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话文丛·旧时月色》　上　钟敬文等主编

　　书话文丛·旧时月色
　　钟敬文等主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7.10

　　●序

　　舒乙
　　人和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人有书，动物只有物质的食物，而人有精神的食物。
　　“食色性也”，只说对了一半，说的是人和动物共通的那一半；不同的那一半，也是最重要的差异，便是人有精神的需求，人要书。
　　人要写书、编书、买书、藏书、念书，而动物绝无此种嗜好，不管多聪明的动物都不成。
　　人当中也有文盲，也有一辈子没有接触过书的，但是，他们听过书，多多少少知道一些书中的故事，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是受了书的影响的。
　　都只因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都只因书是人类智慧的载体。
　　都只因书是人类智慧的化身。
　　书便是人类的智慧。
　　北京的最西南角，有一座古寺，叫云居寺，那里藏着一部世界上最大的书，是一部石头书！
　　这部石头书的每一页有一米多长、半米多宽、三寸来厚，足有二百多公斤重，两面都刻满了字，每个字有网球直径那么大。云居寺里共有一万多块这样的大石头“页码”，整整齐齐的，规规矩矩的，浩浩荡荡的，真是令人惊叹万分。
　　干吗要刻这么一部大石头书？
　　就是出于爱。
　　和尚们，一千多年来，怕毁书，怕烧书，一句话，怕书传不下来，干脆，做一部石头的，让它永世长存，让它不朽。
　　这个故事的意义，在于它传达了人类对书的深厚的大爱。人可以死，书不能断代，书必须传下去。
　　这真是一个极致的、典型的、绝好的故事，最精确地最夸张地最使劲地描绘了书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有了对书的爱，于是，人们不断地在谈书，写了各式各样的体会。
　　有一个聪明人，叫邓九平，想起来，何不把现当代中国文人写的关于书的文章，选编在一起，一本装不下，编辑成一套，叫做“书的书”。他找到钟敬文先生、张岱年先生，在他们的指导下编成了一套丛书，这便是《书话文丛》。一共六本，涉及二百多位作家，近八百篇文章。
　　应该说，这是一个好选题，也是一个大工作，很专门，很专业，也很有眼力。
　　撇开这套丛书的知识性、趣味性不说，单说它传递的那种人类对书的感情，便足以使读者对它产生浓厚的兴趣。正是这种对书的尊敬，对书的不能割舍，对书的一往情深，一句话，对书的痴迷，便构成了这套丛书的永恒的价值。
　　对书的爱，产生了那部永垂不朽的大石头书；对书的爱，同样孕育了这套新的“书的书”。我在它们之间，看见了共性，看见了相同，于是，我便肃然起敬了。
　　1997年3月25日

　　●序

　　冯亦代
　　中国有诗话、词话、曲话，唯有书话，似乎是近六十年始为人所用，并为公众所认可，这是老友姜德明在为《现代书话丛书》总序中所说的话。我喜欢读这些书话，经常在作者娓娓道来的文笔中，摸索到一些未读过之书的信息，即使已读过的书，也可以从书话作者的文章中，对照我的意见，更可发现我读该书文本时偶有的粗心或未见及原作者的题旨。所以我常有一种感觉，认为书话是我的老师，不读书话，我很可能把一些引人入胜的见地失之交臂。
　　姜德明在总序里，曾把书话界定为“源于古代的藏书题跋和读书笔记，并由此生发、衍变而成。书话不宜长篇大论，宜以短札、小品出之。书话以谈版本知识为主，可作必要的考证和校勘，亦可涉及书内书外的掌故，或抒发作者一时的感情。书话不是书评，即不是对一本书作理论性的全面介绍、分析和批评。书话不能代替书评。”
　　我同意他前面所说书话的界定，但对他说的“书话以谈版本知识为主”
　　和“亦可作必要的考证和校勘”两点，则认为把书话只限于以汉语出版的书籍，似乎范围限得太死、太仄，则期期以为不可。因为我们现在读的书，汉语古书只是一部分，其他还有以汉语翻译国内各民族及世界各国的书，这些书不但有写书话的可能，而且鄙意在当前对外开放的大潮下，写外国书的书话还有其必要。
　　改革开放需要大量的现代知识。我们比之于国际上现代化的国家，至少有二三十年的差距，有些项目甚至还要落后到半个世纪之多；虽然我们也有比较先进的东西，但大体说来，我们还是落后的。所以在国家现代化方面，我们不但要迎头赶上，而且还要超过他们；如果安于落后，便须挨打，这是无可逃避的命运。因此更多地吸收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就十分必要。
　　但是我们还是个贫穷的国家，我们付不起那么多的外汇去买他们书籍的版权，这就不可能通过翻译来获得他们的知识。再说现在书籍的出版如此众多，我们也不可能本本都来翻译。如果我们国内懂外文并有专业训练的人，能够将他们读到的书，择其适合我们需要的写成书话，那就可普及这些知识，然后再谈翻译成汉语是否必要，那我们就可事半功倍了。
　　我是个英美文学的爱好者，起初只在《读书》杂志上写些海外的文坛消息，得到读者的欢迎。有次茅盾先生和我谈起介绍文坛消息固然可以知道海外的新闻，如果我们能写得再详细一些，介绍原作作者的经历及背景材料，对于我们掌握海外的文学情况，便可更进一步了。于是我便在一则出版消息里，写新书的内容，写作者的经历，写国外读书界对这位作者及这本作品的意向和对他的评价。如果我能读到原书，我就写上我的读后感，否则就依赖书评刊物的意见。十多年来我已汇集出版了好几本书，并为读者所欢迎，特别是受到中国作家的垂青，他们不但获得了消息，知道海外文学发展的趋势，有时还可得到启发，开豁视野。
　　因此，私意以为书话的内容，可以不必予以界定，写书话的作者要写什么就写什么，只要引领读者去读好书，增加国内外的新旧知识，便是达到了目的。
　　这部《书话文丛》的编者收集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做得比较周全，堪称自“五四”运动以来新型书话的第一次的选集，相信读者们会从中得到读书的乐趣，如果从此晋入“书痴”、“书虫”的行列，那就成为额外的喜悦了。
　　1997年3月27日于七重天

　　●序

　　张岱年
　　我喜书，喜读书、买书，更喜著书。青少年时期，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地近琉璃厂，下课后常和同学到琉璃厂旧书铺浏览。那时，琉璃厂旧书店很多，每个书店都陈列了很多古书，可我没有钱，无力购买高价的书。当时宣武门内路西头发胡同有一个小市，小市中也有几家书铺，我路过宣武门，常到小市旧书铺看看。我喜读《庄子》，也喜读宣颖的《南华经解》，当时家里有一部清初刻本的《南华经解》，比较破旧，在小市书铺中见到一部精刻本的《南华经解》，惜乎无力购买（直到30 年代，买到一部精刻大字本的《南华经解》，珍藏至今）。我记忆犹新的是在小市书铺中遇到一部《庄子》，题“郭象评，向秀注”，是一部木刻本，不知是何人伪作，也因无钱没有买下，后来再也不见了。
　　30 年代，我在大学任课，稍有闲钱买书。留心购求《张子正蒙》的各种版本。买到高攀龙的《正蒙释》，刘玑的《正蒙会稿》，都是明刻本。又买到《张子全书》的几种不同版本。当时许多收藏家都注意搜求诗词小说一类书，对于理学书很少有人注意，我则主要购买哲学书籍。50 年代初，我请琉璃厂书铺的魏广洲同志寻找明代哲学家王廷相的《家藏集》，他为我找到了，共六函，印刷装帧都精美。据闻北京的《王氏家藏集》只有两部，一部存科学院图书馆，一部由我购藏了。后来友人王孝鱼同志受中华书局委托标点《王廷相集》，即借阅我所藏的进行校勘。老魏同志又为我买到一部明版《李太白集》，亦甚为精美。我还在琉璃厂买到清代中期谢刻本的《荀子》，嘉庆年间重刻宋乾道本《韩非子》，都十分精美，令人看起来怡心悦目。我看过叶德辉的《书林清话》，知道宋元刻本的精美，惜乎无力购求，只能到图书馆善本室参观了。
　　我所见到的明刻本及清代乾嘉时期的精刻本，都十分精美，实乃一种价值很高的艺术品，是文化瑰宝。惜乎只能买到二三部，现在更是难以再遇了。
　　40 年代至50 年代初，北京饭店楼下有一个法文书店，卖外文新书。当时我也常到法文书店，买过一些英文哲学书，十分方便。后来这个法文书店因故被封闭了。50 年代后期，很难买到外文书籍了。现在看来，从文化交流来说，这是难以弥补的损失。
　　买书不易，存书亦难。40 年代我在清华大学任教时，那时住房也很小，后来迁到新林院，有一间很大的书房，颇为方便。1952 年迁到北京大学中关园住宅，建筑面积七十五平方米，居住面积不过三十多平方米，比较窄小。
　　当时购书不多，勉强够用。在“文革”期间，学校让七十五平方米的房屋两家改为三家，每家建筑面积五十平方米，书籍就放不下了。后来哲学系文革小组还嫌我们房屋太大，命令我从五十平方米迁移到二公寓的一间半的小屋，书籍更无法存放了。迁移时我只好卖出了四辆平板三轮车的书，但存书仍然嫌多，只好堆积在半间屋中。当时也不允许多读书，“知识越多越反动”
　　的口号正在流行，哪个还敢看“封、资、修”的书籍呢？其后逐渐落实政策，我的房由一间半改为两间， 1978 年又由两间改为名义上的三室一厅，实际是二间半和一间小厅。书籍勉强存放，找起来非常困难，又兼年老体衰，无力多买书了。偶尔到琉璃厂旧书店浏览，难免望书兴叹。因为没有放书的空间，也就轻易不买书。有时想起清末学者孙诒让、现代史学家陈垣先生都有几间大书房，不无羡慕之意。明知其不可求，也就安于陋室了。现在年过八旬，有时取出明刻及清代精刊，观览一番，也就很满足了。
　　清代思想家颜元（习斋）讥讽宋明理学家，说宋明儒者只会“读、讲、著”，意在对于书呆子痛下针砭。其实理学家除了“读、讲、著”之外，也还在考察、思索。如周敦颐、程颢以及朱熹、陆九渊，也都长于吏事。我的一生似乎是在“读、讲、著”中度过，其实我是力求贯彻“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我写了一些书，幸而都能问世。四十岁前所写的哲学论稿，题为《真与善的探索》，1988 年由山东齐鲁书社出版了。三十岁前撰写的《中国哲学大纲》，近年来也一再重印。前后出版了十几种书，实可庆幸。“老骥仗枥，志在千里”，我还想继续写。虽然无力买更多的书了，但是对于书的感情还是一如往昔。希望出版界多出新书、好书，在印刷上超过乾嘉时代精刻本的书。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书话文丛》，愿这套丛书能在读书人的心里洒下一片春雨，是为序。
　　1997年3月

　　◇旧时月色◇

　　●买书是一件好事，但买而不读，徒供虫蛀，或留给子孙拍卖，这样的爱书狂者，是毫无意义的。

　　阿英
　　（1900～1977）
　　文学家。原名钱德富。曾用笔名钱杏邨、张凤晤、魏如晦等。安徽芜湖人。20 年代初登上文坛，发表新诗、小说和文学评论。1927 年参与组织太阳社。1930 年当选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常委。著有《现代中国文学论》、《晚清小说史》，电影文学剧本《梅兰芳》及《阿英剧作选》等。

　　旧书新话

　　一
　　宋袁襄《枫窗小牍》载：
　　徽庙尝乘骢马至太和宫前，忽宣平日所爱小乌。其马至御前，马足不肯进，左右鞭之，益鸣跳不复调驯。时圉人进日：“此愿封官耳。”上曰：“猴子且官供奉，况使小乌白身邪？”赐■龙骧将军，然后帖然就辔。
　　这一则很可编入《论语》的《幽默文选》。猴子既然做官，马儿自不甘屈伏，鸣跳不驯，装腔作势，此及事之必然。可是，终竟是“装腔作势”而已，所以，封官以后，马上就“帖然就辔”，不再“鸣跳”了。这“帖然”二字，可谓神来之笔。
　　二
　　明李日华《紫桃轩杂缀》载：
　　道士吴涵虚，好睡终日，人号吴之猱其言曰：人如要闲，必先学懒。若不懒，定不闲也。
　　此道士真是深得懒学三昧者，大可以著一部懒人哲学。此种学理，实际上，也只有如道士者流可以体验得出来，日夕奔走衣食者可谓休想。某君闻之曰：国难时期，安得全国皆懒人？此懒人哲学提倡者应特别嘉奖。
　　三
　　幽默大师林语堂先生，最近大捧郑板桥，对于板桥骂知识分子的话，颇感痛快。昨阅周昀叔的书札，有一则，与板桥之言，可谓相得益彰。书曰：每笑穷措大，数十年奔走名场，饥寒如故。坐视井庖萧萧，妻子啼号，仰屋哀吟，束手无策。出见市井驵僧，鲜衣美食，诧为天人。而乃匡坐大言，如有用我，必能经纶当世，袵席斯民，其谁信之？吾辈多有此习，最足令人捧腹。
　　我说，这类人真的做官，我辈岂止“捧腹”，直要“遭殃”；若云举例，当今之世，何地无之？
　　四
　　金武祥《粟香二笔》载：
　　顺治间，有奏毁佛寺者。上谕：佛至今日，亦可怜矣。留作山川景物之点缀可也。
　　又乾隆间，有以沙汰僧道请者，御制诗云：
　　颓波日下岂能回？二氏于今亦可哀。
　　何必辟邪犹泥古？留资书景与诗材。
　　以无限精力经济，来创造“画景诗材”，可谓雅人深致，而亦惟有高雅之人，乃能如此。今洛阳大修寺院，主席为灵谷寺刻经，部长礼佛，绅耆送龟，可谓高雅不让古人。小子何幸，生兹盛世！
　　五
　　明李日华有《梨花怨》十二绝，记他向沈子广乞梨花的经过。每首诗前，“为诽语引之”。此徘语，颇令人发噱，特录之于次：
　　与沈子广乞邻翁梨花。
　　子广辞以尚蚤。
　　又促之，辞以主人他出，篱门不开。
　　又促之，辞以雨中不堪攀折。
　　雨晴，又促之，辞以落尽。
　　羞涩不复乞。
　　独坐念之，终怨。
　　它日会子广，许以明年偿通。
　　明岁花时，又先期促之。
　　旬日，又促之。
　　子广柬来云，邻翁之树已薪矣！
　　俳语第十二为：“他日子广为予蓄梨花栽，感其意，谢之。”这一俳语，保全了子广的面子，却损害了全俳语的幽默，我觉得删去为是。此一幕乞花喜剧，在他人见之，作何感想，我不得而知。至少，在我个人，是觉得沈子广大有道理，即以此治天下，亦必大大成功。手段如此高明，氓之蚩蚩，焉有不群起大购其飞机奖券的道理。
　　六
　　康熙皇帝在北京想吃二千五百里外的扬子江里的鳅鱼，于是臣民大忙其鲥鱼进贡。据当时山东按察司参议张能麟疏，谓：窃计纣产于江南之扬子江，达于京师，计程二千五百余里。进贡之员，每三十里一塘，竖立旗竿。日则悬旗，夜则悬灯。通计备马三千余匹，役夫数千人。东省山路崎岖，臣见州县各官，督率人夫，运木治桥，劖石治路，昼夜奔忙，惟恐一时马蹶，致于重谴。且天气炎热，鲥性不能久延……三省官民，只为膳馐一物，惊惶劳疲，官废职事，民废耕耘，……
　　张能麟（阿英按，此公亦鱼也，为同类乞怜，亦宜矣）以为这样是不成的，请求免贡。照这样看来，为吃一两尾鱼而弄得天翻地覆，是比现在仅仅修一两条衣锦归乡的公路，征一点苛捐杂税，其相差远矣。文明究竟是现代才有，彼时可谓黑暗时代哉。走笔至此，真想馨香祝祷，希望衮衮诸公万万年。
　　（1933年）

　　爱书狂者之话

　　一
　　在过往，有许多的爱书狂者，他们对于书籍的兴味，是非常的浓厚。旧诗中，所谓“一生勤苦书千卷”，所谓“黄金散尽为收书”，都是说这一班人爱书如何的狂热。不过这是就有钱买书的人说。没有钱买书的却不能如此。
　　他们有的跑到书坊里立在那儿“揩油”读，有的背了手对着架上的书签发呆，有的跑上百十里路去乞怜于藏书家之门，还有的，是如郭沫若所写，找着一个很好的机会，对自己所爱的书，来“万引”一下，没钱的人也有没钱的办法。这些事，散见在古籍里的很多，也很有兴味，从这里更可以看到，许多在学问上努力的人，曾经用怎样艰苦的精神，来战胜无书的困难。自己在学问上虽然无所成就，但这样艰难的路，是不断的在走着的。因此读书时，对于这一类的事件，也特别的留意。现在，把较有意义的一部分写述下来，成一篇《爱书狂者之话》，欢喜看这样故事的人，在读者中，大约总不乏其人吧。这算是“序记”。
　　二
　　明代末年，藏书最富的，在大江以南，要推钱牧斋，他有宋元精本极多。
　　不幸，遇了一次火劫，这些书都变成劫灰，只有在东城的无恙。其间，有宋版的北宋前后《汉书》。牧斋买此书，仅出价三百余金，因为《后汉书》缺两本，卖书的人特别减价。牧斋把这部书看得很宝贵，委托许多书贾访求补全。其间的一个，某次停舟在乌镇时，到岸上买面做晚饭，面店主人在败簏里拿出两本书来作包裹。书贾看见，竟是宋版《后汉书》，而且正是牧斋缺少的两本。他很高兴，商得面店老板同意，花了“几枚钱”买得。但其间的一本，缺少第一页，问面店主人，说是对面的邻人刚刚托了面去。书贾便去对邻，连这一页也要了来。连夜的赶到常州，送给牧斋，牧斋欣喜欲狂，办了很好的酒席请他吃饭，并送他二十金。这部书，到了清初，被“居要津者”取了去。《牧斋遗事》上所载如此。
　　三
　　钱牧斋不仅买书也曾卖过书。在宋牧仲的《筠廊偶笔》里，我曾经看到一则关于他卖书的事。说王弇州先生有一部宋版《汉书》，得之吴中陆太宰家，纸为罗纹纸，字类欧阳率更，是赵文敏的故物，卷首有文敏自作的小像。
　　弇州也把自己的像印在后面。他死之后，钱牧斋用千金买得，后再卖给四明谢象三。牧斋卖书后曾说：此书去我之日，殊难为怀。李后主去国，听教坊杂曲，挥泪对宫娥一段，凄凉景色，约略相似。
　　古人作文，有得句如得官的感想与快乐，由牧斋的故事看去，失书是和失江山一样的严重了。牧仲又说：“顺治间此书归新乡某公，近已携往塞外。”
　　京口有个李维柱，听到有这么一部书，尝说，假使能够得到此书，当每日焚香礼拜，死即殉葬。古人爱书的狂热，于此可以想见了。
　　四
　　吴兴陈锡路玉田，著有《黄妳余话》八卷。第四卷有一则题作《针史》的说：
　　荆州街子葛清，自项以下，遍体刺白居易诗，凡二十多处，人呼为“白舍人行诗图”，此事大奇。王阮亭《香祖笔记》云尔。按葛清事，见《西阳杂俎》。《杂俎》所载倒青一类甚多，统谓之鲸。又《清异录》云，自唐末无赖男子，以劄刺相高，或铺《辋川图》一本，咸砌白乐天罗隐二人诗百首，至有以平生所历郡县饮酒蒱博之事，所交妇人姓名年齿行第坊巷形貌之详，一一标表者，时人号为“针史”。然则如街子所为，亦殊不足齿数，阮亭独为之诧叹何耶？
　　陈玉田的笼统的结论，我是不敢同意的。我觉得刻诗刻画，是和记妇人姓名等等一样，是表示被刺字画者对某一事件，或某几个事件狂爱的。这样的爱书狂者，他们的热情是更可感佩。
　　五
　　宋牧仲《筠廊偶笔》又载：李玉衡国瑾，穷到没有钱买书，日取国学经史版，摩挲读之，手爪尽墨，久而淹贯，为世名儒。玉衡穷得很，住在庙中，日仅一食。冬夜没有火的时候，和两老仆共被敝裘而坐。像这样“取版摩挲读之”的读书人，真是难得。
　　六
　　宋代的钱思公，生长富贵，而只好读书。他读书的时间分配，是最有趣味的，据他自己说，是“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他什么时候都不肯释卷。欧阳永叔所记如此。同记又说，宋公垂在史院，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至于永叔自己，则所作文章，都在“三上”，所谓“马上”、“枕上”、“厕上”也。
　　七
　　说到欧阳永叔，想到了苏东坡。几月前，读明李日华的《紫桃轩杂缀》，有一条关于东坡抄书的事。《杂缀》说，东坡曾自抄《两汉书》一部，当抄完的时候，自己高兴的了不得，自夸以为贫儿暴富。东坡对于书籍之高，是于此可以想见了。《杂缀》叙述以后，是发着感慨说：今人买印成书，连屋充栋，竟亦不读，读亦不精。书日多而学问日疏，子弟日愚，可叹也。
　　买书是一件好事，但买而不读，徒供虫蛀，或留给子孙拍卖，这佯的爱书狂者，是毫无意义的。
　　八
　　李日华的《紫桃轩杂缀》、《又缀》，我所见到的有三种本子：一是明刻本，连《六研斋笔记》、《画腾》、《续画腾》等共十册，中缺《杂缀》一卷，书贾索二百元，当然无力购取；二是巾箱本的《携李丛书》本；三是影印的蒋心余批注本，此本缺《又缀》卷三。就中，以蒋本为最有趣，批注完全如塾师改学生课卷，令人喷饭，又令人想见此老读书时的有趣的神情，以及他对明代作家的态度。这些批注，有的是很有道理，有的却未免苛求。
　　摘录若干则于此，使读者想想这一个天真的爱书狂者之狂态：此论可笑何必琐琐明人读书，不研究字划，但囫囵读之“折”字不通无此句法大约唐人类书如《初学记》、《艺文类聚》等书，先生似未曾见过此条段不可存，辱没煞名士矣竟不读书不唐不宋，无此诗法，知先生于此事，竟是门外汉足下似未读《杂骚注》此等不知，抄之何为此公诗学极浅，于杜尤格不相入妄为之词其实足下未曾望其项背杜撰字可恨不敢说程朱，未脱明人习气此是《考工记》之文，抄之何为？可见明人不读书此又不知从何书抄入，若知是《周礼》，不抄矣不伦不类明人著书，不通如此此由明代诸人之空疏其书足下曾见否先生家中，想不蓄类书可笑穿凿可恨“兵”之与“丘”绝然不同，何来此悠谬之谈？此为明人不通字学之一证，此据《癸辛杂识》，宋人已不通矣
　　九
　　不知什么时候，从谢肇淛的《文海波沙》里，抄下了一则《藏书》，说爱书狂者的爱书，真是无微不至。此则余文是：古人珍重书籍，家藏率皆精好。邺侯牙签三万，至新若手未触。谢晔书，自校讎，列二十橱。沈鳞手写经书满数十筐。陆龟蒙得书即录，所藏虽少，皆精可传，非徒夸多已也。然不数载，竟丧于子弟兵烫之手，故杜进书尾跋云：“清俸写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教，鬻及借人为不孝。”陈亚诗云：“满室图书杂典坟，华亭仙客岱云根。当时若不和花卖，便是吾家好子孙。”二君之虑深矣。然不肖子孙，荡产如风扫箨，即万语淳淳，安能禁使不鬻哉。但得鬻于赏鉴之家，代我珍藏，尤胜于无赖子架上鼠吃雀污揩儿和泥也。
　　赵文敏书尾，跋云：“聚书观书，亦匪易事。观书者净几焚香，澄心静虑，勿卷脑，勿折角，勿以夹刺，勿以作枕，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随摸随修，随开随掩，后之得吾书者，并奉赠此法。”至哉此言，可谓无我之盛心，典籍之鲍叔矣。
　　此条虽不免有迂阔可笑之处，但古人爱书若狂，对书的顾虑深远，可谓用尽心机矣。
　　十
　　十年前，购得《施注杜诗》一部，有泾县查氏手校，藏书，子穆读过，查日华等章。归家翻阅，其间竟藏有梅曾亮名片，及梅曾亮亲笔小简各一，喜出望外。其小简云：弟现在收拾书箱，颇有厌多之意。前八吊钱所买苏诗，吾兄若需者，即可奉让，亦不必原价。如已买得，祈示知也。此颂辰佳，不具。即候回示。子穆吾兄年大人。年弟梅曾亮顿。
　　当时曾将此简借给商务制版发表于《小说世界》十三卷。名片当然是中国旧式的，印木刻“梅曾亮”三字，朱红纸，上注数语，是送查子穆藕粉等用的。于此知我所购“苏诗”，实系梅曾亮藏本。名家卖书，在这小简内，可谓又得一意趣。
　　（1933年）

　　选本

　　《文学》的《社谈》里，登载了一篇论“选本”的短论，说现在选本的芜杂，重复，希望选书的人开拓一些新路，不要仅在这狭小的圈子里兜转。
　　这意见是完全对的。在《论文选》一文里，我曾经把这样的书籍，称作“选本的选本”。现在想起来，觉着还得加上一点说明，就是并非“更精选”的意思，而是从选本中随意挑选，拉杂成书，根本上就没有“选”。
　　选本是一件大事，也是比个人的集子更有效果，更能不朽的。许多的文集可以失传，好的选本，往往是不容易消灭。理由是：选本集中了各家作品的精萃成分，使读者用很少的经济，不多的时间，来了解更多的东西，但这样的选本，决不是“随意挑选，拉杂成书”的一类。所以，选本的好处是很多的，如果选家是优秀的，肯把选书当做一种事业，认真来做的话。
　　遗憾是，这样的选家并不多，以至“投机取巧，粗制滥造”的选本，常常出现在市场上。此买书的人，所以在选本堆里选来选去，而终于无从选起也。造成这样现象的原因，是不单纯的，有印刷业发达的关系，有出版家生意眼的关系，也有选家生活的关系。在种种复杂的条件之下，想消灭这种现象，是不可能的。只有从另一方面来补救，刻苦的对选本下一番批判挑选的工夫，不断的督促和清算，这责任应该由批评家担负起。
　　中国出版界有一种很坏的风气，就是不肯分途发展，常常共同的咬住同一的书籍，死命的来拼，非弄到数败俱伤不止。如《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二十六史》，即其一例。所以，甲出版家因一本小品文选获得了利润，乙也就再来一本，丙看见有点眼红，加上一本来凑凑趣，这样发展下去，势必到家家都卖小品文，人人都买小品文，不是小品文也硬算小品文，把中国弄成一个小品文国家完结。决没有你出这个人集子，而我不印，而另印他人集子的。选本出版到这样糟，范围这样狭隘，出版界的这种风气，我想也是一个大原因。出版家对“出产的机械”要求既是如此，选者为生活所逼，不得不适应对方的要求，这并非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希望选家能发展新路，同时，也不得不希望出版家，能把这样坏的风气改变过来。

　　版本小言

　　近来颇有人谈论“版本”，在《太白》上，就有过两篇。一是藏书家周越然所作，好像是拿女人的美丑，来和版本做对比。后一篇，是周氏的反对论者，说这样的比拟，是不当的。版本，对于一个人研究学问，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值得大家如此津津有味的谈论着呢？
　　版本是一种专门的学问，是可以成“家”的。据我所知，上海的大藏书家，——银行家、军阀、官僚、暴发户——大都是聘有版本的顾问。这些顾问，对于版本学，至少有二三十年的研究。一书到手，他可以告诉你这是什么时候的刻本，多见少见，原刻，翻刻，有无他种好的，或者坏的刻本，卷数是否完全，以及价值几何等等。不经这些专家的过目，大价钱的书，他们是不敢收买的。不过他们虽懂得版本，却不懂得学问，书的内容的好坏。做这种顾问的，大都是旧书店的老板，算是一种兼职。他们对于藏书家的责任，一是作为版本的顾问，二是代为访书。工作的时间很少，薪金每月总要百元以上。也有常常请不起，临时聘任的，酬金高时，每天要五十两银子，还不能确定他替你选多少部书。胡适之就曾因不肯出五十两一天，而遭“我的朋友”一个版本家的拒绝。因为他们各人的肚皮里有一部书目，甚至记到全书有若干卷，若干页，页多少行，行多少字，不假思索的讲给你听。他们有你从任何“书目”上找不到的知识。
　　可惜他们不懂得学问。其实，懂得学问的人，也就不一定懂得版本。暴发户银行家之流，并非为学问而买书，我们不妨把他们搁在一边。版本对于学术的研究，是极有关系的。除掉字体的美丑，版式和字的大小不说，好的版本，错字就不会怎样多，由作者自己校时，或当时名家负责校对，是比一般本子可靠的。但“善本”也不一定是初刻，有时复刻本，因作者删改增补过，或者复刻精细的校阅音注过，会比原刻，或原作者刻，是更为优胜的。
　　翻刻本虽也算是复刻，却比较的不可靠。这一类的本子，大概是用原刻本逐页的贴在木板上重雕，字体、格式、行数、字数，完全的相同，不拿原刻从笔画粗细等等方面去对比，简直看不出来，然而常常的刻错。大概每一种本子，错误处总有不同；经过作者删改的复刻本的文字内容，在读者看来，也不一定就比初稿优胜；这就有搜集多种版本来互相参校的必要了。至断句本与不断句本，名家手批校阅本，对于研究者，同样的有很大的关系。一字之差，会使文句的意思变质，要免除这种缺点，是非寻求“善本”不可的。
　　怎样的认识版本呢？这不是在纸上可以谈得好的，一半要靠实际的经验。从字体上可以看到版本的时代，从纸张上也可看得出，从缺笔上可以使你懂得，从内容上，校刻者方面，一样的会给你知道。同时，从这些方面，也可以使你不懂得。因为字体可以模仿，前一代的版子可以后一代印，缺笔可以作假，人名可以借托，内容也并非不能作弊。而且两代过渡期间，刻板的风气上没有多大的变化，尤难以分清；看序文上的年月，是不见得可靠的。
　　说到“抄本”，也是容易被蒙过，究竟有过刻本没有，这是要用你的经验与研究来决定；什么时候的抄本，也要你会看，譬如纸色，卖书的人就会“做旧”。抄本之外，还有一种“禁毁本”，这应该是容易认的了，我们有的是“禁书目录”，所以得到帮助，然而一样是不竟然。“全毁”的本子容易知道，“抽毁”的本子，就有点不易，也许你买的一部，就是不完备，被抽去几篇，或一部分，而重即了目录，而重订起的。版本学问之难，于此可以概见了吧。所以，我现在在谈版本，实际上，我还是不懂得的，“我的朋友”，上海最有名的版本专家，他就屡次的告诫我，要我在买大价钱书时，先把“头本”送给他看看，免得上当。
　　旧书固然如此，新书又何独例外？版本对于新书，是一样有道理的。原则是写在上面了，这里只要举几个实例。譬如郭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泰东的初译本，就远不如创造社的订正复刊，而《现代》本虽是创造社所藏版，装帧上却远不如创造。郭著《水平线下》虽只有创造本。但实质上是有两种的，一有下编《盲肠炎》，一则没有。最近，于冷摊上买到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做学生时印的《域外小说集》，虽内容和群益刊本相同，但当看到首页“会稽周氏弟兄篡评”，版权页上的“发行人周树人”，“总发行处上海广昌隆绸缎庄”，及预告的安特来夫《红笑》作《赤咲记》，来尔孟多夫《当代英雄》作《并世英雄传》等等，却感到，这一本书的获得，是另外有着意义的。初版本较之重版本好的也有，茅盾的《子夜》、《散文集》即是。
　　托名的一样的有。至于名同而实不同，如《金瓶梅》的数种本子，《山中一夕话》的数种本子，在新书中似乎还不曾见到过。而在军阀时代，《东方杂志》的政治论文有“南方版”、“北方版”，内容迥然不同，晓得的人大概也不多罢。注意版本，是不仅在旧书方面，新文学的研究者，同样的是不应该忽略的。
　　无论研究新旧学问，中外学问，对于版本，是应该加以注意的。你就是注意装帧，也是一样，徐志摩的《落叶》初版本，粘贴着的木刻似的封面画一，和后来的各版就不同。郭沫若的《落叶》，精装本的黄布面，是比各种版本美丽的。现在流行着签名本，希望得到作家手迹的人，当然也有用处，和曾由作者盖章发行的古书关似。至于新的禁版书，自费刻本，也许印得很少，也许将来难以得到，尤应加以注意。
　　（1935年）

　　城隍庙的书市

　　熟悉上海的人，都知道城隍庙，每天到那里去的人是很多很多。有的带了子女，买了香烛，到菩萨面前求财乞福；有的却因为那里是一个百货杂陈，价钱特别公道的地方，去买便宜货。还有的，可说是闲得无聊，跑去散散心，喝喝茶。至于帝国主义者，当然也要去，特别是初到中国来的；他们要在这里考察中国老百姓的落后风俗习惯，以便在《印象记》一类书里进行嘲笑、侮辱。我也常常的到城隍庙，可是我却另有一种不同于他们的目的，说典雅一点，就是到旧书铺里和旧书摊上去“访书”。
　　我说到城隍庙里去“访书”，这多少会引起一部分人奇怪的，城隍庙那里，有什么书可访呢？这疑问，是极其有理。你从“小世界”间壁街道上走将进去，就是打九曲桥兜个圈子冉进庙，然后从庙的正殿一直走出大门，除开一爿卖善书的翼化善书局，你实在一个书角也寻不到。可是，事实没有这样简单，要是你把城隍庙的拐拐角角都找到，玩得幽深一点，你就会相信不仅是百货杂陈的商场，也是一个文化的中心区域，有很大的古董铺、书画碑贴店、书局、书摊、说书场、画像店、书画展览会，以至于图书馆，不仅有，而且很多，而且另具一番风趣。对于这一方面，我是当然熟习的，就让我来引你们畅游一番吧。
　　我们从小世界说起。当你走进间壁的街道，你就得留意，那儿是第一个“横路”，第一个“湾”。遇到“湾”了，不要向前，你首先向左边转去，这就到了一条“鸟市”：“鸟市”是以卖鸟为主，卖金鱼，卖狗，以至于卖乌龟为副业的街。你闲闲地走去，听听美丽的鸟的歌声，鹦哥的学舌，北方口音和上海口音的论价还钱，同时留意两旁，那么，你稳会发现一家东倒西歪的，叫做饱墨斋的旧书铺。走进店，左壁堆的是一直抵到楼板的经史子集；右壁是东西洋的典籍，以至于广告簿；靠后面，则是些中国旧杂书：二十年来的杂志书报，和许多重要不重要的文献，是全放在店堂中的长台子上，这台子一直伸到门口；在门口，有一个大木箱，也放了不少的书，上面插着纸签——“每册五分”。你要搜集一点材料吗？那么，你可以耐下性子，先在这里面翻；经过相当的时间，也许可以翻到你中意的，定价很高的，甚至访求了许多年而得不着的，自然，有时你也会花了若干时间，弄得一手脏，而毫无结果。可是，你不会吃亏。在这“翻”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不曾见到听到过的许多图书杂志，会像过眼烟云似的温习现代史的许多断片。翻书本已是一种乐趣，何况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呢？中意的书已经拿起了，你别忙付钱，再去找台子上的，那里多的是整套头的书，《创造月刊》合订本啦，第一卷的《东方杂志》全年啦，《低国戏曲集》啦，只要你机会好，有价值的总可以碰到，或者把你残缺的杂志配全。以后你再向各地方，书架上，角落里，桌肚里，一切你认为有注意必要的所在，去翻检一回，掌柜的决不会有什么误会和不高兴。最后耗费在这里的时间，就是讲价钱了，城隍庙的定价是靠不住的，他“漫天开价”，你一定要“就地还钱”，慢慢地和他们“推敲”。要是你没有中意的，虽然在这里翻了很久，一点不碍的，你尽可扑扑身上的灰，很自然地走开，掌柜有时还会笑嘻嘻的送你到大门口。
　　在旧书店里，徒徒地在翻书上用工夫，是不够的，因为他们的书不一定放在外面。你要问：“老板，你们某一种书有吗？”掌柜的是记得自己书的，如果有，他会去寻出来给你看。要是没有，你也可以委托他寻访，留个通信处给他。不过，我说的是指的新书，要是好的版本，甚至于少见的旧木版书，那就要劝你大可不必。因为藏在他们架上的木版书虽也不少，好的却百不得一。收进的时候，并不是没有好书，这些好书，一进门就全被三四马路和他们有关系的旧书店老板挑选了去，标上极大的价钱卖出，很少有你的份。这没有什么奇怪，正和内地的经济集中上海一样，是必然的。但偶尔也有例外，说一件往事吧，有一回，我在三四马路收古书看到了六册残本的《古学汇刊》，里面有一部分我很想看看，开价竟是实价十四元，原定价只有三元，当然我不会买。到了饱墨斋，我问店伙，“《古学汇刊》有吗？”他想了半天，想起似乎有这部书，跑进去找，竟从灶角落里找了二十多册来，差不多是全部的了。他笑嘻嘻地说：“本来是全的，我们以为没有用，扔在地下，烂掉几本，给丢了。”最后讲价，是两毛钱一本。这两毛一本的书，到了三四马路，马上就会变成两块半以上，真是有些恶气。不过这种机会，是毕竟不多的。
　　带住闲话吧。从饱墨斋出来，你可以回到那个“湾”的所在，向右边转。
　　这似乎是条“死路”，一面是墙，只有一面有几家小店，巷子也不过两尺来宽。你别看不起，这其间竟有两家是书铺，叫做葆光的一家，还是城隍庙书店的老祖宗，有十几年悠长的历史呢。第一家是菊舲书店，主要的是卖旧西书，和旧的新文化书，木版书偶而也有几部。这书店很小，只有一个兼充店伙的掌柜，书是散乱不整。但是，你得尊重这个掌柜的，在我的经历中，在城隍庙书市内，只有他是最典型、最有学术修养的。这也是说，你在他手里，不容易买到贱价书，他识货。这个人很喜欢发议论，只要引起他的话头，他会滔滔不绝地发表他的意见。譬如有一回，我拿起一部合订本的《新潮》一卷，“老板，卖几多钱？”他翻翻书，“一只洋。”我说，“旧杂志也要卖这大价钱吗？”于是他发议论了：“旧杂志，都是绝版的了，应该比新书的价钱卖得更高呢。这些书，老实说，要买的人，我就要三块钱，他也得挺着胸脯来买；不要的，我就要两只角子，他也不会要，一块钱，还能说贵么？
　　你别当我不懂，只有那些墨者黑也的人，才会把有价值的书当报纸买。”争执了很久，还是一块钱买了。在包书的时候，他又忍不住的开起口来：“肯跑旧书店的人，总是有希望的，那些没有希望的，只会跑大光明，哪里想到什么旧书铺。”近来他的论调却转换了，他似乎有些伤感。这个中年人，你去买一回书，他至少会重复向你说两回：“唉！隔壁的葆光关了，这真是可惜！有这样长历史的书店，掌柜的又勤勤恳恳，还是支持不下去。这个年头，真是百业凋零，什么生意都不能做！不景气，可惜，可惜！”言下总是不胜感伤之至，一脸的忧郁，声调也很凄楚。当我听到“不景气”的时候，我真有点吃惊，但马上就明白了，因为在他的账桌上，翻开了的，是一本社会科学书，他不仅是一个会做生意的掌柜，而且还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学者呢！于是，我感到这位掌柜，真仿佛是现代《儒林外史》里的异人了。
　　听了菊龄书店掌柜的话，你多少有些怅惘吧？至少，经过问壁葆老的时候，你会稍稍地停留，对着上了板门而招牌仍在的这惨败者，发出一些静默的同情。由此向前，就到了九曲桥边。这里，有大批的劣货在叫卖，有从业“西洋景”的山东老乡，把裸体女人放出一半，摇着手里的板铃，高声地叫“看活的”，来招诱观众。你可以一路看，一路听，走过那有名的九曲桥，折向左，跑过六个铜子一看的怪人把戏场，一直向前，碰壁转弯——如果你不碰壁就转弯，你会走到庙里去的。转过弯，你就会有“柳暗花明”之感了。
　　先呈现到你眼帘里的，会是几家镜框店，最末一家，是发卖字画古董书籍的梦月斋。你想碰碰古书，不妨走进去一看，不然，是不必停留的。沿路向右转，再通过一家规模宏大的旧书店，一样的没有什么好版本稀有的书的店，跑到护龙桥街，我们可以看到一街的旧书店，存古斋啦，艺芸阁啦，欣赏斋啦，来青阁啦，适存斋啦，文学山房啦，以及其他的书店、刻字店。护龙桥，也是一样，无论是桥上桥下，桥左桥右，桥前桥后，也都是些书店、古玩店、刻字店。所不同于护龙街者，就是在护龙街，多的是“店”，而护龙桥多的是“摊”，护龙街多的是“古籍”，护龙桥多的是新书；护龙街来往的，大都是些“达官贵人”，在护龙桥搜书的，不免是“平民小子”；护龙街是贵族的，护龙桥却是平民的。
　　现在，就以护龙桥为中心，从桥上的书摊说下去吧。这座桥的建筑形式，和一般的石桥一样，是弓形的，桥下面流着污浊的水。桥上卖书的大“地摊”，因此，也就成了弓形。一个个盛洋烛火油的箱子，一个靠一个，贴着桥的石栏放着，里面满满地塞着新的书籍和杂志，放不下的就散乱的堆铺在地下。
　　每到吃午饭的时候，这类的摊子就摆出了，三个铜子一本，两毛小洋一扎，贵重成套的有时也会卖到一元二元。在这里，你一样的要耐着性子，如果你穿着长袍，可以将它兜到腰际，蹬下来，一本二本的翻。这种摊子，有时也颇多新书，同一种可以有十册以上。以前，有一个时期，充满着真美善的出版物，最近去的一次，却看到大批的《地泉》和《最后的一天》了，这些书都是崭新的，你可以用最低的价钱买了下来。比“地摊”高一级的，是“板摊”，用两块门板，上面放书，底下衬两张小矮凳，买书的人只要弯下腰就能捡书。这样的“板摊”，你打护龙桥走过去，可以看到三四处；这些“摊”一样的以卖新杂志为主，也还有些日文书。一部日本的一元书，两毛钱可以买到；一部《未名》的台订本，也只要两毛钱；《小说月报》，三五分钱可以买到一本；这里面，也有很好的社会科学书，历史的资料。我曾经用十个铜子在这里买了两部绝版的书籍：《五四》和《天津事变》，文学书是更多的。这里不像“地摊”，没有多少价钱好还。和这样的摊对立的，是测字摊，紧接着测字摊，就有五家的“小书铺”，所谓“小书铺”，是并没有正式门面，只是用木板就河栏钉隔起来的五六尺见方，高约一丈的“隔间”。这几家，有的有招牌，有的根本没有，里面有书架，有贵重的书，主要的是卖西书。不过这种人家，无论西书抑是中籍，开价总是很高，商务、中华、开明等大书店的出版物，照定价打上四折，是顶道地，你想再公道，是办不到的；杂志都移到“板摊”上卖，这里很难见到。我每次也要跑进去看看，但除非是绝对不可少的书籍，在这里买的时候是很少的。这样书铺的对面，是两三家的碑贴铺，我与碑贴无缘，可说是很少来往。在护龙桥以至于城隍庙的书区里，这一带是最平民的了。他们一点也不像三四马路的有些旧书铺，注意你的衣冠是否齐楚，而且你只要腰里有一毛钱，就可以带三两本书回去，做一回“顾客”；不知道只晓得上海繁华的文人学士，也曾想到在这里有适应于穷小于的知识欲的书市否？无钱买书，而常常在书店里背手对着书籍封面神往，遭店伙轻蔑的冷眼的青年们，需要看书么？若没有图书馆可去，或者需要最近出版的，就请多跑点路，在星期休假的时候，到这里来走走吧。
　　由此向前，沿着石栏向左兜转过去，门对着另一面石栏的，有一家叫做学海书店的“板摊”较高级的书铺，里面有木板旧书，有科学，有史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学书；门外的石栏上，更放着大批的“鸳鸯蝴蝶派”的书。
　　你也可以花一些时间，在这里面浏览浏览，找找你要买的书。不过，他们的书，是不会像摊上那么贱卖的。一部绝版的《新文学史料》，你得花五毛钱才能买到，一部《海滨故人》或是《天鹅》，也只能给你打个四折，在这些地方，你还有一点要注意，如果有一本书名字对你很生疏，著作人的名字很熟悉，你不要放过它。这一类的书，大概是别有道理的。外面标着郭沫若著的《文学评论》（是印成的），里面会是一本另一个人作的《新兴文学概论》；外面是黄炎植的《文学杰作选》，里面会是一部张若英的《现代文学读本》；外面是蒋光慈的什么《女性的日记》，里面会是一册绝不是蒋光慈著的恋爱小说；外面是一个很腐朽的名字，里面会是一部要你“雪夜闭门”读的书。
　　至于那些脱落了封面的，你一样的要一本一本的翻，也许那里面就有你求之不得的典籍。离开这家书铺，沿店铺向右转进去，在这凹子里，又有一家叫做粹宝斋的店。这书店设立的不久，书也不多，木板旧籍也很少，但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文献却极多，而且很多罕见的。如果你是研究近代文史的，这粹宝斋你就必得到到，但要想买到新文学的文献，或者社会科学书，是很难以如愿的。看过这家书店，你可以重行过桥了，过桥向右折，是一个长阔的走廊，里面有一个卖杂书的“书摊”，出了“廊”，仍就回到了梦月斋的所在。到这时，护龙桥的书市，算你逛完了，但是，此行你究竟买到几册书呢？
　　跟着潮水一般的游客，你去逛逛城隍庙吧。各种各样的店铺，形形色色的人群，你不防顺便考察一番。随着他们走进城隍庙的边门，先看看最后一进的城隍娘娘的卧室，两廊用布画像代塑佛的二殿，香烟迷漫佛像高大的正殿，虔诚进香的信男信女，看中国妇女如何敬神的外国绅士，充满了“海味”
　　的和尚，在这里认识认识封建势力，是如何仍旧的在支配着中国的民众，想一想我们还得走过怎样艰苦的道程，才能走向我们的思想。然后，你可以走将出来，转到殿外的右手，翻一翻城隍庙唯一的把杂志书籍当报纸卖的“书摊”。这“书摊”，历史也是很长的了，是一个曲尺的形式的板架，上面堆着很多的中外杂志和书。我再劝你耐下性子，不要走马看花似的，在这里好好地翻一翻。而且在你翻的时候，你可以旁若无人地把看过的堆作一堆，要买的放在一起，马马虎虎地把检剩的堆子摊匀一下。卖书的是一个很和气的人，无论你怎么翻，怎么检，他都没有话说，只是在旁边的茶桌上和几个朋友谈天说地，直到你喊“卖书的”，他才笑嘻嘻地走了过来。在还价上，你也是绝对的自由，他要拾个铜子，你还他一个，也没有温意，只是说太少。
　　讲定了价，等到你付钱，发现缺少几个，他也没有什么，还会很客气地向你说，“你带去看好了，钱不够有什么关系，下次给我吧。”他有如此的慷慨。
　　这里的书价是很贱，一本刚出版的三四毛钱的杂志，十个铜子就可以买了来，有时还有些手抄本，东西典籍之类。最使我不能忘的，是我曾经在这里买到一部《黄爱庞人铨的遗集》。
　　城隍庙的书市并不这样就完，再通过迎着正殿戏台上的图书馆的下面，从右手的门走出去，你还会看到两个“门板书摊”。这类书摊上所卖的书，和普通门板摊上的一样，石印的小说，《无锡景》、《时新小调》、《十二月花名》之类。如果你也注意到这一方面的出版物，你很可以在这里买几本新出的小书，看看这一类大众读物的新的倾向，从这些读物内去学习创作大众读物的经验，去决定怎佯开拓这一方面的文艺新路。本来，在城隍庙正门外，靠小东门一头，还有一家旧书铺，这里面有更丰富的新旧典籍，“一·二八”以后，生意萧条，支持不下，现在是改迁到老西门，另外经营教科书的生意了。如果时间还早，你有兴致，当然可以再到西门去看看那一带的旧书铺；但是我怕你办不到，经过二十几处的翻检，你的精神一定是很倦乏的……
　　（1934年）

　　西门买书记——《城隍庙的书市》续篇

　　只要身边还剩余两元钱，而那一天下午又没有什么事，总会有一个念头向我袭来，何不到城里去看看旧书？于是，在一小时或者半小时之后，我便置身在那好像是自己的“乐园”似的旧书市场之中了。有一两家的店伙，当他们看到我时，照例的要说一句：“X 先生，好几天不进城了。”“新近收到什么书吗？”我也照例的问。不过，在最近，失望的次数，是比较多的，除去一册周氏弟兄在日本私费印的《域外小说集》，没有得到特别使我满意的书。“为什么没有新的来呢？”看过了架上的书，自己感到失望以后，总欢喜这样的追究。他们的回复也总是：“唉！现在是不比前几年了，进得多，卖得快。有还是有的，但是我们不敢多收。”这话是很实在。就拿城隍庙的旧书市场来说，在《城隍庙的书市》中，曾经对停业的邻人表示无限惋惜的菊舲书店主人，也就不得不受不景气的影响而停业呢。“没有生意”，“清淡极了”，现在走到那里去，时时飞过耳畔的，不外是这一类的话。然而没有法，嗟叹尽管嗟叹，既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慢慢地忍受下去。结果，便成了如此的不死不活的状态了。
　　虽然没有以前那样的“好书时时见”，若果常常的去，也还能有所得。
　　店铺虽然愈趋衰落，石桥上的摊子，还好像一折书的大贱卖，却日日在那里“新陈代谢”。这些书摊，拿四马路的新书店来说，是属于“薄利倾销”的一类。在这里，可以用十五个铜子买一本寻了很久的杂志，两毛钱买到一部将近十年的杂志合订本，或者新的禁书。我从这里收到的重要资料，记忆所及，就有《民潮七日记》等等。而几毛钱买到《洪水》二卷的合订本，也是有过的事。和我以前所说的一样，只是看机会如何而定。摊家的生活大概是很苦的，薄利倾销，利已经是不多，而一遇到阴雨连朝的时候，更是不能做生意，只有坐吃。也有一两家兼售古书的，但他们不认识货，开价往往是胡天胡地，就是遇到残本，也视若拱壁，实际上并不是什么难得到的本子。我每次到了那里以后，总会有第二个念头袭来，不景气是到了城隍庙的旧书摊了。从那里走到庙前，烧香拜佛的人，也会使人感到日渐的少，没有往日那样的旺盛。世有城隍庙的张宗子么？我想写《城隍庙梦忆》，现在也是到了时候了。
　　经过长时期的疲劳，有些感了饿。走到庙前，便又照例的踱进那在右手的食物店，便休息，便检查一回所买到的书，吃一毛钱的酒米圆。时间还早，向哪儿去呢？靠东头的一家旧书店是停业了。于是我再走向西门。只要有二十个子，洋车就可以乘到蓬莱市场。在临近市场，博物馆转角的地方，如果发现那天有旧书摊的时候，我总是下车看一看，不然，就让车子一直拉到目的地。走到市场里面，先看看卖古旧书的传经堂，这是上海旧书店书价最便宜的一家。要是那一天对于古旧书的访求没有什么兴味，就走出右手的边门，弯到场外靠西头的一条横马路上去。这里有的是地摊，一处两处，五处六处，有卖旧书的，也有卖一折书的。这里的书价，比之城隍庙，也许要大一点，但不会使人失望，一样的常常有难得的书。我的一部《中国青年》合订本，几年前被一个朋友烧了，今年我在这里又买到，价钱也只两毛一本。这卖书的人很知趣，当我买了这部书，他就问：“先生，我还有一部禁掉的《新青年》，你要么？”我知道他有些门槛。“在哪里？”我问。他说：“在家里，你先生要的话，我们可以约定日子，我带到这里来。”像这样的事，我不知道遇过几次。有时他们没有，但只要委托他们代找，他们是会到处为你去寻访的。
　　沿着到西门的电车轨道走吧。这一带没有地摊，然而多的是新旧书店，招牌我没有抄下来，我不能一一的告诉你。但能以说的，就是这地方也有难买到的书，甚至有偷来卖的刚出版的书。问题是书价不会很低，新的总得六折，旧的也要三四折不等。因为西门是一个学校区，教科书特别的多，几家大书铺里尤其多，我对这条街没有什么好感，过门不入，是常有的事。不过，西门的书市，到这里并没有完，于是再走向辣斐德路，新建筑的道上。这里连续有几个书摊，比过去的那几个区域贫乏。但要买一点维新以后的小说的话，不妨停在这里捞捞。可以买到最初在中国出现的托尔斯泰的小说，《小说林》一类的小说期刊，新的章回小说之类。古旧书也有，只是好的千不得一。再向前进，如果天色还早的话，走不到多少路，会看到在一条横马路上，堆满着人，排列着各色各样的地摊。就从这里向北，就到了上海有名的“黑市”，要买些文房四主，不妨在这里寻觅。要买书架，书桌，也可以在这里买。虽没有真正端溪砚，他们开价到六七元的好砚，也可以找出几方。还有，就是有几个地摊，也在卖旧书。不过，这里有的旧书，大都是儿童读物，“鸳鸯蝴蝶派”小说。走完了这条路，再回到辣斐德路向前，走不到贝勒路口，这儿是存在着这条马路上最后的一爿旧书店。到这时，灯总会来火了，腋下的书，大概也挟得不少了，“回家”一个念头，又会马上袭来。但在喊车之前，我总得先看看自己的口袋，究竟还剩几个钱。
　　（1936年）

　　我涉猎的范围很杂

　　要我具体的说出在青年时代所爱读的书，是一件很为难的事，因为在那一时期，我涉猎的范围很杂，而自己的趣向也是多方面的。
　　我学的是土木工程，自然希望后来能有机会做一个工程师。但我的兴趣，又并不能集中于所学的课程上。总是把大部分时间，甚至于受课的时间，都用去读其他的书。
　　我是在教会学校完成中等教育的，因课本的关系，使我接近了兰姆、迭更司、欧文，把我引上文学的路。到青年时代，正是“五四”浪潮的开始，我的爱好，却渐渐地由英、美作家，移转到俄、法和北欧方面。我最欢喜的，是哥郭尔的《疯人日记》、《外套》，易卜生的《娜拉》、《国民公敌》，和托尔斯泰的《艺术论》。
　　受了《新青年》、《觉悟》、《学灯》的影响，我又欢喜读社会科学书。
　　新青年社出版的《社会主义史》以下的书，我都读过，但我那时对社会科学家的爱好，却比较侧重于克鲁泡特金，直到青年期终结止。因克氏的《互助论》，又使我的研究发展到生物学方面。
　　记得那时所读的生物学书，给我影响最大的，除《互助论》外，有达尔文的《物种原始》、瓦勒斯的《生物之世界》。后来，我又欢喜《善种学》一类的书。
　　开始于黎朋的《群众心理》，我接近了心理学，由此而读他的《革命心理》、《意见及信仰》，发展到《儿童心理》、《青年心理》、《性教育》。
　　有一个时期，对于这一方面，差不多是很热狂的。但现在再翻黎朋的书，不但兴味索然，反而感到那种理论的可笑了。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把我引上哲学的路。杜威、罗素自然是必经的路，后来就是笛卡儿、柏拉图、尼采、叔本华。我最欢喜《近代思想》这一部书，我特别爱好尼采。在中国，由胡适、梁启超、吴虞的影响，我欢喜墨子，在这一方面，我花去的时间颇不少。
　　我在青年期读书的广泛复杂，于此可见。综结我从少年到青年时代，在教育方面，我学过文学，学过商，学过工，学过农。在自己读书方面，也是一样，什么都要看看，什么都要研究一回，经过差不多十年的复杂的路。
　　这当然是由于少年心理，有多方面欲求的关系，也是因为没有良好导师，仿佛是一个瞎子，自己在四面八方的乱摸路。这样的方法，是不足为法的；而景深学兄一定要我写，只得实供如上。
　　还得附加说明，就是在中国文学方面，当时我所欢喜的，是鲁迅、周作人、叶绍钧、谢冰心、郭沫若、郁达夫诸家的作品；于古代文学的接近与了解，严格地说，是在离开学校，走上讲台以后。
　　（1935年）

　　苏州书市①

　　苏州书市有三中心。自察院场至饮马桥一段护龙街，为旧书肆集中地；自察院场至玄妙观，为新书市场；自玄妙观广场折入牛角浜，为小书摊。护龙街东段、东大街、大华路、闾邱坊巷，亦各有一二家。
　　上海书价昂贵，且精品不多，故余每喜往苏购取。晨间自北站乘飞快车，凡一时零十四分，即可到达。觅定住处后，雇车进城，至察院场。于是，始文学山房，依次而松石斋、存古斋、来青阁、适存庐、觉民书店、艺芸阁、宝古斋、灵芬阁、集成、勤益、琳琅阁、振古斋、欣赏斋，一路访书，直达饮马桥。整个上午，完全耗之于此。
　　然后至西园粥店，或玄妙观，略进饮食，即作观内摊头之访问。由此折入牛角浜。旋复回至庙后，雇车入牛东大街，访来晋阁老店。再折入大华路，大华书店，并其主人家小休。然后则往闾邱坊巷看书。最后乃巡回玄妙观前之新华肆。
　　至此亦大约夕阳在山矣，乃携所得书出城，至旅馆稍休。至上海粥店，买活虾一盆，并一菜。晚饭后，略略闲走，即回旅店。灯下翻阅所得，其佳者一气读之，读尽则酣然入梦。有时亦留居城中，其日程与阊门同。惟时间若早，则约一二书商，至西园或公园品茗谈书。
　　每次往苏，居留时期无定，有当日返，有隔日返，亦有三日或再由此他往者，要看是否等待已接洽或在接洽中之书籍决定，盖书有时非书肆所有，出自故家，须经书商往返接洽，白己且须极有耐性等待也。如此，遂又有时不得不挟一卷书，至汪裕泰楼上，唤精茗而品之读之，以待书商之携好消息来矣。
　　此一切，如昨日事也，然苏州沦陷，达半载上矣。杭州书肆储书，已全为日人运去。不知护龙街诸家，亦曾遭受同样之命运否？玄妙观地摊，闻近极繁荣，然购者不多，大华路则已变为咖啡市场。过去欢乐，宛如一梦，吾心目中之苏州今不知究变成若何状态矣。
　　无国防即无文化。由今视之，无国防且并买书之乐亦不能获得。此持久抗战，以争取民族独立与生存，无论自任何一点言之，皆属必要之先着，有赖于国人群策群力，努力完成之也。
　　① 原载1938 年5 月9 日《文汇报》副刊《世纪风》，系《胡沙随笔》中一节。

　　海上买书记

　　从郑振铎《痀楼集》里，看到了几篇关于买书的话，连带想起他在《欧行日记》里所说的一些，感到买书的艰苦，和获得好书时的愉快，真是被他说尽了。
　　获得了不经见的珍秘书籍，有如占领了整个世界，这说法虽不免有些夸张，但欢快的心情，确实不是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因此，钱谦益在无可奈何，不得不出卖他的宋版《后汉书》时，就不免有“如后主失却南唐”的感叹。
　　不过甘苦尽管相同，获得的经过究竟各异。想到自己为着一些书，弄得节衣缩食，废寝忘餐，其艰苦也多可记。有所感发，特拉杂存之，作为个人买书生活的一段回忆。正是：米星儿没一颗，菜根儿无一个，空把着几本文章做什么？
　　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一部《三袁集》的买到。那是什么时候，已经不能记起了。从来青阁的书目上，看到《玉璠集小修稿》的名字，下面注着“缺中郎一卷，可谓遗憾”的话。当时，我已有《白苏斋类集》初刻本，《钟定袁中郎集》，并《袁小修集》，因其残缺也就没有注意。
　　有一天，去来青阁买书，偏遇着已经卖出。买书的人，大概总有这样心理，当满怀热望走进一家书铺，而什么都得不着，懊丧的情形，是难以言状的。所要的得不着，还总想另捞一两本书去。干是停住不走，问东问西，肴架上书，翻地上书，……我当然不会成为例外。
　　这时我想起了《三袁集》。初意也不过是看看版本而已。哪知翻阅一过，竟使我快活得要跳起来。原来《中郎集》虽缺，全目是有的，而版本又是那样的可爱。小修诗不曾见过，这里所收又如此的多。我决定把它买下。经过许多时间的论价，他们让了一些，就定夺了。
　　约有一星期，把钱筹措齐了，取回了这五册书，心中的高兴，是不可言的。但又来了第二个问题，到什么地方去寻访缺少的中郎一卷呢？我把这事委托了各旧书店，特别是常常到内地收货的传经堂。我知道希望很少，但我幻想能够“遇”得着。
　　又是很久，各方面的消息，都如石沉大海，问到时，大家只有摇头。去年的夏天，传经堂又去收书了，当快要回来的时候，我几乎每天从环龙路跑到蓬莱市场去等。有一天，因为过于热了，我没有去。哪知第二天去，铺主已在前一天回来了。
　　胡乱的把他收来的书翻了一过，买了几部，但我托他找的，一本也没有。
　　我感到很失望。无意的回过头去，看学徒在那里修补一部明版书，凑近一看，竟忍不住的叫了起来。原来这正是我好久寻访不到的《三袁集》里的《中郎稿》。
　　“太奇巧了！”我这样想。接着就知道，这一卷书，已经于昨天到上海时卖了出去。铺主忘记我曾经托过他了。我一定要他替我设法。他很为难，说那买主也爱这本书。我说：“在他得着，依旧是一个残本，而我却可把这部书配全。”后来，我急得没法，便征得铺主同意，先把这一搭散页带走。
　　经过中间人和对方好几次磋商，总算说好了，我把一部袁照校刊的梨云馆本《中郎集》调换给他。这部书一直放在家里好几个月，我不敢拿回去修，我深恐又发生其他波折。结果，是受古替我重装的。
　　也是去年的事，在北平文奎堂的书目上，看见有《潇碧堂集》二十卷、续集十卷出售。袁无涯刻本中郎集五种，我是有的，但从不曾听到过有什么《潇碧堂集续集》。这是一部很少见的书，便决定去买。
　　那时我很窘，又一心想买，便想了一个办法，买了一元邮票寄去，要求文奎堂把书寄给上海和他们有来往的书店，告诉他那几家和我相识。因为这几家，我是都可以欠账的。从此，我以为自己又得到了一种珍本。
　　两星期快乐的梦，到底是被打击得粉碎，原来竟是骗人的，哪里有什么《潇碧堂集续集》？这是一部印刻极劣的明版书，大约是当时的翻印本，《续集》云者，实是《瓶花斋集》的易名。我不但失望，也非常气愤。徒然做了两星期以上的没有报酬的梦。
　　不过珍本也有无意获得的时候。我再说买《珊瑚林》的事。无意中发现了这一部明刻书是《德山暑谭》的全稿，《暑谭》只是其间的四分之一，是选本。后来，他的门人又把全稿刻了，就是这一部书，共分两卷，有陈继儒的序。我看被删的部分仍多佳作，且此书很少见，也决定买了下来。
　　从讲价到定夺，总算是很顺利，便付了定洋，言明晚间取书，要店里替我重订一下。问题就发生在这“晚间取书”上。我走进门，一个店伙迎头就说：“这部书缺了十八页，怎么办？”我有点惊奇。接着另一个年轻的说：“我们老板回来，把我们骂了一顿，说是卖得太便宜了。”我这才懂得缺页是怎么回事。再接着来了一个有胡须的，望了这年轻的一眼：“我看这样，你先生且拿去，这缺页，将来我们设法替你补。”
　　当时，我气愤极了，我要他们把藏起的拿出来。闹了很久，没有结果，他们一口咬定是原缺的。我深悔当时为什么不数一数。我明知道他们要留着这十八页书，将来好敲我一回竹杠。我懊恼得把定洋要了回来，说：“我不买了。”
　　约有三星期，我再去那里，重行抽出这部书来看，缺页果然补上了，书价已经涨高了两倍。我忍不住的质问他们：“明明是原来的，朱笔圈也前后一样，你们为什么这样骗人！”他们却一口咬定是以重价配来的。
　　以后一连几个月，我在那里买了好几回书，总不再提起这一部。而这书因开价过高，也没有人肯买。直到过了年，一次我又愤愤地讲到，大概他们也知道照这样价钱是不会脱手，就再来要我买。终结是我照原价添了一倍，他们照改价让了三分之一，把它买了回来。这是一部很少见的难得的本子，虽然冤枉的多出了一倍钱，我始终感到欢喜。
　　买书真是不易。譬如买《徐文长集》，得到有图的《四声猿》本，以为是了不起了，却不知还有一种附刊他的笔记的本子，我之买《梅花草堂全集》，其情形也大体类似，因为此书有两种，名同而实异。
　　何以言之？原因是张大复的著作，都题做全集，文集刻《梅花草堂全集》，笔记也刻做《全集》。卖书的人，版本是懂得的，内容却并不理解。《梅花草堂笔谈》十四卷，流传得较多，也较易得，而文集十六卷，因是禁书，却很难买到。但他们一般的只知道有两种卷数不同的本子。
　　受古不知从哪里收到了一部《文集》，他们并不知道这并非《笔谈》，只晓得多二卷，便把价提高了一倍。大概总有不少的人，以为这就是《笔谈》，价格既高，就一直没有人买。
　　有一天，我在那里闲着没事，谈起了这部书，告诉他们我买得的，价钱只有他们的一半。他们以多两卷为辞，拿出来给我看。哪知并非《笔谈》，而是禁毁的文集。
　　我知道这是一部极难得的书，而受古和富晋，却是“漫天开价”，不许你“就地还钱”的人家，便仍作为多二卷的《笔谈》来和他们论价，他们照规定的让了一点，我也就买了下来。
　　这部书买得并不公道，但如果受古知道并非《笔谈》，其开价恐怕要更多呢。不买又到哪里去找？我很庆幸得到了这部难以买到的书，虽说为了这部书，在经济上受了不少的累。
　　以后，还在受古家买到一部《婆罗园清语》，是虞德园的校刻本，有屠隆亲笔刻序，是全本，和《宝颜堂秘笈》的选要不同。他们作为宝颜堂本卖了给我，及至知道，才非常失悔。不过像这样幸运的事，究竟是不多见的。
　　“幸运”以外，也有“非幸运”的一面。于我买王季重集子的经过上，可以见之。发端也是在受古，他们给我看四册衬装的残书，是王季重的《游唤》、《游庐山记》、《律陶》、《弃律》、《状志铭》，清初复刻本，索价很昂，我没有要。
　　蟫隐庐的新书目出来了，里面有《王季重全集》残本出售。我跑去看，计《避园拟存》、《杂文序》、《时文序》、《尔尔集》、《传》、《杂记》、《状志铭》各一卷，共十四本，各种完全，无残缺。也是清初复刻本。《避园拟存》、《尔尔集》等且是禁书。开价并不高，当时我就买了来。
　　因为买得这七卷书，就颇有把受古《游唤》四册买来配补的意思，但这里面是重了《状志铭》两册。和受古商议，一点也不肯让价。《状志铭》拆开买，那更是办不到的。无可如何，只有照定价买了来。同样的两册书，超过了那边十四册的价钱，真有些愤愤！
　　不久，又在一个店伙手里，遇到了明版的《玉季重历游记》。直到后来见得原刻本，买到明版《名山胜概记》，才知道我买得的，并不是什么原刻，而是用《名山胜概记》里的一本衬装的。
　　去年，我看到了明版的《王季重十种》，内容没有我几次所凑合起来的多，书贾竟大标其为《王季重全集》，售价抬高到二百元，真是可笑。他的《文饭小品》，是一直到现在还不曾见到过，不知将来有遇着的机会没有？
　　最近作《李伯元传》，买《海天鸿雪记》的事，是更奇巧了。好久买不到这部书，心里很焦急，后来翻一家的旧书目，看到这一书名，就立刻跑去买。店伙找了很久，找不到，约第二天再去。第二天依旧是找不出来，他们还坚持说没有卖掉。此书不得，在《李伯元传》上，是一大阙典，只得再委托他们。他们说：“书一定在的，什么时候找到，是一点把握都没有。”一团高兴，差不多灰冷了下来。
　　隔了两天，我去一家门摊书店，看看他们替我找到没有，依旧是一个失望。在那里闲谈些时，只得告别回家。正要出门，一个人提了两大扎书来卖，打开他手里拿的书目来看，不禁使我心花怒放起来，开头的一部，竟是我焦急在寻的《海天鸿雪记》四本。
　　他的开价是四元，共七十二册书。门摊书店的老板只肯出一元。两人拗住了。大约这是一个仆人，忽然的道：“那么，书且放在这里，我回去问问看。”跑走了。有了这样的机会，我哪能不等待？真冤枉，一直候到太阳下山，竟再见不到这个人的影子。
　　怎么办呢？便和店主人商议，让我把《海天鸿雪记》带回来连夜的看掉，明天再送还，买得下就买，买不下就退还他。彼此都是很熟的朋友，自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哪知第二天去，又等了半天，此人仍不见来。第三天仍旧没有消息，弄得我简直不知要怎样才好。
　　到第四天，他还没有来。那时我也等不得了，便挑了几部，留了三元钱在那里，叫他们全部买下，剩下的四十几本，就送给他们去卖。一元的让价，总不会再有问题的。又过了四五天，我才知道他们最后是以两元定局的，店里赚了一元现洋，得了几十册书。
　　我分了来的，是《海天鸿雪记》四本、《文明小史》两本、《新繁华梦》五本、《女界现形记》十一本，比平时的购价便宜多了，较之旧书店定《海天鸿雪记》价为四元，那是相差得更远。综计几天的辛苦，《海天鸿雪记》外，还得到《文明小史》的复本，以赠久访而不得的友人，我的欢喜也就可知了。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其实，如果只“遇”不“求”，那也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些苦恼，但在具有一定目标做学问的时候，又怎么办得到？何况“遇”得到也并非容易的事。
　　如我今年之连续得到《黄平倩先生集》、《袁小修日记》、《徐芳悬榻编》，在我，可以说是一种例外。弹词小说，我虽不着意的求，年来却收得不少的好本子，大概是收藏家不注意及此的原因。如乾隆刻本《玉堂春全传》、乾隆本《赵胜关传》、《双玉燕传》、同治《诗发缘传》、抄本《马如飞珍珠塔》、嘉庆本《白獭传》、乾隆本《双玉镯前后传》、嘉庆本《燕子笺弹词》，都是我所喜爱的。
　　虽然在这一方面用过很大的功夫，但几度思量，却觉得买书究竟是一件太苦的事，在我个人，是矛盾尤深。因为旧书的价格都是可观的，价高的有时竟要占去我一个月或两个月的生活费，常常使自己的经济情况，陷于极端困难。而痹性难除，一有闲暇，总不免心动，要到旧书店走走。瞻仰前途，我真不知将如何是了！……在我个人想，总还有一篇《上海卖书记》好写吧。正是：
　　孜孜写作缘何事？
　　烂额焦头为买书。

　　读《狂言》

　　昨年，周作人先生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极端推崇袁中郎（宏道）
　　所领导的“公安”一派，说“公安派的文学历史观念”，是他“所佩服的”，甚至认“五四”新文学运动，为这一派运动的复活。其实，这两回的文学运动，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公安派所代表的是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的一派别的反虚伪的运动，而“五四”新文学运动，则是资产阶级的反封建运动。
　　周先生对于这一“奇迹”的发现，自己虽然用了不少的力量，实际上，这力量是“浪费”的。
　　公安派的文学运动的主张，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他们反对“剿袭模拟，影响步趋”，反对“以剿袭为复古，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掩陈腐之词”，这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里，介绍得已很详细，从不久买到的中郎的两卷《狂言》里，一样可以看到。如《读桃花源记》一文，中郎就说：
　　有一等人，气浮意薄，之乎者也，穿插得来，遂谓秦汉后无文字，腻脸向人前，调嘴弄舌，优劣古今，可恨也。……总之，胸中原无特见，不过拾他人唾余，为自己识见，把秦汉文字，定为程式。后来文字眉目稍不似处，便为不佳，藏其懒堕，肆其夸张。不知其洼处，正在不同古人；若同古人，又作此文何用？竟不成文矣。须振起精神，自开意见，将文字细细体贴，又不可把自家俗肠解坏了他的奇文，久久自知其好也。
　　在这里，中郎所发表的文学上的主张，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里所介绍的，是完全一致。他是一贯的主张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同样的，他把这种精神，反映在其他方面，如《复友人》篇里所说，“俗论追胜游者，必归苏公，弟恨不能将此辈即置之大辟；只此一语，不知将古今多少人品，活活埋没，岂可以口舌之过轻贷之！”是说明即在所谓“胜游”上，他也是反对“模拟古人”的，认为“即一至庸人来此地，湖神自能开豁其心胸，悠然有会。”中郎对于“模拟古人”深深不满，对于知识阶级，有时也根本上怀疑。《狂言》里，有一篇《山居斗鸡记》，写大小两鸡相斗，有童子屡助弱者，两书生笑其与“畜类相搏”。童子愤甚，答道：“较之读书带乌纱帽，与豪家横族共搏小民，不犹愈耶？”中郎对于只会做官，鱼肉小民，而不能“锄强扶弱，豪行快举”的知识阶级的愤恨，和后来的郑壁的主张也是有一致性的。如此，也就无怪乎他在《读眉公读书镜》里，称李卓吾的著作，是“大快人心”了。中郎是一个李卓吾的崇拜者，他的著作，读了之后，是同样的令人起“大快人心”、“不朽盛事”之感的。
　　中郎的读书态度，据《狂言》所涉及的，是“凡遇也契心之书，便当取读数编，若不惬意，就置之俟他人，或别有独契者自去读。”（《复友人》）
　　同时，他在《读书》一诗里写得更明白：
　　生平爱便宜，寻乐曾不倦。
　　闭门读《庄骚》，转看《滑稽传》。
　　《西厢》开锦绣，《水游》藏雷电。
　　吟罢谪仙诗，《焚书》添一遍。
　　有病无恶况，无聊有笑面。
　　俗人俗不了，谓我资笔战。
　　中郎的读书，是极文博的，而且有他自己所特具的卓见。在圣经贤传的当日读书界里，能提出《西厢》、《水浒》，已属难能，何况还能更进一步的获得新的发现——《西厢》开锦绣，《水浒》藏雷电。即此一点，可也说在虚伪的当时的封建社会里，中郎真不愧为一个慧星，一大“叛逆”了。
　　可是，他的“叛逆”，并非根本的反对封建社会，他仍是一个封建思想的拥护者，他的“叛逆”，不过是要求“百病丛生”的封建社会能够进一步的改革而已。研究公安一派，在这一点上，是不能不特加注意的，尤其是在周作人先生那样的说明了中郎一派的主张以后。
　　中郎的狂放，从《狂言》的书名一直到内容，是在很多的地方可以看到。
　　而就在这狂放的态度中，中郎对于当时社会的不满，也很容易令人想到。譬如他的《闲咏》诗：
　　岂是书生有所恃，富而且贵亦何辞？
　　无才不解倚冰火，袖手闲行咏好诗。
　　这很明白的是他“做人”的态度的自白，一个坦白纯洁的书生，而且是“孤高自赏”。他觉得这是自己值得骄傲的地方，比他自己的“才”更光荣的所在。说到“才”，有一回，他“复友人”说，“吾兄请捐千贯，弟当立吐万斛，试一斗富有，看谁为不竭。”他的狂态是被表现的如此显明。他确实自信，只有“才”是伟大的，永久的，所以他的《读卓吾南池诗》说：
　　三春花鸟犹堪赏，千古文章只自知。
　　文章自是堪千古，花鸟三春只几时。
　　中郎的狂放，大胆地说明自己，是从各方面表现着，如《复友人》篇，他就很率直地写：“昨为倾谈所伤，夜来女郎入梦，且伤于无所不倾。今日百病交集，头额过于椎挝，喉舌过于燎原，手足过于缭缚，至于支节奏理，非疼非痒，有一种不可指明之症候，况味尤恶。”这是一班道学先生宁肯有此想，而绝对不愿写出，以遭世议的。但中郎是绝对不顾，他要做的，是如在《赋君实》篇里所说的“实实真真”。《赋君实》全诗说：
　　惟天生尔兮，奇奇怪怪。
　　惟我知尔兮，实实真真。
　　一味懒散兮，中含于意。
　　满腔风雅兮，不文其身。
　　特来晤对兮，不言不语。
　　既而别去兮，愈远愈亲。
　　昔我过尔兮，尔见有我。
　　今尔撇我兮，我见何人？
　　此“君实”，是不是李日华。山中无书，难以肯定。但公安一派的人物，大概多不免是像中郎那样的有点“怪”吧。他们“怪”的地方真是不少，这里，还可以抄下《狂言》里的一篇《题友人续弦》：
　　惟我与君不暂离，心苗眉底总尽知。
　　忆君昔日断弦时，意气都消成槁枝。
　　君才续弦两三日，万种凄颜一洗涤。
　　袖里温存漆漆浓，眼中颜色娇滴滴。
　　何尝不说旧人起，语言无味只如此。
　　譬如今年看桃花，谁觉去年花亦美？
　　世间万事总如君，岂笑君家独不仁？
　　不须向俗问谁氏，区区就是过来人。
　　这当然也可索隐式的说“言外有意”，可是对于这一班人的“狂放”，在此是可得到例外的旁证的，中郎所写的文字，往往是这样的有趣。再次，可以说到中郎，也可说是公安派的文章的“清新流丽”。像《寄友人》全文：“闻仁兄在宅多病，想碌碌不得宁耳。来寒舍偕往山中一洗涤，何如？巴不来香茗煖利，且受些云态风光。”就是一例。此外，还可举出他的《山中杂记》：
　　病中无事，客亦不来。饭后散步城头，俯仰景色，应接不暇，轻云远去，数鸟徐来。
　　人声四聚，笑语分明。一目两山，条枝可数。步倦归来，又月色溶溶矣。胸次悠然，乃从而歌之。歌曰：世情贫自少，岁月病偏多。椅栏看明月，盈盈上石坡。南邻好友闻余之歌，乃步月就余，促膝倾谈，夜分而去。此亦因病得闲之一乐也。
　　这是散文。在诗歌方面，也是一样。《狂言》里收有他的诗数十首。这里，就个人所好，选出《久病才起》一首，请读者看看何如？
　　黄菊未绽身垂死，自分梅花付别郊。
　　起来移步庭前立，燕子飞飞葺旧巢。
　　至于中郎的诗，还有“贫剧不忧死，病剧不忧贫……我若贫不病，几在此一生”一类的警句，纸完字限，不再多说了。最后，想补写几句的，是我所收的《狂言》，是夏柞胤（君锡）的校刊书，前页已缺，由旧书铺全部“袍套”过的。“袍套”是旧书铺的术语，是每页重行衬裱的意思。这一部书是明刊本，共二卷，内收文十五篇，韵文六十篇，信十九封。山中无事，把此书重读一过，写此介绍，消磨时光而已，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我们之探讨学术，除了消极地拿它来抵制自己的游思玄想以外，至少总还有一种积极的意义，是可以从它得到相当的刺激，使自己的枯燥的人生，平凡的岁月，显得润泽些，繁荣些。

　　严既澄
　　（1900～？）
　　名锲，字既澄。长期从事教育与编辑工作。有译作、散文多篇。

　　随无涯室记

　　把自己的读书偃息的地方题上一个斋名，原是读书人的普通习气之一，这不独在中国为然，西洋的文人也间或有之，不过远不如在中国那么样地普遍罢了。我虽不曾生长“书香世家”，但因为一生下来便住在大都市中，买书异常方便，似乎从十四五岁的时候起便已学会了“以古为师”的习惯；换言之，也就是很早就存心要把自己造成一个“读书人”。因此，对于书本上的古昔圣贤的言行，无不尽可能地去模仿它。像这种最容易模仿的习气，自然是不会轻易放过的。就我现实所能记忆的，我的最早的斋名似乎是“芟蕴庐”，取的是《左传》上的“为国家者，去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断其本根，无使能殖，则普者信矣”的意思，但所谓“芟夷蕴崇”的目标当然个是“为国家”，不过视此为治学的途径而已。其实我那时哪里有什么“庐”？那时我们一家统统共只赁居一问所谓“一楼一底”的房子，不但迫仄浅狭的不成样子，并且还把楼上转租给别人。因此，派给我的卧房——书房当然由它兼任——只是通常拿来作厨房用的贴近后门的那一小间，一床、一椅、一书桌已经把全部面积占了十分之七强，再塞进一个书柜，便真个“只堪容膝”了。窗子外面便是窄窄的“弄堂”，负贩者的叫卖声，讲价声，争论秤子大小声，不断地飘进来，洋洋乎，盈耳哉。而且每天早起，各家的门口都陈列着大大小小、新新旧旧的朱漆马桶，恭候“倒老爷”——（上海人送给粪阀之尊称）——的光临，大概总得陈列到三四个钟头之久；又因为被陈列之马桶常会不翼而飞的缘故，通常总是把桶盖蒙起来，于是乎各桶中的很充实的内容遂灿然在目，而且芬芳四溢了。约摸等到太阳方中，“倒老爷”才悠然地挑着担子，迤迤从外来，而“萧萧马鸣”之声随之四起，则各家佣婢方以竹刷及贝壳等物开始其“洗马”之工作也。凡此诸般声响常与我之读书声隔墙酬和，而于其芳馨腾户牖之际，我也惟有掩窗门而谨避之。
　　于是小时候的穷朋友对我俨然以书斋自命的“变蕴庐”，遂不免常加非笑，以为够不上称“庐”的资格。但彼时我的心中已经深深地印下“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的理想，不知在什么时候，更进一步而改题我这个小天地为“必先斋”。诸位知道这个斋名的涵义么？说起来才狂妄得可笑咧。原来这“必先”两字就从《孟子》上的“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几句书里摘出来；您瞧，这还不够被称为“少有大志”么？听说当年明大祖也最赏识孟老爹的这一段话，他老人家之能够终于恢复圣庙里的原有地位，也由于这几句话恰中这位草泽英雄的圣衷，这可见英雄所见略同，假如余小子他年也有机会去弄个“九五之尊”来玩玩，就凭这一点也够史臣们点缀多半天的了吧。也许连我上面所说的“芬芳腾户牖”也会变为“生时异香满室”哩。——这野马跑的太远了，赶紧“闲话少题，言归正传”。在我东游扶桑、北览故都以后，因为年岁渐大了，我家便把转租给人的楼面收回给我用，于是我的斋名自应由“斋”而“楼”。那时正在我度过了许多浪漫生活之后，自己对于芳年的虚耗，颇致惋借，同时又觉得自己的来日方长，及时奋发，仍不算太晚，所以在那一年所做的诗中曾有“往者悉纤芥，来日足抖擞”之句；一方面又由于我那小楼是东南向的，每天早起，楼上照满了可爱的阳光，遂截取“乱峰出没争初日”的“初日”字为楼名，请善学郑孝肯书的李唐先生代写一额，悬于楼上，以志彼时的心境。这个名字一直用了许多年；后来移寓西子湖边，因为仍是楼居，没有改名之必要。至纪元十八年，重莅旧京，所住的是平房，若果再沿用旧名，未免名不副实；虽然名士如文衡山也曾自己承认他的楼台亭阁大都建筑于图章书本之上，但这终有点近于吹牛摆阔，似乎不必去学他。而且自己的年龄也一天天地老大起来了，记得十年前曾有一位前辈先生赠我一首诗，其中有“叹君初日我方中”之句，明明是以“初日”二字来代表我的年龄，现在既然连我也已经“方中”起来，当然不好意思再紧抓住“初日”两个字不放手。于是我感到这斋名大有更换之必要。其始仍然从自己的年岁着眼，拟好一个新名叫做“初秋馆”。这“初秋”两字也有来源，在龚定庵的《重过扬州记》里，那真是一段妙文，很值得抄几句在这里：“天地有四时，莫病于酷暑，而莫善于初秋；澄汰其繁褥淫蒸，而与之为萧疏檐荡，冷然瑟然，而不遽使人有苍莽寥澹之悲者，初秋也。”然则此时之我宁非正在我一生中之初秋时节钦？后来一想，这时期算是初秋，再过多少年，岂不能从中秋晚秋而入于冬季？这斋名又得更换，不是太麻烦么？
　　不改则已，要改就得找一个有永久性的，颇备以后长久用下去；再经过一度的挖寻，这个“随无涯室”便在一个吉日良辰里突然降生于人世——这里应该说明一句，所谓降生者，也不过请沈尹默先生代写一额，再请寿石工先生刻了一块图章，如此而已。
　　这应当是我的永久的斋名了，即使今后的生命还有两倍过去的那么久远，我也不会再想更换它。因为这室字是涵义较广的，无论是楼上楼下，广厦蜗居，都可以安得上去，而安置在室字上面的三个字则与我的内心的志愿和实际的生活都有很密切的关系，以后大概也不会有和我分离的一天，所以这四个字都不会有名不副实之嫌，我自然乐得永久用下去。因此，在开始应用它之时，似乎总应该郑重其事地做一篇专文去把命名的本意叙说一番，此亦我大成至圣先师所谓“必也正名乎”之遗意也。
　　所谓“随无涯”者，当然就是庄周先生所说的“以有涯随无涯，殆矣”的意思，他老夫子以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把这短促的吾生毫不爱惜地花费在茫无涯涘的知识的海里，在一个以“全生”为人生第一要义的哲学家看来，当然是很不值得咯。然而这种“尊生哲学”，在今日的以“进化论”为根据的实用主义者的眼中，却是万万要不得的，因为它的影响，很足阻碍人类的进化；所以我们这位古代哲学家便被我们的当代哲学家胡适先生溢为“东方的懒惰哲人”——这真是“先圣后圣，其揍不一也”。胡先生的道理自然是对的，不过庄先生的话也自有他自己的理由，似乎不一定就是提倡懒惰。原来他老先生也和我们同样地倒霉，生于一个乱得无可再乱的时代中，眼看着拥权黩武的人假借着种种的古昔圣人所发明的制度和学说去大规模地进行他们的荼毒生灵的罪恶，而一班以舞文掉舌为学问的读书人，还要恬不知耻地卖身投靠于当道者的门下，以充当食客为无上的光荣，结果只有间接地促进他们的“残民以逞”的事业。这才逼得他老先生忍无可忍，继续提出他的反对智识——被大盗借为护身符的智识——反对以人家的生命为工具的“尊生哲学”来。人生的自身就是最高的目的，所以“全生”为上，“亏生”为下（见《吕氏春秋·贵生篇》）；无论你有怎么好的东西摆在眼前，反正你不能以人家的生命为手段去换取它。他对楚国大夫所说的“曳尾涂中”的寓言，也就是这个意思。为了那时的当国者的草菅人命，所以特意把生命说得最宝贵，最尊严，从此就可以反映出任何的拿一个大题目去牺牲人家的事情，都是绝对不能宽恕的大罪恶，正如契诃夫的《赌注》（The Bet）里所说的一个反对死刑者的话，“任何人都不应该随便劫取一个人的生命，因为这生命不是他所能给予的。”——这句话正可作庄子的“尊生哲学”的注脚。所以我们如果就拿上面所引的两句话来断言庄子是纯然出于轻视智识的动机，那就似乎有点冤枉他了——庄子自己并没有轻视智识，他只教人把眼光放大，把精神开拓，不要拘拘于目前的“小知”。这是在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出来的，我如今拿这话来作书斋的题名，也不过表示我自己预备把这短促的生命贡献于知识的追求而已。这正是读书人的本分，远之有希腊哲人之自名为“爱知者”，近之有岂明翁之自署“知堂”，皆其前例也。
　　说到“知”字，那真是吓得死人！尤其是近代的知，又岂止“浩如烟海”而已？所以我得赶紧在这里声明一句：余小于幼而失学，现在已入中年，去日苦多，已无复“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雄心；所谓追求知识者，亦不过如谚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免使“方寸”不“灵”之“台”硬化的进程太速而已。自己当幼小之时，为种种机缘所牵掣，未曾受到完备的中小学教育，以致数学的根基未曾打牢；后来虽然侥幸考进了工业专门学校的应用化学科，但始终吃了根基不结实的亏，自己明白对于此道已经没有多大的希望，终于不得不半途而废，自动改行。从此对于自然科学就算永久绝缘。到而今眼看着飞机在半空中翱翔，耳听得电影演员在银幕上发声，并且东一鳞西一爪地，在书本上读到神经细胞怎样传递感觉，镭怎样放射光线，电子怎样还绕原子核心而疾走等等的现象，乃不禁欢喜赞叹，拍案而兴曰：“这才是人生的真学问啊！”可怜自己的时间与精力，境遇和机缘，都已不能允许我另起炉灶去从头下过一番苦功，使自己的意识和这些真实的知识发生密切的关系，只落得望洋兴叹，拊髀增悲而已。人世间最无可奈何的事，便是明知道有某种最可爱慕的东西放在你的眼前，而同时又明知你自己已经命中注定今生今世绝对不能获得它。譬如拿金钱来说吧，它的可爱慕原是谁都知道的，原因是它能替你解决一切的问题，就连寿命的延长也包括在内，所以凭良心说，我自己也实在爱慕它。然而它却不能给予我们以这种终身的大憾，因为你总不能贸然断定我将来永远没有成为一个Millionaire（百万富翁。选者注）的不能，哪怕当我写此文时，你明明知道我，是一个“三光码子”——（三光者吃光、用光、当光之谓也）。就这个谁也不敢断言的一线希望便维系着芸芸众生的恋世的热情，使世上的极贫苦之能事的人也不致骤然下决心去抛弃他的可怜的生命。如今我之对于知识却可怜到连这一线的希望也完全断绝了；我已经了然看透自己的本领，所以只要我不发狂，我总不会相信自己将来还有亲手造成一架飞机，或亲手发明一切的关于电子和原子的秘密的一天。这真是我的毕生大憾啊！每当宵深人静隐几冥思之际，自己对于过去的如许韶光之浪费，结果只换来一点模糊仿佛的知识的浮光，真不免“荡气回肠”，“感慨系之”矣。然而除了将来仿那位聪明的自题墓碑的人也来一个“这回不算！”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可想呢？越是想它不到，便不免越加增高想它的热情，这便是我的追求知识的第一层意义，以博闻强识如周岂明先生，还说他的最确实的知识“便是知道自己之无所知”，那么，不学无术如余小子之流更不配硬说自己是已有所知了。既无所知，还不赶紧去求，更待何日？管他是片段的也好，零星的也好，求得多少算多少，也总算是一种聊胜于无的办法呀。
　　可是如果您是一位死心眼的读者，一定要追问我求这些“知”来做什么用，那我又要被您窘住了。我哪儿猜得出您这一问究竟含着什么意思？如果您是容许我以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者的意见来作答的，那我自然不必发愁，已成的答案不是正多着么？可是如果您是一位彻底的怀疑论者，更要向我追问有了知识“是否你自己和这人生便可以永久存在”，“是否世界也会变得合理”等等的玄奥的问题呢，那我便要“无辞以对”了。老实对您说吧，我自己也并不是一个怎样兴高采烈的乐观主义者，我并不曾相信过将来的知识会替人生解决一切根本的问题；并且恰好和这相反，我一向便认定“生命”
　　之产生只是宇宙的一幕最大的悲剧，无论我们这一批两条腿的怪物怎样夸大自己的进化，他的结局却是断断不会很圆满的。从前便有一位朋友问过我：“你们一天到晚忙着进化，究竟这进化于你自身有何关系？等到你两脚一伸，溘然长逝了，这世界就是立刻变成了十全十美毫无遗憾的天堂，还会有你的份儿么？又何必辛辛苦苦地拿你自己的生命来充进化的机器呢？”这话固然未免有点太自私，然而这也就可以显示出人生的根蒂的空虚了。其实就整个地球表面上的全部说来，也不见得就比每一个体的生命坚牢得多少。如果我们把“自然的神”比做一个人的话，那么，所谓生命者，顶多也不过是他的头发上偶然霉出来的案虱子而已。所以生命的最大的悲哀就是找不出一个挺身负责的人来。虱子之成群结队地寄生于你的头上，当然不会是由于你自己具柬恭邀，而虱子自身则更是茫茫昧昧，绝不会知道它自己身从何来，便谈不到它的自由意志了。说不定你哪一天忽然高兴起来，要把你的头发梳洗一下，或者更进一步要把它全部剃光，你还能大发慈悲，为了要保这一大群的寄生虫而中止你的梳洗剪剃么？到那时就是虱子们的文化再高些，也无从向你提出抗议了。何况我们的托足地只是一个飘浮在无尽的空间里的一个小圆球，只要自然的神把它的轨道略微挪动一下子，就可以使我们自身和我们所常常举以自豪的全部文化碎为菌粉，其根基之稳固还远不如虱子在人头发里呢！所以那佛两宗的传道者都爱说人生是如何的虚空，仔细想来，那真是千古不磨的定论。尽管让我们当代的富有进取精神的名学者如威尔斯H.6.Wells 之徒紧抱着他自己的理由去预言从今以后，生命将永久流传，而且将以这颗古老的行星为立脚凳而越过辽远的真空把它的势力扩张到别的星球上去，但在我看来，这终于只是一种十足的梦想，就和我破费十块大洋去买第一期航空奖券时所怀抱的那个差不多。
　　说到这里，您总该明白了吧，我对于这位“知识”老哥，不但并不想请他来替我解决一切的根本问题，并且连盼望他能够为我的精神生命去找得一家殷实可靠的信托公司这点小小的要求，也早已自动地放弃了。这倒并不是我存心看不起他老人家，而只由于我自己深信人世间原没有这样的一家信托公司存在着，除非你能够学鸵鸟那样地把自己的头埋在沙土里，便以为世上再没有别的眼睛能够看见它。可是，您也许还要追问一句：“那未，你又何必这样孜孜矻矻地去追求知识呢？”这又得引用到一位朋友的话了。朋友者谁？近代大学者孙冶让氏的贵同乡周予同先生是也。约摸在十年前，周先生曾对我说：“我之献身于学术，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目标，不过以学问为泥土，拿它来填塞自己的头脑，使自己没有闲功夫去想到人生的空虚而已。”是一句最有意思的妙语，在当时我也曾热烈地赞同。但后来又觉得他这话未免太过消极了，好像把自己说得毫无生趣似的，似乎也有点失真。按诸事实，我们之探讨学术，除了消极地拿它来抵制自己的游思玄想以外，至少总还有一种积极的意义，是可以从它得到相当的刺激，使自己的枯燥的人生，平凡的岁月，显得润泽些，繁荣些。而且现代的学术正在日新月异的发展途中，它的微妙和神秘时时刻刻可以给予我们以无限的出入意表的惊奇；就这点惊奇趣味之领略，已足够抵得过金圣叹的几十个“不亦快哉”而有余了。可怜他老先生生早了三百年，那时的知识的内容还远不如现代的那么充实，范围也远没有现代的这么广大，其进展更远不如今日那么神速，以致他老先生不能在此中寻求新奇的刺激，只好把“留得二三癫疮于私处，时呼热汤关门澡之”一端的所谓神经末梢的刺激，也列为赏心乐事之一端，这在今日的我们看来，真是浅乎薄哉，其为.快”也亦仅矣。把这点意思说得最透辟，最精譬的，据我看来，要推知堂主人的那篇《伟大的捕风》，像“对于虚空的唯一的办法，其实还只有虚空之追迹，而对于狂妄与愚昧之察明乃是这虚无的世间第一有趣味之事”：“虚空尽由它虚空，知道它是虚空，而又偏去追迹，去察明，那么，这是很有意义的，这实在可以当得起说是伟大的捕风”等语，都恰是我心中欲言而未曾有机会说出口来的，他老人家先替我说了，而且说得这样好，于是我只好对他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一字不易地把这抄到这里来。而我的追求知识的用心，也就不必再加诠释了。
　　得咧，为了说明一个书室的题目，竟然东拉西扯地写上这一大篇，真是芜蔓得不成样子啦，可是写成之后，自己重看一遍，觉得这里头还没有哪一句不是由衷之言；好在作“畏庐论文”的林纤先生已经作古，不见得再有哪位好管闲事的先生会拿出桐城派古文家的“法度”来评量我这篇不成体统的文字，我也乐得就此搁笔，不再破费时间去删削它了。

　　●古色斑斓的宋版书和装璜瑰丽的善本书等，都像古代器皿一般地值得把玩，名人字画一般地值得欣赏。所以藏书是种需要，同时也是一种娱乐。

　　王了一
　　——（1900—1986）
　　作家。原名王力，广西博白人。1931 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燕京大学、广西大学任教，曾任中山大学、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31 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专著《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中国语法纲要》、《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译著有《莫里哀全集》、《半上流社会》、《娜娜》等。

　　谈谈怎样读书

　　首先谈读什么书。
　　中国的书是很多的，光古书也浩如烟海，一辈子也读不完，所以读书要有选择。清末张之洞写了一本书叫《书目答问》，是为他的学生写的，他的学生等于我们现在的研究生。他说写这本书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给这些学生指出一个门径，从何入手；第二个目的是要他们选择良莠，即好不好，好的书才念，不好的书不念；第三个目的是分门别类，再加些注解，以帮助学生念书。从《书目答问》看，读书就有个选择的问题，好书才读，不好的就不用读。他开的书单子是很长的，我们今天要求大家把他提到的书都读过也不可能，今天读书恐怕要比《书目答问》提出的书少很多。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因此，选择书很重要。不加选择，如果读的是一本没有用处的书，或者是一本坏书，那就是浪费时间。不只是浪费时间，有时还接受些错误的东西。到底读什么不读什么？这要根据各人的专业来定。如对搞汉语史的来说，倘若一本书是专门研究六书的，或者专门研究什么叫转注的，像这样的书就不必读，因为对研究汉语史没什么帮助。而像《说文段注》、《马氏文通》这样的书
　　就不可不读了。因为《马氏文通》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语法书，而读了《说文段注》，对《说文解字》就容易理解多了，这对研究汉语史很有帮助。读书要有选择，这是第一点，可以叫去粗取精。
　　第二点叫由博返约。对于由博返约，现在大家不很注意，所以要讲一讲。
　　我们研究一门学问，不能说限定在哪一门学问里的书我才念。别的书我不念。
　　你如果不读别的书，只陷于你搞的那一门的书里边，这是很不足取的，一定念不好，因为你的知识面太窄了，碰到别的问题你就不懂了。过去有个坏习惯，研究生只是选个题目，这题目也相当尖，但只写论文了，别的书都没念，将来做学问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将来做老师，那就更不好了。搞汉语史的，除了关于汉语史的一些书要读，还有很多别的书也要读，首先是历史，其次是文学。多了，还是应该由博到专，即所谓由博返约。
　　第三点，要厚今薄古。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因为从前人的书，如果有好的，现代人已经研究，并加以总结发挥了。我们念今人的书，古人的书也包括在里边了。如果这书质量不高，没什么价值，那就大可不念。《书目答问》就曾提到过这一点，他说他选的大多是清朝的书，有些古书，也是清朝人整理并加注解的。比如经书，十三经，也是经清朝人整理并加注解的。从前，好的书，经清朝人整理就行了，不好的书，清朝人就不管它了。他的意思，也就是我上面说的那个意思。他的话可适用于现在，并不需要把很多古书都读完，那也做不到。
　　再谈谈怎样读书。
　　首先应读书的序例，即序文和凡例。过去我们有个坏习惯，以为看正文就行了，序例可以不看。其实序例里有很多好东西。序例常常讲到写书的纲领、目的。替别人作序的，还讲书的优点。凡例是作者认为应该注意的地方。
　　这些都很好，而我们常常忽略。《说文》的序是在最后的，我建议你们念《说文段注》把序提到前面来念。《说文序》，段玉裁也加了注，更应该念。《说文段注》有王念孙的序，很重要，主要讲《说文段注》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作者讲究音韵，掌握了古音，能从音到义。王序把段注整部书的优点都讲了。再如《马氏文通》序和凡例是很好的东西，序里有句话：“会集众字以成立，其道终不变。”意思是说许多单词集合起来就成文章了，它的道理永远不变。他上面讲到了字形常有变化，字音也常有变化，只有语法自始至终是一样的。当然，他这活并不全面，语法也会有变化的，但他讲了一个道理，即语法的稳定性。我们的语法自古至今变化不大，比起语音的变化差得远，语法有它的稳定性。另外，序里还有一句话：“字之部分类别，与夫字与字相配成句之义。”这句意思是说研究语法，首先要分词类，然后是这些词跟词怎么搭配成为句子。语法就是讲这个东西，这句话把语法的定义下了，这定义至少对汉语是适用的，《马氏文通》的凡例更重要。里边说，《孟子》有两句话：“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之”是“他”的意思，“其”
　　也是“他”的意思。为什么不能互换呢？又如《论语》里有两句话，“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海乎叶两句格式很相像，为什么一句用“之”，一句用“焉”？《论语》里还有两句话：“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则未之学也。”这两句话也差不多，为什么一句用“矣”，一句用“也”呢？
　　这你就非懂语法不可。不懂，这句话就不能解释。从前人念书，都不懂这些，谁也不知道提出这个问题来，更不知怎么解答了，这些问题从语法上很好解释，根据马氏的说法，参照我的意见，可以这样解释，“亲之欲其贵也，……”
　　为什么“之”、“其”不能互换，因为“之”只能用作宾语，“其”相反，不能用作宾语。“之”、“其”的任务是区别开的，所以不能互换。“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海乎？”为什么前一句用“之”，后一句用“焉”？
　　因为“爱”是及物动词，“忠”是不及物动词，“爱”及物，用“之”，“之”
　　是直接宾语：“忠”不及物，只能用“焉”，因为“焉”是间接宾语。再有“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则未之学也。”“矣”是表示既成事实，事情已完成：“未之学也”，是说这事没完成，没这事，所以不能用“矣”，只能用“也”。凡没完成的事，只能用“也”，不能用“矣”。从语法讲，很清楚。不懂语法，古汉语无从解释。他这样一个凡例有什么好处呢？说明了人们为什么要学语法，他为什么要写一本语法书。不单是《说文段注》和《马氏文通》这两部书，别的书也一样，看书必须十分注意序文和凡例。
　　其次，要摘要做笔记。现在人们喜欢在书的旁边圈点，表示重要，这很好，但是还不够，最好把重要的地方抄下来。这有什么好处呢？张之洞《书目答间》中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一本书，什么地方重要，什么地方不重要，你看不出来，那就劳而无功，你白念了。
　　现在有些人念书能把有用的东西吸收进去，有的人并没有吸收进去，看了就都忘了。为什么？因为他就知道看，不知道什么地方是好的，什么地方是最重要的，最精彩的，即张之洞所谓的要领，他不知道，这个书就白念了。有些人就知道死记硬背，背得很多，背下来有没有用处呢？也还是没有用处。
　　这叫劳而无功，有些人并不死记硬背，有些地方甚至马马虎虎就看过去了，但念到重要的地方，他就一点不放过，把它记下来。所以，读书要摘要做笔记。
　　第三点，应考虑试着做眉批，在书的天头上加自己的评论。看一本书如果自己一点意见都没有，可以说你没有好好看。你好好看的时候，总会有些意见的。所以，最好在书眉，又叫天头，即书上空的地方做些眉批。试试看，我觉得这本书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不合适，都可以加上评论。昨天，我看从前我念过的那本《马氏文通》，看到上面都写有眉批，那时我才二十六岁。
　　我在某一点不同意书的意见，有我的看法，就都写在上边了。今天拿来看，拿五十年前批的来看，有些批的是对的，有些批错了，但没关系，因为经过了你自己的考虑。批人家，你自己就得用一番心思，这样，对那本书的印象就特别深，自己做眉批，可以帮你读书，帮你把书的内容吸收进去。现在，我们自己买不到书，也可以用另外的办法，把记笔记和书评结合在一起，把书评写在笔记里，这样很方便。用笔记本一方面把重要的记下来，另一方面，某些地方我不同意书里的讲法，可以写上一段自己的看法，表示自己的意思，把笔记眉批并为一个东西。
　　另外，要写读书报告，如果你做了笔记，又做了眉批以后，读书报告就很好写了。最近看了一篇文章，一篇很好的读书报告，就是郑振锋的《读〈广雅疏证〉》，可以向他学习。《广雅疏证》是怎么写的，有什么优点，他都讲到了。像这样写个读书报告就很好，好的读书报告简直就是一篇好的学术论文。

　　书呆子
　　——瓮牖剩墨之二

　　从来没有人给书呆子下过定义；普通总把喜欢念书而又不懂人情世故的人，叫做书呆子。
　　然而在这种广泛的定义之下，书呆子又可分为许多种类，甚至于有性质恰恰相反的。据我所知，有不治家人生产的书呆子，同时也有视财如命的书呆子；有不近女色的书呆子，同时也有“沙蒂主义”①的书呆子。
　　依我们看来，“呆”的意义范围尽可以看得更大些。凡是喜欢读书做文章，而不肯牺牲了自己的兴趣，和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业，去博取安富尊荣者，都可认为书呆子。依着这样说法，世间的书呆子似乎不少；但若仔细观察，却又不像始料的那样多。世间只有极少数人能像教徒殉道一般地殉呆，至死而不变，强哉矫②。这种人可以称为“呆之圣者也”。又有颇少数的人，为饥寒所迫，不能不稍稍牺牲他们的兴趣，然而大体上还不至于失了平日的操守。这种人可以称为“呆之贤者也”。我们对于前者，固然愿意买丝绣之；对于后者，也并不忍苛责。波特莱尔①的诗有云：
　　“饥肠辘辘佯为饱，热泪汪汪强作欢；沿户违心歌下里，媚人无奈博三餐！”我们将为此种人痛哭之不暇，还能忍心苛责他们吗？
　　① 英文Sadism，色情狂。
　　② 《中庸》：“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矫，强的样子。
　　① 法国诗人（1821-1867）。
　　书呆子自有其乐趣，也许还可以说是其乐无穷。我没有达到纯呆的境界，不敢妄拟，怕的是唐突呆贤，污蔑呆圣。但是我敢断言，书呆子是能自得其乐的。不然则难道巢父②、许由③、务光④、严子于陵⑤、陶渊明、林逋⑥一班人都是镇日价哭丧着脸不成？只有冒充书呆子的人是苦的；身在黉宫⑦，心存廊庙⑧；日谈守黑⑨，夜梦飞黄。某老同学新膺部长，而自顾故我依然，不免一气；某晚辈扶摇直上，而自己则曳尾涂中⑩，又不免一气。蠖屈（11）非不求伸，但是，待字闺中二十年，为免“千拣万拣，拣个破油盏”之俏，实有不能随便出阁的苦衷。这种坐牢式的生活，其苦可想而见。
　　②
　　③ 相传尧时的隐士。
　　④ 商汤让天下给务光，务光发怒不受。事见《庄子·外物》。
　　⑤ 东汉人，曾与光武帝刘秀为友，刘秀做皇帝后，便隐居不出。
　　⑥ 宋朝人，字君复，隐居酋湖孤山，树梅养鹤。因此人们说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
　　⑦ 古时的学校。黉，音h6ng.⑧ 指朝廷。
　　⑨ 《老子》：“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指安于默默无闻。
　　⑩ 语见《庄子·秋水》，原比喻自由的隐居生活，这里指没有做官。曳，音ye，拖着。涂，泥。
　　（11）《周易·系辞》：“尺蠖之屈，以求信也。”比喻人不得志，蠖，尺蠖，虫名。信，同伸。
　　事实上，做书呆子也是很难的。即使你甘心过那种“田园一蚊睫，书卷百牛腰”①的生活，你的父母、兄弟、妻子，以至表兄的连襟的干儿子，却都巴望你“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苏秦奔走七国，凭着寸厚的脸皮去碰了许多钉子，固然因为他自己热中利禄，却也有几分是由于他有一个不下机的妻，一个不为炊的嫂，和一对不以为子的父母。《晋书·王戎传》里说，“衍口未尝言钱，妇令婢以钱绕床下，衍晨下，不得出，呼婢曰，举却阿堵物。”咱们知道，王衍初官元城令，累迁至司徒，岂是讨厌铜臭的人物？也许他本来就是一个假书呆子。但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贤内助的薰陶既久，一朝恍然大悟，于是鄙薄巢由②，钦崇石邓③，民前后判若两人。由此看来，若真要做一世的书呆子，而不中途失节，古井兴波④，至少须得找一个女书呆子来做太太，那位“不因人热”⑤的梁鸿，假使没有一个“鹿车共挽”⑥的孟光来和他搭配，他究竟能够安然隐居于霸陵山吗？
　　① 蚊睫，蚊子的睫毛，比喻极小的处所。百牛腰，指书多得要像百牛的腰。这两句指读书田园的隐士生活。
　　语见宋周孚《赠肖光祖》诗。
　　② 即巢父、许由。
　　③ 晋石崇、汉邓通，都非常富有。
　　④ 唐朝盂郊有“妾心古井水，波澜誓不起”的诗句。这句话用来指不能坚持到底。
　　⑤ 《东观汉纪·梁鸿传》：“童子鸿不因人热者也。”这里指不依赖别人。
　　⑥ 指夫妻和睦、互相帮助。鹿车，古时的一种小车。《后汉书·鲍宣妻传》： “妻乃……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
　　抗战以来，书呆子的外界刺激确是更多了。在这大学教授的收入不如一个理发匠，中学教员的收入不如一个洋车夫的时代，更显得书呆子无能。汽车司机是要经过相当训练的，而且须是年富力强，有些书呆子干不了，那是可原谅的。但是，连汽车公司的买办和转运公司的掌柜也都做不来吗？经济系的毕业生走仰光，月入二千元；化学系的学生入药厂，月入一千元；工科的学生入交通界或工厂，月入五六百元至一二千元不等；而他们的老师的收入却都几乎不能糊口，“饱”还勉强，“温”则大有问题。弟子能做的事老师也该能做：“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这又无非是呆的表现。一位中学教员告诉我，他们学校的一个工友有了高就，是迄西某厂的什么长，月薪三百元，津贴在外。另一位朋友告诉我，迤西某厂的厨子月薪千元，供膳宿（世间哪有不供膳宿的厨子？）。教育界中会做饭菜的人不少，然而没有听见他们当厨子去，这恐怕是许多人所不能了解的。
　　我说抗战以来书呆子的刺激更多，并不是说他们看见别人发财，由羡生妒，由妒生恨。假使是这样，他们也就不成其为书呆子了。甚至于受了挑扁担的张三或做小工的李四的奚落，如果你是一个呆圣，也没有可以生气的理由。最堪痛哭者还是亲人的怨怼。甲先生的家里说：“人家小学未毕业，现在做了某某处的营业部长，已经赚了几十万了，你在外国留学十年，现在不过做个穷教授！”乙先生的家里说：“李阿狗一个字不认得，现在专走广州湾挑扁担，已有几千元的积蓄了；你是大学毕业生，现在却连父母都养不起！”
　　学位和金钱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然而家里人并不和你讲逻辑，反正供给人读了十余年以至二十余年的书是事实，而你现在非但不能翻本，连利息都赚不够也是事实。
　　太太和先生的志同道合也是有限度的。正在三旬九食①，仰屋②踟蹰之际，忽然某巨公三顾茅庐，太太拔钗沽酒，杀鸡为黍，兴高采烈，如见窖金。等到先生敬谢不敏之后，某巨公一场扫兴还是小事，心上人珠泪盈眶，虽呆圣亦岂能无伤于中？至于兼课兼事，在这年头儿，更是无伤于廉，然而竟有辞绝不于者，其愚无不可及。太太的埋怨，除了和他一样呆的人外，谁不表示同情？所以我们说，这样头儿的书呆子加倍难做。“时穷节乃见”①，咱们等着瞧那一班自命为书呆子的人们，谁能通过这大时代的试金石。
　　1942年
　　① 指生活艰辛，得食很难。《说苑·立节》：“子思居于卫，缊袍无裹，三旬而九食。”
　　② 指没有办法，只有在屋里仰头长叹。语见《宋史·富弼传》。
　　① 文天祥《正气歌》：“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战时的书——瓮牖剩墨之四

　　如果说梅和鹤是隐士的妻和子，那么，书该是文人的亲挚的女友，抗战以前，靠粉笔吃饭的人虽然清苦，也颇能量人为出，不至于负债；如果负债的话，债主就是旧书铺的老板。这种情形，颇像为了一个女朋友而用了许多大可不必用的钱。另有些人把每月收入的大半用于买书，大太在家里领着三五个小孩过着极艰难的日子，啃窝窝头，穿补钉衣服。这种情形更像有了外遇，但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①了。
　　依照文人的酸话，有书胜于有钱，所以藏书多者称为“坐拥百城”②，读书很多者为“学富五车”③。民有些真正有钱的人虽然胸无点墨，也想附庸风雅，大洋楼里面也有书房，书房里至少有一部《四部丛刊》或万有文库，可见一般人对于书总还认为一种点缀品。当年我们在清华园的时候，有朋友来参观，我们且不领他们去欣赏那地板光可鉴人，容得下千人跳舞的健身房，却先领他们去瞻仰那价值十万美金的书库。“满目琳琅”四个字决不是过度形容语。那时节，我们无论是学生，是教员，大家都觉得学校的“百城”就是我们的“百城”，有了这么一个图书馆，我们的五车之富是垂手可致了。
　　① 社甫《佳人》：“但见新人笑，那见旧人哭？”
　　② 《北史·李溢传》：“丈夫拥万卷书，何假南面百城？”
　　③ 《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
　　到如今，我们是出了象牙之塔！每月的薪水买不到两石米，固然令我们叹气，但是失了我们的“百城”更令我们伤心。非但学校的书搬出来的甚少，连私人的书也没法子带出来。如果女友的譬喻还算确切的话，现在不知有多少人在害着相思病！“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①，未免有情，谁能遣此？回首前尘②，实在是不胜今昔之感。
　　固然书籍的缺乏也有好处，我们可以从此专治一经，没有博而寡要的毛病了。但是，大学生正在求博贵于求精的时代，我们怎好叫他们也专治一经？
　　照例，在每一门功课的开始，应该开列给学生们一个参考书目；但是，现在如果照当年那样地开列一个参考书目，就只算是向他们夸示你曾经读过这些书，实际上并没有丝毫的益处。倒不如索性凭着你肚子里能记得多少，就传给他们多少。他们对你这个“书橱”自然未必信任，因为一个人无论怎样博闻强记，对于他所读过的书也不免“时得一二遗八九”③；然而欢迎这种办法者不乏其人，因为考试的范围不会再超出那寥寥几十页的笔记了。专制时代有“朕即天下”④的说法，现在靠粉笔吃饭的人可以说“朕即学问”。我们应该因此自负呢，还是清夜扪心，不免汗流浃背呢？
　　① 见李商隐《无题》诗。这里指想读书而无书。
　　② 佛教称色、香、声、味、触、法为六尘。当前境界为六尘所成，所以叫前尘。这里指往事。
　　③ 苏轼《石鼓歌》：“强寻偏傍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这里是说对读过的书总不免有些遗忘。
　　现在后方的书籍实在少得可惊。西书固然买不着，中文书籍可读的也缺乏得很。新书固然不多，木版的线装书却更难找。譬如要买一部《十三经注疏》，就要看你的命运！近来更有令人伤心的现象，连好些的中英文字典都缺货了。书店里陈列着的都是一些《大纲》、《一月通》、《大学试题》和许多《八股》。从前贫士们买不起书籍，还可以在书摊上“揩油”，一目十行，也就踌躇满志，现在呢？书摊上几乎可以说是没有“揩油”的价值，然而贫士们积习难除，每逢经过书店的时候，也还是忍不住走进去翻翻，这正是所谓过屠门而大嚼①虽不得肉，贵且快意罢了。
　　书摊上摆的都是小册子，一方面适合读者的购买力，一方面又是配合战事一般人的功利思想。大家觉得，在这抗战时期，咱们所读的书必须与抗战有关；和抗战没有直接关系的书自然应该束诸高阁②。大家又觉得，抗战时期读书要讲效率，要在短期内，上之做到安邦定国的地步，下之亦能为社会服务，间接有功于国家。古人把书籍称为“书田”“经舍”之类是拿耕种来比读书，必须“三时不害”③，然后可望五谷丰登。现代的人把书籍称为“精神食粮”，是不肯耐烦耕种，只希望书籍能像面包一般地，吃下去即刻可以充饥。今天念了一本《经济学讲话》，明天就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今天念了一本《怎样研究文学》，明天就成为一个文学家；今天念了一本《新诗作法》，明天就成为一个诗人。平时如此，战时尤其如此。“食粮”！“食粮”！世上多少自欺欺人的事假借你的名义而行；现在大家嚷着精神食粮缺乏，自然是事实，然而像现在这种小册子再加上十倍，恐怕也是救不了真正读书人的饥渴。
　　① 见曹植《与吴季重书》。这里指想得到书而买不起，只好进书店翻翻，聊以自慰。
　　② 意思是把它放在一边不用。语见《晋书·瘦翼传》。
　　同时，书籍的印刷也呈现空前的奇观。墨痕尚湿，漫漶①过于孔宙之碑②；纸色犹新，断烂犹如汲冢之简③。这还可说是为暂时物力所限，无可奈何；然而人力似乎也和物力相配而行。出版家好像是说：恶劣的纸墨如果配上优秀的手民④和校对员，好像骏马驮粪，委屈了良材，又像梅兰芳穿上了天桥旧戏衣，唱破了嗓子也是白费力气！倒不如索性马虎到底，反正有“国难”二字可以借口的。这一来，作者和读者们可就苦了。在作者方面，虽则推敲曾费九思⑤；在手民方面，却是虚虎不烦三写⑥！至于英文的排印，就更令人啼笑皆非。非但字典里没有这个词，而且根本没有这种拼法！呕尽了心血写成了一篇文章或一部书，在这年头儿能够发表或出版，总算万幸，所以看见了自己的文章印出来没有不快活的。但是，看见了排错一个字，就比被人克扣了一半的稿费还更伤心；若看见排错了十个字，甚至于后悔不该发表或出版。
　　① 指字迹不清。苏轼有“图书已漫漶”的诗句。
　　② 汉朝泰山都尉孔宙的墓碑，存曲阜孔庙，字已多不清。孔宙，孔融之父。
　　③ 晋朝汲郡古墓中出土的先秦古简。
　　④ 指排字工人。
　　⑤ 指反复地多方面的考虑。《论语·季氏》：“君子有九思。”
　　⑥ 《抱朴子·遇览》：“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指字形相近的字，经过多次传抄，容易写错。
　　⑦ 曹丕《典论论文》：“家有敝帚，享之千金。”
　　要求更正吗？非但自己不胜其烦，而且编者也未必同情于你这种敝帚自珍⑦的心理。说到读者方面，感想又不相同。偶然有人趁此机会攻击作者，硬说手民之误是作者自己的错误，不通；然而就一般情形而论，都没有这种落井下石①的心理，不过大家感觉得不痛快，因为须得像猜诗谜一般地，费尽心思去揣测原稿写的是什么字。总之，喜欢完善自是人情之常；非但作者和读者们，连编者也何尝愿意看见自己所编的刊物满纸都是误排的字呢？在以前，被人看重的刊物往往经过三次的校对；现在戎马倥偬之际，找得着一个印刷所肯承印已经是不容易了，谁敢再提出校对三次的要求？这样说来，校对的不周到仍旧是受了战事的影响。
　　这个时代是文人最痛苦的时代。别人只是劳其筋骨，饿其体肤②，文人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更大的悲哀，就是求知欲不得满足。伴着求知欲的还有对于书籍的一种美感，例如古色斑斓的宋版书和装玻瑰丽的善本书等，都像古代器皿一般地值得把玩，名人字画一般地值得欣赏。所以藏书是种需要，同时也是一种娱乐。现在因为书籍缺乏，我们的需要不能满足；印刷恶劣，我们③ 指不伤害农时。三时指春夏秋三季。《左传·桓公六年》：“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的娱乐更无从获得。我们在物质的享受上虽是“竹篱茅舍自甘心”③，然而在精神的安慰上却不免常做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④的美梦。我们深信这美梦终有成为事实的一日，不过现在我们只好暂时忍耐罢了。
　　1942年《中央周刊》
　　① 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
　　② 见《孟子·告子下》。
　　③ 宋，王淇《梅》：不受尘埃半点侵，竹篱茅舍自甘心。”
　　④ 清朝赵之谦做梦进入鹤山，仰见一千七百二十九鹤，惊醒，因此把他辑刊的丛书命名为《仰视千六百二十九鹤丛书》。

　　●讲到读书的真意义，于扩充知识以外兼可涵咏性情，修持道德，原不仅为功名富贵做敲门砖。

　　俞平伯
　　（1900～1900）
　　诗人、作家、红学家。原名俞铭衡。浙江德清人。1919 年北京大学毕业。
　　1952 年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著有新诗集《冬夜》、《西还》、《忆》，旧体诗集《古槐书屋词》、《遥夜闺思引》，散文集《燕知草》、《杂拌儿》、《古槐梦遇》、《燕郊草》，“红学”专著《红楼梦辨》、《（红楼梦）简论》，古典论著《读词偶得》、《清真词释》等。

　　读书的意义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不仅有关连，是一桩事情的两种看法而已。游历者，活动的书本。读书则曰卧游，山川如指掌，古今如对面，乃广义的游览。现在，因交通工具的方便，走几万里路不算什么，读万卷书的日见其少了。当有种种的原因，最浅显的看法，是读书的动机环境空气无不缺乏。
　　讲到读书的真意义，于扩充知识以外兼可涵咏性情，修持道德，原不仅为功名富贵做敲门砖。即为功名富贵，依目下的情形，似乎不必定要读书，更无须借光圣经贤传，甚至于愈读书会愈穷，这无怪喜欢读书，懂得怎样读的人一天一天地减少了。读书空气的稀薄，读书种子的稀少，互为因果循环。
　　现在有一些人，你对他说身心性命则以为迂阔，对他说因果报应则以为荒谬，对他说风花雪月则以为无聊。不错，是辽阔、荒谬、无聊。你试间他，不迂阔、不荒谬、不无聊的是啥，他会有种种漂亮的说法。但你不可过于信他，他只是要钱而已。文言谓之好利。有一个故事，不见得靠得住，只可以算笑话。乾隆帝下江南，在金山寺登高，望见江中大大小小多多少少的船，戏问随銮的纪晓岚，共有几只。这原是难题，拿来开玩笑的，若回答说不知道，那未免杀风景。纪回答得好，臣只见两条船，一条为名，一条为利。在那时，这故事讽刺世情已觉刻露，但现在看来，不免古色古香。意存忠厚，应该对答皇帝道，只有一条船。
　　好利之心压倒一切，非一朝一夕之故。古人说：“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以义为利是遥远的古话。退一步说，以名为利，然名利双收，话虽好听，利必不大。惟有不恤声名的干，以利为利，始专而且厚。道德名誉的观念本多半从书本中来，不恤声名与不好读书亦有相互的关连。
　　在这一味好利的空气中寻求读书乐，岂不难于上青天，除非我们把两者混合。假如我们能够立一种制度，使天下之俊秀求官位利禄之途必出于读书，近乎从前科举的办法，这或者还有人肯下十载寒窗的苦功，严格说来，这已失却读书的真意义，何况这制度的确立还遥遥无期。
　　现在有一种情形，这十年以来，说得远一点，二三十年以来都如此，就是国文程度显著地低落，别字广泛地流行着，在各级学校任教的，人人皆知，人人皱眉头痛，认为不大好办的事情。这严重的光景，不仅象征着读书阶级的崩溃，并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民族的前途，国家的生长。
　　文字教育好像不算得什么。文字原不过白纸上画黑道，一种形迹而已，但文化却寄托在这形迹上。我们常夸说神州立国几千年，华夏提封数万里，这种时空的超卓并不必由于天赋，买半出于人为，皆先民积久辛勤努力所致，我们应如何欢喜惭愧，却不可有恃无恐。方块字的完整、艰深、固定，虽似妨碍文化知识的普及，亦正于无形之中维护国家的统一与永久。从时间说，我们读古书如《论语》，觉得孔子孟子似乎不太远，而杜工部苏东坡的诗文呢，他们两位活像我们的老前辈，这是方块文字不易变动之力。假如当初完全用音标文字，那不必提周秦两汉，就是唐宋，也就很遥远而隔膜，我们通解先民的情思比较困难，而华夏国本亦因而动摇不安。再从空间说，北自满洲，南迄岭海，虽分南北中三部，细分还有更多的区域，然而中国始终只是一个，譬如说广东话与北京话完全两样，而纸上文字完全一致。我国屡经外夷侵略，或暂被征服，而于风雨飘摇中始终屹立不失者，上面已表过是先民血汗的成绩，而在民族的团结上，文字确也帮忙不少。历史事实具在，不容易否认的。
　　所以文字教育的失败，表面上看只是读书种子稀少，一般国文水准低落而已，骨子里已损害民族国家的前途，自非好作危言耸人听闻，废书不读可谓今日之流行病。用功的人难道没有？即有少数的人好学潜修也不足挽回这颓风。即以学校教育而论，听讲的时间每多于自修，而自修课业，有如太史公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能有几人？我不敢轻量天下之士，武断他说或者不多罢。如何使人安心向学，对读书感到兴味，似是小事，却是牵连社会生计问题，譬如饿着肚子读书当然不成的，更有关于教育考试铨叙各制度的改革。我们从事教育写作文字的固责无旁贷，但已不仅是个人努力的事，而成为民族复兴国运重光的大业之一了。

　　重刊《浮生六记》序①

　　重印《浮生六记》的因缘，容我略说。幼年在苏州，曾读过此书，当时只觉得可爱而已。自移家北去后，不但诵读时的残趣久荡为云烟，即书的名字也难省忆。去秋在上海，与颉刚伯祥两君结邻，偶然读起此书，我始茫茫然若有所领会。颉刚的《雁来红丛报》本，伯祥的《独悟庵丛钞》本，都被我借来了。既有这么一段前因，自然重读时更有滋味。且这书确也有眩人的力，我们想把这喜悦遍及于读者诸君，于是便把它校点重印。
　　书共六篇，故名“六记”，今只存《闺房记乐》以下四篇，其五六两篇已佚。此书虽不全，而今所存者似即其精英。《中山记历》当是记漫游琉球之事，或系日记体。《养生记道》，恐亦多道家修持妄说。就其存者言之，固不失为简洁生动的自传文字。
　　作者沈复字三白，苏州人，生于清乾隆二十八年，卒年无考，当在嘉庆十二年以后。可注意的，他是个习幕经商的人，不是什么斯文举子。偶然写几句诗文，也无所存心，上不为名山之业，下不为富贵的敲门砖，意兴所到，便濡毫伸纸，不必妆点，不知避忌。统观全书，无酸语，赘语，道学语，殆以此乎？
　　文章事业的圆成本有一个通例，就是“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这个通例，于小品文字的创作尤为显明。我们莫妙于学行云流水，莫妙于学春鸟秋虫，固不是有所为，却也未必就是无所为。这两种说法同伤于武断。古人论文每每标一“机”字，概念的诠表虽病含混，我却赏其谈言微中。陆机《文赋》说：“故徒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这是绝妙的文思描写。我们与一切外物相遇，不可著意，著意则滞；不可绝缘，绝缘则离。
　　记得宋周美成的《玉楼春》里，有两句最好，“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余粘地絮”，这种况味正在不离不著之间，文心之妙亦复如是。
　　即如这书，说它是信笔写出的固然不像；说它是精心结撰的又何以见得。
　　这总是一半儿做着，一半儿写着的；虽有雕琢一样的完美，却不见一点斧凿痕。犹之佳山佳水明明是天开的图画，然仿佛处处吻合人工的意匠。当此种境界，我们的分析推寻的技巧，原不免有穷时。此记所录所载，妙肖不足奇，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异，异在韶秀以外竟似无物。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这所以不和寻常的日记相同，而有重行付印，令其传播得更久更远的价值。
　　我岂不知这是小玩意儿，不值当作溢美的说法；然而我自信这种说法不至于是溢美。想读这书的，必有能辨别的罢。
　　1923 年2 月27 日，杭州城头巷
　　① 本文初载1924 年8 月18 日《文学周报》第135 期，题目为《新序》，写作时间为“1924年2 月27 日”。收入北京霜枫社1924 年5 月版《浮生六记》时，题目为《重印序》（二），写作时间署为“1923 年2 月27 日”。后收入《杂拌儿》时，改题目为《重印序》，写作时间仍署“1923 年”。又，《重印序》（一）作于“1923 年10 月20 日”，发表在1923 年10 月29 日《文学》周报第94 期。一般说第二篇序总不会作在第一篇序的前面，因此，推断本文的写作时间应为“1924 年2 月27 日”。

　　《燕知草》自序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真一句老话。然而不说是梦又说什么呢？
　　犹记髫年视梦为真。梦见某人醒而询之，彼大茫然我亦骇愕；以为我既见汝，汝岂不我见？我曰有，汝何独言无？此虽童心，颇得暗解。及渐长大，渐有真幻诚妄诸念纷来胸中，麾之不去，悲矣！
　　昔之以梦犹真者，今且以真做梦，是非孰之耶？惟昔日之我与今日之我不同也，既如此其甚则寥寥数十寒暑，我之所以为我者亦微矣，又岂不可怪也哉。
　　追挽已逝的流光，珍重当前之欢乐，两无著落，以究竟将无所得也。回首生平，亦曰“洞然”而已。至其间悲欢陈迹，跳跃若轻尘而曾不得暂驻者，此何物耶？殆吾生之幻见耳。
　　曰幻明其非必真，曰见盖信其有所见也。如剧楚而呻，乍喜便笑，笑也呻也，故以真视之可。——夫有何不可。
　　“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在他人亦曰某人某事耳。我则逢人而语，一而再，再而三，而四五，而七八，絮絮叨叨，抑何其不达人情耳？然此亦人之情也。犹说梦者强人从彼于梦中也。若同梦之人，则茫茫今世，渺渺他生，岂可必得乎。此书作者亦逢人说梦之辈，自愧阅世未深而童心就泯，遂曰“燕知”耳。仍一草草书也，亦曰“燕知草”耳。
　　1928年2月末日于北京

　　《近代散文钞》①跋

　　启无叫我为这书作跋，于我倒是有意思的事情，对于启无却未必。夫明清诸大家的文字很会自己说话的，何用后生小子来岔嘴；其不可一也。对景挂画虽好，班门弄斧则糟；其不可二也。当这年头儿来编印此项文件，已经有点近乎自暴自弃，何况去找压根儿未尝“浮起”的人来作序跋，这简直有意自己做反宣传；其大不可三也。所以我替启无再思再想，真真一无所取。
　　然而我非启无，没法叫他不来找，做不做在我，找不找在他。再说他既经说到找到，反正推托不了的，不如老实说我不曾想到推托，干脆，而且作跋比作序还容易，据说如此。我谢谢启无给我这一个好机会。
　　序跋之类照例总直接或间接地解释那作品，我寻阅这书的目次却觉得无此必须。这都是直直落落，一无主张，二无理论，三不宣传的文字，只要喜欢看，一看至多两看总明白了。若不喜欢，看煞也不明白，解释也不会再明白，反而愈说愈糊涂哩。以下的话只为着和这书有缘法的人作一种印证而已，说服谁，不曾想。
　　这些作家作品之间，似乎找不到什么公共之点，若说是趣味吧，阿毛阿狗也都有趣味的。一定要去找，那么他们都在老老实实地说自己的话，可算惟一的特色。所感不同，所说不同，说法亦不必尽同，可是就这一点看，他们都是“忠实同志”哩。
　　夫小品者旁行斜出文字之别名也，举世同病自古如此，别提此刻了。“你想旁行斜出的都说着自己的话，那么正道的再说点什么好呢？”“不知道吗？
　　笨啊，说人家的话哟！”这儿所谓人家事实上只是要人，人而不要，咱们的正统文豪决不屑于代他们立言的，或者是圣贤，或者是皇帝，或者是祖师，是这个，是那个，是X，是Y……什么都是，总不是自己。
　　就文体上举些例罢，最初的“楚辞”是屈宋说自己的话，汉以后的“楚辞”是打着屈宋的腔调来说话。魏晋以前的骈文，有时还说说自己的话的，以后的四六文呢，都是官样文章了。韩柳倡为古文，本来想打倒四六文的滥调的，结果造出“桐城谬种”来，和“选学妖孽”配对。最好的例是八股，专为圣贤立言，一点不许瞎说，其实《论语》多半记载孔子的私房话。可笑千年来的文章道统，不过博得几种窠臼而已。既要替人家立言，就不得不为人家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不幸所谓圣贤皇帝开山祖师之流，他们的意思并不容易猜，就算您是文豪也许不成；即使猜着了，有时也未便仔细揣摹。活灵活现自己做起圣人皇帝祖师来，总也不大好吧。那就自然而然的会落到一个圈套里，这叫做窠臼，或者叫滥调。恕我又有一比，真正的老头子、娘们、土豪劣绅总是各式各奇的，至于戏台上的胡子、衫子、大花脸、二花脸，颠来倒去只这几种版本而已。这是简化，——是否醇化粹化，却说不上来。
　　既如此，小品文倒霉，岂不是活该。在很古很古的年头早已触犯了天地君亲师这五位大人，现在更加多了，恐怕正有得来呢。正统的种子，那里会断呢。说得漂亮点，岂不可以说倒霉也是侥幸，可以少吃点冷猪肉；若说正经话，小品文的不幸，无异是中国文坛上的一种不幸，这似乎有点发夸大狂，且大有争夺正统的嫌疑，然而没有故意回避的必要。因为事实总是如此的：把表现自我的作家作品压下去，使它们成为旁岔伏流，同时却把谨遵功令的抬起来，有了它们，身前则身名俱泰，身后则垂范后人，天下才智之士何去何从，还有问题吗！中国文坛上的黯淡空气，多半是从这里来的。看到集部里头，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读之昏昏欲睡，便是一例。
　　不但命运欠亨而已，小品文的本身也受着这些不幸的支配。这些文家多半没什么自觉的。他们一方面做一种文章给自己玩儿，一方面做另一种文章去应世，已经是矛盾了。再说一句不大恭敬的话，他们恐仍不免有大小高下偏正之见，所谓大的高的正的，自然还是那些使人昏睡的家伙，这简直有点可笑了。
　　古人是否有些矛盾和可笑，暂且不问，我们一定受到相当的损失。没有确实自信的见解和定力的，也不容易有勇猛精进的气魄，即使无意中旁行斜出，走了不多远就此打住了。这果然一半为时代所限，不容易有比较观照的机会，然而自信不坚，壁垒不稳也是一个大毛病。他们自命为正道，以我们为旁斜是可以的，而我们自居于旁于斜则不可；即退了一步，我们自命为旁斜也未始不可，而因此就不敢勇猛精进地走，怕走得离正轨太远了，要摔交，跌断脊梁骨，则断断乎不可。所以称呼这些短简为小品文虽不算错，如有人就此联想到偏正高下这些观念来却决不算不错。我们虽不龂龂于争那道统，可是当仁不让的决心，绝对不可没有的。——莫须有先生对我盖言之矣。
　　准此论之，启无选集明清诸家之作以便广布，至少是在那边开步走，所以即使赔钱贴工夫，以至于挨骂都是值得的。在初编此书时他来问我，我说可以一集二集三集的连续下去，现在也还是这个意思，就当做跋尾看罢。
　　① 这书原题作《冰雪小品》，后改今名。

　　1930 年9 月13 日，北京“标语”

　　前跋殊有未尽之意，引而申之。我觉得标语总还是时髦的，咱们不妨也来个两张，区区想贴在东四牌楼的有八个大字，“说自己的话，老实地。”
　　——排字人注意，正文至此已完，以下都是注解。
　　说自己的话，该跋文中曾言之矣，可不大清楚。譬如说我吃饭，我拉屎，这的确是自己的话了，是文学吗？不是的。为什么不是？再说病人的谵语，睡人的呓语，酒人的醉语，虽一字不辨，的确为某人所特有的，是文学吗？
　　不是的。为什么不是？这都需要一些注疏。所谓自己的话用在文艺上，我以为得加一种限制，只八个字，“己所独有，可通于人”。
　　独有自然不是绝对的，第一，日光之下无新物，第二，绝对的独有，无可通于人之理，显与下文相犯。既然不是绝对的，那没指的是什么呢？不抄袭不雷同之谓欤？然哉然哉！无论是照抄、偷抄，或者虽明明张着嘴说人家的话而看不出抄的痕迹来，都叫抄袭。至于所谓我吃饭我拉屎，的的确确是自己的需要，不是抄袭了（“因为外国人吃鸡子，所以兄弟也吃鸡子”，却是珍奇的例外），却又是一种雷同。人人都会说兄弟要吃饭，然而岂可以说人人都是文学家，人人都可以做文学家呢。这类供生活上需要的简单话不成为文学的原因，别的还有，雷同至少是一个。若复杂的话，除非有意抄袭，雷同的机会是很少的。然而《文赋》上说：“虽杼柚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
　　古人对于这一点也还是谨慎得绝不含胡。
　　从正面作想，怕谁都不否认文学的新和创造吧，而新和创造正是独有的另一种说法。能懂得什么叫新，则独有的意义白明；新又谈何容易呢。日光之下无新物，所谓新只是新的结合，新的解释，新的用法而已，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新的材料只有新的关系。所以我虽指斥种种的抄袭，却同时又承认文学上有所谓“化腐朽为神奇”。二者区别极微，决非没有区别，解人自堪意会的；理会不到，指点也是无益。
　　再说可通，请重读这“可”字。夫可通者可通也，既不是说尽通必通，也不是说不通。凡我说的写的一定要完全通过人人的心眼，这是一种合理的希望，不可尽通，不可必通，这是无奈的事实。不论你的作品话语何等的明白晓畅，然而谁也不担保不会发生误解。所以艺术生活的惟一报酬是寂寞。
　　若不能宁耐这寂寞咬嚼出它的滋味来，那就无异放弃了从事艺术的最好资格。“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万流宗仰的诗圣当时还不免有此怅恨。
　　反面一想，不通的话也是文学，多么古怪呢。阿毛阿狗尚且说得大通特通（活像我有菲薄他们两老的意思，这真冤枉！），岂有咱们的文豪反而不呢，决不，决不。上述的谵呓醉语，不抄袭不雷同，明明有个性的，总不算文学上的自己话，其理由准此。——又想起自己来了！无论在哪儿，不记得曾忽视艺术和言文的社会性，尽有以前的文字可证，却不知怎的，“蔷薇”不忽来了一刺，蔷薇多刺，或然。
　　再听见螺州翁说，读者方面颇有病鄙文之难懂的，较翁文盖尤甚焉。我虽有点玩世，对于这事却正正经经大着其急，寝食不安。此虽有辩解之处，却总不失为一种毛病。病的症结在读者，在作者呢，还没晓得，总之不是一件好事，不是使我愉快的事，读者纳闷更不待言。记得小时候，开蒙老师曾训我以作文四字诀“深入显出”，惭愧古稀之年行将及半（倚老卖老？）依然以文字难懂著称（是notorious，不是famous），悲夫悲夫！
　　难近于不，不懂才糟呢。此难明先生之所以还在担心思也。很少有人懂，或者很不容易懂，还可以用“知我者希则我者贵”等等不长进的话来遮遮羞，至于假如当真绝对没有人懂呢，那可不大成了。虽然作者自己说它是文学，可是谁知道，天知道！为什么不是梦呓？为什么不是胡说？为什么不是醉语？
　　为什么不是！大英阿丽司姑娘抱的小孩子，等到后来变成不多不少的一只猪的时候，干脆把它放到树林里去，说道：“If it hadgrown up， it would have been a dreadfully ugly child； but itmakes rather a hand some pig，l think.”（见《奇境记》猪与胡椒章第六）吾其为漂漂亮亮的猪乎，悲夫！
　　说得如此的“苦脑子”，不在赞美难懂的文字，读者们或者可以相信我一点罢。
　　何谓老实？想什么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之谓。这也需要解释，否则又缠夹。譬如以为要吃饭，就说吃饭，要拉屎就说拉屎，必如此表现才算老实；这是一种缠夹。又如简单地说月亮是老实，若说什么鹅蛋似的月儿，眉弯似的月子，甚而至于“闻佩响知腰细”的月姊却是不老实；这也是一种缠夹。因为世上固多看月亮只是并不曾怎么的月亮的老妈子（事见《燕知草·眠月》一文中），却也未必没有真把月亮比做姊姊的李义山，许老妈子说老实话，也得许李义山之徒说老实话，这才是公道；然而不幸很少有人了解承认这个道理，即最初《新青年》上所发表新文学的口号，关于这一点也着实有点缠夹了。讲到这件事，可算文学史上一段伤心，当时何等轰轰烈烈，想把旁行斜出抬举起来，化为康庄大道，曾几何时，遭逢新古典派与普罗阶级的夹击，以致壁垒沉没，队伍哗散，岂不可叹可羞！虽曰天实为之，亦人谋之不藏也。大家都知道应当老实地说自己的话，可是什么叫做自己的话，怎么样才算老实，似乎未曾细想过，以为我的事总是真的，我的话总是对的，坏就坏在这个上面了。
　　老实也就是忠实，忠实就是诚。《易传》曰：“修辞立其诚。”诚之一字，的确点出修辞的所以然，即如《诗大序》及《礼记》上的“言之不足”，也是一种妙解。下文都在发挥这些意思，大有策论之风哩。
　　想要老实地说话又说不大出，诚与不足联合之谓。何以会说不出？技巧之未驯与情思之过厚，二者必居一于此。技巧与情思之关系，只是追，只是追不着（说详《杂拌儿》《文学的游离与其独在》）。情思愈深厚的，说不出的痛苦也愈大，所谓“仁者其言也讱”，就是这个缘故。说不出，偏要说，只有勉力磨炼他的技巧；技巧进益以后，追原是追不着的，却总可以加增一些逼近的程度，也未始不是一种成功。他且以为这是在天下后世的面前，表现他自己一条最好的捷径，又何敢巧立名目迷误来学呢。至于有人以假货蒙混，当然另是一回事，殊无何等牵连，哪一派没有流弊，哪一家没有冒牌。
　　举两种表面上不见得老实的修辞方法为例：一是丽，词藻典故；二是曲，艰深晦涩。流弊固多，其初义也是颠扑不破的。问题不在乎这种做法可不可，而在乎它的张本（data）的有没有。有了张本，不这么做不行。没有张本，自然不必这么做，勉强要这么做也不行。这最明白，没有缠夹的余地的。若压根儿要连同张本先去经过时代的核准，否则严禁，这是一种非理性的迫压。
　　关于词藻、典故，曲的表现，详言之宜各为一文非此能尽，现在只举一点端倪。词藻的妙用，在乎能显示印象，从片段里生出完整来。有些境界可用白描的手法，有些非词藻不为功，这个道理自然也有人理会得。依我个人的偏嗜，词中的温飞卿是很懂得用词藻的：六朝文之所以大胜唐宋四六文者，会用词藻至少是一原因。词藻，文学的色泽，也是应付某种需要而生，并非无聊地东涂西抹，专以炫人耳目为业的。俗滥是不善用之故，不是词藻本身的毛病。说到典故，恐怕挨骂的机会更多。炫耀、敷衍、替代，有人误认这些个为它的真义，所以大声疾呼地“无条件打倒”；可是它的真义假如不在此，那就近于无的放矢。典故每是一种复合，拿来表现意思，在恰当的时候，最为经济，最为得力，而且最为醒豁。有时明系自己想出来的话，说出来不知怎的，活像人家说过的一般；也有时完全袭旧，只换了一两个字，或者竟一字不易，搬了一回小家，反而会像自己的话语。必须体验这些甘苦，方才能了解用典的趣味与其需要。大概可以不用词藻典故用了反坏的，宜绝对不用；用了而意思依然不见好，也不如勿用；若一用了，便大妙而特妙，则宜大用而特用，决无有意规避的必要。
　　《人间词话》里有这么一节：“词忌用代字，美成《解语花》之桂华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王先生的话我常是佩服的，此节却颇可商量。说做词非用代字不可固非，说什么“忌用”也不必。如桂华之代月，在此实含有典故词藻两种意味。周词原作上片是：“风销焰蜡，露浥烘炉，花市光相射。桂华流瓦。纤云散，耿耿素娥欲下。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萧鼓喧，人影参差，满路飘香麝。”这是实感与幻觉之错综。首三句，以实在景致起。桂华句为转折之关捩，不但状月光之波动，且仿佛感触月中桂子的香，情味渐近实幻之间。下文落入幻境，“素娥欲下”，才一点不觉突兀；否则月色一好，嫦娥就要思凡下界，未免太忙哩。想象中的素娥也还是陪客，再转出事实上的楚女来，而“纤腰”仍用上述玉溪诗意，双绾月姊，尤为巧合。自此以下皆记实事，妙以“飘香麝”作结，遥应上文“桂华”，给我们以嗅觉方面，实幻两种的交错。清真之词工细绵密之甚，都此类也。
　　依此作释，则桂华二字义别于单纯之月，不可径相代，明矣。——且词调方面，美成或更有苦心，王氏也未注意。试想月华二字何等平常，清真岂不想到在此依调法似以去平为佳，《词谱》载秦少游词用“画楼雪抄”，诸家间有用上声字者，终以用去为多。杨和词“翠檐铜瓦”，方和词“凤楼鸳瓦”，俱遵用去声，亦可参证。
　　文字写了一小半，得难明先生电话，嘱到某处阅卷，头昏脑倦之后，不免又来咬嚼。他举示李易安的“诗情如夜鹊，三绕未能安”为用典之一例。
　　诗情之徘徊宜有此等境界，恰好又能用这典故把它达出。假如不用典，把原句改为“诗情如夜鸟，环绕未能安，”通也是通的，却苦平庸；若说“诗情如夜鸟，三绕未能安”呢，未免又病生硬，况且还脱不了典故的范围。总之，何必呢，不如老实用了典的干脆。她当时之感究竟如何不可知，依所留下的成绩而论，我们今日岂不可以相信，她已经竭忠尽智地挑选了一种最逼近实感的表现，这还有什么可非议的。文学，精严地说，只应该有一个解释，就是它自己。是谓独一。
　　词藻典故不妨说曲的表现之一种，而曲的表现却非二者所能尽。依我见大概三分之，复杂朦胧违碍是也，亦俟异日专文论之。复杂则不清，其词缴绕；朦胧则不醒，其词惝怳；违碍则不敢，其词遮掩，三者固各有所蔽，非文词之至者，而其不悖于修辞立诚之通则，则一也。有了一种心境，就应当有一种相当的文字去表现它，人家能懂最好，不懂也只好由他。这个不懂，与其说由于文字的障碍，不如说是心境的隔膜。人与人的相互了解是有限的，更有什么好法子呢！“辞达而已矣”，天下之公言也；幸而得达，作者读者所同愿也；不幸而不达，作者读者所同恨也，我辈不能尽通古人时贤之意，岂可望天下后世尽通我辈之意哉！
　　曲的表现每造成不可懂的文风，然而又有区别：艰深，晦涩，与没有意思是也。艰深者，作意遥深，言厄于意之谓，乍看似不通晓，细按则条理分明，虽未必就是第一流，却不失为高等的文学。晦涩者文词芜杂，意厄于言，所谓深入不能显出，一看固然不懂，再看还在渺茫，即算它是文学吧，也决不是很好的。艰深是一种没奈何，好比文学的本身病；晦涩是可以救药的，类似艰深的一种外感而已。我们没法化艰深为不艰深，应该有法化晦涩为不晦涩，二者性质有别，不是难懂程度深浅的问题。至于没有意思，那就是没有意思，更无第二个说法。左看也不懂，右看也不懂，看杀也不懂，这有什么可说的。他叫它什么，我们跟着叫它什么好了，责任当然由作者自负。
　　三者之外更有一种，以艰深文其浅陋是也。意思原是很浅近的，既非艰深，也非没有意思；表现方法是故意的迂曲，所以又不能算晦涩。这种冒牌，只好请主顾先生们自己小心点吧。凡开陆稿荐王麻子的招牌上都写着“真”、“老”、“真正”、“真正老”，对于主顾真麻烦哩，可是有什么法子呢。
　　因为开店的想自居于真正老牌，这是一种人情，岂有自己声明了“我冒牌”而后冒牌的。
　　以文字难懂著称的我们将居于何等？谁知道！将自居于何等呢？谁好意思说，——纵然“戏台里喝彩”原是颇有意思的事情。匍伏于道统之下，飞奔于时代之前，我们虽有所不屑，自欺欺人，倚老卖老，我们又何敢呢；这已大有“戏台里喝彩”的味儿了，还不如就此“打住”的好。
　　1930年9月末日

　　《书带集》序

　　文章之道千丝万缕，谈文之书汗牛充栋。言其根源有二：天趣与学力。
　　天趣者会以寸心，学力者通乎一切。所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虽古今事异，雅俗情殊，变幻多方，总不外乎是。如车之两轮不可或离，而其运用非无轻重。逞天趣者情辞奔放，重学力者规矩谨严。文之初生本无定法，及其积句、成章，必屡经修改始臻完善，则学力尚已。盖其所包者广，耳目所接无一非学。此古人所以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说也。
　　陈教授从周，多才好学，博识能文，与予相知垂二十年。中历海桑，顷始重聚，获观其近编散文集者，其间山川奇伟，人物彬雅，楼阁参差，园林清宴，恍若卧游，如闻謦咳，知其会心于文艺，所得良非浅已。
　　尝谓艺苑多门，根柢是一。君建筑名家也，请即以之为喻。建章宫千门万户，目眩神迷，而其中必虚明洞达，始见匠心。文艺之各别相通，无乃类是。君题所居曰“梓室”，于焉撰述诗文，挥洒兰竹，得手应心，无往而非适矣，及其出行也，访奇考古，有济胜具，足迹几遍天下；其治事也，勤恳孜矻，不避艰阻。凡云窗雾阁，断井颓垣，皆立体之图绘也，朝晖暮霭，秋月春花，皆大块之文章也。天赋慧心与躬行实践，既已相得益彰，而命笔遣辞又俊得江山之助，吾观于斯编而益信。
　　君深知园林之美，更能辨其得失，兹集多载杂文，名以“书带”者，盖取义于书带草云，此草江南庭院中多有之，傍砌沿阶，因风披拂，楚楚有致。
　　余昔吴下废园亦曾栽之。今不取兰蕙嘉名，顾乃寄兴于斯小草者，弥见冲挹之素怀，君文章之业必将与年俱进矣。
　　1980年12月1日于北京

　　旧时月色

　　一
　　1980年5月26日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书（摘录）
　　这届大会是世界性的、空前的，总结过去的经验，指出将来的方向，意义很大。我的贡献，却很微薄，直陈三点如下：（一）《红楼梦》可从历史、政治、社会各个角度来看，但它本身属于文艺的范畴，毕竟是小说；论它的思想性，又有关哲学。这应是主要的，而过去似乎说得较少。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有创造性与唯心的偏向，又有时间上的局限。至若评价文学方面的巨著，似迄今未见。这书行世以来，说者纷纷，称为“红学”，而其核心仍缺乏明辨，亦未得到正确的评价。今后似应多从文哲两方加以探讨，未知然否。
　　（二）今之红学五花八门，算亟盛矣，自可增进读者对本书之理解，却亦有相妨之处，以其过多，每不易辨别是非。应当怎样读《红楼梦》呢？只读白文，未免孤陋寡闻；博览群书，又恐迷失路途。摈而勿读，与钻牛角尖，殆两失之。为今之计，似宜编一“入门”“概论”之类，俾众易明，不更旁求冥索，于爱读是书者或不无小补。众说多纷，原书具在。取同、存异、缺疑三者自皆不可废。但取同，未必尽同；存异，不免吵嘴：“多闻阙疑”虽好，如每每要道歉，人亦不惬也，而况邦国殊情，左右异轨，人待己说，说有多方，实行编纂，事本大难，聊陈管见，备他年之采取耳。
　　（三）另一点，数十年来对《红楼梦》与曹雪芹多有褒无贬，推崇备至，中外同声，且估价愈来愈高，像这般一边倒的赞美，并无助于正确的理解。
　　我早年的《红楼梦辨》对这书的评价并不太高，甚至偏低了，原是错误的，却亦很少引起人注意。不久我也放弃前说，走到拥曹迷红的队伍里去了，应当说是有些可惜的①。既已无一不佳了，就或误把缺点看做优点；明明是漏洞，却说中有微言。我自己每犯这样的毛病，比猜笨谜的，怕高不了多少。后四十回，本出于另一手，前八十回亦有残破缺处，此人所知者。本书虽是杰作，终未完篇；若推崇过高则离大众愈远，曲为比附则真赏愈迷，良为无益。这或由于过分热情之故。如能把距离放远些，或从另一角度来看，则可避免许多烟雾，而《红楼梦》的真相亦可以稍稍澄清了。
　　二
　　评《好了歌》
　　1978 年有人要我为他作“好了歌解注”（原只有一部分），写后有些感想。这是“甄士隐梦幻识通灵”的正文。一般看法认为歌中情事一定与后回伏笔相应，就好像第五回中“十二钗册子和曲文”一样。我早年作《红楼梦辨》时也是这样说的。后来发现脂砚斋的批语，引了许多名字来解释，我认为不确切，也不相信他的说法。如果细读这“解注”，就会发现有的好像与后回相应，有的却不相应。它的用意很广，或许已超出了小说中的情节，这是不能与“十二钗册子和曲文”相提并论的。此外，我最近重读了胡适所传的脂砚斋评石头记残本，很是失望。早在1931 年，我就对此书价值有所怀疑（见《燕郊集》），仅从“好了歌解注”中的脂批看，多半是些空谈，各说各的。此批所列诸多人名，杂乱无章。如：黛晴是有名早夭。所谓“不许人间见白头”者，而在“如何两鬓又成霜”一句旁，脂批却指“黛玉晴雯一干人”，这怎么会对呢？颠倒若是，其他可知。我以前曾有诗，说“脂砚芹溪难并论”。虽有抑扬，但还是说得很委婉的。
　　话题扯远了，还是从脂批回到“好了歌解注”上来。请先明大意。左思说：“俯仰生荣华，咄嗟复凋枯”；陶潜说：“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诗意与“好了歌”相近，都是说盛衰无常，祸福相倚。但“好了歌解注”似更侧重于由衰而盛，这是要注意的。如“解注”开始就说：“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这是由盛而衰的一般说法。但下接“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却又颠倒地说，便是一衰一盛，循环反复；又是衰者自衰，盛者自盛。正像吴梅村诗所说：“何处笙歌临大道，谁家陵墓对斜晖”。试推测一下后来的事，不知此马落谁家了。
　　① 我在《红楼梦底风格》一文中，两稿不同，依《红楼梦辨》之说：“我虽以为应列二等”92 页：依《研究》新说：“仍为第一等作品”77 页。其改变颇大，此不细说了。1986 年补记。
　　中间一大段，自“脂浓粉香”起，至“破袄紫蟒”止，究竟指什么，与《红楼梦》本书的关系似乎不大明白。“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脂批是“熙凤一干人”，而于上句“黄土陇头”却无说明，上下句不相对称。“训有方”、“择膏粱”两句，说男盗女娼，也很难定为是某人某事。“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讲一夕之间贫儿暴富，并不必与后事相应。由此可见一斑。
　　《好了歌》与《红搂梦》的不相当，不是由于偶然的。
　　（一）广狭不同。《红楼梦》既是小说，它所反映的面是有限的，总不外乎一姓或几家的人物故事。《好了歌》则不同，它的范围很广，上下古今，东西南北，无所不可。《红楼梦》故事自然包孕其中，它不过是太仓中的一粟而已，妙在以虚神笼罩全书，如一一指实了，就反而呆了。
　　（二）重点不同。《红楼梦》讲的是贾氏由盛而衰，末世的回光返照，衰而不复盛。所谓“食尽鸟投林”，“树倒胡孙散”（脂批“贾兰贾茵一干人”以象征复兴，另是一义，有如后四十回续书）。然而“解注”的意思却不是那佯，它的重点也正在衰而复盛上，却并不与《红楼梦》本书相抵触，因得旺气者另一家也。所以道人拍手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隐便笑一声“走罢！”
　　杜甫诗云：“天上浮云如白衣，须臾忽变为苍狗。”展眼兴亡，一明一灭，正在明清交替之间，文意甚明。引文“歌注”原文，加以解释图点。如下：
　　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意译为：送旧迎新），反认他乡是故乡（认贼做父）。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如上面的话，并不见得精彩，却是另外一本账，是很明白的。不仅世态炎凉，而且翻云覆雨，数语已尽之。前面所说“歌注”与后文不必相应者，指书中的细节，其言相应者，是说书中的大意，二者不同。原书在开头就分为“故曰甄士隐云”，“故曰贾雨村云”两段；但谈“灵通”很短，而“怀闺秀”极长，很不平衡。这本是《红楼梦》发展的倾向。
　　还有一点，或是题外的话。前面原是双提僧道的，后来为什么只剩了一个道人，却把那甄士隐给拐跑了呢？这“单提”之笔，分出宾主，极可注意。
　　这开头第一回书，就是一个综合体，糊涂账，将许多神话传说混在一起，甚至自相矛盾。原说甄士隐是随道人走的，而空空道人却剃了头，一变为情僧，既像《红楼梦》，又像《西游记》，都把道士变为和尚，岂不奇怪！又如大荒顽石与绛珠仙草、神瑛侍者的纠缠，观空情恋，是二是一，始终不明。若各自分疏，岂不清爽；如拉杂摧烧之，何等痛快，无奈又不能！于是索隐诸公闻风兴起，老师宿儒为之咋舌，这又该分别对待，不可以一概而论的。
　　上面的两段，话就说到这里。明知不完备，多错误，请指教。往事如尘，回头一看，真有点儿像“旧时月色”了。现今随着研究事业的进展，新人新事，层出不穷，惟愿“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986年1月20日于北京

　　索隐与自传说闲评

　　红楼梦研究，有如大海，浩瀚无边。对它的研究，历来有索隐、自传说两派，这两派的分歧很大，在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又是互有得失，谁是谁非，很难一言论定，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
　　索隐派、自传说的产生，绝非偶然，它们各自的根底都在开宗明义的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之中。“梦幻识通灵”虚，“风尘怀闺秀”实，索隐派务虚，自传说务实，两派对立，像两座对峙的山峰，分流的河水。但是，如果不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及共通之处，将无助于对《红楼梦》全书的理解。下面先把两派分别比较一下。
　　一研究方向相反
　　索隐派的研究方向是逆入，自传说则是顺流。什么叫“逆入”？在第一回中，作者自己说是“将真事隐去”，要把“隐”去的“索”出来，这是逆入。说自传说的研究方向是顺流，是因为正文中有：（欲将往事）“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的文字，于是在往事上做文章，牵涉到曹氏家族，这是顺流。
　　好像是顺流对，逆入错，但也并不一定。因为辩证地看，逆中也会有顺，而顺中亦会有逆。为什么这样说呢？既然作者明说有“隐”，为什么不能“索”？
　　如果有所收获，不也很好吗！至于自传说，详细地考查曹氏家族、考定作者是谁，虽与“亲睹亲闻”（见《红楼梦》），“嫡真实事”（见《脂评》）
　　等文字相符合，但作者又明明白白地说是“假语村言”，你说该拿这“满纸荒唐言”怎么办？由于矛盾很多，两派搞来搞去，到最后往往是不能自圆其说，于是便引出了许多奇谈怪论，结果是齐国丢了，楚国也没得到（“齐则失之，楚亦未得也”）。
　　二所用方法不同
　　前面已经说过了，索隐派是从“虚”入手进行研究的，因此没有依据，只好靠猜谜；而自传说务实，考证的方法帮了他的大忙。这样看来，是非屈直似已不成问题，我自己也曾是自传说的赞同者。但问题并非这样简单，对两派各自的得失，还是有点儿可说的。
　　自传说借助考证的方法，但考证的含义广，作用多，绝不仅仅限于自传说。如果抛开自传说，考证的功绩依然存在。把后四十回从一百二十回中分出来，就是考证的成果，它与自传说没有必然的联系，更不能把考证与自传说混为一谈。考证的功绩，也无法掩饰自传说的错误。新索隐派在研究红楼梦时，也应用考证取得的成果，不能把一百二十回看成是一本账。桥是桥，路是路，一定要有所区别。
　　《石头记索隐》一书认为金陵十二钗是影射士大夫的，这个构思虽然很巧妙，但他们“索”来，“索”去，却始终没个结果。我们很难断言作者在著书时，没有影射人、事的意思，但这些都是在有意无意之间，“若即若离，轻描淡写”。譬如在第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王熙凤效戏彩斑衣”中，就借女先儿之口，说出了一个男王熙凤。据此索隐者，如只关合字面不太认真，点到而已，那便是好，如一定要追问下去，闹个水落石出，岂不成为笨伯了。
　　三对作者问题看法之异
　　作者问题，关系到《红楼梦》一书的来历，这也是索隐、自传两派历来争论之点。简单他说，索隐派是在那里猜谜，大都是空想。而自传说标榜自己的方法最为科学，他们的说法也不够严谨，其实，曹雪芹从来就没说过是他自己独写《红楼梦》！不要小看这件事，这个问题关系太大了。关于作者是谁的问题，众口相传说法不同，还有的说是另一个曹雪芹呢！若依自传说，又把《红楼梦》完全归于曹氏一人，情况到底怎样呢？从最早的甲戌本看，那上面列了一大堆名字，有：空空道人、情僧、吴玉峰题红楼梦、孔梅溪题风月宝鉴、曹雪芹题金陵十二钗、脂砚斋仍用石头记。这众多人名中，曹雪芹固然是真名之一，但那些假托的人名，也未必毫无含义。甲戌本与其他本还有很大不同，不同有两处，（一）是在众多人名中多出个“吴玉峰”，这一点很该重视。（二）是在“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四句之后，多出了“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一句，似乎要把功归于脂砚斋，大有与曹氏争著作权的味道，实在很奇。到底谁写《红楼梦》？依我个人之见《红楼梦》的完成，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它凝聚着许多人的心血。如不能认清这一点，评注只能是越来越乱，分歧也只会越来越大。自传说不能成立，索隐派又能有什么妙法可施？
　　从上述三点看两派得失，显然有着共通之处和共同的疑惑。追踪他们共同的疑惑，源远流长，历时二百年，这绝非出自偶然，是与明、清改朝换代的历史有关。其他小说都不标以“学”字，如《水浒》不叫“水浒学”，《三国》不叫“三国学”，何以只有《红楼梦》称为“红学”？难道是因为它超越其他小说之上吗？也未必。对“红学”这一叫法，我小的时候只当做笑话看，后来仔细想想，也是有些道理的。
　　“红学”能够叫开，含有实际意义，也关系到对《红楼梦》这书性质的认识。最早的时候，对《红楼梦》不过是纷纷谈论，偶尔有一两篇文章出现，也还称不上什么“学”。到了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三位，以学者身份大谈起《红楼梦》，从此一向被看成是小道传阅的小说，便登上了大雅之堂。王国维说《红楼梦》里面含有哲理，可惜无人响应。蔡元培、胡适两位是平分秋色，一个索隐，一个持自传说，各具门庭。自传说是后来居上，到了大量脂批被发现后，自传说更是风靡一时了。到50 年代，《辑评》一书出版了，原只是为工作需要，却也附带起了对自传说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此我感到很惭愧。
　　索隐、自传两派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但他们都把《红楼梦》当做历史资料这一点却是完全相同。只是蔡元培把它当做政治的野史，而胡适把它看成是一姓的家传。尽管两派各立门庭，但出发点是一个，而且还都有着一个共同的误会：
　　《红楼梦》是小说，这一点大家好像都不怀疑，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两派总想把它当做一种史料来研究，像考古学家那洋，敲敲打打，似乎非如此便不能过瘾，就会贬低了红楼的身价。其实这种作法，都出自一个误会，那就是钻牛角尖。结果非但不能有更深一步的研究，反而把自己也给弄糊涂了。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红楼梦》有着极为复杂的背景和多元的性质，从不同的角度看，而会有差别。但是无论如何它毕竟是一部小说，这一点并不会因为观看角度不同而变化、动摇。小说是什么？小说就是虚构。虚构并不排斥实在，但那些所谓“亲睹亲闻”的素材，早已被统一在作者的意图之下而加以融化。以虚为主，实为从，所有一切实的，都溶入虚的意境之中。对这“化实为虚”的分寸，在研究过程中必须牢牢把握。如果颠倒虚实，喧宾夺主，把灵活的化为呆板，使微婉的变做质实，岂不糟糕？有很多事，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掌握了“意会”，对各种说法就能看到它们的会通之处。
　　否则，只要一动便有障碍，任何一个问题都可以引起无休止的争论。这边虽打得热闹，而那边《红楼梦》还是《红楼梦》！
　　如果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正问，那么问题实际上已解决了一半。问《红楼梦》的来历如何，得失如何，都是正问。问宝玉是谁，大观园在哪儿，就不是正问了。为什么这样说呢？问宝玉是谁，他是小说中的主角呀！问大观园在哪儿，它是小说中一个很漂亮的花园，不一定非要有这么个地方吧！即使是作者在构思时，多少有些凭据，那也是如烟如雾的往事，就是起作者于九泉，怕也难以一一核实。再者说，如果全都是照实写来，不差分毫，那还能叫小说吗？那样的小说还有什么可看呢？
　　我认为，考证学原是共通的，如使用得当，不蔓不支，对研究工作是有益的。猜谜的即使猜不着，也无伤大雅，一笑了之就是了，唯有自传说，成绩受到材料的局限，到后来只得“以假混真”，滥竿充数了，这实在很可惜！
　　此文为1978 年10 月17 日未发表之旧作， 1986 年8 月26 日重新整理。韦奈记录。

　　●开明书店的开明之处，在于它团结了一大批进步、正直的文化工作者、教育家、科学家，拥有一支不亚于“商务”、“中华”的译著、编辑队伍。……

　　夏衍
　　（1900～）
　　剧作家。原名沈端先。浙江杭州人。著有剧本《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报告文学《包身工》，译著《母亲》等。

　　小丁今年七十五
　　——《丁聪漫画系列》代序

　　小丁就是丁聪同志，这在文化新闻界是众所周知的，上了年纪的人叫他小丁，和他同辈的乃至比他年轻的人也叫他小丁，他自己在作品上署名也是小丁。20 年代末，30 年代初，上海有许多进步的画家，那时他的确是小字辈，张光宇、叶浅予都比他大一辈，他叫张光宇的夫人“张家姆妈”，这是他自己定的格。
　　我认识小丁是在1932 年，我在明星电影公司当编剧，结识了一些美术界的朋友，是胡考呢还是光宇介绍的，已经记不清楚了，他当时已经在漫画界初露锋芒，用工笔画漫画，是他的首创，这对我印象很深。一位他的好友对我说：这是遗传，因为他的父亲丁悚，是清末民初驰誉江南的工笔画家。
　　我和小丁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则是在抗战之后。从抗战到全国解放，是一个四海翻腾、五洲震荡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这也是小丁画得最勤的时期，他是艺术家而不是社会活动家，但他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双洞察时弊的眼。漫画和杂文一样，是匕首式的武器，小丁就用他的妙手，对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可悲、可叹、可笑的现象，作了形象的曝光和调侃，似浅实深，小中见大，每一幅画都会使读者得到会心的苦笑，这也就是佛家所说的：一针见血。
　　小丁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在1957 年受到不公正待遇，流放北大荒的时候，他也还是笑口常开，很少看到他愁眉苦脸。他助人为乐，从不考虑自己，报刊请他画画、设计封面、画人物头像，几乎可以说有求必应，《读书》杂志上的篇头人像，都是他的手笔。
　　屈指算来，他从事漫画工作已经跨过半个世纪了，他用妙笔给这不平凡的时代留下了记录。我非常高兴知道《丁聪漫画系列》即将出版，因为从这些画中不仅可以看到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也可以看到画家的风格和人品。
　　我欢喜这样的人，欢喜这样的画，写此数语，表一点朋友的心意。
　　1992年9月8日

　　难忘的开明书店

　　1926 年，夏丐尊、章锡琛先生在上海创办开明书店，日子过得飞快，迄今已近六十年了。
　　我是1928 年春夏之交，经吴觉农同志的介绍，和开明书店发生关系的。
　　丐尊先生是我的师长，早在“五四”时期就受过他的教诲；章锡琛、徐调孚、顾均正、刘薰宇、钱君匋、索非先生，则是在我替开明书店译书和在《一般》、《新女性》杂志撰稿时才认识的。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上海推行残酷的文化“围剿”，进步书店“南强”、“大江”、“春野”相继受到查禁和封闭，独有开明书店却能坚持“不投机，不冒险，正正经经出好书”
　　的方针，得到广大进步文化工作者的支持而保存下来，稳步发展，成为规模仅次于“商务”、“中华”、“世界”三大书店的名副其实的“开明”的书店。
　　开明书店的开明之处，在于它团结了一大批进步、正直的文化工作者、教育家、科学家，拥有一支不亚于“商务”、“中华”的译著、编辑队伍，叶圣陶、胡愈之、茅盾、王统照、巴金、谢六逸、陈之佛、钱歌川、费鸿年、胡学勤……真可以说是群贤毕集，胜友如云。它出版了大量中外名著，发行了《一般》、《新女性》、《中学生》等进步刊物。在白色恐怖笼罩的30年代，开明书店以它丰富多彩的书刊，哺育了年青一代。丐尊、圣陶等先生的功绩，在中国出版史上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开明书店的宗旨是“实实在在地为读者服务”，特点是认真和负责。出书，办杂志，从组稿、审读、定稿、排印、校勘、装帧、出版发行，始终贯彻着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举一个小的例子，他们对校对这一关抓得很紧，所以开明书店出版的书，很少有误植和衍漏。我给开明翻译过几本大部头书，如《欧洲文艺思潮论》、《妇女与社会主义》，待印之前译者不必看清样，出版之后，几十万字中很难找出一个错字。记得我译的高尔基的《母亲》（1929年大江版》被查禁，丐尊先生决定把书名《母亲》改为《母》，把译著者的名字“沈端先”改为“孙瑞光”，由开明书店重印。照例，这只要按“大江版”重排付印就是了，可是丐尊先生还是请人先校对一遍，除校出了一些误植之外，又对译文中一些不够通顺的字句，做了仔细修改，最后再请调孚先生征求我的同意。我当时还是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前辈出版家的这种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实在使我太感动了。
　　开明书店认认真真地为读者服务，同时也真心诚意地为著者译者服务。
　　从30 年代到全国解放，我一直靠稿费和版税糊口。在整个抗战时期，我离开上海之后，留在上海的家属的生活费用，主要的依靠是开明书店的版税。1945年9 月，我从重庆回到上海，在孤岛历尽艰辛的丐尊先生正在病中。我去探望他，不等我说完感谢的话，他就喘着气说：“不用说这些，大家都有困难，你们走了之后，留在上海的人就得守住开明这个摊子，总算撑过来了……一直在挂念你们，知道雁冰、圣陶、愈之他们都平安，我们就安心了。”他消瘦得厉害，讲话很吃力，不敢多打扰他，想不到这就是我和他最后的一次见面。后来不止一个人对我说，在孤岛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凡是留在上海的“开明同人”，不论有没有在开明出过书，都经常收到丐尊、锡琛先生送来的三块、五块银币的周济。在那种“大家都有困难”的“乱世”，说“相濡以沫”也好，说人情、道义也好，这种出版家与著译者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
　　提到章锡琛先生，解放后一般人都把他看做是“资方代理人”， 1957年还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但我们这些和他共事过的人都知道，他不仅是个有才干，有胆识的出版家，而且在当时还是一个妇女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
　　开明书店出版过《新女性》杂志，我翻译的厚厚的两大本德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就是他指定要求赶译出来的。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就是1934 年2 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正式下令，查禁鲁迅、茅盾、郭沫若、陈望道等二十八人译著的“反动书籍”一百四十九种，还加强了对书店和出版社的控制，几十家出版进步书刊的中小书店濒于破产。这时锡琛先生挺身而出，由开明书店领头，上海二十几家书店联名，两次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请愿”。丐尊、锡琛先生还给蔡元培、邵力子写信，要求“解除禁令”。这样，国民党才“放宽”了禁书“尺度”，允许一部分书籍“删改后重新出版”。1934 年是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严酷的时刻，开明书店的这一义举，现代出版史上也应该大书一笔的。
　　时光流逝，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几年来，出版事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但也不必讳言，出版界也出现了一种乱出书、出坏书的不正之风。出版工作负有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庄严的责任，因此，在纪念开明书店创业六十周年的时候，强调一下认真，负责，出版工作为读者服务的“开明精神”，不仅对出版界，对整个文化界都是很有意义的。
　　1985年10月15日

　　●我永远感到读书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快乐！从读书中我还得到了做人处世的“独立思考”的大道理，这都是从“修身”课文中所得不到的。

　　冰心
　　（1900—）
　　女作家、翻译家。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租籍福建长乐，生于福州。
　　毕业于燕京大学文科， 1923 年秋赴美国威尔斯女子大学研究院学习，获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建国后，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散文《寄小读者》、《冰心散文集》、《归来以后》、《樱花赞》、《小桔灯》、《拾穗小札》等。

　　丢不掉的珍宝

　　文藻从外面笑嘻嘻的回来，胁下夹着一大厚册的《中国名画集》，是他刚从旧书铺里买的，花了六百日圆！
　　看他在灯下反复翻阅赏玩的样子，我没有出声，只坐在书斋的一角，静默地凝视着他。没有记性的可爱的读书人，他忘掉了他的伤心故事了！
　　我们两个人都喜欢买书，尤其是文藻。在他做学生时代，在美国，常常在一月之末，他的用费便因着恣意买书而枯竭了。他总是欢欢喜喜地以面包和冷水充饥，他觉得精神食粮比物质的食粮还要紧。在我们做朋友的时代，他赠送给我的，不是香花糖果或其他的珍品，乃是各种的善本书籍，文学的、哲学的、艺术的不朽的杰作。
　　我们结婚以后，小小的新房子里，客厅和书斋，真是“满壁琳琅”，墙上也都是相当名贵的字画。
　　十年以后，书籍越来越多了，自己买的，朋友送的，平均每月总有十本左右，杂志和各种学术刊物还不在内。我们客厅内，半圆雕花的红木桌上的新书，差不多每星期便换过一次。朋友和学生们来的时候，总是先跑到这半圆桌前面，站立翻阅。
　　同时，十年之中我们也旅行了不少地方，照了许多有艺术性的相片，买了许多古董名画，以及其他纪念品。我们在自己和朋友们赞叹赏玩之后，便珍重的将这些珍贵的东西，择起挂起或是收起。
　　民国26 年6 月20 日，我们从欧洲，由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东三省，进了山海关，回到北平。到车站来迎接我们的家人朋友和学生，总有几十人，到家以后，他们争着替我们打开行李，抢着看我们远道带回的东西。
　　7 月7 日，芦沟桥上，燃起了战争之火……为着要争取正义与和平，我们决定要到抗战的大后方去，尽我们一份菲薄的力量，但因为我们的小女儿宗黎还未诞生，同时要维持燕京大学的开学，我们在北平又住了一学年。这一学年之中，我们无一日不做离开北平的准备：一切陈设家具，送人的送人，捐的捐了，卖的卖了，只剩下一些我们认为最宝贵的东西，不舍得让它与我们一同去流亡冒险的，我们就珍重的装起寄存在燕京大学课堂的楼上。那就是文藻从在清华做学生起，几十年的日记；和我在美国三年的日记，我们两人整齐冗长六年的通信，我的母亲和朋友，以及许多不知名的“小读者”的来信，其中有许许多多，可以拿来当诗和散文读的，还有我的父亲年轻在海上时代，给母亲写的信和诗，母亲死后，由我保存的。此外还有作者签名送我的书籍，如泰戈尔《新月集》及其他； Virginia Wolfe 的“To The Light House”及其他；鲁迅、周作人、老舍、巴金、丁玲、雪林、淑华、茅盾……一起差不多在一百本以上，其次便是大大小小的相片，小孩子的相片，以及旅行的照片，再就是各种善本书，各种画集，笺谱，各种字画，以及许许多多有艺术价值的纪念品……收集起来，装了十五只大木箱。文藻十五年来所编的，几十布匣的笔记教材，还不在内！
　　收拾这些东西的时候，总是有许多男女学生帮忙，有人登记，有人包裹，有人装箱。……我们坐在地上忙碌地工作，累了就在地上休息吃茶谈话。我们都痛恨了战争！战争摧残了文化，毁灭了艺术作品，夺去了我们读书人研究写作的时间，这些损失是多少物质上的获得，都不能换取补偿的，何况侵略争夺，决不能有永久的获得！
　　在这些年轻人叹恨纵谈的时候，我每每因着疲倦而沉默着。这时我总忆起宋朝金人内犯的时候，我们伟大的女诗人李易安，和她的丈夫赵明诚，仓皇避难，把他们历年收集的金石字画，都丢散失了。李易安在她的《金石录后序》中，描写他们初婚贫困的时候，怎样喜爱字画，又买不起字画！以后生活转好，怎样地慢慢收集字画，以及金石艺术品，为着这些宝物，他们盖起书楼，来保存，来布置；字里行间，横溢着他们同居的快乐与和平的幸福。
　　最后是金人的侵略，丈夫的死亡，金石的散失，老境的穷困……充分地描写呈露了战争期中，文化人的末路！
　　我不敢自拟于李易安，但我的确有一个和李易安一样的，喜好收集的丈夫！我和李易安不同的，就是她对于她的遭遇，只有愁叹怨恨，我却从始至终就认为战争是暂时的，正义和真理是要最后得胜的。以文物惨痛的损失，来换取人类最高的理智的觉悟，还是一件值得的事！
　　话虽如此说，我总不能忘情于我留在北平的“珍宝”。今年7 月，在我得到第一次飞回北平的机会，我就赶紧回到燕京大学去。在那里，我发现校景外观，一点没有改变，经过了半年的修缮，仍旧是富丽堂皇；树木比以前更葱郁了，湖水依旧涟漪！走到我的住宅院中，那一架香溢四邻的紫藤花，连架子都不在了，廊前的红月季与白玫瑰，也一株无存！走上阁楼，四壁是空的，文藻几十盒的笔记教材都不见了！
　　我心中忽然有说不出的空洞无着，默然地站了一会，就转身下来。
　　遇到了当年的工友，提起当年我们的房子，在日美宣战，燕大被封以后，就成了日本宪兵的驻在所，文藻的书室，就是拷问教授们的地方，那些笔记匣子，被日本乒运走了，不知去向。
　　两天以后，我才满怀着虚怯的心情，走上存放我们书箱的大楼顶阁上去——果然像我所想到的，那一间小屋是敞开的，捻开电灯一看，只是空洞的四壁！我的日记，我的书信，我的书籍，我的……一切都丧失了！
　　白发的工友，拿着钥匙站在门口，看见我无言的惨默，悄悄地走了过来，抱歉似的安慰我说：“在珍珠港事变的第二天清早，日本兵就包围燕京大学，学生们都撵出去了，我们都被锁了起来。第二天我们也被撵了出去，一直到去年8 月，我们回来的时候，发现各个楼里都空了，而且楼房拆改得不成样子。……您的东西……大概也和别人的一样，再也找不转来了。不过……我真高兴……这几年你倒还健康”。
　　我谢了他，眼泪忽然落了下来，转身便走下楼去。
　　迂缓的穿过翠绿的山坡，走到湖畔。远望岛亭畔的石船，我绕着湖走了两周，心里渐渐从荒凉寂寞，变成觉悟与欢喜。
　　从古至今，从东到西，不知道有多少人，占有过比我多上几百倍几千倍的珍宝。这些珍宝，毁灭的不必说了，未毁灭的，也不知已经换过几个主人！
　　我的日记，我的书信，描写叙述当年当地的经过与心情的，当然可贵，但是，正如那老工友所说的，我还健在！我还能叙述，我还能描写，我还能传播我的哲学！
　　战争夺去了毁灭了我的一部分的珍宝，但它增加了我的最宝贵的、丢不掉的珍宝，那就是我对于人类的信心！
　　人类是进步的，高尚的，他会从无数的错误歪曲的小路上，慢慢地走回康庄平坦的大道上来。总会有一天，全世界的学校里又住满了健康活泼的学生，教授们的书室里，又叠着满满的书，他们攻读，他们研究，为全人类谋求福利。
　　人类也是善忘的，几年战争的惨痛，不能打消几十年的爱好。这次到了日本，我在各风景区旅行，对于照相和收集纪念品，都淡然不感兴趣，而我的书呆子的丈夫，却已经超过自己经济能力的，开始买他的书了！
　　1946年12月4日于东京

　　忆读书

　　一谈到读书，我的话就多了！
　　我自从会认字后不到几年，就开始读书。倒不是四岁时读母亲教给我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的“天，地，日，月，山，水，土，木”
　　以后的那几册，而是七岁时开始自己读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三国演义》！
　　那时我的舅父杨子敬先生每天晚饭后必给我们几个表兄妹讲一段《三国演义》，我听得津津有味，什么“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真是好听极了，但是他讲了半个钟头，就停下去干他的公事了，我只好带着对于故事下文的无限悬念，在母亲的催促下，含泪上床。
　　此后我决定咬了牙拿起一本《三国演义》来，自己一知半解地读了下去，居然越看越懂，虽然字音都读得不对，比如把“凯”念作“岂”，把“诸”
　　念作“者”之类，因为就只学过那个字一半部分。
　　谈到《三国演义》我第一次读到关羽死了，哭了一场，便把书丢下了。
　　第二次再读时，到诸葛亮死了，又哭了一场，又把书丢下了。最后忘了是什么时候才把全书读到分久必合的结局。
　　这时就同时还看了母亲针线箩里常放着的那几本《聊斋志异》，聊斋故事是短篇可以随时拿起放下，又是文言的，这对于我的作文课，很有帮助，时为我的作文老师曾在我的作文本上，批着“柳州风骨，长吉清才”的句子，其实我那时还没有读过柳宗元和李贺的文章，只因那时的作文，都是用文言写的。
　　因为看《三国演义》引起了我对章回小说的兴趣，对于那部述说“官迫民反”的《水浒传》大加欣赏。那部书里着力描写的人物，如林冲——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看了使我气愤填胸！武松、鲁智深等人，都有其自己极其生动的风格，虽然因为作者要凑成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勉勉强强地满了一百零八人的数目，我觉得也比没有人物个性的《荡寇志》强多了。
　　《精忠说岳》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大的印象，虽然岳飞是我从小就崇拜的最伟大的爱国英雄。在此顺便说一句，我酷爱古典诗词，但能够从头背到底的，只有岳武穆的《满江红》“怒发冲冠”那一首，还有就是李易安的《声声慢》，她那几个叠字：“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写得十分动人，尤其是以“寻寻觅觅”起头，描写尽了“若有所失”的无聊情绪。
　　到得我十一岁时，回到故乡的福州，在我祖父的书桌上看到了林琴南老先生送给他的《茶花女遗事》，使我对于林译外国小说，有了广泛的兴趣，那时只要我手里有几角钱，就请人去买林译小说来看，这又使我知道了许多外国的人情世故。
　　《红楼梦》是在我十二三岁时候看的，起初我对它的兴趣并不大，贾宝玉女声女气，林黛玉的哭哭啼啼都使我厌烦，还是到了中年以后，再拿起这部书看时，才尝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个朝代和家庭的兴亡盛衰的滋味。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这一辈子读到的中外的文艺作品，不能算太少。
　　我永远感到读书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快乐！从读书中我还得到了做人处世的“独立思考”的大道理，这都是从“修身”课本中所得不到的。
　　我自1980 年到日本访问回来后即因伤腿，闭门不出，“行万里路”做不到了，“读万卷书”更是我唯一的消遣。我每天都会得到许多书刊，知道了许多事情，也认识了许多人物。同时，书看多了，我也会挑选、比较。比如说看了精彩的《西游记》就会丢下繁琐的《封神榜》，看了人物如生的《水浒传》就不会看索然乏味的《荡寇志》，等等。对于现代的文艺作品，那些写得朦朦胧胧的，堆砌了许多华丽的词句的，无病而呻，自作多情的风花雪月的文字，我一看就从脑中抹去。但是那些满带着真情实感，十分质朴浅显的篇章，哪怕只有几百上千字，也往往使我心动神移，不能自己！
　　书看多了，从中也得到一个体会，物怕比，人怕比，书也怕比，“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因此，有某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有个儿童刊物要我给儿童写几句指导读书的话，我只写了几个字，就是：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

　　漫谈《小桔灯》的写作经过

　　《小桔灯》是我在1957 年1 月19 日为《中国少年报》写的一篇短文。
　　那时正是春节将届，所以我在这篇短文的开头和结尾都提到春节，也讲到春节期间常见到的“灯”。
　　文章的中心事实，就是后面从“我的朋友”口中说出的：“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作共产党抓走了，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
　　故事就用了重庆郊外的歌乐山作为背景。抗战期间，我在那里住过四年多。歌乐山下，有一所医学院，我认识这学院里的几位老师和学生。上山不远有一块平地，叫做莲花池，池旁有一个乡公所，楼上有公用电话，门外摆有一些卖水果、花生、杂糖的摊子，来往的大小车子，也常停在那里。
　　这故事里上场的只有三个人，我和那个小姑娘还有“我的朋友”。我把“我的朋友”的住处，安放在乡公所的楼上，因为我去拜访这位朋友，而她又不在，由此我才有和那个小姑娘谈话的机会，知道了她父亲的名字和她的住处。
　　这个小姑娘是故事中的中心人物，她的父亲是位地下党员，因为党组织受到破坏而离开了家，她的母亲受到追踪的特务的殴打而吐了血。在这场事变里，这个小姑娘是镇定、勇敢、乐观的。这一场，我描写了她的行动：比如上山打电话，请大夫，做小桔灯，写了她对我的谈话：“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这“一定”两个字表示了她的坚强的信念，然后她用手臂挥舞出一个大圆圈，最后握住我的手，说那时“我们大家也都好了！”也就是说：不久，全国一定会得到解放。
　　“我的朋友”是个虚构的人物，因为我只取了这故事的中间一小段，所以我只“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去看了这位朋友，而在“当夜，我就离开那山村”。我可以“不闻不问”这故事的前因后果，而只用最简朴的、便于儿童接受的文字，来描述在这一个和当时重庆政治环境、气候，同样黑暗阴沉的下午到黑夜的一件偶然遇到的事，而一切的黑暗阴沉只为了烘托那一盏小小的“朦胧的桔红的光”，怎样冲破了阴沉和黑暗，使我感到“眼前有无限光明”。
　　这件事发生在1945 年的春节前夕，是我写这篇短文十二年前的事了，所以我又用“十二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现在我们‘大家’都‘好’了！”来收尾，说明这小姑娘的乐观和信心，在十二年之后，早已得到了证实。
　　1979年3月12日晨

　　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

　　“五四”以后，在新诗的许多形式中，有一种叫做“短诗”或“小诗”的。这种诗很短，最短的只有两行，因为我写过《繁星》和《春水》，这两本集子里，都是短诗，人家就以为是我起头写的。现在回忆起来，我不记得那时候我读过多少当代的别人的短诗没有，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自己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
　　经过是这样的：“五四”运动的时候。我还在大学预科，新文化的高潮中，各种新型的报刊多如雨后春笋，里面不但有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文章论著，也有外国文学的介绍批评，以及用自话写的小说、新诗、散文等。在我们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我们在课外贪婪地阅读这些书报，就是在课内也往往将这些书报压在课本底下，公开的“偷看”，遇有什么自己特别喜欢的句子，就三言两语歪歪斜斜地抄在笔记本的眉批上。这样做惯了，有时把自己一切随时随地的感想和回忆，也都拉杂地三言两语歪歪斜斜地写上去。日子多了，写下来的东西也有相当的数量，虽然大致不过三五行，而这三五行的背后，总有些和你有关的事情，看到这些字，使你想起很亲切很真实的情景，而舍不得丢掉。
　　这时我偶然在一本什么杂志上，看到郑振铎译的泰戈尔《飞鸟集》连载（泰戈尔的诗歌，多是采用民歌的形式，语言美丽朴素，音乐性也强，深得印度人民的喜爱。当他自己将他的盂加拉文的诗歌译成英文的时候，为要保存诗的内容就不采取诗的分行的有韵律的形式，而译成诗的散文。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飞鸟集》原文是不是民歌的形式，我也不清楚），这集里都是很短的充满了诗情画意和哲理的三言两语。我心里一动，我觉得我在笔记本的眉批上的那些三言两语，也可以整理一下，抄了起来。在抄的时候，我挑选那些更有诗意的，更含蓄一些的，放在一起，因为是零碎的思想，就选了其中的一段，以繁星两个字起头的，放在第一部，名之为《繁星集》。
　　泰戈尔的《飞鸟集》是一本诗集，我的《繁星集》是不是诗集呢？在这一点上我没有自信力，同时我在写这些三言两语的时候，并不是有意识地在写诗（我上新文学的课，也听先生讲过希腊的小诗，说是短小精悍，像蜜蜂一样，身体虽小却有很尖利的刺，为讽刺或是讲些道理是一针见血的等等。
　　而我在写《繁星》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希腊小诗），所以我在1932 年写的《全集自序》中，曾有这么一段：谈到零碎的思想，要联带说一说《繁星》和《春水》……《繁星》、《春水》不是诗，至少是那时的我，不在立意做诗。我对于新诗，还不了解，很怀疑，也不敢尝试。我以为诗的重心，在内容而不在形式，同时无韵而冗长的诗，若是不分行来写，又容易与诗的散文相混。我写《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说，因着看泰戈尔的《飞鸟集》，而仿用它的形式，来收集我的零碎的思想……这是小杂感一类的东西……。
　　现在，我觉得，当时我之所以不肯称《繁星》、《春水》为诗的原故，因为我心里实在是有诗的标准的，我认为诗是应该有格律的——不管它是新是旧——音乐性是应该比较强的。同时情感上也应该有抑扬顿挫，三百两语就成一首诗，未免太单薄太草率了。因此，我除了在二十岁前后，一口气写了三百多段“零碎的思想”之外，就再没有像《繁星》和《春水》之类的东西。
　　以后，在1921 年2 月，我在西山写了一段短小的散文《可爱的》，寄到《晨报副刊》去，登出的时候，却以分行的诗的形式排印了，下面还附有编者的按语，是：这篇小文很饶诗趣，把它一行行地分写了，放在诗栏里，也没有不可（分写连写本来无甚关系，是诗不是诗，须看文字的内容），好在我们分栏，只是分个大概，并不限定某栏必当登载怎样怎样一类的文字；杂感栏也曾登过极饶诗趣的东西，本栏与诗栏，不是今天才打通的。
　　于是，我才开始大胆地写些新诗，有的是有韵的，也有的是无韵的，不在这篇题目之内，暂且不去提它了。
　　以上把《繁星》、《春水》的写作历史交代过，现在我自己重翻这两本东西，觉得里面有不少是有韵的，诗意也不算缺乏，主要的缺点——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样——正如周扬同志所说的，“新诗也有很大的缺点，最根本的缺点就是还没有和劳动群众很好的结合。”也就是说当时的我，在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时代，却只注意到描写到身边琐事，个人的经验与感受，既没有表现劳动群众的情感思想，也没有用劳动群众所喜爱熟悉的语言形式。音乐性还是重要的，劳动人民在情感奔放的时候，唱出的总是有韵的，我还没有读过工农兵写的无韵的诗。至于形式的短小，却不是一个缺点，现在绝大多数的民歌，不就是在短小的四句之中，表现出伟大的革命气魄和崇高的共产上义精神么？劳动群众的诗，短小而不单薄，豪迈而不草率，此中消息，还得从诗人的思想意识里去挖！
　　1959年3月18日
　　附：补充的几句话：
　　这些年来，我常常收到小朋友的来信，信中附有短诗，要我给他们“教正”，我既不能一一作答，而且我也没有什么做诗的秘诀，我想这件事，教师们倒可以指导、帮忙，假如你看见孩子们在课外做些小诗，千万不要扫掉他们的雅兴，告诉并介绍他们多读古今中外的好诗，和诗的种种格律。在音乐性方面，要教会我国的“四声”（平、上、去、入）五音（齿唇舌鼻喉），学会用抑扬顿挫的音节写出他们心中真挚的感想，使人看过后，能背得下来，就是一首好诗，这是我在《繁星》、《春水》中所没有做到的，希望小朋友的语文老师们，在这方面多教导他们，不要让一个可以成为诗人的孩子，从你手下滑过。
　　1980年10月

　　他还在不停地写作①

　　我把这本选集从30 年代的短篇小说《亡命者》看起，一直看到80 年代的散文《一封回信》，仿佛把巴金这几十年的个人和写作历史，从头理了一遍，我的感触是很深的。
　　我认识巴金是在30 年代初期，记得是在一个初夏的早晨，他同靳以一起来看我。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我又比他们大几岁，便把他们当做小弟弟看待，谈起话来都很随便而自然。靳以很健谈，热情而活泼。巴金就比较沉默，腼腆而稍带些忧郁，那时我已经读到他的早期一些作品了，我深深地了解他。
　　我记得他说过常爱背诵一位前辈的名言：
　　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
　　他又说过：
　　我似乎生来就带来了忧郁性，我的忧郁性几乎毁了我一生的幸福，但是追求光明的努力，我没有一刻停止过。
　　我知道他在正在崩溃的、陈腐的封建大家庭里生活了十几年，他的“充实”的心里有着大多的留恋与愤怒。他要甩掉这十几年可怕的梦魔。他离开了这个封建家庭，同时痛苦地拿起笔来，写出他对封建制度的强烈控诉。他心里有一团愤怒的火，不写不行，他不是为了要做作家才写作的。
　　40 年代初期，我住在重庆的歌乐山。他到重庆时，必来山上看我，也谈到自己的写作。他走后，我在深夜深黑的深山深林里，听到一声声不停地杜鹃叫唤，我就会联想到这个“在暗夜里呼号的人”！
　　他说过：
　　在黑夜里我卸下了我的假面具，我看见了这个世界的真面目。我躺下来。我哭，为了我的无助而哭，为了人类的受苦而哭，也为了自己的痛苦而哭……我的心里燃烧着一种永远不能熄灭的热情，因此我的心就痛得更加厉害了。
　　他爱祖国，爱人民，爱全人类，为他们的痛苦而呼号，但“光明”却是他在暗夜里呼号的目标。他说过：……每一篇文章都是我过去探索中的收获，也是我一生中追求光明的呼声……我对祖国对人民有多么深的爱……我的火是烧不尽的，我的感情是倾吐不完的，我的爱是永不消灭的。
　　他终于见到了光明。中国解放了，旧制度和人民的敌人灭亡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了，他感到了莫大的喜悦。为了这个伟大时代的来临，他贡献出了他的心，他的笔和他的全部力量。1951 年我从日本回来以后，在北京、在上海就常会看到快乐的他，和他的美满的家庭。他的爱人萧珊也成了我的好朋友，我们在人民外交的国际活动中，曾一同参加过好几次“世界和平大会”和友好团体的出国访问。此外我每到上海，他和靳以一定来接我，我们一同逛城隍庙，吃小吃。1959 年靳以逝世以后，他仍是自己来接我。
　　他每次到北京自然也到我家来，除了在公共社交场合之外。在这些接触中，我觉得他一直精神饱满，作品也多，他到过抗美援朝的前线，还到过抗美援越的前线，他是个新中国的为世界和平人类进步而奋斗的勇士。
　　十年浩劫中，他所受的人身侮辱和精神折磨是严重的，最使他伤心的，是在他身边，多了一个他的爱妻萧珊的骨灰盒！
　　噩梦过去以后，我们又相见了，我们庆幸日月的重光，祖国的再造。1980年夏我们还一同参加一次赴日本的友好访问。同年秋天我得了脑血栓又摔坏了右腿，行动不便，有三年“足不出户”。巴金每到北京仍来看我。去年他也摔了腿，行动也不方便，但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我的情况比您想的糟一些……写字吃力……幸而我还能拿笔，还可以写我的随想录。
　　他这封信是今年7 月写的，朋友从南方来都告诉我，巴金近况还好，他还在不停地写作。
　　是的，巴金不会停笔，他将不断地偿还他对后代读者的欠债！
　　已金是一个多产的作家，这本选集不过是他浩如烟海的作品中的一点一滴。但读者可以“管中窥豹”，从一斑中看到斑斓飞动的全身。
　　巴金自己也说过：“在中国作家中我受西方作品的影响比较深，我是照西方小说的形式，写我的处女作，以后也就顺着这条道路走去。”这是他的作品和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不同之处，而他的思想感情和他的笔下的人物，却完全是中国的。这也是读者们都能看到的。
　　1983年9月6日
　　① 本文系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合编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巴金》序。

　　谈巴金的《随想录》

　　袁鹰来信说：“巴金同志的《随想录》，有的同志推崇为当代散文的巅峰之作，我很同意这种评价……不知您有没有兴致和时间写一两千字……”
　　我不但有兴致，而且有愿望，但是时间就难说了！
　　我打开巴金送我的已出版的《随想录》第四卷《病中集》，在第一篇的《干扰》里就有这样的话：
　　可以说“干扰”来自四面八方……今天还有人出题目找我写自己的经历，谈自己的过去，还有人想从我的身上，抢救材料……
　　看到“抢救”两个字时，我痛苦地微笑了，这正是每当我“答问”和坐着让人照相时，所常有的想法。
　　在《一篇序文》的结束语中，巴金说：现在，我的座右铭是：“尽可能多说真话；尽可能少做违心的事。”
　　“真挚”是一切创作的灵魂和力量！巴金的散文之所以被推崇为“当代散文的巅峰”，就是因为在他的每篇散文里，句句都是真心话！
　　在《愿化泥土》这篇里，他说：我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土地，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接受阳光雨露，与花树、禾苗一同生长。
　　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这使我猛然想起龚定庵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之句，它代表了一切热爱祖国，热爱后人的“温暖的脚印”的人的愿望。
　　这和下面一篇的《掏一把出来》里所写的：“人活着不是为了捞一把进去，而是为了掏一把出来”是一个意思！
　　在《为作序》这一篇里，有个警句，他说：“我记得有一个规律：好作品淘汰坏作品。”近来，我常得到各种散文刊物编辑的来信，让我推荐一篇好散文，我手头的散文刊物不算太少，但是看来看去，竟难得挑出一篇可以算作“好”的。我觉得现在不但有了“朦胧诗”，也有了“朦胧散文”，也许是我太浅薄，也许是我赶不上时代。现在的确有许多散文，在我看来，都是朦朦胧胧的不知所云。作者若是不敢写出真心话，又何必让读者浪费猜谜的时间呢？
　　这又和下一篇《我的仓库》有了联系。
　　巴金说：“好的作品把我的思想引到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作……一直到死，人都需要光和热。”这末一句，讲得多么彻底！
　　《病中集》翻到最后了，巴金在《我的日记》里有一句话说，“十年的‘文革’并不是一场噩梦，我床前五斗柜上萧珊的骨灰还在低声哀泣……”
　　巴金今年8月4日写给我的信中说：“……我的随想录第五册就要脱稿了，还差一篇文章。说了自己想说的，总算没有辜负我这支笔，本月内一定编好送出去。您也替我高兴吧。”在他11 月12 日写的信中说：“我说搁笔，也是真话，并非不想写，只是精力不够。这大半年相当疲乏，我担心随时会垮下来，不能再拖下去了。……我却想多活，只是为了想多看，多思考，的确我们需要好好地思考。”
　　从我同他和萧珊的几十年的友谊经验中，我想象到，在他的“多思考”的时候一定还会回忆萧珊！《病中集》的未一篇就是《再忆萧珊》。
　　在我自己的回忆中，萧珊是一个十分活泼天真，十分聪明可爱的大姑娘！
　　她在替《收获》催稿时，甚至调皮地以“再不来稿，我可要上吊了！”这样的话来威胁我。至今我的箱底还压着一件咖啡色绉绸的丝棉袄，面子就是她送的。
　　巴金的《怀念萧珊》，我记得是在萧珊去世六年以后才动笔的。这篇“再忆”是写在萧珊去世十二年之后了！他说“十二年，多么长的日日夜夜！”
　　他在梦中还会忆起萧珊说过的话，如：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你有什么委屈，不要瞒我，千万不能吞在肚里呵！
　　我不愿离开你。没有我谁来照顾你呵？！
　　巴金还是有勇气的巴金！他最后说：“她不会离开我，也从未离开我。
　　做了十年的“牛鬼”，我并不感到孤单。我还有勇气迈步走向我的最终目标——死亡，我的遗物将献给国家，我的骨灰将同她的骨灰搅拌在一起，洒在园中，给花树作肥料。”
　　《病中集》翻完了，巴金最后的话也抄到此为止。自从1980 年夏同巴金一起到日本访问回来，不久，我就得了脑血栓。病后，神经似乎脆弱了许多，独自的时候看到好文章或好事，就会笑出声来；读到或是遇到不幸的事，就会不自主地落泪，虽然在人们面前，我还能尽力控制。
　　这次在一边看《病中集》，一边笔不停挥地写着，因为旁边没有人，我又悄悄地落了眼泪，这眼泪是《病中集》中的“真话”催下来的。我也说句真活吧！
　　1986年12月2日浓阴之晨

　　我这一辈子还未有过可称为“书斋”的书斋

　　实话说，我这一辈子还没有一间可以真正称为“书斋”的书斋！
　　我的父亲曾有一间书斋，虽然很小，不到十二平方米吧。那是在一所小三合院里的东厢房两明一暗的小三间里。明的一间做了客厅，“一暗”的一间就做了书斋。
　　这小书斋里靠着北墙是一个书柜，上半截是两扇玻璃门，里面摆些中外书籍，我只记得汉文的有《饮冰室文集》等。中间是两个抽屉，收藏着许多老朋友的来信和他们写的诗文。下半截是两扇板门，放着线装书和纸张等等。
　　西窗下是一张横放着的书桌，上面摆着笔架、砚台、图章和印泥盒，桌前一张有靠背的椅子。靠东壁也是两张直背椅，中间摆个茶几，茶几上摆着茶具，这小屋里就满了。这只茶几上面的墙上挂有一张横幅，上面是棵松树，并题有诗句，是哪位伯伯送的就记不得了。
　　当时手种稚松小，今日量身已十围。
　　不作龙鳞作鹤盖，误她华表倘来归。
　　这间书斋给我的印象极深，因为父亲和我许多次的谈话，如谈“灯塔”都是在这间小小的书斋里进行的。
　　我呢，自从会读书写字起，都是在卧室的窗前，摆一张小小的书桌，书桌旁边放一个小小的书架，如此而已。在我教书和译书时，是在学校的办公室里，那里没有卧床，但办公室不是我一个人的，左右和对面也都有书桌。
　　以往的几十年中，在国内，在海外，也有不在卧室里放书桌的时候，但这种时间很短，书架上也没有多少书，因为书籍大多丧失了！
　　现在呢，也是卧室窗前放着书桌，可是这间屋子较大，窗于又大又亮。
　　我有七个书柜，三个摆在客厅里，卧室窗前的两壁还可以摆下四个（近年来得的赠书多了，不得不挑出一些放在甬道的墙柜里）。现在这间卧室兼书斋，倒是窗明几净。窗台上放着一盆君子兰，是朋友送的，我不会伺候，也只长叶子，不知何时才能开花。桌上有时有一瓶玫瑰，也有笔筒、砚台、桌灯、日历等等，还有两本字典：一本是小小的《英华大辞典》，一本是《新华字典》，因为不论是写汉文或看英文，我往往提笔忘字，或是英文一个字不会“拼了”，就得求助于这两本小小的字典。
　　这个“半间”的书斋里，还常常有客人。近年来，我行动不便，除非是生客，或是客人多了，我才起来到客厅去。因此熟人来了，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一来就走进我的书斋，这里往往是笑语纷坛，真是“谈笑有鸿儒”。这些鸿儒的名字，我就不提了，免得有“借光”之嫌。
　　除此之外，白天，我的女儿、女婿和他们的孩子出去上课了，这屋里便静悄悄的。我的伴侣——陈玙同志（她是我小女婿的姐姐）只在客厅坐着看书或织活，有电话或有客人，她才进来通知我。还有，就是我女儿的那只宝贝猫咪咪，它上下午两次必跳上我的书桌，坐在我的信笺或稿纸上，来向我要鱼干吃之外，余下的时间就是我自己的了。
　　但是，大家也不要以为我有的是时间来写作。我的客人不少，电话也多，我有许多信件要复，我有许多书刊要看，此外，杂务还多着呢！若不是今天的大雪，把我纷扬的心绪压了下来，这篇“我的书斋”还不知何时才能交卷！
　　1986年12月17日大雪之晨

　　《寄小读者》四版自序

　　假如文学的创作，是由于不可遏抑的灵感，则我的作品之中，只有这一本是最自由、最不思索的了。
　　这书中的对象，是我挚爱恩慈的母亲。她是最初也是最后我所恋慕的一个人。我提笔的时候，总有她的颦眉或笑脸涌现在我的眼前。她的爱，使我由生中求死——要担负别人的痛苦；使我由死中求生——要忘记自己的痛苦。生命中的经验，渐渐加增，我也渐渐地撷到了生命花丛中的尖刺。在一切躯壳和灵魂的美丽芬芳的诱惑之中，我受尽了情感的颠簸；而“到底为谁活着”的观念，也日益明了……
　　感谢上帝，在我最初一灵不昧的入世之日，已予我以心灵永久的皈依和寄托——
　　我无有话说，人生就是人生！母亲付予了我以灵魂和肉体，我就以我的灵肉来探索人生。以往的试验探索的结果，使我写了寄小朋友这些书信。这书中有幼稚的欢乐，也有天真的眼泪！
　　年来笔下消沉多了，然而我觉得那抒写的情绪，总是不绝如缕，乙乙欲抽——记得1924 年的初春，在沙穰青山的病榻上，背倚着楼阑凝望：正是山雨欲来的时候，湿风四起，风片中夹带着新草的浓香。黑云飞聚，压盖得楼前的层山叠蟑，浮起了艳艳的绿光。天容如墨，而如墨的云隙中，万缕霞光，灿穿四射，影满大地！我那时神悚目夺，瞿然惊悦，我在顶觉着这场风雨后芳馨浓郁的春光！
　　小朋友，朗润园池中春冰已伴，而我怀仍结！在这如结久蕴的情怀之后，我似乎也觉着笔下来归的隐隐的春光。我在墙头小山上徐步，土湿如膏，西望玉泉山上的塔，和万寿山上的佛香阁、排云殿等等，都隐在浓雾之中，而浓雾却遮不住那丛树枝头嫩黄的生意，春天来了！
　　小朋友，冰心应许你在这一春中，再报告你们些幼稚的欢乐，天真的眼泪，虽然她也怕在生命花刺渐渐握满之后，欢笑不成，眼泪不落……
　　小朋友，记取，春天来了！
　　1927 年3 月20 日，朗润园

　　《冰心全集》自序

　　我从来没有刊行全集的意思。因为我觉得：一、如果一个作家有了特殊的作风，使读者看了他一部分的作品之后，愿意能读他作品的全部。他可以因着读者的要求，而刊行全集。在这一点上，我向来不敢有这样的自信。二、或是一个作家，到了中年，或老年，他的作品，在量和质上，都很可观。他自己愿意整理了，作一段结束，这样也可以刊行全集。我呢，现在还未到中年；作品的质量，也未有可观；更没有出全集的必要。
　　前年的春天，有一个小朋友，笑嘻嘻地来和我说：“你又有新创作了，怎么不送我一本？”我问是哪一本，他说是《冰心女士第一集》。我愕然，觉得很奇怪！以后听说二三集陆续地也出来了。从朋友处借几本来看，内容倒都是我自己的创作。而选集之芜杂，序言之颠倒，题目之变换，封面之丑俗，使我看了很不痛快。上面印着上海新文学社，或是北平合成书社印行。
　　我知道北平上海没有这些书局，这定是北平坊间的印本！
　　过不多时，几个印行我的作品的书局，如北新开明等，来和我商量，要我控诉禁止。虽然我觉得我们的法律，对于著作权出版权，向来就没有保障，控诉也不见得有效力，我却也写了委托的信，请他们去全权办理。已是两年多了，而每次到各书店书摊上去，仍能看见红红绿绿的冰心女士种种的集子，由种种书店印行的，我觉得很奇怪。
　　去年春天，我又到东安市场去。在一个书摊上，一个年轻的伙计，陪笑的递过一本《冰心女士全集续编》来，说：“您买这么一本看看，倒有意思。
　　这是一个女人写的。”我笑了，我说，“我都已看见过了。”他说，“这一本是新出的，您翻翻！”我接过来一翻目录，却有几段如《我不知为你洒了多少眼泪》、《安慰》、《疯了的父亲》、《给哥哥的一封信》等，忽然引起我的注意。站在摊旁，匆匆地看了一过，我不由得生起气来！这几篇不知是谁写的。文字不是我的，思想更不是我的，让我掠美了！我生平不敢掠美，也更不愿意人家随便借用我的名字。
　　北新书局的主人说：禁止的呈文上去了，而禁者自禁，出者自出！唯一的纠正办法，就是由我自己把作品整理整理，出一部真的全集。我想这倒也是个办法。真的假的，倒是小事，回头再出一两本三续编，四续编来，也许就出更大的笑话！我就下了决心，来编一本我向来所不敢出的全集。感谢熊秉三先生，承他老人家将香山双清别墅在桃花盛开，春光漫烂的时候，借给我们。使我能将去秋欠下的序文，从容清付。
　　雄伟突兀的松干，撑着一片苍绿，簇拥在栏前。柔媚的桃花，含笑的掩映在松隙里，如同天真的小孙女，在祖父怀里撒娇。左右山嶂，夹着远远的平原，在清晨的阳光下，拥托着一天春气。石桌上，我翻阅了十年来的创作；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往事，都奔凑到眼前来。我觉得不妨将我的从未道出的，许多创作的背景，呈诉给读我“全集”的人。
　　我从小是个孤寂的孩子，住在芝罘东山的海边上，三四岁刚懂事的时候，整年整月所看见的：只是青郁的山，无边的海，蓝衣的水兵，灰白的军舰。
　　所听见的，只是：山风、海涛、嘹亮的口号、清晨深夜的喇叭。生活的单调，使我的思想的发展，不和常态的小女孩，同其径路。我终日在海隅山陬奔游，和水兵们做朋友。虽然从四岁起，便跟着母亲认字片，对于文字，我却不发生兴趣。还记得有一次，母亲关我在屋里，叫我认字，我却挣扎着要出去。
　　父亲便在外面，用马鞭子重重的敲着堂屋的桌子，吓唬我。可是从未打到过我头上的马鞭子，也从未把我爱跑的脾气吓唬回去！
　　刮风下雨，我出不去的时候，便缠着母亲或奶娘，请她们说故事。把“老虎姨”、“蛇郎”、“牛郎织女”、“梁山伯祝英台”等，都听完之后，我又不肯安分了。那时我已认得二三百个字，我的大弟弟已经出世，我的老师，已不是母亲，而是我的舅舅——杨子敬先生——了。舅舅知道我爱听故事，便应许在我每天功课做完，晚餐之后，给我讲故事。头一部书讲的，便是《三国志》。三国的故事比“牛郎织女”痛快得多，我听得晚上舍不得睡觉。每夜总是奶娘哄着，脱鞋解衣，哭着上床。而白日的功课，却做得加倍勤奋。
　　舅舅是有职务的人，公务一忙，讲书便常常中止。有时竟然间断了五六天，我便急得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天天晚上，在舅舅的书桌边徘徊。然而舅舅并不接受我的暗示！至终我只得自己拿起《三国志》来看，那时我才七岁。
　　我囫囵吞枣，一知半解的，直看下去。许多字形，因着重复呈现的关系，居然字义被我猜着。我越看越了解，越感着兴趣，一口气看完《三国志》，又拿起《水浒传》，和《聊斋志异》。
　　那时，父亲的朋友，都知道我会看《三国志》。觉得一个七岁的孩子，会讲“董太师大闹凤仪亭”，是件好玩有趣的事情。每次父亲带我到兵船上去，他们总是把我抱坐在圆桌子当中，叫我讲《三国》。讲书的报酬，便是他们在海天无际的航行中，唯一消遣品的小说。我所得的大半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译说部，如《孝女耐儿传》、《滑稽外史》、《块肉余生述》之类。
　　从船上回来，我欢喜的前面跳跃着；后面白衣的水兵，抱着一大包小说，笑着，跟着我走。
　　这时我自己偷偷的也写小说。第一部是白话的《落草山英雄传》，是介乎《三国志》、《水浒传》中间的一种东西。写到第三回，便停止了。因为“金鼓齐呜，刀枪并举”，重复到几十次，便写得没劲了。我又换了《聊斋志异》的体裁，用文言写了一部《梦草斋志异》。“某显者，多行不道”，重复地写了十几次，又觉得没劲，也不写了。
　　此后便又尽量的看书，从《孝女耐儿传》等书后面的“说部丛书”目录里，挑出价洋一角两角的小说，每早送信的马夫下山的时候，便托他到芝罘市唯一的新书店明善书局（？）去买。——那时我正学造句，做短文。做得好时，先生便批上“赏小洋一角”，我为要买小说，便努力作文——这时我看书看迷了，真是手不释卷。海边也不去了，头也不梳，脸也不洗；看完书，自己喜笑，自己流泪。母亲在旁边看着，觉得忧虑；竭力地劝我出去玩，我也不听。有一次母亲急了，将我手里的《聊斋志异》卷一，夺了过去，撕成两段。我越趄的走过去，拾起地上半段的《聊斋》来又看，逗的母亲反笑了。
　　舅舅是老同盟会会员，常常有朋友从南边，或日本，在肉松或茶叶罐里，寄了禁书来，如《天讨》之类。我也学着他们，在夜里无人时偷看。渐渐地对于国事，也关心了，那时我们看的报，是上海《神州日报》、《民呼报》。
　　于是旧小说新小说和报纸，同时并进。到了十一岁，我已看完了全部“说部丛书”，以及《西游记》、《水浒传》、《天雨花》、《再生缘》、《儿女英雄传》、《说岳》、《东周列国志》等等。其中我最不喜欢的是《封神演义》，最觉得无味的是《红楼梦》。
　　十岁的时候，我的表舅父王夆逢先生，从南方来。舅舅把老师的职分让给了他。第一次他拉着我的手，谈了几句话，便对父亲夸我“吐属风流”。
　　——我自从爱看书，一切的字形，我都注意。人家堂屋的对联；天后宫、龙王庙的匾额，碑碣；包裹果饵的招牌纸；香烟画片后面，格言式的短句子；我都记得烂熟。这些都能助我的谈锋。——但是上了几天课，多谈几次以后，表舅发现了我的“三教九流”式的学问；便委婉地劝诫我，说读书当精而不滥。于是我的读本，除了《国文教科书》以外，又添了《论语》、《左传》和《唐诗》（还有种种新旧的散文，旧的如《班昭女诫》，新的如《饮冰室自由书》）。直至那时，我才开始和经诗接触。
　　夆逢表舅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个好先生！因着他的善诱，我发疯似地爱了诗。同时对于小说的热情，稍微地淡了下去。我学对对子，看诗韵。父亲和朋友们，开诗社的时候，也许我旁听。我要求表舅教给我做诗，他总是不肯，只许我做论文。直到我在课外，自己做了一二首七绝，呈给他看，他才略替我改削改削。这时我对于课内书的兴味，最为浓厚。又因小说差不多的已都看过，便把小说无形中丢开了。
　　辛亥革命起，我们正在全家回南的道上。到了福州，祖父书房里，满屋满架的书，引得我整天黏在他老人家身边，成了个最得宠的孙儿。但是小孩子终是小孩子，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姊妹们接触（我们大家庭里，连中表，有十来个姊妹），这调脂弄粉、添香焚麝的生活，也曾使我惊异沉迷。新年、元夜、端午、中秋的烛光灯影，使我觉得走入古人的诗中！玩的时候多，看书的时候便少。此外因为我又进了几个月的学校，——福州女师——开始接触了种种的浅近的科学，我的注意范围，无形中又加广了。
　　1913 年（民国2 年），全家又跟着父亲到北京来。这一年中没有正式读书。我的生活，是：弟弟们上课的时候，我自己看杂志。如母亲定阅的《妇女杂志》、《小说月报》之类。从杂志后面的“文苑栏”，我才开始知道“词”，于是又开始看各种的词。等到弟弟们放了学，我就给他们说故事。不是根据着书，却也不是完全杜撰。只是将我看过的新旧译著几百种的小说，人物布局，差来错去的胡凑，也自成片段，也能使小孩子们，聚精凝神，笑啼间作。
　　一年中，讲过三百多段信口开河的故事，写过几篇从无结局的文言长篇小说——其中我记得有一篇《女侦探》，一篇《自由花》，是一个女革命家的故事——以后， 1914 年的秋天，我便进了北京贝满女中。教会学校的课程，向来是严紧的，我的科学根底又浅；同时开始在团体中，发现了竞争心，便一天到晚的，尽做功课。
　　中学四年之中，没有显著的看什么课外的新小说（这时我爱看笔记小说，以及短篇的旧小说，如《虞初志》之类）。我所得的只是英文知识，同时因着基督教义的影响，潜隐的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
　　我开始写作，是1919 年，“五四”运动以后。——那时我在协和女大，后来并入燕京大学，称为燕大女校。——“五四”运动起时，我正陪着二弟，住在德国医院养病，被女校的学生会，叫回来当文书。同时又选上女学界联合会的宣传股。联合会还叫我们将宣传的文字，除了会刊外，再找报纸去发表。我找到《晨报副刊》，因为我的表兄刘放园先生，是《晨报》的编辑。
　　那时我才正式用白话试作，用的是我的学名谢婉莹，发表的是职务内应做的宣传的文字。
　　放园表兄，觉得我还能写，便不断地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十几种新出的杂志，给我看。这时我看课外书的兴味，又突然浓厚起来，我从书报上，知道了杜威和罗素；也知道了托尔斯泰和泰戈尔。这时我才懂得小说里有哲学的，我的爱小说的心情，又显著的浮现了。我酝酿了些时，写了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很羞怯的交给放园表兄。用冰心为笔名。一来是因为冰心两字，笔画简单好写，而且是莹字的含义。二来是我太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
　　稿子寄去后，我连问他们要不要的勇气都没有！三天之后，居然登出了。
　　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创作，觉得有说不出的高兴。放园表兄，又竭力地鼓励我再做。我一口气又做了下去，那时几乎每星期有出品，而且多半是问题小说，如《斯人独憔悴》、《去国》、《庄鸿的姊姊》之类。
　　这时做功课，简直是敷衍！下了学，便把书本丢开，一心只想做小说。
　　眼前的问题做完了，搜索枯肠的时候，一切回忆中的事物，都活跃了起来。
　　快乐的童年，大海，荷枪的兵士，供给了我许多的单调的材料。回忆中又渗入了一知半解，肤浅零碎的哲理。第二期——1920 至1921——的作品，小说便是《国旗》、《鱼儿》、《一个不重要的兵丁》等等，散文便是《无限之生的界线》、《问答词》等等。
　　谈到零碎的思想，要联带着说一说《繁星》和《春水》。这两本“零碎的思想”，使我受了无限的冤枉！我吞咽了十年的话，我要倾吐出来了。《繁星》、《春水》不是诗。至少是那时的我，不在立意做诗。我对于新诗，还不了解，很怀疑，也不敢尝试。我以为诗的重心，在内容而不在形式。同时无韵而冗长的诗，苦是不分行来写，又容易与“诗的散文”相混。我写《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说，因着看泰戈尔的《飞鸟集》，而仿用他的形式，来收集我零碎的思想（所以《繁星》第一天在“晨副”登出的时候，是在“新文艺”栏内。登出的前一夜，放园从电话内问我：“这是什么？”我很不好意思的，说：“这是小杂感一类的东西……”）。
　　我立意做诗，还是受了《晨报副刊》记者的鼓励。1927 年6 月23 日，我在西山写了一段《可爱的》，寄到“晨副”去，以后是这样的登出了，下边还有记者的一段按语：
　　可爱的，除了宇宙，最可爱的只有孩子。
　　和他说话不必思索，态度不必矜持。
　　抬起头来说笑，低下头去弄水。
　　任你深思也好，微讴也好；驴背上，山门下，偶一回头望时，总是活泼泼地，笑嘻嘻地。
　　这篇小文，很饶诗趣，把它一行行的分写了，放在诗栏里，也没有不可（分写连写，本来无甚关系，是诗不是诗，须看文字的内容）。好在我们分栏，只是分个大概，并不限定某栏必当登载怎样怎样一类的文字。杂感栏也曾登过些极饶诗趣的东西，那么，本栏与诗栏，不是今天才打通的。

　　记者

　　于是畏怯的我，胆子渐渐地大了，我也想打开我心中的文栏与诗栏。几个月之后，我分行写了几首《病的诗人》。第二首是有韵的。因为我终觉得诗的形式，无论如何自由，而音韵在可能的范围内，总是应该有的。此后陆续的又做了些。但没有一首，自己觉得满意的。
　　那年，文学研究会同人，主持《小说月报》，我的稿子，也常在那上面发表，那时的作品，仍是小说居多，如《笑》、《超人》、《寂寞》等，思想和从前差不了多少。在字句上，我自己似乎觉得，比从前凝炼一些。
　　1923 年秋天，我到美国去。这时我的注意力，不在小说，而在通讯。因为我觉得用通讯体裁来写文字，有个对象，情感比较容易着实。同时通讯也最自由，可以在一段文字中，说许多零碎的有趣的事，结果，在美三年中，写成了二十九封寄小读者的信。我原来是想用小孩子口气，说天真话的，不想越写越不像！这是个不能避免的失败。但是我三年中的国外的经历，和病中的感想，却因此能很自由的速记了下来，我觉得欢喜。这时期中的作品，除通讯外，还有小说，如《悟》、《剧后》等。诗则很少，只有《赴敌》、《赞美所见》等。还有《往事》的后十则，——前二十则，是在国内写的。
　　——那就是扩大的《繁星》和《春水》，不知道读者觉得不觉得？——在美的末一年，大半的光阴，用在汉诗英译里，创作的机会就更少了。
　　1926 年，回国以后直至1929 年，简直没有写出一个字。若有之，恐怕只有一两首诗如《我爱，归来吧，我爱》、《往事集自序》等。缘故是因为那时我忙于课务，家又远在上海，假期和空下来的时间，差不多都用在南下北上之中，以及和海外的藻通信里。如今那些信件，还堆在藻的箱底。现在检点数量，觉得那三年之中，我并不是没有创作！
　　1929 年6 月，我们结婚以后，正是两家多事之秋。我的母亲和藻的父亲相继逝世。我们的光阴，完全用在病苦奔波之中。这时期内我只写了两篇小说，《三年》和《第一次宴会》。
　　此后算是休息了一年。1931 年2 月，我的孩子宗生便出世了。这一年中只写了一篇《分》，译了一本《先知》（TheProphet），写了一篇《南归》，是纪念我的母亲的。
　　以往的创作，原不止这些，只将在思想和创作的时期上，有关系的种种作品，按着体裁，按着发表的次序，分为三部：一、小说之部，共有《两个家庭》等二十九篇。二、诗之部，有《迎神曲》等三十四首，附《繁星》和《春水》。三，散文之部，有《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梦》、《到青龙桥去》、《南归》等十一篇，附《往事》三十则，寄小读者的信二十九封，《山中记事》十则。开始写作以后的作品，值得道及的，尽于此了！
　　从头看看十年来自己的创作和十年来国内的文坛，我微微地起了感慨，我觉得我如同一个卖花的老者，挑着早春的淡弱的花朵，歇担在中途。在我喘息挥汗之顷，我看见许多少年精壮的园丁，满挑着鲜艳的花，葱绿的草，和红熟的果儿，从我面前如飞的过去。我看着只有惊讶，只有艳羡，只有悲哀。然而我仍想努力！我知道我的弱点，也知我的长处。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也没有喷溢的情感，然而我有坚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在平凡的小小的事物上，我仍宝贵着自己的一方园地。我要栽下平凡的小小的花，给平凡的小小的人看！
　　我敬谨致谢于我亲爱的读者之前！十年来，我曾得到许多褒和贬的批评。
　　我惭愧我不配受过分的赞扬。至于对我作品缺点的指摘，虽然我不曾申说过半句话，只要是批评中没有误会，在沉默里，我总是满怀着乐意在接受。
　　我也要感谢许多小读者！年来接到你们许多信函，天真真挚的言词，往往使我看了，受极大地感动。我知道我的笔力，宜散文而不宜诗。又知道我认识孩子烂漫的天真，过于大人复杂的心理。将来的创作，仍要多在描写孩子上努力。
　　重温这些旧作，我又是如何的追想当年戴起眼镜，含笑看稿的母亲！我虽然十年来讳莫如深，怕在人前承认，怕人看见我的未发表的稿子。而我每次做完一篇文字，总是先捧到母亲面前。她是我的最忠实最热诚的批评者，常常指出了我文字中许多的牵强与错误。假若这次她也在这里，花香鸟语之中，廊前倚坐，听泉看山，同时守着她唯一爱女的我，低首疾书，整理着十年来的乱槁，不知她要如何地适意、喜欢！上海虹桥的坟园之中，数月来母亲温静的慈魂，也许被不断的炮声惊碎！今天又是清明节，二弟在北平城里，陪着父亲；大弟在汉口；三弟还不知在大海的哪一片水上；一家子漂萍似的分散着！不知上海兵燹之余，可曾有人在你的坟头，供上花朵？……安眠罢，我的慈母！上帝永远慰护你温静的灵魂！
　　最后我要谢谢纪和江，两个陪我上山，宛宛婴婴的女孩子。我写序时，她们忙忙地抄稿。我写倦了的时候，她们陪我游山。花里，泉边，她们娇脆的笑声，唤回我十年前活泼的心情，予我以无边的快感。我一生只要孩子们追随着我，我要生活在孩子的群中！

　　●1932 年清明节，香山，双清别墅我喜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喜读哈代的小说，喜读俄国梭罗古勃的小说，他们的文章里都有中国文章所没有的美丽，简单一句，中国文章里没有外国人的厌世观。

　　废名
　　（1901～1967）
　　作家、教授。原名冯文炳，字蕴仲。湖北黄梅人。1922 年入北京大学预科，参加语丝社，师从周作人。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校。著有小说集《竹林的故事》、《桃园》、《桥》、《莫须有先生传》、《废名散文选集》等。

　　《泪与笑》序

　　秋心之死，第一回给我丧友的经验。以前听得长者说，写得出的文章大抵都是可有可无的，我们所可以文字表现者只是某一种情意，固然不很粗浅但也不很深切的部分，今日我始有感于此言。在恋爱上头我不觉如此，一向自己作文也是兴会多佳，那大概都是做诗，现在我要来在亡友的遗著前面写一点文章，屡次提起笔来又搁起，自审有所道不出。人世最平常的大概是友情，最有意思我想也是友情，友情也最难言罢，这里是一篇散文，技巧俱已疏忽，人生至此，没有少年的意气，没有情人的欢乐，剩下的倒是几句真情实话，说又如何说得真切。不说也没有什么不可，那么说得自己觉得空虚，可有可无的几句话，又何所惆怅呢，惟吾友在天之灵最共叹息。古人词多有伤春的佳句，致慨于春去之无可奈何，我们读了为之爱好，但那到底是诗人的善感，过了春天就有夏天，花开便要花落，原是一定的事，在日常过日子上，若说有美趣都是美趣，我们可以“随时爱景光”，这就是说我是不大有伤感的人。秋心这位朋友，正好比一个春光，绿暗红嫣，什么都在那里拼命，我们见面的时候，他总是燕语呢喃，翩翩风度，而却又一口气要把世上的话说尽的样子，我就不免于想到辛稼轩的一句词，“倩谁唤流莺声住”，我说不出所以然来暗地叹息。我爱惜如此人才。世上的春天无可悼惜，只有人才之间，这样的一个春天，那才是一去不复返，能不感到摧残？最可怜，这一个春的怀抱，洪水要来淹没他，他一定还把着生命的桨，更作一个春的挣扎，因为他知道他的美丽。他确确切切有他的怀抱，到了最后一刻他自然也最是慷慨，这叫做“无可奈何花落去”。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们对于一个闻道之友，只有表示一个敬意，同时大概还喜欢把他的生平当作谈天的资料，会怎么讲就怎么讲，能够说到他是怎样完成了他，便好像自己做了一件得意的工作。秋心今年才二十七岁，他是“赍志以殁”，若何可言，哀矣。
　　若从秋心在散文方面的发展来讲，我好像很有话可说。等到话要说时，实在又没有几句。他并没有多大的成绩，他的成绩不大看得见，只有几个相知者知道他酝酿了一个好气势而已。但是，即此一册小书，读者多少也可以接触此君的才华罢。近三年来，我同秋心常常见面，差不多总是我催他作文，我知道他的文思如星珠串天，处处闪眼，然而没有一个线索，稍纵即逝，他不能同一面镜子一样，把什么都收藏得起来。他有所作，也必让我先睹为快，我捧着他的文章，不由得起一种欢欣，我想我们新的散文在我的这位朋友手下将有一树好花开。据我的私见，我们的新文学，散文方面的发达，有应有尽有的可能，过去文学许多长处，都可在这里收纳，同时又是别开生面的，当前问题完全在人才二字，这一个好时代倒是给了我们充分的自由，虽然也最得耐勤劳，安寂寞。我说秋心的散文是我们新文学当中的六朝文，这是一个自然的生长，我们所欣羡不来学不来的，在他写给朋友的书简里，或者更见他的特色，玲珑多态，繁华足媚，其芜杂亦相当，其深厚也正是六朝文章所特有，秋心年龄尚轻，所以容易有喜巧之处，幼稚亦自所不免，如今都只是为我们对他的英灵被以光辉。他死后两周，我们大家开会追悼，我有挽他一联，文曰：“此人只好彩笔成梦，为君应是昙华招魂。”即今思之尚不失为我所献于秋心之死一份美丽的礼物，我不能画花，不然我可以将这一册小小的遗著为我的朋友画一幅美丽的封面，那画题却好像是潦草的坟这一个意思而已。
　　1932年12月8日

　　如切如磋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上为《论语》之一章。我觉得孔子与子贡师生二人谈话的空气很好，所谈的话我们也没有不懂的地方，因为谈的话本来不令人难懂，只是在生活上未必容易学得到。子贡的意见本来也颇高明，所以孔子许之曰“可也”。但孔子到底是孔子，他把子贡的话修改一些，不，不是修改子贡口头上的话，是做人的态度再进一步。子贡到底是孔门高足，听了先生的话，引诗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咏之。孔子乃又称赞一番，“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这一番称赞之词用白话恐怕翻译不好。
　　我从前在武昌上中学的时候，因为校长是讲王学的，我也跟着读王阳明的书。因为一个字的缘故，王阳明到现在留了一个不好的印象给我。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句话本来很好，很像孔子的话，然而王阳明说“称”字应该读去声，即是说恐怕死了以后名不相称，怕死后之名誉乃过誉。此殊不合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道，有点近乎乡下人拿秤来称，未免可笑。
　　去年有一天我无意间默读《论语》，“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默读至此，不记得原文，于是我有点着恼，怎么读不下去。我又有点好奇，心想，如果这以下的字句要我来替孔子补足起来，或者孔子当时的说话叫我来记录，应该怎么记？这一来我又很是喜悦，一心想得一百分。结果我只好交白卷，因为我实在想不好，难得适当的字句。再从书架上拿了《论语》来翻阅，孔子乃是这样说下去，“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我读之甚为喜悦。此事我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一年级作文班上曾同学生谈及，不知诸生感兴趣否。

　　孔门之女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
　　文质犹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论语》这一章书，令我很有所触发。我很爱好子贡这一番说话。孔门与以后的儒家高下之别，我们不妨说就在这一个“文”字，孟夫子的文章向来古文家是很佩服的了，我却觉得孟夫子的毛病就在乎有点“野”，即孔子说的质胜文则野。同时孟轲也就有点纵横家的习气，或者也就是孔子说的文胜质则史吧。孟轲总还不失为深造自得的大贤，到了唐朝的韩愈，他说孟轲功不在禹下，他又以唐朝的孟轲自居，是子贡所谓“犬羊之鞟”者乎。宋儒的毛病也就在乎缺乏一个“君子”的态度，即是不能文质彬彬，或者因为他们正是韩愈以后的人物吧。子贡听了棘子成的话，给他那么一个严重的修正，说着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其言又何其文也。他大约是有得于“夫子之文章”
　　者也。我再引子贡的说话，同孟子的说话，同是关于商纣的，读者诸君比较观之可以分别高下。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轲先生的话真是有点霸道，简直可恶。朱熹对于血流漂杵又加一番解释：“武成言武王伐纣，纣之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则其不可信者。
　　然书本意乃谓商人自相杀，非谓武王杀之也。”是又说得更下流，不堪卒读。
　　1936年

　　中国文章

　　中国文章里简直没有厌世派的文章，这是很可惜的事。我这话虽然说得有点游戏，却也是认真的话。我说厌世，并不是叫人去学三闾大夫葬于江鱼之腹中，那倒容易有热中的危险，至少要发狂，我们岂可轻易喝彩。我读了外国人的文章，好比徐志摩所佩服的英国哈代的小说，总觉得那些文章里写风景真是写得美丽，也格外地有乡土的色彩，因此我尝戏言，大凡厌世诗人一定很安乐，至少他是冷静的，真的，他描写一番景物给我们看了。我从前写了一首诗，题目为《梦》，诗云：我在女子的梦里写一个善字，我在男子的梦里写一个美字，厌世诗人我画一幅好看的山水，小孩子我替他画一个世界。
　　我喜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喜读哈代的小说，喜读俄国梭罗古勃的小说，他们的文章里都有中国文章所没有的美丽，简单一句，中国文章里没有外国人的厌世观。中国人生在世，确乎是重实际，少理想，更不喜欢思索那“死”，因此不但生活上，就在文艺里也多是凝带的空气，好像大家缺少一个公共的花园似的。延陵季子挂剑空垅的故事，我以为不如伯雅钟子期的故事美。稽康就命顾日影弹琴，同李斯临刑叹不得复牵黄犬出上蔡东门，未免都哀而伤。朝云暮雨尚不失为一篇故事，若后世才子动不动“楚襄王，赴高唐”，毋乃太鄙乎。李商隐诗，“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这个意思很难得。中国人的思想大约都是“此间乐，不思蜀”，或者就因为这个缘故在文章里乃失却一份美丽了。我尝想，中国后来如果不是受了一点佛教影响，文艺里的空气恐怕更陈腐，文章里恐怕更要损失好些好看的字面。我读中国文章是读外国文章之后再回头来读的，我读庾信是因为读了杜甫，那时我正是读了英国哈代的小说之后，读庾信文章，觉得中国文字真可以写好些美丽的东西，“草无忘忧之意，花无长乐之心”，“霜随柳白，月逐坟圆”，都令我喜悦。“月逐坟圆”这一句，我直觉地感得中国难得有第二人这么写。杜甫咏明妃诗对得一句“独留青冢向黄昏”，大约是从庾信学来的，却没有庾信写得自然了。中国诗人善写景物，关于“坟”没有什么好的诗句，求之六朝岂易得，去矣千秋不足论也。
　　庾信“谢明皇帝丝布等启”，篇末云“物受其生，于天不谢”，又可谓中国文章里绝无而仅有的句子。如此应酬文章写得如此美丽，如此见性情。
　　1936年

　　神仙故事

　　中国诗里用神话做典故，我们可以有几种读法。屈原《离骚》曰，“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这里羲和便等于一名马车夫，因为他是御日的，诗人生怕太阳赶快落了，就叫羲和慢一点走。不过话经我一翻译，显得淘气一点，原文只是一个高贵的身分，另外不表现着什么个性了。所以《离骚》里的神话典故，等于辞藻，这一份辞藻又等于代词。犹如后世称女子说是“月里嫦娥”，说是“电影明星”罢了。有一种用典故，也可以说等于辞藻，不过这里却有看作者的幻想，如庾信《舟中望月》有云“天汉看珠蚌，星桥视桂花”，便已开了晚唐的风气，他仿佛天河里自然也有蚌蛤，明月正好看珠蚌，月中桂花，星桥也正好看不过了。有一种借用神话，如陶渊明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正遇“翩翩三青鸟，毛色奇可怜”，为西王母取食，于是诗人便托此鸟告诉王母，“在世无所须，惟酒与长年。”这可以说是近乎人情。
　　又如李商隐有一首绝句，“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罢织一相闻，只应不惮牵牛妒，聊用支机石赠君。”因为相传有一个故事，昔有人寻河源，经月而至一处，见一女织，一丈夫牵牛饮河，问此是何处，女与一石而归，问严君平，君平曰，此织女支机之石。所以李商隐写那么一首诗了，把织女写得同凡女一样，近乎人情。庾信有《见征客始还遇猎》一诗，先说这位征客犹乘战马未解戎衣，就遇着逐猎，自然就猎一围，然后云，“故人迎借问，念旧始依依，河边一片石，不复肯支机。”也无非是说家中织女正望牵牛，不要在这里打猎。“河边一片石”这一句在这里接得很美，非俗手可及。李商隐的“直遣麻姑与搔背，可能留命待桑田”，于人情之中又稍带理想，大约他很不高兴沧海变为桑田这一回事，想着麻姑那个鸟爪似的手，最好就打发她去替人家搔背，或者可以耽误一点时间了。有时又想着叫她栽一点别的东西，所以祷告西王母，“好为麻姑到东海，劝栽黄竹莫栽桑”了。若《听雨梦后作》又云：“瞥见冯夷殊怅望，鲛绡休卖海为田。”写得更像煞有介事似的，很令人同情。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时出人家卖绡，于是河伯在那里怅望。
　　鲛人你不要卖了，海中行复扬尘矣。这些地方，较之屈原“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便很有差别，屈原的写法容易使人雷同。屈原确是长于辞藻，“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山中人兮芳社若，饮石泉兮雨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又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是长袖起舞，非丑妇可以效颦者也。这篇神仙故事话未完，聊咏九歌作结。
　　二
　　十八年来堕世间，瑶池归梦碧桃闲。
　　如何汉殿穿针夜，又向窗中觑阿环。
　　这是李商隐《曼倩辞》。我以前曾讲陶渊明《读山海经》第九首，用夸父故事写诗，将整个诗人的态度都表现给我们。李商隐的《曼倩辞》亦有此特色，虽然稍简单一点，这一位诗人的风度却已大致描画出来了。这样用神仙故事，中国诗人里难有第三者。《东方朔别传》：“朔谓同舍郎曰，天下人无能知朔，知朔者惟太王公耳。朔卒后，武帝召太王公问之曰，尔知东方朔乎？公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颇善星历。帝问诸星具在否？曰，具在，独不见岁星十八年，今复见耳。帝叹曰，东方朔在联旁十八年而不知是岁星哉！惨然不乐。”于是李商隐的《曼倩辞》又更加了一番色彩，意思是说你来到世间一十八年（金圣叹批曰，苏武争禁十九年！），天天梦想家里，大约真是“灵风正满碧桃枝”了，然而在那一夜里何以又钻他窗纸，觑我们世上的女子呢？这里有好几个典故，解诗人自己用的典故不算，做诗人用的典故大概是这样，《博物志》：“七月七日夜七刻，王母降于九华殿，王母索七桃，以五枚与帝，母食二枚，惟母与帝对坐，其从者皆不得进，时东方朔窃从殿南厢朱鸟牖中窥母，母顾之谓帝曰，此窥牖小儿尝三来盗我桃。”又《汉武内传》：“七月七日西王母降于宫中，遣侍女与上元夫人相问，须臾上元夫人遣问云，‘阿环再拜，上问起居’。”随后上元夫人也到了。可见东方朔并没有向窗中觑阿环，窥老乡亲又被她看见了，然而做诗的却说“又向窗中觑阿环”。有人说：“方朔既窥王母，则亦觑阿环矣。”事实上有些可能，故纸堆中总没有。总之诗人做诗又是一回事，等于做梦，人间想到天上，天上又相思到人间，说着天上乃是人间的理想，是执著人间也。其《北青萝》诗有云，“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话便说得直率。其咏嫦娥，“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与《曼倩辞》是一个灵魂的光点也。
　　大凡理想的诗人，乃因为他凡人的感觉美，说着瑶池归梦，便真个碧桃闲静矣。说着嫦娥夜夜，便真个月夜的天，月夜的海，所谓“沧海月明珠有泪”，
　　也无非是一番描
　　写罢了。最难是此夜月明人尽望，他却从沧海取一蚌蛤。我从前写小说的时候，将王维的一瓣梨花夸大地说，“黄莺弄不足，含入未央宫”，“一座大建筑，写这么一个花瓣”。若李商隐的沧海珠泪，非我故意夸张，本来如此也。我现在并不是写小说，乃是说诗，能得古人心者也。

　　●我从二十五岁一直到年垂八十，风里来，雨里去，不怕跌跟头，头上跌了包，抚摩着伤痕，爬起来再往前走。这就是我的治学经历。

　　谢国帧
　　（1901～1982）
　　学者。河南安阳人。1925 年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1932 年后，先后执教于中央大学史学系、河南大学、云南大学、南开大学。1957 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清开国史料考》、《明末奴变考》、《晚明史籍考》等。

　　我的治学经历

　　我是一个愚笨的人，做起事来粗枝大叶，错误百出，虽然读了点书，都是浮光掠影，不求甚解；纵然也写了些不成熟的文章，徒负虚名，不过是抄撮成文，徒见笑于通人。所以时光虚度，从小到老以至于皓首无成。要是说在明清史和版本目录学上尚有一知半解的话，也是承良师益友的启示和帮助，自己也是不敢自居其功的。
　　我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由于受到大家庭中内部矛盾的排挤，仅在私塾中念过几年书，不过是“子曰学而”那一套陈腐的东西而已。连英文、算术等科，都毫无门径。到了十八九岁的时候，我就从河南的安阳到北京来投考学校，这时两眼乌黑，什么也不知道，只有到高等补习学校去读书。连年投考北京大学，连考三年都没录取。眼看着年岁长大，没有就学的机会了，只好托人情去谋个小差事，混一辈子而已。我每次走过北京大学的时候，只有望红楼而兴叹，见沙滩而增悲，感到研究学问这件事“此生未卜他生休了”。
　　到了1925 年，在彷徨歧路的时候，碰巧考取了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当时的导师为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诸位先生。那时我学费都缴不起，衣食无着，只有教私馆为生，混过了肄业的期间。结业以后，就承梁启超先生叫我到天津他的家饮冰室去教他的子女（梁思永的弟弟妹妹思达、思懿等），并为中华文化基金会请梁先生主编的《中国图书大辞典》充当助手。
　　从此以后，我走上了研究历史科学的征途。
　　梁启超先生在清末戊戌政变中，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可是到后来，他仍主张君主立宪，还组织了宪政会和进步党。梁先生曾说过：“要以今日之我，来责伐昨日之我。”这话是说得不错的。可惜的是，他不能实行其诺言，终究是一位改良主义者。但是当他政治生涯失败之后，转而以其诲人不倦的态度创办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来教诲后一代，却培养了一批人才，这是值得肯定的。
　　当时我还年轻，要教育儿童，从事科研编纂的工作，真是栗栗畏惧，不知从何处下手才好。可是梁先生性情豪爽，对待学生如子侄一般，和易近人。
　　茶余饭后，他最喜欢谈天，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人听了忘倦。那时我的腹中，一无所有，面对这位大学问家的老师，我是这样做的：第一是不怕羞，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不强装知道。第二是心勤，手勤，笔勤，听见老师说的我马上拿小本记下来。我和梁启超朝夕相聚，同桌吃饭，饭后他常为我们谈文人逸事的故事。他谈到苏东坡南贬儋耳（海南岛）和如何渡海的事迹。“九死南荒吾不恨，此游奇绝快平生”的诗句，记叙了苏东坡当时的心境。可怜，那时候我连东坡南迁渡海的故事也不知道，我马上问先生，他并不以为我浅薄无知，而加以耻笑。他连忙给我讲宋代元祐党争的事迹，这样我就知道这回事情了。
　　有一天，梁先生高兴，他要我和他的子女，即我的学生围坐在一张长桌子旁，他为我们讲汉朝贾谊的《治安策》。他一面吸着纸烟，一面走着；一面背诵一面讲解。我很惊讶。等他讲完之后，我问他：“先生背的这样熟？”
　　梁先生笑着对我说：“我不能背《治安策》，又怎样能上《万言书》呢！”
　　还记得这年夏天，有一次吃过晚饭以后，在院中乘凉，在楼前的林荫当中，呈现了一钩小月，清风徐来，先生兴致怡然。在坐的有同学吴其昌、梁廷灿诸君，我率然而问他戊戌政变的经过。梁先生非常高兴，他从容地为我们讲他少年时在万木草堂从康有为先生读书，由戊戌政变一直讲到蔡锷在云南起义，一口气讲完，望眼一看东方已现出鱼肚白了。我稍睡片刻，醒来后就写了一篇《梁启超先生少年逸事》，登在《益世报》上。
　　由于我读过梁先生著的《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及清江藩《汉学师承记》，因之我曾研究过顾炎武、黄宗羲的学术思想。在这个基础上，梁先生又给我讲明末清初的遗事，我之所以喜欢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就导源于此。
　　时间过的很快，我在梁家教馆，也不过一年，到了第二年夏天，梁先生就把他的子女送到南开中学去上学；又把我介绍到南开高中去教书，不久又叫我到北京图书馆去服务。临行的时候，梁先生送给我他收藏的影印本《淳化阁帖》，并写有题字，以作纪念。此外还送给我他仿效秦权所写的长条，以及余绍宋画竹梁先生题字的横幅。这个横幅后来被我的好友郑振铎先生拿去，一直挂在他的书斋之中，作为西谛书斋中的长物。不久梁先生就归道山，至今想起来，还为之黯然。
　　我服务于北京图书馆差不多十年，其初是编辑馆藏丛书的目录，后来就在梁启超先生纪念室里整理馆藏金石碑版和做我的明清史研究工作。我每当休息的时候，依扶着北海玉石栏杆遥望琼岛的春荫和太液的秋波，同时又缅想着江南的烟景。回到馆阁式的图书馆里，在梁先生所用的书案上，写成了《晚明史籍考》、《清开国史料》以及《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明末奴变考》、《叠石名家张南垣父子事辑》等篇，络续问行于世。为了研究这些问题，做专题论文，搜集了一些人舍我取的冷僻资料。我之有收藏野史笔记的嗜好，就开始于此。我记得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时候有助教赵万里，同学有刘盼遂、吴其昌、王庸、刘节、陈守实、王力、徐中舒、王静如、戴家祥、蒋天枢等。在北京图书馆工作期间，徐森玉先生是领导，同事中有赵万里、刘国钩、王重民、孙楷第、胡文玉、向达、贺昌群，稍后有谭其骧、张秀民诸位先生，都是埋首从事于所专长的研究工作。
　　解放以后，承党的感召和范文澜同志的照顾，叫我到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去学习，初步学了一些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试图着用新的观点来指导科研工作，写出新的论著。文化大革命发生后，我被打成“牛鬼蛇神”，编入“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之列。在这场疾风暴雨的冲击下，我的老同学刘盼遂先生被迫害投水自尽了；孙楷第先生把他所藏的小说秘籍和他亲笔批的书籍以及手稿，用七分钱一斤，都卖掉了。我一想起来就很难过。在“靠边审查”期间，我和我的难友同坐于一室之内，我想这是我读书的大好机会到了。
　　于是就读《鲁迅全集》、《朝华夕拾》、《故事新编》以及《呐喊》、《彷徨》、《且介亭杂文》等书，读起来是很有意思的，对研究明清时代的野史笔记很有启发。我把两汉史迹最基本的书籍，如《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东观汉纪》、《七家后汉书》、《西京杂记》、《三辅黄图》等都拿来通读了一遍，记载新出土的文物杂志，我也拿来看。凡我要知道和要解决的问题，都分门别类的做了卡片。在这期间，我把以前所搜辑的明清野史笔记的资料，编成《明代社会经济资料选编》、《明代农民起义资料选编》。
　　又把新出土的汉代文物用史料记载来证明，并试图阐述当时劳动人民是如何不断改进衣食住行的，试图编著成《两汉社会生活概述》一书。及至1972年春天，从河南明港干校回到北京，得以重理旧业。我曾经以乐观的情绪，写成了《明港杂事诗》二卷。
　　我从二十五岁一直到年垂八十，风里来，雨里去，不怕跌跟头，头上跌了包，抚摩着伤痕，爬起来再往前走。这就是我的治学经历。假若有同志问我怎样学习明清史的，我就只能这样的答复。鲁迅先生说：“弄文学的人，只要（一）坚忍，（二）认真，（三）韧长，就可以了。不必因为有人改变，就悲观的。”我觉得研究历史的人尤其是应该这样，我们应该效法鲁迅先生。
　　1980 年3 月10 日灯下写完，时年七十有九

　　●晦庵的书话极富于情趣，有好几篇都是很好的絮语散文，意态闲逸潇洒，书话本身就是文艺作品。

　　赵景深
　　（1902～1985）
　　文学家，编辑家。字旭初。原籍四川宜宾，生子浙江丽水。1923 年参加文学研究会。1925 年后，在多所大学、中学任校。著有《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小史》、《中国小说论集》、《明清曲谈》、《戏曲笔谈》，文学论著《现代世界文学》、《俄国三大文豪》，小说集《栀子花球》，散文集《小妹》、《文人剪影》、《文人琐忆》等。

　　书呆温梦录

　　自从“五四”运动和文学革命以后，到如今忽忽已经二十几了。最初我对于新文艺书籍颇为热心搜集，后来书出得多了，几乎买不胜买，而我的兴趣又已转了方向，专向中国小说戏曲方面去探讨，对于新文艺便更加疏远。
　　现在我的书架上几乎找。不到一本创作，全是些文学史、文学理论，或古代的诗文总集之类。所有以前自己购买和友人赠送的新文艺书籍全都放到北新书局图书馆里去了。但我对于新文艺究竟未能忘情，如有剧团请我看话剧，我总是每请必到；哪怕是疲倦不堪，也要支撑着，揉着将闭的眼提起精神看下去。看过以后，倘若我不忙，也总想随便写一点观后感。记得在上海沦陷时，上海剧艺社和其他剧团上演话剧，我用邹啸这一笔名，在《申报》游艺界上，写过不少的所谓剧评，几乎每月经常地有三四篇。当时报也少，这一类的文章也不大有人写。有人讥笑我的剧评为“四平八稳的剧评”，意思是说我不大批评编剧、导演和演员的缺点。是的，这是实情。我认为在话剧未到蓬勃时期，我应该鼓励话剧工作的朋友，不应该打击他们。并且，我所说的赞美都是我心底里要说的话，我并不曾说谎。一个花费了很多时间预备的戏剧演出决不会没有一点好处的；我只是说的好的一面，把我认为不好的部分隐藏起来不曾说出罢了。也就是说，我写剧评虽然是外行，见识浅，总不曾说过一句违心之论。看话剧比读剧本有趣，并且是带有强迫性的，所以我愿意常去“上课”。此外，我的书桌也特别为文友留了一格，专收藏朋友们的投赠，例如：于伶的《杏花春雨江南》，任钧的《任钧诗选》，李健吾的《金小玉》，许杰的《现代小说过眼录》，范泉的《绿的北国》，《战争与文学》，于在春的《集体习作实践记》等等。我总想得到一个机会能仔细阅读这些温暖的赐与。
　　时常在《文汇报》看到晦庵（即唐弢）的《书话》，勾起了我不少往事的回忆。说句寒枪话，我现在的住所只是一个三层楼面，卧室就兼会客室和餐室甚至书房，书籍大都堆在盥洗室和亭子间里。现在我有两个木书架和一个玻璃书橱；但十几年前我却用的是四个藤书架，取其价廉并且搬运方便。
　　的确，当时我对于新文艺的书籍比现在更加注意；现在我虽无暇读书，无力购书，可是对于新文艺书目却还是留心，时常到生活书店去看看封面，聊当过屠门的大嚼。最近又把谈论新文艺的书籍整理好放在一起，约有二十种左右。记得战时有人这样谈到我：“关于中国新文艺的收藏是值得赞扬的。倘若你需要一本市上不太看见的中国新文学书，那只要去问赵景深借好了。”
　　现在我且就一时所联想到的随意写在下面：
　　袖珍诗册除卢冀野的《春雨》、《绿帘》以外，大约还有不少。一时所能想到的有冰心女士的《春水》，这是北京大学新潮社的初版本。听说一千本放在北大门房里，一天之内就卖完了。这本子很小，是用道林纸精印的；封面春水两个字，仿佛是淡绿色。德国海涅诗的译本大多是小册，如段可情所译选集，另外似乎还有香港一家不出名的书局也出了一本，毛一波的朋友（？）也出了一本。王独清的《威尼市》（附有精美插图），黄药眠所译的西洋诗集《春》，冯雪峰、汪静之、潘漠华、应修人湖畔四诗人的《湖畔》，谢旦如的《首蓿花》，郭沫若的《卷耳》，王统照的《童心》，朱湘的《夏天》……这些全都是袖珍诗册。

　　髭须

　　李青崖所译莫泊桑的小说集《髭须》本不给商务印书馆文学研究会丛书出《莫泊桑短篇小说集》用的，一共出了三本。但这三本里有猥亵的部分，商务一些卫道的先生们不愿意出，所以李青崖便把这三册书中抽出的部分交给霜枫社出版了。我特别记得清楚的是末一篇，讲到一个不曾结过婚的老邮差送信的事。小说月报号外《中国文学研究》印成后，商务当局发现其中有一篇谈民歌的文章引有不少的猥亵歌谣，便把此篇抽去，所以此书有两种版本。好多读者和收藏者都看不到这一篇文章。

　　挂枝儿

　　华通书局那一本大约是郑振铎编印的。另外光华书局还有一本《挂枝儿夹竹桃合刊》。
　　诗经今译晦庵说：“友人周木斋、陈子展曾续有所译，均未成书，殊可惜耳。”木斋的工作如何，不甚详细。他去世已数年，晦庵是他的好友，希望能在上海出版公司替他把这本有趣的小书出版。陈子展的《诗经语译》国风部分十几年前却早已在太平洋书店出版了。储皖峰的夫人陈漱琴在女子书店也出版过一本《诗经情诗今译》，有顾颉刚、汪静之、储皖峰、陆侃如的序，所收译诗是作序的前三位，此外还有魏建功、刘大白、钟敬文和陈淑琴自己的译诗。
　　扬鞭集晦庵曾向我借阅刘复的《扬鞭集》，大约因为我曾有专文谈到过这部书。我便把所藏的赠给了他，惜仅一册半，第二册已经是散页，不全。
　　柳亚子所藏当为全帙。

　　狂飚社

　　高长虹骂新文艺家的文章，随便看看，倒也有趣，自然不必是佩服。他在泰东出版过一本《走到出版界》，另外出过一个个人刊物，名为《长虹周刊》，每出一期，我必购买，看看他怎样骂人（有时也骂我）。借以消遣。
　　鬼与人心胡也频从北平写信给我，想要出这本书。当时我任开明书店总编辑，商之锡琛，允许出版此书。它经过我的改正。我的修改并不是删削句子或章节，也没有增加什么，只是把笔误和用词不妥之处，用字不顺之处稍微圈掉一点，改换几个字罢了。当时如黄石的《神话研究》、沈端先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和《开明文学辞典》、房龙的《古代的人》都经我看过，并且花费了不少的工夫，尤其是前本三书的统一译名。我喜欢并愿意采用通行已久的大家知道的别人译名，不喜且也不愿标新立异由我自己另创一个译名。柴霍甫我不愿写作契河夫，易卜生我不想写作伊孛生。
　　茵梦湖晦庵所藏己是创造社版。在创造社出版以前，此书早在泰东图书局出版，薄薄的一本，印刷铅字极劣，但销行极广，泰东自己也曾重版了多次。
　　徐志摩手迹徐志摩是我的老师，曾在南开大学教过我《近代英文文学》，焦菊隐、于赓虞都曾听他讲过这一个科目，我曾笔记他所讲的活，收集在我所著的《近代文学丛谈》里。最近到辣斐大戏院去看赵清阁的《此恨绵绵》上演，恰巧赵清阁、陆小曼的位子与我排在一起，我便向她谈起志摩师，她说最近要与商务朱经农接洽，希望他们能替志摩出全集。我提议不妨出两种版本，一种大字本，约十册；一种六号小字密排本，一厚册，每面不妨分作两栏，诗可分作四栏，二十五开本，略仿美国的Onimbus Book 或日本的《圆本全集》，每一个去世的作家我都希望能有廉价的全集出版。
　　晦庵的书话极富于情趣，有好几篇都是很好的絮语散文，意态闲逸潇洒，书话本身就是文艺作品。我因为喜爱它们，便每天从文汇报上剪下来保存。
　　特别是我所服务的北新书局初期的文艺书，晦庵介绍得尤多。
　　黄裳已拟晦庵写书话。我也许想再写一篇。但兴趣既已转移，似乎又不想再说什么。我感谢晦庵，他让我把十几年前的爱侣，重新唤回来，让我俩再温了一番旧情。

　　●我也看见过名副其实的收藏家，爱书爱到根本不去读它的程度，中国书则锦函牙签，外国书则皮面金字，度置柜橱，满室琳琅，真好像是琅嬛福地，书变成了陈设、古董。

　　梁实秋
　　（1902～1987）
　　作家、翻译家。原名梁冶华。浙江余杭人。1923 年赴美留学。1926 年回国后任东南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1946 年任北平师范大学教授。1949 年去台湾后任师范大学英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著有散文集《雅舍小品》、《槐园梦忆》、《秋室杂文》、《谈徐志摩》、《梁实秋杂记》等。

　　晒书记

　　《世说新语》：“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曰：“我晒书。’”
　　我曾想，这位郝先生直挺挺地躺在7 月的骄阳之下，晒得混身滚烫，两眼冒金星，所为何来？他当然不是在作日光浴，书上没有说他脱光了身子。
　　他本不是刘伶那样的裸体主义者。我想他是故作惊人之状，好引起“人问其故”，他好说出他的那一句惊人之语“我晒书”。如果旁人视若无睹，见怪不怪，这位郝先生也只好站起来拍拍衣服上的灰尘而去。郝先生的意思只是要向侪辈夸示他的肚里全是书。书既装在肚里，其实就不必晒。
　　不过我还是很羡慕郝先生之能把书藏在肚里，至少没有晒书的麻烦。我很爱书，但不一定是爱读书。数十年来，书也收藏了一点，可是并没有能尽量地收藏到肚里去。到如今，腹笥还是很俭。所以读到《世说新语》这一则，便有一点惭愧。
　　先严在世的时候，每次出门回来必定买回一包包的书籍。他喜欢研究的主要是小学，旁及于金石之学，积年累月，收集渐多。我少时无形中亦感染了这个嗜好，见有合意的书即欲购来而后快。限于资力学力，当然谈不到什么藏书的规模。不过汗牛充栋的情形却是体会到了，搬书要爬梯子，晒一次书要出许多汗，只是出汗的是人，不是牛。每晒一次书，全家老小都累得气咻咻然，真是天翻地覆的一件大事。见有衣鱼至蚀，先严必定蹙额太息，感慨地说：“有书不读，叫蠹鱼去吃也罢。”刻了一颗小印，曰“饱蠹楼”，藏书所以饱蠹而已。我心里很难过，家有藏书而用以饱蠹，子女不肖，贻先人羞。
　　丧乱以来，所有的藏书都弃置在家乡，起先还叮嘱家人要按时晒书，后来音信断绝也就无法顾到了。仓皇南下之日，我只带了一箱书籍，辗转播迁，历尽艰苦。曾穷三年之力搜购杜诗六十余种版本，因体积过大亦在大陆。从此不敢再作藏书之想。此间炎热，好像蠹鱼繁殖特快，随身带来的一些书籍竟被蛀蚀得体无完肤，情况之烈前所未有。日前放晴，运到阶前展晒，不禁想起从前在家乡晒书，往事历历，如在目前。南渡诸贤，新亭对位，联想当时确有不得不然的道理在。我正在佝偻着背，一册册地拂拭，有客适适然来，看见阶上阶下五色缤纷的群籍杂陈，再看到书上至蚀透背的惨状，对我发出轻微地嘲笑道：“读书人竟放任蠹虫猖狂乃尔！”我回答说：“书有未曾经我读，还需拿出曝晒，正有愧于郝隆；但是造物小儿对于人的身心之蛀蚀，年复一年，日益加深，使人意气消沉，使人形销骨毁，其惨烈恐有甚于蠹鱼之至书本者。人生贵适意，蠹鱼求一饱，两俱相忘，何必戚戚？”客嘿然退。
　　乃收拾残卷，抱入室内。而内心激动，久久不平，想起饱蠹楼前趋庭之日，自惭老大，深愧未学，忧思百结，不得了脱，夜深人静，爱濡笔为之记。

　　书

　　从前的人喜欢夸耀门第，纵不必家世贵显，至少也要是书香人家才能算是相当的门望。书而曰香，盖亦有说。从前的书，所用纸张不外毛边连史之类，加上松烟油墨，天长日久密不通风自然生出一股气味，似沉檀非沉檀，更不是桂馥兰薰，并不沁人脾胃，亦不特别触鼻，无以名之名之曰书香。书斋门窗紧闭，乍一进去，书香特别浓，以后也就不大觉得。现代的西装书，纸墨不同，好像有一股煤油味，不好说是书香了。
　　不管香不香，开卷总是有益。所以世界上有那么多有书癖的人，读书种子是不会断绝的。买书就是一乐，旧日北平琉璃厂、隆福寺街的书肆最是诱人，你迈进门去向柜台上的伙计点点头便直趋后堂，掌柜的出门迎客，分宾主落座，慢慢地谈生意。不要小觑那位书贾，关于目录版本之学他可能比你精。搜访图书的任务，他代你负担，只要他摸清楚了你的路数，一有所获，立刻专人把样函送到府上，合意留下翻看，不合意他拿走，和和气气。书价么，过节再说。在这样情形之下，一个读书人很难不染上“书淫”的毛病，等到四面卷轴盈满，连坐的地方都不容易匀让出来，那时候便可以顾盼自雄，酸溜溜的自叹“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现代我们买书比较方便，但是搜访的乐趣，搜访而偶有所获的快感，都相当的减少了。挤在书肆里浏览图书，本来应该是像牛吃嫩草，不慌不忙的，可是若有店伙眼睛紧盯着你，生怕你是一名雅贼，你也就不会怎样的从容，还是早些离开这是非之地好些，更有些书不裁毛边，干脆拒绝翻阅。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间其故，曰：“我晒书。’”（见《世说新语》）郝先生满腹诗书，晒书和日光浴不妨同时举行。恐怕那时候的书在数量上也比较少，可以装进肚里去。司马温公也是很爱惜书的，他告诫儿子说：“吾每岁以上伏及重阳间视天气晴明日，即净几案于当日所，侧群书其上以晒其脑。所以年月虽深，从不损动。”书脑即是书的装订之处，翻页之处则曰书口，司马温公看书也有考究，他说：“至于启卷，必先几案洁净，藉以茵褥，然后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曾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污渍及，亦虑触动其脑。每至看竟一版，即侧右手大指面衬其沿，随覆以次指面，捻而夹过，故得不至揉熟其纸。每见汝辈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
　　（见《宋稗类钞》）我们如今的图书不这样名贵，并且装订技术进步，不像宋朝的“蝴蝶装”那样的娇嫩，但是读书人通常还是爱惜他的书，新书到手先裹上一个包皮，要晒，要揩，要保管。我也看见过名副其实的收藏家，爱书爱到根本不去读它的程度，中国书则锦函牙签，外国书则皮面金字，度置柜橱，满室琳琅，真好像是琅嬛福地，书变成了陈设、古董。
　　有人说“借书一痴，还书一痴”。有人分得更细：“借书一痴，惜书二痴，索书三痴，还书四痴。”大概都是有感于书之有借无还。书也应该深藏若虚，不可慢藏诲盗。最可恼的是全书一套借去一本，久假不归，全书成了残本。明人谢肇淛编《五杂俎》，记载一位“虞参政藏书数万卷，贮之一楼，在池中央，小木为彴，夜则去之。榜其门曰：“楼不延客，书不借人。’”这倒是好办法，可惜一般人难得有此设备。
　　读书乐，所以有人一卷在手往往废寝忘食。但是也有人一看见书就哈欠连连，以看书为最好的治疗失眠的方法。黄庭坚说：“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这也要看所读的是些什么书。
　　如果读的尽是一些猥亵的东西，其人如何能有书卷气之可言？宋真宗皇帝的劝学文，实在令人难以入耳：“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不过是把书当做敲门砖以遂平生之志，勤读六经，考场求售而已。十载寒窗，其中只是苦，而且吃尽苦中苦，未必就能进入佳境。倒是英国19 世纪的罗斯金，在他的《芝麻与白百合》第一讲里，劝人读书尚友古人，那一番道理不失雅人深致。古圣先贤，成群的名世的作家，一年四季的排起队来立在书架上面等候你来点唤，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行吟泽畔的屈大夫，一邀就到；饭颗山头的李白、杜甫也会连袂而来；想看外国戏，环球剧院的拿手好戏都随时承接堂会；亚里士多德可以把他逍遥廊下的讲词对你重述一遍。这真是读书乐。
　　我们国内某一处的人最好赌博，所以讳言书，因为书与输同音，读书曰读胜。基于同一理由，许多地方的赌桌旁边忌人在身后读书。人生如博奔，全副精神去应付，还未必能操胜算。如果沾染上书癖，势必呆头呆脑，变成书呆，这样的人在人生的战场之上怎能不大败亏输？所以我们要钻书窟，也还要从书窟里钻出来。朱晦庵有句：“书册埋头何日了，不如抛却去寻春。”
　　是见道语，也是老实活。

　　●我以为读书是为了有目的地研究和写作，在写作中带着问题读书，这样长期坚持下去，相互促进，才能使自己的思想、学识日臻丰富。

　　苏步青
　　（1902～）
　　数学家。浙江平阳人。1919 年留学日本，先后在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仙台东北帝国大学和该校研究院学习，获博士学位。1931 年回国后，任浙江大学教授、教务长、数学系主任等职。著有《射影曲线概论》、《一般空间微分几何》等。

　　读书与著书

　　我与书已有八十多年的缘分，至今对数学、文学、哲学类书籍仍然爱不释手，这倒不是因为退居二线之后时间稍有空余之故，而是几十年来养成了读书习惯。
　　小时候在浙江平阳乡下，根本读不到什么书，只把家中仅有的几本古书翻出来读，《东周列国志》就是其中之一。当时读来似懂非懂，但对后来念《左传》、《聊斋》、《红楼梦》，都很有些帮助，对我后来业余撰写散文和旧体诗词也很起作用。
　　近些年来，我都要抽空念几本重要的著作，如复旦大学徐鹏教授的著作《孟浩然集校注》，一连读了好几遍，每次阅后，都觉得很有收获。前几年，重点读了《唐诗别裁》、《宋诗别裁》，一边阅读，一边吸取精华，收到了“温故知新”的效果。
　　除了学习古典文学之外，近几年还喜欢阅读哲学类的图书，以增强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中共中央主办的《求是》杂志，则每期必读，其中一些重要的政论文章，反映改革开放的新思想、新方法，读后颇受教育，为自己勉强跟上时代的步伐，并能在适当的场合发表自己的某些见解，起着一定的作用。我这个人读书，也并不是什么书都读，而是根据需要有意识地加以选择。特别是在如今科技书籍成千上万地增多之时，即使有再多的时间和精力，不但难以读全，也没有必要。我以为读书是为了有目的地研究和写作，在写作中带着问题读书，这样长期坚持下去，相互促进，才能使自己的思想、学识日臻丰富。70 年代，为了解决船体数学放样的关键问题，我曾到造船厂资料室查阅五十多种有关的外文资料，大部分是挪威、瑞典、美国、日本的当时最新造船技术资料。从这些文献中吸取了养料，然后利用基础数学功底较深厚的有利条件，解决了造船工业、航空工业、汽车制造业中的一些问题，在全国科学大会获奖。我的著作《微分几何五讲》，也是运用这种读书带着问题的方法撰写成的，先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之后由新加坡出版商组织译为英文出版。几十年来，我一共撰写了十多部专著，1948 年由正中书局出版的《微分几何学》，是我在旧中国出版的唯一一本书。
　　建国之后，国家重视科学技术，我的著作每写就一本就及时出版，《仿射微分几何》、《射影曲线概论》、《射影曲面概论》、《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计算几何》都是我从事数学研究的代表作，其中有一半以上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新加坡等国出版。
　　建国四十三年来，我在不同时期对一些重要问题都发表过意见，也应各方面，特别是青少年的要求，就如何进行有效的学习谈了看法。在日常生活中，自己爱惜助诗文抒发情感，积少成多，留下了五十多万字的诗文。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86 年为我出版了《理想·学习·生活》一书，浙江科技出版社于1991 年为我出版了《苏步青文选》，主要就是这些了。看到作品能对广大读者，特别是对青少年有所启迪，我自己也就感到满足和兴奋了。

　　●哲理性散文诗体的短句，是我在十年浩劫中繁重的劳动改造之余，偷偷地用碎纸片一点一滴写出内心的所想所感。

　　黄药眠
　　（1903～1987）
　　原名黄访、黄恍。广东梅县人。1925 年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英语系。30年代主要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和文学创作。1945 年与友人在香港创办达德学院，主编《光明报》。解放后，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著有小说集《暗影》、《再见》，诗集《英雄颂》，散文集《抒情小品》，论文集《沉思集》等。

　　《黄药眠自选集》前言

　　最近花城出版社要我出版一部《自选集》。名曰《自选集》，当然就是要自己选些比较满意的作品。
　　我的一生从来没有作过专业作家，要么是教书兼写作，要么做新闻记者兼写作，有时是在失业时候，时间比较充裕，偷空写一点比较长的东西。
　　以诗来说，这里选的两首长诗：一是抗战胜利后回到广州，抽了两个星期写出来的；一是“四人帮”初倒，我还没有一定的工作任务，特抽出了两个月的时间写出来的。
　　其次是散文。《美丽的黑海》一书，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蛰居梅县时写的。这里我只选出数篇来收在自选集里，即《春天，克林姆宫墙的内外》、《宁侵诺夫卡》、《工人斯美诺夫和他的家庭》、《黑海，美丽的黑海》。
　　抒情小品多半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桂林卖文为生时的作品，那时正是在沉闷的时代，抗日战争的胜利遥遥无期。德苏战争中，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军又节节进迫，而中国人民的生活则是日益艰难，国民党当时的反动统治反而日益加紧，所以当时我写的多数是即景及怀旧之作。如《沉思》、《没有眼泪的城市》、《山城》、《离乱》、《野店》……等。
　　全国解放了，我心中十分高兴，但对于新的环境，不够熟悉，同时顾虑亦多，所以没有写什么作品。只在1950 年我参加赴朝慰问团后，才写了一本散文集《朝鲜——英雄的国度》。不过，现在看来，多数是新闻报导一类的东西，所以只选了《夜公路》及《复仇的母亲》，作为纪念。还有一本散文集《爝火集》，其中《五年计划颂》、《黄河，我们要你唱出一首英雄的新时代的史诗》，这两篇文章是反右以前写的。其他如《我的老相识，海！》、《蔷薇与古松》、《夜的抒情》、《灯》……等，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写的，多在香港出版的《文丛》上发表。这一时期的散文和过去的散文在风格上有些变化，就是敢于抛去顾虑，抒发自己的情感。
　　哲理性散文诗体的短句，是我在十年浩劫中繁重的劳动改造之余，偷偷地用碎纸片一点一滴写出内心的所想所感， 1981 年集腋成裘，出版了《面向生活的海洋》一书。现在也选了一部分到这本集子里去。
　　最后是小说。我写的小说不多，因为我的时间常被我所担任的工作干扰，没有整块的时间，其次我个人的个性强，对别人的性格往往没有很深入的体会，由于有以上的两个原因，所以人物的性格刻画不鲜明，同时对于小说的情节、结构不大注意，故事就写得不够生动，不够吸引人，因此这里我只选三篇，聊备一格。
　　本来就想只选这些作品，但后来又有朋友建议说：“你既然写的论文不少，在这方面的贡献较大，为什么不选些文艺论文进去？”给他这样一说，我又从文艺论文中选了一些对读者说来比较易懂而不需花费多大脑力的文章进去。选得这样杂，就有些不像文学著作了，但我不在乎别人的讥评和议论，只求心之所安而已。
　　转眼之间，我也已八十三岁，回顾一生所做的事情太少，渺小得很，可以引为自慰的，就是没有做坏事，可以说对得起人民。
　　我在创作上、学术上无多大的成就，本人的笨拙固然是一个原因，但也还有时代的原因。如抗日战争时期的动荡不安，如国民党当时的反动统治，如严格的书报检查，对作家的迫害等等。到了全国解放后，自己满以为可以专心搞学术工作，曾计划把过去的所有诗活全读一遍，做出一本中国的诗论总结，但不料1957 年突然来个“反右”斗争，接着又有“四人帮”的“文化大革命”，连续二十年的厄运，终于使我的计划无法实现，想起来有时候也很觉痛心。但是后来一想，有些作家穷一生的精力写出来的稿子，都全给抄家时抄走，并从此失踪！这样一想，则我比起他们来，还是幸运的！
　　至于今后还能写什么？这就难说了。这样老了又这样体弱这样多病，即使有这样或那样想法，但精力还能胜任吗？这是一个问题。不过我想，对自己不能控制的客观规律就不要去想了，究竟自己还想写什么呢？我想写诗论、创作论、风格论，现在想到的就是这三种。至于结果如何，那就且听下回分解了。反正历史是在绵延发展，是前进不断的。
　　作者
　　1985年4月12日写子北师大宿舍工四楼

　　●海边既那么宽广无涯无际，我对于人生远景凝眸的机会便较多了些。海边既那么寂寞，它培养了我的孤独心情。海放大了我的感情与希望，且放大了我的人格……

　　沈从文
　　（1903～1987）
　　作家、学者。原名沈岳焕，曾用笔名小兵、懋琳、炯之、休芸芸、甲辰、上官碧、■若等。湖南凤凰人。靠自学从事文学写作，后编过文艺杂志，在大学教过书。著有小说《边城》，散文集《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以及文化研究《中国服饰史》等。各类著作总计约七十多种，现有《沈从文文集》行世。

　　甲辰闲话（一）

　　我预备在我活着的日子里，写下几个小说，从三十岁起始到五十岁止，这二十年内条件许可当把它继续完成，我将用下述各样名字，作为我每个作品的题名。
　　一黄河，写黄河两岸北方民族与这一条肮脏肥沃河流所影响到的一切。
　　二长江，写长江中部以及上下游的革命纠纷。
　　三长城，写边地。
　　四上海，写工人与市侩对立的生活。
　　五北京，以北京为背景的历史的社会的综集。
　　六父亲，纪念我伟大抱负的爸爸。
　　七母亲，纪念我饱经忧患的妈妈。
　　八我，记述我从小到大的一切。
　　九她，写一切在我生活中对我有过深刻影响的女人。
　　十故乡，故乡的民族性与风俗及特殊组织。
　　十一朋友，我的债主和我的朋友，如何使我生活（这是我最不应该忘却的一本书）。
　　但是，看看这一篇生活的账目，使我有点忧郁起来了。我已经写了许多文章，还要写那么些文章，我到后是不是死在路边还得请朋友去赊一具棺材？
　　同时我在什么时候死去，是不是将因为饥饿或同饥饿差不多的原因？我曾答应过一个在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学医的朋友，在我死后把尸身赠给他，许可随意他处置，我是不是到那时还能好好的躺在北京一个公寓里或协和的地下室咽那最后的一口气？想到这些，我又觉得我最相宜的去处，倒是另外一个事业了。
　　我最欢喜两件事情，一种是属于“文”的，就是令我坐在北京琉璃厂的一个刻字铺里，手指头笼上一个皮套儿，用刀按在硬木上刻宋体字，因为我的手法较敏捷活泼，常常受掌柜的奖励，同时我又眼见到另一个同伴，脸上肮脏，把舌子常常掉在嘴角上，也在那里刻字。我常常被奖励，这小子却常常得到掌柜大而多毛的巴掌。还有我们做手艺是在有白白的太阳的窗下做的。我仿佛觉得那些地方是我最相宜的地方，同时是我最适当的事业。另外我还想到一种属于“武”的生活，上海民国路有些小弄子里，有些旧式的铜匠铺，常常有几个全个身上脸上黑趋趋的小子，嘴唇皮极厚，眼睛极小，抿着嘴巴，翻动白眼，伸出瘦瘦的胳膊，蹲身在鹤嘴口旁捶打铜片，或者拿着铜杆儿，站立在镀镍的转轮边，一条长长的污浊的皮带，从屋梁上搭下来，带着钢轮飞动，各处是混杂的声音，各处是火花。这些地方也一定能作我灵魂的住宅。
　　如今这两种生活都只能增加我的羡慕，他们的从容，在我印象中，正如许多美丽女子的影子在许多年轻多情的男子的头脑中，保留着不能消失，同时这印象却苦恼到灵魂的。
　　我的文章，是羡慕这些平凡，为人生百事所动摇，为小到这类职业也非常的倾心才写出的。记得在上海时，有一个不认识的人，给了我一个信，说是十分欢喜我也同情我作品，要约我见一次面。我自然得答应，把回信寄去，不久这个朋友就来了。来时出我意外的，还带了他一个风致楚楚的太太来。
　　我的住处楼下是一个馆子，自然在方便中我就请他们喝汤吃菜（这太太的美貌年轻，想起来很有点使我生气）。两夫妇即刻同我那么熟悉，我还不大明白这个理由，便是我文章作成了这友谊。到后他们要我带他们到一个最有趣的地方去玩，我记起了爱多亚路萨坡赛路口一个铜作铺的皮带同转轮同那一群脏人了，就带着这年轻夫妇到那里去，站到门外看了半天。第二天，这朋友夫妇以为我“古怪有趣”，又来我住处。这一次我可被他们拉到另外一个好地方吃喝去了。回家时，我红着脸说，我不习惯那个派头，我不习惯在许多体面男人女人面前散步或吃喝。他们更以为我“古怪有趣”。我们的友谊，到现在还保持得很好，上面那些话，这朋友见到，他是不会生气的。不过我的兴味同社会上层的人就距离得那么远，我的忧郁，什么人会知道？

　　甲辰闲话（二）

　　我的疑心病到近来真已无药可以医治了。让我作一个比喻，一只被人打过一次的狐狸，平生仅只被人打过一次，从此对于人自然就不大放心了的。
　　尤其是对于那些仿佛很有一点不同气概的人，它总愿意同他远一点。我许多地方都好像一只狐，过去生活并不止打过我一次，所以我把享受别人的友谊同尊敬的权利完全失去了。不要笑我，这事已够悲惨了的。
　　有一个听人说了差不多十年的“聪明体面”人，我因别的一个机会见了，那时心里想，这可太幸福了，因为许多拜佛的人，是以见到一次他所信仰的佛为荣幸的。往年活佛到北京时，许多蒙古人倾家来见一次活佛，到回去时连路费也没有，但他们还很快乐。宗教的倾心，其中原包含一种奴性的皈依，我对于好些女人差不多也是如此。可是人家一开口就说我的文章，我在卑微里放光的灵魂，即刻为这出于意外的事感到不幸了。我疑心人家是特意来制造一套精致的废话，来娱乐我这寂寞寡欢的人。我能比任何人还善于体会别人的友谊，但我照例还要疑心别人对我所说的是一种废话（凡是说到文章的，我都认为是废话）。这小丑人格，原同我外表不十分相合，所以别人照例也绝不知道我如何怀着无用可怜的心情，希望人家不用这样太虐待我的。别人坦白的言语，窘我到只想躲避生人，同时也就使我同一些熟人永远不能相熟，这狐狸兽类性格的形成，容我去分析，结果我便看到了另外一种生活，十分觉得可哀。习惯于穴居独处的理由，除了我自己能明白，此外是没有可希望了的。
　　又如最近我到过一个人家去，这人是我六年前便同他一个弟兄非常熟识的。机会自然仍得谈到文章，我一面勉强吃喝，一面就只想逃走，总觉得这不过一种圈套，有意抛过来便落在头上。若不同我说到这些事，我还一切自由，毫无拘束，一开口，即由于这“友谊”成为“灾难”，当前的景况，全觉得不容易支持了。
　　这些人，正如其他许多人一样，料不到我是那么一个无福气享受别人友谊同尊敬，性格的病态会到这样子的。
　　还有某女作家，一见我，就问我上海的青红帮同什么名女人的最新事情。
　　我说这个我可不大注意，因为凡属于这些，一定得订许多小报，才够资格谈的，我平时看报，很疏忽这一项。我虽然申明我对于这一类知识并不渊博，但这女作家大有除此便无话可说的神气。回来时，我便同我的朋友说：“我今天非常难受，因为被人当做怪人，许多话不谈，就只同我谈这一类无聊的话。这显然是她以为我只可以谈这类问题的。”
　　朋友听到我的牢骚，只能干笑，他告我许多人就只能谈这一类话，同时仿佛锦心绣口的人，更对于这件事感到趣味。这女作家的性格，许多人都证明过了，我还是很不快乐。别人天生的兴味，也能带给我一些苦恼，这也是我愿意同人离远一点的理由。
　　不过倘若我并不常常把自己看得太小，同时又不把别人看得太大，我不是就随时随地都可以从另一方面得到神清气爽的机会了吗？
　　一只鸡，小时候常被盘旋空中的鹰所恐吓，到长大后，看到凡在空中飞的鸟，总以为那是鹰了，就非常的害怕。其实在天空里飞的老鸹，身重最多不过六两，所吃的只是小虫，所梦的只是小虫，这老鸹，即或知道鸡怕它，也仍然只能吃小虫梦小虫的。这寓言，似乎在什么书上见过一次，若不是在书上，那就一定是在一个人的客厅里依稀读过了。
　　1931年7月

　　劝人读经

　　《百喻经》说：
　　往昔有夫妇两人，烘了三个大饼，作为晚餐。大饼烘就，夫妇二人各自吃尽名分下的一个饼后，还剩大饼一个，不便给谁独吃，于是互相约定，不许说话，谁若先说话，就莫吃饼！两人既然互相约好，便坐在家中，沉默不语。到了半夜，来了一个贼徒，到家偷窃东西，掠尽家中所有宝物。两人皆因有约在先，关怀大饼，谁也不愿出声。贼人眼见这家中人痴呆如此，胡来乱为，全不妨事，且觉得主妇静婉可人，便傍近妇人，作了些小小轻薄行为。
　　那丈夫虽亲眼见到贼人胡闹，却仍因为不忘记那个大饼，故不作声。到后妇人忍无可忍了，就叫唤她的丈夫：“大伍，大伍，你真是个傻子，为一个饼，尽人把我如此侮辱调戏！”那丈夫快乐得拍手大笑，他说：“咄，咄，愚蠢丫头，你已说话，你输定了！饼应归我，你已无份！”
　　这是两夫妇的问题，谁最愚蠢，别人似乎不能置喙，轻易加以判断。《百喻经》故事所注重的是人的性格，千年前世界上既俨然曾经有个这种丈夫，这性格也似乎就有流传到如今的可能。我们如今已不容易遇到这种丈夫了，但却可从别种人物的治国政策生活态度得知一二。譬如说，一大片土地忽然丢了，或家中老婆跟人跑了，有些人不正是因为守着一点类似有关大饼相的约言，不发一言不作一事，沉默支持下去？若有人说了一句话，想提醒他，这些人不正是顷刻之间就会天真快乐的向人喝着：“咄，咄，蠢东西，大饼归我了！”
　　读到这本充满了愚人故事的小书时，我总疑心写这本书的人，书虽在一千年以前写成，他的讽刺却预备留给一千年以后。不过如今争大饼的聪明人，大都忙忙碌碌，虽作了不少不折不扣的蠢事，却好像从不曾注意到这样一本小书上来，因此这讽刺，也等于无用了。若希望他有用，又似乎还必需从现在起始，再过一千余年，才能为做主人的明白的。
　　不过我总想介绍这本书给那些应读这本书的人。
　　1933年10月

　　禁书问题

　　近十年来本国人把文学对于社会的用处，以及文学本身的能力，似乎皆看得过于重大了些。在野达士通人，认为这个东西可以用来作为治国平天下工具的很多，在朝官吏委员把它当作治国平天下工具的也不少。因此自然而然发生了如下现象，就是对于作家的迫害及文学书籍的检查与禁止。
　　据近日上海方面的消息，中央通令应查禁的书籍到二百种，这真是一个可观的大数目。有些人的著作一部分被禁止，有些人的著作则已全部被禁止。
　　为什么这些书籍全被禁止？住在北平方面的人，是无法从当局的文书法令中弄明白真正问题的。这个查禁通告据说是出自中央的，我很怀疑这些被查禁的文学书籍，有多少种曾经为通过这个议案的委员先生们阅读过。负责审查的个人，是不是曾经把这些书籍都细心看过一遍，我也觉得怀疑。就通常禁止的理由，大多数总以为是“为了这个社会秩序的维持与这个民族精神方面的健康上着想”，因此不能不加以取缔。我是个欢喜秩序的乡下人，我同意一切真正对于这个民族健康关心的处置。但对于由事实上说来，不少并无什么坏影响的文学书籍，在难于索解的情形下，忽然全被禁止出售，且同时关于书店纸版与剩余书籍，也无不加以没收，付之一炬，这行为我觉得真很稀奇。这不过分了吗？对于这些书籍的处置，真有“非如此不可”的理由吗？
　　若这些作品包含的理想真已深入人心，书一烧就完事了吗？我极希望当局有一点比“迹近反动”的措词更多一些的具体说明，免得使后人在历史上多有一件十分含混的记载，免得被人把这件事与两千年前的焚书坑儒并为一谈。
　　文学被一些读书人看得严然异常重大，实有理由可说。这些人照例多是两手空空不在其位的，无权无势的。这些人生存在这个混乱贫穷内战连年国家中，忍受种种痛苦与侮辱，眼见耳闻这个国家一切愚昧与腐败情形，想把自己本身那点儿力量，渗进社会组织里面去，使这个民族多少健康一点，结实一点。因为自己所学的是文学，承受了一个新的文学理论，有所努力。也仍然因为自己所学的仅仅是文学，对于目前国家社会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解释得照例常常比事实简单一些。凭了文学者富于幻想与热情的气质，在工作中希望一种奇迹，且因为对于这种奇迹的期待，各人带着点儿宗教的倾心，与目前这个为“应付眼前事实丧失人心而存在的政府”当局，意见不可免会有龃龉抵触，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政府若认识这问题比较清楚，便明白处置的方法，不会把不适用于两千年前的蠢事重演了。这些优秀公民，原是爱他们自己的国家，绝不下于任何当权达官贵人或部长厅长的。他们只是个作家，他们努力从事于艺术，是为了使这个民族增加些知识，减少些愚昧，为这个民族的光荣，为这个民族不可缺少的德性中的“互助”与“亲爱”，“勇敢”与“耐劳”，特别重要是一腔爱国热忱，加以铸像似的作品的制作，很诚实也很穷苦的各自独立分布在国内各处地方，过着极端简陋的日子。政府既从不知道对于这种人加以关切，商人因书业萧条，又对他们待遇吝啬。
　　他们通常的收入，在上海方面，甚至就从不能够从从容容过一天较好的日子。
　　病了无法就医治疗，文章不能出卖，又难于寻找其他职业时，如近日投江的某君，去年病死的某君，皆莫不把一生结束在一个最悲惨的死亡里。他们艰苦卓绝的精神，他们轻于物质寻觅而勇于真理追求的人格，是民族中一种如何难得的品质！政府不理会他们，也还罢了，如今对于这种人总像放心不下，不断加以压迫与摧残，所用的手段，又是那么苛刻的手段，实在是国内多数人难以索解的！这些人在这种国民生产力十分调敝，国际资本主义压力无法摆脱，全个民族正陷入一个十分悲惨的命运里去的时节，担心到可恐怖的未来，认为这个民族若不甘心堕落与灭亡，必须认识现在的环境。因此对于鸦片烟公然的流行，农村经济的萧条，知识阶层中某些人的只知独善其身，官吏阶层的贪赃无识，以及军官种种极端嚣张跋扈处，加以坦白直率的指摘，他们在作品中一点作者对于这个民族复兴的意见，因为他们过分被现状所刺激，必不可免有激越偏持的呼喊，政府若真正为民族生存着想，对于这些人的意见，难道还不应当同情并加以考虑吗？如今当局却只从上海商人方面，看到一点毫不切于实际的关于作品流布的消息，以及从另一方面，某种人为了邀功牟利不惜故意张大其辞的下级报告，便对于处在中国这种困难境遇下的作者，加以压迫与摧残，全然不像一个正在希望国内一切渐有秩序的政府所宜采取的政策。就三四年来上海方面作家所遭遇的种种说来，在中外有识者的印象中，所留下的恐怕只是使人对于这个民族残忍与愚昧的惊异，其他毫无所得。如目前这种处置，当局诸公中，竟无一个人能指出它的错误，实为极可惋惜的事情（我想特别提出的，是那些曾经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的过来人，当前主持文化教育的当权派）。
　　文学在别一国家别一民族中，或者也发挥过某种特别的作用。“光焰一世的19 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植下了促成20 世纪那个民族崭新人格的种子，与革命爆发成为不可分离的东西”，这说明自一个文学史的叙述者口中说来，并不觉其过度夸张。但多数人若只是单记着这些历史的轮廓，便打量从自己国家自己行为方面产生一页新的历史，必然还有许多待明白的问题。在环境截然不同习性截然不同的两个民族中，历史是照例不至于同样重现的。把某种已成定型的文学观，移植到另一个民族另一个国家中去时，所需要的修正，将到何种程度，这些理论方能发挥它的能力？在一种被修正的理论下，一些作品又应在何种形式下产生，所侧重的必在某几点，方不至于使作品与社会革命失去其当然的联系？有了这种作品，这种作品对于全盘“活动万变”的政治，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它的重要性又居于何等？上海方面从事文学运动者，在一种缺少自由缺少衣食朝不保夕的生活情况中，事实上就不可能有人能有暇裕来对于这些问题详细加以研究。在中国目前这种景况下，文学能够做些什么？宜于从何方面着手？它若不宜离开社会，且应当同政治理想揉成一片，间接或直接促进政治的机能，应如何去安排？假若它在某一时节某一限度内能够发挥它的作用，那种“富于活动性与弹性”的政治机构，又如何方能与“拘束于一定篇章”的文学作品相呼应相结合？这些问题，不单求生不遑寓居在上海一隅的穷苦作家们无法注意得到，便是人在南京，泰然坦然的按月从国库中支取相当丰厚的薪水，置身在中央宣传部当差办事的三民主义文学理论家，三数年来不是还不曾写出什么稍稍像样的文章吗？正因为便是左翼也还缺少一种具有我们这个民族丰富的历史知识的文学理论家，能作出较有系统的理论与说明，致从事于文学创作的，即欲以“唯物论”的观念为依据，在接受此观念之际，因理论者的解释识见的不一，致作者对于作品的安排，便依然常有无所适从之概。三数年来的挣扎努力，予反对者以多少借口，予同情者以多少失望，同时又予作家之群以多少的牺牲！且只从目前上海一隅文学出版物的数量统计上稍加注意，就可以知道一般文学作品在国内流行的情形。那些带一点儿较新倾向，不颓废、不谐趣、不堕入恶俗猥亵习气较慎重的文学刊物，在一般刊物的分配比较上，所占有的又正是一个如何可怜的数目！这种作品流入社会里去，固能影响不少青年人，同时这些青年人，却就又将如何受一种恶习惯的惰性所吸引所控制！官方若不缺少那点必需的冷静与诚实，对于几年来文学运动在国内发展的情形加以注意，便不会把这几年在数万万饥民中仅仅只限于大学生和中学生中流行的一干部或三千部的作品所引起的作用看得过大了。因为一方面是把一个新的文学观移入中国，还缺少能密切配合理论要求作品的应世，一方面又由于政府的无知，对于目前文学的恐怖与厌恶，把现在的革命文学对于中国社会革命的影响看得过分重大，因此在上海左翼作家方面，便有了种种的变化：部分原来对于左翼文学抱有理想的，有人向右转了，又有一些作家，因为不愿意同这个对文化只知摧残的无能政府合作，便同情左倾了，再有一些作家，就是那些对目前政府一切措置均抱反感，对社会主义有所倾心，在现状下抱残守缺困守祖界一隅的左翼作家，在穷困与迫害交加中，死守残垒，以沉默来支撑现状应付现状。一些人信念与行动中间的矛盾处，既无法可以调和，矛盾的延长，自然是一种很大损失。
　　近年来大学生中学生左倾思想的普遍，以及对于左倾思想的同情，政府若认为是文学的影响，而忘了社会现实那一面，实在是最大的错误。几年来政府对于青年的措置，实在可以说是无往不在那里抛弃青年。当局方面对于青年人左倾思想的发展，不追求它的原因，不把这个问题联系到“社会的黑暗与混乱”、“农村经济的衰落”及其他情形考虑，不对于他们精神方面发展加以注意，不为他们生存觅一出路，不好好的研究青年的问题，就只避重就轻，把问题认为完全由于左翼文学宣传的结果，以为只需要把凡稍有倾向的书籍焚尽，勒迫作家饿毙，就可以天下太平。这种打算实在是太幼稚，对国事言太近于“大题小做”，对文学言又像太近于“小题大做”了。
　　多数人所希望的政府，是一个能“办事”而且也极“懂事”的政府。因为目前有许多事并不是政府权力能否执行的问题，实在是政府明白如何节制权力或滥用权力，引起国内外有识者对政府厌恶或绝望的问题。关于禁书这件事，出于中央党部或中宣部，还是出自国民政府，我们不知道。若出自中央党部的宣传部文艺科，我不想说什么话，因为这也许就是国民党中这些小官僚认为最重要的工作一种。但若果这件事出自国民政府行政院与教育部，或行政院与教育部还可以来过问一下，我却希望凡是这一次被禁止的文艺书籍，能够及早交付一个有远识的委员会全部重新加以审查，看看其中究竟有多少书籍必需禁止，有多少书籍不应禁止。朝野都不妨仍然承认文学是个治国平天下的工具，正因为既当它是个治国平天下的工具，一切都宜出之于十分慎重。在世界上我们不是极不愿意被别一国家别一民族把我们当成野蛮人看待吗？希望从别人方面得到尊敬，第一步就应当是自己不作出野蛮人的行为。
　　1934年2月28日

　　论读经

　　上年来各方面常常可以听到“恢复固有道德”这句话。说及恢复固有道德时，就使人联想起“读经问题”，两样东西原来是混在一块分不开的。广东湖南的军事领袖，据说对于这件事就特别热心。且闻从今年起，两个省份凡属学校，不问学生大小，皆一律实行读经。人若不是个傻子同疯子，必会明白，徒然提倡读经，对于中国当前或以后一系列严重问题毫无补益。如今居然有人提倡，有地方实行，可算得是很稀奇事情。把提倡读经的原因追究一下，我们便可以知道读经空气越来越浓厚，不外乎一二在军人幕中挥鹅毛扇的高等师爷，稍稍读了点旧书，各在那里做梦，梦想用“儒术”来治国平天下。他们有了说话机会时，因此就怂恿当局，谄媚当局，旧事重提，试用试用儒术。领袖们呢，自己或者是个秀才出身，也读过几本旧书，自然容易迷信儒术；或者本人一字不识，正因为一字不识，便相信这些军师的愚妄意见，以为目前的天下国家，即或不能由读经弄好，至少社会秩序还可望从这条妙计上恢复安定。于是读经事件由提倡进于实行，“读经”真成为一个“问题”了。
　　这问题的提出，可以说是这些迷信儒术的文人武人，妄想巩固个人的地盘、饭碗与权力所作的一种极荒唐打算。就算这些军师这些大帅也希望中国比目前稍好一点，动机是“为国为民”，但他们的知识，只许可他们知道中国有几部经书，中国有这种政术，因此拿来应用，方法可并不高明。
　　读经既牵连所谓恢复固有的道德，道德是什么？不过是人与人共同活下来时，谋和平安全，减少一点纠纷，使人与人更容易相处的一种东西罢了。
　　道德就个人言代表理性，重在节制与牺牲（它对个人虽为牺牲，对社会人类则为利益）。它同法律性质稍稍不同，但用处却与法律相似。法律注重在使人不敢作恶，道德却能使人乐于向善。道德即由于人与人的关系而产生，因此多数的道德无固定性，常随人类需要立一个标准，它的价值也就在那并无绝对固定性上面。它能控制人类行为，却仍然由人类行为支持它。人类自然不能缺少道德，但道德也同法律政治一样，有些本质不变，形式则常常得变动。有些此一时需要，稍过一时又毫无存在的价值。积极提倡道德的有两种人：一为政体统治者的帝王，一为思想统治者的宗教家。对道德取抗议态度的有三种人：一为有见识的思想家，二为诗人，三为革命者。前两种人照例拥护固有道德，后三种人却常常否认道德，修正道德，或创造一新道德和旧的相对抗。想要运用道德来治国平天下，并不是一件可笑的事情，但至少得先明白它的变动性。一个有头脑明战术的现代军人，他训练士兵时，决不会要士兵抛下机关枪，来学习拉弓射箭。一个有头脑懂政术的政治家，他真会为民族打算，也就决不至于再迷信两千年前几本书籍所提到的做人做事方法可以救国！道德本身只是一堆名词，抽象而不具体，用到人事上时，还得把它很艺术的混和在一种形式里。要提倡“礼”，与其教人读一点钟的经书，不如要他们好好的列一次队，把学校规矩弄好，秩序弄好，礼就来了。要提倡“义”，若能把读经一点钟时间，换作爬山下水去救一个人，也似乎比较实在一些。其余所有经书上的道德字眼儿，无一不必需艺术的转到另一件事情上去，方能发生效果。若不明白这一点，却只抬出经书来，想从读经上做天下一统的梦，那与张宗昌当年翻刻经书，不过是五十步百步之比。纵将来经书流遍天下，每人皆熟读成诵，对国家本身的上下贫穷与遍地毒物，能救济不能救济？对国外的飞机、大炮、洋货、牧师，能抵抗不能抵抗？
　　目前一些提倡读经拥护读经的人，除了军人还有不少名流大官。这些人自己是不是当真把经书好好地读过一遍，说起来就不免使人疑惑。若果每一个人真能平心静气，来把《诗》、《书》、《易》、《礼》、《春秋》精读一遍，再想想目前中国是什么样一种可怕情形，就会了然上古典籍不能应付当前事实，或许再也不忍心随声附和，让烟鬼的子孙还来用经书毒害一次了。
　　退一步说，当政者倘若有人读过经书，而且得到经书的益处，做人有大儒风度，做事具儒家精神，个人的确相信经书是一种宝贝，一副良药，且相信令人读经真算得是一种救国政策，那么，当前应该读经的，实为下面几种人：
　　一、国民政府大小官吏；二、国民党各级党员；三、国内各种军人。
　　因为这些人正是当前社会国家的直接负责者，政治不良这些人必需负责。希望国家转好些，也就得先把这些人弄好。广东、湖南政府有提倡读经的决心同勇气，最先就不妨用它来甄别官吏，奖惩党员，升降军人。如今上述三种人不闻有读经消息，却把它派给小学生，对子弟辈如此关切，对当前事如此马虎，使人觉得不易理解。
　　若说小学生即将来的民族中坚分子，也即是将来在这块土地上应付多灾多难命运的公民，要他们读经，为的是替他们将来设想。我们明白如今年龄八岁到十二岁的小国民，当他们二十来岁时，必然遭遇下面几种严重问题待他们解决：
　　一、中国经济破产以后的穷困；
　　二、中国因国际大战所受的蹂躏以及战事结果中国所受的宰割：
　　三、中国因二十年来毒物流行所产生的结果。
　　若欲训练他们的身心，使他们将来长大时能应付这种困难局面，担负下这种沉重责任，目前最切要的工作，岂是读几本经书所能收效？目前湘粤负责者假如真肯为他们青年人设想，与其勒迫他们读经，不如在最近的将来，呈请中央，把全国学龄儿童来一个五年计划，施以强迫教育，输入几个最基本的道德观念：
　　一、吃大烟的极不道德，爱国家用国货的极道德；二、强健勇敢的极道德，懦弱懒惰的极不道德；三、做人正直、坚忍、结实的极道德，遇事悲观不振作的极不道德；四、迷信鬼神的极不道德，对科学有兴味的极道德。
　　一面用社会生活来培养这些道德观念，一面用法律来辅助教育所不及，务必使每个青年人具有一种新国民的性格，即当大难来临时，各自还有活下去的勇气与能力，且使他们在无论何等境遇下，皆不至于如现在负责者那么徒然迷恋过去，疏忽当前，使他们在无论何种情形下，又总不放弃公民的权利同义务。换言之，便是他们还想活，还预备好好的来活！五年计划完成了，再来一个五年计划看看。要这样子，方算得真为他们设想！
　　1935年1月7日

　　读《中国新文学大系》

　　中国新文学运动，比中国革命运动慢一点，如今算算，也快到了二十年。
　　它对于目前整个中国社会大有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倘若有人肯费一分心，把一部分经过分别来检查一番，算算旧账，且能综合作一个结论，——老实公平的结论，不是无意义的工作。这工作即或从商业上着眼，目的只在发展营业，打破出版界的不景气，也较之抄印《太平广记》，同影印明人小品文集，方法高明多了。
　　一个书店打量做这件事，明白个人没有这种能力，因此聘请和这个运动关系较深的作者，来分别编造几个集子，或以所属团体为主，或以所熟问题为主，只要编选者能尽职，且知如何尽职，这种选本对于中国读者自然可说是一种很大的贡献。这书一出，读者如从所选出的作品与编选人导言，就可以明白这十多年来中国文坛是个什么样子，有些什么东西，它如何影响社会，社会又如何影响它。它的得失在什么地方，它的将来趋势又如何，——读者如能够得到那么一个虽已缩小然而眉目朗然的印象，编者的工作，实应当得到每个读者的感谢，必须得到每个读者的感谢！
　　良友公司所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可算得是这种工作。到今日为止，这种选本已出了六本，它们是：
　　小说一集（茅盾编选）
　　小说二集（鲁迅编选）
　　小说三集（郑伯奇编选）
　　散文一集（周作人编选）
　　散文二集（郁达夫编选）
　　戏剧集（洪深编选）
　　就已出的六本书材料分量说，笔者觉得这种篇幅四百页到五百余页价洋七角钱的书，已无可疵议。它虽没有我们理想的选本那么完全（比如郁选散文全部十分之六以上是周氏兄弟文章，分量上不大匀称。周选小说有抑彼扬此处。洪选戏剧或因对北方情形生疏，导言对李健吾、万家宝最先演出成功不提及，或因私人爱憎，对熊佛西批评，有意抹杀一点事实），大体看来，这六本书实在比一般选本强多了。
　　读过这几本书后个人有点意见说说。茅盾选小说，关于文学研究会作者一部分作品，以及对于这个团体这部分作品的说明，是令人满意的。鲁迅选北京方面的作品，似乎因为问题比较复杂了一点，取舍之间不尽合理（王统照、许君远、项拙、胡崇轩、姜公伟、于成泽、闻国新几个人作品的遗落，狂飙社几个人作品的加入，以及把沉钟社、莽原社实在成绩估价极高，皆与印行这套书籍的本意稍稍不合）。郑伯奇选关于创造社一方面作家的作品，大体还妥贴（惟应当选淦女士《隔绝之后》却不选）。周作人选散文，大约因为与郁达夫互商结果，选远远的郭沫若而不选较近的朱自清（正与郁选冰心、朱自清相同），令人微觉美中不足。郁达夫选散文全书四百三十余页，周氏兄弟合占二百二十二页，分量不大相称。其实落华生不妨多选一点。洪深选戏剧，在已出六本书中可算得是最好的一个选本。剧本人选一篇作为代表。导言叙述中国新剧活动，它的发展及其得失成败，皆条分理析，称引他人意见和议论，也比较谨慎，虽对北方剧运与演出事疏忽甚多，就本书意义言，却可算得一册最合标准的选本。
　　读过这几本书后，个人还有点感想，对目前几本书已近于亡羊补牢，无多大意义，却值得将来预备编17 年到26 年这十年间的选家注意。
　　第一，一种书的编选不可免有“个人趣味”，不过倘若这种书是有清算整理意思的选本，编选者的自由就必须有个限制。个人趣味的极端，必将影响这书的真正价值。
　　第二，编选者既然担任了这种工作，不论它有无物质报酬，责任必尽。
　　取舍之间应十分谨严，且最先就必需把相关材料找寻齐全，一一过目，再从中有所抉择，极客观的说明它的经过。
　　第三，编选者应注意作者作品——应对作品的影响、意义、价值加以分析，不能尽从所属团体或作者搜索文章一二字句作为这个人全部作品的批评。
　　第四，总其大成的对分部编选人能否胜任，得在他名头以外注意一点事实。编选人名头能号召读者是一事，他适不适合选这本书又是一事，他肯不肯认真选这本书又是一事。花个三百五百块钱以外，还得给编选者种种方便，把相关材料供给，完成时间且不能太匆促，就因为这种书不应当太草率从事（虽明知道无从十全十美，至少也得努力接近这个理想）。
　　第五，对原作者版权问题应解决。一般选本虽有选上完事作者从不过问的习惯，这种选本却不能那么马虎了事。例如散文二集选周作人十多万字的文章，是不是应给版税？倘若多的另有办法，少的是不是也应当有个办法？一家正当书店若想在读者与作者间取得信托，照例是应当把这种书的版税按比例分给作者的。不管多少，都必需那么作，新书业才可希望日趋健全，且可使不三不四选本日见减少。
　　1935年11月

　　书评的自由解放运动

　　有件事说来简单，作来困难，最不讨好，又最容易发生私人恩怨，最宜公平，却又容许相当偏见存在；最需要避免私人爱憎和人事拘牵，却又似乎不能不受私人爱憎和人事拘牵；本身无永久价值，然而间接又最有影响；文学运动少不了它，同时又毫不需要它，就是书评。这个名词看来充满了矛盾，因为它目的有矛盾。它要兼顾好几方面：应该是一个作品的回声，又希望成一群读者的指路石。它恰如俗语所说“一石打三鸟”的那个石头，要打中的是作家、读者和他自己。这里也许只有两只鸟，其一是作家，其一是读者。
　　也许共有四只鸟，另外还有两只无形无色的大鸟，编辑先生和出版家。也许那鸟儿比我说的还要多，因为作家是一群，读者是一群。石头只有一个，鸟儿那么多，书评当然不容易作了。书评家的工作反应，不是被人戴上了一顶谄谀的帽子，就是被人指为一件攻讦的武器，给人的印象总不太好，那是很自然的。一个稍有自信的作家，似乎照例对书评家和书评都缺少尊敬，看得很轻。这轻视的理由说来可笑，原来恰好是对它希望太大。
　　我们倘若真的轻视书评，那就到此为止，不用提了。若重视书评，对它一定抱有两种感想：一是觉得它“很”庄严，一是觉得它“容易”堕落。倘若它能尽职，比如说：它能将一个作品加以分析解释，扼要而具体的指出内容的得失，一切能作得恰如其分，见解既深切、透辟，态度又诚实坦白，且笔下生动亲切，本身还是一篇好文章，它沟通了作者与读者间的间隔，缩短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对作者言它是一个诤友，对读者言它是一个良友。它的意义当然是庄严的。但倘有人把书评目的当做媚悦友好，侍候编辑，应酬出版家，蒙蔽读者的工作，看作品不过浮光掠影，下断语又只是应景凑趣，随笔写来，敷演成篇，言之不诚，便用“政术”等等自饰欺人，它结果当然容易堕落。
　　理想的书评是大多数人所期待的，可是理想的书评，事实上在过去目前都不容易见到。一切事倘若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好的将来，理想的书评也还得留在将来。它失败的原因还不在它想打许多鸟，只是被许多鸟所妨碍，无从打任何一只鸟。我们不能无条件的说所见到的大多数书评都要不得，但必须明白大多数书评在过去和当前情形中，实在不能十分尽职。不可免受宗派、友谊以及一个商业背景所控制所拘束，去理想距离还远。这些控制或拘束，有些方面也许将永远存在，负责的与其说是书评家的能力薄弱，不如派给作者、刊物编辑者，和出版家的共同束缚。一个有见识知自尊的书评家，感于个人工作的重大，又明白习气之转深，他不甘沉默，依然有所作为，执笔时或者还知道如何努力减少那个牵制或拘束。一个次一等的书评家，成就便难说了。
　　理想的书评有待于理想的书评家。一篇书评对作者读者同样有意义，当然不容易。但如果一个书评家，对于近二十年来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长成有一贯的认识，对于一个作品的价值和内容得失能欣赏且能说明，执笔时不敷衍，不苟且，这样子写成的书评，至少对于读者是有意义的。理想的书评家，应当是懂得各种作品且能够极中肯的说出那个作品得失的人，这种书评家的产生，固有待于从事书评者本身能力的培养，以及责任意识的觉醒，另外，也还得作者、刊物编辑者和出版家的共同关心，以及对书评价值加以重新的认识，方有希望。
　　这里是我们当前的一点事实。我说的是作家的小气、自私，——尤其是在社会上比较有地位的作家，量小褊窄处说来真令人难以相信。欢迎莫名其妙的捧场，难忍受斤两相称的忠告，大部分作家具有这种不健全的倾向，刊物编辑是明白的。编辑欲刊物热闹持久，照例又需要作家的帮忙。因明白作家这种小气自私情感，很容易转而成为不合作的行为，不能不小心，对于书评者的书评，所给的范围可想而知。一个出版家又另有他的生意经，把书评看得更“物质”一点，或用书评作为广告以外的应酬，略有点缀，所有书评，当然褒多于贬。或彼此之间也略有抑扬，然终不能与商业习惯背道而驰。巧黠者甚至于把变相的广告，以及用一纸书券诱来的读者感，当做书评，设法载出。书评消极的被三方面限制于前，积极的又被这种无价值的书评混淆于后，当然越来越不能给人注意，地位越来也越低落了。
　　涉及出版家的事，为营业起见，当然得印行各种书籍，书籍出版后当然尽力推销，我们对之似不能作何种希望。补救方法有一个，就是读者此后遇到什么出版月刊新书月报以及类似这种刊物，赞美到什么时，且作有保留的注意，捏紧荷包，就可以少受一点损失。
　　对于刊物编辑人呢？必需他能多负一点责任，多有一点业务上的尊严，爱朋友也爱真理，承认现状之糟糕，且知道如何努力慢慢地来打破现状。
　　对于作家呢？真需要变一变态度，对书评有种宽容，大多数作家把书评只看成一个人对于某种作品一点反应，一点意见，事情就简单多了。一个作家既有把作品散播于群众的权利，就得承认读者有对于这个作品自由表示感想的权利。一个作家作品对象是现在未来无数读者，读者之一近于攻讦的批评，他不会在意，有意阿谀的批评，他也不会在意。要书评能成为新文化运动之一部门，帮助新文学在建设上繁荣，必先来努力解放书评，使它比较多一点自由发展的机会。
　　年来常有人拈起“中国为什么无伟大作品产生”的问题来讨论，因此有机会拜读了许多名人的名字，明白好些重要事实。可是大家都似乎疏忽或避开了一个小小事实不谈。我们在任何刊物文学上，都可以发现“自由”这个名词，殊不知事实上我们这个文坛就那么不自由，文学口号上最普遍的是“打倒偶像”，殊不知事实上有多少作家编辑就正在那里小心谨慎给我们在重造偶像。结果成为少数作家市场独占而多数作家出路毫无，书评家想欲有所纠正，打倒偶像，书评写来又不那么自由。文坛上的作者集团和编辑集团，如果惟以巩固当前利益支持当地为基础的态度不改变，就无形中在奖励平凡，奖励摹仿，奖励捧场和谄媚，且奖励作家放下笔来联系结友，位置书评家成为一个清客。想从这种情形中产生伟大作品，岂不是痴人妄想？
　　我们对于作家态度编辑态度自然的转变，倘若无可希望，又明白社会上某种不好习气，日趋堕落，虽能够产生“伟大”人物，却实在无从产生真正伟大作品，书评的自由解放也正是整个文学运动的自由解放，书评家似乎还应当好事一点，来努力共同实现一个专载书评的刊物。这刊物不受任何拘束，完全以善意和热诚来注意一切新作品，批评一切新作品，对一切习气所疏忽时髦所称颂的作品，都老老实实的来给一个应得的估价。它也许和作家个人都显然离得很远，却将和整个文运的发展关系异常密切。我希望有这种好事者。因为我看看似乎也惟有这样的刊物，书评本身才会从读者中重新建设一个庄严印象，否则书评家就只好沉默，一说话，倒真像个清客，所有工作的意义，除了维持这个虚伪的不健全的现实场面以外，别无作为可言！
　　1936年11月29日北京

　　我们怎么样去读新诗

　　要明白新诗，先应当略略知道新诗的来源及其变化。新诗似乎应当分作三个时期去认识去理解：
　　一尝试时期（民国6年到10年或11年）
　　二创作时期（民国11年到15年）
　　三成熟时期（民国15年到19年）
　　第一个时期，列为尝试时期，因为在当时每一个诗人所作的诗，都还不免有些旧诗痕迹，每一个诗人的观念与情绪，并不完全和旧诗人两样。还有，因为诗的革命由胡适之等提出，理论精详而实际所有作品在技巧形式各方面，各自保留些诗词原有的精神，因此引起反响，批评，论驳。诗的标准虽有所不同，实在还是渐变而不能锐变。并且作者在作品上仍然采用了许多古诗乐府小词方法，所以诗的革命虽创自第一期各诗人，却完成于第二期。能守着第一期文学革命运动关于新诗的主张，写成比较完美的新体诗，情绪技巧也渐与旧诗完全脱离，这是第二期几个诗人做的事。诗到第二期即与旧诗完全划分一时代趣味，因此在第一期对于白话诗作恶意指摘者才哑了口，新诗在文学上提出了新的标准，旧的拘束不适用于新的作品，又因为一种方便（北京《晨报副刊》有诗周刊），各作者理论上即无须乎再与旧诗拥护者作战（如胡适之刘复当时），作品上复有一机会在合作上清算成绩（徐志摩等新诗周刊有一诗会，每周聚集各作者，讨论作品或读新作）。故中国新诗的成绩，似应以这时为最好。新诗的标准的完成，也应数及这时诗会诸作者的作品。但这时的稍前与稍后，另有两种诗发现，为不受这一时期新诗的标准所拘束，另有发展，并取得新成就。其一是在上海方面的创造社诗派，郭沫若的浪漫主义夸张豪放可作一代表；其一是独出诗集数种的李金发。以热情洋溢为年轻人所欢喜，是创造社郭沫若的诗，完全与徐志摩、闻一多、朱湘各诗人作品风格异途。从文言文状事拟物名词中，抽出种种优美处，以幻想的美丽作诗的最高努力，不缺象征趣味，是李金发诗的特点。诗到第三期，因时代为中国革命已进入一个新时代，从前人道主义英雄主义似乎为诗人当然的人格，并不出奇，但到第三期，有专以写标语口号的诗人出现了。写爱情的如徐志摩，和论人生的理智透明如闻一多，或以写自然，对世界歌唱温暖的爱的如朱湘，都仿佛受了小小揶揄。因此不甚同意标语口号诗的作者，作品又走了一新方向，从新的感觉上赞美官能的爱，或使用错觉，在作品中交织幻想的抒情的美；或取回复姿势，从文言文找寻新的措词。但有两个原因使诗在成熟中趋于沉默，第一个是刊物上对于诗失去了兴味，第二个是作者不容易有超越第二期诸作者所显示出的文字的完美与韵律的完美。这几年来新的小册子诗集虽并不少，但这类诗作多数缺少在各大刊物上与读者见面的机会，所以诗的一方面感到消沉，若能把散文创作在一二年来进步作一比较，则更可明白第三期新诗的成绩难于说是丰收的。
　　对于这三个时期的新诗，从作品、时代、作者各方面加以检察，综合比较的有所论述，在中国这时还无一个人着手。因为这事并不容易，繁难而且复杂，所以为方便起见，这三个时期每一时期还应作为两段。譬如第一时期，胡适之、沈玄庐、刘大白、刘复、沈尹默这几个人是一类，康白情、俞平伯、朱自清、徐玉诺、王统照，又是一类，这因为前几个人的诗，与后几个人的诗，所得影响完全不同的缘故。第一期还应另外论到的，是冰心、周作人、陆志韦这三个人。冰心的小诗虽在单纯中有所发展，缺少了诗的完全性，但毫无可疑的是这些小诗的影响，直到最近还有不少人从事模仿。周作人在《新青年》时代所作所译的散文诗，是各散文诗作者中最散文的一个。使文字离去词藻成为言语，同时也影响到后来散文风格的形成，胡适之是与周作人同样使人不会忘记的。胡适之的明白畅达，周作人的清淡朴讷，后者在现代中国创作者取法的似乎还稍多。陆志韦诗虽在读者中不甚发生影响，对其《渡河》一集发生兴味的，不是读者倒是当时的其他作者。因为把诗从散文上发展，在当时不缺少找寻新路的勇敢的，是这作者。作者的《渡河》，是用作品提出了一些新的方向，与当时为白话诗而同旧习惯趣味作战的玄庐、大白、沈尹默、刘复，是更勇敢的对于新诗作过实际改革试验的。
　　到第二时期，则应将徐志摩、闻一多、朱湘、饶孟侃等作为一类，每一个作者的作品皆当分别讨论，综合批评，这是第二期第一段。这一时期诸人在作品上似乎完全做到了第一期诗人在理论上所要求的新诗，然而韵律分行，文字奢侈，与平民文学要求却完全远离了。另外在体裁上显出异样倾向，时代且略后，则有于赓虞、李金发、冯至、韦丛芜这几个人，为新诗作者与作品第二期的第二段。第二期第一段几个作者，在作品中所显示的情绪的健康与技巧的完美，第二段几个作者是比较疏忽的。然而那种诗人的忧郁气氛，颓废气氛，却也正是于赓虞、李金发等揉合在诗中有巧妙处置而又各不相同的特点！于赓虞作品表现的是从生存中发生厌倦与幻灭情调，与冯至、韦丛芜以女性的柔和忧郁，对爱作抒情的低诉、自剖、梦呓，又是完全不同了。
　　同是常常借用了古典文字使词藻夸张与富丽，李金发，则仿佛是有时因为对于语体文字的生疏，对于表示惊讶，如郭沫若、王独清所最习惯用过的“哟”字或“啊”字，在李金发却用了“吁”或“嗟乎”字样。或整句的采用，作自己对于所欲说明的帮助，是李金发的作品引人注意的一点。但到于赓虞，却在诗中充满了过去的诗人所习用表示灵魂苦闷的种种名词，丝毫不遗，与第一期受旧诗形式拘束做努力摆脱的勇敢行为的完全相反，与李金发情调也仍然不能相提并论。不过在第一期新诗，努力摆脱旧诗仍然失败了的，第二期的李、于，大量的容纳了一些旧的文字，却很从容的写成了完全不是旧诗的作品，这一点，是当从刘大白等诗找出对照的比较，始可了然明白的。
　　第三期诗，第一段为胡也频、戴望舒、姚蓬子。第二段为石民、邵洵美、刘宇。六个人都写爱情，在官能的爱上有所赞美，如胡也频的《也频诗选》，戴望舒的《我的记忆》，姚蓬子的《银铃》，邵洵美的《花一般的罪恶》，都和徐志摩风格相异，与郭沫若也完全两样。胡也频诗方法从李金发方面找到同感，较之李金友形式纯粹易懂点。胡也频的诗，并不是朱湘那种在韵上找完美的诗，散文的组织，使散文中容纳诗人的想象，却缺少诗必须的韵。
　　戴望舒在用字用韵上努力，而有所成就，同样带了一种忧郁情怀，这忧郁，与冯至、韦丛芜诸人作品，因形式不同，也有所差别了。蓬子的沉闷，在厌世的观念上有同于赓虞相近处，文字风格是不相同的。邵洵美以官能的颂歌那样感情写成他的诗作，赞美生，赞美爱，然而显出唯美派人生的享乐，对于现世的夸张的贪恋，对于现世又仍然看到空虚；另一面看到的破灭，这诗人的理智，却又非闻一多处置自己观念到诗中的方法。石民的《良夜》与《恶梦》，在李金发的比拟想象上，也有相近处，然而调子，却在冯至、韦丛芜两人之间可以求得那悒郁处。刘宇是最近诗人，他的诗在闻一多、徐志摩两人诗的形式上有所会心，把自己因体质与生活而成的弱点，加入在作品上，因此使诗的内容有病的衰弱与情绪的纷乱，有种现代人的焦躁，不可遏制，若把同一取法于此两人诗的外形，而有所写作的青年诗人陈梦家作品拿来比较，便可明白陈诗的精纯，然而这精纯，在另一方面，也稍稍有了凝固的情形，难于超越，不易变化了。
　　把创作小说，容纳于同一个要求中，如“五四”运动左右，是人道主义极盛的时期。诗到那时也是这样。同情、怜悯，缺少这个是不行的。一切的观念是绅士的，慈善的。到稍后，年轻人自己有痛苦，却来写自己的欲望了，所以郁达夫小说的自诉，有空前的成就。民12 到民15，创作小说的方向，是在恋爱故事作整个的努力的，情诗也在这时有极好成就。到民15 年后，有些人革命了，创作多了一个方向，把诗要求抹布阶级“爬起来，打你的敌人一巴掌”那种情形上面，新的做人的努力是可尊敬的。这里使我们记起一个还应当提到的人，这人就是蒋光慈。这人在小说与诗创作上，都保留到创造社各作家的浪漫派文人气息。他从不会忘记说他是“一个流浪文人”，或“无产诗人”这种“作家”的趣味，同长虹陷在同一境遇里去了。长虹在“天才”
　　意识上感到快乐、夸大，反而使自己缩小了。蒋光慈在他作品成绩上，是否如他朋友感到那种过高估价，是值得商讨的。书贾善凑热闹，作者复敏于自炫，或者即所谓海上趣味的缘故，所以诗的新的方向，蒋光慈无疑可说是个革命诗人。或者胡也频可以有更好成就，因为新的生活态度的决定，较立于顽强朴素一方面。
　　总起来说，是这样：第一期的诗，是当时文学革命的武器之一种。但这个武器的铸造，是在旧模中支配新材料，值得说的是一本《尝试集》，一本《刘大白的诗》，一本《扬鞭集》。另外在散文中改造诗，是一本《过去的生命》。另外在散文上帮助了发展，就是说关于描写的方法，繁复，是《西还》同《草儿》。要明白关于形式措词的勇敢，是《女神》同《渡河》。
　　第二期的诗，在形式技巧上算完成了。《草莽集》、《死水》、《志摩的诗》，是三本较完美的诗。韦丛芜的《群山》，写故事诗明白婉约，清丽动人，且是中国最长之叙事抒情诗。冯至的《昨日之歌》，年轻人热情与忧郁，使作风特殊不同。于赓虞的《晨曦之前》，悲哀沉痛，病的狂痫气氛，充满了作品。李金发的《微雨》，从文言中借来许多名词，补充新的想象，在诗中另成一风格。若欲知道散文诗这一名称所赋的意义，是《过去生命》那种诗体裁以外的存在，则焦菊隐的《夜哭》可以说明。
　　第三期的诗，一种是石民的《良夜与恶梦》，胡也频的《也频诗选》，可以归为李金发一类。一种是邵洵美的《花一般罪恶》，刘宇的《沉淀》，可以归为徐志摩一类。另外就是新方向的诗歌，如戴望舒、蓬子之诗，在文字上找寻象征的表现方法。或从苏俄歌颂革命的诗中，得到启示，用直截手段，写对于革命希望和要求，以及对现世否认的诗歌，有蒋光慈的《战声》同其他集子。
　　7月26日

　　窄而霉斋闲话

　　中国诗歌趣味，是带着一个类乎宗教的倾心，可以用海舶运输而流行的。
　　故民国19 年时代，中国虽一切还是古旧的中国，中国的新诗，便有了机械动力的声音。这声音，遥遥来自远处，如一袭新衣样子，因其崭新，而装饰于诗人想象中，极其流行。因此唯美的诗人，以憔悴的眼睛，盼望太平洋另一端连云高楼，写着文明的都市的赞美诗；普罗诗人，也以憔悴的眼睛，盼望到西伯利亚荒原的尽头，写着锻铁厂、船坞以及其他事物倾心的诗。瞩目远景，幻想天国，诗人的从容权利，古今原无二致。然而数数稍前一时的式样，仅使人对那业已为人忘却的“人生文学”，倍增感慨了。
　　“京样”的“人生文学”，提倡自于北京，而支配过一时节国内诗歌的兴味，诗人以一个绅士或荡子的闲暇心情，窥觑宽泛的地上人事，平庸、愚卤、狡猾、自私，一切现象使诗人生悲悯的心，写出对不公平的抗议，虽文字翻新，形式不同，然而基本的人道观念，以及抗议所取的手段，仍俨然是一千年来的老派头，所以老杜的诗歌，在精神上当时还为诸诗人崇拜取法的诗歌。但当前诸人，信心坚固，愿力宏伟，弃绝辞藻，力取朴质，故人生文学这名词却使人联想到一个光明的希望。这人生文学，式样古拙，旋即消灭，除了当时的多数学生，以及现时的少数中学教员，能记忆某某名句出自某某外，在目前，已找不出什么痕迹存在了。
　　京样的人生文学结束在海派的浪漫文学兴起以后，一个谈近十年来文学之发展的情况的人，是不至于有所否认的。人生文学的不能壮实耐久，一面是创造社的兴起，也一面是由于人生文学提倡者同时即是“趣味主义”讲究者。趣味主义的拥护，几乎成为文学见解的正宗，看看名人杂感集数量之多，以及稍前几个作家诙谐讽刺作品的流行，即可明白。讽刺与诙谐，在原则上说来，当初原不悖于人生文学，但这趣味使人生文学不能端重，失去严肃，琐碎小巧，转入泥里，从此这名词也渐渐为人忘掉了。
　　上面提及人生文学的没落，所据虽多在诗歌以外，然而诗歌的人生文学，却以同一意义而“不”人生文学的。
　　“京样”不能流行以后，海上趣味也使人厌倦，诗歌的方面，用最世俗的形容，应当穿上“洋服”才美观的时代就到了。我要学上海商人的口吻，不避采用更富市侩气的名词，“来路货”，在诗歌方面，有一种新的价值，这是我们全无力量去做否认的。格律废弃既为当然的事实，商籁体的分行，我们若不明白，便不足欣赏新诗，无资格评论新诗。在形式方面，自由诗人多数是那么守着新的法令才似乎配说“写诗”的。在内含方面，一个诗人若不拘束他的情绪到前述两个极远的国度趣味里去，也仿佛不能写出一首“好”
　　诗。目前的新诗，标尺既悬于这两类作家手中，若不读诗，那你还是一个自由的人，真可羡慕，若对于诗还不缺少兴味，你的兴味便不许你再有自由了。
　　这种现象我觉得并不是好现象。
　　新的趣味除了用更新的趣味来代替以外，菲薄并不能动摇事实，所以我们只能等待。看看过去，未来的也就应当可以知道了，不过一个正在学诗的人，若尽随波逐流，也就未免太苦。还有一个读者，处到这种情形下，为了习惯一年一换的趣味，他的头脑也一定如一个中华民国的公民，在当年政治局面变动情形下，永远是个糊涂的人，这现象真是很可怜的。
　　有人说，“诗人”是特殊的一种人类，他可以想象世界比你们所见到的更“美”或更“丑”，所以他的作品假若不超越一种卑俗的估价，他就不是一个有希望的诗人。同时他今天可以想那样是对的，明天又想那样全不对，惟独诗人有这个权利。“让这些天才存在，”我说，“就让他们这样存在吧。”
　　我说，另外我们如果还有机会，让我们再来奖励那种平凡诗人的产生。
　　这平凡诗人不妨如一个商人，讲究他作品的“效率”，讲究他作品的“适用”，一种商品常常也不免相伴到一个道德的努力，一首诗我们不妨也如此找寻他的结论。重新把“人生文学”这个名字叫出来，却应忘记使人生文学软弱的诙谐刻薄趣味。莫严肃到文字形体的规则里，却想法使文学是“用具”不是“玩具”。诗人扩大了他的情感，使作品变成用具，在普罗作家的有些作品里，却找寻得出那些成功因果的。
　　说到这里自然我有一点混乱了，因为一个古怪的诗人，也许就比一个平凡谐俗的诗人，更适宜于在作品上保留一个最高道德的企图。不过我们已经见到过许多仿佛很古怪的诗人，却不见到一个平凡谐俗的诗人，所以我想象一个“不存在”的比一个“已存在”的会好一点。其实已存在的比未产生的更值得我们注意和希望，那也是当然的。他们都可以成功，伴着他们成功的，是他们的“诚实”。在他们自己所选定的方向上，自己若先就缺少信心，他们“玩”着文学，文学也自然变成玩具，出现“大家玩玩”的现象了。
　　现在应当怎么样使大家不再“玩”文学，所以凡是与“白相文学态度”相反而向前的，都值得我们十分注意。文学的功利主义已成为一句拖文学到卑俗里的言语，不过，这功利若指的是可以使我们软弱的变成健康，坏的变好，不美的变美，就让我们从事文学的人，全在这样同清高相反的情形下努力，学用行商的眼注意这社会，较之在迷糊里唱唱迷人的情歌，功利也仍然还有些功利的好处。
　　说到这里我仿佛看到我所熟识的诗人全笑了，因为他们要说：“对不起，你这个外行，你懂十四行应当怎么分行押韵没有？你不是在另外一个时节，称赞过我们的新诗了吗？你说我们很美，应当怎佯更美，即或说得是外行话，也不会相差太远。但你若希望我们美以外还有别的，你这外行纵说得十分动听，还是毫无用处的。”
　　我想，那末，当真莫再分辩了，我们让这个希望由创作小说来实现吧。
　　事实上这里的责任，诗人原是不大适宜于担任的。一个唯美诗人，能懂得美就很不容易了。一个进步的诗人，能使用简单的文字，画出一些欲望的轮廓，也就很费事了。我们应当等候带着一点儿稚气或痴处的作家出来做这件事。
　　上海目下的作家，虽然没有了北京绅士自得其乐的味儿，却太富于上海商人沾沾自喜的习气，去呆头呆脑地干，都相差很远。我想，从另外一方面去找寻，从另外一方面去期待，会有人愿意在那个并不时髦的主张上努力，却同时能在那种较寂寞的工作上维持他的信心的。
　　应当有那么一批人，注重文学的功利主义，却并不混合到商人市侩赚钱蚀本的纠纷里去。
　　6月10日

　　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

　　在我一个自传里，我曾经提到过水给我种种的印象。檐溜，小小的河流，汪洋万顷的大海，莫不对于我有过极大的帮助。我学会用小小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亏得是水。
　　“孤独一点，在你缺少一切的时节，你就会发现，原来还有个你自己。”
　　这是一句真话。我有我自己的生活与理想，可以说是皆从孤独得来的。我的教育，也是从孤独中来的。然而这孤独，与水不能分开。
　　年纪六岁七岁时节，私塾在我看来实在是个最无意思的地方。我不能忍受那个逼窄的天地，无论如何总得想出方法到学校以外的日光下去生活。大6 月里与一些同街比邻的小孩子，把书篮用草标各作下了一个记号，搁在本街土地堂的木偶身背后，就洒着手与他们到城外去，钻入高可及身的禾林里，捕捉禾穗上的蚱蜢，虽肩背为烈日所烤炙，也毫不在意。耳朵中只听到各处蚱蜢振翅的声音，全个心思只顾去追逐那种绿色黄色跳跃伶便的小生物。到后看所得来的东西已尽够一顿午餐了，才到河边去洗濯，拾些干草枯枝，用野火来烧烤蚱蜢，把这些东西当饭吃。直到这些小生物完全吃尽后，大家于是脱光了身子，用大石压着衣裤，各自从崖坎高处向河水中跃去。就这样泡在河水里，一直到晚方回家去挨那一顿不可避免的痛打。有时正在绿油油禾田中活动，有时正泡在水里，6 月里照例的行雨来了，大的雨点夹着吓人的霹雳同时来到，各人匆匆忙忙逃到路坎旁废碾坊下或大树下去躲避。雨落得久一点，一时不能停止，我便一面望着河面的水泡，或树枝上反光的叶片，想起许多事情。所捉的鱼逃了，所有的衣湿了，河面溜走的水蛇，钉固在大腿上的蚂蟥，碾坊里的母黄狗，挂在转动不已大水车上起花的人肠子，……
　　因为雨，制止了我身体的活动，心中便把一切看见的经过的全记忆温习起来了。
　　也是同样的逃学，有时阴雨天气，不能向河边走去，我便上山或到庙里去，在庙前庙后树林或竹林里，爬上了这一株，到上面玩玩后，又溜下来爬另外一株。若爬的是竹子，则在上面摇荡一会，爬的是树木，则看看上面有无鸟巢或啄木鸟孵卵的孔穴。雨落大了，再不能作这种游戏时，就坐在楠木树下或庙门前石阶上看雨。既还不是回家的时候，一面看雨一面自然就需要温习那些过去的经验，这个日子才能发遣开去。雨落得越长，人也就越寂寞。
　　在这时节想到一切好处也必想到一切坏处。那么大的雨，回家去说不定还得全身弄湿，不由得有点害怕起来，不敢再想了。我于是走到庙廊下去为作丝线的人牵丝线，为制棕绳的人摇绳车。这些地方每天照例有这种工人做工，而且这种工人照例又还是我很熟悉的人。也就因为这种雨，无从掩饰我的劣行，回到家中时，我便更容易被罚跪在仓屋中。在那间空洞寂寞的仓屋里，听着外面檐溜滴沥声，我的想象力却更有了一种很好的训练机会。我得用回想和与幻想补充我所缺少的饮食，安慰我所得到的痛苦。我因恐怖得去想一些不使我再恐怖的生活，我因孤寂，又得去想一些热闹事情，方不至于过分孤寂。
　　到十五岁以后，我的生活同一条辰河无从分开。我在那条河流边住下的日子约五年。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无日不与河水发生关系。走长路皆得住宿到桥边与渡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至少我还有十分之一的时间，是在那条河水正流与支流各样船只上消磨的。从汤汤流水上，我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过了多少世界！我的想象是在这条河水上面扩大的。我把过去生活加以温习，或对于未来生活有何安排时，必依赖这一条河水。这条河水有多少次差一点儿把我攫去，又幸亏他的流动，帮助我做着那种横海扬帆的远梦，方使我能够依然好好的在这人世中过着日子！
　　再过五年，我手中的一支笔，居然已经能够尽我自由运用了。我虽离开了那条河流，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氛，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是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
　　再过五年后，我的住处已由干燥的北京移到一个明朗华丽的海边。海边既那么宽广无涯无际，我对于人生远景凝眸的机会便较多了些。海边既那么寂寞，它培养了我的孤独心情。海放大了我的感情与希望，且放大了我的人格……

　　●我的十年奋斗又有何价值呢？大而言之，对国家，我深信文化阶段发展就是一个接一个地创造新成果，扬弃旧成果的过程，我庆幸自己的这项翻译成果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一个环节而被扬弃的。

　　侯外庐
　　（1903～1987）
　　学者。曾用名侯兆麟，山西平遥人。早年在北京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攻读法律和历史。1927 年赴法国留学。1930 年回国，在北平大学、哈尔滨政治大学任教授。解放后，历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北京大学教授、西北大学校长。著有《中国思想通史》、《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古代社会史》等。

　　饱尝甘苦的十年

　　有人问我是怎样研究起中国思想史来的。类似的题目，许多学界朋友已写出了许多好文章。如果可以把问题理解为探本求源的话，轮到我回答时，我想还是谈自己早年翻译《资本论》的经历。这个谈法恐怕会有答非所问之嫌，然而，殊不知四五十年前，我虽也有读史之好，但那还纯粹只是一项业余爱好。从1928 年到1938 年，整整十年的时间，我把主要精力奉献给了《资本论》的翻译，而后才转到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领域。所以，要谈心得的话，还只有从翻译《资本论》这个“题外话”谈起，才能说明白我研究思想史的起因。20 年代初，我在北京同时读两个大学，在政法大学学法律，在师范大学学历史，课余的兴趣较偏于哲学。
　　那时，北京反帝、反军阀的爱国学生运动十分高涨，我也是热血满腔，追求着真理，一心想为国家和民族做点有益的贡献。一位朋友高君宇介绍我认识了李大钊同志，在与大钊同志的多次接触中，从大钊同志身上，我不仅看到一个令我景仰，而且永志不忘的为革命者师表的形象，我从他那里还感染到了对于理论问题的热情，并对我一生都起了影响。
　　那时期，我读书广泛而芜杂，各派学说都在一一涉猎。各类书籍中，马克思主义原著的译本最难见到，而这正是我最希望了解的新思想，新学问。
　　我常向大钊同志讨外界看不到的书看，大钊同志能向我提供的，也只是布哈林著《唯物史观》的英译本之类，还限一周归还。随着阅读面的扩大，我越来越强烈地渴望能得马克思原著一睹为快，但是在北京四年都未能实现，借到罗莎·卢森堡的或布哈林的著作，就已经是不可多得的了。
　　1926 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爱国学生反帝的正义行动遭到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有预谋的血腥镇压。这个血淋淋的事实教训，将我从新三民主义信仰者的立场，推到了马克思主义一边。这年冬天，一次到东交民巷原俄国道胜洋行旧址见大钊同志，向他还一笔办刊物的借款时，我向他表白了一个酝酿已久的心愿：想翻译一点马克思的重要著作，一则自己可以借此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二则或能以飨国内广大探求真理的读者。对此，大钊同志极表赞成。
　　但是，这个心愿还只是一个理想，一时在国内是很难实现的，偌大个北京，我找了几年也不曾找到一本马克思的原著，还谈得上什么翻译呢？在那个时代，要想觅得马克思的原著，最可靠的途径是到欧洲去求学。大钊同志一向很支持青年旅法勤工俭学。我没有立刻登上这条路，原因在于，我还希望过一年，完成了在政法大学和师范大学的全部学业，再出国留学。
　　然而不久，循序渐进的求学计划，被急骤恶变的政局所撕毁。张作霖政府拟定黑名单，准备大肆搜捕，我这个既没有来得及参加共产党，也没有参加过国民党的学生，仅仅因为渴望光明，思想左倾，接触过李大钊同志，主编过一个名叫《下层》的刊物，我的名字也上了黑名单。面临逮捕危险的朋友们各奔前程而去，有的南下投北伐军，有的出国，我走上赴法求学的道路，追寻翻译马克思原著的理想去了。
　　为取道苏联赴法，我在哈尔滨等候签证达半年之久。哈尔滨那时是个相当闭塞的城市，当局在文化上对共产主义的戒备尚不像北京那样森严，所以还能见得到外地出版的进步书刊。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在街头的书摊上，居然发现了英文版和日文版的《资本论》。我如获至宝，买回旅馆里，日日读个不止。就在哈尔滨那家旅馆的小屋里，我为自己规定了旅法的使命——学习德文，翻译《资本论》。
　　这时，传来“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消息，传来李大钊同志惨遭杀害的噩耗。悲愤之余，我更发誓要译出《资本论》，以祭大钊同志英灵，以酬他对我的蒙师之教。
　　不久，我来到法国，立刻从字母开始学德文，同时在巴黎大学听布克莱教授的《唯物史观》课。其余的时间，几乎全部用来自学《资本论》。经过一年的准备，我起步试译这部伟大的科学巨著。
　　我的试译，是以《资本论》德文第四版为蓝本，参照英、法、日文几种译本进行的。当时，在语言方面，我几门外文的水平都不高，仅英文较有基础，在理论方面，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知之不多，也还需要从头学起。就凭这点小学生的程度，而敢承担那么艰巨而神圣的工作，今天回想起来，实在是自不量力。况且，这副难以胜任的重担子，是我自己硬找来挑的，不仅没有任何人强加于我，相反，还有人讥笑我自讨苦吃。但是，我坚持下来了，依靠的仅仅是初生牛犊的雄心，是对真理的信念，是肯下功夫，肯于没命地苦干的劲头。
　　《资本论》是马克思用四十年时间写成的，它凝聚了马克思毕生的智慧与心血，它是人类崭新的科学成果。《资本论》不仅丰富了人类的知识财富，而且其本身的内容就构成一座知识宝库。面对这样一部巨著，我原有的知识，相形之下贫乏到了远不止是捉襟见肘的地步。怎么办呢？只有老老实实边干边学。
　　初期的试译，在在都是障碍，经常还遇到一些大难点，非放下笔来补课不可。所谓补课，也是全靠自学，学懂了一些时，提笔再译。常令我停笔补课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我在法国试译的阶段，以及后来回国重译的过程中间，通过自学补习过的知识，除德文、法文的语言、语法之外，还涉及西方
　　古典哲学、政治经济学、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的诗、数学、机械学等等……
　　那样广泛的内容，自然得有所详略，文学和数理，只能浅尝辄止，以达到字面翻译无误为目的，但哲学和经济学，我则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为了弥补知识不足，我补读了黑格尔、亚当·斯密等人的大部头著作。回想起来，多亏了十年翻译《资本论》期间受到知识贫乏的压力，若不是那十年为摆脱知识贫乏的压力所做的努力，以后未必会有机会那样广泛地阅读和学习。
　　这许多问题有待去学，意味着需要时间，需要一定的环境。初译时的环境又怎么样呢？在法国，由于几乎没有经济来源，我自知不可能久留。法国的自由空气是带不走的，因此，我必须精打细算地利用在法国逗留的每一天光阴。一边我得抢时间，抢速度，另一边，翻译工作丝毫容不得一知半解，囫囵吞枣，我还得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一方面，精神上，如问生活在知识的殿堂中，吞食着，占有着，像贪婪的贵族，另一方面，现实里，囊空如洗，离饥饿只有不到一步之遥。那时候，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除了上图书馆，几乎足不出户。巴黎是西方文化荟萃之地，我在巴黎附近生活了三年，一次不曾参观罗浮宫、凡尔赛之类的名胜，一次没有进过剧场去欣赏法兰西的戏剧和音乐。我只有远望埃菲尔铁塔，而无暇登临其巅。我把在法国享受到祖国所享受不到的自由，全部献给了学习和翻译《资本论》的工作。付出如此代价，换来的是，两年试译，译完第一卷二十章的成果。
　　这二十章，我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啃下来的，每一段文字的突破，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马克思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
　　翻译《资本论》以后，我才领悟这句名言的含义。早年在翻译《资本论》的岁月中，我体验到，将全部身心的力量贡献给所爱的、所理想的事业时，甘苦尽在其中。
　　翻译《资本论》的确是难的，然而，在那个时代，真正的难点并不在文字，也不在理论，真正的困难在于它需要长年不懈的献身精神。工作的困难可以克服，经济的压力有时才让人喘不过气来，政治上更随时有坐牢杀头的威胁，意志稍稍动摇就无法将翻译坚持下去。如果说我在法国吃够了穷的苦头，回国后，则时时在坐牢的威胁面前挣扎。我记得，我曾在译稿的首页写过一句话自言志，曰：“外庐有志为他人无志所为。”即使进了监狱，镂骨铭心的誓言仍然是“匹夫不可夺志也”，一股劲地深造德文，为出狱继续奋斗做准备。
　　若问，十年奋斗，我究竟希望达到什么目的？简单地说，就是翻译出版《资本论》，填补中国理论宣传一大空白。年轻的读者要知道，四五十年前为这个理想而生活，是丝毫没有名和利可图的，十年中，我是以一个对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理论的信仰者身份在奋斗。十年中，无名可言，无利可图，化名出书，分文无酬，坐牢下狱，在所不惜。动力何在？一言以蔽之，我确认中国革命不可没有《资本论》这样的科学的革命真理为武装。
　　回国后，我和王思华同志合作，重头译起，1932 年出版第一卷第一分册（第一至七章），1936 年出版第一卷合订本。后来，我独自坚持译完第二卷的大部和第三卷的地租部分，抗战开始，才被迫中止。直至王亚南、郭大力同志的译本出版，我解除了与生活书店翻译出版的合同，及此，和《资本论》的十年机缘才告一段落。
　　从翻译《资本论》到研究史学的转变，在我身上，过渡得十分自然。从少年时代起，我就癖好史学。30 年代初开始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以及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对我产生很大影响。从《资本论》中探得唯物史观的真谛，诱发我萌生一个新的理想——用唯物史观作工具，去探索中国历史规律的奥秘。由此，我进入了中国社会史领域。数年之后，在研究社会史取得一些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致力通过社会存在研究社会思想意识，建立一个社会史与思想史相吻合的研究体系，由此，我又踏进了中国思想史的天地。
　　五十多年过去了，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我为《资本论》奋斗十年，而奉献给人民的，仅仅是两个被历史扬弃了的译本。对此，大可不必顾影自怜。
　　相反，我从心底里为文化的进步和超越而欢呼。那么，我的十年奋斗又有何价值呢？大而言之，对国家，我深信文化阶段发展就是一个接一个地创造新成果，扬弃旧成果的过程，我庆幸自己的这项翻译成果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一个环节而被扬弃的；小而言之，对自己，值得欣然自慰的是，翻译《资本论》十年奋斗，得来的自我收获，任何代价都难以换取。
　　译读《资本论》十年，使我较为深入地理解了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而在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中，有如利刃在手，自信敢于决疑。
　　《资本论》是马克思积四十年的研究所创立的科学体系的精髓。《资本论》本身所体现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的全豹，不是大学的讲坛上所能包揽介绍的，只有一个字一个字地研究才能体会其中的精神。翻译《资本论》的十年，是学习、研究、领悟的大好机会，就好比马克思亲自教我科学的、严密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我自愧不是一个成功的学生，但是，这方面点点滴滴的体会，也已经使我在史学研究中受益匪浅了。
　　翻译是一种极好的自学手段，极有效的基础训练。《资本论》是一座包罗万象的知识宝库，为了翻译它，必须占有它，消化它。翻译《资本论》的十年，为了占有、消化这座知识宝库，弄懂一个又一个马克思的和前人的概念，我心驰神往跋涉于西方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极为广阔的知识原野，尽管在许多方面犹如蜻蜓点水，但毕竟由此而打开了视野。
　　这对我一生治学大有裨益，我之所以欣赏乾嘉学派的治学严谨，尤其推崇王国维的近代科学方法，而自己未至于陷入中国一味考据的治史传统，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在翻译《资本论》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以上，拉拉杂杂谈了许多翻译《资本论》的十年甘苦，不也正是我是怎样研究起中国思想史这个问题的答案吗？

《书话文丛·旧时月色》 上 钟敬文等 主编

《书话文丛·旧时月色》　上　钟敬文等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