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话文丛·书香余韵》 下 钟敬文等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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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可以使青年人变坏，同时，读了好书也可以使人变好。从我的切身感受说，书的力量是巨大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
杨沫
（1914～1996）
女作家。原名杨成业，又名杨君默、杨默。原籍湖南湘阳人，生于北京。著有中篇小说《苇塘纪事》，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东方欲晓》、《芳菲之歌》等。
我和书籍
我从小喜欢读书，九、十岁时就能背许多唐诗，也许这对我以后喜爱文学、从事文学写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十岁以后，我就大量地看起中国的章回小说来。尤其那些《小五义》、《七侠五义》、《江湖奇侠传》等侠义小说，把一个幼稚的混沌初开的孩子迷住了。受这些小说的影响，十二岁时，我曾经学过武术：更异想天开，要逃到四川峨嵋山去拜武艺高强的老师学本领，要“飞剑遥遥斩无情”，做个劫富济贫的侠客。十三岁入了初中后，我的读书兴趣又变了：我大量地阅读中国“五四”以后反封建、要自由民主、要个性解放的小说；也读欧洲、日本等18、19 世纪的文学作品。受这些小说的影响，我有了要自由、民主的觉醒，还做了反抗包办婚姻的斗争。可是，这些文艺作品也在我身上灌输了消极颓废的思想。那时，中国的军阀混战以及后来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使民不聊生，使国亡无日，我虽然也十分憎恶腐朽的旧社会，也有忧国忧民的思想，然而，我却对未来看不到一丝光明，感到人生可怖、可厌，曾经多次想自杀。正当我这个十八九岁的孩子走投无路，满怀激情和苦闷彷徨的时候，1933 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北京我认识了几个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他们除了向我讲述救国救民的道理和革命理论外，最主要的还是他们介绍我阅读革命书籍。我清楚地记得我读的第一本革命书籍是《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好像是李达写的），这本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阐述社会发展的小书，立刻使我这个失学失业正在寻觅人生真谛、不知怎样活下去的青年，好像久旱逢甘雨，立刻使苦闷彷徨的心灵顿开茅塞，知道了人类社会正在朝着共产主义的大路奔驰、前进；仿佛在阴霾中望见了光明，我眼睛亮了，心胸开朗了。接着，我又读了瞿秋白同志著的《中国往何处去》这本书，使我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着中闰的革命，中国是有前途的，是光明的。以后又读了些其他的革命书籍，从此，我的思想开始转变，我不再为个人的生活、前途忧愁，我渴望知道更多的革命道理。于是，我就如饥似渴地读起马列主义的理论书籍来。在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情况下，能够找到什么革命书籍，我就像得到宝贝那样，不知恐惧，不知疲倦地读了起来。那个时期，我读过《资本论》、《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马克思传》等一些理论书，有些书根本看不懂。但是，有那么一股热情在我心里沸腾，就是不懂也要读。同时，我也读了高尔基的《母亲》和《铁流》、《毁灭》、《士敏土》等苏联革命小说。这些小说对我走上革命道路，也起了巨大作用。从此，我完全变了一个人——我不再想死，而是想活，想活得有意义。在一些革命同志的影响下，想为危难中的祖国、为受压迫的人民大众去奋斗；……渴望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那时我一心想我党，虽然直到1936 年我才找到党，成为她的一员。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我扔下了正在吃奶的女儿，毅然离开大城市，参加了党领导的敌后平原游击战争。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我都是在极端艰苦的、随时可能牺牲生命的残酷环境中度过的。但是，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我青年时代的那段生活非常美好，非常幸福。每想起来，就像喝了醇酒般有一股使人心醉的激情涌上心头。……我为什么能够有这种思想感情的变化呢？什么力量促使我走上革命的道路呢？
其中，重要的一点，应当归功于读书。书可以使青年人变坏，同时，读了好书也可以使人变好。从我的切身感受说，书的力量是巨大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
我所以参加革命斗争，并且经久不变，我要归功于不断地阅读革命书籍。革命书籍——它是我新生命的起源。
1982年
●我把书看作最大的财富，因为那里面记载着无穷无尽的知识，能够满足自己日益增长的求知欲，使原来的狭窄的世界扩大到无边无涯。
王西彦
（1914～）
小说家、散文家、文学评论家。浙江义乌人。著有短篇小说集《夜宿集》、《人性杀戮》，长篇小说《在漫长的路上》，散文集《王西彦散文选》，文艺评论集《评阿Q 和他的悲剧》等。
我的保护神
近日读《蒙田随笔》，其中有一篇题为《我的书房》，作者自述他的读书方法是“有时翻翻这本书，有时看看那本书，不做严格的安排，也无一定的计划，多方涉猎，随兴之所至”；而且也只是为了自娱，并辩解说：“如果有谁对我说，单纯为了游乐、消遣而去利用诗神，那是对诗神的大大不敬，那么，说这话的人准不像我那样了解娱乐、游戏和逍遣的价值。我禁不住要说，别的一切目的都是可笑的。”当哲人这段话促使我对自己的读书生涯作一番回顾时，近二十年前那一场既相似又相异的经历就重现在眼前了。
在1966 年6 月间那一场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里，我是上海文学界第一个被揪出来示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开始胡里胡涂地成为被专政的对象。经过一阵子“狠触灵魂”的批斗，随后被送到市郊奉贤县海塘外的“文化干校”去参加劳动改造。由于海边土地过分潮湿，自然也还有别的原因，我的多年宿疾脊椎炎日趋严重，经医生证明，蒙工宣队和造反派恩准，回上海市区治病。我在干校属于“牛鬼队”，身份特殊，回家后仍须接受里弄和原单位工宣队监督，“不许乱说乱动”，自然也包括读书在内。“红宝书”和《敦促XXX 投降书）之类已经滚瓜烂熟，蹲“牛棚”时是奉命恭读，不敢稍怠，现在似已无此必要。可是时间需要打发，脑子也不肯休息，整天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就有可能陷入神经错乱的困境。如果对生命还有些许留恋，又要避免失去理性，总得给自己的精神找个寄托。幸亏在人的一生里往往会有神灵光顾，使你在“山穷水尽疑无路”时，顿觉“柳暗花明又一村”。有一天，我忽然想起“四人帮”中不是有一位权势显赫的“半个红学家”吗？为什么不可以借助《红楼梦》来做个精神的寄托呢？事有凑巧，正好有个老朋友甘冒风险，悄悄地前来探望我这“不可接触的人”，我也就向他透露了这个意思。过了几天，他果然给我送来了一部用旧报纸包起的书，说：“这是铅印的通行本，你就安安心心地读吧。”可又加添了一句：“还是要小心，别让工宣队没收了去，罪上加罪！”我按过书来，顿时咽喉梗塞得说不出半句表示感谢的话。
不用说，《红楼梦》对我并不是陌生的书。还是青少年时期，我就知道有一位邻村的表伯伯家里珍藏有这部“才子书”，以致书柜里只有一部《东周列国志》和另一部《三国志演义》的当私塾师的父亲用鄙视的口吻说：“难怪他在前清科举时代连个秀才也中不上，他读《红楼梦》把颗心都读邪啦！”父亲中过秀才，他对表伯伯总抱有一种优越感。他当然不会想到，正是他批评表伯伯的这句话，使我这个还在启蒙时期的小孩子就醉心于那部能把心读邪的奇书；因此，进了新式的学校以后，马上急不可待地找它来读了。
在这以前，耽读《西游记》和《封神榜》时，几乎完全没有理性的分析，单凭感觉或感情，把小说里的人物当成自己亲密的伙伴，所以在梦境里经常会出现孙悟空、猪八戒和哪咤太了。读《红楼梦》的情形有些不同，总觉贾宝玉和林黛玉那样的官家子女和自己距离很遥远，只有在和另外一些地位不同的人物如贾政、贾琏、王熙凤甚至薛宝钗相比，同情才不能不归给那一对可怜的少男少女。到了“文革”时期为了寻求精神寄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了藉以活命——而读时，自然又是别有一番心情。当时不是盛行所谓描写“护官符”的第四回全书的“纲”，把这部分明是描写发生在大观园内一场爱情悲剧的作品硬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吗？好在我的读书自有目的，完全用不到去随声附和。尤其是时间充裕，可以享受从未曾有的从容，因此能够读出大观园内外两个不同的世界的对立形势，自觉获得读书的最大乐处。而且一不做，二不休，我还托人设法找来影印的庚辰本和石印的有正本，仔细作了对照，认真研究“脂批”和原著观点的差异，应该说，在我几十年的读书经历里，这段岁月最能保持客观态度，排除各种功利观念，毫无顾虑地按照作品的实际描写来抒发心得感想。我原来住着一套两南一北的公寓房子，因为在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一开始就被推入敌对的方面，作为专政手段，造反派封掉了两间朝南的，只剩给我们全家一间冬天不见阳光而夏天又不通风的北房。我就凑在碎掉一块玻璃的北窗下，冬天用熬住微颤的手，夏天挥去额角上的汗，顽强地写着一册又一册读书笔记。
这样做，一方面固然是考验生命的坚韧，另一面也不妨说是尝受自得的欢喜。也许这种心理状态颇有几分可笑，但我那一长串辛酸岁月确实是这样熬过来的。人生道路不缺乏艰难险阻，一个人有时需要对自己抱宽容态度。
我这样说，也许会使人觉得我当时的读书生活过得还不错，至少是没有过多的干扰。其实，只要不忘记我的身份，就能想见我前面所说“顽强”两字的意义。我是在单位和里弄造反派双重监督之下的一名“老牛鬼”，除了每天须交一份“思想汇报”，我的房门随时随刻都要受到莽撞粗暴的撞踢，有时甚至毫不留情地把我拉出去游街挨斗。就说那部摆在我小方桌上的铅印《红楼梦》吧，有一次是被一位造反派小头头伸手一下子扫到地上，他还恶狠狠地喝问道：“你放着‘红宝书’不读，倒在这里偷看这种混账书！你交代这是什么罪行！”另一次是被一位工宣队老师傅撞见了，他倒是好言相劝道，“唉！你还是这样死顽固，不认罪！是什么时候啦，还在看小说书呀！”我觉得机不可失，就抬出“伟大导师”和“半个红学家”的牌子，向他们恳切中述，自己所读的是一部讲阶级斗争的革命书，为的是好好认罪服罪，改造自己，重新做人。
此处自然还有里弄干部和邻家革命小将们的干涉。经过情形，难以尽述。
有好几回，这部好不容易人家好心借给我的书被掼出窗外，千恳万求才允许下楼重新捡回。到了可以托人设法找庚辰本和有正本来作参考时，我虔诚熟读这部讲阶级斗争的革命书一事，已经完全合法，只差没有得到表扬了。
终于“四人帮”宣告覆灭，结束了“长夜漫漫何时旦”的日子。我喘过一口长气，满怀喜悦地收起各种版本的《红楼梦》，还有一大堆参考材料。我计算一下自己写下的笔记，字数竟然超过了三十万。我原来打算把这些笔记好好整理，逐篇发表后再印单行本，给那漫长的北窗岁月留个纪念，也对曾经是自己难得的保护神表示永恒的感激。可惜环境发生变化，又有比整理笔记更觉重要的事情要应付，两者不可得兼，没有办法，只好做个负心汉，把笔记册一一捆扎妥当。暂时委屈它们，让它们沉睡在书橱的最下层了。
●书啊，书啊！你不但使我们获得知识，也使我们在濒临精神破碎的边缘时，获得了力量，重新振奋起生活的勇气，……
梅志
（1914～）
散文家、儿童文学家。女。原名屠玘华。江苏武进人。1932年参加左联，从事宣传工作。1934 年开始发表散文、小说、童话等。著有童话长诗《小面人求仙记》、《小红帽脱险记》及《胡风传》等。
书香余韵
提起书，我是颇有些难以忘情的。其中有欢悦也有沉痛，更多的是，我从它们得到了数不尽的知识和营养。
首先，由于书我分辨出了美丑和善恶。那是在1927～1928 年间，我只十三四岁，正赶上大革命的热潮。在早先，我有时花几个铜板从小书贩举着的竹帘上买几本弹词说唱小书，有《薛仁贵征东》、《碧玉管》、《梁山伯与祝英台》之类。这些，是我最早接近的书。那蚂蚁一点大的字和难闻的墨臭，都没有阻止我醉心于其中动人的故事情节。我开始眼花缭乱了，脑袋也有点昏昏然了。真是机缘凑巧，我忽然发现了另外一种书，它改变了我的生活。我新迁居的房东家，有一位当中学英文教员的女婿，他曾在清华大学读过书，受过“五四”的洗礼，他那里有着许多我从未见过的书。鲁迅先生的毛边书，我就是在他那里见到的，并且借来看了。不久，自己也就开始去买这种书。
当时，花一个银元对我可是件大事，母亲给我的零花钱只是几个铜板，一个银元差不多等于一年的积蓄了。记得我在书店里好容易才掏出了这块银元买了两本书，一本是鲁迅先生的《仿徨》，一本是朋其的《荆棘》。后一本很薄，价钱便宜些，一元钱刚够买这两本书。以后，我又买了《呐喊》和两位女作家的书，一是CF 女士的《浪花》，一是陈哲衡女士的《小雨点》。
奇怪的是，这些书中我一直只记得两篇文章。当时，鲁迅先生的名作如《狂人日记》、《阿Q 正传》等，虽然没有后来那么多的介绍文章，但已很受读者推崇。可是，我却看不懂这几篇，反而记住了他写的《肥皂》。现在想起，眼前还会浮现文中的情景：那逃荒的妇女在街上伸着手，后面牵着一个小女孩，“行行好，要了吧，买去吧！”那流氓的调笑声，似乎也在我耳边响着。另一篇是朋其的《火腿先生街上走》，我也还记得。可能是由于我家有时也收到一盒点心之类的礼物，我们满心高兴地打开来时，里面却是长满绿毛的怪物，十分扫兴。这些，大约应算是我上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课。
大革命失败，开始清党了，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城。听说，男中有个学生，由于拿着一本红面的“三角”课本，而被当做赤色分子，被警备队抓走了。于是，我家就要烧我的《呐喊》和《彷徨》，我拼命地保护，总算只扯去了封面而将书保存了下来。有根长一段时间，我再看不到这类新书了。直到30 年代初，我到了上海，才买到了美国辛克莱的《屠场》和苏联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它们使我了解到另外的世界和人民。
真正懂得书的价值是在和胡风结婚后。他有两个柳条箱，那里面很少衣物，多数是书。鲁迅先生所有的著译、编的书和刊物，胡风都在收到或买了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他告诉我，有些是一知道出版就赶到翠花胡同北新书局门市部买来的，他在那里还经常遇见鲁迅先生。
从此，我开始重新认识书。不但是读它，还要学会怎样理解它，这对我是长期的过程，就不在这里谈了。只是，我学会欣赏书，应该说是由于胡风的熏陶。由此，我才知道除书的内容外，还有着编排、封面设计、装帧等学问。
那时，胡风每月都要买回好几本日文书，是有关革命文艺理论方面的。我看不懂，但那封面设计的各种样式和美观大方，常使我为之赞叹。
由于钱紧，他不大买国内出的书，很多是朋友们赠送的。最使我们高兴的是，收到鲁迅先生亲手包扎好，亲手交给胡风的赠书。
胡风向我打开包扎得有棱有角的牛皮纸，迎面出现的是白底黑字朴素典雅的封面。我们抚摸着它们，不但看到了书外形上的美，还能感到像刚出炉的热面包似的香味，书的香味。因为它们刚从印刷厂取回来不久。这书香，这情意，久久地留在了我们的脑海中！尤其是有几本特殊的、格外值得我们怀念的书，更是永志难忘！
一本是《引玉集》，是鲁迅先生自费精印的《苏联版画集》。那黑白分明线条细腻的版画，装帧印刷得十分考究。那样地精美，简直使我不敢轻易翻阅它。我们俩头并头，由胡风轻轻地翻着，一幅一幅地欣赏着。
瞿秋白的《海上述林》是先生费尽心力排印的，他不但亲自设计封面装帧，连编排付印校对等一切杂务及所有费用，都由他一人承担。那时，先生有着赶快将遗著出版的心情。他曾说过，手里存着亡友的遗著，像捧着一团火似地，要尽快把它交给读者。有许多原稿是瞿秋白亲自写的手稿，他不忍心直接交给印厂排印，就想找人抄写一份。问到胡风，胡风即说那就叫我妻子抄吧。这样，我便抄了翻译部分的原稿大约十来万字。
出书那天，胡风特别兴奋地将新书带回，打开给我看时，我才发现是两套二十四开本的《海上述林》。一套皮脊硬纸面的，他交给了我。
另一套深蓝色丝绒面的，他拿在手里。我很奇怪，怎么是两套？这时，他才缓缓向我说明，”这套皮脊精装的，是鲁迅先生送你的犒劳。绒面的，那是送我的。”胡风还告诉我，得两套书可不容易啊，一共只印了五百套，精装的才只有一百套呢！我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这是我有生以来得到的最高最重的奖赏！
鲁迅先生还送给我们一本珂勒维支的版画集。那是八开本，用上等中国宣纸印的，封面也是用中国纸，是线装的。封面上有一条二寸宽的白色点金的纸，上面是鲁迅先生亲自写的书名。里面的画页基本上照着原画大小。这样壮观考究的画册，在国内恐怕很少见吧。据说，每本要赔好几元，所以只印了三百本，并在每本扉页上注明了册号。胡风得到的那本，记得是第六号。
这几本书成了我们家的纪念品，也是珍藏品，舍不得随便拿出来翻阅的。
但是，这种太平的、能让人保存心爱之物的日子，却被日本侵略者的大炮给粉碎了。书和我们这些主人一样，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厄运。而我们的书经过的曲折特别多，故事性还特别强，值得我把它写出来。
我们是在枪林弹雨中离开上海的，那时只能带必需的东西。就这样，还是装了一藤包的书，其余留在家中。到从武汉撤退时，又分了一部分书留在乡下老家，我们一家才能挤上船来到重庆。
在重庆，我发觉朋友们来我家时，都喜欢翻翻桌上放着的书，互相谈论着它们，因为能带出几本好书的人实在是不多。正因为这样，我有几本早已买不到而又是我喜欢读的书被人借去了，就再没还我。
最不幸的是在香港，遇到了日军的炮轰，香港沦陷后，我们只身逃出，所有的东西都丢光。衣物不足惜，只是好容易从上海带出，辗转武汉、重庆，又带到香港的那点书，还有孙钿的一部分藏书尚来不及交他，就一同被遗弃在沦陷的香港了。回到重庆时，倒是留在亲戚家的少量的书还在，只是交给周总理的二十来本日文的有关马列主义论艺术方面的书，总理没再提起，胡风也不好问。后来，胡风看到周扬在延安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说道，“这里摘用了我的存书，这很好。这二十来本书，总算派上用处了。”
抗战胜利后，我们满心欢喜地回到上海。心想，什么丢了都没关系，只要那两架书还在，那就是一份重要的财产。谁知恰恰就是这些书，已被我哥哥付之一炬了。他说，这些是共产党的书，日本人查出来，会累他吃官司的。其实，他又不同我母亲一起住在我家，与他毫不相干！
后来就是1955 年那一场大灾难了，我们不但与书分手了，连家人都见不到面。十年后，准备送我们到四川去监外服刑时，胡风提出要将四柜藏书带走，几经交涉，公安部应允了。他一心想在度刑期时，靠这些来之不易的书籍，帮他学习改造，还希望能整理一下，再写出一些文章来。这些书成了他的精神寄托，他仍在执著地想着写作。我不能表示反对，但这仅仅是梦想，无法实现的梦想。不久，就刮起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我们被押到劳改局的茶场。后来，那些书和其他物品虽然给送来了，但当造反派进驻茶场后，胡风被带走了，书也被人保组查封了。
四五年后，四川省革委会人保组向我正式宣布没收胡风的个人财产，包括所有的书。这对我当然是一个难以忍受的打击，我又无权反对。
只是在清理被没收的财物时，我尽量争取留出了一些书，如《鲁迅全集》、《鲁迅日记》，还有鲁迅先生送我们的书。这些书，我都说是我个人的财物，是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送我的，还有所有的马恩列斯著作，我说要留下来学习用。他们算是没有刁难我，让我全带走了。这些书陪伴着我走过了一段我一生中最伤心最艰苦的旅程，后来到了川东第三监。
就是这些书，对我们的生活却创造了奇迹。分开几年后，我到监中见到胡风时，他已经精神失常，整个人处在恐怖状态中，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甚至对吃饭都置之不理。不管我用什么方法，也打不开他那被苦难和恐惧锈蚀的心。但是，有一次，我向他谈起鲁迅先生的文章，谈起鲁迅先生送我们的书，他的眼睛却睁开了，发出了一线亮光。当他看到我放在他面前的这些书时，他失去的灵魂被唤醒了，他复活了！他以全身心寄托的理想和抱负，随着那些美好的回忆，使他慢慢地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此后，在那看不到尽头的漫长岁月中，我陪着他，一起学习马列著作，一次又一次地重读鲁迅先生的文章，使他平静了好几年，后来虽有反复，还是靠书挽救了他，直到恢复自由。
书啊，书啊！你不但使我们获得知识，也使我们在濒临精神破碎的边缘时，获得了力量，重新振奋起生活的勇气，救了他，也救了我。胡风如果不是一生酷爱文艺，一心想着编好书，出好书，写好书，而满足于做一个忙忙碌碌的人，又何致于失去四分之一世纪的自由！写到这里，我似乎应该恨书了，但我不能，胡风更是不会。他恢复自由后，最高兴的事还是手捧一本新书。为此，在暂住成都的一年间，我常常上街排队挨挤给他买书刊，有一次差一点把肋骨压断。
最后，我还得说几句。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实施，我们于1980 年9 月被平反了，被没收了的那四柜书籍发还了。胡风在最后的几年中，又见到了他心爱的书，感到了莫大的欣慰。
1989年10月27日
难以忘情
人总不能轻易地忘情于过去曾为之奋斗、奉献，并感受到大的欢乐的工作。我写过一点“儿童文学”作品，虽已是三四十年前的事了，我却一直萦怀于心间。
由于历史的原因，直到1980 年我才有机会再见到那堆当做审查资料的“废纸”。过去的白纸已成黄色，蓝墨水的字迹也变成难以辨认的灰色了。当然，我自己头上的青丝也变成了白发，因为时间已过去了二十五年。我再见到这些沉睡在别人铁柜子里二十五年的原稿和旧书时的那份带着苦涩味的喜悦，实在是无法形容的。
我清理着这些发表过和未发表的旧稿，回忆着当时的一些情景，对这些跨越了四十余年的劳作，不由得想唠叨几句。
关于三篇过去出版过的童话诗，我这里就不说了，何况它们在四五年前已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命名为《梅志童话诗集》出版了。另外几篇童话故事，它们可真正成了古时候的故事，我必须得多说点。
我是按年代编排的，第一篇写于1945 年9 月。那时，我们刚结束了八年浴血抗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正是举国欢腾高歌胜利的时候，我们都梦想着即将诞生一个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葛琴同志准备在重庆编一个刊物，为新中国欢呼，并向我约稿。由于我的第一篇童话诗《小石人求仙已》是发表在她主编的《青年文艺》上的，我就萌发了再写一篇童话的念头，主题是控诉国民党又想挑起内战，反共反人民，并欺凌对抗战做出最大贡献的四川老百姓，这就是《元宵节的夜晚》的创作过程。谁知对于这种童话形式，国民党的书审处也不放过，作品未能通过。
同时还有别的原因吧，刊物本身也被扼杀在母腹中，未能出世。这篇未被发表的童话随着我从重庆回到上海后又到了北京，却始终找不到可以收留它的地方。直到1955 年，和我一样地住进了大铁门里。可能是因为这么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吧，我对它特别钟爱。原稿归还后，我抽空将它重新修改抄写，后来鼓起勇气寄给了大型童话刊物《巨人》。拔乱反正后，儿童刊物居然可以发表三四万字的中篇，它在我眼里可真是“巨人”了。主编汪习麟同志特意来看我，告诉我要安排发表，这是我想象不到的喜事。《元宵节的夜晚》的顺利发表，使我对自己有了信心。
我又着手修改《听来的童话》，这是1951 年为了响应抗美援朝，根据一个朝鲜民间故事改写的。当时的目的是想说明美帝并不可怕，只是由于人们对它的迷信，正如“柿饼”一样，让狡猾的狐狸钻了空子，被狐狸任意肆虐，只有不相信这“柿饼”，才能打败敌人。这种赶任务式的作品，本身就欠佳，结果是儿童刊物嫌它长，成人刊物嫌它没多大意义，一直未能发表。这次我重新修改加工，并将主题改为小老虎们破除传统的对“柿饼”的迷信，锻炼身体，奋发图强，终于揭穿了狐狸的诡计，将狐狸们赶出山洞，老虎们重新回到自己的山洞里，大家齐心合力，将一个虎族治理得十分兴旺。稿子投到《儿童文学》，也被他们采用了，并且奇迹般地获得了当年的童话奖。听到这个消息，我简直不敢相信它是真的。我明白，这是对我的鼓励，把它说成是给我的安慰奖才更合适。
它既是安慰我几十年来对儿童文学的一片真挚的爱，更是希望我能拾起笔来创作儿童文学方面的新作。我衷心感激编者和读者们的这份真情！
就是这份情意促使我又写了下去，那就是中篇童话《小参娃升天记》。这是我在劳改队和一些刑满就业人员在四川山沟里参加劳动时的收获。劳动队里二百多口人，只有一个队部自己培训的卫生员，还缺医少药，许多劳工得了小病就在山上找点草药自我治疗。我参加劳动后不久，就发现手指患了风湿痛风症，僵直得连拿筷子都很困难。老就业人员帮我用一大瓶白酒向别人换来了半瓶药酒，我每天用它搽手指治疗，睡前再喝上几口，很快，我的手指居然指挥如意了。从此，我对中国传统的中草药产生了信任，而过去我是只崇拜西药的。我开始注意一些野生的草药，跟着同伴们在休息时挖草药，听他们讲有关药材的故事。我们去砍荒烧灰时，常将成片的小山丘砍秃，虽然能找到不少天冬、党参、千里光、野黄莲、舒筋草这些能治病的药材，但将它们连根付之灰烬的作法，总使我不安。这不是破坏自然资源吗？果然，初秋一场大暴雨，从那砍光的山丘上冲下来了大水，多年用人工开垦出来的田地利无数足迹踏成的小路被凶猛的洪水冲出丈把宽的大口子，上面种的蔬菜和红薯全被覆没。这就是大自然的惩罚！当时，我就在想，应该把这写出来当做教训才好。我设想用童话体表现它，这想法在我的脑海中藏了十几年。
好容易我走出了大铁门，又得到了鼓励，希望我多写儿童文学，这才开始写它。当时胡风正在时好时坏的病中，我也就时写时辍地做着这艰难的工作。我已不能再亲身去那些山沟里体验过去的生活，只能凭着重话式的幻想来创造它。写出后曾修改过三次，终于只能作为一篇遗憾之作发表了，因为我再也无力修改它了。
《大年初一天门开》，是把幼年时听来的一些民间故事撮合而成的。
我用它们写出了正直勤劳而义乐观的农民和一个死要钱的贪心的财主。
我对这篇童话还比较满意，我喜爱这个穷困而又乐观的农民。
最后一篇是1946年发表在上海出版的《希望》上的民间故事《张天
师的同学和水鬼》。我一直很难在胡风编的刊物上发表作品，所以，虽然这民间故事是写给成人看的，我仍想将它附在后面作为一个纪念。这故事的内容，正如《希望》编者（胡风）所说：“那个得到一点把柄就尽量作威作福起来的水鬼，在我们这社会却未免太多了。”这是指当时一批拿着一纸国民党的“封诰”，飞到上海就大抢大占发劫难财的官僚们。另外，我认为，今天将它附在后面也还是有些现实意义的。可以使小读者们了解，在人世间也可能还有这类封建残余存在，用手指点着它们的面孔说：“原来就是你。”揭穿它们假面，是很必要的。
今年是胡风逝世的五周年，当我整理这些菲薄的文稿时，不由得时时想起他，我在这方面的工作没能实现他对我的企望。他曾在给我的信中说道：……你不是以自己作家身份写，而是以一个青年母亲的身份写的。……你的语言是青年母亲的语言，是儿重和老母亲之间的语言，幼稚一点，但没有存心骗人，存心唬人，或存心媚人的感觉，你只是想凭单纯的愿望向你用血肉喂养的孩子们诉说一点平凡的单纯的欢喜和悲哀，希望他们少点苦难，多点纯洁、聪明和坚强。”我的这点“成绩”，距离他的要求是太远了，我真是愧对他的教导！
承蒙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给我机会，要我编选出书，我十分感谢。
它们不仅被湮没了几十年，并且也远非成熟完美，只是我追求探索的起步。作品又是这么少，让我选都无法选，只好不怕献丑地全部向读者们奉上，算是我为儿童文学留下的一鳞半爪吧！希望不要苛责我，我多么想用一片赤诚的心来为孩子们写出更好更美的作品来啊，但现在是只有叹息，无法弥补的叹息！
●海洋的不平静，多于平静。只有从不平静当中，才能发现真正的水兵和水手。
严文井
（1915～）
湖北省武昌人。30 年代开始文学活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著有童话集《小溪流的歌》、《严文井童话寓言集》、《严文井散文选》等。
迎着强烈的海风
到海上去，当一名水手，这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个梦。
由于这个梦的不能实现，我就在描写渔民、水兵、船员等生活的小说和散文里来寻求海上的“体验”。这些描写我所没有的生活的文章，在我看来都具有一种神奇的魅力。
一直到中年时期，我才看到真正的海。
有时是从高空俯瞰，下面是蓝色间杂着青灰色的一片，无边无际，布满了细细地鱼鳞纹，那大概就是海波吧。大海似乎没有任何声音。
有时是从海岸边远眺，一个波浪追逐一个波浪，一直追到我的脚下，喧闹沸腾不已。大海原来是这样不平静，不安宁。
有时我也曾下海游泳，卷着白色泡沫的怒涛呼啸而来，毫不留情地强迫我咽下几口咸涩的水。我身不由己，忽高忽低，忽进忽退，任凭摆弄，这才感觉到了海的力量。我不敢设想在台风中的大海狂怒时的景象。
我终于懂得，我永远也不会变成一名水手了。
海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在赐予，它的多变，所引起的不能只是温柔的行情。由于它复杂，更加引起了我对它的向往和好奇。
我的办法仍然是通过书本到海上去，我在书本里“经历”海上的风险，和“分享”驾御海洋的人们的酸甜苦辣。
不久前，我读了《海角天涯》这样一本关于海洋的多人选集，就是这种兴趣的继续。
这本书的作者们是着力于反映海洋的美的，然而在他们笔下出现的不仅仅是海鸥、飞鱼、日出、夜空的星星，带咸味的风，和波涛的韵律等等。
这本书表现得更多的是：无休止的摇晃和颠簸、狂风、炎热、危机
四伏的阴云和黑浪，和面对着、忍受着这一切的人。人对海的搏斗，不让海来吞掉自己，产生了一幅幅壮丽的图画。这种强烈、鲜明的美的存在，才使得柔和的美能够以陪衬的身份，作为一种补充，成为需要。这种美，使我们想到人的真正生活，人的存在意义。
海洋的不平静，多于平静。
只有从不平静当中，才能发现真正的水兵和水手。
中国人懂得海的价值，漫长的岁月和漫长的海岸线教会了我们这一点。
于是，我们的先人登上了木船，扬起了帆，在古老的海上驶向远方，悄悄隐去。
多少个白天和黑夜消逝了，我们仍然从呜咽的海风中听到寻求者和探索者的声音，我们听到海的召唤。
于是我们，他们的后人，又毅然起锚，跟踪那看不见的踪迹，继续在古老的海上航行。
在海底，有我们触礁的商船，船舱里仍然装满瓷器；有我们被击沉的军舰，里面残留着一些勇士的遗骸。现在，我们的新舰队正变换着队形驶向远洋。
甲板上有我们的年轻人；桅杆上有我们的新国旗。
船头，迎着强烈的海风。
拭去泪水吧，我们要擦干眼睛。
前方有什么东西若隐若现，那是一只遇难的渔船，那是一个珊瑚礁，一个未被发现的小岛，或者，那就是等待我们去建立的功勋。
我们将要接受无论什么样的考验，迎着强烈的海风。
迎着强烈的海风，我们才会懂得什么是忠贞。
“选集”帮我拾回了少年时代的梦。
我仿佛仍然留在海边的沙滩上，听着涨潮的声音，接受海风的轻轻吹拂。
啊，不！最好还是在一只疾驶的舰艇上，迎着强烈的海风。
K 的照片下面没有标题，他决不写“图示什么什么”一类说明，因为既有图示，何必文字？然则我这篇文字，岂非多余？
本文系作者为《海角天涯》一书所撰写的序言。
●许国璋
（1915～）
浙江海宁人。1936 年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9 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大。1947～1949 年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回国后任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系主任。著有《许国璋语文论集》、《西方文化史引论》等。
读书诸相
《读书诸相》，1971 年初版于美国，1982 年列入企鹅丛书，匈牙利人AndréKertész 所摄。K，1894 年生，十六岁学照相（一说十八岁），没有拜名师，也不了解什么是欧洲的摄影传统，只凭自己智慧，拍下天生情趣。1925 年移居巴黎，与文人画家交朋友，饮谈于咖啡馆，为之留影。1927 年（一说1928）首办个人影展，名声遂立，作品常见于巴黎流行杂志Vu.1936 年去美国，美国人没有像欧洲人那样看重他的作品。不久，二次大战爆发，他拍的小人物小角落不合时尚，只好靠拍时装照片过日子。大战结束，美国人的艺术趣味有改变，K 的作品终算获得了早应属他的重视，而以1964 年纽约现代艺术陈列馆的个展为高峰。《读书诸相》，英文原名On Reading，全书照片约六十幅，摒除文字说明，书未有总表，依次记述摄于何年何地。书名原义似可译“关于读书的照相”，嫌“关于”太泛，遂译“诸相”。诸相之中，有犹太老人，有医院病妇，有主教，有大学生，有巨富，有顽童，有儿童演员；其景：屋顶，阳台，草地，树根，破垣，书摊，菜市，藏经秘室，万册书楼，都有；其态：正坐、侧坐、躺卧而读，走着读，从废纸中捡读，浴于日光中读，都有。
因此，“诸相”虽不像On 之虚指，但与书的实意相合，也许是可以允许的。书中屋顶读书的照片最多，多摄于纽约格陵屋奇村（ Greenwich village）。格村在1970 年之前，曾经是穷书生和不交运而自甘寂寞的艺术家乐居之地，街窄，楼小，室内光线不利读书，住客只好登屋顶找得一角，在阳光下背阳而读（向阳则戴墨镜）。屋顶诸幅，主角都是青年女性。一倚封墙；一坐钢管椅，有小凳，上置画板，双脚斜架，局促中自有闲适；一仅见头部一侧，卷发，裸肩，即上述浴于日光中读书之一帧；又一铺薄毯于不到两平方米之地，半躺而读；她的处境颇具特点；一尺之外有通风铁管，管口弯道近她的左侧，五尺之外有天窗两扇，稍远有砖砌烟囱二，铁烟筒五，这些各据一力的实体，下面想来都是人家；此相最前景有一高出屋面约两米的小室，窗前搭一小阳台，1×1.5 米，种着花草藤萝，是铁、砖、水泥的平面上唯一的色彩。格村的房租，大概这些知识分子还付得起，拥挤、简陋、昏暗也是当然。为了享受一点阳光，也各有妙法。K 也许是他们中的一员，不然何以能攀登屋顶，拍到人家未必愿拍的？不过也很难设想偷拍，那是犯法的。看来，在精心安排之下而不显痕迹（装姿作态正是在我们的美女像上常见的），才是艺术。还有一幅：不在屋顶，看书人临着自制的简易阳台，坐在窗框上（阳台经不起），仅见一侧，肩、腿，小衣，膝上有书；头，仅见盛发：她也在吸取知识和紫外线。书中还有华盛顿广场数幅，广场也在格村，附近有大学，学生草地坐读，没有什么特别的。
此外，我最欣赏的还有五幅。①1915 年摄于匈牙利某小镇。三顽童共读一本硬面但已破旧的大八开，天气像是似暖还冷的、早春。左重新帽，外衣也厚实，脚上靴子也不旧。右童帽裤破烂，光脚。中童帽尚好，但右裤腿膝盖全露，双脚踩地，脚趾分得很开，三童之中，他是主读。
他的脚如此使劲，也许是由于入神？还是两侧挤近而用力保持他主读的地位？还是因为地气寒，紧其筋骨以为抵御？K 摄此景在1915 年，欧战已是一年，他是年二十一岁。应召入伍之兵，何以有此闲功夫，找到这个顽童共读的镜头？又何以恰好有三个孩子，当父兄远征而在破墙之下看起书来？不过，可能正是因此才能这样自由自在。②在剧院后台，三个小姑娘，两个头饰花环，一个天使装扮，在对脚本，默诵，静静地念、记，浸沉在角色中。在演什么剧，猜不透。猜它是希腊遗文，那也是大实话，③威尼斯的供渡来（Gondola）靠着小巷的岸边，渡手躲在拱洞的方柱影下在读什么。他的供渡来漆得锃亮，船头的龙尖装饰匀称有致，比起邻近的一条漂亮多了。这，加上他的神态，看得出他是个有心的青年。他在认真地读——不，说不定在做什么演算。④这一张，和③一样，都是《读书》选登过的。一个头发花白六十来岁的老头子，在旧书摊随手翻阅。老板在纸板上写着：“五千册书，对折出售。”又一写：“每本二角五分，一元五本。”老人戴眼镜，视力仍嫌不足，一手持放大镜，一手捧书，阳光正好，镜距合度，他看得出神，捧韦的手夹看的纸袋快要落下来了。书面向阴，细察，书名是《同志之谊》（Comradeship）。
这也不足怪，于我为常识，人或视为新奇。老人显然已翻过的四本五本，都撂下了，独对此册注目，这是他的选择？还是我的臆测？⑤那是在马尼拉，第三世界之一角，人会以为未必是读书镜头的富矿。可是，这里也有。菜场的早市，挤满早已失掉线条的主妇们。塑料袋已经或等着装满。满地碎纸残片。一位女工在搞清洁。废纸箱前蹲着一个女孩子，超不过十二岁，在低头细读一张不成形的纸片。勤劳的卫生家喊她不走，怒容已显，几乎要扫把加身了。带长辫子的傻孩子头也不摇：脏乱散杂之中有文字，有魔力，叫她不听，不让，不释手！可爱的孩子，可爱的K！
这幅照仅占半页，半页空着，K 对它显然特别喜爱，摄于马尼拉，1968年6 月15 日，书的最后一页注着，片中拍下的主妇，数一下也有十二三人，她们各有采购的目标，眼光与步姿各异。对于清洁和求知的小矛盾不曾注意到，那是不消说的。
有一篇古文叫《画记》，用这位作者的笔法，可以一二句话把诸相勾划出来供读者鉴赏，诸如：不写书不得生存之青年双目注书，两老相遇慢慢谈书，家有万册的收藏家登梯取书，久卧病床的老妇危坐持书，密室读经的僧侣直立观书，但是不说这些了。只有一幅：很高很亮的窗，薄薄的纱帘，一张打桥牌的小桌，桌面花影树影，窗外薄荫，和风，杏花，菖叶，一本书开着，但读书之人早已坐不住，弃书而奔自然去了。K书的页码极度简化，画码即是页码，页码从6 开始，所摄也从6 开始，不列1—5.五十二页印着意境相同的两幅，右下已无空白印页码，即不印。K 是一个把艺术的完整看得比书商的陈规远为重要的人。（问：世间有多少书商陈规？）K 的照片下面没有标题，他决不写“图示什么什么”
一类说明，因为既有图示，何必文字？然则我这篇文字，岂非多余？有朋友这样对我说：你所写的，并不是K 的原作，而是存在于你的意识中的读书诸相，你无相可呈，也只好形诸文字。不过，这是他的话。
1984年4月
●我的书斋就是我在其中工作的车间。
于光远
（1915～）
经济学家。上海人。著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5卷）、《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札记）》、《碎思录》、《古稀手记》等。
爱吾斋
我的书斋就是我在其中工作的车间。
中国的学者，把图书馆作为自己工作车间的，我想不会多。市内交通不便和图书馆借书手续不方便是主要的原因。我曾多次下决心跑北京图书馆，还专门去了一趟办借书证，但至今没有去利用它（不过我并没有死心）。我写的那些东西，十之七八是在我的书斋里生产的。
文革前，我的书斋颇有规模，那时它在沙滩中宣部和《红旗》杂志共有的大院内的一个小的“独门独院”里。文革中姚文元进驻《红旗》，为了纯洁他的环境，便把中宣部处以上干部和家人撵出大院，我被撵到了我现在住的地方。当时我家的居住面积比现在要小得多，空间一压缩，大量的图书资料不得不被当做“废品”处理掉。藏书损失十之七八。文革后空间就地扩充了些，书籍资料又逐渐增加起来。在那里有我需要的许多生产工具，储藏有我需要的原材料和尚待加工的半成品。在这起居室会客室兼书斋的那个房间里我可以有效地工作。
知识分子爱自己的工作，也就爱自己的工作环境，不过平时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习以为常，没有多想我的书斋之可爱。近一年来有六个月住在医院，就越来越感到它之可爱。尽管这个书斋现在仍在一个杂院内，我还是感到它的可爱。我急切地想恢复健康，在很大程皮上就是想尽快回到自己的书斋。
中国文人喜欢给自己读书、写作、生活的地方起一些雅名，我学风雅，也想给我的书斋起个“爱吾斋”的名称。虽然我也主张人应自爱，但这爱吾斋三字，并不意味是“爱吾”之斋，而是爱“吾之书斋”也。
我希望有人为我刻一方印章，当起这个“爱吾斋主”。
●每一个知识分子都爱书，每一本书都是古往今来的知识分子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成的。
金性尧
（1916～）
曾用名文载道。浙江定海人。曾任华光戏剧学校夜校教员，为报刊撰稿，现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著有散文集《星屋小文》、《风土小记》，文论集《炉边诗话》，编有《唐诗三百首新注》、《宋诗三百首》等。
夜读
下了一阵雨，天色显得有点阴沉，或许是欲雪的先兆。晚饭后在一擎寒灯之下，不禁记起昔人“雪夜闭门读禁书”之句。由此复聊带的想到“高斋风雨记论文”一语，更引起我对于夜读的向往。可惜我所记得的都是片言只句，近乎断章取义——。然而反过来说，或者好的文字，本来无须冗烦满纸。如杜少陵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而惊人的警句又岂能多得？例如古之策论，今之宣言，虽气势堂皇，音节铿锵，但总不免有“虽多亦奚以为”之感。
闲话休得拉扯，这里且谈夜读。
自苦雨翁《夜读抄》一出，遂令人于夜读有深切的怀慕。尤其这篇素雅的小引，读之益对夜读悠然而不能自己。但夜读论理须跟书斋有点毗连，如苦雨翁所说：“因为据我的成见，夜读须得与书室相连的，我们这种穷忙的人哪里有此福分，不过还是随时偷闲看一点罢了。”他又说其尊人在日，“住故乡老屋中，隔窗望邻家竹园，常为言其志愿，欲得一小楼，清闲幽寂，可以读书”，但终于佗傺不得意而未能如愿。尤使人觉得文士生涯的清苦。一个人想做官发财，或揽辔澄清，这须得视各人的命运而定。至于得一斗室或小楼，以为朝夕流连之所，进而修点自己的“业”，却是非常朴素的愿望，然不幸生而为中国文人，却变成奢望或梦想了；特别是在上海，素有“寸金地”之称，能够温饱已经大大不易。不过说到鄙人自己呢，则以袭先人之余荫，总算较为幸运，得有一小室以偿夜读之愿。寒斋初名屠嚼斋，旋改星屋，今又易为辱斋，盖自乱战以还，聊以志感而已。室中除书架十数具，披霞娜一座外，余即放桌椅几件。又以书架中略有空闲，别放小摆设数件，近于所谓古董之流。然品质低劣，不足当鉴赏家一顾，盖得之街头的冷摊者。窗外略有一线隙地，有时可抬头望见浮游的云絮，本来也可种些“幽篁”之类，如白杨则更佳，迎风听萧萧之声，尤令人沉醉在诗境中，或者正符合两当轩的“愁多思买白杨栽”之感，但锄土荷泥，未免煞货手足，鄙人亦懒惰无心学雅趣了。
既有书斋，最好还要多设一点灯火，而灯之中最不可少的，自然是台灯。感谢它的澄明而清彻的光，使我们在夜读中添了意外亲切的低徊。
昔东坡居士《答毛维瞻书》云：“岁行尽矣。风雨凄然，纸窗竹屋，灯火青荧，时于此闲，得少佳趣，无由持献，独亨为愧，相当一笑也。”
可谓文情并茂，至今犹觉潇潇中有此凄清一境。而且夜读最适宜还是在秋冬之间。盖春夜太浓艳绚烂，夏则苦干蚊蚋之相扰，如秋天却于苍凉中得潇潇之味，至冬夜多风雨，而霜雪尤为他季所无，遂觉别有自然情致。昔时煤价低廉，斗室中着一炉子，不惟可以取暖，而且还能烹茶。
宋人诗云：“寒夜客来茶当酒，竹垆汤沸火初红”，少时读之今尚依依于熊熊炉火之间。迨至夜深腹馁，即取简易的杂食加以煨煮，益觉身心两温了。早年在故乡的舍下，陪家父议《汉书》，或讲《聊斋》，至亥子之交即取羊肉汁佐粥啖之，食毕躺榻椅作少憩，时或弄到东方之既白，自以为也是人生一乐，惜十余年来久不得尝了。不过这种佳趣，也只能于意会中得之，最多也只为知者道吧。
刘禹锡《陋室铭》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可见虽是“陋室”，只要苔痕上阶，草色入帘，以及来往有鸿儒而无白丁，在寒十看来，也颇得盘桓徜徉之胜了，后读五柳先生诗，有“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卢”之句，不禁欢喜赞叹。
窃意吾辈之于书斋，其爱惜之心亦正复相同耳。
中国历来的文人，不管事实上有无正式的书室，惟名称却不可无，甚至积久而成很多的名日。近人陈乃乾氏编《室名索引》，其数量之繁殊确是可观。如清季李莼客的日记，除《越缦堂》外，尚有几种室名，且每易一名，书前还有小引以说明。如日记第十二册，名曰《桃花圣解盦》，自谓“秉生于冬，冬气冷，故性冷。得气于秋，秋令肃，故性傲。
惟冷惟傲，故所值多阻而命穷，穷则思通。冬者春所孕也。先生生冬之未，春气融结，胚于灵根，故其才肆，其情深，其发为文章花叶布濩，烂然若春桃者……。”并“取东坡若见桃花生圣解之语，以名其盦”云。
而其一生学问，亦得力于夜读者为尤多，至其对于书籍之爱护、收藏，也真有苦心孤诣之感，甚至贫到典衣告贷之际，于书之买和读，还依然旦暮不废，今日偶一展阅，虽怃然而更感钦敬。同治十年七月二十九日日记，有自述晚庭读书之乐云：二十九日丁已。晴，凉。（上略）傍晚夕映在檐，凉风拂地，槐叶时坠，驯鹊弄声，迻几庭中，啜茗看院仪征《四库未收书提要》及张月霄《爱日精庐藏书志》，几旁有瓦盆种秋海棠数本，作花正妍。窃谓此时之乐，较六街车马征逐歌舞者奚啻仙凡耶？虽索米质衣而折除福分，薇裀槐鼎，不足偿矣。
这才是真正的，超越一切的在寻求书中的乐趣。在《答沈晓湖》的书中（光绪四年十二月），他还想在故乡西跨湖桥湖畔买地三亩，筑屋数楹，中高楼三间，以储藏图书，“临窗设几，按左右二间，窗皆可开以俯视园圃，东西壁列架插书，中间经，左间史，右间子集，刚经柔史，又一日阅子集。窗嵌颇黎，每朝睡足，一搴幔则胆日满窗，隔岸之山，浮青泼翠，贡媚送妍，光满一室”。浙东川壑秀媚，而越中又具荇水荷风之胜。无论作短时的小休，或终年的优游，心灵中自能获得一种轻快和畅适。读王右军兰亭一序，和张宗子的《陶庵梦忆》，犹能见到当时的流风余韵，可惜李君也同样的落拓不得志，正所谓“所值多阻而命穷”。
其次，人们对早年游钓之乡，不免特别易于憧憬。于乡情之外复加童心，可以说是人类感情中最珍贵的一角，正如大海潮汐，起伏而富变化也。
夜读的另一种胜处，即在午夜中可以听到各种声响。有天籁的，如风雨，有人工的，如车马。此时如摈除哀乐，起视中庭，即感到大自然的离奇惝怳，真有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之概。明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卷一独坐云：
月是何色？寸是何味？无触之风何声？既炉之香何气？独坐息庵下，默然念之，觉胸中话活欲舞而不能言者，是何解？
“万物静观皆自得”，世上有许多事情，往往在静观中，在无意中，会得到人生的哲理的启示。如《论语》子在川上一章，即表现出生命的无常的意义。我时常在读到书上的或一问题时，即掩卷冥索，或闻远处啼叫之声，则辄涉遐想。至声音中之最凄厉难堪者，在我的印象中，当推深宵老妪卖长锭之声，于寂静寥廓的夜气中，忽然聆此悠长的一串，不啻对此身作当头一棒。于是由此复聊带的想起乡间的招魂，一人呼之在前，一人应之在后，且多数又是出诸女性尖锐的喉咙，虽寥寥数言，而声声“归来”，摄入当时稚弱的耳膜中，尤觉得沉重的迫压，使空气顿时的严重而恐怖，这时也只有跑到慈母身前才释重负。
我在前年病中曾作一首七绝，末二句云，“终是童心忘不得，小窗对月读诗时”，这所说的正是实情。而且当还不止区区一人。幼年从塾中放学归家，因明天要还生书，故须于晚上诵熟。有时逢诸屈聱牙的书，如《禹贡》等，真要读到“痛哭流涕”。惟书室适朝东，举头正对天际明月。然当时根本不解“夜读”的趣味，何况在生书未诵熟前，更有“良辰美景奈何天”之感了。待背出，即先向母亲前试诵，实则家慈那里识得这许多字，不过充一下数，试一试明天先生前的效果而已。待从记忆中努力挤出后，母亲即向紫铜的火钵中，取驴皮胶数匙，冲沸水给我饮下，味甜而腻，医云“冬令大补品”，这也是童年的小小甘辛。现在呢，恕我说得暮气一点，却稍有“去者曰以疏”之憾了。
自离乡后，几时的旧情虽不可得，然夜读则未尝中辍。现在却分一部分时间于写作了——说到写作，我记起李笠翁《间情偶寄》的居室部中，在“藏垢纳污”项下，有一段很妙的设计：欲营精洁之房，先设藏垢纳污之地，何也？爱精喜洁之士，一物不齐，即如目中生刺，势必去之而后已。然一人之身，百工之所为备，能保物物皆精乎……？至于溺之为数，一日不知凡几，若不择地而遗，则净土皆成粪壤，如或避洁就污，则往来仆仆，是率天下而路也。此为寻常好洁旨言之，若夫文人运腕，每至得意疾书之际，机锋一阻，则断不可续。然而寝食可废，便溺不可废也。官急不如私急，俗不云乎。常有得句将书，而阻于溺；及溺后而觅之，杳不可得者，予往往验之，故营此最急。
然则又怎么办呢？曰：“当于书室之傍，穴墙为孔，嵌以小竹，使遗在内而流于外，秽气罔闻，有若未尝溺者，无论阴晴寒暑，可以不出户庭”。这说出来或者将成笑柄，然而却是写作的甘苦之谈；真实的经验。以鄙人而论，固不欲使室中“秽德彰闻”，然每到所谓灵感踊跃，思绪集中时，倘一面又迫于“溺急”，就只得将“人中白”倾注在室内铜盂中了。于此又记起嵇中散致山涛书有云，“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泡中略转乃起耳”，则其忍耐之力，也足以可惊的了。掷笔为之呵呵。
像这一类性质的文字，全看写者的态度而分高下。下焉者固流于低级无聊，但如严正的当文章来写，却在廊庙文学以上，如苦雨翁的入厕读书便是一个例子。所谓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入我毫颠。鄙人于夜读亦取近似的态度：喜博览泛阅。虽明知杂而无当，但我的师原不止一个，只要增益孤陋，有裨闻见的，就是鄙人夜读的对象，甚愿于灯前茗右，永以为宝也。
傅东华的《山胡桃集》
这几年，每逢参加出版界的茶话会时，总要想到傅东华先生（1893～1971）。他不但是我们编辑的老前辈，而且是能编能写能译的全才，晚年又潜心于文字学的研究，他不善言词，而同他闲谈，却感到平易亲切，语言有味。他的牙全是假的，说的话却很真率。
我和他的接触，开始于“孤岛”时期，往还较勤的则在“文革”以前。有一次，谈到他的那本《山胡桃集》，他说他自己已经没有了，要我从书堆里检出来借给他。过了几天，他托人将书送还到我家里，还附了一首打油性的七绝。现在我手边的《山胡桃集》，却是从别的出版社资料室借来，写完此文也要归还。曾日月之几何，而人事之变化如此。
“文革”时期，由于我们都属于出版系统，所以受训或服劳时常常碰到，也只能相视点头，莫逆于心，这时他已经拿起拐杖了。有一天，一位“节级”训话，说到他管辖下的一批对象中有一个“坏蛋”，虽没有点名，但我明白是在指傅先生，大概想不出合适的衔头，便以“坏蛋”充之，其实对傅先生倒用得上“反动学术权威”，也许觉得这样倒抬举了他。这也是风气如此，因为这时上自庙堂，下至草泽，连“乌龟王八蛋”这样的辱骂也是出口成章的。
以后见面的机会渐少，只知道他已经卧病。茬苒之间，终于接到了为他开追悼会的通知，这时距离他逝世大约已有十一年。人死十年才开追悼会，这在80 年代原很习见，也真说得上追悼之“追”，却又是分裂性的后遗症。他的遗体已经无法见到，见到的是他遗像。还记得灵堂里有一副蒋礼鸿先生的挽联，是从学术角度来悼念的。傅先生的晚年，也确实以学者身份作为归宿，中华书局《汉书》的标点，即由他整理加工作了校勘记。他列名为出版社编审，工资却由专家局发给，说明国家对傅先生是很重视的。
可是傅先生早期的文学生活，同样值得我们怀念，即以他翻译上的劳绩来说，就为我们这些不懂外文的人，开了窗口，建了渡口，使我们得以眺望大洋彼岸的历史陈迹、风土人情，这里姑且举两个例子：远在六十年前，他已经翻译了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商务印书馆出版），并在译序中对外国比较文学的概况作了简要的说明。我翻了一翻生活书店的《全国总书目》，在“一般文学史”一项，有关外国的比较文学史就只有傅泽一本（戴望舒先生也曾译过保岁·梵第根的《比较文学沦》）。傅译本今已不易得到，前几年在发还被抄图书的申请单中我曾指名要这本书，后来居然发还下来了。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的故事，是大家所熟悉和常引用的。他其实是一个正直热情，敢于冒险，忠于志愿的勇士，虽然错认了战斗的目标，却使人感到可爱大于可笑，他的故事，最完译成中文的是林纾的《魔侠传》，那是凭别人口述而用文言译出，而且收在丛书中不零星发售，我从冷摊中觅得一部，用白话译出的就是傅先生，最先刊载在《世界文库》中，后由商务单行出版，我曾买了一部。解放后，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却是傅先生签名赠送的。于是我的书架上便有了三种译本，到现在则黄鹤一去，吉诃德先生主仆的影子，仍然浮现于我的颓龄的记忆中。古人曾说书有四厄，水火兵虫，没想到还要加上这奇特的一厄。何草不黄？原不独身外的图书而已。
其他如荷马的《奥德赛》、弥尔顿的《失乐园）、克罗齐的《美学原论诊以及后来的《飘》（即《乱世佳人》），都是傅先生译成中文。
在《全国总书目》中，就有不少傅先生的译作。
也许因为傅先生的文学事业主要致力于翻译上，所以创作和论著方面，就没有过多的作品，他在《山胡桃集》的《此路不通》一文中，曾说有人举了他十大罪状，其中一状是“并无惊人作品，而居然自命作家”；如果从“惊人作品“的标准来要求，这话倒也不算错。退而求其次，却还留下这本《山胡桃集》。
这是一本小书，约十万字，二十八篇，分为漫谈、批评、短论三辑，都是1924 年至1934 年写的，也即作于中年时期，其中略可看到作者的身世和文学生活的鳞爪，在《回味》中使我们知道他还是辜鸿铭（文中用“辜××”）的学生。辜氏的“蛮子精神”很受林语堂先生的赞赏，但现在的青年知道辜鸿铭其人其事的恐怕不多了。
在《杭江之秋》中，又可看到作者写景的手段，在30 年代初期的散文中，它是值得我们重温的一篇。傅先生毕竟是外文修养深厚、译过外同美学论著的人，所以他既能利用古汉语中的词藻，又能吸收外来的手法。
在读了《故乡散记》和《乌老鸦》后，很自然地联想起鲁迅作品中浙东一带的风物习俗。我们只知道博先生曾经用过“伍实”的笔名，读了《此路不通》，才知道他年轻时还用“冻蔽”作笔名，这对于搜集现代作家笔名资料的人倒也是一个收获。其他几篇文章，对于研究30 年代文学史料的人，也有一些参考价值，如《文学》月刊发刊词等。“七七”
抗战，《文学》一度辍刊，后又复刊，已是三十二开的小本子，复刊词中曾有这样的话：“人家要热我要冷。”这话意味深长，却是不易做到。
因此，我很希望上海书店能把《山胡桃集》列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中，也是对这样一位老一辈编辑和作家的纪念。其次，对于他晚年致力的一些学术成果，也希望能有人将它及早整理印行。
傅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七年了。“山胡桃要层层的剥才能吃到肉，人要息息的做才能得到经验。”他身跨两个社会，学贯古今中外，主编过很有影响的《文学》，对外国的文学遗产和中国的文化遗产都做出了译介和整理的卓著成绩，而在《我们该怎样接受遗产》中，他又表达了自己的正确态度：不能把烂铜烂铁当做遗产，应该用批判的态度，又寄期望于不太近视的出版家。这些话在今天还是适用。他终于将山胡桃肉层层剥开了，可惜天不■遗，他来不及看到国家的中兴就此撒手。这本小型的《山胡桃集》，自然不能概括傅先生的全部学术成果，然而开卷之余，却又令人感到音容宛在。九原可作，他是用不着脸红，也无须谦逊，当得上“真才实学”这四个字的。
似曾相识燕归来
每一个知识分子都爱书，每一本书都是古往今来的知识分子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成的。但在十五年前，一刹那间，眼看着成捆成架的书就此鸿飞冥冥，连马恩列斯的著作、《鲁迅全集》也难幸免。古人说书有四厄，水火兵虫，这一回却是在水火兵虫之外。书去屋空，茬苒日暮，想起《左传》中记载的卫懿公好鹤的故事，不禁为之苦笑。今天雨过天青，又经过上海市图书清理小组诸同志的辛勤整理，一再落实，我的一部分藏书又陆续回到身边。物归故主，云胡不喜？”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词《浣溪沙》中的两句（亦诗句），恰好可以形容我藏书的失而复得的心情。又记苏轼《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诗有云：“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在四厢寂寥，一灯荧然中，翻检着这些故书，自别有一种摩挲之趣。每一个爱藏书的人，都能说得出每一本书是怎样来的。例如良友版的全套精装的文学丛书，绝大部分就是从“八·一三”沪战发生后，我在日升楼一带，每本银元两角，一本一本配全的。西谛先生的《劫中读书记》，所以令人感到分外亲切生动，就因为他以质朴的文笔，随手写来，却让我们窥见里面有作者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性格。解放前，我向荣宝斋买了两本很讲究的本子，并请西谛先生写了两枚“家藏图书目录”的签条，他不是书法家，我却很喜欢他那写经体式的书法。原来的打算，一本记古书，一本记“五四”以来文艺及学术作品，终因卒卒未果，签条却一直珍藏着。现在这两枚签条恐怕永不能重见，也没法再请他重写了。
我收藏的图书中，门类很杂，真正有版本价值的书却极少。记得第一次购进价格较高的是一部题为《李卓吾先生评点西厢记》，有图，并有黄摩西题跋。出售的书铺为汉文渊，索价银元一百元，以五十元得之。
当时年轻，毫无版本知识，只是震于李卓吾的大名。一次与内行的朋友说起，说是不值得，最多值二十元，所谓李卓吾评点也是伪托，从此对题名李卓吾评点的书便深有戒心。后来又读了《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书前有余绍宋序言，谈到梁氏藏书“但期切于实用，不必求其精椠”，觉得这话也有道理。又因要买的书太多，有些基本书工具书都非买不可，同时还想收罗“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作品，只得舍版本而重实用，宁滥毋缺。现在听说连扫叶山房等的石印本子也很值钱，这些石印本子，我父亲也买了好多种，后来给亡友祖同看到了，便劝我换上木刻书，因为放在架上，总显得“格调低”。我听了他的话，便将它们换上木板，当时正宗的古书店不要收购这种本子，只好给予摆地摊的，有的是换书，有的是送给方东亮先生，当时他已在摆地摊。因为希望以后有稀见的新文艺书留给我。但在这几次先后退还给我的古书中，有些书本来是木刻的，发还时却是石印本子。能还书已是意外，那就留着作为纪念也好。
平心而论，扫叶山房等书铺，在中国出版史中，也应该有它们的地位。
由于价钱低，册数薄，轻便而占地少，要想买什么书时多有现成的，对于一些寒士，倒很实惠。还有一些训蒙读物、医书、弹词、小说，也只有这种石印本最易找到。《西谛书目》中，就有石印本的《续七侠五义》、《乾隆游江南》、《彭公案》之类旧小说。解放前，《红楼梦》版本不多，锦章书局的石印有光纸的《绘图金玉缘》，也为治红学者所重视，定价且贵至六元。
在我的访书生活中，最值得纪念的有两人，一是祖同，一是阿英先生。由祖同而认识英公，并由此而成为中国书店的座上客，认识了经理郭石麒先生。既经相熟，买的书也可以不付现款，到端午、中秋、年终时再张罗付钱，而且常常没有全部付清。书因而也买得多了，一看到价钱便宜的，便拿了再说。一天不去书店，便茫茫如有所失。瞿兑之先生在《北游录话》中，记潘祖荫、翁同龢等在北京游琉璃厂书铺的故事后有云：“大家无事，即以书店为公共图书馆。书店门面，虽然不宽，而内则曲折纵横，几层书架，及三五间明窗净几之屋，到处皆是，辈几湘帘，炉香茗碗，倦时可在暖炕床上小憩，吸烟谈心，恣无拘束，书店伙计和颜悦色，奉承恐后，决无慢客举动，买书固所欢迎，不买亦可，给现钱亦可，记账亦可。虽是买卖中人，而其品格风度，确是高人一等。
无形中便养成许多爱读书之人，无形中也养成北京之学术气氛，所谓民到于今受其赐者，琉璃厂之书肆是矣。”（见《琉璃厂小志》）上海的几家古书店，环境布置虽不能和北京相比，但那种气氛却很相似，去了几次之后，真说得上流连忘返。他们的人手很少，服务态度却和气而周到，绝无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概，用的是青眼而不是白眼。对我这样的年轻人，还指点我一些版本知识，实际上已超过买卖关系。有时晚了，便一道上青梅居去小酌。又如商务、中华、开明、生活的一些营业员，因为常去买书，便发生了良好的友谊。今天的各方面条件都比从前好得多，书店更应该创造一种近悦远来的愉快气氛，发挥更大的吸引力，让读者无拘束地接近书本，在几小时的逗留中，可以从其中觅得读书之乐，哪怕是浅尝辄止也好。
中国书店的故事可记述的很多，经常出入流连的有各种类型的人，遗老、达官、学者、作家、富商都有，从创立到停业，都可以写成史料。
祖同本是一个合适的人，不幸他已作古。读了李文藻、缪荃孙、孙殿起诸氏的琉璃厂书肆记事，更深望今日健存的书林故老，能够多写一些上海的古书店的掌故。留一编于人间，也是大好的梨枣史话。
除了中国、来青等几家大书店外，沪西、城隍庙等一些冷摊，也是访书者常去的地方。它们实际是一种旧书店，木板的好书很少，经营的品种却很广泛，因而也有些可遇而不可求的书，机会凑巧的话，就有得来全不费功夫之趣。例如鲁迅先生提到的那本尹嘉铨的《小学大全》，他是在1934 年端午节前，在四马路一带闲逛时“无意之间买到”的。共五本，价七角。我却在城隍庙书肆中买到。尹氏父子都是道学家，此书内容既很无聊，纸墨也粗陋，藏书家或不屑一顾。孙殿起的《贩书偶记》和《续编》曾收录尹氏父子之作六种，有《小学义疏》而无《小学大全》。
我就因为读了鲁迅这篇文章，一直在留意。有一次在一家书店的书架上随手翻翻，居然有此书，大为高兴，把它看成家藏图书中的“珍本”。
过了几天，又去往访，看到望道先生译的日本冈泽秀夫的《苏俄文学理论》，本来不一定想买，忽见封底赫然益着“中国国民党查禁反动书刊之章”的青莲官印，连忙买下，因为我这时正在搜集文网史的资料。其实，国民党的检查官也未必细看书中的内容，只是因为书名上有“苏俄”
两字，就此触讳。不是听说连《马氏文通》也遭禁过么？中国笔祸之久长（假定从西汉杨恽被腰斩算起），文网之严密，也是世界少有的，难怪龚自珍有“避席畏闻文字狱”之叹了。
被抄的鲁迅作品中，有几本是我所念念不忘至今尚未发还的，一是初版的《野草》，一是二版的《呐喊》，其中尚有《不周山》，到第三版已删去了。这本书是黄裳先生送我的，扉页上有他题跋，只是毛边已切去。一是《中国小说史略》的毛边纸本。我原有的一本因途中遗失，英公得知后，立即将他收藏的给了我，并加上题跋，署名是“若英”。
此外，我当时还想得到一部开明版黄石等译的《十日谈》，但开明已售缺，他又将收藏的一本送给我，从版本角度说，这一本却比译文出版社的《十日谈》更难得。他又告诉我一些属于新文艺作品的版本内幕，如茅盾先生的《子夜》，初版和第二版内容有不同处，但页码却未增减，当时是故意这样做的，我为此又去买了一本第二版，也是把它看做文网史的资料。现在，英公已逝世多年了，上述这些书，将来也很难有重逢之日。
在发还我的线装书中，有几部是值得一提的，一是王先谦的《东华录》。这是研究清一代历史者必不可少的史料，我曾一再要求检还。我收藏的原是“十一朝”（有称清宫十三朝者，因崇德改元是一朝。清人在关外的正式年号，亦当从崇德朝开始），加上解放后中华书局印行的《光绪朝东华录》，于是自天命至光绪的各朝都已齐备，但还给我的只有九朝，即还缺咸丰、同治以至光绪三朝，而光绪朝资料尤为丰富，多至二百二十卷。二是孟森的《明元清系通纪》。这也是研究清人入关前和明廷交接的权威性著作，但流传不多。孟先生的书，我本来购全。此次另还了《清史讲义》（和近年出的《明清史讲义》中的清史部分略异），今只少了《二大疑案考实》一书，此书流传也不多，“三大疑案”中的“太后下嫁”一案，则为《心史丛刊》及《明清史论集刊》所未收。三是《清代文字狱档》，共九册，但有些单位的资料室收藏的只有八册。
九册以后，目前整理故宫档案的机构似可接出。以上几种书，今后实可斟酌重印，《十一朝东华录》尤为需要。还有一部是《雍正硃批谕旨》，鲁迅在《买记》中，说到近来《东华录》，《雍正硃批谕旨》等“好像无人过问，其低廉为别的一切大部书所不及。倘有有心人加以收集，一一钩稽，将其中的关于驾御汉人、批评文化、利用文艺之处，分别排比，辑成一书，我想，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由来的吧”。他这一意见，到现在还是应当考虑。
最后，还要提一提平心先生编的《生活全国总书目》。
这部书固然说不上什么稀罕，但在我开列被抄图书上却大有用处。
因为抄去的那些书要失主自己回忆开列，但单凭脑子回忆如何记得清？
因此只有借助于一些书目，可以由此及彼，帮我思索。古籍的书目尚不难找，“五四”以来的书目一时却很难找到。这部《书目》虽然收录得不十分完备，但“五四”以来至1935 年的文艺作品以至学术著作，基本上都已收入（有的绝版书未收），我就可以睹书名而触发。对于研究新文学史的人，也应当备一部。对于我们失主，有些书虽尚未归还，却也有如曹植《与吴季重书》中说的，“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贵且快意”之感。
然而这又不能不想到平心先生，且不说他在史学上的成就，即使是这样一本书目，对后学也是嘉惠无穷。如果容许他健在，到目前不过七十几岁，在“四化”建设的指引下，他还可以为祖国做多少工作！
●中郎尺牍，以语录体为之，有一句说一句，既无赘累，又无遗义，所以独传千古也。
周劭
（1916～）
浙江镇海人。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1949 年后任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著有散文集《吴钩集》、《葑门集》等。
读中郎偶识
余读《中郎集》，《人间世》适创刊。小品之文，萦于明季，乌可没中郎？因操铅椠，以付剞劂。
一
《中郎集》卷凡三十有四，应先读其最后四卷，盖尺牍也。
唯尺牍只有两人说话，清俊文章拈来便是，没半些噜苏鬼话也。
二
尝笑世人未尝做官，动辄道官之丑，令人作呕，官与他何曾发生干系来。中郎《去吴七牍》，皆可诵，都是真率话，浮泛语不可及，不可及。
三
天下事最忌凡庸，能精一艺最佳。凡艺到极精处皆可成名：做诗、下棋、蹴踘、■弹皆可成名，强如世间浮泛诗文百倍，中郎便有此意。
《寄散本》云。
四
中郎平生谓有五快，得一死可不朽，生可无愧。余谓第三最佳。《寄龚惟长先生》云：“箧中籍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人生唯此最乐，至友数人，密聚一室、浪滤纵谈，上下千古，而无往不涉天下之至理，中郎可谓先得我意。
五
世人分出世、诸世、适世及玩世，独适世最佳，中郎便是此中人。
斯人也，“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下不要紧人。坐于世无所忤，然而贤人君子则斥之惟恐不远矣！”
六
中郎苦做吴令，便望令嘉祥，民淳事简，真是一快人。更望做徽州太尊，尊如帝释。不知令嘉祥刺徽州都有苦处也。再看其自白云：“世上未有一人不居苦境者，其境年变而月不同，苦亦因之。故做官，则有官之苦。做神仙，则有神仙之苦。做佛，则有佛之苦。”（《与王以明》）
中郎实矛盾，唯有矛盾方真率耳！酸儒安肯作是言。
七
天下本何事不可为，都被一般三思而行的人物干坏了！只是慎重太过，件件觉得棘手。中郎云：“大抵世上无难为的事，只胡乱做将去，自有水到渠成日子。”此言实获我心，拼此做去，更道什么知易行难也！
八
“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与沈广乘》）中郎一行做吏，自己读之，未知如何？寥寥数语，直抵得过一部《官场现形记》。
九
中郎尺牍，以语录体为之，有一句说一句，既无赘累，又无遗义，所以独传千占也。语堂先生云然。
十
中郎之文，清俊宕逸，大半得力于佛经。故其佞佛亦不可及。其《与何客部本江》，读之笑不能仰，中郎成一个什么东西也！“智者洞中，有一老头陀，须发如败苇，身若竖铜，饮岚卧石，语人以目不以口者，是必我也。兄去旌节、屏侍史踪之，或可得。不然，与鹿麝同骇而去。”
十一
中郎去官，真是可笑。看他《去吴七牍》，不是辞疏，直是摇尾乞怜语也！《乞改稿》二云：“仗乞台臺悯吴閤县之生民，续垂绝之残命。
念漕计无缓须臾，早批署员，哀野狐死当首丘，亟赐题奏……职宁抱头逃遁为褫职之废民，不愿悴死他乡做无依之馁鬼也。”中郎自己或觉恳切。在我看来，只是可怜可笑。
十二
有人读文章，喜欢通篇都是佳处，令人无瑕可击，便佩服万分；若稍有小疵，便痛诋之，我却不谓然。夫好文章人人能做，只欠功夫；左太冲作赋十年，直一部辞典耳！譬之美人，颊上着一黑痣，亦正复不恶，必欲以之为丑何苦来？尝读《杜工部集》，有“孔丘盗跖皆尘埃”一句，后之有方中气者，必要批注，目工部为痴为狂；我正不知此等人用自己的嘴，而说他人的话为何苦也。中郎《序弟小修诗》云：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大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脱近代文人旧习故也！
其实中郎之文，疵处亦正复不少。《与王百穀》云：某子已多，此后只愿得不生子短命妾数人足矣！闻者笑之既云妾数人，又须钮命，宜乎被一时人所笑。恐现代人闻之，中郎不将成为众矢之的乎？此中郎本色独造处；此中郎之所以可贵。今之人肯作如是语乎？但今之人心目中未尝都没有作如是想也。
十三
《论语》提倡幽默，幽默犹“趣”也！幽默非谐诙，非滑稽，非反语，不可以语传，但可以意达。趣则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知之者，其惟会心者乎？今有人释幽默为“会心的微笑”，殊未知三百年前之中郎，早以会心释“趣”。是则趣与幽默，固为一家。今之解趣者绝鲜，而曲解幽默者众矣！
十四
周兴、来俊臣等酷吏可恶，刘铁云鹗以为过于贪污墨吏。在《老残游记》中写一玉贤，打破“文官不要钱便佳”的传统思想，铁云甚可贵也。庸才之误国，中郎以谓甚于秦桧。两公的话，都是未经人道者。其实宋之所以亡，何尝亡在秦桧等人手里，却是一般庸才，无桧等卖同之才，却效桧等卖国之行；自己蹒跚，又妨进路，但亡国之罪，却由桧等来承当，恰和两晋之亡，明明亡在一班昏主佞臣手里，而史家必欲以清淡之流来受罪一样也。中郎全不为秦桧反案，但当明末时：建州南侵，国亡无日，当时并无一个秦桧。中郎有知，必认为可惜耳！
十五
中郎尝谓人间世中有四种人：以谓玩世、出世、谐世、适世。唯适世最可贵，盖中郎自道也！但适世者亦最为贤人君子所不取，古贤人君子多，中郎之绪遂微，沉沦且三百年矣，今中郎渐显，但贤人君子犹不肯相饶，必要铲除中郎以谓快。至贤人君子为何如人，当以中郎语形容之，读之甚可一笑也。《与徐汉明》云：除此之外（指五种人而言）有种浮泛不切、依凭古人之式样，取润贤圣之余沫，妄自尊大，欺己欺人，弟以谓此乃孔门之优孟衣冠盗贼。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近见贤人君子如此，敢以闻之贤人君子，不知贤人君子复何居焉？
十六
尝言中郎佞佛，然中郎究竟是一大解脱人。今之人，偶一失意，便入于佛，首必蔬食断腥；更进者，则长夜不眠；再得读佛经数本，于是“一念不起”“腾腾任运”诸说都来。中郎虽亦好佛者，实不与人同，其论此等人，甚可笑《与陶周望宫谕论修》云：若云蔬食断腥是修，则牛鹿豕亦蔬也，若云长夜不眠是修，则训孤蝠鼠亦不眠也。
中郎好佛，甚于东坡、香山，不知此等处亦超人。今之喜与牛羊鹿豕及训狐蝠鼠同列者，盍观乎中郎！
十七
近闻语堂要翻印《中郎集》，此大功德事。尝谓中郎之所以不显于人间者，大都是瓣香中郎的人太少，而贤士君子太多之故，今语堂毅然能了此，不独有功于中郎也。贺熙龄《序中郎集》云：“迄今震川之学，传之者众，而公安之绪渐微，岂有幸有不幸欤？抑将有待而然皱？”桐城滥调至今已成强弯之末，中郎要反身恐怕就在今日。中郎集编订诸氏敢当此乎？中郎全集旧序多有佳者，如江进之、陈眉公亦此中人物，我意以为一律都影印出来为佳，再加以旁证考据更佳。如有人仿时下书贾恶习，只图贸利，一概抹煞，和翻印《水浒》、《红楼》一般，以与我辈相见，吾必令郑板桥、马如飞之流，夜变厉鬼，噉此辈之脑。
十八
袁子才有云：“胆欲大而志欲小。”此语实得我心。今之社会糟得如此，只是欲望太大在作怪；孔门言志，何曾道出一个高官厚禄的志来。
中郎贻友人书，已有言志者，读之爽然，若不谋与余合。余尝谓：“一年之中，能假我一季之暇，筑亭于湖水之中，藏敝筐千寄其间，纸屏石枕，寝息燕卧。晓起看水光绿畦，顿忘栉沐，日晡棹小舟，以一桡划水，多载不过至友三人，浴罢则读书尽一二刻。如是百日，然后再奔走于名利之场，谋糊门之资，亦足以乐而忘忧。”此中郎之志，亦余之志，亦天下亿万人之志也，然而天下人能说出者少。即夏日昼寝，亦各有所志，村妪则玉皇、释迦，世人多周公、孔子，余则雅愿见风流儒雅如苏玉局、袁中郎者作一席消夏谈耳！
十九
似中郎这般一个风流潇洒人物，人们大都以为他抱的是出世观，其实地少年时何尝不是个用世极热的一个。中年以后，世事有经历了，处处不能使他再乐观下去，于是才有了放浪山水的行迹来，看他少年时得意的“望官如望仙”，中年后却成了辛苦的《去吴七牍》了，这便是曹聚仁先生所谓《从孔融到陶渊明之路》。中郎之所以成为中郎，亦只在此条路上。少年的中郎，有了孔融和祢衡的勇气；但到了中年，吏情物态，日巧一日，文网机阱，日深一日，一面令他感到世途的崎岖，宦海的风波；一面使他觉得专制的淫虐，逼他不敢作时政的诗文。在这时候，中朗有两条路可走，保持孔融和祢衡的态度或回到陶渊明之路，然而中郎不能，便成了今日的中郎。然而《中郎集》中，仍保留着不少的激骚诗文，这是表示着中郎用世的热烈，和他出世的苦心。至中郎退而为文，扫去王、李陈迂墨调，洗出一片清宕境界，其功亦伟。然却被纪购之流，目为“别创新声”、“究非正轨”，却又何苦来？噫！然则今之人，倡幽默，做小品，受攻击，挨臭骂，正不知亦何苦来？此中郎之苦心所以没世而无人知也。
雪夜闭门谈禁书
“雪夜闭门读禁书”，是古人读书的一种意境。雪夜固然已少人来访，并且还要关起门来，可见是不能与人共读的书。禁书有两种：一是政治的，一是道德的，前者会惹杀身之祸，后者则于行止有亏，都是闭起门来不给人知道为好。范围太宽，这里只谈谈后者，而且并不全面。
潮州戏有一剧目叫《丁日昌》，可惜我无缘得见，但此人的名字倒有些知道，而且百年前曾做过上海人民的父母官，《丁日昌》便是演他在任上海道时之德政的，犹如《施公案》中的施不全和《十五贯》中的况钟一样，歌颂他是一位好官；但他的政绩现在只有他的乡里——广东丰顺知道，在治地上海则知者甚少了。
此外我所知此人却很多，首先他是近代洋务派的前期人物，可惜死得较早，光绪十年便去世，赶不上大办洋务的时代。还有他有一个名气比他响的儿子叫丁惠康，是和潭嗣同、陈三立、吴保初台称为“清季四公了”的名人；但更著名的他又是一名主张禁书最力的卫道士，凭着当文物之邦江苏巡抚的地位，几次三番上奏朝廷禁书，刊布目录，身体力行，因为他本人便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以洋务派而兼卫道士，看似矛盾，实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上可以得到统一。不过他要禁的书范围实在太宽，连《红楼梦》、《水浒传》都遭了殃，不可不谓之一场浩劫。不过那时江苏境内在上海还有个租界，却是非丁中丞政令所能及；而印刷出版的事业，却恰以上海的租界为全国中心。
我国有很多书籍，虽被自秦始皇到丁日昌，差不多斩尽杀绝，倒是靠了洋人才不致全告消灭。洋人分东西洋：依靠西洋人的租界可以刊印如恒；东洋则是从遣唐使开始，一直挟以东归的很多是禁书，到了清季黎庶昌、董缓经、杨守敬等再从东瀛搜罗舶载回来。
木刻以外的现代印刷技术，在上海生根已近一个半世纪，最早的印制动力还是兽力牵拉，可见铅字排印在当时也非易事。但有一种石印的印刷术，却比铅排容易，只要写好便可上石，不需要校对等繁琐手续，故写石印的人确要大有本领，好在那时字写得好的落魄文人很多，几毛钱千字的抄费也聊可给他们度日。所以一般所谓闲书如小说之类，大都是石印。石印小说20 年代之前最为风行，上海有多家小书坊都以石印小说为业务。它的最大缺点为用的是油光纸，容易碎裂和风化，大致寿命不能逾三十年，至今尚存的五六十年前石印小说，恐怕已不很多。我看到那种小说之多，颇堪自诩，尤是《红楼梦》续书，总在三十种以上，而续《彭公案》、《施公案》的则几乎各有五十集之多。
堪称禁书首席的《金瓶梅》之起哄，还是30 年代才开始的事，前此木刻的张竹坡本还极易买到，若嫌价钱太昂，则油光纸石印本也在小书坊到处可买，并不如以后一甲子那么稀罕。我过眼的那种石印禁书可谓多矣，但也有知其名且悉其梗概的名著未经入眼，其中之一是《如意君传》，据说此书遭禁二百多年，只有东土尚存，董康、杨惺吾诸君是不屑舶载这种书回国的。不料到了80 年代中，有一位学者到东京去，居然带回此书的胶卷，使我辗转有福看到，总算补了课。
《如意君传》的故事，和袁子才所撰假托唐人张洎而收在《子不语》中的《控鹤监秘记》一样，都以武则天和她的“面首”为题材，不过此书故事好怪，把应和张昌宗兄弟、沈南疁等同列入《恩幸传》的薛敖曹，写成正面人物，但却秉有嫪毒的“天赋”，真是文人奇笔！
看过此书，某些情节发现似曾相识，找来《金瓶梅》仔细勘比，竟然有多处雷同，使我大为惊奇，觉得两书作者必有一人有侵害他人版权之嫌。问题是哪一书问世为早，毫无疑问，兰陵笑笑生是处于侵权的不利地位，因为《如意君传》问世远在《金瓶梅》之先。不过《金瓶梅》中应代以方框的文字，并不是它的主要部分，明人写小说，犹之现代厨师之烧菜，任何菜里都要放些味精，所以虽是侵权，却还不足为病。
我之所以断定《金瓶梅》是侵犯《如意君传》版权，这桩公案，说来话长，而且牵连到好多学人的考证。有一部分也应该用许多□□代替文字的小说叫做《醒世因缘传》，却幸逃于禁网·作者署名“西周生”，不知为谁何。号称小说考证大专家的胡适，他为亚东图书馆标点出版此书写了一篇长序，考定西周生是大名鼎鼎《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
他不但写清代第一部文言短篇小说，还使他成为撰写百万言的白话长篇小说的作者，可称文白双全。但是我看来实在是胡博士“假设”很“大胆”，“求证”却极不“小心”。蒲氏不是没有写过白话作品，但这部长篇却无法把著作权硬加在他头上，因为它和《金瓶梅》一样，硬是明代人的作品，不论从历史政治环境和风俗习惯，都和清初人相去悬殊。
纵然胡先生的朋友徐志摩看了乐得手舞足蹈，也写了序文来帮博士的腔，然胡的学生有真知灼见的孙楷第却未敢随声附和，写了一封万余字的长信（其实也是序跋），把他的老师观点驳得体无完肤，不过为弟子的措辞还是客气得很。
不是蒲松龄，那么是谁呢？也有人考证为明季天启朝和客魏斗争铁骨铮铮的赵南星，但也不能作为定论。我是极不赞成“胡说”的，只从《醒世因缘传》中看到有段很随意的情节，便恍然它是明人的作品无疑：一位医生给《醒书》书的女主角诊病，搭脉是要用一本书作垫腕用的，医生随手从床边捡来一本《如意君传》派此用途，可以见到《如意君传》在那时的广泛流行程度；而《金瓶梅》在那时或许还不曾“悬之国门”。
两书问世之先后，于此可得一旁证。因为清初和明末虽相去不远，文网之宽严却不可以道计，只要看和蒲松龄同一写作时期的江阴人夏二铭也要大打□□的小说《野叟曝言》的故事，著成后竟化成“无字天书”，这是他的家人怕他会惹杀身灭族之祸而以白纸掉去原稿的，则蒲氏之不敢写这样的作品便亦时代使然，胡博士不知何为没有想到这一点，真是智者必有一失。
我看了《如意君传》的胶卷和《金瓶梅》作了比勘之后，很想在《金瓶梅》研究热高潮中写一篇对照的论文，可是对照是要引用原文的，而那时却找不到能够敢发表那些露骨文字的刊物，因此作为罢论。
其实这种发现也并非我的独得之见，美国人韩南教授在《探源》一文中便早已发现《金》书之创作泉源来自《如》书，其间不过是文言和白话之不同。韩南教授非常客气，只说是泉源，并未说抄袭，那就使兰陵笑笑生不会有侵犯他人版权之嫌。
上海租界的洋人当局虽然很开放，但对《金瓶梅》的态度，也和清廷和清朝的大吏丁日昌等卫道十一般，是查禁很严的，除了偷偷摸摸地下印刷之外，要公开发行，便会大祸临头。下面有一桩故事，是最近逝世的秦瘦鸥先生告诉我的，他是嘉定人，幼年在本乡念小学，校长姓陆，后来到上海福州路开了一家卿云图书公司的书铺。陆先生见到《金瓶梅》可以赚大钱，便出版了一部《真本金瓶梅》。其实所谓“真本”是欺人之谈，它只是19 世纪咸、同之间一位宝山人蒋剑人删改的《金》书洁本，内容倒并无淫秽文字。陆先生心安理得出版了此书，果然销路很好。但是租界的包打听巡捕是不会去研究内容的，只晓得卿云图书公司公然出版禁书，便将陆先生捉到官里去。结果是酿成一桩文字的冤狱，陆先生不但破了家，其人也瘐死狱中。瘦鸥对他的校长感情很好，多年以后谈及，还不无余憾，认为死得冤枉。
卿云图书公司事件，发生在20 年代，到了30 年代，出版《金瓶梅》便花样翻新了。福州路有一家著名书店的老板是一位律师，他公然出版《金》书，用大字排印，凡应删地方都代以□□，顾客去购他的书，暗地赠送一本“另册”，另册中文字正和□□一般大小，只须花些功夫剪贴上去，便成为全璧。包打听和捕房明知有这种花样，但也不敢在律师头上动土。
解放以后，影印的技术发展了，文学古籍出版机构影印了《金瓶梅词话》明刊本，供学者研究之用，上下两函，售价只人民币四十元；不过它是编号内部发行的，只限省军级大干部和大专院校文科教授申请购买，算是最好的一个本子。
于此插一段笑话，赵景深先生当然有资格购到《词话》一部，“文革”中被抄家，由其单位的“工宣队”率人到淮海中路四明里赵家查抄。
景深的藏书实在太多了，算是他的运气好，不曾抄走，仅仅在书橱上贴上封条。但那位“工宣队”的四十来岁女队长于贴封条时一眼看到了《词话》，立刻双眼一瞪，厉声斥责赵景深居然藏这种淫书，一面取了出来，挟在胁下呼啸而去。这是“四人帮”灭顶后赵先生亲自对我说的，他的藏书幸运地只少了这一部，然其词仍若有余憾焉。
近几年来获得出版《金瓶梅》的机构愈来愈多，售价也大有差异，便宜的也总在百元以上，限制的级别也大大放宽了。但其中有一家出版的定价几及千元，它是以附有插图为号召，那当然是图文并茂了。《金瓶梅》共一百回，每回有两个标题，配两帧插图，名为《清宫皕美图》，出版者却又并不说明命名的意义和该图的来历；《金瓶梅》一书，与清宫何涉？实难令读者索解。其实我倒知道一些它的来龙去脉。原来该图或许是从清宫流出，被当时的祸鲁军阀张宗昌收藏。别小觑了这位祸国殃民的大军阀，倒也认识西瓜大的字好几担，且竟是一位极风雅之士。
在他当山东督军的几年中，做过几件极为风雅的韵事，其一是他的部属的教育厅长，必须由逊清状元出身的人来充当。其二，他曾刊印过圣经贤传的四书五经，有各种大小的版本，最大的比《辞海》还大，最小只有一包香烟那样，皮面烫金精装，实在令人爱赏。第三则便是印制《金瓶梅》的二百帧插图了。不过他究竟少学，幕中又乏通人，便莫名其妙的题之曰《清宫皕美图》，实在是牛头不对马嘴。当时影印还不时行，是用珂罗版印制的，印数不能多，获者视同拱璧，我家虽曾收藏上述的书画，现在则均归于乌何有之乡了。
近代收藏这类禁书最多的我知道有两位，长沙人叶德辉和吴兴人周越然。后者是靠编写《英语模范读本》起家致富的，是我忘年的老友；叶德辉则是清季的进士、分部主事。两人藏这类书之多，应居国内首列，我不曾到过湖南，只在今陕西北路的周越然家里阅览过他这类藏书，真是叹为观止。两人之不同，在于叶德辉于收藏之余，还要刊印以广流通，所以他所刊的《双梅景暜丛书》，竟全是那一类的禁书。清季纲纪废弛，士大夫居乡无视朝廷禁令，可以为所欲为，叶德辉况且又是一个恶霸地主，平日鱼肉农民，包揽词讼，武断乡曲，再加上广印淫书，诸罪并发，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的农民协会主持下，把他执行枪决。这是1926 年的事，还影响到翌年在北京的一代大师王国维的自沉昆明湖。王先生品端学粹，当然非叶德辉所能比拟，不过他俩同以清室遗臣自居，王先生听了叶德辉之死，以为祸将己及，遂早自为计。至于有人说他死于罗振玉之逼债，我想这还不足致他于死。
叶德辉死了六七十年，他所刊的书影响还在人间，甚至及于异域，荷兰学者高罗佩的巨著《中国古代房内考》，有了《双梅景闇丛书》全套，对他的研究工作，自然要省力不少。高罗佩的大作已被回译为中文，知道的一定不少，而且在今已不必“内部发行”了。
我现在要说的是另一个中国奇人，也是继承叶德辉的衣钵广为刊印这类禁书的，则在今日已鲜为人所知。此人叫钱芥尘，他出现在上海是40 年代初期太平洋战起之后，我不详悉他的生平，大概是浙西一带人，所谓是钱武肃王的后裔，生得南人北相，高大魁梧，犹似直鲁大汉，他在上海办了一个杂志，自己并不出面，从杂志的文字上看不出有什么背景，据说在来沪之前一直在东北，居张作霖幕府，和杨宇霆、莫德惠、张作相等是老友，张学良则是他的后辈，所以对东北和奉系人物熟悉得很，娓娓谈来，如数家珍。他善于交际，酷喜请客宴会，时常招集一些并不相识的人在酒楼盛宴，我也曾被他辗转托人请去叨光过两次宴请。
他不但盛宴招待宾客，并且席散时还每客赠送礼品，那礼品好怪，竟是三四十本小册子，内容一律是禁书，大都是翻印叶德辉《双梅景闇丛书》的，而开本奇小，大概是一百二十八开，烟盒子那么大小，真是内容丰富，无所不有，其中尤多连名称都未听到过的秘籍。钱芥尘为什么要广事交际和赠送那类书籍，我实在百思而无以索解。他50 年代初还留在上海，在当时的小型报上能看到他所撰关于东北的掌故轶闻，不久忽然销声匿迹不知去向了。
中国的大型书籍，连皇帝也刻板不起，只好手抄的《四库全书》，据现在一致的定论，是清乾隆帝为了达到禁书之目的而开馆修纂的，同时把清代两次诏开的博学鸿词制科，也以为是清廷搜罗遗才以靖反侧而开，这种说法当然也有道理，但并不百分之百准确。因为在乾隆年间修定的《四库全书》及乾隆元年的鸿博，距明亡已历百年，敌对的势力早已不存，遗民亦已死光，哪有挥动这种橄榄枝之必要？而且康熙年间修纂的大型书籍如《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佩文韵府》等，其内容及意图并无涉及禁书之处，可见得自称“十全老人”的爱新觉罗·弘历是要完成他武功文治的大业，来发动修纂这部大书的，禁书只不过是副作用而已。
禁书之举，总是以上凌下，以强欺弱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事，但世事总有例外，而已例外得很可笑。其一算是古事，雍正皇帝取得帝位，据说是夺嫡弑父而得，朝野有此传说。有湖南人曾静和张熙劝说疆吏造反，所恃理由除华夷之大防外，主要便是雍正得位的不正。案子被举发了，按律这种大逆不道的罪名，是可以凌迟处死及祸延九族的，但雍正却改变策略，不惜以皇帝之尊，躬与重犯作为原被告对质，费了不少御制文字和重犯打笔墨官司，那当然是皇帝取得胜利。雍正皇帝自以为在人格上感化了曾、张两人，遂即特赦两人释放还家，并亲笔诰诫继位者决不能在以后难为他们。雍正把此案全档御纂成一本书，名叫《大义觉迷录》，多次刻版颁行天下，叫臣民传诵。
御制颁布的书，当然站在禁书的反面，却不道他的儿子、继位者乾隆帝，连“三年无改”的古训都不遵守，于即位后仅仅一个多月时间，便将曾静、张熙两人捉来处死，同时下诏把尸骨未寒的大行皇帝御纂的《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已颁者一律呈出销毁，有私藏者从严治罪。
这可算是中国众多禁书中的特殊规格。
另一桩则是近代的怪事。国民党政府对禁书也和乾隆皇帝同样感兴趣，统治大陆二十多年中所禁的书也浩如烟海，那当然都是他们敌党的书籍，可是在浩繁的禁书之中，有一种却与之相反，原来有一次所禁的却是和雍正皇帝地位相埒的蒋介石本人著作《西安半月记》。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是以张将军伴送蒋介石返还南京而告结束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史实。蒋氏于返京后迫不及待的抛出一本上述的书，当然是他的文胆陈布雷或陶希圣所捉刀，其用意完全和雍正皇帝相似，要举国上下相信是蒋以人格感化了张学良，而完全隐蔽了他在华清池畔赤足逃窜的狼狈相。这本书也是大量印刷要叫全国人民共读的，不料书刚发行，便于近在南京国民党政府眉睫下的安徽芜湖遭禁，由国民党的县党部发出通令，指《西安半月记》为禁书，封闭书店，劫走存书。这真是咄咄怪事！此事仅见1937 年春的报载，语焉不详，以后亦未见接续报导，大概鉴于家丑不可外扬而封锁消息。后来自然经过内部处理，《西安半月记》自然也开禁了。论禁书之最，自然要推近年发生的那本作者被一个国家缺席判处死刑，并悬赏巨金誓欲杀死他的书了。古往今来，中国的禁书虽多，远远不逮远甚，这也是世界禁书史上的特例，未便多说。
1994年初春雪夜
●安不忘危，才可以免遭危殆。《天演论》敲起的警钟，如果能经常在耳边回荡，上下一致，不忘奋发图强，同心合力促进社会主义祖国的现代化，我们的宏伟目标一定能达到。
任继愈
（1916～）
学者。山东平原县人。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等职。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老子新译》、《墨子》、《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等。
重读《天演论》
清朝未年，国家遭受外来侵略势力的欺侮，随时有被爪分的危险。
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中国，全国上下为之震惊，这一时期严复翻译《天演论》出版。这是一部振奋人心，激发中华民族爱国热情的名著。译文的影响甚至超过赫胥黎的英文原著。
《天演论》给千千万万爱国者敲响警钟。书中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通过大量生物进化现象，揭示出凡不能适应环境的物种必遭淘汰，适应自然环境的物种才能保存下来，得以繁衍。严复通过《天演论》向全国人民大声疾呼，中华民族要奋发图强，才可以免遭亡国灭种的厄运。《天演论》出版后，举国上下掀起救亡图存的浪潮，各地出现以“竞存”命名的学校，新文学倡导者胡适的名字，也是受《天演论》适者生存的影响改名的。
社会现象不同于自然现象，不好生硬类比。这种区别，在当时似未引起重视。
地球上出现了人类，发明用火，首次能源开发，就开始改变着洪荒时期原始状态下的自然界。人类改变自然界时也改变着自己。古人称“天、地、人”为“三才”，指出人类“可以参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就是说，人类与自然界打交道时，已渗进了人类的意向和价值观。生物学把鸟类分为益鸟、害鸟，都是按人类标准划分的，不是鸟类自身的特征。人类驯化野生动物为家养，培育谷物，改造盐碱地，古代大禹治水，种种活动，顺应自然，又改造了自然。如果人类放弃对自然的干预，任凭生物种群问自然生长，优良品种绝对竞争不过劣等品种，禾苗必被杂草掩没，必致颗粒无收。
唐朝流行一部《阴符经》，这部书约成于南北朝后期（公元530～580），全书三百来字。《老子》五千言，已经算言简意赅，《阴符经》篇幅更短，唐初欧阳询、褚遂良均手抄过若干部。唐人李筌对此书作注。
宋人程颐、朱熹都对此书十分重视。《阴符经》明确提出，人类为了生存，必须向自然界掠夺、窃取：天地，万物之盗也；万物，人之盗也；人，万物之盗也。三盗既宜，三才既安。
这里提出人与自然界互相依存又互相掠夺的观点，引起唐宋以来许多学者的重视，在认识史上应当说又前进了一步，有创见，同时也有局限性。《阴符经》作者看到人向自然索取的必然性，却没有指出人向自然索取要有一个限度，无限索求，必遭自然界的报复。比如滥伐林木，滥垦荒地，滥捕鸟鲁，破坏生态平衡，会造成洪水、沙漠化，自然界和人类都受到损害。唐宋以前，我国地旷人稀，人类活动的空间较为宽松。
到了今天，几千年向自然界掠夺造成的后果，都由我们今天的人承担了。
总之，有了人类，已不再有“纯自然界”，因为人类出现后即对自然界进行了干预。
社会生活本来是人类自己的事，更不能不受人类行为的干预。当前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这是从管理体制说的），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这是从生产形态方面说的），这种转化是社会发展的大势，不可能逆转。转化期间一切产品（包括精神产品），面临着严峻的竞争。
现在有人认为市场最公平，一切产品交给市场去选择，优者胜，劣者汰。
优者占领市场，劣者逐出市场。这种说法不为无据，但不全面。
社会生活中的竞争，只有在一定的社会规范内开展，竞争要合法。
不正当的竞争，其后果必是劣质产品（包括精神产品）挤占了优质产品的市场，劣品充斥，危害群体多数人的利益，形成“反淘汰”。
正常的社会生活，离不开社会干预。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什么行为受鼓励，什么行为受限制，要由社会群体作出规范。前者，古人谓之教化；后者，占人谓之刑罚。这是人类群体，不分古今中外，都应遵循的通则。缺了社会规范制约的竞争，必须出现强凌弱，大欺小，劣等品排斥优等品的现象，造成社会混乱以致危机。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被迫卷进世界竞争的漩涡，被迫参加了不公平的竞争。地球上列国林立，还没有统一全球的社会规范，因此缺少一种有效的制约。一部世界史不过是一部大国争霸史，记录着某些大国扩张了，某些大国衰落了，如此而已。今天的中国已不同严复译《天演论》时期的旧中国，不存在被列强瓜分的危险。我国的国民收入有极大的增长，科技水平有极大的提高，现代工业、农业、同防部有极大的发展。
人均收入在全世界不算高，但综合国力却成为全世界不可忽视的安定力量。
欢欣鼓舞之余，也要清醒地看到，新中国比旧中国是强大了，但是我们的国土还有强权插手，制造分裂，我国内政还有外来的干扰，公海航行有时受到无理的阻挠，说明我国还不够强大。新中国不再是“东亚病夫”，比旧中国富足了，这种富足表现在解决了中国众多人口的温饱问题，但还有若干贫困地区有待于脱贫，说明我们还不够富足。我们的教育、文化有极大的发展，但还有大量失学儿童，大量的新文盲，说明我们距离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
安不忘危，才可以免遭危殆。《天演论》敲起的警钟，如果能经常在耳边回荡，上下一致，不忘奋发图强，同心合力促进社会主义祖国的现代化，我们的宏伟目标一定能达到。中华民族曾蒙受着八国联军占领我国首都的耻辱进入了20 世纪，为了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富强，进行了长时期的艰苦奋斗。我们将彻底摆脱贫困落后，以崭新的面貌迎接21世纪。
●书本上的知识，都是由前人的经验累积所集成的产品，在你吸收了这些知识经验以后，必须还要自己能够消化，能够加以发挥，产生出你自己新的见解，才是构成学问的最主要因素。
南怀瑾
（1917～）
祖籍浙江温州。在台湾毕生从事教学工作，精研儒释道，兼及易经天文和诗词文学。著有《论语别裁》、《孟子旁通》、《老子他说》、《禅宗与道家》、《新旧的一代》、《易经杂说》等，至今已出版了三十一部学术专著。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对于文章和诗词一类的文学作品，古人已有“雕虫小技，不足道也”的观念。其实，那是文人们自谦的话。相反的，又有“文章华国”、“文以载道”等推崇的定评。因此，大诗人杜甫便有“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名句。但无论人们对诗词文学本身的价值作如何看法，它却实实在在地表达出一个人的性格、人品、思想和情感，丝毫不得隐藏，也无法躲闪。
历史上的人物，才华横溢如曹操父子，在其作品中，处处流露了他们孤寂悲凉的情态，犹如他们毕生事业的器局，始终不能臻于博大悠久。
相传为黄巢出家当和尚的伪诗，一点也没有得道高僧的气息，只是充满了杀气。
近人王国维，谈论诗词文学，以文学的境界为品评标准，似乎言之成理。其实，无论好作品与坏作品，一著文字相，必然有境界，只是境界有美好与鄙俚的差别而已。至于透过文字所表达的器局和气象，毕竟不是文字技巧所能笼罩。
昔人野史记载，黄巢兵败，并未被杀，却逃去当和尚，剃了须发，法名道价。后来在西京龙门寺，自号翠微禅师。最后又住进雪窦寺，所以义称雪窦禅师（雪窦寺，在浙江宁波四明山中，历代时出高僧，都以雪窦为名。黄巢并非禅宗正脉的雪窦重显禅师，不可误认）。又说他死在宋初开宝时期，年龄已过八十。史实不符，都是假造的说法。
《挥尘录》记载他的诗：
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抛却著僧衣。
天津桥上无人问，独倚危楼看落晖。
读来确有英雄晚年，一派落寞的意味。但“三十年前草上飞”一句，始终不脱绿林气息，非常有趣。可是在《宾退录》上记载，这首诗是好事的后人从元镇（微之）赠智度禅师两首诗中偷改过来的。在元微之的诗集中，便存有原作：四十年前马上飞，功名藏尽拥禅衣。
石榴园下擒生处，独自闲行独自归。
三陷思明三突围，铁衣抛尽袖禅衣。
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凭栏干望落晖。
这两首原诗，与依此凑改而成，假托是黄巢的那首诗，同样是二十八个字的作品。但器度气象，就完全不同了。由此，我们同时可以体会，无论新旧文学，都需要器识和气魄，才能构成好的作品。
金朝末代的完颜亮，桀骛跋扈，气吞山河，有一手的好书法，也好做诗填词。当他初封为歧王而兼平章政事的时期，诗词中，已经语意倔强，透露着不甘人下的意味。如出使道驿《咏竹》的一首：孤驿萧竹一丛，不同凡卉媚春风。我心正与君相似，只待云梢拂碧空。
又，《书壁述怀》：姣龙潜匿隐沧波，且与虾蟆作混和。等得一朝头角就，撼摇霹雳震山河。
又，《过汝阴》：门掩黄昏染绿苔，那回踪迹半尘埃。空亭日暮乌争噪，幽径草深人未来。数仍假山当户棉，一池春水绕楼台。繁华不识兴亡地，犹倚阐干次第开。
又词，《中秋待月不至》（鹊桥仙）：停杯不举，停歌不发，等候银蟾出海，不知何处片云来，做许大通天障碍。虬髯捻断，星眸睁裂，惟恨剑锋不快，一挥截断紫云腰，仔细看嫦娥体态。
后来他读到宋朝词人柳永的名作，便使画工绘制杭州临安的都市图，以及西湖景色，此时即已蓄意南侵。题诗一首：万里车书尽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
第二年，便起兵南下两淮，填词《喜迁莺》一阙，遍赐部下：旌麾初举，正驶驶力健，嘶风江渚。射虎将军，落雕都尉，绣帽锦袍翘楚。怒磔戟须争夺，卷地一声鼙鼓。笑谈顷，指长江，齐楚六师飞渡。
此去无自堕，金印如斗，独在功名取。断锁机谋，垂鞭方略，人事本无今古。试展卧龙韬略，果见成功旦暮。问江左，想云霓，望切玄黄迎路。
这些，也都是历史人物的名作，他有境界吗？当然有。但不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样的情调。所以说，凡是文字的结构，不论好或坏，境界都是有的，但器度和气象的差别，就迥然不同了。完颜亮的诗词，果然充满了侵略者气吞山河的意味；而在他的字里行间，却透出他的事业和文学都未能成功的气息，仍然属于历史上的失败一流人物的作品。
至于词人柳永的名作《望海潮》则真个充满了纯文学的美，恰如杭州西湖的山水一样，有说不尽的妩媚。难怪有人说，就因为柳永的一首词而引起了完颜亮南侵的贪欲了。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读古书的方法
年轻人不要以为无书可读，世上的书实在是没有读完的时候，只要抓到一个问题，就够你去钻研半辈子了。
中国文化真是呆滞丑陋的吗？我们不必归罪于什么理学家、道学家或哪一“家”上去，只是由于少数的读书人，把观念搞错了，把大家的观念带到歧路上去。中国文化的本身，并非如此。历史上，汉代的司马迁曾经就“货利”的问题，正式提出来谈经济思想。当时别人都不大注重经济问题，只有他特别注意，而在《史记》中写了《货殖列传》，成为中国经济学上的第一篇传记，也是中国讨论经济哲学思想的好著作。
另外，《平准书》也是财政学上的重要资料。
司马迁看法与众不同，在当时大家看不起货利的时候，他却认为货利非常重要。他提出来的第一位经济专家是姜太公，第二位是范蠡，第三位是孔子的天才学生子贡。
世界上不管哪一门学问，必须要从读书求知识、受教育而建立基础。
但是书本上的知识，都是由前人的经验累积所集成的产品，在你吸收了这些知识经验以后，必须还要自己能够消化，能够加以发挥，产生出你自己新的见解，才是构成学问的最主要因素。如果呆呆板板地被它所范围，那就变成了所谓的书呆子了。其实，书呆子的确也是人类文化的艺术产品，有他非常可爱的一面。但是，往往运用到现实的事务上，便又很可能流露出非常可厌的一面，成为“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古人名言的反映了。
读中国书，认中国字，不管时代怎样演变，对于中国文字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不能不留意。至少，读古代文字章法所写成的古书，必须具备有“说文”六书的常识。
但因上古文字以简化为原则，一个方块的中文字，便包含人们意识思想中的一个整体观念；有时只用一个中文字，但透过假借、转注的作用，又另外包含了好几个观念。不像外文或现代语文，用好几个，甚至一二十个字，才表达出一个观念。因此，以现代人来读古书，难免会增加不少思索和考据上的麻烦。同样的，我们用现代语体写出的文字，自以为很明白，恐怕将来也要增加后世人的许多麻烦。不过，人如不做这些琐碎的事，自找麻烦，那就也太无聊，会觉得活着没事可做似的。
读古人的书很难，首先暂且不要去看前人的注解。前人也许比我们高明，但也有比我们不明的地方。因为著书立说的人，难免都有先入为主的观念，除非真把古今各类书籍，读得融会贯通，否则见识不多，随便读一本书，就把里面别人的注解、观念，当做稀有至宝，一古邋遢全装进自己的脑袋爪子里去，成为先入为主的偏见。然后，再来看讨论同样的问题的第二本书，如果作者持着相反的意见，便认为不对，认为是谬论，死心眼地执著第一本书的看法，这不很可怜吗？却不晓得研究中国文化的图书，几千年下来，连篇累牍，不可胜数。光是一部《四库全书》就堆积如山，而《老子》一书的注解，可说汗牛充栋，各家有各家的说法。有人读得焦头烂额，无法分清哪一种说法合理，只好想一套说词，自圆其说。最后又再三推敲，自己又怀疑起来。因此，我们最好还是读《老子》的原文，从原文中去找答案，去发现老子自己的注解。
如果要认真讲来，古文写作的文法和逻辑，实在是很认真的。只是古今文法运用不同，就显出它的逻辑也有点矛盾。尤其古代由于印刷不发达，所以古文尽量要求字句简练，一个字往往代表了一个观念，含意又深又多，于是后世就难得读懂了。
例如宋代欧阳修奉命修《唐史》的时候，有一天，他和那些助理的翰林学士们，出外散步，看到一匹马在狂奔，踩死路上一条狗。欧阳修想试一试他们写史稿做文章的手法，于是请大家以眼前的事，写出一个提要——大标题。有一个说：“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有一个说：“马逸于街衢，卧犬遭之而毙。”欧阳修说，照这样作文写一部历史，恐怕要写一万本书也写不完。他们就问欧阳修，那么你准备怎么写？欧阳修说：“逸马杀犬于道”六个字就清楚了。这便是古今文字不同的一例，再看第一个人的文句，就好像明代一般文字的句法。第二人的，好像宋代的句法。其实，时代逾向后来，思想愈繁复，文字的运用也就愈多了。
我曾经一再强调，我们后世之人读古人的著作，常常拿着自己当代的思想观念，或者现代语言文字的习惯，一知半解地对古人下了偏差的注解，歪曲了古人，这是何等的罪过。读什么时代的书，首先自己要能退回到原来那个时代的实际状况里去，体会当时社会的文物风俗，了解当时朝野各阶层的生活心态，以及当时的语言习惯，如此掌握了一个时代文化思想创造的动源，看清这个历史文化的背景所在，这才能避免曲解当时的哲学思想和文艺创作，并给予正确合理的评价。比如，我们研究释迦牟尼佛的经典，也要退回到二千多年前的古印度的农业社会，设身处地替当时的人民想一想。那时的印度是一个贫富差距极大，极不平等，到处充满愚昧和痛苦的世界。假若你读历史，真能“人溺已溺，人饥己饥”地将自己整个投入，身历其境，于那种痛苦如同亲尝，那么方能真切地了解到释迦牟尼佛何以会提倡“众生平等”，何以会呼吁人人要有济度一切众生的行愿，才能体会到当时的佛陀真正伟大之处。如果天下太平，世界本来就好好的，大家生活无忧无虑，什么都不缺乏，汽车、洋房、冷暖气，样样俱足，日子过得满舒服的：即使比这种情况差一点，那也还甘之如饴，又何必期待你去救度个什么？帮助个什么呢？
书读多了，便会觉得今古文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所谓“千古文章一大抄”，于今为烈！有人到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或别的什么地方，把几十年前的报纸找出来，多抄几篇报屁股的文章，都变成了新的。或者一瓶浆糊，一把剪刀，拼拼凑凑，就是一本书，新著作。还有的人叫学生研究了半天，把资料拿来，拼凑一番，就是著作。最近有一个学生，留学法国，暑假回来，找论文题目，他说法国老师要他作关于中国问题的某一个题目。我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中国老师这样，外国教授也这样。
他根本不懂这个问题，所以指定你的博士论文作这个题目，他做指导老师，名义是他挂了，实际上是你替他研究，今日学术界，做学问都不老实，真是孔子讲的“吾谁欺？欺天乎”？统统都是这样干。自己不懂的问题，要学生做论文，去研究。学生要想拿这个功名——学位，只好去找资料，苦死了。找来了以后都交给他，学生的学位完成了，他的知识也得到了，又不要费力气。这是学术界的秘密，全世界一样。决不像古人教学生是“传道授业”的精神了。人老了，对这些也看透了，实在也不想看了。
闲书里面有真言
在明、清之间，有一本闲书名叫《解人颐》，这个书名就说明了，只是使人破颜一笑，松弛板起的面孔，咧开嘴来笑一笑的意思。这本书里许多记载，的确有令人发出会心微笑之处。不过它也是像《聊斋志异》一样，大多以狐鬼的故事来讽世。它所收罗许多可笑的文字中，笑里或有血，或有泪，蕴含了许多做人处世的道理，启发人们的良知，在过去的时代，的确是深具教育意义的一本闲书。
这本《解人颐》中，有一篇很有哲学意味、描述人类欲望无止境的白话诗：
终日奔波只为饥，方才一饱便思衣，衣食两般皆俱足，又想娇容美貌妻。娶得美妻生下子，恨无田地少根基。买到田园多广阔，出入无船少马骑。槽头扣了骡和马，叹无官职被人欺。县丞主簿还嫌小，又要朝中挂紫衣。做了皇帝求仙术，更想登天跨鹤飞。若要世人心里足，除是南柯一梦西。
其中“做了皇帝求仙术，更想登天跨鹤飞”这两句是我随便凑上去的。这位作者写这篇白话诗的时候，正是君主专政的时代，当然不敢连皇帝也写进去。而在历史的事实上，像秦始皇、汉武帝一样，做了皇帝又想长生不老的例子也不少。
这篇七言韵文的白话诗，可说道尽了人类欲望无穷，欲壑难填的心理状态。本来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连吃饭都成问题，一天到晚，劳劳碌碌，也许是贫户登记，扫街掏沟的。好不容易，赚的钱吃饱了，就觉得身上穿的毛线衣，已经穿了三五年，下水洗过很多次，不够暖和，去见朋友时，也不体面，于是在衣服上讲究起来了。等到衣食两个问题都已解决，那么正如谚语所说，饱暖思淫欲，想娶一个漂亮的小姐做太太。后来，太太也娶了，孩子也生了，一家数口，融融乐乐，过得蛮好的，可是还不能满足。念头一转，家无恒产哪！总得买幢房子，弄点田地什么长久的生产之道，打下经济基础，让下半辈子生活安闲，子孙也不愁吃穿。这些都齐全了，还想买汽车，坐在八个汽缸的全自动别克名牌汽车里，又想到警察昨天开了一张违规的红单子，税务员的面孔不大好看，而朋友张三做了官，比较吃得开，还是弄个一官半职在身，才不吃亏受气，于是竞选去，或者走门路，搞个官来做。官也当上了，可是这县政府的科长、秘书，能指挥的人太少，来指挥自己的人多，还是不过瘾，应该想办法当大官去。又这样往上爬，结果当了皇帝还是有欲望，又希望成仙上天，长生不老，所以这位作者最后两句结论是，人类这永无止境的欲望，除非到死方休。其实人的欲望，是死也不休的。
纪晓岚编书不写书
清代乾隆年间，主编《四库全书》的著名学者纪晓岚曾经说过：“世间的道理与事情，都在古人的书中说尽，现在如再著述，仍超不过古人的范围，又何必再多著述。”纪晓岚一生之中，从不著书，只是编书——整理前人的典籍，将中国文化作系统的分类，以便于后来的学者们学习。他自己的著作只有《阅微草堂笔记》一册而已。
就因为他倚此一态度而为学，自然地读书非常多，了解得亦较他人深刻而正确，他对道家的学术，就下了八个字的评语：“综罗百代，广博精微。”“广博”是包罗众多，“精微”是精细到极点，微妙到不可思议的境界。
但是，道家的流弊也很大，画符念咒、吞刀吐火之术，都变成了道家的文化，更且阴阳、风水、看相、算命、医药、武功等等，几乎无一不包括在内，都属于道家的学术，所以虽是“综罗百代，广博精微”，也因之产生了流弊。
说到纪晓岚，顺便讲两个笑话。纪晓岚一生治学严谨，对学生的教育也很严格，近于苛求。一个学生写了一篇文章拿给纪晓岚，他看完后，批了两句诗：“两个黄鹏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是杜甫的两句名诗，这个学生莫明其妙，去问老师。纪晓岚说：“两个黄鹂鸣翠柳”，不知讲些什么：“一行白鹭上青天”，愈飞愈远离题万里。
还有一次，纪晓岚在一个学生的文章上批上“放狗屁”三个字，这个学生觉得挺委屈，老师怎么说我放狗屁，就去找纪晓岚。纪晓岚回答：说你的文章是“放狗屁”还算是好的，次一等的叫“狗放屁”，再次一等的叫“放屁狗”。
闲坐小窗读《周易》
我经常对同学们说，有两样东西必需要学——佛学与《易经》。但这两门学问，穷一辈子之力，并不易学通，也不需学通。不学通，永远追求不到，似通非通的那个样子，其味无穷，一辈子有事消遣——老了也不寂寞，越研究越有趣。古人说，“夜读《易》”，如果夜里读《易经》，鬼神都受不了。我的经验，是夜里读《易经》，保险睡不着觉。
刚刚读啊读，看出一点名堂，便想弄个清楚，继续看下去，等告一段落再睡，结果一段接一段，不知不觉天已经亮了。真是“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一整个春天何时溜走了都不知道，这个味道很好。
各位手边的《易经集注》，只是中国《易经》学问的一部分。这本书名《周易》，是周文王在麦里坐牢的时候研究《易经》所作的结论。
我们儒家的文化，道家的文化，一切中国的文化，都是从文王著作了这本《易经》以后，开始发展下来的。所以诸子百家之说，都渊源于这本书，都渊源于《易经》所画的这几个卦。
事实上还有两种《易经》，一种叫《连山易》。《连山易》是神农时代的易，所画八卦的位置和《周易》的八卦位置是不一样的。黄帝时代的易为《归藏易》。《连山易》以民卦开始，《归藏易》以坤卦开始，到了《周易》则以乾卦开始，这是三易的不同之处。
说到这里，我们要有一个概念，现在的人讲《易经》，往往被这一本《周易》范围住了。因为有人说《连山易》和《归藏易》已经遗失了，绝传了。事实上有没有？这是一个大问题。可以说现在我们中国人所讲的“江湖”中这一套东西，如医药、堪舆，还有道家这一方面的东西，都是《连山》、《归藏》两种易学的结合。
《周易》这门学问中，有一个原则叫做“三易”，就是变易、简易、不易。研究《易经》，先要了解这三大原则的道理。
第一，所为变易，是《易经》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世界上的人，乃至宇宙万物，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譬如我们坐在这里，第一秒钟坐下来的时候，已经在变了，立即第二秒钟的情况又不同了。时间不同，环境不同，情感亦不同，精神亦不同。万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中，非变不可，没有不变的事物。所以学《易》先要知道“变”，高等智慧的人，不但知变而且能适应这个变，这就是为什么不学《易》不能为将相的道理了。
第二简易，是说宇宙间万事万物，有许多是我们的智慧知识没有办法了解的。我常常跟朋友们讲，天地间“有其理无其事”的现象，那是我们的经验还不够，科学的实验还没有出现：“有其事不知其理”的，那是我们的智慧不够。换句话说，宇宙间的任何事物，有其事必有其理；有这样一件事，就一定有它的原理，只是我们的智慧不够，经验不足，找不出它的原理而已。而《易经》的简易也是最高的原则，宇宙间无论如何奥妙的事物，当我们的智慧够了，了解它以后，就变成平凡，而且非常简单。我们看京剧里的诸葛亮，伸出几个手指，那么轮流一掐，就知道过去未来。有没有这个道理？有，有这个方法。古人懂了《易经》的法则以后，把八卦的图案排在指节上面，再加上时间的关系、空间的关系，把数学的公式排上去，就可以推算出事情来。这就是把那么复杂的道理，变得非常简化，所以叫做简易。
第三不易，万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可是却有一项永远不变的东西存在，就是能变出万象来的那个东西是不变的，那是永恒存在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宗教家叫它是“上帝”，是“神”，是“主宰”，是“佛”，是“菩萨”；哲学家叫它是“本体”；科学家叫它是“功能”。
我常常告诉同学，最好不要去钻研《易》这门学问，如果钻进去了，会同我一样，爬不出来。如果一定要学，也最好只学一半；如果真把《易经》学通了，做人就没有味道了。譬如要出门了，因为“易学”通了，知道这次出门会跌倒，于是不出门了，一步都懒得动了。像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味道？所以我说学《易》最好只学一半，觉得奥妙无穷，如黑夜摸路，眼前迷迷茫茫，蛮有趣的；天完全亮了走路，眼前有一个坑，会掉下去，看得清清楚楚，于是不走了。
可是学通了《易经》非常乏味，何必去学？话虽这么说，但学《易》真的通了，哪里还用来讲《易经》？我现在还来讲《易经》，可见就是半吊子，还不通。
●我，读书纯为了享受，在选择上是不免斤斤计较的。
吴鲁芹
（1918～1984）
散文家。上海人。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先后在武汉大学、贵州大学、台湾大学执教。1962 年以客座教授身份赴美，先后在纽约州立大学、密苏里州立大学讲学。著有散文集《美国去来》、《鸡尾酒会及其他》、《师友·文章》、《瞎三话四集》、《文人相重》、《余年集》等。
我和书
我常常希望自己是爱书成癖的人，或者，等而下之，是爱钱成癖的人。能两者都是当然更好——那就雅俗共赏了。
我们似乎对爱书的人，一向另眼看待。《晋书·皇甫谧传》说，谧“耽玩典籍，忘寝与食，时人谓之书淫”。如果他不幸耽玩的是别种东西，不是书，那就是罪恶了。而且通常“淫”字与别的字连在一起，总是坏事居多；唯独和典籍攀上关系，就可以入传，垂诸永久，几乎可以同近世的名誉学位媲美了。
可是爱书也要几分天赋，废寝忘餐，不同于政治舞台上人物的疾病，是装不了假的。像《梁书·刘峻传》所载，这位耽玩典籍的书痴，不仅没有红袖添香伴读的福气，连烛光都没有，于是“常燎麻炬，从夕达旦”。
这种人如果不是对书有癖好，必定是精神上有异状了。此类痴情，不能像早起、守时等等习惯，可以从培养得来，多少是天生的。
这种天赋，我不幸没有，对我的妻小而言，是幸而没有。虽然我不能故作违心之论，说书与我无缘，但我之爱书，是若即若离，还不到成癖、如痴的程度。因此对西方书痴“面包可少而书不可少”的崇高境界，以及《北史·李谧传》上“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那份不可一世的英雄气概，甚少起感情上的共鸣。说老实话，我手边的钱，若仅够糊口，一定先买大饼，次及典籍。我生来大约就缺少诗人的气质，起早通常是为了赶路，不是为了看花。虽然也喜欢坐在院子里看月亮，到该睡的时候，还是蒙头大睡，并不舍不得室外的清光。总而言之，是个俗人。将近二十岁的时候，照说是诗人气质占上风的年纪，但是记得——已经是二十年了——有一次，在一本《牛津诗选》与一个月的伙食二者不可兼得的局面之下，我还是毫不犹豫先缴清了伙食钱。那时通货已经微微膨胀，等到我行有余力，可以买书，书又水涨船高，高攀不上了。
约莫有两年时间，那部《牛津诗选》，成为我生活中一个小小的讽刺。
青年人原多幻想，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往往是很多的，但就我而言，在那时，诸多可望而不可及的事物中，没有比那部诗选更具体，更咄咄逼人的了。
后来，有一天我手边的通货，居然迎头赶上那部书的价钱了，那时可惜还没有克难成果这一类名词，否则我一定要掠美了。一个穷学生，偶然能阔气一下，是件大事，个中滋味，说来局外人是甚难置信的。它与暴发户很生硬的豪华不同，与浪子挥金如土也不同。它缺少这两种人有恃无恐的心理状态。自己既知道这种快乐是不会常有的，盛筵难再，就不免希望三五分钟即可银货两讫的交易，能拖得长久一点。寒士偶有余力能买本心爱的书，那层兴奋与狂喜，大约没有比英国散文大家兰姆（charles Lamb）写得更传神的了。他在《古瓷》（Old Cbina）一文中，借乃姐的口气，叙述买回博蒙特与弗莱彻（Beau-ment and Fletcher）
的集子之前，两个人瞧着那本书，差不多瞧了几个星期才下决心去买，买回来时，时已深夜，但是兰姆怎么也不忍让脱散的书页挨到天明，于是乃姐只好用浆糊赶忙去修补。接着，他仍借乃姐的口吻问道：“做个穷人难道没有快乐么？”
这种快乐，到了买书能随心所欲，就不存在了，同时买书能随心所欲，就难免失之于贪，失之于滥，摆设的意义重于浏览，往往甚少终卷的余裕了。世上甚多藏书甚富之人，严格说来，只是收藏家，寝馈其间的反是书蠢；倒是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我平时十分同意西班牙人的一句谚语，那就是：“好书好友，为数不必过多。”人生知己，不过三五人而已，若为数三五百，那一定是有共同信仰的同志或教友了。好书能有上百数十本，已颇不寒伧，至少这数目，我还只有心向往之的份。我日常甚少买书，买了就想能终卷。贝内特（ArnoldBennett）说得好：“一本好书之是否为好书，以及你配不配称它做好书，要看你是否已读完它。”
但是读完一本书，也并不容易。这世界是不是一年比一年进步，吾升斗小民说不上来，不过生活在这世界上，一年比一年忙碌，是千真万确的，至少升斗小民同有此感。大约有些有识之士，也有见及此，于是为这些匆匆行路之人，安排好一些精神上的干粮。因此名著有浅述，新书有摘要，省时省事，真到了家。还有更省时省事的办法，就是看报章杂志上的评介文章，不仅对那本书略知梗概，茶余酒后，还可搬出别人的唾余，略陈管见，一举两得。我有不少事情，尚可勉强跟着大时代的巨轮向前滚，唯对于读好书摘要的时尚，自甘落伍。法国的散文大师蒙田（MicheI Eyquemde Montaigne）的文章，有甚多深奥之处，我不甚了了，但是有一句话论到好书摘要的，十分浅显好懂。他说：“任何好书的摘要，都是愚不可及的东西。”这位老先生若生在今日，一定劝人多写散文，少作说部。长于撷取精华作节本的人，碰到英国的培根、兰姆，法国的蒙田，多少要有柬手无策之感。我之不喜读摘要，一半也由于贪婪。一本好书，一如一位绝代美人，不能隔着帘子看，更不能神龙见首不见尾，支离破碎，要别具慧眼的人才看得出其动人之处；在常人眼里，总是不美的。所好我的职业，不用多少学术根基，在读书方面，也就毋用装门面。即使当众承认没有读过什么什么书，也无伤大雅。现在已渐入中年，知道来日无多，心中也常黯然，某些书还未读过，总是此生对不起自己的事之一。然而脾气依然固执，总不想用市上的浅述或节本，来弥补我因循的过失。书对我完全是一种享受，享受可以没有，但不能打折扣，一打了折扣，就不成其为享受了。书的节本或浅述，都是打了一折八扣的牺牲品，属于经济小吃一类，不容易朵颐称快的。
当然，朵颐称快，要有财力与时间，二者缺一不可。有钱至多只能做到一个收藏家，买一本书的乐趣，与多添一只花瓶，没有多大不同。
升斗小民通常时间金钱都不宽裕，因此我买书少，读书也少。我生平不大服膺“开卷有益”这句古训，这叫人对文字起近乎迷信的崇敬，是不妥当的。尤其近世印刷发达，印成书的形式而并不算得是书的东西，真是汗牛充栋，我们要昧了天良，才能劝人相信“开卷有益”这句话中确有至理。“开卷有益”这种见解，在西方也曾盛极一时。塞万提斯《堂吉诃德》（Don Quixote）中就说过，“任何坏书，都会有个把好处。”
美国作家霍姆斯（Oliver WendeII Holmes）的譬喻就更妙，在《用晨餐时的诗人》（The Poet at the Breakfast Table）第十一章中，他说，一本坏书，就像一艘有漏洞的船，在智慧的大海中航行，总会有些智慧从漏洞中流进去的。这些见解意在说明天下无绝对的坏书，坏书亦自有其好处。以训子的书翰为世所称的切斯特菲尔德男爵（ Lord Chesterrield）也是开卷有益的信徒，他认为看任何书，总比不看书好。
这些都是有闲阶级好整以暇的看法。披沙捡金，自然是好事，有乐趣，也有价值，奈何为生活奔忙的人，时间不许也，而且生在两三百年以前的人，也想象不出今日充塞市上只是书的形式而不配称做书的印刷品，有著是之多，否则他们也要修正那一类的见解了。
至于我，读书纯为了享受，在选择上是不免斤斤计较的。买书也斤斤计较，为的是财力还不准随心所欲。书少买，也就少累赘，至少在逃难时不致发生一手抱孩子，一手还要抱书，或者抱了孩子就不能抱书，抱了书就不能抱孩子，那种难舍难分的狼狈状态。这时书无疑是一种灾害。此类书灾，我尚未尝过。买书少，在选择上斤斤计较是难免的，那情形可能近乎手边不甚宽裕的主妇去买件把衣料。
我一向不大喜欢陪太太进布铺，我也从不请太大陪我去买书。
●毫不夸张地说，商务印书馆诞生和发展的全过程，是同我们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的。
陈原
（1918～）
广东新会人。毕业于中山大学土木系。后长期从事出版和文字研究工作，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著有散文集《书林漫步》、《人和书》、《书和人和我》等。
开明书店和我
一接触
我同开明书店开始接触，是在初中读书的时候。
那时我们班的国文教师是吕星云先生——他那时在教会办的岭南大
学附中教书，却带着一种信念和热情到我们这个新办的并不著名的中学来兼课。吕先生为人正直，有学问，教得很认真，但更重要的是他思想新，接受新事物快。他教国文采用开明书店的《活叶文选》——这样，我受全班同学的委托，每周要同开明书店“接触”一次（现在叫做“采购”）。我不但采办了吕先生指定的《活叶文选》，而且买了不少没有指定的篇章。通过这些文章，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鲁迅、胡适、周作人、朱自清、司马迁、屈原、李后主……诗、赋、词、散文、小说、论文……《活叶文选》唤起了我的泛读兴趣，我在成长后的漫长岁月里，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习惯。也是吕先生介绍我们订阅新创刊的《中学生》，这个杂志从创刊号起我便是一个忠实的读者，后来我进入社会以后又不时为它写点文章。我同开明书店天天“接触”—因为书店的门市部就设在我家附近，我每天晚饭后总要去开明转一转，在那强烈吸引我这个少年读者的“书林”中，流连忘返。也许正因为开明书店的店员们都和蔼可亲，从不厌弃我这个“小弟弟”（我那时只有十一二岁），而且从不曾干涉过我自由翻阅所有我想“偷”看的书。有时，像负责人似的“店主”，还同我聊天，用他有点滑稽的广州话问长问短；当然，绝对没有一个店员对我这个每天在那里翻看一两小时的“顽童”
产生过怀疑（怀疑偷书）。如果没有这种空气，我是决计不敢每天到那里去猎取知识的。也许正因为同开朗书店这样一段接触，奠定了我一生同书籍打交道，直到今天，半个世纪过去了，而爱书的心情始终没有变。
我从心里感谢这家书店和它的从业员们。
二《中学生》
《中学生》给我的是什么？是知识。可不仅是知识，它以自己默默地认真的传播知识、鼓励进步的那种朴实无华的态度，给我启示，要做一个甘心默默无闻地、认真读书认真工作的人。《中学生》对于少年和青年时期的我，是一座知识的宝库。我爱语言，我爱文学，我爱历史，我爱地理；我特喜欢数学，我为理化的天地迷了心窍；同时我喜欢音乐——我学唱，我弹琴，我甚至学着“作曲”！我对美术人了迷，以至于我在初中三时每个星期天都泡在野外写生里。所有这一切，《中学生》都能够启发我，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我，而且往往诱导我朝着健康的路前进。《中学生》从不装腔作势，也从不摆出教师的架子。平易近人，实事求是，可以说这就是《中学生》杂志和办《中学生》杂志的教育家们的观念。1917 年我在一个杂志上评介过《中学生》，我写道：有的人说，《中学生》是一种平淡无奇的杂志。是的，你想从这里找寻刺激，而你尽会失望。不消说，这里边一定没有“眼睛吃冰淇淋”之类的东西，甚至连慷慨激昂的政治号召性的文字也不常有的。然而平淡不等于衰萎。《中学生》对于一般青年读者，也恰如对于中学生似的，它可能成为每一个人的恳切而善良的教师、朋友和同志。当你不知不觉地从它那里学会了呼吸正义诅咒黑暗的时候，才会惊骇于一种平淡的刊物竟也会在人的心中唤起一种力量来。
几十年过去了，我对《中学生》的评价仍没有变。
三《文心》
《文心》各篇发表时，给我学作文很大帮肋——不，我说，不仅学作文，而且学做人，做一个平凡的、认真的人。可以认为，在这之前没有人能像夏老（丐尊）和叶老（圣陶）写过那样动人心弦的作文指导和读书指导。有的“好为人师”，板起面孔“教”人，“填鸭”式“输入”——而学的人不是电子计算机，往往“填”不进去。有的心地好，而动力不足，难于那么恰中要害地循循善诱。只有《文心》的两位作者，心地善良，学问深，却又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所以能写出这部抓住人心的书来。出单行本时，朱自清先生说它将读法与作法打成一片，这恐怕就是我上文所说的融作文指导与读书指导于一炉的意思。世间没有不读书面能作文者，世间更没有不善读书而善作文者。不妨说，我从二老的这一组文章中学到的，比作文更重要的，是如何去读书，如何能善于读书。《文心》是出版史上一件有意义的事，将来有人写近代中国出版史，请不要忘记提它一笔。这组文章似小说而非小说；似“指南”而胜于“指南”，完全可以说，两老的德行，都融化到这部小书里，因此它能深深地感动人。书中所写的几个小主人翁也很可爱，他们的音容笑貌还常常在我脑海中展现。十年浩劫中我因挨了姚文痞的棍子而发愤读字典、写礼记时，脑中常常泛起了《文心》中关于语感的一篇，大意是说做人不怕穷，但在存储语汇上却要奋力做个富翁。说得多好呀。
四外国语
我学过《开明英文读本》，也教过这部书——这部书的编者是林语堂，如果把林氏的后半生的活动暂不论列，那么，这部课本的确给人带来了新鲜的气息。我幼时在家读过商务版《华英初阶》，是带着哭声死啃的。少年时在初一读商务版《模范英语》，也引不起学外语的兴趣。
唯有后来（大约从初二起）读开明的课本，这才诱发了我学外语的“潜”
意识。要问这部课本“突破”了什么？我想大约有两点：一点是内容多彩，不呆板；另一点是插图美，编排新，注音用宽式国际音标，使人不觉得要哭。应当说，这部课本的编辑是同传统的翻译教学法决裂的。
后来我又读了英文本《开明英文文法》，也是林语堂编的——那时这部文法也是“新”的，处理的是活的（living）英语，而且着重在约定俗成的表现法——我少时虽然死背了古老的纳氏（Nesfield）文法三四两卷，但得到实际效果的还在于开明这部文法加上开明版加注的英语读物（如萧伯纳的《卖花女》Pygmalion）。
从活生生的社会交际去学外语，这恐怕是开明版英文书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也许当时还不是很自觉的。40 年代金公（仲华）在重庆为开明编的英文学习杂志，也是循着这条“活的”路线的。从现实生活出发去学外文，这是个好传统，看来是值得一记的。
我知道世界语（Esperanto）也是从索非的一篇文章来的，这篇文章发表在最初几期《中学生》杂志上。我读完十分兴奋：啊！原来世界上竟有这么一种语言。我那时只觉得世界语是寻求知识的极好的工具。这篇文章诱导我加入上海世界语学会主办的函授学校，其后又报名参加广州市立世界语讲习所。讲习所是晚上上课的，教帅是的情时首批留法的许论博老先生。我读完六个月，毕业考试只剩下我一个人，还得了一张市教育厅颁发的毕业证书。开明版盛国成编《世界语全程》和周庄萍编《汉译世界语小字典》，对30 年代我国世界语的传播起过很大作用。《全程》虽古板一点，但体系严谨，是很有用的——我学过，也用这课本教过人，至今还记得有一课说到久雨初晴，人们欢呼“O！Suno！”（“啊！太阳！”），这样的句子用不着主语、谓语，甚至多一个字都是多余的几十年后，当我研究语言与社会生活，语言与信息量时，这个例子还经常闪现在我的脑际。我在世界语园地持续不断地踯躅了五十三年，最初的启发是从开明书店来的，应当感谢它。
五艺术
我少年时迷醉于音乐和绘画，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开明书店诱导——具体地说，是由于开明的一位热心普及音乐和美木教育的作家丰子恺先生。记得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的一个叔公（岭南大学文字学教授）
让他的女儿给我捎来“生日礼物”，就是开明版《给孩子们的音乐》（日本著名音乐理论家田边尚雄著）。这部书是毛边的，封面画有点印象派的味道，内容却是打动人的。这部小书连同丰先生所编著的音乐书，指引我几乎走上了搞音乐的道路。只有一本书使我很恼火，那就是开明出的一部风琴曲集。那时我家有一座很大的风琴，它有两个增音器，十一个音色栓，不过这是簧风琴，不是管风琴。我买了开明这部曲集，简直望洋兴叹——因为那里收的主要是巴哈的管风琴加农曲或赋格曲，在簧风琴上是很难弹的，这使我很失望，觉得它不如商务版萧友梅编的《风琴教科书》，里面有很多改编的曲子，可以在小小的（甚至是三组半的）
簧风琴上演奏，我初次接触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中的《欢乐颂》，就是这部教科书改编的谱子。
不过开明版黄涵秋编的《口琴吹奏法》，却是很实用的，比当时上海各书店出版的同类书有用得多。我用这部书苦练，居然后来还教会了很多人，还指挥过口琴队。可见出版社出了好书，会发生很大的社会效果的。
无论如何，在普及音乐教育方面，开明做了很多启蒙工作，可以说是有不可磨灭的功绩的。别的出版家也做，如商务和中华，但常带有更多的学院气。比方王光祈先生的一套音乐丛刊，中华书局出的，内容也很精辟，但读者对象就狭窄得多了——这套丛刊中有一本是各国国歌述评，附有钢琴谱，我初弹《国际歌》（作为那时的苏联国歌），就是根据这本书的琴谱的。
讲到美术，开明也出过不少启蒙书——其中丰子恺先生的《西洋画派十二讲》给我打开了眼界，原来外国的美术思潮竟有这么些名堂。我至今知道的西洋画知识，多半也是从丰子恺先生几部书得来的——其中有一幅未来派绘画，跑动着的马有十二三条腿，那时对于年幼的我来说，印象很深；我第一次意会到“动”的观念引起了形象变化。
六匹诺曹和吉诃德
如果说我童年因为读了一大堆中华、商务版的各国童话故事，使我知道有大人国、小人国、白雪公主、七个矮人等等童话世界，那么，到少年时代，开明的两本书《木偶奇遇记》（徐调孚译）和《吉河德先生传》（节本）则开始诱导我进入外国文学的现实世界。那时脍炙人口的《爱的教育》（夏丐尊译）和《宝岛》（顾均正译），我也读了，但不如前面两本对我那么有启发。《木偶奇遇记》是和我同龄的堂姑姑送给我的，她是我的第一个启蒙者，她觉悟得早，而且很早参加革命，我至今仍非常想念她——柳无垢同志从香港撤退到东江根据地时遇见过她，跟她谈起我来，才知道我们很小的时候分了手，都参加了革命，正是殊途同归了。后来我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跟这两部启蒙的小书不能不说是有点关系的。开明千方百计出版各方面的启蒙读物，对开发那一代的少年儿童的智力是有贡献的，这是开明主持人的美好的设想，可以说是我国出版事业的一种很好的传统。
七人
此刻，我写着写着，脑海中时时闪现出开明的人来，特别是想起了几位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的人来，我不能自己地想起了范洗人、顾均正、傅彬然这几个名字，都是那么热诚，那么朴实，都是数十年如一日地认真从事他们的事业，尽管他们各有所长。范是搞经理工作的，却没有一点市侩气；顾、博两公学术上各有千秋，但为启蒙工作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却是同样的。他们同你接触时，话不多，却使你感到真心都掏给你了。也许这就是爱国者的性格？也许这是真诚的中国知识界人士的性格？也许这是被称为“开明人”的那种平凡而实事求是的性格？我说不清。但我怀念他们。我这些年从他们那赤诚的，执著的，始终如一的，向着目标不断前进的性格中，汲取到力量。
1984年12月15日
三联书店的杂志和我
从前，大出版社都拥有一份或几份代表性杂志，例如生活书店有《生活周刊》，新知书店有《中国农村》，读书出版社有《读书生活》；正如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中华书局的《新中华》，开明书店的《中学生》一样，都表达了和宣传了出版社的办社宗旨，同时也起着传播信息，扩大影响，招徐读者，培养作家的多种作用。
我同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的接触，也是从杂志开始的。我从念初中时起，就是《生活周刊》的忠实读者；我随着《生活周刊》成长的过程而成长——这个周刊原先着重在“修身”之道，然而内忧外患的中国，迫使它一步一步走向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作为读者，我受它的熏陶和启发，也逐渐开扩了视野，而《中国农村》则正好引导我注视这个对我这个在城市长大的知识分子所不熟悉，然而却必须熟悉的“新天地”。正好《读书生活》教我如何思考，如何去正确认识我自己和周围世界。除了这三个“启蒙”性质的杂志之外，还有两个比较“专门”的刊物，可以说对我进入社会甚至对我的一生，都起着一种决定性的影响。
一个是《世界知识》，胡愈之创办的；一个是《语文》，叶籁士主编的。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胡愈之在杂志发刊词中这样说——是这个杂志给我展开了一个中国在其中的世界那错综复杂的图景。从修身到救国，从中国到世界，甚至我的世界观也年复一年在这个杂志的诱导下逐渐形成。它的先后几任主编，胡愈之、金仲华、冯宾符，言传身教，使我毕生难忘。后来，我立志参加它的编辑工作，并且有机会接触到更为广泛的驰骋在国际斗争场地的志士们，也使我更加明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交织的意义——虽则我在《世界知识》工作时，这个刊物已脱离生活书店而独立经营了，但这无关宏旨。
至于《语文》，我说不清它对我的影响有多大。我年青时正是30年代中期，这是个伟大的时代，苦难多于欢乐的时代，愤激代替沉思的时代，语文运动（包括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和世界语运动）同救亡运动密切联结在一起，杨沫《青春之歌》有一章写到拉丁化和世界语学习班的情景，正是年青时期的我所遇到的情景。探索语言文字本身的奥秘，从而寻求如何使语言文字不再披着神秘的外衣，更好地服务于民族解放运动，这是我和我的同道们那时急切要解决的问题——《语文》杂志正好给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钥匙。《语文》是个“划时代”的刊物，说它是“划时代”，一则因为它坚持语文统一战线，团结各种学派的语文工作者去研究解决语言与社会的难题，结束了那时统治文坛的“左”的教条主义；二则因为它的排印格式，冲破了古板呆滞的传统框框字体字号和版面的变化，实在吸引人，令人耳目一新，而在当时落后的排版条件下，这样的革新意味着编辑与排字工人打成一片，付出加倍的劳动才能成功。
《语文》出版到上海沦陷时为止——从创刊号到终刊号，每期都给我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帮助。1938 年10 月广州沦陷中断了我的语言工作，而全份《语文》也都在撤退中失掉了。后来我在桂林帮新知书店邮购科和《新华日报》办事处答复一部分读者来信——有一位诸者间到30年代中期语文运动的某些理论问题，我跟他通了几次信后，当他知道我非常怀念这个刊物时，他竟把全部一期不漏寄赠我，使我有可能在那样阴霾四伏的日子里重温我曾经涉猎过的语言学诸问题，以至于四十多年后还能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位读者多么可感激呵，可惜我连他的姓名也记不住。
有意思的是，我同新知书店的关系密切起来，也是从《语文》杂志开始的。那是1937 年底1938 年初，王益从上海来到广州，在教育路一条小街里挂起了新知书店的招牌，同时带来了一个小小的英文徘字架，连同一个杂志《国际英文选》，英文名字为InternationaIHerald，汉译可以是“国际导报”。这个刊物本是在上海出版的，由绿川英子的丈夫刘仁编辑，那时刘仁夫妇去了武汉，而书店还想继续刊行。王益就问我有无适合的人选可以接办。我那时还在大学上学，我的同班学友洪桥（字宜扬），小时候在香港学英文，水平还不错，我知道他是地下党员，我向他试探有没有兴趣和精力做这项工作。不料他很感兴趣，并且怂恿我由我们两人合作，用“余虹似”的笔名主编。王益同意后，我们把刊物改成很特别的开本，便于印插图和注释，选取英语世界进步报刊的报道和文章，主要是反对侵略，反对法西斯的内容，加上不少漫画，每篇都加上汉文注释——特别是字典中查不到的新字，都给加注，材料来自四面八方，包括大学图书馆、国际反侵略会、世界学联，以及英美报刊——值得一记的是，商务印书馆广州分馆西书部一位姓杨的朋友，给我们很多帮忙，例如第三国际出版的《国际通讯》（简称“Inpre-cors”）
英文版，美国的《新群众》，英国的《劳工月刊》等。此外还有我的外国朋友寄来的剪报。我们接办后，刊物的销路很好，读者来信也很多，给我们两人很多鼓励——编辑和校对工作都由我们两人分担，每月一期，工作量也不少，这个刊物出到广州沦陷时，才停办。上面提到的洪桥，以后失去联系，听说解放后在我铁道部门做工程师，好像还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多少年来我始终没能跟他取得联系，不知还健在不。
1939 年春，我在桂林正式参加新知书店工作。书店出版一个以青少年力读者对象的《少年战线》杂志，陆洛（静山）主编，也许我也是编委之一，每期撰写一篇科普文章。这个杂志算得是抗战前期“大后方”唯一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少年刊物。
那时书店还出过一个极为别致的刊物——封面的刊名为《工作与学习》，封底的刊名却是《漫画与木刻》。说它别致，因为这是“二合一”的杂志，恐怕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确实是两个杂志“合”成的“一”个杂志。原先我们接触到桂林文化界有几个人要办一个政治思想综合杂志，另外几个人要办一个能刊载漫画和木刻的美术杂志。书店领导认为都可以接受，只因为那时印刷条件差，纸张也很困难，不知是谁建议，把两个杂志“并”作一个。几方面谈妥后，《工作与学习》就由季平（刘季平）主编，《漫画与木刻》就由刘建庵、黄新波主编，好像还有余所亚，也参加工作。书店责成我来做“二合一”——于是我定期向两处主编取回来稿子，经我剪裁编排，再同两处主编商定，便由我负责发稿。
我记得这“二合一”的工作也不好做，比单纯编一个杂志伤脑筋多了。
总共出了几期，记不得了。
40 年代初，读书出版社在桂林出版《新音乐》月刊，由李凌、林路主编。因为我在抗战前后搞过歌咏运动，又在新知书店出过一部销行甚广的《新歌初集》，一部介绍苏联音乐的《苏联名歌集》，所以我也被李凌、林路“拉”去帮手。正所谓“滥竽充数”，但为了抗战，也顾不得许多了，我给《新音乐》写过好些槁子。读书出版社还在重庆出版一个《文学月报》，我投去一篇《高尔基论文学语言》，主编孔罗荪说不错，就登出来了，我计划还写有关鲁迅、曹雪芹的语言问题文章，做了好些笔记，却因杂事纷繁，没有成文。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口到上海。生活书店把原来一个宣传推广的刊物《读书与出版》改办成一个以书籍为中心的思想评论综合杂志，由史枚主编。后来史枚调往香港，由我接办。这个杂志的编委会共五人，有周建人、杜国库、戈宝权、陈翰伯和我。每月聚会一次，定选题，分任务，直坚持到1948 年冬，政治环境更加恶化，只得停刊。回头一望，这个小小的刊物在那正所谓“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起到了动员群众，教育群众，为缔造一个新的中国而斗争那样的作用——特别是第一线的刊物如《民主》、《周报》、《消息》、《文萃》等都相继被迫停办之后，更受到国民党统治区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
屈指一算，我同三家书店的杂志打交道长达半个世纪。三家书店的刊物都是按着“时代的脉搏”办的，它们从不同的方面达到宣传政策，传播知识，团结读者，培养作家的目的，历史就是这样证明了的。我自己也是这些杂志培育成人的，因此我一生都感谢它们。
●平时多读一些优秀的中外古典散文和诗歌，仔细玩味，以供借鉴。……这样对提高运用艺术语言的能力是会有些帮助的。
黄秋耘
（1918～）
作家。广东顺德人。多年来从事编辑、出版和业余写作。
著有散文集《浮沉》、《丁香花下》、《往事并不如烟》，文论集《锈损了灵魂的悲剧》、《古今集》、《琐谈与断想》等。
焚书记
我这一辈子和书打过不少交道：买过书，卖过书，写过书，编过书，译过书，借过书，送过书……但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亲手焚毁过一批自己心爱的书，一批失掉了就不可复得的书。
大概是1966 年6 月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刚揭开了帷幕，在我所居住的地区，忽然掀起了一阵“焚书热”，几乎家家都在门前或者附近挖一个坑，把要焚毁的书浇上煤油，一本本付之一炬。没有人下过什么命令，只是听说红卫兵快要来抄家了，还是早点消灭“罪证”为好，于是大家就主动焚起书来。
我仿佛记得，最早带头焚书的好像是原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当时担任中南科学院副院长的周小舟同志。在我们这一带，他是个目标最大，而且具有前科的“走资派”，又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第四号人物，所以惶惶不可终日。他要焚的书应不多，只有一点点，大概是日记之类，一会儿就烧完了。但此举并不能保证他的安全和减轻他的“罪行”，过不了多久，他在被揪斗了几次之后，就服毒自杀了。
还有一户焚书最多的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萧殷同志，他藏书甚多，是时职居中共中南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自然是“重点户”。他几乎把所有的书全部烧光，整整烧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余烟袅袅，不绝如缕，这样反而欲盖弥彰，果然不多久，红卫兵就来抄他的家了。
我当然也要焚书。我历来爱书如命，总是难舍难离，最后只好分类区别处理。首先要焚的是那些给点了名、被指控为反动透顶的书，例如《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海瑞罢官》之类。其次是书的内容虽然不怎么“反动”，但作者是“大黑帮”，又是他们签了名送给我的，这些书至少足以证明我跟他们有过友谊关系，恐怕也是“危险物品”。
书籍之外，还有书简，凡是知名度较高的“大黑帮”写给我的，也非焚不可。这些东西数量不太多，但积累起来也有一小堆，包括周扬、夏衍、老舍、张光年、陈翔鹤等同志送给我的书和写给我的信。我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了十多个年头，和文艺界的头面人物总不免会有些书信往来。
其实绝大多数书简都只是谈到编辑业务上的问题，言不及私，更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诡计。我一边烧书，一边心如刀割。想不到在某种特殊情况之下，毁掉一本书，对它的主人会有切肤之痛。
我当时忽然想到古时候有一副对联：“误我此生缘识字，愿君再世续焚书。”倘若秦始皇真的再世，彻底焚烧干净一切有干碍的书，省得天下间那些读书人和爱书人提心吊胆，也未尝不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善哉！善哉！
●读书没有捷径，最愚蠢的方法却带来最聪明的结果，事物就是这样在转化。
陈从周
（1918～）
建筑史家、散文家。原名陈郁文，笔名梓室。浙江绍兴人。
1942 年毕业于之江大学。著有散文集《书带集》、《春苔集》，诗词集《山湖处处》等。
读书的回忆
《语文学习》杂志的编辑要我谈谈治学之道，惭愧得很，“起舞不辞无气力，爱君吹玉笛。”编辑先生的盛情我何能恳辞呢？说经过也罢，算陈述也罢，“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不过在我将近七十年的逝去年华中，来谈谈我的读书与自学罢了。
我是五岁破蒙，读的是私塾，又名蒙馆，人数不过七八人，从早到晚就是读书背书，中午后习字，隔三天要学造句。没有暑假、寒假、星期天，只有节日是休息的，到年终要背年书，就是将一年所读的书全部背出来方可放年学。当时的生活是枯寂的，塾师对学生的责任感是强的，真是一丝不苟。
家庭教育也是培养孩子的一个重要环节。我八岁丧父，母亲对我这个幼子，既尽慈母爱子之心，又兼负起父责，她要我每晚灯下记账，清晨临帖练习书法，寒暑不辍。
我对老姑夫陈懦英先生是垂老难忘的。父亲去世后，我十岁那年妈妈将我送入一所美国人开的教会小学上学，插入三年级，但是我家几个弟兄的中文根底，却是老姑丈打下的。他是一位科举出身的老秀才，妈妈将我们几个弟兄托付了他，因此我每天放学后要读古文，星期天加一篇作文，洋学堂外加半私塾。
记得我幼年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千家诗》，至今篇篇都很熟悉，那是得益于当年的背诵。当时有些篇章也一知半解，但我都背出来，等以后再理解。比如《幼学琼林》这本书，就是我在私塾中由老姑丈亲授的，书中有许多人物传略、历史，地理常识等。那时我虽然不完全懂得其中的内容，但总觉得音节很美，上口容易，我就天天背诵，长大后就豁然贯通了。想不到就是这本《幼学琼林》对我后来研究建筑史及园林艺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是一本最概括的索引。要不是我孩提时代背熟了这本书，长大后需要检索类书就十分不方便了。
少年时的博闻与强记，是增加、丰富知识的最好时光。我记得那时旧式人家，有门联、厅堂联、书房联、字屏及匾额，写的都是名句、格言等，朝夕相对，自然成诵。有时还了解了这些文人学者的成就及身世。
至今老家的许多联屏，我还能背得一字不差。一处乡土有一处的历史，父老们在茶余酒后的清谈，使我得到很多的乡土历史知识，有时我还结合自己的学习，做点小考证。初中时，我已能参考点地方文献，写些传闻掌故之类的文章，开始投稿，赢得老师的好评，今日看来这些文章当然是相当幼稚的。
我中学时所读的语文课本，大多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的教科书，所选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有古文、语体文。古文中有经书的片段，有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晚明小品以及诗词等。语体文有梁启超的、鲁迅的、胡适的、陈衡哲的、朱自清的、徐志摩的，总之从篇目中已能看出中国文学史的缩影。我早年一度做过浅薄的文学史研究工作，回想起来是得益于中学语文教师的严格训练与教育。他们不但讲解课文深入透彻，而且最重要的方法是要求学生把课文背出来，所以文学史上的一些精彩篇章全在我肚中了。例如《礼记·礼运篇》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梁启超的《志未酬》“但有勤奋不有止，言志未酬便无志”
等佳句就起了指导学生怎样做人的作用。鲁迅的《阿Q 正传》，朱自清的《背影》，这两篇文章学了后，使我认识到旧社会的可惜，父子之情的伟大。还有名人传记，都教育学生要效法好的榜样。而那些琅琅上口的唐诗宋词，读起来比今天的“流行歌曲”不知要感人多少倍。那时的老师讲得透，学生背得熟，一辈子受用无穷。
以后在大学学习，也没有废弃背书一节。考试时如果没有背的功夫，也考不上高分。
今天大家学外文的劲头是大了，应该说是好现象。然而对祖国的语文，去背的人相对地差劲一些。我曾向中央反映过，考研究生，语文应是主试内容之一。不论哪种专业，大学一年级还是要读语文的，如果没有祖国文字的表达能力，亦就是说，怀才无口，终等于零。
如今电脑发展了，但不能使人脑退化。现在的电子计算器使用很方便，资料复印固然好，但中学语文教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仍不能放松。
学语文，名篇不背，人脑的记忆功能不就退化了？读书人应尽量利用人的记忆功能，尤其是中小学生，学语文不读不背是不行的，作文光写点体会也是不行的。
梅兰芳、马连良等表演艺术家所以能不用扩音器，取得极佳的表演效果，这正是由于艺术大师们长期勤学苦练的结果，这是那些手握麦克风的歌里们所无法比拟的。
如今，有的教师一上讲台，有些像作大报告，照脚本宣读，学生听听也就罢了。个别教师对教材尚未心领神会，讲起来当然就干巴巴了。
说实话做老师的如果不下苦功，不花点力气去研究、熟悉课文，怎么教得好学生呢？我真佩服我们前辈的老师们，他们在十年寒窗中下了多大的苦功啊！
也许我调查得不够全面，有些语文教师不识繁体字，不辨平仄声，不知韵脚，一教韵文，但解文字，不知音节。个别大学中文系的教师也还存在这些现象，中小学语文教师就更不用说了。中国的文字，有形，有义，有声，是世界上特殊而俊秀的一种文字，做老师的应该理解它。
我是理工科教师，不少日本的大学教师到中国来进修时带了汉诗，这些汉诗当然都是与建筑有关的，他们请教干我，如果我一无所知，怎么办呢？”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倘能边教边学，还算是好的，最怕的是说一声：“嗨，这是些老东西，封建的东西，落后的东西，淘汰的东西，不现代化了，过时了。”把祖国的文化拒之于门外。
中国的文章重“气”，这是与书画、建筑、园林、戏剧、医学等一样的，要重“气”。因此文章要朗诵，要背，得其气势。谚语说得好，“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这里说的是重在“熟读”两字。
学语文，不读不背不理解，要想做好文章，凭你的语法学得再好，也如缘木求鱼。我国的著名文学家可说全不是从语法学习中得到高水平的创作而成名的。语法不是不要学，学是为了检查自己的文章造句，合乎语法规律否，但不能靠语法来写文章。不是我今天讲句很不礼貌的话，很多语法老师语法是专家，可是写起文章来，也许不能令人满意。这倒底是怎么一回事，恕我难言了，明理人自然知之。
几千年传下来的传统学习语文的方法，它培养了无数的文人学士，我们不能轻易地抛弃啊！白话文不等于白话，口语代替不了文章，学语法不是学作文的唯一方法，熟读《描写辞典》，写出来的文章牛头不对马嘴的，工具书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书籍。读书没有捷径，最愚蠢的方法却带来最聪明的结果，事物就是这样在转化。
我是文科出身，自学改了行，做了三十多年建筑系教师。在中学教过语文、史地、图画、主物等，在大专学校教过美术史、教育史、美学、诗选等，在建筑系我教过建筑设计初步、图画、营造法、造园学、建筑史、园林理论等，并且还涉及到考古、版本、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可算是个杂家了。解放前，我是为生活所迫，有课就得教，要教就得准备，不然如何面对同学？辛苦当然是辛苦的，然而这又迫使人拼命干，尤其对青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现在有些青年教师要开一堂新课，什么先进修、参观啦，花样太多了。温床培养不出鲜花，游击战士有时比正规军事学校的毕业生善于作战，艰苦的环境能锻炼出人才。多方面的知识，是会有助于专业学术水平提高的。
最后，我得申明：上述谬论仅代表我个人的一些落后的，或不明现状的痴语而已，请读者原谅。我是面对现在青年人语文水平不够理想而发出的呼吁，并无他意。
陋室新铭
唐代刘禹锡写过一篇《陋室铭》千古绝唱，他那两句“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句子，我分别用以名我的三本散文集：《书带集》、《青苔集》、《帘青集》，书带是草名，因为长长的叶子，过去人为之取名叫书带草，从这意境中，可以想象到我的书斋也不会富丽与现代化到何等程度了。所以命名为“梓室”，匠人所居也，叶圣陶先生题了额。“君子团穷”，自命为读书人当然穷，这几天西瓜快一元多一斤，我身为“教授”，已到见瓜生畏的地步，万一有幸，能啃上几块西瓜皮，说几句大话也满足了，如今没有西瓜皮也居然在陋室中说起“大话”来了，百无一用是书生，书生恋恋于书斋，写一天稿子，所得还不如校门口的卖茶叶蛋者，真是“前世不修今世苦，今世修修没功夫”。深悔不去经商发财，书箱没有决心抛掉它。还在搏一点蝇头小利，望眼欲穿来等几十元稿费，小青年说这数目是毛毛雨，连吸几支毒（香烟）也要算一算了，如今这书斋对我来说，有些怨了，然而怨而不怒，诗教也，批判孔老先生还不够彻底。
近来西瓜皮也快啃不到，“大话”也少说了，说了刺激人家，“爱生毛羽恶生疮”，谁都欢喜听奉承话，敲背按摩是最时髦的医术，它能讨人欢喜。我也曾经想过，我的书斋改为敲背按摩室，我也何至于如此，几只书箱，改为冰箱，卖卖冷饮，亦可小康，挂块斋额为“冰箱传家”比“书香传家”现实得多。
从前人说在书斋中，“我与我周旋”，是自得其乐之处，如今我也许神经不正常，有点感到是自得其苦之地，对书斋来说，似乎没有什么前途，人家说我们“光着屁股坐花轿”，屁股虽光，还有花轿可坐。而我的陋室说也可怜，门前养花花被偷，养鸟鸟被窃，如今唯一的知己，就是梁谷音送我的几卷昆曲录音带，它却是我苦中寻乐，唯一的安慰品了。昆曲词句美，节奏慢，有书卷气，谷音的唱腔正如闲去野鹤，来去无踪，信步园林，风范自存，我在书斋中可说知己了，我有时血压要高，想不到昆曲的音韵有时对降血压还起着微妙的作用。对不起，邻舍迪斯科的噪音，却往往促使我血压的上升，也许我厚中薄外，是个老化了的人，新事物接受太慢，但我总觉得我是中国人，应该热爱自己的传统文化。精神因素可以化为物质因素，我这陋室中，也变成为保健所了。
我仍然爱我的陋室，读书其间，作画其间，写作其间，听曲其间，歌哭其间，乐于斯，悲于斯，吾将终老于斯，作新陋室铭以记之。
●为学要诚，用心要洁，品格要高，虽不能至，也必须“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周汝昌
（1918～）
作家。笔名茶客，天津人。1950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兼该院外语系教师。1952 年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毕业。1935 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传记《曹雪芹》，专著《红楼梦新证》、《恭王府考》等。
读书与治学
我是带着自愧的心情而写下这个题目的，因为这好像我就是个读书冶学的人了，其实却不是那么回事；而来访的问学之土每每以此为题而下问，以为我可以谈些心得经验，这就使我深感惭愧。我若和真正读书治学的前辈相比，那简直差得太远，太不够格了。这读书治学得讲真的，怎么冒充得了呢？只有不知愧作为何物者才敢冒充什么学者。
然而又因我常问而不答，人又说是“谦虚”，甚则疑为不肯待人以诚。这么一来，只好姑且就我们一辈人的水准来“卑之无甚高论”一回，聊备参采吧。
理一理平生的“脾性”，也有几个特点，或许能从中看到一些问题与得失利弊。
第一是我读大学时所走的“路子”。大学时我读的是西语系（今日外文系），因此强烈感到中西文化的差异，这使我明白：了解与研究自己的（即中华的）一切，必须尊重自己的特点、特色，而绝不可以盲目地引用一些洋的模式来“硬套”，否则，那将会是一个极危险的歪曲或“消灭”自己的做法。外来的、新鲜的、好的（正确的），应该借鉴，而“借鉴”绝不能与“硬搬”划上等号，不然，“借鉴”就变成了“取代”，那是很可怕的也很可悲的。
第二是我喜欢用广角度、大视野来观照事物。当然，那所谓“广”与“大”，也还只能是个人一己之学力识力所能达到的（自以为的）“广”与“大”，这种“广”与“大”实际是要随着自己的学识水平而不断向高处逐步提升拓展的。这就是说，我并非不注重把具体的事物本身弄个清楚（哪怕一个字义，一个典故……），但我更注意不要停留在这个“就事论事”的基础上，应当进而寻究它的更深远丰厚的历史文化意蕴。我觉得只有这样，读书治学，才有真意味，否则就是支离破碎，一堆“破烂儿”，好像很“渊博”，可实际上难成“气候”。
这样，我就总爱把主题放到大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中去了解它——然后才谈得上真正“理解”，而不是盲人叩槃，瞎子摸象，全不是那么回事。
第三是我总对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甚感兴趣，因为我觉得天下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而“自足”的，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来龙去脉与“三亲六故”，对这些都需了解，而绝不是什么“枝蔓”、“累赘”和“繁琐考证”。把主题孤立起来，拒绝和嘲讽人家仔细寻察各种关系，这样的“批评家”的意见，总是令我感到他可能是太浅太简太“显”了些，缺乏足够的必需营养。
由于以上三点，我的读书就犯了一个“杂”字的毛病。
我这个“杂”，真是杂乱无章，遇上什么读什么，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因为自己一生清寒，没钱买那成帮大套的必备之典籍，只是凭机会拣些零本，带着极大的偶然性。这样，手边的书少得可怜，也就杂得可笑起来。这本来“不足为训”，更没有以此为“荣”的情理。但这样居然也有些“好处”，就是原来以为与自己的研究主题“无”关的书，却发现并非无关，甚至大大“有”关；如非杂读，那么就绝不会去选着它去读了。从此，大致悟及一个道理：读书给自己划一个太严太狭的圈子，并不一定即是良策。
这大约就触及了人们常说的问题，是“专”好？还是“博”好？
这样提问时，已经将专、博二者对立起来了，实际未必那么“敌对”。
“由博返约”，也许就是指“先博后专”之意。换言之，倘不博，又何所谓专？比如我研究《红楼梦》，主题既然确立不移，那就只抱着一部小说或几本“有关”《红楼梦》的书，别的一概不睬，那就叫“专”吗？
但有些人以为“杂”就是“博”，实则二者大有分别。博有二义：一是就研究与主题所有有关之书都遍览无遗，二是不限此一主题，范围大得多，几乎“无书不读”。这就不是“杂”所能企及的了。杂之与博，恐怕连小巫大巫之比也够不上。杂的特点是：所读的往往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闲书，“不成气候”的小著，而鸿篇名著，却“往后靠”了。
在前清科举时，八股“时艺”以外的书都叫做“杂学”，所以贾宝玉被视为“每日家杂学旁收的”，可见“杂”自古含有“不正规”、“不正统”的意思。
这种读书法，焉能向人“推荐”？但我提到它，也有一点用意，就是此一杂读法却也培养了我的一个“本领”：能够触类旁通，看出事物之间的各种关联钩互。久而久之，自己头脑里储存的“插电门儿”很多，在杂读之际，随时随地都有合卯对榫的“插销”自己插通了“电流”——便领悟了许多意外的道理，觉得颇有“左右逢源”之乐。而且，自己愈积累，那能接通的“插销”就会愈多，读书时就愈有收获。
这儿需要补充一点，这种“通电”的心得与快乐，也不尽为“守株待兔”式的消极怠惰式，还要培养积极主动的“搜索精神”，又还要培养自己的敏锐性。钝觉的人，即便要寻的“东西”明摆在眼前，也不识不知，结果什么都“失之交臂”——以无心得收获而“告终”。
由此又引出一个问题：“插销”与“插电门儿”既非天生地就能多，而是靠后天培养积储，那么很显然：多么有用的书对你来说，初读时的“通电”肯定不会太多，待到你经过了培储之后，重读时就会发现比初读时多几倍的收益。“好书不厌百回读”，不单指“欣赏”，而是多读一遍即多悟一番，多获一次。
浅尝辄止，一知半解，似通非通——便自以为是，觉得“天下之美尽在于己”了，论什么事都拿那个“自以为是”的小尺码去衡量“鉴定”。
以此为读书治学的态度，世上是不乏其例的，我们务宜引以为戒。
读书的名言也不少，常被人提起的，如陶渊明的“不求其解”，有人以为是“马马虎虎”，其实陶公“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那实在是十分认真的，所以他才能够每有“会心”，便“欣然忘食”。大诗人杜子美说：“读书难字过。”有人也以为“过”就是“放过去”，不管它；其实“过”是把它弄明白的意思（记不清哪本书里，记某人读书“有一字不过”，亦必寻究清楚而后止。可见“过”是“懂”的古语）。
书是人作的，人的脾性、处境、笔调……各各不同，有的“大白话”，直来直往，有的则曲笔微词，行间字里，弦外之音。如“一视同仁”，不知寻绎，昧于中华文字的各种特点，没有领悟体会前人著述的种种特殊背景与行文措词的苦心匠意，那也会是“白读”了一阵于，囫囵吞了个大枣而已。
读书治学，原无什么“秘决”、“捷径”可言，各人谈谈各人的经验与看法，是由于各人的夭资、环境、条件、机缘……各个不同而各就其一面的特殊情况而略作介绍，供人参考，如此而已，这并非什么“定法”与“奥秘”。但有一点是永恒普遍的真理：读书治学，所为何事？
要弄清楚。如果不是为了寻求真理，心境不是纯真高洁，而一心是为了找一个“终南捷径”，抓个“热门”题目，躁进浮夸，假学卑识，只为捞取个人的名位利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与真正的学术没有共同之处。
为学要诚，用心要洁，品格要高，虽不能至，也必须“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对待书的方法和态度
我们中国人，一提起书来，讲究就大了。对书，如何以待之？办法多，方式多，态度也“多”——此“多”即各不相同之意。这几多，单从我们汉字用语遣词也能略见一斑。
比如，现今的写作撰著的人，往往自称为“笔者”，而把那些来看他的书的人，称作“读者”。为什么？不是自古以来就说“读书”嘛，这还用再多说？
可是，你忘了想上一想：为什么明清时代的无数的小说里，都对你称呼“看官”而不曾叫过一声“读官”？请回答。
这可就说明一个“问题”：读和看有所不同，分别有界，未可混叫一气。
于是，一连串的“问题”也来了。
史可法写过一副草书对联，道是：“斗酒纵观甘一史，炉香静对十三经”。对呀！还有一个“观”呢，不是又说“观书”吗？
在小说里，作者尊称“读者”叫“看官”，而批点家序跋家则不能那么办，而是说成“阅者”如何如何，比如“阅者着眼！”“阅者当自得之”等等。这不，又来了一个“阅”字？
还有吗？当然有，多得是——览书、诵书、念书。大概还有，不过我一时想不全了而已。
那么，可以证明我说咱们中国对待书的讲究可大了，不像英美的“老外”只会说一个read。 要问咱们的读、看、阅、览、观、诵……其彼此间的分合异同是怎
么样的？这可就得找文字学专家去请教，不能信口胡言。我呢，不敢冒充专家学者，倒也有一种妙法自问自解——聊以暂代正解，姑作揣测之言。
看，最“一般化”了，粗看、细看、深看、浅看、翻翻看、挑着看、解解闷儿看……，谁也没法“考定”它的实际的“力度”和“心度”。
阅，也是看嘛——可又有点儿不同，比如你写个“报告”或“呈文”，你的上级要作批示，他时常写上一个“阅”或“已阅”。考试了，考生的卷子缴了要等待“阅卷”判分数；旧时科举，谁来判卷，那皇家特命的看卷子的，叫“阅卷官”。由此可见，阅字含有自上对下的语气和“态度”，很是明显。
不过，现时图书馆一类地方挂有“阅览室”牌子的“阅”，大约没想到旧例，再不然是个客气的词。总之，用“阅”要小心些，比如我的一个侄儿，对我很尊敬，他回我书信时，往往写出“来信已阅”的句子。
他所受的学校教育，一点儿也没让他知道那样对叔叔说话是不大对头了。但我没法怪他。
览，这字有点儿妙，得费几句话。
在传统文化礼貌上举例子好了，比如“览”、“鉴”本来意思都是以目察物，可是长辈给晚辈写信时，上款是××侄、世兄、贤契……览。
而晚辈给长辈的信上款则是“××大人尊鉴”。这览鉴二字若掉了过儿，便成了大笑话！
于是，我又重新琢磨“阅览室”的用语，究竟是哪一“辈分”的语气？闹不清了。览可不简单。君不见诗圣杜子美说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览是站在高峰处而总括观察的语式与气魄，兼有高度与广度，非同小可。所以，敢说“览书”之人不多。“一揽子”这句俗话，可以帮助你体会“览”字的分量。
观又如何？史公那对联用“纵观”，固然是因为此处必须平声（而上举诸字皆仄声也）；但他于史书才用纵用观，也并非无所表意，试想一部二十一史而从头到尾通看它一番，这种目光识力便非同一个“观”字不行了。观，不同于琐琐细细，只在苦干末节上着眼，这个意味也就透出来了。
诵，念，都是中国学童口耳并用的民族传统。但也要懂得：诵有恭敬的语味，比如你写信给你尊重的人，方说“大札诵悉”，而你对你的学生晚辈切不可这么讲话。“念书”本指出声诵书，但实际上我们说的“念几年级了？”“念初中了”，“只念过三年私塾”等等，并非真指“高声朗诵”，不过是说“上”了几年“学”。然而，“念”年却一直沿用，何也？
这其中有一番大道理，却被“白话”的主张者们完全忽视了。中华典籍，汉字为主，汉字最大特点是极重声调韵律，句法的构成，文字的选择，美学上的优劣，无不以音调为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所以琅琅上口，不诵不念具体会不出那语言之大美的。而且，这念诵也是学子熟记不忘的大好方法。古时读书人没有不能背诵如流的——而现在呢？
都说过了几句之后，这才落到“读”。
读，又与上列那些字有何异同？”读书”已经成了最普通的话了，但怎么才算是真正的“读”？未必人人答得出。
还是不查词典，只请古代大诗人来帮忙。老杜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请看看那个“破”字，方觉“读”是怎样的一番功夫！还可以举孔圣人读《易》，是“韦编三绝”——把贯缀竹简的皮革绳条读断了三次！这可真是那“破”字的最好注脚。
可知，随便拿起一本书，翻翻看看，便管这叫做什么“读书”，那做一个“读书人”也太容易了。
“读书人”，我们中华传统最珍重的一个名目和资格。这不是指凡“拿着书在阅览”的便都是能够个读书人，这名称的内涵是非常丰富深厚的——它和今日说的“知识分子”并不全然一样。
怎么才算“读”？我想应当是反复地细“念”才是真够上“读”的本义。比如有句话：“再三则读。”渎有重复义在内；读字也如此，但原从“言”字偏旁，所以这个字是“反复地（再三地）出声念书”。这也正是古人读书是“破”是“绝”的道理了。
书是要“读”，这没错儿，但别忘了咱们是中国人，读中国书有自己的“读统”（读书传统方法），别一切都照西方的办法。
小说可以只是“看”，用不着观、览、诵、念，也用不着“读”，但是书不都是那些小说，好书、重要的典籍，千载流传脍炙人口的诗赋骈散名篇杰作，则非“读”不可，这是咱们中国人的一个祖传的基本方
法和对待书的态度
不离本行
我能为《书香集》写篇小文，实在打心里高兴——说真的，甚至有点儿荣幸之感。所因何故？就是我还能与书沾点边儿，这确是一桩大事，不过您也不必误会；倘若将来有《铜臭集》问世，那时未必就一准没有我的大作收进去，因为人会走运，说不定我也发了洋财，成为“十万元户”，一脱寒酸之气——谁知道呢！
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不暇去讲什么人品道德这类虚无缥缈的名词，专讲香臭得兼。先弄点儿书，必要时他偷都“可以”——然后凭那资本去骗钱，也能，不，才更能“饮誉”海内外。在他看来，书名取作铜香书臭，是同样十分美好惬意的。
但是咱们的洋财还没发成，所以仍旧守这一点儿本份一先为《书香集》点染篇幅。
我不喜欢写“就事论事派”的文章，因为那其中什么联系都不在考虑之下，孤立地“论”起来，以致那“事”就成了游魂幻影。比如拿书来说，你不讲论它产生的时地、背景、思潮、风气、人事关系、特殊条件……等等一切，就来说书，那是书铺记流水账，很难成为“读物”。
咱们《书香集》不宜开账篇，莫效“著录家”，恐怕是主编先生的一项基本要求。如所料不致太差，那么拙文的书香气味不管多么浓郁，也得容许夹杂着一些（适量）看上去是题外之言才行。
当然，书香也似梅馨，“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方是真梅之境，你若弄上巴黎的什么牌号的“系列”香精超级化妆品，梅就成了时装模特儿了。所以，书之为香，不自外来涂抹，而是本体内生。
准乎此，书也有臭书，无待“考证”而可知。就是香精洒多了，也会物极必反杂以狐臭，那可真是世上最难闻的气味——这么一来，为《书香集》写文可不是容易事。
古时的秀才，写卖驴券，三纸犹不见“驴”字。咱们不能三纸不见“书”字，但也很难走向另一极端：句句都见“书”名。天下书多，汗牛充栋，我想了半天，结论还是谈谈《红楼梦》，别的书，让它先靠后一会儿。
现在有的人发《红》财，吃《红》饭（社会舆论如是云），曹雪芹贫困一世，作品却也可以转化为铜臭，思之未免堪悲。但是《红楼梦》并非靠“系列化妆品”而生香，这一点是无须乎再调查研究的，因此谈谈它，满有理由。
《红楼梦》这部书，香在哪里？馥在何处？有人以为，它专写女子裙钗，所以香生于脂粉。你看，这和“系列化妆品”虽有古今之别，实无本质之差。世界上，写女人的书可多哩，未见得一概都香。雪芹之书，满纸生香，却不是只因他专写“闺友闺情”，其故安在？他安排好让书中人读《会真记》，他特意点出，读完了，不但手不忍释而且“余香满口”。于是，我就要问一句：这香，究竟是什么？既谈书香，必须回答这个问句。有人又即答云：这是指词句华美，情事的香艳，有何难解之可言？看来，谈咱们中华文化，就是中国人自己，也是颇为复杂麻烦的事情。对于雪芹所下的这个字眼，理解认识起来，就“士各有志”、“人异其趋”了。
上面我出了个难题，如何解决？定然也得像大观园中姊妹们向史湘云说：“请君入瓮。”由出题的人自己做出这份考卷。幸而我早有准备，遂尔答曰：雪芹所说的读了某部好书，竟会“余香满口”，那香不是别的，就是中华文化的最独特最美好的一个特点特色：诗，诗的境界。
《红楼梦》不是小说吗？是小说，又不是小说。小说是形式，本质如果也只是小说，那它如何会与别的一万部小说都如此地不相类似。
你想没想过这其间的道理？
拙见以为，雪芹之书，貌似小说，实为诗作。他的小说，本质是一篇很长的诗——中华民族式的抒情诗。
这不指书里起诗社、联句、分题等等，那也正是一种形式，我指的是诗的观察，诗的体会，诗的感受，诗的表达，诗的境界、气质、韵味。
没有这个，《红楼梦》将是一个空躯壳，不会具有那般奇特的魅力。
所以我说，我们读《红》，也像林黛玉读《西厢》，只觉余香满口。
这香，不是乾隆时候的香饼子、香串子，也不是“引进”的“系列”品。
这香，说是书香，却是诗香。
曹雪芹为何以小说的形式来写诗？或者说他为何以诗的质素来写小说？这问题也要解答。我在另处曾说过一段话：“……第二，他[按指雪芹]以诗人之眼阅世，以诗人之心察物，以诗人之情待人，以诗人之笔摛藻，——这才产生出一部与在先的小说大大不同的《石头记》来。这部小说的许多特色之中最大的一个，就是那种浓郁强烈的诗的气息与境界。……
“在这个新的角度上，我们似乎可以说，大诗人曹雪芹，在传统的诗的篇幅容量中，已然难以找到足以驰骋他的才思的原野（他
在前八十回书中最长的韵语不过是两篇五言排律[联句]与一篇四六
兼楚辞体的诗文，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因而他要转向一个新的疆域去寻求适宜他的才情思致的广阔幅员，于是他决定了用稗官野史的体形来驻藏他的诗的自传的灵魂。其结果，竟是出现了如此惊动万众，具有异样魅力的《红楼梦》。”（见《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第93页）
如果我的这种看法有其“合理成分”，那么在《书香集》中不谈谈这种“诗小说”，岂非莫大的憾事？
我小时候，家里无书。我的家世，是祖父一辈有“养海船”的，靠这个发家的人家，无书原不奇怪。我家是天津卫的“海河沟里”的乡镇之户，这地方人自古以养木船为业，但海船是大船，航行于渤海，跑“关东山”，运粮木为生，要担很大的风险，所以我们这种地方都信奉娘娘——天后，即台湾称为妈祖的海上女神。我家族大人多，听老人说原也从我父亲这一辈“读书”了，故并非一部书没有，可是这批书在大族的“西院里”，大堂兄是个才华盖世的人，这种人不为大堂嫂所喜，连带也很厌恶，有一次惹她生了气，一把火将书全烧得净光。这一家庭秦火，使得我这个人自幼不谙书香之味。可是说也奇怪，家里却有一部《红楼梦》。
提起这部书，要说几句纪念母亲李氏的前尘旧梦。她是旧海河岸北洋码头人——这个地名，疑心与古来海运有关联，这种海运（漕运）从宋元之际就开始了。母亲是旧式妇女，不读书识字，但她“自修”得文化程度颇好，看一般小说唱本俗文学并无困难。她自幼慕学，十分歆羡族中堂兄弟在塾中读书的幸运，异常喜爱他们放开“歌喉”吟诵唐诗的声韵，我小时候她就常学给我听，北方的学童唱诗（后曰“美读”者是）
与南音不同，很是雄强豪迈，磊落英多，其顿挫抑扬，使我这小孩子为之神往。我这一生对文学的因缘，应是老母最早给了我这种熏陶——也可以说是家教。
母亲也无书，却有那部“例外”的《红楼梦》！早年我问过她老人家，这部书是怎么有的，她告诉我说：“我是光绪二十三年嫁入周门，那时年方二十。到二十六年，你大舅李荫青（母亲的堂兄）来看我，带了这部书送给我作礼物的。”
这部书，并非什么善珍版，是当时的普通坊间本，但时至今日，叙上一叙，也是“版本史”上的掌故了：书是精装上下册，洋纸，绿布皮，题名为“绣像增评石头记”。扉页背面，两行字是“光绪廿有六年庚子石印”。版权页则是：“明治三十八年一月十三日印刷，明治三十八年一月十七日发行”。又印明：编辑兼发行者是日本东京市京桥区银座三丁目二十番地的下河边半五郎，印刷者是同市区小田原町二丁目九番地的中野锳太郎，印刷所是同市区的“帝国印刷株式会社”。
我因此想：乾降辛亥“程甲本”刚印出，两年后就从浙江出口传到了日本的长崎。看来日本人如今还出红学家，这事不为稀奇了。——这应该叫做日本版吗？上面又一个日本字无有。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光绪本翻版，即坊间的护花主人、大某山民、蛟川居士等人的“合评”（汇在一起的）之本。
这绝不能算是“珍本”“秘籍”，但它对我来说具有特别的深厚感情，我题记过，手装过，几历沧桑之变，现时还存有上册半部书，已是缺帙残编，弥觉有青毡敝帚之感。
“日本版石头记”，在红楼版本史上是晚近之品，然而屈指算来，也是将及九十年的古物了，令人憬然慨然。以后我上初中时（上的是天津河北中山公园内的觉民中学），上海忽然兴起了一阵出版奇风：用报纸“平民化”的规格印制了一大批通俗文学、笔记、野史、诗词古文等传统流行读物，标价很贵，可实售打“一折八扣”，便宜得出奇，印及数量又大，不但穷学生可有买书之乐，我记得教国文的先生，是位老叟，他第一次就拉了整整一洋车（人力车）“一折八扣”书回去。可见嗜书者的得其所哉的情况。这种书，让藏书家们听见，可以笑掉大牙，但是我总觉得，尽管印制粗滥，校对不严，“书品”不高，为大雅所嗤所斥，可也别只看事之一面，这种书也起了相当巨大的作用，比目前“黄”毒不知胜强几百倍。——那么，我和家兄祜昌，有一回在“大胡同”（天津著名地点，有好书店）选购《红楼梦》“善本”，就取了一部“大达”版的（当时这种书有新文化、启智、大达……等书局版），四册，牛皮纸封面，携之而归，以为至乐。——这也可以证明：我们的寒碜的“治红”历史，实堪齿冷。
寒碜，是人家齿冷的原由之一，之二呢，还由于和胡适打了交道。
和胡先生打交道，倒一点儿也不是因我异想天开，妄欲攀附令名盛誉。那是因为我在祜昌的提示下，发现了《懋斋诗钞》，他主动与我打交道。我那时是一纯书呆（如现在的还是这样子），丝毫不懂得这是一种荣耀。记得有一位臭架十足、从不俯垂贵目、未交一语之人，忽然向我打招呼赐以谬奖，我还胡里胡涂，很觉纳闷。
正因我的这书呆气甚为严重，我才真的“异想天开”起来，我竟然提出向他借用世上唯一的无价之宝《甲戌本》。其实，彼时我也意识不到那书的真价值应该是多少大洋，直到1980 年在北美国际红会上，潘重规先生在台湾费了大力气才借到它，携至大会展出，使诸位与会之学者专家，大享眼福，才知道此书飘洋过海，游历美洲，该会是给予了数万美元的保险费方才议妥交付借用一时的——这时我才明白此书若“出让”，一定可以换成一笔很可观的美金。
这样一部书，我这个素昧平生的穷学生一张口，胡先生就让小说专家孙楷第先生给我送到燕京大学来了。而且，此后他一语未再修问过，表现了非同寻常的慷慨的度量与对人的信任。
伴随《甲戌本》同至的，还有一部大字《戚本》，上有胡氏题记，盖有“胡适的书”四字的“白话印”。——不提这书还则罢了，一提起，事情可就大了。
伴随《甲戌本》录副的原委，我在《石头记鉴真》跋尾中有过描述，此书送还后，大字《戚本》还在我手未及璧返。承陶心如先生惠借我《庚辰本》的照相本（当时原本未出），我便用了八十个夜晚工夫，将它的一切异文与批语，详细校录在《戚本》上，连一点一划之别也不放过，粲若列眉。这工夫是在燕大图书馆研究生专用桌位上进行的，用一方祖砚研朱墨。那时梅兰芳先生之令郎绍武君，和他的女友（德国籍）来坐于旁，目击此一情景，绍武便给这位洋妞儿介绍《红楼梦》是为何物，还拿着一部英译本“辅导”。
闲言少叙，却说那部宝贵《戚本》的事由。
这部奇特的本子，宣统、民国交替之时石（影）印的，是红学史上第一部公开的古抄本，与程高伪本大不相同，但当时（直到后来多少年）
也无人认识。《庚辰本》则是我请张伯驹先生访求原书，因那时索价讲黄金多少条，张先生财力不及，因而介绍给燕大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由他们收藏了。而此本与《戚本》的影印，都是由《红楼梦新证》在1953年出版之后才引起的“红潮”，由此可想，那部胡藏周校的《戚本》，非同一般书物。
但这部堪称珍本的《石头记》远在“破四旧”之前，就遭到了厄运。
因为我与家兄祜昌决意披集古抄，汇校写定一部真的雪芹的（而不是程高篡改的）《红楼梦》，此珍本与一些别的版本，都由家兄带往天津南郊的老家去，他孜孜不倦进行浩瀚无比、不为人知的苦工力作。这么一来，有人就大起疑心，并实行“告密”——因为那时已经传闻：我们这两书呆与胡适有“来往”。一个大年三十夜，“告密”生效，以致祜昌家查抄数次，直到片纸不存。那部《戚本》，正好是“与胡适串通”的铁证，因此成了一桩“政治大案”。
话休絮烦。如今只说，浩劫过后，政策逐步落实；我大约不止十次八次地想尽方法反映这一情况，希望将那些珍本《石头记》、《红楼梦》以及祜昌苦作的成果，查明下落，让它们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是至今那部《戚本》无有任何部门注意查明下落。我只想说一句：那查抄书是开列清单、有正式手续的，不同于一般“四旧”有散失之可能，一点儿也没有的。不知被哪位“扣”在他柜子里。此本我们不必据为“私有”，愿捐公家，充作陈列品，供海峡两岸学术文化界人士参观研究，岂不是一件别开生面、饶有意味的“特级文物”？
50、60 年代，巡游旧书肆是一大乐事。单是东安市场一处，那真称得上是一座宝山，你绝不会“宝山空入”，旧书古碑之富，标价定值之低，如今想来真比梦境还“玄”，难以置信。最奇的是一种书同时可以有二三部，我就在这“当口儿”上“取巧”：比如一部敝旧得很，价则偏高；一看，又寻着一部，不但十分整洁，而且价目低得很多，于是大喜，买回来，灯下题记，心中大是得意！——一次，忽见小字本《戚本》，完好如新，不是“旧书”，是老货底未售者，价才三元挂零。我亟收一部，反又再收一部送与家兄，记得商人坐故宫茶座上，还为此本题了绝句。以志其事。
再一次，是在国子监书店的“内库”，见有大字《戚本》二部，知其难遇，不避“重复”，也收了一部。谁知这一部也成了“历史文物”。
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影印此书，却无处寻求原物，到我处觅借；我将后收的大字本借与他们，拆散成零页，好去影印。印成后，好毛编纸，蓝布函，字迹清楚，质量很高。我的书被拆散了，所得报酬是一部新印的两函，视之，一函“牙签”折断，函不能固封——大约出版社因这样难卖，就拿来酬谢我了。
《己卯本》也影印了，但因有人妄加“处理”，弄得面目全非，令人不验原件，简直不敢凭信和运用。
60 年代初发现的《蒙古王府本》前年也影印了，它的价值，拙撰序文中曾略及一二。它与《戚本》是姊妹本，有了《蒙府本》，被冷落了数十年的《戚本》的来龙去脉，这才开始得到认识。1984 年12 月，雪夜登上飞机前往苏联考察列宁格勒藏本，冰天雪地，得《红》便暖意有余。
我是奉国家委派而往的，我是作为专家去的，不是“官”。“官”的事，不是无的可记，但不必入《书香》之集。单说这个本子，价值极高，中苏联合影印，今亦行世。这真是令人不胜欣幸之事！这个本子的价值，官是低估，反而说我是“高估”。这笔账，其实并不难算清，我与祜昌的大汇校《石头记会真》中，显示得斑斑俱在，有目者自能共睹，所以不必认为这又是什么“仁智之见”，“口舌之争”。
四十三年过去了，回想最初，世人连一部真《红楼》也休想看见。
当时我就向胡适提出，这是大问题、大事业，一定要全力经营一部真的《红楼梦》才对得起雪芹，对得起中华文化，对得起子孙后代。如今回顾一下，这些珍本已然在陆续影印，真是不禁欣慨交加。种桃自有摘桃人，如是如是。
《书香》有集，《红》结千端，草草而陈，已成冗赘。有不获已者在，读者或不讶欤？
黄裳·我·红楼梦·水西庄
刚才接到黄裳兄寄来的一本新著，不免又想起我们两个的“关系”，似乎不妨一叙。我比他大一点儿，通信时是称他为“裳弟”的，但到“文章”里却不宜，那是我们的私交（也是深交）的称呼法，一撰文，就得“权变”了，乃以兄称之——多年来“体例”如此。
我们是名实相副的真同窗，因为是南开高中时期的同班兼同屋，真是日夕盘桓不离形影。我们两个的体质、性格等等，都很不一样，可是“共同语言”却很多，爱书，爱文学，爱京戏……他个性很强，在一般的同学眼中他是并非“交游”甚广的，谈得来的也是有限数的。他脾气执拗，好说真理，爱“抬杠”——因而绰号“小牛儿”。那时同“斋（宿舍）住的，有黄宗江，他因演话剧男扮女装，得绰号曰“小妹”。一位观众席上的家长老太太爱上了“她”，说这闺女真“俊”，意思想讨了做儿媳妇。我与宗江还又有燕京大学校友之谊，又同在京城文艺界，但难得晤会，而黄裳兄远在沪上，却与他交往甚深。宗江在抗战时的著作《卖艺人家》，还是黄裳题的封面——毛笔字也自有风格。宗江当了演员，黄裳做了“报人”。如今他们都成名了，宗江不必再“介绍”，黄裳则是一流散文家、剧评家，全国作协理事，还是高级的藏书家。
我们是被“九·一八”的炮火冲散的，他们到了“大后方”，我却在家乡受沦陷之苦。那时候，望祖国如在天上，如在梦间。渴盼一丝消息也无计可得。我父亲望之尤切，让我订了一份《华北明星》报（天津英文版），是想从“外国人”那里获得一点儿真实信息。谁知那报早被侵略者“劫收”了，登的都是“倒霉社”（“读买”Domei）的报道。父亲埋怨我：“看了报，一句也不给人讲讲听听！”我甘受责怪，不忍说破——怕使他老人家更感伤心难过。后来烦人偷偷安装了一副能收内地广播的“耳机子无线电”，冒着很大危险，每等到夜深了，秘密收听。
当我第一次听到那万里之遥的微弱但又清楚的声音——广播开始是岳飞
的《满江红》，我哭了。那低沉、严肃、悲痛而又雄壮的乐声与唱声，我至今如在耳边！——必须叙明这一层，读者方能理会：当我在旧书摊上偶然买到了一本宗江作、黄裳题的《卖艺人家》，见那故人的手迹，见那国难期中四川上纸印制的书册时，我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激动？
感慨？向往？羡慕？怅惘？……真是无以名之，万言难表。
就这样，我们彼此失散不相闻问，也不知过了多少年。1950 年，我的红学论文在《燕京学报》第十期上发表了（发学生的文章，是大学学报的创例），不知黄裳兄由何而读到了，于是忽然来了信，并在《文汇报》摘载了论文的一部分。我们这才又有了联系。
我们失散以前，每日晚饭后，二人必定散步到墙子河，一路上尽是谈论《红楼》的事，有时还带着“论争”，热烈无比！后来他为拙著《献芹集》作序，就回忆了这种情景。多年来，他在资料和精神上给我以支持和关切，非专文是叙不尽的。60 年代我考证大观园遗址，文章是经他手编发的头版头条。因此，惹怒了四凶之一的姚老爷。运动一兴起，黄裳兄和其他同仁吃了大苦头，甚至出了一条人命悲剧。四凶灭后，他写了一篇《夜访大观园》，非常精彩，也是红学历史文献。那是他来京时与宗江聚会，宗江住处离恭王府很近，便建议裳兄入府一游。那文章实在好，我已收在拙著《恭王府与红楼梦》里。
今年，他又为《石头记会真》作了序，发表在《新民晚报》上。
裳兄作为大藏书家的事情，就更难叙写了，因为题目太大，性质很专，非本文所能容纳，只好留待日后另篇再叙。如今只说一点。开头我说的接到他的新著，就是他藏书的精品之一瞥、一脔、一斑——已令人惊叹不止了。此书题名《清代版刻一隅》，专讲清朝木雕书板的工艺之美。他自己序跋，作于1984 年。如今摘引跋中的一段，以飨津门读者——
宛平查为仁的《蔗塘未定稿》的开花纸印本，也是可以作为乾隆中精写刻本的代表的。真是纸洁如玉，墨凝如漆，笔法刀工，风神绝世。过去不知是出于何人之手。后来又见汪沆的《津门杂事诗》，风貌全同，知同出一人手写。最后得到陈皋（对鸥）的手稿《沽上醉里谣》，才知道几部书都是他手书上板的。这稿本前半部简直就是上板前的底本，后半才有随时录入的手稿，还有许多改定，变成了行草。陈皋与厉鹗、万光泰、汪沆、符曾、吴陈琰等都是水西庄中的上客，是查为仁殷勤招接的好朋友。查氏的园亭一时聚集了众多的杭州名士，成为文艺沙龙那样的地方，这是研究天津文化历史不能遗忘的。水西庄早已湮灭了，只剩下几部精刻书还是当时活动的见证。
他那时说的这一切，真是先获我心目光如炬。如今水西庄学会成立了，我忙碌得还没写信告诉他。他如得知此讯，一定也很高兴，也会支持。
黄裳兄原是八旗家世，祖上隶厢蓝旗，可能是“驻防旗”而落户于京畿的。他本姓容，黄裳只是后来一个笔名，但如今知其真姓名的不多了。他在少年时就个头儿不高，体质壮实，方面，大眼，长睫，闪闪有神，又有慧秀之气。自少时爱书如性命，同屋时他就买《四印斋所刻词》那种精美无匹的刊本。但彼时没想到他竟会成为国内大藏书家，其入藏者皆系罕见难逢的孤本、稿本、精本。“文革”中“抄”走了几大汽车书有人垂涎。后来听说发还了，不知是否完璧归赵，抑或也有失落？他于每部书必有小题记，笔致风雅。少年时健谈、风趣，年老了再见面，变得不那么豪迈而显得深沉稳重了。当今高士也。
●作文的四大要素：一、真实；二、重要；三、合乎道德；四、紧凑。
思果
（1918～）
散文家。原名蔡濯堂，笔名拙堂。江苏镇江人。初一年即辍学，自学成材。历任银行职员、出版社会计、翻译、杂志编辑和大学教授等职务。先后任两家公司的会计和经理，现已退休。著有散文集《私念》、《沉思录》、《艺术家肖像》、《问汉集》、《思果散文选》、《看花集》、《林居笔记》、《香港之私》、《霜叶乍红时》等。
读书乐
读书最快乐，尤其是现代。
我有时候想休息一下，打开电视机，十台之中有一半在演广告，看得我心烦。很多节目我讨厌，如教人运动——我自己有运动，不花分文而极有效——烧菜、缝纫，等等。我喜欢的戏也不太多，而且夹了很多广告。电视台做广告很聪明，到了每出戏的末了，最紧张的时刻，戏只演一点点，立刻接很长久的广告。你要知道结果，他偏给你拖延，把你吊住。看不了片刻，我就把电视关掉。
可是你看一本书，书是你挑选的，不会是无聊的著述。书里没有广告——没有那些可恶的，叫你买他东西，吵杂的声音搅你，你安心地听作者对你讲他的感想，他经历的不平凡或平凡而有情意的事情，有时诗人会对你歌咏他的诗。有时候，作者把知识传授给你，让你得益。甚至带你到海外、异域，经历神奇的境界，其实你还坐在扶手椅子上。这时候你的享受是纯粹的，百分之一百，不打折扣，没有人来打搅你。至于你选错了书，那只能怪你自己。我知道有很多书不值得一读，我从来不翻。电视上有一种谈话的节目，现在的人喜欢音译成“脱口秀”
（talkshow），也不坏，我喜欢译成“谈艺”。这种节目主持人一张嘴说油了，真有本领。他们照例上场先说一顿笑话，大多数有人替他们想出来，写出来，再经过编辑、修改，当然不会太差。不过这种话不能深刻，深刻了大家不懂。没有连贯，你听多了得不到益处。这种话当时听了，一笑而已。可是你读好书，书里全是精金美玉，百读不厌。读了放下，余味无穷。日后重读，味道更妙。你受这种薰陶，人变得更高尚、更风雅、更慈善，也更有知识，眼光更高明。电视的享受里面搀了污水，我指广告；读书的享受像喝上等的茶酒，滋味纯正，喝了以后，还有余香。
我不打牌，可是不喜欢这个玩意。你努力做得它和，偏偏被别人和了。你要的张子不来，要吃的吃不到，十次有七八次受挫。这是训练你逆来顺受的游戏。我看书用不着受考验；要看什么就看什么，不须忍耐。
我得提一提读书的苦处。我看不得历史，尤其是《明史》。明末几个坏皇帝，任用宦官，把忠良杀尽，尤其是廷杖，一天可以打上百大臣，死的有好多个，终于亡了国。我看了咬牙切齿，拍案大骂。这个罪够受的（当然电视上也会看到歹徒伤害善良，叫人痛惜愤恨）。不过我们并不是非看历史不可。一本诗词的集子就等于一瓶远陈白兰地、威士忌、茅台、花雕，够我们慢慢喝个大半天。一本名家的散文就是一盏极品乌龙、龙井、祁门红茶，喝了一杯又一杯。一本小说像一台戏，你看名角登场，演出人生的悲欢离合，里面有你自己。历史也并不完全不能看。
你看到唐朝开国的盛况，皇帝太宗英明，文武全才，任用忠良，人民安乐，国势兴隆，以身为中国人为乐，觉得中华是文明大邦，来日希望无穷。你读到名臣、名将的传记，觉得中国有人。那些人的勋业彪炳千古，受举世的推崇，不也叫人兴奋起舞吗？
从前的人读书，功利心重，说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王”，不要理它。理它会失望，而且会丧失读书的乐趣。现在没有科学，大家讲利，书里没有利。美人和大厦要有钱才能争取到手，爱书的人不一定有钱。我们爱书，就只为了书可爱，不为别的。即令很穷，也还是要读书。宋朝的爱国大诗人陆游，是个真爱读书的人，晚年写诗说：“捉襟见时贫无故，耸膊成山瘦可知。”他的《贫甚戏作绝句》一共有八首，看了叫我心疼。不过他老年还写“归老宁无五亩园？读书本意在元元（人民）。灯前目力虽非昔，犹课蝇头二万言”（自注：“时方读小本《通鉴》”），可见他读书之勤，而且不是为了名利。
现在电视代替了一切，至少代替了书本、娱乐、教育。有了电视，再没有人看小说了，戏院也少了顾客。从前很多人的文字过得去，全靠读小说，消遣也靠读小说，现在看的人少了。撇开文字不谈，论娱乐，读书仍旧比看电视好。如果再得到别的好处，是附加的。
我以为家家该有个小小的图书馆，多备些好书。电视机最好别装，万一要装，也要精选节目，少看为妙，不能让电视“焚书坑儒”。
书孽
我生平不敢妄取，却有件事可憾。
大约三十年前，一位朋友，也是长辈，爱好西洋文学，差不多见到好书就买，他也有力量买。他的藏书算不得多，可是也有个相当完备的书楼。重要的如《剑桥英国文学史》那么大部的书他都有，别的更不用说了。他看过的书上难读的字都注了国际音符，艰深的字他都查了字典注出意义。他在八十岁上下去世了。
我本来想把他的藏书要过来，因为他的后人虽然都精通英文，却不是专门研究英国文学的，可是我不好意思启齿。“就是你能用这些书，难道我们都不会读吗？”我想如果我提出请求，他们心里立刻会这样想。
过了好多年，一天我问起这批藏书，他的一位后人说，书放在货仓里，全部生蛀，都毁了。我当时懊悔万分。早知如此，我该要了来珍藏，那些书我本本有用。至少也该借些来，借而不还，反能保存。一点自重心不许我启齿，眼看宝物成了劫灰！
我知道有位学者，取了别人的书，从不归还，有时他根本是偷。说他无行，他还会振振有词；照我推测，他会说：“有些书放在别人手上等于废纸，作兴毁掉！到了我手上才大有用处。”这样一说，他的理由就充分了。我料想，这种文贼，不止一人。不过我虽然坐失书库，并不后悔。贼总是贼，别人的东西可以任它毁灭，不能妄取。
多年前，我在天主教《公教报》做翻译，那里有个图书馆，藏书不少，我可以随便拿出来看。记得有一本英国诗人白伦敦君写的19 世纪英国散文大家蓝姆的传。诗人是文家史家，研究蓝姆的权威。这本书写法特别，不是由他来写，而是把所有论蓝姆、谈到蓝姆的话，集在一起，略加评述，真可以说洋洋大观。做这件事不容易，也亏他搜集的。蓝姆本来有卢克斯（E.V.Lucas）写过详传，成为不朽名著，别人再也没有可写的了，而白伦敦君竟然别出心裁，编写了这样一本出色的书。不才不学，喜欢蓝姆有半个多世纪，这样一本传记是再有用也没有的了。我大胆设想，很少会有人到《公教报》图书馆（严格说，这个图书馆是天主教中心的，报纸也属于中心）来看这本冷门书，我有歪理把它取来“利用”。我有时也悔憾。不过我怎么敢说没有另一个人会看它？我取就是偷，不谈宗教罪，也犯民法。
说到我以为我有用处，别人未必会要的东西就多了。不错，宝剑赠与英雄，红粉赠与佳人，书该赠与读者。不过赠送和偷盗而加以扣留不同，也不能说丑女就不能擦粉。我那位长辈的儿女英文都比我好，我怎么能自以为比他们能用他们父亲的书？他们还有子女呢，说不定有人会成为英文文学教授或作家。有一天他们会说，“爷爷有批英文文学书，给姓蔡的那个家伙弄去了——亏他好意思呢！”他们如果能找到我的下落——这些年来大家分散了，天各一方——说不定会来信要还这些书。
这本来是他们的祖产。也许不来追讨，心里永远记得有人占了他们的便宜。
我的书多数是旧书摊上买来的，有时一部会缺一半或一两本，也就算了。在书店买的，除了参考书，大多是便宜版本，如英国的《大众丛书》（Everymans Library）或牛津大学出版所的《世界名著》（World’s Classics），或美国的《现代丛书（Modern Library）。我那位长辈的书全是新买的精装本。据白伦敦君告诉我，英国旧书店有很多便宜的好书，可是前两年我去伦敦，逛了整条旧书店街，不见有好书，时代变了。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失望。我本来想补充一点，结果几乎一本也没有买到。我房里唯一的贵书是在香港向书店的毕额本（Max Beerbohom）的各本文集。我是毕迷。
值得安慰的是——人碰到懊恼的时候就想法排遣——我没有取到亡
友的书，也可以说是万幸。因为我由香港移居美国，自己的书都丢了几百本，最可惜的是一部《大众百科全书》和几部大字典——其中一部是Funk and Wagnalls New Standar Dictionary，一部是韦氏大辞典，两部版本较老，其实都各有用处。那些书当时以为大约不会用到，后来缺少，竟遍求不着，出重金也没有。如果加上亡友那批又重、又占地方的好书，累都要累死，也没有财力运输，租地方堆放。不是寄存，也是抛弃，这些宝贝真是于我如浮云。我的一点点书已经要了我的命，没有好好读，时时自责，好像犯了不可告人的不作为罪（Sin of omission）给家里人埋怨（也不怪他们）。虽然我会自辩，没有书我哪里还能养家？
他们早觉得别家没有书，过的日子不是挺舒服？我家还能再加上千本西书吗？
博学如大儒顾炎武，他旅行用两匹骡驮着书跟在后面。能驮多少书呢？我现在的书已经要用一辆货车载运了。每次搬迁，痛苦不堪，一定有多天书不在手头，甚至装箱未拆。现在我的若干字典、百科全书等参考书已经有了新版，我哪里能全补充？很多本旧书时刻要用强力胶糊好。家里幸亏有样本的鹿皮，可用来包书。不过费去的时间就太多了。
有些书纸张已经旧了，看起来纸屑直撒，好在我是年逾古稀的人，总是我先“撒”完。在香港发现我的西书已经生蛀，硬面要毁掉，后来问了图书馆员，才知道可以用一种掺了药的假漆涂一涂封面。因为移居，所以花了多天，把书封面封底全部涂过，一面涂一面大叹自己前世作了孽。
谁知道此后又买了无数的书，如同雪球，越滚越大。此刻说起没有取到别人的书，又想起了旧事。所以我一开始说可憾，其实是可喜。
我一向劝人读书，也主张人家要藏书。读书的好处说的人已经很多，藏书可以给儿女读似乎提的人很少。不过书也累人，我又想劝人不可多买。我的这项矛盾，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乃冒充和尚僭说偈曰：
不可无书无书瞽如
不可广集书多为奴
一史数书
古今中外的事多有类似的，大凡读书的人都能发现，我也提得多了。
今天忽然想起，《二十四史》里竟然有许多重复的记载，如《史记》里有的一部分，《汉书》里也有；《唐书》有新旧，《五代史》也有新旧，宋、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包括西魏）已经有了专史，另外又有《南史》、《北史》，这两部包括这八个政权的总史。当然各本的内容不完全相同，有详有简，记载的方式和态度也有出入，可以参看。
而天主教的《圣经·新约》里的《福音》就有四部，和上面说的史书一样，内容不完全相同。经学家称为“对观福音问题”（Quaestio Synoptica），指的是前三部，就是《玛窦》（或译“马太”）、《玛尔谷》（或译“马可”）、《路加》这三部福音，值得注意的事是《若望（或译“约翰”）福音》比较有特色，与其他三书不同，事涉神学，这里不能多谈，我要谈的是同是一史，却有不同的著述。
为什么不考订有出入的，把各本的内容删去重复的，汇合相同的，重写一本，既省阅读的时间，也免得读者疑惑？原来这件事不像我们想象的简单。拿《福音》来说，各书有各书的特征和价值，如果经人汇编，不免有先入之见，把轻重、次序破坏，失去原有的面目。所以教会虽然有不止一人做过这件工作，而且做得很成功，写了耶稣的传记，各部《福音》仍旧有人爱读，继续一译再译，普遍流行。教会虽然不禁止汇合本耶稣传发行，仍旧鼓励大家读各《福音》；只要看种种经本里采用的也只限各《福音》的文字，就可以知道。
《二十四史》谅必也一样。《史记》先出书，班固撰《汉书》；看起来《汉书》是《史记》的续作，其实里面的《高帝纪》、《惠帝纪》、《文帝纪》、《武帝纪》和别的许多人物，《史记》里已经有了。从前的人就做过比较工作，宋倪思就写过《班马异同》，参合这两部书，证其异同，找出史家举削的意思。他的方法是用《史记》原文，把《汉书》添进去的用小字写出来；《史记》有面《汉书》删的，就用墨笔在旁边画出。这不是另写一本历史，只是列出得失，叫人知道两本书的优劣。
不过这种书读了会嫌烦。不像Danial Rops 写的《耶稣和他的时代》（Jesus and His Time）是把各福音的资料汇拢来写的一本全书，一气读下去很痛快。
《二十四史》那么多本，几个人可以全读呢？其中又有那么多重复，只有史学家会细读，互相比较，找出作者的用意，再考证记载有没有错误。一般人大多只读三史，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再加《三国志》而已，已经不少了。又有几个人读三史呢？
中国的传记写得真差，《二十四史》虽然有重复的，其实还不够。
《旧唐书》、《新唐书》里的《唐太宗本纪》加起来也没有写出他的生平来。只要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里《唐纪》记的太宗的许多言行，意义重大，非常感人，两书里都没有提，就可以知道了。几时有人再写一部新书，补这些缺失呢？又如韦应物这种重要的文学家，新旧《唐书》都不给他列传，《新唐书》卷二百——《文艺上》里引言说：“若韦应物、沈亚之……等，其类尚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间，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而述之。”这是什么话？好些有传的，如袁朗、元万顷，一般人不一定读过他们的著作，这又是什么道理？
也许《二十四史》只应该有十七史，不过照现有的史书看来，也许三十四史也不嫌多。有一点值得注意，《三国志》实在不止一部，裴松之的注多过陈寿的书几倍。明朝以前的人像王通、刘知几都讥他太繁太芜杂。叶适甚至认为是陈寿不要的。不过我个人看得很满意。也许该注的他没有注，不该注的倒注了。不过他真添了很多有价值的史料进去。
他用魏、晋人的著作有两百多种，这些书不但我们不容易见到，连古人都不容易见到。就如《武帝纪》末了引的《魏书》的资料，就非常有一读的必要。我的文章里引过。这里说《二十四史》岂止二十四史？
古籍、真迹佚失知多少
读《书学简史》，里面提起各朝的名家除了少数是我熟悉的，好些人的名字我是第一次见到。我从小学写字，碑帖看过无数，六十年来一直留心书法，竟然有这种情形，既感慨，又惭愧。
我手上藏的碑帖很少，却有《淳化阁帖》和《三希堂法帖》等等，可是许多名家照这本简史说起来，在当时极其出色，一个字也没留下，可惜可惜。别人不去说，王羲之学过卫夫人的书法，这位夫人的字想必写得好极，可是上面提到的两部最完备的丛帖里，没有她的字。三国时候的诸葛亮是大家都熟悉的伟人，他的文章我们还读得到，原来他也会写字，是西蜀的名家，《书小史》上说他长于篆、隶、八分。《宣和书谱》上说：“（诸葛）亮善画，也喜作草书（下略）。”据说张飞也能写字。
我这样数下去，不知要提起多少人。总之，古人讲究写字，终身勤练，不知出了多少书法家。只有顶儿尖儿的几个名气大，收藏他们写的字的人多，尤其是有碑留传下来，或者皇帝收藏了他们的真迹，我们才知道，临过一点点，其余的就全湮没了。即使民国初年的了，如康有为、梁启超，字都写得极好，康的字尤其卓越，自以为前无古人，知道这一点的人也不太多，恐怕将来更没有人重视他了。
这本书里提的人已经不少，其实写得好的人还不知有多少，哪里提得完？我少年时候认识一位中医，他开药方的字完全像颜鲁公的《争座位帖》，他死了，再也不会有人提到他的字。
我看《全唐诗》、宋、元、明、清诗的各个选本，里面有些诗人的诗只选了一两首，都达相当标准，他们也不知道花了多少年用心写，才传下那一两首。唐朝读书人个个要会做诗，才能参加考试，无数的官员和考试不及格的士人都在诗上下过苦功。只有像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这些人出了大名，有许多诗流传下来，其余的人全没有这个福气。
《全唐诗》收了四万八千九百首诗，作者二千二百多人。诗比书法运气好多了，流传还算容易。什么地方传下一首，大家可以抄，印集子也容易。若是书法，从前没有影印，靠刻在石上，让人拓下。有几个人的字上石呢？真迹一失就失掉了。
我又看英国文学史，发现许多大作家，就如约翰·德来顿（Jobn Dryden，1631～1700）著作等身，一代诗文大家，小型百科全书里他的传记都是一大篇，今天读他作品的人恐怕不多。我每打开一本文学史就又感慨，又惭愧，世人再也不会好好欣赏各家的杰作了。
任何一本文学史里都会提起许多作者，许多著作。我们收藏既限于财力，不能多买，买了书回来，又常常不能好好安顿；限于时间精力，也不能安心细读。记性坏的，随读随忘，读了还要读。读一次已经不容易了，几时才读第二次啊？我自己总觉得书像江海，我绝不能把里面的水舀尽。而作家、书法家却像树上的花，开了一阵就谢了，很少能站住的。少数的真迹流传下来，哪怕是影印本吧，少数人的作品还有人读，都像掘出的宝石，没有在地下长埋。几个人有这种幸运呢？
我看《三国志》等史书，发现每个时代都有无数伟人，品行、学问、智慧、能力、功业等等方面，值得后世敬仰。除了少数人如诸葛亮、关羽、张飞，几位最出色的人物，别的人物大家知道的都不多，或者根本不知道。即使像曹操这样大家熟悉的人物，他的生平也有好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如他祭阵亡将士，觑欷流涕，手下的人都感动，一般人很少注意，《三国演义》上写他，还有些史实，京剧里演的，就只有奸恶了。
名垂后代，多不容易！名家书画、诗文著作，保存完好，又多么艰难！宋朝大书家苏轼学过五代杨凝式的字，杨这个人在唐末大为有名，可是留传下来的，据说只有《韭花帖》、《夏热帖》、《卢鸿草堂十志图题跋》。我都看到，《韭花帖》不错，《夏热帖》略为残缺，字也不见得好，元朝的鲜于枢还称赞它。《十志图题跋》甚好，惜乎不多。无论如何他可以说没有什么手迹留传下来。三国时的钟繇，书名和王羲之的相等，而真迹不传，有几个帖，如《宣示表》等都是后人临摹的。不大出名的人更不用说了。王羲之的真迹有几个著名的帖据说也是唐朝人的临本。幸亏怀仁和尚集他的字，刻石成《大唐三藏圣教序》，才算普遍流传下来。
王维的画有南宗画派之祖之称，我们没有一件他的真迹可以欣赏。
从古以来，也不知道有多少著作没有留传下来。单说近代的陈寅恪，旧诗写得好极，他逝世以前，他夫人唐晓莹曾手写诗集三册，都在1967年遗失，现在只有他学生蒋天枢保存了少许。我在《寒柳堂集》里读到，非常佩服欣赏。他这本书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照蒋天枢说，陈先生的诗是“因故”遗失。什么“故”呢？还不是红卫兵造反，拿去烧了。
中国人才高艺高，有深厚修养，可恨强盗太多，喜欢破坏，不知道爱惜国宝，不是抢劫，就是焚烧。烧、烧、烧，不烧光已经奇怪了。
说到这里，我就想起我读耶稣会陈纶绪神父的英文著作“The Glory and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明代兴亡史》），书里说他为了这本书，曾到过日本，在图书馆里看到中国没有的明版中文书，找到很多史料。我的感想是，这些书都是中国去的，中国已经烧光，日本倒保留了。我们喜欢说，中国是礼义之邦，有文化，中国人文明，这话不错。
不过中国人又多么野蛮啊！不管什么好东西都给不肖子孙破坏了。古代名书画家留存的真迹多么少！古人的著作多少都没有留传！这样说，有文化也没有遗产。反观英国人在世界各地搜购当地的古物，带回英国，他死了就全捐给国家。这才是文明，这才是礼义。我们真要想法管住自己不烧不毁才好。谁该负责，大家想想看。
旅行带什么书？
我每次出外旅行总带本书，预备在飞机上或火车、汽车上看。带什么书？
我试过几种，发现了几条原则。先讲反面，第一，不可带厚重的大书。不管多么好，放在手提箱里拎起来太重。第二，不可带小字书。因为车上总有些震动，看书本来已经伤眼，哪里还能再看小字。第三，不可带要查参考书的书。出门的人不能带字典或百科全书。第四，不可带珍本书，因为旅途中要防遗失。
最好是一本小说，诗文集也好。袖珍本而字不太小的最理想。中文这种本子不多。我奇怪，何以没有袖珍本的《红楼梦》，分印成两本或三本，硬面、精装？一本唐诗、宋词或元曲，打开来看几首，看一出，随时可以放下。这种袖珍本我没有见到，大约书店老板怕没有销路吧。
旅行途中，不能读《论语》、《孟子》等有分量的书，我也不想带《圣经》。从前世界书局出过一本苏渊雷编选的《小品妙选》，好极了，如果带了在路上读，再适宜也没有。苏君的序就写得极佳，而眼光甚高，选得精慎。共分清谈、妙悟、幽默、讽刺、感怀、抒情、记叙、写景八种，从古到今，佳作琳琅；虽然没有包罗万象，已经应有尽有。我的一本已经破损，纸张装订欠佳，所以不宜携带出外旅行，很可惜。苏君读书多而有眼光，所以选的范围广，从经书到近代翻译，他都收罗。又有慧眼，能选佳作，难得难得。末了附了作者传略，偶附评语，看得出他的见识。如批评朱自清“稍乏笔力”，俞平伯“不无曳姿求媚之态”，说林语堂提倡幽默“惟末流所至，转以笑骂为工，斯失幽默之趣耳”，不能说不对。
《世说新语》大可带在路上看。中文里这部书竟然列在子书里，我看倒像是野史。无论如何，这本书真隽，绝不肤浅。多少年来我都喜欢翻翻。我对子书缺少研究，独有两本读了多年，《世说》是其一，另一本是《颜氏家训》。这部家训也可以带上路去看，因为颜之推的文章和学问都不差。我说过笑话，我读的不是《庄子》、《老子》这些大“子”，不过论到欣赏，子书有什么大小呢？
某人的文章、诗集都可以带，不过也不是最理想的旅途读的书。因为作家不免有他特别喜欢写的题材和人物，而我们在旅途却喜欢看不同的作家写不同的题材，所以《小品妙选》这类书最中选。
飞机上多有报刊供应，不过报纸不可看，因为报上的油墨还没有全干，看了两手的指头都黑，要洗不太方便。杂志很好，就是你要靠近前面，才有挑选的机会。如果在后面，剩下的就不多了。各航空公司有自己出版的杂志，我以前提过，这种杂志广告太多，不可看。还有一点是，多是月刊，你一个月内如果乘坐第二次，就不必再看了。
中国线装书字大，又轻，带在手提包里再好也没有。就怕遗失，不宜携带。我看外国的旅客带的都是平装本小说。旅行如果有伴，那一位不看书，你却捧了书从头到尾不理他，似乎无礼。除非他睡觉了，这时你悄悄拿本书出来，就安心去读吧。我以往办公，途中总带本书，车船上可以看不少。如果碰到熟人，只有不打开。做人比读书要紧。
总之，旅行只能带轻松、轻便的书，不是做研究工作的时候。旅途劳顿沉闷，要舒散心胸，重大的事日后再说。如有良伴，谈谈心，当然也不用读书了。
写作生涯
只有傻蛋才不为钱而写作。
——[英]约翰生博士
英国19世纪初期大诗人华滋华斯（William Wordsworih）对诗人兼批评家麦修·阿恩尔德（Matthew Arnold 译为“安诺德”与原文音不合）说，不知道有多少年，他写诗所得，不够买鞋带。大家知道，华滋华斯是英国浪漫主义的先驱，后来做到桂冠诗人，想不到他稿费收入这样少。
波希米亚（也可以算是德国）小说家卡夫卡写的表现派小说影响近代小说家极大，俨然是一代宗师。他的著作全是身后发表，而且留下指示，要统统付之一炬。有的小说还没有完成。他为宗教的目的而写，并不是为文艺，当然不计较稿费，他有肺病，只活到四十一岁上下；难道不需要生活之资？
近代靠写作发财的，大有人在，多数是小说家、戏剧家。英国的萧伯纳赚得多，毛姆、葛雷恩·格林（Graham Greene）都算富有。美国一般作家生活清苦，除非有专栏写，各报同时刊出，可以小康。怪不得稍有文笔的人都替大报刊当编辑，玩票式写点文章。要不然到学校教书，有固定收入，有余暇写点诗文。写作虽然也可以当职业，这个职业多不稳定，多么寒伧！19 世纪英国的诗人兼小说家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
在1826 年因为财务纠纷，欠下了十三万英镑的债。为了还债，他不顾性命，赶紧写作，居然在绝命的时候偿清债务，算是赚了大钱，可是也促短了寿命。
华滋华斯的诗有绝佳的，也有坏的，1807 年以后，他似乎江郎才尽，虽然他还有四十多年好活。作家之中也有人到老年还有佳作，像哈代写了多年小说，到了六十多岁，忽然写诗剧《统治者》，震惊文坛。这种事不容易有，有的人写过杰作，再也不能超越自己，这是再自然也没有的事情。不朽的作品可遇而不可求，哪里能要有就有。电影的明星拍一出戏，受万众宠爱，能保证以后出出戏都绝妙吗？不一定能。所有创作都是这样，江郎才尽，本该如此。如果靠创作为生，风险太大。
作家成名有的很快，一本小说风行，他立刻变成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宠儿，版税源源而来。有的很慢——甚至太慢，要到死后才有人把他抬举出来。太迟了。有时候成名不久，名就湮没，再也没有人提他。许多诺贝尔奖金得主后来变成无名作家。
美国写作市场除了几家大报，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大杂志，如《纽约客》、《大西洋月刊》，其余报刊的稿酬都很菲薄，即使经常刊登某作家的稿，也不够维持他个人的生活。一般文艺、学术刊物，少的只付三分钱一个字。有生意可做的刊物稿费高些，如《健康》（Healih）这个刊物可以付二百到一千美元一篇文章。有的大报的论文每篇也只付几十美元。多年前《读者文摘》总社的作家已故美国著名学者麦克司·伊思曼（Max Fastman）就告诉我，作家无法生存。他研究过哲学，写诗也写散文，是海明威同时代人。早在五六十年前，中国北方大学选过他的诗和诗论。本来是共产党，后来反共。因为文章写得好，《读者文摘》请他去担任巡回编辑，就是有题目就请他写专题文章，这才有固定的薪水（并不太丰厚）。以他的文才，也需要另有职业，才可以维持生活。
自古以来，中外文人多有庇护或恩主。中国的是科名，有时是显宦请去做幕僚；西方是贵族支持，有时恩主为之代请政府的奖俸，衣食就有了着落，再写点诗文。至于像陶潜、陆游这种高士，写了好诗，自己欣赏欣赏算了，只有过贫穷日子。不知道多少人的著作没有印出来，因为古时候出书不但没有版税可以顶支，还要有钱刻版、买纸、印刷，不是容易的事。
现代有所谓版权。譬如我写一首诗，别人要拿去谱成曲给大家唱，他们就得付版税给我。唐朝的诗人诗给别人用了去唱，一文也拿不到。
有个大家都乐道的轶事，说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都是有名的诗人。一天，天寒微雪，三个人一同到酒楼喝酒。接着有十多个女戏子来了，奏乐唱歌。三位诗人私下约好，“我们都是出名的诗人，自己也定不出谁高谁下。今天可以看这些戏子唱我们的诗，谁的多就算最高。”一会儿一个戏子唱了“寒雨连江夜入吴……”，王昌龄伸手在墙上做记号说了“一首绝句”。接着另外一个唱了高适的一首，高适也做了记号。王之涣就说：“这些戏子都是不走红的乐官，唱的是通俗歌曲罢了。”随即指歌女里最漂亮的一个说：“她唱起来，一定是我的诗。你们都要排列起来，在我座位面前下拜，奉我为师。”待了一会儿，这个女子果然唱他写的“黄河远上白云间”那首诗。他就挖苦那两位说，“乡下佬，我的话可有说错！”大家大笑。
这是中国唐朝。今天要是有人用了有版权的诗，谱成曲，民问有人歌唱，诗人没有得到版税，他就可以控诉作曲的人，要求赔偿。我们知道，很多诗人极穷，杜甫的儿子就饿死了。
即使西方有版权，作家也有幸，有不幸。英国近代诗人白伦敦君告诉我，他和出版人的关系极不愉快。他写的《哈代评传》据他说并没有拿到钱，否则他也不用教书了。他在香港大学，说给开种种委员会麻烦死了（开这种会文思会枯竭）。
我已经说过多次，现在视听代替了阅读。友人之中，作品大多已经无法出版，版税在其次，将来散佚，恐怕要出书也难了。友人梁锡华弟兄曾苦心搜罗徐志摩的遗文，可见几十年前，一流文人的著作都没有能完全出版。西方的报纸上已经没有文艺副刊，文艺刊物销路有限。作家硬撑也撑不下去，除非他玩票。今天只有一条路还可以走，就是自己有点名气，替阔佬（尤其是明星）代笔，写回忆录，这些人要名，又不能动笔，非我文人不可。这佯弄一本书出来，作家可以先拿一笔可观的稿费，再拿版税，做这种事不太伤神，稍微用点心，写得生动一点就行了，结果名利双收。文才是否浪费，也很难说，人总要养家活口的。
西方日报上没有文艺副刊，台湾、香港各报却都有，这不能不叫人高兴。不但有文艺副刊，也付不算菲薄的稿费。民间的文艺没有完全绝迹，不能不归功于这些报纸。不但有文艺副刊，还举办文艺奖，各体都有，有很大鼓励的作用。许多人就此认真创作起来，其中会有巨星，成为一代的杰出人物。唐朝开科取士，要他们会写诗，唐诗就大放光芒。
我在《全唐诗》里看到只有一首留存下来的诗都写得极好，不用说大名家的了。说句很杀风景的话，人总想得点好处才肯出力的。像卡夫卡那样写了小说不发表的人到底少有。唯一指出的是中国有句话“文穷而后工”有点道理。英国的约翰森博士后来有了恩俸，就不大写了。不过这也不能一概而论，萧伯纳和毛姆有了钱，佳作还是源源写出。
英国上一届桂冠诗人C·埭·鲁易司（C，Day-Lewis）为了赚钱，另用笔名涅克拉斯·布来克写过侦探小说。大散文作家、诗人切司特吞（G.K.Cbestertozn）也有同样举动，连英国译《圣经》的神父诺克斯（RonoldKnox），都写过六本侦探小说。他不愁生活费，大约是为了消遣（他自己认为是“脑力操练”）。商务印书馆从前教科书上赚了大钱，就出些学术性的好书；学者、诗人的书不卖钱，就写侦探小说来补充，都是好事。
作家没有养老金、退职金，不过如果版税有保障，当然老年生活可以无忧。不过中国作家有这个保障的不多。我听过不少作家的愤慨，懊悔自己走上这条自寻烦恼的路。不过想一想曹雪芹吧，他写《红楼梦》得到什么好处？多少人读这本书！再想一想荷兰画家梵谷，奥国音乐家莫扎特！
丢开这一切不说，单说文学作品的不朽。今天我们读杜甫的诗，对他敬仰、感激、同情，仍然听到他的声音，他的欢笑、歌咏、悲叹，甚至为他流泪，欣赏他的艺术，心里激起对人类的爱，他难道没有过最有意义的一生？最叫人不舍得的梵谷、莫扎特不也有同样的成就？世上有种富人捐资上亿，换来大学的名誉博士衔，皇室的爵士衔，最高学府用他们的名字建了大楼，他们会比杜甫更不朽吗？作家没有这些有形的光彩，却永远活在人心里。
四大
前天看见有人写作文的四大要素：
一、真实；二、重要；三、合乎道德；四、紧凑。
这几点很重要，可以说能给作家当座右铭。
首先谈真实。我常听政客讲话，全是虚假，心里大为不满。政客不得不说假话，他的顾虑很多，我能原谅。不过作家写文章，必须有很多顾虑吗？罪恶要我们谴责，我们只有谴责。美国产烟草和出产香烟各州的议员反对政府立法控制香烟广告，硬说香烟无害，为的是选他的人的利益。这些人出钱帮他竞选，他们的利益他必须照顾。可是写文章的人不能跟着议员说谎，他要说实话，香烟有害就是有害。
人的弱点，说出来很丢人，不过文章里写出，读者会喜欢，不会责备有弱点的人。原因是凡人都不免有弱点，写弱点的作家道出了真情。
即使是虚构的故事，甚至夸张的寓言，也有真实在里面，因为这种故事必定合乎情理，就是真实了。夸张的寓言也有人心里的意愿做根据。
即使像《山海经》那样瓌伟瑰奇的书，表面的记载也有普遍的地方。《海内南经》记“氏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读起来觉得荒诞不经，却和西方的美人鱼传说相仿佛；可见是人心里向往的。
其次谈到重要。有种文章并没有说出什么新鲜或重大的事理或现象来，尤其是人云亦云，不但没有添什么，只是炒冷饭而已。我们看一出戏喜欢它与众不同，自成一类。美国的所谓西部片，就是武侠、打斗那一类的影片，往往有定型，不是锄奸，就是报仇；先是善人遭殃，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恶人伏法或被人诛灭。偶有一部会写出与众不同的情节，会特别突出，大家不看是损失，这就是好影片。文章要写到另从不看就可惜，就重要了。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很短，但是写出他游山的感想：人要有坚强的意志，才能有成就，“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也愈奇”。又说，“夫夷（容易）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
这是多有见识的话！这篇文章可以称得重要。
道德的说法，中外一律。换句话说是，有益于人。现在有些文章不但无益于人，恐怕害还不浅。这件事也是各人看法的不同；也许我认为无益，作者还认为大有裨益呢。顾炎武对韩愈不很佩服，认为他写了好多无聊的文字，如果只写了像《原道》、《张中丞传后叙》等篇就好了。
他的条件稍嫌苛严，不过道理一点不错。我要添一条就是文章如果写得有趣，叫看的人饱吃一顿精神食粮，如西方的轻松诗文，也有价值。拿点心给人，不也很道德吗？就怕文章写得一无情趣，或者浅陋琐屑，这儿几乎是不道德了，因为读者花了时间、精神，还得加上金钱，没有得到回报。
说到紧凑，我们不能不佩服古人。我不知道是古人印书要刻木板，所以要删去废话，今人交给别人排字，不妨长谈，还是有别的原因。总之，古人的文章紧凑，今人的文章冗长。鲁迅说过，文章写好，试把用不着的字删掉，看可不可以。我试过，有时删去，一点不觉得欠缺，反而更好。算稿费划不来，不过问心则可以无愧。
美国有位文学教授威廉·司群克（Williarn Strunk Jr.）写过一本小册子《文章要义》（The Elelnents of Style），是标准读本，几乎中学、大学学生无人不读。散文家瓦逸（E.B.White）是他的学生，把这本书一再修订，并添了《文体入门》一章。这本书里有些主张很特别，司群克不喜欢某些字眼，如Sortof，Kindof（有点像，稍微）。他主张是什么就说什么，不要说了又不放心，加以限制，这也是紧凑之一吧。
紧凑和贫乏不同。文家有时思如泉涌，不择地而出，洋洋洒洒，千言万语，还没说完，中国的散文篇幅不长，近代英美散文也短。19 世纪初，英国有威廉·亥斯立（William Hazlitt，1778～1830），写起文章来气真长，往往字数上万。一个题目到了他手上，他真有话说。他的文章不能说不紧凑。
另一方面，力求简洁，有时把文章删坏了，这是过犹不及。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提到《汉书》不如《史记》，我有同感。说来令人难信，《汉书》后出，反喜欢用古字，删得太多，文义不明。顾炎武说：“《史记》之繁处必胜于《汉书》之简处。《新唐书》之简也，不简于事，而简于文，其所以病也。”可见紧凑也不是乱讲究的。我见过有个人写了一句话：“与弟开玩。”他的意思是“开玩笑”，这一句化白话为文言，玩笑开得太大了。
文章的作法，历来谈的人多了。谈是一回事，下笔写又是一回事。
说到末了，此中甘苦只有用心写了很久的人知道。问题是写了很久，也不一定知道。
●贝多芬的一生给我们后来者的启示是什么？音乐在其次，主要的是他的力量——和一切痛苦搏斗的力量。
林海音
（1918～）
台湾苗栗人。著有长篇小说《晓云》、《春风》、《孟珠的旅程》，短篇小说集《城南旧事》、《绿藻和咸蛋》、《烛芯》等。
读传杂记
贝多芬的力
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写过三本著名的“英雄传记”，第一本是德国音乐家《贝多芬传》。他所以先选择贝多芬，是因为他有感于贝多芬一生和苦难搏斗的伟大。同时认为贝多芬的道德，也是人类最大的启示。
罗曼·罗兰对于他所以写《贝多芬传》，和其他两部传记的动机和目的，曾这样说。
我们周围的空气是沉重的。古老的欧洲在重压和腐烂的空气中麻木了。一种卑鄙的物质主义重重地压在思想上面……世界在它的谨慎的和卑劣的自私主义中窒息而死。世界窒息了。让我们把窗子打开，让我们把自由的空气放进，让我们呼吸英雄的气息。
罗曼·罗兰所说的英雄，并不是指那些体力猛勇，像征服者拿破仑那样的人，而是像贝多芬这样的。他是征服心灵、感觉和情操的英雄——所谓达到精神的至善而成为伟大的人。
贝多芬，这个一辈子倒霉的伟大音乐家，他贫穷、孤独、残废——是一个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难来铸成欢乐。贝多芬的那些著名的交响乐章，哪一章不是像他所说的：“用痛苦换来的欢乐”？
出生在一个微贱的家庭，贝多芬的父亲是一个不聪明而且酗酒的男高音歌唱家，母亲是个女仆——厨子的女儿。人生一开始就虐待贝多芬，他连一个温情的童年都没有享受过。父亲用暴力压迫他学习音乐，十一岁他就加入戏院的乐队，十三岁当了大风琴手，十七岁丧失了惟一慈爱的母亲。他说：“她对我那么仁慈，那么值得爱戴，唉，当我能叫出母亲这甜蜜的名字而她能听见的时候，谁又比我更幸福？”
因此在十七岁上，他就得做一家之主，要担负两个弟弟的生活和教育的责任，他又不得不羞惭地要求酗酒的父亲退休，因为这样的一个父亲是不能支撑门户的。这些可悲的事实在他心上留下深刻的创痕。以后他跟着碰上耳聋、失恋、弟弟的死、侄儿的没出息，这些苦难折磨着他，但是他仍能胜利地克服了他自己的痛苦，完成了他的使命。这使命是什么？就是使受苦难的人们鼓起勇气来。有一个朋友曾在他面前求助上帝，贝多芬对他说：“呵，人类，自助吧！”
一个音乐家耳朵聋了，这是多么可悲的事，贝多芬的耳朵一直聋到一个字都听不见，不得不用手册来和人交谈，这是他一生最大的打击。
但是他仍能在这种环境下完成了他的许多乐章。他虽然永生痛苦，但是他从老早就希望能作出一个欢乐的乐章，然而年复一年，他被忧患折磨着，煎熬着，他延挨这桩讴歌欢乐的事业，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他终于完成了这桩心愿。这个欢乐的乐章便是《第九交响乐》，我们今日所习用的主题是“合唱交响乐”，其实该写成“以欢乐颂歌的合唱为结果的交响乐”才对的。在痛苦的深渊里，从事于讴歌欢乐，这就是贝多芬的伟大。
他自己被痛苦煎熬，却用欢乐灌溉人类的心田。当他有一次被忧烦和疾病折磨得好像要死的时期，他立下了遗嘱，里面有这样几句话：我祝望你们享有更幸福的生活，不要像我这样的充满着烦恼。
把“德性”教给你们的孩子，能使人幸福的是德性而非金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在患难中支持我的是道德，使我不曾自杀的，除了艺术以外也是道德。
这道德的情操，使他在立了那次遗嘱以后，竟又活了二十五年，到五十七岁上，他才——仍然是贫苦的——死去。
贝多芬的一生给我们后来者的启示是什么？音乐在其次，主要的是他的力量——和一切痛苦搏斗的力量。
1950年
拜伦的牺牲精神
诗人拜伦说过这样的话：
忍耐可以抵得世界上一切的才能。
我爱那些我所不能享受的美德。
说这样话的拜伦，是因为他虽然精神充沛活跃，可是他没有持久忍耐的能力。在学校里他是以惹事出名的。有一次他把学校的一间房子的窗户完全打破了，理由是它挡住了大厅的光线。
拜伦又说：
他们觉得自己是特权阶级，特权不只限于政治和经济的，道德上也必须有特权。
有一天，一个名叫罗伯待·皮尔的学生（后来成为英国第一个政治家）正受上级生的殴打，恰好拜伦走过，他自知敌不过那个上级生，便红着脸对那位“特权阶级”说：“你到底想打他多少下？”
“傻瓜，你问这个干吗？”
“我想替他挨一半儿打。”
他想为幼弱的皮尔担一半儿痛苦，这就是拜伦后来为衰弱的希腊而舍身的心情。不过如到今天，拜伦的这种消极做法也许会加以修正，扶助弱者，不仅要代他受过，而是要让他强大起来。同时联合一切力量，把那些强梁霸道的人打倒。
1950年
童年的启示
因为童年的一点启示，而使一个人终生受用的，可以举《西门子自传》做例子。
西门子是德国人（1816～1892），著名的电器发明家。他家本来是世代业农，他想学工，但是因为经济的关系，不能如愿，便加入普鲁军队，充当炮兵军官，才有了研究工程学和自然科学的机会。他因为父母早逝，不得不以各种发明来筹措弟弟妹妹的教育费用，他有七个弟弟，一姊一妹。他对于写自传的动机，这么说：我愿意用自己的描写，来确定我的事业和行动，免得被后人错认和误解，而且也相信使青年们看到，一个没有遗产，没有势力的穷人，甚至没有受正式预备教育的青年，专靠自己的工作，也能发展，也能做有利的事，对于他们颇为有益，而且是一种鼓励。
在西门子五岁的时候，有一件小小勇敢的事情，竟使他一生难忘，而且每遇到有困难的境遇时，想到这件事，就会给他无限的鼓励。我们听他自己的记述：
我最早的少年回忆，是一件小小的英雄事业，我记得非常之牢，或许是因为它对于品格的发展有永久影响的缘故。我大约五岁的时候，有一天在父亲房里游戏，比我大三岁的姐姐马提尔得，嚎啕大哭，由母亲引到房间里来，她应当到教士家去学刺绣，但她诉苦，说总有一只危险的雄鹅在教士院子人口的地方拦着她，已经咬了她好几次。虽然母亲千方百计劝她，但如没有人给她做伴，她是不肯上学去的，父亲也没有法子改变她的意思，于是他把那根比我长得多的棍子给我说：“那么叫威尔逊送你去，希望他的胆子比你大。”起先我有点踌躇，我走的时候，父亲教我道：“如果雄鹅来了，你大胆对它走去，用棍子好好打它，那它就要跑掉了。”于是我就照这样办。当我打开院门时，雄鹅高高地伸着颈项，叫得可怕，向我们走来。我的姐姐喊着转身，我真想跟着她，但我相信父亲的计策，就向那恶物走去，虽然眼睛闭着，我勇敢地，用棍子在周围乱打。看，现在雄鹅害怕起来了，大声叫着，河到一群鹅中去了。
这第一次的胜利，给我童子时代情绪的印象，是如何深刻持久，是可注意的事。就是现在，差不多七十年之后，与这次事件有关的一切人物和环境，还是历历如在目前。只因为这件事，才使我记得我父母年青时代的一点风采。又对于雄鹅的胜利，在以后困难境遇中，不知不觉地给了我无数次的鼓励，遇到切身危险不要避免，却要大胆迎上去，加以痛击。
这是《西门子自传》开始所写的，可以说，这一点小小的启示，是他这一大本自传的原因。
1950年
窃读记
转过街角，看见三阳春的冲天招牌，闻见炒菜的香味，听见锅勺敲打的声音，我松了一口气，放慢了脚步。下课从学校急急赶到这里，身上已经汗涔涔地，总算达到目的地——目的可不是三阳春，而是紧邻它的一家书店。
我乘着慢步给脑子一个思索的机会：“昨天读到什么地方了？那女孩不知最后嫁给谁？那本书放在哪里？左角第三排不错。……”走到三阳春的门口，便可以看见书店里仍像往日样地挤满了顾客，我又担忧那本书会不会卖光了？因为一连几天都看见有人买，昨天好像只剩下一两本了。
我跨进书店门，暗喜没人注意，我踮起脚尖，使矮小的身体挨蹭过别的顾客和书柜的夹缝，从大人的腋下钻过去，哟，把短发弄乱了，没关系，我到底挤到里边来了。在一片花绿封面的排列队里，我的睛眼过于急忙地寻找，反而看不到那本书的所在，从头来，再数一遍，啊！它在这里，原来不是在昨天那位置了。
我庆幸它居然没有被卖出去，仍四平八稳地躺在书架上，专候我的光临。我多么高兴，又多么渴望地伸手去拿，但和我的手同时抵达的，还有一只巨掌，五个手指大大地分开来，压住了那本书的整个：“你到底买不买？”
声音不算小，惊动了其他顾客，全部回过头来，面向着我。我像一个被捉到的小偷，羞惭而尴尬，涨红了脸。我抬起头，难堪地望着他——那书店的老板，他威风凛凛地俯视着我。店是他的，他有全部的理由用这种声气对待我。我用几乎要哭出来的声音，悲愤地反抗了一句：“看看都不行吗？”其实我的声音是多么软弱无力！
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几乎是狼狈地跨出了店门，脚跟后面紧跟着是老板的冷笑：“不是一回了！”不是一回了？那口气对我还算是宽容的，仿佛我是一个不可以再原谅的惯贼。但我是偷窃了什么吗？我不过是一个无力购买而又渴望读到那本书的穷学生！
曾经有一天，我偶然走过书店的窗前，窗里刚好摆了几本慕名很久而无缘一读的名著，欲望推动着我，不由得走进书店，想打听一下它的价钱。也许是我太矮小了，不引人注意，竟没有人过来招呼，我就随便翻开一本摆在长桌上的书，慢慢读下去，读了一会儿仍没有人理会，而书中的故事已使我全神贯注，舍不得放下了。直到好大工夫，才过来一位店员，我赶忙合起书来递给他看，像煞有介事地问他价钱，我明知道，任何便宜价钱对于我都是枉然的，我决没有多余的钱去买。
但是自此以后，我得了一条不费一文读书的门径，下课后急忙赶到这条“文化街”，这里书店林立，使我有更多的机会。
一页，两页，我如饥饿的瘦狼，贪婪地吞读下去，我很快乐，也惧怕，这种窃读的滋味！有时一本书我要分别到几家书店去读完，比如当我觉得当时的环境已不适宜我再在这家书店站下去的话，我便要知趣地放下书，若无其事地走出去，然后再走入另一家。
我希望到顾客正多着的书店，就是因为那样可以把矮小的我挤进去，而不致被人注意。偶然进来看看闲书的人虽然很多，但是像我这样常常光顾而从不买一本的，实在没有。因此我要把自己隐藏起来，真是像个小偷似的。有时我贴在一个大人的身边，仿佛我是与他同来的小妹妹或者女儿。
最令人开心的还是下雨天，感谢雨水的灌溉，越是倾盆大雨我越高兴，因为那时我便有充足的理由在书店呆下去，好像躲雨人偶然避雨到人家的屋檐下，你总不好意思赶走吧？我有时还要装着皱起眉头不时望着街心，好像说：“这雨，害得我回不去了。”其实，我的心里是怎样高兴地喊着：“再大些！再大些！”
但我也不是个读书能够废寝忘食的人，当三阳春正上座，飘来一阵阵炒菜香时，我也饿得饥肠辘辘，那时我也不免要做个白日梦：如果袋中有钱够多么好！到三阳春吃碗热热的排骨大面，回来这里已经有人给摆上一张弹簧沙发，坐上去舒舒服服地接着看。我的腿真够酸了，交替着用一条腿支持另一条，有时忘形地撅着屁股依赖在书柜旁，以求暂时的休息。明明知道回家还有一段路程好走，可是求知的欲望这么迫切，使我舍不得放弃任何可捉住的窃读机会。
为了解决肚子的饥饿，我又想出一个好办法，临来时买上两个铜板（两个铜板或许有）的花生米放在制服口袋里。当智慧之田丰收，而胃袋求救的时候，我便从口袋里，出花生米来救急。要注意的是花主皮必须留在口袋里，回到家把口袋翻过来，细碎的花生皮便像雪花样地飞落下来。
但在这次屈辱之后，我的小心灵确受了创伤，我的因贫苦而引起的自卑感再次地犯发，而且产生了对人类的仇恨。有一次刚好读到一首真像为我写照的小诗时，更增加了我的悲愤，那小诗是一个外国女诗人的手笔，我曾抄录下来，贴在床前，伤心地一遍遍读着，小诗说：我看见一个眼睛充满热烈希望的小孩，在书摊上翻开一本书来，读时好似想一口气念完。
开书摊的人看见这样，
我看见他很快地向小孩招呼：“你从来没有买过书，所以请你不要在这里看书。”
小孩慢慢地踱着叹口气，他真希望自己从来没有认过字母，他就不会看这老东西的书了。
穷人有好多苦痛，富的永远没有尝过。
我不久又看见一个小孩，他脸上老是有菜色，
那天最少是没有吃过东西——
他对着酒店的冻肉用眼睛去享受。
我想着这个小孩情形必定更苦，这么饿着，想着，这样一个便士也没有。
对着烹得精美的好肉空望，他免不了希望他生来没有学会吃东西。
我不再去书店，许多次我经过文化街都狠心咬牙地走过去。但一次，两次，我下意识地走向那熟悉的街，终于有一天，求知的欲望迫使我再度地停下来，我仍愿一试，因为一本新书的出版广告，我从报上知道好多天了。
我再施惯技，又把自己藏在书店的一角。当我翻开第一页时，心中不禁轻轻呼道：“啊！终于和你相见！”这是一本畅销的书，那么厚厚的一册，拿在手里，看在眼里，都够分量！受了前次的教训，我更小心地不敢贪懒，多串几家书店更妥当些，免得再遭遇到前次的难堪。
每次从书店出来，我都像喝醉了酒似的，脑子被书中的人物所扰，踉踉跄跄，走路失去控制的能力。“明天早些来，可以全部看完了”，我告诉自己。想到明天仍可以占有书店的一角时，被快乐激动得忘形之躯，便险些撞到树干上去。
可是明天走过几家书店都看不见那本书时，像在手中正看得起劲的书被人抢去一样，我暗暗焦急，并且诅咒地想：皆因没有钱，我不能占有读书的全部快乐，世上有钱的人这样多，他们把书买光了。
我惨淡无神地提着书包，抱着绝望的心情走进最末一家书店，昨天在这里看书时，已经剩了最后的一册，可不是，看见书架上那本书的位置换了另外的书，心整个沉下了。
正在这时，一个耳朵架着铅笔的店员走过来了，看那样子是来招呼我的（我多么怕受人招待！）。我慌忙把眼睛送上了书架，装作没看见。
但是二本书触着我的胳膊，轻轻地送到我的面前：“请看吧，我多留了一天没有卖。”
啊，我接过书害羞的不知应当如何对他表示我的感激，他却若无其事地走开了。被冲动的情感，使我的眼光久久不能集中在书本的黑字上。
当书店里的日光灯忽地亮了起来，我才觉出站在这里读了两个钟点了。我合上最后一页——咽了一口唾沫，好像所有的智慧都被我吞食下去了，然后抬头找寻那耳朵上架着铅笔的人。好交还他这本书。在远远地柜台旁，他向我轻轻地点点头，表示他已经知道我看完了，我默默地把书放回书架上。
我低着头走出去，黑色多皱的布裙被风吹开来，像一把支不开的破伞，可是我混身都松快了。摸摸口袋里是一包忘记吃的花生米，我拿一粒花生送进嘴里，忽然想起有一次国文先生鼓励我们用功的话：“记住，你是吃饭长大，也是读书长大的！”
但是今天我发现这句话还不够用，它应当这么说：“记住，你是吃饭长大，读书长大，也是在爱里长大的！”
1952年8月10日
重读《旧京琐记》
“枝巢老人”是我的公公六十岁以后用的笔名，在那以前，他为文多署名“枝巢子”。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署名“枝巢”，猜想也许是引用古诗十九首中“越鸟巢南枝”句。因为公公是南京人，他在《旧京琐记》自序中说：“余以戊戌通籍京朝……”，是他在清光绪廿四年晋京赶考，就留居在北京了。十九首中的“胡马依北风，越乌巢南枝”句，都是不忘故土的意思。
枝巢老人是旧文学作家，对于诗、词、曲、骄，皆有研究。曾出版《啸庵诗词》、《和姜白石词》、《枝巢四述》、《珠鞵记传奇》、《旧京琐记》等书，《旧京琐记》或许出版最早，是木刻版本。
轻装来台，公公的书都没有带出来，我们却常常希望能再看到。只是此间故旧稀疏，无处去找罢了。上月郑再发、王雪真夫妇来访，偶然和他们谈及，他们回去后，一下子就找到《枝巢四述》和《旧京琐记》两书寄来了。我们真是又高兴，又感激。我展读两书，不禁流下泪来。
也许因为那时我心情欠佳，打开书，像看见亲人一样，要倾诉我心中的委屈了。
我想起生活在公公跟前的日子。他有八个儿子，娶过六房儿媳妇，我是其中年龄最小的。我受到公公的重视，是因为他知道我自幼失怙，勇于负起照应寡母和弟妹的责任。在婚前他就曾对承楹和我说，他对我们的婚姻最放心。可惜我孝顺公公的日子并不多，结婚不到十年，我们这个小家庭，就搬来台湾了。
记得初生焯儿时，我不会带孩子，又碰上个夜哭郎。冬夜啼哭，吵得爷爷失眠，老人常常披着皮袄上楼来，抱过去哄。孙子那么多，他从来没有这么关心过。如今焯儿已经大学毕业，戴上方帽子了，日子过得可怕不可怕呢？
《枝巢四述》是公公在大学教授国学时的讲义，包括：说骈、言诗、谈词、论曲四章。我对国学没有根基，宁愿写些重读《旧京琐记》的兴趣。书名《琐记》，正如他在《发凡》中说：、是编仅就一时记忆所及，笔之于书，他日复有所忆，或更为续记。是编所记不免谬误，或当日闻焉弗详，见焉弗审，向壁虚构，则非所敢。……是编所记，特刺取琐闻逸事，里巷徘淡，为茶余酒后遣闷之助，间及时政朝流，亦取无关宏旨者。……
“旧京”的意思，是指自清同治以来至清末的见闻。目录分：俗尚、语言、朝流、宫闱、仪制、考试、时变、城厢、市肆、坊曲等十卷。虽然所记的是将近一世纪前的旧事，但是有些地方，现在读来仍有亲切之感。其写北平风物之美，令作过“北平人”的看了，怀念不已。但是讽刺人情之伪的，又使人哑然失笑。这是一个北居南人的见闻和感想，因为作者是南方人，所以能客观的描述几百年帝都的生活，而品评其优劣得失。至于文笔的典雅简洁，不可作一字增减，可称是笔记中的上品。
如《琐记》中写都人因习见官仪，多讲礼貌，曾有这样一段：妇女见客，匪特旗族为然，土著亦有之。门生谒师，固无不见师母者。亲戚至，无不见家人者，余初北来，诣一远戚，乃其家闺中之人咸集，若者妗、姨、姑、姊、妹，固夙所未知也。然一片嘤咛问好之声，推本身以及南中之家人，一一都遍。实则余家人固梦寐中不知有此戚也。彼辈亦不知余家究有何人，特臆想而遍询之，谓匪是弗亲耳。昔见笑剧有不相识之人，乍见而呼曰：“赵。”答曰：“非越。”“然则钱？”曰：“无钱。”“若是则孙三爷？”曰：“余无弟兄。”又有初会者，见面极亲，问其尊亲好，自家人以逮鸡大，终则曰：“贵姓？”殆此礼作俑欤？
这种虚伪的礼貌，我想在北平久住的人，都会知道。说相声的也常常讲到这种笑话。另一段也是作者亲身的经验：交际场中，亦多虚伪之风。昔于筵中晤一人，谈悉为世交。彼则极意周旋，坚约来日一饮。既而曰：“明日有年廷差，后日如何？”方逊谢，彼已呼笔书柬，议地议菜，碌乱不已。席将终，彼忽拍膝曰：“后日有家祭，奈何？”他客为解曰：“相见正长，何必亟亟？”余恶其扰，亦谢曰：“此月中鄙人方有俗冗，得暇再趋扰耳。”后终不晤。友人云：“彼之延饮，面子也。君应逊谢，亦面子也。君竟不坚辞，彼只有自觅台阶以下耳。”
讲到北平的住宅，有一段说：京师屋制之美备，甲于四方，以研究数百年，因地、因时，皆有格局也。户必南向，廊必深，院必广，正屋必有后窗，故深严而轩朗，大家入门即不露行，以廊多于屋也。夏日窗以绿色冷布糊之，内施以卷窗。昼卷而夜垂，以通空气。院广以便搭棚，人家有喜庆事，宾客皆集于棚下。正屋必有附室，曰“套间”，亦曰“耳房”。
以为休息及储藏之所。夏凉冬燠，四时皆宜者是矣。
上面所说的这种“廊必深，院必广，正屋必有后窗”的标准大宅第，在北平后门一带最多，因为清时皇亲贵戚都住在那一带，取其离皇宫近。
广大的院落，墁着大方砖，扫得于干净净，朗敞极了。民国以后，那些人坐吃山空，又没有工作能力，靠典卖度日，等到那栋大房子出手时，家道也就完结了。
北平一般人所住的“四合房”三合房”，作者也有一段记述：中下之户目：四合房、三合房。贫穷编户，有所谓杂院者，一院之中，家占一室，萃而群居，口角奸盗之事出焉、然亦有相安者，则必有一人焉，或最先居入，或识文字，或擅口才若领袖然。至于共处既久，疾病相扶，患难相救，虽家人不啻也。
日前读英文《中国邮报》，有一段中华商场的特写，并附照片，揭开二三楼住户杂居的生活情形，类似北平杂院，使我联想到，今天台北的中华商场，如果能产生出有力的领袖，也许可过很好的“杂院”的日子。有许多人写到北平的生活，常喜欢引用“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这副对联，以为这就是北平人的悠闲生活写照，但却不知它的真正来历。看了《旧京琐记》的记述，才知道它多少还含有讥讽之意呢！
都中土著在士族工商而外，有数种人，皆食于官者。曰：书吏，世世相袭，以长子孙。其原贯以浙绍为多，率拥厚资，起居甚侈，夏必凉棚，院必磁缸以养文鱼，排巨盆以栽石榴。无子弟读书，亦必延一西席以示阔绰。讥者为之联云：“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其习然也。……
公公虽然居住北平数十年，但他说话仍带南京口音，全家老少的饮食习惯，也还保持江南口味。但公公对北平语言，却颇有心得，故《琐记》中独立一章。兹录数则如下：有一字而分三意者，如“得”字，失手而物碎，曰：“得！”其音促有惋惜意。见人相争而曰：“得了！”有劝止意。令人作食物或制他物曰：“得了吗？”有询问意。
称我曰：“咱”，我所独也。曰：“咱们”，则与言者所共也。
昔有人初至北京，学为京语，偶与友谈及其妻，辄曰：“咱们内人。”
友笑谢曰：“不敢。”俄又谈及其亲，复曰：“咱们的父亲。”友亟避去。
上面这段，使我想起有一次一位小朋友，好奇地向我学北平话，特别欣赏“咱们”二字，但是他用不好，总是说：“咱们我们一起去玩吧！”“这是咱们我们的家。”
京人谈话，好为官称，有谦不中礼者。昔见一市井与人谈及其子，辄日：“我们少爷。”初以为怪，后熟闻之，无不皆然，以是谓之官称。又见旗下友与人谈，询及其兄，则曰：“您的家兄。”
初以为怪，后读庸庵笔记，乃知其有本，不足怪矣。
说到“我们的少爷”，我也想起了一件旧事。记得好像是抗战胜利后，有一位官员到北平宣慰老百姓，当他到贫民区去访问时，问一位老人，他儿子到哪里去了？老人竟回答说：“我们少爷上粥厂打粥去了！”
粥厂是北平冬季专为贫民设立的施粥的处所。
京语有最雅者，如曰：“可一街”、“可一院”，即满街、满院之义也。唐人诗：“一方明月可中庭。”“山可一窗青。”皆与此义同。
有虽为俗语而有意义可寻者，如大言曰“吹”。视曰“瞅”。偷觑曰“喽”。徉示以物曰“晃”。性急曰“毛”。躁曰“发毛”。私曰“体恤”。私财曰“体己”。错误曰“拧”。执拗曰“别扭”，亦曰“拧”。中空曰“草包”。闲谈曰“撩”。闲游曰“逛”。饮回“喝”。吸烟曰“抽”。乱曰“麻烦”。热闹曰“火炽”，亦曰“人爆”。不热闹曰“温”。美日“俊”，亦曰“俏式”，又曰“边式”，曰“得样”。性傲曰“苗”。柔曰“温存”。发怒曰“火劲”。刚曰“标”。缠足曰“蛮子”。天足曰“旗下”。乞物曰“寻”。物光致曰“抹丽”。不老曰“少形”。群作曰“哄”。驱逐曰“轰”。接近曰“拉拢”。劳曰“累”，亦曰“乏”。不强曰“乏物”。过熟曰“大乏”。脱空曰“漂”。刻薄曰“损”，讥人亦曰“损”。初起曰“底根”。终了日“压根”。或以形象，或以意会，皆不失字之正义者也。
上面只是略摘自《琐记》中的“时尚”及“语言”两章。这本书虽是“琐闻逸事，里巷徘谈”，但包括范围极广，从宫闱到市肆，从朝廷的仪制、考因，到民间的俗尚、坊曲。作者虽然说，这不过是茶余酒后的遣闷之助，不上正史的，但是正因如此，反而更能看出清末北京社会的起初现象。
1963年6月27日
古韵
凌叔华英文原著、由傅光明翻译的《古韵》（Ancient Melodies）来到我床头时，往事也一幕幕地浮现脑际。1990 年的5 月17 日到21 日，我第一次返回我的第二故乡北京，在京只有五天的停留。何凡家有二三十口亲人，还有从天津、镇江来会亲的，忙得不可开交时，侄子告诉我，凌叔华女士正因病住在石景山医院，侄子家也住那一带，可以陪我去探重病中的凌叔华。我算计时间以及其他的种种不便，终于牺牲了探望我自年轻心仪的前辈作家的最后一面，虽为憾事，但也觉得在她重病时我前往，究竟还能认识我吗？果然在我20 日离开北京，她就于次日离开人间了。我读报道，想到她能在九十高龄叶落归根于北京，并且要求担架带她到她的故居史家胡同，和到北海公园观景，一切都满足了，并且还在京度过她的九十整寿生日。
时光倒数，1987 年底到1988 年初，在台南的她的好友，也是同时代的前辈女作家苏雪林先生曾给我数度来信说：“……凌叔华来信只说想请你和秀亚替她安排住处，我以为她有信同你二人相商，原来尚未。承你问她近来健康情形，我也算清楚。只知道她跌伤脊椎骨，已经年余，想必好了。她住英国久，已入英籍，英国对待老年国民颇优，医药不要钱，并有义务性看护常来照顾，比台湾还好，台湾看护一个月工资三四万元，还要一日三顿盛餐款待，谁能用得起？叔华亦有陈家叔婶在台，来台自以住叔家为宜……”
苏先生后又来信说，看样子叔华想来台不止是住一两个月，而是要养老的意思吧。因为断腿己成残废，无人照顾是不行的。她曾给凌叔华写信，劝她住水准相当高的英国老人院，但凌叔华却回信说她现迁新居后，似已适应。她最反对住安老院，无论如何她是不去的。苏先生说：“并且再三劝我也莫作此想，我今日之不想住翠村（海音按：即台北内湖翠柏新村，雪林先生自数年前伤腿后，大家劝她住此处），或者受她一句话的影响吧！一笑！总之，只要老朋友过得相当好，我也就心安了。……”后来，凌叔华一直没给我和秀亚来信，也就作罢了。但她终于两年后由女儿和洋女婿送往已联络好的北京石景山医院，而终老是乡了。
再往前推，是1970 年的6 月，凌叔华受邀返台参加故宫博物院的中国古画讨论会，在中山楼举行。张秀亚和我都是极崇拜凌叔华的，我是在初中读书对新文学开窍时起读她的作品，而张秀亚更是在天津读初中时就自己坐火车到北京找凌叔华。凌叔华留这小女生吃饭，在饭桌上秀业就要睡着了，凌叔华让她饭后合衣在床上休息一会儿，谁知秀亚竟一觉睡到第二天天亮！这次我们这两个“凌迷”（不是“波迷”）便约好直奔中山楼访她，她见了我们俩和一些别的年青一代在台男女作家非常高兴。我那天也给凌叔华和其他文友拍了一些照片。
再向前推一个月，徐钟珮在西班牙（是朱抚松任驻西大使时）来一信，说他们夫妇前曾到英国去旅行时，访问了凌叔华和陈西滢夫妇，临别时夫妇二人还站在门口频频挥手。那时，钟佩对于这一对老夫妇有说不出的替他们寂寞的感觉。这次信中还同时寄来了凌叔华的一篇剧作《下一代》，是一篇藉对话的形式写侨居海外三代的思想，虽无曲折的故事，但却说出了侨居海外三代人的思想、背景和行动。我接到这篇稿，很高兴，这是凌叔华在海外数十年后第一次写回国内的作品，我何其荣幸，获得首度刊载于《纯文学》月刊（1970 年7 月号）。自此以后我就直接和凌叔华有联络了，而接着就是她来台北开“古画研讨会”。
走过时光隧道，我再回到她这本《古韵》吧！这是凌叔华于1953年在英国出版的英文著作，她用英文写作，实在是受了维吉尼亚·吴尔芙的影响和鼓励，因为她俩通信多封，吴尔芙一直鼓励她用英文写作，并且说要写自己切身熟悉的事物，这便是《古韵》写作的由来了，我曾于多年前向苏雪林先生问起这本书，她回答我说：“……叔华这本英文著作出版后，曾邮寄一册赠我，尚未阅读，即被一位武汉大学毕业生借去，原说阅毕即还，不意她迁到台北后，竟一病不起，这本书的下落遂不可问。我写信给叔华，要她自己译，她说太忙，只有等到将来回大陆再说。”所以这本到处找不到的书，没想到在她九十岁去世后的次年，竟由一位比她小一甲子的小朋友傅光明精心译出在台北出版了！
《古韵》是一本十三万言的自传体小说，全书分十八章节，每一节都可以独立，当做一短篇小说来读，所写是自她稚龄还是一个小小姑娘所见所闻说起，在一个清末民初官宦人家的复杂大家庭中，光是“母亲们”就有六个，兄弟姊妹有十几个，远近亲姑妈等等及佣人仆妇无数，把帮她出版写序的韦斯特先生初读时都弄糊涂了，她在原序中说，“这部回忆录，有些章节叙述了懒散的北京家庭纷繁的日常生活，很有意思。
吴尔芙夫人说得明确，英国读者也许闹不清那么多太太，但很快就对大妈、二妈甚至四妈、五妈熟悉起来，更不用说九姊、十弟了。……”
凌叔华生于清末——1900 年，跟着民国成长，又因她的家庭背景关系，所以她在成长中看得多，体验多，感念多，虽然小时候这位闺秀小姐都是在家庭中过生活，但是也跟《红楼梦》的大观园一样，事情可不少呢！又加之是读书官宦人家，自小父亲便认为她的资质聪颖，所以早早就诗书画地训练她，再加上她就学新式学校以后，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时，所以西洋文化也向她冲击而来，她就吸收得更多。很年轻便全家移往日本读书数年，因此是个世界性的读书女子了。在成长的中间，她吸收东西洋的文化，也不断有所感，有所思，她在晚年写这本书时，就以回忆性的、自传体故事化的写出来了。虽然只有十八篇故事，十三万字，但是包括了她一生全部（截至1923 年）的生活体验和观感。
这是一部非常有魅力和引人入胜的生活与思想之书。
●爱书须成癖好，才可以言读书。
冯牧
（1919～）
文学评论家、编辑家、散文家。原名冯先植，北京人。1941年起任鲁迅艺术文学院文艺理论研究室研究人员。1944 年任《解放军日报》文艺副刊编辑。1957 年调中国作家协会，先后任《新观察》杂志主编、《文艺报》副主编等职。40 年代开始发表评论、散文、杂文、报告文学。著有评论集《新时期文学的主流》，散文集《滇云揽胜记》等。
爱书须成癖
近年来，虽然我们还时时听到人们以感叹的口吻谈论着“出书难，买书难，卖书难”的问题，同时却也看到了一种使我们这些以文字为职业的人不无欣慰的现象，这就是有更多的青年人开始感到了读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至于常常有人向我提出这样那样的有关读书的问题。特别使我感到高兴的是，在我所交往的一些青年作者当中，有不少人也开始觉察到自己在基本文化素养和学识方面的贫乏和浅薄，从而改变了自己因小有成就而产生的那种盲目自满的精神状态。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本来以为只要熟读几本西方流行的新潮著作，反复仿效和揣摩，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闯入文坛成为一名新秀的，可是等到几篇作品发表以后，开始出现了写作上的自我重复和同义反复现象，这才深切地感到了自己不论在生活积蓄方面或是文学素养方面，其实还处于一种单薄的甚至是饥渴的状态。
于是，出现了可喜的现象：人们开始重视读书，严肃的经典的学术著作和文学名著在书店中开始走出了疲软的低谷，进入了某些过去只是服膺和尊崇福克纳、马尔克斯、卡夫卡这样一些作家的青年作者的书房之中。这当然是很好的很正常的事情。
但我同时也发现了这样的使我多少感到有些可悲的现象：有的人对于昆德拉的作品如数家珍，但对于许多中国经典作品，却几乎茫无所知。
我就知道有一位已经出过好几本作品的青年作家，不久前才开始坐下来第一次读《红楼梦》。
读，当然比不读好。但这也反映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许多人，确实存在着一个读书习惯和读书方法问题。
有一次，一位文学青年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您是老作家了，在您的生活中最离不开的恐怕就是读书了，您觉得最好的读书方法是什么？”
当时，我几乎是脱口而出地回答说：“爱书须成癖好，才可以言读书。”这有点近于所答非所问了。但我当时却真是这样想的。读书当然是应当讲究方法的，但是，我可以坦率地说，我不是可以胜任地回答这个问题的合适的对象。我只能聊堪自慰地说，虽然我算不上是一个好的作家，却可以算是一个嗜书如癖的读书人。我很小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
我的几代读书人的家庭使我沾了光，使我在十二三岁时就几乎读遍了家里所有我可以读得懂或半懂不懂的书籍，包括像《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以及林琴南用文言意译的《块肉余生述》那样的闲书。我是在读初中时才开始接触和迷恋上新文学作品的。我生不逢辰，抗战开始，我由于参加了“民先”的抗日活动，在北平受到追捕，失去了在大学系统读书的机会，就逃离了刚刚沦陷的北平，经过三个月的徒步跋涉来到了延安。我在鲁艺学习和工作了近四年时间，主要的收获是认真地读了几年书。鲁艺有一所藏书可观的图书馆，特别是文艺书籍收藏之丰富，现在回想起来都使我感到不可思议和不胜怀念。那里又有一个安静的充满学习气氛的环境，使我在三四年期间几乎读完了那所窑洞图书馆中收藏的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现在拥有的有关文学的知识和素养，基本上得益于那几年的饥不择食般的勤学苦读。就像我国古代名贤韩愈所说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尽管除了学校发的油印教材以外，我连一本私人藏书都没有。我那时刚刚二十岁出头，记忆力好，求知欲强，兴趣又广，对于中外文学史上的许多经典之作，常常不仅是反复阅读，而且还把我所喜爱的篇章，抄写在自己手制的厚厚的本子上，以便朝夕讽诵。这样的手抄本有好几本，一直到后来撤离延安，才忍痛把它们埋在一个破窑洞里，事隔半个世纪，现在肯定是早已化作尘土了。
我当时读书的范围很广，而且在阅读过程中逐渐养成了一种习惯，先是博览群书，然后择其要者精者（包括自己特别喜爱的），反复诵读。
这当然是一种笨方法，但我可以说这种方法使我一生受用不尽。我不久前看到冰心老人为青少年题的一句话：“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
这自是关于读书的至理名言。但是，我想把“读书好”这三个字调换一下，变成“好读书，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者，酷好读书之谓也。对于书，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份真挚的感情，没有一种执著的癖好，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文化素质很高的知识分子的，更不用说一个优秀的作家或者评论家了。我所以能够持续地从事文学工作，半个多世纪以来，虽然建树甚微，但总算是尚能为革命文学事业做了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微薄的奉献，主要的动力，当然是来自我半个多世纪的生活实践，但是，如果没有那些年的执著不休的锲而不舍的从不间断的读书癖好，那么，我所走过的生活道路，可能会是另外的样子了。
多年以来，由于所从事的大多是文艺评论工作，间或也写一些散文，因此，也常常有人间我：从事评论工作和从事创作工作（比如写小说或者写诗）的人，在读书上是否应当有所侧重？
对于这样的问题，我常常对人说，我只是一个平庸的评论家，至于创作，我至多只能称得上是半个散文家，因为我的散文写得很少，尽管有过不少计划，但大多未能实现，至今也只出过两本散文集。在读书方面，我的看法是，无论搞创作的或是搞评论的，在读书上最忌“偏食”。
我常常看到有些年轻的作家朋友，写小说的只读文学创作，写评论的只读理论著作。我的主张则正相反：无论从事创作或是评论工作的，都应当有一个广阔的志趣和胸怀，都应当以一种广约博采的精神来纵读各种各样的好书。我甚至主张：写评论的应当多读一些创作作品，搞创作的则应当多读一些理论著作。而不论从事创作或从事评论工作的人，都应当多读一些史书和“杂家”的书。我始终认为，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虽然不同，却绝非相互抵牾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文学史上的许多大作家及其杰作，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尽管中外文学史上，批评家常常成为作家攻讦的对象（比如契诃夫和海明威都说过批评家是专门吸血的马蝇之类的话）。我不是大作家，但我几十年来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在我的书架、案头和床边，总是各种各样的书（有小说，有理论，有古诗词，也有许多“杂家”的书），杂陈并列，伸手可得。我认为这样的读书习惯有助于丰富知识，活跃思想，陶冶性情。我从来不相信什么“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的说法，虽然在生活中确实存在着这种现象。
我认为，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吸取精神上的营养，正如一个有健康身体的人应当重视广泛地吸取营养一样。文学上的“偏食”和生理上的“偏食”，都会带来你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
当然，我在这里讲的是我对于读书的基本态度和习惯，这里丝毫也不包括反对“学有专擅”的意思。写诗的，当然要在诗的创作规律上多所研究，写小说的，当然也必须熟读古往今来一切已有定评的杰作，用以加强自己的思想武装，这是自不待言的。
最后，我还要讲几句必须加以强调的话，这就是：一切书籍，都是人类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生活的写照和反映。生活一这是一本大书。因此，我们在谈论读书方法的时候，时刻都应当牢记，我们在博览群书时，更应当以加倍的热情来读好写好生活这本大书。
●在这优美的环境中，静静地读几个小时的书，小口的自篇页上啜饮着知识的甘泉，真是人生一大享受。
张秀亚
（1919～）
女作家。河北沧州人。十六岁开始发表作品，十九岁入北京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后入该校研究所史学组深造。抗战胜利后，在辅仁大学任教。1948 年去台湾。著有《大龙河河畔》、《皈依》、《三色堇》、《北窗下》、《张秀亚作品选》等。
那图书馆，我也去过昔年在北平读书的那段时光，说来好笑，我静坐在课室内听讲的时间，绝没有在北海公园荷池畔游椅上的时间多，而坐在那巍峨的北平图书馆里的时间，比在荷池畔闻荷香、听青蛙跳水声的时间，也许稍稍多了一点。
北平图书馆，坐落在古城的文津待，街两旁人行道上植有成行的法国梧桐，那些小手掌似的在风中摇动的桐叶，现在还常常染绿了我少年时光的回忆。当年我走向那外观壮丽、庋藏丰富的图书馆时，小小的心灵，已为快乐浸透，而在前往的途中，也极富情趣。记得那是民国27 年，我报考大学的前几个月，那时我常常沿着古城中那道清静地府右街走过来，拐弯转入文津街，抬眼先看到那门口徒着于风中飘转的，彩纸穗子作招牌的小面馆，它的门面近边，一株株的排下去，就是那翡翠行列——法国梧桐。我在人行道上斑驳的梧桐绿影里穿行，远远就望到那“卧波”于绿水上的大桥，一道多么美的桥呵——那是以汉白玉砌成的“金鳌玉■桥”，那象牙色的，以高度的技巧雕出两边扶栏的长桥，看来真像是借自月宫——这世间罕见的纯白桥梁，似是用那晶莹、柔美、触手微凉的月光雕成的，人晚，桥上的乳白灯球齐明，更是有如持灯的天使过路。
在那长桥的近边，就是那典丽、庄严，在民国20 年建成的，象征着我们中华泱泱文化大国的北平图书馆了。那几年，我每遥望到那建筑上式样奇妙翘起的飞檐，晶亮的屋瓦，映着金鳌玉■桥下的湖水波光，流照上日光的金影，我就会联想到最爱读的几句题画的诗：芳草有情，斜阳无语；雁横南浦，人倚西楼。
当真，这么精致，幽悄的楼头，如果添个手捻玉笛的影子来点缀，岂不更能入画——但这是极端静谧的读书堂——图书馆，原不需要玉笛飞声呵。
穿过那敞朗的馆前广场，越过了可以抚摸到流云的高大华表双柱，接近石阶处，是两排有如浓密秀盾的青青扁柏，我当时的手臂平伸过去，可以触到那透发着树脂芬芳的平平树顶，这两排扁柏的左右，是一色的石桌石凳。多少次，还未入内借书，我先坐在那里看天边无心相逐的浮云，透过头上那高高架起的花棚，看到云朵在晴空挤来挤去，忽见一朵掉落下来，却化作身边风中那只木叶蝶了。
当我看够了云的戏剧，怀着炽热的求知欲望，一步步的登上石阶，想进入那知识殿堂，我却遭到了摒拒——我得将手上拿的风衣、书包存入旁边的守门人处；才得进入呢。
当我轻松愉快的踏上最高那层阶梯，一推门一股浓郁的樟脑香息，沁人心脾，顿觉气爽神清。怎么如此宁谧呢一尽管我前后有不少来此的“读书人”，但却如空巷般的沉寂——原来脚下的地板，皆以最昂贵的细木条编成人字形的图案花纹，任是铁鞋踏了上去，也成了美国诗人桑德堡笔下无声的猫足。楼梯的木阶，和地板是同样的色调——浅棕的树干本色，予人一种进入山林的清新、朴美之感。
我仍记得，当年我坐在阅览室内那舒服的靠背椅上，望着室内那一色的长长的巨大木桌，第一次感到知识领域的浩瀚庄严，小小的我在震慑之余，甚至连自己的咳声也尽量压低了。我更走到对面摆置书卡的屋中，查出了我要借的书号，填好了单子，就回到座位上，怀着一腔的喜悦，等待那本“心爱的书”来临。
不多时，我看到有位中年的着了制服的先生，手推着一辆深褐色的无篷婴儿车似的玲玫的车儿来了，经过我的座位前时，看了看我的号码，就把我渴望己久的那本书，摆放在我的面前，然后，又轻轻地推着他那些“满腹经纶”的“婴儿们”，到别的座位处去了。
我阅读倦了，抬眼环顾室内周遭，原来这座图书馆不仅建筑优美，设备完善而考究，更有这么多可爱的窗子——那些明丽的窗子，都是我国古代“宫廷式”的，以极贵重的木料，嵌成一方方小小的精致窗格，不知宋朝大词人周美成的词句中“蜂媒蝶使来叩窗隔”所说的窗子，是否是这样的？最值得赞美的，还有好些窗玻璃——厚厚的，色调之美，有如春水，但比春水更蓝一些；有如秋空，但比秋空更多几分绿意。也许，夏末秋初的荷塘中，当犹未者去的荷叶的绿云，临风照影时，池塘浅水会呈现出那种颜色，那是一种闲淡如小诗的色调，多少年来，不时映现于我的眼前。
在这优美的环境中，静静地读几个小时的书，小口的自篇页上吸饮着知识的甘泉，真是人生一大享受。而在精神食粮餍是之余，如果已是午时，或近黄昏，难免饥肠辘辘，走出图书馆的正厅，向旁边一排整齐的屋子走去，会发现那儿正是附设的食堂！其中准备了清淡可口、物美价廉的便餐，等待这些“爱书人”于抛下书卷后，前来大嚼。一日，我们同去的几个同学曾笑着说：“这座设备完全的图书馆，真是设想得周到，就缺少一幢宿舍了。”
走出食堂，也许已是晚霞散绮的时候了，正好可以迎着轻风环绕着阅览室后面那幢高大的藏书楼漫步一番。那暗影翳翳，飘散着树木清香的藏书楼的墙阴，正是我散步堂至之处，我现在还保留着一张照片，摄于那庞然的巨影之中，照片后面，是几行变黄、褪浅的题字：这是我闲步常到的地方，风知道，阳光知道，你也知道。
●凭感情去读自己喜欢的书是一种享受，所得到的是一种灵魂上的涵泳与自由自在，和一种被了解、被同情的感受。
罗兰
（1919～）
女作家。原名靳佩芬。河北宁河人。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学院，先后担任过音乐教员、节目主持人和制作人、杂志报道专栏作家及自由撰稿人。著有长篇小说《飘雪的春天》、《绿色小屋》、《西风古道斜阳》，散文集《罗兰小语（1）、（2）》、《生活漫谈》、《给青年们》、《访美散记》、《歌与春天及花》、《独游小记》、《早起看人间》等。
书与我
我是一个不用功的人。“不用功”自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不过，我不愿因为它不光荣，而就向不知底蕴的人假装用功与渊博。但是，如果说，我真的不喜欢读书，那却又与事实不符。我很喜欢读书。“读书”和“用功”可能是两回事。用功的人不一定“喜欢”读书，喜欢读书的人也许不一定是用功。这分别大概就在于前者全凭感情，而后者却要靠理智。凭感情读书的人，全靠自己的好恶去选择，因此，他所读的书，范围就比较狭小。尽管也许在这狭小的范围之内，他有精与深的可能，但他只能“渊”而不能“博”。凭理智读书的人却肯用客观的标准去选择读物，他会因实际的需要而花上一年的功夫，去读通一套经济学或六法全书；他会说服自己，只为了“求知”而去涉猎那些他所并不感兴趣的书籍。这两者相较，在理智上，我自然比较尊敬后者；然而在感情上，我仍喜欢前者。
凭感情去读自己喜欢的书是一种享受，所得到的是一种灵魂上的涵泳与自由自在，和一种被了解、被同情的感受。这样读书，速度必快，乐趣必多。而凭理智读书，就未免要加上一个“苦读”的“苦”字。苦读成功的故事，最为人熟知的是苏秦。他头悬梁，椎刺股，面对经典史籍，不眠不休，那是为了成功而读。在读的时候，有苦无乐，必须具有足够坚强的意志和恒心，并且具有足够的对自己的严厉与督责，而后才可为之。这样读书，所造就的是专家，是学者。而这种读法，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用功”。用功是手段，是过程，因此需要理智与远见。
读书是目的，因此可以凭兴之所至，一卷在手，悠游其间，这样读书，几乎与娱乐相差无几。我喜欢书，只因我喜欢享受与作者灵犀相通，莫逆于心的那点乐趣，是完全始于感情，终于感情的。因此，书，对我来说，是朋友，而不是严师。读书，对我来说，是谈心，而不是受教。
说到这里，似乎我的喜欢读书而不用功，已经有了适当的解释。抛开那些被迫为应付考试而“读”过的书之外，我略一回顾，就已发现，在我这几十年生命旅程之中，伴随着我的，都是一些面目温和态度可亲的书籍。它们都是我的朋友，曾经为我解闷、解惑，曾经和我融洽的做着心灵上的款谈，曾经逗出我的泪与笑，曾经激发我的爱与恨。也使我在无形之中，对人生音乐，多有了一番会心。
在我记忆中，最令我难忘的一段与书为伴的日子，是在抗战期间，我在乡下教书的那两年。书本陪伴我打发了许多个寂寞的黄昏。到台湾之后，有段时期，我每天只要一有空闲，就把林语堂先生那本《生活的艺术》拿来翻看几页。这本书，我看了许多遍，翻来覆去的看。看过之后，又随意翻到自己最喜欢看的地方看，觉得格外有一种与作者莫逆于心的快乐。前年，我看了一年的诗，新诗、旧诗、半新不旧诗，一律看得入迷，那是因为我突然之间认识了许多写诗的朋友。他们把诗集送我，我就把自己沉埋在各种不同风格的诗句之中，整整一年的功夫，我没有看别的东西。我发现，我看书实在太凭兴趣。因此，总是“一跤跌在”一种书或一本书里，迷上一阵子，然后，就许接着有好一段时间，一本书也不看，直到我再发现另一种令我着迷的书。
朋友某君总嫌我不看书，时常对我施行“强迫教育”。把书寄来，逼着我看完写心得。这些年，在他的逼迫之下，我倒真的看了一些大家都看过而我却未曾看过的书。看完之后，觉得增长见识不少。但我仍得坦白地招认一句，每次他一逼我看书，我就对他生气一次。有时是生气归生气，看还是看了。有时却是假装听话，把书在书架上摆一阵，再还给他，说声“还好”或“我不喜欢”，就算看了。像《儒林外史》，我总觉它不是女人的读物。《静静的顿河》我只“静”到一半，就此“顿”
住。《战争与和平》我也无法等到它全面和平。《约翰克利斯朵夫》我倒看了两遍。《安娜·卡列尼娜》我看完之后，不想还他了。
前几天，偶然整理旧日文稿，发现一本已经旧得发黄的笔记。时间是1950 年4 月至6 月，那是我心情最灰黯无望的一段时间，笔记本上，先是一连串心情恶劣的日记。然后，日记陡然中断，换上了读《庄子》的心得。内中录有：“齐物论”：“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以道观之，通为一。”以及“故万物一也，腐朽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腐朽”。然后，我写道：“人应从较高的位置去看世界，世间是非都由于人的沾滞沉迷。其实，道无所谓损益，事无所谓是非。能超然物外，则一切恩怨均不足道，何必争，何必怨，何必求呢……”这段笔记，重读之下，暮然使我对书本产生了另一种感激之情。原来书本不仅是我寂寞时的良伴，苦闷时的知友，而且是我彷徨无主时的灯塔。老庄哲学中的一两句警语，曾给我以莫大的启示。它使我得以从苦痛黑暗的深渊中，超脱升华。明白了“超然”二字的意义，摆脱了苦痛的牵绊，征服了几乎无法征服的困难。
●古代散文创作经验的总结，现代散文精华的摄取，外域散文珍品的介绍，它们所提供的借鉴的作用，它们和现实生活的互相激荡，使得当代中国散文的风格、手法的多样化，也越来越进入崭新的境界。
秦牧
（1919～）
散文家、小说家。原名林党夫。原籍广东澄海，生于香港。
少年时代侨居新加坡和马来西亚。1949 年以后，曾在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等职。著有散文集《星下集》、《贝壳集》、《潮汐和船》、《花城》、《长河浪花集》、《秦牧散文选》，中篇小说《黄金海岸》，长篇小说《愤怒的海》等。
《中国散文百家谭》总序
一
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文学都包含着一个“家族”，或者说，“文学树”上都有许多枝桠也无不可。这个“家族”中的成员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如果再分得细些，那名堂就更多了。
“散文”的含义，也和其他好些事物的含义一样，有广义、狭义之分。最广义的散文，那就是和“韵文”并立的两大文体之一。法国戏剧家莫里哀，在他的喜剧《醉心贵族的小市民》中，写一个哲学教师向一个叫做茹尔丹的人说：“凡不是散文的东西就是韵文，凡不是韵文的东西就是散文。”茹尔丹问道：“那么我们说话，又算是什么文呢？”哲学教师回答说：“散文哪！”茹尔丹恍然大悟说：“我原来说了四十多年的散文，自己还一点也不知道呢！”莫里哀在这里是以诙谐之辞谈论文体，但是实际上他借哲学教师之口阐述的原本就是客观真理。的的确确，不是韵文就是散文，不是散文就是韵文。因此郁达夫说过：“中国古来的文章，一向就以散文为主要的文体，韵文系情感满溢时之偶一发挥，不可多得、不可强求的东西。”（《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郁达夫在这里讲的韵文是锤炼极其精粹的诗歌，其实，韵文也可以写作叙事的长歌，以致成为卷帙浩繁的弹词唱本的。
这样说来，散文的内容不是广泛异常，连论文、小说之类都包括在内吗？是的，从最广义来说，它的确如此。但是比较狭义的散文，范围就要小一些，在近代中国，散文是专指文学领域中和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一种文体，它包括杂文、抒情小品、随笔，特写、游记、报告等等。而最狭义的散文，则又把议论色彩比较浓厚的杂文排除在外，而专指刚才说的抒情小品、随笔、报告一类作品了。
这儿要讲的散文，是含义不太广泛也不太狭窄的那一种，即文学范围中诗歌、小说、戏剧以外的一切杂文、抒情小品、随笔、报告等等。
因为世间事物很多都存在“交叉状态”，要把议论性较多的杂文和小品随笔之类完全分开是很不容易的。杂文，有时也可以有许多形象的描绘；小品随笔之类，有时也可以夹杂好些议论。这一类作品所以都可以算是“文学家族”的成员，原因就在于它们都具有文学的特征：形象性、情感性，以及一定的文采。试对优秀的杂文和抒情散文分析一下，它们不是都多少具有这样的特征吗？
这类作品所根据的一般和小说、戏剧的虚构情节（自然，小说也有一小部分是完全写实的）不同，它们一般都是根据事实，加以描绘、分析和发挥。“写事实，不虚构”，可以说是散文的又一特征。
我们现在讲的这一种散文，在中国是源远流长，传统深厚的。在中国文学史上，诗歌、散文、戏剧、小说，像四大河流流贯在中国的土地上一样，流贯于中国文学史上。如果穷本溯源来说，戏剧、小说还可以说是在诗歌、散文的园地里衍生出来的。因为诗歌、散文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比戏剧和小说要早。最初的略具雏形的小说、寓言、杂记之类，它们常常夹杂在散文论著之中，到了后来，才独立发展，发扬光大。古代的诗歌逐渐发展，于是而有词有曲。戏剧在这个基础上，才逐渐应运而生。
中国先秦时代的许多论著，都是精彩的散文。《春秋》、《论语》、《孟子》、《庄子》、《韩非子》、《左传》、《战国策》等等就是例子，像《庄子》中的《庖丁解牛》，《左传》中的《曹刿论战》等，写得绘声绘影，生气勃勃，都是很精彩的散文。中国古代散文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和论著、史书共生并存的。到了汉代以至于魏晋，散文一步步地发展，司马迁的《史记》、诸葛亮的《出师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陶潜的《桃花源记》、郦道元的《水经注》等等，都是很有文学色彩的散文珍品，虽然它们有些也同时是政论和学术著作。六朝时代讲究骈骊文体，形式主义、苛刻的格律束缚了许多人的才智，需要“自由自在，不受拘束”地抒写的散文一时趋于低潮。但是到了唐代，“文起八代之衰”。韩愈等人倡导的“古文运动”，实际上也就是反对形式主义，提倡把文章写得生动活泼的当时的新文学运动。唐宋时期，散文盛极一时，散文家风起云涌，人才辈出。人们常说的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询、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人，实际上是大量散文家出类拔萃的代表人物。后世关于古代散文的选本，唐宋散文是经常占着一个巨大的比例的。
元、明、清时代，相对来说，散文的兴盛程度远不及唐宋，因此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低潮期。因为这六七百年间，戏剧、小说大大兴起了。
文网甚密，禁锢很多，罗织人罪的文字狱不断出现，使大量的人对于自由抒写、生动活泼的散文望而却步，转而去从事虚构性的戏剧小说，以至于钻入故纸堆里搞经史训诂之学去了。但是，所谓低潮，不过是相对而言罢了。在一个散文基础深厚的国度，这数百年间它仍然有一定的成绩，许多笔记体的专集不断涌现。归有光、袁宏道、方苞、姚鼐、龚自珍等较出色的散文家都写下了不少具有相当特色的散文，也都给后世一定的影响。
上面提到的这些事情，自然不足以概括中国散文发展的面貌，但是，即可以借此说明一点：即中国是散文传统异常深厚的国家。有没有一个深厚的传统，对于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中国历代的散文家，许多都是身兼学者、诗人、而同时又致力于散文创作。他们不把写短小文章，当做“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而是在写璀璨诗篇或学术巨著之余，也极其认真地撰写短小精粹之作，像唐宋八大家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人就常倾注心血，简练地写几百字的散文。它们的短小、精粹、警辟、生动，常常成为历久不衰的典范之作。
散文传统深厚了，人们就可以从先代散文佳作中汲取丰富营养，在广泛取材、深刻发掘、运用多种手法、讲究语言运用等等方面得到借鉴。
“五四”以来中国的散文艺术所以获得光辉的成就，和中国具有十分深厚的散文传统，关系是很密切的。
二
到了现代，“五四”运动之后，新思想的传播，文学的改革，白话文的兴起，为文学艺术，其中也包括散文艺术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尽管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之后，军阀混战和封建专制统治持续了三十多年的时间，但是帝制推翻了，即使在大军阀的统治之下，人民大众反封建、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也一天都没有停息过，在军阀矛盾的夹缝里，在租界的特殊环境里，总有一些有利的条件可以运用，所以，中国的文学艺术，特别是在30 年代以后，是有相当可观的发展的。
散文被人称为“文学的轻骑队”，它形式多种多样，作为表现手段，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它不像小说、戏剧那样，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往往得之于心即可以迅速打写成篇。大量地报纸刊物都需要它，丰富的社会生活，外忧内患的煎迫，促使许多人要抒写积愤，或反映各种生活风貌，这些条件都促进了近代散文的发展。因此，鲁迅曾经评价说：“五四”以来“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剧和诗歌之上”（《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鲁迅的一生，在文学创作上主要就是致力于写作较广义的散文（其中主要是杂文），他一生写了六百多篇散文。
鲁迅的巍然崛起，为散文的成就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它不但震动一时，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这使得散文既有古老的传统，又开创了现代的传统。
和鲁迅大体同一时期的郭沫若、茅盾、巴金、冰心、朱自清、夏衍、叶圣陶、郑振铎、王统照、老舍、沈从文、许地山等人都写了大量的散文。众多具有代表性作家的涌现，说明了散文创作的兴盛。其中有些人是在写作其他体裁文学作品的同时涉猎散文的，而有些人则完全以写作散文为主。个别人在散文创作的数量上还超过了鲁迅，例如巴金就是，到了80 年代，他出版的散文集子已经有二十多本了。
新中国建立以后，对于“五四”以后到1949 年的散文创作被概括地称为”现代散文”，以区别1949 年以后至今的“当代散文”。上面提到的作家群，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却不能以他们概括全貌。这些年来，中国出版了好些现代散文作家（指从“五四”时期以至新中国建国前夕这一时期）的选集、专集和有关对他们的评论。有些批评家把他们归纳为“散文六十家”，有些选家对这段时期的作品选一百篇、八十篇作为代表出版。人民出版社正在出版鲁迅以外的十七家的杂文专集。其他有代表性的散文家大体有好儿十人，他们大抵都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正是作家们达到成熟境界的标志。这个时期的好些散文，直到现在还被选进大、中学校的语文课本。
但是，严格说来，这样一串名字是远不足以代表中国散文作家队伍的概貌的。经常发表散文作品的作家，比这张名单要大许许多多倍。而且，就是非文学类的杂志，许多描述海洋、大漠、边城、森林、航空、探险生活的报告，作者们其实也都是用的散文体裁。许多不怎样为人熟知的散文新秀，运用这一文学形式，驾驭这一文学轻骑反映了生活的各种风貌。唯其散文是这样一种轻便灵活的表现形式：“举凡国际国内的大事，社会家庭的细事，掀天之浪，一物之微，自己的一段经历，一丝感触，一撮悲欢，一星冥想，往日的凄惶，今朝的欢快，都可以移于纸上，贡献读者。”（周立波语）因此，在生活风貌复杂多样的日子里，它就有了大可驰骋的辽阔的原野。
三
从1949 年到现在的三十八年间，由于社会的变化，人们在生活的激流中感受多了，执笔写作的人大大增加了，散文创作的繁荣程度，又远远超过已往的几十年。
在建国三十周年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编了《散文特写选》三大卷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作为纪念。从这部约有一百六十万字，选拔一百七十家的二百四十篇作品汇编而成的选集中，揭示了三十年来（应该除去动乱的十年）中国散文成就的概貌。
总而言之，就是在作家队伍，出版书刊规模，笔触所及的范围，各种风格的形成以及表现手法的多样化上，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除了30年代、40年代的老散文家继续做出贡献（特别是茅盾、巴金、冰心、夏衍、萧乾等人）外，又有一批有影响的散文家陆续涌现，他们有些人是在三四十年代即已跨进文学领域，尔后逐渐形成了风格，有些人则是在建国后才成长起来的。大体来说：杨朔、刘白羽、秦牧、魏巍、柯灵、徐开垒、吴伯萧、徐迟、孙犁、曹靖华、邓拓、峻青、袁鹰、碧野、陈残云、魏钢焰、李若冰、何为、郭风、杜宣、黄秋耘、方纪、玛拉沁夫、曾敏之等，就是经常为人们提起的一系列散丈作家。他们中有几位已经去世了，但是绝大多数仍然健在，并不断在散文创作上放出异彩。
近些年，中国每年大概出版了四万种书籍，四千多种杂志。中国书籍的印行量已经跃居世界首位（虽然书籍种数仍排在若干国家后面）。
这里面，文学类书刊占了一个相当可观的比重。就是在非文学类书刊中，用散文笔调、散文体裁写的报告、速写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因为各方面的作者都日益认识到文笔的艺术魅力是必须讲求的。
这个时期比较以前二十多年间的成就是大大超过了。
它表现在下面一些方面：
从散文作者来说，除了上面提到的一系列散文作家，不少人继续写出了更多新作外，新时期又陆续涌现了好些受到瞩目的散文作家，如黄宗英、贾平凹、赵丽宏、张抗抗、吴泰昌、姜德明、叶永烈、杨羽仪等人就是（这张名单是可以举得很长很长的）。而大量散文作家，又各各把他们的思想触手伸向更广阔的领域。例如有人专为名人、大家立传，有人致力写专题的报告文学，有人写文艺色彩很浓厚的科学小品（科学文艺中的科学小品现在也是散文中重要的一支），有人专写散文诗或杂文，还有人专写寓言和儿童散文，以致有人写出文字与绘画相结合的散文等等。
从出版物来说，过去虽然中央和各省的出版社每年都各各出版若干散文集子，但是散文一般都发表在综合性文学杂志上，专门刊登散文的杂志可以说极为稀少。近几年来，专门的散文杂志日渐增多，现在，为大家所熟知的，北京有《散文世界》，天津有《散文》月刊，广州有《随笔》杂志，郑州有《散文选刊》（专门挑选全国各地杂志的优秀散文集中刊登的刊物），石家庄有《杂文报》等，河北的《散文百家》、辽宁的《青年散文家》也相继问世。这些刊物的陆续涌现和坚持出版，可以视为散文创作日趋繁荣的报春之花。自然，其他一般文学杂志经常刊登散文的方针是丝毫不因这些杂志的出现而受影响的。
从文学社团的纷纷涌现来说，也可以作为散文蓬勃发展的一个侧面的印证。在全国性的作协之下，现在又出现了许多专门研讨某种文学体裁的全国性和地方性的文学组织，像全国性的散文学会、报告文学学会、散文诗学会、杂文学会等。这些学会的出现，是对散文的研究和写作继续向纵深发展的一个标志。
再从高等学校当代文学的教学中，散文占了相当的比例看，也可以印证散文在日益受到重视。“十年动乱”结束以来，中国各高等学校对当代文学的研究，逐渐掀开了新页，它大大扩张了研究领域，当代散文作家大概有数十人的作品被选作各类大学的教材，若干高等学校还陆续编写出版了好几种《中国当代文学》的专用教材，并列有散文及散文作家的专章专节。
过去，报刊征文一般以小说居多，近年来，征文和评奖也渐渐及于散文，出版社还在陆续编选出版全国大、中学生的散文选集，以之扶持新秀……
从这各方面看来，散文创作正在进入一个日益繁荣的境界。
自然，持另一种看法的人也是有的。他们认为散文现在并不怎样繁荣，他们所根据的理由大体是：散文的发展还没有受到高度的重视。散文集子的印数一般都不及小说。青年散文家涌现不多。相当一部分散文有形式主义，注重文字的绮丽，缺乏思想深度和生活气息的倾向，至于对散文的评论也并不怎样热烈等等。
自然，见仁见智，人们尽可各抒己见。
这部分人谈及的状况，在若干程度上也是的确存在的。
我个人并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对任何事情，都必须看整体，看主流，并且作个比较，才有利于判断，较之以前来说，从整体上、主流看来，散文就是大大发展了的。上面提到的几个事例，就透露了个中讯息。
把文学体裁分列高低是一种传统恶习，自然这种偏见现在并非全无市场。事实上，各种文学体裁各有自己的功能，谁也代替不了谁。历史上，各种文学体裁，诗歌、散文、戏剧、小说，都曾经高踞首席宝座。
兴起时代较晚的小说，由于它的着重描写人物和结构故事，总的来说赢得了较多的读者。但是文学体裁各有长短，如果谈到迅速反映事物和抒写作者个性，小说又不及散文那么方便了。有些散文类似绘画上的速写，初学写作者比较容易掌握它，但是并非可以据此说明散文是低级形式的东西，正像诗歌，任何原始民族都会哼一哼它，但它可以是“原始”的，也可以是非常高级的精神产品。散文的情况也是一样。写一篇千把字的散文自然比写一部中篇、长篇小说容易，但是如果以同样的篇幅而论，写一千字的散文却常常比写同样字数的中长篇小说片断要困难得多，而且文字上的精炼要求也更高。因此，少数人的偏见是并不影响散文客观上的重要地位和它所取得的成就的，应该说每一种文学形式都有“各擅胜场”之处。
散文集子一般的印行量不及小说，但又常常高于理论、戏剧和诗歌，我们不应该据此对它们妄定甲乙丙丁的席次。而且，作为集子来说，散文的发行量虽然少于小说，但从任何发行一百以至几百万份的报纸杂志，散文都可以在上面占有地盘这一点来看，它的读者量又大于小说的读者量了。
因为散文作家需要有丰富的知识和娴熟的笔墨，因此，这个领域青年作家为数较少。有一部分思想水平和生活知识不足的作者着意于寻章觅句，雕琢辞藻，产生了形式主义的倾向。相当部分评论家对散文的成就也注意不足。这些情形都是存在的。但是，这并不影响蓬勃发展中的散文赢得它应有的评价。
生活丰富多彩的时代需要多种多样、五光十色的散文来反映它。叱咤风云的，剖析事理的，讴歌赞美的，谈笑风生的，给人以思想启发和美感陶冶的，我们都需要。而现在，在我们这个散文传统深厚的国度里，散文也真正在这样发展了。但是怎样使它更“深化”，更丰富，更多彩，仍是摆在散文作家面前的课题。因为，任何领域事物的发展，都是永无止境，永无穷期的，而广大读者的要求，也总是在不断提高之中。生活的广度，思想的深度，艺术的强度，都在要求人们不断突破和有所创新。
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
四
《中国散文百家谭》是一部理论性、欣赏性、知识性、资料性俱有的大书，全书汇集“五四”以来，包括台湾、香港地区在内的散文家近二百人，每家均有作家为本书撰写、选录的创作经验和自己较为满意的作品，又有专家、学者撰写的作品评论，并附有作家简介，作品目录及主要评论文章的索引资料。据我所知，它是建国以来搜集散文各家范围最广、容量最大的一部专集了。它是我国散文创作发展进程中的一座丰碑。
首先，从作家分布的地域看，它包括了中国版图上所有的省区，这不仅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祖国文学事业的空前发展，也为大陆与台港文学的交流铺出了又一通道，尽管每一省区人数多少不等，但毕竟让人有了一览全貌的机会。其中许多散文作家同时又是小说家、诗人、戏剧家、画家、音乐家以至理论家、学者和教授，这就使得它内容更丰富了。其次，本书很注意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家的“自白”和“自选”作品不用说了，就是所附评论材料也都尽可能多方面地展示出作家作品的社会价值，作家介绍也都由本人过目订正过。此外，由于列出了作家的主要作品目录及有关评论文章的篇目，也为读者深入了解作家提供了方便。总之，这部散文大书既为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也是各类大学所开设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大学语文》、《基础写作》等课程的有价值的参考教材；同时，它还可以作为各类中等专业学校、普通中学语文教师的参考资料，并成为社会上一切文学爱好者开拓生活视野，提高审美水平，步入文学殿堂的有益读物。
本书编者和好些热心的出版工作者克服了种种困难，为这部大书的出版贡献了不少心血，使它终于能够面世，这是很值得感谢的。
《中国散文百家谭》的出版，让读者群可以基本看到我国散文创作队伍的概貌和他们所达到的思想、艺术水平，我想，它是会受到欢迎的。
它的诞生，也是我国散文创作日益旺盛的一束报春之花。我的序言就写到这儿好了。
1987年元月于广州
《中国散文鉴赏文库》序言
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有许多艰难曲折，甚至有时还面临惊涛骇浪，中国的出版事业，仍然是在不断壮大之中的。它的标志，不仅反映在书籍出版种数和读者购书款项的逐年递升上头，也反映在许多具有某本建设意义的大部头书籍的不断涌现，以及好些缺门被逐渐填补等等方面。
正是在这种状况之下，百花文艺出版社正在编纂出版一套“中国散文鉴赏文库”，这套文库分古代散文、现代散文、当代散文三卷，每卷约一百八十万字，全部精装出版，它们综合起来就是煌煌五百万字的巨著了。
这应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擘划，人们拥有这么一套文库，就像登高鸟瞰似的，对于中国古今散文的风貌，大可以获知一个梗概了。而这一卷呢，又可以说是当代中同艺术散文的一个缩影。
百花文艺出版社多年来鞠躬尽瘁，致力于散文出版事业，该社的编辑们和全国走在前列的散文家几乎都打过交道，对各家的风格、水平、气质、特长，可以说了如指掌，由他们出面编选这么一部概括面广，内容深厚的集子，应该说是事半功倍，得心应手的了。本卷选到的作家凡二百七十一人，每人选一篇到两三篇不等，规模相当壮观。读者们如果把这卷选集从头到尾浏览一遍，我想，是完全可以基本领略中国当代散文艺术的风貌的。因为其中所选的作品，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这一卷命名为“当代卷”，它的起讫时间，是从1949 年到1990 年，以别于从1919 年“五四”运动之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的“现代卷”。对“当代”这个词儿的理解，各人可能不尽相同，而这里，则是包括了四十一年的跨度的。有些现代作家，是从“五四”以后，巍然屹立、一直生活、写作到今天的，他们的作品被分别收进了现代、当代卷，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读者们也是很好了解的。但是有些作家，逝世已经二三十年了，作品仍然被选进“当代卷”，个别读者就可能觉得有点茫然了。不过人们只要理解这一卷选的是解放以来四十一年的作品，疑团自然可以消释，任何事物几乎都存在交叉状态，“选本”也然。
本卷所选的，除了中国大陆，还有台湾、香港作家的作品。台湾、香港文学，是我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散文更有新的发展。这里选的都是那里的主要散文作家的作品，各具鲜明特色。
我从前曾经说过：“中国是一个散文传统深厚的国度，先秦诸子，在思想上和文采上各逞雄长，庄周、苟况、李斯、韩非这些人不仅是思想家，也都是散文家；汉代的贾谊、司马迁、王充、诸葛亮等人，不仅是政治家或历史学者，也都是散文家。他们的文章富有形象的特征，‘笔锋常带感情’。唐宋时期，散文就更加发扬光大，蔚为宏观了，因而有了什么‘唐宋八大家，之称。这里的‘家’，并不是指他们在诗歌方面的造诣，而是推崇他们在散文方面的成就。其后，诗歌一支，小说一支，散文一支，像三条大河，并排浩浩荡荡地奔流。什么‘笔谈’、‘笔记’、‘文集’一类的集子，在文学库藏中具有重要的位置。稍后，剧作又脱颖而出，就像有四大江河流贯在中国大地上一样，这四道文学河流，也闪闪发光地流贯在中国文学史上。”
虽然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上都有它们格外“独领风骚”的年代，而散文，则是从它出现以后，就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固的地位的。
继“唐宋八大家”之后，明清时期，出色的散文家，仍然凤起云涌，代有人在。到了近代，这一文学形式更是大大放射异彩。鲁迅就认为‘五四”运动之后，“散文小品的成就，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
鲁迅的崛起，更大大丰富了这一领域的文学宝藏。在一个散文传统如此深厚的国度，到了时代不断涌起巨浪，生活节奏日趋紧张的现代，特别是当代，它的日益蓬勃发展，毋宁说是历史的必然。
有些人看到一时一地的事象，或者是若干本散文集印数很低，或者是什么征文评奖活动没有散文的份，或者是某些散文手法际际相同，或者是某几位作家长期搁笔，就认定“散文不景气”、“散文不受重视”、“散文停滞”。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偏颇之见。试看，每天各地报刊上登载了多少散文？哪一个时代专门发表散文的杂志有像今天这么多的？对此中道理，就可以思过半了。
因此，可以说，中国的散文艺术，从远古以至当代，就其总的风貌来说（并不是就个别人的造诣来说），是大大发展了的，正像日夜奔流的大江，越是向前，江面越见辽阔，接近大海的时候，更是汪洋一片，浩洁荡荡了。
散文艺术能够不断发展，是有它深远的根源的。
这一体裁，是活泼轻巧的文学形式，有人把它比喻为文学轻骑，有人把它比喻为“文学的通行证”。它和诗歌在文学史上最先出现，又不断在各个时代涌现高峰。它既可以是低级形式，又可以是高级形式，它规范极少，抒写灵便，熟练的人写作它，常常可以即日成篇，它不像诗歌那样，在结构、人物塑造上有比较复杂的要求，常常需要作者有较长时间的酝酿。经常写作的人大都有这样的体验：一个题材来到面前，就像一只鸟儿或一只蝴蝶飞过一样，你不迅速抓住它，它就可能消失（当然也有相反的状况，一个题材在脑子里酝酿得越久越成熟）。有些题材，你不迅速地写出来，岁月磋跎，自己就会失去了创作的冲动。大千世界，生活万象，在散文里被反映出来的，比在小说和诗歌里被反映出来的，在总体上要多得多，道理大概就在这儿了。社会分工是越来越精密的，事物是越来越复杂的，新知的领域不断在开发，人们需要的散文体裁来迅速表现它，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散文可以写得短小，是它在形式上的一大优点。这可以使它无往不在，随处涌现。虽然“短”，并不是散文绝对的属性，“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传记、长篇报告，也是散文，倒可以写得很长。但大量散文是短小的，却是有目共见的状况。古代流传下来的许多散文精品，有不少就都十分短小，试举几个例子：庄周的《庖丁解牛》，不足五百字；诸葛亮的《前出师表》，不足八百字；陶潜的《桃花源记》，不过四百字；刘禹锡的《陋室铭》，不足一百字；杜牧的《阿房宫赋》，不足七百字；苏轼的《前赤壁赋》，不足一千字；刘基的《卖柑者言》，不足五百字；龚自珍的《病梅馆记》，不足八百字……但是它们却成为许多人都读过的千古名篇。现代以至当代作家，鲁迅、茅盾、朱自清、叶圣陶、巴金、冰心等，就都写了许多千把字，或者仅仅几百字的胎炙人口、流传不衰的精彩散文。短小精悍的作品，对于生活节奏加快，时间日益珍贵的当代人，有它的更加迫切的需要，是不言而喻的。
因而，散文这类作品永远不会没落，而且会越来越发弘扬光大，也是明显不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有许许多多因素促进了文学，自然也就包括了散文的发展。
首先是翻天覆地的变革和如火如荼的建设，像一浪接着一浪似的冲向四面八方。生产资料公有制基本建立起来了，许多角落的污泥浊水受到了荡涤。规模空前的企业一批批建立起来，在基本建设进程中，一座座地下古代文物的宝藏被发现了。许多原本不见人烟的荒山僻野出现了城市，绵长的公路一直修筑到世界屋脊。中国建立起了大造船工业、汽车工业和航空工业，人造卫星上了天，中国制造了原子弹和氢弹，船队到达大西洋捕鱼，探险队进驻到南极的科学考察站……近十多年的改革和开放又使边境出现了一座座崭新的城市，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奇迹。
可歌可泣的事件，可赞可颂的人物谁知有多少啊！这一系列事情都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素材，虽然它们不是每一件事都被充分反映出来，然而有大量是反映在新时代的散文之中的。
重视思想的风气，鼓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宣扬共产主义道德，也使散文获得了崭新的生命。一切事物都有它的核心，原子有原子核，细胞有细胞核，地球有地核，太阳系的群星有太阳。这个核就是大大小小事物的重心所在，吸引住它周围物质的中心。一个作品，也总有它的“核”，这就是它的主题，它的思想。古代的作家不少人对这一点老早就心领神会，熟知“个中三昧”了。唐代的杜牧对此中道理分析得十分到家，他说：“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士。”“是以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辞，辞不能成意，大抵为文之旨如此，”这不是和我们今天的见解如出一辙吗？数十年来，宣传崇高思想，鞭挞邪恶丑类的主旨使大量散文焕发了光华，这是有目共睹的。
自然，徒有思想，而没有生活素材、充沛感情，和笔墨手段，使得作品只有骨头，没有血肉，干巴巴像是标语口号式的东西，这些偏向在某些人的笔下是出现过的。但这是导向的偏差和某些人艺术功力和生活底子不足的问题，并不影响思想性作为“主心骨”，作为“核心”的地位，也并不因此而使一批新时代出类拔萃的散文因而减色。
近数十年来，教育事业的发展，学习风气的弘扬，使得大批人才成长起来。生活哺育了艺术，进入文学领域的，已经绝不止是教授、编辑、学者、大学生一类的人物，工匠、水手、探险家、旅行者、农艺师、工程师、医生、士兵……广大工农群众中各种行当的从业者几乎都有人成为作家了。中国作协和地方作协的会员现在已经达数万之众。“人多出韩信”、“竞赛出能手”。在竞赛一向非常激烈的文学领域，有许多“尖子”应运而生，脱颖而出，自是必然的事。仅就散文领域而论，现在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家已经不是寥寥几个，或者区区数十人而已了，它已经达到了一两百家的规模，就正如这卷散文选，大体反映了的一样。
古代散文创作经验的总结，现代散文精华的摄取，外域散文珍品的介绍（近数十年来，我国对欧、美、亚洲各国的散文名家的作品是介译了不少的），它们所提供的借鉴的作用，它们和现实生活的互相激荡，使得当代中国散文的风格、手法的多样化，也越来越进入崭新的境界。
自然，近四十多年来散文艺术的发展，是经历了曲折的道路的。谁也忘不了以庸俗社会学为温床的粗暴文艺批评在解放初期曾经猖獗一时，谁也忘不了加括弧的“左”的势力对文艺界以至整个知识界曾经不断采用了大捧政策，“左”的势力加上封建余习，后来甚至酿成了使整个中华民族都蒙受灾难的十年浩劫。文艺界中知名人物因此而丧身的竟数以百计（在整个民族灾难中，它们所占的又仅仅是一个微小的比例罢了）。若干时期，散文艺术也同其他艺术一样，有点像从石头缝隙里长出来的鲜花。正是由于这样的缘故，本卷散文所表现出的，既有阳光灿烂、色彩绚丽的图卷，也有风雨如晦、夜气沉沉的画面，这是历史所决定了的，现在谁也无法改变的事实。中国当代史上出现了这样的曲折，自然是国家的不幸，然而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来，倒也使文艺长廊的色彩更加斑驳，从而使人们对历史进程的艰苦引起更多的深思，对开拓社会主义的未来准备做出更坚强的努力。
近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波澜壮阔的影响，对文学艺术也发挥了很大的推进作用。散文艺术中生活色彩的浓厚和风格流派的多样化也越发显著了。
概括说一句，当代中国的散文艺术，是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分开来看，本卷作品，不过是一篇篇小文章，合起来看，它们却展开了一幅巨大的生活图景，让人们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和历史大潮的流向。这些文章，对于帮助人们开拓视野，了解现实，享受美感，借鉴技巧，和振作作家的精神，充实一些基本的生活信念，都是很有好处的。这些作品的风格是多种多样的，它们有的像震撼人心的大鼓，有的像余音袅袅的洞萧；有的像明净无瑕的水晶，有的像色彩鲜明的玛瑙；有的像海浪汹涌，有的像流泉涓涓。有的粗扩，有的细腻，有的平实，有的空灵……如果说多样化是一种事物发展成熟的标志，那么，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应该也是一批批已经登堂入室的读者应有的风度。
“真理和美德是艺术的两个密友。”“真、善、真的和谐统一是艺术的崇高境界。”愿读者们在这样的选本里领略这一切。
除了洋洋洒洒，汇为主流的各家散文精品外，我想读者们对陶铸的《松树的风格》和廖承志的《致蒋经国先生信》，该是会感到兴趣的吧，对于文艺性很强的若干科学小品：例如夏衍的《甲子谈鼠》，贾祖璋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裴文中的《山洞的探查和诗人的幻想》，金马的《缕蚁壮歌》等，人们应该认识到它在散文中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科学文艺正在成为文学园地中一个日益壮大的枝桠。编者选进了这部分作品，以及大陆作家描写外域的作品，和外域华人作家的好些篇章，是显示了开阔胸襟和高瞻远瞩的。
这个集子里选进的好些作品，曾经震撼全国，或者作者为此已经或几乎献出了生命。此外，更有许多篇已被选进了全国大、中学校的语文教材。因此，这卷文集，具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是足以传之久远的。
我披阅本卷目录，发现集中作者，国内国外，我所认识的几达三分之一。他们有一部分已经作古了，睹文思人，望风怀想，不禁感慨万千，神驰万里。我仿佛见到了他们或纵横祖国大地，或在桌旁奋笔疾书，或仰天大笑，或低回叹息，或殷殷瞩望，或俯首深思的种种风貌，我所不直接认识的，也一个个出现在我眼前了，让我在这儿，尝试超越年龄和辈分，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生死的门限，都向他们遥致问候吧！朋友们！大家的精灵和神思，都在这儿聚会了。
从散文精品中摄取丰富营养
《中国散文精品分类鉴赏辞典》是一部大型的、百科全书式的对中国“五四”以来散文精品分类鉴赏的辞书，是融学术性、欣赏性、工具性为一体的中国现代和当代散文精品的总汇。南京出版社经过长期的擎划，编辑、出版了这部《辞典》，可以说是完成了一项具有基本建设意义的宏伟文艺工程。
散文和诗歌这两种文学体裁，在各国文学史上都是发源最早的。中国是一个散文传统非常深厚的国度，讲中国散文史，一般都得上溯先秦时代，不但会谈到先秦诸子，如墨子、孟子、庄子、苟子等诸家，甚至还得谈到《左传》、《国语》、《战国策》《论语》等典籍，那个时代的史家和思想家，大抵同时也是散文家。汉代的贾谊、司马迁、王充、诸葛亮等人，不仅是历史学家、政治家和政论家，同时也是散文家。中国散文像长江大河一样，越奔流江面越见开阔。除了先秦涌现了高潮之外，到唐宋又涌现了第二个高潮，于是就有了“唐宋八大家”，宋代的随笔小品更是盛极一时，开了后代的滥觞。到了明清的时期，又涌起了第三个高潮，笔记文集的出版，蔚为大观。历代散文作家，当然各有各的特殊风格。但是在这三大高潮中，由于抒写内容的差异，先秦散文表现为宏丽激越，唐宋散文显得隽逸清新，明清散文又出落得洒脱自如。
作为中国文学中繁荣最早、数量最多、影响最广的一种文学形式，散文在悠长的历史中熏陶和滋润了一代又一代的生生不息的人民，而且不断地发扬光大，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新秀。
“五四”以后，“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
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由于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白话文的兴起又扩大了写作人的队伍，几乎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散文的所有精华，再加上各国优秀散文作品的迻译和借鉴，散文艺术的发展呈现了兼收并蓄、互相激荡的局面。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整个现代时期，
出现了李大钊、鲁迅、瞿秋白、朱自清、夏衍、冰心、郁达夫、巴金、
许地山、粱遇春、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等等风格迥异的散文作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大特色。
当代散文，四十几年来的发展，正像大河曲折奔流一样，有时显得缓慢，有时显得迅速，总的成绩也是巨大的。50 年代“复兴散文”的号召和60 年代散文“诗化现象”，对于散文的振兴和散文真正走向广大人民群众产主了很大的作用。自从十年动乱结束，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进入历史新时期以来，散文更以突飞猛进、波澜壮阔的势头，向前发展，除了继承中国散文的优秀传统和借鉴外域的经验外，在开拓丰富多彩的题材，探索自然奥秘，描绘复杂纷繁的社会生活方面更可以说是进入前无古人的境域。在新时期中，老、中、青三代作家都不断有上乘之作问世。现在，具有相当代表性的散文作家已经不是以十几位或几十位来计数，而是可以开出上百来论列。当前，应该说是建国以来散丈最繁盛的时期了。散文就其在报刊发表的影响而言，是一直拥有最大量的读者的。
但是，毋庸讳言，如果仅就散文集子的印行数目来说，那又不是十分可观了。不过，这种状况近几年有了颇大的改变。《八十年代散文精选》、《中国当代散文精华》、《新时期优秀散文精选》、《中国当代百家散文》、《青年散文选》等等散文选集，在各地书市上都成为畅销书，对这种现象，人们众说纷坛，有人说它是人民群众审美格调提高的结果，有人说它是社会思潮深化的体现……其实，一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原因往往不一足定，大概社会教育程度的提高，文化市场加强了管理，非法出版物纷纷受到取缔，同时，人们经过急功近利的浮躁的心理历程，很多想静下来重新思索人生；而且，面对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有人在迷悯失措中也渴望加深了解，以获得安定感。这都各各不失为一种因素吧！
可以肯定的，是散文集子在文化市场中受到广泛的欢迎，读者从优秀散文中可以得到丰富的营养，既可以开阔视野，陶冶情操，又可以寻求人生的理想，校正生活的航标，还可以获得文学写作的知识，提高精神生活的情趣。因此，就形成了上面提到的现象了。从这里可以看到，文学中重要的一支——散文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
近年来，在这种状况之下，大部头的散文选集、散文名篇辞典之类纷纷涌现。我认为，多几部这样的宏编问世，只有好处，并没有什么坏处。人们买书时，可以从同类的多样出版物中加以选择。一些真正的精品被再三选拔的结果，可以充分证明它们的生命力，也就有利于今后选家进行再度的选拔，使之成为真正传世之作。而且，这类的辞典、选集印数汇计即使达到一百万册也罢，它也不过只占我国人口数量的千分之一弱罢了，相对而言，仍然是渺不足道的。我对这部《中国散文精品分类鉴赏辞典》的体例、编目、内容浏览了一遍之后，觉得它有这样一些特点：
1.时间跨度大，上起“五四”，下迄1991 年，基本上包括了整个现代、当代的散文精品。
2.它所收的散文达五百多篇，共一百八十万字。入选作品多为精品、名作，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备，既有名家名作，也有新人新作，不“唯名是求”，而着重于一个“精”字。在现代、当代散文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名篇，以及被采为当今大、中、小学语文教材的佳作，大抵都兼收并蓄了。当然，时间跨度七十余年，“精品”难道就尽萃于斯？遗珠的事，若干参差出入的事，大概也在所难免。但是从基本来说，也应该说编者们是努力朝这个目标做了。
3.分类方法很有特色。本书创造性地按照散丈所表现的主题和题材进行分类，全书依自然、人生、历史等次序分为二十大编，每编下设若干“类”，全书共有一百二十“类”。这种分类方法比较醒目，方便于人们探索和比较。
4.鉴赏文字有创造性。它体例独特，每一大编前设有“编首语”，每一小类前没有“类前语”，对作品的鉴赏，也体现了“分类辞典”的特征，即既有单篇作品的鉴赏，也有两篇以至多篇作品的综合鉴赏，安排颇为周到。其次是鉴赏文字的执笔者，据我所知，功底都相当扎实。
撰写力求站在美学欣赏和人生哲学的高度，宏观的综览和微观的透视相结合，分析中肯简洁，语言优美生动，琅琅上口。
5.融欣赏性、工具性、学术性于一体。本书选文全面，分类精当，其工具性特点较为鲜明。这可以说是对中国现代、当代散文成就的一次检阅。一卷在手，可以窥其梗概，也可以探索名篇，因此，也就有一定的学术性。
6.唯其如此，本书将给广大社会读者、大中学生、教师教学和写作实践带来很多方便。写作者可以从书中找到相类的散文精品，并从中获得启迪。当然，对“描写辞典”一类的书籍，习作者如果在作文时整段整段地抄袭，难免害多益少。但是如果不是偷懒地贪图这样的“捷径”，而是参考别人在这样的题目之前，是怎样取材、构思和发挥的，几篇同题的文章，又是各自如何发挥所长、独标一格的，从中加以领会，进而有所创造，那却是好事一桩了。“博采众长”，任何时候都不失为学习上的一大法门。
本书的主编和几位副主编都很有朝气，他们有的是文学编辑，有的是研究工作者，有的是大学文学教师，他们为繁荣散文事业，孜孜以求，披览群书，奋斗多时，编撰出这部大型辞典，是很值得赞许的。我想：本书的出版对于推动散文事业的发展一定可以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也就乐意敲敲边鼓，为它撰写这么一篇序言。
●后记
邓九平
中国的读书人，自古就有收藏书的习惯。
中国古代的书，最初是用人工书写，写书用的材料不断变化。从春秋到两汉期间，多用简、帛写书，称简策（刻写于竹片上，再贯穿成册）
和帛书（写在丝织品上，可用轴卷）。所以古代称一部书为一册书或一卷书。
东汉以后，写书用的材料渐为纸张代替。到了唐代，由于印刷术的兴起，书才逐渐由竹刻手抄改为刻版印刷，并由卷轴演变为册叶形式。
人们先将文字刻在一块块木板上，然后再来印刷，在整块木板上刻字的程序称为雕版。咸通九年，王价出资刻印了《金刚经》，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标年板印品，其图像已十分精细。至中晚唐，刻印佛经、韵书、通历、医经，已屡见不鲜。
宋辽金元，官私并行，经史子集医算诸书，均用雕版印刷，且采用“梨枣”制版。出现了李十娘、谢氏、徐氏等良工，此期的版本，成为后世的文化珍品。
明清两代，南北二京成了雕版印刷中心。明之南藏、北藏、道藏，清之武英殿本、龙藏，均出自两京。此期，出现了朱墨套印术，分色分版的彩色套印法，其版有多至几十块者，各色可分出深浅浓淡。到清顺治元年，又兼用拱花凸印、无色凸印。至此，中国的印刷术已臻高峰。
雕版印行的书有各种版本，古时的藏书人，最看重版本。
据史料记载：研究版本的人，能根据书籍的纸张、墨色、字体、版式，鉴定出刻书地域和刻书年月，甚至能辨明何人原刻，何人翻刻，何为旧抄，何是新抄，以此来审视刻得好，印得好的书籍，例如：《史记》有宋、元、明、清各种刊本，嗜书的人，总称宋元本最佳。专门从事这类研究的人，是谓“版本学家”或“版本鉴赏家”，如黄丕烈、鲍廷博等人；也有得一书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大昕、戴震等人；又有得一书必辨识版片文字，注明其中错讹，是谓“校雠家”，如卢文弨、翁方纲等人；还有一种搜采异本，集纳百家，“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笔，”是谓“收藏家”，如范氏的天一阁、吴氏的瓶花斋、徐氏的传世楼等。
藏书人购置心爱之书后，总习惯摩挲观赏一番。宋元版本，名家批校，孤本秘籍，毛抄黄跋，都被当做珍品加以收藏。明刊精本，黑口古装者，万历竹纸，传世绝罕者，都令藏书人见之心暖，读之色舞。兴悦之余，选取精制的一方石印，拿出上好的印泥，在书的某处钤上一方“某氏藏书”的朱红印记，然后注明日期，登记入册。藏书人日集月累，花费心血，渐渐便积蓄了可观的书籍。
古代的书可曰香，那时用的纸墨古雅纯良，纸是澄心堂纸，纸白如玉。墨是松烟制墨，墨凝如漆，墨润如脂。藏书人在购书后，将书置于密不透风的木箱里或书柜中，再将书斋门窗紧闭，日久天长，纸上松烟润墨，自然生出淡香。读书人推门入室，书香飘逸，桂馥兰熏，沁人脾胃。
当代的新版书基本上是铅字印刷，纸墨与古时也不尽相同，尤其是引入西方科技，采用电脑照排，滚筒印刷，书印出之后，与香无缘。
书香何在？
书香是有的：当您细心地读它，精心、静心地品它，真心、诚心、痴心地爱它，它便会无声地、悠悠然地飘进您的心田，潜入您的思想，浸润您的灵魂。那古雅清淳之气，会洗去您的劳累；那散淡飘逸之风，能驱散您的苦闷。读书能给您快乐，令您开朗，使您生活的更纯美，让您眼前春光无限。
书香永在……
《书话文丛》是在钟敬文教授、张岱年教授共同倡议下，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的鼎力相助中得以出版。卞之琳先生、季羡林先生、冯亦代先生、严文井先生、陈原先生欣然同意担任丛书顾问；牛汉、碧野、汪曾祺、林斤澜、李国文、邵燕祥、舒乙、任洪渊、谢大光、张抗抗等诸多文坛名家，亲选文章寄来，并共担丛书编委；张岱年先生、冯亦代先生、舒乙先生亲自为丛书作序，韩静霆为丛书设计插图。在此，我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的李晓霖女士在丛书编辑过程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中国作协作家权保会的张树英女士、吕洁女士，为丛书的顺利出版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在此，我向她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7年3月31日于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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