝唱，我们这个世界才有了真正的色彩的交响诗和交响织体中小号独奏一样响亮的黄色，才有了世上唯一像火焰一样燃烧的向日葵！
　　五
　　说徐渭是中国的梵高，不准确；说梵高是荷兰的徐渭，则有些滑稽。西方的梵高和东方的徐渭患有一样的病，都曾疯狂地自残，并不能说明两位大师的画风是一致的。梵高终于忍受不住贫困与疾病的痛苦，借了一枝枪，靠着一棵树，一颗子弹令自己永远三十七岁了，十年的画龄画了个句号。徐青藤自残的内伤，应该说更加残酷，走出囚笼之后，却在中国书画中找到了一种活法，奇迹般地活到高寿七十二岁。梵高的有生之年一直在天地间追逐色彩，直到死前的日子，“冒着生命危险”，还在绘声绘色。徐青藤的最后十年，却带着一条狗，隐于“两间东倒西歪屋”中，“生世浑如泊海舟，关门累月不梳头，东篱蝴蝶闲来往，看写黄花过一秋”，几个月不拢拢头发，十年拒不见人，“闲抛闲掷”笔墨，过着出世的隐居生活。倘若徐渭以画印象派油画为生存依托，可以这样闭门不出么？不可以。作为中国文人画家的徐青藤却可以，过得去。中国写意画的人文趋向提供了这种可能。我来来回回地翻阅徐渭的画册，看到他画作的题材，大抵是文人偏爱重复的梅、兰、竹、菊、墨牡丹、墨荷、墨芭蕉而已，题材范围令人遗憾地狭窄。可是，这种绘画内容和绘画方式帮了徐渭的大忙，它是中国文人内宇宙物化的好方式，拿画竹来说，由眼中之竹，而心中之竹，而手中之竹，最长于抒发和排遣中国文人的苦闷、愤激、豪气和肝胆，意在笔先为上，取神遗貌也未尝不可，文气摇荡之时，又是一种忘却一切烦忧的坐禅养生的好办法。
　　徐青藤不可或免地背负着传统，当代书画家则背负着包括徐青藤在内的更加沉重的传统。举目四望，八大、石涛、吴昌硕、齐白石、傅抱石，已经远逝，没有了，可是“画家”却每日都在生产，像稻草人一样的“大师”每日都在用竹竿儿往起撑，一些所谓画家，没有徐青藤们的学养情愫，如何重复青藤？只好学了几笔即罢的，成批地复印自己。我见过一日“走”三次穴，干三回笔会，拿三个红包的“画家”，用来换钱的是千篇一律的东西，把中国画创作变成了描鞋样儿，让“鞋样儿”成千上万地满天飞，真个也闹成了“洛阳纸贵”。如今成为“画家”而且“著名”，是极其方便的事，花一点钱可入典，成为艮古存在的辞条，选准机会向某某国家级大型活动赠画数十幅，即可成名，或者尽量多地去表演笔墨，最佳表演乃是用舌头用牙齿用臂时用臀部作画，据说有人浑身三百六十五个关节都能画的……嗟呼，大家喊了一二三，一齐来创造“名家”，一齐来毁掉中国画！
　　假如徐青藤重复先他而生的吴门沈周、唐寅、仇英、文征明，不论曾经怎样自残，疯狂，怎样在坎坷之后远遁尘外，徐青藤何在？徐青藤之所以为徐青藤，我老师的老师之所以争着做其“走狗”，乃是因为他把自己历尽坎坷的执著顽强的生命体验，变成了极富个性的观看形式。从这一点说，梵高和青藤同出一辙。我十分喜爱徐渭的墨牡丹，那是他人生的观照。他一生中没有半点绚烂的色彩，他画的牡丹也只有墨色，可在浓墨淡墨的互相冲掸、交融、演化之间，我看到了那繁复的花瓣之间的色彩了！那是在桔红色朝日折射之下的颤抖着的高贵的浅朱和深紫！那是浓酽和冲不开的情感的色泽！
　　而那斜出的中锋画出的花茎，则呈示着不屈不挠，不媚俗，不同流合污，永远不死的强健的生命意识！这时候，我的的确确想起了梵高，我想起梵高的向日葵，那橙黄色火焰正在我们的眼睛里燃烧！看哪，黑色也是可以燃烧的啊，徐青藤的墨牡丹，那幻化着神秘色彩的花团，不是也在燃烧吗？
　　是的是的，16 世纪东方有一位画家，19 世纪西方有一位画家，他们经受了人世间最严酷的风霜，他们的一生都在炼狱之中，可是他们对于天地自然和艺术的情人般的爱，没有受损，当他们把自己生命的体验，执著的爱和真切的主观感受变成色彩和笔墨之后，梵高出世了，徐渭出世了。梵高不会死，徐渭也活着，他们，正站在我们前面。
　　1996年2月1日夜

　　●书房，是精神的巢穴，生命的禅床。

　　余秋雨
　　（1946～）
　　文艺理论家。浙江余姚人。1966 年在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经军垦农场劳动锻炼留校任教。1986 年由讲师越级晋升为教授，后任该院副院长、院长。著有《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艺术创造工程》等。

　　藏书忧

　　一
　　近年来我搬了好几次家，每次搬的时候都引来许多围观的人。家具没有什么好看的，就看那一捆捆递接不完的书。搬前几星期就得请几位学生帮忙，把架子上的书按次序拿下来，扎成一捆捆的。这是个劳累活，有两位学生手上还磨出了水泡。搬的时候采用流水作业，一排人站在楼梯上，一捆捆传递下去。书不像西瓜，可以甩着来，一捆书太重，甩接几次就没有手劲了。摔破一个西瓜不要紧，摔坏了书却叫人心疼。因此，这支小心翼翼的传送队伍确实是很有趣的，难怪人们要围观。
　　我当然称不上什么藏书家，好书自然也有不少，却没有版本学意义上的珍本和善本。我所满意的是书房里那种以书为壁的庄严气氛。书架直达壁顶，一架架连过去，围起来，造成了一种逼人身心的文化重压。走进书房，就像走进了漫长的历史，鸟瞰着辽阔的世界，游弋于无数闪闪烁烁的智能星座之间。我突然变得琐小，又突然变得宏大，书房成了一个典仪，操持着生命的盈亏缩胀。一位外国旅游公司的经理来到我的书房，睁大眼睛慢慢地巡视一遍，然后又站在中间凝思良久，终于诚恳地对我说，“真的，我也想搞学问了。”我以为他是说着玩玩的，后来另一位朋友告诉我，这位经理现在果真热心于跑书店，已张罗起了一个很像样子的书房。我想，他也算是一位阅尽世间美景的人了，何以我简陋书房中的杂乱景况，竟能对他产生如此大的冲撞？答案也许是，他突然闻到了由人类的群体才智结晶成的生命芳香。
　　罗曼·罗兰说，任何作家都需要为自己筑造一个心理的单间。书房，正与这个心理单间相对应。一个文人的其他生活环境、日用器物，都比不上书房能传达他的心理风貌。书房，是精神的巢穴，生命的禅床。
　　我的家一度在这个城市的东北部，一度在暄闹的市中心，现在则搬到了西南郊。屋外的情景时时变换，而我则依然故我，因为有这些书的围绕。有时，窗外朔风呼啸，暴雨如注，我便拉上窗帘，坐拥书城，享受人生的大安详。是的，有时我确实想到了古代的隐士和老僧，在石窟和禅房中吞吐着一个精神道场。
　　二
　　然而我终究不是隐士和老僧，来访的友人每天络绎不绝。友人中多的是放达之士，一进书房便爬上蹲下，随意翻阅。有的友人一进门就宣布，不是来看我，而是来看书的，要我别理他们，照样工作。这种时候我总是很高兴，就像自己的财富受到了人们的鉴赏。但是，担忧也隐隐在心头升起，怕终于听到那句耳熟的话。那句话还是来了：“这几本我借去了！”
　　我没有学别人，在书房里贴上“恕不借书”的布告。这种防范密守，与我的人生态度相悖。我也并不是一个吝啬的人，朋友间若有钱物的需要，我一向乐于倾囊。但对于书，我虽口头答应，心中却在嗫嚅。这种心情，大概一切藏书的学人都能体谅。
　　我怕人借书，出于以下三方面的担忧。
　　其一，怕急用的时候遍找无着。
　　自己的书，总或多或少有内容上的潜在记忆。写文章时想起某条资料需要引证，会不由自主地站起走向某个书架，把手伸到第几层。然而那本书却不在，这下就慌了手脚，前后左右翻了个遍，直闹得脸红心跳、汗流浃背。
　　文章一旦阻断，远比其他事情的暂停麻烦，因为文思的梳理，文气的酝酿，需要有一个复杂的过程，有时甚至稍纵即逝，以后再也连贯不上。有的文章非常紧迫，很可能因几条资料的失落，耽误了刊物的发稿，打乱了出版社的计划。于是只好定下心来，细细回想是谁借走了这几本书。想出来也没有用，因为这种事大多发生在深夜。
　　借书的朋友有时也很周到，经过反复掂量，拿走几本我“也许用不到”
　　的书。其实文章一旦展开，谁知道用到用不到呢。有时我只好暗自祈祷：但愿最近真的用不到。即如我写这篇文章，几次想起周作人几本文集中有几条关于藏书的材料，可惜这几本文集不知被谁借去了，刚才还找得心急火燎。
　　其二，怕归还时书籍被弄“熟”弄脏。
　　这虽是外在形态的问题，对藏书的人来说却显得相当重要。藏书藏到一定地步，就会对书的整体形式重视起来，不仅封面设计，有时连墨色纸质也会斤斤计较。捧着一本挺展洁净的书，自己的心情也立即变得舒朗。读这样的书，就像与一位头面干净、衣衫整齐的朋友对话，整个气氛回荡着雅洁和高尚。但是，借去还来的书，常常变成卷角弯脊，一派衰相。有时看上去还算干净，却没有了原先的那份挺拔，拿在手上软绵绵、熟沓沓，像被抽去了筋骨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书店里还有这本书卖，我准会再去买一本，把“熟”了的那本随手送掉。
　　或问：“你不是也购置远年旧书吗？旧书还讲究得了什么挺拔？”我的回答是：那是历史风尘，旧得有味，旧得合乎章法。我们不能因为古铜鼎绿锈斑剥，把日常器皿也都搞脏。
　　其三，怕借去后彼此忘掉。我有好些书，多年不见归还，也忘了是谁借的，肯定永远也不会回来了。我坚信借书的朋友不想故意吞没，而是借去后看看放放，或几度转借，连他们也完全遗忘。三年前我去一位朋友家，见他书架上一套《阅微草堂笔记》十分眼熟，取下一看，正是我的书，忘了是什么时候被他借去的。朋友见我看得入神，爽朗地说：“你要看就借去吧，我没什么用。”这位朋友是位极其豁达大方的人，平生绝无占他人便宜的嫌疑；他显然是忘了。那天在场友人不少，包括他的妻子儿女，我怕他尴尬，就笑了一下，把书放回书架。那是一个20 年代印的版本，没有太大的价值，我已有了新出的版本，就算默默地送给这位朋友了吧。好在他不在文化界工作，不会看到我的这篇文章。
　　但是，有些失落不归的书是无法补购的了。有人说，身外之物，何必顶真？但是这些书曾经参加了我的精神构建，失落了它们，我精神领域的一些角落就失去了参证。既有约约绰绰的印象，又空虚飘浮得无可凭依，让人好不烦闷，不是个中人很难知道：失书和丢钱完全是两回事。
　　由此我想到了已故的赵景深教授。他藏书甚富，乐于借人，但不管如何亲密，借书必须登记。记得那是一个中学生用的练习本，一一记下何人何时借何书，一目了然。借了一段时间未还，或他自己临时要用，借书者就会收到他的一封信。字迹娟小，言词大方，信封下端一律盖着一个长条蓝色橡皮章，印着他的地址和姓名。
　　还想到了毛泽东警卫员尹荆山的一则回忆。50 年代末，毛泽东向黄炎培借取王羲之书帖一本，借期一个月。黄炎培借出后心中忐忑，才一星期就接连不断打电话催问，问是否看完，什么时候还。毛泽东有点生气，整整看了一个月，在最后一天如期归还。黄炎培也真够大胆的，但文人对自己的藏书痴迷若此，并不奇怪。
　　又想起了我的一位朋友，半年前，他竟在报上发表告示，要求借了他书的人能及时归还。我知道他的苦衷，他借书给别人十分慷慨，却是个不记事的马大哈，久而久之突然发现自己的书少了那么多，不知向谁追讨，除了登报别无良策。我见报后不久来到他家，向他表白，我没有借过。他疑惑的目光穿过厚厚的镜片打量着我，问了一声“真的？”我不无惶恐，尽管我确实没有借过。
　　我生性怯懦，不知如何向人催书，黄炎培式的勇气，更是一丝无存。有时我也想学学赵景深教授，设一个登记簿，但赵先生是藏书名家，又德高望重，有资格把事情办得如此认真。我算什么呢，区区那一点书，面对亲朋好友，也敢把登记簿递过去？
　　三
　　藏书者就这样自得其乐，又担惊受怕地过着日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种更大的担忧渐渐从心底升起：我死了之后，这一屋子书将何去何从？
　　这种担忧本来只应属于垂垂老者，但事实是，我身边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学术界朋友已在一个个离去。
　　早在读大学时，我的一个同学就因患尿毒症死去。他本也是个买书迷，身边钱不多，见有好书即便节衣缩食也要弄到手。学校课程安排紧张，夜间书店又不开门，等到星期天又怕书卖完，因此，他总在午休时间冒着炎暑、寒风赶到书店，买回一本就引起全宿舍的羡慕。他死时，家里的一个书架已经相当充盈，但他长年守寡的母亲并不识字，他也没有兄弟姐妹。当时，全班没有一个同学有足够的钱能把这些书买下来，即使有，也不想让那位可怜的母亲伤心。我估计这位母亲会永远地守护着这些书，直至自己生命的终了。
　　照年岁计算，这位母亲已离开人世，那么这一架书到哪里去了呢？这些并不珍贵却让一个青年学子耗尽了心血的书！假设这架书还在，我敢断言，当年同宿舍的同学大多还能记起，哪一本书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买来的，当时引起过何等样的欣喜。这是一截截生命的组接，当买书者的自然生命消逝之后，这些书就成了一种死灰般的存在，或者成了一群可怜的流浪汉。
　　如果说这一架书不足为道，那末，许多博学的老学者逝世的时候，如何处置丰富的藏书确实成了一个苦涩的难题。学问不会遗传，老学者或因受尽了本专业的风波险阻，或怕父子同在一个行当诸多不便，大多没有让自己的子女承袭己业。有的子女在专业上与父亲比较靠近，但在钻研深度上往往不能望其父亲之项背。总而言之，老学者的丰富藏书，对子女未必有用。学者死后，他原来所在大学的图书馆很想把藏书全数购入，但这是图书馆预算外的开支，经费当然不足，派往谈判者既要以行家的姿态向家属说明这些藏书价值不大，又要以同仁的身份劝家属不要让藏书随便流散，以保存永久性的纪念。家属对这些言词大多抱有警惕，背地里悄悄地请了旧书店的收购员前来估价。旧书店收购了他们所需要的书，学校图书馆也就因恼怒而不再登门接洽，余下的书籍最后当做废纸论斤卖掉，学者的遗稿也折腾得不知去向……
　　有的学者因此而下了决心，事先立下遗嘱，死后把藏书全部献给图书馆。
　　但是这些学者并非海内大儒，图书馆不会开设专室集中存放。个人藏书散入大库，哗啦一下就什么踪迹也找不到了。学者无私的情怀十分让人感动，但无可否认，这是学者的第二次死亡。
　　有位教授对着书房反复思量，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最后忽发奇想，决定以自己的余年寻找一个能够完整继承藏书的女婿。这种寻找十分艰苦，同专业的研究生是有的，但人品合意，女儿满意的又是凤毛麟角。教授寻找的，其实是自己第二生命的延续，经历了一系列的悲剧和滑稽，他终于领悟，能谈得上延续的至多是自己写的书；至于藏书，管不得那么多了。
　　四
　　写藏书写出如许悲凉，这是我始料所未及的。但我觉得，这种悲凉中蕴涵着某种文化品尝。
　　中国文化有着强硬的前后承袭关系，但由于个体精神的稀薄，个性化的文化承传常常随着生命的终止而终止。一个学者，为了构建自我，需要吐纳多少前人的知识，需要耗费多少精力和时间。苦苦汇聚，死死钻研，筛选爬剔，孜孜矻矻.这个过程，与买书、读书、藏书的艰辛经历密切对应。书房的形成，其实是一种双向占有：让你占领世间已有的精神成果，又让这些精神成果占领你。当你渐渐在书房里感到舒心惬意了，也就意味着你在前人和他人面前开始取得了个体自由。越是成熟，书房的精神结构越带有个性，越对社会历史文化具有选择性。再宏大的百科全书、图书集成也代替不了一个成熟学者的书房，原因就在这里。但是，越是如此，这个书房也就越是与学者的生命带有不可离异性。书房的完整构建总在学者的晚年，因此，书房的生命十分短暂。
　　新的一代起来了，他们必须从头来起，先是一本本地购读，一点点地汇聚，然后再一步步地自我构建。单单继承一个书房，就像贴近一个异己的生命，怎么也溶不成一体。历史上有多少人能最终构建起自己的书房呢？社会上多的是随手翻翻的借书者。而少数好不容易走向相对完整的灵魂，随着须发皓然的躯体，快速地在书房中殒灭。历史文化的大浪费，莫过于此了。
　　嗜书如命的中国文人啊，你们的光荣和悲哀，该怎样裁割呢？

　　风雨天一阁

　　一
　　不知怎么回事，天一阁对于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阻隔。照理，我是读书人，它是藏书楼，我是宁波人，它在宁波城，早该频频往访的了，然而却一直不得其门而入。1976 年春到宁波养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家，盛先生一直有心设法把我弄到天一阁里去看一段时间书，但按当时的情景，手续颇烦人，我也没有读书的心绪，只得作罢。后来情况好了，宁波市文化艺术界的朋友们总要定期邀我去讲点课，但我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始终没有去过天一阁。
　　是啊，现在大批到宁波作几日游的普通上海市民回来后都在大谈天一阁，而我这个经常钻研天一阁藏本重印书籍，对天一阁的变迁历史相当熟悉的人却从未进过阁，实在说不过去。直到1990 年8 月我再一次到宁波讲课，终于在讲完的那一天支支吾吾地向主人提出了这个要求。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长斐明海先生，天一阁正属他管辖，在对我的这个可怕的缺漏大吃一惊之余立即决定，明天由他亲自陪同，进天一阁。
　　但是，就在这天晚上，台风袭来，暴雨如注，整个城市都在柔弱地颤抖。
　　第二天上午如约来到天一阁时，只见大门内的前后天井、整个院子全是一片汪洋。打落的树叶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砖墙间透出湿冷冷的阴气。
　　看门的老人没想到文化局长会在这样的天气陪着客人前来，慌忙从清洁工人那里借来半高统雨鞋要我们穿上，还递来两把雨伞。但是，院子里积水太深，才下脚，鞋统已经进水，唯一办法是干脆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趟水进去。本来浑身早已被风雨搅得冷飕飕的了，赤脚进水立即通体一阵寒襟。就这样，我和斐明海先生相扶相持，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藏书楼走去。天一阁，我要靠近前去怎么这样难呢？明明已经到了跟前，还把风雨大水作为最后一道屏障来阻拦。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或许，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举行一个狞厉的仪式？
　　天一阁之所以叫天一阁，是创办人取《易经》中“天一生水”之义，想借水防火，来免去历来藏书者最大的忧患火灾。今天初次相见，上天分明将“天一生水”的奥义活生生地演绎给了我看，同时又逼迫我以最虔诚的形貌投入这个仪式，剥除斯文，剥除参观式的悠闲，甚至不让穿着鞋子踏入圣殿，背躬曲膝、哆哆嗦嗦地来到跟前。今天这里再也没有其他参观者，这一切岂不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安排？
　　二
　　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
　　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人种之一，让人惊叹地创造了独特而美丽的象形文字，创造了简帛，然后又顺理成章地创造了纸和印刷术。这一切，本该迅速地催发出一个书籍的海洋，把壮阔的华夏文明播扬翻腾。但是，野蛮的战火几乎不间断地在焚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食着易碎的智慧。一个为写书、印书创造好了一切条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拥有和保存很多书，书籍在这块土地上始终是一种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于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天地长期处于散乱状态和自发状态，它常常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谁，要干什么。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很有一些文人学士终年辛劳地以抄书、藏书为业，但清苦的读书人到底能藏多少书，而这些书又何以保证历几代而不流散呢？”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功名资财、良田巍楼尚且如此，更遑论区区几箱书？宫廷当然有不少书，但在清代之前，大多构不成整体文化意义上的藏书规格，又每每毁于改朝换代之际，是不能够去指望的。鉴于这种种情况，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托付给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楼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
　　这样的藏书家委实也是出过一些的，但没过几代，他们的事业都相继萎谢。他们的名字可以写出长长一串，但他们的藏书却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
　　那么，这些名字也就组合成了一种没有成果的努力，一种似乎实现过而最终还是未能实现的悲剧性愿望。
　　能不能再出一个人呢，哪怕仅仅是一个，他可以把上述种种苛刻的条件提升得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继承诸项关节琢磨到极端，让偌大的中国留下一座藏书楼，一座，只是一座！上天，可怜可怜中国和中国文化吧。
　　这个人终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
　　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然独存。”
　　这就是说，自明至清数百年广阔的中国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书籍文明，终于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归拢的房子。
　　明以前的漫长历史，不去说它了，明以后没有被归拢的书籍，也不去说它了，我们只向这座房子叩头致谢吧，感谢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栖脚处。
　　三
　　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自二十七岁考中进士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多，北至陕西、河南，南至两广、云南，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迹。最后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职不算小了，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和搜罗空间。在文化资料十分散乱，又没有在这方面建立起像样的文化市场的当时，官职本身也是搜集书籍的重要依凭。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特别是搜集其他藏书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各种地方志、政书、实录以及历科试士录，明代各地仕人刻印的诗文集，本是很容易成为过眼烟云的东西，他也搜得不少。这一切，光有搜集的热心和资财就不够了。乍一看，他是在公务之暇把玩书籍，而事实上他已经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做官倒成了业余，或者说，成了他搜集图书的必要手段。他内心隐潜着的轻重判断是这样，历史的宏观裁断也是这样。好像历史要当时的中国出一个藏书家，于是把他放在一个颠簸九州的官位上来成全他。
　　一天公务，也许是审理了一宗大案，也许是弹劾了一名贪官，也许是调停了几处官场恩怨，也许是理顺了几项财政关系，衙堂威仪，朝野声誉，不一而足。然而他知道，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傍晚时分差役递上的那个薄薄的蓝布包袱，那里边几册按他的意思搜集来的旧书，又要汇入行箧。
　　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音，比开道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
　　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他曾毫不客气地顶撞过当时在朝廷权势极盛的皇亲郭勋，因而遭到廷杖之罚，并下过监狱。后来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然冒犯权奸严氏家族，严世藩想加害于他，而其父严嵩却说：“范钦是连郭勋都敢顶撞的人，你参了他的官，反而会让他更出名。”结果严氏家族竟奈何范钦不得。我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一个成功的藏书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
　　这一点我们不妨把范钦和他身边的其他藏书家做个比较。与范钦很要好的书法大师丰坊也是一个藏书家，他的字毫无疑问要比范钦写得好，一代书家董其昌曾非常钦佩地把他与文征明并列，说他们两人是“墨池董狐”，可见在整个中国古代书法史上，他也是一个耀眼的星座。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专著《五经世学》，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
　　但是，作为一个地道的学者艺术家，他太激动，太天真，太脱世，太不考虑前后左右，太随心所欲。起先他也曾狠下一条心变卖掉家里的千亩良田来换取书法名帖和其他书籍，在范钦的天一阁还未建立的时候他已构成了相当的藏书规模，但他实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声声尊他为师的门生们也可能是巧取豪夺之辈，更不懂得藏书楼防火的技术，结果他的全部藏书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毁于火灾，最后只得把剩余的书籍转售给范钦。范钦既没有丰坊的艺术才华，也没有丰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种冷峻的理性提炼了丰坊也会有的文化良知，使之变成一种清醒的社会行为。相比之下，他的社会人格比较强健，只有这种人才能把文化事业管理起来。太纯粹的艺术家或学者在社会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转力，是办不好这种事情的。
　　另一位可以与范钦构成对比的藏书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澈。范大澈从小受叔父的影响，不少方面很像范钦，例如他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国外，而内心又对书籍有一种强烈的癖好；他学问不错，对书籍也有文化价值上的裁断力，因此曾被他搜集到一些重要珍本。他藏书，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据说有一次他向范钦借书而范钦不甚爽快，便立志自建藏书楼来悄悄与叔父争胜，历数年努力而楼成，他就经常邀请叔父前去作客，还故意把一些珍贵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随意取阅。遇到这种情况，范钦总是淡淡地一笑而已。在这里，叔侄两位藏书家的差别就看出来了。侄子虽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样子，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意气性的动力，这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终极性目标是很有限的，只要把楼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没有的版本，他就会欣然自慰，结果，这位作为后辈新建的藏书楼只延续几代就合乎逻辑地流散了，而天一阁却以一种怪异的力度屹立着。
　　实际上，这也就是范钦身上所支撑着的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在很大时间内的表现常常让人感到过于冷漠、严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阁就是靠着它延续至今的。
　　四
　　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不妨说，天一阁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于范钦死后。我不知道保住这座楼的使命对范氏家族来说算是一种荣幸，还是一场绵延数百年的苦役。
　　活到八十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媳妇（二儿子已亡故）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把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遗产分割法。万两白银立即可以享用，而一楼藏书则除了沉重的负担没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为范钦本身一辈子的举止早已告示后代，藏书绝对不能有一本变卖，而要保存好这些藏书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笔费用。为什么他不把保存藏书的责任和万两白银都一分为二让两房一起来领受呢？为什么他要把权利和义务分割得如此彻底要后代选择呢？
　　我坚信这种遗产分割法老人已经反复考虑了几十年。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出的难题，要么只能让这一切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藏书的一房完全无利可图。因为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假的成分会成倍地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藏书家的覆辙。他没有丝毫意思想讥刺或鄙薄要继承万两白银的那一房，诚实地承认自己没有承接这项历史性苦役的信心，总比在老人病塌前不太诚实的信誓旦旦好得多。但是，毫无疑问，范钦更希望在告别人世的最后一刻听到自己企盼了几十年的声音。他对死神并不恐惧，此刻却不无恐惧地直视着后辈的眼睛。
　　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
　　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的接力赛开始了。多少年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冲的儿子又会有遗嘱……，后一代的遗嘱比前一代还要严格。藏书的原始动机越来越远，而家族的繁衍却越来越大，怎么能使后代众多支脉的范氏世谱中每一家每一房都严格地格守先祖范钦的规范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再品味的艰难课题。在当时，一切有历史跨度的文化事业只能交付给家族传代系列，但家族传代本身却是一种不断分裂、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
　　让后代的后代接受一个需要终生投入的强硬指令，是十分违背生命的自在状态的；让几百年之后的后裔不经自身体验就来沿袭几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冲动，也难免有许多憋气的地方。不难想象，天一阁藏书楼对于许多范氏后代来说几乎成了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只知要诚惶诚恐地维护和保存，却不知是为什么。按照今天的思维习惯，人们会在高度评价范氏家族的丰功伟绩之余随之揣想他们代代相传的文化自觉，其实我可肯定此间埋藏着许多难以言状的心理悲剧和家族纷争，这个在藏书楼下生活了几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情。
　　后代子孙免不了会产生一种好奇，楼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到底有哪些书，能不能借来看看？亲戚朋友更会频频相问，作为你们家族世代供奉的这个秘府，能不能让我们看上一眼呢？
　　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早就预料到这种可能，而且预料藏书楼就会因这种点滴可能而崩坍，因而已经预防在先。他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内容是当时视为最大屈辱的不予参加祭祖大典，因为这种处罚意味着在家族血统关系上亮出了“黄牌”，比杖责鞭笞之类还要严重。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在此，必须讲到那个我每次想起都很难过的事件了。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绣芸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做媒嫁给了范家。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在我看来，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势，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点书，总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一种说法是族规禁止妇女登楼，另一种说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在当时已属于旁支。反正钱绣芸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
　　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绣芸那忧郁的目光。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很少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强韧而又脆弱地与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
　　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委实也出于无奈。只要开放一条小缝，终会裂成大隙。但是，永远地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的意义又何在呢？这个问题，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
　　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
　　阁门的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决权，久而久之，每房也都产生了终极性的思考：被我们层层叠叠堵住了门的天一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大学者黄宗羲先生要想登楼看书！这对范家各房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黄宗羲是“吾乡”余姚人，与范氏家族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照理是严禁登楼的，但无论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气节、学问而受到全国思想学术界深深钦佩的巨人，范氏各房也早有所闻。尽管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崛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造成非凡的轰动效应。他的父亲本是明末东林党重要人物，被魏忠贤宦官集团所杀，后来宦官集团受审，十九岁的黄宗羲在廷质时竟义愤填膺地锥刺和痛殴漏网余党，后又追杀凶手，警告阮大铖，一时大快人心。清后南下时他与两个弟弟在家乡组织数百人的子弟兵“世忠营”英勇抗清，抗清失败后便潜心学术，边著述边讲学，把民族道义、人格道德溶化在学问中启世迪人，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天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在治学过程中已经到绍兴钮氏“世学楼”和祁氏“淡生堂”去读过书，现在终于想来叩天一阁之门了。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严规矩，但他还是来了，时间是康熙十二年，即出乎意外，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读楼上的全部藏书。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范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个验证。他们是藏书家，本身在思想学术界和社会政治领域都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他们毕竟为一个人而不是为其他人，交出了他们珍藏严守着的全部钥匙。
　　这里有选择，有裁断，有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闪耀。黄宗羲先生长衣布鞋，悄然登楼了。铜锁在一具具打开，1673 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
　　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未广者编为书目，并另撰《天一阁藏书记》留世。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人格连结起来了。
　　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二百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十余名，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
　　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现了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封建家族的血缘继承关系和社会学术界的整体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藏书世家面临着无可调和的两难境地：要么深藏密裹使之留存，要么发挥社会价值而任之耗散。看来像天一阁那样经过最严格的选择做极有限的开放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但是，如此严格地在全国学术界进行选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家族的职能范畴了。
　　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这个矛盾的解决才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乾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备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
　　天一阁进呈珍贵古籍六百余种，其中有九十六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三百七十余种列入存目。乾隆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都仿照天一阁格局营建。
　　天一阁因此而大出其名，尽管上献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它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隆下今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藏书的意义最终还是要让它广泛流播，“藏”本身不应成为终目的。连堂堂皇家编书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播扬，这证明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范钦获得了大成功。
　　五
　　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总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新的历险。
　　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当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曾有一人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
　　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它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是让不让某位学者上楼的问题了，竟然是窃贼和偷儿成了它最大的对手。
　　1914 年，一个叫薛继渭的偷儿奇迹般地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
　　这一次几乎把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它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
　　薛继渭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系统，而且最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显然是受到书商的指使。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办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把保护藏书楼的种种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钦，确实没有在防盗的问题上多动脑筋，因为这对在当时这样一个家族的院落来说构不成一种重大威胁。但是，这正像范钦想象不到会有一个近代降临，想象不到近代市场上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什么手段。一架架的书橱空了，钱绣芸小姐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
　　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书商正准备把天一阁藏本卖给外国人，便立即拨巨资抢救，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搂”里。菡芬楼因有天一阁藏书的润泽而享誉文化界，当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过营养。但是，众所周知，它最终竟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
　　这当然更不是数百年前的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他“天一生水”的防火秘咒也终于失效。
　　六
　　然而毫无疑问，范钦和他后代的文化良知在现代并没有完全失去光亮。
　　除了张元济先生外，还有大量的热心人努力保护好天一阁这座“危楼”，使它不要全然成为废墟。这在现代无疑已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工程，靠着一家一族的力量已无济于事。幸好，本世纪30 年代、50 年代、60 年代直至80 年代，天一阁一次次被大规模地修缮和充实着，现在已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们游览宁波时大多要去访谒的一个处所。天一阁的藏书还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信息密集，文化沟通便捷的现代，它的主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
　　我们这些人，在生命本质上无疑属于现代文化的创造者，但从遗传因子上考察又无可逃遁地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孑遗，因此或多或少也是天一阁传代系统的繁衍者，尽管在范氏家族看来只属于“他姓”，登天一阁楼梯时我的脚步非常缓慢，我不断地问自己：你来了吗？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
　　很少有其他参观处所能使我像在这里一样心情既沉重又宁静。阁中一位老年的版本学家颤巍巍地捧出两个书函，让我翻阅明刻本，我翻了一部登科录，一部上海志，深深感到，如果没有这样的孤本，中国历史的许多重要侧面将沓无可寻。由此想到，保存这些历史的天一阁本身的历史，是否也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呢？裴明海先生递给我一本徐季子、郑学溥、袁元龙先生写的《宁波史话》的小册子，内中有一篇介绍了天一阁的变迁，写得扎实而清晰，使我知道了不少我原先不知道的史实。但在我看来，天一阁的历史是足以写一部宏伟的长篇史诗的。我们的文学艺术家什么时候能把他们的目光投向这种苍老的屋宇和庭园呢？什么时候能把范氏家族和其他许多家族数百年来的灵魂史袒示给现代世界呢？

　　●科学文化的发展，必然带来思维方法、表达方法的发达与完善，现在许多科学家都在探讨形象思维在科学中的运用，我们搞文学的人除了传统的比、赋等手法外，也该向其他领域借一点“他山之石”。

　　梁衡
　　（1946～）
　　散文家。山西霍县人。著有散文集《夏感与秋思》、《问路》、《只求新去处》，章回体知识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等。

　　一篇少见的推理散文
　　——《月夜的美感》

　　陈望道同志所著的《修辞学发凡》一书中曾节选了30年代散文家夏丐尊译、日本散文家高山樗牛著的一篇散文《月夜的美感》（1980年出版的《陈望道文集》中此篇己被换掉），这是一篇少见的推理散文。
　　一
　　人类的思维方式，大致有两种：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前者严密，滴水不漏；后者生动，活龙活现。科学家的思维一般认为是逻辑思维，那严格的推理论证，使你不得不相信他的结论，承认他的结论。他那道理是可以明明确确地讲出来，让你听得懂的。文艺家的思维，一般认为是形象思维。生动的描写，形象的比喻，使你如临其境，如闻其声，你好像看到了，听到了，但实际上又没有看到，没有听到。这其中的形象、意境、感情，只能靠读者去体会，所谓只可意会，不能言传。事实上这两种思维是不可截然分割的。
　　科学家也在使用形象思维，据说门捷列夫在研究元素周期表的日子里，一夜梦见一条蜷屈的蛇，醒而想到周期序列。本来文学家使用的语言离不开逻辑，但文学，却大都是靠形象来表达的，即以这篇散文中所说的月色而论，古今中外已写得很多很多了，苏东坡写东面之月：“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张先写花间之月：“云破月来花弄影”，朱自清写荷塘月色是“薄薄的青雾”，是“笼着轻纱的梦”。在浩瀚的文海中我们还可以找出许多关于月的章句，他们无论怎样直写、侧写、比喻、描摹，但都可归成一类：靠形象来表达月色的美。你读一篇文章感到这月是一种美，再读一篇文章感到这月又是另一种美，那么若要问一个为什么美呢？这些文章只能让你去意会，却没有哪一篇再能作一个正面的回答了。而现在，《月夜的美感》却突然站出来要担此重任了。这篇散文中的月亮，像从西边升起一样。它完全是从另外的角度出发——作者决心不让你先去感觉月色之美，而是让你先来理解月色的美，在理解中再慢慢地加深感受。这里一般文人最不敢使用的逻辑思维方式，倒成了作者最得心应手的武器。
　　二
　　文章共分四节。
　　第一节，一开卷作者便不用一般散文常用的以景、以情开头，而突露论文的锋芒。作者先立论，认为月夜的美感，不管各人怎么看大体不出三条原因：一是月；二是月下的夜世界；三是月夜中的人。这便大有囊括以往的千古文章的气势，就是说，不管你苏东坡的大江，还是朱自清的荷塘，总不出这三。读者不觉为之一震。待一声惊堂木落地后，他又突然将这么大的命题，缩小为“月亮的光是青色”这样一个小点，抽出一根细细的丝来，以后各节便都在这个青丝独弦上做着美妙的弹奏了。
　　第二节，你既承认了月光是青色，他便进而推论，一方面青比红、黄等热色要冷，因此在感情上是安慰，是寂寞；另一方面，青色表现为朦胧，在心理上它产生幽邃、深远。
　　第三节，为了证明“青色”这个抽象之物的魅力，再进一步用旁证的笔法说明，其他色也是各代表一种感情的：赤的“烦恼”，黄的“理想”，绿的“希望”，紫的“渴仰”，而这几种色的调合，便会得出青色的“沉思”。
　　第四节，步步为营地进攻。月色是青，青有它的感情，这还是一般而论，那么这青要在月夜之下又该如何？于是又引出“暗”和“淡”的概念。一面因了暗把沉静之情加深，他面又因了淡把实在性减浅。这实在是一针下去本已扎着穴位，但还不肯罢休，又再拧上两下，加强针感。
　　我们平时说月色的美丽，一般总脱不了朦胧、温柔、恬淡等意。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并不想再唱这个已唱得很烂的调子了，再不去状物、写态、抒情了，而是像做一道证明题一样来推论为什么会这样温柔、朦胧、恬淡。你看他的步骤：先证明月色的青，再证明青在色彩上力弱，于是生平和、慰藉之效；青的光并不鲜明，于是有神秘，无限之感；再证明这青要是加了月下这个条件，平和、慰藉、神秘、无限，便就更暗、更淡，若有若无，这就得出了我们常说的朦胧、飘渺之美的结论。这时，你再品味这月色的温柔，便如醉如痴，如在梦中了。
　　三
　　我们说这篇文章是用逻辑推理的方法为文，并不是说它不用形象思维。
　　相反作者更注意到这一点，他是用逻辑方法搭骨架，用丰满的形象做血肉，所以文章虽推理严密，但并没有枯燥的说教。他在讲到了每一个具体问题、具体观点时，便尽力借助生动的形象。如对比赤色与青色的原则便有这样优美的段落，“赤如大鼓之响，青如横笛之音；赤如燃着情欲的男子，青如沉在静思里的女子；赤如傲夏烂漫的牡丹；青如耐冬潇洒的水仙。”这样通过一系列的形象比喻，使你对青色的概念有了更准确的理解。更妙的是，他在步步推理中，却步步推出一个个鲜明的形象，如：“如果以大鼓之响比赤，以横笛之音比普通的青，那么月光的青可以譬喻为洞箫之音了吧。”大鼓、横笛、洞箫，音响层层递减，道理却层层递进。真是逻辑与形象并用，哲理与美感兼收。
　　另外，这篇文章的另一大特点是善将枯燥的抽象概念随时转换成浓厚的感情，严密推理的结果是搔到了你内心情感的最痒处，使你对作者产生关于月夜美感的最强烈的共鸣。如，它将色彩分解成昂奋与镇静两类（这便已带有感情），昂奋之色（如：红、黄等）产生轻浮、活动、执著、烦恼；镇静的青产生平和、慰藉、无限、神秘，不知不觉中将你从客观的颜色特征引向了人的主观感情。再看他怎样论述夜间的青色，一是光力弱，因此就暗；二是其色淡，于是发白，弱、暗、淡、白，这些都还是物理性质的用词，但他又立即由暗引出神秘，由白引出“非实在”。于是青中加入了暗便更沉静，加入了白便更朦胧。月夜下其妙难言的美感便这样在那许多抽象的概念与推理中不知不觉地浮上你的心头，真是“暗香浮动月昏黄”。
　　除注意讲道理用形象外，作者说话还注意口气。全文虽从一开始立论就步步推理，但却全用商量的、婉转的口气：“依我所见”，“我的意思”，“或许有疑我言辞过于夸张的吧”，“一面因了……他面又因了……”、“谅是……人所熟知的”等等。得理却让三分，面对这种谦虚、委婉的文风，真如柔和的月色，亦自引起人的好感了。所以我们读这篇文章时，如在青风明月中，听到了赤壁大江的流水，看到了荷塘上田田绿叶的迷蒙和园中摇曳的花影，哪还感到有一点的说教呢？但是当我们读完这篇文章时，你不得不承认实在听了一堂美学教育课。只不过作者将月色写得未免有点太悲哀了，这是时代所致，自然这情调是为我们所不该取的。
　　四
　　科学文化的发展，必然带来思维方法、表达方法的发达与完善，现在许多科学家都在探讨形象思维在科学中的运用，我们搞文学的人除了传统的比、赋等手法外，也该向其他领域借一点“他山之石”。但这种写法实在太少见了。我现在翻出这样一篇埋在故纸堆里的东西，是觉得它在这方面还有一点启发作用。愿我们的散文能向这个方面努力，析理绵密，文采绚丽，像一幅织绵，经纬分明又花色艳丽。一个爱读书的人，必定是一个文化素质较高的人；一个爱读书的民族，也必定是一个文化素质较高的民族。

　　●解思忠
　　（1946～）
　　山西万容人。中国作协会员。著有长篇小说《血染东南》、《古都埋情》，长篇报告文学《国民素质忧思录》等。

　　读书岂能是“爱好”

　　国人在历数自己的爱好时，往往将读书也列入其中；听的人并不会感到有什么不妥，而且还会顿起敬意。在有些国家却不是这样。我们一位同胞曾以《中国日报》访问记者的身份，去美国华盛顿一家报馆工作了三个月；平时和同事聊天，总要被问及有些什么爱好。他便回答说：我爱好读书、游泳、集邮，还喜欢吹口哨。对方听了总是一愣：读书能算“爱好”吗——在美国人看来，把读书作为爱好，也许就像把吃饭也作为爱好一样的不可思议。
　　不管外人怎么认为，能把读书列入游泳、集邮，甚至是吹口哨之类的爱好，总比不爱读书的人是一大进步。鲁迅先生曾以“有病不求医，无聊才读书”的诗句自嘲嘲人。时过半个多世纪，国人还没有把读书作为一种不可缺少的需要，自觉地去读书；即便是到了无聊的时候，也未必去读书；即便是读书，也未必是读有益之书。旅途，可以说是最无聊的时候了；然而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很少有人利用这段闲暇的时间读书，多数人是在瞪着眼发呆，不停地抽烟、嗑瓜子，或凑在一起打扑克……倒是许多外国人，只要一坐定，立刻就会下意识地从随身所携带的背包里抽出一本书来。
　　我在构恩写作《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时，对于“不爱读书”能否算作是国民文化素质的一个缺陷，颇费了一番斟酌。后来，还是以吃饭为比喻，才做了定夺——如果一国之民普遍厌食，那无疑是健康素质的一大缺陷；而一国之民普遍不爱读书，则也是文化素质的一大缺陷无疑。于是，我在“文化素质”篇中，将“不爱读书”列于“文化程度低”之后，作为国民文化素质的第二个缺陷，并在这一章的开头写道：如果把文化程度，即受教育程度视为国民文化素质的“先天”，那么，能否自觉地学习，就是“后天”了。有的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却通过刻苦自学，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素质；有的人尽管有着较高的学历，却不再自学自修，久而久之，便“混然众人矣”。一个人的文化素质最终取决于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上，能否锲而不舍地坚持自学。学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读书却是人们公认的提高文化素质的主要手段。“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高尔基的这句名言，形象地说明了书籍对推动人类文明的作用。一个爱读书的人，必定是一个文化素质较高的人；一个爱读书的民族，也必定是一个文化素质较高的民族。
　　我在这里所说的读书，显在指的不是学龄青少年在校期间的看课本，也不是借助某些书籍消磨时光的休闲，更不是通过窥视内容不健康的书籍以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而指的是以提高自身文化素质乃至整体素质为目的的读书；所读之书，除了职业需要外，主要应是人文科学著作，以及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的自然科学普及读物。
　　世界已进入一个国际竞争空前激烈的时代。在我国，随着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生产者个体将由从属地位被推向基本利益主体地位，人际竞争也空前激烈。在这场竞争中，应是高素质者取胜。
　　无庸讳言，在我们目前的人际竞争中，由于规则尚不健全，使得一些低素质者侥幸取胜；但这种现象是不会长久的，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高素质者将越来越赢得主动。我们总不能在意识到由于知识缺乏而素质低下时，像查找吉日良辰一样临时去翻看皇历吧。
　　朋友们！对于读书，不要再说爱好不爱好了。读书，是走出心灵迷茫的需要，是改变自己命运的需要，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需要。

　　科学读书

　　时下，关于人的各种活动的科学知识，经常见诸于各种报刊。有关于吃饭的，如营养配餐，“已饥方食，未饱先止”，以及“早饭吃得好，中饭吃得饱，晚饭吃得少”；有关于睡觉的，如姿式、朝向，以及软硬床的选择；还有关于运动的、用脑的、衣物保存的、书画收藏的……只是很少看到过关于读书的科学知识。
　　有选择地读书，该是个科学问题吧——知道自己该读哪一方面的书，无疑是读书的头等学问。总不能看别人读什么，自己也读什么；也不能什么书畅销，就读什么；更不能“看便宜”，只读人家给的。现在不像“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无书可读，饥不择食；图书馆里的书浩如烟海，新出版的书又源源不断地如潮水般涌来。我们能有时间读的，毕竟是沧海一粟啊！如果不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有选择地读书，就难免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知道了自己该读哪一方面的书，也不会有人把书目开列个单子送给你；要能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书目，还得借助科学的方法。通过大型图书馆里的卡片，可以对已出版的书目“一网打尽”。对即将出版的书，则应通过预告出版书目的报刊（如《社科新书目》）及时去了解。如果订阅一份报刊复印资料，就相当于有人从各种报刊上将某一专题的文章剪贴好，按月给你送上一册，所需费用并不算贵。
　　即便是找到了需要的书，也不是从头到尾地读完了事。有的书只要例览一下内容就收起来，以后再查阅或详读。有的书要尽快阅读，化为己有。还有的书，则应经常、反复地阅读，如一部《二十四史》，毛泽东就将其置于案头，从50 年代初到他逝世前不久，不仅经常、反复阅读，还圈点批注。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一本认真读过的书，过段时间难免会谈忘，总不能每一本书都置于案头，经常、反复地阅读。如果在读一本书时，备一空白的硬卡片，把书中有用的内容与所在页码标在上面；看的过程中可以当书签用，看完之后则成一内容索引卡片，永远夹在书中，供查找之用。
　　读书之科学，远远不止这些。统筹法、信息学和计算机技术等新旧科学方法和科学技术，几乎都可以渗透其中。
　　读书也并非都要摆出个什么样子。有的书，宜净手焚香、正襟危坐、敛神静气去读；有的书，可以放在旅行箱中，留待旅途中读；还有的书，不妨置于沙发上、枕头边和厕所里，供打开电视时、睡觉前和如厕的空儿翻翻……。
　　听说日本人往往将一本书拆开后，几个人分别迅速读完，然后依次介绍内容，兼谈感想——效率固然是高，但并非对任何一种书都适宜。
　　科学读书，一言以蔽之：用最少的时间、精力和成本，获取最多，最有益，最急需的知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人生指南，窗外的风景总会有新花样，所以，真正会读书爱读书的人们，都在一个又一个热潮之后，冷静地读鲁迅，读巴金，读那些说真话的书。

　　●叶延滨
　　（1948～）
　　诗人。曾用笔名申申、田田、严冰等。黑龙江哈尔滨人。1978 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文艺编辑系，1982 年毕业后分配到《星星》任编辑。著有诗集《不悔》、《二重奏》、《乳泉》、《人的沉吟》、《囚徒与白鸽》等。

　　谁解其中味
　　——我的读书态度

　　一
　　我的世俗气很浓，这一点是我在与书交往的过程中觉察到的。
　　对书也很看重“门第”，星期六逛新华书店买来的名家名著，多恭请进书橱，并不急于求教，有点敬而远之的味道。摆进书橱也就似乎是放进冰箱里的美食，有时一放就是几年。记起去找，大抵是两种情形：一是急需，如写文章要举个撑场面的例子；二是手上无书可看了，打开书橱，找点储备粮。
　　散步时从书亭买的“畅销书”、“热门书”，总是及时阅读，有点像买了“痞胡子小笼包”，总要趁热吃。读起来有两种方式，一是囫囵吞枣，求个痛快，感觉如夏天喝冰镇啤酒，冬天涮火锅；二是跑马圈地，典型的浏览加上选读，我以为有点像卫生检查团视察“创卫”，不看不放心，看过后，又党内容大抵相似，便叹一声：“原来如此！”
　　朋友们送的书，我的态度就介于上面两者之间。收到后，放在办公桌左侧，每月下来，二三十本。抽两三个下午，逐一拜读。读得入迷的，放进包里，带回家去，晚上接着读，读完还佩服的，请上书架。有的读不下去，也不硬读，放在一旁，收入书柜。年轻人要求写意见谈看法的，总要读完，有些确可以写文章，就动笔；但不动笔的时候多，一是时间紧没办法，二是读完无话可说，也不为冒充师长去说些客套话。
　　二
　　我没有专门的书斋，也不是专业的学者，读书是业余生活，所以书也摆放得四处皆是。
　　虽乱，但好像也有章法——沙发上，多是《参考消息》、《文学报》、《读者文摘》以及《南方周末》、《文化参考》等快餐读物，可以午眠前躺着翻翻，休息时靠着看看。
　　茶几下，床头柜上，多是《外国文艺》、《世界文学》、《读书》、《随笔》以及诸如今天摆在上面的《红楼启示录》（王蒙著）、《禅外说禅》（张中行著）之类的清雅读物，睡前倚灯读上半小时，涤尽一天的污浊，一夜安睡。
　　诗集、论文集还有准备写点读书札记的书，只在办公桌前看。其实诗集是可以不必如此待遇，只因自己顶了个诗人的头衔，又在以编辑诗歌为主的刊物谋生，一种敬业态度，使我养成只在办公桌前读诗的习惯。
　　三
　　书是窗，特别是在都市越来越拥挤的这个年代，越发觉得书是窗户。
　　真正的窗户已经不大管用了，开窗见楼，对面人家可以看我家的电视；楼下的抽油烟机将炒辣椒的快乐送了上来，所以常关着。
　　书之窗却常常打开，不是朝南、朝东、朝西，而是朝着过去朝着未来朝着现在。
　　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牛虻》，读《斯巴达克斯》度过了少年时光的是我们这代人；做英雄梦，英雄梦破灭后，才在插队的农村想凡人的事。
　　读三毛，读琼瑶，读尤今，读曼哈顿的女人，读洋太太和阔太太们写的贵妇文学，做发财梦。我相信在发财梦醒过来后，也会想些凡人的心事，这又是一代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人生指南，窗外的风景总会有新花样，所以，真正会读书爱读书的人们，都在一个又一个热潮之后，冷静地读鲁迅，读巴金，读那些说真话的书。
　　这还是我观望者的态度。苦就苦在读得入迷，成了书痴，于是被窗外景色所引诱，与那些浪游的灵魂一道浪游，变成一个寻梦人一个无家可归的游子，这是比衣带渐宽终不悔更痴狂的人生境界，所以有时我也信“人生识字糊涂始”了。
　　四
　　若说“四十不惑”，在读书上我的觉悟是不信有一句顶一万句的书。
　　我认为读书如吃饭。
　　饭有饭、菜、汤，饭有家常饭、待客饭、筵席饭，饭有西餐、中餐、地方风味小吃……
　　书也如此，需天天读，月月读，年年读，精神营养不可一日无，然而绝不信是哪位伟人哪本书让我脱胎换骨或是脱俗成仙。从来不信那些名流们开的书单，试问“东坡肘子”好吃，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吞肘子，何如？认为读了周作人就会当汉奸，读了马克思就会闹革命，看来都十分幼稚。
　　衷心拥护改革开放的路线，除了其他与老百姓同样的理由外，还多了个理由：可以读更多更杂的书。与友人见面不再说：“吃了么？”而是问：“最近读了啥有意思的书？”

　　●读书越多，使我越来越觉得，在这些好书中，作家们从不曾去图解政策，他们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心灵感受，根据现实生活万花筒似的画面，用手中的笔写下自己的独立见解。

　　叶辛
　　（1949～）
　　小说家。江苏昆山人。1977 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 年加入中国作协。著有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在醒来的土地上》、《基石》、《拔河》、《新澜》、《三年五载》、《爱的变奏》等。

　　书将伴我走向未来

　　一我的书籍
　　谁都知道，弗兰西斯·培根说过一句著名的话：“知识就是力量！”
　　而知识，来源于对生活的细致观察，来源于实践；知识也来源于书本。
　　对我来说，由于年轻，由于经历比较简单，后一点就显得格外重要。
　　我爱读书，比小孩子爱吃糖果更甚。每天的空闲时间，哪怕只有五分钟，十分钟，我也要找一本书来读上几段；每天临睡之前，不论这一天是多么疲倦，多么累，我总要读上一小时的书。如果碰到一本好书，那就会通宵达旦地读下去。在家里是这样，在旅途上、在开会的旅馆里，我也是这样。这种读书的嗜好，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
　　中小学时期，我读了很多有趣的书，并且对每一本书，或多或少在做了一些笔记。书本要我学做一个正直诚实的孩子，不要撒谎，不要阿谀奉承，不要人云亦云，要脚踏实地，要独立思考；书本开阔了我的眼界，它告诉我，除了我自小看到的马路、电车、外滩，除了我熟悉的上海，这个世界上还有无数壮丽的河山，还有很多闻所未闻的事物；书本也陶冶了我的精神，我在书上读到“人只有献身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等等格言警句。当然罗，书本使得我从小就向往丰富多彩的生活，向往有山有水的大自然。
　　这一切潜移默化似的影响，对我后来在艰苦的插队落户生活中潜心奋斗，起了多大的作用啊。
　　我离开上海到贵州上山下乡时，正值十年浩劫，社会在大动乱，知识青年的生活条件极差，周围丝毫没有学习的空气，可我因为自小的爱好，从来没离开过书本。是手里的书，告诉我要不怕困难，不畏挫折，百折不挠地学习创作，学习把生活变为小说的表达方式。是手里的书，鼓励着我不断地感受山乡的事物，不断地往方格稿纸上填字，逐渐地找到了目标。是手里的书，伴随着我一天一天地走过来了。
　　当我开始走上创作道路的时候，我已经在比较有意识地读书了。在过去杂乱无章地读了许多书的基础上，我对自己喜欢的书，花了很大的功夫去读，一遍两遍，甚至五遍六遍。我觉得，每一个人由于出身、经历、趣味、气质的不同，喜爱的书本肯定也有所不同。当我喜欢某一本书时，我总发现，那本书里有什么吸引着我，激动着我。多读几遍，我就找到了那本书激动我心灵的是什么东西，消化了那本书，我能感觉到作者在怎样反映生活，怎样提炼概括，怎样揭示主题。这样读书，对我的创作大有帮助和启示。我喜爱的书有泰戈尔的《沉船》，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寒夜》，左拉的《金钱》，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高尔基的书以他那渲染气氛的特殊功力，深深吸引着我；易卜生剧本的回顾式写法，使我惊叹不已，甚至在写小说时也想学一学。自然，要写书单子是写不完的，因为很多好书都使我爱不释手。读书越多，使我越来越觉得，在这些好书中，作家们从来不曾去图解政策，他们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心灵感受，根据现实生活万花筒似的画面，用手中的笔写下自己的独立见解。在这些好书中，作家们总是通过自己塑造的形象，展示社会上重大的政治、经济的变革，展示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达同时代人的感情和思考。这些感触，也强烈影响着我的创作。
　　书海浩瀚，扑进去其乐无穷。除了文学作品，我也读一些其他的书。历史书给我展开了各个时代的画卷；哲学书教会我深入地思考；地理书是我喜爱的书籍，它使我熟悉各个地区的地形、气候、环境；游记能补充我缺乏的生活；诗和散文里面，总有发人深省的诗眼和如画的景致。
　　在我构思一部新的小说时，我总要读一读屠格涅夫的书《父与子》或是《前夜》。他的书情节取单线条发展，故事开展的时候，从来不拖泥带水。
　　这种艺术上的特色，使我神往，并且不知不觉学习这种表达方式。在我的作品讨论会上，有人提出长篇小说要像史诗，要是历史的画廊，要有众多丰满的人物和错综复杂的情节，这话没错。可要我改回来，实在很难。
　　在我每天坐在桌前写作时，我总是读几页名著。经过漫长时间考验的世界名著，字眼都经过锤炼，文句都经过反复斟酌，读上去琅琅上口。读了几页之后再埋头写，使我在造句措词时会不知不觉地严格一些。
　　在我写不下去的时候，我更是手不释卷，带着书到河边、树下去读，坐在屋子旁边读，躺在床上读。倒不是书本能告诉我怎样写下去，而是书本能激发我的想象，启发我的思路，叩动我的心扉，而这一切，对写作本身都是极有益处的。
　　总之，书本带给我的东西多着呢！在一篇短短的文章中，是叙述不尽的。
　　我只想说，我和书本自小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它仍将伴随着我一天一天地走向明天，走向未来。
　　二书随我跋涉
　　由于自小爱书，几十年来也便没有弃书的习惯。小时候的书，全是省下零花钱，一本一本买来摆上书架的，好不容易积攒起一排一排书的队伍，怎肯轻易丢了。故而去插队落户时，在随身带往遥远的山乡的物品中，比其他的知青就多了两只大木箱，箱子里装的，全是我喜爱的书。在当时，这满满两箱书中，大多数属于“封、资、修”的禁书。怕惹出意外来，在整理下乡行李时，我专门腾出半天时间，找来一个自小特别要好的同学，买回一大捆草绳，把两只大木箱结结实实、密密麻麻扎了个遍。到了我落户的寨子，帮着知青们抬行李包裹的农民们，都说我带的东西最多，箱子最重，家里必定也最有钱。乃至守着我解开行李，打开箱子，发现是满满两大箱书时，他们又纷纷传开了，说我是个“书虫子”，憨得够呛。
　　在漫长的插队落户生涯中，这些书真正成了我最好的精神食粮。它们不但解了我的渴，还解了不少和我同去下乡的知青们的渴哩！
　　呆足了整整十年半的乡间岁月，总算可以离开偏远的乡村时，什么东西都不要了，连睡觉的铺盖，吃饭必用的锅碗瓢盆，一齐都送了寨上的农民。
　　唯独那些在乡居岁月里翻旧翻破了的书，舍不得送入。瞅着漆斑早已剥离的木箱子，装进书去，真正地重得难扛，最终还是硬着头皮请队上派了辆马车拖到火车站，随身带出了蛮荒的山乡。
　　进了省城，由于在贵阳逐年添置了无数书籍，也由于住房宽敞，四室一厅的居室里竟然有了两个书房，写小说在里面那个书房，读书和写一些散文、随笔之类的文字，就在外面那个书房。到调归上海时，明知上海的家里这么多书是无处存放的，就是塞床底下也塞不下，在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整理书籍之后，装了八十纸板箱的书，但仍有很多书倚着墙堆叠起来，要同我告别。
　　不忍心将它们卖进废品回收站，于是就让同事和妻的同事到家来，拣喜欢的拿回家去。本意是希望这些书的寿命多少长一点，但对于我来说，这批书终归是“拜拜”了！因而现在想起来仍然心痛。
　　初回上海，八十箱书无处存放，恰好一位好友“两处调一处”的房子其中有间暂时不用，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八十纸板箱的书全堆了过去，整整占了半间屋。存放朗间虽说仅前后半年，但我也不敢怠慢，买来喷雾杀虫剂，每隔两三星期，就跑去喷洒一阵，生怕蟑螂或是什么虫子，把书页咬坏或污染了。
　　搬了新居，最大的那间首先拿来安顿我的书。重新把在纸板箱内委屈了多日的书籍一本本安顿上书架，瞅着这些书按照我的心愿和工作需要排列好了，终算了却一桩心事，心头也相对平静下来。坐在前后部是书的房间里，人都踏实多了。
　　哪晓得才一年多点，打开最大的那扇书橱门，竟然发现有几格书受潮发霉了，急得我又在家里大动干戈，拿出书来吹风晾干，四处打听老作家们如何保护他们多年的藏书。并且怎么也想不通，在“天无三日晴”的贵州书没发霉，而在上海，却还要防止书受潮发霉。于是乎，除了要在书橱里放进干燥剂，以后每年又添出一桩事来，那就是让书吹吹风，晾个一天两天。总要让书的寿命长一些啊。
　　可能是受了我的影响吧，与书为伴的好习惯也传给了我的孩子。现在他也有了几百册书，在家里的书橱中，有他专门的几格。每当看他空闲下来把书分门别类理得整整齐齐，或是小心翼翼地修补不慎撕坏的书页，一股欣慰之情便油然而生。是呵，书伴随着我跋涉了半辈子，孩子还小，才十岁出头，也愿书籍作为良师益友，能陪伴着我的孩子度过许多幸福的时光。读书的妙处，恰恰就是因为它能使有限的人生得到无限的拓展。

　　●陈建功
　　（1949～）
　　小说家。广西北海人。1978 年初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82 年加入中国作协。著有小说集《迷乱的星空》，《陈建功小说选》等。

　　情痴不关风与月

　　和书的缘分大约是在十四五岁时结下的，那时候我是人民大学附中的学生。或许是三年自然灾害刚过，政治上比较松动，学校图书馆那间只为教员开放的阅览室，居然对学生敞开了大门。每天下午例行的体育锻炼一完成，我就一头扎进了那四壁满布书架，中间也立着一排排书架的大厅。那时我觉得，让我走进这么一地方，又赋予我在这里东翻西翻的权利，就跟把我放进了天堂一样。是的，我过去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更没有这样的权利，我只能读老师和家长推荐的图书，不管它是否能引起我的兴趣。更坦率地说，它往往引不起我的兴趣。而现在，我发现，原来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多有趣的书，它们并非全如过去所见，只是那一个味儿！就不用说从未见过的那些精美的画册了，也不用说一直只是听到批判，却从来也没读过的《红与黑》、《拍案惊奇》之类了。就说书里写到的英雄吧，也不光是黄继光和夏伯阳。我就在这阅览室里，见识了在“生存还是毁灭”中折腾的“哈姆莱特”，妒火中烧的“奥塞罗”……少年人的感觉，当然并不准确，把哈姆莱特、奥塞罗和黄继光、夏伯阳相比就是明证，不过，生活的确是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感受到，书，把人的一生所拥有的可怜兮兮的空间和时间拓展了。它带领我们到远古去寻觅，到未来去探访，到海外天外游历，到微观世界领略其神奇，到别人经历的人生里共享悲欢……读书的妙处，恰恰就是因为它能使有限的人生得到无限的拓展。后来我在一篇作文中谈过类似的体会，我说，曹丕与吴质书叹道：“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何如把“秉烛夜游”为“秉烛夜读”？……年少气盛，想来可笑，然爱读之心，也可见一斑吧？
　　那时候读书真是读疯了，不敢说像某位前辈年轻时那样，“一日一书”，至少也“每周一书”。读过的不仅有文艺小说，而且还有社会科学著作，甚至连《自然辩证法》也啃了下来，因为看不懂，又先去读了龚育之的论文，还去查了不少自然科学著作……
　　不难想象，没过多久，当“文革”的烈火把我所痴迷的东西化为一炬的时候，我会是个什么样子。
　　十八岁那年，我到京西当了一名采掘工人，我的行李里有一套《红楼梦》，这书不是我的，它的主人是人大的何干之教授，书上还有他的大名。我猜是红卫兵抄了他的书，后来流传到了我的手里。说起来不好意思，我得了这本书，当时绝没有要还他的念头，因为我太需要它了，再说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它的主人，再说那时候这书还被当做“四旧”。可惜的是，这套书没多久就失去了：我的一个朋友借去看，事后他告诉我，当他在列车上看这本书时，被列车员没收了。天知道是真是假，更有可能的是，没收了我的书的是我的这位朋友。对一位和我一样的嗜书者，我能说些什么？唯一遗憾的是，“文革”结束后，我似乎还在人大的院儿里见过何干之先生，我心里挺惭愧，没能把书还给老先生。
　　没有书读的日子有如漫漫长夜，在那个荒唐的年代，为得到一本好书，我甚至干过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盗窃。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和暖的冬日，有朋友来偷偷告知我，矿上的图书馆在腾房子，一个老头儿在把所有的“四旧”书打捆、清理，准备送到造纸厂去化浆。我特意为这次有计划的盗窃歇了一天班，穿上了一件宽大的棉大衣，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踱入爆土扬烟的书库，和老头儿搭话，聊无儿，乘其不备，把一本一本书塞进裤腰里，用棉大衣掩着，一趟又一趟，那次偷来的书有：《战争与和平》、《贝姨》、《曹禺剧作选》，还有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跟高尔基说的一样，那几天，我就像饿鬼扑到了面包上：天天躺在我的床上，拧亮那盏用纸盒子做灯罩的床头灯，看得昏天黑地，不知东方之既白。你可以想象，一个政治上正受到挤压、歧视的青年人，《红字》所给予他的，会是什么？一个被艰苦的工作压弯了腰的知识青年，他能跟着朱光潜先生的著作，到美学的天地去邀游，该是何等的幸运！
　　这一次行动给我带来的，也未必全是幸运。大约是几个月以后，因为我看了曹禺先生的那篇《日出》，又给同屋的朋友们背了一段方达生：“太阳出来了，黑夜即将过去，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被人揭发出来，落了个“攻击红太阳”的罪名，招来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又去开了几次“宽严大会”，如果不是工人们保护我，恐怕真的让公安局铐了去。
　　一点儿也不后悔，想的是欧阳修那句：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社会人生的风风雨雨，也权当一本大书可否？
　　情之所钟，痴迷至此，风清月朗抑或风雨如磐，又可奈何。
　　说起来这么洒脱，当时代进入1979 年，一大批被打成“四旧”的图书重新面世时，我也和我的北大同学们一道，挤在新华书店的柜台前，喊着：“这本！……那本！”时有一朋友指着被人抢着买走的《安娜·卡列尼娜》喊道：“安娜是我的！”人皆轰然大笑，我却忽觉有“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的悲怆。
　　是的，情痴不关风与月，不过，读书，还是月朗风清好些。

　　●我喜欢在读书中寻找自己，也希望在写书中完成自己。

　　陆星儿
　　（1949～）
　　小说家。女。上海人。著有长篇小说《留给世纪的吻》、《灰楼里的童话》、《精神科医生》，小说集《达紫香悄悄地开了》、《遗留在荒原上的碑》等。

　　书，生命与自己

　　暑假整理书橱，在上千册的书籍里，又看到那部快翻烂的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上中下三本，包着的牛皮纸封面，边边角角又毛糙又破旧。我把三本书托在手心上，只感到内心有一种很深沉的分量，有一股扯不断的思绪……
　　那时在北大荒，没有更多的书可读，而这部描写库页岛开发的小说，像经典著作被大家传阅，我自己看了几遍，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一段段地做笔记，仿佛要从翻过的每一页里都能找到理想，找到激发，找到楷模。而只要读到一点共鸣、同感，我会激动很久，好像精神里撑起一根支柱，它能确立自己，证明自己。那是一段很年轻、很艰苦、很特殊的生活，有这样一部书伴随着，给心灵注入了向上的、崇高的精神。我始终认为，北大荒十年，是我人生的基础，因为有精神的存在，艰苦与特殊的经历，便成为不可多得的财富。所以，在离开北大荒时，我把一些零零碎碎的日用品或送人了或扔掉了，但这部书和一本本用纸订起来的读书笔记，都随身带回了——它们是一段历史的见证，它们帮助过我，支撑过我。我从那成千的书页中也找到过那个单纯热情又充满理想的自己。一部好书，的确能抓住生命，或赋予生命以活力。
　　以后，可以读到很多很多的书，我却不大有时间读了，也读得不像从前那样认真，那样如饥似渴。不过，在桌上，在枕边，总有几本书放着，每逢心情优伤、处境为难或遇到困惑不解的问题时，我便什么也不干地读书，读一部好的小说，读一篇精彩的文章，浸润到自己以外的世界里，感受别的人生，感受更博大的人世。心，自然会平静下来，并且豁朗了，达观了，如同最好的朋友，悄悄坐到身边，即使一言不发，那种心灵的相通，也会让我获得一种安慰。我赞成罗曼·罗兰的一句话：“每个人都从书中研究自己，“要不是发现自己，就是控制自己。”因为一部真正的书是面向整个人类的，每个人都能从中看到一点自己。
　　我喜欢在读书中寻找自己，也希望在写书中完成自己。

　　●文学艺术长久的生命和魅力，依然在于信守和表现你自己所感悟的真理。

　　张抗抗
　　（1950～）
　　小说家。女。广东人。1966 年初中毕业，三年后由杭州去北大荒，在农场劳动八年。1972 年在农场业余学习写作。1977 年考入黑龙江艺术学校学习戏剧创作， 1979 年毕业。后调作协黑龙江分会从事专业创作至今。1980年加入中国作协。著有长篇小说《分界线》、《隐形伴侣》，小说集《张抗抗中篇小说集》、《夏》、《塔》，散文集《大森林的主人》、《橄榄》，文艺论集《小说创作与艺术感觉》等。

　　以思想悦己

　　若是读过张爱玲那篇《谈女人》的散文，似乎所有关于女性话题的讨论，都显得有些多余了。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女人安静地匍阂在张爱玲的书本里养息，纸页虽已发黄，但女人的脸上却连一丝皱纹部没有；想必那女人的魂灵，己被真正懂得女人的女人勾勒了下来，所以这世界尽管颠来倒去，书里的女人却永远不老。
　　张爱玲擅长用小说写女人的故事，小说中的女人，都被她双刃的刻刀，在笔下雕划得入木三分；她偶尔撩开了故事的帘于，走出来直接戏说女人，那女人就成了她手里的绝活，玲玫剔透，淋漓尽致。
　　这篇散文的语言是直白而素朴的，像是不经意脱口而出的玩笑，带着女人自嘲的口吻。不知是应把女人·‘当成不负责任的小东西”，还是把女人看得“太严重”，然而那双殷殷注视着女人的眼睛，眨眼间便把女人的美德与恶习，透心透肺地看了个彻底。文章被作音一句句充满智慧的隽语，一条条警醒锐敏的格畜，丝丝缕缕地穿缀起来，却绝不声张，娓娓的哺哺的，似女人喝茶，从容地与人问聊着，慢声细语他说着些极平常的话语。
　　旁人闻着怀里散出些不平常的香气，将那茶端过来喝一口，才知那原来竟是一坛陈年好酒。
　　《谈女人》原来是张爱玲读一位无名氏所作的英文小册《猫》，以及观看奥涅尔的戏剧《大神勃朗》之后，一时兴起随手写下的读后观感。但几十年后再被别人来读，读出些经久不衰的意思。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走进张爱玲的作品，或嗔或笑，有人觉得痛快淋漓，有人惶惶不安——因为女人从中看见一个真实的自己，而男人，则从中看见那个“女人的劣根性是男人一手造成的”男人；所以她说：“完美的女人比男人更完美”，“而一个恶毒的女人就恶得无孔不入’气又调侃说：“女人的确是小性儿，矫情，作伪，眼光如豆，狐媚子（正经女人虽然痛恨荡妇，其实若有机会扮个妖妇的角色的话，没有一个不跃跃欲试的）。聪明的女人对于这些批评并不加辩护……”
　　女人敢于对女人说出关于女人的真话，那个女人才是真正的女人。
　　文学艺术长久的生命和魅力，依然在于信守和表现你自己所感悟的真理。
　　张爱玲看来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对于女性自身的认识，更尊从世界的原生态和生命的自然本质，如江河入海，寻着地形地势的天然流向，绝不奢望将其纳入主观和人为的轨道。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好好坏坏，任由女人自己去体味评说。言语间不乏诙谐又辛辣的批评，充盈着哀其不幸，怜其不争的挚爱之心，比起那些激烈鼓吹女性统治世界，一味赞美女性却无助于克服女性弱点的种种“主义”，倒更有实事求是、返本归原的一份真诚善意。
　　所以张爱玲推崇《大神勃朗》中的地母娘娘，她说：“超人是男性的，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如同女人永远伟大的母爱，精神里面“有一点地母的根芽”，带着“光荣燃烧的生命的皇冠”，“像大地的偶像，眼睛凝视着莽莽乾坤”。
　　许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的女人有了经济的独立，婚姻恋爱的自由选择，改换了服装和生活方式，但女人却还是那个女人——“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分别。”
　　同半个世纪前的张爱玲略有一点小小的分歧，在于那最后的一句。
　　现代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后，大约已不满足于以身体和思想悦人。女人在情爱中，须以身体悦己；面对世界，则以思想悦己。聪颖的女人不再专为男人展示她的可爱，智慧的头脑将首先使自己获得欢愉，那欣悦才有地母般的根芽。
　　大写的“人”字有一日我突然悟出，我的先天性营养不良或是某种维他命过剩，也许都应归咎于那句话。那句话在三十年前就作为父母的座右铭写在了我的掌心，那句话是说，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无可一读，要读就读外国文学。
　　家里果然都是外国文学，从老托尔斯泰到盖达尔，从普希金到肖洛霍夫。
　　除了一套安徒生童话以外，这个外国文学的天地长满了俄罗斯和苏维埃的枞树、浆果和马铃薯。那时候以为外国文学就是沙皇、哥萨克再加苏联红军。
　　这一段近于崇拜的痴迷，在我整个一生的文学信念中，打下了崇高与美的桩子，并在这个根基上建立起对真诚的笃信。少年——青年时代俄苏文学的阅读经验，在我血液中注入的基调便是笃信。这也许可以称之为第一阅读层次。
　　然而当若干年后疯长的叶片覆盖了我几乎整个心灵的天空，而将人类自审之光拒之于外时，我才惊讶地发现，一度疏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颗巨星，是多么遗憾的损失。假如我早一点读懂陀氏，也许我不至于那么晚才摆脱幼稚。
　　然而阅读的经历本身就是人生的经历。我记起那个狂热的60 年代末，最初触摸着陀氏作品所感到的那种对苍凉人世的恐惧和怅惘，使我本能地疏远它。二十几年后重读《卡拉马卓夫兄弟》，却在灵魂中引起了强烈震撼，好似自己又重新活了一次，或是生命刚刚从头开始。因着如同哈雷慧星般回归的《罪与罚》，因着复生的《日瓦戈医生》和《阿尔巴特街的儿女》，在我临近四十岁的时候，才重新意识到俄苏文学依然并永远是我精神的摇篮。岁月不会朽蚀埋藏在生活土壤之下的崇高与美的地基——我们拆除掉密不透风的愚昧和笃信，重新开启了疑问之窗的笃信。如果不笃信在人世的丑恶与伪善之上，还有超越了世俗的光荣与爱之神的召唤，人生还有什么值得过的呢？
　　外国文学之旅的第一层次，结束在1969 年夏天，我从家中封存的书箱中，偷出了那本珍爱的《青年近卫军》，踏上遥远的北去列车之时，车轮碾碎了往日的童话给予我的全部梦想。
　　那以后有一一个没有书籍没有文学的饥饿年代，在冰凉的土炕上翻烂了从家里带来的书。有时会从别人的炕席下冒出一本没头没尾的《高老头》或是《斯巴达克思》，冒着被没收的危险，也许还会摸黑走许多路去别的连队交换。外国文学，天边的一块彩霞，你仰望它，渴慕它，却不可能将它踏实地拥在怀里。头顶沉沉的乌云总是落着失望的雨滴。然而，阅读的第二层次却偏偏开始在这样的落寂与苍茫之中——每年一度的探亲假，回到江南家中，它这个无法囚禁的幽灵便又悄悄走来与你相伴。普天下对“资产阶级”的禁令中，寻书觅书竟有一种类似偷情的快感，实际上你们彼此从未背叛与分离。
　　就从那个时候，我开始隐隐感觉到了前面所说的阅读经历是人生经历的一种显现。壮丽崇高的俄苏文学自然而然地从我面前隐遁，狡诈的老巴尔扎克、凄惨的狄更斯、神秘的梅里美、浪漫的雨果陆续向我走来，那阶段我读的几乎全部是英法文学。由于“历史问题”被发落到图书馆去工作的我的母亲，为我提供了阅读的方便（感谢70 年代的专案组），我于是好像登山走到了海拔某个高度：阔叶林渐渐消失，只剩下耐寒的针叶林以至最后的高山苔原。书中残酷的世相及复杂的人际关系，撞击着我简单的头脑，并响起一声声痛心的发问。读懂了某本书，恍然发现自己终于长大了。1975 年我在上海修改长篇时，我的抽屉里就放着一本一个复旦大学工农兵学员借我的《简爱》，她断言我必定喜欢这本小说。事实上我没有爱上《简爱》，却引发了对情感的深思。记得当时出版社的负责人问我有什么要求，我竟然毫不犹豫地请求开一张证明，去阅读图书馆不外借的外国文学名著。那个酷热的夏天，我每天一动不动地读着大仲马、小仲马、哈代、罗曼·罗兰，我深爱《德伯家的苔丝》和《九三年》。恰恰是在那一个沉闷黯淡的时期，人文主义的阳光第一次照亮了我混沌的心灵，冲击着编织多年的思想藩篱。面对窒息的现实，便开始有了不满，有了质问，有了沉思和探询。我确信在那几年以后，即70 年代末我走向文坛初期，如泉水般喷涌的那些作品中，所试图表现的人性、尊严、价值观等一切与此相关的话题，都是在那些饥渴的阅读中埋下的种子。如果说第一阅读期在崇高与美的桩子上建起了对人生意义的笃信，那么第二阅读期所建立的便是：怀疑与发问。
　　尽管后来对英法文学的了解，渐渐延伸至乔伊斯和劳伦斯、延至萨特、罗伯一格里耶与加缪，但在那个极其压抑的环境下生发的对现存秩序的怀疑与发问，在我整个创作生涯中，如登山的鞋子一般与我同行。
　　1978 年以后至今的日子，我想可以算作新闻记者的第三层次。中国对世界打开滞重的大门，世界的现代文学宝库对中国敞开了大门。在这个令人炫目的文学世界中，最先读到的便是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随即是福克纳，是索尔·贝娄，是欧茨，是艾丽茨·沃克，是玛格丽特·杜拉……
　　还有回过头去重新注视的海明威和斯坦培克。对现代世界充满了反叛精神的美国文学，使我重新思考传统的真善美价值一元论与个人选择的深刻矛盾，思考人之非理性与行为、生命的关系。这是一次现代意识的重新启蒙。新奇而别有意味的小说形式，亦使我快悟，小说还可以有这样千奇百怪的写法。
　　随后，蜂拥而来的卡夫卡的绝望、迪伦马特的虚无、君特·格拉斯的荒诞，及其他一系列现代翻译小说，也为我以文学反思人性的本质、人类生存的困境提供了新的佐证。这一时期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真是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我在惊喜与狂热中生吞活剥所能读到的新小说，我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奇妙的新世界。然而，各种贴有不同主义和流派标签的新小说，呈现给我的几乎只有一个特征，那就是传统小说秩序的破碎崩溃和重建。小说天地已不再有任何模式和规范。奇异的构思、叙述方式和富有弹性的语言，创造出了一个与现实生活形成强大反差的、极其自由宽广的艺术空间。小说变得无所不可为和无可不为。现代小说自由的灵魂已超拔了它痛苦而荒谬的躯体，而还原为自我实现的可能。它们对我的吸引甚至超过了小说本身，我试图踩着这叶空中之帆，驶越浊浪滔天的人生之海。而如何写自己的小说反而变得无关紧要甚至一片迷惘。
　　紧接着便是席卷文坛的拉丁美洲文学热。依着好奇与时髦的惯性，我也读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略萨。……我与职业文人们一道，去探究那块蛮荒之地的民族文化之根；探究从那纷乱无序的小说写法中，重新聚合与明晰讲故事的方法。隐入故事的泥塘之后我一片手忙脚乱。据说没有根的作家根本不能算作家，不会讲故事的小说家也不能算作小说家，于是在拉丁美洲魔幻的阴影下，我终于发现自己从南到北漂泊多年，非但无根也不会讲故事。我的小说等于零？
　　读了几十年外国文学，读到最后便是如此一个怪圈。
　　如果阅读最终已经成为一种裹挟你、指使你、支配你的身不由己的时髦
　　新潮；如果阅读不再是一种个人的选择，个人的意趣，个性的默契；如果阅读不再是一种仅仅属于你自己的人生经历，那么我应该早已淹死在浩瀚的书海中，失去自己创作的冲动，而决无必要在此夸夸其谈。正如我的小说是写给我自己和与我相通的读者，那些遥远的陌生的异国作家，哪一位是为了我而写作的呢？
　　从屠格涅夫到乔治·桑到杰克·伦敦到艾赫玛托夫，我无法说出我最喜欢的和最不喜欢的作家，我不能说谁是最优秀的和最不优秀的。我只知道世上一定有一本书是真正属于我的。不要用古董搜集者和拍卖行的鉴赏家的眼光去看它们，属于你仅仅因为它发出了你心底久远的呼唤——事实上，这些年在外国文学书海的倘徉中，我捡起的一只只贝壳都已成为书架上的标本，却有两只贝壳依然栩栩游动在我心的海湾里：一是《一九四八》；另一是《生活中不能承受的轻》。
　　当然不会是怪圈，小说毕竟不是画出来的。如果第二层是怀疑，那么第三层便是没有返程的叛逆。
　　很多年前父母对我说，要读就读外国文学。很多年后才知道这话的原意竟是出自鲁迅先生。先生的遗训虽有崇洋媚外的嫌疑，却毕竟让人深思可读可不读的中国文学到底出了什么毛病？我决无意否定悠远古老的中国文化传统，但对于步入现代社会的作家，更重要的也许是对人自身的认识和关于自由的启蒙。说到底，读人家的书，还得写自己的书；打入地下的桩子上，还得盖起自己的房屋。外国书读得再多，总不致于会脱胎成外国人。怪圈里那股水流倒过来看，也许是一个螺旋体，只看你手中的标尺了。
　　记得《读书》上有篇文章曾说，中国人首先关心的是做“中国”人，然后才是人，却不知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中国人。我以为极精彩。中国人与外国人，都有地球人无以解脱的共同苦恼；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亦如地球一样，本应是无国界的流通领域。我想鲁迅先生与我父母都是有远见的。更何况，不知人们是否发现，构成外国文学的外语，确切说，条顿语系中的英、法、德语，与汉语之不同，还在于它有一个大写的“人”字，大写的人字是否又恰好为中国文学补上了一个缺口呢？至少在那些为我写的书，和我为别人写的书中，隐隐地透出这个字迹。

　　老房子思绪

　　孕育并繁衍了今人的老房子，正在从我们视线能及的景观中，无可奈何地渐渐消失；老房子是一个不得不遗弃的过去。
　　当人们都住在老房子里那时候，潮湿阴暗的老房子，其实有点让人憋闷和厌烦；如今人去楼空，忽然就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没能来得及从老房子里带出来。
　　人也许总是喜欢怀旧。但留恋和顾盼那些业已衰败的老房子，怀旧这个词汇就有点不够用了，因为那明明不是自家的旧居，而是华夏民族千年的老屋。
　　高楼和大厦日日都在拔地而起，推土机扫荡着老房子的断垣废墟；新房子像一个个填空游戏，充塞了老屋留下的每一丝空隙。这是一个世纪的末梢和下一个世纪的开端，末梢意味着消失和结束，老屋坍塌的尘埃随即将湮灭岁月残留的最后一种有形的遗产，由于它覆盖得过于迅猛，惶惶不安的现代人，怀着对新世纪那种极度不确定性的恐惧，以及未来世界凶吉难卜的不安全感，开始回望失去的静谧和安宁。于是一言难尽的老房子，在都市人心里已不仅是审美，不仅是历史，而是一种依托和一个可咀嚼的梦。然而，即便有人发现并意识到了老房子如此微妙的功效，谁能真正将行将倾圯的老房子一一挽留？
　　修茸、仿造、重建。过分拥挤的空间，浩大的资金需求，实在已是勉为其难。何况还有山高水远的穷乡僻壤，货真价实的老房子云遮雾罩深藏不露。
　　却真有绝招的，很文化也很远见的一招——就在那一片焦虑争执喧闹和嘈杂的市声中，《老房子》一书，不动声色地走上了书架，冷不丁从书海中浮跃水面，出奇制胜地脱颖而出。
　　《老房子》一套共十卷，已面世八卷，由江苏美术出版社1993 年出版。
　　三年来一版再版，到目前总印数已达一万套，共约十万册左右。
　　《皖南徽派民居》、《福建民居》、《山西民居》、《土家吊脚楼》……
　　中国近代民居八大流派，散落于天南地北边边角角的无数精美古朴的民居建筑，被摄制成几万幅图片，压缩成一本本大书，垒起了一座雄奇浩瀚的建筑博物馆。
　　在书店买书时，就曾亲见几个老外，急急寻访着然后直奔《老房子》而去。我自己拥有其中一本《江南水乡民居》，闲来翻阅，总是爱不释手。
　　《老房子》并非通俗小说的畅销书类，而只能用于欣赏和收藏，读者范围是极有限的；十四个印张的大厚本，且书价每一单册都在九十元上下；除了由建筑师、学者撰写的序文，以及书中每页摄影作品上所注地名以外，全书无字，唯有一幅幅黑黑白白的摄影画面，唯有那些古老而精美的房子、小街、石桥、回廊、骑楼、雕梁、门窗、隔扇、围墙和栏杆……
　　还有光。在转瞬即逝中使老房子复活并充满了旧日温馨的那一线阳光。
　　当摄影师以光感和光影捕捉了褪色的老房子时，老房子魂兮归来。
　　被抢救的老屋，为今人重温了先祖的智慧与魅力，岁月的流逝因而有了一种凄婉的意味。老房子已不再是人造的房屋，而是与天地融为一体的自然。
　　策划与制作《老房子》一书的江苏美术出版社，功德无量。此书上万幅图片的主要摄影者李玉祥先生，对老房子的痴迷与挚爱苍天可感。拂去廊檐下的蛛网迈入老房子的门槛，相机镜头后面那双凝聚的眼睛，会将许多被新房子疏漏的东西馈赠予你。
　　那些真正能够激荡心灵的创作构想，才能躲避一味追求市场卖点的陷阱，而成为传世之作。

　　双叶双绣

　　江苏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双叶丛书》，我得到的第一枝“双叶”，是出版社赠送的黄苗子与郁风夫妇的《陌上花》。后来又有林海音与何凡夫妇的《双城集》，柏杨与张香华夫妇的《我们的和弦》。前些时，因为给冯亦代和黄宗英两位老前辈送书，又得到了他们夫妇回赠给我的《；——命运的分号》，真是喜出望外。
　　若是收集齐全，一整套《双叶丛书》总共十种，可占半层书架了。
　　一时间，眼前耸立起一座璀灿的书林，树叶苍郁，林涛悠扬。那是一株株长青常绿的老树，已经在世间险恶的风雨中挺拔了大半个世纪，依然枝繁叶茂，遒劲坚韧。而最奇异的，是那每一棵树上的树叶，都是一对对并肩并蒂而生，一双双相依相偎而存。像一块块精美绝伦的双璧，构成了今日书市上一道特别的风景。
　　轻轻抚摸着书面，心里油然而生一种爱不释手的感觉。
　　那么柔和又是那么凝重的底色，石的质地和石的品格，融入了封面的纸页，那不算太厚的小书，顿时有了沉沉的分量，竟不知手中是书还是石了。
　　而石上天然的灰色纹路，却索绕着云一般的思绪和油画点彩般的狂放；一片深秋的红叶，以宁静优雅的姿态，悄然飘落于石上。它的身后紧紧贴着另一片淡然的叶片，像叶的光影或是倒影，更像亘古久远的化石，双叶互托，彼此形影不离……
　　若是把书翻到背面，墙一般垒砌的岩石上又跳出一片鲜艳的红叶，同正面的红叶遥相呼应，传递着生命和爱的信息。
　　似乎还从未见过国内版的文学书，有如此精心又充满意味的装帧设计。
　　翻开书页，从这一边起头，是丈夫的作品；从那一边起头，是妻子的作品；书已无所谓开头和结尾，因为他们互为开头和结尾；书已无所谓正面和反面，因为他们同是正面和反面；无论是顺着读还是倒着读，都是独立而又融合的一个整体。这一边的照片合影上有你，那一边的照片上有我；这一边的你青春可人，那一边的我风采依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读哪一半都不是一个完整的你我，真正是一颗分不开的心，剪不断的岁月，掰不拆的树枝，拆不散的大书。
　　很多很多艰辛又欢乐的日子，在夫妻共同伏案挥笔的桌旁过去了。青年时代炽热的恋情，在流逝的时间里慢慢沉淀下来。积成一页页永久的文字。
　　那已不再是两个人的世界，而是一颗心里盛装的天下事，是伉俪携手苦渡的全部人生。
　　即便如郁达夫王映霞夫妇情断缘尽，残留的伤痕血痂也真实可鉴；何况还有冯老和宗英大姐感人至深的黄昏恋，似乎恰是书与笔，将他们晚年的命运重新联结。逝去的爱侣依然活在心里，所以没有句号；而分号之后，新的日月将由携手相扶的无数逗号组成，充满再生的喜悦和慰藉……
　　没有艳情媚俗，没有矫揉造作。一口气把那些书读下去，读出文化以及历史，还有两个人灵魂的回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书海无涯，却有劈波斩浪的独木舟，能够独劈蹊径。
　　江苏文艺出版社有如此奇巧的出版构想，是编辑的荣耀；而作为读者，能读到十位中华文坛优秀作家的夫妻双人合集，是读者的荣幸。
　　去采“双叶”吧。枝头叶下是并蒂的果实。
　　再次凝视“双叶”，恍然觉得那像是一幅幅晶莹剔透的苏州双绣，针针线线都把两个重叠的形象连缀在一起。但任你从哪一面看去，它却总以自己独特的色彩和姿态，迎接人们的目光。

　　●人生是一次远航。
　　孙颙

　　（1950～）
　　小说家、编辑出版家。浙江人。1978 年2 月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从事编辑工作。1935 年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至今。1974 年发表第一篇小说。1983 年加入中国作协。著有小说集《星光下》、《他们的世界》、《魔夜》等。

　　在高高的书架下

　　人生是一次远航。起锚时的林林总总，那岸上的斑驳，那港湾的纷杂，深深烙进他的心底。当他在漫无边际的海上漂浮，从心底荡起的思绪便来慰劳他的寂寞；当他在翻腾咆哮的浪谷间争斗，从心底迸发的潜力便来支撑他的肌骨。
　　我的文化意识的萌动，好像是在南昌路两排高高的书架下。那是幢临街的小楼，底层的客厅，大约四十平方米不到，高却达三米。外公是读了一辈子书的文人，后半生供职文史馆，藏书甚丰。客厅南北两面是门与窗，东西两堵整墙便悉数为高高的书架堵塞；墙角落，重重叠叠垒着漆得乌黑的书箱，据大人说，那是藏史籍的。
　　小时候，过暑假，父母恩准，让我去外公家打扰几天。年少的小舅舅，比我大不了几岁，不讲辈分，舅甥俩十分亲密，夜间便在客厅地上铺席而睡，那两堵书架便愈发高大，在黑暗中如悬崖峭壁耸立在我身旁，令我敬畏，我不明白，外公何以能读那么多的书。那时候，我还不懂“知识海洋”这样的词儿，在感觉上却完全接受了它。大人给几角零用钱，去街上小书摊租来《三国》、《水符》之类的连环画，待夜风将酷热一点点收去，我和小舅舅睡在草席上，于天井蟋蟀的鸣唱中，一页页翻过去，竟生出妄想，总有一天，我也能把那书架里厚本儿读尽了。
　　后来，或许是老人觉得孺子可教，可许是外公偏爱外孙，老先生给我讲过古文与诗词格律，点拨过围棋要理，并将他用蝇头小楷写成的围棋图谱手稿送给我。可惜，上山下乡之前，我将那手稿搁哪儿了。现在已找不见。
　　我在人生的路上走得远远的，有时，觉得那两排高高的书架已逼不可及，恍若一梦。在乡下点着小油灯啃干馒头，在海滩上赤脚挑担踩淤泥，我的眼前曾不时闪过那书架长长的影子。我想，我怕没法走到它面前了。上海的家人在信中说，那客厅被街道生产组占了，书架已被剖开做了长桌板凳。再接下去，一向开朗的外公也有病而逝。难道中国就不需要读书人了么？
　　然而，化为桌凳的书架的魂儿，却落在我心中散不去。在乡下，只要寻得到书，我仍如饥似渴地读。那时候，我精神生活的一大乐趣，便是在艰苦的劳动中哼几句五言、七言的小诗，如，犁田回归，哼出“夕阳西下红一线，水牛横跨悠悠还”，不伦不类，不文不白，自得其乐而已。至于后来慢慢学写起小说，怕也和始终不肯丢弃对书的爱好有关。
　　前年，我将对那两排高高的书架的眷恋之情写进了小说《雪庐》之中。

　　●爱整洁者情扫陈垢，有钱者归整财物，读书人别无他长，便低头清理书籍，把过去了的岁月在心里细细数过。

　　何志云
　　（1950～）
　　作家。笔名华铭、金都。浙江杭州人。1986 年到鲁迅文学院学习。1988年北大作家班毕业。历任《中国青年》编辑、文艺部副主任，《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任。1972 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评论集《印下指爪》，中短篇小说集《都市的峪谷》等。

　　隐进书橱的往事（节选）

　　岁末年初，照例是除旧布新之际。爱整洁者清扫陈垢，有钱者归整财物，读书人别无他长，便低头清理书籍，把过去了的岁月在心里细细数过。这时，杂陈在书橱里的凌乱书籍，便无声无息地牵扯出来那些消隐了的往事……
　　两年续旧缘
　　美国威廉·曼彻斯特的四册一套《光荣与梦想》，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发行，是在1979 年。该书初版在美国1973 年才得以问世，商务印书馆的翻译印制速度是令人钦佩的。
　　那时我还在杭州。杭州虽说大小也是个省会城市，又在交通要道上，还很有些文化传统，但在我的经验里，总觉得各方面的信息都比较闭塞。在杭州时根本没有听说过这套书。不久我就被调到北京。最开始几年，几乎是一个星期逛一趟各类书店，又有不少读书上互通消息的朋友，很快就知道了这套不可不读的书，也在书店里把玩过好几次，每次都是在临要掏钱之际，犹豫再三而作罢。书价近六元，相当于我当时工资的六分之一。我一家四口，老母幼子俱全，妻子的收入和我一样，买这样一套书显然是过于奢侈了。
　　因为同样的原因，那几年我特别喜欢逛琉璃厂的中国书店，那里有北京规模最大的旧书店，收进来的旧书不仅品种丰富，而且收得还很有些眼力。
　　我有不少至今保留着的好书，都是从那里非常便宜地买来的。
　　我读的《光荣与梦想》是从一个朋友那里借来的。朋友对它自然是推崇备至，认为是对美国半个世纪以来历史的极好总结。我正热迷文艺批评，看东西就偏于文学的眼光。在我看来，它可以说是非常出色的纪实文学巨著，那种高度的宏观把握能力，见微而知著的细节表现，以及从容不迫的章法，都是很难企及的。相形之下，对于作品的主体——美国当代历史——倒不很注意。这也是我多年的读书毛病，读起书来关注的是自己的内心感受，不大去尊重书，有些过于随心所欲。
　　我是在1982 年的春天，买下了这套书的前一、二册的。也是在中国书店，书价是原价的一半，便宜得令人不敢相信。也许是只有这两册的缘故，当时高兴得不得了，立即骑车去了商务印书馆的门市部，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用原价配齐它。不料那里已经没有存书了。后来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到了外地，逛书店的时候，我总留心着想配齐它，可是这套书就像约好一起失踪了似的。
　　这两册书插在书橱里，只要看见它们，就觉得是莫大的缺憾。有一阵子，我甚至后悔为什么不在当初就买下它，哪怕它要花我六分之一的工资呢！
　　大约是在1984 年的秋天，一个阴雨迷蒙的日子，我又来到中国书店。书店里没有多少顾客，我漫不经心地打量着书架，忽然眼前一亮，几本《光荣与梦想》赫然插在那里。我抑制着心跳，一边踮起脚小心翼翼地取下它们，一边告诫自己就算只有一、二册也别太失望。可是事情就有那么巧——那里只有三、四两册，好像是专门为了我等在那里的！虽然书价已涨成七五折，但揣着这两册书，重又走进那个雨日时，心里感觉已是一片阳光明媚。
　　两年续起一段书缘，仿佛真是谁作出的安排，我除了坦然接受，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聊借画图怡倦眼
　　题目是移用了鲁迅的诗名。1934 年12 月9 日，鲁迅赠许广平《芥子园画谱》三卷，在首册扉页上题赠七绝一首，全诗如下：“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鲁迅写的旧体诗不多，写给许广平的，印象中似乎只在这一首，不过这也足以表明这对伴侣兼战友间的情分了。
　　这里想说的是《芥子园画谱》。我最早看到这书，是在念小学的时候。
　　父母皆大字不识，家里可以说没有一本藏书。这本《芥子园画谱》已经破旧不堪，我疑心是长我十七岁的哥哥读私塾时的课本。我小时候最憎恶的，就是上图画课，因为它机械、刻板，了无生气。但胡乱翻看《芥子园画谱》，却感受到了图画课从来没有过的兴趣，于是也就依样画葫芦地开始画起来。
　　记得花卉中常画的是梅花、竹子，人物中是和尚、渔夫。渐渐地画出了几分名堂，父母和邻居看了，都说画得像，当然是指像这本画谱。这种评价的没有道理，是我以后才慢慢明白的，当时听了确实很受鼓舞。
　　到了初中毕业要去黑龙江“上山下乡”，同学间告别之际，我居然就敢送同学我画的红梅了。画了好几幅。画红梅当时是革命的，因为题诗十分现成：“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所以那时商店里卖的画，除了歌颂领袖的，也有不少是红梅。
　　后来就一别《芥子园画谱》近二十年。回想起来，不光是对绘画的兴趣，就是我现在并不多的关于中国画的知识，也首先得力于这本画谱。我儿子三四岁的时候，曾经把家里的墙壁画得斑斓一片，那里的童心和想象力常叫我吃惊，但等他上了小学，有了图画课，他不但不再画画了，对图画课也深恶痛绝，成绩自然不好。我看了他的图画课本，发现和我念小学时没有多大的区别。这时，我就想起那本《芥子园画谱》来了。这个世界并不需要多少画家，小学、中学的图画课，无非是让人在枯燥的学习中增加些乐趣，同时也有点艺术熏陶。如果图画课的教程可以自己选择，我是宁可要《芥子园画谱》的。但是《芥子园画谱》早已不复再得，也许是哪一天父母收拾屋子，当破烂卖了罢。直到几年前在琉璃厂逛书店，意外地发现中国书店重印了《芥子园画谱》，书价不菲，但也二话不说地掏钱买下。我已过了不惑之年，儿子也快小学毕业了，恐怕不会有人还去学着画——不过也难说，我的哥哥今年退休，我看到他的书桌上放着的是《芥子园画谱》和几本字帖——那就不时翻翻吧，聊借画图怡倦眼，何况还有一份回忆呢。

　　我的“鲁迅全集”

　　上篇说到了鲁迅，干脆接着说我珍爱的一套鲁迅著作，题目用了“全集”字样，是我的杜撰，不必当真。
　　文化革命的最后几年，我还在黑龙江，不过已经从农场调到了机关——先是在佳木斯的兵团总部，后来又调到省文化局。这时就常有了出差的机会。
　　一人出差在外，闲极无聊的时候，最好的消遣就是逛书店，要是买下了什么书，漫漫长夜便也可顺便一并打发。
　　只是那时实在是没有书可买。政治类的书，还有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读来还饶有兴味。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等，我都是那一阵买下并且认真读了的。文艺类的，可谓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所幸还有一个鲁迅，还有一批鲁迅的书。于是就只买鲁迅的书，渐渐买齐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正陆续出版的一套小薄册子。除了鲁迅的翻译作品，以及后来才出版的书信和日记，我也可以说有了自己的“鲁迅全集”。
　　我不知道这个版本的书，在建国后是不是第一次印制？简单说来，它们几乎是鲁迅著作原版的模拟。封面朴素雅致，左上方是鲁迅的雕塑头像，书名排字，鲁迅两字用手迹。好玩的是，每一本的目录前都有该书的原版封面作插页，实在让人把玩不已。陶元庆先生的绘画早有耳闻，从来就无缘得见，在这里，我终于领略到了陶元庆先生的绘画风采，比如《彷徨》和《朝花夕拾》封面设计，就出自陶先生的手笔。鲁迅著作原版的封面大多十分简单，书名许多是用先生的手迹，一些干脆就用排字，但分明有着独到的用心，比如《华盖集续编》，“华盖集”三字用的是铅字横排，却把“续编”二字用朱文篆字，图章般斜印在下方，十分鲜活灵动。封面设计是一本书的脸面，现在这样的封面是很少能见到了。多的是浓装艳抹，看上去总有一种烟花巷里的感觉。
　　比起精装的《鲁迅全集》来，这套书不给人砖头般的沉重感，一册在手，先自就有了几分亲切；它们也没有任何注释，那是因为全集的注释已被判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早就遭到了批判的缘故。我倒是喜欢它们的没有注释，因为这样就会读出些问题，可以逼得自己去想，去留心找些别的书。注释是可以不断修改的——《鲁迅全集》的注释后来又修改了——所以注释本身其实也只能用作参考，没有又有何妨？
　　这些话说下来，一晃又近二十年了。《鲁迅全集》重印了好几次，我也曾经有过得到全集的机会，还不用自己花钱。书橱里的书几乎是一年便需整理一两次的。文化革命期间的书，大多早就被当做垃圾扔掉了。惟有这套我自谓的“鲁迅全集”一直保存至今。不光是保存，还一直十分珍爱。现在儿子也可以读它了，前一阵电视台播放台湾电视连续剧《新白娘子传奇》，儿子颇为讨厌法海的“多管闲事”，当即就推荐他读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他的床头，在蔡志忠的漫画一边，便摆上了鲁迅的《坟》。

　　买了送人的书

　　我平时买书并不“滥”，换句话说，就是还比较谨慎。不光是因为钱，而是对书的挑剔。我在书店里通常是以逛为主的。就是一眼看上了的书，也得站在书架前大致翻一翻：翻翻目录和前言，翻翻主要章节，许多时候还品味一下文字，能够几方面兼而得之者，老实说并不多。
　　挑剔可能会漏掉一些好书，但是也有好处，好处就在于一旦买到了好书，就会真正属于自己。这时，就像是自己出了书那样，我会情不自禁多买几本，分送给朋友们，带着一份喜悦。
　　比如《万历十五年》。
　　我最早读这本书，是在1982 年的秋天，从版权页上看，本书想来刚出版不久。从中华书局门市部的书架上抽下它时，照旧是漫不经心的，不料读了几页作者的自序，就有一种明显的震撼感，因为它对明朝历史的若干看法，显然大不同于我的旧识，而且持论平和，毫无故作“翻天妙手”的哗众取宠气息。及至开始读第一章“万历皇帝”，又发现作者居然从当年一次空穴来风的午朝事件着手，开始他对礼仪包围中的皇帝的阐述，然后条分缕析，于末端小节背后剔爬出隐藏着的意义——这类末端小节，“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这后一句，分明是作者的历史观，或者也可以说是作者治史的着力之处。
　　就因为这样的与众不同，“万历十五年”这个平平淡淡的年头，便成为作者剖析明朝历史，乃至封建制度下中国政治和社会经济结构的绳头，似乎不费什么力气，全书就纲举目张了。用作者的话说，“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书中涉及到的人物，除了万历皇帝以外，还有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种共同的悲剧命运，则对这种已走到山穷水尽地步的制度作了很好的验证。作者的历史观分明是宏观的，但着眼点却具体而细微，又因为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竟把一本历史书写得那么波澜起伏，引人入胜，这样的历史书，至少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记得买回书来，我是一口气读完了它的。读完后一夜无寐。第二天还是调整不过来，就在上班时偷了点空，又骑车去了中华书局门市部，买了五六本。以后的好些天，若有朋友来，就忍不住想对他们谈《万历十五年》。若朋友听出了兴趣，就当即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奉送。至于我自己，则差不多一年中至少要重读它一遍——据作者“自序”中说，此书只是从计划撰写到全书杀青，就历时七年，他从大学时代开始研究明史以及其他的有关准备还不在其内。这样写出来的书，才值得买一些送人，并且每年重读一遍的。可惜滔滔书海中，这样的书并不算多，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恨与爱同样可以是好作品的源头，甚至人的一切心性品质都可以创造出好作品来，唯要真诚。

　　史铁生
　　（1951～）
　　小说家。北京人。1967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附中初中。1969 年去陕北延安插队落户，三年后因双腿瘫痪转回北京。1979 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1983 年加入中国作协。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礼拜日》、《舞台效果》等。

　　短评三篇

　　《残阳如血》读后
　　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类似这样悲惨的故事，我自己就听说过不少。我不认为把这样的事藏起来比把它写出来要乐观，（还有光明呀和高昂呀）因为首先我们不想闭上眼睛躲起来，我们决意睁大着眼睛走进真生活。晓钟说，他自己“瘸跛地走在坎坷的人生路上还屡屡受着命运的打击，可我居然发现自己的灵魂很坚韧”，从这一篇《残阳如血》中我相信，他上述话里的每一个字都是确凿无疑的，而且每一个字都应该放大千倍万倍来读，来想。
　　晓钟的文笔不错，结构故事的能力也好，他说“文学中有我的爱，我也深深地爱文学，虽然很苦很艰难，但是我无怨无悔”。请允许我以一个多着几岁年纪的文学信徒的资格说，在晓钟的前面，不是一步步地成功，还能是什么呢？
　　但是说到小说《残阳如血》，我想更多地给晓钟提些意见。我想把话说得过分刻薄一点，因为这样问题才显露得清晰鲜明。一篇小说，和一则传闻有什么不同呢？不同之处在于，小说重过程，传闻重结果；小说重人物，传闻重事件；小说更关注事件中人的心魂，传闻则偏爱事件外表的线路。因而小说可以在任何司空见惯的事件里发现独特的心路历程，传闻却把一切心路历程的独特省略，仅仅剩下司空见惯的事件。《残阳如血》的故事不可谓不真实，不可谓不悲惨，但是它并不感动我。为什么呢？我想，因为它仅仅掠过事件的外表，而放弃了走进三个主人公心魂中去的机会。这传闻充其量只能让传者和闻者相互叹息，然后很快就忘记。因为这样的或那样的悲惨的事情很多很多，闻不暇闻，记不暇记。但最重要的是因为，它仅仅是悲惨，它不是悲剧（或者它事实上是悲剧，而作者只写出了它的悲惨）。悲惨并不能让人感动，也很难让人有更多的思索，让人感动让人思索的是悲剧。比如偶然的工伤事故、医疗事故、交通事故那仅仅是悲惨，而只有伤残者的心魂面对这偶然造下的诸多问题之时，感动和思索才可能出现，悲剧才可能诞生。
　　悲剧必须走进人物的心魂，悲剧是发生在心中的问题，不是发生在心外的事件，因而它才使更多的心为之感动，为之思索，长久地难忘。晓钟说：“残疾人的爱是首独特的诗，有时伟大无私和自卑懦弱实在分不清楚。他们渴望爱情雨露的滋润，却又看到世俗的眼光和阻力以及生活的重荷，更多的时候，他们埋藏了自己的爱。”我想，晓钟其实已经看到了悲剧是什么，是因为什么。“他们埋藏了自己的爱”。这是一种悲剧。换一个字——“他们埋葬了自己的爱”怎么样？那是更大的悲剧。我想，《残阳如血》中的三个主人公，都是埋葬了自己的爱。牛爷是，疙瘩是，柴妞更是，他们都败于强大的世俗，但主要是败于自己的软弱，于是埋葬了自己的爱。牛爷是因为往日的伤痕而扭曲了心，竟至与世俗同流。疙瘩是因为怕牛爷，是因为他自己的软弱（他干嘛不拉上柴妞跑呢）。柴妞更软弱甚至有些自私，她对疙瘩说“你要做傻事我恨你一辈子”，可她自己却一走了之（她要是坚持着等下去，事情不会闹到这步田地了吧）。当然，他们要都是那么英明那么坚强，也就没有这个故事了。我想说的是，三个爱着的人都埋藏了自己的爱，这中间必有着更为动人、更为震撼人的心魂路程，有更为值得思索的东西在里面，晓钟应该在这儿多用笔墨才是。那样的话，《残阳如血》就能成为一篇很好的小说了。
　　我的意见不保证全对，谨与晓钟商榷。
　　写给《地震》作者的一封信
　　东野长峥：
　　你好！
　　你摔伤住院的情况我都听说了。你住的那家医院离我家太远，那阵子我的电瓶车又出了故障，所以没能去医院看你。现在好些了么？又拄着拐到处乱窜了吧？我又出了毛病，也是腿，静脉血栓，在医院住了两星期，而且现在还要常常卧床。咱们俩都用得上那句话：黄鼠狼专咬病鸭子。
　　看了你的小说《地震》，单就这篇小说而言，应该说它是一篇挺不错的作品，但我有一些不限于这篇小说的感想，很想跟你聊聊。
　　你的身世我多少知道些，看来这篇小说与你的经历紧密有关。看罢它心里很不好受，并不是一般的忧伤或悲哀，而是感到一阵阵彻骨的冰冷。你我都是残疾人，不同的是我基本上是被爱所维护着，而你很久以来一直被爱所冷落。生活，到处都显露着不公平。因此你的作品中常常流露着嘲讽与忿恨。
　　不，我绝不是要简单地说这不好。这世间到处和时时都存在着庸卑和丑恶，所以恨是需要的是必要的，虽然它并不是我们的希望。恨可以让丑行暴露，可以使麻木惊醒，可以令愚昧与昏聩不能安枕，可以给惰性或习惯揭示一条新的活路，因而恨与爱一样是创造生活的一股动力。恨，大约原本就是爱的背影，是对爱的渴盼与呼唤。记得有一次和一位朋友谈起写作者应有的心性品质，我们一同发现，恨与爱同样可以是好作品的源头，甚至人的一切心性品质都可以创造出好作品来，唯要真诚。唯要真诚。只有一种东西是写作的大敌，就是虚伪。只有虚伪不能产生好作品，因为从根本上说，虚伪的消灭和真诚的降临正是读者立于此岸的祈祷和伫望于彼岸时的期待。我们相识已久，我知道你是个以真为善、不守成规、敢怒敢言的人，你对生活对文学的真诚，以及你的写作才赋，这些都无可怀疑。但对于一个作家，这些是不是就够了呢？
　　我特别记得有一次，在一个什么会上，你对我说：“老史，我这些日子忽然明白了什么是宽容。”你说这话时样子很激动很兴奋。当时的环境不容我们多聊，但这事我记得深刻，因为当时我就想：东野这家伙的作品肯定要更棒了。
　　我想，宽容并不意味着失去锐气，宽容绝不是谦恭加麻木。宽容之妙在于，它可以使人冷静，因而可以让人理解和发现更多的东西。我一向以为，好的作品并不在于客观地反映了什么（像镜子或照像机），而在于主观地发现了什么。人们之所以除了看生活还要看文学，就是期待从文学中看到从生活中不见得能看到的东西。所以文学不是收购进而出售生活，而更是像孩子一样向朋友们描述自己的发现。发现，是文学的使命。在大家都能够看到的生活中发现其更深的意蕴那才是创造。作品的好与坏，其品格的高与低，全在于它发现了什么（以及它发现了一种怎样的发现）。为了这发现的深广和准确，所以需要宽容。因为否则也许狭小的恨或者爱会限制和扭曲了发现者的目光。我们可以把那些狭小的恨与爱咀嚼千万遍，然后把目光放得更为宽阔，把心放得更为从容，那时候我以为就肯定能看到更深刻更广大的存在了，那时候的爱也会是更为博大的爱，那时候的恨也会是更为博大的恨，行诸文字的话，就有可能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大器之作了。
　　以上是我对写作的一点看法，不知你以为如何？唯望我的老朽（我比你老十好几岁）不要磨损了你故有的锐气和野性，我知道我缺少这种东西。但愿宽容能与锐气共存，冷静与热情共存。最后说一句：千万把身体弄得好好的，否则想干的事干不了，不想花的钱还得花，咱们下个决心不受那份罪可好？
　　祝好运！
　　史铁生
　　《逃亡三题》读后
　　文学评论和小说创作，不见得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正如小说以生活为根据，去写作家对生命对存在的感受，评论则以作品为根据，阐释评论家对世界对文化的理解。所以，在我被推上评论者的位置之前，我最想说的是：写作，千万别跟着评论跑；尤其不要事先为自己选定什么主义。
　　“维纳斯星座”的主持人，要我来评论小说，至少不是一个上好的主意。
　　我不会作评论，只会写一点小说之类。所以读者不要把下面的文字看成评论，看成什么呢？《逃亡三题》的读后感而已。
　　《逃亡三题》最引我去想的是：要逃的是什么？很明显，是孤独。但这绝不是串串门、逛逛街、去去歌舞厅和交几个酒友就能排遣掉的情绪。孤独并不是一个人独处时的寂寞。《陈梅》中的那个孤独者，不是独自面对一只红苹果，也会感到欢乐吗？孤独，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所遇的隔离，在觥筹交错间所见的冷漠，在彬彬有礼的人类语言中所闻的危险。这样的孤独可怎么摆脱？唯有爱情。狭义的性爱，对于人，并不仅仅承负着繁衍的使命；很可能，那更是对博爱的渴望、呼唤、祈祷所凝聚起来的一次祭典，一种仪式。《少年》中的那个少年，“死死护住自己的小鸡鸡”，虽然这象征或者意象不免陈旧了些，但那确凿是人之初渴望亲和的根源。人被分开成男人和女人，万物也都被分开作阴阳两极，这是上帝最为英明的考虑，否则世间轰轰烈烈的戏剧将无从展开也无从延续。但光是肉身的继续，那戏剧仍难免乏味。所以上帝从万物中选出一类——名之为人，使之除了繁衍肉身，还要祈求爱情，于是魂牵梦绕，悲喜无穷，创造不止。我想，正是因为爱情的诞生，如今的世界上才不光有机器和仪器，还有了文学和艺术。但它同时给我们送来痛苦，这痛苦是那些“为了晚上能摸到那些鬼婆娘的肉，他们白天总要拼命去砍柴”的人所不能体会的。爱情的诞生，使人不再能像其他生物那样安分地繁衍了，他要向苍茫的天际张望、寻找。一个看见了爱情的人，便走出那一点陈旧的象征或者意象了，在百折不回地张望，尽管天际只飞着一只灰色的蝙蝠，凶吉难定，但心中总听见一首驱除孤独的歌了。终于，这世界上有一缕目光向这个孤独者投来——从他紧闭的房门的缝隙间照耀进来了。不管她是否曾经沦落——也许每个人都因为孤独而曾经在心中沦落，只要那目光穿透隔离穿透冷漠向你投来，那目光便是无比圣洁，便以其真诚、坦荡、炽烈打碎了周围的危险。而且不管那是真是幻，“依然可以安慰我的苦寂的灵魂”。
　　所以，不管是谁声称在文学中放弃了浪漫，我都不信。因为当一个人想要写小说的时候，就像一个人渴望爱情的时候，他已经进入了梦想。因为没有梦想的世界太可怕太无聊太不知所终，因而让上帝疑心他是不是造就了一场无期的苦役，地球上这才出落了一类要求着爱情又要求着艺术的动物。人们对文学的期盼并不与对新闻的期盼等同。孤独者之所以要逃亡，料必不是因为新闻太少，最可能的是因为浪漫的梦想常常破灭。但是，梦想的破灭与梦想能力的丧失，哪一个更可悲呢？所以，我在《陈梅》中，看到了一个不屈地向孤独挑战的最可尊敬的人；他不仅向着人间倾诉爱情，而且为写作者指点着述津。写作和爱情一样，是要走出孤独，是要供奉梦想，是要祭祀这宇宙间一种叫做灵魂的东西。在这三篇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小说中，少年的恐惧、愤恨和焦灼；灰蝙蝠远去的天空下，男人“挥手叫她不要再来”；那个暂且叫做陈梅的女子，“在愈来愈浓的苍茫暮色中，她洁白得宛若一个少年的梦”；从中我看到了由真至善，由善至美的一种递进关系。很可能沈东子会说他并没有过这一份设计，但我相信（也许是强词夺理）上帝有这一份设计：人要走出孤独，走进爱情与艺术，非此路而不可通行。
　　我是个残疾人，“维纳斯星座”的作者们也都是残疾人，《逃亡三题》中的主人公也都多多少少有着残疾，因此我又想起一个老话题：什么是残疾？
　　孤独是残疾么？可以这么说，孤独是所有人的残疾。正如人被劈作两半，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而每一半都有残疾。但如果每一半都不仅渴望另一半，而且能舍生忘死地去追寻另一半，残疾便给我们一个实现美满的机会——像断臂的维纳斯那样。但倘若我们渴望，而我们又不敢去追寻，那么我们就不止于断臂的残疾，而又迎来失魂落魄的残疾了。所以我想，我们不要害怕去寻找我们的那一半，不要害怕写出我们真正的感受，不要害怕梦想的屡屡破碎，尤其不要萎谢我们梦想的能力。不要囿于孤独。一个写作者就是一个恋人，我们得坦诚地奉献我们的心魂，那才会有好的创作。我见过不少残疾朋友写的作品，毛病常常出在要么一味地诉苦，要么不敢触动心底的梦想，要么靠纸笔去向人间做一场雪耻式的战斗；这就糟了，这不能走出孤独，反而会越陷越深在孤独中咬坏了自己的心智，那样，便有千种技巧万般努力，也难有好作品问世。便是你要写恨，你也要超越于恨之上，去看准那恨的来由。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走出残疾人，再去看人的残疾；走出个人的孤独，再去看所有人的孤独。沈东子的作品是好作品，原因之一就是，他写的不仅是残疾人，而是人的严峻处境，和比严峻处境更坚固的人的梦想。
　　我希望我没有曲解沈东子的作品。当然我不指望上面的文字已构成一篇面面具到的评论，因为我在篇头已经说过——这算不上评论，只是一点读后感。
　　1993年3月2日
　　谢幕
　　《中篇一或短篇四》已经写完，对它我再没有什么话要说。否则，原该将标题改为《中篇一或短篇五》的。但《小说月报》编辑部的朋友们希望我写一篇创作谈，我只好从命。我想这大概就相当于演出后的谢幕，我就抄录两则平日的读书笔记于下，向读者聊表谢忱。
　　一、陀斯妥耶夫斯基说：“我不能没有别人，不能成为没有别人的自我。我应在他人身上找到自我，在我身上发现别人。”
　　巴赫金说：“我能够表达意义，但只是非直接地，通过与人应答往来产生意义。”
　　我想：每个人都是生存在与别人的关系之中，世界由这关系构成，意义呢，藉此关系显现。但是，有客观的关系，却没有客观的意义。反过来说也成，意义是主观的建造，关系是客观的自在。这样，写作就永远面临一种危险：那些隐藏起来的关系，随时准备摧毁我们建造起来的意义。
　　二、普鲁斯特写道：“无论现在，还是在某个遥远的时刻，无论勺子碰到盘子发出的声音，还是凹凸不平的石板，亦或是玛德莱娜小点心的味道，都把逝去的时光重现在我们眼前，……一个活的生命的存在，依赖于它在现在与过去时光的共同点上，找到唯一的生存空间，并且在这里把握住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只有超越时间概念，一个活的生命才有可能出现。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当我下意识地辨认出玛德莱娜小点心的味道时，我对死亡的恐惧心理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在这一刻里，我身上的活的生命具有了超越时间概念的特征，因此，未来的兴衰荣辱对我也就无足轻重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第一，超越时间能给人的困境以什么弥补呢？第二，这怎么就能消除掉对死亡的恐惧？不不，这种幸福感或喜悦感并非是来自心中自由地重现往事，而是来自可以脱离现实劳役进入艺术的欣赏，并不是因为可以把往日的生活重复经历一回，而在于能够从中观赏被往日的匆忙所错过了的美感。于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虽不能以对错来判定，却可由美丽来确认了。如果再能从中留意到，无边无际的空间和无尽无休的时间中生生不息，原是有这样一条永无止境的审美路在，死亡的恐惧就可以消除吧。
　　以上两则读书笔记仅仅是两则读书笔记，与《中篇一或短篇四》毫无关联。
　　1992年
　　笔墨良心
　　常有编辑来约稿，说我们办了个什么刊物，我们开了个什么专栏，我们搞了个什么征文，我们想请你写篇小说，写篇散文，写个剧本，写个短评，要不就写点随感……。我说写不了。编辑说您真谦虚。我说我心里没有，真是写不出。编辑说哪能呢？这一下刺激了我的虚荣心或曰价值感，今生唯作文一技所长，充着作家的名说着“写不出”，往后的面目和生计都难撑持。
　　我于是改口说，至少我现在没想好，我不敢就答应您。编辑已不理会，认定我是谦虚不再跟我费口舌，埋头宣布要求了：最好多少字，最好在几日之内交稿，最好……。那时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小掌柜，开着一爿货源不足的杂货铺或者项目太少的综合加工点，心中无比的歉疚和惶恐，结果常常我就糊里糊涂地答应了人家的订货，然后自作自受发愁着到底给人家写一篇什么？
　　发愁着走出家门。小掌柜发愁着走出家门，寻思说不定运气好能趸来一点俏货。
　　走在街上，沸沸扬扬到处都是叫卖声。摊煎饼的、烤羊肉串的，卖衣服的修皮鞋的，兢兢业业地工作，心安理得地挣钱。心里羡慕——当然这必定是虚伪。
　　我认识一个开饭馆的小伙子，读书无能但是赚钱有方，他敢把二两炸酱面卖到一块六，然而此饭馆地处游人如潮地带，吃的人却也不少，吃的人都骂老板没了良心。小伙子见了我常问：“大哥，这两天又写什么呢”？我支唔过去，小伙子掏烟，我也掏烟，小伙子看也不看就把我的烟推回去把他的烟递过来，他自信他的烟必定比我的好，他的自信从未遭受挫折。我自然要客气几句，恭喜他发财并自嘲着寒酸。不料小伙子也说我谦虚：“您真谦虚，谁不知道作家有钱呀？”我说：“时代不同了，我们这一行比不得你们这一行了。”小伙子问：“写一篇文章多少钱？”“一万字三百块吧。”“哎哟喂，可真不多。”“你呢？”小伙子沉默一会，眨巴着眼睛可能是在心里计算，一支烟罢坦然笑道：“可您别忘了您卖的是笔墨，咱卖的是良心。”我听得发愣。小伙子拍拍我的肩膀：“怎么着大哥，凭您这脑袋瓜儿您不应该不明白呀？人家管你叫作家。管咱叫什么？倒儿爷，奸商。您舍了钱买名声，我是舍了名声买钱。”生命是美好的，也是曲折的。

　　●赵丽宏
　　（1951～）
　　散文家。上海崇明人。1978 年初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诗集《珊瑚》、《沉默的冬青》，散文集《生命草》、《诗魂》、《维纳斯在海边》、《爱在人间》，报告文学集《心画》等。

　　生命是曲折的
　　——关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在五六十年代，大概没有一部外国小说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样，对中国的年轻人产生过如此巨大的影响。可以说，那时读书识字的人，如果没有读过这本书，就是一个非常背时，非常落后的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几乎成了年轻人成长为一个坚定革命者的代用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在烈士墓前的一段思索，是当时家喻户晓的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的度过：当他回忆往事时，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在我儿时的笔记本上，至今还能找到这段话。
　　最初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是在读小学三年级时。那时吸引我的，并不是保尔的革命经历和百折不挠的精神，而是小说中那些有趣的故事情节，譬如他小时候和别人打架，用学到的拳击术把比他大两岁的小霸王打倒在水里。到上初中时再读这本书，对其中的恋爱的情节特别感兴趣，尤其是保尔和林业官的女儿冬妮亚的初恋，使我心驰神往。对于他们两人的分手，我一直引以为憾。读到保尔和冬妮亚在铁路工地邂逅时，我非常希望已经成为贵夫人的冬妮亚和满身雪污的保尔会重叙旧情，希望爱情能战胜阶级的偏见，创造出浪漫的奇迹。但是我无法改变小说为读者设计的故事和结局。再后来，就对主人公的人生态度产生了兴趣，他的正直、坚毅和执著的性格，在沉重灰暗的泥沼中发展着，闪烁出夺目的光芒。命运的跌宕多变，生活的挫折辛酸，可以使一个生机勃勃的人变得消沉颓唐，变得对生命失去爱和激情，保尔也曾经走到过这样的边缘。我很难忘记书中的一个情节：当保尔得知自己的疾病无可逆转后，准备用手枪自杀，在生与死之间，他做着艰难痛苦的选择。这样的描写很感人，也很有震撼力。正因为保尔也走到过这样的边缘，作为一个成功的文学形象他才更可信更真实。否则，他决不可能打动那么多读者的心。
　　用几句话说清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也许，现在的年轻人读这本书时不会再像我们年轻时那样激动，但我相信，保尔这样的文学形象，他的生命力并没有结束。因为，塑造这样的形象，并不是凭着几点简单的概念，几句空洞的口号，其中也有血有肉，有真情的泪水和发自灵魂的叹息。这本书展现的，不仅仅是一场战争或者一场革命的历史，也是一个普通人曲折的命运。小说告诉人们：生命是美好的，也是曲折的。这就是他的生命力之所在。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是在几乎失明的状态下写
　　出这部小说来的，小说取材于他自己的生活。这就更使得这本书有一种真实和传奇交织的动人色彩。我一直珍藏着一枚纪念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苏联邮票，邮票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目光炯炯，这是盲人特有的那种目光，这样的目光使他胸前的勋章失色。前几年在莫斯科，我专程去看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墓地，但是那天墓地关门，只能透过墓地围墙的铁栅栏，远眺一大片林立的墓碑。陪同的俄罗斯作家告诉我，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墓地上，还常常有无名的俄罗斯人奉献的鲜花，这些鲜花的涵义和它们表达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

　　●真正的读书种子，眼中不该有闲书正书之分，凡进入吾眼之书，若能存乎一心，便是好书妙书奇书真书，余者如过眼烟云，反倒真是一种“闲书”。

　　高洪波
　　（1951～）
　　诗人。曾用笔名向川、齐望。内蒙古开鲁人。著有儿童诗集《大象法官》、《吃石头的鳄鱼》、《鹅鹅鹅》，散文集《捕鼠记》，评论集《鹅背驮着的童话》等。

　　读闲书

　　读闲书的习惯是从小养成的。
　　再具体点说，是我姥爷惯出来的。
　　我姥爷是自学成才的乡村知识分子。他事实上是县城一家药铺的掌柜，终其天年时是一个普通农民。他的自学成才，照我看来就是无师自通地有了识文断字的本领。
　　这本领让我奶奶和我最为佩服。
　　为什么扯到我奶奶？因为她老人家不识一个扁担大的一字，可又偏偏是个文艺爱好者，这是广义的。事实上她只爱好一种形式的所谓“文艺”——我姥爷念给她听的古书。
　　这些古书现在看来不怎么古，不过是《西游记》、《说岳全传》、《说唐》，比《史记》、《世说新语》差了好多辈分。古书中能教给人知识学问以至于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车载斗量，不计其数，而我姥爷摇头晃脑念给他亲家母的，无论用世俗还是艺术的眼光看，都可归入“闲书”之列。
　　我沾奶奶的光，她听古书是最大的享受，每逢这时总是亲切无比，烟袋锅子平捏在手中，忘记了喷云吐雾；而姥爷也总是一改平时不苟言笑的庄重，用平缓而准确的语言，将一个又一个有趣的人物和他们曲折的命运从容道来。念古书时的姥爷脑门上闪现着令人崇拜的智慧之光，老花镜片后面的目光充满慈祥与欢乐。在一无彩电二无录音机的小县城，收音机（当地叫电匣子）是唯一的奢侈享受，每逢过年才可收听一次，使用的是保温杯一样巨大的干电池！想想看，在这样封闭的环境里，听我姥爷念闲书是一种何等的快活。
　　姥爷是我童年生活荧屏上的最佳节目主持人，比现在的赵忠祥、杨澜出类拔萃了不知多少倍。
　　只可惜这画面仅由我一个来欣赏。
　　欣赏的直接后果，便是不可救药的喜欢闲书。
　　读闲书，一是确实自己有闲，要身闲心闲，有闲工夫才成；另外所读的应确实是闲书。像我进入文坛十几年来，文艺理论批评的书，这斯基那可夫的煌煌巨著买了几书柜，读起来手拿红蓝铅笔认真勾勒，企图钻研清楚拉奥孔与亚里士多德的关系，又想弄明白美学与生活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交情。
　　读时正襟危坐，还记点心得抄点卡片，这种状态就不是读闲书，迹近于古时候举子皓首穷经，很累人。
　　再譬如我近来有幸进入中央学校进修半年，先交四百元钱资料费，然后发下的是《中共中央文件汇编》、《改革开放新思路》、《马克思主义哲学论稿》等浅红封皮的厚书，你若把它们当闲书来读，一是读不成，二来也读不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批书也与上面的书性质类似，属于正经的、严肃的必读书，你在接触它们时先要清理思路，继而佐以浓茶，然后心定气闲，一本正经地阅读。有人形象地称读这类书为“啃”，费劲不是？
　　闲书没有“啃”的，让你“啃”的绝对不是闲书。
　　有读者朋友读到这里，可能已性急地打听我喜欢的闲书是些什么？举书目，很多很杂，山西文联新创的刊物《九州诗文》有栏目是“诗文家人生十问”，向我约稿的毕福堂君让回答一系列问题，迹近一种坦白从宽的境界，硬着头皮作答。对“你最喜欢读的书”一栏，我的回答有些含混。事实上每个人不可能一生只喜欢一本好书，不同的年龄阶段喜欢不同的书，年轻时的中意女郎，到得鸡皮老妪肯定会面貌大变，感觉亦变，人与书有一理相通之处。我只拣眼前喜欢的书说了两本，一本是民国赵汝珍的《古玩指南》，另一本是美国佬托夫勒的《力量转移——临近21 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
　　托夫勒是《第三次浪潮》的作者，学问、见识高人一等；赵汝珍则为古玩专家，该书汇集了古玩知识之大成，有趣之极。
　　《古玩指南》与《力量转移》是闲书，因为读来轻松；但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闲书。前书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如果你准备收藏、购买古玩字画的话。
　　后者有明晰的指导意义，如果你有对世界经济、政治进行了解的热情。譬如对震惊世界的海湾战争，托夫勒动用自己“力量以三种形式转移”的观点予以解释，很能说服人。他认为力量有三种基本形式，即暴力、财富和知识，三者顺次为低级的、中级的和高级的力量；三者中知识最为重要，由于暴力和财富在惊人的程度上依靠知识，今天正在出现空前深刻的力量转移，从而使力量的性质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他举海湾战争为例，战争前夕托夫勒判定，这三种力量均已凝聚于海湾形势中：萨达姆对科威特侵略用的是第一种力量，西方对伊拉克的封锁用的是第二种力量，双方的宣传用的是第三种力量，而前两种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都离不开知识——第三种力量。
　　从某一角度而言，我党提出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对知识的肯定、强调到一种空前的高度，谁说不是认知上的殊途同归现象？由此可见闲书不闲。
　　闲书不闲还有一例。
　　女作家张聂尔近撰《中国第一人毛泽东》，反响很大，在北京专门举行了一次讨论会，我出席了。出席前读这本角度新颖的写领袖的书，发现毛泽东居然爱读《增广贤文》，于是大乐。盖因“文革”后期我在云南军营，无意中得到一本《增广贤文》，与战友们细读，并争相背诵，每逢军营小酌之际，责令饮前必吟一句《增广》方可喝酒。这是半游戏状态，可也认认真真背下许多，诸如“相逢不饮空归去，洞口桃花也笑人”、“少年休笑白头翁，花开能有几时红”、“盘山千条径，同仰一月高”及“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等，顺手拈来，感到意理均佳。那一时代军营盛行“思想政治工作”，又有最高指示云“开展谈心活动很好”，有事没事要找人谈心。
　　我从《增广》中采得一句名言曰“力微休重负，言浅莫劝人”，借此回避了许多麻烦。
　　二十年后方知毛泽东居然与凡夫俗子如我辈有同好，感到冥冥中很公平。同时一本有趣的闲书所具有的绵长生命力，也是令人惊诧叹服的。
　　闲书说到这里，似乎该正名了。孰谓闲书？孰谓忙书？孰谓正书？照我看来，真正的读书种子，眼中不该有闲书正书之分，凡进入吾眼之书，若能存乎一心，便是好书妙书奇书真书，余者如过眼烟云，反倒真是一种“闲书”。
　　有一联：好友恨难终日对，异书喜是故人藏。好友与异书等价，不读闲书，怎知世间有异书？这是何等明白的一个道理。
　　1993年3月5日北京

　　书中自有……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不知道。
　　金钱、俸禄、美女，自然从来是属于书们的，这是代代读书人的理想之所在，书故而成为一种信仰与宗教般的什物。想想也是，穷文富武，一介寒儒，连粥都喝不上，没有一点理想激励他，早把书本扔在脑后了，犯不上。
　　书与书生的关系，似有一种递进转换互补的关系。于谦诗曰：“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很准确地道破了这层关系。人们往往先是读书、买书、找书，甚至偷书、抄书，学问做大了，主仆关系开始转换，变为批书、评书，当然还有著书写书编书印书。司马迁写《史记》，藏之名山传诸后世，那是读完了书之后为书立下的汗马功劳；李贽、金圣叹批书评书，也属书们的真正知音；曹雪芹蘸血泪写红楼，高鹗先生又涕泗横流地补齐，二人都应列入书痴队伍；只有玩世不恭如龚自珍，才能吟出“著书都为稻粱谋”句，换句话说是商品意识，以文换米。自此之后，人心开始不古矣。
　　我便是不古者之一。请友人镌一印，文曰：“避斋主人稻粱谋士。”避斋为我书斋名，取其位于13 楼换算出的一个“B”字的谐音，再往深处说呢，自然脱不了龚自珍的影响，标榜一下“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商品意识。
　　书斋至此，已透出世俗气。由此忆及自己与书的交往，其实全由大俗引发，具体点说，与一个“偷”字有关联。
　　偷者窃也，读书人窃书不为偷，先贤曾多有辩白。只是我偷书时还够不上“读书人”三个字，是云南军营中一名新兵，“百夫长”的早期阶段，所以是地道的偷。
　　所偷之书当时称为“四旧”、“毒草”，一律封存于团图书馆内。作案时间在1969 年4 月。以后连续偷盗，挖书山不止，计有《战争与和平》、《白鲸》、《西游记》、《巴乌斯托夫选集》、《神秘岛》、《红岩》和《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杨家将演义》、《说岳前传》等等。我其实是监守自盗，因为身为团广播员、放映员、图书保管员，有权进入封存的图书室。
　　那一时间我本来瘦若竹竿，但每自图书馆出来，腰围顿见肥硕，较之今日之腰围有过之而无不及。几肥几瘦之后，军营内“毒草”泛滥，人心不稳，于是上级追查，查至根子在我身上，先将库存图书一古脑烧毁，继而让我下连队扛炮筒子锻炼。这是我与书们交往时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情节。我偷书，书们乐意让我偷，因为书本来是让人翻阅的，封存的书便是坐牢的囚犯。我以一颗大无畏的放肆之心救它们于困危之中，手段固属偷，目的却十分高尚——书们谅解我的痴迷，便给我诸多好处，虽无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但有那暗夜里的星光，久旱中的猛雨，再有一比：踽踽独行于野径上的旅人，饥渴交并，突然面前有一桌珍肴，香气四溢而五色纷呈，你委实顾不得这食品的来路，放开肚皮吞咽，吞咽时你发现盘子下有一纸条，上写“有毒勿食”四个字。因为吃后没任何异状，你便向这纸条傲然一笑，认定是无聊者的把戏。
　　我当时置身军营，精神饥渴一如孤身的旷野旅人。“毒草”们待我不薄，今日能操笔墨生涯，便是当年的馈赠。
　　书中自有……你自己。到得如今，我已写下有十余本小书，这是自己生命的别一种形式，灵魂被印刷、装订、出版，薄薄厚厚地码在书橱里。有时在灯下翻阅，像一个人揽镜自审，会渐渐看出从青年到中年那缓慢地变化。
　　昔日的文章、诗稿，旧有的豪情、稚嫩，得意之笔，失败之处，齐齐整整化成书的模样，斧头也砍不去。你可能会后悔、惋借，觉得本来应写得更充实，更洒脱，不知为什么懈了劲？你还可能会自得、自足，觉得这篇文章超出了水平，不敢相信出自自己之手？！但那书却分明是你的署名，我和书已溶为一体，书是你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静夜自思：“著书都为稻粱谋”吗？其实未必。你可以一字不写地生活，而且打打麻将，看看电视，听听音乐，实在也是人生中难以企及的境界；但你已走上了与书相伴的笔耕生涯，上瘾。让你扔掉笔去经商做官，你会精神忧郁直至崩溃，你知道自己不是那块料！
　　你的岗位在书桌，你的天地在书房。“人生百病有已时，独有书痴不可医。”谁说得这般明白？陆游。一个居“书巢”的迂夫子，心中偶像。你的人生乐趣在读书、评书、购书、存书，还有写书。这已成为溶在血液和连在神经上的一种习惯，“百无一用是书生”，对，就当一名这样的书生，挺好。
　　书中自有……自有什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只管翻阅就是。
　　或许什么都有，什么也都没有。

　　●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

　　朱学勤
　　（1952～）
　　历史博士。江苏高邮人。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著有《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随笔《风声·雨声·读书声》。

　　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

　　普鲁士的专制制度是对作家内心不自由的惩罚。
　　——马克思
　　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胡风如此，胡风为之执幡护灵的鲁迅也是如此。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需要悲剧，知识分子更需要悲剧。一个时代没有悲剧，才是真正的悲剧；有了悲剧，知识分子们竟如妇孺般哭成一片，又是对悲剧尊严的辱没。
　　对悲剧尊严的辱没岂止从今日开始？
　　1986 年8 月一个炎热的夜晚，巴金提笔祭奠自己的亡友——胡风。这个八十多岁的老人颤巍巍地说：
　　在那一场“斗争”中，我究竟做过一些什么事情？我记得在上海写过三篇文章，主持过几次批判会。会开过就忘记了，没有人会为它多动脑筋。文章却给保留下来，至少在图书馆和资料室。其实连它们也早被遗忘，只有在我总结过去的时候，它们才像火印似地打在我的心上，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说：“不许你忘记！”我又想起1955 年的事。（巴金：《随想录·无题集》）
　　1955 年发生了什么事？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把另一个知识分子多年来给自己的私信统统抖落出来，提供给当时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几家报纸之一——《人民日报》，制作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第一批材料。接着，政府查抄胡风私宅，把更多的私人通信公之于众，并且分门别类，加上按语，抛出所谓第二批、第三批材料。然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一哄而起纷纷“向井口投掷石块”（巴金语），争先恐后地在那家报纸或其他报纸上发表讨伐胡风的文章，咬牙切齿，声声可闻。那两个月里发生的事情都辑录在《人民日报》上，翻一翻这家报纸1955 年5 月至6 月的合订本，后代人既为那三批按语无限上纲罗织文网的强横逻辑而震惊，也为当时知识分子同类相残的可耻记录感到羞耻。请看这些文字：“看了《人民日报》公布的第二批材料后，愤恨的烈火把我的血液烧得滚烫。”
　　“我看穿了胡风的心；除了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人，谁会这么想一想呢？”
　　“胡风，你是九尾狐，你的主子是谁？当胡风向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发动了猖狂进攻以后，不久就传来了台湾广播热烈的响应。”
　　“请依法镇压胡风，而且镇压得必须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厉。”
　　“胡风娘家是中美合作所”，“他们不仅是狼种，而且似乎又当过狐狸的徒弟”，“要彻底消灭这批狼种”。
　　“胡风是反革命的灰色蛇，胡风与胡适的区别是一种灰色蛇与白色蛇的区别。”
　　上述语言的作者，既有刚殒落不久的一代文坛巨擘，也有至今还饱享盛誉的人民剧作家；既有当时曾轰动一时的山药蛋作家，也有直到现在还当之无愧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当然，也少不了后来被称之为反革命文痞的姚文元。然而，在这么些文字中，后来的读者能猜得出哪一句是出自姚文元之口吗？你拣最丑恶的猜，也会猜错。悲剧不在于谁比谁丑恶，而在于后来的迫害者与被迫害者在伤害最早也是最优秀的一个殉道者时，竟使用起同一类语言！
　　人常说，那三批按语是后来一切整人哲学、整人语言的开始，但是忘了补充一句：围绕三批按语发表的那些文章也是后来街头大字报语言的开始。
　　这类文章，尤其是这类文章所使用的思维方式与日后红卫兵的语言、红卫兵的思维方式有什么差别呢？”狼种”、“狐狸”、“九尾狐”、“彻底消灭”、“严厉镇压”，十年后，红卫兵毫不犹豫地代之以“牛鬼”、“狗崽”、“炮轰”、“砸烂”！早在红卫兵学会糊大字报以前，大字报的语言不就已由他们的前辈准备好了吗？区别在于红卫兵使用这类语言，是由他们的教育决定的，而前一代人开创这类语言，则是由更为可悲的劣根性决定的。红卫兵从学会读报那天起，接受的就是这种语言教育。他们只有这一种语言，没有人教他们第二种语言。灾难过后，他们当然要低头忏悔，但他们至少还可说一句：“我们的罪过是无知，而不是虚伪！”一代文化巨擘，还有这个“家”，那个“权威”却不一样了，他们是说着另一种语言长大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曾经亲履西土，受过系统的民主教育，起码是文明教育，他们应该知道使用这种语言，远远超出了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规范。这不是文明人使用的语言，谁使用这种语言，谁首先就剥夺了他自己的内在尊严。当红卫兵忏悔的时候，他们也应该忏悔，甚至更应该忏悔！因为他们当时就应该知道使用这种语言，不是出自野蛮，就是出自虚伪，因而，也就更应该承担良心上的责任。
　　“狼种”、“九尾狐”、“灰蛇”、“白蛇”——一场真正的理论冲突和政治悲剧就是被这种几乎是村妇相证的语言辱没了，冲淡了，冲淡成丑剧；然后，再向外蔓延，越出胡风事件的个人范围，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足够污染几十年文化氛围的空间内收敛还原，还原为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大悲剧。当后一代人重读那三批“按语”和那一批文章时，将难以抑止内心泛起的强烈的厌恶之情。人们甚至会这样说，连“丑恶”都可以分出档次：那三批“按语”虽然强横，却还留有强横者的气势，强横者的文采，尚可称“恶而不丑”；而一批助恶帮闲的文章呢？则落入更低一个阶次。它们虚假到了极点，也虚弱到了极点，助恶无作恶之“力”，助恶无作恶之“美”，只能称为“丑而不恶”！需要付出多么沉重的心理代价，后代人才能相信这就是我们中国唯一受过民主教育的那个阶层在当时使用的语言？等到这个阶层都已习惯于使用这类语言时，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费希特有言：“基督教创始人对他的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
　　中国社会的道德大滑坡就是这样开始的。1955 年反胡风， 1957 年反右，1966 年“文革”，一场接一场如雪崩般发生。整个社会像被人在山巅上推下的巨石，迅速向下滚动，直到最后滚入教育、文化、伦理乃至文明规范的崩溃深渊。从这类灾难中过来的一些知识分子现在都已学会如何控诉这些不公正的事件了。但从50 年代中叶那次可耻的投降以来，他们哪一天不是在虔诚地等待这一切，召唤这一切，甚至参与制作这一切呢？他们掘土埋葬同类，随之亦挖出了自己的墓穴。1955 年卖友求荣者， 1957 年落网； 1957 年漏网偷生者， 1966 年一网打尽。真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会有人出来说，这是违心的，那是被迫的，请宽恕知识分子们在高压下的不光彩行为。即以胡风为例，他们承受的政治压力再高，也高不过胡风身为囚徒在监狱中的生死压力。1966 年夏，胡风尚在服刑。官方来人要他揭发周扬问题，威逼兼利诱。人们都知道胡风与周扬宿怨已久，其锒铛入狱的悲惨遭遇与周扬不无关系。此时胡风揭发周扬，无论如何都不为过；此时胡风不揭发周扬，则可能加重刑期，甚至被推向极刑。是报复宿敌，以求获得“正当”的自由？还是顶着压力，甘冒生死之祸，保全一颗知识分子的良心？胡风的态度是：
　　不管报上说得怎么吓死人，我应该有我自己的看法，决不在这里为某个人说一句坏话或一句好话，问题是怎样就说怎么样。今天，周扬虽然被拎出来示众了，但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像这样来批周扬他们，是言过其实的，难以服人。（梅志：《胡风传》载《文汇月刊》1987年9月号）
　　一个囚徒在生死关头作出的回答，将使无数养尊处优者的所谓“违心之论”无地自容。这个囚徒不愧是鲁迅亡灵的护送者。当年那面护灵幡旗——“民族魂”只有在他这里才重放异彩。在这之后，这个囚徒因为他这种不与恶势力合作的精神吃够了苦头，饱受摧残，最后成了“一个神情木然的病人”（巴金语）。也许他是被剥夺了外在的尊严，但是他的内在尊严将永存。而其他人呢？还是费希特说得好：“一个丧魂落魂，没有神经的时代受不了这种感情和感情的这种表现，它以犹豫忐忑、表示羞愧的喊声，把它自己所不能攀登的一切称为狂想，它带着恐惧的心情，使自己的视线避开一幅只能看到自己麻木不仁和卑陋呆耻的画面，一切强有力的和高尚的东西对它产生的影响，就像对完全瘫痪的人的任何触动一样，无动于衷。”（《论学者的使命》）
　　还是回到巴金这里来吧。在那个炎热的夜晚，这位老人接着又说：“我翻看过当时的《文艺月报》，又找到编辑部承认错误的那句话。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50 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在一个没有罪感氛围的轻浮国度里，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老人完全可以带着他的隐私或污迹安然离去，不受任何谴责。现在，他突然觉得自己的灵魂中有罪恶，不吐不快，终于说出了这番富于忏悔意识的语言，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再造的开始，但也仅仅是开始。不幸的是，忏悔刚一举步，立刻就被一大片溢美之词甚至是阿谀之词包围了。有人说：“这是中国散文的巅峰，”
　　又有人说：“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等等，等等。相比世界历史上其他民族——远如德国，近如俄国——在大灾大难之后，知识分子灵魂拷问的惨烈程度，我们这个民族实在是不可救药。浅浅地扎一针，都要撒上大把大把的麻药，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儿童心理症，还是他们确实患上了老年衰弱症？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悲剧在不断发生，悲剧意识却被种种无聊的吹捧、浅薄的诉苦或者安慰所冲淡。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这才是真正悲剧的悲哀！在这片乐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的土壤上，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不见有“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一个民族只知控诉，不知忏悔，于是就不断上演忆苦思甜的闹剧。从前是目不识丁的底层文盲；现在则轮到知识分子，这个“家”，那个“权威”。他们中的很多人将终生念叨某年某日某人某张大字报中的某句话曾加害于己，却拒绝回忆自己远比红卫兵更早，就使用过红卫兵的手段伤害过远比自己优秀的同类。他们的“控诉”实质上是一种可怜的补偿要求，而不是那种高贵的正义之情。所以，他们从来只控诉别人对自己的不公平，却绝难控诉自己对别人的不公平，尤其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因此，在这个拥挤的国家里，你绝难看到有左拉式的人物左拉式的控诉——为素不相识者的冤屈而控诉，为社会良心的沉默而控诉。那才是真正的控诉。什么时候能听到有我们自己的左拉，在十里长街长啸一声，“我控诉！”什么时候这个国家才真正有拯救的希望。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外界不公正事件持续发生时，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也在持续发生一种隐蔽的，却更为可怕的裂变。我们对前者已经谈论得够多了，但对后者却谈论得太少、太少。让历史学家去争论外界压力与内心崩溃孰先孰后孰果孰因的关系吧。而在人类真正的良心法庭前，区别真诚作家与冒牌作家的标尺却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他是否具有起码的忏悔意识。没有忏悔意识的作家，是没有良心压力的作家，也就是从不知理想人格为何物的作家。从前他们没有理想人格的内在压力，当然就无从抵抗外在压力。一代博学鸿懦无可挽回地跌落进犬儒哲学的怀抱。现在他们没有理想人格的内在压力，当然就迷走于补偿性的外向控诉，却躲避内向忏悔，躲避严酷的灵魂拷问。世界史上的优秀民族在灾难过后，都能从灵魂拷问的深渊中升起一座座文学和哲学巅峰，唯独我们这个民族例外。没有卢梭的《忏悔录》，就没有18 世纪法国浪漫文学的先河；没有托尔斯泰从忏悔走向《复活》，就没有19 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巨大成功；没有萨特对沦陷时期巴黎知识分子群的《恶心》，就没有20 世纪西欧存在主义文学与哲学的双向丰收。
　　还记得萨特是怎么说的吗？——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应对一切未能挽回的事实负责。
　　让我们的知识分子继续控诉吧，控诉者将注定永远停留在被控诉者的水平。我们还会不断地出“诗人”，出“作家”，却绝不会出陀斯妥耶夫斯基，出罗曼·罗兰，出托尔斯泰！和书的缘分就像谈恋爱，越是遭到砍伐杀戮，越是生长得疯狂、热烈。

　　●舒婷
　　（1952～）
　　诗人。女。福建厦门人。1969 年到闽西山区插队。1972 年回到厦门。1971年开始写诗，在知识青年中传抄。1981 年调入福建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著有诗集《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始祖鸟》、《舒婷的诗》，散文集《心烟》、《秋天的情绪》、《硬骨凌霄》等。

　　生活·书籍与诗

　　外祖父竖起一根指头，引诱我学一首美丽的“儿歌”：清明时节雨纷纷。
　　他念了两遍就进里屋去取香烟，出来时见我一只脚在门槛上跳进跳出，口中念念有词：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他惊异之至，立即决定让我随外祖母到街道扫盲班去启蒙。每逢婶婶婆婆们考试，我总要搬张凳子，站在大圆桌边提示，同时响亮地嚷着：“别慌，姥姥，我来救救你！”老师置之一笑，她大概不相信外祖母的场场考满分和一个四岁顽童有什么关系。
　　小学三年级起我开始阅读课外书。我的座位也渐渐由后往前移，因为我的眼睛很快变坏了。我的不要命的书癖开始在家里造成恐慌，一发现我不在眼前，妈妈便到通道、门后、衣架下去搜索我，每次总能把我连同罪证一道捕获。舅舅、姨姨们都喜欢看书，书的来源五花八门，无论他们对我如何戒严，我对各个房间的偷袭总能成功。上初中时，我的借书卡上已全是长长的外国名字。班上有人问我：为什么净看外国书？答：中国书已看完了。于是专门开了班会整风，批判我的轻视民族文化。那时指的“中国书”是《敌后武工队》之类的。不过，《西游记》、《三国演义》、《聊斋故事》我也是滚瓜烂熟，那是外祖母每夜哄我上床时讲过无数遍的。
　　我的作文成绩一向很好。五年级时第一篇作文《故乡的一天》被当做范文评讲，黑板上抄满了“异想开天”、“树影斑驳”等我搜罗来的十几个形容词。老师很起劲，我也很开心。可怜后来我却要花相当大的气力去纠正滥用词藻的坏习气。初中一年作文比赛我得了一等奖，初中二年学期考试我十分认真地答完了卷，成绩却是四十七分，并且作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典型。
　　看来对我的作品的声讨，是十五年前就开始的。
　　十三岁以前我常常参加朗诵会，但除了课文和老师指定的节目之外，我不读诗。我至今尚不明白，当时怎么会想到写一首半文半白的五言短诗，发在校刊《万山红》上，还因此着实得意了几天。
　　我的学历只有初中两年，这点点可怜的文化程度却是我的重要基础，使我对语言的兴趣和训练自觉化。包括后来在农村时每天学五个生字，帮助我在表述时有更大的灵活性。我认为：倾心于语言艺术的人对语言本身缺乏通灵（敏感）和把握是致命的。“使诗人找到关于那几个惟一正确的字的惟一正确的安排方式。”
　　学生时代像万花筒一样旋转：夏令营、生物角、歌咏比赛；未来和理想五光十色地闪烁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仿佛只要不断地朝前走去，就能把天边的彩霞搂在怀里。我最初的朋友就是我的教师。跟着生物老师跳下潮湿的墓穴去采撷蕨类植物，从此我克服了怕黑的胆怯心理；每天午饭后在小山上的音乐室，我屏息望着音乐老师敏捷的手指，一条长满水藻的小溪似乎在他的指间流响；我怀念凤凰花盛开的校园路，地理老师常送我走到拐弯的地方，站在那七颗星星的照耀下，我至今还觉得到那手的分量，沉甸甸地压在我的肩上；有一次我大哭了一场，因为原来的班主任被调离到僻远的山区去，据说惩罚他的“母爱教育”。
　　但是，老师，假如爱是你的罪名，是你朗诵的课文，黑板上抄写的词句，你课外辅导时的眼光和声音；假如爱是你教育的灵魂，那么，它仍是我今天斗争和诗歌的主题。
　　“当！”什么东西掉下来，打在我的肩上，我顺手一摸，是颗热呼呼的弹头。外面，我的戴着袖章的红卫兵战友正强攻物理楼，而我正在读雨果的《九三年》，这里也有攻击和守卫，苦难和挣扎，欺凌和愤慨，也还有真、善、美。我完全沉浸在文学作品所展开的另一个世界里，巴尔扎克的，托尔斯泰的，马克·吐温的。尽管还有噩梦，梦见十几公斤重的木牌，铁丝上渗出的血珠，屈辱在我尊敬的人的眼里变成阴暗的河流。我总是满头大汗从梦中惊醒，收拾些衣物和食品，送去给被监禁的家人，走进另一个充满呵斥、白眼的噩梦。
　　生活表面的金粉渐渐剥落，露出凹凸不平的真相来。只有书籍安抚我。
　　1969 年我与我的同代人一起，将英语课本（我的上大学的梦）和普希金诗抄打进我的背包，在撕裂人心的汽笛声中，走向异乡。月台上，车厢内一片哭声。我凝视着远山的轮廓，心想，十二月革命党人走向流放地时一定不哭的。我要在那里上完高尔基的“大学”。
　　生活不断教训了我的天真，然而这个人间大学给予我的知识远远胜过任何挂匾的学院。
　　挤在破旧的祠庙中，我听过吉他悒郁的乡思；坐在月色蒙蒙的沙渚上，我和伙伴们唱着：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躺在芬芳的稻草堆里，听着远处冷冷的犬吠，泪水无声地流着……再艰难的日子都有它无限留恋的地方。我曾像我的伙伴那样，从一个山村走到另一个山村，受到各知青点的接待。我所看到和听到的故事，那些熟悉而又遥远的面影，星星一样密布在我记忆的天空。
　　我曾经发誓要写一部艾芜的《南行记》那样的东西，为被牺牲的整整一代人作证。
　　于是，我拿起了笔。
　　那三年内，我每天写日记，回城之前我把三厚本的日记烧了。侥幸留下来的几张散页后来发表在《榕树丛刊》散文第一辑上。
　　我拼命抄诗，这也是一种训练。那段时间我迷上了泰戈尔的散文诗和何其芳的《预言》，在我的笔记里，除了拜伦、密茨凯维支、济兹的作品，也有殷夫、朱自清、应修人的。
　　另外是信。写信和读信是知识青年生活的重要内容，是我最大的享受。
　　我还记得我是怎样焦灼地在村道上守候那绿色的邮包，又怎样迫不及待地坐在小桥上读信。我给一位女朋友写了一首诗：“启程吧，亲爱的姑娘，生命的航道自由宽广。”这首诗流传出去，为我赢得几位文学朋友。他们时常根据自己的兴趣给我送书来。我曾经花一个月时间关起门读完弗·梅林的《马克思传》，又通读了毛选四卷的注解部分，虽然我从来不敬神；我还很困难地读了《美学简育》、《柏拉图对话录》那样的理论，又很轻松地忘得一干二净。由于朋友们的强调，我还有意识地读了一些古典作品，最喜欢的是李清照和秦观的词，还有散文。
　　1971 年5 月我和一位学政治经济的大学生朋友在上杭大桥散步，他连续三天和我讨论诗与政治的问题，他的思想言谈在当时每一条都够得上反革命的名册。他肯定了我有写诗的可能，同时告诫我没有思想倾向的东西算不得伟大的作品。
　　“那草尖上留存的露珠儿，是否已在空气中消散；江边默默的小亭子哟，是否还记得我们的心愿和向往？”回到小山村之后，我写了这首诗给他。
　　朋友，也许渔火已经漂流过去，古榕下我们坐过的石头已铺满深秋的白霜，但你的话我一直没敢忘记：没有倾向的作品算不得伟大的作品。
　　《寄杭城》是我已发表作品中年份最早的一首，但并不是我的第一首诗。
　　不少青年朋友问我是怎样走上创作道路的，我却说了这么一堆废话。因为：假如没有友情（我的心至今仍像葵花朝向温暖一样觅寻着朋友）；假如没有酸甜掺半的山区生活；没有老师在作文本上清晰的批语；没有历史、绘画各科给我的基础知识；没有莫泊桑和梅里美的诱导；甚至要是没有外祖父的“儿歌”，很可能，我不写诗。
　　“撒出去，失败者的心头血；矗起来，胜利者的纪念碑。”任何最微小的成功都包含着最大的努力和积累。
　　1972 年我以独生子女的身份照顾回城，没有安排工作，产生一种搁浅的感觉（多少年之后，我才明白，搁浅也是一种生活）。我常常在冷寂的海岸边彷徨：“从海岸到巉岩，多么寂寞我的影；从黄昏到夜阑，多么骄傲我的心！”不被社会接受，不被人们理解，处于冷窖之中，感到“沉沦的痛苦”，但“觉醒的欢欣”正如春天的绿液一样，不引人注目地悄悄流向枝头叶脉。
　　这种觉醒是什么呀？是对传统观念产生怀疑和挑战心理，要求生活恢复本来面目。不要告诉我这样做，而让我想想为什么和我要怎样做。让我们能选择，能感觉到自己也在为历史、为民族负责任。
　　1973 年我到建筑公司去做临时工，当过宣传、统计、炉前工、讲解员、泥水匠，我心甘情愿地一点一滴磨掉我的学生腔。听老师傅叙说生计艰难，和粗鲁的青工开玩笑，在汗水溅下嗞嗞响的水泥预制场上，操过铁锹，掌过震动器。夜班时我常常伙同几个淘气包摸到邻近的盐碱田刨地瓜，然后放在铁壶里烧。咸嗞嗞的煮白薯并不真的那么好吃，我高兴地是再没有人因为我的眼镜和挎包里的书而轻视我。使我能安静地利用午休那一个小时，躺在臭烘烘的工棚里，背垫几张潮湿的水泥袋，枕在砖头上看完《安诺德美学评论》。
　　我从来认为我是普通劳动人民中间的一员，我的忧伤和欢乐都是来自这块汗水和眼泪浸透的土地。也许你有更值得骄傲的银桦和杜鹃花，纵然我是一枝芦苇，我也是属于你，祖国啊！
　　我只是偶尔写诗，或附在信笺后，或写在随便一张纸头上，给我的有共同兴趣和欣赏习惯的朋友看，它们很多都已散失。也许有人要责备我没有写熔炼炉和脚手架的诗（我试写过，只是写得很糟），是的，当我的老师傅因为儿子的工作问题在佛寺的矮墙边卜卦，我只是和满山的相思树，默默含着同情，在黄昏的烟雨里听了又想，想了又听，我不会朝他读破除迷信的诗；我宁可在休息时间里讲故事，用我自己的语言，选择适当的情节，讲《带阁楼的房子》、《悲惨世界》，并不天真到认为我的诗能抵达任何心的港湾。
　　通往心灵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不仅仅是诗；一个具有正义感又富于同情心的人，总能找到他走向世界的出发点，不仅仅是诗；一切希望和绝望，一切辛酸和微笑，一切，都可能是诗，又不仅仅是诗。
　　1975 年，由于几首流传辗转的诗，我认识了本省一位老诗人，我和他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今天。首先是他对艺术真诚而不倦的追求，其次是他对生活执著而不变的童心，使我尊敬和信任，哪怕遭到多少人的冷眼。他不厌其烦地抄诗给我，几乎是强迫我读了聂鲁达、波特莱尔的诗，同时又介绍了当代有代表性的译诗。从我保留下来的信件中，到处都可以找到他写的或抄的大段大段的诗评和议论。他的诗尤其令我感动，我承认我在很多地方深受他的影响。
　　在那些日子，“ ”的教师比比皆是，而我却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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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民办教师也争取不到。我又一次感觉到现实和理想那不可超越的一步之遥。“无垠的大海，纵然有辽远的疆域，咫尺之内，却丧失了最后的力量。”
　　我写了《船》，老诗人立即写诗回答：“痛苦，上升为同情别人的泪！”这两句诗至今还压在我桌上的玻璃板下。
　　痛苦，上升为同情别人的泪。早年那种渴望有所贡献，对真理隐隐约约的追求，对人生模模糊糊的关切，突然有了清晰的出路。我本能地意识到为人流泪是不够的，还得伸出手去。“如果你是火，我愿是炭。”当你发光时，我正在燃烧。鼓舞、扶持旁人，同时自己也获得支点和重心。
　　1975 年前后的作品基本上是这种思想。这一年我在织布厂当过染纱工和挡车工，1977 年调到灯泡厂当焊锡工，一直到现在。我的体质从小就弱，所做过的工作都相当累人，以致我痛苦地感觉到有时我竟憎恨起美丽温柔的鹭江水，因为它隔绝我，使我比别人要多花半个小时去赶渡船。上大夜班时，我记得星星苍白无力，仿佛失眠的眼睛，街灯刺球似地转动在晨雾里。不少人以为我养尊处优，所以当有位朋友在1976 年写信给我：“正是鼓浪屿的花朝月夕，才熏陶出一颗玲珑剔透的心。”我回答他：“不知有花朝月夕，只因年来风雨见多。”
　　我写《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时正上夜班，我很想走到星空下，让凉风冷却一下滚烫的双颊，但不成，我不能离开流水线生产。由于常常分心，锡汁淌到指间，燎起大大小小的水泡。这首诗被某诗歌编辑批驳为：低沉、晦涩，不符合青年女工的感受。看样子，只有“银梭飞舞”的东西才是青年女工的感受喽？
　　至今，我总还纳闷着：青年女工的感受谁最有权利判断呀？
　　我闭上眼睛，想起我作为一个青年女工度过的那些时辰。每逢周末晚上，我赶忙换下工作服，拧着湿漉漉的头发，和我的朋友们到海边去，拣一块退潮后的礁石坐下来。狂欢的风，迷乱的灯光，我们以为自己也能飞翔。然而幻想不能代替生活，既然我们不能完全忘却它，我们只有把握它或者拥有它。
　　沉重的思索代替了早年那种“美丽的忧伤”，我写了《流水线》。
　　《流水线》已经挨过还将遭到不断地批判，就连肯定它的人也要留一个“局限性”的尾巴，因为“它没有焕发出改变现状的激情”。这不由得令人想起在一些名著的前言后记中常见到的我国理论家的发明。某作家无论多伟大，都有他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千篇一律为：看不到无产阶级的力量，没有找到革命道路等等。然而，天才不是法官，不是巫师，艺术不是仙丹灵药。
　　托尔斯泰说：“艺术家的目的不在于无可争辩地解决问题，而在于通过无数的永不穷竭的一切生活现象使人热爱生活。”
　　我从未想到我是个诗人，我只是为人写诗而已；尽管我明确作品要有思想倾向，但我知道我成不了思想家，起码在写诗的时候，我宁愿听从感情的引领而不大信任思想的加减乘除法。
　　1977 年我初读北岛的诗时，不啻受到一次八级地震。北岛的诗的出现比他的诗本身更激动我。就好像在天井里挣扎生长的桂树，从一颗飞来的风信子，领悟到世界的广泛，联想到草坪和绿洲。我非常喜欢他的诗，尤其是《一切》。正是这首诗令我欢欣鼓舞地发现：“并非一切种子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在我们这块敏感的土地上，真诚的嗓音无论多么微弱，都有持久而悠远的回声。
　　我不想在这儿评论北岛的诗歌，正如我将不在这里品评江河、芒克、顾城、杨炼们的作品一样，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他们给我的影响是巨大的，以至我在1978 年和1979 年简直不敢动笔，我现在远不认为他们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现代派”。他们各有区别，又有共同点，就是探索精神。
　　而且据我所知，他们像我们这个时代许多有志气的青年一样，比较自觉地把自己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勤奋和富于牺牲精神使我感动。
　　现在常说的“看不懂”、“朦胧”或“晦涩”都是暂时的。人类向精神文明的进军决不是辉煌的阅兵式。当口令发出“向左转走”时，排头把步子放小，排尾把步子加大，成整齐的扇面形前进。先行者是孤独的，他们往往没有留下姓名，“只留下歪歪斜斜的脚印，为后来者签署通行证。”
　　一只金色的甲虫在窗玻璃上嗡嗡地呼救，我打开窗门，目送它冉冉飞往沸沸腾腾的桂花树。愿所有对自由的向往，都有人关注。

　　书渴

　　和书的缘分就像谈恋爱，越是遭到砍伐杀戮，越是生长得疯狂、热烈。
　　有一本好书在家静静等着，手边的琐事都会变成音乐，犹如甜蜜的幽会守在你将要经过的街角，你心中储存了那么多情感准备与他同行。
　　书中主人公的命运和你息息相关，当悲剧像乌云一样不可避免，你想扔下书逃走。但你不能，正如你不能逃脱你自己的命运。
　　别人让我回忆自己和书之间的酸甜苦辣，犹如要一个结婚多年的妻子回答她的恋爱史，她不知所措，不知从何说起。只记得有几件小事：小学三年级，由于家庭的分离，我暂时转学到奶奶家。出身书香门第的奶奶却本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观念，对我的嗜书如命给予干涉。有一天放学回来，我刚借的《古丽雅的道路》从我的抽屉不见了。我当时疯了，说了很多蠢话。直至我那享有长孙特权的哥哥为我说话，奶奶才从针线筐下掏出我的书。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关于这本书，我和奶奶之间始终没有取得谅解。
　　文化大革命时，普遍闹书荒，但民间却有许多名著流传。我只要看到纸边卷起的旧书，心里就像被吸空了。我读《茶花女》是向好朋友挪的十小时。
　　从晚上8 时我便拼命看，夜间1 时看完，让我妹妹起来看，翌晨5 时，妹妹回到床上睡觉。我一边翻看第二遍，一边走到轮渡过海去还书。还记得那晚停电，点两盏油灯，仿佛听见窗下有人哭泣，几次撩开窗帘，望着发白的小路，我自己泪流满面。
　　下乡期间，一本好书在手，便可辗转换来不少意外的书。有一本书就是过节日，割稻想着它，连从田坎上摔一大跤爬起来想的也是它。最愉快的享受便是洗完澡，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小心地把书吹了吹，坐在灯下一气看到半夜无人打扰。啊，那些日子！
　　至今，如果我同时借到五本有价值的书，我便要一气读完，百事不管。
　　家人见我屡教不改，只好妥协，连四岁的小儿子也学会了我看书的姿态：蜷在沙发里，食指抚着眉——眼睛酸痛呀！读书读得了一点新知，几日不吃肉满口中仍是余香。

　　●贾平凹
　　（1953～）
　　作家。陕西丹凤人。著有散文集《月迹》、《商州散记》、《爱的踪迹》，小说集《商州》、《浮躁》、《废都》等。

　　好读书

　　好读书就得受穷，心用在书上，便不投机将广东的服装贩到本市来赚个大价，也不取巧在市东买上肉鸡针注了盐水卖到市西；车架后不会带单位几根铁条几块木板回来做沙发，饭盒里也不捎工地上的水泥来家修个浴池。钱就是那几张没奖金的工资，还得抠着买涨了价的新书，那就只好穿不悦人目的衣衫，吸上别人发呛的劣烟，吃大路菜，骑没有铃的车。但小屋里有四架五架书，色彩之斑斓远胜过所有电器，读书读得了一点新知，几日不吃肉满口中仍是余香，手上何必戴那么重的金银，金银是矿，手铐也是矿嘛！老婆的脸上何必让涂那么厚的脂粉，狐狸正是太爱惜它的皮毛，世间才有打猎的职业！都说当今贼多，贼却不偷书，贼便是好贼。他若要来，钥匙在门框上放着，要喝水喝水，要看书看书，抽屉的作家证中是夹有两张国库券。但贼不拿，说不定能送一条字条：“你比我还穷？！”三百年后这字条还真成了高价文物。其实，说穷也不是穷到要饭，出门还要带十元钱的，大丈夫嘛，视钱如粪土，它就只能装在鞋壳里头。
　　好读书就别做官。心谋着书，上厕所都尿不净，裤裆老是湿的，哪里还有时间串上级领导的家去联络感情，也没有钱，拿什么去走通关关卡卡？即使当官，有没有整日开会的坐功？签发的文件上能像在新书上写读后感一样随便？或许知道在顶头上司面前如谦谦后生，但懒散惯了，能在拜会时屁股只搭个沙发沿儿？也懂得猪架子都不长，却怎么戏耍成性突然就严肃了脸面？谁个要整，要防谁整，能做到喜怒不露于色？何事得方，何理得圆，能控制感情用事？读书人不反对官，但读书人当不了好官，让猫拉车，车就会拉到床下。那么住楼就住顶层吧，居高能望远，看戏就坐后排吧，坐后排看不清戏却看得清看戏的人，不要指望有人来送东西，也不烦有人寻麻烦，出门没有见面笑，也免不了有朝一日墙倒众人推。
　　好读书必然没个好身体。一是没钱买蜂王浆，用脑过度头发稀落，吃咸菜牙齿好肠胃虚寒；二是没权住大房间，和孩子争一张书桌，心绪浮躁易患肝炎；三是没时间，白日上班晚上熬夜，免不了神经衰弱。但读书人上厕所时间长，那不是干肠，是在蹲坑读书；读书人最能忍受老婆的嘟囔，也不是脾性好，是读书人入了迷两耳如塞。吃饭读书，筷子常会把烟灰缸的烟头送到口里，但不易得脚气病，因为读书时最习惯抠脚丫子。可怜都是蜘蛛般的体形，都是金鱼似的肿眼，没个倾国倾城貌，只有多愁多病身。读书人的病有读书病的药，药不在《本草》而直接是书，一是得本性酷好之书，二是得亟需之书，三是得未见之书。但这药医生常不用，有了病就让住院，住院也好，总算有了囫囵时间读书了。所以，约伙打架，不必寻读书人，那鸡爪似的两手没四两力，要欺负也不必对读书人，老虎吃鸡不是山中王。读书人性缓，要急急不了他，心又大，要气气不着，要让读书人死，其实很简单，给他些樟脑丸，因为他们是书虫。
　　说了许多读书的坏处，当然坏处还多，譬如好读书不是好丈夫，好读书没有人缘，好读书性古钻。但是能好读书必有读书的好，譬如能识天地之大，能晓人生之难，有自知之明，有预料之先，不为苦而悲，不受宠而欢，寂寞时不寂寞，孤单时不孤单，所以绝权欲，弃浮华，潇洒达观，于嚣烦尘世而自尊自重自强自立不卑不畏不俗不诌。说到这儿，有人在骂：瞧，这就是读书人的酸劲了，为什么不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呢？真是阿Q 精神喽！这骂得好，能骂出个阿Q 来，便证明你在读书了，不读书怎么知道鲁迅先生曾写过个阿Q 呢？因此还是好读书着好。
　　1990年

　　●热爱书吧，青年朋友们！——倘若你不想使自己愚蠢，倘若你想使自己的人性完善，倘若你一心要在未来成就一番事业的话。

　　王英琦
　　（1954～）
　　女作家。安徽寿县人。1972 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散文集《热土》、《漫漫旅途上的独行客》、《我遗失了什么》、《情到深处》等。

　　书缘
　　我和书结下缘分较早。
　　四五年级时，便人模人样地捧起《红岩》、《苦菜花》、《三家巷》。
　　上六年级时，已看完《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还看了诸如《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官场现形记》等。到了初一，我的目光又“情移”到外国名著上头去了。什么《复活》、《红与黑》、《高老头》、《死魂灵》等等，都是这时节看完的。
　　可惜好景不长，不久便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所有的书被归荡一空，校图书馆也行将倒闭。
　　我那年才十二岁，“搞革命”嫌嫩了点，“打砸抢”够不上资格。人家大串连，为的是祖国山河一片红，我大串连的直接动机和辉煌成果是两大本漂亮糖纸。
　　为了打发少年萌动时期那过剩的精力和躁动的情绪，我常常上街去瞎转白逛。或是听大学生大辩论，或是看红卫兵刷标语，散传单。
　　一天，我看完一场拙劣的美其名曰“造反有理”宣传演出归来，路过一个废品收购站，见一个老头正撅着屁股起劲地搬一捆书。我忙凑上去，助了他一臂之力。
　　谁知这一凑还真不愿走了，老头那捆书竟然都是货真价实的中外名著。
　　我随手翻了一下，就看到了《战争与和平》、《毁灭》、《贝姨》、《聊斋志异》等。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我搜罗出仅有的五角钱。
　　“五角钱，拿五本去。”老头慷慨地挥挥手。
　　我挑了五本，仍不过瘾，又多拿两本。老头也没介意。
　　从此，老头的废品收购站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
　　于是，我在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光景，就拎着小黄包来到收购站。照例老头每天都要收进一批新的旧书。
　　每进一批书时，他总爱对我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哇，可肥了咱废品收购站。”
　　因为厮混得熟了，由一开始的一角钱一本，发展到后来的一角钱好几本。
　　至于那些过期的刊物和杂志，更是比烂萝卜烂茄子还便宜，常常是一角钱一大捆。记得当时除了小说书外，我还买了《世界通史》、《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欧洲哲学史》以及《历史研究》、文史哲一类的书籍和刊物。
　　正是在这些书中，我知道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故事；认识了富有传奇色彩的《基度山伯爵》；看到了《悲惨世界》里底层人民的不幸遭遇；了解到《在人间》谋生的艰辛……至于亚瑟的坚贞不屈；于连的个人奋斗；简·爱对于人格平等的追求；克里斯朵夫不向命运屈服的反抗精神，都在我少年时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968 年我下放农村，这些书被装满了一大箱带到农村。为了打发农村那些吃饭干活百无聊赖的日子，昏暗的煤油灯下，霪雨绵绵的歇工日，这些书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和精神伴侣。
　　我开始一本本，一册册系统地认真地读这些书。小说书看完了，就啃这史那史。然而对于一个初中生来说，啃这些属于专家学者读的“高层次”专著，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了。
　　好在我当时已经“发蒙”，已经有一种对于知识渴望的原动力，我坚定地认为，既然人家都能把书写出来，我却连看也看不懂么？——就那么窝囊废蠢不可及？
　　凭着一股少年气盛的倔劲，凭着我不算太懒太顽愚的悟性，我硬是看字典，读完了那一本本的“史”，一本本的刊物。
　　如果说一开始读这些书还有些生吞活剥，还全凭意志和毅力才能读下去的话，那么到后来，我竟喜欢上爱上这一类的书了。因为这类书，可以满足我的求知欲，可以使我知道昨天的历史昨天的人类，可以给我们思想，给我们启迪和智慧。
　　记得有一次去一位女友家做客，女友的爱人是学法国史的。无意之中我们扯起了路易十四，法国大革命，枫丹白露及超现实主义……当时那位女友的爱人十分吃惊，说“没想到女人们还有喜欢外国史的。”
　　其实他大可不必这么惊奇。女人也是人，也有求知欲，读书是不分性别的。我向来认为一个人的读书面越宽越好，我甚至还认为，作为一名作家，肚子里应有几本“史”。
　　我的那些在“文革”中在废品收购站里弄来的书，后来便成了我的丰富财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批藏书，不仅成就了我，也成为当时我的一些朋友的共同精神食粮。我之所以在后来写下历史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李清照》，之所以写出了一系列具有历史纵深感和民族使命感的散文，如《不该遗忘的废墟》、《写在半坡村遗址》、《大唐的太阳，你沉沦了吗》……就是与那时打下的底子有关。
　　如果说，今天的我还不算太蠢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那个老头的废品收购站造就了我，使我在人生读书的“最佳峰值”年龄里，读了一批有价值的书。
　　热爱书吧，青年朋友们！——倘若你不想使自己愚蠢，倘若你想使自己的人性完善，倘若你一心要在未来成就一番事业的话。

　　●新的理想应是对受难和不幸的崇敬，应是懂得怕和爱的生活高于历史理性的绝对命令，应是奔向前去迎候受难牺牲者的复活。

　　刘小枫
　　（1956～）
　　四川重庆人。笔名默默。1982 年毕业于四川外国语学院，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任深训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留学瑞士，现在香港任教。著作
　　有《诗论哲学》、《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上的真》、《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等。

　　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重读《金蔷薇》

　　一
　　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初译本刊行于50 年代后期。在那个只能把心酸和苦涩奉献给寒夜的时代，竟然有人想到把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译介给没有习惯向苦难下跪的民族，至今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也许，是由于俄罗斯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声誉显赫，也许，是由于作者声称，《金蔷薇》不过一部有关创作经验的札记，不管怎样，《金蔷薇》毕竟译成了中文，而且译得那么美，总有一天，人们会透过所谓创作经验谈恍悟到其中对苦难和不幸的温存抚慰和祝福这一主题。
　　前些日子，我收到翻译家戴聪先生寄来的《金蔷薇》新译本，他知道我非常喜爱这本书。新译本更名为《金玫瑰》，似乎只有这更加辉煌的从黑暗中生长出来的对人间不幸默默温柔的象征，才足以供奉在那哭过、绝望过的耶稣受磔刑的十字架上。
　　从“译后记”中得知，摆在我面前的《金玫瑰》乃系作者临终前对《金蔷薇》作了全面修订和增删后刊行的本子。从中我发现，令人心碎的文字明显增多了。我暗自思忖，书中增补的有关勃洛克和薄宁的文字，莫不就是作者自己的自画像？”我的罗斯，我的生命，我们将同受煎熬？……”这不仅是诗人勃洛克的心声，也是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心声，是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坦姆、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整整两三代俄罗斯诗人的心声。只有无限崇敬十字架受难的灵魂，才唱得出这种为受难的爱而颤栗的歌。
　　巴乌斯托夫斯基在谈到薄宁的一篇小说时这样写到：“它不是小说，而是启迪，是充满了怕和爱的生活本身，”（第290 页），这不也是整部《金玫瑰》的写照吗？《金玫瑰》不是创作经验谈，而是生活的启迪，是充满了怕和爱的生活本身。如果我们把这部书当做创作谈来看待，那就等于抹去了整部书跪下来亲吻的踉跄足迹，忽视了其中饱含着的隐秘的泪水。
　　要读懂这部书，并不比那些高深莫测的人生哲学的玄论容易。只有品尝过怕和爱的生活的灵魂，才会懂得由怕和爱的生活、用双手捧出的这颗灵魂。
　　对于我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过高的要求。
　　二
　　我第一次读《金蔷薇》，是在70 年代初期。我们这一代人都会记得，那个时候，《金蔷薇》这样的书照例属于“封资修”名下的“黄色书籍”之列。
　　一天，我躲在家里偷听辗转借到手的《天鹅湖》唱片，尽管我已听过无数遍，对“场景”中那段由双簧管奏出的凄美的主题，我依然不能很好地理解。这时，一位脸色总是惨白的老姑娘把《金蔷薇》递到我手里，那双默默无神的眼睛仿佛在借勃洛克的诗句告诉我：“这声音是你的。我把生命与痛苦注入它那莫解的音响。”
　　那时，我还不能恰当地领会这部书，甚至，那位泪水早已流干了的老姑娘为什么要把这部书递到我手里，我也不懂；要知道，她初恋的情人早在初恋中就被戴上右帽分派到大西北去了，她的温情的泪水早已全部倾洒在那片干燥的土地上，同情、温柔、祝福与她有何相干！而《金蔷薇》的开篇就是默默地祝福和牺牲自我的温柔这一主题！
　　每一代人大概都有自己青春与共的伴枕书。我们这一代人曾疯狂地吞噬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中的激情，吞噬着语录的教诲，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切竟然会被《金蔷薇》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给取代了！我们的心灵不再为保尔的遭遇而流泪，而是为维罗纳晚祷的钟声而流泪。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想，可以说，理想主义的土壤已然重新耕耘，我们已经开始倾近怕和爱的生活。
　　《金蔷薇》竟然会成为这一代人的灵魂再生之源，并且规定了这一代人终身无法摆脱理想主义的痕印，对于作者和译者来说，当然都是出乎意料的。
　　这无疑是历史的偶然，而我们则是有幸于这偶然。它使我们已然开始接近一种我们的民族文化根本缺乏的素质，禀有这种素质，才会理解俄罗斯文化中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同受难的精神，禀有这种素质，才会拒斥那种自恃与天同一的狂妄，禀有这种素质，才会透过历史的随意性，进而从存在论上来看待自己的受折磨的遭遇。
　　这一代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理想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这代人起初并没有想到，理想主义竟然也会有真伪之分，这代人曾经幼稚地相信，神圣的理想定然会在历史的行动中实现。那些生活本来应该属于她们的少女们的生命，早已为此而埋葬在无数没有鲜花、没有墓志铭的一座座坟茔；更为悲惨地是，从这些无可挽回的荒坟中发出的怯生生的呼唤，已不能激发人们停下来悲哀地沉思，历史一再要求我们忘却；似乎，历史的要求无论多么蛮横无理，也是客观必然，是人就得屈从于它的绝对权威的脚下。
　　巴乌斯托夫斯基在谈到勃洛克时，对叶赛宁的诗句“已经到了收拾起必将朽烂的什物上路的时候了”提出异议，在巴氏看来，世上也有永远不会成为“必将朽烂的什物”的东西，它会永远和人们厮守在一起。我们知道，一切都“必将朽烂”正是那种被称之为历史理性主义的理想哲学的绝对律令。
　　历史理性与神性的永恒水火不相容。我们究竟要用多少没有鲜花，没有墓志铭的荒茔，才会堆砌起一种恍悟：历史理性不过是谎言而已！
　　巴乌斯托夫斯基所说的“永远也不会成为必将朽烂的什物”的东西，指勃洛克那些陪伴人们捱过漫漫长夜的诗篇，要知道，这是贯注着生命与痛苦的莫解的音响，是懂得怕和爱的生活的灵魂所听命的催人肠断的声音。《金蔷薇》流入这一代人的心中，使其“天生”而来的理想主义得以脱胎换骨。
　　新的理想应是对受难和不幸的崇敬，应是懂得怕和爱的生活高于历史理性的绝对命令，应是奔向前去迎候受难牺牲者的复活。
　　“我们总是过迟地意识到奇迹曾经就在我们身边，”这是巴乌斯托夫斯基提到的勃洛克的诗句。这代人曾误解过奇迹，听信过伪造的奇迹。实际上，奇迹从来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十字架受难中所显示的奇迹。它昭示给我们的是关于怕和爱的生活的奥秘。我们理应明白，我们足足过迟近二千年才意识到奇迹曾经就在我们身边，否则，我们不会直到现在才开始学习怕和爱的生活。
　　三
　　怕和爱的生活本身还需要学习吗？
　　如果不需要学习，那么为什么我们长期以来都不知道怕和爱的生活本身高于历史理性的绝对命令呢？
　　学会爱的生活是可以理解的，学会怕的生活，的确让人费解，对我们民族来说，它过于陌生了。确实，怕的意识纯然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异质因素，但却纯然不是我们人的异质因素。
　　这一代人曾因“天不怕，地不怕”而著称，不怕权威，不怕“牺牲”，不怕天翻地覆，不怕妖魔鬼怪。谁也没有想到，这一代人竟会开始学会怕。
　　怕什么呢？
　　不怕什么。怕不过是一种精神素质，已绝非一般心理学所说的心理形式。
　　为明确我们所说的“怕”，至少得作出三个层次上的区分。首先，一般所说的“怕”，是指对某一具体对象和处境的畏惧心理，这种怕与我所说的“怕”
　　毫不相干；另一种怕是指面临虚无的畏惧心理，克尔凯戈尔和海德格尔相继深入论述过这种怕，并把它与前一种怕区别开来。这种“怕”已接近我所说的怕，但还不就是我所说的那种怕。我所说的那种怕与任何形式的畏惧和懦怯都不相干，而是与羞涩（Scham）和虔敬相关。这种怕将那永恒神圣的在者藏匿于自身，所以不是面临虚无之畏惧。只不过，从这种畏惧可能感禀到怕。
　　因为，当人面临虚无时，也许会翻然悔悟其自身的渺小和欠缺，进而承纳神灵于自身。以羞涩和虔敬为因素的怕，乃是生命之灵魂进入荣耀神灵的虔信的意向体验形式。
　　巴乌斯托夫斯基的一段话令我回味再三：
　　儿孙辈不理解也不愿理解歌谣中涕泗横流地痛诉的那种贫困，不理解也不愿理解由迷信的传说、神话、不敢吱声的胆怯的儿童们的眼睛和吓破了胆的姑娘们低垂的睫毛所点缀着的那种贫困，不理解也不愿理解被香客们和精神不健全的人们的故事吓得毛骨悚然的那种贫困，不理解也不愿理解，因为时时都觉得可怖的神秘就近在咫尺——在森林中、湖泊中、朽烂的枯树中、老太婆的哭声中、用木板钉死了的弃屋中，——时时都觉得奇迹就将出现而惶惶不可终日的那种贫困。
　　巴乌斯托夫斯基所说的“贫困”，当然不能按一般词义来理解，因为他把“贫困”与“神秘”和“奇迹”联系起来了。我们理应知道，贫困与神秘和奇迹的关系是奥秘，正隐含在福音书的启示之中。我们正在学着的怕趋近这一奥秘，只是，我们已开始学习怕的生活，并不等于已学成怕的生活，事实上，我们离怕的生活还远，而从怕到奇迹，还有近在咫尺的距离。
　　有感于《金蔷薇》对这一代人的深远影响，我曾无数次将它推荐给新的年青一代。他们的反应往往让我失望。的确，他们“不理解也不愿理解”怕的生活。我常想，倘若这一代人学不成怕的生活，这片土地恐怕会永远与“怕”无缘了。
　　四
　　在相关的场合，“怕”往往被译成“畏”，“畏惧”，这当然品味有减。
　　问题是，我们终于道出了“怕”，这确让人惊喜。
　　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我碰见戴聪先生，他译的蒲宁早就使我为之倾倒。
　　这次我一见面就问：这个“怕”字你是怎么译出来的？他含蓄地一笑，没有作答。
　　翻译之甘苦，事者皆知。但我以为，对译者的要求，除外文功夫及中文修养外，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译者的前理解。例如，没有需要相当时间来积累的素养，这“怕”字就译不出来。
　　前理解不仅规定了译文的品性，而且还规定着译本的选择定向。而这后一个问题则举足轻重。
　　文化的改革和重振，与翻译有不解之缘。西方文化史上的几次大的文化改革运动，都与翻译——文化传输有关。中国文化史上有两次大的翻译“运动”，一次是晋末至隋唐的佛典翻译，另一次是现代以来的西学文典翻译。
　　前一次翻译“运动”传输进来的文化，从质地上讲，与中国文化是相契的。
　　而第二次翻译所传输的西方文化，在诸多性质方面，都与中国文化的品性相异。这样，对译者的前理解的要求，绝非只是表词达意的问题，更是选择、传输什么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新文化的路向。
　　“五四”以来，西典的迻译日渐趋多，可回想起来，从古至今真正体现了西方文化的真精神的著作，又有多少译介过来了呢？看来，“五四”一代在译事上的前理解颇成问题，否则，“五四”一代无需花大力气从头做起。
　　“五四”以来，我们对俄国文化的译介占比重相当大，似乎，我们对俄罗斯文化了解最多。实际恰好相反，我们对俄罗斯文化根本谈不上了解。我们得知的大都是与俄罗斯文化精神相悖的东西，是产生于19 世纪下半叶的虚无主义思潮的惑人货。
　　前理解从哪里得来？从遭遇中得来。这一代人为《带阁楼的房子》流泪，为索妮娅的苦难流泪，为灵魂的复活流泪。从此，他们的心开始与蒲宁、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阿斯塔菲耶夫、艾特玛托夫的心一起跳动。
　　尽管如此，我们离这些俄罗斯魂的源头还相当遥远。例如，不逃离备受苦楚和屈辱的俄罗斯苦难大地，与“阴忧的农舍、哀歌以及灰烬和莠草的气息”同命运的俄罗斯精神，我们就还没有学成。
　　五
　　由于伪理想主义的歪曲，人们已经对理想主义本身丧失了忠信。可是，这一代人却始终不能摆脱《带阁楼的房子》和《夜行的驿车》中散发出来的理想的温馨，它表达出这代人从苦涩中萌生的对神圣的爱之渴慕的深切体认。
　　前不久，一位青年画家来访，他是我的同乡，也是同龄人。他把自己获国际青年画展奖的作品给我看，从题为《我的故事》的组画中，我一眼就感受到其中隐含着的那种俄罗斯特有的病恹恹的美和哀歌般的爱。我们的话题马上转到对俄罗斯精神的共感上来。他情不自禁而且迫不及待地给我背诵《夜行的驿车》末尾那一大段令人心碎的文字。
　　当他诵出“全维罗纳响彻着晚祷的钟声”时，他的眼睛湿润了。
　　可是，在他的作品中，我发现不少以冷漠、荒凉、被弃、孤单的感觉为题的作品（《轮椅》、《密室》），这些作品曾引起更为广泛的共鸣。
　　令我深思的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何以结合在一起了。无论如何，这种结合是这一代人的感觉结构上的特征。新的理想主义命定只有夹缝中的地位，它不过是荒漠上的一线惨淡的光。
　　爱在这个世界的自然构成中显得最没有力量。安徒生为了想象中的理想的爱而失落了现实中的爱的可能，因为现实中的爱是最经受不住摧残的。“只有在想象中爱情才能天长地久，才能永远围有一圈闪闪发亮的诗的光轮。看来，我虚构爱情的本领要比在现实中去经受爱情的本领大得多。”（第246页）但是，愈是想象中的、理想的东西，愈没有力量，为了爱的实现，就应当让想象让位给现实。这是一个何等悲惨的悖论！在这悖论面前，人们很容易向现实俯首就屈，最终把爱判为“无用”的对象。
　　索洛维约夫和舍勒尔这两位俄罗斯和日耳曼的伟大思想家，都一再强调过精神性的东西，爱的价值的孱弱。精神之为精神就在于它全然不具有任何威力和强力，它原本天生无力；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应该因此而否弃精神的和爱的价值，把决定世界的价值形态的权利拱手交给所谓永远有力量的现实历史法则！回答当然是一个坚定的“否”！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把自身的强力奉献给精神性的孱弱的爱。
　　与此相关，我们可以领会到耶稣十字架受难的意义，它的启示在于：爱的实现是与受难和牺牲联系在一起的，这是爱在此地的必然遭遇。
　　然而，现代意识礼赞的是生命的赤裸裸的强力，怂恿生命自持强力超逾于一切神圣价值之上。迄今，这两种意识力量仍在这一代人的同一颗灵魂中搏斗着。
　　六
　　无论如何，这一代人毕竟对俄罗斯精神一往情深。新的年青一代与俄罗斯精神没有患难之交，因而与之隔膜不难理解。
　　近代文化作为封建文化的反动，以一百年迈动一步的艰难步履由西向东渐进：文艺复兴、法国启蒙运动、德国古典文化运动、俄国文化精神运动，一步更比一步艰难，命运一个更比一个悲惨。只是，精神的牺牲毕竟换来了用血和泪浸泡出来的文化，尤其是17～18 世纪之交的启蒙文化、18～19 世纪之交的德国超验文化和19～20 世纪之交的俄国受难文化。宗教、哲学、艺术、政治诸形态，在基督精神和理性精神的双重变奏中开出了无数金色的蔷薇。
　　如今，起步于西端的文化精神的脚步已踏入远东的古老王国，已有种种迹象表明，在这古老的王国里， 20～21 世纪之交会出现一场文化精神的聚生，这大概是近代文化东进的最后一步。
　　问题是，我们能自信这场必将到来的文化聚生肯定会是我们的文化精神的新生吗？我们能肯定他会像英法、日耳曼、俄罗斯民族那样，为世界文化贡献出“永远也不会成为必将朽栏的什物”的精神吗？
　　我不抱希望。文化精神运动也有失败的先例，起码文明古国自身就有过不少。文化精神的创造有赖于创造文化精神者的素质。而对我们来说，精神素质则有待于脱胎换骨。不管怎么说，怕和爱的生活本身我们尚未学成，晚祷的钟声尚未响彻华土，理想与受难的奇妙关联我们尚未寻到。就此而言，重温《金蔷薇》恐怕仍为一门功课。
　　1988年3月

　　●书要用心来读。因作家写书皆用心写，书中所道皆肺腑语，不用心读，怎能明白。

　　邓九平
　　（1956～）
　　北京人。作品有《母亲》、《往事》、《焦菊隐传略》等。

　　书斋雅乐（节录）

　　谈书斋离不开书，书与文人有不解之缘。文人爱书是天性，是本分，是特点，也是优点。从功利的角度谈读书，也可以说，读书是文人打江山，建功业的资本。
　　文人喜读书，愿藏书。因此，常出入书肆，在冷摊荒铺中搜寻旧籍。夏时满头大汗，冬日躯肢僵硬，唯买到心爱书时，喜上眉头，夹于腋下，乘兴而归。至家中，先拿枝笔，在书的某处签上“某某购于何日”，然后置于书柜之中。需用时随意自取，其乐趣无穷。购书积少成多，便要布置一间书斋。
　　有了书斋，冬天能雪夜围炉读禁书，夏季能皓月灯下览趣书，春时能细雨窗前看闲书，秋日能身卧斋房阅古书。人生四季，坐拥书城，漫步书林，攀越书山，云游书海。读书一旦入境，如临南山仙界，似入桃花源中，令人悠然神往。
　　喜读书的人，不一定懂藏书，真正懂书的人心中明白，读书与藏书特点不同。
　　读书可专精。
　　世界文化史上，一批大学者、大作家，他们虽然博览群书，可真正使他们获益无穷，往往是其中的一二部书。读书多不是坏事，但是，读书过于庞杂无序，却不一定是好事。
　　清末民初古文家（也是著名翻译家）林纾，在晚年时，书桌上只放一部《史记》。这部古史籍使林纾获益颇丰，太史公书对林纾在古文写作时的谋篇、布局和措辞等，曾给予极大的影响。这是读书专精的例子。
　　藏书要广博。
　　藏书人买书，恰似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这不是为了炫耀，而是由于古籍善本，在“战乱”年代流散于民间，能使散乱于世之书搜集成套，使零星无序之书归纳成类，使缺页丢字之书字页齐全，这样的书才有价值，才是文化珍品。因此，藏书家的藏书数量往往是惊人的。
　　我国近代藏书家陶湘（1870～1939），字兰泉，号涉园。江苏武进人。
　　他生平酷爱藏书，又精熟于版本目录学，他刊印的各类古籍，纸墨上乘，校订精良；他长期来往于天津、北京之间，耗费巨资，搜集历代名家精本刻本，他的藏书斋“涉园”，经过长期的收集，藏书量竟达三十万卷。这使他成为民国时期出版界中，享誉盛名的目录学家、刻书家和藏书家。
　　伦明（1875～1944），字哲如，广东东莞人。自幼酷爱图书，为购置书籍，甘愿食粗茶淡饭，著布衣布鞋，为世人戏称“破伦”。他为寻觅秘本珍籍，抛官弃位，在京城设立古斋书肆，经营善本古籍。最终，他成为藏书数百万卷的名家。这是藏书广博的例子。
　　藏书多，便须有书斋，读书人对书斋是很讲究的。
　　周越然（1855～约1946）的书斋，又称为“言言斋”。其位置在上海闸北天通庵路三省里，总面积约五十方丈，坐北朝南。“言言斋”之屋共分三进，均有楼房。第一、第二进上、下各为六间。楼下左边二大室与其厢房，及楼上第一进三室，皆作储藏书籍之用。中国书均置于箱内，计一百六十余箱，约三千种；西洋书均装于橱中，计十六橱，约五千册。周越然所藏书籍，汉文书有元明孤本，亦有名家稿本，西洋书有名贵图书一百数十种。可称世之珍品。
　　周越然不仅藏书，而且对版本学极有研究。他认为：版本之学，开始于赵宋而盛行于前清。研究版本，就是审视刻得好，印得好的书。故初学者，必备书目与书影，书目就有《郘亭书目》，书影要有瞿氏的《宋元书影》、《盋山书影》等。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是研究版本学的必读之书。
　　周作人（1885～1967）的书斋，在北平八道湾，那是一处旧式平房。他的书房原名为苦雨斋，后改为苦茶庵，这同他人生体味的苦涩有关。他将宅院上房的三间当做书房，两明一暗，里间是他读书写作的地方，外面两间是书库，约有十余个书架设立其中。
　　周作人一生嗜书。他购书、藏书、抄书、订书、谈书、著书，但他的藏书与真正“藏书家”不同，他不刻意收藏宋元明时期的善本，所购多是清代中晚期以来所刊印的本子。他的藏书，主要为了研究学问和丰富思想，他的藏书籍册上多钤有印章，如：“苦雨斋藏书印”、“凤凰专斋”、“苦雨老人”等。
　　周作人的读书笔记《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苦竹杂记》、《知堂回想录》等，娓娓道来，全不费力，掩卷深思，实则总拈个“苦”字。他名唤作人，却恰恰在做人之道上走入歧途。可知，人生能将每一个脚印都走端正了，并非易事。
　　胡适（1891～1967）的书斋里，藏书很是讲究。他是大学者，据他的弟子罗尔钢介绍：解放前，胡适在北平的住宅里有二十多架书，其中客厅后过道上，大约放三架，书房里摆三架，其余的都放在大厅，用书架将客厅围成座书城，很有气派。
　　胡适的书斋中有关哲学史的书籍最多，《道藏》有一部，连清代不算著名的经学家王闿运的丛书都收有。史部只有一套殿本《二十四史》，文集部却连《昭明文选》、《杜工部集》、《苏东坡集》都没有。编年类没有《资治通鉴》，胡适自幼便看了《资治通鉴》，范缜那篇《神灭论》促使他成为无神论者，但他却未买这部书。可见他不单纯追求藏书，也不过于看重版本，他购书只是为了需要，只是用于他的治学研究。
　　周叔弢（1891～1984）是中国老辈藏书家中最后的一人，也是位爱书、善藏书的人。1952 年，他将毕生收藏的数百种善本书捐献给国家，为国内藏书界人士所赞誉。后逢“文革”“书劫”，多少私人藏书焚毁或流失，使人们更钦佩周叔弢的眼光。
　　他在“文革”前，曾上书全国人大，提出：“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影印古书不下千余种，奈何我社会主义国家对于传播保护祖国文化不如一私人企业？每念及此，不禁慨然！”此语至今读时，仍感“慨然”。他的读书札记，于1985 年集于《周叔弢遗札》一卷出版。书中附有藏书题识和许多书林掌故，值得一读。
　　宋春舫（1892～1938）的书斋，很有些藏书楼的气派。他的书房，位于青岛的一个小山头上，无尘世之喧闹，有清幽之雅静。他所购的精装书籍，全部放在书柜里，书脊上烫金的字，在玻璃书柜中闪闪发光，令人赏心悦目。
　　宋春舫以购置法文戏剧类的书为主，书的收藏面窄，所以影响不大。
　　林语堂（1895～1976）的书斋，被他称为图书室，他的藏书采用“使书籍任其所在的方法”。他随意把书放在客厅里、餐厅里、卧室里，这样做的结果是：沙发上、食器橱中、床上、茶几上，甚至厕所架上到处都是书，他认为这样的藏书方式，益处有三：不规则的美丽；兴趣的广泛不同；用之便当。他戏称此法在厕所里也能增长知识。
　　郑振铎（1898～1958）的书斋，又称玄览堂。他由南到北，几经搬迁，但书斋旧称却一直未变。他去世后，其子女也将自己的书斋称为“玄览堂”，以寄托他们对父亲的思念。
　　郑振铎是一介寒儒，却爱书如“命”。他生性节俭，衣著朴素。每日食粗茶淡饭，寝陈旧板床，攒下所有积蓄，常常用来买书。
　　他聚书二十余载，所得近万种。搜寻所至，近自上海、江浙；远到巴黎、伦敦、爱丁堡。他自称：“凡一出书，为余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无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己。典衣节食不顾也。故常囊无一文，而积书溢室充栋。……然一书之得，其中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这段话，真切的描述了他为藏书广博所体味到的感受。
　　读他所写《漫步书林》，可知他典衣买书，耗尽心血，将一本本，一部部图书零星收集，好不容易集成一类，堆作数架时，一遇“书劫”，竟又一捆捆，一箱箱的廉价出卖，你自会理解一位藏书人的甘苦生涯。
　　郑振铎被人称为“藏书家”，他却说：“我不是一个藏书家，我从来没有想到为藏书而藏书。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书，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头应用所需的。”
　　郑振铎的买书、藏书带有爱国色彩，他不是为了自己私利而买书，不是为了炫耀于人而藏书。他是文人，他懂书，擅长在奇书秘籍中寻觅珍品，为了给国家抢救文献古籍，他历经磨难，抛身舍命。他为国家夺回的那部《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至今，仍被世人誉为“国之瑰宝”。
　　郑振铎与书终生为伴，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他曾说：“我的这些书都是国家的。”我们后辈学子，每念及此言之时，反躬自问之际，常常潸然泪下。我们何日才能有前辈那宽阔的心胸，那无私的情怀……
　　闻一多（1899～1946）的书斋，充实、有趣、杂乱。他的藏书以线装中文书为主，他给成套的中文书籍装上蓝色布面，用笔蘸上白色颜料，用宋体字在书脊上端正写出书名，然后才整齐的摆放在书架上。
　　他做学问时，将所用的各类书摊开，书案上、床上、地板上、椅子上都放着书。他的书房中，有一把木根雕刻的太师椅，可观赏，可入画，不宜坐人，不宜放过多的书。
　　阿英（1900～1977）是藏书界的名家，他一生都在不辞辛苦的访书、买书、藏书、编书、写书。他和书打了一辈子交道，是位有丰富的图书版本学的人。他购书是为了求知和写作的需要。他在许多文章中，都谈到访书、买书、选本、版本方面的知识和趣闻。他写的《城隍庙的书市》、《西门买书记》、《海上买书记》、《苏州书市》、《汴陵买书记》等文章，人们现在读时仍感亲切。
　　阿英藏书颇丰，他与这些书籍共同经历了坎坷岁月。日寇入侵中国时，他几万册藏书损失了大部分；解放战争中，他置生命于度外，跋山涉水，将自己珍藏的书报运到安全地区。解放后，他在北京工作，有三间书房，后又扩充了二间。十年浩劫，暴徒抢劫了他的大量藏书，这使他在精神上长期郁闷，最终染上癌症。“文革”后期，少量书籍虽然退还，但损失惨重，阿英抱病亲理书籍，直至病危。他卧床之际，床边放满了书，堆放在地面上的书籍倚墙壁码到房顶，宛如书林环绕，书城耸立，书山与书人相伴，书魂为英魂落泪。1977 年阿英病逝，子女们将父亲的一万余册藏书，捐赠给家乡安徽省芜湖市图书馆，使阿英花费毕生心血搜集的书籍，继续为读者服务。
　　谢国桢（1901～1982）的书斋，原在府右街的一处旧斋，后迁居到西城小水车胡同。那时，他的房子比较宽敞，他收购了不少明清二代刊刻的善本，如明刻本《鹤林玉露》十六卷，《钦定词谱》四十卷，他的藏书渐丰。后来，他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最后又回到北京，住在建国门外的一座旧楼里。他是历史学家，对明清史籍颇有研究。
　　谢国桢一生最大的乐趣，就是访书、买书、写书，写访书记，他的研究领域，涉及许多版本、目录方面问题。他买书、访书着重于书的历史价值和专业需要。他那二间书房的书架上，装满明清史籍珍本，这些书籍给老人带来了极大的乐趣。谢国桢在《寒斋记》中写到：“余性椎鲁，木诺无文，饥来驱我奔走衣食，浮沉入海。勾心斗角，素所不习；酬酌世务，每为所困。
　　而嗜书成癖，坐守青毡，篡辑丛残，咀嚼书史；凡平日遇不恰意之事，或见侮于人，动辙得咎，苟能通返吾室，手持一卷，吟哦其中，心与神会，启所未闻。或饮苦茗，佐以烟草，清烟徐上，文思澄澈，左顾右盼，兴味盎然，自以为其中自有奇迹，难与不知者解也。……”这段自述，将他与书为伴的悠然情趣，跃然纸上。1982 年，谢国桢的家迁至团结湖小区，住房条件有所改善。可惜，他不久便病重去世了。
　　钟敬文（1903～）的书斋，在北师大一栋小红楼里。房间不大，东西两端放立着书柜，东面有四个高低不同的书柜，放的多是民间文学和民俗研究等各类文论书籍，也有一些文化人类学、原始文化学、语言学的书，东南端的书柜还放有少量日本、韩国的民俗研究资料。书柜里面放着主人不同时期的多张照片，其中一张是他年轻时的留影。影中人风华正茂、英姿勃勃，令人阅后难忘。西面书柜里有许多古籍线装书，约四五个书柜，东南角放着几个暗红色书箱，上面刻有《编初刊业部卯》。紧挨书柜放着长沙发，是供来客人时坐的。南端靠窗边放一张不大的旧书桌，上面放满了书稿、资料、信件和报刊，仅留下约一尺见方的地方，供主人读书和写作。
　　到了冬天，主人为了驱寒，在靠门的北侧还要放个火炉。这间书房兼客厅便显得过于狭窄了。然而，这并不影响主人做学问，这位享年九十五高龄的中国民间文学大师，正是在这样窄小的书房里，完成着他的大事业。
　　钟敬文购置书籍约三万多册，几经劫难之后，现在仅存有万余册，除较贵重的书放在书柜里，其他杂然分散在卧室、会客室、饭室、过道、沙发下、床下以及窗台上、地板上。钟敬文比较爱读两部书，一部是王渔洋编的《唐人万首绝句选》；另一部是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通信》。这两部书，在过去几十年里，他曾反复读过多次。至今仍留在身边，伴做益友。
　　钟敬文对《书话文丛》的选编工作极为重视，他是首倡人。因此，从选题论证、编排体系到作家、作品的选择标准，书目录的审定，他都亲自过问。
　　他多次叮嘱我，一定要将张岱年、冯亦代等人对丛书的修改意见，随时转告他。这也使我看到，他对同辈学者的尊重之情。对晚辈学子，他既爱护，又严格。有天早晨，我拿篇千余字短文，请他阅，他让我中午来取。我取时发现，在这小小的一页纸上，他竟画了七个问号，他要求我对这七处认真核实，以免出现错讹。这篇短文，我至今仍留在身边，每当我在行文落笔时，它便提醒我不可有丝毫的懈怠。
　　叶灵凤（1905～1975）谈读书的文章写了许多，也很耐读，他认为：“书斋的生命，是依赖书的本身来维持的。一间不是经常有新书来滋养的书斋，那是藏书楼，是书库，是没有生命的，是不能供给一个人在里面呼吸生活的。我的书斋生命，就是经常用新书来维持。这是书斋的生命，也是我的生命。”
　　我有同感：文化人的生命价值，就在于你能够为人类文化增加新的、美的内容。
　　张岱年（1909～）的书斋，在北大中关园。两间半的居住环境，使他的书房又兼客厅和餐厅。他的书房南端，放一张写字台，东西两侧是五六个大书柜，里面大部分是中国哲学史类的书，约七八千册。
　　他的古籍书较多，如精刻大字本的《南华经解》，明版的《李大白集》，旧版的《庄子》、《王氏家藏集》等。由于家中藏书颇丰，许多书印制精美，摆在书柜里，使人观之悦目。西面书柜前的地上，堆放大量书报刊。东边书柜前放着一个长沙发，供来客人时坐的。房子中央放了个木圆桌，那张小圆桌很陈旧，直径约一米多，桌面的原色已磨光。每逢我去时，张岱年总是搬个木凳坐在桌前，他听力不太好，谈话时，需戴个助听器。我须坐在他身边，嗓音高些，他才能听见。我们一老一少在桌上摊开书稿、书目录便开始做事。
　　张师母常常端过一盘水果，可惜桌面太小，无处放这盘水果，我只好再将它端回过厅的桌上。
　　张岱年为《书话文丛》亲笔写序，足见他对此书的重视。我在与他的接触中，对他的忠厚，他的善良，他待人的诚意，体会颇深。张岱年在哲学的研究领域里，提出了民族精神的问题，认为中国文化的内在的基本精神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是他治学的原则，也是他做人的标准。
　　唐弢（1913～1992）一生写了大量关于买书、整书、刻书、版本、藏书
　　印、藏书票的文章。前年，因书稿的事，我到沈洁云家中，她住在永安南里的一栋红楼里，沈洁云将我带到唐弢的书房（她丈夫已在三年前去世）。这是间窗明几净的书房，宽敞、舒适，东侧一排书柜上罩着一层布。沈洁云特意找出唐弢生前用过的四本书，供我研究时看。书虽翻得很旧，但印制的很好，封面设计淡雅，字迹清晰，这几本至今仍在我这里保存着。……
　　话题回到读书上，我认为：书要用心来读。因作家写书皆用心写，书中所道皆肺腑语，不用心读，怎能明白。作家如遇知音，两心相通，遥遥相望，乐在其中。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功利因素对生活的影响较多，许多读书人退守书斋，过着与书为伴的清淡生活，他们自得其乐。
　　宋代诗人尤袤曾描述过读书人的心态：
　　饥读以当肉，寒读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
　　我欣赏这种态度。
　　若用一种超功利的眼光看待读书与生活，则书是记忆，是思绪，是想象，是幻觉，是梦境。在这梦的境界里：有白云，有蓝天，有溪流，有山涧；有碧绿的草，有清爽的泉，……那是一个田园秀丽的世界，是一个春色无边的世界，是一个充满阳光的世界。
　　生活离得开阳光吗？
　　最后，谈书斋，我想：曹雪芹写《红楼梦》时，何斋之有？《红楼梦》却流芳百世，千年不朽！

　　读牛汉

　　因书稿的事，我和作家们接触较多，与他们交谈，欣赏他们富于哲理的思想，读他们的书，触摸他们的感情脉络，确实是一种的享受。在朋友圈中，接触多、印象较深的是牛汉。
　　前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了由我主编的一套丛书。其中有一本是回忆故乡的集子，我最初定名为《绵绵土》，但负责此书的编辑嫌此书名太实、太土，她想换个飘逸、朦胧些的，她取名为《乌蓬船》，我不同意，双方意见相持不下，最后选用了《天冬草》定为书名。
　　书出版后，我在翻阅中，感到“绵绵土”作为书名更适宜，更能唤起人们回忆故乡时那股浓厚的真情，我在牛汉家中提到此事，他欢然一笑，笑的淳朴，笑的纯真，仿佛这个话题引发了他对故乡的怀念，牛汉向我讲起了他的童年和故乡。
　　牛汉是山西襄县人。那是滹沱河上游苦寒的地方，那里的孩子都诞生在铺着厚厚绵绵土的炕上，这种习俗在当地怎样形成的，他未听祖辈人讲过，但这种圣洁的象征，人们谁也不敢亵渎它。接生婆先将极细柔的沙土铺在烧热的炕上，焙得暖烘烘的，然后把初生的婴儿那湿润的身躯放在厚厚的绵绵土上，细柔金色的沙土被用来擦净婴儿身上的胎液和血气，新生婴儿也只有在接触到这温暖的绵绵土上才能安然入睡，仿佛生命又回到那母体之中，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神话。因此，故乡的泥土和习俗在牛汉的一些作品中留下了深深地烙印。
　　牛汉、汪曾祺和林斤澜是同时期的作家，又同属感情质的文人，然而他们的创作风格迥然。林斤澜的作品飘逸、清秀，流淌着江南绿波粼粼的“水气”，读他的作品，仿佛是驾一叶轻帆，在碧波荡漾的江水中顺流而下，通畅而清朗；牛汉的作品质朴、淳厚，散发着北方大漠荒野的浓重的“地气”，读他的作品，宛如是踏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它空旷得没有边沿，作者裸露的胸膛，匍匐在这炽热的沙漠上，读者得到一种人与地气血脉相通的感受。
　　凡是泥土气息浓厚的作品，那感人的力量也必然深刻，卓然地显出其酽酽的人情味。牛汉作品的内涵丰富，广博而深厚，洋溢着诗人那雄浑壮阔的不驯性格，充满着哲人那活跃突进的思维力量。
　　牛汉和汪曾祺是文道挚友，又同属文坛名流，但汪曾祺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大，是在温柔敦厚的礼教中长大的，他习惯用一种超功利的眼光看世界，以一种平心静气的幽默对待人世的忧虑和苦难，他的艺术风格趋于宁静淡泊，表现出一种物我同春的趣味和闲适雅洁的品性。他自我评价道：“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松，滋味近似。”因此，汪曾祺的散文风格淡雅而幽默。牛汉的作品风格中却绝少有飘逸的“逍遥”和文雅的“闲情”，牛汉有自己质朴的语言和开阔的视野，是直面人生者的深刻思考，蕴含着诗人的灵气，溢散出乡土的韵味。牛汉在十四岁时便随父亲流亡到大西北，1946年党组织派他到苍凉的伏牛山区工作，他被土匪绑架后险些送命。1947 年他又奔赴豫北太行山，投身血与火的战斗，他一步一步地在那无边无际的荆棘中闯荡。他的一生也正是在经历了人间的磨难和各种摧残后顽强的立命于世的。作者将生命的感受烙印在作品中，因此，牛汉的作品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和时代的生命力。
　　牛汉的作品充满了生机，读时仿佛闯入荒原野岭，那是一片最悲壮、最不可驯服的蛮野之地，人类的生命融入大自然的竞争中，每个人都宛如一粒具有顽强繁殖能力的细小种籽，落入绵厚的泥土中顽强生存，种籽在沉闷的土壤里为了寻求舒畅的呼吸，便转化成新的生命形态钻出大地层，自然生态的发展同人类生命的孕育过程多么相似。
　　我们现在重读牛汉40～50 年代的诗歌和90 年代的散文，依然能感受到他那深思沉稳的哲理和广博豁达的胸臆。我愿读牛汉的诗，也很喜欢他近几年写的散文，由文及人，我更敬重他的人品及性格。
　　牛汉身高一米九一，身躯宽阔直硬，面孔古铜色，眼神炯炯，令人凛然生敬。牛汉最神奇之处，应该说是他的那双奇特的大脚。他幽默地概括为三大特点：一、脚背弓如桥；二、脚掌宽而厚；三、五个脚趾自由散漫，不愿并扰，形似分趾科兽蹄。
　　我想，牛汉正是凭藉这双大脚，才能安然跋涉那遍满荆棘的人生旅程。
　　建国后，从1955 年到1980 年，整整二十五年，牛汉被剥夺了文学创作的权力，这双大脚拖着他那沉重的身躯艰难行进着，牛汉的性格、心灵、气质、情感都发生了变化，唯有这双大脚依然如故，在长期强制性的劳动中，牛汉凭藉这双大脚走那漫漫人生之路，他留下的每个脚印都是端正的。牛汉最喜爱看足球赛，电视上只要有精彩的转播，他场场必看，有时竟半夜起来看，他认为这是强者勇猛的进攻，是生命搏击的艺术。高水平的球赛在拼夺中蕴涵着神采，而每一个进球都是一种创作，绝无固定的成功技法，而其他类型的比赛模式都很难有这种神韵。创作艺术也如同赛球，永远是活跃的，充满了末知的神秘，艺术创新是一种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绝无僵化的模式可言。
　　牛汉的性格中也有“直硬”的一面，在一次交谈中，我无意中跟他讲了我所知的一位导演艺术家的命运，他俯身听着，那样认真，那样激动，当我讲到这位艺术家一生导演了许多名剧，时代却导演了他一生的悲剧时，牛汉劝我写下来，并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发表，我心有不安，怕文章给他带来麻烦，他真挚地劝我打消顾虑。一个月后，当我把六万字的文稿放在他的案头时，他十分高兴，我试探性地问他：“‘文革’中那段文字，我可以撤出来吗？”
　　没料到牛汉听后，竟将那厚厚的文稿重重放回我的手中。“这位艺术家正是在‘文革’中保持了他知识分子的正直与人格，你如不敢写，我就不发稿！”
　　我连忙告之：“我写了，我写了，只是怕给您带来麻烦。”他说“我不怕”，边说边又从我手中取回稿件。几天后他打来电话，告诉我稿件除个别文字修改外，将全文发表。
　　此时，我内心油然产生一股钦佩之情，牛汉那直硬的人格力量感动了我。
　　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经受那么多磨难，尤其是在那场灾难中，他们处于文化生存的险恶环境里，在经受了思想情感和人格尊严方面摧残性的浩劫后，依然能保持那直硬的本色和不屈的性格。敢于挺身而出，仗义直言，令我们肃然起敬。
　　我记得牛汉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他与石头的情谊：“我的这些未经打磨的
　　石头，保留着历史的真实和我对它们的感情。它们虽没有补天的荣耀，却使一颗平凡的有伤的心灵，因有了它们的默默抚慰而获得了抗争命运的勇气。
　　因此，石头和书成了我书斋的神圣存在，成为我生活和生命的亲密伴侣，直到死。”我仰视牛汉那神采奕奕的面颊，宛如一尊石雕，让人长久地景仰和钦慕。
　　牛汉最近又送给我两本他写的书，一本是《学诗手记》；另一本是《萤火集》。他在书的扉页上写着“九平文友评正”。我看后感到汗颜，我会细心地读这两本书，我会更珍惜地读牛汉这个人。
　　1997年3月

　　●书原本应该比人更堂皇。

　　铁凝
　　（1957～）
　　小说家。女。河北赵县人。中学时代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说集《夜路》，小说集《没有钮扣的红衬衫》、《红屋顶》、《铁凝小说集》等。

　　书的等级

　　我很注重书的封面、装帧和做工，在我的书成书之前，我便开始对装帧设计进行挑剔了。然后是收到成包新书后的挑拣——每个作家都要买些新书送人的。
　　我常把我的新书分作三等，把那些颜色印制饱满、纸面平展、书脊规矩的选作一等；把那些颜色稍欠、纸面和书脊大体还看得过去的选作二等；余下涉嫌着残次的一律作为三等。于是将要被我赠书的友人便也分开等级了。
　　收到一等书的是那些在我心目中也注重书籍装帧者，二等书奉送的是那些对装帧的无所谓者，三等书便不再主动送人了。只待这一二等已送尽，仍有索书者时，我才将这三等书取出，奉送后，常有一种亏心的感觉，就像做了十分对不住人的事，许久以后，想起来仍觉忐忑不安。
　　我这种对书的过分挑剔和注重，原因大约始于两方面：一是我受过封面装帧的惊吓，二是自幼美术对我的熏陶。小学三年级时，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正在风靡流行。我也购得一本，爱不释手地读起来。读不过半本，却被我一位生活老师没收了去，因为这本书使得我不安心午睡了。那时我读寄宿学校，作息都须严格遵守校规，午觉时且有生活老师倚门把守。我记得那位老师姓兰，平日我们睡觉时她只靠住我们的门织毛衣。她两手操作着毛衣针，眼睛朝我们这一排床铺溜着。大家瞧见老师的眼光，便缩脖咋舌地进入梦乡。兰老师自从得了我这本书，许多天不织毛衣而改作读书了，她对《欧阳海之歌》读得和我一样专心。我躺在床上假寐，想着是书中的哪个情节正吸引着她，那个情节本是吸引着我的。
　　大约兰老师尚未读完，这本书“犯了案”，有内容方面的事，也有封面装帧方面的事。这两者加起来一时间便成了轰动一时的政治公案。欧阳海的牺牲是因了力挽一匹横过铁道的惊马，后来马和火车均得救了，战士欧阳海却被火车吞没了。那书的封面画的便是这个情节：马站在铁轨上咆哮着举起前蹄，欧阳海睁圆环眼正奋力将马推下铁轨。有传闻说这封面用心叵测，若背过来照看，就能看出“蒋介石万岁”的字样。一时间人们都在照看，都在撕下那封面。有的人家在惊恐之中干脆将书焚毁，好不留后患。我那本书由于先一步易人，倒不至于为我和我家带来麻烦，但心中仍有余悸，梦里也常见那封面变得狰狞起来。我发着冷汗被惊醒，不敢再合眼，封面里有内涵，封面里有学问，封面不可小看便是我在这时悟出的。
　　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夜路》出版时，我请我父亲为之设计了一个封面。
　　我父亲作为一个画家和舞台美术家，当时正在中央戏剧学院任教。他不常作装帧设计，只待自己高兴时。我所谓美术对我的熏陶，便是借助于父亲吧。
　　这使得我后来常自不量力地也和他谈论着美术，还自不量力地在报刊上著文大谈梵高和高更之间的争论。
　　我父亲为我设计的《夜路》照理说我是满意的，它由淡黄颜色作衬，用墨点点缀成星空，一条视点很低的路平伸远方。它概括了我心目中的乡村，也概括了我那本小书的内涵。当时已成功地作过几种封面的画家韩羽也不住点头称道。那时闲散了十年的知识分子刚刚趋于活跃，韩羽则常来我家聊天。
　　韩羽对书的封面装帧也有着过分注重的癖好，我所以自信可把赠书对象分作三等，便是因有韩羽这样的“样板”。曾有人对我讲过，韩羽买书除对内容有严格挑选外，多以面取之。买到书后便以坚纸细裹，插入书架，需读时再找他人去借。对这一故事，我实在不便去找作为长辈的韩羽当面对质，但从他和父亲谈论封面装帧时的神情里，自信我心目中那一等的赠书友人是存在的，我的分等便不是自作多情了。
　　面对《夜路》的封面，我在一阵高兴之后，却又产生了新的疑点，《欧阳海之歌》毕竟提高过我的警觉性。我开始怀疑封面上那一片墨点星空：用墨来象征星星，总有几分不光明吧。父亲反驳了我说，照我的逻辑推理，黑白木刻、黑白照片都不应再有了。在黑白画家的笔下，世间万物就两种颜色，不是黑便是白。
　　《夜路》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直到天津书籍装帧家陈新来信也肯定了那封面后，我才放下心来。后来便是我第一次接到新书，和第一次对书的分等。如果说当时我的分捡尚处于萌芽状态，那么父亲的分拣则早就是蓄谋已久了。他把书包打开左挑右挑，不客气地挑出两本一等品，藏进自己的书柜作为样书保存，再为我挑出一些，并一一指出余下那些书的缺欠。我立刻变成一个“认书”行家了，这时我也才发现父亲的爱书原来也不下于韩羽，虽然他从不找人借书。
　　后来我的第二本书《没有钮扣的红衬衫》的设计也是请了父亲，他在那本书上倾注的心血胜过了第一本。但或许当时的我太年轻了吧，出版社对那装帧的规格一减再减。他们不仅去掉了环衬和折口，最后连扉页的设计也取消了。只在普通印书纸上戳一行黑铅字算作扉页，封面的颜色也随意作了更改。这件事很使父亲不高兴了一阵，致使我接到新书后，他连样本也没有留。
　　我还是认真地分着等级，父亲在一旁说是“骨头里挑鸡蛋”。他决心要挽回这次的“影响”，主动要为我设计第三本书《铁凝小说集》。
　　《铁凝小说集》的出版得助于花山出版社的慷慨，让他不必考虑成本，使他一举用了五个颜色，最后还力争把平装变作了软精装。正好这书的印刷厂就在我们所住的城市，封面印制时，他每天都去工厂和工人师傅一起调色，研究“压版”的次序。这本书终于使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父亲若是个书籍装帧家，也许该通过这本书走红了。但我还是认出了这书在做工上的不足，便是书脊的不规矩。过多的浆糊把软精装用的白板纸浸粘得起了许多坑洼。
　　我埋怨父亲为什么不把好这最后一关，父亲说：“莫非我还能去死盯着几个女工粘书？”后来这本书被选送香港国际书展，我还随着它参加了在奥斯陆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女作家书展。在奥斯陆大学书的展厅里，我还是只盯住书脊上那几个坑洼，想着那里有过多的浆糊，甚至发言时都变得语无伦次起来。
　　我多么愿意它不带这坑洼，和我一起站在这大厅里。是地球人创造了书，又是书带着地球人去世界各地聚会，它原本要比人堂皇得多才是。
　　我的第四本、第五本、第六本、第七本书出版时，父亲没再参与它们的装帧设计。一来他正专心于他的水粉画，二来他总说：“照理，大夫是不能为自己的亲人开药方的。”他还说这又好比种树，有时你以为你种的是梨树，收获的却是一筐干枣。显然他对前几次的遗憾还耿耿于怀。
　　直到不久前我的第八本书《玫瑰门》出版时，我问父亲还有没有兴趣设计，他才又跃跃欲试了。我征求作家出版社的意见，社方说，这本被收入该社当代小说文库的书，有个统一格式，社方请的装帧家也有固定人选。父亲才打消了此念。我只请韩羽作了四帧插图，韩羽很高兴地接受下来。他送来插图时还详尽地向我交待了对这四帧插页的要求：线描下面要衬以淡色，每图下方要配有书中的文字一段，连图下铅字的号数他都有明确要求。后来这本书没有如期出来，据该书责编对我说，成书时插图没有印上底色，再送工厂改印时耽误了一个月的时间。当我将此事告诉韩羽时，他竟毫不客气地说，责编是对的，就得这佯坚持。
　　《玫瑰门》的设计者极认真，但我还是趁在作家出版社开该书的讨论会之机，不忘从会场溜出来找到美编去挑剔些什么。一位谦逊的美编认真地听我“白话”，后来我发现我的种种挑剔都被美编接受下来。
　　我用便车从作家出版社拉回了我购得的《玫瑰门》，第一件事还是打开所有的书包进行分捡。分捡着，又暗算着应该分送的友人。我觉得应该最先选出一本送给韩羽吧，我们同住一个城市，他又是我请的插图作者。同我前几本书的做工相比，《玫瑰门》应该是一等品居多的，但我惟独选不出一本要送韩羽的书。
　　韩羽来了，我还是把一本精选出的书托给他。他戴起我父亲的花镜左看右看，父亲在一旁撺掇着净说这书的好话。韩羽到底称赞了这书，但我总觉得这称赞是有保留的。
　　我觉得韩羽保留得也有道理。人既然能发现太阳上的黑斑，既然再贤惠的妻子，也只有最爱她的丈夫才可能发现她身上的一丝不贤惠，那么一个对书的横加挑剔者，是不会承认天下竟还存有完美无暇的书吧。中国不是有句俗话吗：说好是闲人。我也早已后悔起在众多的书中为什么单挑了这本。
　　也许我总在挑拣的本不是书吧，那实在是一种心理的挑拣，自己挑拣着自己的心理。只因为书原本应该比人更堂皇。

　　●好不容易才发现，书像世界上的人，有的给你痛苦和窒息，有的使你很快活。

　　陈丹燕
　　（1958～）
　　女。生于北京。著有《女中学生三部曲》等。

　　有一个爱书的人

　　算起来，应该是个爱书的人。
　　小时候尤其爱读书，想来，一方面因为生活的单调寂静，没有伙伴，另一方面，由于有个奇怪的想法，从小认为爱书是浪漫的人。
　　现在还记得那时的情景，很冷的冬天，站在别人家的阳台外面，发誓只借一晚上，第二天上学就还，还要发誓不说出书的来源。然后奔回家，猫一样抹干净脸和手，跳到被窝里看书，多半是破烂缺页的，书脊软破，像烂鱼肚子，书中有我们向往的生活，它有爱情，有阴谋，有友谊，有死亡，有亲情，有欺骗，有一切一切生活中有的，而70 年代初期的十二三岁女孩没有经历的东西。
　　那些年炼就了我三四小时看一个长篇的读书速度。
　　小时候盼望的长大情景，是这样的：一条很长很幽静的磨石走廊里，味嗒味嗒走着高而细长的我，穿着布的连衫裙，穿着一双黑的高跟鞋，手里挽了一本极厚、像英汉辞典一般规模的书，毫不左顾右盼，走路不左顾右盼和手里挽着大书，是我认为大人的模样。
　　有人说女孩多看了小说会想入非非，可我的经验是，如果不读那些书，更不知道该怎么过活。
　　少年时代最爱屠格涅夫《白净草原》。
　　抱着那样的一股长长的爱心，从中学毕业。
　　那时我做了一件蠢事，把借书的朋友得罪了。那时万分地希望在房间里布置一个自己的角落，向母亲争取来了一个湘妃竹书架，我希望书架上放满我自己的书，于是，把从朋友那儿借来的书统统赖下来不还。那几天我家的门被讨书的愤怒的人砰砰敲响，我坐在屋里只管装聋作哑。
　　有了书，却失去了好几个童年时代的朋友，当时的确在所不惜。
　　毕业后，才听说，管分配的老师拍着我的学生档案说：“这是个应该去读大学中文系的同学。真可惜了她。”这话使我自怜了很久，并自己从心里原谅了自己对别人书的掠夺。
　　心里也有酸酸的怀才不遇。
　　而中文系这地方，是个死琢磨书的地方。到了那里，才知道世上有许多可恨的书，世界第一可恨的是古汉语，第二可恨是语言学概论，第三可恨的
　　是把喜欢看的所有的中外名著都变成中心思想、写作特色和意义、历史作用
　　之类。要考试的那些奇长的夜晚，我和小丹龟缩在八舍六楼靠浴室的角落里对背“五四”文学社团和鲁迅的三个分期，睏得小丹眼白像兔子一样变成了红的。我面对着她，心里直想，我为什么讨厌书，我是堕落了。
　　二十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堕落，是很不安很绝望的。
　　那种对书越来越甚的反感和惧怕，只在心里窜来窜去，和自小对书的崇拜日复一日做艰苦的斗争，即使是最好的朋友也不说。
　　到了考试前那些可怕的复习日。复习到半夜就去食堂吃夜宵。食堂里又黑又冷，露出黄灯的窗口围着些复习的同学，全部被逼得鼻青眼肿。在食堂里，终于有一天，我和小丹同外文系的一伙男生冲突起来，奇瘦的小丹暴跳如雷，我们和那伙男生在食堂的队伍里就大打出手！
　　被我们揪出的男生惊奇地囔：“小姑娘这么凶噢！”他又急又气，却笑了起来。
　　的确像被逼急了眼的兔子。
　　很刺激地打赢了一架。
　　再回去看书时，几乎要哭出来。
　　实际四年的中文系生活，除了使我读到大量的书以外，还给了我两样品质：一是对书的敢怒不敢言，我恨它们，当它们给我压力，使我感到枯燥、机械的时候。另一个，是对自己所爱的书的克制态度。
　　临近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公开地仇视文学书了，我做的毕业论文是关于童话的。那时我的英文并不好，却每天练习翻译英美的现代童话，它们使那时飘摇不定又感到孤独的我体会到了温馨和放松。
　　从学校回到家，真正带回了一书柜的书，许多的名著，许多的理论书，许多的卡片把一本完整的书变成了完全功利目的条条。书柜就放在原先湘妃竹书架的地方，那个书架上面放鞋。那天晚上，躺在家里暖和的小床上，遥遥看到床对面的书柜玻璃在城市的夜色中泛着微光，心想：我是不会去动你的。发着这恶狠狠的誓言时，由于从书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全身都软而酸疼。
　　从此不以书多为荣。
　　按说，书总是有价值的，读书人的喜爱和收藏书，仿佛是种斯文，是种美德，是种炫耀，是种俗气。大学四年，同学里拿书压死人的模佯，看得太累了！大学毕业并不是懂事的年龄，一心要把四年以及四年的书全然忘掉。
　　重新做一个快快活活的人。
　　重新做一个7 点就上床，吃一颗话梅看电视听音乐的人。
　　大学毕了业，拿一份不用愁生活只买奢侈品的工资，又没烦恼人的恋爱，又有一个好好的心爱的工作，这样的日子最好过，风一样在天上飘来飘去，看多了拔起头发要雅，白起眼睛要雅，决心要自然，要天朴，要不避俗，要敢亲切地说出自己不雅但真心的所爱。
　　如此这般地准备好了新的生活态度，过起了作为成年人的漫长日子。
　　晚上睡觉前觉出了寂寞，找来杂志和新出的三毛的书看，软和干净的床，小灯，书，心平气和地去读书，使人感到了亲切相知的温情。书前灯影的黑暗里，不太多的回忆和许多许多的向往一一浮现，这是非常美丽的时刻。
　　然后仍旧感觉到寂寞。
　　不知道的人说：恐怕该定定心谈恋爱了。这女孩。
　　我知道那是因为一个疑问：仍旧想知道世界和生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种寂寞和疑问，哪怕嫁一个苏格拉底，也不能消除的。
　　又想到了书，又走回到书的旁边。
　　重新再读萨特，读弗洛伊德和鲁迅，读西蒙波娃，好像从海里爬到岩石上，爬起来很难，如果上面有人拉一把，一悠，就上去了。上面是新天地。
　　好不容易才发现，书像世界上的人，有的给你痛苦和窒息，有的使你很快活。
　　到了三十岁，才真正有了一个自己心爱的书柜，将有名然而不爱读的书统统请到组合柜的高架上，并放在里层，不让他们严正的脸破坏屋里的气氛，新书柜里留下了屠格涅夫和《彼得·潘》。我把《彼得·潘》翻译过来并付梓出版，我打算买七十本我的《女中学生三部曲》送人，但买一百本《彼得·潘》送人。
　　即使是一个童话，只要是你真心之所爱，就没有什么可含羞的。
　　我想，到了三十岁的今天，我真正是一个爱书的人了。

　　●后记
　　邓九平
　　中国的读书人，自古就有收藏书的习惯。
　　中国古代的书，最初是用人工书写，写书用的材料不断变化。从春秋到两汉期间，多用简、帛写书，称简策（刻写于竹片上，再贯穿成册）和帛书（写在丝织品上，可用轴卷）。所以古代称一部书为一册书或一卷书。
　　东汉以后，写书用的材料渐为纸张代替。到了唐代，由于印刷术的兴起，书才逐渐由竹刻手抄改为刻版印刷，并由卷轴演变为册叶形式。人们先将文字刻在一块块木板上，然后再来印刷，在整块木板上刻字的程序称为雕版。
　　咸通九年，王玠出资刻印了《金刚经》，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标年板印品，其图像已十分精细。至中晚唐，刻印佛经、韵书、通历、医经，已屡见不鲜。
　　宋辽金元，官私并行，经史子集医算诸书，均用雕版印刷，且采用“梨枣”制版。出现了李十娘、谢氏、徐氏等良工，此期的版本，成为后世的文化珍品。
　　明清两代，南北二京成了雕版印刷中心。明之南藏、北藏、道藏，清之武英殿本、龙藏，均出自两京。此期，出现了朱墨套印术，分色分版的彩色套印法，其版有多至几十块者，各色可分出深浅浓淡。到清顺治元年，又兼用拱花凸印、无色凸印。至此，中国的印刷术已臻高峰。
　　雕版印行的书有各种版本，古时的藏书人，最看重版本。
　　据史料记载：研究版本的人，能根据书籍的纸张、墨色、字体、版式，鉴定出刻书地域和刻书年月，甚至能辨明何人原刻，何人翻刻，何为旧抄，何是新抄，以此来审视刻得好，印得好的书籍，例如：《史记》有宋、元、明、清各种刊本，嗜书的人，总称宋元本最佳。专门从事这类研究的人，是谓“版本学家”或“版本鉴赏家”，如黄丕烈、鲍廷博等人；也有得一书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大听、戴震等人；又有得一书必辨识版片文字，注明其中错讹，是谓“校讎家”，如卢文弨、翁方纲等人；还有一种搜采异本，集纳百家，“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笔，”是谓“收藏家”，如范氏的天一阁、吴氏的瓶花斋、徐氏的传世楼等。
　　藏书人购置心爱之书后，总习惯摩挲观赏一番。宋元版本，名家批校，孤本秘籍，毛抄黄跋，都被当做珍品加以收藏。明刊精本，黑口古装者，万历竹纸，传世绝罕者，都令藏书人见之心暖，读之色舞。兴悦之余，选取精制的一方石印，拿出上好的印泥，在书的某处钤上一方“某氏藏书”的朱红印记，然后，注明日期，登记入册。藏书人日集月累，花费心血，渐渐便积蓄了可观的书籍。
　　古代的书可曰香，那时用的纸墨古雅纯良，纸是澄心堂纸，纸白如玉。
　　墨是松烟制墨，墨凝如漆，墨润如脂。藏书人在购书后，将书置于密不透风的木箱里或书柜中，再将书斋门窗紧闭，日久天长，纸上松烟润墨，自然生出淡香。读书人推门入室，书香飘逸，桂馥兰熏，沁人脾胃。
　　当代的新版书基本上是铅字印刷，纸墨与古时也不尽相同，尤其是引入西方科技，采用电脑照排，滚筒印刷，书印出之后，与香无缘。
　　书香何在？
　　书香是有的：当您细心地读它，精心、静心地品它，真心、诚心、痴心地爱它，它便会无声地、悠悠然地飘进您的心田，潜入您的思想，浸润您的灵魂。那古雅清淳之气，会洗去您的劳累；那散淡飘逸之风，能驱散您的苦闷。读书能给您快乐，令您开朗，使您生活的更纯美，让您眼前春光无限。
　　书香永在……
　　《书话文丛》是在钟敬文教授、张岱年教授共同倡议下，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的鼎力相助中得以出版。卞之琳先生、季羡林先生、冯亦代先生、严文井先生、陈原先生欣然同意担任丛书顾问；牛汉、碧野、汪曾祺、林斤澜、李国文、邵燕祥、舒乙、任洪渊、谢大光、张抗抗等诸多文坛名家，亲选文章寄来，并共担丛书编委；张岱年先生、冯亦代先生、舒乙先生亲自为丛书作序，韩静霆为丛书设计插图。在此，我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的李晓霖女士在丛书编辑过程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中国作协作家权保会的张树英女士、吕洁女士，为丛书的顺利出版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在此，我向她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7年3月31日于北京师范大学

　　（京）新登字09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斋雅乐/钟敬文等主编，-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10
　　（书话文丛）
　　ISBN 7-5043-3035-3
　　Ⅰ.书.Ⅱ.钟.Ⅲ.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Ⅳ.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07744号
　　书斋雅乐书活文丛--20世纪中国学者作家谈读书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毫米大32开
　　16.375 印张4 插页367（千）字
　　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ISBN7-5043-3035-3/I·416
　　主编：钟敬文张岱年
　　邓九平
　　责编：李晓霖
　　责校：陈丹桦
　　插图：许立英
　　翻拍：许立英
　　定价：19.80 元

《书话文丛·书斋雅乐》 下 钟敬文等 主编

《书话文丛·书斋雅乐》　下　钟敬文等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