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话文丛·书香余韵》　上　钟敬文等 主编
　　书话文丛·书香余韵
　　钟敬文等 主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7.10

　　●序

　　舒乙
　　人和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人有书，动物只有物质的食物，而人有精神的食物。
　　“食色性也”，只说对了一半，说的是人和动物共通的那一半；不同的那一半，也是最重要的差异，便是人有精神的需求，人要书。
　　人要写书、编书、买书、藏书、念书，而动物绝无此种嗜好，不管多聪明的动物都不成。
　　人当中也有文盲，也有一辈子没有接触过书的，但是，他们听过书，多多少少知道一些书中的故事，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是受了书的影响的。
　　都只因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都只因书是人类智慧的载体。
　　都只因书是人类智慧的化身。
　　书便是人类的智慧。
　　北京的最西南角，有一座古寺，叫云居寺，那里藏着一部世界上最大的书，是一部石头书！
　　这部石头书的每一页有一米多长、半米多宽、三寸来厚，足有二百多公斤重，两面都刻满了字，每个字有网球直径那么大。云居寺里共有一万多块这样的大石头“页码”，整整齐齐的，规规矩矩的，浩浩荡荡的，真是令人惊叹万分。
　　干吗要刻这么一部大石头书？
　　就是出于爱。
　　和尚们，一千多年来，怕毁书，怕烧书，一句话，怕书传不下来，干脆，做一部石头的，让它永世长存，让它不朽。
　　这个故事的意义，在于它传达了人类对书的深厚的大爱。人可以死，书不能断代，书必须传下去。
　　这真是一个极致的、典型的、绝好的故事，最精确地最夸张地最使劲地描绘了书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有了对书的爱，于是，人们不断地在谈书，写了各式各样的体会。
　　有一个聪明人，叫邓九平，想起来，何不把现当代中国文人写的关于书的文章，选编在一起，一本装不下，编辑成一套，叫做“书的书”。
　　他找到钟敬文先生、张岱年先生，在他们的指导下编成了一套丛书，这便是《书话文丛》。一共六本，涉及二百多位作家，近八百篇文章。
　　应该说，这是一个好选题，也是一个大工作，很专门，很专业，也很有眼力。
　　撇开这套丛书的知识性、趣味性不说，单说它传递的那种人类对书的感情，便足以使读者对它产生浓厚的兴趣。正是这种对书的尊敬，对书的不能割舍，对书的一往情深，一句话，对书的痴迷，便构成了这套丛书的永恒的价值。
　　对书的爱，产生了那部永垂不朽的大石头书；对书的爱，同样孕育了这套新的“书的书”。我在它们之间，看见了共性，看见了相同，于是，我便肃然起敬了。
　　1977年3月25日

　　●序

　　冯亦代
　　中国有诗话、词话、曲话，唯有书话，似乎是近六十年始为人所用，并为公众所认可，这是老友姜德明在为《现代书话丛书》总序中所说的话。我喜欢读这些书话，经常在作者娓娓道来的文笔中，摸索到一些未读过之书的信息，即使已读过的书，也可以从书话作者的文章中，对照我的意见，更可发现我读该书文本时偶有的粗心或未见及原作者的题旨。所以我常有一种感觉，认为书话是我的老师，不读书话，我很可能把一些引人入胜的见地失之交臂。
　　姜德明在总序里，曾把书话界定为源于古代的藏书题跋和读书笔记，并由此生发、衍变而成。书话不宜长篇大论，宜以短札、小品出之。
　　书话以谈版木知识为主，可作必要的考证和校勘，亦可涉及书内书外的掌故，或抒发作者一时的感情。书话不是书评，即不是对一本书作理论性的全面介绍、分析和批评。书话不能代替书评。”
　　我同意他前面所说书话的界定，但对他说的“书话以谈版本知识为主”和“亦可作必要的考证和校勘”两点，则认为把书话只限于以汉语出版的书籍，似乎范围限得太死、太仄，则期期以为不可。国为我们现在读的书，汉语古书只是一部分，其他还有以汉语翻译国内各民族及世界各国的书，这些书不但有写书话的可能，而且鄙意在当前对外开放的大潮下，写外国书的书话还有其必要。
　　改革开放需要大量的现代知识，我们比之于国际上现代化的国家，至少有二三十年的差距，有些项目甚至还要落后到半个世纪之多；虽然我们也有比较先进的东西，但大体说来，我们还是落后的。所以在国家现代化方面，我们不但要迎头赶上，而且还要超过他们，如果安于落后，便须挨打，这是无可逃避的命运。因此更多地吸收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就十分必要。
　　但是我们还是个贫穷的国家，我们付不起那么多的外汇去买他们书籍的版权，这就不可能通过翻译来获得他们的知识。再说现在书籍的出版如此众多，我们也不可能本本都来翻译。如果我们国内懂外文并有专业训练的人，能够将他们读到的书，择其适合我们需要的写成书话，那就可普及这些知识，然后再谈翻译成汉语是否必要，那我们就可事半功倍了。
　　我是个英美文学的爱好者，起初只在《读书》杂志上写些海外的文坛消息，得到读者的欢迎。有次茅盾先生和我谈起介绍文坛消息固然可以知道海外的新闻，如果我们能写得再详细一些，介绍原作作者的经历及背景材料，对于我们掌握海外的文学情况，便可更进一步了。于是我便在一则出版消息里，写新书的内容，写作者的经历，写国外读书界对这位作者及这本作品的意向和对他的评价。如果我能读到原书，我就写上我的读后感，否则就依赖书评刊物的意见。十多年来我已汇集出版了好几本书，并为读者所欢迎，特别是受到中国作家的垂青，他们不但获得了消息，知道海外文学发展的趋势，有时还可得到启发，开豁视野。
　　因此，私意以为书话的内容，可以不必予以界定，写书话的作者要写什么就写什么，只要引领读者去读好书，增加国内外的新旧知识，便是达到了目的。
　　这部《书话文丛》的编者收集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做得比较周全，堪称自“五四”运动以来新型书话的第一次的选集，相信读者们会从中得到读书的乐趣，如果从此晋入“书痴”、“书虫”的行列，那就成为额外的喜悦了。
　　1997年3月27日于七重天

　　●序

　　张岱年
　　我喜书，喜读书、买书，更喜著书。青少年时期，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地近琉璃厂，下课后常和同学到琉璃厂旧书铺浏览。
　　那时，琉璃厂旧书店很多，每个书店都陈列了很多古书，可我没有钱，无力购买高价的书。当时宣武门内路西头发胡同有一个小市，小市中也有几家书铺，我路过宣武门，常到小市旧书铺看看。我喜读《庄子》，也喜读宣颖的《南华经解》，当时家里有一部清初刻本的《南华经解》，比较破旧，在小市书铺中见到一部精刻本的《南华经解》，惜乎无力购买（直到30 年代，买到一部精刻大字本的《南华经解》，珍藏至今）。
　　我记忆犹新的是在小市书铺中遇到一部《庄子》，题“郭象评，向秀注”，是一部木刻本，不知是何人伪作。也因无钱没有买下，后来再也不见了。
　　30 年代，我在大学任课，稍有闲钱买书。留心购求《张子正蒙》的各种版本。买到高攀龙的《正蒙释》，刘玑的《正蒙会稿》，都是明刻木。又买到《张子全书》的几种不同版本。当时许多收藏家都注意搜求诗词小说一类书，对于理学书很少有人注意。我则主要购买哲学书籍。
　　50 年代初，我请琉璃厂书铺的魏广洲同志寻找明代哲学家王廷相的《家藏集》，他为我找到了，共六函，印刷装帧都精美。据闻北京的《王氏家藏集》只有两部，一部存科学院图书馆，一部由我购藏了。后来友人工孝鱼同志受中华书局委托标点《王廷相集》，即借阅我所藏的进行校勘。老魏同志又为我买到一部明版《李太白集》，亦甚为精美。我还在琉璃厂买到清代中期谢刻本的《荀子》，嘉庆年间重刻宋乾道本《韩非子》，都十分精美，令人看起来怡心悦目。我看过叶德辉的《书林清话》，知道宋元刻本的精美，惜乎无力购求，只能到图书馆善本室参观了。
　　我所见到的明刻本及清代乾嘉时期的精刻本，都十分精美，实乃一种价值很高的艺术品，是文化魂宝。惜乎只能买到二三部，现在更是难以再遇了。
　　40 年代至50 年代初，北京饭店楼下有一个法文书店，卖外文新书。
　　当时我也常到法文书店，买过一些英文哲学书，十分方便。后来这个法文书店因故被封闭了。50 年代后期，很难买到外文书籍了。现在看来，从文化交流来说，这是难以弥补的损失。
　　买书不易，存书亦难。40 年代我在清华大学任教时，那时住房也很小，后来迁到新林院，有一间很大的书房，颇为方便。1952 年迁到北京大学中关园住宅，建筑面积七十五平方米，居住面积不过三十多平方米，比较窄小。当时购书不多，勉强够用。在“文革”期间，学校让七十五平方米的房屋两家改为三家，每家建筑面积五十平方米，书籍就放不下了。后来哲学系“文革”小组还嫌我们房屋太大，命令我从五十平方米迁移到二公寓的一间半的小屋，书籍更无法存放了。迁移时我只好卖出了四辆平板三轮车的书，但存书仍然嫌多，只好堆积在半间屋中。当时，也不允许多读书，“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正在流行，哪个还敢看“封、资、修”的书籍呢？其后逐渐落实政策，我的房由一间半改为两间，1978年又由两间改为名义上的三室一厅，实际是二间半和一间小厅。书籍勉强存放，找起来非常困难，又兼年老体衰，无力多买书了。偶尔到琉璃厂旧书店浏览，难免望书兴叹。因为没有放书的空间，也就轻易不买书。
　　有时想起清末学者孙诒让、现代史学家陈垣先生都有几间大书房，不无羡慕之意。明知其不可求，也就安于陋室了。现在年过八旬，有时取出明刻及清代精刊，观览一番，也就很满足了。
　　清代思想家颜元（习斋）讥讽宋明理学家，说宋明儒者只会“读、讲、著”，意在对于书呆子痛下针砭。其实理学家除了“读、讲，著”
　　之外，也还在考察、思索。如周敦颐、程颢以及朱熹、陆九渊，也都长于吏事。我的一生似乎是在“读、讲、著”中度过，其实我是力求贯彻“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我写了一些书，幸而都能问世。四十岁前所写的哲学论稿，题为《真与善的探索》，1988 年由山东齐鲁书社出版了。三十岁前撰写的《中国哲学大纲》，近年来也一再重印。前后出版了下几种书，实可庆幸。“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还想继续写。虽然无力买更多的书了，但是对于书的感情还是一如往昔。希望出版界多出新书、好书，在印刷上超过乾嘉时代精刻本的书。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书话文丛》，愿这套丛书能在读书人的心里洒下一片春雨，是为序。
　　1997年3月

　　《书话文丛》编委会名单
　　顾问：
　　卞之琳季羡林冯亦代严文井陈原
　　主编：
　　钟敬文张岱年邓九平
　　常务编委：
　　牛汉汪曾祺林斤澜邵燕祥舒乙邓九平
　　编委：
　　钟敬文张岱年牛汉碧野汪曾祺
　　林斤澜黄宗英姜德明邵燕祥舒乙
　　李国文王富仁李元洛任洪渊韩静霆
　　母国政邓九平谢大光膝云张抗抗
　　斯妤于海婴张树英

　　◇书香余韵◇

　　●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行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

　　唐弢
　　（1913～1992）
　　作家、文学史家。笔名风子、晦庵、韦长、仇如山、桑天导等。浙江镇海人。曾任复旦大学、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教授，《文艺新地》、《文艺日报》副刊主编。1959 年起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担任过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主要作品有《晦庵书话》、《生命册上》、《唐弢杂文集》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我和书

　　我的工资除了应付家用外，每月还有两大支出：一是买药。虽说国家有保健制度，有些较贵的药还得自己掏腰包。二是买书。我是做研究工作的，又爱书，不得不买。自从物价飞涨以来，两者颇受限制，生病而无力买药，做研究工作而无力买书。都是人间苦事。幸而这几年来，我的病情逐渐好转，有些药可以不吃；书呢，旧书越来越少，等于没有，新书自然买一些，只是鉴别为难。
　　比如以莎士比亚为例，有人研究了十几年乃至几十年，译了一部莎翁剧本或者写出一篇关于莎翁的论文，比之你译第一幕第三幕，他译第二幕第四幕，我译第五幕并写后记，或者从外国学者著作里东抄几句，西摘一段，敷衍成文，同样出书，同样定价，同样皇皇地登在国内第一流刊物上，我，还有许多读者，究竟应该买哪一部书，读哪一篇论文呢？
　　无法比较，难以鉴别，心里不免踌躇起来。我的办法是：不买。就和生病买药相似，因此书也少买。这样一来，反倒减少一点生病无力买药、研究无力买书的痛苦了，失中有得。
　　提起书，几乎可以说是和我的生命纠结在一起的。我在《书城八记》的第一记《买书》里说：“我有目的地买书，开始于1942 年。那时住在上海徐家汇。日本军侵略上海，一天几次警报，家家烧书、撕书，成批地当做废纸卖书。目睹文化浩劫，实在心痛得很，于是发了狠：别人卖书，我偏买书……”说的确是实情。不过我要来个声明，这里所谓“有目的”，指的是别人卖出，我偏买进，有点存心对着干的意思。至于一般买书，却要比1942 年再早十五个年头，也就是在1927 年前后。
　　我是十三岁那年（1926 年）到上海的，进中学后，因为爱哼几句旧体诗，学着作，那时虽然已经接触过白话诗，并未大量阅读，仍然十分佩服南社诗人柳亚子、陈去病、苏子谷等，也喜欢那个十七岁便为国殉难的夏完淳，他被执后在舟中所作吊老师陈卧子的《细林野哭诗》，我通篇都能背诵。因此寻访的也是《南社丛刻》、《国粹丛书》等近似现在所谓丛刊一类的旧书，整套的个易觅得，有了也买不起。当时上海卖旧书的地方除汉口路、福州路外，还有两处：城隍庙和老西门。这两处离我居住的地方较远，不过书价便宜，尤其是城隍庙。护龙桥附近有许多书摊，零本残卷，遍地都是，只要花工夫寻找，总不会毫无所得。因此碰到星期天或者假日，只要身边有一两块钱，我便常常到那儿访书去。
　　如果时间只容许去一处，我选择的是城隍庙。从天主堂街往南，进新北门，不远便是小世界，这是城隍庙的北口。沿着小世界间壁那条街道再往南走，街上颇有几家卖花粉（现在叫化妆品）的商店，好像上海有名的昼锦里一样。经过“鸟市”，附近有三家书店：菊龄、葆光和饱墨斋，菊舲卖的主要是西文旧书，葆光虽然是城隍庙最早的旧书店，但因经营不善，后来什么都卖，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一家文具店了。我去得较多的是饱墨斋，这里常有“五四”以来的期刊和早已绝版的单行本。
　　我曾以八毛钱买到过《莽原》第一卷合订本，书是所有者自己装订的，牛皮纸包背，分成两册，装得很差；饱墨斋主人还有个脾气，大概是为广告吧，他喜欢在书的封面上盖个青莲色铅字长方印，文曰：“上海城隍庙饱墨斋经售图书”，章虽不大，却是难看。我一直耿耿于怀。后来遇上机会，不惜多花些钱，换回两卷单本《莽原》。第二卷封面和第一卷有别，但仍出司徒乔手笔，每期画面虽同，颜色备异，道林纸毛边精印，朴素大方，风格独具。偶有余暇，晴窗展读，一编在手，真个是使人心旷神怡，祛病延年。不过这是后话。我那时却还在钻故纸堆，并且把以文学鼓吹革命的南社诸先贤作为唯一的师承，所以我的兴趣不在饱墨斋，而是在护龙桥一带。
　　苏州有条护（苏州人读如“蘑”）龙街，沿街都是书肆和裱画店，上海城隍庙的护龙桥多的却是用报纸铺着的地摊，或者将门板搁起来的板摊，上面放着各种各样出售的图书，从南首桥脚拾级而上，直达桥面，然后又拾级往下稍稍拐左，路两边都是书摊。我在这里买到不少零本的“南社丛刻”、“国粹丛书”本的郑所南的《锦钱余笑》、张苍水的《奇零草》、谢皋羽的《晞发集》、夏完淳的《续幸存录》、《石达开诗文钞》以及清末印行的《太平天国战史》、《大彼得遗嘱》、《郑成功》、《胡雪岩》、《自由血》、《瓜分惨祸预言记》、《迦因小传》、《俄国情史》、《浙东三烈士集》等等。在1942 年大批购书之前，十五年中，我就零星购了一些文言著作，以后又从饱墨斋、老西门、爱文义路卡德路（现在的北京西路石门二路）一带零星购了一些“五四”以后的白话书，随读随扔，所余不多。但这些书却培养了我对历史的兴趣，对祖国和民族的爱，对文化界前辈的尊敬和理解；我并不懊悔漏购了许多当时唾手可得、价格便宜的好书。从城隍庙、老西门一直到卡德路，我常常遇见一位身穿长袍、腋下挟着几本旧书的中年人，在摊旁留连，有时干脆蹲在破纸堆边，耐心地一本一本挑检。记得有一次，在我翻过的旧书中间，他居然挑出一本《二十世纪大舞台》来，这杂志一共只出两期，我暗暗佩服他的眼力。直到1934 年1 月的一次宴会上，我遇见他，经主人介绍，才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写过《死去了的阿Q 时代》的钱杏邨先生。由于爱好相同，我们谈得十分投机。
　　隔不多久，我又和钱先生在旧书店里见面，这回算是熟人了，谈得更多，更起劲。我因为有事，先走一步，他马上尾随出来，把我拉在一边，低声地说：“我姓张，叫张若英，书店里都称我张先生，你就叫我阿英先生。”
　　我又知道他就是在《自由谈》和当时许多刊物上写稿的阿英先生。
　　以后我们常有往来，直到他离开上海。他收藏清末材料极为丰富，我却偏于“五四”以后，各有重点，互不相涉。我在上海成都路一个书摊上见到他《洪宣娇》剧本手稿，摊主居为奇货，几经商量，终于出重金买了下来，到北京后送给他；他也为我找过光绪年间单印线装本的王国维《静安文集》，这本书有篇王国维的《自序》，谈到他写《红楼梦评论》曾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以及在《叔本华与尼采》一文里开始对叔本华学说表示怀疑，极为重要。我调北京后，最初住处离他的棉花胡同寓所不远，有一个时期，中国书店设在国子监，我们相约到那边会面，一同看书。“十年动乱”他的书遭到浩劫，虽然后来发还一部分，大概不到十分之五吧，其余的没有还，但可能尚在人间；我的损失没有他的大，不过损失就是损失，根据调查，我的书早已化为纸浆或灰烬，永远不再回到我的书架上来了。
　　从上海城隍庙到北京国子监，六十二年中间，我的生命是始终和书相纠结的；检书、买书、读书、写书，如今发脱齿落，垂垂老去，说是无旧书可买，遇新书难买，主要的却是：我对书的感情已经渐渐地淡下去，不仅没有兴趣买书，而且没有兴趣读书。我感到无力，对于书，看来我实在有点疲倦了。天！为什么我会觉得那样的疲倦呢？

　　书愤

　　我爱读有生命的历史，也爱见有血性的人物。
　　然而枭雄如恺撒，冒险家如哥伦布，却又离我的爱好十分之远。我以为他们的成为英雄，其实是不足道的。虽然出现在莎士比亚笔下的群众，脱不了“愚昧”的嫌疑，但独夫之旁，毕竟也还有勃鲁持司那样的人物。我爱辛那的宣言，恺撒的尸体横下来了，他叫道：我们到底得到自由和解放了。压迫已经终结，不要耽误，赶快把这公布到全罗马的各处。
　　我的心至今还在和他们的一同跳动，千百年来“愚昧”的群众的心，也在迫虐下和他们一同跳动。
　　虽然是暗恶叱咤的恺撒，然而毕竟空虚得很。
　　至于哥伦布的贪婪、残虐、阴险，那更是征服者显著的罪恶，他虐待土人，贩卖黑奴，施行灭种的方法，以野狗去猎取生人。作为一个有血性的英雄，他不但缺少正直的心地，而且也没有阔大的胸怀。倘使说新大陆的发现是值得讴颂的，那么，我宁愿讴颂大西洋里的海风。望·培尔说得好：“即使哥伦布死在摇蓝里，美洲也还是要被人发现的。”
　　由我看来，哥伦布不过是一个鼻子上抹灰的武丑一流的人物，他相信地圆说，又受了马可波罗著作的影响，想朝西走到东方，首先是碰到古巴，他以为这便是日本，后来见了海地岛，又以海地为日本，洪都拉斯为印度，而以古巴为中国了。夜里，一群企鹅缓缓地在海滩上散步，他把这当做是中国的牧师，在月光下作晚祷。
　　虽然是美丽的夜景，却救不醒朦胧的头脑。
　　不料洎乎末世，竟又出现了连和恺撒与哥伦布也还不能同日而语的人物，我无法来叙写我的愤恨。
　　虽然专横，然而征高卢，灭庞培，恺撒毕竟还有武功；虽然残酷，然而历险阻，入蛮荒，哥伦布毕竟还有胆量。但现在是掏尽脂膏，流尽血汗，却不过几座空城头，几条铁路线，一面又疑神疑鬼，畏首畏尾，子弹只知道征逐平民，刺刀最喜欢追随妇孺。这是残忍的泡床，那下面正是卑怯的渊薮。
　　恺撒死了，但是他有武功；哥伦布死了，但是他有胆量。大和魂毁灭了，这回留下些什么东西呢？我无法来叙写我的愤恨。
　　1938年9月10日

　　买书

　　《书话》单行本出版后，接到不少读者来信，劝我扩大范围，谈谈自己买书、藏书的经过。直到今年，还有人把书目寄来，嘱为鉴定；更有人飞柬相邀，约我“过斋看书”。看书本来是愉快的事情，怎奈去夏以来，一病缠绵，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病榻上磨，偶尔精神好些，也没有出门会客的能力。眼看这样下去，怕连笔都提不起来了。人活着而不工作，岂非等于不活。为此我很想伏案试试，即使写少些、慢些、轻松些，也很想伏案试试。
　　说起买书，二十多年来，自己的确买过书，如今还是一架一架地堆得满满的，从屋子的四壁到中央，纵横曲折，像一座矮矮的书城一样。
　　但我并不是藏书家，也不希望别人以藏书家看待我。这中间有个原因，大约三十年前，我遇见一个朋友，他性好读书，平日手不释卷，只是读书的方法非常古怪，总是读一页撕一页，随读随撕，一本书读完了，同时也给撕完了。我第一次看到，不免大吃一惊，问他这是在干什么，他指着自己的脑袋，笑嘻嘻说：“没有错！我把它放在这儿了。”他是我最初结交的少数朋友之一，博闻强记，脑子里装的书不少，手头上却一本书也没有。我很佩服他，又并不以他的读书方法为然。
　　可是说来奇怪，从此以后，他的话却楔入心坎，使我一直忘不了。
　　凡遇买了书来而不及翻阅，那张笑嘻嘻的脸孔便会在眼前出现：“哦！你没有把书放错地方吗？”我因此感到紧张，感到惭愧，感到坐立不安。
　　为了免除烦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如果自问没有工夫读，我就干脆不买书。
　　我的有目的地买书，开始于1942 年，那时往在上海徐家汇。日本军侵占上海，一天几次警报，家家烧书、撕书，成批地当做废纸卖书。目睹文化浩劫，实在心痛得很，于是发了个狠：别人卖书，我偏买书。离我寓所不远有个废纸收购站，主人是个猫儿脸的老头儿，人还和气，谈得熟了，他答应帮忙，从此我便节衣缩食，想尽办法，把所有可以省下的钱都花在买书上。书籍大概也真是一种“食粮”吧，有几次，我钻在废纸站的堆栈里，一天只啃两个烧饼，也居然对付了过去。我在那里买到《新青年》季刊、《前锋》、《小说月报》、《文学》，零星的《觉悟》、《学灯》和《晨报副刊》。不过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废纸的来势又猛，浪推潮涌，最后便只好望洋兴叹。我和老头儿约定把买下的书刊当做未出栈的废纸，仍然存在他那里。几个月后烧书的风潮逐渐平息，那张笑嘻嘻的脸孔又在眼前出现：“你没有把书放错地方吗？”说真的，我应该怎样衡量自己的行径呢？恰巧这时候，堆栈来催促提货了，我决计把它们接回家来：掘开地板，揭去屋瓦，塞入煤球堆，尽一切可能安顿了它们。
　　这样，我就被迫成了个“藏”书家。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藏书家，不仅因为我没有宋椠明刻，毛抄黄跋，单看这藏书方法，也不免使海内的通人齿冷。不过我又确实爱惜我的书，当时曾想：“江左征尘动鼓鼙，百千纸甲烂如泥。”逝者如斯，怎么能够担保手头的这些一定可以留存到异日呢？我感到惶惑。夜深了，一灯如豆，万籁俱寂，我于是偷偷地捧出一批来，翻着、读着，以迫不及待的心情，为文艺界一位先辈的文集做着辑佚的工作。浏览之间，我又顺于分门别类地夹上颜色不同的纸条，简单扼要地记下初次披读的感想。年复一年，正是这些书籍，它们始终伴随着我，和我一起度过了数不清的饥寒交迫的日子，度过了数不清的惊风骇浪的时刻，最后，又和我一起迎接了东方的黎明，牢牢地守护着我所寄托的往昔的印象和记录。
　　近年来，虽然偶尔还跑跑书店，事实却进一步证明我并不是一个藏书家：买书只是为了应用。在这点上，我自问够得上是那位朋友的朋友。
　　至于没有采用他的读书方法，对书籍多少有点爱惜，则是因为，案头架上，触处都足以钩起我对遥远年代的记忆；而只要我还有记忆，我又觉得，在革命的艰苦岁月里，这些书籍，有不少正是我的贫贱之交，正是我的患难之交哩。

　　整书记

　　来句开场白，雨后秋凉，好一个读书天气。
　　这回搬了家，笼子似的房间，放不了多少书，可是零零乱乱的却竟有四箱，少不得亲自整理一番。
　　书是中西参半，从诗歌、散文、小说、《圣经》、《左传》、《春秋》，以及许多拖着ism 尾巴的，到玉历钞本，观音宝卷、命相全书、写信不求人等，都已粗备一二。让这些圣人学者，走江湖骗饭吃的，大家聚在一处，昕夕相共，真是一件使我高兴的事。
　　我便着手整理。
　　这些书各就自己立场，大声地叫着诉说着，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以博我信任。孔老二提倡王道，子路鼓吹武力，但丁低唱神曲，莎士比亚大做其三本铁公鸡，无常鬼白天捉人，观音菩萨普渡众生，算命先生摇酸五只指头，算来算去，到底还是个好命，与事实不符，后金木水火土，五行缺金，因煞星高照，断送十年鸿运，为之呜呼不置！
　　这一来，算命先生却首当其冲了。因为我发觉他的技术，实在太不高明。就此打定主意，把命相全书和《天演论》放在一起，好让他受些洋奴教育，懂几个ABCD，乘间洋化一下。
　　不料孔老二却不服气，大放厥辞，认为这是“用夷变夏”，非卖国贼决不丧心病狂至此！这一句话，直气得我把老二胡子根根摘下，一毛不留。过后瞪睛细看，原来却已变成小白脸。活该，谁教你道学得这么厉害！
　　正当这个时候，朋友×来访。×者，某教会大学毕业生也。他进来以后，细细一看，忙把《圣经》藏在身后，却指着观音宝卷对我说：“20世纪，你还这般迷信，岂不令人笑断肚肠！”我被说得面红耳赤，恍然大悟，把观音菩萨痛叱一番，她只得披发跣足，掩面痛哭，大踏步奔向火焰山而去。
　　我乃连连称道我友×的功绩，×得意忘形，碰痛了莎士比亚的膝盖，莎翁大怒，施展出做戏剧时弄假刀假枪的本领，刺斜里就是一刀，不料戮在×的尊股上，啪的一声，《圣经》落地，“我的朋友”四脚朝天，整好了的书全给带翻，半天工夫却白费。
　　也罢！且等过几天再整。
　　（1993年）

　　借书和刻书

　　我在前文里对藏书家表示了很大的不敬，这还只是从他们和书籍的关系着眼，使人吃惊的是：在政治品质上，钱牧斋已经是大家熟知的民族败类，其实明末清初，有不少大藏书家都是易代之间的贰臣，而且问题不仅在于一个时期是这样。早于此时，例如宋初越州刺史江元叔，少年削发为僧，卖身投靠，以“小长老”身份入宫媚侍李煜，后来却和樊若水共媒，一同断送了南唐的天下，这个刁钻汉是个藏书家。后于此的，例如清末两广总督叶名琛，颟顶而又好作大言，临阵之际，迷信乩语，终至被掳去国，在途中天天为英军作画，却还自称什么“海上苏武”，这个软骨虫也是个藏书家。写过《书林清话》的叶德辉，平生反对维新，反对辛亥革命，最后又反对1927 年的农民运动，终于受到了镇压。晚年专门为人编藏书目录，自己写了《艺风藏书记》的缪荃孙，当袁世凯称帝时，也曾到处活动，演出过上表劝进的丑剧。为什么藏书家里触处都是这样的人呢？莫非书读得太多，反而使脑瓜糊涂起来了吗？不是的。
　　原来这些人虽然自说典衣卖屋，甚至啼饥号寒，在旧社会里，有力量藏书的，只能是士大夫，或者是士大夫和地主阶级的子弟，这个立场就很足以说明他们中间某些人在政治上的表现了。
　　从学术上讲，我以为藏书的意义本不在于数量的多寡，而在于是否有利于当世，有益于后人。如果藏书家重楼深锁，一味“以独得为可矜”，那他收藏的愈多，对学术界也便愈没有好处。《渑水燕谭录》记李公择读书庐山，居五老峰白石庵，有书万卷，“公择既去，思以遗后之学者，不欲独有其书，乃藏于憎舍。其后山中之人思之，目其居云：李氏藏书山房。而子瞻为之记。”这恐怕是藏书史上最值得称道的事情。明清两代藏书家虽多，大部不肯轻易示人：宁波范氏天一阁一直悬挂着“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的禁牌；武康唐氏万竹山房的藏书，一律铃有“借书不孝”的印记；朱彝尊因为要借钱遵王的《读书敏求记》，乃至施展阴谋，用盛筵将遵王绊住，暗地遣人“以黄金及青鼠裘”贿其侍史，悄悄窃出，约书吏数十人费半夜工夫抄成。这样的例子多不胜举。
　　至于像曹秋岳的《流通古书约》，丁菡生的《古欢社约》，虽然有人大加吹嘘，主张“取以为法”，其实是局限在小圈子里，和读书界并无关系，不能与李公择相提并论。
　　《古欢社约》和《流通古书约》字数不多，曾收入缪刻《藕香零拾》，现在还很容易看到。《古欢社约》主张各就有无，“互相质证”，但它只是丁、黄两家的私约，仅仅通行于丁菡生和黄俞邰之间，条文规定不欢迎第三者参加：“恐涉应酬，兼妨检阅。”言下之意十分清楚。《流通古书约》的应用范围似乎大一点，“楚南燕北，皆可行也。”不过它主张藏书家彼此“就观目录，标出所缺”，然后由“主人自命门下之役，精工缮写，校对无误，一两月间，各赍所钞互换”，说明即使在敌体之间，也仍然连原书都不让一见。要质证，要流通，而又限制重重，活活地画出了订约者的用心和气度。古人说：“借书一瓻，还书一瓶。”借得好书，酬以美酒，正合苏养直“休言贫病惟三箧，已办借书无一鸱”
　　的意思。但到了后代藏书家的嘴里，却成为“借书一痴，还书一痴”，一面主张不借，另一面又主张借了不还，所谓“借书而与之，借人书而归之，二者皆痴也”了。这是私有制度下独占思想恶性发展的结果。有些人害怕名声太坏，于是别出心裁，互相标榜，“取古人之精神而生活之”，目的在于做到不借而借，借而不借，方自以为得计。《流通古书约》和《古欢社约》正是这样的产物，字里行间，处处跳动着藏书家的脉搏，在昭告其患得患失的心情。然而这是不足为训的。每当读着它们的时候，我总觉得浑身都不舒服，仿佛看到了什么本来不应该看到的东西一样。记得梁启超死时，遗嘱将藏书五万册移交北京图书馆，于1929年办理手续，曾经轰动一时。现在试读双方互换的信件，却原来并非捐送，只是一种有条件的寄存，在当时已被誉为创举，这以前的情况便可想而知。至于说效法梁氏，固然继起有人，但要成为整个社会风气：公家能够认真地处理书籍，私人能够放心地将书籍交出去，让自己心爱的东西有个妥善的归宿，的的确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的事情。
　　由此看来，如果说旧时藏书家有什么贡献的话，主要不在于借书存书，而是长期以来颇为风行的刻书。因为刻书无损于己，有益于人，藏书家皆优为之。曾经刻过《学津讨原》和《墨海金壶》的张海鹏说：“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历来由藏书家翻刻的古书不少，便是个人刻的也不止一种两种，因此多数采用了丛书的形式。张之洞在《劝刻书说》里，表扬了鲍、黄、伍、钱四家，指的是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黄丕烈《土礼居丛书》，伍崇曜《粤雅堂丛书》，钱熙祚《守山阁丛书》、《式古居汇钞》和《指海》等，这些都是卷帙浩繁、包罗万象的大丛书。此外如杨氏《海源阁丛书》、潘氏《滂喜斋丛书》、黎氏《古逸丛书》，虽然数量上不及前者，但在书林颇负盛名，翻一翻近年上海图书馆编辑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还可以看到不少有关的材料。
　　在私人刻书方面，影响最大的是虞山毛氏汲古阁。汲古阁刻过《十三经》、《十七史》，刻过《津逮秘书》、唐宋元人集和别的一些未曾梓行的珍本。当时远至云南，也有人遣使携款，到常熟购书。几百年来，毛刻风行天下，其中如《说文解字》《宋六十家词》、《四唐人集》、《八唐人集》等，很受学者称道。毛子晋是明末常熟有名的藏书家，他的收书方法极为别致，在大门前挂个榜，写道：“有以宋刻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旧钞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末两句，在穷读书人看来，未免有点咄咄逼人。不过商贾是欢迎的，一时南北书舶，群集迎春门外七星桥下，至有“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之语，毛家为了翻刻古书，设有印书作坊，雇刻工二十人；印书用纸向江西定制，分厚薄两种，厚的叫“毛边纸”，薄的叫“毛太纸”，说明了至今尚在沿用的这些名称的由来。但是汲古阁的下场却很惨。相传毛子晋有个孙子，讲究茶道，购得洞庭山碧萝春茶叶，虞山玉蟹泉泉水，一时没有适当的木柴，这位孙少爷看着《四唐人集》的雕板，叹息说：“以此作薪煮茶，其味当倍佳也。”于是每天劈一些，烧一些，所谓“家近湖山拥百城”的汲古阁，不久就断送在这位“风雅”子孙的手里，烟消云歇。
　　别的书板也随着流散。其结果，不过是使后人枉费心机，大做其《汲古阁书板存亡考》而已。
　　毛氏汲古阁抄本，特别是他的影宋本，一向受藏书家重视。
　　至于刻本，只算作瑕瑜互见，因为其中的一部分，没有以所藏的善本作底本，刻书的时候，又未能亲自校勘，细加厘订，而只是雇人代劳，以致舛误极多。段玉裁、孙从添、黄丕烈都曾对此表示不满。《书林清话》甚至说他流传谬种，贻误后人，断定其功不掩过，不能于校雠家中占一席地。汲古阁的受到这些责备，于理是允当的，但同是这个《书林清话》的作者，对于另一部也是错误百出的丛书——《楝亭十二种》，却又曲予庇谅，这就不知道他究竟是为的什么了。

　　俞平伯散文

　　俞平伯《燕郊集》，除收《良友文学丛书》，用冲皮面装订外，另有一种特印本，纸面平装，由平伯自署书名，饰以黑色直条。平伯字本秀丽，近年来更趋平实，用作书面，醇朴可喜。此本内容与丛书本无异，惟丛书本印刷不佳，间有阙字，此本则完全补足，且所用道林纸质纯色白，远较丛书本之米色道林为佳，友人黄裳极称之。其实此书装帧，乃仿效《杂拌儿》而来，《杂拌儿》一名《梅什儿》，出版于1923 年，为平伯早年散文结集，开明书店印行，封面题字，出玄同手笔，周作人曾为作跋，平伯自己有《自序》，有《自题记》。其《自序》云：颇拟试充文丐，于是山叔老人谆谆以刊行“文存”相诏，急诺之。俄而惊。夫“文存”大名也，吾何敢居？必得他名以名吾书而后可焉。谋之妇，询之友，叩山叔老人之门，均茫茫不吾应。思之，渺渺不得。“恰好丁卯大年夜，姑苏塞给我一堆‘杂拌儿’，在我枕头边。”
　　无以名之，强而名之。读者其顾名思义乎？17 年1 月24 日夜半，于禁用白话之地。
　　此序用文言写，且甚怪。当时北洋军阀禁止《独秀文存》、《胡适文存》，所以序里提到“文存”，末曰“于禁用白话之地”。文中凡用白话，即加引号，却是一种极有趣极机智的抗议，这种地方由平伯写来，最见功力。后五年，《杂拌儿之二》出版，装帧相似，题签亦仍由疑古先生动手，不过周作人却已经由跋而序，高升一级了。但他自己劈头就说：“这是我的一种进步，觉得写序与跋都是一样。”他的理由是“序固不易而跋亦复难，假如想要写得像个样子。”其实要写得像个样子，什么文体都难，却不是序和跋的问题，以此来掩饰他的升了一级，我看有点多余。《杂拌儿之二》也是散文集，但和第一本一样，都是很杂而已。之二里附录《呓语》十九至三十五，共计十七首新诗，有小序云：这是我在《西还》以后所作新诗的总名，一共做到现在，只有三十五首。其第一至十八已附《西还》之后。这儿是从十九至三十五。这实在是分行写的文罢了，所以附在这里，反正也未必再想出什么诗集了。
　　平伯有诗集曰《冬夜》，曰《忆》，曰《西还》，此后真的不曾再出诗集，所谓“未必再想”，倒是事实。

　　读《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诗是诗，散文是散文，每一种文体各有它自己的艺术表现的特点。
　　但我记得30 年代末，诗人艾青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诗的散文美》。
　　他说：“由欣赏韵文到欣赏散文是一种进步；而一个诗人写一首诗，用韵文写比用散文写要容易得多。但是一般人，却只能用韵文来当做诗，甚至喜欢用这种见解来鉴别诗与散文。这种见解只能由那些诗歌作法的作者用来满足那些天真的中学生而已。”这段话给我的印象很深，至今没有忘记。虽然他是针对那些涂脂抹粉、人工气很重的韵文而说的，但也证明了诗可以有散文美。反过来，按照中国的传统，散文又往往可以有诗美。事实证明各种文体除了它的独特的表现形式外，又还有共通的地方，不同的艺术特点并不是完全彼此排斥的，也能够相互吸收，相互补充，使自己更加丰满起来。朱自清是一位著名的诗人，这并不妨碍——或者倒是更有助于他写《背影》、《荷塘月色》那样漂亮的散文；俞平伯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家，也同样不妨碍——或者倒是有助于他写《冬夜》、《西还》那样纯真的诗篇。这是因为，无论是散文家写诗，还是诗人写散文，有一点相同：他们都是以富有个人风格的形式（我始终认为形式在艺术这门意识形态里具有特殊的意义）表现了真，表现了蕴藏在作家心底的感情的内美。外形是为了表现内美。
　　这使我想起了《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大约是1923 年吧，朱自清和俞平伯这对当时还是风华正茂的年轻朋友，一同游览了历史上有名的南京秦淮河，俞平伯是第一次来，来自清却已经是第二次了。他们抱着少年情怀，来寻往日繁华，虽然六朝金粉，只剩衰草寒烟，不过《板桥杂记》、《秦淮画航录》里所记明代末年的盛况，仿佛还在眼前。凭着这点景象，他们都写了记游的文章，题目也都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文章充满着诗情画意。他们写桨声：“寂寞的河水，随双桨打它，终是没言语。密匝匝的绮恨逐老去的年华，已都如蜜饧似的融在流波的心窝里，连呜咽也将嫌它多事，更哪里论到哀嘶。”（俞平伯）他们写灯影：“这灯光都是黄而有晕的。黄已经不能明了，再加上了晕，便更不成了。灯愈多，晕就愈甚；在繁星般的黄的交错里，秦淮河仿佛笼上了一团光雾。”（朱自清）昏黄的灯影，寂寞的桨声，衬托着两颗带点醉意的年轻的心，在逐渐暗淡下去的秦淮河的苍茫暮色中，平添了一层朦胧的神秘的色彩。听远处画舫上传来的箫声、琴声、卖唱人的歌声，时时摇荡着年轻的心。朱自清说：“我这时被四面的歌声诱惑了，降服了；但是远远的、远远的歌声总仿佛隔着重衣搔痒似的，越搔越搔不着痒处。我于是憧憬着贴耳的妙音了。”他希望自己找一个歌女。俞平伯也想听歌，并承认是“欲的胎动”，“这无非是梦中的电光，这无非是无明的幻相，这无非是以零星的火种微炎在大欲的根苗上。”好一个“火种微炎在大欲的根苗上”；年轻的心是多么坦率呵。
　　出乎意外的是：当画舫上的伙计拿着折子跳过船来，说“这是小意思”，请他们点唱时，他们却一次又一次的说“不要”，摇着头拒绝了。
　　这是不能用罗亭型“能说不能行”或者“敢想不敢做”的性格来解释的。
　　如果是这样，那就太简单了。朱自清自说由于“一种暧昧的道德意味”，觉得歌女卖唱非出自愿，因此听歌是不道德的，经过思想斗争，心理上“受了道德律的压迫”。俞平伯则不然，他引了周作人的两句诗：“我为了自己的儿女才爱小孩子，为了自己的妻子才爱女人。”出于这种感情，他才“爱看那些歌妓，而且尊重着她们，所以拒绝了她们”。他们所持的理由不同，而导致内心的冲突却一致的，正是这种内在的矛盾冲突，加上秦淮河夜晚的令人迷惘的景色，构成了生活的意境——诗的意境，也就是我所说的文章的内美。
　　朱自清、俞平伯两先生都比我大十岁以上，在文坛上是我的前辈。
　　俞先生和我在一个研究所工作，他研究古典文学，尤其是《红楼梦》。
　　他有句话使我十分佩服，俞先生说：“《红楼梦》的伟大就因为它是一部小说。”千言万语，萃于一点。这句话证明他确是一位了不起的“红学家”。我们所务不同，因此过从较少。但在十年动乱期间，却同住在一个“牛棚”里。俞先生伉俪情深，每星期必给夫人写信，有时还缄入一首旧体诗。我那时病情严重，由最小的孩子经常为我送饭，俞先生托他将信带到外边，代为投邮。每周一次，从不愆误。“为了自己的妻子才爱女人”，说明这种心情是真诚的，我在这里愿意代为证明。我和朱先生不曾谋面，但通过信。他在昆明的时候，也像俞先生一样，为我写过一首自作诗，诗是这样的：诗爱苏髯书爱黄，不妨妩媚是清刚。
　　摊头蹀躞涎三尺，了愿总悭币一囊。
　　后系短跋：“市肆见三希堂山谷尺牍，爱不忍释，而力不能致之。
　　33 年昆明作。”俞先生的诗清秀雅逸，就同朱先生的散文一样；反之，朱先生的字却有一种稚拙美，又和俞先生散文的略带涩味非常接近。他们是那样的不同，又那样的相似。
　　我还记得，在1947 年，我有幸和叶圣陶、朱自清两先生被一家杂志社问到“关于散文写作”的问题。可喜的是三个人的看法相当一致。我们都强调一个“真”字，反对矫揉造作，并且肯定“意境”的作用。不过朱先生自谦《背影》这篇文章，“只在真实，似乎说不到意境上去。”
　　我不以为然。文章里的父子关系，特别是儿子对父亲的感情和父亲的形象，已经构成了一个动人的意境。《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多了点景色渲染，诗情画意，但构成意境的主要成分仍然是两个青年真实的内心世界，我说过的深深地楔入人们心坎的感情的内美。
　　1987年8月北京

　　臧克家诗

　　追求形式决不是形式主义，但固执得太过，又往往会沉湎而不能自拔，这样的例子说起来很多。在《新月》上写诗的人，能够跳出同侪的圈子，保持了个人的特点的，我以为有两个人，一个是卞之琳，别一个是方令孺。卞之琳著有《三秋草》，方令孺那时写诗不算太多。讲究形式而又不为形式所囿的，记得还有一个臧克家。克家在青岛时，曾和我通过几次信，没有见面，近几年来，他在国内很活跃，作品方面，质和量都有进展，在上海能读到的很少，心里却终觉得快活。现在我还藏着一本他赠送的《烙印》初版本，这本诗集的装帧和闻一多的《死水》以及后来蒲风的《茫茫夜》相似。封面黑色，书名用红方骑背（《死水》初版用泥金，《茫茫夜》用白色），木造纸精印，三十六开狭长本，出版人为王剑三。按剑三即王统照，与作者有姻娅之亲，提拔后进之功，实不可没。书前有闻一多序言，出版后颇获好评，我也极喜欢集中《生活》、《烙印》、《不久有那么一天》、《歇午工》等篇。后来这本诗集又经剑三介绍，由开明书店改版重印，缩成小本，并加添了《到都市去》、《号声》、《逃荒》、《都市的夜》等四诗，作者在《再版后志》里说：
　　再版加了四篇诗，《到都市去》是旧作，三篇新作中，我自己喜欢《号声》和《逃荒》。这些诗虽说不上变风格，可是于中加上了些什么，聪明的读者们，不用我点也一定会看出来的。在这本小书的完成上，夏丐尊先生费过心，友人王莹就近代为校订，不胜感谢。
　　王莹是当时的话剧红演员，据说她读克家的诗，一往深情，常常独自流泪。她确是作者文字上的知己，代为校订，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两本散文

　　梁遇春别署驭聪，又名秋心，擅长译事，所译文艺作品凡十余种，但他自己的著作，却只有散文两册：曰《春醪集》，曰《泪与笑》。后一书且为遗作，出版之日，距作者之死已两年矣。遇春所著不多，而才思横溢，每有掣胜之笔。《春醪集》出版于1930 年3 月，由北新书局发行，收散文十二篇，如《寄给一个失恋人的信》、《醉中梦话》、《人死观》、《“还我头来”及其他》、《“失掉了悲哀”的悲哀》等，一看题目，就知道作者苦思竭虑，对人生进行着不断探索，真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味道。卷首有序，自叙春醪题名，出于《洛阳伽蓝记》里游侠所说的话：“不畏张弓拔刀，但畏白堕春醪。”结末说：再过几十年，当酒醒帘幕低垂，擦着惺忪睡眼时节，我的心境又会变成怎么样子，我想只有上帝知道吧。我现在是不想知道的。
　　我面前还有大半杯未喝进去的春醪。
　　这篇序文作于真如，当时他在暨南大学当助教。不久北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事。遇春所谓“再过几十年，当酒醒帘幕低垂”，不料三年后就与世长辞，这杯酒未免喝得太早，醒得太快了。废名把他未问世的《泪与笑》带给在上海的石民，希望找个出版机会，寄来寄去，结果还是由废名寄给开明书店，于1934 年6 月出版。全书收散文二十二篇。
　　序三，废名、刘国平、石民作。废名说他“文思如星珠串天，处处闪眼，然而没有一个线索，稍纵即逝。”这句话说得颇有见地。遇春好读书，且又健谈，对西洋文学造诣极深。看的驳杂，写来也便纵横自如。鲁迅先生曾说“五四”以来“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
　　就风格而言，有的雍容，有的峭拔，有的明丽。遇春走的却是另一条路，一条快谈、纵谈、放谈的路。他爱思索，爱对自己辩论，有时带着过多感伤的情调，虽说时代使然，却也不能不是他个人的缺点。但他毕竟是严肃的，对生活作过认真的思考。我觉得在进步的道路上，最可怕的是浑浑噩噩，浮浮沉沉，小注即满，油滑自喜。如果是一个认真的人，不管他过去怎样感伤，活到现在，他是会对生活找到应该找到的结论的。
　　不幸遇春早年夭亡，我们只能把他当做一个文体家，而且即使作为文体家，跟着遇春的逝世，这条路不久也荒芜了，很少有人循此作更进一步的尝试。我喜欢遇春的文章，认为文苑里难得有像他那样的才气，像他那样的绝顶聪明，像他那样顾盼多姿的风格。每读《春醪集》和《泪与笑》，不免为这个死去的天才惋惜。但我相信：我们终于将会出现这样的散文，这样的风格，而并不带有梁遇春式感伤的情调。

　　闲话《呐喊》

　　《呐喊》原为新潮社《文艺丛书》的一种，共印两版。第三版起，改由北新书局发行，列为《乌合丛书》之一。新潮社初版本《呐喊》于1923 年8 月出版，当时《文艺丛书》已经出了两种，一是冰心的《春水》，二是鲁迅翻译的《桃色的云》，《呐喊》按次序该是第三种。新潮社各书纸质精良，装帧讲究，《呐喊》用大红封面，在当时可说十分别致。
　　初版收小说十五篇，这些小说在结集之前已经享有盛誉，因此书一问世，立刻销售一空。同年12 月再版，内容仍旧，只是印刷者京华印书局却改为京师第一监狱。以监狱而承办印务，看来有点古怪，可是说句笑话，鲁迅先生和那时的“囚犯”偏偏特别有缘，现在阜成门内西三条故居里，还保存着一些桌椅，也是监狱的产品。书籍的影响自然不同于家具，后来北洋军阀逮捕持有《呐喊》的青年，问罪的证据有两点：一、封面“赤化”，二、承印的人是“囚犯”，在“官”们的眼里，很显然，这两者已经被莫名其妙地联系起来了。
　　北新版的《呐喊》用的是原纸型，唯一的区别在封面。中间黑方块里用铅字排印的书名和作者署名，这回都由鲁迅先生亲自写成图案字，比原来的为大，不过因为总的布局没有更动，如果不把两种版本放在一起，粗心的读者一时是看不出来的。至于内容的改变，则是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1924年1月）发表了成仿吾《〈呐喊〉的评论》以后，前后经过，鲁迅在《故事新编》的序文里已经谈得很清楚。他抽去了最后一篇《不周山》，根据自述，直接的原因是这样：《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倘使读者相信了这冒险家的话，一定自误，而我也成了误人，于是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即将这一篇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
　　仿吾在文章里曾借用法国作家法郎士的话，说批评是“灵魂的冒险”，鲁迅的答复针对了对方的意见。至于说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抽去了《不周山》，这“第二版”指的是重排的时间，即1930 年1 月北新版第十三次印刷的时候，离仿吾的发表批评已经整整六年。《呐喊》作为《乌合丛书》之一，自1926 年10 月开始到1936 年10 月鲁迅逝世为止，先后印行了二十余次，可以看出这部书受欢迎的程度。
　　鲁迅自己对创作的要求是严格的，例如关于《不周山》的评价就十分认真。不过《不周山》也自有其本身的特点，不能说成仿吾的评论没有一点道理。我觉得这篇小说放在《呐喊》里的确不很调和，后来改名《补天》，作为《故事新编》里第一篇，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一种很重要的尝试。《呐喊》出版后，评论、读后感之类出现了不少，有一部分收在未名版《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后归开明）和北新版《鲁迅论》里。现在看来，这些评论有许多不仅未必精当，而且往往含有偏见。也有一二篇值得参考的，例如雁冰（茅盾）的《读〈呐喊〉》，对《狂人日记》分析得较为深刻，他还指出：“《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不但道出了鲁迅在艺术上的刻苦探求，同时也说明他作为现代文学奠基人的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我以为这个提示十分重要。我们需要系统地分析《呐喊》的创造，研究一个先驱者拓荒开来的功劳。对于文学史研究工作者来说，这一步是不能不做的。几时才能让我们读到一部这样的著作呢？

　　关于《故事新编》

　　我很喜欢鲁迅的《故事新编》，尤其是后期写的五篇。虽然作者采用了历史故事的形式，但30 年代最初读到的时候，却觉得那些人物，那些事件，莫不栩栩如生地活动在我的周围，活动在我所处的那个社会里。
　　不论是伯夷、叔齐也罢，老子、孔丘也罢，公输般也罢，还有，那个要“买路钱”的“华山大王小穷奇”，“上山去开了几句玩笑”的“阿金姐”（《采薇》），用签子在鞍鞯上刺一个洞，“伸进指头去掏了一下，一声不响，撅着嘴走开了”的“签子手”（《出关》），在大街上用手“在空中一挥，大叫道：“我们给他们看看宋国的民气！我们都去死！’”的“曹公子”（《非攻》），也都一个个非常面熟，音容笑貌，宛在眼前，好像天天遇见的一样。历史故事里的人物，居然和我们共同生活着，想起来，的确是一件令人惊异的事情。
　　这些故事，正如鲁迅自己所说，与其称为小说，不如说是速写（Sketch），勾勒神态，取其特点，“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这也正是“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道貌俨然的老子、孔丘，终于能和“华山大王小穷奇”，阔人家丫头“阿金姐”聚首一起，形神相接，而没有使人产生格格不入的感觉。但在创作方法上，熔古今于一炉，毕竟不大容易理解。这是现实主义吗？这是浪漫主义或者别的什么吗？听说有人比之于绘画中的毕加索（PabloPicasso），因为作品的倾向是进步的，情趣却有点古怪，有点匪夷所思。而毕加索又的确和鲁迅一样，在古怪和匪夷所思中创作了许多严格的现实主义的作品。
　　我以为这个比拟并不恰当，因为无论从哪一点说，《故事新编》都比较易懂，除了《铸剑》和《补天》外，也没有毕加索的忧郁的蓝色或者强烈的彩色（《铸剑》在坚韧不拔中带点忧郁，而《补天》却给人以耀眼的五彩缤纷的感觉）。其他各篇的色泽近于白地黑线的漫画。如果一定要举绘画来作说明的话，我觉得那种朴素而略带夸张的笔调，倒有点接近格罗斯（GeorgeGrossz）——一个鲁迅喜爱的德意志的画家。不过这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
　　《故事新编》是鲁迅创作上的新的探索，它在艺术方面开拓了一个领域，提出了一些问题，虽然并不怎样惊世骇俗，却值得我们进一步作出认真的分析与研究。
　　1982年8月8日于中国烟台

　　革命的感情

　　在鲁迅先生逝世前一段时间，有两本书的编印工作，一直使他像手里“捏着一团火”一样，寝食不安地想早早完成，这就是《海上述林》和《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海上述林》的编印，目的在于纪念瞿秋白，这一点大家都已知道。瞿秋白被捕以后，开始有人传来消息，说是尚未认出，可以释放，只要有一个铺保——就是由殷实的商店出面具结，表示愿意担保。这本是反动统治重钱不重人，乘间填塞腰包的鬼把戏。当时红军尚在长征途中。在那个社会里，有哪一个商店老板，肯以自己的生命财产，去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保呢？为了营救瞿秋白，上海的地下党同志和鲁迅先生一道，曾经不断奔走，多方设法。鲁迅先生甚至想变卖一切，自己去开铺子，自己去当老板，自己去出面担保，说明鲁迅先生对党感情多么深，对革命的感情多么厚！可是筹划未定，秋白被害的消息已经传来，一切都证明这不过是一个诡计。当时鲁迅先生正在大病，坐在寝室的藤躺椅上，听到这个噩耗，他的头立刻低了下去，仿佛瘫痪了一样，久久抬不起来。是悲哀把他击倒了吗？不，没有，他终于又抬起头来。他说：“人被杀了，文章是杀不掉的！”为了扩大瞿秋白翻译的思想影响，当然也是为了扩大革命的战斗影响，他决定编印《海上述林》。不顾病体，坚持进行。从编辑、校对一直到写广告，样样都亲自动手。他把书印得特别讲究，正是要用这个向国民党反动派表示抗议和示威。初版本甲乙两种《海上述林》，在中国出版界中，当时曾被认为是从来未有的最漂亮的版本。至于《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在鲁迅先生印行的画册中，也是最精美的一种，因为这是为了纪念他的另一个战友兼学生的共产党员柔石的。柔石生前很喜欢木刻，他和鲁迅先生办朝花社的时候，曾经一起编过五本木刻集，总名《艺苑朝华》，前四辑由朝花社出版，不久，朝花社因为受骗倒闭了；柔石为了还债，一面译书，一面把已经编好的《艺苑朝华》第五辑《新俄画选》，交由光华书局发行。这五本书，是有计划地介绍外国木刻的最初的尝试。可是由于条件较差，印刷不好，柔石深为抱憾，一提起就紧锁双眉，怏怏不乐。他们当时还向欧洲订购了一批版画，准备继续介绍，其中就有珂勒惠支的作品。书还没有到达，柔石已经被捕就义，长眠于龙华的地下了。这是1931 年2 月的事情。国民党反动派封锁消息，秘密杀害，鲁迅先生当时就选了珂勒惠支一幅题名《牺牲》的木刻，登在丁玲主编的“左联”刊物《北斗》创刊号上，作为无言的抗议。龙华本是上海附近的名胜，以产桃花出名，在艳红的桃花下面，埋葬着烈士的斑斑血迹。鲁迅先生在世时没有踏上过这块土地，以示悲愤和抗议。他在给一个不相识的青年的信里说过，龙华有桃花，也有屠场，“我有好几个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面，所以我是不去的。”后来预订的版画传到手里了，鲁迅先生又千方百计，想完成战友的遗志，抱病经营，毫不懈怠，赶着在柔石遇难五周年的时候出版。为了解开柔石曾经深锁的双眉，他就有意把书印得特别精美。是的，柔石已经看不见了，不能够和我们一起欣赏这本漂亮的画册了，但是，不管事实怎样不可能，在鲁迅先生心底，又是多少渴望着地下的柔石能够一展笑颜呵。墓门挂剑，岂独古人为然！从《海上述林》到《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我觉得都在说明一个道理：惟有阶级的战士，才有真正的感情——因为这不是个人之间暂时的感情，而是最深邃、最永久的革命的感情。

　　“有人翻印，功德无量”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八个字，里面隐伏着过去社会的许多矛盾。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已经花去了不少笔墨。倘是文章的高手，比如鲁迅先生，就决不是这样，他于接触这个现象时，只用了另外八个字，顺手拈来，轻轻一笔，就把矛盾揭露得淋漓尽致。然而这个淋漓尽致是内蕴的，它表现得那么含蓄，只是让人自己去吟味，自己去思考。想到这里，我不得不佩服先辈的本领，觉得做一件小事情也有许多艺术。因此，我又想掉转笔头，来谈谈鲁迅先生的印行《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谈谈他怎样进行工作和战斗了。
　　鲁迅先生自费印过不少书，包括许多版画的选集。其间认真从事，甘苦相与，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所选印的版画，中外古今，方面很广，例如《木刻纪程》、《士敏土之图》、《引玉集》、《死魂灵百图》、《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还有和西谛先生合资印行的《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自己计划而未完成的《拈花集》、《铁流之图》和《城与年插图》。单就已经出版的画册而论，选材取料，十分严格，因此从内容到形式，都极精美。他只要稍有余钱，便立刻想到印书，往往因为不惜工本，全力以赴，结果弄得连生活也十分拮据。揣其用意，一方面固然是要为青年美术家开展艺术的视野，提供参考的材料，另一方面，也要为文艺界留下一些好书，孜孜积累，养成一点刚健清新的风气。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不废借鉴，重在创造，这里可以看出他所以印书的宗旨。鲁迅先生的美学思想十分开广，雄伟的图景，清新的小品，都为他所喜爱，但又始终不离中心。由于当时所处的是一个斗争尖锐的时代，就我和他最后三年接触中所得到的印象看来，鲁迅先生似乎对三个画家特别具有好感，这就是18 世纪西班牙的戈雅，19 世纪法国的杜弥埃，还有一个是1945 年逝世的德国女画家凯绥·珂勒惠支，这三个都是战斗的画家，他（她）们的深厚的艺术修养和高度的政治热情，在作品里形成浑然无间的一体，这点最为鲁迅先生所称道。
　　从1935 年起，鲁迅先生身体一直不好，而斗争的任务特别繁重，正如他在《死》这篇散文里说的，由于不知不觉中记起了自己的年龄，不免产生“要赶快做”的念头，而他又实在做得快，做得多。在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年里，除了写杂文，写《故事新编》，译《死魂灵》，还有很大一
　　部分时间是花在两部书的编校工作上：一部是为纪念瞿秋白而编印的《海
　　上述林》，一部便是《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而后者的翻印，其直接原因又是为了纪念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柔石，这一点我将在下文再谈。鲁迅先生始终抱病工作，当《版画选集》印成的时候，他在送给老友许寿裳先生的一本里，题了这样几句话：“印造此书，自去年至今年，自病前到病后，手自经营，才得成就，持赠季茀一册，以为纪念耳。”
　　翻一翻当时他的日记，读到他一面吃药，一面工作，在病中苦苦搏斗的情形，不能不令人泫然动容。每当这种时候，我仿佛看见一个战士的伟大的形象，我们的以最后一点精力毫无保留地献给革命的鲁迅先生，便又像活着时候一样，在我的眼前出现了。
　　《凯绥·可勒惠支版画选集》自1935 年9 月起开始编选，至次年7月正式成书。当时希特勒已经登台，珂勒惠支在本国只能守着沉默。印行这部版画选集的另一个目的，正是为了使珂勒惠支的作品更多地在远东的天下出现，以表示对希特勒的抗议。凡是可以战斗的地方，鲁迅先生是决不放松战斗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初版开本极大，高十八寸，宽十二寸，共收版画二十一幅，据原拓本及艺术护卫社画帖，用中国宣纸精印，线装。书前有茅盾先生译出的史沫特莱序文及鲁迅先生自作序目，一共只印了一万零三本。后来由文化生活出版社缩小开本，重印一次，分精装平装两种，流传较广。初版成本极高，由于照顾画家的需要，出售了三十三本，其余都由鲁迅先生赔钱赔送。所以，在这部书的版权页上，也印有八个字：“有人翻印，功德无量”，和“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形成一个绝妙的对照。这似乎是一件小事，然而反手一拨，使整个社会的真相毕露：越是说翻印必究，越是禁止不得，越是说欢迎翻印，越是没有人圆此功德。在当时，这是一个大矛盾，经过鲁迅先生顺手一点，这又分明是一个大讽刺。

　　《饶了她》

　　我和郁达夫先生来往，是在他已经移家杭州，筑起了风雨茅庐之后。
　　他每个月终要有一次乃至几次到上海转转，到上海后又终不免要找文艺界朋友聊聊。他喜欢黄仲则，有一个时期我对《两当轩集》也着了迷，见面就听他大谈黄景仁的诗。就在这些谈话里，达夫先生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他诚恳、热情，带着点名士风度。但我又觉得在他身上有许多矛盾，似乎始终没有脱下“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长衫：他对环境抱着强烈的不满，想起来反抗，又不免颓然而止。记得住在上海的时候，他家里挂着一副自己写的对联，录龚定庵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语虽沉痛，却不免仍是郁达夫式的沉痛。这种矛盾也常常反映在他的作品里，比如说《她是一个弱女子》吧，这并不是一部好小说，即使在他本人的作品里，也不是一部好小说。达夫自己说过，写这部小说时心境异常恶劣，“因此这一篇小说，大约也将变作我作品之中最恶劣的一篇”。但这个中篇还是反映了郁达夫性格的全部复杂性，而且正因为有这种复杂性，小说才和“文字狱”扯上了不可避免的关系。
　　达夫的小说很多是描写知识青年的，抒发了当时所谓“时代的苦闷”。《她是一个弱女子》也没有例外。他从生理的苦闷写到社会、政治的苦闷，作为后期作品的一个转折，又想从知识青年写到工人。小说不但涉及了“四·一二”蒋介石大屠杀，还涉及了“一·二八”日本法西斯军人的兽行，然而贯串全篇的却仍然是知识青年无可奈何的苦闷。
　　冯世芬是他想要创造的正面形象，看上去却很单薄。这部小说于1932 年4 月由湖风书局出版，国民党反动派指为“普罗文艺”，出版不到两个月就禁止发行。湖风书局被封以后，文艺书籍的纸型都转让给现代书局，现代为了躲过检查，就倒填年份，于同年（版权页作1928 年）12 月重印一版，但立刻又被禁止，这回的“罪名”是“妨害善良风俗”。经过交涉，说是删改后可以出版，但指定要删改的却不是那些所谓“妨害善良风俗”的地方。举例来说，原书第十三章说冯世芬留给郑秀岳一包书，“里面都是些她从没有听见过的《共产主义ARC》、《革命妇女》、《洛查·卢森堡书简集》之类的封面印得很有刺激性的书籍。”“检查老爷”大概并不知道洛查·卢森堡是什么人，删改本里只是把《共产主义ARC》去掉。删得最多的是原书第二十章，开头整整去了两页。为了以见一斑，
　　我只摘录前面二段如下：
　　新军阀的羊皮下的狼身，终于全部显露出来了。革命告了一个段落之后，革命军阀就不要民众，不要革命的工农兵了。
　　1927 年4 月11 日的夜半，革命军阀竟派了大军，在闸北南市等处，包围住了总工会的纠察队营部屠杀起来。赤手空拳的上海劳工大众，以用了那样重大的牺牲去向孙传芳残部手里夺来的破旧的枪械，抵抗了一昼夜，结果当然是枪械的全部被夺，和纠察队的全部灭亡。那时候冯世芬的右肩的伤处，还没有完全收口。……
　　凡是删去的，都是类似的情节，而这就是所谓“妨害善良风俗”的地方。删改本于1933 年12 月重排出版，改书名曰《饶了她》，因为书里人物吴一粟说过：“饶了她，饶了她，她是一个弱女子！”初版书名用的是下半句，删改本用的是上半句。这个书名含义双关，达夫所以选上它，多少带一点讽刺的意味。但这又的确是郁达夫式的反抗。事实上，《饶了她》也并没有真的被“饶”，到了1934 年4 月，国民党反动派又说它“诋毁政府”，不但禁止继续出版，连存书也全部没收了。出尔反尔，这就叫做反动派，懵懂昏庸是一面，残暴蛮横又是一面。我们可以从这里得到很多的教训。

　　撕碎了的《旧梦》

　　1944 年8、9 月间，徐调孚同志曾以陈时和笔名，在柯灵主编的《万象》上，写过一篇《新录鬼簿》，专谈已经逝世的几位作家的逸事，其中被提及的，第一个是鲁迅，第二个是刘大白。调孚还替大白开列了一个著述书目，共计十八种。已刊的十六种，未刊的二种，说明大白先生的确是一个“多方面的人”。但在这十八本书里，诗和有关于诗的计十种，占全部著作半数以上。这样看来，说大白是一个“多方面的人”固然可以，说大白是一个诗人，或者也不算为过吧。
　　大白著作中，最早印行的是诗集《旧梦》，《旧梦》出版于1924年（扉页作1923 年11 月，误），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商务替文学研究会出过不少书，多为三十二开本，有几本诗集却为四十开狭长本，这个集子便是其中之一。全书左起横排，计五百页。骤眼望去，厚厚一册，简直和学生小字典一样。作者在《付印自记》里提到自己诗作的缺点，第一是“用笔太重，爱说尽，少含蓄”。第二是“传统气味太重”。细读《旧梦》，的确使人有这样的感觉。
　　原来，大白本名金床棪，字伯贞，清朝举人。辛亥革命以后，更姓名为刘靖裔，字大白。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文章，有时也署名“汉胄”。大白先生旧学根底极好，而反对传统影响亦最烈。
　　他称文言为“鬼话文”，白话为“人话文”。可是自己的诗文又往往摆脱不了这种过去的羁绊，“你要向前，因袭却要你朝后”，正是他自我剖白的痛苦经验。商务版《旧梦》印刷粗糙，错误百出。例如有一首《梦之怀疑》，诗题竟倒印为《疑怀之梦》，对于当时迷信大书店的人，实在是当头一棒。后来，这本书由开明书店改版重印，分作四册，书名分别为《丁宁》、《再造》、《秋之泪》、《卖布谣》。重印本初版每本书后各附跋文《撕碎了的旧梦》一篇。这个题目具有双关意义，一方面说明往事不再，一方面也指出收在这四个集子里的诗篇的由来。改版本于1930 年1 月起陆续印出，删去原书序文序诗。书内剔除、添补、移动、订正的地方不少。作者自述重印的动机是：并且，印成的《旧梦》，有些是模糊的，有些是零乱的，有些是颠倒的，有些是舛错的，有些是骈衍的，有些是漏略的；它底排列，它底剪裁，它底妆束，没有一点不给人们以不愉快的印象。印成的《旧梦》，这样地使人不愉快；《旧梦》中所写出的旧梦之影，也未必能给人以愉快的印象了。
　　“五四”运动时候，大白先生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当教员，他虽然是前清科第中人，而鼓吹新文化不遗余力，一时称为骁将，且不免有过火的地方。例如刘半农创造“她”字，他也接着创造了一个男性第三人称的“■”字，而把“他”作为两性通称。这个建议后来为实践所否定，并未通行。他还镌有一个图章，叫做“寻常百姓”，用来钤在书。1927年以后，刘大白弃教从政，由教育部次长而至代理部务。既据要津，渐忘来路，他不但自藏锋铓，而且一切作为，也已非“寻常百姓”。“撕碎了的旧梦”，看起来，到此又要重“撕”一番了。

　　《晦庵书话》序

　　1962 年北京出版社印行《书话》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序言，即这本书中《书话》部分的序，将我写这方面短文的前因后果，冷暖甘苦，从解放前直到解放后，一一作了说明。这回《晦庵书话》付印，以前的连同旧序在内，一并收入。关于书话本身，本来可以不必再说什么，但因书名和作者署名都已改变，为了感谢几位先辈和朋友的关怀，新的掌故又确有一记的价值，少不得再来饶舌几句，作为这一次改版的序文。
　　我用“晦庵”——这个曾经宋儒朱熹朱老夫子用过的名字，始于1944年。我还记得，柯灵同志主编《万象》到第四年第六期，也即1944 年12月，上海的形势发生变化，刊物预告下一期将要革新的“新年号”，终于没有出版。半年之后，好像蜜蜂飞钻蜘网似的，又出了1945 年的6 月号——第四年第七期。我在这一期里发表了两篇杂文，十二段书话，杂文是为原来的“新年号”执笔的，写得较早，用的是“韦长”、“怀三”两个笔名；书话则系新作，署上了《帝城十日》用过的“晦庵”两个字。
　　这个署名留下一点时代的痕迹，那时柯灵同志虽然尚未被日本宪兵逮捕，我也还没有完全躲避起来，却已化名王晦庵，蛰居在沪西徐家汇一角，连和熟人的来往也减少到最低的限度。“晦庵”的署名是这一环境下的产物。所以，严格地说，它并不是我的笔名，而是王晦庵先生的略称。至于以后凡写书话，便署“晦庵”，只是一直沿用下来，习惯成自然，说不上有什么别的含义了。不过很多人却以为这是阿英同志的化名，特别是当后来《人民日报》刊登《书话》的时候。
　　我在这里不能不想起王伯祥先生，他是一位对文献掌故极有兴趣的前辈，生平收过许多笔记和史料。每次见面，总要谈到《书话》，还介绍一些刊物向我约稿；不知他从哪里听来晦庵是阿英的传闻，便力为辩说，指出弢同韬，别号晦庵，意义正可相通，不应另攀他人。我还必须提及侯金镜同志。1962 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同侯金镜同志和儿个人在北京饭店门前树荫下散步，当着我的面，金镜同志向李希凡同志打听晦庵是谁，说自己原以为是阿英的文章，直到《“怎样研究”丛书》谈到阿英，才觉得作者另有其人。希凡同志哈哈大笑着答：“你猜吧，近在眼前哩。”他睁大极度近视的眼睛，恍然大悟地望定我说：“是你呵！
　　我每次都将《书话》剪贴在本子上，赶快写下去吧。”我也还得谈到赵家壁同志。据《阿英文集》编者吴泰昌同志告诉我，家壁看到目录后提了个意见，说是别的都很齐全，可惜把《书话》给漏掉了。以上是我此刻能够列举的例子，站在《书话》作者的立场，我对这三位表示深切的感谢，并且想补说一句：有人以为《书话》是阿英同志的作品，不仅由于阿英写过同类性质的文章，还因为他用过笔名魏如晦，抗战初期在上海办过风雨书屋，取“风雨如晦”的意思，看来人们又把“如晦”和“晦庵”联想在一起，认作一个人、一回事了。
　　至于这次改书名力《晦庵书话》，作者也直署本名，并非王麻子、张小泉似的，要挂出招牌，表示只此一家，别无分出；倒是根据几位朋友的意见，将全书内容变动一下，稍加扩大，收入其他几个部分，因而有必要另取书名，以便和已经出版的《书话》区别开来。
　　变动的内容大致是这样：
　　《书话》初版四十篇，其中第二篇为《科学小说》，谈鲁迅翻译的儒勒·凡尔纳两部作品。到再版的时候，国内的舆论，对凡尔纳突然提出责难，曾经出版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和《神秘岛》都无法重印，《书话》也遭池鱼之殃，我应出版社之请，另用《闲话》替下《科学小说》，仍凑足四十篇之数。现在气氛早已改变，决定两篇同时收入。
　　在这《书话》部分的最后，又附录了难明（周遐寿）、丁守和、方行（鹤亭）和我关于编印李大钊遗著的通信和文章，全部书影也重新调整、补充和铸版，使这一部分比原来的《书话》丰富一些。
　　除原来的《书话》外，本书又收录了《读余书杂》、《诗海一勺》、《译书过眼录》和《书城八记》等四个部分。前三个部分是全国解放前为书报杂志包括《万象》在内而写的书话。那时的情形是：随手买到一本，随笔写上几句，兴之所至，根本谈不到什么预计和规划。因此有的作家一谈再谈，有的作家没提及——这一点并不代表我的主观的好恶，正如将诗集和译本另立专栏——《诗海一勺》和《译书过眼录》，而把其余的称之为《读余书杂》，这三个部分并不代表我所涉猎的全部书籍。
　　这些只是我看过和谈及的极小的部分。值得庆幸的是，现在在大都也加上了书影。《书城八记》写于1965 年，那时我第一次心肌梗塞稍稍恢复，第二次心肌梗塞尚未发生，带病执笔，聊以自遣，曾在香港《大公报》副刊《艺林》上陆续刊载，谈的是买书、藏书、借书、校书、刻书的掌故，此后两三年中，我的线装书籍遭受损失，荡焉无存，转借又极不易，虽然八篇短文留了下来，应当插入的书影，却只好付诸网如了。
　　现在，书活和书话一类的文字多了起来，这是好现象。至于写法，乐水乐山，见仁见智，本可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我又觉得，争鸣和齐放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在整个过程中，关键在于使某一形式的特点更鲜明，更突出，更成熟，使特点本身从枯燥、单调逐渐地走向新鲜、活泼和多样，而不是要冲淡它，调和它，使它淹没于混沌汗漫之中，落得一个模模糊糊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书话又自有其自身的特点，应当根据这个特点去进行不断的探索与追求。
　　我想从写作《书话》的经历中谈一谈个人的感想。记得《书话》在《文汇报》副刊《文化街》发表的时候，有一次在开明书店遇见叶圣陶先生，他说：“古书讲究版本，你现在谈新书的版本，开拓了版本学的大地，很有意思。”从现在收录的《〈子夜〉翻印版》、《〈饶了她〉》、《玉君》、《再记〈玉君〉》、《（月夜）志异》等篇看来，我的确谈了不少版本的异同和优劣。但是，这并非出于我个人对版本的兴趣，而是透露了一个事实：我写《书话》，继承了中国传统藏书家题跋一类的文体，我是从这个基础上开始动笔的。我的书话比较接近于加在古书后边的题跋。后来，当我谈到朱自清、刘半农、梁遇春的散文的时候，赵景深先生竭力支持我，曾经为我找寻材料，提供书籍，他说：“其实《书话》本身，每一篇都是十分漂亮的散文。”他指的是我较早写的片断，三言两语，一百几十个字。有的人认为写的太短，而他，还有周遐寿先生，都曾写信给我，对那些短文表示好感。中国古书加写的题跋本来不长，大都是含有专业知识的随笔或杂记。我个人认为：文章长短，不拘一格，应视内容而定；但题跋式的散文的特点，却大可提倡。因此，正如我在《书话》旧序里说的，我也曾努力尝试，希望将每一段书话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
　　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这样，我以为书话虽然含有资料的作用，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我对那种将所有材料不加选择地塞满一篇的所谓“书话”，以及将书后写成纯粹是资料的倾向，曾经表示过我的保留和怀疑；而一位我所尊重的老朋友，对我说我在《科学小说》里谈到儒勒·凡尔纳的故事漏掉了许多材料的时候，我的吃惊，我的发呆，我的失声而叫，也就可想而知了。
　　1979年1

　　姜德明作《书叶集》序

　　由于多年来的习惯，拿到一本书，我总是先去翻它的目录，读它的序跋，企图由此领会全书的精神；自己出书，不管内容如何贫乏，也要系上一篇前言或后记，顺便向读者作个交代。我以为序跋是书的灵魂，而对这种文体的开合自如，随意发挥，或酣畅恣肆，或亲切婉约，一直留有深刻的印象。不过，遇到要我为别人的书写序的时候，我又不免踌躇起来，古人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吧，真有一点难于下笔的的感觉呵。
　　序，确实是一种受人欢迎而又不容易写好的文章。
　　对于外国文学史，惭愧我没有研究，但我仿佛听说，雪莱的《伊斯兰的起义》的序，雨果的《克伦威尔》的序，还有惠特曼的《草叶集》的序，发表当时，都是震撼一代的使人侧目的革新宣言，在文学史上有过不容忽视的影响。处在封建时代的中国，一篇序跋，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力量。不过王逸的《序》，萧统的《序》，白居易的《序》，尽管文字有长有短，却都保留了独特的见识，使自己与流行的风习区别开来，从意义上说，仍和其他单篇文章不一样。我还以为，便是冯梦龙、金圣叹写的序跋，也何曾不是抗违流俗，独具创见，这才受到后世的注意和叹赏呢？
　　单说金圣叹的序《水浒传》吧。当胡适最初从事研究工作。开始考证章回小说的时候，就被这篇序文弄得眼花缭乱，语言颠倒，有点不能自圆其说了。他一面从新文化立场出发，反对金圣叹的“作史笔法”，称之为“八股选家的流毒”，将他的评和序从《水浒传》中删去；一方面又颂扬金圣叹的“文学眼光”，在自己写的《考证》里，大引序文原后，模仿金圣叹的口吻，频频叫道：“这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气！”
　　看起来，我们的胡适博士的确是情不自禁，依样画起葫芦来了。
　　但人们也忍不住要说：言犹在耳，这是何等出尔反尔！何等自相矛盾呵！
　　回到本题。我觉得关键仍然在于：写序难，为学术性的著作写序——对某种研究成果发表意见——就更难，每见世人言论，常如《百喻经》所说：富人作三层楼屋，要木匠只造最上层，而不要底下二层一样，言时侃侃，一旦付诸实施，遂不免在高处踩空，从三层楼一脚掉入陷坑，和反对的意见跌做一路，抱成一团了。胡适就是这样去批评金圣叹的。
　　而这也正是一个前车之辙，使我迟迟不敢命笔的原因。
　　可是话说回来，《书叶集》作者并没有以雪莱、雨果、惠特曼自居，希望书一出版，立刻成为鲁迅研究的巨著，成为文艺界震撼一代的宣言，我自然更没有代人立言的能力和资格，相反地，如作者自己所说，他只是拣拾一些零枝片叶，甚至是冷僻的被人忽略了的小事，以此说明问题，从细微处写出鲁迅的性格。在这点上，我以为作者是做得非常出色的。
　　当我从刊物上读到《闪光的铜板》的时候，我就十分佩服他读书的细心。
　　以后，《鲁迅见到了休士》、《鲁迅与》、《鲁迅与》等文，进一步加深了我这个印象。及至鲁迅手绘猫头鹰装饰画（附在《鲁迅与猫头鹰》文内）刊出，我觉得比印在《坟》的封面上的更精彩。先知形象，宛然在目。作者细心的搜集的范围，已经及于文字之外，那就不止使我觉得佩服，而是把卷神往，低徊不已，默默地怀着深厚的感激之情了。
　　我还必须指出：“惟陈言之务去”，是《书叶集》的又一特色，不仅不讲或少讲别人讲过的话，所用材料，或新或旧，大都经过匠心的搜罗与组织。材料是一切研究工作的起点。个人以为这样做是难得的，必要的，我因此更加喜欢这本书。
　　在西方，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即使不造底层，听说也能将高楼大厦盖起来。这大概是真的，《百喻经》里的嘲笑过时了。不过我想，做学问毕竟不是造房子，为了迎接未来，为了真正能够有学术上的高楼大厦，我们还是站到地面上，老老实实，打好基础，一步一个脚印地从实际出发做去吧！
　　1980年7月3日于北京

　　《林真说书》序

　　1980 年《晦庵书话》出版，师陀兄从上海来信，说有个香港朋友要这本书，曾在广州坐了辆“滴西”，跑遍所有书店，还是买不到，写信向他求援。不久，何为兄又从福州来信，也说一个香港朋友要这本书，当地没有，谆谆叮咛，请他在国内想个办法。这两件事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内发生，对我的一本小书竟然怀着这样浓厚的兴趣，锐意搜求，志在必得，听了的确使我很感动。
　　这个朋友不是别人，就是本书作者林真先生。从那时起，我们便断断续续地通起信来。
　　我从各方面得知：林真先生年轻时生活贫苦，十四岁丧父，在酒楼充当小厮，干过行贩，擦过皮鞋；十八岁到香港，在一家木箱店里学徒，每天扛着一百多斤重的木箱，四出运送；以后又在戏院为观众领座，到电影公司主持过广告宣传工作。他在颠沛中刻苦自学，手不释卷，由此养成了爱书的习惯。书，传递着人们的思想和感情，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正如高尔*《林真说书》，林真著，1988 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社出版。基说的：它告示了许多未知、未见，以及属于人的内心世界的不大容易知、见的东西。
　　书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神奇的创造。
　　不过人们爱书的动机，却又千差万别：有的为了换取钱财，有的为了装点书斋，有的为了追求知识，有的为了钻研学问，貌似而实不同，使人兴孔子阳货的感叹，说来已是大家周知的事情了。至于林真先生，有了那段生活经历，说明他的爱书纯出至诚，求之弥坚，爱之弥深，正是对学问和知讯的那种如饥似渴的心情的表现。
　　这倒不是随口说说的。一个有力的证据是：他不仅爱书，求书，还提起笔来写书，说书，在浩如烟海的图书中挑选自己读有心得的部分：中外古今，侃侃而谈。从泰戈尔到马克·吐温，从佛洛伊德到川端康成，从《周易》到《辛壬春秋》，从《景德传灯录》到目前尚在发行的《随笔》，取其一端，独抒己见，往往有很多鞭辟入里的精彩的议论。林真先生说他爱读我的书话，这些文字是在书话的影响下执笔的，我不敢当，也没有觉察这一点。我以为《林真说书》里的文字比我严肃，有深度，不是信手写来的东西，已经成为具有艺术分析力的正规的书评了，虽然写得很生动，很活泼。
　　我这样说，并不准备向书话吹去紧箍咒：这样写是书话，那样写不是书话，我还不至于僭妄到这地步。而书话的形式也确是多种多样的，怎么写都可以。但我反对有些人把书话仅仅看作资料的记录，在更大的程度上，我以为它是散文，从中包含一些史实，一些掌故，一些观点，一些抒情的气息，给人以心地舒适的艺术的享受。
　　香港的生活太紧张了，需要一种轻松的文体。
　　许多人写了书话。就旅港的老一辈作家而论，已故的叶灵凤先生是此中的能手。记得30 年代中期，他的《读书随笔》出版，我觉得比早期的《灵凤小品》好，有意思。他写了许多关于外国图书的掌故，后来在香港印行的《文艺随笔》里，还保持着这特色，并且有所发展。有趣的是：香港的几位书话作者包括林真先生在内，这个特色也依稀存在，那么，这是不是受了叶灵凤先生的影响呢？我忽然想起灵凤讲过的故事来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20 年代末，英国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风靡一时，许多作家自认受了他的影响，乔伊斯得意之余，踌躇满志，有一次，他对比他年长的爱尔兰著名抒情诗人威廉·叶芝（WilliamButlerYeats）说：
　　可惜你年纪已经太老，不能受我的影响了。
　　灵凤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对乔伊斯的态度不无遗憾，以为他太傲慢。我不这样想。就我来说，包括对书话的看法在内，我自有我的信念，我的主见，但这并不妨碍我向那些别有风格的年轻的同行学习。只有多方的学习才能完成自己。如果我是叶芝，我将真诚地向乔伊斯说：可惜我年纪已经太老，不能毫无保留地受你的影响了。但我将努力为之！
　　要我为《林真说书》写几句，想起了影响和风格，我就说这一点吧。
　　1982年1月于北京

　　《生命册上》序

　　中国散文种类繁多，清朝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将它分为十二类，流行一时，曾国藩在《经史百家杂钞》里稍事压缩，重加梳理，作十一类。以后社会变革，文体更易，有的门类如“诏令”、“奏议”等自动消亡。人们更求简便，大别之为三类：论说文、记叙文、抒情文。这样分，要说精密，自然是不够精密的，但有一个好处，简单明了，区别起来比较容易。因为，后来的对于白话散文，也仍然有了沿用这办法，分为三大类。
　　我初弄笔墨写的是诗，正式投稿时却是散文，同样没有跳出这范围。
　　回忆往事，记述当前的生活，算是叙事散文；借一点因由，发抒隐藏在心底的感情，便是抒情散文，或曰散文诗；以议论为主，评骘社会，月旦文明，那就是社会杂感了。当然，这三者往往又是相互交错、相互结合的，区别在于全篇的重点是哪个。几十年来，我经常写的是议论性散文，不是杂感便是随笔，出版了十几本杂文集，注定是个七嘴八舌的杂文家，不免使有些人齿冷，有些人要悻悻然了。
　　其实我自己倒是喜欢叙事散文和行情散文的，并且花了较多的心力试写过。开始投稿的时候，我写的是这类散文；上海沦为“孤岛”，议论性文字写得多一点，不过形势迅速改变，洚水警予，生路日蹙，最后连可以发发牢骚的地盘也没有了，我又回过头来写抒情散文，写叙事散文，遁身于古人和往事之中。顾盼今昔，聊以自遣。其中抒情散文，曾辑成《落帆集》，收入巴金同志主编的《文学丛刊》第八集，于1948 年10 月问世，三十三年后，又由广州的花城出版社重版过。
　　还有一些以叙事为主的篇什，一直没有结集起来。最初写的《药》和《种在诬蔑里的决心》，发表于1936 年的《中流》半月刊，原是单纯的回忆和自白，有人却说《药》的收尾的“治危症，还是用险药吧！”
　　意有所喻，暗示中国应当武装抗战，但他又认为这样做“决不是什么现实主义的方法，倒是有点近乎所谓盲动主义的”。为什么抗战会是“盲动”，我弄不明白，因此也懒得去说明究竟是不是真个意有所喻了。倒是1944年发表在《万象》上的《学贾》、《以虫鸣秋》、《三迁》等三篇，执笔之间，的确不能以回忆为满足，时时情不自禁，夹入一些现实的芒刺去。直到抗战胜利，续作《化城寺》、《生命册上》时，才又恢复先前的写法。以后又补写六篇，意有未尽，终于没有完成原来的单独成书的心愿。
　　就文章的写法说，每篇各有头尾，自成起讫，这样，虽然一篇有一篇中心，而且大体衔接，但为讲得完整，叙述不免有重复之处，实际上这不是书的写法，而是单篇文章的写法。《我与杂文》和《我要逃避》等其他几篇，则是这些文章的有关内容的补充，但仍各自独立，互有长短，而不拘于生活的一端。
　　现在，我把另外两组文章和这组结集在一起。一组是忆旧怀人之作，记述和文艺界师友交往的经过，缅怀风采，铭记教益，今天读来，已有“人生莫羡苦长命，命长感旧多悲辛”（白居易）的叹息。另一组是远游揽胜之作，除两篇稍有历史意义从未收集的游记外，包括到苏联、日本、英国各地的访问，异邦风物，前贤往迹，深深地启发了我的沉思和遐想。这些文章有的是新写的，有的是旧作而经过挑选和润饰，两组各有一篇曾被选入中学的语文课本，比较为大家所熟悉。
　　我把这三组文章合成一书，而将其中的一个篇名作为概括全书的书名：《生命册上》。意思无非是说，尽管不是全部，这些却都是我生命的经历，是我题在人生这个册子上的谈到欲无的名字。真的，我做得太少，也太贫乏了。如果灵魂必须受审，我便是自己灵魂的审判者，“火湖”在前，我将毫不迟疑地纵身跳下去！
　　1983年10月24日

　　《邮票中的世界名人》序

　　一个人于专业之外，另外有点别的兴趣，别的爱好，例如集邮，集纸币，集藏书票，或者像胡适那样集火柴匣子，只要无损于正经工作，这样倒可以陶冶性情，培育意志，对生活作一些有益的调剂。我年轻时集过邮，20 年代末30 年代初，开始读马克思的书，偶然从外国邮票上找到一张他的肖像，高兴得什么似的。因为那时不仅马克思犯忌，连文学家的肖像也很难找，通行的是所谓“月份牌”式的美女画。所以鲁迅先生1934 年曾与人商量，准备印一套文学家画像：散页，十二张一帖。拟议中的阅者对象是，“一、画家，尤其是肖像画家；二、收集文学史材料的人；三、好事之徒。”不过后来没有印成。一般画像尚且这样困难，更不必说找肖像邮票了。
　　我对马克思的肖像邮票印象深刻，因为它印得精致。据我所知，那时的中国邮票并无专人设计，只要由交通部的什么科兼顾一下，就和国家通用的纸币一道，送到外国去代印。而国际上的邮票设计，从构图到设色，也还十分简陋，远没有后来*《邮票中的世界名人》，华根寿等编，1988 年11 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那样想象丰富，色彩缤纷。至于肖像，按理要简单一些，西洋绘画里有专科，中国也有久远的传统。我小时候背过“云台二十八将”，还知道有《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像》，这些旨在表彰将相的功绩，有名有姓，画的总该是他们的肖像吧，可惜现在只留下文字记录，无从稽考了。
　　不过肖像画在中国确实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的美学强调传神，而传神最初就起源于肖像画。相传东晋顾恺之画裴楷像，在颊上添了三根毫毛，便觉神态逼真；顾恺之为人画像，长期不点眼睛，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这样，中国艺术传统中有了“以形写神”的所谓“画眼睛”的手法，从肖像画开始，影响波及于整个艺术创作的领域。
　　遗憾的是这些已见不到原画。唐宋以后，文人画兴起，画家也多以山水自遣，人物画包括肖像在内渐渐地式微了。
　　邮票本身是近代的产物，始于英国，采用人物肖像，自然以西洋绘画和雕塑为主，或则以照片代替。中国也有人像邮票，古人如无遗像可据，大抵经过画家考证，采陈洪绶手法而变化之。这些人物中，有政治家、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画家……一应具备，但并不系统和全面，事实也无法做到系统和全面。他们都是在历史舞台上有所作为，产生过这样那样影响的人物，应当为今天的青少年们知道和了解。
　　本书将他们收集一起，名之曰《邮票中的世界名人》，名副其实。这些邮票各具风格，富有特色，说得上精美绝伦。想起我当初得到一张马克思肖像邮票而雀跃竟日，真觉得寒伧之至，闭塞之至，不过这也毕竟是过去的陈迹了呵。
　　1987年6月于北京

　　《菜根谈》序

　　《菜根谈》二卷，明万历年间洪应明著。应明字自诚，又号还初道人。生平不详。乾隆三十三年（1768）秋，三山病夫通理重刻《菜根谈》并为之序，已说“夫洪应明者，不知何许人”。看来当时就不大清楚他的事迹。《四库全书》收有洪应明《仙佛奇踪》四卷，系内府藏本，《提要》说：“编成了万历壬寅（1602）。前二卷记仙事，后二卷记佛事。……仙佛皆有绘像，殆如儿戏。考释道自古分门，其著录之书，亦各分部，此编兼采二氏，不可偏属，以多荒怪之谈，姑附之小说家焉。”
　　《提要》作者因洪应明没有将释道区别开来，既谈佛，又谈仙，无法将原书归类，又觉他谈吐“荒怪”，干脆归入“小说家”一类，以表示不值得重视。《仙佛奇踪》是不是“荒怪”，我没有找原书来读，不敢随便乱说，至于三教并重，释道不分，他的这部《菜根谈》便是证据，不过这并非洪应明的发明。
　　中国历史上有三教辩论的典礼，始于北周，到唐德宗李适的时候，每逢皇帝生日，便请儒、释、道三教代表人物，在麟*《菜根谈》，（明）
　　洪应明著，1987 年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德殿辩论，仪式隆重，内容却是互相抬杠，三教同源，辩到后来证明彼此是一家人。懿宗李漼当政，辩论杂以谐谑，成为逗笑取乐的资料，专门给皇帝老子消遣解闷儿了。
　　以后宋儒吸收佛、老思想，形成了一种以儒为主，同时又渗透释、道精神的所谓宋明理学。实际上，理学家们的“坐在禅床上骂禅”，依我看来，正是中国历史上三教辩论的写真，而《宋史·艺文志》记载的程颐、刘安世、张九成、朱熹等人众多的语录，作为讲学笔记，又正是这方面的具体的成果与著作。
　　《菜根谈》是语录的一种。通理的序文里转述不翁老人对这部分的介绍，他说：“其间有持身语，有涉世语，有隐逸语，有显达语，有迁善语，有介节语，有仁语，有义语，有禅语，有趣语，有学道语，有见道语，词约意明，文简理诣。设能熟习沉玩而励行之，其于语默动静之间，穷通得失之际，可以补过，可以进德，且近于律，亦近于道矣。”
　　说明它原是儒、释、道三家杂凑的修身养心，待人处世的一部语录。30年代休语堂先生提倡宋人语录、明人小品，大概因为偏重文字，又着眼于虚无缥缈的所谓心灵之类，为此，反倒将这部《菜根谈》遗漏了。
　　历来写这类修身处世语录的，大约以宋、明人为多，清初也有一些，后来却被讥为空疏，由更实在的考据文学起而代之了，直到“五四”以后还抬不起头来。至于修身处世，就像今天青年竞读《亚科卡传》一样，30年代风行的则是《富兰克林自传》、《俾斯麦传》、《华盛顿传》、《墨索里尼传》和希特勒《我的奋头》等等，自然也有提倡勤奋钻研的，例如约翰逊、居里夫人等人的传记。属于中国籍的却很少，更不必说语录之类了。有人说《菜根谈》书名系根据宋人汪仪民“咬得菜根，则百事可为”这句后而来，统观全书，似无痕迹。通理在序文里也不采用此说，宁愿另找理由。他认为作者是将菜昧比世味，种菜者必厚培其根，始为有味。古人云：性定菜根香。静心沉玩，乃得其旨。我觉得这个解释比“咬得菜根，则百事可为”更近原义，这只要看全书分“修省”、“应酬”、“评议”、“闲适”、“概论”五个门类，而不偏于诫俭，便可知道个中消息了。
　　这回《菜根谈》的掀起一场热潮，据说是由于日本企业界的提倡，他们继争读《孙子兵法》。《三国演义》之后，又认为《菜根谈》里包含着企业管理、用人制度、商品销售乃至企业家自身修养等等的学问，是一部“企业经营之书”。我对有些语录能否被接受深表怀疑。譬如说：“处世让一步为高，退步即进步的张本；待人宽一分是福，利人实利己的根基。”又譬如说：“处富贵之地，要知贫贱的痛痒；当少壮之时，须念衰老的辛酸。”这难道是企业家做得到的吗？更不必说“心与竹俱空，问是非何处着脚；念同山共静，知忧喜无由上眉”之类四大皆空、一尘不染的哲学了。不过，鲁迅先生说得好，一部书是可以由读者的眼光不同而有种种的，譬如《红楼梦》吧，“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那么，企业家从《菜根谈》里看见他们经营管理的法门，或者也不是不可能的吧，何况书里的观点并不“荒怪”，倒偶有一点辩证法。文辞清秀，对仗自然，可以算得这一类书里的拔尖儿。
　　中国和平出版社根据光绪十三年（1887）扬州藏经禅院重刻本排印，这是目前能够找到的较好的本子。编者要我说明几句，是为序。
　　1987年8月25日

　　书林即事

　　考场外面设立临时书铺，这个风气由来已久。另外如灯市庙会，向例也有书摊。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记云：“昔在京师，士人有数谒予而不获一见者，以告昆山徐尚书健庵（乾学），徐笑谓之曰：此易耳，但值每月三五，于慈仁寺书摊候之，必相见矣。如其言，果然。庙市赁僧廊地鬻故书，小肆皆曰摊也。……”孔尚任作《燕台杂兴》诗，有一首即咏此事：
　　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似海门深。
　　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
　　清初北京书铺，大都在广安门内慈仁寺一带，每逢初一月半，往游的人很多，临时增设小摊，比平日更为热闹。慈仁寺又称报国寺，顾炎武曾在寺里借住，朱彝尊、何焯也常出入于此，如今遗址尚在。后来岁朝集市，改在厂甸举行，书摊也随着迁移，逐渐在海王村设肆。到了乾隆年间，李文藻作《琉璃厂书肆记》，提到的书铺有三十几家，已经俨然是一条文化街了。这时正值“四库”开馆，江浙两地贩书的人，每次运载入京，也都在琉璃厂附近驻足。据翁方纲说，参加《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大臣，午后自翰林院回寓，往往带着待查侍校的书单，过海王村，在书店里来回倘徉。有些掌柜乘间找寻门道，结纳权贵，慢慢地气焰熏天起来。光绪初年，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奏劾宝名斋主人李钟铭，说他招摇撞骗，卖宫鬻爵，带五品冠服，出入宫禁，大概并非虚语。比这稍早，还有宝文斋一件公案。相传同治年间，五城都堂某甲路过琉璃厂，车盖擦着宝文斋书铺的挂牌，将牌招碰了下来，店伙一哄而出，拦住不放，非要这位都堂大人亲自下车挂好不可，都堂也只得从命。不过这是极个别的例子。大部分掌柜都如《旧京琐记》所说，宁愿保持一点“书卷气”，学学斯文样子，决不肯当面得罪顾客。
　　继李文藻之后，缪荃孙又作《琉璃厂书肆后记》，追述自同治丁卯（1867 年）至辛亥革命一段时间内的情形。从书店本身来说，此起彼落，沧海桑田，变化的确很大；但厂桥东西，仍然是图籍集中之地，嫏嬛风光，不减往昔，两记在这点上没有什么区别。二十年后又有人作《琉璃厂书肆三记》，1963 年5 月号的《文物》上，还发表了《四记》，说明自1912 年至解放初期，大致状况还是如此。
　　前年10 月，中国书店自国子监迁至厂甸，这本是合营后一件大事，我因事没有前去参观。去春过海王村，才知公园旧址，重经修葺，中间坐北主楼，放着善本珍籍，左右两厢廊屋，迤逦而南，狭长如双臂平举，室内纵横列架，满眼都是图书，近时处各有圆阁，看书的人可以在这儿休憩。腕以下折而相向，两肆并列，铺面临街，一个叫做翰文斋，一个叫做文奎堂。街上除了原有的来薰阁、邃雅斋、松筠阁等之外，又多了这两家创设于光绪年间的老店，而园内面积，几乎抵得上二十家书铺。
　　一时车马盈门，看上去的确热闹得很。但我觉得真能给琉璃厂带来新气象的，却不是这些刚刚开辟起来的铺面，而是正在铺子里边活动着的人。
　　他们已经由书贾一变而为书业工作者，重要的不是写文章的人大笔一挥，换了称呼，而是他们自己由衷地感觉到了这个改变的意义。书店的经营方针不同了，本来是为少数藏书家服务的，现在却是为学术服务，为研究工作者服务，为大众的文化需要服务；本来是秉承掌柜的旨意，一切为了赚钱，现在却知道了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解放前经常为我送书的书店学徒，合营后重又遇到，不知怎的，对我就像一家人一样，仿佛格外亲热起来。
　　由于研究项目的变动，近几年来，我买的主要是“五四”以来的旧书，尤其是期刊。我有一种想法，要研究某一问题，光看收在单行本里的文章是不够的，还得翻期刊。期刊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个时期内的社会风尚和历史面貌，从而懂得问题提出的前因后果，以及它在当时的反应和影响。这样，我和古书的关系比较疏远了，每到厂甸，常去的两家是曾经刻过《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的邃雅斋和补刻了续编的松筠阁，这倒不是因为我对旧铺怀有好感，因此连及书店。邃雅斋如今经营的是“五四”以后的旧书，不过好的很少，浏览一转之后，如果时间许可，自不妨在附近几家出售古书、碑帖或者笺纸的铺子里走走，否则的话，那就往东直奔松筠阁。松筠阁专营期刊，曾有“杂志大王”之称的刘殿文老人，年逾七十，现在是中国书店期刊门市部主任。据说他年轻时常跑西晓市，为人配补期刊，随见随录，辑有《中国杂志知见目录》稿本十二册，目前每周一次，在店内讲解这方面的目录学。后起的有王中和、刘广振等，王中和新旧版本，都有素养；刘广振是刘殿文老人的儿子，记忆力强，对期刊知道的较多。过去头本不零售，书店准备逐渐配全的刊物不零售，现在如果确知为研究需要，或者顾客手头已有的期数远远地超过于书店所有，也肯破例成全。有些一时不易访求的期刊，书店还能根据多年来售货的线索，代为借用，譬如我要了解外来文艺思潮对“五四”初期文学社团的影响，需要翻检一下绿波社、艺林社、弥洒社、骆驼社、浅草社、白露社、飞鸟社、觱篥社等主办的刊物，就从松筠阁那儿得到了不少的帮助。
　　至于单行本书，我所需要的大部分得自东安市场。除了厂甸之外，隆福寺、西单商场、东安市场都有中国书店的分号，兼营着线装古书和“五四”以来的旧书。星期假日，谁如果愿意把时光消磨在里边，慢慢翻检，也常有好书可得。东安市场还经常按照机构和个人的需要，代留一些书籍，先送书至家，由买主挑定后再开发票，这样既有选择余地，又可从容核对，避免与已有的重复，完全是一种为顾客着想的好办法。
　　给我送书的王玉川，大家叫他小王，解放前在春明书店当学徒，为人勤勉诚实，知道顾客要买什么新书，本来不是他份内的事，也愿意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千方百计地代为买到。近年以来，我得了心脏病，养成早起习惯，燕都入夏，晨凉如水，趁着朝暾未上，时而策杖街头。有好几次，看到小王骑着自行车，车座上驮满书籍，在清晨的几乎是洗过一样的长安街上，疾驰而去，很快地消失在远处的绿树荫里。我心里不免充满赞叹：这么早，这个年轻的传播文化的使者，又在执行他的任务了。
　　写着写着，想不到竟从书房写到街头去了，这在文章来说实是一种砂格——也就是不成章的意思。关于北京书市，前人已经写过不少诗文，记得最受赞扬和常被引用的，好像是潘际云的一绝：细雨无法驾小车，厂桥东畔晚行徐。
　　奚童私向舆夫语：莫典春衣又买书。
　　典衣买书，原是会有的事，但一定要让奚童与舆夫私语，终不免带点大老爷口气。直白地说，我不喜欢这首诗，这大概也是自己只能写些破格的文章的缘故吧。前后一数，共计八篇，因谓之“八记”云。

　　●科学不是为了个人荣誉，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人类谋幸福。

　　钱三强
　　（1913～1993）
　　科学家。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1936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考取公费留法，在居里夫妇的女儿女婿——同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夫妇的指导下从事核物理研究。1948 年从法国归来后，积极组建中国原子科研基地，同时任教于清华大学。

　　《居里夫人传》中译本序

　　当人们谈起近代科学的历史时，不能不联想到原子能时代的开创者之一——居里夫人。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她一生中所做出的贡献卓越非凡，是世界上第一个两次诺贝尔奖获得者；作为一位伟大的女性，她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同情、支持和敬仰。
　　然而，居里夫人的一生，有成功也有磨难。
　　她出生于一个被沙俄占领的波兰教师家庭。民族的压迫，社会的冷遇。生活的贫困，激发了她的爱国热情和发奋精神，她决心努力学习，用知识武装自己。1891 年，她靠自己当家庭教师积攒下的钱，从华沙到法国巴黎大学求学，经过刻苦努力，三年中她先后获得了物理学和数学学士学位，并取得进研究室工作的机会。1894 年，她结以了居里先生，为科学献身的理想，把他们永远联系在一起。
　　他们生活清贫，工作、学习却十分紧张。1896 年，在居里夫人分娩大女儿伊雷娜期间，法国亨利·柏克勒尔发现了铀的放射性。她怀着极大兴趣阅读了柏克勒尔的报告，开始系统地探索除铀以外，是否还有别的化学元素具有类似的放射性。于是，她对当时已知的八十种元素一一进行测试，先是发现已知元素钍和铀一样能放出射线，进而发现了两个比铀的放射性更强的新元素。居里夫人时刻不忘自己的祖国，她决定用波兰（Poland）命名第一个新发现的元素为“钋”（Polonium），另一个新元素为“镭”。科学的攀登还有更艰巨的路程，他们要开始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但没有适用的实验室和缺乏其他物质条件，仅仅在巴黎市立理化学校内找到一间上漏下潮的破旧棚子，略加修整后就成了他们的“实验室”。在这里，他们不但进行了大量、周密的科学研究，还要从事繁重的化学工艺的操作，从几十吨铀沥青矿废渣中进行无数次的溶解、蒸发、分离和提纯。经过整整四年的辛勤劳动，终于第一次提炼出了十分之一克多一点的纯氯化镭，并测定了镭的原子量。后来还第一次获得了金属镭。1903 年，巴黎大学授予居里夫人国家理学博士学位，又和居里先生、柏克勒尔一起获得了这一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磨难接踵而至。1906 年，居里先生因车祸不幸逝世。居里夫人尽管内心悲痛，却仍然以坚强的意志生活着，工作着，她继任了居里先生在巴黎大学的讲座，指导实验室工作，潜心研究着各种放射性元素；同时，她还完全担负起供养老居里先生和教育两个女儿的责任。
　　居里夫人成了世界公认的卓越科学家以后，还不断受到科学界顽固保守势力的冷遇和压抑。1911 年，她接受朋友们的劝说，参加了法国科学院院士的竞选，结果却以一票之差落选。反对者所持理由之一是，女人不能成为科学院院士。然而公正的人们敬仰她，就在同年12 月，她第二次获得了诺贝尔奖（化学奖）；不久，法国医学科学院选她为院士。
　　科学不是为了个人荣誉，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人类谋幸福。这是居里夫人和居里先生一贯遵循的原则。在他们发现镭后，为了使镭尽快地服务于人民，立即公开了提取镭的方法，拒绝申请专利权，尽管那时他们的生活还很艰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救护伤员，居里夫人把X 射线设备装到汽车上，奔走在战场各处巡回医疗，挽救了大批受弹伤士兵的生命。她热爱人民，而对自己却想得极少。在她刚开始从事放射性研究时，由于不了解射线对人体的破坏作用，没有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后来又长期在条件很差的环境里工作，致使有害物质严重危害了她的身体，得了恶性贫血病，就是在她生命垂危的时刻，她也没有因为一生的磨难和不幸遭遇，有过丝毫抱怨和遗憾。
　　使她兴奋的是，巴黎大学为她盖起了镭学研究所，东边是居里实验室，西边是研究射线对生物的作用的巴斯德实验室。在居里实验室这个名副其实的国际科学机构里，她每天指导各种有关物理与化学的研究工作。在她的指导下，居里实验室完成了有关放射性研究的论文达五百篇以上，其中有许多是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同时也使她高兴的是，1934 年她的长女伊雷娜和女婿约里奥发现了人工放射现象，并于1935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她的实验室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法国和外国的科学家，后来法国的学生们大多数成为法国原子能事业的骨干，现任法国原子能总署的高级专员泰亚克，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了解了居里夫人的光辉一生以后，我们从中得到的教益和启迪是深刻而广泛的。第一，受压迫，处困境的人们，只要意志坚强，不畏艰难，勤奋学习，勇于攀登，胜利与成功之路是可以走通的。第二，要接受和支持新生事物。要用创新精神去从事科学研究和其他一切工作，并且要有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勇气去完成它。第三，在科学的道路上，有时特别是妇女工作者，可能会遇到不应有的压抑和歧视，但只要有信心，有脚踏实地的忘我工作精神，保守的枷锁和禁锢，是可以打破的。第四，在科学研究和其他工作中，一定的物质条件是必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地去创造条件，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
　　我到法国去做研究工作时（1937 年），居里夫人已经去世。但我在居里实验室工作了十年，我的老师正是居里夫人的长女约里奥居里夫人。她的简朴的生活，对虚荣的蔑视态度和对青年的热情关心与指导，以及研究室里的浓厚的学术和民主讨论的气氛等，都继承着居里夫人的优良传统，使我荣幸地，又是间接地受到了居里夫人的学术和品德的教育。
　　1978 年，我有机会重返阔别三十年的巴黎，我怀着崇敬和激动的心情，参观了居里夫人和我的老师以及我本人工作过的实验室，那里的一切，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只是当时的实验室现在成为纪念馆。在实验室的小花园里，伫立着两尊铜塑头像，一尊是居里夫人，一尊是居里先生；过去的“比埃尔·居里街”，现在改成“比埃尔和玛丽·居里街”；邻近的“先贤祠”（Panthéon），埋葬着居里夫人的老朋友、进步的科学家佩韩和郎之万；居里夫妇和约里奥一居里夫妇，都静静地长眠于“梭镇”坟地。他们的生命停止了，然而，他们为人类创建的丰功伟绩，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艾芙·居里为她的母亲撰了这本言情并茂的传记，使后人得以了解这位伟大科学家自强不息的一生，我们应该深深感谢她的劳作。

　　●文章与作者，自有客观的尺寸与分量，别人的吹捧或贬抑，不能增减其分毫。

　　孙犁
　　（1913～）
　　作家。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散文合集《白洋淀纪事》，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村歌》，散文集《津门小集》、《晚华集》、《彩露集》、《澹定集》，诗集《白洋淀之曲》等。现有《孙犁文集》行世。

　　生辰自述

　　余之初生，母亲失乳，困处僻乡，无以为哺。乃用蒸馍，发酵煮粥，以之育儿，生命得续。又患惊风，忽然抽搐，母亲心忧，烧香问卜。及余稍长，体弱多病，语言短缺，有似怔忡。智不足商，力不足农，进校攻书，毕业高中。旧日社会，势力争竞，常患失业，每叹途穷。
　　初学为文，意在人生，语言抒发，少年真情，同情苦弱，心忿不平。天地至大，历史悠长，中华典籍，丰美优良。孜孜以求，他顾不遑，探寻遗绪，发射微芒。
　　战争年代，侧身行伍，并非先觉，大势所趋。无赫赫功，亦尝辛苦。
　　燕南塞北，雨雪冰霜，屡遇危险，幸未死亡。进城初期，正值壮年，寄食报社，斗室一间。政治斗争，改弦更张，风雨所及，时在文场。生性疏放，不习沉浮，洋场红尘，心气不舒。终于大病，休养海滨，老母逝去，遗恨终身。
　　1966，忽遭大难，腥风血雨，天昏地暗。面目全非，人心大变，如入鬼蜮，如对生蛮。网罗所收，罪皆无辜，发汗沾衣，奇耻大辱，天地不仁，万物狗刍。每念自杀，怯于流血，迫害日深，犁庭扫穴。幸遇清明，得庆重生，垂垂已老，荣辱皆空。性命修短，不在意中。
　　九死余生，亦有经验：箪食瓢饮，青灯黄卷，与世无争，与人无憾。文士致命，青眼白眼，闭门谢客，以减过衍。贫富易均，人欲难填，刻忮残忍，万恶之源。人心惟危，善恶消长，劝善惩恶，文化教养，刑法修剪，道德十壤。文学艺术，教化一端，瞻望前景，有厚望焉。

　　跋

　　以余身体之素质及遭遇，延至今日，寿命可谓长矣。余素无养生之道，亦不信厚自供养可以保全身命延年益寿之说。中年以后，方知人生之险恶；高卑易处，乃见世态之炎凉。勇怯由于势，爱憎出于私。与人为善，不必望善报；谨小慎微，未必得坦途。同情怜悯，乃青年期赤心之表露，身陷不幸，不可希求于他人。要之，不以生活之变化自伤其心，丧其初志，动摇其大节。此志士仁人之所能，为可贵耳。
　　1981年5月9日（阴历四月初六）

　　听说书

　　我的故乡的原始住户，据说是山西的移民，我幼小的时候，曾在去过山西的人家，见过那个移民旧址的照片，上面有一株老槐树，这就是我们祖先最早的住处。
　　我的家乡离山西省是很远的，但在我们那一条街上，就有好几户人家，以长年去山西做小生意，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且一直传下好几辈。
　　他们多是挑货郎担，春节也不回家，因为那正是生意兴隆的季节。他们回到家来，我记得常常是在夏秋忙季。他们到家以后，就到地里干活，总是叫他们的女人，挨户送一些小玩艺或是蚕豆给孩子们，所以我的印象很深。
　　其中有一个人，我叫他德胜大伯，那时他有四十岁上下。每年回来，如果是夏秋之间农活稍闲的时候，我们一条街上的人，吃过晚饭，坐在碾盘旁边去乘凉。一家大梢门两旁，有两个柳木门墩，德胜大伯常常被人们推请坐在于一个门墩上面，给人们讲说评书，另一个门墩上，照例是坐一位年纪大辈数高的人，和他对称。我记得他在这里讲过《七侠五义》等故事，他讲得真好，就像一个专业艺人一样。
　　他并不识字，这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他常年在外，他家的大娘，因为身材高，我们都叫她“大个儿大妈”。她每天挎着一个大柳条篮子，敲着小铜锣卖烧饼■子。德胜大伯回来，有时帮她记记账，他把高粱的茎杆，截成笔帽那么长，用绳穿结起来，横挂在炕头的墙壁上，这就叫“账码”，谁赊多少谁还多少，他就站在炕上，用手推拨那些茎秆儿，很有些结绳而治的味道。
　　他对评书记得很清楚，讲得也很熟练，我想他也不是花钱到娱乐场所听来的。他在山西做生意，长年住在小旅店里，同住的人，干什么的人也有，夜晚没事，也许就请会说评书的人，免费说两段，为长年旅行在外的人们消愁解闷，日子长了，他就记住了全部。
　　他可能也说过一些山西人的风俗习惯，因为我年岁小，对这些没兴趣，都忘记了。
　　德胜大伯在做小买卖途中，遇到瘟疫，死在外地的荒村小店里。他留下一个独生子叫铁锤。前几年，我回家乡，见到铁锤，一家人住在高爽的新房里，屋里陈设，在全村也是最讲究的。他心灵手巧，能做木工、并且能在玻璃片上画花鸟和山水，大受远近要结婚的青年农民的欢迎。
　　他在公社担任会计，算法精通。
　　德胜大伯说的是评书，也叫平话，就是只凭演说，不加伴奏。在乡村，麦秋过后，还常有职业性的说书人，来到街头。其实，他们也多半是业余的，或是半职业性的。他们说唱完了以后，有的由经管人给他们敛些新打下的粮食：有的是自己兼做小买卖，比如卖针，在他说唱中间，由一个管事人，在妇女群中，给他卖完那一部分针就是了。这一种人，多是说快书，即不用弦子，只用鼓板。骑着一辆自行车，车后座做鼓架。
　　他们不说整本，只说小段，卖完针，就又到别的村庄去了。
　　一年秋后，村里来了弟兄三个人，推着一车羊毛，说是会说书，兼有擀毡条的手艺。第一天晚上，就在街头说了起来，老大弹弦，老二说《呼家将》，真正的西河大鼓，韵调很好。村里一些老年的书迷，大为赞赏。第二天就去给他们张罗生意，挨家挨户去动员：擀毡条。
　　他们在村里住了三四个月，每天夜晚说《呼家将》。冬天天冷，就把书场移到一家茶馆的大房子里。有时老二回老家运羊毛，就由老三代说，但人们对他的评价不高，另外，他也不会说《呼家将》。
　　眼看就要过年了，呼延庆的擂还没打成。每天晚上预告，明天就可以打擂了，第二天晚上，书中又出了岔子，还是打不成。
　　人们盼呀，盼呀，大人孩子都在盼。村里娶儿聘妇要擀毡条的主，也差不多都擀了，几个老书迷，还在四处动员：“擀一条吧，冬天铺在炕上多暖和呀！再说，你不擀毡条，呼延庆也打不了擂呀！”
　　直到腊月二十老几，弟兄三个看着这村里实在也没有生意可做了，才结束了《呼家将》。他们这部长篇，如果整理出版，我想一定也有两块大砖头那么厚吧。

　　书的梦

　　到市场买东西，也不容易。一要身强体壮，二要心胸宽阔。因为种种原因，我足不入市，已经有很多年了。这当然是因为有人帮忙，去购置那些生活用品。夜晚多梦，在梦里却常常进入市场，在喧嚣拥挤的人群中，我无视一切，直奔那卖书的地方。
　　远远望去，破旧的书床上好像放着几种旧杂志或旧字帖。顾客稀少，主人态度也很和蔼。但到那里定睛一看，却往往令人失望，毫无所得。
　　按照弗罗伊德的学说，这种梦境，实际上是幼年或青年时代，残存在大脑皮质上的一种印象的再现。
　　是的，我梦到的常常是农村的集市景象：在小镇的长街上，有很多卖农具的，卖吃食的，其中偶尔有卖旧书的摊贩。或者，在杂乱放在地下的旧货中间，有几本旧书，它们对我最富有诱惑的力量。
　　这是因为，在童年时代，常常在集市或庙会上，去光顾那些出售小书的摊贩。他们出卖各种石印的小说、唱本。有时，在戏台附近，还会遇到陈列在地下的，可以白白拿走的，宣传那稣教义的各种圣徒的小传。
　　在保定上学的时候，天华市场有两家小书铺，出卖一些新书。在大街上，有一种当时叫做“一折八扣”的廉价书，那是新旧内容的书都有的，印刷当然很劣。
　　有一回，在紫河套的地摊上，买到一部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是商务印书馆的铅印大字本，花了一圆大洋。这在我是破天荒的慷慨之举。又买了二尺花布，拿到一家裱画铺去做了一个书套。但保定大街上，就有商务印书馆的分馆，到里面买一部这种新书，所费也个过如此，才知道上了当。
　　后来又在紫河套买了一本大字的夏曾佑撰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
　　（就是后来的《中国古代史》），也是商务排印的大字本，共两册。
　　最后一次逛紫河套，是1953 年。我路过保定，远千里同志陪我到“马号”吃了一顿童年时爱吃的小馆，又看了“列国”古迹，然后到紫河套。
　　在一家收旧纸的店铺里，远买了一部石印的《李太白集》。这部书，在远去世后，我在他的夫人于雁军同志那里还看见过。
　　中学毕业以后，我在北平流浪着。后来，在北平市政府当了一名书记。这个书记，是当时公务人员中最低的职位，专事抄写，是一种雇员，随时可以解职的，每月有二十元薪金。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旧官场、旧衙门的景象。那地方倒很好，后门正好对着北平图书馆。我正在青年，富于幻想，很不习惯这种职业。我常常到图书馆去看书，到北新桥、西单商场、西四牌楼、宣武门外去逛旧书摊。那时买书，是节衣缩食，所购完全是革命的书。我记得买到六期《文学月报》，五期《北斗》杂志，还有其他一些革命文艺期刊，如《奔流》、《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等，有时就带上这些刊物去“上衙门”。我住在石驸马大街附近，东太平街天仙庵公寓，那里的一位老工友，见我出门，就如此恭雏。
　　好在科里都是一些混饭吃、不读书的人，也没人过问。
　　我们办公的地方，是在一个小偏院的西房。这个屋子里最高的职位，是一名办事员，姓贺。他的办公桌摆在靠窗的地方，而且也只有他的桌子上有块玻璃板。他的对面也是一位办事员，姓李，好像和市长有些瓜葛，人比较文雅。家就住在府右街，他结婚的时候，我随礼去过。
　　我的办公桌放在西墙的角落里，其实那只是一张破旧的板桌，根本不是办公用的，桌子上也没有任何文具，只堆放着一些杂物。桌子两旁，放了两条破板凳，我对面坐着一位姓方的青年，是破落户子弟。他写得一手好字，只是染上了严重的嗜好，整天坐在那里打盹，睡醒了就和我开句玩笑。
　　那位贺办事员，好像是南方人，一上班嘴里的话是不断的，他装出领袖群伦的模样，对谁也不冷淡。他见我好看小说，就说他认识张恨水的内弟。
　　很久我没有事干，也没人分配给我工作。同屋有位姓石的山东人，为人诚实，他告诉我，这种情况并不好，等科长来考勤，对我很不利。
　　他比较老于官场，他说，这是因为朝中无人的缘故。我那时不知此中的利害，还是把书本摆在那里看。
　　我们这个科是管市民建筑的，市民要修房建房，必须请这里的技术员，去丈量地基，绘制蓝图，看有没有侵占房基线，然后在窗口那里领照。
　　我们科的一位股长，是一个胖子，穿着蓝绸长衫，和下僚谈话的时候，老是把一只手托在长衫的前襟下面，作撩袍端带的姿态。他当然不会和我说话的。
　　有一次，我写了一个请假条寄给他。我虽然看过《酬世大观》，在中学也读过陈子展的《应用文》，高中时的国文老师，还常常把他替要人们拟的公文，发给我们当做教材，但我终于在应用时把“等因奉此”
　　的程式用错了。听姓石的说，股长曾拿到我们屋里，朗诵取笑。股长有一个干儿，并不在我们屋里上班，却常常到我们屋里瞎串。这是一个典型的京华恶少，政界小人。他也好把一只手托在长衫下面，不过他的长衫，不是绸的，而是蓝布，并且旧了。有一天，他又拿那件事开我的玩笑，激怒了我，我当场把他痛骂一顿，他就满脸陪笑地走了。
　　当时我血气方刚，正是一语不和拔剑而起的时候，更何况初入社会，就到了这样一处地方，满腹怨气，无处发作，就对他来了。
　　我是由志成中学的体育教师介绍到那里工作的。他是当时北方的体育明星，娶了一位宦门小姐，他的外兄是工务局的局长。所以说，我官职虽小，来头还算可以。不到一年，这位局长下台，再加上其他原因，我也就“另候任用”了。
　　我被免职以后，同事们照例是在东来顺吃一次火锅，然后到娱乐场所玩玩。和我一同免职的，还有一位家在北平附近的人，脸上有些麻子，忘记了他的姓。他是做外勤的，他的为人和他的破旧自行车上的装备，给人一种商人小贩的印象，失业对他是沉重的打击。走在街上，他悄悄地对我说：“孙兄，你是公子哥儿吧，怎么你一点也不在乎呀！”
　　我没有回答。我想说：我的精神支柱是书本，他当然是个能领会的。
　　其实，精神支柱也不可靠，我所以不在意，是因为这个职位，实在不值得留恋。另外，我只身一人，这里没有家口，实在不行，我还可以回老家喝粥去。
　　和同事们告别以后，我又一个人去逛西单商场的书摊。渴望已久的、鲁迅先生翻译的《死魂灵》一书，已经陈列在那里了。用同事们带来的最后一次薪金，购置了这本名著，高高兴兴回到公寓去了。
　　第二天清晨，挟着这本书，出西直门，路经海淀，到离北平有五六十里路的黑龙潭，去看望在那里山村小学教书的一个朋友。他是我的同乡，又是中学同学。这人为人热情，对于比他年纪小的同乡同学，情谊很深。到他那里，正是深秋时节，黄叶飘落，潭水清冷，我不断想起曹雪芹在这一带者书的情景。住了两天，我又回到了北平。
　　我在朝阳大学同学处住几天，又到中国大学同学处住几天。后来，感到肚子有些饿，就写了一首诗，投寄《大公报》的《小公园》副刊。
　　内容是：我要离开这个大城市，回到农村去了。因为我看到：在这里，是一部分人正输血给另一部分人！
　　诗被采用，给了五角钱。
　　整理了一下，在北平一年所得的新书旧书，不过一柳条箱，就回到农村，去教小学了。
　　我的书籍，一损失于抗日战争之时，已在别一篇文章中略记，一损失于土地改革之时。
　　我的家庭成分是富农，按照当时党的政策，凡是有人在外参加革命，在政治上稍有照顾。关于书，是属于经济，还是属于政治，这是不好分的。贫农团以为书是钱买来的，这当然也是属于财产，他们就先后拿去了。其实也不看。当时，我们那里的农民，已普遍从八路军那里学会裁纸卷烟，在乡下，纸张较之布片还难得，他们是拿去卷烟了。
　　这时，我在饶阳县一个小区参加土改工作，大概是冀中区党委所在之地吧，发下一个通知，要各村贫农团，把斗争果实中的书籍，全部上缴小区，由专人负责清查保存。大概因为我是知识分子吧，我们的小区区长，把这个责任交给了我。书籍也并不太多，堆在一间屋子的地下，而且多是一些古旧破书，可以用来卷烟的已经不多。我因家庭成分不好，又由于“客里空”问题，正在《冀中导报》受到公开批判，谨小慎微，对这些书籍，丝毫不敢染指，全部上缴县委了。
　　我的受批判，是因为那一篇《新安游记》。是个黄昏，我从端村到新安城墙附近绕了绕，那里地势很洼，有些雾气，我把大街的方向弄错了，回去仓促写了一篇抗日英雄故事，在《冀中导报》发表了，土改时被作为“客里空”典型。
　　在家乡工作期间，已经没有购买书籍的机会，携带也不方便。如果能遇到书本的话，只是用打游击的方式，走到哪里，就看到哪里。
　　但也有时得到书。我在蠡县工作时，有一次在县城大集上，从一个地摊上，买到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铅印精装的《西厢记》。我带着看了一程子，后来送给蠡县一位书记了。
　　《冀中导报》在饶阳大张岗设立了一处造纸厂，他们收买一些旧书，用牲口拉的大碾，轧成纸浆。有一间棚子，堆放着旧书。我那时常到这家纸厂吃住。从棚子里，我捡到一本石印的《王圣教》和一本石印的《书谱》。
　　在河间工作的时候，每逢集日，在一处小树林里，有推着小车贩卖烂纸书本的。有一次，我从车上买到一部初版的《孽海花》，一直保存着。进城后，送给一位新婚燕尔、出国当参赞的同志了。
　　1979年

　　谈读书

　　读书，主要靠自学。记得上中学时，精力旺盛，读书最多，也最专心。我们的国文老师除去选些课文，在课堂给我们讲解外，就是介绍一些参考书，叫我们自己在课外去选择、去阅览。
　　文学非同科学，有时是可以无师自通的，只要个人努力。读书也没有准则，只有摸索着前进。读书和自己的志趣有关，一个人的志趣，常常因为时代、环境的变化，而有所改变。所以，就是师长给你介绍的书，也不一定就正中你的心意，正合你当时的爱好。
　　例如鲁迅先生给许世瑛开的十部书，是很有名的。但仔细一想，许世瑛那时年纪还小，他能读《全上古……文》或《四序全书总目》那类的古书吗？会有兴趣吗？但开这样一个书目，对他还是有好处的，使他知道：人世间有这样几部书，鲁迅先生是推重这些作品的。
　　现在，也常常有人叫我给他开个书目之类的单子，我是从来不开的。
　　迫不得已，我就给他开些唐诗古文之类的书，这是书林中的菽粟，对谁也不会有害处的。我想：我读过的，你不一定去读，也不一定爱好。我没有读过的好书多得很，而我读书，是从来没有计划，是遇到什么忧读什么的。其中，有些书读了，确实有好处，有些书却读不懂，有些书虽然读过了，却毫无所得。
　　根据以上这个经验，我后来读书，就知道有所选择了。先看前人的读书提要，了解一下书的作者及其内容。而古人的读书笔记，多是藏书记，只记他这本书，如何得来，如何珍贵，对内容含义，缺少正确的评价，这就只好又去碰了。
　　“开卷有益。”我常常这样安慰自己。
　　我的习惯，选择了一本书，我就要认真把它读完，半途而废的情况很少。其中我认为好的地方，就把它摘录在本子上。我爱惜书，不忍在书上涂写，或做什么记号，其实这是因小失大。读书，应该把随时的感想记在书眉上，读完一本，或读完一章，都应该把内容要点以及你的读后意见，记在章尾书后，供日后查考。读古书，这样做方便一些，因为所留天地很大，前后并有闲纸，现在印书，为了节省纸张，空白很少，只好写在纸条上，夹在书里面。不然年深日久，你读过的书就会遗忘，等于没有读。古人读书，都做提要，对作者身世、著作内容，作简要的叙述和评价，这个办法，很值得我们读书时取法。
　　青年人读书，常常和政治要求、文坛现状、时代思潮有关，也常常和个人遭遇、思想情绪有关。然而，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老年人的爱好，常常和青年人的爱好不大一样，这是很自然的，也不要相互勉强。
　　比如，我现在喜欢读一些字大行稀，赏心悦目的历史古书，不喜欢看文字密密麻麻，情节复杂奇幻的爱情小说，但这却是不能强求于青年人的。反过来说，青年人喜欢看、乐意写的这样的小说，我也是宁可闲坐一会儿，不大喜欢去读的。
　　1983年9月8日晨雨

　　谈爱书

　　上
　　那天，有一位客人来闲谈，他问：“听说，你写的稿子，编辑不能改动一个字。另外，到你这里来，千万不要提借书的事。都是真的吗？”
　　我回答说：
　　关于稿子的事，这里先不谈。关于借书的事，传说的也不尽属实。
　　我喜爱书，珍惜书。要用的书，即是所谓藏书，我确是不愿意借出去的。
　　但是，对我用处不大，我也不大喜欢的书，我是宁可送给别人，不要他归还的。我有一种洁癖，看书有自己的习惯，别人借去，总是要有些污损。例如，这个书架上的杂志和书，院里院外的孩子们要看，我都是装上封套，送给他们。他们拿回去怎样看，我就管不了许多。
　　即使是我喜爱的书，在一种特殊的时机，我也是可以慷慨送人的。
　　例如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许多同志都到我家拿过书。大敌当前，身家性命都不保，同志们把书拿出去，增加知识，为抗日增加一份力量，何乐而不为？王林、路一、陈乔，都曾打开我的书箱，挑拣过书籍。有的自己看，有的选择有用的材料，油印流传。这些书，都是我从中学求学，北平流浪，同口教书，节衣缩食买下来，平日惜如性命的。
　　十年动乱开始，我的书共十书柜，全部被抄。我的老伴，知道书是我的性命，非常难过。看看我的面色，却很冷漠，她奇怪了，还以为我能临事不惊，心胸宽阔呢。当时，我只对她说：“书是小事。”
　　有些书，我确是不轻易外借的。比如《金瓶梅》这部书，我买的是解放后国家影印的本子。二十四册，两布函，价五十元。动乱之前，就常常有同志想看，知道我的毛病，又不好意思说。有的人拐弯抹角：“我想借你部书看。”我说：“什么书？新出版的诗集、小说，都在这个书架上，你随便挑吧！”“不，”他说，“我想借一部旧书看看。”“那也好。”我心里已经明白七分，“这里有一部新印的《聊斋》。”他好像也明白了，不再说话。
　　抄去的书籍还能够发还，正如人能从这场灾难中活过来，原是我意想不到的。但终于说是要落实政策了，但就是不发还这一部。我心里已经有底，知道有人想借机扣下，就是不放弃。过了半年，还是有权者给说了话，才答应给我。这一天，报社的革委会主任，把我叫到政工组的内间，我以为他有什么公事，要和我谈。坐下来后，他说：“听说要发还你那部书了，我想借去看看。”
　　“可以。”他是革委会主任，我不便拒绝，说：“最好快一些。另外，请不要外传。”
　　政工组到查抄办公室，把书领回来，就直接交到他手里去了。那是我未曾触手的一部新书，还好，他送给我时，污损不大，时间也不太长。
　　我想他不一定通读，而是选读。过去，《金瓶梅词话》的洁本出版以后，北平书摊上，忽然出现一本小书，封面上画着一只金色的瓶子，上面插着一技梅花，写着“补遗”二字，定价高昂。对于只想看“那一部分”的读者，大敲竹杠。我很后悔没有买下一本，应付来借这部书的人们。
　　客人又问：
　　“从你写的一些文章看，你的家庭并不是书香门第，那你为什么从幼年就爱上了书呢？”
　　我答：我幼年时，我家里，可以说是一本书也没有。我的父亲，只念过二年私塾，然后经招赘在本村的一个山西人，介绍到祁州（后来改称安国县）一家店铺去学徒。家境很不好，祖父一直盼望父亲能吃上一点股分，没有等到就去世了。祖父的死，甚至难以为葬，同事门劝父亲“打秋风”，父亲不愿，借贷了一些钱，才出了殡。这是母亲告诉我的。
　　父亲没有多读书，但看到我的兄弟们都已夭伤，我又多病，既不能务农，又因娇惯也不能低声下气去侍候人——学徒。眼下家境好些了，所以决定让我读书。我记得从我上学起，父亲给我买过一部《曾文正公家书》，从别人要来一本《京剧大观》，还交给过我一本他亲手抄录的、本县一位姓阎的翰林，放学政时在路途人写的诗。父亲好写字，家里还有一些破旧的字帖。
　　我的书都是后来我做事，慢慢买起来的，父亲也从不干预。但父亲很早就看出我是个无能之辈，不会有多大出息，暗暗有些失望了。
　　下
　　我喜爱书，在乡里也小有名声。我十七岁，与黄城王姓结婚。结婚后的年节，要去住丈人家。这在旧社会，被看做是人生一大快事，与金榜题名、作品获奖相等。因为到那里，不只被称做娇客，吃得很好，而且有她的姐妹兄弟陪着玩。在正月，就是大家在一起摸纸牌，围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其乐可以说是无穷的。但我对这些事没有兴趣。
　　她家外院有一间闲屋，里面有几部旧书，也不知是哪一辈传流下来的，满是灰尘。我把书抱回屋里，埋头去看。别人来叫，她催我去，我也不动。这样，在她们村里，就有两种传说：老年人说我到底是个念书人；姑娘们说我是个书呆子，不合群。
　　我的一生，虽说是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中间也有间断。1956 年秋末，我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经过长期失眠，我的心神好像失落了，我觉得马上就要死，天地间突然暗了一色。我非常悲观，对什么也没有了兴趣，平日喜爱的书，再也无心去看。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医治时，一位大夫曾把他的唐诗宋词拿来，试图恢复我的爱好，我连动都没动。三个月后，我到小汤山疗养院，附近有一家新华书店，里面有一些书，是城里不好买的，我到那里买了一部《拍案惊奇》和一本《唐才子传》，这证明我的病，经过大自然的陶冶，已经好了许多。
　　半年以后，我又转到青岛疗养，住在正阳关路十号。路两旁是一色的紫薇花树。每星期，有车进市里，我不买别的东西，专逛书店。我买了不少《丛书集成》的零本，看完后还有心思包扎好，寄回家中。吹过海风，我的身体更进一步好转了。
　　十年动乱，我的书没有了，后来领到一小本四合一的红宝书。第一次开批判会，我忘记带上，被罚站两个小时，从此就一直带在身上，随时念诵。一是对领袖尊敬，二是爱护书籍的习惯没改，这本小书，用了几年，还是很干净整齐。别人的，都摸成黑色了。客：“可不可以这样说：你的有生之年，就是爱书之日呢？”
　　我说：这也很难说。我的书，经过几次沧桑，已如上述。书籍发还以后，我对它们还是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情的。从今年起，我对书的感情渐渐淡漠了，不愿再去整理。这恐怕是和年岁有关，是大限将临的一种征兆。也很少买书了。前些天，托人买了一部《文苑英华》，一看字缩印得那样小，本子装订得又那样厚，实在兴趣索然。本来还想买一部《册府元龟》的，也作罢了。
　　我的生平，没有什么其他爱好，不用说声色犬马，就是打扑克、下象棋，我也不会。对于衣食器用，你都看见了，我一向是随随便便，得过且过的。但进城以后，有些稿费，既对别的事物无多需求，旧习不改，就想多买书。其实也看不了许多，想当一个藏书家。“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说我是聚浮财，有人说我是玩书。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玩书又将如何呢？这就很难说清楚了。黄丕烈、陆心源都是藏书家，也可以说都是玩书的人。不过人家钱多，玩得大方一些，我钱少，玩得小气一些。人无他好，又无他能，有些余力，就只好爱爱书吧。
　　我死以后，是打算把一些有用的书，捐献给国家的，虽然并没有什么珍本。不过包书皮上，我多有胡涂乱写，想在近期清理一下，以免遗笑后世。
　　1983年9月19日夜记

　　谈赠书

　　青年时，每出一本书，我总是邓重其事，签名赠给朋友们、同事门、师长们。这是青年时的一种兴致，一种想法，一种情谊。后来我病了，无书可赠，经过“文化大革命”，这种赠书的习惯，几乎断绝。
　　这几年，我的书接连印了不少，我很少送人。除去出版社送我的二十本，我很少自己预定。我想：我所在地方的党政领导，文化界名流，出版社早就送去了，我用不着再送，以免重复。朋友们都上了年岁，视力不佳，兴趣也不在这上面，就不必送了。我的书大都是旧作，他们过去看过，新写的义章，没有深意，他们也不会去看的。
　　当然也有例外。近些年来有的同志，把书看成一种货物，一种交换品，或者说是流通品。我有一位老战友，从外地调到本市，正赶上《白洋淀纪事》重印出版。他先告诉我，给他在北京的小姨子寄一本，我照地址寄去了。他要我再送他一本，他住招待所，他把书送给了服务员。
　　他再要一本，我又在书上签了名。他拿着书到街上去了。年纪大了尿频，他想找个地方小便。正好路过我所在的机关，他把书交给传达室说：“我刚从某某那里出来，他还送我一本书哩。你们的厕所在什么地方？”等他小解出来，也不再要那本书，扬长走去了。传达室问：“书哩？”“你们看吧！”他摆摆手。他是想用这本书拉上关系，永远打开这座方便之门。
　　老战友直言不讳告诉我这些事，我作何感想？再赠他书，当然就有些戒心了，但是没有办法。他消息灵通，态度执著，每逢我出了书，还是有他的份。于于他怎样去处理，只好不闻不问。
　　这些年，素不相识的人，写信来要书的也不少。一般的，我是分别对待。对于那些先引证鲁迅如何在书店送朽给青年等等范例的人，暂时不送。非其人而责以其人之事，不为也。对于那些先对我进行一大段吹捧，然后要书的人，暂时也不送。我有时看出：他这样的信，不只发向我一人。对于用很大篇幅，很多细节描述自己如何穷困，像写小说一样的人，也暂时不送。我想，他何不把这些心思，这些力量，用去写自己的作品？
　　我不是一个慷慨的人，是一个吝啬的人；不是一个多情的人，是一个薄情的人。
　　但是，对于那些也是素不相识，信上也没有向我要书，只是看到他们的信写得清楚，写得真挚；寄来的稿了，虽然不一定能够发表，但下了功夫，用了苦心的青年人，我总是主动地寄一本书去。按照他们的程度，他们的爱好，或是一本小说，或是一本散艾，或是一本文论。如果说，这些年，我也赠过一些书。大部分就是送给这些人了。我觉得这样赠书，才能书得其所，才能使朽发挥它的作用，得到重视和爱护。
　　我是穷学生出身，后又当薪给微薄的村塾教师，爱书爱了一辈子。
　　积累的经验是：只有用自己劳动所得买来的书，才最知爱惜，对自己也最有用。公家发给的书，别处来的材料，就差一些。
　　鲁迅把别人送给他的书，单独放在一个书柜里。自己印了书，郑重地分赠学生和故交，这是先贤的古道。我虽然把别人送我的书，也单独放在一个书架上，却是开放的，孩子们和青年朋友们，可以随便翻阅，也可以拿走，去古道就很远了。
　　许寿裳和鲁迅是至交，鲁迅生前有新著作，总是送他一本的。鲁迅逝世之后，许寿裳向许广平要一本鲁迅的书，总是按价付款。这时许广平的生活，已经远不如鲁迅生前。这也是一种古道。
　　四川出版了我的小说选，那里的编辑同志，除赠书二十册外，又热情地代我买了五十册。我收到这些书以后，想到机关同组的同志，共事多年，应该每人送一本。书送去以后，竞争相传言：某某在发书，你快去领吧！像那些年发材料一样热闹，使我非常败兴，就再也不愿做这种傻事了。
　　1984年10月22日

　　我的读书生活

　　最近，北京一位朋友独创新论，把我的创作生活划为四个阶段。我觉得他的分期，很是新颖有意思。现在回忆我的读书生活，也按照他的框架，分四期叙述：一中学六年，为第一期当然，读课外书，从小学就开始了。在村中上初小，我读了《封神演义》和《红楼梦》，在安国县上高小，我开始读新文学作品和新杂志，但集中读书，还是在保定育德中学的六年。
　　那时中学，确是一个读书环境。学校收费，为的是叫人家子弟多读些书；学生上学，父母供给不易，不努力读书，也觉得于心有愧。另外，离家很远，半年才得回去一次。整天吃住在学校，不读书，确实也难打发时光。特别是在高中二年，功课不那么紧，自己的学识，有了些基础，读书眼界也开扩了一些，于是就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读书上。读书的方式，一是到阅览室看报、看杂志；二是在图书室借阅书籍；三是少量购买。
　　读书兴趣，初中时为文艺作品，高中时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新的文艺理论。
　　中学时期，记忆力好，读过的书，能够记得大概，对后来有用处。
　　二毕业后流浪和做事，为第二期在北平流浪、做事，断断续续，有三年时间，主要也是读书。逛市场，逛冷摊，也算是读书的机会。有时买本杂志，买本心爱的书，带回公寓看，那是很专心的。后来到安新县同口镇小学教书一年，教务很忙，当一个班的级往，教三个班的课，看两个班的作文，夜晚还得要读些书，并做笔记。挣钱虽少，买书算是第一用项。
　　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第三期这合起来是十一个年头。读书，也只能说是游击式的，逮住什么就看点什么，说什么时候集合，就放下不读。书也多是房东家的，自己也不愿多带书，那很累人。
　　在延安一年多，生活比较安定，鲁艺有个图书馆，借读了一些书。
　　这十一年中，当然谈不上买书。
　　四进城四十多年，为第四期进城后，大量买书，已时常记在文字，不细说。其间又分几个小阶段：
　　初期，还买一些新的文艺书，后遂转为购置旧书。购旧书，先是买新印的；后又转为买石印的、木版的。
　　先是买笔记小说，后买正史、野史。以后又买碑帖、汉画像、砖、铜镜拓片，还买出土文物画册、汉简汇编一类书册。总之是越买离本行越远，越读不懂，只是消磨时间，安定心神而已。
　　石印书、木版书，一般字体较大，书也轻便，对老年人来说，已是难得之物，所以我还是很爱惜它们。这些书，没有标点，注释也很简单，读时费力一些，但记得准确。现在，有些古书，经专家注释，本来很薄的一本，一下涨成了很厚的一册。正文夹在注释中间，如沉入大海，寻觅都难。我觉得这是喧宾夺主。古人注书，主张简要，且夹注在正文之间，读起来方便。另外，什么都注个详细，对读者也不一定就好。应该留些地方，叫读者自己去查考，渐渐养成治学的本领。我这种想法，不知当否？
　　我的读书，从新文艺，转入旧文艺；从新理论转到旧理论；从文学转到历史。这一转化，也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这只是个人经历，不足为法。
　　我近年已很少买书，原因是，能买到的，不一定想看；想看的，又买不起。大部头的书，没地方安置，也搬拿不动了。
　　虽然买了那么多旧书，中国古典散文、诗歌，读得多些。词、曲读得并不多。特别是宋词，中学时买过一些，现存的《全宋词》、《六十名家词》，都捆放在那里，未能细读。元曲也是这样，《六十种曲》、《元曲选》，买来都未细读。只是在中学时，迷恋过一阵《西厢记》和《牡丹亭》，这两种剧本，经我手不知买过多少次。赋也不大喜欢读。
　　近年在读《汉书》时，才连带读上一遍，也记不住了。
　　人的一生，虽是爱书的人，书也实在读不了多少，所以我劝人读选本。老年，对书的感情，也渐渐淡了，远了。平生读书是为了增加知识，探求文采。不读浅薄无聊之书，不看下流黄色小说，不在这上面浪费时光。一经发现，便不屑再顾，这绝非欺人之谈。
　　总之，青年读书，是想有所作为，是为人生的，是顺时代潮流而动的。老年读书，则有点像经过长途跋涉之后，身心都有些疲劳，想停下桨橹，靠在河边柳岸，凉爽凉爽，休息一下了。
　　1992年3月

　　野味读书

　　我一生买书的经验是：
　　一、进大书店，不如进小书铺。进小书铺，不如逛书摊。逛书摊，不如偶然遇上。
　　二、青年店员不如老年店员，女店员不如男店员。
　　我曾寒酸的买过书：节省几个铜板，买一本旧书，少吃一碗烩饼。
　　也曾阔气的买过书：面对书架，只看书名，不看价目，随手抽出，交给店员，然后结账。经验是：寒酸时买的书，都记得住。阔气时买的书，读得不认真。读书必须在寒窗前，坐冷板凳。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河间工作，每逢集日，在大街的尽头，有一片小树林，卖旧纸的小贩，把推着的独轮车，停靠在一棵大柳树上，坐在地上吸烟。纸堆里有些破旧书。有一次，我买到两本《孽海花》，是原版书，只花很少钱。也坐在树下读起来，直到现在，还感到其味无穷。
　　另外，冀中邮局，不知为什么代存着一些土改时收来的旧书，我去翻了一下，找到好几种亚东图书馆印的白话小说，书都是新的，可惜配不上套，有的只有上册，有的只有下册，我也读了很久。
　　我在大官亭做土改。有一天，到一家扫地出门的地主家里，在正房的满是灰尘的方桌上面，放着一本竹纸印的《金瓶梅》，我翻了翻，又放回原处。那时纪律很严，是不能随便动胜利果实的。现在想来，可能是明版书，贫衣团也不知注意，一定糟蹋了。
　　冀中导报社地上，堆着一些从纪晓岚老家弄米的旧书，其中有内府刻本《全唐诗》，我从里面拆出乐府部分，装订成四册。那时，代对民间文艺有兴趣，因此也喜欢古代乐府。这好像不能说是窃取，只能说足游击作风。那时也没有别的人爱好这些老古董。
　　至于更早年代的回忆，例如在北平流浪时，在地摊上买一些旧杂志，在保定紫河套买一些旧书，也都有过记述，就不再多说了。
　　前代学者，不知有多少人，记述在琉璃厂、海王衬、隆福寺买书的盛事。其实，那也都是文章，真正的闲情、乐趣，也不见得就有那么多，只是文人无聊生活的一种点缀，自我陶醉而已。不过，读书与穷愁，总是有些相关的。书到难得时，也才对人有大用处。“文革”以后，我除红宝书外，一无所有，向一位朋友的孩子，借了两册大学汉语课本，逐一抄录，用功甚勤。现在笔记本还在手下。计有：《论语》、《庄子》、《诗品》、《韩非子》、《扬子法言》、《汉书》、《文心雕龙》、《宋书》、《史通》等书的断片，以及一些著名文章的全文。自拥书城时，是不肯下这种功夫的。读书也是穷而后工的。
　　所以，我对野味的读书，印象特深，乐趣也最大。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一样，大富大贵，说穿了，意思并不大。山林高卧，一卷在乎，只要惠风和畅，没有雷阵雨，那滋味倒是不错的。可怀念的游击年代！
　　读书究竟有用无用，这是很难说清楚的，要肴时势和时机。汉高祖在攻打天下的时候，主张读书无用论。他侮辱书生，在他们的帽子里撒尿。这是做给那些乌合之众、文盲战士们看的，讨得他们的欢心，帮他打天下。等到坐了皇帝，又说“过去为非”，自己也读书也做文章了。
　　这也是为了讨好那些儒生，帮他安定天下，才这样做的。
　　总之，读书一直被看做一种功利手段，因此，读书人也就只能碰运气了。
　　1992年4月13日

　　我的“珍贵二等”

　　我自幼读书，多读石印小书，天主教施舍之福音书，以及旧报纸、破杂志等。及长，衣食有余货，可购书，亦以为读书读的是文字，并非其他，故不重视版本。想看的书，虽会文堂、鸿文堂、启智、益智等小书局，所印之石印本，亦多购存。不想看的书，虽宋刊元椠，亦不顾。
　　当然，这种书也很难见到，见到我也买不起。
　　我的书发还以后，线装书多贴有书签，油印，钢笔填写。其项目为：书名，册数，来源，备注。此签贴于书籍第一册封面之后。本来，我可以留着，便于检查，图书馆、旧书铺的书，都有书签。但我总觉不雅，也不愿留着这种记忆。旧书纸脆，撕是不行的，乃一一用小刀裁去。
　　在进行这一工作时，我发现在有些书签备注栏内，写有“珍贵二等”字样，使我为之一惊。
　　“二等”一词，本无高尚之义。过去妓院之茶室，即称二等。解放后，天津有用自行车后衣架驮人送客者，亦称二等，虽不明义由何来，然不能不叹造词之妙。总之，二等与二级含义相同，皆有贬义。但前面有“珍贵”二字，这又使我有些高兴，我竟然有了珍贵之书，也不枉当年“书的梦”了。
　　被封为珍贵二等之书，计有：
　　一、《郋园读书志》，排印本，共十八册。
　　二、《太平广记》，宣纸影印明刊本，十套，共六十册。
　　三、《说郛》，涵芬楼排印本，四套，共四十册。
　　四、《流沙坠简》，罗振玉印本，二套，共二册。
　　五、《四六法海》，明刊本，有抄配，共十二册。
　　六、《梅村家藏稿》，董康刻本，共八册。
　　七、《国朝书画家笔录》，铜活字排印书，共八册。
　　八、《新刊全相奇妙注释西厢记》，宣纸影印明刊大本，套，共二册。
　　九、《太平御览》，影印精装本，共四册。
　　高兴之余，我又有些遗憾：难道我的藏书中，就没有一种可以评为一等——即一级的吗？后来一想，恐怕还是有的。落实政策，他们既然把这些“二等”发还了，可见还不是他们眼中之最珍贵者。只有一部《金瓶梅》影印本，他们拖拉不肯发还。经我多次交涉，才不得已还我，还造谣说：“他什么不要都可以，唯独不放松《金瓶梅》。”其实，不放松的是他们。因此，我断定他们是给我评了个“一级”的。虽非职称，也够光荣的了。
　　1992年8月17日清晨

　　我的《二十四史》

　　1949 年初进城时，旧货充斥，海河两岸及墙子河两岸，接连都是席棚，木器估衣，到处都是。旧书摊也很多，随处可以见到，但集中的地方是大洋市场二楼。那些书贩用木板搭一书架，或放一床板，上面插列书籍，安装一盏照明灯，就算是一家。各家排列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很大的书肆。也有几家有铺面的，藏书较富。
　　那一年是天津社会生活大变动的时期，物资在默默地进行再分配。
　　但进城的人们，都是穷八路，当时注意的是添置几件衣物，并没有多少钱去买书，人们也没有买书的习惯。
　　那一时期，书籍是很便宜的，一部白纸的《四部丛刊》，带箱带套，也不过一二百元，很多拆散、流落到旧纸店去。各种《二十四史》也没人买，带樟木大漆盒子的，带专用书橱的，就风吹日晒的，堆在墙子河边街道上。
　　书贩们见到这种情景，见到这么容易得手的货源，都跃跃欲试。但他们本钱有限，货物周转也不灵，只能望洋兴叹，不敢多收。
　　我是穷学生出身，又在解放区多年，进城后携家带口，除谋划一家衣食，不暇他顾。但幼年养成的爱书积刁，又滋长起来。最初，只是在荒摊野市，买一两本旧书，放在自己的书桌上，后来有了一些稿费，才敢于购置一些成套的书，这已经是1954 年以后的事了。
　　最初，我从天祥书肆买了一部涵芬楼影印本的《史记》，是据武英殿本。本子较小，字体也不太清晰。涵芬楼影印的这部《二十四史》，后来我见过全套，是用小木箱分代函装，然后砌成一面小影壁，上面还有瓦檐的装饰。但纸张较劣，本子较小是它的缺点，因此，并不为藏书家所珍爱。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喜爱同文书局石印的《二十四史》，它也是根据武英殿本，但纸张洁白而厚，字大行稀，看起来醒目，也是用各式小木箱分装，然后堆叠起来，自成一面墙，很是大方。我只头了一部《粱书》而已。
　　有一次，天祥一位人瘦小而本亦薄的商人，买了一套中华书局印的前四史，很洁整。当时我还是胸无大志，以为买了前四史读读，也就可以了，用十元钱头了下来。因为开了这个头，以后就陆续买了不少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零种。其实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本《二十四史》，并不佳。即以前四史而言，名为仿宋，字也够大，但以字体扁而行紧密，看起来还是不很清楚，以下各史，行格虽稀，但所用纸张，无论黑白，都是洋纸，吸墨不良，多有油渍。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也是据武英殿本重排，校刊只能说还可以，总之，并不引人喜爱。清末，有几处官书局，分印《二十四史》，金陵书局出的包括《史记》在内的几种，很有名，我也曾在天祥见过，以本子太大，携带不便，失之交臂之间。
　　我的《南史》和《周书》，是光绪年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校印本，字体并不小，然字扁而行密，看起来字体连成一线，很费目力。清末民初，用这种字体印的书很不少，如《东华录》、《纪事本末》等。
　　这种书用木板夹起，“文化大革命”中抄书发还，院中小儿视为奇观，亦可纪也。
　　我的《陈书》是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的百衲本，这种本子在版本学术上很有价值，但读起来并不方便。我的《新五代史》，是刘氏玉海堂的覆宋本，共十二册，印制颇精。
　　国家标点的《二十四史》，可谓善本，读起来也方便。因为有了以上那些近似古董的书，后来只买了《魏书》、《辽史》，发现这种新书，厚重得很，反不及线装书，便利老年人阅读。
　　这样东拼西凑，我的《二十四史》也可以说是百衲本了。
　　1981年2月1日刊出

　　我的经部书

　　因为我特别爱好书，书就成了生死与共之物。
　　发还抄家书籍，好像是在1973 年，那时我还住在佟楼。第二年春天，迁回多伦道旧居，书籍亦随之回归。那时我正在白洋淀，参加一个剧本的制作，搬家的事，由同居张氏照料，报社文艺组同人帮忙。后来文艺组同志们打扑克，谁要是牌运不佳，就说：孙犁搬家，总是书（输）。
　　从这一谚语的形成，可见当时书的盛况。
　　等我回来以后，书籍还堆积在屋当中的地板上，如同一个土丘。冬季，稍事安排整理，我记录了一本“残存书籍草目”，是逐柜填写的，很杂乱无章。后又在一本《书目答问》上，用红铅笔，把我所有的，点一个记号，在书目之上。这是单凭记忆做的，那时对书籍的记忆犹新，很少遗漏，现在再想这样做，是做不到了。
　　从这些红点上，可以看出我藏书的大略。当然，《书目答问》以外的书，不在此列。也可以看出，进城以后，我读书的过程。
　　但经部书寥寥，在书目上，几乎看不到红点。有红点的，也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书，如《考卫记图》、《白虎通义》、《燕乐考原》之类。
　　这证明我当时对经书，是没有多大兴趣的，买以上小书，也并非是为了“明经”，而是当做杂记之类的书买的。
　　其实，几种主要的经书，我还是收藏了的，不知为什么没有画上红点。《周易》，王弼注，《四部丛刊》影印宋本；《礼记》，郑氏注，《四部丛刊》影印宋本；《论语》，何晏集解，《四部丛刊》影印日本正平刊本；《孟子》，赵氏注，《四部丛刊》影印宋本。
　　这些，都是古本古注，字大清楚，眉目整齐，翻翻看看，实在痛快，不能不叹古人印书之下功夫。
　　《春秋左传》，杜预注，商务印书馆大字排印本，油光纸，线装十二册。这是当时的一种普通读本，现在看起来，无论纸张，印刷、装订，都还是难得的。此书装修于1976 年3 月5 日。时家庭有事，居室不安，我在新包书皮上，写有几段文字，实为当时个人私虑，一时心声。后念不雅，恐异日得此书者，不能理解，徒增疑闷，乃剪去之。用同类纸贴补，又嫌不好看，用近年一些青年人为我刻的图章，装饰了一下。这一切种种，都证明老年人的神魂颠倒，情意无聊，也证明我实在没有能从经书中，得到什么修养。
　　此外，书架上还有四部备要本的《毛诗正义》、《（尚书）古今文注疏》等等。
　　我自幼上的是洋学堂，没有念过四书五经，总觉得是个遗憾。上初中时，曾先后两次买过坊间石印的四书，和商务的大字排印本，好像也没有细读，这些书，后来也就都丢了。抗战时期，我赴延安，书袋里还装着一本线装的《孟子》。这说明，我是一直想补上这一课，而终于不能无师自通，没能补上。
　　过去的学龄儿童，真不知道是怎样对付四书五经的，靠死背硬记，逐渐领会，居然能读懂，并能学以致用，我想象不出这个过程。
　　崔东璧介绍他父亲教孩子们读经书的办法是：
　　教人治经，不使先观传注。必先取经文，熟读潜玩，以求圣人之意。俟稍稍能解，然后读传注以证之。
　　这就更玄了。“熟读”，是可以想象的：“潜玩”就有些莫名其妙。
　　一个小孩子如何能够去“求圣人之意”呢？
　　但崔东璧绝不会是说诳话，他就是用这个办法，造就成的一位大经学家。
　　崔东璧又说：
　　奉先人之教，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经传。……
　　然后知圣人之心，如天地日月，而后人晦之者多也。
　　以上两段文字，均见他的“考信录自序”。后面一段，是和上段相承，谈他自己治经学的方法的。
　　学问一事，确实是有多种方法，多种渠道，不能刻舟求剑的。
　　我天性驽钝，基础差，读古籍，总是要靠注的。但也不喜欢过于繁琐的注，并相信古注。也发现有些注，确是违反了著作的原意。
　　我对经书，肯定是无所成就了，难道就是因为我没有上过私塾吗？
　　难道中国的经书，必须在幼年时背过，才能在一生中，得到利用吗？
　　当初，孔子向老子问道的时候，老子只简单地回答了几句话：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者，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
　　自古以来，经书对于人，人对于经书，不过如此而已，吾何恨焉！
　　1990 年6 月18 日改讫。大热，挂蚊帐

　　我的史部书

　　按照四部分类法，史部包括：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古吏、别史、杂吏、载记、传记、诏令奏议、地理、政书、谱录、金石、史评，并十四类。每类又分小项目，如杂史中有：事实、掌故、琐记。这显然不很科学，也很繁琐，但史书确实占有中国古籍的大部。经书没有几种，占据书目的，不是经的本文，而是所谓“经解”。
　　历代读书界，都很重视史书，经史并重，甚至有六经皆史之说。我国历史悠久，史书汗牛充栋，无足奇怪。
　　人类重史书，实际是重现实，是想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解释或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我在青年时，并不喜好史书。回想在学校读书的情况，还是喜欢读一些抽象的哲学、美学，或新的政治、经济学说，至于文艺作品，也多是理想、梦幻的内容。这是因为青年人，生活和经历都很单纯，遇到的，不过是青年期的烦恼和苦闷，不想，也不知道，在历史著作中去寻找答案。
　　进城以后，我好在旧书摊买书，那时书摊上多是商务印书馆的书，其中《四部丛刊》、《丛书集成》零本很多，价钱也便宜，我买了不少。
　　直到现在，《四部丛刊》的书，还有满满一个书柜。《丛书集成》的零本，虽然在佟楼，别人给胡里胡涂地卖去一部分，留下的还是不少，它的书型和商务的另一种大型丛书——万有文库相同，现在合起来，占据半个书柜。剩下的半个书柜，叫商务的国学基本丛书占用。
　　此外，还买了不少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零本，都是线装——其中包括十几种正史。
　　这些书中，大部分是史部书。书是零星头来的，我阅读时，并没有系统，比如我买来一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认真地读过了，后来又遇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我就又买了来，但因为部头太大，只是读了一些部分。读书和买书的兴趣，都是这样引起，像顺藤摸瓜一样，真正吞下肚的，常常是那些小个的瓜，大个的瓜，就只好陈列起来了。
　　还有一个例子，进城不久，我买了一部《贞观政要》，对贞观之治和初唐的历史，发生了兴趣，就又买了《大唐创业起居注》、《隋唐嘉话》、《唐摭言》（鲁迅先生介绍过这本书）、《唐鉴》、《唐会要》等书，这些书都是认真读过的了。
　　还有一个小插曲：50 年代，当一个朋友看到我的书架上有《贞观政要》一书，就向别人表扬我，说：“谁说孙犁不关心政治？”其实，我是偶然买来，偶然读了，和“关心政治”毫无关系。
　　又例如：我买了一部《大唐西域记》，后来就又买了《大唐玄奘法师传》。这部书是大汉好王揖唐为他父亲的亡灵捐资刻印的，殊印本，很精致，只花了八角钱，卖书小贩还很高兴。冉例如，因为从《贞观政要》，知道了魏征，就又买了他辑录的《群书治要》，这当然已非史书。
　　买书就像蔓草生长一样，不知串到哪里去。它能使四部沟通，文史交互。涉猎越来越广，知识越来越增加，是一种收获，也是一种喜悦。
　　我买的史部书很多，在《书目答问》上，红点是密密的，尤其是杂史、载记部分。关于靖康、晚明、清初、太平天国的书，如《靖康传信录》、《松漠纪闻》、《荆驼逸史》，《绥寇纪略》、《痛史》、《太平天国资料汇编》，都应有尽有。对胜利者虽无羡慕之心，对失败者确曾有同情之意。
　　但历史书的好处在于：一个朝代，一个人物，一种制度的兴起，有其由来；灭亡消失，也有其道理，这和看小说，自不一样。从中看到的，也不只是英雄人物个人的兴衰，还可看到一个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的兴奋和血泪，虽然并不显著。
　　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全国胜利，进入天津以后，我已经到了不惑之年。本来可以安心做些事业了，但由于身体的素质差，精力的消耗多，我突然病了。
　　有了一些人生的阅历和经验，我对文艺书籍的虚无缥缈、缠绵悱侧，不再感兴趣。即使红楼、西厢，过去那么如醉如痴、倾心的书，也都束之高阁。又因为脑力弱，对于翻译过来的哲学、理论书籍，句子太长，修辞、逻辑复杂，也不再愿意去看。我的读书，就进入了读短书，读消遣书的阶段。
　　中国的史书、笔记小说，成了我这一时期的主要读物。先是读一些与文学史有关的，如《武林旧事》、《东京梦华录》、《梦粱录》、《西湖游览志》等书，进一步读名为地理书而实为文学名著的：《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由纲领性的历史书，如《稽古录》、《纲鉴易知录》，进而读《资治通鉴》、《十六国春秋》、《十国春秋》等。
　　这一时期，我觉得历史故事、历史人物，比起文学作品的故事和人物，更引人入胜。《史记》、《三国志注》的人物描写，使我叹服不已。
　　《资治通鉴》里写到的人物事件，使我牢记不忘。我曾把我这些感受，同在颐和园一起休养的一位同行，在清晨去牡丹园观赏时，情不自禁地述说了起来，但并没有引起那位同行的同调。
　　阅读史书，是为了用历史印证现实，也必须用现实印证历史。历史可信吗？我们只能说：大体可信。如果说完全不可信，那就成了虚无主义。但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古训，还是有道理的。
　　读一种史书之前，必须辨明作者的立场和用心，作者如果是正派人，道德、学术都靠得住，写的书就可靠。反之，则有疑问。这就是司马迁、司马光，所以能独称千古的道理。
　　1990年6月21日写讫

　　我的集部书

　　汉魏六朝：
　　《蔡中郎集》，《四部丛刊本》《曹操集》，中华书局近年印本《曹子建集》，《四部备要》本《嵇中散集》，《四部丛刊》本《陆士衡集》，同上《陆士龙集》，同上《陶靖书集》，《四部备要》本《鲍照集》，《四部丛刊》本《谢宣城集》，《丛书集成》本《昭明太子集》，《四部丛刊》本《江文通集》，《四部丛刊》本《何水部集》，《四部备要》本《庾子山集》，湖北先正遗书本《徐孝穆集》，《四部丛刊》本此外还购有汉魏六朝名家集第一集，共四十人。因此，多有重本。
　　《书目答问》所列，只差诸葛亮一集。该集旧本，曾于旧书店遇到过，一时犹豫，交臂失之，并非忽视也。近日友人送前后出师表字帖一本，翻到：“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颓败”一节，掩卷唏嘘，几至流涕。汉魏文章之可贵，即在于此。身世与政治相关联，作家情感密切国家民生，责任感很强。非同后来文人之只知哀叹自己也。另有《东汉文纪》一部，故宫印宛委别藏抄本。盖从《后汉书》辑录。两汉文章，多赖史书以存，班、范有功焉。
　　唐、五代：
　　《王子安集》，木刻本《骆临海集》，中华书局近年印本《幽忧子集》，《四部丛刊》本《陈子昂集》，中华书局近年印本《张曲江集》，广东丛书本《李太白集》，《四部丛刊》本，另有商务国学基本丛书本《杜工部集》，湖北先正遗书本。另有《杜诗镜铨》，四川木刻本，及傅正谷所赠中华书局排印本。又有《杜工部草堂诗笺》，《丛书集成》本。
　　《颜鲁公集》，《四部备要》本《刘随州集》，同上《昆陵集》，《四部丛刊》本《韩昌黎集》，涵芬楼排印本，两函《柳河东集》，蟫隐庐影印本，国学基本丛书本《刘宾客文集》，《丛书集成》本《张籍诗集》，中华近年印本《李长吉歌诗》，《四部丛刊》本，文瑞楼石印本《沈下贤集》，观古堂汇刻书本《李卫公会昌一品集》，《丛书集成》本《元氏长庆集》，《四部丛刊》本
　　《白氏长庆集》，同上《姚少监集》，四明丛书木刻本《李义山诗文集》，石印两函《温飞卿集》，《四部备要》本《浣花集》，中华近年印本《甲乙集》，《四部丛刊》本《桂苑笔耕集》，《四部丛刊》本《才调集》，同上我藏唐集，与《书目答问》所列相校，互有出入，所差无几。
　　此外有《四部丛刊》缩印本：《玉川子诗集》、《司空表圣文集诗集》、《玉山樵人集》、《皮子文薮》、《甫里先生集》、《白莲集》、《禅月集》、《浣花集》、《广成集》。
　　又有《唐四家诗集》，包括：王辋川、孟襄阳、韦苏州、柳柳州，胡丹风刻本。《宋本唐人合集》，包括高常侍、岑嘉州、王摩诘、孟浩然，医学书局影印本，商务据汲古阁本《唐四名家集》，包括：窦群、李贺、杜荀鹤、吴融。《五唐人诗集》，包括：孟浩然、孟郊、李绅、温庭筠、韩偓《唐六名家集》，包括：常建、韦应物、王建、鲍溶、姚合、韩偓。商务书印刷精良，带有布套，书亦颇新。此外尚有《唐人选唐诗》及近年科学院文研所的《唐诗选》。总集有《全唐诗》、《唐文粹》。
　　其实，这些年，我很少读诗词。说不喜欢诗词，是假的，但比起青年时期，是差一些了。我愿意读一些与我当前思想感情吻合的，有真实记载的书，读一些能消愁解闷的，历史经验的书。按说在唐诗中，是可以找到一些篇什的。有时翻翻杜诗，也读不下去。买了那么多诗集，有很多是重复的，不是为了读，而是为了藏。有些是慕名（汲古阁），有些是好古（宋本），有些是贪图大而全（全唐）。
　　我的经验是：人在书籍极端缺乏时，才能精读、细读，才能受益。
　　古人借书、抄书，终于有成，这是有道理的。农村有句俗话：儿多不如儿少，儿少不如儿好，可以移用于读书。儿少、儿好，反可以得济，书的道理相同。
　　对于唐文，还是读了一些，可谈些看法：一、读唐文，还是先读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如韩、柳、元、白的文章。元，诗不如白，但文章可读。韩文虽以载道自居，而时见真感情，有时表现得很强烈、直率。这一点，与柳文不同。文章重比较，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他的弟子们，如李翱之辈望尘莫及。
　　二、读选本，过去我也反对过。其实，人生时间，实在有限，只能读一些选本。选本读细，也就很不容易。《唐文粹》，编选得还是不错的。姚铉在序文中说：“文有江而学有海，识于人而际于天。”又说：“志其学者，必探其道；探其道者，必诣其极。然后，隐而晦之，则金浑玉璞，君子之道也。发而明之，则龙飞虎变，大人之文也。”我一直是当做座右铭的。新的选本，常常注解不明，校对不精，弄不好还要终生受害。
　　三、对代表作家，有可能，要读其全集。零碎文章，也不放过。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一个作家，一个时代。
　　四、要读唐人传奇，这是唐文的一种极致。
　　宋：
　　《苏舜钦集》，中华书局近年印本《司马温公文集》，《丛书集成》本《欧阳文忠集》，商务国学基础丛书本《元丰类稿》，《四部丛刊》本《嘉祜集》，同上《东坡七集》，《四部备要》本，另有施注苏诗，
　　小木刻本
　　《栾城集》，《四部丛刊》缩印本《临川集》，《四部丛刊》本《山谷内外集》，小石印本《淮海集》，《四部丛刊》缩印本《诚斋集》，《四部丛刊》本《渭南文集》、《剑南诗稿》，《四部备要》本《叶适集》，中华近年印本所藏与书目相校，相差已很多。北宋不到三分之一，南宋几乎无有，只存三人。
　　宋之苏氏父子，号称文学大家。然清代学者工夫之，于所著《宋论》，屡屡讥评之，以为所学为申、商之术，志在显达。然存此心以为文，则有违艺术之道，如同水火之不相容。挟此术以从政，官亦很难做得好。
　　多次失意，成就了苏拭的文学事业。东坡在海南期间，在田间曾遇一送饭的老妇人，她对东坡说：“苏内翰，你做了一场春梦！”春梦指的就是官场沉浮。苏洵、苏辙，虽有文集遗世，然于文学，均无多大建树。秦、黄气魄，亦无多少惊人之处。
　　文章一事，时代气运，天人合一之说，不能不信，作家于天地（社会）接触不广，于义理（哲学）承受不深，则文章甚难做好。元明（元以异族统治，明以流氓政治）以后，文章已渐露浮浅，文人亦多轻薄。
　　明代大家归有光，只有《项脊轩志》、《寒花葬志》少数篇章流传。至明末，乃不得不推侯方域、钱谦益为文首。诗词、文说、戏曲，尚可驰骋，深厚文章，则甚难寻觅矣。元、明、清文集，我收藏寥寥，不赘。
　　1990年6月28日
　　耕堂曰：今人之文章、文集多矣，余择善而从，亦有三不读。一、言不实者不读。例如昨天还在为了某种目的，极力在历史垃圾中，去搜求、探索、描述、研讨、渲染、暴露“民族弱点”的人，今天又大言不惭地声称：要“弘扬”民族文化了。这样人的文集、文章，不读。
　　二、常有理者不读（常有理为赵树理小说里的人物）。这种人，“文革”时造反有理；动乱时，动乱有理；安定团结时，还是有理。常有理的人，最可怕，文章也最不可读，因其随时随地在变化也。
　　三、文学托姐们的文章，不可读。她们把不正确的，说成是正确的；把不对头的，说成是对头的；把没有个性的，说成是有个性的；把没有影响的，说成影响很大；把赔钱的，说成销路很广，或是已经脱销，或是已行销国外……这种人的文章，尤其不可读，最没有价值。
　　1990年6月28日清晨附记

　　我的子部书

　　子部书，在我的印象里，应该是那些古代思想家的书，例如周秦诸子，或汉魏时期，能成一家之言的著作。翻看《书目答问》，才知不然。
　　子部的引首说：
　　周秦诸子，皆自成一家学术。后世群书，其不能归入经史者。
　　强附子部，名似而实非也。
　　所以，这种旧的图书分类法，在子部表现得最为混乱。它包括：周秦诸子、儒、法、兵、农、小说、释道、医、杂各家。还包括天文算法、术数、艺术、类书。现把我所有的子部书，过去没有谈到的，择要叙述如下：
　　我的《荀子》，是王先谦集解本，思贤讲舍木刻本，字体工整，白纸。书的原主，还裱糊了一个极别致的书套，可以保护书的各个方面。
　　《孔丛子》是万有文库本。《孙子》是近年中华印本。
　　我没有买到好版本的《管子》。《韩非子》现存的，是顾广坼校过的木刻本，远不如王先慎集解本阅读方便。这部书我青年时读过，“文革”后期，又抄录过重要篇章。《墨子》是孙治让的《墨子间诂》，商务国学基本丛书本。书前有俞樾序，作于光绪二十一年。首称：孟子以杨墨并言，辞而辟之。然杨非墨匹也。杨子之书不传，略见于列子之书，自适其适而已。墨子则过于天人之理，熟于事务之情。又深察春秋战国百余年间时势之变，欲补弊扶偏，以复之于古。郑重其意，反复其言，以冀世主之一听。虽若有稍诡于正者，而实千古之有心人也。尸佼谓孔子贵公，墨子贵兼，其实则一。韩非以儒墨并为世之显学。至汉世犹以孔墨并称，尼山而外，其莫尚于此老乎？
　　这说明墨学的重要，是晚清学者的一种见解。俞樾著述颇多，其《诸子平议》很有名，寒斋有之。我的这两本《墨子间诂》，虽是极普通的版本，但原主在书根上写的书名，秀整非常，可知也是很爱惜书的人，书保存得很干净。书后附有丰富的参考材料。
　　我的《四部丛刊》零本中，有《老子道德经》，是影印的宋本。此外有国学基本丛书本魏源撰《老子正义》，作为日常读本。《老子》一书，我虽知喜爱，但总是读不好，至今依然。《庄子》是影印明世德堂本的《南华真经》，共五册。此外有日常读本《庄子集解》。《庄子》一书，因中学老师，曾有讲授，稍能通解。
　　民国初年，夏曾佑著《中国古代史》，第二章第十二节，是《三家总论》，简单扼要地介绍了老、孔、墨三家学说的优缺。录其要点如下：九流百家，无不源于老子。
　　道家之真不传。今之道家，皆神仙家。
　　老子于鬼神数木，一切不取，其宗旨过高，非多数人所解，故其教不能大。
　　凡学说与政论之变，其先出之书，所以矫前代之失者，往往矫枉过正。老子之书，有破坏而无建立，可以备一家之哲学，不可以为千古之国教。
　　孔子留数术而去鬼神，较老子近人，然仍与下流社会不合，故其教只行于上等人。
　　墨子留鬼神而去数术，然有天志而无天堂之福；有明鬼而无地狱之罪。是人之从墨者，苦身焦思而无报；违墨子者，放辟邪侈而无罚也。故上下之人，均不乐之，其教遂亡。
　　我读古书少，不求甚解，面对玄虚深奥之作，常常不得要领。夏氏讲解通俗，遂笔记焉。然他说：佛教西来，兼老、墨之长，而去其短，遂大行于中国。
　　这就有些过头了。民初学者的见解，已和晚清大有不同。学术总是随时代而变化其研究动向，学者对古代文化的评价，也是适应当时的政治要求和社会意识的。
　　以上为周秦诸子。汉魏子书：我有《法言》（汉扬雄）、《新语》（汉陆贾）、《新书》（汉贾谊）、《盐铁论》（汉桓宽）、《论衡》（汉王充》、《申鉴》（汉荀悦）、《潜夫论》（汉王符）、《人物志》（魏刘劭）等书，版本不一，有几种是《两京遗编》本。此丛书除字大悦目外，并无多少优长之处。好在我还有一些商务出版的，便于阅读的本子。读子书的要点：一是文字：二是道理。
　　此外，考订的书，我买得不少，是作为笔记小品读的。至于小说家的书，买的就更多了，书目所列，几乎全有。其中有一些好版本，因在别的文章中提到过，这里就不重复了。
　　释道书，也在子部。《宏明集》、《广宏明集》，都是辩论性的。
　　我买的佛书有：《般若心经》，短小，读过，觉得好懂。《大乘起信论疏》、《大乘入楞伽经》、《维摩诘所说经》，无兴趣，未细读，都是佛经流通处刻本。《妙法莲花经》是常州一名寺的木刻大字本，似僧尼用过。念经时一些音义，不直接注在经上，而是用小白方纸块写好，贴在经文旁边，非常奇特。经虽不很污旧，但我不愿翻阅，一直放在那里。
　　还有一部谢灵运参加翻译的《大般涅槃经》，读过一部分。《法苑珠林》，共三十二册，《四部丛刊》本，都是佛经故事，号称妇女的佛经。读过一些。对于佛经，我总是领略不到它的妙处，读不进去，证明我尘心太重。我以为佛教之盛行，并不在它的经义，而在于它的宗教形式的庄严。
　　所谓形式，包括庙宇、雕塑、音乐和绘画等。
　　1990年6月27日写讫
　　耕堂曰：周秦诸子，号称百家，不过形容当时学术之盛。书目著录，已不过三十家，且多有逸伪，盖多数已消亡矣。清末浙江官书局，印有所谓百子全书，余曾购置零种，其书版大而纸劣，墨色不匀，字大而扁，颇不悦目。甚不喜之，已送人矣。因未见全书，不能断言，想系连同后代子书，拼凑而成。闻近有重印者，亦未过问。百家争鸣之说，亦后人渲染耳。儒家为诸子之首，其学术主要为政治与教育两项，孔孟首发之，为历代帝王所尊用。其他诸子，有争鸣者，亦有自鸣者；有得意者，有不得意者。然其著述，则皆哲理多于实用，理想强于现实，虽皆有为而作，皆难施于生活。文化日渐发达，生活需要增多，学者遂不得不改弦更张，趋向实用。汉魏以后，多议论经济之书，如《盐铁论》、《齐民要术》等。此等书不多见，宋代又以朱子理学为子书之要。稍实际者，则为见闻杂志、读书笔记，或就事论事，或吸取经验。其杰出者如《梦溪笔谈》、《容斋随笔》等书。生活用书，门类增多。这是子部著述的必然趋向。
　　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用极大篇幅，著录农、医、天文算术、艺术各家之书，就是适应当时政治、教育的需要。他作为儒门弟子，感到只是儒家那一套，已经不中用了。
　　我的藏书中，以上各家的书，也略有购置，曾已述及。唯天文算术一类，因一窍不通，一本也没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总叙曰：“自六经以外立说，皆子书也。”
　　六经经儒家注释解说，实己成为樊篱。如上所言，子书实樊篱以外之说，笼外之鸣。总叙又说：“虽有丝麻，无弃管蒯”，“狂夫之言，圣人择焉。”表面上还是继承百家争鸣的传统的。这实是对修订《四库全书》这一政治行动的极大讽刺！这也说明：“凡能自鸣一家者，心有一节之足以自立。”有价值的学术、言论、著作，是可以不胫而走，流传万世，不会轻易被消灭的。
　　7月1日补记

　　我的丛书零种

　　把几种书合起来印行，起个书名，叫做丛书。这种做法，据说宋代已经有了，明季渐渐多起来，至清朝而大盛。我们在顾修编的《汇刻书目》，傅云龙和罗振玉的《续汇刻书目》上见到的，大部分是丛书。其中书的部数多至数千种。
　　清代的学者，如钱竹汀、李莼客、张之洞辈，都提倡丛书，鼓吹丛书。张之洞甚至劝有钱有力的人刻丛书，以为既对古人有好处，又惠及今人，自己也可名留千古。这就是要求别人赞助。
　　清人刻书之风，嘉庆道光时已盛，同光之际，达到了高潮。这是有原因的，一、太平天国平定以后，政治暂时表现安定。朝廷为显示“中兴”，学者为粉饰太平，遂大做其学问。二、文禁已经松弛，很多“秘籍”，开始流传。三、西洋文化如潮水涌进来，一些保守之士，期以固有文化抵御之。四、人们希望政治维新，在文化上做些促进。
　　有以上几种原因，丛书乃形成大观。但持续的时间不长，民国以后，因印刷技术进步，石印、铅印书大行，文化内容，以介绍新文化、新知识为主向，刻印古书之事，遂不多见。偶然有，也是一些遗老、遗少所为，已引不起读书界的普遍注意。商务印书馆一向以介绍新文化，与流通古书两手经营为己任。民国24 年，在张元济的提议下，王云五又编纂《丛书集成》。“综计所选丛书百部，原约六千种，今去其重出者千数百种，实存约四千一百种。”（见王云五所作缘起）是为初编，以后也未有继续。所选丛书，起自宋，至清末为止。
　　大商家做大生意。为（有）了这部书，零零碎碎的丛书，遂不足道。
　　进城以后，我买了很多《丛书集成》的零本，已经谈过。其实，那时买一整套，带着书柜，也花不了几个钱。我有两个同行朋友，经常到一家餐馆吃饭，那里有几个书柜，里面放的是《丛书集成》。主人知道他们是作家，就问他们买书不买书，他们说：不想买书，看这几个书柜不错，倒有意想买。主人说，这是商务印书馆特为这套丛书制造的书柜，是一套。后来经过几次商量，结果是主人把书从柜子里掏出来，卖给收破烂的，把书柜卖给了作家们。这真是典型的买椟还珠。说明我们那时刚刚打完游击，对大部头的书，是没有兴趣的。
　　那一时期，我也只是买一些零散的丛书，但我注意的是丛书的原刻本，我想借一斑窥全豹，约略知道一下这部丛书的版式字体、纸张和印刷。
　　在我现存的一些木刻本书中，有不少是丛书的零本。例如我有一本《冷斋夜话》是明季毛氏《津逮秘书》的原刻。一本《翁牖闲评》，是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原本。一本《封氏闻见记》，是雅雨堂丛书的原本，版式、字体古朴大方，是在冷摊上买的。《梁溪漫志》，是知不足斋丛书原刻，其纸张、格式，和翻刻本大不相同。知不足斋丛书，是乾隆年间鲍廷博校刊，出到三十集。鲍氏编辑态度非常严肃，每书前后有序跋，校对精审，印刷精良，原版已甚难得。各地翻刻者甚伙，后又有石印本，我也买了不少。他选择书，很有眼光，都是有用之书，版本大小也适中，被称为清代丛书之翘楚。
　　功顺堂丛书原刻，我有《广阳杂记》，字型很大。海山仙馆丛书原刻，我有《酌中志》和《读书敏求记》，纸张很好，字体稍差。畿辅丛书，我有《典故纪闻》。民国以后的木刻丛书，如峭帆楼，我有《鸡窗丛话》。嘉业堂，我有《顾亭林年谱》等。刘承干的书，刻印得真不错，无怪鲁迅先生闻讯后，千方百计地去买。
　　丛书最重校勘，最精者，莫如黄茎圃的士礼居丛书。我有天圣明道本《国语》和姚氏本《战国策》，惜非原本，且系油光纸印。然宋本风神，跃然纸上，黄氏风格，略无消减，只去真迹一等。
　　其实有很多丛书，编得很杂乱，且多有重复，有删节。出书也没有计划，编者、校者，都不是高手。这样的丛书，买全了，也没有多大用处。买零本书，可以选择有用的书，买回来看着也方便。所费无几，是一种乐趣，但也得遇到书籍散落街头的时候。现在，是没处去买这些书了。
　　“文革”以后，有一位和我熟识的书商，曾到我家中说：“现在，《丛书集成》的零本，有多少，我们买多少。”他知道我有这种书，大概也听到，我家里的人在佟楼卖过这种书。他以为我手头上一定很紧，所以找上门来。我没有说什么，就把他打发走了。我虽潦倒，但还没有到衣食不继的地步。另外，我已经发现这个人不是一个老实买卖人。年老无力与宵小，不管哪行哪业，不老实的人，我都会敬而远之。
　　我保存了一本《丛书集成初编》目录，除有全部细目外，还有所用百部丛书的提要，很有价值。
　　1990 年7 月5 日写讫。北京有客来
　　附记
　　余向无大志，心中无规模，做事无气魄，表现在购书上，也只是零敲碎打，抱残守缺。此次为文，检阅顾修《汇刻书目》，原书套已虫蛀残破，余买回时，用妻子包袱中的同色破布，给书套打上无数小补丁，呈鹑衣百结之状。今日面对，不只忆及亡人，且忆及一生颠沛，忧患无已，及进城初期，我家之生活状态。呜呼，逝者如斯夫！及至衰暮之季，稍有余裕，余又飘飘然以为自己能做诗；懵懵然以为自己会写字；残存些破书烂纸，有时又自诩为藏书家。此实余晚年不自量力，无自知之明，二件极可笑之事，宜深戒也！
　　6 日补记，闷热，挥汗作

　　风烛庵文学杂记三抄

　　一个作家，声誉之兴起，除去自身的努力，可能还有些外界的原因：识时务，拉关系，造声势等等，及其败落，则皆由自取，非客观或批评所能致。偶像己成，即无人敢于轻议，偶有批评，反更助长其势焰。即朋友所进忠言，也被认为是明枪暗箭，必等它自己腐败才罢。所谓自作孽不可活也。
　　一个作家，如果公然著书立说，丑化自己祖国的历史及其文化，并以为当今天下读书人，都成了聋哑或趋炎附势之徒，不能或不敢对其作品有任何非议，其设想，正如其作品一样，可谓狂妄荒诞。
　　过去，强调文学的政治作用，现在又强调文学的消遣作用。
　　消遣文学，古已有之，也有高下。也有消遣得好，消遣得糟的分别。
　　我还是相信为人生的文学这个陈旧的口号。
　　30 年代，现代书局有一本《文艺自由论辩集》，其中有瞿秋白一篇《文艺的自由与文艺家的不自由》，是批判胡秋原的。文内引了《红楼梦》中有关林黛玉的话：“子之生兮不自由，子之遇兮多烦忧。”说明作家，作为社会之一员，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现在报刊，登载吹捧文章时，一篇独行即叮。如登载批评文字，则必配备一篇说好话的，以示半斤八两。这种作法，并不足取。一种报刊，应有主见，才能引导读者，态度暧昧，只能算是糊涂断案。
　　现在，浇花园丁这一名词，很时髦，人们都爱用。按自然界，浇花、锄草、松土、施肥，甚至日晒、风吹，都是养花之道，只会一样，不算园丁。
　　园丁，起码应分清草、苗。如果草苗不分，或硬说草是苗，或苗是草，那就更不像园丁了。
　　过去，“锄草”者多，甚至把锄草上升为“游动哨兵”。近日浇花、施肥，装聋作哑者多，其实水浇多了，施肥过量，也不一定对花有利。
　　好像只有恭维，只用金钱，文学才能繁荣。不久就会证明，并非如此。只有实事求是的文学批评，从各方面提高作家的素质，才能促使文学真正繁荣，并可望产生伟大作品。
　　弗洛伊德的学说，30 年代，就介绍到中国。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作为文艺理论，实际上在很多地方，运用了弗氏的学说，介绍来的更早一些。但当时在国内，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至于尼采、叔本华的学说，介绍到中国，则是在清朝末年，王国维的一些文艺思想，就是从他们那里来的。《人间词话》一问世，人们都感到新鲜，曾经冲击旧的诗词之学。但到了30 年代，就是王氏的学说，也沉寂起来，很少有人提说。
　　到了80 年代，这些学说，又被人拾掇出来，津津乐道，这也说明，就是学术，在历史上的地位也是忽隐忽现，迂回曲折的，是与政治、经济的进程有关的。
　　6 月15 日，盛英同志赠司马长风著《中国新文学史》一部，盛情难却，余初无意读此等书籍。既得之，随即翻翻。海外学者，动辄用“政治左右”，视我国文学。其实在这些人的著作中，政治空气更浓厚，立场更鲜明，态度更坚决。此书作者，竟以1938～1949 为文学凋零期。如果当时的作家们，都不去抗日，都袖手旁观，都关在象牙之塔（那时已没有放这种塔的太平之地），中国文学，反能进入繁荣期乎！
　　书中推出的代表作家，一为梁实秋，一为周作人。社团为新月社。
　　此即可见著者之用心矣。然所引材料，多为国内所少见，有些人趋之若鹜，此亦原因之一也。
　　有不少作家，标榜新的创作观念、文学观念，但细看其作品，也找不到什么新的东西。模糊混乱，甚至看不懂的东西倒不少，但这种“文学”，过去也有过，不能称做新。至于有了“新观念”的作家，在行动上，例如对待名利，表现之陈旧，就更是古已有之的了。
　　至于评论家的文学新观念，则不外：文学的主体是人，文学的本性是反映社会，文学应是美学之一种，作家应是人道主义者等等，也都是以前常说到的，甚至是老生常谈。为什么一到他们的手里，都变成了“发展了的”文艺理论了呢？其秘诀有三：一是尽量运用新名词，或把旧词稍加变化；二是大掉一通书袋，以示博学；三是把人类所有学科，近代所有发明，皆强拉硬扯，与文学挂钩。
　　虽然评论家现在大都不喜欢把文学和政治连在一起，但到紧要关头，还是要借用一下东风。如对自己有利，则摘引官员的谈话。再如有的小说，本来无聊得很，立意庸俗。评论家为了捧场，竟说它的“主题”，是为了当前的改革。改革当然是政治，是顶大帽子，但实在与那篇小说的内容（是内容，不是作者给作品加上的标签）连不到一起。如果强拉到一块，那真是对改革大业的不敬。前几年，有人写了《名山事业》和《宾馆文学》两篇短文，好像是大惊小怪。现在，则成了“踵事增华，变本加厉”的局面。宾馆成了稿件的主要开发市场，作家食宿，日一二百元，竟有交一短篇，开销数千元，不以为怪者。名山旅游，成群结队，一场笔会下来，报销数万。这些刊物，每年靠国家津贴，尚且维持不下去，在这些方面，却表现如此大方。是慷国家之慨也。有人并可从中谋取一点私利。
　　过去，文艺评论，大批判者多，分析者少。前几年，才有人呼唤史诗的到来，并圈定了不少史诗。不久，又全部否定过去的成绩，认为并没有产生过像样的作品。最近，评论家们又忙于创造新学说，创立新学派。浅薄者恨基不厚，无师难于自通，常常只有一个题目，不能自圆其说。博学者，虽运用中西比较之术，引证繁多，然只是堆砌材料，主导思想不明确，终于不能自成体系，常常落入前人的旧套。丢下棍棒，拿起书本，终是可喜的现象。
　　1986年9月10日剪贴近作

　　谈镜花水月（《芸斋小说》代后记）

　　凡是文艺，都要取材。环境有依据，人物也有依据。但一进入作品，即是已经加工过的，不再是原来的环境和人物了。这就像镜花和水月一样，多么逼真，也不是原来的花月了。有些读者，不明此义，常常按图索骥，已近于庸俗社会学。而有些人却听信传言，在文艺作品中，去寻找自己，这不只有悖常识，也常常流于庸人自扰的混乱之境。
　　文学作品，当以公心讽世为目的。以暴露人家的隐私为目的的作品，被称为黑幕小说，作品、作者，都不足道。明白人更不必去过多注意它的内容，从中探索自己的影子。
　　曾孟朴的《孽海花》，人物多有依据。书中有实可指者，近二十人。
　　显宦包括张之洞，名流包括李莼客，但在当时以及后来，没有听说有谁，或是谁的后代，出来抗议，说书中某某人，写的就是他，或是他的祖先。
　　因为谁都知道，人物一进入小说，便是虚构，打破镜子摘采花朵，跳进水中捞取月亮，只有傻瓜《芸斋小说》（短篇小说集），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 年1 月出版。才肯那样去干。
　　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赛金花。她不只承认写的就是自己，而且把作家夸大的部分，虚构的部分，都包了下来。因为，这对她来说，都没有坏处，倒有好处。
　　老实说，近些年，确有一些熟人、朋友的个别事迹，写入了我的文章，但也只是摘取一技一叶，并不影响我对他们的全部评价。朋友仍然是朋友，熟人照旧是熟人。当然也有的从此就得罪了，疏远了，我是没有办法挽回的。
　　过去，当政治风雨突然袭击时，有些人对同志，对朋友，无中生有，造谣污蔑，不只使当事者蒙不白之冤，也使他的家属，有血泪之痛。这称之为乘人之危，投井下石，毫不为过。但这种做法，人们习以为常，他本人也会轻易地忘记。
　　而在太平盛世，天晴气朗之时，别人偶然描绘了一下类似他的嘴脸，伤不了他的半根毫毛，好官自为之，名人自当之，却忍受不了，以为别人不够朋友，刻薄无情，从此要绝交，要打句号。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多年来形成的一种奇异现象。
　　其实，目前的环境，周围的关系，绝不会因为他的某一特点，被某一作者采撷了去，会对他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例如，我曾写入杂文“谈迂”、中的那个人物，在后来整党的时候，就竟然当上了领导小组的成员。当时在场的人，都还活着，不以为怪。
　　我有洁癖，真正的恶人、坏人、小人，我还不愿写进我的作品。鲁迅说，从来没有人愿意去写毛毛虫、痰和字纸篓。一些人进入我的作品，虽然我批评或是讽刺了他的一些方面，我对他们仍然是有感情的，有时还是很依恋的，其中也包括我的亲友、家属和我自己。我是一个很平庸的人，有很多弱点。一生之中，长期漂流在外，对家庭没有负起应尽的责任。自己的不幸遭遇，以及做过的错事、鲁莽事、傻事，都曾使亲人焦虑、感伤。到了晚年，时常自责并无掩饰地写出来，作为临终前的忏悔。
　　对于别人，交往也好，得罪也好，我已没有什么希求。我从来不愿得罪人，甚至不愿得罪院里的猫和狗，但我不能不写东西。
　　我过去所写的小说中，也有坏人吧？现在看起来，都很概念。晚年对世事体会深了，偶一触及，便有入木凿石之感，但确实也不愿再写多少了。
　　一生之中，我得到过的东西很多，有些过分，当然失去的也不少。
　　现在，我已经进入了无欲望状态，不想再得到什么，也没有什么可以害怕失去的了。有人说，老的一代，必都有一种失落感，那恐怕是一些人的推测之词。
　　1988年春

　　庚午文学杂记（节选）

　　作家与新潮意识形态，是指的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哪一个人的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好了，作家的意识自然跟着好，或者更好。社会意识坏了，就很难要求作家，每一个都是卓异之士，不流凡俗。这是很困难的，很难做到的。就像一个青年作家过去对我说的：“你自己没有做到的，怎么能要求我做到？我们也不是圣贤呀！”
　　我一向认为，考察一个作家，主要是从他的作品来考察；考察一个作家的作品，应该放在当前社会生活中来考察。当前的商品经济，或者说是市场经济，引发产生的个人第一，急功好利的意识，以及灯红酒绿，莺歌燕舞的新潮生活，不能不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也不能不反映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上。过去，穆时英在上海，就是以专写舞场舞女而出名的，红极一时。
　　你看得惯也好，看不惯也好，这是现实，现实必然进入文学作品。
　　林琴南看不惯，人家说他是复古派。缪荃孙看不惯，他在一本书的序言里骂道：“士皆原伯鲁之子，女效欧罗已之装。”人家说他是遗老遗少。
　　他们并没有挡住新潮。新潮，不仅挡不住，在历尽沧桑将近百年之后，又重新大盛于中土。现在已经不只是效装了，而是效一切，甚至说话的腔调，眉眼的动作。
　　青年作家也是华人，在写作和生活上，模拟一下欧美新风，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
　　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各种行业的重新组合，人的素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单独要求作家素质的提高，也是不公平的。
　　作家素质的下降，必然导致作品素质的下降。这样，要求出现多少内容高尚的作品，也是不可能的。
　　作家与文化
　　现在，无论你住在什么地方，走到什么地方，看到的是做交易，听到的是买卖吆喝声，以及与此有关的人情世态。
　　社会环境的变化，必然引起文化环境的变化，文化环境对作家的形成，尤关重要。
　　30 年代，作家的文化环境，是学校用功，图书馆苦读，公寓和流浪生活，贫穷和追求革命。这种例证，可以在《新文学史料》上读到，田涛写的一篇回忆，比较典型。
　　现在，大学中文系的师资情况，学生生活和读书的情况，和过去大不相同。图书馆的状况，也有变化。尤其是报刊、出版部门，对作家和作品质量的影响，是应该认真研究的。
　　文化修养，是成为作家的基础，没有很好的文化环境，不认真读点书，是不能成为真正的作家的。
　　过去，我们曾提倡过工人作家、农民作家、士兵作家，现在看来，有些是昙花一现，热闹一时，难以后继。这还是以阶级衡量一切，代替一切，以为出身好，什么也就可以好的观点造成的。当然农民、工人、士兵都可以写出好的文学作品，但如果要保持下去，要进步，就必须继续打好基础，多读些书，提高自己的文化。
　　我见过一些农民出身的作家，因为读书少，文化低，而又成名早，背上了一个作家的包袱，妨碍了他们的进步，在创作上，有很大的局限性。
　　作家成名太早也不好，历史上就屡有明证。所谓神童，所谓天才，都和所谓特异功能一样，靠不住。文学和音乐美术不同，我一向不去吹捧孩子们的写作，那对他们并没有好处。有些家长，过于热衷于此，我觉得可以三思。
　　大器晚成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但文学创作，又不完全是这么回事。
　　如果少年、青年时期，没有在这方面作过努力，等到中年、老年，再拿起笔来，也是很难有成就的。创作，是需要青春的火力的，是需要持续进行的。成绩和才能，是与日俱增的。
　　文学创作，生活的积累，和技艺的提高，需要同步进行。这种配合，当然每个人不完全相同，但其规律，大体是一致的。
　　读书，也是少年、青年时，效果最好，能够终身享用。有些人，因为成名早，忙着去写作，等到觉悟到，自己的文化不够用，已经进入中年，再去补课，收益就小了。但觉悟到这一点，总比一直不觉悟，把作品不受欢迎的原因，完全摊到外界的人，好一些。
　　作家与道德
　　文章穷而后工。作家不能贪图大富大贵。鲁迅引用外国人的话说：创作如果要丰收，最好的办法，是使作家多受苦。生活太幸福，就没有花儿开放，也没有鸟儿歌唱了。
　　达官、贵人、富商、大贾，都不会成为作家。但如果他们失败了，还是可以写出好作品的。
　　过去和现在，都有人说，创作是不满足的补偿，是不幸的发泄，是忧患之歌，希望之歌。历来文章，多愁怨悲苦之辞。创作本身，对作家来说，是一种追求，一种解脱，一种梦幻。
　　但是，个人的愤世嫉俗，是一种狭隘的感情。孟子曰：“伯夷隘。”
　　隘就是狭隘。对历史上的卓异之士，作如此严格的批评，孟子自有其宏观的理解。
　　人生与文学，有时是祸福相倚的。人在写作之时，不要只想到自己，也应该想到别人，想到大多数人，想到时代，因为，个人的幸与不幸，总和时代有关。同时，也和多数人的处境有关。
　　多想到时代，多想到旁人，可以使作家的眼界和心界放得宽广。
　　最近，有个中年作家，在给我的信中说：“尔今文坛，除了执著于‘为人生的艺术’者外，文学掮客、文倒、文氓、混混儿、新贵……杂陈着各种角色。”
　　这是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文坛结构新变化。过去，在政治的严格要求下，作家这一行业，还是比较单纯的，也可以说是比较封闭的，“死”的。现在一切都活了，就必然像其他生活领域一样，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都出来了。
　　这些角色的出现，文坛表面是活跃起来了，但对于文学事业（现在很少有人这样提了）是否有利，则很难说。就是在旧社会，这些人物，也是吃不开的，会受到谴责，为真正的文学工作者所不齿的。30 年代，上海文场有个曾今可，此人家中有些钱，是个少爷，也会写些文章，并没有做过什么了不起的坏事。就是因为没有什么真本事，写作又不大严肃，在文坛上就站不住脚，知难而退。今天看来，还算是正经的念书人。
　　“尔今”的角色们，是很难与他相比了。
　　在旧社会，各行各业，还都有个“行规”，行业道德。多么恶劣的人，在行为上，也耍有些顾忌。目前是在混乱中，没有标准是非，或者说，还没有形成“新”的标准是非。
　　商品经济，使文化领域变成了市场。这就是说，市场上有什么，文化界也就有什么。以上那位来信者，所列举的文学界诸多角色，目前已经在各个大城市，甚至乡村城镇，屡见不鲜。
　　作家与经济
　　如果说，前一阶段，文艺界的“不正之风”，还不过是受“四人帮”
　　的影响，有些本来就是小喽罗的人，在那里呼朋引类，投靠一个，拉来几个，把持一个团体，或是一家刊物。其表现形式，也不过是封建把头和小兄弟的规模，是政治性质的，而非经济性质的。
　　现在则有了突破性的变化。一些不逞之徒，从捞政治油水，一变而为追求经济实惠。这一改变，还真是大有可为，不到几年，使这些人面貌一新。掌握一个文艺团体，或是一家文学期刊，就是掌握了一个小金柜。小弟兄们干活儿，都两只眼睛盯着它。“繁荣创作”，是为了增加小金柜的“投入”。写作为的是金钱，编辑为的是金钱，出版也为的是金钱。文艺工作的关系，一下变成了金钱的关系，变成了交易所，变成了市场。
　　市场经济，越搞越活。新的角色，应运而生。过去的把头，变成了掌柜，小弟兄，变成了伙计。其收入，其气派，其手段，还真有可观。
　　男女大亨们，都已经是满身珠光宝气了。
　　有些白发苍苍，手拿拐杖，或叫人搀扶的老文艺战士，还在那里开会，写文章，梦想使“作家”们回归到40 年代或50 年代，那种规规矩矩，青衣小帽，舍己奉公，忘我工作的样子，看来是很难了。
　　希望
　　当然，什么事情也不能过于悲观。我们的文学事业，也是无数先烈，长期奋斗，甚至流血牺牲，创造出来的。它有坚固的、悠久的、为人生而创作的传统。它还是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有着优秀文化传统的人民，还是需要真正的文学，高尚的文学的。而多数严肃的、正直的作家，还是执著于为人生进步，幸福的艺术，孜孜不倦地工作着。
　　广大的，有见识的读者，他们的爱憎，他们的取舍，最终可以决定文学创作的趋向。他们的书架上，总是希望陈列着有人生价值，也有艺术价值的书籍。他们要读的，终归还是那些能带引他们进入文明和道德的精神境界的作品。
　　那些唯利是图，唯洋人的马首是瞻的人，他们所写的，所提倡的，那些最终要把我们的人民，引向没落、消沉、荒淫和失去自信的文字，终归要受到历史的谴责。
　　1990年10月27日改讫

　　耕堂读书随笔（节选）

　　《司马相如传》
　　《前汉书》卷五十七，《司马相如传》。卷六十四，《严助传》：
　　司马相如的时代背景：
　　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屡举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宏起徒步，数年至丞相，开东阁，延贤人，与谋议。……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唯助与寿王见任用，而助最先进。
　　以上，说明司马相如进入官场，同伴数人，表现各有不同，朝廷待遇也不一样。东方朔和枚皋，因“议论委随，不能持正，如树木之无根抵”（颜师古注），而被轻视。严助、吾丘寿王，勇于任事，虽被重用，而后来都被杀、被族。司马相如的表现，却是“常称疾避事”。这是他的特点。
　　但如果一点事也不给朝廷做，汉武帝也不能容他。他曾以很高贵的身份，出使巴蜀，任务完成得不错。
　　又据本传：
　　后有人上书，言相如使时受金，失官。居岁余，复召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病，与卓氏婚，饶于财。故其事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常称疾闲居，不慕官爵。
　　以上，说明司马相如既有生理上的缺陷，又有疾病的折磨。家境不错，不像那些穷愁士子，一旦走入官场，便得意忘形，急进起来。另外，他有自知之明，以为自己并非做官的材料。像严助等人，必须具备如下的条件：既有深文之心计，又有口舌之辩才。这两样，他都不行，所以就知难而退，专心著书了。
　　他也不像一些文人，无能为，不通事务，只是一个书呆子模样。他有生活能力，他能文游，能任朝廷使节，会弹琴，能恋爱，能干个体户，经营饮食业，甘当灶下工。这些，都是很不容易的，证明他确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一个典型的、合乎中国历史、中国国情的，非常出色的，百代不衰的大作家！
　　《前汉书》用了特大的篇幅，保存了他那些著名的文章。班固对他评价很高，反驳了扬雄对他的不公正批评。
　　他也并不重视自己的那些著作。本传称：而相如已死，家无遗书。问其妻，对曰：长卿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
　　耕堂曰：司马相如之为人，虽然不能说，堪作后世楷模。但他在处理个人与环境，个人与时代，文艺与政治，歌颂与批评等等重大问题方面，我认为是无可非议的，值得参考的。
　　1990年11月26日
　　《胡适的日记》
　　因为长期不入市，所以见不到新书。过去的书店，总印有新书目录送人，现在的出版社，是忙着给别人登广告，自己的出版物，也很少印在书的封三、封底上。过去商务、中华都是利用这些地方，分门别类地介绍自己的出版物，对人对己，都很有利。这一传统，不知道为什么，不被当代出版家留意。
　　《胡适的日记》也是宗武送来的，上次他送我一部《知堂书话》，我在书皮上写道：书价昂，当酬谢之。后来也没有实现。这次送书来，我当即拉抽屉找钱。宗武又说：书很便宜，不必，不必。我一看定价，确实不贵，就又把抽屉关上了，实在马虎得很！后来在书皮上写道：“书价不昂，又未付款。可笑，可笑。
　　这书是中华书局前些年印的，但我一直不知道。我现在不能看长书，所以见到此书，非常高兴。当晚，就把别的功课停了，开始读它。
　　《胡适文存》和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半部）》、《白话文学史（半部）》，在初中时，就认真读过了，现在已经没有多少记忆。因为，很快思想界就发生了变化，胡适的著作，不大为当时青年所注意了。
　　文化，总是随政治不断变化。“五四”文化一兴起，梁启超的著作，就被冷落下来；无产阶级文化一兴起，胡适的文化名人地位，就动摇了。
　　就像他当时动摇梁启超一佯，这是谁也没有办法的，无可奈何的。
　　这只是就大的趋势而言，如果单从文化本身着眼，则虽冷落，梁启超在文化史上的地位，胡适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仍是存在的，谁也抹不掉的。
　　我以为胡的最大功绩，还是提倡了白活文，和考证了《红楼梦》。
　　近来听说他晚年专治《水经注》，因为我孤陋寡闻，没有见到书，未敢随便说。但专就一部旧书，即使收集多少版本，研究多么精到，其功绩之量，恐怕还是不能和以上两项相比。
　　提倡白话，考证红楼，都是一种开创之功。后来人不应忘记，也不能忘记。提倡白话，又是一种革命行动。考证红楼，则是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不过，什么事，也不能失去自然。例如，《胡适的日记》，这个“的”
　　字，加上好，还是不加上好，是可以讨论的。文字是工具，怎样用着方便，就怎样用。不一定强求统一，违反习惯也不好，会显得造作。
　　我还以为，近年的红学，热闹是热闹了，究竟从胡适那里走出了多少，指的是对红楼研究，实际有用的东西，也是可以讨论的。
　　1990 年11 月30 日下午，大风竟日未停。
　　昨夜不适，夜半曾穿衣起床，在室内踱步。
　　《刘半农研究》
　　载《新文学史料》1991 年第一期。材料共三篇：刘氏日记通读；徐瑞岳作刘氏研究十题摘读；其他一篇未读。
　　刘氏著作，我只买过一本良友印的他的《杂文二集》，精装小型，印刷非常精美，劫后为一朋友借去未还。
　　记得刘氏逝世后，鲁迅先生曾写一文纪念，我至今记得的有两点：一、刘氏为人，表现有些“浅”，但是可爱的；二、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思想，常受朋友们的批评。我一向信任鲁迅先生的察人观世，他所说虽属片面，可能是准确的。
　　红袖添香云云，不过是旧日文人幻想出来的一句羡美之词，是不现实的。悬梁、刺股、凿壁、囊萤，都可以读书，唯有红袖添香，不能读书。如果谁有这种条件，不妨试验一下。
　　但文人性格中，往往会存在这么一种浪漫倾向，以刘氏请赛金花讲故事为例：当时赛流落在北京天桥一带，早已经无人提起她，是管翼贤（《实报》老板）这些人发现了她，当做新闻传播出去。最初听赛信口开河的有傅斯年、胡适等人，听得欣然有趣。但傅和胡只是听听而已，不会认真当做一件事，去收集她的材料，更不会认真地为她树碑立传。
　　因为这两位先生，城府都是深远的，不像刘半农那么浅近。
　　赛虽被写进《孽海花》一书，但并非正面人物，更无可称道之事。
　　当时北京，经过八国联军入侵之痛的老一辈人还很多，也没人去恭维她。
　　刘送三十元给她，请她讲故事六次，每次胡乱说一通，可得五元，在当时处于潦倒状态的老妓女来说，何乐而不为？
　　刘就根据这个谈话记录，准备为她立传，因早逝，由他的学生商鸿逵完成，即所谓《赛金花本事》一书，1934 年出版。当时东安市场小书摊，都有陈列，但据我所知，很少有人购买。因为华北已处于危亡之际，稍有良知的，都不会想在这种人物身上，找到任何救国图存的良方。有人硬把赛金花的被提起，和国难当头联系起来，是没有道理，也没有根据的。
　　刘氏这一工作，是彻底失败了。当然，他成功的方面很多，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使我深受感动的，是徐瑞岳文章中，引叙齐如山对刘的劝告。齐说：“赛金花自述的一些情况，有些颇不真实，尤其是她和瓦德西的关系，似有生拉硬扯和修饰遮掩之嫌，撰稿时要多加谨慎。”并说：“以小说家、诗家立场随便说说，亦或可原，像你这大文学家，又是留学生，若连国际这样极普通的情形都不知道，未免说不过去。而且你所著之书，名曰本事，非小说诗词可比，倘也跟着他们随便说，则不但于你名誉有关，恐怕于身份也有相当损处。”朋友之间，能如此直言，实属不易。
　　同样，我也佩服钱玄同对商鸿逵的训教，徐氏原文称：“时在北大研究院的钱玄同听说此事后，甚为生气，把商洪逵叫去狠狠训了一顿，认为一个尚在读书的研究主，不应该去访问什么赛金花，更不应该为风尘女子立传。商鸿逵从钱玄同那儿恭恭敬敬地退出来，又跑到时任北大文科主任的胡适之处，向胡氏详尽地汇报了撰书的起因和经过，并得到了胡适的首肯。”
　　从这一段文字，可同时看出：钱、商、胡三个人的处世为人的不同。
　　耕堂曰：安史乱后，而大写杨贵妃；明亡，而大写李香君；吴三桂降清，而大写陈圆圆；八国联军入京，而大写赛金花。此中国文人之一种发明乎？抑文学史之一种传统乎？不得而知也。
　　有人以为：通过一女子，反映历代兴亡，即以小见大之义，余不得而明也。当然，文学之作，成功流传者亦不少见。《长恨歌》、《桃花扇》、《圆圆曲》，因无论矣。即《孽海花》一书，亦不失为佳作，然失败无聊之作，实百倍于此，不过随生随灭，化作纸浆，不存于世而已。
　　而当革命数十年之后，人民处太平盛世之时，此等人物，又忽然泛滥于文艺作品之中，此又何故使然欤？
　　1991年5月23日上午
　　读《后汉书卷七十三·朱穆传》
　　（关于交友）
　　古代主张绝交的人，大都性情孤僻，或处境不佳，遭遇悲惨。心情极度不好时，才这样做。
　　例如东汉的朱穆，就写过一篇《矫时》的绝交论。其中有：“绝存问，不见客，亦不答也。”这样不通人情的句子。
　　后来，著名学者蔡邕，以为朱穆这种见解是“贞而孤”。就是狭窄，偏激，不开明。“又作正交以广其志。”蔡邕论交的主旨为：盖朋友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善则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恶则忠告善诲之，否则止，无自辱焉。故君子不为可弃之行，不患人之遗已也。信有可归之德，不病人之远己也。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在《朱穆传》的后面，就交友问题，发了很长的议论，他引证了古来交友，正、反两方面的史实和教训，重申了孔子、老子两位圣哲对友道的主张，例举了当时一些善于交友的人物。
　　我以为，蔡氏和范氏的论述，很全面，也很正确，实在无懈可击。
　　也正因为这样，他们的话，等于没有说。交朋友，是一种社会现象。人既不能脱离社会而生存，就像必须娶妻生子一样，交结朋友。但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每个人的生活能力，并不相同，所处时代、环境，也不一样。要求每人对待友道，持相同观点，是不可能的。
　　关于交友，孔子都说过了。“泛爱众而亲仁”，“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益者三友”，是其要点，是千古不刊之论。
　　为什么在圣人门徒中间，又有很多人主张绝交呢？就是因为我前面所说的那些复杂情况。有些人生活能力差，应付能力小，想离群索居，又怕没有粥喝。想得到一时一刻的心境平衡，于是想到了绝交。朱穆所为，正是如此。他在梁冀这种人手下工作，劝说又不听。环境恶劣，前景茫茫，只能如此了。
　　他这个人，还有天生的病态：及壮，耽学。锐意讲诵，或时思至不自如。忘失衣冠，颠坠坑岸。其父常以为专愚，几不知数马足。
　　这样的人，你叫他广交朋友，应付自如，岂不是打鸭子上架吗？他终于“愤懑发疽”而亡。
　　但有人，生理、心理都正常，通达世情，并热心公益，乐于帮助他人。对交友，也持消极态度，这就值得注意了。
　　《后汉书卷五十七·王丹传》
　　丹子有同门生丧亲，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结侣将行，丹怒而挞之，令寄缣以祠焉。或问其故，丹曰：交道之难，未易言也。
　　世称管鲍，次则王贡。张阵凶其终，萧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鲜矣。
　　范晔对他的评论是：“王丹难于交执之道，斯知交矣。”因为王丹这样做，不只是由于识见，也是根据经验，不能不令人信服。他的主张是：交友要慎重，朋友之间的来往，要清淡，不要过热。
　　耕堂曰：交友，是一种生活手段。幼时，在庙会上，见卖艺人开场，必言：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朋友与父母并论，可见其与吃饭穿衣有关。这种交友之道，可称做开放型，或进攻型。出门卖艺尚且如此，如果是出国卖艺，那交友一事，就更为重要了。相反，动不动就要与人绝交的人，可称封闭型，或保守型。要之，交友之道，从战术上说，要广交：从战略上说，要慎交。但凡关人事，变化莫测，不能自主。不是你要如何，便能如何的。
　　关于交友，我在《悼曼晴》一文的附论中，曾经胡扯过一通，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1991年12月31日下午

　　耕堂题跋（节选）

　　题《知堂谈吃》
　　卫建民赠。
　　文运随时运而变，周氏著作，近来大受一些人青睐。好像过去的读者，都不知道他在文学和翻译方面的劳绩和价值，直到今天才被某些人发现似的。即如周初陷敌之时，国内高层文化人士，尚思以百身赎之，是不知道他的价值？人对之否定，是因为他自己不争气，当了汉奸，汉奸可同情乎？前不久，有理论家著文，认为我至今不能原谅周的这一点，是我的思想局限。
　　有些青年人，没受过敌人铁蹄入侵之苦，国破家亡之痛，甚至不知汉奸一辞为何义。汉奸二字，非近人创造，古已有之。即指先是崇洋媚外，进而崇洋惧外。当外敌入侵之时，认为自己国家不如人家，一定败亡，于是就投靠敌人，为虎作伥。既失民族之信心，又丧国民之廉耻，名望越高，为害越大，这就叫汉奸。于是，国民党政府，也不得不判他坐牢了。
　　至今他早期的文章，余在中学时即读过，他的各种译作，寒斋皆有购存。
　　对其晚景，亦知惋惜。托翁有言，不幸者，有各式各样，施于文士，亦可信也。
　　1991 年1 月15 日，旧历元旦，晨记
　　题《纪晓岚文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 年7 月第一版，精装三册。
　　柳溪持赠，纪氏，其六世祖也。
　　纪氏文集，不多见，余逛书市多年，不曾遇之。只于青岛养病时，于病友处，见一石印本。当时无心读书，亦未细看，不知是何书店所印。
　　此书凡例称，纪氏文集曾有家刻本，小嫏嬛山馆刻本，上海保粹楼石印本。病友之书，或即后者。
　　纪氏文集，虽有旧本三种，然不常见于书肆，盖印数少，书亦不大流行。较之纪氏笔记，版本之多，甚至超出《聊斋志异》，读书之家，无不有之，亦大寂寥矣。
　　书，流行与否，在其内容。纪氏文集，读者需要的东西，实在太少了。在清代文集中，也是一个特殊的例子。
　　纪氏功业，在于《四库全书提要》。他不主张著书立说，他说，一切道理，古人都说过了。他说，有些人，在那里苦思冥想，坐卧不安地从事著作，是可笑的。
　　纪氏笔记五种，过去都是单行，此次河北教育版，将笔记收入文集，这是一种互补，也增加文集的吸引力。
　　1991年6月12日上午
　　题《汉娄寿碑》
　　余有碑帖画册五六包，均用麻绳捆扎，放在独单大柜中。独单现为厨房。
　　一日读夏承碑跋语，连及此帖，早饭后寻觅不见，午饭后寻觅又不见，心遂不安，念及心脏有病乃止。
　　午睡起，又至独单，书捆已全部翻过，仍不见，颇为烦躁。后念及有一捆，只打开一端，未细检阅，又至独单，乃见到，索然自责：年事至此，小事不能从容、忘怀，实堪忧也。
　　昔读翁文恭日记，知其宝爱此帖，晚年失意，放还乡里，以帖自随。
　　一日，帖忽不见，多日查找未得，长随恐被怀疑，寝食俱废。翁亦自思：“此仆岂偷拿字帖者耶：”实已怀疑及之。后于小茶几下面抽屉得之。
　　余记此段日记甚确，以其乃晚年易犯之遗忘症与心神颠倒耳，不可不慎重处之也。
　　翁之字帖乃原拓，价值连城，失之焦急，尚有可说。而余之字帖，乃珂罗版印刷，且为旧书，购时定价只一元，也跟着着急，岂非太不值得？此帖无版权页，未有民国4 年李钟钰跋，原本为彼所藏，此次只印二百四十部云。
　　1992年4月19日下午记
　　此碑号称不缺，文字实不全。检金石粹编，正续编均无著录。钱泳履园丛话有记载，亦颇简略。然文字古朴典雅，仍可诵读也。
　　6月13日补记
　　题模印砖画
　　上题模印砖画上题《中国古代的工艺美术》。郭若愚编著。公私合营艺苑真赏社出版。1956 年修订本。文字朱绿两色。只印五百部，余所得为处理本。
　　墓砖系战国时产物，1925 年至1932 年，陆续在洛阳附近的金村发现，多数已被运往外国。
　　近日无聊，读砖石书，连及此本。本书图版共二十六幅，宣纸印制，甚为精良，解放初期，尚有些好的工艺，艺苑真赏社所印字帖，余购存多种，印得都很好。
　　余对美术无知识，然本书所印砖画，无论飞禽（鸿雁）走兽（马、鹿、虎、豹、狗、兔），均系白描，十分生动，既通俗而又令人喜爱，实艺术之一种极致。未附出土铜印模一具，使人知砖画印制方法及过程。
　　耕堂曰：余幼年乡居，进村小贩，有呼喊：“换布屑烂套子”者，小贩多老年，担两个破筐，专收破布块和旧棉絮。前一筐上有木盘，上面放着他用来交换的货物：老年人用的火绒，火石，妇女们用的火柴，针线。此外，还有一些应付儿童的东西，其中就有一种叫“模”。“模”用胶泥烧制，浅红色，凹形，里面的画，多是戏曲人物的头像。
　　儿童换回以后，也用胶泥填在模中，弄实，脱出晾干，则为一凸面人像。然自制人像，不能烧制，一烧就裂，不成样子。不然，又可以用泥贴在上面，复原一个小贩制作的“模”。这是因为我们的工艺不行，所用胶泥也不行。但是从这里，可以知道所谓“模印”，是怎么回事了。
　　儿时意趣，实可回味。
　　1992年6月13日记
　　题《秦淮广记》
　　商务印书馆民国初年大字排印本，线装四册，缨荃孙编著。前有缪序，大骂人心不古。
　　缨荃孙为清末名士，图书收藏家、鉴赏家，据传张之洞《书目答问》，即出其手。民国后在上海开设蟫隐庐书铺，经营古籍，所印《柳河东集》，余有藏本，并购存其藏书记数种。
　　此书得于天津旧书肆，因读鲁迅《中国小说史料》，知《板桥杂记》等书颇有名，而此书收之，并不只一种，故购之。
　　然于“文革”后，已列入“拟处理”部分，几次想送人，均因无适合之收受对象而作罢。后古旧书籍难得，日子也太平，就没有再送人的打算。
　　开放以来，“秦淮文化”大为时髦，并有人想藉此以“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此原始材料，不只收罗宏富可作“秦淮辞典”，并且千姿百态，确系“名妓大全”。有些“著名作家”，或尚不知。且海内少见，没准已是孤本。编制电视片，或写历史小说者，其有意睹此秘籍乎？
　　耕堂曰：此书虽系无聊之书，然编者仍以严肃态度出之，叙述秦淮制度沿革，历史事实、著名人物均有史载。其首引《明实录》儿节材料，后见鲁迅文章中亦曾引用之。余读鲁迅日记及书信，均未见提及有机会阅读《明实录》，故余颇疑先生所引用，亦出于缨氏之书。
　　1992年6月29日晨
　　题《簠斋古印集》
　　神州国光社印行，线装四册，粉连纸印，有衬页，60 年代从北京中国书店邮购，定价四元，有甲字小方印。
　　此书无头尾，无说明，只在书前有“光绪辛巳秋巳斋所拓”几个篆字。
　　印为朱墨拓本，甚精工。其排列顺序为：古印，秦印，周秦朱文印，巨印，肖形印，官印（亭侯乡侯、将军、司马、将、督、千人监、相、太守、尉、丞、仆射、令、宰长、牧卿执法、侯、伯长、邑长、小长），神印，黄印，单印，唯印，私印，姓名印，姓二名印，之印，子母印，六面印、两面印，肖形姓字印，朱白文相间印，白阑姓名杂印，吉祥印，长方朱文姓氏印等。分的也很杂乱。
　　全书共一百六十八页，每页印数，多者三十印，少者十二印，共有多少，没有去详计，总之，这是一部古印大观。秦印以后，当大都是汉印。
　　但我对古文字，一点不懂，多数印文，不能识别，闲时翻阅，好像是欣赏一种抽象艺术而已。
　　陈簠斋收藏古文物甚富，前文已及之。他家有一楼，即名万印楼，可见他藏古印之多。我还有一本他手拓的玉印集，其中居然有一枚赵飞燕的玉印。此书已送友人。
　　我有几部印谱，都已送人。这部书不知道为什么留下了。可能是书印得好，书品又好，不忍送人吧。晚年却成为自娱之物。现值炎暑，居然能伏案逐页抄写印名，可以说是“无事可做”了。
　　据说，古印多出自归化城，估人去一趟，能得到千余枚。归化是古代争战屯戍之地，用印的机会多，用印的官员多，所以能有这么多的印出土。也因为那里的土地干燥，能保存这些铜印，风沙大，也容易暴露出来。这都是我的猜想，我并没有到过那里。
　　罗振玉说，古印的出土，对历史考证有诸多裨益，我看有些夸张。
　　就像古钱一样，许多人喜好古印，不过因为它是一种小古董，既可欣赏，也可以买卖。
　　1992年6月3日
　　题文集珍藏本
　　1992 年12 月4 日，我刚吃完早饭，走出独单，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社长，还有一位女编辑，抱着一个纸盒子，从楼下走上来，他们把《孙犁文集》这一部书，放在我的书桌上，神情非常严肃，连那位平日好说好笑的女编辑，也一言不发，坐在沙发上。
　　这是一部印刷精美绝伦的书，装饰富丽堂皇的书。我非常兴奋，称赞出版社，为我办了一件大事，一件实事。女编辑郑重地说：“你今天用了‘很好’、‘太满意了’这些你从来很少用的词儿。”
　　我告诉她，我走上战场，腰带上系着一个墨水瓶。我的作品，曾用白灰写在岩石上，用土纸抄写，贴在墙壁上，油印、石印和上法铅印，已经感到光荣和不易。我第一次见到印得这样华贵的书。
　　有好几天，我站在书柜前，观看这一部书。
　　我的文学的路，是风雨、饥寒、泥泞、坎坷的路，是漫长的路，是曙光在前、希望的路。这是一部争战的书，号召的书，呼唤的书，也是一部血泪的书，优伤的书。
　　争战中也含有血泪，呼唤中也含有忧伤，这并不奇怪，使人难过的是：后半部的血泪中，已经失去了进取；忧伤中已经听不见呼唤。
　　渐渐，我的兴奋过去了，忽然有一种满足感也是一种幻灭感。我甚至想到，那位女编辑抱书上楼的肃穆情景：她怀中抱的那不是一部书，而是我的骨灰盒。
　　我所有的，我的一生，都在这个不大的盒子里。
　　1993年11月1日

　　理书续记

　　《两般秋雨庵随笔》
　　清·钱塘梁绍王撰。光绪十七年汪氏振绮堂版，共八册。
　　梁氏此书，余幼年即知之。此书与当时流行之《秋水轩尺牍》，名声很大。其实皆名不副实，不知为何能名噪一时也。盖读书人，亦分层次，其修养素质，则如宝塔状，其根基越广，人数越众，受教育的机会越少。群众需要普及的文化，则通俗者能传远，亦能畅销，书籍为商品，易懂易看则购者认为实惠有用，故声名大，卖得多。
　　余购此书，重其版本。前有汪适孙序，书的纸张印刷，仍有振绮堂丛书余韵。初购此书归，浏览数则，颇觉其浅薄。余以为随笔之作，亦必以实践经历为主，穷文人或富贵子弟所作，必流于肤浅。因穷文人所见不广，而纨绔子弟之作，又必流于轻薄也。即如一般名士，如随园大名，其所为笔记，亦陷于浅薄。
　　余藏有商务排印本，宋元小说大观多种，其作者皆为有政治经验，或经历过社会大变乱的学者。其所记述，皆为一代故实，有益于人生，无一字空泛，更无卖弄学问之意。每册后有夏敬观所作校记。明清之作，能与之比者已寥寥，况近代乎。
　　近代人粗通文字，写两篇小说，即成为名作家。既不去读书，亦不去采访，自己又无特殊经历，但纷纷去作随笔，以为随笔好作，贫嘴烂舌，胡乱写之即可。其实随笔最不易写好，它需要经验、见解、文字，都要达到高水平，而且极需严肃。流俗之辈，以为下笔即可换钱，只是对随笔的亵渎。
　　随笔既被人所践踏，亦如其他文章，一代不如一代。此亦九斤之见，必为弄潮儿所笑也。
　　余好听鼓书，很少听评书，今年先后听评书三四部矣。近人所说评书，亦吸收现代语言，注意人物性格塑造。余因无书可读，乃退而听评书，近听《隋唐演义》，最有趣味。因曾购此小说而未读，赠与映山。
　　近又读《隋唐正史》，颇欲知此小说之结构也。
　　1994 年11 月26 日午后记，边听评书
　　《鲁岩所学集》
　　清·张宗泰著，共八册；附余事稿、交游录各一册。民国20 年模宪堂重刊。
　　今日大风，人冬以来，天气偏暖，多雾少风，时又阴雨。今西北风至，冬寒将临矣，近日读书目，今晨翻《清代文集篇目索引》，见此书细目，乃取出，又发现未发表《书衣文录》一则，遂抄出，放回。下午睡起，又取出拟重读之。
　　1994年12月1日下午
　　今日检书，见书皮题字，多为1975 年至1976 年。盖此二年，心情烦乱，无日不以此为事也。其间1975 年春，家庭多事。
　　情感尤其波动，如无书籍为之消遣，不知将又如何度日也。同上。
　　作者一生，州府教授，是一个真正的书呆子，所作几乎都是读书札记，然阅读范围甚广泛，读书甚精细，独自有见解，故成就如此。阮元称其为“古朴之至，闯然农夫也”。又曰：“足下为人所不为，读人所不读之书，真所谓天机清妙者。凡所论著，皆不急之务也。”此为达官贵人，对穷酸秀才所作评语，既有其赞美超凡之意，也说出书呆子穷极无聊的一面。然而，这是一种现实，历代而不移，说者无恶意，听者亦不后悔也。
　　作者自序：“余于凡百玩好，无所动心，顾独喜读书，如啖蜜然，中边皆甜，只觉有不尽之意味，浸淫于胸臆间，而莫能自已也。”这是肺腑之言，然也是书呆子的受病处。受病不深，则吐言不实。
　　孙葆田后序称先生：“学问质实，非如世人之炫博矜奇也。”也因为质实，故其书得以传世。历史不会收留空腹高心，欺世盗名之作。
　　曾记郑振铎颇喜此书，谓可随身携带。书可随身，可知爱好之至，有用之极也。
　　余所藏似为新书，甚可爱。今见书皮洁白，想在上面写些字。但纸质不佳，不吸墨，思想亦枯涩，无词可书，徒事抄写，可叹。
　　《李文忠公外部函稿》
　　“文革”前，自南京古旧书店邮购，线装十四册，价十元。有木夹板，已破碎，余黏合之。夹板上原有题字，即译署函稿。都是李鸿章寄交总理衙门的信函、文件和译件。光绪王寅孟冬，莲池书社印行。书页夹缝，有“三号印一千”字样。
　　此书为桐城吴汝纶编辑，扉页题字，出自他的手笔，柳颜兼备。吴为清末古文大家，李鸿章得力幕僚，这些函稿，恐怕大部为他所拟。时间起自同治九年，止光绪二十年。
　　这一时期清朝处于外交多事之秋，蚕食爪分，无日无之。朝廷处于皇皇不可终日之境，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外侮日深，束手无策，群众起而反抗，反遭政府镇压，甚至滥杀本国人民，为帝国主义泄愤。民心失望，民气大伤，国家命运，已不可问。
　　当时李鸿章任直隶总督、通商大臣，实际上是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高参，但不能决策。政府倚靠他，又不完全信任他。曾国藩、左宗棠一些老人，已经退去，李鸿章以办理洋务，成为重臣。曾、左、李都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干将，他们屠杀起义人民有经验，但对列强入侵，则只有退让容忍。一步一步地向后退，一方面给清政府“保留面子”，一方面又不敢过于激起民愤。处境十分狼狈，内心十分矛盾。
　　当时所谓洋务，实际就是传教、通商。外交则是割地赔款。读这部函稿，大者如天津教案、日本侵台、朝鲜事件、越南事件、派人员出洋学习、购买枪弹船炮……同时中国土地之上，不分水陆，无时无地，不发生洋务、外交事件。交涉，谋划，又无不是丧权辱国的结局。
　　事情已经过去很久，有很多悲惨景象，已被历史风雨淡漠。唯有城市乡村，残存的那些建筑、遗迹、口碑和传说，还包含着民族的抗争、屈辱和血泪。
　　书用粉连纸三号铅字排印，有栏格，颇清晰。书亦完好，只有一处虫蛀，破损二三页，书鱼做一窠，蜕化而去。
　　书出自南京，当为国民政府外交人员所用。然利用亦不多，一处用红墨水勾划，系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对话。当年正是与日本外交频繁之时也。
　　此书对余本无用，然曾修整包装于1976 年2 月1 日灯下，今又将第一册书皮上文字剪去，并浏览数日。清末外交，已如过眼云烟，所留存的事件详情，外交对话，皆反映一代真实，使后之读者，不无感慨。保定莲池，为余幼年旧游之地，过去只知有书院，不知有出版机构，此书之外，尚有何书，亦未详也。
　　1995年3月14日记
　　《章氏丛书续编》
　　无书可读，昨夜忽忆及此书，或有可读文章。今晨找出，实无可读，前已有记读矣。正如鲁迅所说，其门弟子编辑此书时，尽量把他们的老师打扮成当代大儒，纯而又粹，所收皆“皇清经解”式文章。章氏晚年所作短文，竟无一篇生动活泼者存世。是章氏不为乎，或编入他书，余未见乎！实可怪异。
　　1995年3月22日
　　《品花宝鉴》等新印本
　　新潮小说不足以征服群众，于是请出这些作品，作为文化食粮。评论家从“清代世情小说”推荐之。清代世情，传播于20 世纪90 年代的人民共和国，不亦谬乎！然今之世情，近于是矣，故此等收得以流传也。
　　此等书虽名载小说史，然余从未想读过，更从未想买过。既不能以之教育自己，又不能以之教育后人，插之书架，亦不能增加书房光辉。
　　此下流之书也。开放以来，各地出版社竞印过去禁印之书，有些竟不知是何等书籍，而不在扫黄之列，盖即所谓“擦边球”也。
　　1995年2月22日
　　《金石学录》
　　清嘉兴李遇孙辑，道光四年原版，西泠印社用活字复印，上下两册。
　　从南方邮购，价只一元五角。今日为制简易书套封存之，并题数语。
　　今日取金石文钞，此书同捆一处，纸张印装之精美，今日所不能见，见亦不能得。余购此等书时，尚无人顾及此也。然细观其内容，亦不过抄录他书，无深刻之见，说不上是学问，只能作清谈之助耳。
　　1995年3月23日上午
　　《金石文钞》
　　余近日读汉西岳华山碑，想查阅其全文，今晨检及是书，该碑已收入都穆金薤琳琅，此书无有也。《金石文钞》一书，似见于鲁迅书账。
　　余所购者为新书，非别人看过，盖系印书人家库存，后流入上海书肆，故鲁迅得购于30 年代，余于60 年代，又能从上海邮购也。
　　《金石文钞》八册，《续钞》二册，泾县赵绍祖辑，原刊于嘉庆年间，有法式善序，为赵氏古墨斋十五种之一。余之所购，系其从侄书升，重刊于咸丰庚申，又有光绪二年潘祖荫序，可见印刷不只一次也。
　　1995年3月23日上午记
　　余喜读碑帖，而患其字体不清，文字不全，曾购《金石粹编》一部，以便查考。该书系石印本，字体缩小，老年已不便阅读。乃又购《金石文钞》一部，以图补救。此书系在上海邮购，书到后方知系续都穆之《金薤琳琅》，汉碑多在都书，此书所抄寥寥。但唐碑仍不少，失望之余，尚可稍慰。唐文亦是古文，可供好古者无聊时念诵。余对此道颇无知，购书亦不细检书目，故常常买来一些不如意之书，然此书字体颇大，便于阅览，纸亦洁白，有可爱之处。近日无事，为制简易书套二，分为上下两函储藏之。
　　1995年3月24日记
　　《古刻丛钞》
　　近日读《金石文存》，法式善序，谓陶宗仪《古刻丛钞》甚佳。余忆及存有此书，在《知不足斋丛书》零本中。昨晚找出《四库全书提要》称：金石之书，贵在文字，不在目录。此书抄录全文，使古刻得以流传，故可称也。
　　欧阳修、赵明诚之书，价值非不高，然只有目而无文字，彼时所得见者，今已无处去寻觅，故可惜也。亦遗憾难补之事也。《金石文钞》诸序，极称洪适《隶释》及都穆《金薤琳琅》二书，以其皆录有文字。
　　《金石粹编》号称全富，然所收时有遗漏，此余所见也。后人亦多有微词：一为晚年所为，精神照顾不及；二为错误不少。看来集体著书，其弊甚多，实际无人负责也。余对此种学问，纯属外行，不敢妄议，只能鹦鹉学舌而已。
　　1995年3月25日下午记
　　《爱晚庐随笔》
　　近人张舜徽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 年版。
　　湖南出版局李冰封君赠，余为之书一条幅，以此为报也。此书印数七百五十，而仍有余书，可为赠品，可叹也。
　　余放置案头，已有半年，时常翻阅，认为很有价值。书分学林脞录、艺苑丛话两部分，均为笔记性质，内容广泛，经史文艺，无所不包，尤于近代史料为详。所记充实有据，为晚清以来，笔记所少有，而书之命运，竟不入时如此。非著作之过，乃社会、文化风气之过也。
　　旧称士、农、工、商，当然社会有分工，不能人人都去读书，那样将无衣无食，没法生活。然社会也总得有人读书，而读书也总得有个实际要求。现在讲发展教育，讲尊师重教，讲尊重人材。而课堂，出版，已成买空卖空之势，纸张都用来印了无用有害之书，真正有学术价值的书，竟卖不出去，这里面的道理，实在难以说清了。
　　余孤陋，不知张氏学历、生平，询之在大学教书之姚大业君，得知为历史学家。从其自序中，知有著作多种，然姚君亦不能告知其详也。
　　1995年4月4日上午
　　吴组缃材料
　　《新文学史料》，1995 年第一期，载有关吴氏文章共十三篇，余毕读之。
　　吴氏创作，崛起于30 年代之初，《一千八百担》最有名。然余对吴氏作品所读甚少，印象亦不深。因当时迷恋革命文学，向往草野作家，认为吴氏小说是科班出身，大学生作文，故注意不够。其实吴氏创作严肃认真，此从材料所知，后人有定评也。然后来颇羡慕吴氏能为冯玉祥国文老师，以为遭遇非凡。近年读吴氏回忆，虽亦有怀恋之情，然此差事，实际亦甚苦。吴氏一典型书生，正值青年，国家亦处在多事之秋，而冯氏当时已是下野军阀，性格、经历、想法，差异必很大，相处实不协调。虽冯氏礼贤下士，在那个圈子里工作，如果不是为了挣点钱，恐怕不容易混下去。后终于决裂，辞职不干，这是必然的结果。吴氏晚年，有弟子问他，为何不专搞创作，而去教书。吴氏答：写小说不能养家。
　　此言甚确。以当时吴氏之名，文坛之秀，尚不能专业，其他作家可知矣。
　　那时的作家，不像现在这样，专业，即有铁饭碗，如此容易。然非吴氏一代人，已不足与谈此中之甘苦矣。
　　1995年4月4日上午

　　●以凭吊的心情来对待书是要不得的，买了书就要阅读，而不是成为起座间的摆设。

　　冯亦代
　　（1913～）
　　翻译家、编辑出版家、散文家。原名冯贻德。曾用笔名楼风、冯之安、马谷等。浙江杭州人。1936 年毕业于沪江大学。现任中国作协理事、国际笔会中国中心理事、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等。译著有匈牙利海依·尤利乌斯《生活的桥梁》、美国霍华德·法斯特《萨科与樊寒蒂的受难》等。

　　记听风楼

　　朋友们问我为什么把我的小楼名为“听风楼”，我说因为每每坐在这间楼头，可以听到四面八方吹来的风。冬天是西北风，夏天是东南风，春秋之时，则风在东南西北之间。
　　朋友们又说这样的风声，不会妨碍你工作吗？我说不，风声有时会助长我的文思。
　　我住的这间南房，有一扇东窗和一扇北窗。这间小楼虽在二楼角落里，却正是四面八方风向汇聚之所。特别在冬天刮西北风时，我这扇北窗首当其冲，给人的感觉是身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而不知会吹向何方。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从梦里惊醒过来了。于是窗外风潮澎湃，而躺在床上的我也思潮起伏；有许多小文章，便是在这样的时间内构思成的。
　　因此我不但不讨厌这有时如巨雷轰鸣的风声，反而对它有所依恋。
　　我这间搂头的小屋，纵横不过十五平方米，但是它的用处却很大，可说是包罗万象。既是我的工作室，又是我的卧室；既是我家的会客室，又是我家的餐室。四壁是收藏的图书杂志，一共有两个书柜和四个书架。
　　书架前沿都盖上花布，以免架上的凌乱泄露于人。就在前几天有记者给我拍照，有意把布帘都拉开了，以作背景，我不免大吃一惊，唯恐将来有人闲话我的杂乱无章。书架之外，便是堆在床头床脚的书刊，堆得已如七宝楼台，再无片纸可以插入了。
　　东窗之前侧，是我的书桌。这只假红木古色古香的书桌，还是50年代初我在一处旧货铺买的。桌上也堆满文件、纸张、笔墨和茶水，可以留为写作的地方已经小而又小，只能效法美国作家艾萨克·辛格那样在饭桌上工作了。我的餐室也在我的卧室兼书室之内。这是一张摆在书桌近旁正对东窗的可以折叠的饭桌，这张桌子和我的书桌一样，也是从50 年代开始就伴随我了。所以如今虽已老态龙钟，在纸上擦擦橡皮也会吱吱作响，随时有散架的危险，可是我对它有满腔的怜爱。因为毕竟在这张饭桌上，近几年来，我写译了几十万字。而且笔端有时突然枯涩，一望桌布上两个抱手风琴唱歌的大熊猫，看到它们的活泼劲儿，文思便会涓涓而来。靠西墙原来放着两把折椅，去年女儿感到坐在这两把椅子上实在不舒服，便强作主张要我买了两把沙发椅，这是我最阔气的家具了。
　　东墙上有幅周总理生前最后拍摄的照片，坐在沙发上沉思，南墙上则是老同学画家蔡振华给我画的一幅漫画化的肖像。于是这间房除了几张吃饭用的板凳，和我坐的靠背椅之外，便只有一台电视了。
　　自从1982 年病后，医生禁止我在晚间看书写作，我的生活时间，便整个儿变了样。上午我工作，大约写作到11 时半便休息；下午午睡醒来，读一些中外文书刊；晚上则看电视。好节目看时也跟着兴高采烈，节目不好，就坐在我那把朝夕不离的靠背椅上打盹儿，然后，入睡了，晚上的风也开始怒号起来，一时不能安眠，便想东想西，前朝八代的老事全涌上了心头。于是算计着该写篇什么样的文章，以了文债。
　　尽管我的居处是一室多用，而且四面听风，但我对它产生了感情。
　　闲坐无俚，我便这里翻翻，那里动动，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因为我毕竟有这间房子，可以在这里工作，比之当年在干校里伏在床板上写交待，条件优越，心情也就大为不同了。
　　1985年2月2日

　　辞听风楼

　　自从把我那间被人鄙弃的楼居命名为“听风楼”以来，已经有二十个年头了。这是我一生中住得最久的地方，还不算上我来到三不老胡同的岁月。因为我原先迁来时，住在一层，无楼可名，确定用“听风楼”
　　这个雅号，是在我1972 年底从沙洋干校回到北京以后。
　　我很喜爱“听风楼”这个名字，因为我住进小楼的第一晚，就整整听了一夜的狂风怒号。我住在二楼东头，一刮西北风或是东南风，就可以听到盈耳的风声，而且这风和人世间刮的风合拍，有时和缓，有时严峻。70 年代初期，自然的风固然日有不同，而人世的风也可以媲美；前者是西北东南风的搭配，后者却是批人、批书、批手里抓不着的东西，真有些空穴来风似的。那时我已有“运动员”的美名，白日梦一个个破裂，心情惨淡，我想我已届花甲之年，来日无多，何必为纷纭世事，浪费有限的精力。我已为跑龙套生涯，花去了六十岁以前的时日，而今后应该蛰居寒斋，读我那些喜爱的书籍。但是有次同徐迟见面，他鼓励我重新拿起笔来写作。这原是我的素志，便欣然命笔，开了头而一发不可收拾，居然也出版了几本小书。友辈笑我是铁树开花，我则谓这是消磨岁月。
　　楼虽不华，但进去此楼的人，既有鸿儒，亦有白丁，我则彬彬执礼，而且从他们的谈吐中，吸收我的精神营养。最使我庆幸的是与我老伴在东窗前的小书桌上，写译了不少文章。80 年代初期还邀约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搞起了学习英语，研究翻译的工作。老伴安娜素精外文，那时她已病休在家，眼睛不好，却也帮助了十几个有为的青年，练口语，考“托福”，填申请，终于熬出了几个博士。但最使我高兴的，则是凭大家对学习的努力，编译了两套外国文学翻译丛书，开启了研究当代美国文学和出版外国通俗文学作品的风气。所惜者，我们这些工作虽拓宽了一条小径，一旦参与者星散，就无以为继了。以后便是我和安娜的翻译和写作，出版了几本美国当代文学小说和戏剧的作品。此外我还在她的协助下，写了几本西书书话以及一些抒情散文，如此等等。总之我们虽无惜阴如金的大志，却也做了些搬砖运瓦的工作。
　　在这楼头，也经历了我们的人生大事，如孙儿辈的出世，五十年的金婚纪念，八十岁的生辰庆祝，以及安娜的谢世。二十年短短的听风楼生活，也不能不算是熠熠光辉的了。我珍视这二十年，因为使我没有白白在人世走一遭。
　　对家的观念，我不但从小缺少，甚至有些讨厌“家”这个字，安娜亦然。我们二人羡慕茨冈人的流浪生活，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我们的前半生，没有一个世俗意义中的“家”，因为我们到处为家，随遇而安。
　　只有过了花甲，已无浪迹天涯的壮志，我们才真正安定下来。可是家建立了，安娜却先我谢世，我只能在这听凄风苦雨的小楼上，又过了两个年头。儿女则以我独居为念，虽然有孙辈的陪伴，但总是放不下心来。
　　终于女儿女婿找到了机会，得到一处使我搬去可以和他们朝夕相处的地方，于是我不得不辞别这所小楼了。不过究竟住了多年，看见邻居小孩们一天天成长，老友们一个个凋谢，对这里的一草一木，也生了感情，一旦要与之作别，心里不免有些凄凄惶惶，兴许这是对过去岁月的留恋，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吧！
　　我希望建立一个精神上物质上较为可意的家。说来寒伧，在听风楼头，如果来客多了一二人，便无坐处，遑论室内的布置了；每有过访我的中外友人，我总为之歉然。当然，对物质生活，我一贯淡泊，美轮美奂的居室既轮不到我，也不是我心之向往，所求者就是朋友来，有一把比较舒适可以喝茶倾谈的坐椅而已。如今我终于告别了听风楼，从此可以和女儿望宇而居，实老来一大快事！
　　我将何求？新居在地处小西天的高楼上，倚窗小立，不远处便可见到有如桂林奇峰的座座新楼，晚间盏盏灯火，又像眨眼的群星，仙境也。
　　如果幸运的后，我还可在2000 年看到全世界人参与的奥林匹克盛会。因此我把这充满阳光的新居，命名为“七重天”，愿我真的过宋苏东坡“高处不胜寒”的生活。
　　1993年2月24日七重天

　　谈谈读书习惯（外一篇）

　　我爱书，因此买了许多书，曾经在某一篇文章中诉说了我对书的一片痴情，只要闻闻书上油墨的清香味，既美妙又动人，我就心满意足了，但这岂不成了为爱书而买书？买了书是要阅读的，我平生买过许多书，却一直没有充足的读书时光，因此在抗日战争和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因种种原因，使我损失了许多书；有的书甚至连看也没有看过。至今想来，心里还有些不舍；我有时也讥笑自己做了书的奴隶。
　　在无法无天革文化命时，我的藏书可说是毁于一旦，洗劫过后，使我悟出了一些道理。如果我对每本积聚来的书，能够及时阅读，装在我的脑里，则我又何惧藏书的散失。因为身外之物的书容易毁损，而装在脑子里的知识，除非我患了老年痴呆症，或是去见马克思老人了，否则这些知识将永远留在我的脑里，直到与我的肉体成为一抔灰烬为止。
　　以凭吊的心情来对待书是要不得的，买了书就要阅读，而不是成为起座间的摆设。于是当我离休下来之后，消磨岁月的就是这些书。我每每为浩瀚的书海发怵，即使我的藏书只是出版物的十万分之一，我也只有一双昏花的老眼可以与之周旋。人可以登山而穷千里，但无法阅读所有的书，所以古人可以建阁藏书，而为学则不过五本就了不得了。
　　我曾经读过一篇谈文人读书习惯的文章，说到海明威为了节省时间，往往在一个时期内阅读四五本书，我简直无法想象他是怎样在读的。
　　后来在美国遇到一位作家就请教他，他说诺曼·梅勒就在一个时期内，同时看五六本书，乍听之下，我还疑心他在吹牛，经过他的解释，我也信服了。梅勒的读书习惯是手头一本书，看累了便换一本来看，这本看厌了看那本，那本看累了又看另一本。总之他不是一时只限于读一本书，而是读几本书，他这样的读书方法，也不是一开始就有意识地进行的，而是慢慢地在实践中养成的习惯；以后，不这样做反而读不成书了。当然，他说这样做还须有犀利的记忆力，否则，读了几页就忘掉，以后便无以为继了。我说那是由于梅勒有非凡的记忆力，他笑笑说，记忆力也是靠培养来的。
　　我对于他的话将信将疑，因为梅勒在美国被认为是才子，才子有别于我们这些庸才，当然，我们是无法望其项背的，所以始终没有尝试过。
　　前年老伴弃世，我坐对书城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了，每天除了翻翻报刊，听听音乐，其余时间就是读书。我发了个宏愿，要将我已有的书一本本看完。这时我发觉自己原来的读书方法太死板了，因为书的种类众多，理论书要精读，这需要专心致志，但也最容易使人疲累。有的书须玩味，有的书则只要例览，书也要不同的对待，须依书的内容而定。这就使我悟到一个时间可以同时读不同书的门径。我现在往往在音乐声中写稿、看报刊，而且也在同一时间内看两本到三本不同的书；至今我还不能做到一时读五六本书，当然我也不必拘泥于此。我发觉这样读书的方法很妙，因为这使人永远保持一个清新的头脑，你的记忆力也就锻炼出来了。
　　我现在的办法是一时读中国书，一时读英文书，换脑筋时又读读古诗词。
　　这样我读书的时间便快了起来，多了起来；但还不能在精读时，几本书连袖转。这是我能力所限，因为我毕竟快入耄耄之年已成老朽，但我还在努力做。
　　每个人有自己的读书习惯，但我想一个时间读几本书也不是不可能的，有兴趣的人何妨一试。

　　我的“痴”

　　编辑来催我赶快写那篇已经答应了的“书与我”应征文，说要发稿了，我问再等一期成不成？她说如果没空写，那就在今年最后一期发稿时唱大轴戏。我听了不免深为惶恐，连开锣戏都唱不好，还想唱大轴！
　　真是太难为人了，便硬是将手头未了之事推开，翻翻我的剪报簿，看看有没有可以引起灵感的文章。
　　一翻剪报，立即看到友人李辉的《文人的痴》，便读了下去，其中有句曰：“痴是陶醉，痴是达到几乎物我两忘的程度，痴就是一种境界。
　　文人之所以容易在一些枯燥的事情上发痴，并不因为他们真是‘痴’，而是他们在那里面发现了自己的世界，那里可以有一片可供自己撒开腿任性地欢快地奔跑的田野”。这话陡然打开了我的心扉。
　　我爱书，从小使然，至今不渝。
　　幼时，婶母老说，你有班上的课本不读，学校里也有图书馆，还要省下点心钱买书，这是为啥？我一时也回答不出。后来想想，我对书有种爱恋之心，大概由此才买书的。那时我经常买了新书，放在床头枕边过夜，倒不是我要挑灯夜读，而是喜欢看见书的洁白纸张，和闻到阵阵诱人的油墨清香，便照实说来，婶母就笑我“痴”。我自己思忖也是有点“痴”，难道这也算理由？可是我喜欢这个“痴”字，愿意终身“痴”下去。有人堂而皇之说，他要书是为了求知识；我当然有这样的功利之图。那时引诱我的虽是广阔无垠的知识海洋，但我更爱的是书中透发出来的香味，使我心头蒙上一层温馨。
　　小时爱书，最初是把我喜欢的父祖旧书，选了一些搬到我的卧室里陈列起来，闲来无事，便随手翻阅，爱读时便一直读下去，而不知黄昏已掩入窗户；引不起兴趣的则暂时搁置一旁，另找他册。倒不是我不喜欢原来的那一本，也许是我那时心不在此。这样就养成了我买书的爱好，日积月累，到我十九岁离家到上海读书时，我买的书也积成两书柜了。
　　所谓书柜，则是我母亲陪嫁的老式衣橱。她已英年早逝，因此人去橱空，变成了我藏书的家具。
　　那时我买的书，大都是鲁迅和郁达夫的，我不知为什么喜爱把一个冷隽的人和一个热情洋溢的人放在一起。现在想想，也许就是这两种不同的性格，早年就已塑造了我的个性；我一生看来的确没有脱离过这两种气质。当然我只是一个小小不言的人，不能和他们二人的伟大相比拟。
　　大革命后，左翼的文学闯入了我的生活，这又加添了我的思想养料。后来沈从文的梦渗进了我的梦，我希冀他那多彩不羁的童年，而我的童年则是苍白得不能再苍白了，没有他那样跌宕和浪漫。然后戴望舒的诗，又踏进了我的生活，一首《雨巷》使我荡气回肠；我惯于把书中人物比拟自己。
　　我最早接触的外国文学，是祖父书箱中的林琴南移译的几部小说；这使我知道不仅中国有好书，外国也有能唤起我灵魂震颤的作品，如《块肉余生述》。我一遍又一遍读之不休的书是曹雪芹的《红楼梦》，有人说这是部阶级斗争的百科全书，我没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但要说这是部生活的百科全书，我倒同意。我读《红楼梦》入了迷，便常进入“梦境”，边读边与老伴争论，几十年来从未更改。当然在那些只许读雄文四卷和“两报一刊”的时候，不在此例。一直到前年老伴去世，我才不碰这部书，我不知为何我会如此决绝，事实是我一见此书，便想起了她，我不忍读。
　　在大学读书时，我主要是读图书馆里的宝藏。巨额的学杂费和伙食，已花费了我父亲不少心血，哪有余钱，而且即使有钱买了书，也无处收藏。不过四年下来，还是装满了两个藤箱。这些书随我东西南北四处云游，有一部分则毁于日帝侵入香港的战火。解放后，举家迁京，这些书也随我同行，最后到革文化命时，全部被“英雄”们抄走，不知所终。
　　那时，我心血来潮，忽然有两个想法：一个是有一年春节，偶然在厂甸地摊上看到了一颗铜印，上面镌有“冯氏藏书”四字，便欢喜地买了回家，预备把所有的书都盖上这个印记，也的确盖了几本；但过后一想，又觉得是多此一举。这些藏书原是身外之物，随时聚散，何必多留痕迹，便打消此意。另一点是想如果我的藏书只由我一个人读用，未免减少了书的使用功能。既然连书也可送人，又何贵乎有个印记！后来我恭逢反右扩大化之盛，虽未发配北大荒啃地皮，却也削职拿生活费，我一家吃用，全靠老伴的收入。原来住的是美轮美奂的房屋，已无资格再住，被勒令迁入陋室。这是逊清宗室原来的马厩改成的，如今改为住人，不免湫溢。当时我虽已是“右派”，但头脑还“左”得可爱，既然党如此安排，便坚决执行。红木的书柜与辛勤积聚的书籍变成了吃饭的老本，不得不忍痛诀别。那两年，只是路过西单时到商场书店里瞧瞧，不能再买，倒是和那位有问必答的书店伙计，交了朋友。但我也发现了自己的一个毛病，好像成了习惯，每星期总得去逛逛书店，闻闻书香，手头的钱宽余了，便有意无意，也要买上一二本，没有新书，就买旧书。买书本身就成了我的目的，这话即是说买了书并不马上就读，而是放在书架上“看”。于是，书也越“看”越多，可是真正去“读”的书却越来越少。我不知其他爱书的人如何应付，有否如此经验，但我却总结出了这一条，自比为杨志卖刀，只有看刀的，没有使刀的。
　　书愈积愈多便成了一个累赘，书柜满了，便插在书架上，书架满了，又放在桌上、几上、椅上、凳上，甚至堆在地上。有一年发了个宏愿，对我已读过而不再用的书，清理出一批赠送给残疾人工厂，以满足他们的知识需要，似乎眼前清静了一些时候，这几年书价飞涨，一个月发放的书报费买不了两本书，而且我又病足，到书店转转，已不可能，书似乎少了许多，可想不到又增加了一个书的来源。因为旧友新知都有耍笔杆子的，出了书，便送我一本。这批书是宝贵的，因为书上有作者或译者亲笔签名。无钱无机会买书，书却源源而来，又到了无处存放的地步，这就难为我了，真是愁煞人也么哥。
　　老伴弃世以后，我立下心愿，首先要把那些急需读的书，都读过一遍，还规定自己读了还须写些印象、感想等；但是，这一点有时也难以做到。譬如这次我到北戴河度暑，带了几本书，其中有柏丽的《怒湃译草》和黄杲炘的《柔巴依集》，这是《鲁拜集》最新的两个译本。读后正在写文章，可写了一半时，忽然看到了四卷本的《王朔文集》。这原来不在我阅读的计划之内，不图信手看了一篇《我是你爸爸》，竟放不下手了。觉得他写的东西，如果较深一想，的确反映了当前生活的现实，而且启发人深思，尽管作者自谦为“痞子文学”；我的注意力便移到他的作品，而终日读得孜孜不倦，原来的计划，就此搁下。这样随时的“移情”，我真不知常此下去将伊于胡底。
　　现在，我每天不算翻看报刊的时间，单读书就要花四五个小时，有时甚之写作的辰光，也为我读书所“贪污”，还美其名曰休息脑筋。当然时间是我自己的，我有意如何支配就如何支配，但年已耄耄，时间毕竟是有限了，我又将如何处理？
　　我到现在还是那副青少年时的痴劲儿，一旦有新书到手，我总要放在枕边过些时日，以便一亲芳泽。这已够我消受，是老来仅存的生活乐趣，我又何必要讳言自己是个书痴呢？每每想起《红楼梦》里那个石呆子，拿着几把旧扇子当宝贝，而且不惜以身殉之，我之爱书，又与他有什么区别呢？他痴我也痴。但在人生中，这个痴是值得的，因为取得了人生的又一境界。

　　书人书事（四则）

　　一沃克的《战争风云》
　　美国赫尔曼·沃克所写的战争小说《战争风云》，是一部描写自德国纳粹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到日本帝国主义偷袭珍珠港为止几年中，一位美国海军舰长亨利一家人的故事。书中主角亨利以驻外武官身份参加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三巨头的会议的描述尤为引人兴趣，加以亨利一家人的悲欢离合，故事曲折，因此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译本出版以后，人人以得一读为快，辗转阅读的人却远比发行数字为多。如果说得夸张一些，则至少在年青读者中，可谓风靡一时。有不少人念念不忘于这书续集《战争与回忆》译本的何时问世，足见其魅力之大。
　　《战争风云》在美国也是一本走运的书，在1973 年美国《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所载的前十本畅销书中名列第七。《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推荐书籍一向以“严格”著名，素来不受广告收入的影响。所以即使是一本写得很糟的小说，只要《纽约时报》一加吹捧，也能点铁成金，而顿时身价百倍。《战争风云》的作者在小说中既谈政治，又谈战争，也谈生活，显得煞费苦心，又经《时报》吹捧，销路甚广。但从文学艺术而言，实在不能算是本“上乘”的书，充其量也不过是一本动人的美国生活方式的“新闻文学”而已，美学价值不高。
　　最近偶然读到美国小说家、批评家高尔·维达尔所著的《实事与虚事》一书，这是他从1973 年到1976 年所写文艺批评和政论的汇集。其中第一篇文章就是《论1973年1月7日星期版所刊的前十本畅销书》，此文原刊于《纽约书评》1973 年5 月17 日和5 月31 日两期上，其中有论到《战争风云》的章节。
　　维达尔说：“我一向没有有意识地看过赫尔曼·沃克的书，我想他的书不外乎呆呆板板，毫不动人，而且充满犹太法学博士①风格的博学多闻。总之，人们知道的只是他深湛而又永不动摇的宗教感，憎恨夫妻之外的爱情，和对于美国统治阶级的热爱。
　　“《战争风云》是一本厚达八百八十五页用小体字排印的书，叙述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位海军舰长一家的遭遇。当我拿起这本厚书时，我感到害怕，因为我是书评撰稿人中很少几个真正一字一句去读原作的人，而且读得很慢。我一看这书的第一页，就心里嘀咕，小说主角的姓名维克多·亨利，就使我怔了一下。听起来，这姓名好像是由一个较长的，更为外国腔，或者我们能说只是更为东方味的名字简缩下来的。再一想，‘亨利’原来是《永别了武器》②中所用的家族姓名。
　　也许沃克先生和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吧。亨利夫人名叫罗达，这个名字会使纽约人想到这是哈德森河西岸那些女人①中的一个。‘到了四十五岁，罗达·亨利长得还是少有的迷人样儿，但是她是个软骨头。’这话的意思是指她在夫妻关系以外乱搞而出名。”
　　亨利出身平庸，靠了家乡某一位参议员的支持，得进海军学校肄业，他曾经跟白俄移民学会俄语，这就为他以后飞黄腾达打下基础。他出任驻德武官时，密切研究纳粹的作战计划，有幸获得罗斯福总统的青睐，终于委以特殊使命，使他参加了三巨头会议，而成为美国海军中的一个佼佼者。他平生志愿当一名军舰舰长，自然也就如愿以偿了。
　　沃克把亨利写成一个虔诚的宗教徒，每天必读《圣经》，但是维达尔却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沃克之所以如此写，是要读者相信，亨利是个标准的有骑士风度的战前非犹太籍的美国海军军官。“我觉得沃克先生所写的海军军官是难以置信的。”事实上“也许会有几个狂热的信徒在这条或那条军舰上，但是一个要派到驻德国大使馆去当武官的人，决不会是个狂热的信徒。在那些日子里，安那波利斯②的人以势利出名，不论毕业生的背景如何简单或是个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他们都会变得世故圆滑，利欲熏心……。沃克先生之无法与美国非犹太人相处无间是并不例外的。很少几个美国犹太作家能够换上非犹太人的皮。”维达尔说沃克之意在于犹太人无法去德国当武官，因此把亨利写成一个基督教徒，但是在他儿子和犹太人后裔的女儿结婚时，又不得不使他的儿子去施行“割礼”，总之在种族和宗教问题上，沃克无法自圆其说。
　　“由于这个显然是虚伪的主角，沃克先生现在必须依靠他狡猾的叙述才能，方能推动他那些人物经历伟大的事件。希特勒统治下的柏林，纳粹侵略下的波兰，闪电战中的伦敦，1941 年12 月7 日的珍珠港，他不但需要描写军事与政治行动的狂飙，而且还要给我们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希特勒、莫索里尼的特写镜头。这里重复了阿普顿·辛克莱①的那一套。但是令我惊奇的是他居然写得很出色。那些细节是经过苦心推敲，而且一般说来是确凿的。伟大人物的素朴形象令人信服，比遇事渲染来得好。”
　　亨利由于在德国写了一份关于希特勒进行大战野心的报告，而得到罗斯福总统的赏识，从此青云直上。维达尔嘲弄说沃克写罗斯福曲尽吹捧之能事，如果沃克先生得知最近发表的罗斯福的风流韵事，清教徒沃克必然会对他心目中视为上帝的人物改变估价。
　　“沃克用突出的平易笔调，从丈夫写到妻子，然后写到儿子们，再写到女儿，叙述流畅。他对于重写历史毫无困难，而我想，这些历史的叙述对于很想知道二次世界大战梗概的普通读者是最有用的。可是这些叙述里充塞着许多通俗读物中常有的那种愚蠢。”
　　“沃克先生的散文一般讲是完整的，就是不大吸引了。”“但是沃克先生所有的极端愚蠢和特有风格，他的能力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而他的职业特性，在那些懒汉作家和给电视弄得晕头转向的读者中是使人敬佩的。我一点也不懊悔一字一句地读他的书，虽然我怀疑像他这样作家的作品只需浏览一过，以便综观全部叙述，而可以忽略他风格中的不当之处和他心智的浅薄。我认识到我这样看书缓慢的人，会给这一类书帮了倒忙。不过我希望作者会乐于知道至少还有一个人老老实实地看过这本冗长的畅销书。最近名作家的畅销书，事实上即使出版者或是佳书俱乐部予以推荐，甚至影片公司选中拍片，可是他们谁也没有读过。有些为报刊写作的书评家从来不读长篇著作，即使短一些的小说也只是一翻而过。”
　　从我看来，高尔·维达尔对《战争风云》不免有吹毛求疵之嫌，但是总的说来，他的批评还是比较中肯的。以我自己来说，对战争进程的叙述和三巨头的会晤场面，远比亨利一家人的故事，更感兴趣。说老实话，对于这本长达一千几百页的巨构，我也只是匆匆涉猎一遍，不过我还没有像维达尔所说的连看也没有看过就拿笔写这篇文章。从译文讲，由于出于多人的手笔，有的译得流畅，有的译得晦涩，其中亦有风格不联贯的感觉，而最后亨利写的那封信，乍看译得有些洋里洋腔，却正表达了亨利写这封信时的无可奈何的心情，读起来颇有传神之妙。
　　二作家的知音人
　　玛莎·馥莱女士于1977 年默默无闻地在纽约死去，既没有追悼会，也没有葬礼，更没有作家们对她的吊唁……送她到墓地的只有她晚年唯一的朋友——作家纽格波伦夫妇，她的订字员，和为她搞清洁卫生的两位邻人。但是在她生前，有多少个今日的名作家，由于她的推荐而登上了美国的文坛，甚至获得了世界的声誉！
　　馥莱从40 年代起，就主选和主编《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年复一年，她辛勤地阅读全国报刊上登载的短篇小说，以她富有经验和感觉灵敏的眼光选定百余篇最佳作，然后提供出版家荷登·密夫林从中选用二十篇作为当年的最佳短篇小说予以出版。《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自1941年创刊到1977 年馥莱逝世这三十七年中，第一次刊出的最佳作名单中，就有诺曼·梅勒、欧斯金·考德威尔、威廉·萨洛扬、塞林格、法雷尔、约翰·契弗、卡保地、卡森·麦克勒斯、丹尼西·威廉斯等人的作品。
　　由该选集发掘出来的优秀作家，包括索尔·贝娄、马拉默德、弗兰纳·奥孔诺、威廉·盖斯、斯丹莱·顾尔金、诺布柯夫、彼特·泰勒、优杜拉·威尔蒂、乔埃斯·卡罗尔·欧茨、罗勃特·柯弗与汤玛斯·品钦等人。
　　美国的作家们都亲切地称她为“知音人和良友”，虽然，她的接班人泰特·索罗塔洛夫在1978年版佳作选的前言中辛酸地写道：“短篇小说在美国文学形式中是最受攻击而又被报刊和出版界所摒弃的作品”，馥莱女士却以赤诚之心为那些投奔无门的新作家找到朋友和温暖之家。
　　通过她三十七年的默不作声的努力，她替几千篇作品安排了最好的出路。她最能体谅年轻和初次问世的作家们，她常说：“再没有比你们这些听任出版人摆布的作家们更愚蠢的了。你们一旦获得了出版人的青睐，也无非是受尽屈辱而已。”她从未粗暴地对待过任何作家的作品，不管这一作家是已经成名的还是初出茅庐的，她都不嫌其烦地仔细阅读他的作品，对于佳作，更是深爱不释。
　　有一个故事是很动人的。上面提到她在偌大纽约城唯一的挚友纽格波伦，十九岁时就完成了第一部小说，到1965 年时已经写了七部小说，但是没有一部得到出版商的垂青，十余篇囤积了多年的短篇小说也无处发表，直到他二十七岁时，才由馥莱选中了他的一个短篇。有一个星期日他在书店里看到一本《1964 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翻阅之下，不胜感慨系之，对他妻子说如果他到三十岁还不能发表出作品，那就从此洗手不干，另找生路。但是就在这天晚上，他接到《泛大西洋评论》主编的电话，说馥莱所编的《1965 年美国短篇小说选》里刊印了他的一篇小说，而这篇小说在过去四年中，曾经为三十多个杂志退稿。接着荷登·密夫林出版社的编辑就来向他约稿，要去了他的第八部作品《大人物》，从此他自己也成为美国文坛上的“大人物”了。
　　在20 及30 年代时，馥莱在海地、巴黎、维也纳、西班牙和洛杉矶当过新闻记者。在维也纳时，她创办了美国有名的小杂志《故事》，她熟识许多名作家，如乔埃斯、海明威、陶乐赛·派克、琪屈罗·斯坦因。
　　她对于斯坦因的印象很不好。
　　当时，斯坦因住在巴黎，以改革文风为标帜，身边围绕着一批美国“迷惘的一代”作家，如海明威、费兹杰拉等等。斯坦因是个女性的同性恋者，海明威晚年所写的回忆录《流动宴会》中有了不堪入目的描绘，有人认为海明威公布斯坦因的私事，实在忘恩负义，因为海明威的成名，端赖斯坦因的吹捧。但是，馥莱在巴黎当记者时，曾经去访问过斯坦因，她的记述，证明海明威对斯坦因的微词，并不过份。馥莱回忆说：“有次我写信给在巴黎的斯坦因，要求去访问她。我到她家时，有个凶相毕露的女人在门口相迎，把我带到斯坦因女士的屋里，并且留着不走。这使我感到很不自在，我一直在想这个女人之在场监视，完全是为了不让斯坦因说出自己愿意说的话。我访问完毕，快要离去时，向斯坦因表示还想再来看她，而且希望下次来时——我是轻声说的——只有我们两人在一块谈话。我当时并不以为已铸下平生的大错，但我很快便被这个女人带出屋子，而且礼貌不周，她警告我不许再去访问。事后有人告诉我说这个女人的名字叫托克拉丝。”馥莱对海明威的印象也很不好，“噢，海明威。海明威是个杂种，他一辈子也没有给什么人做过一件好事。”她对海明威的话，也许正确。海明威晚年自杀，事实上是他妄自尊大和妒嫉别人的矛盾冲突所造成的。
　　馥莱一生坎坷，她原来和她的丈夫勃耐特共同编辑《故事》杂志，到50 年代因意见不合而离异，接着她的独子又早年夭折。但是她的悲苦生活并没有影响她的工作，她和不少的作家建立了无私的友情，帮助他们度过艰辛的日子。作家成名了，振羽飞去，而她则依然故我，只是不懈地辛勤工作着。
　　1977 年她年近八十，孤苦伶仃，举目无亲，收入菲薄，生活困苦，住在一所古旧的只有两个房间的单元里；心脏病发后，由她的一个打字员把她送入医院，终于默默地终结了她的生命，两位邻居来帮助料理后事。她孑然一身，了无长物，尽管有多少作家曾经因为她的发现而成了名人，但她却过着低微的生活，充塞在她住所里的，只有书报和满箱的资料卡片，还有无数珍贵的作家信件。她除了庆幸别人的成就外，从来没有向人诉说过自己孤寂与贫困的生活。死后她留下了一部未完成的回忆录，热情洋溢地记述近代美国第一流作家如何走上成功之路，如威廉·萨洛扬、丹尼西·威廉斯、塞林格、考德威尔等等的动人轶事。
　　三《小刊物在美国——现代记录性历史》
　　（The Little Magazine in America：A Modern Documentary History）
　　本书为E.安德森与M.金齐（Elliott Anderson and MaryKinzie）合编，由美国普许卡特出版社（Pushcart Press）出版。
　　美国没有全国性的纯文学刊物，只在一般综合性刊物内登载一些短篇小说或诗等，而且大都专载成名作家的作品。文学青年要进身文坛，大都从办同人刊物开始。这种出版物被命名为小刊物，形容其篇幅小，经费少，寿命短，销路窄，有的发行量简直等于零。但是这些刊物的作者却抱有极大的希望，盼望能以小刊物为敲门砖，有朝一日进入美国的文坛。因为这些刊物虽然小，但他们往往提出新的文学主张，或自成一派，进行一种文学运动。这些小刊物的作者，终有一日崭露头角而挤入作家诗人的行列。如今日负有盛名的依若拉·庞德（Ezra Pound），T.S.伊略特（Eliot），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 Car－los Williams）和W.斯蒂汶斯（W. Stevens），都是现代派文学运动的中心人物，而他们的处女作首先在小刊物中发表，受到认真的讨论、颂扬和挑战，才逐渐成为文坛盟主。这时原来的小刊物也许早已夭折消失，但它们却留下记录，既有难以想象的愚蠢、不切实际、虚荣自负和天真无邪的一面，也有继承文艺成果的丰富遗产的一面。
　　在“当代”文学尚未在大学课程中争得一席地位的日子里，这些小刊物竟是一个人的文艺教育所不能或缺的一部分。评价者自称他在这方面的经验，也许是极为典型的。他在大学一年级当新生的时候，就开始购买和阅读这一类小型杂志，那是一本叫做《重点》（Accent）的季刊，由伊利诺斯大学出版，但不是该大学出钱的。他就在那本杂志里，初次读帕斯捷尔尼克、布莱希特、聂鲁达、威廉斯，以及当时尚未闻名的作家如J.F.鲍威尔斯、詹姆斯·麦瑞尔、威廉·亨弗雷和罗勃·克里莱等等，那时《纽约人》或周末专刊的读者中，是没有人听到过这些作家的名字的，那时还是40 年代。事实上，这本书并未涉及小刊物的全面史料，而且从某些方面看也算不了一部历史著作，只能说是本文件集，因为本书主要是由回忆录和访问记组成，可以作为未来写历史的准备资料而已。有若干重要的小刊物如《重点》、《哈德森评论》（The Hudson Review）、《纽约之诗》（Poetry in New York）、《神经质者》（Neurotica）等都没有提到或偶而一提，或只见于“索引”之中。可是即使如此，该书也是对一切文艺爱好者有吸引力的读物，尤其是关于近三十年的诗歌和评论文集。有不少故事不仅对高水平的文艺美学方面的问题，而且对文学生活中有关政治方面的事情，都作了坦率的揭示。本书的基调是：这许多小型杂志，一如美国文化的其他方面，已经今不如昔了。现代文学一如现代艺术，已经成了美国今日正统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受到各学院、基金会、政府和商业报刊的尊重和支援，因而也改变了小型杂志与文化主流的关系，过去主流是受到小刊物强有力的挑战的。
　　在三四十年前创刊的小型杂志，大都自认是先锋派，这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讲的呢？在米契尔·安纳尼亚（诗人、编辑，文学杂志联合委员会前主席）的一篇精辟论文《当代的钟楼与城堡》中说：“从美学上讲，大多数新杂志都自称为先锋派，但只有少数才当得起这个称号。这种宣告是种礼仪式的，也表示这本杂志承认自己沿袭了20 年代杂志的血统。”“许多杂志在这方面反映了社会的总倾向，在美国，怀旧替代了历史。”
　　列德·怀特摩尔在他那篇生动的回忆录中，也如此评价了《狂怒》（Furioso）杂志，这是他在1939 年创办的。他说，“我们所隶属的现代派已进入中年时期，也许快近老年了。”这本杂志早年曾经发表过庞德、威廉姆斯、卡敏斯（Cummings）、麦克莱虚（Mac Leish）、斯蒂波斯和奥登（Auden）等人的作品，他写道，“现在回顾起来，我的印象是我们比自己意识到的更好其他小型杂志如《觉醒》（Wake）、《政论》（Partisan Review）、《诗刊》（Poeiry）、《南方评论》（The Southern Review）等刊的编者，都先后证实了曾经附和过现代派的旧事。雪德·考尔曼谈《原始》（Origin）杂志，罗勃·克里莱谈《黑山评论》（The Black Mountain Review）等等，他们都承认发表过“垮了的一代”的作品，那些称为黑山派和纽约诗人的作家，现在都已在文坛上获得巨大影响和盛名了。
　　然而50年代的《原始》和《黑山评论》是否比30年代创刊的《狂怒》更少倾向于现代派呢？在30 年代时，现代派的旧传统，庞德和威廉姆斯当时依旧是统治一切之神，而创新的标准往往是指“新”的庞德—威廉姆斯同盟来反对旧的伊略特庞德同盟（这时这个同盟已成为学院派季刊的队伍了）。《小刊物在美国》一书的焦点，似乎是伊略特的崇拜者和威廉姆斯的崇拜者之间在争夺本世纪现代派的主将庞德的文学英灵。威廉姆斯的崇拜者继续自视为先锋派，而伊略特的崇拜者则已经感到幻灭了。
　　正如怀特摩尔所指出的：“现代派的深谋远略是针对中产阶级的”。
　　在反对中产阶级风气的文学生活中，小型刊物为一切无法立足于文化主流中的人充当了“避难所”，不管这些人是严肃的还是愚蠢的。而这两批人目前都已深深扎根于中产阶级文化中，小刊物也就无事可做了。
　　《小刊物在美国》并没有包括我们在前面所谈主题的历史，反正谁也不在写文学史，可是对未来试图从事这一工作的历史家，这倒是一部明智而又动人的著作。
　　四《海明威书信选》
　　（Frnest Hemingway；Selected Letters，1917—1961）
　　1980 年深秋访问纽约斯克勃纳书店（Scribner’s）时，和书店老板小查尔斯·斯克勃纳先生谈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海明威。小查尔斯是海明威生前挚友，当美国读者已逐渐忘怀这位三四十年代曾红极一时的文坛明星，他却还在不断编辑出版海明威的遗作。他告诉我说书店正请海明威传记的作者卡罗斯·贝克尔（Carlos Baker）选编一本海氏的书信选集。我说海明威在遗嘱里不是不让妻子在他死后发表他的信件吗？
　　小查尔斯笑笑说，为了读者了解这位文坛上的拳击手，我们有责任发表他的书信，不过不是全部，而是精选。1981 年夏天这本《海明威书信选》终于出版了，并立即被选入美国每月佳书俱乐部的推荐读物，评为“这些书信重新树立了海明威是一位重要作家的地位。这是他[写的]最好的故事”。
　　朋友董鼎山寄了一本给我，厚厚的近千页的巨书，只能选上几篇读读。但一览之余，总觉得海明威的内心是不平衡的，不像他在短篇小说中写的那种硬汉，而是颇为软弱自卑；即使他在夸耀如何与命运搏斗，却也掩盖不了他心头的无望与恐惧死亡的情绪。尽管他刚过三十岁，就以“爸爸”自称，把所有同时代人视为后辈，俨然老子天下第一；但一受到年青一辈的挑战，他便忍受不住，而终于饮弹自尽，步他父亲的后尘。
　　有人说海明威志大才疏，这是他致命的悲剧。但这句评语有然又有不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立意要写一部有关两次世界大战的巨著，结果只能勉勉强强使他们的《过河入林》（1950）成篇问世。这本小说出版后，海明威的声誉一落千丈，批评家认为他的文学生涯已经到此为止了。特别是福克纳在1949 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这给海明威的刺激是非同小可的。但他终于像已经躺在地板上的拳击手，还没等到裁判数到第五个数字时，就站了起来，精雕细琢地写了《老人与海》，使他在1954 年戴上了诺贝尔的桂冠。威尔弗列德·希德在介绍《海明威书信选》时说，“海明威很早就知道自己非兵家可比，胜败不能等闲视之……，他真是一位老猎手，懂得夜晚不会总是晴朗的，不如未雨先绸缪；红运只一遭，时不再来，命不周复。”早在1940 年，他写信给出版人斯克勃纳说，“查利，干哪一行都不见得有前途。所以我爱参加战争，打起仗来，每日每夜你都很可能死去，这样就不必再写作了。有无稿费都一样，我的写作是使自己愉快。可惜这是一种受罪的天赋，何况我又一定要比谁都干得出色，这就使我干起来像着了迷似的。”
　　获得了诺贝尔奖他就满足了吗？没有。他甚至在渔猎的游戏里，都要斤斤计较于他的捕获物的多寡，何况他视之安身立命的写作成品。他不满足于自己所创造的人物，不论写长篇短篇，他都在心目中树立一个目标，一位声誉更高的某一名家，一定要击败这位名家。他早年就立下一个决心，要与托尔斯泰比武，获得比托翁更高的声誉，这一决心，到他的晚年还追之不懈。在他的雄心里，古希腊诸神聚集的奥林匹斯山巅，还不足副他的理想。有次他给福克纳写信，以教训的口吻说，“你应该比着那些已故的作家，写出自己最好的作品来，……然后一一加以击败。
　　你为什么要在第一回合中就斗陀思妥耶夫斯基？先打屠格涅夫……这一位我和你早就狠狠把他击溃了。其次把自己钉死在莫泊桑身上（要打三个回合，这还是个危险人物）。然后试着打胜斯汤达。你和我都能够击败福楼拜的，尽管他是我们最为尊敬和推崇的大师。”也许人们会斥他自大成狂，但从他对自己的作品，修改与重写遍数之多，要求之严格，说明他和他所爱好的斗牛士和拳击手一样，具有执著地要拼个你死我活，非到击败对手决不罢休的气概。他立了大志，他为这个大志搏斗了一生，他尽了自己的力量，做出了应有的成绩。这值得我们向他学习。
　　说他才疏，那也是小看了他。他在文学世界里，创造了一些典型的硬汉人物；这些硬汉将因他的写作而同垂后世。他也创造了一种明快与简洁的风格，这也开创了文学写作中新的一页。这些都是在文学史里抹杀不了的。希德说，“他（海明威）本人似乎还明白，若与大师们相比，文学修养是他力所不及的，因此他干脆自称硬汉大老粗，把艺术上的劲敌如亨利·詹姆士甚至把善于写书信的英国诗圣济慈统统甩在一边，并视之为女性化的男子，自己另创一格。”这一格显然将永远流传下去。
　　是什么东西妨碍了他的才能有更大的发挥呢？是醇酒、女人以及声色犬马的生活，是他爱好虚荣与赌徒背城借一的性格。他没有西欧文人的传统，相反他是新大陆开拓者与文人的混合体。即使他参加了两次大战和西班牙内战，他的生活圈子也远比同代人狭隘，加上他生性器小，计较得失，好争面子，如此等等，这就造成了他的悲剧——他已攀登到他力所能及的高峰，再上一步他深知自己已无能为力，他的理想在事实页前幻灭了，除了给自己一枪，他再无别的出路或希冀。
　　希德说：“对我说来这批精选的书信比海明威的任何手稿都能说明
　　问题。其中内容是他乎生所创作的最佳故事篇章，因为他从四十岁以后所写的书信，比他小说中的情节更为真实动人。在此他放下了装腔作势的口吻，故事也讲得娓娓动听而又自然逼真。如果在他早期著作中，就采取平易自然的语言，而不是板起脸来念《圣经》那样，他的创作青春将会永葆不衰，那么他很可能真的会赶上托尔斯泰。”
　　但是话又要说回来，因为根据海明威性格缺陷的自然逻辑，如果他真的赶上了托尔斯泰，他也就不会是我们今日心目中的海明威了。
　　1982年

　　书癖

　　不知什么时候起，我变了个爱书成癖的人，只要闻到新书里散发出一阵纸张与油墨的扑鼻清香，我便欣喜若狂，不啻是嗅着一捧鲜花。即使在旧书店里，屋底里透出阵阵霉味，但只要我打开书叶，也是可以闻到旧书所待有的气味来的。这一种爱书的怪癖，我不知别的爱藏书的人有否同感，也许只是我特有的吧！
　　爱书必须逛书店，首先是爱逛书店，才能养成爱书之癖。我一生第一次踏入书店的经过，却不是个愉快的回忆。那时我不过七八岁，有位同学的父亲在商务印书馆杭州分店做事，分店开在清和坊，离我家还有一大段路，但是那位比我大两岁的同学带我去了。一走进这书店，门后四壁都是玻璃书橱，竖摆着一本本的书。店堂里进除了有一列算账的柜台外，便是店堂中央有四张玻璃桌面的桌子，桌面下平摆着一摞摞的书。
　　初进去时看见同学的父亲不免有些羞涩，但过不久，便为书橱里陈列的童话书所吸引了。有如入宝山而见宝藏，我一本本翻看起来，竟不知时之云暮。倒是同学的父亲催我快回家，怕家中人着急，而且还亲自陪着我，走到我家的街口。我事先并未告诉家里要去书店，怕告诉了大人不让我去。如今放学后多时不归，祖母大不放心，先是以为我被老师留校了，后来派我奶妈去学校找不到我，全家就着急起来。正在祖母牵肠挂肚的时候，我却突然回家了。祖母是既高兴又生气，高兴的是我终于站在她的面前了，生气的则是我居然敢事先在家里不作一声，而和同学跑到老远的清和坊去。祖母倒拿着鸡毛掸子要打我，我便在八仙桌周围，和她转起磨来。她当然没有我跑得快，所以鸡毛掸子只在桌面上敲出声音，而打不到我身上。我起初害怕祖母真的打我，便又喊又叫；后来祖母也追我追得累了，便坐了下来。我停止了叫喊，却看见祖母端坐在圆椅上，竟然老泪纵横，这一下我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只见祖母一面抽抽搭搭，一面数落我说，如果我妈在世，她才不操这番心，只因为我妈早死，才使她到老还要管一个孩子，惟恐有所闪失。我便泥在她身上，说以后一定听她的话，不叫她生气，这才使她破涕为笑。一场风波就此了结，可是以后我也别再想到商务印书馆去了。不过我心心念念是那几本童话书，终究还是祖母差了我的大表哥给我去买回家来。
　　我再进书店门时已有十一二岁了。离我家不远的保佑坊开了一家新书店，叫光华书局，开幕日我的一个同学便带我去了。这里面卖的都是新文艺和新社会科学的书籍，我想我之日后爱书成癖，与这家书店不无关系。我在这里买到了郭沫若、郁达夫的书，以后又买到鲁迅、茅盾、巴金的著作。我当时的头脑正如一块会吸水的海绵，这几位大师的著作，滋润了我的心田。我不但读他们的书，而且从他们那儿学会了写作。当时就说是写作，不免有些夸大，事实上，不过是涂几笔而已。写了东西便向报纸投稿，也居然受到杭州《民生报》编辑的青睐，不但采用了我的稿件，而且还约我到报馆见面，从此有一个时期我便成了他的小助手。
　　这位编辑名张人权，他不但教我编报画版样，而且教我读书。他是念法语的，对法国文学颇有研究，中国最早出版法国都德的《磨坊文札》就是他译的。
　　跑书店竟使我日后成了一位弄笔头的人，实非我始料所及。不过因为弄笔头，就更增加了我对书的兴趣。杭州的湖滨路有三两家旧书店，我于跑光华书局之余，又去跑这几家旧书店了。记得首次使我去旧书店的，是郁达夫先生写的小说《采石矶》，我读了之后，深为清诗人黄仲则的身世所感动，便想一读他的《两当轩集》。我在旧书店居然找到了这部木刻的集予，买回家来念了，不时为他一掬同情之泪。这部诗集我一直自上海带到香港，从香港带到重庆，又从重庆带到上海，最后则随我到了北京。一直到“文革”初期，始作为四旧“呈缴”给当时的“英雄好汉”们。
　　跑旧书店使我有机会遇见了郁达夫先生，他那时常来杭州，一来必到旧书店。那天我和一个同学在书店漫游书城，他是达夫先生的亲戚，因此介绍认识了。我记得那天达大先生还请我们到陈正和酒店喝老酒，听他大谈黄仲则，他是非常喜欢黄仲则的，每每以黄仲则自况。
　　到上海读书以后，星期六或星期日有暇，也常到法租界一家西文旧书店去跑跑。那时使我看入迷的是一本美国白耐特·塞夫谈外国藏书故事的书。过去我对国外的藏书一无所知，读了这本书，才知道他们藏书也是十分讲究版本的。这本书是美国《现代文库》中的一本，1980 年秋我访美时也去跑了几次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旧书店，遍访此书不得，只买了一本琪屈罗·斯但因的选集。这几家旧书店真是旧书店，店面既破败，藏书亦很杂乱。10 月的天气，纽约还不凉快，钻在旧书堆里密不通风，竟使我挤出一身汗来。但我以获得一本斯但因的选集而喜不自胜。
　　她虽然是20 年代的人物，而且开创了美国一代文风，但曾几何时，在美国似乎是早被遗忘了的人。“文章千古事”，在美国不过是夏日雨后的长虹，虽然光彩夺目，亦不过刹那间事耳。
　　上海被日寇侵占后，我南行避地到香港。香港也有几家书店，大都是出售英美新书的，但偶尔也杂有几本旧书和过期的杂志。当时我和徐迟、杨刚、乔冠华等经常去盘桓的，是设在摆花街的李全记书店。海明威写西班牙内战时马德里却柯特酒店所发生的三个故事，我便是在这里买到的旧《老爷》杂志中发现的。这三个故事竟成了我步入翻译界的敲门砖，实非始料所及。日后读到海明威的《〈第五纵队）与最初四十九个短篇小说集》，已是在80 年代了。这本书在纽约的旧书店里也没有买到，东道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中心的诗人白英说可以复印一本，也因页数过多未成事实。倒是最近在老友徐成时处看到他收藏的一本，不免又引起我的怪癖来了。成时乃以此书作赠，对于我来说这岂是一书之赠，这里面包含着成全一个人的盛意在内，所以我也不以言谢，只是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了。
　　我到重庆时已是1941 年，重庆早已被炸成一堆瓦砾，除了几家大银行商号之外，城里多的是饭馆小吃店，只是在两路口有一二家旧书铺。
　　到1942 年，日寇的轰炸大为减少，雾季时竟可成月不闻警报声，我出城有便时就去浏览一番。有次吴宓先生到重庆，我有个朋友是他的学生，常和我谈起吴先生的诗词。一天，我偶尔在旧书店里买到了他的诗集，厚厚的十六开一大册，以后几年中我经常翻读，我觉得他的诗自有一种空灵的气氛。另外买到的两部书，也是非初意所想到的。一本是D·H·劳伦斯的《恰特里夫人的情人》，还是翻印本。这本书在英美当时都是禁止出售的，但中国的书商将该书翻印了。在大学时我曾经托一位在清华大学念书的同学买到，但以后大家传阅，再不能有物归原主的机会。这次我遇到了这本旧书，缅想在烽火中不知流亡到何处的赠书人，为之悒悒不乐者久之。另一本则是英国法兰克·海里斯的《我的生活与爱情》，如照金圣叹的标准，这是本奇书。因为海里斯在这本书里，上至英法政治人物，下至市井鸨妓，无一不包罗在内。对于邱吉尔他倍加称颂，对于萧伯纳则刻意调笑。特别是英文之漂亮，自成一家，令人叹为观止。
　　有次在一家旧书店里看到一套十五本的法国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是英译的，可惜我现在把这位翻译者的姓名忘掉了。这套书原主人因有急用而在旧书店里寄售，我站在昏暗的店堂里读了十多页，简直爱不释手，碰巧身边带的钱不够买这套书，而原主又不许书店削价出售，只得怏怏而回。第二天再去看时，则已经为他人所得了，心里的懊丧简直无法描述。就在这天晚上，故友顾梁背着一大布包书来了，说是专门买了送给我的。打开包袱一看，则从我手底下漏去的《追忆似水年华》赫然出现眼前，我那个高兴劲儿也是无法描述的。这套小说随我自重庆到了上海，又北行到北京，可是卷帙浩繁，却使我不能读毕全书。
　　50 年代初，我把它和其他的爱书，送给了外文出版社（外文局前身）的图书室。经过十年动乱，不知这套书是个什么下场，我不敢去问，惟恐听的是不好的消息。
　　抗战后回到上海，那时我正热衷于电影，便把上海所有新旧谈电影技术及艺术的英文书，都收集到了。后来陈鲤庭和何为等办电影文学所，我便全部赠送给他们。据鲤庭说这些书在“文革”中，也全部散失了。
　　这里面有些书当时即已绝版，今天再要搜罗，显然己成难事，惜哉！
　　我的书癖大概在50 年代初叶，达到登峰造极；因为解放后出版事业蓬勃发达，许多书如《鲁迅日记》的影印本以及郭沫若、茅盾、巴金、者舍的文集都相继出版，使我可以闲坐书城，摩掌观赏，亦人生一大乐事。但好景不常，奇祸迭降。为了儿女衣食，不得不将这些伴我岁月的典籍，尽行出售。另外则还有一种心情，觉得文章误我，今后再不作这种生活了，就此卷铺盖上干校去也。
　　不想我这甘心在于校落户一辈子的信念，在1972 年11 月忽然奉“令”改变了，于是又卷铺盖回到北京。夫妻重逢，首先谈到生活，不愿月圆人寿，但愿多有时间读读想读的书，以了宿愿。于是原来已经放在厨房使用的书架，亦重新升格，回到届室为藏书之用，不冉每日与油盐酱醋为伍了。我又能重亲新印书刊的纸墨清香，其乐也陶陶。
　　但是事物的发展，总不会好的常好，坏的常坏。正在我们离休之后，认为今后可以多得时间，亲炙楮墨的时候，本本买来的或送来的书刊竟占领了我们的整个居室，屋内四壁，床前床尾，堆的除了书刊还是书刊。
　　每年底整理刊物时，老夫老妻间总有一番争执，有的她说可送废品站，而我不肯，有的我说可以烧火，她又舍不得。正是弄得身外无长物，唯积书盈室而已。
　　最近一对年青夫妇到我家来作客，回去后称颂我室内既无组合家具，亦无华贵壁饰，所见者，就是到处都堆着的书刊，确实我们并不以此为辱，反而以此为荣。世上哪有比书籍更为温馨可爱的东西！在我看来，这比全套罗马尼亚沙发，或是一台夏普彩电还要贵重得多。
　　友人说我是个有书癖的人，我自己想想这个头衔加给我可说是对我的知心话。什么东西都可以今日占有明天失去，惟有从书里发出的思想，却永远盘踞在你的脑海里，不作转蓬之客，这些思想有的可以引起争辩，有的又使人感到妥帖；有的可以兴起怒潮，有的又可以平静如镜。嘻笑怒骂，皆是文章，而尽收眼底，实人生一大享受！所以即使我在物质生活上，习于陋居，而在精神上，我却宁愿弃亿万富翁而不为。大概人云曰痴，痴就痴在这儿；而痴自何来，舍癖又安能期于其他。
　　这些也许正是使我有了书癖的道理，但是我宁愿有此癖而不悔，不愿人视我为白丁耳。
　　1985年12月10日

　　《听风楼书话》后记

　　1976 年“四人帮”倒台，可说是我重新拿起笔来写东西的开始。那时我每天在家闭户读书，读后不禁有所思感，便写了下来。写了几篇恰好徐迟来京，问我在做什么，我便把写的几篇文章给他看了，他很鼓励我，说即使现在还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发表，留着自己看看也是好的。但以后我却耽于读书，要补十二年来昧于美国文学进展的课，又把笔搁了下来，不过偶尔也做些摘记。1979 年《读书》创刊，已故的老编辑史枚要我为杂志写“海外书讯”，于是每期我总写些给他发表，但那时我没有什么计划，对写“海外书讯”不过乘兴之所至，并没有把这一工作和我对美国文学的兴趣联系起来。又是徐迟，他说应当有目的而写，不要写得太零碎了，影响将来成书。我考虑了他的话，觉得我写的“海外书讯”不但应该和我的美国文学欣赏结合起来，而且也应该写得使读者不但知道美国新出版的文学书，还应该帮助读者知道书籍作者的情况，以及这位作者在美国文学史中的地位等等。因此我以后写“海外书讯”便有了比较明确的目的性。1985 年三联书店为我出版了《书人书事》一书，其中一部分就是截至1984 年上半年的“海外书讯”，出版以后，颇获读者青睐。于是我还是给《读书》的“海外书讯”继续写下去。
　　这次吴彬为浙江文艺出版社李庆西、黄育海两同志来向我组稿，而且指明我要写的“海外书讯”。我同意了，便坐下来把1984 年下半年到1985 年全年发表的文章汇成一册，那就是这本《听风楼书后》。当然我希望读者们能喜欢它，而且对他们了解美国文学情况有所帮助。
　　我之有兴趣于美国文学，亦非偶然，须知我之最初接触外国文学就是林纾翻译美国华盛顿·欧文的《柑掌录》（现译《欧文见闻录》）和史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对美国文学有了初步的爱好。30 年代读了赵家璧写的作品《新传统》，才对现代美国文学有所了解，而且发生了兴趣，自此即与美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时，我迷上了美国30 年代的文学，特别是海明威的作品；而且雄心勃勃要译风行于世的海明威《永别了武器》，不过后来有了林疑今先生的译本，我才放弃了自己的愿望；也幸而没有译成，否则必将成为我的终生遗憾，对自己译笔的遗憾实在多了。1947 年我为《美国文学丛书》译A·卡静的《美国现代文艺思潮》，这本书竟成了我的憾事，因为译文洁屈聱牙，实在使人不忍卒读，这主要是由于我原书没有读透的缘故，其次才是当时的译风使然。今日重读此书，禁不住老脸还会红起来。前几年有朋友希望我再译此书，但尘事碌碌，始终未成事实。后来，上海复旦大学龙文佩教授编辑《论福克纳》一书，纳入卡静写福克纳的一章，征稿于我，我便重译以应。在翻译的过程中，时时惶恐得不可名状。记得香港的某报曾经刊出过一篇文章，批评到《现代美国文艺思潮》的译文，我读了无言以对，因为凭良心讲，这样译文，作为读者，我也会写文章批评的。我觉得是欠了读者一笔债，应该归还，但如今年已古稀，要重译这大部头的书，实在力不从心。我唯有向读此书的人致歉，原谅我的少不更事，胆大妄为。
　　“海外书讯”所介绍的书籍，有的是我读过的，有的则是见于美国《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和《纽约书评》的介绍，而后搜集有关资料写成专文。前者是老友董鼎山给我寄来的，后者则是纽约王章华先生订了送我的。我在这里敬申对他们的谢忱，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这些文章便无法写成。
　　这些短文在《读书》发表之后“时有读者来信询问从何处可以购买
　　需要的书籍，事实是由于我国外汇短缺，我们简直无法购得，除非你有好友在美国给你购买纸面本（精装本实在太贵了），否则你只能望书名而兴叹。不过一本书从精装本到纸面本，如果不是畅销书，即使要买到纸面本，起码也要等待一年半载，你要立时买到，亦非易事。许多读者认为在中国有购书难的苦恼，其实向国外购书也有同样的困难。像我们这样无钱的读者只能寄希望于平装本了；但是要过藏书瘾，则是难呀，甚至是非份之想。当然藏书只是我的癖好，到头来是个十分折磨人的苦差使，所以也不想提倡。
　　书编完了，吴彬要我写篇后记，因此拉杂写来，聊以塞责，但也掩不住我的负疚心情。希望读者能从这本小书开始，终于进入欣赏美国文学的殿堂。
　　1987年11月28日听风楼

　　《西边叶拾》序

　　在腰隔了三十年之后，董鼎山带着他的瑞典夫人和美国女儿又回到他魂梦萦绕的祖国，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次回来却开始了他继续以中文写作之门。三十年来，他主要以英文为《纽约时报》及其《书评周刊》和《巴黎评论》等美国报刊写稿，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用祖国文字写作，不免有些生疏。可是1979 年开始为《读书》杂志写《纽约航信》专栏后，于兹也已十年。在这十年中，他不但为《读书》写稿，而且逐渐为国内的重要报刊写文章，特别是《天下真小》（三联书店）一书出版，他娓娓谈心的文体，深为国内读者所欣赏和爱好，文名不胫而走。
　　《天下真小》一书里的文章，极大部分是介绍美国文坛情况与写中美人士的友谊。他的美国文坛情况的介绍，填补了国内读书界对于美国文学的求知欲；而他谈到中美人士所缔结的友情时，又为国人增加了中美文化交流的知识。现在这本《西边叶拾》（上海学林出版社）则为《天下真小》一书之续，也可以说是美籍华裔以局外人的身份，写他对国内文化界的意见，以*原载《撷英集》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 年8 月版。及对祖国在电影、舞蹈、戏剧、旅游和生活诸方面观感的反应。
　　但是值得作者自豪的，则是这些文章又继续了他为祖国服务的素志。远在抗战上海沦为孤岛的期间，董鼎山即以身心之力投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他在老作家柯灵的培植下，走上了参加文艺抗战的道路；如今中断了三十年的中文写作之后，却以为中美文化交流服务的职责，重新为祖国效力。这样的心情贯穿于所有他的文章之中，几乎随处可以见到他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忧。
　　《西边叶拾》共收入董鼎山在1985至1986两年间所写的文章四十
　　五篇，其中大部分述说他对国内电影、戏剧、舞蹈的中肯意见；也许有些人会对他提出不同的看法，但作为一个挚爱祖国而又熟悉各个艺术方面特点的人，他的意见值得我们参考，有些甚至需要我们加以深思。如《芙蓉镇日记》谈我国电影的文章，就需要我们从事电影工作的人好好咀嚼，然后予以消化，以后再现于一些编、导、演的艺术中。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似乎己成为编导获得成名的不二法门，《谈文学作品改编电影》文，供给了我们美国影坛的若干信息，我们有加以研究与采挹的必要。
　　这本书写一组值得一读的文章，是叙述他在祖国行旅途中的见闻和观感，特别那篇《下江南》，是篇美好的游记；但不是讲风土人情、山川风景的，而是满纸对于所见事物的褒贬。有许多话听起来可能不大受用，但转瞬一想倍见作者对于祖国的爱恋，他衷心盼望有一个现代化的祖国，因此说的话不免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急切心情。虽然良药苦口，可这些所贬，正是我们需要的。又如那篇《天安门前的荒谬剧》，作者并不在挖祖国的痛疮疤，他要祖国保持美好的令誉之心意，跃然纸上，使人感动。当然，本书中其他文章可以一读尚夥，我只举了上面的几篇，其余的望读者自己去品赏。当此各方面改革都在加紧深入的时候，我以为听听一个身在国外的中国人对于我们的忠言，是有许多好处的，盖旁观者清耳。
　　1988年6月14日

　　《西园拾锦——美英作家论》序

　　梅绍武是个秉性散淡而又不作自我宣传的人，这几年来，他写了一些读美英作家及其作品的论述，但因散见于各个报刊，不为读者所注意。
　　其实他写的论文，都是内容扎实的，不趋时尚，而只挹取那些应该介绍到中国来的作家和作品。譬如他早在60 年代初就介绍了美国的剧作家阿瑟·密勒，而那时即使是国内研究美国戏剧的人，也很少知道这个美国剧坛崛起的新人。前几年阿瑟·密勒第一次旅游到北京，接待他的单位也莫明其所以，只知道他是个剧作家而已，使他颇为不快，回美后写了一本旅行记，想不通中国人为何不认识他这位阿瑟·密勒，因而大放厥词。其实事情并不稀奇，中国人之不知有阿瑟·密勒，正如阿瑟·密勒不知中国之有曹禺一佯，不过是缺乏介绍所致。但是美国人又有几个是在研究中国的戏剧，而我们国家却有人在孜孜研究美国戏剧，梅绍武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几年来，他翻译了尤金·奥尼尔的众多剧本，特别对奥尼尔后期的作品作了阐述。他研究了阿瑟·密勒、田纳西·威廉斯以及被誉为“诗意现实主义”的兰福特·威尔逊，此外还有现代派剧作家罗勃特·威尔逊，可说是把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剧坛的重要人物，都包括在内，我想美国的学人恐怕对中国的战后戏剧，就没有这样周到的研究吧！
　　梅绍武除了对美国戏剧的研究外，也涉猎于美英的文学方面。他对于19 世纪英国专写议会政治的小说家安东尼·特罗洛普饶有兴趣，并翻译了他的作品。特罗洛普可说是一位即使在英国也是氏期被人们遗忘的作家，这几年才为英美研究小说的人所重新发现；但梅绍武早已注意到了。本书所载他写的《“特罗洛普问题”初探》，还是国内不多见的一篇论文。对于美国的战争文学及美国戏剧的递嬗，以及现代美国工人的戏剧运动等等，他都有所论述。
　　他还是介绍美国文坛“怪才”纳巴科夫到中国来的第一人。他对于美国文学的专注，非一般读美国文学的人所能及；特别是对于现当代美英的小说家和剧作家都在他研究的范围之内，这是难能可贵的。这本书因限于篇幅不可能把他研究的成果，全部付梓，但就在这二十多万字的文章中，我们对他兴趣和涉猎所及，也可以窥到他的功力所在了。
　　梅绍武一向埋头做学问，读书之余便是写些文章介绍研究成果。现在我觉得像他这样的人，在我国是少了而不是多了。在研究外国文学和戏剧方面，我们需要像他这佯苦干的人，而且多多益善。特别是些精通外语的专家，他们可以得到第一手的资料；只凭他人迻译的文章来做研究，究竟如隔靴搔痒，有些不着边际。
　　绍武嘱我为他这本《西园拾锦——美英作家论》写序，我看了他的文章，对他近年来的成就，不胜企慕。他秉承梅兰芳先生虚怀若谷的家传，除平素的人可做益友外，他治学的精神，更是我们朋辈所望尘莫及。
　　拉杂写了这些，不过是作对他治学厅得的一个介绍而己；至于这些文章究竟如何，则待读者的咀嚼了。
　　1988年6月28日

　　一部值得细读的传记

　　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光，把爱泼斯但的《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反复读竟，受到了非常的鼓舞；久已不见的对历史人物的激情，重又萌发而不能自己。艾培（爱泼斯但的呢称）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老友，差不多有半个世纪的时日，他帮助宋庆龄从事服务中国人民的工作，不但得到她的感谢和友谊，也为中外朋辈所感佩。孙夫人以她死后为她写传记的重任委托给他，真是适得其人。
　　艾培笔下的宋庆龄，正如他的传记题目所写，是个“20 世纪的伟大女性”。她以一个平凡的人，在孙中山先生的教育熏陶下，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斗士，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这条道路不是轻易走过来的。
　　她认识孙中山的时候尚在少年，并不理解这个毕生献身中国革命的人，只是对他无比崇敬而已。当她大学毕业后走入孙中山的生活时，也还不过是个刚刚涉世的青年人。她有爱国和爱民主的宿志，在交往与工作中，逐渐认识了中国革命前途和孙中山建立现代化中国的宏图伟志后，她终于立志献身中国的革命事业，而成为孙中山生活上与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她是孙中山的好学生，也是他最好的人生伴侣。特别是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她继承了孙中山未竟之志，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含辛茹苦、百折不挠地奋斗了一生，这正是我们后来人应该敬仰和作为楷模的。
　　宋庆龄把她的一生和中国革命事业联结在一起，她的光辉业迹，加上艾培带有强烈感情的文笔，使传记人物复活于纸上，不减她生时的熠熠光彩，这正是艾培此书的成功之处。
　　根据宋庆龄遗留下来的大批文章、信件和他人的回忆录等等，爱泼斯但客观而又翔实地写了宋庆龄的一生，除了她的史实外，还写了宋庆龄所处的时代变迁，当时革命事业的兴衰与她在这时代中的英勇作为，使宋庆龄这个人物得到可信的叙述，在传记中站立了起来。艾培写的不是一个平面上的宋庆龄，而是屹立于中国人民奋斗史实中一个活生生的立体形象。作者在总序中说：“这部通俗性传记的目的是使读者见到她。
　　只要可能，有关她的事迹都是用她自己的文字和语言来叙述的，”而且他也的确做到了他立下的写作原则。因此传记中虽然有作者对宋庆龄的深厚与诚挚的感情，但又是一种科学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叙述。作者努力于坚持传记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如果他无法得到历史的实情时，他宁愿付之厥如，而不妄作想当然的描绘。书中对宋庆龄的一生，不是没有留下空白的；但为了历史的真实起见，作者宁愿申明某一时期留下空白的理由，归咎于他搜集材料工作的欠缺，而决不妄加推测，敷衍成文。如作者对宋庆龄第二次流亡德国时的活动，有关西安事变中的作为等。他只肯定宋庆龄有活动，而且直说他不知其详情，从而保持了这本传记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作者虽然已写下厚达七百多页的巨著，我们可以说他没有写下任何一句多余的话。
　　宋庆龄的一生，随时与时代的进程合拍，但她不是生来就革命的，从她以一个基督教家庭出身的人，而终于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英勇斗土，作者细致地写出她的转变过程；他以令人感动的细节来说服读者，而不是主喊伟大二字的一味捧场。以作者和宋庆龄的友谊和同志关系，及对她的崇敬之情而言，是很容易神化宋庆龄的；但是他没有，他恪守客观的态度和科学性的论证，决不超出这个范围。这是这部传记的可贵之处。因为我们已经从古到今，读到过太多的神化了的传记对象的书了，而这本传记写的却是宋庆龄这个人，而不是神！
　　作者写孙中山的一章，写得那样地要言不烦，的确使读者看到了作者不懈的努力。宋庆龄是孙中山的真正忠实信徒，而且她能遵循孙中山思想的轨迹，从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斗士，踏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大道。
　　更重要的她还是孙中山的夫人，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人，如果没有一定的篇幅写孙中山，以及宋庆龄在成长中所受孙中山的影响——附带说，这也是他们二人爱情的基础，那就会使这部传记成为不完整的了。因为宋庆龄是孙中山革命意志的继承人，不写孙中山对她的影响和从中所受的教育，这部传记便站立不起来，而成为苍白无力。
　　宋庆龄不是仅仅属于中国人民，她是属于世界人民的。这是位非凡出色的革命斗士，因此，遭受国内外反动派对她政治上及生活上的谰言攻击、造谣诬蔑完全可以想见得到。艾培对这一点也没有疏忽，针锋相对地斥责这些不光彩的行径。终宋庆龄的一生，这些诬蔑都跟随着她，要将她抹黑，蒙受羞辱，有的是无耻的谬论，有的是居心叵测的人身攻击；艾培则在传记中展开了旗帜分明的斗争。特别是“四人帮”及林彪之徒横行的时期，有的谣言成为人们的谈资。最使笔者感到忿怒和迷惑不解的，居然在那些自命为革命的人群中，也不乏传递或津津乐道这些谣言的人。传记中保卫宋庆龄一生清白的叙述，十分必要；因为这不仅是对宋庆龄人格的崇敬，也是对反革命卑鄙手段的一个反击。未庆龄对孙中山爱情的坚贞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可以作为后世人的模范。
　　书中还有多处对革命运动每一阶段的总结章节，这些总结不是官方言论的复述，而是作为一个进步人士对中国革命的评价——当然不是一时的兴会，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是难能可贵的笔触。另外则是对宋庆龄言行的理解与阐释，对我们理解她十分重要，是十分宝贵的意见。
　　宋庆龄终生不变的信条，就是“以原则决定一切”。如果不理解这句话如何左右了宋庆龄的行动，那就对她的行动得不出正确的理解。看宋氏三姊妹的关系如此，看宋氏家属的关系亦复如此，这是理解宋庆龄一生行为的一把钥匙。
　　这些是我读此书时的感想，我以为这部书不但可以理解宋庆龄，而且也是中国革命史的辅助读物之一。正因为作者努力将此书写成“通俗的”，我们期待有更多的青年人对之发生兴趣。特别是艾培的原书是用英文写的，由资深的编译沈苏儒译成中文。译文流畅而且忠于原作，可以拿中译及英文本对读。译者还加了不少译注，使读者读时，得以减少理解上的困难。
　　如果要说有不足之处，我以为全书对宋庆龄关于思想改造方面，叙述略显简单。我和老伴郑安娜曾经在孙夫人直接及间接领导下工作过一些时候，有一件事使我们到了晚年记忆犹新而且常常谈到的，就是在上海解放后几天的一个星期日，孙夫人电话要我们立刻去见她。到后，她领我们去看一架刚买来的织布机，她说她要用劳动来改造自己，话虽平淡，却掩不住她的衷心喜悦，但也可看到她改造自己的决心。我不能忘记她说话后对我和安娜意味深长的一瞥，到今天我还没有完成她那一瞥中对我的期望，我感到深深地内疚。沈苏儒在《译者后记》中说：“翻译这部传记的过程，也是我的学习过程，使我对这位凡属炎黄子孙都应引为骄傲的、20 世纪中世界性的伟大女性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敬仰。”我抄下这一段话，因为这也是我读此书后的感觉，更希望这将是所有这部书读者的感觉。
　　1993年4月14日七重天

　　《毛姆随想录》

　　我喜欢时作冥思玄想，因此我喜欢读哲学，先是看哲学大纲一类的书，以后又深入到一些古今哲学家的专集中去。但是我读得非常累，而且越读越糊涂。单是一个人性善恶问题，就搞得头昏脑胀，所以我不再看这类著作了。
　　毛姆的《总结》一书是在年轻时读的，读时对于他的人生哲学，也只是浅尝辄止，没有去好好加以思考，所以一无所得。这次俞亢咏送了本他译的《毛姆随想录》给我，我贪婪地读了两遍，似乎给我开了个窍。
　　俞译在《人生哲学编》中，选择《总结》的若干章节，限于毛姆谈人生态度的一部分。在《文艺鉴赏编》内，则译了毛姆对于英美的文论四篇，虽较简单，但有傥论。
　　说来毛姆也是个哲学迷，为了追求人生的意义，他读了许多哲人的佳构。但是我欣赏的是他读这些巨作的态度。他不是正襟危坐去钻研这些大书，而是从一些理论文字中读出趣味来。“我觉得阅读哲学趣味无穷。”“对于一个把读书当做一种需要和一种欢娱的人，……哲学是最丰富多彩最引人入胜的。”因此他能从各家的哲理中找出自己的答案来。
　　我想我之读得感到累人，大概就在于把这些书作为一门学问来钻研，而不作为一种趣味来欣赏。那些高头讲章的哲学书使人望而却步，而又不得不使劲去研读，自不免成了苦差使。相反，把它们视作小说中某一人物的独白，联系着人生中各种际遇来读，便可以读出趣味来了；即使是以一个人的人生感喟来看这些文字，也比视为深奥的宏论强得多。
　　这样的读哲学方法也体现了毛姆的为人，他把人生看得很淡，尤其不以生命的终结为惧。因此，他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我还是愿意活下去，……我欣赏这五光十色的世界，我对它将发生的一切颇感兴趣。”但是他不恋栈，这种游戏三昧的态度，正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当然没有他看过的哲学书和丰富的人生际遇，他也不会得到这样的结论。但是也只有具备这种境界的人，才能写成这样谈人生哲学的篇章；一个热中名利的人，能亲炙老庄佛陀吗？我曾经说过毛姆是个人世者而不是个出世者，正因为他入世，他才能独具慧眼，得到出世的信念，这是相互为用的。
　　对初次面世而又玄想人生奥义的年轻人，可以从这本书得到帮助，从此免于走入歧途，无须碰南墙而后知返。对于已经碰了壁的，也可以获得一剂“胃舒宁”，回头是岸，其乐无穷。
　　毛姆的原文写得十分流畅，不像是在板起面孔讲人生大事；俞亢咏的译笔亦复如是，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不但欣赏文学的平白，而且从平白中看到盎然的诗意。
　　译者写信给我说，百花文艺出版社要他在本书再版时，从原有的十万五千字，再加译五万字。愈亢咏决定加读《总结》十五节到二十三节，另从毛姆《作家手记》译1944 及1949 两篇述怀之作，这样可使读者更能完整了解毛姆的世界观、文艺观和他的思想面貌。希望它能早成事实，对于繁荣我国的文艺事业，也许是大有帮助的。
　　1993年3月15日上重天

　　海明威在橡树园

　　橡树园是海明威的故乡，从他一生下地来（1899 年7 月）直到19l7年，就没有离开过。此后，他终其生也再没有回故乡长住过，除了临时的回乡。他的一位老师在海明威离开橡树园若干年后曾说过，海明威在橡树园的基督教及请教徒氛围中成长，可是居然如此深刻地写出了魔鬼和人世的一切，实在令人奇怪。
　　那里的居民，即使是老于世故的，他们的生活圈子也只是在学校和家庭教会中间，橡树园临近芝加哥，两者的交界极为明显，当地的人说酒吧尽头和教堂出现，便是芝加哥与橡树园的交界。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社会教育与宗教同样重要。像所有的中西部居民一样，橡树园的老百姓对东部的一些私立学校，带有一种蔑视的眼光。因此他们规定了自己的学校制度，特别是高中一级的学校，课程几乎等于东部大学的一，二年级。所以橡树园的中学毕业生，很容易进入耶鲁、韦斯里一类的名牌大学。
　　橡树园中学以文科著名，特别是英语系，海明威就是这一系的出色学生。高级中学的英语系要读四年；从英语Ⅰ到英语Ⅳ，都注重基础训练。一位1916 年的毕业生，后来成了一位名诗人和大学教授的说过，他们橡树园学校的水平是高的，他们不但重视拼写，而且重视写作。
　　即使在一年级里，课外作业也极多。第一年说要读《希腊与罗马神话》，这种书的叙述风格极为生动娱人。他们的必读书是《旧约圣经的记叙文》和《叙事诗一百首》，另外还读英国司各特的历史小说《艾凡赫》，及当代的优秀文学作品如H.6.威尔斯的著作等。海明威成名后经常说他得力于诵读《圣经》，特别是《旧约》。二年级则集中读美国文学作品，三年级致力于演讲和文字写作，到四年级又口过头来读经典著作，要背诵乔叟和莎士比亚的篇章。
　　海明威一年级时即被浑名为“聪明的学者”，老师及同学们都认为他学习有个性，与众不同。有个同学日后回忆说，海明威的写作，在班里比老师的要求更高。海明威在1951 年自己承认在学校里有两位英语老师：毕格斯小姐和狄克逊小姐，她们都是学校文学刊物《塔布拉》的顾问，她们都对他很好，他既想做个运动员，也想学习更好掌握英文的写作；海明威从这两位老师处得益匪浅。一位同学说“厄尼（厄尼斯特的爱称）1915 年才开始从事写作，他在三楼上育部打字机，开始时只是为了好玩，但以后就在写作方面得到发展。他朗诵自己的作品，而且十分热中。”海明威后来也说他不像司各特·菲兹杰拉德那样一开始就要当运动员，他既无雄心壮志，也别无选择。在橡树园中学既然你会踢足球，你就不得不踢。狄克逊小姐经常要学生写故事和小品文，而毕格斯小姐则不断鼓励学生阅读经典著作，而且培养他们的幽默感。毕格斯小姐对海明威的关怀更为殷切，她不但视海是学生，而且也注意他的个人问题；这两位是海明威永远不能忘怀的老师。
　　把海明威视为死读书的人极不确当，他在学校时不但是班里的佼佼者，而且也是在各方面十分活跃的人。他被选撰写班里的“期望”文章，因此自然而然成为班里的演说人之一。他从一年级到三年级都是学校交响乐队的成员，四年级时他还成为一个演员，在学校舞台上演出。他在三年级时即成为校刊《秋千架》的记者，次年成为六个编辑之一，而且在刊物上面写了不少短篇小说和诗歌。他成为校内若干课外活动的成员，如田径队的干事、足球队员、游泳队员、水球队队长，以及男生射击队的组织人。海明威是多向发展的。
　　这里也有个故事，有次海明威在编辑《秋千架》时临时缺少若干行稿子，他就匆匆写了则男生射击队的消息，把自己和另外五个同学作为成员。以后该刊的编辑要男生射击队的照片，他就临时拉了那五个同学，借了五枝枪，拍了照对付。这五个人是从来没有拿枪射击过的。
　　海明威在学校时就有了个写作准则：“一个作者不要重写已写过的
　　东西，除非新的作品比原先写过的要好得多；当前作者要做的不是重写以前已被人写过的事物，除非超过那些已死作者生前完成的杰作。”海明威那时不过十六岁，以后之成为一代大师，这句话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种下了他以后自杀的死因。
　　1993年9月3日七重天

　　托尼·莫瑞森之歌

　　每到新年将临的前夕，世界上就显得格外喧嚣，因为这正是每一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决定得奖人的时候。名单尚待公布，在得主尚未决定之际，便有各种猜测；美国文坛亦不例外。众多候选人中，托玛士·品钦和乔埃斯，卡罗尔·欧茨二人的大名，颇得关心文学奖者的瞩目，此外候选榜上有名的还有V.S.纳保尔、陶里斯·莱辛，以及玛格里特·阿特伍德诸人，但最后的获奖者竟是黑人女作家托尼·莫瑞森，这甚至出乎莫瑞森本人的意外。当清晨友人在电话中告诉她时，她自称“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相信”。但是瑞典文学院却以莫瑞森的“把语言从种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和“用诗歌一样珍珠的语言写作”，而选中了她。这位获选者的确是十分合适的人，因为在文学事业中，她在美国文坛也被视为以威廉·福克纳（诺贝尔文学奖1949年获得人）为代表的南方文学后继人，而且在美国的黑人文学中，又是拉尔夫·埃利森和詹姆斯·鲍德温以来最出色的黑人文学家。
　　诺贝尔文学奖从来没有给过美籍非洲人，颁给妇女的除了赛珍珠之外，也没有给过别的美国的女作家。而莫瑞森这位美国阿尔巴玛分成制佃农的女儿，却戴上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她认为这不是她个人的胜利，而是“我希望这还说出了美国非裔文学作品的一个进步。这种文学已经是主要文学事业以外又一种文学”。此语意味深长。
　　当莫瑞森的《宠儿》（1987）出版后，有四十八位黑人作家和批评家签名抗议美国主要的文学奖忽视了这部小说，这一年《宠儿》得到了普利策奖。事实上，这时莫瑞森早已在美国文坛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她的父母曾经是阿尔巴玛的佃农，以后迁居到俄亥俄州的钢铁之城洛雷因，以寻求较好的生活。托尼于1931 年诞生，是四个孩子中的第二个，正逢大不景气的年代。她的父母只要有活干，便去干活，而且她父亲不相信人世间白人的每一个字和每一个姿态，当然他有理由具有如此的信念。托尼长大起来，牢记她家人常讲的一个故事：她在两岁时，因为父母欠了房东四块钱房租，邪恶的房主就想放火烧了这座屋子，使她们一家人葬身火海。那时她只有两岁，还记不清楚事实的经过，但她深信这个插曲。当她后来从事写作时，她的笔下充满了这种仇恨所得到的不可比拟的企图，以及此种行为所招致的一切。到了十二岁，她就去工作贴补家用。她以优良成绩在中学毕业，进了华盛顿州的霍华德大学，当时这是一所全是黑人男女青年的学校。以后她进了康奈尔大学，攻读英语，毕业论文研究福克纳与弗及尼亚·伍尔夫作品中的自杀行为。她于1955年得硕士学位，这学位可以使她去大学教授英语，起初在德克萨斯，以后又回到霍华德大学。当她开始创作小说时，由于她对于福克纳著作的熟谙，帮助了她的写作。1970 年，她出版了《深蓝色的眼睛》，“写到那些妇女已经到厂随时随地可以发泄不快的境地，倦于展望死亡，对于接受痛苦时，可以无视痛苦的存在。”
　　她在霍华德大学教书时，与牙买加建筑师哈劳德·莫瑞森结婚，生了两个孩子。当婚姻生活变得不幸福时，托尼就埋头写作，并从中得到安慰，若干年后，她回忆到此段生活，还不胜欣喜，说自己是个“怪癖的人”。她写的故事中有个黑女孩祷告上帝给她一双蓝眼睛，使别人看了会称赞她的美丽。这个故事以后又鼓励她写成一部长篇小说。
　　多少年来，她都在业余写作，当她不做妈妈和支持家庭衣食开支的时候。1964 年，她和哈劳德离婚，她即辞去了在霍华德大学的教职，和孩子们迁居到纽约州的锡拉丘兹，在兰登书屋下属的一个公司编辑教科书。三年之后，她又调到纽约总店当编辑。托尼·莫瑞森在教学和编辑工作方面，都做得得心应手，使她在事业上得到超过白人的成功。我访美时曾经在招待酒会上和托尼见过二次，谈过话，发现她是个十分和蔼与风趣的人，但是看问题却极为深刻和尖锐。那天王蒙给她的印象很强烈，对于王蒙学了一两月的英语就能谈笑风生，赞叹不止，认为中国人是绝顶聪明的人。那天我们谈得很融洽，她也给我很好的印象。当然，彼时我没有读过她的作品，不可能体会到她在黑人文学中的建树，但她使我深感美国黑人健壮体魄所孕育的使命感。他们在黑人民族复兴中，一定可以得到胜利。
　　她在当编辑为他人润饰原稿文字时，在心里还保存有自己的领土。
　　在当代美国文学中，她能知道黑人妇女所占的地位是什么吗？被她写入虚构小说中的洛雷因的戚友，是否都已写出了她们的可爱、争吵与纯正的复杂心态呢？这些问题，在她以后写的小说中都给予了巧妙的回答。
　　《苏拉》（1973）写出了两个黑女人风涛般的友谊，她们反对强制去服从和反叛那些包围她的社会。《所罗门之歌》（1977）是她唯一写男性主角的一部小说，托尼·莫瑞森对批评及商业气氛的突破，写一个男黑人变换不定的冒险故事，使她得到了令誉而且扩大了她的读者群。她最后一个长篇《爵土乐》，我还无机会阅读。
　　那些不喜欢《所罗门之歌》的人，就选中她的《宝贝儿》（或《宠儿》。这部小说写一个逃亡的农奴解放了他女儿的故事。这使她获得了美国全国书籍奖和全同书籍批评者奖，最后得到普利策奖。美国的《时代》杂志认为瑞典文学院在授奖理由中说“她要把语言从种族桎梏中解放出来”这句话并不确切，因为人们称颂莫瑞森“超越了”她书中角色的黑皮肤，而给予她们抽象的普遍性，使人人能够理解。
　　托尼·莫瑞森说：“我们的沉默已经太久而且太深了。”“在合乎正规的文学里，我们常常被提到以及被告知，或者把我们当笑话讲，或者只是一个淫荡的一无血肉的行尸走肉。今天我们已夺回了叙述手段，就要诉说我们的故事。”当她写黑女人时，带着十分强烈的崇敬之感，她的狂热的小说并不以夸张做交易，因为她小说的写作是为了黑人的解放。
　　美国的批评家说托尼·莫瑞森是位伟大的合成音。在她的小说里融合了散居各地非洲后裔的感伤情绪和美国文学里的传统主流，也反映了最高学府的学识和出版社的手艺及一种门外人的义愤。莫瑞森作品中充满了无可否认的政治意义掩覆着作品的文学意义。1991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说，“诺贝尔文学奖并不因性别及种族而颁发，如果是这样，则成千的平庸作者都会被选中。托尼·莫瑞森获奖的意义在于因为国际公认她是一位杰出的优秀作家。”
　　实际上，托尼·莫瑞森并不以她的小说作为教育人民的工具，她走的是相反的道路，白人作者很少称誉“超越”白皮肤角色以外的，而莫瑞森则特别强调作品中人物的种族特征：黑色男女所受的压迫和他们在美国的地位。有人称她为美国黑人文化民族主义音，她可以当之无愧。

　　海明威的《战地钟声》

　　我喜欢海明威的作品，我也害怕海明威的作品。读海明威的作品是愉快，译海明威的作品则是自讨苦吃；所以我喜欢而又害怕。海明威的文字简洁，他一贯在对白中衬托故事进行的气氛，人物的思想感情，甚至是人物的行动，一句话往往有几个涵义，在英语中可以感到这种孕藏着的东西，但在中国语言中，却很难找到相应的文字，看看原文平白易懂，但要译得恰到好处，真须绞许多脑汁，往往好容易找到一个汉语的表述，颠过来倒过去，煞费周章，就是不能表达海明威的原来意图。
　　30 年代末期，我曾经译过他几个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故事，那时少不更事，以为译海明威不难，但过后读读，却不是原来理解的海明威，固然文字上也找不到什么毛病，不过比之原文，那就差多了，也可以说并未译出海明威的味儿来。因此时至今日，我只能欣赏他，要译他的作品却感到难矣哉。
　　普及本《战地钟声》原名是《丧钟为谁鸣》（我觉得奇怪的为什么要译《丧钟为谁而鸣》，难道多一个“而”字更能表达原意吧！我看不见得）。这部小说的译文，读起来总有一种白米饭里夹杂着沙子，有点牙碜。下半部的译文读来比上半部好，但也使人有前后不统一的感觉。
　　上半部好像译者是个新手，对原文并未吃透；下半部虽然文字通顺，却不能读出海明威的风格来。所以我觉得在上半部中泽者不过使译文对得上原文，而下半部大概校泽者花的功夫较多。上半部的语言，有时不像中国语言，如说“我很口渴了”，这看来是完全依照原文的排列，照填而已。又如吉普赛人是个粗陋不文的人，却能说出“夜深人静”这样文制绉的字眼来，这不符合说话人的身份，又如“你是一直在跟巴勃罗干嘛”，看起来有似问话，事实却不是问话。要懂这句话的语气，便好费思量。又如“你哪能说这种话”、“你在外面做啥”，“哪能”与“做啥”在普通话中很少听人说，倒有点上海方言的味道。又如“要了解眼前发生的事的全貌”，这句话完全显出翻译腔，译者并没有很好组织这一语句。又如在谈斗牛时，忽然来了个“牛肩隆”，那是什么呢？我查了许多书，都查不出这样一个怪名词，只能怪自己的无知了。还有海明威是很讲究遣字造句的，译文中在一段文字中竟连用四个“的”字，作为句尾，能说语句写得美丽符合修辞的要求吗？我似乎在念拙劣的新闻稿件，而不是海明威的作品。这样些例了在全书中是很容易找到的。
　　也可以说我在吹毛求疵，但我要说作为《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之一，这样的译文实在有负众望。

　　又见李黎

　　80 年代初我与诗人卞之琳访问美国时，有一次他从西海岸洛杉矶飞返纽约，当时我们客居在圣·卡洛斯旅馆里。这是位于东五十条街的一所精致小巧的大厦，住的人大都是驻联合国一些小国家的外交人员，来来往往的人虽多，却显出了闹中取静的舒适情调。
　　话说那天卞老回到圣·卡罗斯，已快午夜，我早已躺在床上看报。
　　他回来一进屋子，便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谈他去南加州的旅行见闻。我己放下手上的《纽约时报》，而他在吐出的烟雾中显出有些迷迷糊糊，突然他提高嗓子说在那里遇到女作家李黎，他说听在南加州教书的诗人张错提到卞要去访问时，她便叮嘱一俟卞老到达便要通知她，她要见见这位她久想一晤的大陆来的诗人。她驾驶了三个多小时的汽车来会卞老，接着又匆匆开车赶回去，因为她第二大还要上班工作。卞老以羡慕的声调谈着这位深夜在高速公路驶车来去的女作家，我记得那晚他用最美好的字句，来赞美李黎的勇敢。他的话使我对李黎的印象极为深刻，深悔没有同卞老一起去洛杉矶，而坐失良机；因为我早知李黎其人，读过她的作品，却缘吝一面。说来也凑巧，那一年我同卞老是11 月从美国回来的，到了12 月李黎便来到北京。我和她在杨宪益与戴乃迭的酒会上见了面。那晚记得到的人很多，有张洁、谌容、王蒙、范用等人，热闹得很。李黎十分豪爽、单纯、豁达，像个北方人称的假小子，一丝没有女性的矜持。我们一见如故，而且相见恨晚，.一下子成了熟稔的朋友。
　　她的酒量很好，我虽然当时还未戒酒，但是我的酒量哪里能和她相比，座中谌容也是个洪量，她们二人一仰脖子就是一怀，一杯一杯不知喝了多少杯；除了面色显得格外娇艳，乍来的人决不会知道她俩是在喝酒的人，还是那样文质彬彬的。我们一边谈话一边喝酒，不觉时间已然到了深夜。李黎告诉我们当年留美台湾学生的保卫钓鱼岛运动，她参加了而且还是个带头人，这引起我对她的钦佩。她又告诉我们她在台湾时，没有读过任何一本30 年代国内的文学作品，因为都是禁书，一些文学大师的作品，她都是到美留学后在图书馆里读到。这之前，我曾经读过她的成名作《天凉好个秋》及其他小说，我喜欢她娓娓道来的那种细腻与敏感融合一气的笔调和文字的中国气派，不像是个留洋喝过洋墨水的人，而且在恬淡的文字中，显出一颗火辣辣的心。那次见面，她送我一本刚在国内出版的《西江月》；她永远没有忘掉她对祖国的爱恋，我为之肃然起敬。
　　以后，她又回国多次，我们都见了面。有一次，她和她的先生及孩子住在西郊的友谊宾馆。我去看她们。她的母性倾注，与孩子的活泼天真，使我动容。大概前两年，有天黄宗江突然来电话，说李黎失掉了她的孩子，心情惨淡。宗江寄来了她写的悼子文，真是一字一泪，读着读着禁不往我的心也为之颤抖起来了。但是我没有写信给她，朋友的慰藉是无用的，显得那样微弱，心的创伤，只能用时间来弥补。
　　去年冬天，我寄去贺年片，并告以老妻安娜辞世的噩耗，她也传来了给我的新年祝福，还附了几个字：“伤心人对伤心人拜年，难说新年快乐，只好祝和平——心灵的，生活的，周遭的……再远就不敢奢求了……能读、能写还是莫大的幸福。我已愈来愈能欣赏自己还能、还有的一切。希望你也是。”她的几个字引起我的深思，说得太好了，使我顿悟：我将读到最后一本书，写下最后一个字，于是放下书，写下最后的一个大句号！
　　今年9 月初，忽然范用来电话，说李黎来北京了，她约我和其他挚友在10 日晚去国贸大厦顶层彩虹厅聚聚，我听了似乎是在听亲人的消息。届时我去了，发现她略显清癯，但风度依然，我们没有提备人心底的创伤，只在乍见凝视的一瞥中，宣泄了我们对亡人的思念，看来她己得到了心里的和平。那晚来了十多个旧友新知，相互倾谈，颇为热闹，这也是久矣夫我失掉的愉快。
　　见了又散了，这就是迅若转蓬的人生。那晚许以祺先生为我们合摄一影，照片寄到，我不禁思忖：天各一方几时能再见面，我只有在心底馨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