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话文丛·古书一叶》　下　钟敬文等主编

　　●读杰作的时候，应当毫无杂念，应该只是走进书去，笑时就笑，哭时就哭，——他应该“入迷”！所谓技巧的学得这一步，是在他几次“入迷”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他把杰作咀嚼消化，成为他自己的力量了。

　　茅盾
　　（1896～1981）
　　作家，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曾用笔名郎损、玄珠、冯虚、方壁、石萌、石崩等。浙江桐乡人。1920 年与郑振铎、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著有小说《子夜》、《春蚕》、《林家铺子》、《腐蚀》、《霜叶红于二月花》；散文集《茅盾散文集》、《话匣子》、《兄闻杂记》等。现有《茅盾文集》、《茅盾全集》行世。

　　爱读的书

　　小说之类，从前谓之“闲书”，读“闲书”，不外因为“有闲”而求消遣。这是一种旧观念。现在虽然也还有不少人为了消遣而读小说之类的文学作品，但“闲书”
　　这名称到底也不大时行了。文学作品现已被公认为精神食粮之一种，写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写作出来的东西不是供人消遣的。
　　不过又有了“趣味”说。据这一说，人们读文学作品，大抵各就所好；同一作品，甲乙丙丁的观感各有不同，因为各人之趣味不同。但各人的趣味何以有不同呢？这本来可以从各人身世、教养、思想意识来加以解释的，本文范围因另有所在，兹姑不喋喋。
　　如果一个人的趣味跟他的身世、教养
　　等等没有关系，那么他将无常嗜；如果人人无常嗜，则文学杰作之永久性与普遍性将成为不可思议。但事实上，古典作品到今天还为广大读者所爱好。或者有人要说：古典作品因其恢宏博大，包有多方面的趣味，所以能够适应古往今来无数读者各有所偏的嗜好。但这一说，恐亦未必然，古典作品之至今传诵不歇者，亦尽多方面单纯的，而且凡读古典作品者谁又是跳行抽读而只取其一部分呢？
　　我们的好恶当然与希特勒之流法西斯不同，奴隶主的好恶当然与奴隶不同；好恶不同，当然对于文学作品的趣味就不同了。最大多数人之所好者：自由、平等、博爱。凡因争取此三者而表现之勇敢、坚决与牺牲的精神，凡因说明此三者之可贵而加以暴露的压迫、欺骗、奸诈和卑劣的行为，当然也是最大多数人“兴趣”之所在。文学杰作之永久性和普遍性，应当从这里去说明，所谓超然物外的纯趣味，实际上是没有的。
　　自来的文学作品，粗粗可分为历史的，当代现实的，和幻想的（灵怪变异）三类。历史的与当代现实的两类，都以人事为描写对象，但历史的作品其人其事及其环境，——生活方式习惯等等，和当代的现实是有不少距离的；至于幻想的一类，或写鬼神精怪，或以禽兽拟人，总之其对象非人。然而这三类中的杰作，一样可以使人百读不厌。这未必是因为生于今日的人看厌了现代生活而想换换口味罢？
　　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历史和幻想的作品之杰出者是包含了人们所企求的真理，赞美了人们之所好，而指斥了人们之所恶的。
　　所以我们的“兴趣”，有时会从现代转到古代，乃至子虚乌有的幻想的世界。
　　我个人爱读的文学作品，就有不少是历史的和幻想的。
　　在中国古典作品中，很少好的历史小说。虽然“演义”是中国小说的一大宗派，但除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而外，耐人再三咀嚼的作品好像也不多，而我尤爱《水浒》。这二部大作，虽同属“讲史”
　　之流，不过也有不同之处。《三国演义》被称为“无一事无来历”，此所谓“来历”，主要是前人的记载。《水浒》也有“来历”
　　却不是前人的记载，而是当时的民间传说。这一点差别，就使得《水浒》中间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更为读者所爱好了，描写的技巧，《水浒》也比《三国》更好。
　　例如林冲和杨志，鲁达和武松，都是直写到他们的故事的末了这才性格的发展告一结束。但因他们的故事的发展常常被别人的故事所间隔，所以匆忙的读者每每失却了注意，如果把林冲或杨志的故事首尾自相连接，另写为单独的故事，我以为对于人物性格描写的学习必大有裨益。
　　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也是我所爱读的。我读过这书的英文译本，也读过伍光健先生的中译本。伍先生的译本是节本，可是我觉得经他这一节，反更见精彩。
　　大仲马描写人物的手法，最集中地表现在达特安这人物的身上。（要研究达特安的性格发展，还须读《达特安三部曲》的第二部即《三个火枪手》的续编《二十年以后》，中文伍译《续侠隐记》。）达特安个性很强，然而又最善于学习他人之所长。达特安从他的朋友们（三个火枪手）身上学取了各人的优点，但朋友们这些优点到达特安那里就更成达特安固有的东西
　　了。我们并看不出他有任何地方像他的朋友，达特安还是达特安，不过已经不是昨日的达特安。而这样的性格发展的过程，完全依伏于故事的发展中，完全不借抽象的心理描写或叙述。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不用说也是我最爱读的。关于这两部巨著，值得使我们佩服的，就不单是人物性格的描写了。一些大场面——如宴会、打猎、跳舞会、打仗、赛马，都是五色缤纷，在错综中见整齐，而又写得多么自然，毫不见吃力。这不但《水浒》望尘莫及，即大仲马的椽笔比之亦有逊色，然而托翁作品结构之精密，尤可钦佩。以《战争与和平》而言，开卷第一章借一个茶会点出全书主要人物和中心的故事，其后徐徐分头展开，人物愈来愈多，背景则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到乡下，到前线，回旋开合，纵横自如，那样的大篇幅，那样多的人物，那样纷坛的事故，始终无冗杂，无脱节。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写场面，写人物，都不能说不为卓杰，结构也极其谨严，然而终不及托翁的伟大和变化不居。所以我觉得读托翁的大作至少要做三种功夫：
　　一是研究他如何布局（结构），二是研究他如何写人物，三是研究他如何写热闹的大场面。
　　在幻想的小说中，《西游记》我最喜欢。小时看的第一部“闲书”也就是《西游记》，现在我要是手头别无他书而只有一部《西游记》时，看上了还是放不落手的。神怪小说中国本来很多，但《西游记》之优长，我以为尚不在它的想象的瑰奇（当然这是其他神怪小说之不可及处），而在它所写的神仙精怪都是那么富于人情味，而又特多诙谐。是幻想，然而托根于现实。
　　没有现实基础的幻想，那就只足供人一时的消遣了，看过以后不想再看第二遍。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喜欢《聊斋志异》中的若干篇。《聊斋》中的鬼狐实在是现实生活中常常遇到的人而无异于禽兽或不如禽兽者。欧洲中世纪的作品《列那狐）的故事（中文有伍光建与郑振铎两先生的译本），也是同类的杰作。大凡托根于现实的幻想的作品，因其诡谲而恣肆，常比直写现实生活者更为动人。幻想作品之不足观者，大抵作者先自存了“画鬼容易画人难”的观念，而欲以偏铎取胜，却不知道为画鬼而画鬼结果是人所不乐观的。尽管想象力丰富，亦不过徒劳而已。
　　至于反映当代现实的作品，我所爱读的范围就很大了：清末的“谴责小说”，当代自鲁迅先生以至各作家的作品，不及列举。我有一个见解：凡同国同时代的作品，对于一个写作者或多或少总有助益，我们从鲁迅的作品固然得的益处很多，但从一位青年作家的作品里，也常有所得。
　　例如一个口语的巧妙的活用，一二新鲜的感觉，新颖的句法，都能够给我们以启迪。
　　即使是描写失败之处，也因其能使我们借鉴而预防，故亦有益。但是同时人的作品如果意图歪曲现实，或只在供人消遣的，那就不是我所愿意聆教的了。
　　同样，我也抱了这见解去读当代外国人的作品：高尔基和其他苏联的有名作家，巴比塞、萧伯讷、德莱塞，——也曾醉心于罗曼·罗兰。高尔基的作品使我增长了对现实的观察力（这跟鲁迅的作品给我的最大益处是相同的），而其特有的处置题材的手法，也使我在所知的古典作品的手法而外，获见了一个新的境界。可惜不懂原文，英译和中译的高尔基作品，狂妄地批评一句，可使我满意者不多，大概高氏的那种强悍而明快的风格（据一些外国评论家所说）难以表现在非俄罗斯的文字中罢？正如鲁迅作品的风格，在英文译本中总比原文逊色些。
　　1943年10月

　　读书杂记

　　这是百分之百的杂记，这是读完一部作品后仅凭当时的感想随手记下来的，感想多，就多写几句，少则只写了一二句。
　　目的一在备忘，又一便是倘有时间而又续有所感，也打算扩充起来写成一篇书评。
　　惟过后一目的始终不曾达到。现因《文哨》需要此类材料，就抄出来发表一下，带便再说明一句：这里所讲到的几部书，有些还是半年前读的，有些则在最近方始读到，有些是随手抓到的，有些则是听得朋友们议论着这部书特地找来读的。
　　1945 年3 月抄，茅盾记《肥沃的土地》：碧野作，1944 年春出版，约二十余万言。按此为作者计划写作中的大部小说《黄汛》之第一部，本书故事发生在抗战以前。
　　丰收的年月，佃户们勉强可以温饱；但是船夫水獭的家小就时常挨饿了（第四）。家里没有足够劳动力的人家如小桂花娘，就只好把女儿嫁给（卖给）夹尾巴狗了（从这浑名上，可以想见这个男子是个脓包，小桂花不会爱他）。至于黄老五，只好靠做短工乃至偷窃过活了。
　　尽管年成好，但是佃户们还不能不束紧裤带，还不能不仰赖王大户——王天顺的“恩赏”。
　　王大户对于佃户们的剥削：正式佃租以外，有孝敬，例如破箩筐家孝敬牛奶每天半桶，因而自己的太好的牛犊反而饿瘦了；无报偿的力役：守护大户的仓库（第九）。佃户们不得不忍受这样额外的剥削。
　　王大户发迹的故事：堂皇的门面后，全是无耻与血腥，正如“赐进士”府内的现实一样，这是对于封建的金字招牌的毒辣的讽刺。
　　全村唯一的富农——正在竭力想爬上地主的阶段。老颠，他可以说是地主们在形成时的典型：鄙吝，诈取（谋取破萝筐家的小牛），剥削黄老五（因为是丰年，又因为有吮尽一切血汗的王大户把持在上，所以老颠剥削的对象暂时还只有黄老五），偷盗（偷破箩筐爷的碗），专喜破坏别人（造谣说箩筐与水獭媳妇有私），——鄙吝，狡诈，无耻，集其大成。
　　村中之阶层：地主王大户，富农老颠，自耕农夹尾马狗，佃农贫农如破箩筐家，从农村被挤出去出卖劳力的如水獭，短工如黄老五。
　　因为丰收，尚不至于挨饿，佃户们没有觉悟。
　　破箩筐是有反抗意识的，黄老五则更强，他偷东西只拣老颠和王大户。这是破箩筐和黄老五合得来的原因，虽然两人性格仍有不同。
　　破箩筐是敢于反抗传统的，例子之一是打雁而食之（第十二），黄老五就没有那样干脆。
　　破箩筐和黄老五，书中写得最好的两个人。女子中，小桂花和水獭媳妇也写得好，血管内潜伏着反抗性，两人都可爱。
　　王天顺尸居余气，和破箩筐一比，便见得后者是生龙活虎似的，生命力健旺。
　　破箩筐对于小桂花的爱是爱，不是性欲冲动。虽然他在一时也因见了水獭媳妇之丰满的肉体而心动（第四），也因花猪之挑逗，花猪之肉香而神情迷胡（花猪是王大户的小老婆，淫荡成性，屡次引诱破箩筐），但他并没挑逗水獭媳妇，也鄙视花猪，他对于小桂花的爱是健康的。他之不能忘情于小桂花（甚至在她出嫁以后），也因他看不起夹尾巴狗，也因他断定小桂花嫁后不会有幸福。
　　书中人物的对话都是活的语言，善于运用民间的活字汇，故如闻其声。
　　风景描写能从农民眼中去看，不是知识分子眼中所见的风景；不是诗意的，而是充满了泥土香的，联系着农业生产的，饱和着农民的血汗的（第二）。
　　农村的变化，这些人物的变化，在此“肥沃的土地”中，是正在开始。土地尽管肥沃，然而农民是瘦的，农民们此时还能勉强生活，但终有一天会被吸干了血的。但本书所写，尚属抗战以前的事，——究竟是抗战的前一年或前两年呢，还看不出来，书中没有暗示这一件大事在农村中起了什么“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形。
　　《动乱》：马宁作， 1943 年出版，约十余万言。本书为写香港战争之小说，人物众多，有投机商人、南洋来之富商（感得生活空虚，来香港求享乐的）、领津贴办杂志之文化掮客、被卖之可怜小女、良心未泯之帮闲、姨太太、茶房，等等。人物太滤画化，个性不深刻，而被压迫者（又颇有帮闲气味）之茶房二人因受一进步的记者之影响，于香港沦陷后带了被卖为妾之少女及不容于大妇之另一姨太太逃跑，终于回到祖国一段，殊嫌突兀。全书结构潦草，文章有如所谓“报章体”，浮夸有余而醇朴不足。
　　《戎马恋》：姚雪垠作， 1943 年出版，小说，约十余万言。此书主题虽然可以说是暴露那些口头革命而生活腐化的救亡绅士，虽然用张蕙风与金千里的“距离愈来愈远”以表示恋爱与工作如何方能一致，虽然作者竭力表示他对于金张二人的批评和对于恋爱与革命的意见，虽然他讥刺金千里的动摇与矛盾十分用力，但是，全书读来总觉力量不够，写人物，写景，都见得力疾声嘶，写金张二人之心理苦闷与矛盾颇用了些力气，惜未能深刻。照全书故事看来，倘使缩短篇幅或许倒紧凑而精粹些，文章格调与作者另一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颇不相侔。
　　《风砂之恋》：碧野作，1943 年出版，小说，约二十万言。这是写抗战初期的所谓救亡青年的生活的。
　　两个女主角，林晶和苏红……前者是一个生长在都市的女郎，骄傲自得，而以她的聪明和美貌炫耀于人间，她被许多青年男子崇拜过，但她终于不可挽救地堕落下去；后者是一个生长在农村的姑娘，抗战的浪潮把她卷到救亡的团体里来，她受人歧视，但是在艰苦的学习中，她终于成为一个“坚强的女战士”。这是作者在“前记”中的话，不过，书中写林晶的部分比写苏红的多出数倍，而写林晶的部分之中，色情浓重者又复不少。无条件地反对一部小说有色情描写，这是道学家的看法，但是，一部作品写到色情，也不能是无条件的，本书写林晶部分之太多的色情，实在超过了衬托林晶堕落所需要的程度了。
　　苏红之终于成为一个“坚强的女战士”，没有问题，但其艰苦学习的过程却写得极其潦草，——没有给以应有的那样多的篇幅。而且苏红这性格也写得不深刻，我们只看到她一两次“勇敢”的行动，但是她对于整个时代的认识如何，却看不到了。在这里，会引导读者到一个不大正确的结论：苏红之终于好，就因为她是农村的姑娘。事实上，一个农村的姑娘要成为坚强的战士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林晶在书中，看起来前后依稀有一条分界线：当她逃出沈观海（土皇帝似的乡长）的手掌到西安进一个银行做花瓶以前，她还想反抗（就是还想在自己所掘的陷阱前止步，还不肯干脆往下跳），但到了西安以后，她简直不作此想了。如果她在洛阳时虽因玩火而烧了身（为要玩弄男子而遭了沈观海的暗算，以至破身），但尚企图改变生活（到乡下去教书），那么，在西安时她的最大愿望只是趁自己还年轻，多放荡自由一下，而不甘立即被“结婚”这条“绳子”捆了起来。关于林晶的性格描写，赖有此点，幸得免于太平庸。
　　林晶对于赵力达的“热情”，虽然在全书中好像也是一根主要的线索，但无补于林晶之性格的深刻化。林晶对于赵力达的“热情”也只是一种冲动，而因赵这男性不如其他男性那样一挑就上钩，——那样容易就被“征服”，所以林晶这一种冲动便有了点持久性，甚至当她每逢挫折时便想到赵力达。
　　奇怪的是赵力达对于林晶的态度。赵力达在作者笔下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如果他看准了林晶一无可取，则他之若即若离的态度便成为毫无意义，如果他认为林晶本质尚非太坏，可他又从不做一点“教育”工作。赵力达和林晶这一插曲，也许作者意在加强描写林晶，可是把赵力达弄得矛盾了。
　　“风砂之恋，一方面是指那在陇海线弥漫的风砂中迷失了道路的一些青年，他们的眼睛有些被风砂打瞎了，因此而仿徨而堕落；另一方面是指那奋斗的一群，勇敢地踏上了征途，投奔到那大风砂的地方去。”这里前后两个“风砂”意义颇不清楚。姑置不论，姑认为这便是本书的主题罢，但作者惜未完成任务，作者写了个林晶，“完成”了林晶的堕落，可是，在堕落的林晶四周的社会，也已写得太少，或者太表面的了，更不用说那“风砂”本身了（使一些青年迷失了道路的那风砂）。
　　而“勇敢地踏上征途”的一群则前已说过，写得太少，又太闪烁。
　　全书结构颇多潦草之处，若干人物及其行动勾联不紧，且有随手拈来，就地生发之病。写景处亦有甚为累赘者，对话亦不如《肥沃的土地》那样生动。
　　《春暖花开的时候》：姚雪垠作，第一部，第一至第三分册，共约三十余万言，1944 年4 月到10 月出版。
　　本书第一分册出版后，评价不一。问题是在第二分册太多了小儿女（都是救亡青年）的私情蜜意，说得好些，这倒有点像春暖花开的时候一群小鸟在枝头跳跃，啾啁不歇；这是惹人喜欢的，而第一分册之“好销”，这也是最大的原因。
　　这一群小鸟是在“抗战的花园”里的。
　　时间是抗战初期，台儿庄战役前后。作者让这一群小鸟在抗战工作之暇谈谈私情，闹点小蹩扭。所以，第一分册的调子宛然就是烂熟的“抗战不忘恋爱”，或者，“也有抗战，也有恋爱”；如果这一群小鸟不在“抗战的花园”，那或许反而不落俗套，亦未可知。
　　如果本书的第二、三分册竟照第一分册那个调子发展下去，则本书之完全失败将不可避免。幸而在第二、三分册中，儿女私情渐渐退居次要地位，一些问题被提出来了。罗氏兄妹对于家庭的反抗，“父与子的斗争”，地方封建势力对于抗战青年的进攻，战教团的被压迫，民众动员问题（征工扒城墙、筑路、抽壮丁），政治民主问题，——这一切，虽然有些是正面写，有些是侧面写，有些则只是字面上提一提（政治民主问题仅在杨老先生的讲演中拈出，没有从动员的工作及县政上作具体的充分的描写），在题材的处理上，表现的手法上，可斟酌之处尚多，然而，由于这样大开大阖的企图，至少使得第二、三分册——特别是第三分册——在小鸟啾啁之中有了金戈铁马之声，甚至不妨说金戈铁马之声终于成为基本的音调了。
　　作者终于把这部书挽救过来，不使成为抗战红楼梦。
　　但是，本书中虽然有不少地方写得相
　　当细腻而深入（例如写罗兰的矛盾的心
　　情，林梦云的恋情等等），有不少写景抒情的片段看得出作者颇费了匠心，然而从整个看来，不能不说这部书还是写得潦草的。
　　先看结构：似乎作者下笔之前，对于本书故事只想好了一个粗疏的轮廓，未及把转弯抹角、起伏呼应的详细节目都具体地计划好，若干人物的相互关系不是从故事发展的有机性上生发出来的，只是用一根带子（比如同在讲习班，同做某一项工作，或为亲戚之类）联结起来。书中若干人物出场之时，每每有一大段文字叙述他或她的过去经历；这一个手法，相当陈旧，我们相信作者不会不知道，而且不会不能够避免，然而他仍然屡屡用之者，一大半的原因恐怕还是为的事前既无周密的计划
　　把这些人物的经历溶入发展着的故事中，临时这个人物要出场了，便不得不来这么一套上场白了（或谓此一手法，我国旧小说中习用之，所以是“民族形式”，作者殆因其“民族形式”故屡用而不止。但鄙意却以为这即使可算了“民族形式”，也是极不高明的“民族形式”，我们对于不高明的“民族形式”并不一走要敝帚自珍的）。故从此一端而言，亦见本书之结构缺乏计划性，乃是随想随写的。
　　虽然在一二恋爱场面作者用了些伏笔，用了些开阖错综的手法，但大的故事却是平板并列，没有在引入正文之前先来布置线索，准备空气，——即或偶尔有之，亦远不够。第二、三分册内提出的那些问题，在第一分册内差不多是连影子也没有的，然而第一分册故事发生的时间距第二、三分册内者尚不到一个月（不能不指出，本书不曾给读者一个明确的故事进行的时间。作者既未从衣服上点出时间的进行，也没有从大自然风景上点出来，甚至也没从月圆月缺上暗示读者。我们只知道是春暖花开的时候罢了）。我疑第二、三分册内的有些问题是在写作半途临时触发然后加进去的。例如关于壮丁的待遇，及罗明代表慰问壮丁一大段文字，照作者的写作时期推算起来，恐怕就是社会上开始对于壮丁待遇问题加以注意，而报上对于此类问题亦稍稍能够登载的那一时候罢？
　　次看人物：本书人物甚多，但作者致力描写者，第一分册中几全为女性，第二、三分册中虽亦分力写男性，但比重上仍不及女性。而女性之中，作者尤所致力描写者，便是他借了书中一个人物的嘴巴所说的“女性三型”。所谓女性三型，第一个比喻是太阳，月亮，星星；第二个比喻是瀑布，溪流，寒泉；第三个比喻是散文，韵文，情诗（第三分册页363—365），而黄梅是属于第一型，林梦云属于第二型，罗兰是属于第三型的。在另一处，作者又借另一人物的嘴说：譬如花草，黄梅是在山野中风吹雨打下长成起来的，小林在温暖的阳光下，而罗兰直是生于温室。三型之论是否恰当，乃另一问题，这里所欲指出来的，乃是三型之中，作者写罗兰最多，且亦最好，小林次之，写黄梅则失败了。
　　从理论上说来，此三型的女性，各阶层中都可以有，构成此三型之各别的品性是为个性，而阶级性不算在内。作者要写的黄梅是佃农的女儿，幼年在革命的大风暴中打过滚，父兄均死于革命，黄梅后来又在工人区域中长大，念过初中，——这样一个姑娘当然有其个性，也有其阶级性，但作者告诉了我们些什么呢？作者告诉我们：黄梅做事痛快，看事实际，痛快与实际，前者如果可视为个性，则后者亦可说是点出了阶级性的一部分。所可惜者，未能充分发挥，描写得入木三分。
　　同时，另有一点也不能不指出：作者把第三型女性（星星，寒泉，情诗）分配给一个豪绅大地主的“叛逆”的女儿，把第二型（月亮，溪流，韵文）分配给一个小康的相当开明的家庭的女儿，把黄梅作为第一型（太阳，瀑布，散文）的代表，这样一来，便有引导读者混淆了个性与阶级性的毛病。
　　男性人物方面，若干露面仅数次者，姑置不论。本书三分册仅只全书的第一部，我们相信此第一部中之人物（无论男女）将来还有发展，故此时实亦未便遽作结论。但如罗明、陶春冰、杨琦、张克非等，在第一部的故事中不能不说已占相当分量，可是和女性人物一比较，总觉得是陪客而已。这些男性人物的性格还不够立体化，倒是居于次要而着墨不多的杨老先生（杨琦的父亲）给我们的印象深刻些。
　　写罗香斋虽多，却未见有力。
　　第三分册上有作者的“致读者”，谓第一、二分册初版后略有改动（其实以我看来，所改者未关重要），又谓“且排且写，病在急就”，然则作者亦颇自知其潦草之原因。我以为作者最大的失算在于未曾精密计划了全书的总结构，这一失算，再加以“旦写且排”，那么，周章狼狈的后果是大概难以避免的。所谓全书结构者，当其构思之时，虽决定了从小处落笔，却不能不从大处着眼，先有了所要写的那一时期的整个形势（其来源及其趋势）了
　　然心中，而后从小处布局，以一隅而反映全体，然后能浑然一气，规模开展，气象雄伟，而无随手砌抹，鸡零狗碎之弊。必先心目中有全体，而后能把部局写好，这大概是不易之理。心目中时时有全体，而后能抓取紧要节目加力描写以作全书总结构中大起大落的关键。合于这一条件的节目，书中唯有战教团的来而复去一事差为近之，但可惜渲染尚嫌不够。至于台儿庄战役，在书中仅仅是被当作“背景”用了一下的，这也值得讨论。
　　即使单从技巧上说，本书既有这么多的人物，长至三四十万言，倘没有个大开大盍、波澜壮阔的结构，毕竟是支撑不住的。作者似亦不是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故写了罗家“父与子的斗争”，写了讲习班四周之鬼蜮，也写了战教团之来而复被迫走，可是不曾意识地紧紧抓住，用全力提起放下，特别可惜的是配搭欠妥贴，轻重失斟酌，虽用十分力，读者所感得者乃不及半耳。
　　1945年3月底

　　旧书铺

　　来重庆的人，常常被街道的新旧名称弄得头痛。当然新名称有它方便的地方，可是你雇人力车时如果只说一个“中正路”，那恐怕你就不大受欢迎。因为中正路并不短，车夫们懒得多费口舌问明你究竟要到中正路的哪一段，旧名称却比较的富于精确性了。然而一位不知道重庆街道旧名称的“特点”的新客也往往有点小烦恼；譬如说，他会站在“小梁子”的口上问人：“小梁子在何处？”因为重庆街道的旧名称往往是在一直线上分段而题名的，和别处的一条街只有一个名称不同。
　　从这些街道的旧名称看来，可知旧时重庆各街也颇“专业化”。例如“鸡街”、“骡马市”、“打铁街”之类，单看名目便可想象从前这些街的特殊个性了。我不知道旧时重庆有没有一条旧书铺集中的街道，但照今日重庆还保存着旧日面目那一小段连衡对字的旧书铺集团看来，这或者也就是从前的旧书街了。不过这段街的旧名称却叫做“米亭子”。
　　这里的旧书铺集团，共计不过六七单位（连摊子也在内），说多呢实在不多，可是说它少么，似乎今日重庆市内也还找不出第二处有这样多的单位集中起来的旧书市场。当然不是说这里的旧书最多，比这里各单位所有旧书的总数还要多些的大旧书铺，我想重庆市内也不是绝对没有，可是单位之多而又集中，严然成为小小一段的“旧书街”，则恐怕除此以外是没有的。
　　至于块然独处的大大小小的旧书铺，——或文具而兼旧书之铺，则在今日重庆市内外，几乎是到处可见的了，可是也得说明：无论是“米亭子”或其他单独的旧书铺，旧书诚然是旧书，可不能用抗战前我们心目中的所谓“旧书”来比拟，今天的旧书，只是“旧”书而已。战前一折八扣的翻版书，今天也在那些旧书铺内，俨然珍如宋椠元刊； 1930 年香港或上海印的报纸本小说（其实也有土纸本在发售），也成为罕见之珍品。合于往日所谓“旧书”的标准的旧书，自然也不是没有，只是太少了，说不上比例。差可说是约占百分之一二的，是木板的线装书（这比一折八扣的板本自然可以说是“旧”些了罢），然而这又是医卜星相之类占多数，我曾在两处看见两部木板线装的，——一是《曾文正日记》，一是《诗韵合壁》，——那书铺老板视为奇货可居，因为这两种是在医卜星相之外的。
　　但是千万请莫误会，今日重庆的这些旧书铺对于读书人是没有贡献的。比方说，从沦陷区来的一位青年，进了这里的某大学，他来时身无长物，现在至少几本工具书非买不可了，那他就可以到那些旧书铺去看看，只要不怕贵，他买得到一部十年前出版的《综合英汉大辞典》，——这是现在此地可能买到的最好的英文字典。又比方说，一位写作者如果打算随便“搜罗”一点旧材料，破费这么几天工夫，上城下城，上坡下坡，出一身臭汗，总也可以略有所获，十年前的旧杂志有时竟能淘到若干，但自然，怕贵是不行的。
　　当真不是夸大其词，这些旧书铺有时真有些“珍贵”的书本。原版的外国文书籍，极专门而高深的，也会丢在报纸本的一折八扣书之间，有一位朋友甚至还找到了一册有英文注释的希腊古典名著，因此竟引起他学习希腊文的兴趣。不过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罢了。有些英文或法文的原版丛书，虽只零落数册，而亦非难得之书，可是扉页上图记宛在，说明这是战前某某大学或某某学术机关的故物。这样的书，如何颠沛流徙了数千里，又如何落在旧书铺中，想象起来真不能叫人不生感慨；这样的书，放在家里虽不重视，但在别一意义上，可实在算得是具有“藏珍”资格的“旧书”了罢？可喜而又可怪者，是这样的书，近来愈见其多，常常可以遇到了。
　　这一件小事，如果推想开去，却又叫人觉得可忧而又可悲。
　　最后，我们来谈一谈旧书的价钱。
　　先述一二近事，桂柳沦陷之时，有人流亡到贵阳，旅费不续，卖掉一部丙种《辞源》，得价一万元，——这还是急等钱用贱卖了的，独山克服以后，有人在重庆买得一部报纸本的《鲁迅全集》，出价二万五，——这也是沾了时局的光的。看了这两件“买卖”，旧书的时价，略可概见，一句话，旧书时价虽然赶不上米布，更赶不上高级化妆品，可也够惊人了；今日重庆一家小小旧书铺，论其货价，谁敢说它没有几百万；倘以旧时市值计，直堪坐拥百宋千元！但今天不过是白报纸本道林纸本的铅印书而已。旧书价格之提高，似与供求关系无涉。旧书价是跟着粮价走的，这也有一个小小故事不可不记。有人在“米亭子”某铺看到了一部《综合英汉大辞典》（袖珍本），索价二千六百元，买不起，隔了两天再去看，却已涨为三千元了。问何以多涨四百，则答曰：“这几天粮价涨了呀！”书是精神食粮，书价跟着粮价走，似亦理所当然。
　　但是今日重庆的旧书铺老板计算他的
　　货价尚有另一原则，此即依纸张（白报纸或道林纸）及书之页数为伸缩，即使是极不相干的书，只要纸好，页数多，则价必可观，这简直是在卖纸了！自有旧书铺以来，这真是历史的新的一页。对于这样的“现实主义”，版本权威只能摇头叹息。
　　所以今日重庆跑旧书铺的人，决不是当时在北平跑琉璃厂，在上海跑来青阁的人们了。
　　今天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
　　的时代，今天重庆跑旧书铺的人，绝大多数是为了某一个小小的“现实”的目的，“发思古之幽情”者，恐怕百不得一二丢？
　　旧时也还有坐在旧书铺里看了半天书的人，今天也没有了；今天如果有这样的好学者，那不是在旧书铺中，而在“新书店”内了。
　　不过，旧书铺的内容虽然变了，但从“市上若无，则姑求之于旧书铺”这一点看来，今天重庆的旧书铺还是“旧书铺”，只是所有者是现实意义的“旧”书罢了。
　　可以说旧书铺也染上了战时的色调了，这也是“今日重庆”之一面。

　　读《呐喊》

　　1918年4月的《新青年》上登载了一篇小说模样的文章，它的题目、体裁、风格，乃至里面的思想，都是极新奇可怪的：这便是鲁迅君的第一篇创作《狂人日记》，现在编在这《呐喊》里的。那时《新青年》方在提倡“文学革命”，方在无情地猛攻中国的传统思想，在一般社会看来，那一百多面的一本《新青年》几乎是无句不狂，有字皆怪的，所以可怪的《狂人日记》夹在里面，便也不见得怎样怪，而曾未能邀国粹家之一斥。前无古人的文艺作品《狂人日记》于是遂悄悄地闪了过去，不曾在“文坛”上掀起了显著的风波。
　　但鲁迅君的名字以后再在《新青年》上出现时，便每每令人回忆到《狂人日记》了；至少，总会想起“这就是《狂人日记》的作者”罢。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确在这样的心理下，读了鲁迅君的许多随感录和以后的创作。
　　那时我对于这古怪的《狂人日记》起了怎样的感想呢，现在已经不大记得了；大概当时亦未必发生了如何明确的印象，只觉得受着一种痛快的刺戟，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这奇文中冷隽的句子，挺峭的文调，对照着那含蓄半吐的意义，和淡淡的象征主义的色彩，便构成了异样的风格，使人一见就感着不可言喻的悲哀的愉快。这种快感正像爱于吃辣的人所感到的“愈辣愈爽快”的感觉。我想当日如果竟有若干国粹派读者把这《狂人日记》反复读至五六遍之多，
　　那我就敢断定他们（国粹派）一定不会默默地看它（《狂人日记》）产生，而要把恶骂来欢迎它（《狂人日记》）的生辰了。
　　因为这篇文章，除了古怪而不足为训的体式外，还颇有些“离经叛道”的思想。传统的旧礼教，在这里受着最刻薄的攻击，蒙上了“吃人”的罪名了。在下列的几句话里：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中国人一向自诩的精神文明第一次受到了最“无赖”的怒骂；然而当时未闻国粹家惶骇相告，大概总是因为《狂人日记》只是一篇不通的小说未曾注意，始终没有看见罢了。
　　至于在青年方面，《狂人日记》的最大影响却在体裁上；因为这分明给青年们一个暗示，使他们抛弃了“旧酒瓶”，努力用新形式，来表现自己的思想。
　　继《狂人日记》来的，是笑中含泪的短篇讽刺《孔乙己》；于此，我们第一次遇到了鲁迅君爱用的背景——鲁镇和咸亨酒店。这和《药》、《明天》、《风波》、《阿Q 正传》等篇，都是旧中国的灰色人生的写照，尤其是出世在后的长篇《阿Q正传》给读者以难磨灭的印象。现在差不多没有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口里不曾说过“阿Q”这两个字。我们几乎到处应用这两个字，在接触灰色的人物的时候，或听得了他们的什么“故事”的时候，《阿Q正传》里的片段的图画，便浮现在脑前了。
　　我们不断的在社会的各方面遇见“阿Q相”的人物，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 相”的分子。但或者是由于怠于饰非的心理，我又觉得“阿Q 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至少，在“色厉而内在”这一点上，作者写出了人性的普遍的弱点来了。
　　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辛亥革命，反映在《阿Q 正传》里的，是怎样叫人短气呀！乐观的读者，或不免要非难作者的形容过甚，近乎故意轻薄“神圣的革命”，但是谁曾亲身在“县里”遇到这大事的，一定觉得《阿Q 正传》里的描写是写实的。
　　我们现在看了这里的七、八两章，大概会仿佛醒悟似的知道十二年来政乱的根因罢！鲁迅君或者是个悲观主义者，在《自序》内，他对劝他做文章的朋友说道：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朋友回答他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因为“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所以鲁迅君便答应他朋友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但是他的悲观以后似乎并不消灭，在《头发的故事》里，他又说：现在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发了，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
　　现在不是已经有剪掉头发的女人，因此考不进学校去，或者被学校除了名么？
　　改革么，武器在哪里？工读么，工厂在哪里？
　　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
　　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
　　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这不是和《自序》中铁屋之喻是一样悲观而沉痛的话么？后来，在《故乡》中，他又明白地说出他对于“希望”的怀疑：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至于比较的隐藏的悲观，是在《端午节》里。“差不多说”就是作者所以始终悲观的根由。而且他对于“希望”的怀疑也更深了一层。
　　但是《阿Q正传》对于辛亥革命之侧面的讽刺，我觉得并不是因为作者是抱悲观主义的缘故。这正是一幅极忠实的写照，极准确的依着当时的印象写出来的。
　　作者不曾把最近的感想加进他的回忆里去，他决不是因为感慨目前的时局而带了悲观主义的眼镜去写他的回忆；作者的主意，似乎只在刻画出隐伏在中华民族骨髓里的不长进的性质，——“阿Q 相”，我以为这就是《阿Q 正传》之所以可贵，恐怕也就是《阿Q正传》流行极广的主要原因。不过同时也不免有许多人因为刻画“阿Q 相”过甚而不满意这篇小说，这正如俄国人之非难梭罗古勃的《小鬼》里的“丕垒陀诺夫相”，不足为盛名之累。
　　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丹麦的大批评家布兰兑斯曾说：“有天才的人，应该也有勇气。他必须敢于自信他的灵感，他必须自信，凡在他脑膜上闪过的幻想都是健全的，而那些自然来到的形式，即使是新形式，都有要求被承认的权利。”这位大批评家这几句话，我们在《呐喊》中得了具体的证明。除了欣赏惊叹而外，我们对于鲁迅的作品，这有什么可说呢？
　　（1923年）

　　《法律外的航线》读后感

　　坐在太阳光里，一杯浓茶，一技香烟，我看着书桌上一叠三四本的新出版物。我默想着那本刚读完的短篇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我在心里又说一句：“无论如何，这是一本好书！”
　　这部小说的作者署名“沙汀”，光景是笔名罢，并且我猜想来作者大概不满三十岁。这是他的第一次收获，共收短篇小说十二篇。从各篇末尾所注的年月看来，这是去年（1931）4 月到今年8 月的作品。
　　其中《汉奸》和《码头上》两篇登过《文学月报》，其他各篇我现在还是第一次得读。我最爱的几篇是：《法律外的航线》、《平平常常的故事》、《撤退》、《恐怖》、《莹儿》。
　　但是有些“性躁”的读者或许和我的意见不同。他们未必喜欢我上举的五篇，并且他们或许不很赞成这位作家的全部作品。他们会觉得这位作家的文章没有刺戟力，并且没有煽动的热情。他们或许不耐烦读完这本集子。
　　不错！在这本短篇集里，沙汀君显露出他的没有多少刺戟力和煽动性；然而这一种缺乏，并不掩蔽了作者的艺术的才能。
　　作者用了写实的手法，很精细地描写出社会现象，——真实的生活的图画。这一点，恐怕谁也不能否认。他的“对话”部分，是活生生的四川土话，是活的农民和小商人的话；他的农民和小商人嘴里没有别的作家硬捉来的那些知识分子所有的长篇大论，以及按着逻辑排得很好很齐整的有训练的辞句。他的描写，或许人觉得不很明快，——这是他的小毛病，然而假若你耐心读了一遍，再读一遍，你闭眼默想，你就能够感到那真实的生活的图画，如同你亲身经历过。我们举一个例——在甲板上，那些杂色客人的杂色谈话开始了。他们是那样近乎郁闷的庄严，不住地，拿那响遍全中国全世界的传统，使自己吃惊、叹气、神往。有的坐着，有的靠在栏杆上，有的背靠紧壁，坐在铺位上。
　　那个高长长的湖北佬，皱着眉头，颈子一偏，打断谁的谈话，说：“你老是哪里听来的啊！神话！比峡里的呢，是凶。有主义，有宣传呐。抢枪么，那也看。
　　前头，四川运的枪确实被抢了，在城陵矶。打了三天三夜。上海有走线。可是就因为有枪喽！好打出来。里边也难活呢。”
　　立在三等舱门口的包袱客，正和一个学生争嚷着，这时，他突然掉转头，叫道：“听呐！我说闹不好罢，田也分了，还是没吃的。”
　　“我是说盐这些东西啊。米么，倒便宜，规定了的，几百钱一斗。可是盐，比人参贵。军队给堵断了呀，通不过。也有胆大的偷去卖，赚钱呢。”
　　“也给价么？咳，可以去呐？恐怕不能运多少罢？”负贩热心地问。
　　一个老头子，蹲在甲板上敲着烟斗，嚷道：“闹不好的！谁也闹不好！”急急忙忙地装好烟，站起来，“怎闹得好？人还没死够嘞！”他冲气似地，跑往船尾去了。
　　西崽同掌着大洋盘，从冰箱边转过来，骂道：“死尸！没带眼么？”挺起胸，上最高的一层楼上去了：老头儿愤愤地，望着那消逝去的雪白的后身。
　　在上甲板上，栏杆的周围排好了钢板，外国水兵架着机关枪。一个背着枪的洋兵，衔着大烟斗，在光亮的甲板上踱着。香槟酒在玻璃盅里堆着花，大餐间里的绅士们，是忘掉了脚下荡动的船和崩裂的世界了。——《法律外的航线》
　　我们这文坛上，前几年盛行着一种“公式”：结构一定是先有些被压迫的民众在穷苦愤怒中找不到出路，然后飞将军似的来了一位“革命者”——一位全知全能的“理想的”先锋，热刺刺地宣传起来，组织起来，而于是“羊群中间有了牧人”，于是“行动”开始，那些民众无例外地全体革命化。人物一定是属于两个界限分明的对抗的阶级，没有中间层，也没有“阶级的叛徒”；人物的性格也是一正一反两个“模子”，划一整齐到就像上帝用黄土造成的“人”。故事的发展一定就是标语口号的一呼一应，人物的对话也就像群众大会里的演说那样紧张而热烈，条理分明。
　　这样的“公式”，在前几年就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革命文学”的法规！一些没有生活实感的革命文豪果然可以靠这
　　“公式”大卖其野人头，然而另一些真正有生活经验的青年作家在这“公式”的权威下却不得不抛弃了他们“所有的”，而虚构着或者摹效着他们那“所无的”。这就叫做我们中国的“新”写实主义！
　　现在，那“公式”的权威比从前是差些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沙汀以及其他几位作家的“第一次收获”印成了本子。但是那“公式”的遗毒研究竟尚未消尽，所以我们在这《法律外的航线》中依然看见有一篇《码头上》。也许批评家们以为这篇《码头上》最出色，最充满了革命性。
　　可是在我看来，《码头上》就是那个旧“公式”的新面目。旧“公式”的主要条件都残留在《码头上》，却换了一件新大衣：流浪的无家的孩子。我们当然可以描写那些流浪无家的孩子们，并且可以写成一部很有意义的作品；但是有一个要点：作家必先实地观察了这些流浪的孩子们的生活，并且发见了富有革命意义的部分，然后从事描写。如果我们的作家一眼看见了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小流浪人”，立即油然动了革命的感情，立即幻想着这些“小流浪人”理应有怎样怎样的革命意识，而于是就拿起笔来写：这就是“抄小路”的办法，也就是全心神沉浸在前几年盛行的那个“公式”里了；那结果就成了《码头上》那个显然硬扎上去的“尾巴”。有些批评家们因这“尾巴”而赞叹《码头上》的革命性，或者要申辩这“尾巴”写的也是“真实”；可是都不相干，这“尾巴”终究是一个硬扎上去的“尾巴”。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读到那“尾巴”的时候，只看见一幅码头上的小瘪三的漫画，我们嗅不出半点儿“革命味”；而突然“尾巴”来了，革命意识！这样，怎么怨得人起了硬扎上去的印象？尽管有些批评家们赏识这“尾巴”，但是一般读者却望着这“尾巴”发怔，觉得前后不接气；因此，作家所希望的“艺术的感应”也就不能如愿达到。当然，一切社会现象中都有革命意义，但作者的任务是从那些社会现象中去实地体验出革命意义，而不是先立一革命的结论，从而“创造”社会现象（作品中的故事）。几年前盛行的“革命文学”就因为是那样“创造”的，所以文学自文学，革命自革命，实际上并未联在一起。
　　《法律外的航线》里的短篇，大部分不是蹈袭了那个旧公式，并且作者的手法也是他自己的，这便是可喜的现象。盼望沙汀努力，再给我们一些！
　　1932年12月18日

　　“蚂蚁爬石像”

　　雕刻家造了一尊大理石的女像，陈列在展览会中，人们见了，都说道：“美啊！维娜斯到了人世！”
　　不论男女老少，“雅人”或“俗人”，远远地望见了这大理石的女像，就会被它吸引，站在它面前，欣赏赞美，舍不得走。
　　他们忘记了这是一块没有灵性的顽石，也忘记了它是一件艺术品，他们只觉得天地间如果有所谓“美”，那么，这便是。
　　然而同时有两只蚂蚁从这女像的身上爬过，它们的感想却和人们大异。蚂蚁们只觉得自己是在爬石头，光滑滑、冷冰冰的石头。人们赞叹那女像胸前的曲线美有温和软柔之感，蚂蚁们却只觉得这里忽然高起，爬时更加费力而已。在蚂蚁的眼中，只是高低不平的石路而已，全无所谓“美”。
　　自然，人是人，蚂蚁是蚂蚁；可是我们也不能太冤枉了蚂蚁。假使我们人变得蚂蚁那么小，我们也要觉得这美丽的女像只是一座童童的石山了。我们人，看见石像的全体，而蚂蚁只能看见石像的部分，这是我们人和蚂蚁不同的地方。由此也就产生了各异的经验。能见全体的，就感得这是“美”，只见了部分的，就以为这是平常的石头，亦惟能见全体者为能认识客观的真实。
　　我们人在社会中生活，我们人是渺小的，而社会是庞大复杂的；倘使我们也像蚂蚁似的只看见了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速下断语，那我们也就成了爬石像的可怜的蚂蚁。
　　现在不是全世界闹着所谓“不景气”么；但是也有部分的工业很“景气”，例如军事工业。现在不是大家说中国工业衰落么？但也有几项工业是例外，例如烟草工业还能赚钱，据说华成烟草公司股票上涨三倍。要是我们只看见军事工业的“景气”，只见中国烟草公司的发达，而遂谓世界已经转为“景气”，中国工业正在勃兴，——那我们就犯了“蚂蚁的错误”了；只见部分，不见全体。
　　文艺作品是要反映“真实的人生的”，然而一篇文艺作品只能把片段的人生描写了进去。这片段的“人生”或者代表了“全体”，那就是社会生活全体的缩影；这样的作品就可说是“真实人生”的反映。或者只是代表了“部分”，譬如以烟草公司的发达为题材写一部小说，这当然是社会上一件“实事”，然而可惜这只是“部分”
　　的现象，不能视为工业界全般的状况，从这小说里，读者不能认识全般的社会现象，这样的作品因而也就不合于“客观的真实”，不是真实人生的反映。但假使一位作者以烟草工业的发达为“经”，而以一般工业的衰落为“纬”，交织出现代中国产业界畸形的啼笑史，那我们的观感就不同了，我们要说这是真实人生的反映了。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是看见了“全体”的，因为他所写的主要题材即使只是部分的现象，然而他说明了全体。
　　莫泊桑借《一生》中女主人公的嘴巴说：“人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般好，也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般坏。”《一生》的女主人公在尝遍生活的甜酸苦辣以后，悟得了这样的“人生哲理”，也就是作者莫泊桑在某一时间对于人生的认识。这位悲观的大作家通常是只看见人生的“丑恶面”的，他说这话的时候，虽已承认人生尚有“光明面”的存在，可是他还没有见过。他对于人生的将来，没有信仰。
　　悲观的大作家还有一个契诃夫，剧本《三姊妹》和《万尼亚舅父》也是“灰色人生”的写照。契河夫借女主角玛莎的嘴巴喊道：“他们走了，永不回来，我们必须从头再做人哟！”和莫泊桑有点不同，契河夫信仰人生的将来，不过他把这“希望”放在辽远的将来。有人将契河夫的作品比喻作冬天早晨的冷雾；是凄惨的，凛冽的，灰色的，然而却又教人想到跟着在后面来的却是融融的太阳。这个批评，也许是过分的回护，但是契河夫的“不肯绝望”却在他的作品中时时看得出来。
　　安德列夫可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我们说契诃夫的“希望”不过是空虚的自慰，而且他这自慰之所以空虚微弱就因为他未尝看见人生的全面，那么，安德列夫是连那样“辽远的希望”都不愿意有，连看一看人生全面的意思都不肯有的！契诃夫在人生中看见了灰色的丑恶的一面，他描写这些灰色的、丑恶的，然而他竭力想暗示读者道：“朋友，这是现在，至于将来，那总该不同了罢？”安德列夫则不然。他描写了丑恶的，甚至于狰狞的，他用了确信的态度狞笑着说：“人啊！这就是生活！
　　现在如此，将来也许还要坏！”他的《人之一生》就“说明”了人生终究是虚空，人的一切努力都是毫无意义的。在剧本《到星中》，他甚至于宣传了“宇宙的虚无主义”了。有人说看了安德列夫的作品就好比揭开了地窖子的门，只觉得冷气直冲，——这话，不是冤枉他的。
　　旧俄的作家中还有一位蒲雷苏夫，也是所谓“恐怖的描写者”。他的小说《南极共和国》，“神经衰弱者读了，是会发狂的”。这是一篇“想象”小说，略谓南极地方有一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共和国，一向是“繁荣”到极点：忽然这国家的“神经中枢”——京城，发生了一种怪病，“矛盾病”，于是恐怖袭来，维持秩序的警察见了人就杀，幼稚园的保姆扼死了小孩，铁路工人把列车互冲，……这“矛盾病”很快地传染开来，于是“文明”立时毁灭。
　　自然，蒲雷苏夫是要借这小说来“预言”资本主义的命运的，可是他只看见了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而不见资本主义老壳里爆发出来的新势力，所以他的“预言”只成为怪诞的谰言。
　　从莫泊桑到蒲雷苏夫，他们四位作家对于人生的看法并不一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对于人生的经验只是蚂蚁爬石像似的经验。他们没有看见人生的“全面”。而他们的时代又是所谓黑暗混乱的“世纪末”，他们所见的多属丑恶，他们误以为这是“全体”了。
　　人生中无论某一时期，大抵是光明与黑暗交织着的；执一点而哗然争辩，或以为全明，或以为全暗，从而无条件地乐观或悲观，都未免是爬石像的蚂蚁的见识。
　　但是像莫泊桑那样的调和论——“人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般好，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般坏”，即使会引出“光明与黑暗永久交织着”的结论，那也要陷于迷惘的。所以莫泊桑终至于自杀！
　　现在，光明与黑暗的交错，也许比什么时代都明显些罢？倘使一个人不犯“蚂蚁爬石像”的错误感觉，总不至于无端悲观。但这自然是说的那些向光明的人。至于那些制造黑暗的人们虽然他们硬挺着想“乐观”，而现实的鞭子却一步一步在逼他们不得不“悲观”，这自然是另一问题了。
　　（1933年）

　　论“入迷”

　　有多种多样的“入迷”。
　　吉诃德先生看武侠小说把一份家产几乎看光，还嫌不够，还要出去行侠，终于把一条老命也赔上。这是“入迷”的一种。
　　《红楼梦》上香菱学诗，弄得茶饭无心，梦里也做诗。这也是“入迷”。但据说香菱居然把诗做好了。
　　乡间有伧夫读《封神榜》，搔头抓耳，心花大放，忽开窗俯瞩，窗下停有馄饨担，开了锅盖，热气蓬蓬直上；伧夫见了，速大叫道：“吾神驾祥云去也！”跨窗而出，把馄饨担踹翻了。这又是一种的“入迷”，然而程度远在吉诃德先生之下。
　　吉诃德先生的“入迷”，结果是悲剧；乡间伧夫的“入迷”，结果是喜剧；香菱的“入迷”，结果不悲不喜，只成了一篇平凡的故事。
　　就“入迷”而论，吉诃德先生实在是伟大的；你看他始终不动摇。乡间伧夫那一幕喜剧，叫做一时发昏，也许他赔偿了馄饨担以后就发誓不再看《封神榜》了。
　　但当他高叫“吾神驾祥云去也”，而且撩衣跳窗的时候，他那态度倒也是“严肃”的，他确实“走进了《封神榜》”，不自知其非书中人了！至于香菱，她茶饭无心地读杜工部温飞卿的时候，她唯一目的是自己也做个诗人。使她着了“迷”的，不是杜工部他们的作品，而是她自己想做诗人这一念的“虚荣”。故就“入迷”而论，香菱的，便是最下乘！
　　有些人一拿起小说来读，便在心里说：“小说家言，岂能当真。”于是他带着怀疑的微笑，被动地看下去了。有些人进了戏园，就自己提醒自己道：“这是做戏呀！”于是他让戏拉着，坐到终场。他们自视为绝顶聪明的人，视吉诃德先生为天字第一号笨伯。可是我们说，真正含有严肃的人生意义的小说或戏曲，原来不是给此等人看的！此等人看小说进戏园只是糟蹋时间罢了！读小说或观剧，一定得有几分“入迷”，——就是走入作品中，和书中人一同笑一同哭，这才算不负那小说或戏曲，而小说或戏曲也没有白糟蹋了他的光阴。
　　一位作家写作品的时候，也非“入迷”不可。他的感情要和他笔下人物的感情合一。他写的人物不止一个，然而他所憧憬的，或拈出来使人景仰或认识的人物，却只有一个或一群；作家就要恨此人物所憎恨的对象，拥护此人物所拥护的一切！作家必须自己先这么“入迷”，然后可望读者也“入迷”。然后他的作品不是消遣品，他的力气不算白费。一个演员在舞台上假使存了“我是在做戏”的念头，他的戏一定做不好。
　　现在常听得人说：“多读杰作，学取技巧。”这活是不错的，但假使像香菱似的一面读杰作，一面心里想：“我读完了这些，我就是文学家了。”那他还是白读。
　　他读杰作的时候，应当毫无杂念，应该只是走进书去，笑时就笑，哭时就哭，——他应该“入迷”！所谓技巧的学得这一步，是在他几次“入迷”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
　　他把杰作咀嚼消化，成为他自己的力量了。倘使他读杰作的时候心里总惦记着“快学技巧呀！”他在杰作的字里行间时时都发生“这是不是技巧”的问号，那他决学不到什么技巧。要是他自以为“学到”了一点什么，那也不是真正的学到，而是生吞活剥的模仿，甚至是剽窃！
　　归根一句话，人与文学的关系，“入迷”是必要的！
　　（1934年）

　　《西柳集》

　　作者吴组缃先生是大家最近“见过几面的”。他的《一千八百担》（7 月15 日宋氏大宗祠速写），谁要是读过了，总不会马上就忘记。现在这《西柳集》是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中间有几篇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趁这当儿，我们将这位作家初期的“收获”从头再咀嚼一过，说出我们所见到的这位作家的优点，以及他还没有克服的缺点，也许算不得浪费笔墨罢？
　　我们读了《西柳集》，——一口气把它读完，我们掩卷默想，我们心头就会涌上了一个感想来：《西柳集》里的农村描写跟一般的同类作品“手法上”是有点不同的！
　　不错，有点不同。但说是不同在“手法上”好像还不很够，不很妥贴，说得啰嗦些，应当是“因为写作态度的不同，所以产生了手法上的不同，而写作态度之所以不同，又是受了生活经验的限制使然。”
　　这话是说得太抽象了，让我们用随便谈谈的形式来加一个注脚。近年来描写农村破产的作品不是很多么？除了一些比较空疏薄弱的作品不算，大部分是企图展示了农村破产的实际，以及促成这破产的种种原因，在这破产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动，等等。这一些作品是“把农村带到我们面前来”，指给我们看道：“喂，有如此这般的现象发生在那边了！”自然，我这样的说法，不免有点形容得过分。说不定读者中间就有人要反对说：“不然！这不能一概而论的。如果有些作品确要使得读者发生了像你所说那样的印象，但那是因为作家的农村生活经验不够，就是这篇作品写失败了。”哦哦，我就先将这抗议接受下来罢。然而这跟我所提出的意见，是两件事。我要说的是：一个富有乡村生活经验的作家，用了纯熟的技巧，写出了“成功”的作品，在他写作的时候，他努力想把他所有的“经验”分析解剖，于是通过了他的一定的人生观，再现在作品中。
　　从这样“写作态度”所产生的作品，就好比是把“农村带到我们面前来”，——这是经过了作家主观的分析整理，用艺术手段再现出来的农村生活，这是把主要的动态显示得很分明的农村。至于正确的程度如何，那是另一个问题了；再者，会不会把作品弄成了拙劣的“喂，有如此这般的事在那边发生”，——这么概念的说明，当然也是另一个问题。我们不妨说，倘使一位作家的生活经验并不是片面的，倘使他的眼光并不限于一隅，而且不限于“现在”，他能够从“过去”的所以嬗变的“现在”看清了“现在”中间孕育着的“将来”，倘使他有一枝绘声绘影的笔，那么，他“带给我们看的农村”总不会歪曲到哪里去，并且也不会弄成了概念的说明罢。
　　近年来大部分的农村小说（这里不是论它们的成功或失败），在“写作态度”上，就是如此。
　　《西柳集》可就不同了。吴组缃先生在《西柳集》中所用的手法跟我们上面说的，刚好相反。他是“把我们带到农村里去看”！在《黄昏》、《一千八百担》，他用了很圆熟的技巧写出了个“坟墓”似的农村，“一些活的尸首在怒叫，在嚎陶，在悲哀地呻吟，在挣扎”（《黄昏》，《西柳集》205 页），他写出了“一百八十多房，二千多家”的宋氏大家族怎样“品类混杂”，怎样“日子没得过，靠卖田来维持”，终于所有宋氏子孙的私田都变成义庄的田，而这义庄是由一二人把持的。他把我们带到农村里了，他像一位顶尽职的向导似的什么也不会漏脱，他的眼睛看着我们的面孔，好像说：“先主，这就是现在的农村，什么都在这里了，请你自己看罢，好或坏，请你自己看了下判断罢！”
　　不错，我们都看过了；我们对于吴先生那种一点也不隐瞒的至诚，感谢，而且敬重；然而我们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吴先生自己不参加意见。吴先生的写作态度是非常客观的，然而有时太客观，差不多就同《黄昏》里那个“我”似的，看见了家庆膏子那种寒酸，听见了天香娘寻猪的锣声，三太太的叫魂，桂花嫂子砍刀板，“觉得是在一个坟墓中”，那个“我”只说了一句“家乡变成这样了？……”
　　我们并不是说一个作家应该任意改窜客观的现实，但是我们以为作家和客观现实的关系当然不是“复印”（Copy），而是“表现”；作家有权力“剪裁”客观的现实，而且“注入”他的思想到他所处理的题材，——不用说，他这思想也是客观现实铁一般的“真实”所形成的。
　　因此，一个作家的写作态度倘然是纯客观的，他就会使得他作品所应有的推进时代的意义受了损失。空想的，概念的，不从客观现实体验出来的作品，我们不能不说它失败；然而我们也一定非要求纯客观的作家更进一步不可。
　　“把农村带到我们面前来，”或是“带我们到农村里去看，都可以，都一样”，只是前者要避免“喂，有如此这般的现象发生在那边了！”这种讲演式的毛病；而后者也要小心提防着“先生，这就是农村了，请你自己看！”——太向导式的缺点。
　　自然，吴组缃先生并非不懂得这一些讲究，他并非不明白纯客观的“写作态度”的缺点，他是努力在改进。在《一千八百担》的末尾，他指出那些把持义庄的人们的末路；在《天下太平》的结梢，他又指出王小福胆敢侵犯那“神明凭依”的庙顶的宝瓶了。但是我们说句不客气的话，《一千八百担》的收束是太兀突了一点。这和前面大段的描写还缺少了精密的有力的联系；这最后场面的必然发生，还没在前面的大段文章里给很多的“伏笔”，给紧张的空气。《天下太平》的收束是并不那么兀突了，可是王小福从偷了阿富嫂的被褥和米而挨一顿打，而想到非“上外埠去”
　　不可，而又想到没有盘川钱，然后又从“断断续续一阵铁马声”想到神庙顶子——那个古瓶，然后又记起“西街头长发旅店那个胸前敞着嵌肩，戴着阔边眼镜，古铜色脸子的”收买古董的“外乡人”，而于是终于决心要去偷那神庙顶子——古瓶，这一串的叙述的中心点是“偷”，这一“偷”的内在的意义是王小福再不受古老的神权的传统意识的管辖，这都是吴先生苦心要表现的，然而我们回头仔细一想，总觉得这一段描写还不够似的。王小福敢偷古瓶（一件神圣的东西）了，可是他为的要弄得一笔盘川到外埠去！他这想头是不能代表农村中主要的动态的。他这想头一定还得碰大大的钉子，可是吴先生在这里就收束了，于是《天下太平》对于王小福那样的人应当给的讽刺（应当给的！因为讽刺不一定是恶意的，对于王小福，我们同情他，但仍要讽刺），就失却了力量。
　　在这里，我们知道吴组缃先生是一位非常忠实的用严肃眼光去看人生的作家；他没有真实体验到的人生，他不轻易落笔。然而他的生活经验中却就缺少了热惹惹的一方面（这是很可惜的），所以当他意识地要把他熟知的农村生活写给我们看的时候，他却下意识地多少占着些儿纯客观的气氛，——他所熟悉的那一方面的生活使得他在这一面的描写格外出色，也不自觉地加强了他的纯客观的态度。反之，当他意识地要把纯客观的气氛摆脱的时候，他就不得不触及他所不大熟悉的生活的一方面。他写了，但他的“自我批评”的精神又时时提醒他道：“写得不真，要小心”，哦，小心！我们这位作家不是撤烂污的，可是受了生活经验的限制，他一边要留心写得逼真，要跨过“概念的泥淖”，一边就不能把纯客观的态度摆脱净尽。他这困苦地挣扎的痕迹，就有在《一千八百担》这一篇中。
　　上文我们所谓“因为写作态度的不同，所以产生了手法上的不同，而写作态度之所以不同，又是受了生活经验的限制使然”，就是如此这般一回事。
　　这一道关口，难倒了许多自爱的作家，固不独吴先生。也正同别的许多作家一样，吴先生正在刻苦求冲过这一道关口，而且我们可信刚出了第一本集子的吴先生会成功。
　　好了，已经啰哩啰嗦说得太多，现在让我们换一换话头。
　　读了《西柳集》的第二个感想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西柳集》全部十篇小说中间，凡是“速写”体的，——在一定的短促的时间内，一定的局部的背景前，写出了各样人生的交流的作品，都比正式些的短篇小说体的作品好了许多。
　　要说明这一点，就比前一点容易；我的话也可以说得爽快些了。先举个例，就是那一篇有小题目“7月15日宋氏大宗祠速写”的《一千八百担》。这是二万字左右的一篇，放在短篇小说一门中也算是很长的了，然而这体裁却是“速写”。故事简单得很：7 月15 日，正当久旱之后，宋氏的“品类庞杂”的子孙，在“宗祠”开会，商量合族的公事，主要是义庄名下一千八百担积谷怎样处理，然而会未开成，村里的穷人抢谷来了，其中就有一个宋氏子孙。这是一篇“速写”，但有二万字之长；作者吴先生把二万多字差不多完全给了“人物”的典型描写，他用了惊人的技巧，从“姓宋的八大分，一百八十多房，二千多家”中间提出了几个典型的人物来：有把持“宋氏义庄”的义庄值年管事柏堂（还有个不登场的“族中专制皇帝”月斋老）；有恒昌祥京广洋货布店老板，商会会长的子寿；有“上海什么专门学校毕业生，如今是在家里专门当少爷”的浮浪青年松龄；有“五十多岁，胡子已经花白，辫子是民国17 年割的，而今留着个鸭屁股在头上，豆腐店老板的”步青；有“满口野话，爱哈哈大笑，会做呈子状子会打官司”的子渔；有“北京什么大学毕业，二十七八岁，如今是在省城中学当教员”的叔鸿；有“中学二年级就辍学的，在家乡干反日运动露天讲演的青年”云川；有“一脸烟色，是个落魄的小政客，曾在安武军里当过司书”的石堂；有“穿一身月白竹布，褂腰上系一根‘通海’，胯下拖着络须，快近三十岁，‘三江党’同志”的逸生；有“苦心经营着每文斋改良私塾”的五十多岁的敏斋；有“民国3 年江南师范毕业生”的义庄办的小学校长翰芝；还有“五十多岁，镶个金牙齿在口里，脸上有几点黑麻子”的四区区长绍轩：——这是五光十色的一大群，吴先生还他们各人一个身分，各人是一个“典型”，不但各人的形容思想各如其人，连各人的“用语”也很富于“典型”的色调，这是一幅看不厌的“百面图”！还不止此。吴先生又从“人物”的典型描写中透露出农村破产的复杂的真相！这一班人除了做讼师的子渔，当区长吃公事饭的绍轩，把持义庄的柏堂，差不多没有一个不喊着“穷”！从这一班人的谈话中，作者就展示了全幅破产中的农村。
　　这样长，这样包罗万象似的，这样有力地写出了十多个典型人物的“速写”，似乎还没有见过。
　　我们将这《一千八百担》和《天下太平》比较，就不能不说《天下太平》差得多。《天下太平》是正规的短篇小说的形式了，“人物”只有两三个，然而除了主角王小福写得还好，其余二三个配角都不大行；全篇的故事其实也简单，然而反不如《一千八百担》那样紧凑；全篇字数比《一千八百担》少了将近一半，然而我们读去反觉得拖沓冗长。
　　即使拿这《天下太平》跟另一篇“速写”体的《黄昏》比较，也还是《黄昏》好得多。《黄昏》的字数又比《天下太平》少了一半多，《黄昏》又是简直没有故事的，然而《黄昏》有的是错综缭乱的人生的侧影，——这些侧影互相映射，成功了不下于《一千八百担》那样巨大篇幅里所
　　展示的农村穷困的写真，这些侧影像电光似的在篇中掠过，然而在我们读者脑膜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黄昏》的字数虽然比《天下太平》少了一半多，但是我们读了却觉得醇厚充实胜过《天下太平》。
　　并且《黄昏》中写花尽了家产而靠打鱼、偷鸡摸鸭过活的家庆膏子，写桂花嫂子丢了七只鸡，三太太喊魂，松寿针匠夫妇的吵架，写敲锣筑堰，写桂花嫂子砍刀板咒，——这一切，都只轻轻地几笔，然而我们的印象比《天下太平》王小福的悲剧要深得多；我们读过后掩卷静思的当儿，仿佛还听得桂花嫂子砍刀板“朋的”“朋的”惨厉而凄凉的声音。
　　我们还可以将二篇短短的并不属于农村破产题目下的来比较一下。
　　这就是那篇《金小姐与雪姑娘》和《卐字金银花》。这二篇都可以说是描写恋爱的（虽然后者不能说是只描写了恋爱），《金小姐与雪姑娘》用的是正规的短篇小
　　说的形式，而《字金银花》却是“速写”，但又是后者比前者写得好多了。“金小姐是被这社会取了封建传统的毒害给沦落了的，雪姑娘是被这社会取了资本主义的方式给蹂躏践踏成污泥的！我是个被遇养支配在一个懦怯可耻的人格中的人，对于这杀人的社会，毫不能拿出力理予以摧倒；只拘守着自己的命运，静候历史车轮的推进。……”（《西柳集》119 页）这是《金小姐与雪姑娘》全篇的柱意。这是用“第一人称”写的，主角是金小姐、雪姑娘，以及那个“我”。然而在“人物”描写上，我们觉得只有那个“我”是“客观的存在”；金小姐已经是附属于“我”的叙说中的一个“半实在”的“人物”，至于雪姑娘则除了前半篇中那个“我”的回忆，以及后半篇中突然地出现又突然地隐去那样“插
　　图”似的描写外，她只是个影子似的，一个“抽象的存在”。我们不能直接感觉到有雪姑娘这么一个“人物”，我们对于她的一切感觉，几乎全是由那个“我”的叙说里间接得来。即如后半篇中雪姑娘突然出现以后，作者是用了正面的描写了，雪姑娘“本人”是带到我们面前来了，然而那五六页的“雪姑娘登场正戏”却不知怎地总觉得看去不精彩，我们对于这位“被这社会取了资本主义的方式给蹂躏践踏成污泥的”女子本该有的同情心，却不能被强烈地唤起来，——不，我们也许感得她有点恶俗。而且我们又总觉得即在此五六页内，雪姑娘这“人物”还是透过了那个“我”的视线间接地在我们面前出现。
　　再看《卐字金银花》这小小的“速写”，可就完全不同了。这也是用的“第一人称”，笔调上和《金小姐与雪姑娘》也大致仿佛，这里头所写的女子也是“被这社会取了封建传统的毒害给沦落了的”，可是我们在《金小姐与雪姑娘》那一篇期望而不得的感情的激动，在这《卐字金银花》里却意外地得到了。吴先生在这里也像《黄昏》似的只用了轻轻几笔就把一个可爱的女郎的悲惨的身世——封建传统毒害对于这位可爱的女郎的压迫，很有力地写了出来。他也只用了五六页的篇幅（二千字光
　　景）写这受难中的少妇的“天真可爱的过去”，——这是一个回叙，然而多么轻灵自然，并且一个天真可爱十一二岁的女孩子就活现在我们眼前，是一个血肉的活人！这一“回叙”，像一道电光似的照亮了眼前这受难中的少妇的悲惨身世，更不用再多费笔墨就引起了我们对于这少妇的强烈的同情，以及对于封建传统的刻骨的憎恶了，在“速写”体上，吴先生常常能够创造出这样惊人的“神奇”来！
　　我想我已经比较得够了。要是你细心读了《西柳集》，你不会感觉不到这一点。
　　但是为什么“速写”体写得那么好的吴先生，对于“非速写的”——连绵发展着的故事，弄弄就会碰壁呢？
　　这一个问题，我还回答不来。倘说写了《一千八百担》（虽则也是速写体）的吴先生除了短短的“速写”就无所措手足，那是不合理的！我们从《一千八百担》知道吴先生有精密的组织故事的能力。所以《西柳集》中诸篇“速写”体的无例外的美妙，或者可以在吴先生的自序里得一点消息。在《西柳集》的序里，吴先生这样诚恳地对我们说——
　　在学校里读书，生活很是干枯，每喜于闲暇时候，自己练习作文。……这里收集的几篇东西，有的似乎是小说，有的其实不是；但都多少说了点故事。内容的五颜六色，正展露着现代一个知识青年如我者之真实的灵魂。写法和所用的文字底调子，也都不甚相同。那是因为自己还在练习的原故。
　　各篇次序都是依照写作的先后编排的。前面几篇，实在幼稚得见不得人；后面几篇稍稍进益了一点子。本想好好挑选一下的；苦于写的不多，经不起严格的逃选。但愿不久能有较裕的时间，再用心写点像样的出来。
　　我们知道，要写一篇连绵发展的故事，即使不很长，事先的“构思”往往比写作的时间会多上几倍，并且那一段时间里，需要全神贯汪。倘使一会儿要搿了书包去上课，一会儿要做课题，一会儿读历史，一会儿又是古典诗词，那是不能够把一件连绵发展的故事“构思”得精密的。
　　“速写”则不然，哪怕是长到二万多字的《一千八百担》，因为其中动作的发展不是连续性的，构思的时间可以少些，就是半途常常被别的事情岔断，也还不要紧：即使写作的时候时时岔断，也还不要紧。
　　这种经验，我猜想来凡是写过多少的人总都有的罢？吴先生大概很吃了想得正入劲忽而上课钟又响了的亏罢？这是顶可能的一回事。然而这种环境上的困难并不能阻止一个人的创造才能的发挥，吴先生的《天下太平》比起《金小姐和雪姑娘》来，已经好得多，不过他的“速写”体的几篇光芒更觉炫耀罢了。
　　最近听说吴先生的学校生活已告一段落，而为生活所迫，他将去教书了。听说他有写一个长篇小说的计划；他是“在一个宗法社会生长的，二十余年中，眼望着那社会塌台，也很明白它是怎么塌台的”，他计划中的长篇就打算包罗了二十年中的社会变化。他打算分四部写，“五四”前为一本，“五卅”前为一本，“九·一八”前后各一本；他将“从经济上潮流上的变动说明这些人物的变动和整个社会的变动”。他的“这些人物”将是他最熟悉的亲戚本家或邻舍。他打算“多花几年时光，慢慢地写，慢慢地修改”，他担心的就是“做了事”以后也许更没有时间来写了。
　　这个我们也替他担心的！我们希望他会对付出一点时间来！
　　在这里把吴先生想做的事先来发表，是冒昧的；但热望着的我们很喜欢报告读者不是“再没有人殚精竭虑用苦工去认真创作”像某先生的武断，虽则吴先生实在也是“家境不好”的。
　　（1934年）

　　读丁聪的《阿Q正传》故事画

　　认识丁聪兄，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四个月。那时候，一个小型的半月刊《笔谈》正待出版，而丁聪兄刚巧也到了香港。我们一听到“小丁”来了，立刻就想拉他来担任《笔谈》的“美术设计”。
　　承蒙他慨然允诺，于是在8 月初旬某一天的傍晚——晚报上正以大字标题报告苏联红军且战且退，而北非战事亦颇严重的时候，在皇后道的某“状师大楼”（《笔谈》社在这里挂得有一块招牌的），我第一次会见了“小丁”。这以前，我是只在他的作品中想象他的丰采，我把我向来见过的艺术家的仪表，长而且乱的头发，苍白脸，乃至大领结，来想象未识面的“小丁”，这可完完全全失败了。“小丁”给我的第一眼的印象是一位运动员。直到现在，我每逢读到小丁的画，我眼前便跳出一个短小精悍、天真快乐的运动员。
　　《笔谈》如果有值得夸耀的地方，其中之一便是我们这位“美术设计”的专员。
　　除了一般的设计外，他又常为重要的文章特绘插图。当时铸版印刷等等条件还都方便，我们颇有意将这小型刊物装点得漂亮些，因为据说这也是当时南洋的大多数读者，——看惯了美国风刊物的读者，所喜欢的。
　　然而当时我们竟不曾想到应该让小丁来一个大展天才的机会，——来一个连载的故事画，比方说，图画的《阿Q 正传》。
　　十八天的战争，香港沦陷。又十有四日，我们从这血腥的孤岛逃回祖国。中途在某处略歇，我又看见了小丁；原来他刚巧也是走了同一条路。那时，他的运动健将似的丰采，他的天真而快乐的容颜，至今仍留在我脑海。
　　这已经有了两个年头了，小丁在此两年中，不曾放下了他的画笔。虽然大后方的困难到极点的铸版印刷的条件，好像画家们除了开画展便没有用武之地似的，小丁却战胜了这一切的困难；我们现在又幸运地读到了他图画的《阿Q 正传》。
　　我看过了不同的作家所改编，不同的剧团和演员所演出的舞台上的《阿Q正传》。当然，他们所要表演的，只是一个阿Q——鲁迅创造的不朽的典型人物；但是我总觉得这些在舞台上出现的阿Q却不止一个。甚至同一改编的剧本由不同的演员来演出时，那阿Q 也会是颇不相同的。
　　然而这不是说，除了鲁迅笔下的阿Q，舞台上又有了两个乃至两个以上的阿Q 了；舞台上的阿Q 还是鲁迅笔下的阿Q，不过不全，不是整个的阿Q，而是某一特点虽然颇为显著而其他的特点却又觉得不够鲜明的翻版的阿Q.所以然之故，我以为还在阿Q 这典型是那样的复杂而深刻，矛盾而又统一，使人憎而又使人爱，要想整个地把握到而用艺术的另一形式再现出来，怕不是一蹴可及的。
　　对于图画的《阿Q 正传》，我也有同样的感想。我读过两种以上的图画的《阿Q 正传》，觉得画家主观的看阿Q 时所取的角度往往会成功了不同的画面——完全不同的气氛，不光是阿Q 的表情姿态之不同。正好像舞台上的阿Q 有使人只感到滑稽可笑，或者孱头孱脑，而看不到阿Q 性格中的悲剧的素质。
　　因此，我相信图画的《阿Q 正传》也正该是方兴未艾。画家们画的是《阿Q 正传》，然而倒是各个画家的个性借阿Q 而画了出来了。在这意义上，阿Q 倒成了一面镜子！小丁的图画的《阿Q 正传》无疑地还不能作为定论的阿Q 的画像，然而他在已有的若干图画的《阿Q正传》中投上了一道清新有力的光芒，却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在我这外行人看来，小丁的《阿Q 正传》故事画一方面表现了他个人的个性，又一方面他是打算表现出《阿Q正传》的整个气氛来的。构图的大胆而活泼，叫人想起小丁的全部丰采。二十四幅画，从头到底，给人的感觉是阴森而沉重的。这一感觉，我在读其他的阿Q 画传时，不曾有过。我是以为阴森沉重比之轻松滑稽更能近于鲁迅原作的精神的。在这一点上，我看到了小丁是怎样努力打算将《阿Q正传》的整个的气氛表现出来。
　　然而小丁不曾画阿Q.小丁的心目中该也有他的一个阿Q 赫然存在，可是他简直未尝企图把他画出来。二十四幅画中，都有阿Q，那是事实；然而这些都只是故事发展中的阿Q，而不是阿Q 的画像。我以为这是小丁故意不画。这是因为他能够整个地理解到阿Q这典型人物之复杂与深刻，矛盾而又统一，他觉得与其画一个不全的、歪曲的，毋宁付缺。就画而论，这当然是美中不足，然而小丁的对于《阿Q正传》的忠实，他的艺术家的态度之严肃，我们是能够谅解而且深致赞美的。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小丁会满足我们这缺望。这就是说，在不久的将来，不但小丁觉得他心目中的阿Q已经成熟到可以借线条表现于纸上，而且我们铸版印刷的技术条件也会改善，我们可以用珂罗版来印画家的作品，如同在战前一般了。
　　（1954年）4月19日唐家沱

　　●一本充满了智慧的书，这里面所包含晶莹的智慧，不只是从学问的研究得来，更是从生活的体验得来。

　　罗家伦
　　（1897～1969）
　　浙江绍兴人。1917 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组织新潮社。著有《耕罢集》、《西北行吟》、《文化教育与青年》等。

　　蒋梦麟先生《西潮》序

　　这是一本充满了智慧的书，这里面所包含晶莹的智慧，不只是从学问的研究得来，更是从生活的体验得来。
　　读这本书，好像是泛舟在时间的洪流之中，一重一重世间的层峦叠嶂激湍奔涛，都在我们民族和个人的生命中经过。
　　而且这段时间乃是历史上一个极不平凡时代的新序幕，举凡人类中各个集团的冲突，乃至东西文化的磨荡，都集中在这风云际会。时代的转变愈快，被人们忽略的史实愈多。若当时的人不予以记载，则后起的人更无从知道，无从了解。这种忽略和遗忘都是人类很大的损失，因为在不断的历史的过程中间，以往的经验，正是后来的教训。
　　了解这种意义，才能认识孟邻先生这本书所蕴藏的价值。他生长在这极不平凡的时代已经过了七十年了。他从中国学究的私塾到西洋自由的学府，从古老的农村社会到近代的都市文明，从身经满清专制的皇朝到接受革命思想的洗礼，他多年生活在广大的外国人群里面，更不断生活在广大中国人群，尤其是知识青年群众里面，他置身于中西文化思想交流的漩涡，同时也看遍了覆雨翻云沧海桑田的世局。
　　经过了七十华年，正是他智慧结晶的时候，到此时而写出他富有哲学内涵和人生风趣的回忆，其所反映的决不是他一生，而是他一生所经历的时代。
　　《西潮》这本书里每一片段都含有对于社会和人生的透视，古人所谓“小中见大”正可于此中求之。其将东西文化相提并论之处，尤其可以发人深省。著者好举平凡的故事，间杂以微妙而不伤人的讽刺，真使我们感觉到一股敦厚醇朴的风味。这种风味在当今是不容易尝到的了。
　　至于其中的妙语妙喻，不断地流露，正像珍珠泉的泉水，有如粒粒的明珠，连串的喷了上来。
　　这本书最难达到的境界，就是著者讲这个极不平凡时代的事实，而以极平易近人的口吻写出来，这正像孟邻先生做人处世的态度。若不是具备高度文化的修养，真是望尘莫及的。我何敢序盂邻先生的大著，只能引王荆公两句诗以形容他的写作和生平。诗云：“看似平常最奇绝，成如容易却艰难。”
　　看完《白石老人自述》后的感想这是一篇很好的自传。很好的理由是朴实无华，而且充满了作者的乡土气味。
　　我常觉得最动人的文学是最真诚的文学。不掩饰，不玩弄笔调，以诚挚的心情，说质朴的事实，哪能使人不感动？
　　齐白石自传最大部分是他口述，而由他的晚辈亲戚张次溪笔记的，最后一小部分据张君说是白石亲自写的。白石出生在湖南湘潭县的农家；一亩水田，几间破屋，供应五口之家，其穷苦的情形，可以想象。
　　他的父亲教他扶犁，“后因年小力弱转习木工；朝为工，暮归。”但是在十二岁转习木工后，仍然好学不倦，总是在每日停工的夜晚，用松节点火读书习画，到二十七岁才正式得师指点。那是光绪十五年的时候，他在家乡赖家垅做雕花木匠，……乡人都称他“芝木匠”（因为他名叫纯芝）。以后受到同乡胡沁园的赏识，令他读书；而胡氏所藏名人书画颇多，使他增长见识，书艺大进。他对于胡氏的提拔，终身不忘。以后若干年更受到王闿运（壬秋）的赏识，并拜王为师。我当年翻阅王壬秋的《湘绮楼日记》，屡见“齐木匠来”的记载，可见王壬秋对他不及胡沁园的厚道。他在三十岁以后，作画渐有声名，“乡里的人都知道芝木匠改行做了画匠，比雕的花还好。”他七十岁时，想起了这件事，做过一首“往事示儿辈”的诗，说：“村书无角宿缘迟，廿七年华始有师；灯火无油何害事，自燃松火读唐诗。”这段记录毫无掩饰；至今看去，弥觉天真。以后他继续学画，并学会了“揭裱旧画的手艺”，更进而学做诗、学篆刻印章。
　　我以前见过他刻的图章，颇像赵之谦（叔）的刀法，现在看他自己的记载，果然他从丁龙泓、黄小松二家入手以后，更受了赵氏“二金蝶堂印谱”的影响，以后见“天发神谶碑”又变了刀法，及见三公山碑以后又变了篆法，最后才好仿秦权。
　　他的画艺，据他自己的记载，最初是学过工笔画，后改以自然界的现象为师，并且设法体会若干种生物的动态，分别用水墨丹青来表现。但是他一方面不肯“舍真作怪”，一方面“并不一味的刻意求似”。
　　他接上说：“能在不求似中得似，方得显出神韵。我有句话：“写生我懒求神似，不厌声名到老低。’……我向来反对宗派拘束，曾云：“逢人耻听说荆关，宗派夸能却汗颜。’也反对死临死摹，又曾说过：‘山外楼台云外峰，匠家千古此雷同。’‘一笑前朝诸巨手，平铺细抹死工夫。’因之我就常说：“胸中山气奇天下，删去临摹手一双。’赞同我这见解的人，陈师曾是头一个。”以上诸诗虽不甚工，却也能于粗率词句中表现他的天真和志趣。当时的画家如陈师曾，对他是很有影响的。
　　（按：师曾是陈三立先生的儿子，为名画家，和我很熟；他天资极高，可惜早死。）
　　至于他说他的画“学八大山人，冷逸一路”也不能说是到家。八大的画笔奇简而意弥深；白石殊有未逮。白石画常以粗线条见长，龙蛇飞舞，笔力遒劲，至于画的韵味，则断难与八大相提并论。但在当今，已不容易了！白石具有中国农村中所曾保持的厚道。如他对于恩师胡沁园的感激，是何等的诚挚！他说：“他老人家不但是我的恩师，也可以说是我生平第一知己。我今日略有成就，饮水思源都出于他老人家的一手栽培。一别千古我怎能抑制得住满腔的悲思呢？我参酌旧槁，画了二十多幅画，都是他老人家生前赏识过的，我亲自动手裱好，装在亲自糊扎的纸箱内，在他灵前焚化，同时又做了七言绝诗十四首，又做了一篇祭文，……”读者不要笑这是“土老儿”的土气，这和吴季子挂剑在亡友坟上，同样的感人！
　　我在清华大学的时候，曾偕陈师曾、邓叔存几位朋友去拜访过白石老人。一进大门就看见屏门上贴着卖画的润格，进客厅后又看到润格贴在墙上，心中颇有反感，以为风雅的画家，何至于此，到现在看到他这篇自述，了解他从童年一直到老年为生活而艰苦奋斗的情形，使我以前的这种反感，也消释于无形了！
　　《白石老人自述》最后简略还提到他八十八岁的一年的事。（按：系1948 年，在实际上说乃是他八十六岁的一年；只因为他迷信算命的警告，须逃避七十五岁一关的厄运，才能继续活下去，从丁丑即1937 年起，自己加高两岁，说这是“瞒天过海法！”）

　　●我的信条是多读，深思，慎作。

　　谢六逸
　　（1898～1945）
　　作家、翻译家。贵州贵阳人。早年留学日本，文学研究会会员。著有《日本文学史》、《西洋小说发达史》，散文集《茶话集》等。

　　读书的经验

　　我幼小时没有进过私塾，完全由我的父亲母亲教我。父亲教我读的书，使我受印象最深的，是一部《史鉴节要》。这书是他手抄的，他善作楷书，很工楷的写在雪白的厚棉纸上，装订得很精致，引起我对于书籍的嗜好。母亲能够暗诵许多诗词，她教给我许多诗，使我印象最深的，是韩愈的《符读书城南》。
　　“我对于书籍从小时就有一种爱好癖。在家乡时，由高小到中学，从来没有因为读书的事使我的父母生气。我记得在十三岁时，常常跑到我父亲的藏书楼上去翻书，从早晨到天晚，只下楼吃两顿饭。
　　后来被我翻着了一部《绿野仙踪》，便将它慢慢地看起来，觉得其中有几段很有滋味。隔几天又翻到一部《飞驼子传》，书中的谚语很多，弄得莫名其妙。
　　中学毕业的那一年，就考得了官费，到日本留学。在留学时期，有两个地方我永远不能忘记。一是早稻田大学的图书馆，一是东京郊外的吉祥寺。这两处地方帮助我，使我多读几本书，那时的吉祥寺，真是读书好地方，不像现在是时髦男女的幽会场所。
　　我的记忆力还好，无论书籍或论文，看过一遍之后，留在脑里的印象，总有半年以上不会消失。作品里的警句，我更能记忆得长久些。
　　我的读书的方法没有一定，有时作Notes，有时用铅笔在书上乱涂线条，有时从头至尾没有作什么记号。
　　使我的读书能率增进的季节，是夏天和秋天，春天也还可以，我最憎恶冬天。
　　我最痛恨的，就是“围炉读书”，“躺在沙发上读书”，“泡一壶佳茗读书”，等等调儿。
　　我看书时不怕喧嚣，孩子在身旁吵闹也可以看下去。有几次我看书时，“太太”在我的旁边对我说话，我完全没有听见，因此尝受非难云。
　　我的信条是多读，深思，慎作。

　　大小书店

　　近年以来，上海的书店逐渐增多，卖旧书的也有几家，我以为是一种好现象（但也适用“姑且说”三个字），一国——不，这个范围太大，应该说一地方——的文、野的区分，当作文化传布事业之一的书肆经营，也常视为重要的标准（自然是指有意义的书店而言）。依我的偏见，如果每条街上都有一二家有意义的书店和一所邮政分局，这便是国家富强的预兆了。
　　视为文化事业之一的书店经营，并不是“托辣斯式”“百货店式”的一家大书店可以包办得了的。不幸十余年来，国内大资本的书店只有一家，于是从幼稚园的生徒以至未戴“角帽”以前的少年青年的精神的粮食，一齐都被他们把持着：所有著作翻译的人都不得不仰他们的鼻息。主持“编辑生杀权”的人物，正如日本镰仓长谷的大佛一样，巍巍然端着坐，一般“善男信女”都顶礼膜拜于下，这个比喻并不算过分。
　　现在的情形又有不同，就是小资本的书店的增加。别的书籍我不知道，单就文艺方面的书说，大书店的销售往往不及小书店。每逢一书出世，大书店登广告是肯登的，但是他们决不肯在装帧、纸质、印刷上面讲求，因为对于所谓“血本”有关。
　　反之，小书店常以刊行文艺书籍为他们的主要的任务。他们自己也许就是执笔著作的人，因此对于装帧等等都肯研究改善，他们的牟利心，有的较大书店好些。此外则大书店的发行所墨守成法（二十年来寄
　　送各种杂志，都是紧紧地裹成圆筒状，举此一事，可概其余），把一切书籍高高地搁在架上，架前立着“店员”，在店员之前又深沟高垒似的造了黑漆漆的高柜台，不用说买书的人不能够纵览书的内容，连小学生去买书也像进了裁判所一样。有一次我见一个小学生去买书，手里拿着纸条，站在柜台前面叫了几声，没有人理睬，这时我的拳头真有点发痒了。对于这些地方，欧洲中古武士的气质，也不能说是不适用。
　　我的话有点“出轨”了，再说回来。
　　小书店的书可以任人取阅，买者有充分端详的机会，买一本书不大会上当。因此学生们都欢喜亲近小资本的书店，过了学生时代的人也同然。
　　若就著作者的便利说，以书稿托付大书店，对于版税的着落，似乎可以放心。
　　每年到了约定了的时期，即把销售的部数与版税通知作者，也没有隐瞒版税或以多报少的弊病，也许可以说这就是从他们的“金钱主义”的信义心而来的结果，但根本上还是区区小数，“何足挂齿”，教科书的利息已经饱满得可以了。因此之故，对于书稿的出版就非常之慢。杂志的难产已经可笑了，而书稿印刷之姗姗，更加“发松”。第一年交稿，第二年发排，第三年初校，第四年二校……第六年末校。经之营之，七年成之，于是定价四五角的书才放到发行所的高架上去。
　　小资本的书店似乎没有这个毛病，但是品类不齐，有的是“公子哥儿”在那里“玩票客串”，有的是“贵人智士”在那里“干着玩玩”，有的是“时代先驱”在那里“标榜主义”，为经营书店而经营的实在很少。因此著作人的血汗的版税就有点危险了。
　　小书店之中，也并非全是不以信义为重的，他们有时难免以多报少，排三版说只有两版，不按期算版税；实在有时现金周转不过来，所以不得不如此。如其著作者是当代的大家，当然又在例外，不特不必去催索版税，小老板们自然会送上门来的。若自问并非“闻人”的作者，则大小书店对于他们，都互有利弊。
　　小书店的前途如何，实在难说。总之，有信义有旨趣的老板终是有望的。在再如像我这种不会著作的人看来，一切小书店都是好的，我每逢走过小书店的门外我总觉得愉快；虽然没有钱去买。

　　●近代的知识分子，让时代逼得不能读死书或死读书，因此也就不再执著那些古书。……他们渐渐丢了那空架子，脚踏实地向前去走。

　　朱自清
　　（1898～1948）
　　诗人、散文家、学者。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后定居扬州，自称扬州人。
　　著有诗文集《踪迹》，散文集《背景》、《你我》、《欧游杂记》，诗论集《诗言志辨》、《论雅俗共赏》等。

　　买书
　　买书也是我的嗜好，和抽烟一样。但这两件事我其实都不在行，尤其是买书。
　　在北平这地方，像我那样买，像我买的那些书，说出来真寒碜死人；不过本文所要说的既非诀窍，也算不得经验，只是些小小的故事，想来也无妨的。
　　在家乡中学时候，家里每月给零用一元。大部分都报效了一家广益书局，取回些杂志及新书。那老板姓张，有点儿抽肩膀，老是捧着水烟袋；可是人好，我们不觉得他有市侩气。他肯给我们这班孩子记账。每到节下，我总欠他一元多钱。他催得并不怎么紧；向家里商量商量，先还个一元也就成了。那时候最爱读的一本《佛学易解》（贾丰臻著，中华书局印行）就是从张手里买的。那时候不买旧书，因为家里有。只有一回，不知哪儿捡来《文心雕龙》的名字，急着想着，便去旧书铺访求：有一家拿出一部广州套板的，要一元钱，买不起；后来另买到一部，书品也还好，纸墨差些，却只花了小洋三角。这部书还在，两三年前给换上了磁青纸的皮儿，却显得配不上到北平来上学入了哲学系，还是喜欢找佛学书看。那时候佛经流通处在西城卧佛寺街鹫峰寺。在街口下了车，一直走，快到城根儿了，才看见那个寺。那是个阴沉沉的秋天下午，街上只有我一个人。到寺里买了《因明入正理论疏》、《百法明门论疏》、《翻译名义集》等。这股傻劲儿回味起来颇有意思；正像那回从天坛出来，挨着城根，独自个儿，探险似的穿过许多没人走的碱地去访陶然亭一样。在毕业的那年，到琉璃厂华洋书庄去，看见新版《韦伯斯特大字典》，定价才十四元。可是十四元并不容易找。想未想去，只好硬了心肠将结婚时候父亲给做的一件紫毛（猫皮）水獭领大氅亲手拿着，走到后门一家当铺里去，说当十四元钱。柜上人似乎没有什么留难就答应了。这件大氅是布面子，土式样，领子小而毛杂——原是用了两副“马蹄袖”拼凑起来的。父亲给做这件衣服，可很费了点张罗。拿去当的时候，也踌躇了一下，却终于舍不得那本字典。想着将来准赎出来就是了。想不到竟不能赎出来，这是直到现在翻那本字典时常引为遗憾的。
　　重来北平之后，有一年忽然想搜集一些杜诗。一家小书铺叫文雅堂的给找了不少，都不算贵；那伙计是个麻子，一脸笑，是铺子里少掌柜的。铺子靠他父亲支持，并没有什么好书；去年他父亲死了，他本人不大内行，让伙计吃了，现在长远不来了，也不知怎么样。说起杜诗，有一回，一家书铺送来高丽本《杜律分韵》，两本书，索价三百元。书极不相干而索价如此之高，荒谬之至，况且书面上原购者明明写着“以银二两得之”。第二天另一家送来一样的书，只要二元钱，我立刻买下。
　　北平的书价，离奇有如此者。
　　旧历正月里厂甸的书摊值得看；有些人天天巡礼去。我住的远，每年只去一个下午——上午摊儿少。土地祠内外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地来往。也买过些零碎东西；其中有一本是《伦敦竹枝词》，花了三毛钱。买来以后，恰好《论语》要稿子，便选抄了些寄去，加上一点说明，居然得着五元稿费。这是仅有的一次，买的书赚了钱。
　　在伦敦的时候，从寓所出来，走过近旁小街，有一家小书店门口摆着一架旧书。上前去徘徊了一下，看见一本《牛津书话选》（The Book-Lover's Anthology），烫花布面，装订不马虎，四百多面，本子也不小，准有七八成新，才一先令六便士，那时合中国一元三毛钱，比东安市场旧洋书还贱些。这选本节录许多名家诗文，说到书的各方面的；性质有点像叶德辉氏《书林清话》，但不像《清话》有系统；他们旨趣原是两样的。因为买这本书，结识了那掌柜的，他后来给我找了不少便宜的旧书。有一种书，他找不到旧的，便和我说，他们批购新书按七五扣，他愿意少赚一扣，按九扣卖给我。我没有要他这么办，但是很感谢他的好意。

　　三家书店

　　伦敦卖旧书的铺子，集中在切林克拉斯路（Charing CrossRoad）；那是热闹地方，顶容易找。路不宽，也不长，只这么弯弯的一段儿；两旁不短的是书，玻璃窗里齐整整排着的，门口摊儿上乱哄哄摆着的，都有。加上那徘徊在窗前的，围绕着摊儿的，看书的人，到处显得拥拥挤挤，看过去路便更窄了。摊儿上看最痛快，随你翻，用不着“劳驾”“多谢”；可是让风吹日晒的到底没什么好书，要看好的还得进铺子去。进去了有时也可随便看，随便翻，但用得着“劳驾”“多谢”的时候也有；不过爱买不买，决不至于遭白眼。
　　说是旧书，新书可也有的是；只是来者多数为的旧书罢了。
　　最大的一家要算福也尔（Foyle），在路西；新旧大楼隔着一道小街相对着，共占七号门牌，都是四层，旧大楼还带地下室——可并不是地窨子。店里按着书的性质分二十五部；地下室里满是旧文学书。
　　这爿店二十八年前本是一家小铺子，只用了一个店员；现在店员差不多到了二百人，藏书到了二百万种，伦敦的《晨报》称为“世界最大的新旧书店”。两边店门口也摆着书摊儿，可是比别家的大。我的一本《袖珍欧洲指南》，就在这儿从那穿了满染着书尘的工作衣的店员手里，用半价买到的。在摊儿上翻书的时候，往往看不见店员的影子；等到选好了书四面找他，他却从不知哪一个角落里钻出来了。
　　但最值得流连的还是那间地下室；那儿有好多排书架子，地上还东一堆西一堆的。
　　乍进去，好像掉在书海里；慢慢地才找出道儿来。屋里不够亮，土又多，离窗户远些的地方，白日也得开灯。可是看得自在；他们是早7 点到晚9 点，你待个几点钟不在乎，一天去几趟也不在乎。只有一件，不可着急。你得像逛庙会逛小市那样，一半玩儿，一半当真，翻翻看看，看看翻翻；也许好几回碰不见一本合意的书，也许霎时间到手了不止一本。
　　开铺子少不了生意经，福也尔的却颇高雅。他们在旧大楼的四层上留出一间美术馆，不时地展览一些画。去看不花钱，还送展览目录；目录后面印着几行字，告诉你要买美术书可到馆旁艺术部去。展览的画也并不坏，有卖的，有不卖的。他们又常在馆里举行演讲会，讲的人和主席的人当中，不缺少知名的。听讲也不用花钱；只每季的演讲程序表下，“恭请你注意组织演讲会的福也尔书店”。还有所谓文学午餐会，记得也在馆里。他们请一两个小名人做主角，随便谁，纳了餐费便可加入，英国的午餐很简单，费不会多。假使有闲工夫，去领略领略那名隽的谈吐，倒也值得的，不过去的却并不怎样多。
　　牛津街是伦敦的东西通衢，繁华无比，街上呢绒店最多；但也有一家大书铺，叫做彭勃思（Bumpus）的便是。这铺子开设于1790 年左右，原在别处； 1850 年在牛津街开了一个分店，19 世纪末便全挪到那边去了，维多利亚时代，店主多马斯彭勃思很通声气，来往的有迭更斯、兰姆、麦考莱、威治威斯等人；铺子就在这时候出了名。店后本连着旧法院，有看守所，守卫室等，十几年来都让店里给买下了。
　　这点古迹增加了人对于书店的趣味。法院的会议圆厅现在专作书籍展览会之用：守卫室陈列插图的书，看守所变成新书的货栈。但当日的光景还可从一些画里看出：如18世纪罗兰生（Rowlandson）所画守卫室内部，是晚上各守卫提了灯准备去查监的情形，瞧着很忙碌的样子。再有一个图，画的是1729 的一个守卫，神气够凶的。看守所也有一幅画，砖砌的一重重大拱门，石板铺的地，看守室的厚木板门严严锁着，只留下一个小方窗，还用十字形的铁条界着；真是铜墙铁壁，插翅也飞不出去。
　　这家铺子是五层大楼，却没有福也尔家地方大。下层卖新书，三楼卖儿童书、外国书，四楼五楼卖廉价书；二楼卖绝版书，难得的本子，精装的新书，还有《圣经》、祈祷书、书影等等，似乎是青华所在。他们有初印本，精印本，著者自印本，著者签字本等目录，搜罗甚博，福也尔家所不及。新书用小牛皮或摩洛哥皮（山羊皮——羊皮也可仿制）装订，烫上金色或别种颜色的立体派图案；稀疏的几条平直线或弧线，还有“点儿”，错综着配置，透出干净、利落、平静、显豁，看了心目清朗。装订的书，数这儿讲究，别家书店里少见。书影是仿中世纪的抄本的一页，大抵是祷文之类。中世纪抄本用黑色花体字，文首第一字母和页边空处，常用蓝色金色画上各样花饰，典丽商皇，穷极工巧，而又经久不变；仿本自然说不上这些，只取其也有一点古色古香罢了。
　　1931 年里，这铺子举行过两回展览会，一回是剑桥书籍展览，一回是近代插图书籍展览，都在那“会议厅”里。重要的自然是第一回。牛津剑桥是英国最著名的大学；各有印刷所，也都著名。这里从前展览过牛津书籍，现在再展览剑桥的，可谓无遗憾了。这一年是剑桥目下的辟特印刷所（The Pitt Press）奠基百年纪念，展览会便为的庆祝这个。展览会由鼎鼎大名的斯密兹将军（General Smuts）开幕，到者有科学家詹姆士·金斯（James Jeans）、亚特·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还有别的人。展览分两部，现在出版的书约莫四千册是一类；另一类是历史部分。剑桥的书字型清晰，墨色匀称，行款合式，书扉和书衣上最见工夫；尤其擅长的是算学书，专门的科学书。这两种书需要极精密的技巧，极仔细的校对；剑桥是第一把手。但是这些东西，还有他们印的那些冷僻的外国语书，都卖得少，赚不了钱。除了是大学印刷所，别家大概很少愿意承印。剑桥又承印《圣经》；英国准印《圣经》的只剑桥牛津和王家印刷人。斯密兹说剑桥就靠《圣经》和教科书赚钱。可是《泰晤士报》社论中说现在印《圣经》的责任重大，认真地考究地印，也只能够本罢了。——1588 年英国最早的《圣经》便是由剑桥承印的。
　　英国印第一本书，出于伦敦威廉·甲克司登（William Cax-ton）之手，那是1477 年。到了1521 年，约翰·席勃齐（JohnSiberch）来到剑桥，一年内印了八本书；剑桥印刷事业才创始。八年之后，大学方面因为有一家书纸店与异端的新教派勾结，怕他们利用书籍宣传，便呈请政府，求英王核准在剑桥只许有三家书铺，让他们宣誓不卖未经大学检查员审定的书。那时英王是亨利第八； 1534 年颁给他们敕书，授权他们选三家书纸店兼印刷人，或书铺，“印行大学校长或他的代理人等所审定的各种书籍”。这便是剑桥印书的法律根据。不过直到1583 年，他们才真正印起书来。那时伦敦各家书纸店有印书的专利权，任意抬高价钱。他们妒忌剑桥印书，更恨的是卖得贱。恰好1620 年剑桥翻印了他们一本文法书，他们就在法庭告了一状。剑桥师生老早不乐意他们抬价钱，这一来更愤愤不平；大学副校长第二年乘英王詹姆士第一上新市场去，半路上就递上一件呈子，附了一个比较价目表。
　　这样小题大做，真有些书呆子气。王和诸大臣商议了一下，批道，我们现在事情很多，没工夫讨论大学与诸家书纸店的权益；但准大学印刷人出售那些文法书，以救济他的支绌。这算是碰了个软钉子，可也算是胜利。那呈子，那批，和上文说的那本《圣经》都在这一回展览中。席勃齐印的八本书也有两种在这里。此外还有1629 年初印的定本《圣经》，书扉雕刻繁细，手艺精工之极。又密尔顿《力息达斯》（Lycidas）的初本也在展览着，那是经他亲手校改过的。
　　近代插图书籍展览，在圣诞节前不久，大约是让做父母的给孩子们多买点节礼吧。但在一个外国人，却也值得看看。
　　展览的是七十年来的作品，虽没有什么系统，在这里却可以找着各种美，各种趋势。
　　插图与装饰画不一样，得吟味原书的文字，透出自己的机锋。心要灵，手要熟，二者不可缺一。或实写，或想象，因原书情境，画人性习而异。——童话的插图却只得凭空着笔，想象更自由些；在不自由的成人看来，也许别有一种滋味。看过赵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里谭尼尔（JohnTenniel）的插画的，当会有同感吧。——所展览的，幽默、秀美、粗豪、典重，各擅胜场，琳琅满目；有人称为“视觉的音乐”，颇为近之。最有味的，同一作家，各家插画所表现的却大不相同。譬如莪默·伽亚漠（Omar Khayyam）、莎士比亚，几乎在一个人手里一个样子；展览会里书多，比较着看方便，可以扩充眼界。插图有“黑白”的，有彩色的：“黑白”的多，为的省事省钱。就黑白画而论，从前是雕版，后来是照相；照相虽然精细，可是失掉了那种生力，只要拿原稿对看就会觉出。这儿也展览原稿，或是铅笔画，或是水彩画；不但可以“对看”，也可以让那些艺术家更和我们接近些。《观察报》记者记这回展览会，说插图的书，字往往印得特别大，意在和谐；却实在不便看。
　　他主张书与图分开，字还照寻常大小印。
　　他自然指大本子而言。但那种“和谐”其实也可爱；若说不便，这种书原是让你慢慢玩赏的，哪能像读报一样目下数行呢？
　　再说，将配好了的对儿生生拆开，不但大小不称，怕还要多花钱。
　　诗籍铺（The Poetry Bookshop）真是米米小，在一个大地方的一道小街上。
　　叫名“街”，实是一条小胡同。门前不大见车马不说，就是行人，一天也只寥寥几个。那道街斜对着无人不知的大英博物院：街口钉着小小的一块字号木牌。初次去时，人家教在博物院左近找。问院门口守卫，他不知道有这个铺子，问路上戴着常礼帽的老者，他想没有这么一个铺子；好容易才找着那块小木牌，真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铺子从前在另一处，那才冷僻，连裴歹克的地图上都没名字，据说那儿是一所老宅子，才真够诗味，挪到现在这样平常的地带，未免太可惜。那时候美国游客常去，一个原因许是美国看不见那样老宅子。
　　诗人赫洛德·孟罗（Harold Monro）在1912 年创办了这爿诗籍铺，用意在让诗与社会发生点切实的关系。孟罗是二十多年来伦敦文学生涯里一个要紧角色，从
　　1911年给诗社办《诗刊》（Poetry Review）起知名。在第一期里，他说：“诗与人生的关系得再认真讨论，用于别种艺术的标准也该用于诗。”他觉得能做诗的该做诗，有困难时该帮助他，让他能做下去；一般人也该念诗，受用诗。为了前一件，他要自办杂志，为了后一件，他要办读诗会；为了这两件，他办了诗籍铺。这铺子印行过《乔治诗选》（Georgian Poetry），乔治是现在英王的名字，意思就是当代诗选，所收的都是代表作家。第一册出版，一时风靡，买诗念诗的都多了起来；社会确乎大受影响。诗选共五册；出第五册时在1922 年，那时乔治诗人的诗兴却渐渐衰了。1919 到1925 年铺子里又印行《市本》月刊（The Chapbook），登载诗歌、评论、木刻等，颇多新进作家。
　　谈诗会也在铺子里；星期四晚上准6点钟起，在一间小楼上。一年中也有些时候定好了没有。从创始以来，差不多没有间断过。前前后后著名的诗人几乎都在这儿读过诗：他们自己的诗，或他们喜欢的诗。入场券六便士，在英国算贱，合四五毛钱。在伦敦的时候，也去过两回。那时孟罗病了，不大能问事，铺子里颇为黯淡。
　　两回都是他夫人爱立达·克莱曼答斯基（Ailda Klementaski）读，说是找不着别人。那间小楼也容得下四五十位子，两回去，人都不少；第二回满了座，而且几乎都是女人——还有挨着墙站着听的。屋内只读诗的人小桌上一盏蓝罩子的桌灯亮着，幽幽的。她读济兹和别人的诗，读得很好，口齿既清楚，又有顿挫，内行说，能表出原诗的情味。英国诗有两种读法，将每个重音咬得清清楚楚，顿挫的地方用力，和说话的调子不相像，约翰·德林瓦特（John Drinkwater）便主张这一种。
　　他说，读诗若用说话的调子，太随便，诗会跑了。但是参用一点儿，像克莱曼答斯基女士那样，也似乎自然流利，别有味道。
　　这怕要看什么样的诗，什么样的读诗人，不可一概而论。但英国读诗，除不吟而诵，与中国根本不同之外，还有一件：他们按着文气停顿，不按着行，也不一定按着韵脚。这因为他们的诗以轻重为节奏，文句组织又不同，往往一句跨两行三行，却非作一句读不可，韵脚便只得轻轻地滑过去。读诗是一种才能，但也需要训练；他们注重这个，训练的机会多，所以是诗人都能来一手。
　　铺子在楼下，只一间，可是和读诗那座楼远隔着一条甬道。屋子有点黑，四壁是书架，中间桌上放着些诗歌篇子（Sheets），木刻画。篇子有宽长两种，印着诗歌，加上些零星的彩画，是给大人和孩子玩儿的。犄角儿上一张长桌子，坐着一个戴近视眼镜的，和蔼可亲的，圆脸的中年妇人。桌前装着火炉，炉旁蹲着一只大白狮子猫，和女人一样胖。有时也遇见克莱曼答斯基女士，匆匆地来匆匆地去。孟罗死在1932 年3 月15 日。第二天晚上到铺子里去，看见两个年轻人在和那女人司帐说话；说到诗，说到人生，都是哀悼孟罗的。话音很悲伤，却如清泉流泻，差不多句句像诗；女司帐说不出什么，唯唯而已。孟罗在日最尽力于诗人文人的结合，他老让各色的才人聚在一块儿。又好客，家里炉旁（英国终年有用火炉的时候）
　　常有许多人聚谈，到深夜才去。这两位青年的伤感不是偶然的。他的铺子可是赚不了钱；死后由他夫人接手，勉强张罗，现在许还开着。

　　论书生的酸气

　　读书人又称书生。这固然是个可以骄傲的名字，如说“一介书生”，“书生本色”，都含有清高的意味。但是正因为清高，和现实脱了节，所以书生也是嘲讽的对象。人们常说“书呆子”、“迂夫子”、“腐儒”、“学究”等，都是嘲讽书生的。
　　“呆”是不明利害，“迂”是绕大弯儿，“腐”是顽固守旧，“学究”是指一孔之见。总之，都是知古不知今，知书不知人，食而不化的读死书或死读书，所以在现实生活里老是吃亏、误事、闹笑话。总之，书生的被嘲笑是在他们对于书的过分的执著上；过分的执著书，书就成了话柄了。
　　但是还有“寒酸”一个话语，也是形容书生的。“寒”是“寒素”，对“膏粱”而言，是魏晋南北朝分别门第的用语。“寒门”或“寒人”并不限于书生，武人也在里头：“寒士”才指书生。这“寒”指生活情形，指家世出身，并不关涉到书；单这个字也不含嘲讽的意味。加上“酸”字成为连语，就不同了，好像一副可怜相活现在眼前似的。“寒酸”似乎原作“酸寒”。
　　韩愈《荐士》诗，“酸寒溧阳尉”，指的是孟郊；后来说“郊寒岛瘦”，孟郊和贾岛都是失意的人，作的也是失意诗。“寒”和“瘦”映衬起来，够可怜相的，但是韩愈说“酸寒”，似乎“酸”比“寒”重。
　　可怜别人说“酸寒”，可怜自己说“酸寒”，所以苏轼有“故人留饮慰酸寒”的诗句。
　　陆游有“书生老瘦转酸寒”的诗句。“老瘦”固然可怜相，感激“故人留饮”也不免有点儿。范成大说“酸”是“书生气味”，但是他要“洗尽书生气味酸”，那大概是所谓“大丈夫不受人怜”罢？
　　为什么“酸”是“书生气味”呢？怎么样才是“酸”呢？话柄似乎还是在书上。
　　我想这个“酸”原是指读书的声调说的。
　　晋以来的清淡很注重说话的声调和读书的声调。说话注重音调和辞气，以朗畅为好。
　　读书注重声调，从《世说新语·文学篇》所记殷仲堪的话可见；他说，“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闲强”，说到舌头，可见注重发音，注重发音也就是注重声调。《任诞篇》又记王孝伯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上”。这“熟读《离骚》”该也是高声朗诵，更可见当时风气。《豪爽篇》记“王司州（胡之）在谢公（安）坐，咏《离骚》、《九歌》‘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语人云，‘当尔时，觉一坐无人。’”正是这种名士气的好例。读古人的书注重声调，读自己的诗自然更注重声调。《文学篇》记着袁宏的故事：
　　袁虎（宏小名虎）少贫，尝为人佣载运租。
　　谢镇西经船行，其夜清风朗月，闻江渚间估客船上有咏诗声，甚有情致，所诵五言，又其所未尝闻，叹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讯问，乃是袁自咏其所作咏史诗。因此相要，大相赏得。
　　从此袁宏名誉大盛，可见朗诵关系之大。此外《世说新语》里记着“吟啸”、“啸咏”、“讽咏”、“讽诵”的还很多，大概也都是在朗诵古人的或自己的作品罢。
　　这里最可注意的是所谓“洛下书生咏”或简称“洛生咏”。《晋书·谢安传》说：
　　安本能为洛下书生咏。有鼻疾，故其音重浊。名流爱其咏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效之。
　　《世说新语·轻诋篇》却记着：
　　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声！”
　　刘孝标注，“洛下书生咏音重浊，故云‘老婢声’。”所谓“重浊”，似乎就是过分悲凉的意思。当时诵读的声调似乎以悲凉为主。王孝伯说“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王胡之在谢安坐上咏的也是《离骚》、《九歌》，都是《楚辞》。当时诵读《楚辞》，大概还知道用楚声楚调，乐府曲调里也正有楚调，而楚声楚调向来是以悲凉为主的。当时的诵读大概受到和尚的梵诵或梵唱的影响很大，梵诵或梵唱主要的是长吟，就是所谓“咏”。《楚辞》本多长句，楚声楚调配合那长吟的梵调，相得益彰，更可以“咏”出悲凉的“情致”来。
　　袁宏的咏史诗现存两首，第一首开始就是“周昌梗概臣”一句，“梗概”就是“慷慨”、“感慨”：“慷慨悲歌”也是一种“书生本色”。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所举的五言诗名句，钟嵘《诗品·序》里所举的五言诗名句和名篇，差不多都是些“慷慨悲歌”。《晋书》里还有一个故事。晋朝曹摅的《感旧》诗有“富贵他人合，贫贱亲戚离”两句。后来殷浩被废为老百姓，送他的心爱的外甥回朝，朗诵这两句，引起了身世之感，不觉泪下。这是悲凉的朗诵的确例。但是自己若是并无真实的悲哀，只去学时髦，捏着鼻子学那悲哀的“老婢声”的“洛生咏”，那就过了分，那也就是赵宋以来所谓“酸”了。
　　唐朝韩愈有《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开头是：纤云四卷天无河，清风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声影绝，一杯相属君当歌。
　　接着说：
　　君歌声酸辞且苦，不能听终泪如雨。
　　接着就是那“酸”而“苦”的歌辞：洞庭连天九疑高，蛟龙出没猩鼯号。
　　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
　　下床畏蛇食畏药，海气湿蛰熏腥臊。
　　昨者州前槌大鼓，嗣皇继圣登夔皋。
　　赦书一日行万里，罪从大辟皆除死。
　　迁者追回流者还，涤瑕荡垢朝清班。
　　州家申名使家抑，坎坷只得移荆蛮。
　　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
　　同时辈流多上道，天路幽险难追攀！
　　张功曹是张署，和韩愈同被贬到边远的南方，顺宗即位，只奉命调到近一些的江陵做个小官儿，还不得回到长安去，因此有了这一番冤苦的话。这是张署的话，也是韩愈的话。但是诗里却接着说：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
　　韩愈自己的歌只有三句：
　　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饮奈明何！
　　他说认命算了，还是喝酒赏月罢。这种达观其实只是苦情的伪装而已。前一段“歌”虽然辞苦声酸，倒是货真价实，并无过分之处。由那“声酸”知道吟诗的确有一种悲凉的声调，而所谓“歌”其实只是讽咏。
　　大概汉朝以来不像春秋时代一样，士大夫已经不会唱歌，他们大多数是书生出身，就用讽咏或吟诵来代替唱歌。他们——尤其是失意的书生——的苦情就发泄在这种吟诵或朗诵里。
　　战国以来，唱歌似乎就以悲哀为主，这反映着动乱的时代。《列子·汤问篇》记秦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又引秦青的话，说韩娥在齐国雍门地方“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后来又“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善跃拤舞，弗能自禁”。这里说韩娥虽然能唱悲哀的歌，也能唱快乐的歌，但是和秦青自己独擅悲歌的故事合看，就知道还是悲歌为主。再加上齐国杞梁殖的妻子哭倒了城的故事，就是现在还在流行的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悲歌更为动人，是显然的。书生吟诵，声酸辞苦，正和悲歌一脉相传。但是声酸必须辞苦，辞苦又必须情苦；若是并无苦情，只有苦辞，甚至连苦辞也没有，只有那供人酸鼻的声调，那就过了分，不但不能动人，反要遭人嘲弄了。
　　书生往往自命不凡，得意的自然有，却只是少数，失意的可太多了。所以总是叹老嗟卑，长歌当哭，哭丧着脸一副可怜相。
　　朱子在《楚辞辩证》里说汉人那些模仿的作品“诗意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就是所谓“无病呻吟”。后来的叹老嗟卑也正是无病呻吟。有病呻吟是紧张的，可以得人同情，甚至叫人酸鼻；无病呻吟，病是装的，假的，呻吟也是装的，假的，假装可以酸鼻的呻吟，酸而不苦像是丑角扮戏，自然只能逗人笑了。
　　苏东坡有《赠诗僧道通》的诗：
　　雄豪而妙苦而腴，只有琴聪与蜜殊。
　　语带烟霞从古少，气含蔬笋到公无。……
　　查慎行注引叶梦得《石林诗话》说：
　　近世僧学诗者极多，皆无超然自得之趣，往往掇拾摹仿士大夫所残弃，又自作一种体，格律尤俗，谓之“酸馅气”。子瞻……尝语人云，“颇解‘蔬笋’语否？为无‘酸馅气’也。”闻者无不失笑。
　　东坡说道通的诗没有“蔬笋”气，也就没有“酸馅气”，和尚修苦行，吃素，没有油水，可能比书生更“寒”更“瘦”；一味反映这种生活的诗，好像酸了的菜馒头的馅儿，干酸，吃不得，闻也闻不得，东坡好像是说，苦不妨苦，只要“苦而腴”，有点儿油水，就不至于那么扑鼻酸了。这酸气的“酸”还是从“声酸”来的。而所谓“书生气味酸”该就是指的这种“酸馅气”。和尚虽苦，出家人原可“超然自得”，却要学吟诗，就染上书生的酸气了。书生失意的固然多，可是叹老嗟卑的未必真的穷苦到他们嗟叹的那地步；倒是“常得无事”，就是“有闲”，有闲就无聊，无聊就作成他们的“无病呻吟”了。宋初西昆体的领袖杨亿讥笑杜甫是“村夫子”，大概就是嫌他叹老嗟卑的太多。但是杜甫“窃比稷与契”，嗟叹的其实是天下之大，决不止于自己的鸡虫得失。杨亿是个得意的人，未免忘其所以，才说出这样不公道的话。可是像陈师道的诗，叹老嗟卑，吟来吟去，只关一己，的确叫人腻味。这就落了套子，落了套子就不免有些“无病呻吟”，也就是有些“酸”了。
　　道学的兴起表示书生的地位加高，责任加重，他们更其自命不凡了，自嗟自叹也更多了。就是眼光如豆的真正的“村夫子”或“三家村学究”，也要哼哼唧唧的在人面前卖弄那背得的几句死书，来嗟叹一切，好搭起自己的读书人的空架子。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似乎是个更破落的读书人，然而“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人家说他偷书，他却争辩着，“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
　　孩子们看着他的茴香豆的碟子。
　　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下腰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破落到这个地步，却还只能“满口之乎者也”，和现实的人民隔得老远的，“酸”到这地步真是可笑又可怜了。“书生本色”虽然有时是可敬的，然而他的酸气总是可笑又可怜的。最足以表现这种酸气的典型，似乎是戏台上的文小生，尤其是昆曲里的文小生，那哼哼唧唧、扭扭捏捏、摇摇摆摆的调调儿，真够“酸”的！这种典型自然不免夸张些，可是许差不离儿罢。
　　向来说“寒酸”、“穷酸”，似乎酸气老聚在失意的书生身上。得意之后，见多识广，加上“一行作吏，此事便废”，那时就会不再执著在书上，至少不至于过分的执著在书上，那“酸气味”是可以多多少少“洗”掉的。而失意的书生也并非都有酸气。他们可以看得开些，所谓达观，但是达观也不易，往往只是伪装。他们可以看远大些，“梗概而多气”，是雄风豪气，不是酸气。至于近代的知识分子，让时代逼得不能读死书或死读书，因此也就不再执著那些古书。文言渐渐改了白话，吟诵用不上了；代替吟诵的是又分又合的朗诵和唱歌。最重要的是他们看清楚了自己，自己是在人民之中，不能再自命不凡了。他们虽然还有些闲，可是要“常得无事”却也不易。他们渐渐丢了那空架子，脚踏实地向前去走。早些时还不免带着感伤的气氛，自爱自怜，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这也算是酸气，虽然念诵的不是古书而是洋书。可是这几年时代逼得更紧了，大家只得抹干了鼻涕眼泪走上前去。这才真是“洗尽书生气味酸了”。

　　●伟大的文人们并不在说教，在教训，他们只是在倾吐他们的情怀。但其深邃的思想婉曲动人的情绪，弘丽隽妙的谈吐，却鼓励了、慰藉了、激发了一切时代、一切地域的读者们。

　　郑振铎
　　（1898～1958）
　　作家、学者，笔名西谛、CT、郭源新等。祖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我国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曾长期主编《小说月报》。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西谛书话》以及散文集、小说集、译作等多种。现有《郑振铎文集》行世。

　　读书杂记（摘录）

　　元刊本《琵琶记》
　　元刊本的小说，今已发见了几种，元刊本的戏曲，于元刊杂剧三十种外，又有《琵琶记》等的发现。这种发现在研究中国文学的人看来是极可注意的。元刊本的小说，《三国志平话》已印行，其余几种，大约不久也可出版。元刊杂剧三十种早已印行。元刊《琵琶记》也已由武进董氏用河罗版印行了。全书二册，大类元刊的本相。卷首附有插图十幅，笔致潇洒，镂刻精工，甚似明代万历以后的作品。我一见便怀疑，不知这些图是否即为原刊本所有（那时，我对于明刊剧本所见绝少，凌刻朱墨本传奇更未睹一种）。我的一位友人却断定以为这是元物。明代的传奇插图，如所称为陈眉公、李卓吾批评的几种，都没有那末生动可爱。像这一类的插图，当然不是明代所会有的。我总有些疑心，不能就相信这话。说这话的人却十分相信董氏的精细诚实，所以便一口咬定这些插图决非明物。后来，我见到了明末凌濛初氏所刊的《幽闺记》，其插图的调子与董印的琵琶插图十分相同，即图幅边上的引本文句子的题词，其笔法也是相类的。我便猛省道：“也许元刊琵琶的插图也是凌氏本的琵琶上的吧。”过了一年，我见到了一部凌氏刻本的《琵琶记》，其所附的插图，果然便是董氏影印本所有的。我将这图示给我的那位朋友，他才哑然无言。这样的印书，似乎不大诚实，且实在足以误人。见闻不广的人，往往会将二代的刊物合而为一。也许竟会有人据此而讨论元代插图的价值与笔致的，那不是大可笑的事么？在这一点，我很希望现在刻印古书的人，要以诚实为第一个前提。即拿《琵琶记》来说吧，最好是照原本样子，不插图（原本有图与否，不可知，须请董氏说明）。如必须插图，也须慎重的声明，这些插图本非原本所有，而系借自某种刊本的。不然，欺人误己，决非刻印古书的道德上所允许的。听说这一类作伪的事不少，长沙叶氏便是一位惯于作伪的人（？）。很希望收藏家、研究者们能够随时指摘他们出来。这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关汉卿《绯衣梦》的发现
　　关汉卿的杂剧六十二种，传于今者，仅元曲选中的玉镜台、《谢天香》、《金线池》、《窦娥冤》、《鲁斋郎》、《救风尘》、《蝴蝶梦》、《望江亭》八种，又，元人杂剧三十种中的《双赴梦》、《拜月亭》、《单刀会》、《调风月》四种，凡十二种而已。此外，我们知道在陈与郊编的古名家杂剧中，尚有钱大尹智勘《绯衣梦》一种。然古名家杂剧存亡不可知，此剧的存亡遂亦在不可知之列。近来涵芬楼购得明顾曲斋所刊的十六种曲，《绯衣梦》竟亦在其中。这个无意中的发现，使我高兴了好几天。这个消息，想也是研究元曲的人所皆乐闻的吧。顾曲斋不知系何氏的“斋名”，顾曲斋所刊元曲，究竟有多少种，也不能知道。现在知道的顾曲斋所刊曲，仅有涵芬楼藏的十六种，日本，盐谷温君藏的二种，共十八种而已。涵芬楼的一部，插图皆已被人撕去。盐谷君的一部，则尚有插图，至为精美。当是万历时或其后的刊本。顾曲斋所刊元曲，与元曲选所刊的，其面目却甚有不同之点。上月我到南京江南图书馆去时，曾借出八千卷楼旧藏的元明杂剧二十七种，与元曲选校对，其面目亦大不相同。然丁氏的元明杂剧与顾曲斋所刊的元曲，其内容却并无差异。如就二书所同收的罗贯中《龙虎风云会》一剧而言，我校对了全剧之后，相差者不过数字而已，且这数字也还是刻雕上的偶错。此可见元曲选与同时明人所刊的元曲，其不同的程度是如何的大。臧晋叔氏自己在序上说，他所得的是内府藏本，故与坊本不同。然这话却未必十分可信。臧氏所谓“内府藏本”也许竟是如金圣叹氏的古本《水浒传》，毛宗岗氏的古本《三国志》同是“乌何有”之物，也未可知。我们就臧氏的削改汤氏四梦的事实观之，可知臧氏的削改元曲并不是不会的的事。叶堂氏在他的纳书楹上便已猛攻着臧氏，说他是一个“孟浪汉”，不知埋没多少好的元曲了。
　　元曲选以外的许多明人刊，或元人刊的杂剧集的出现，乃是最可乐观的事；即使并没有佚著的发现，也已足够订正元曲选的本子了。十数年前的元曲学者以元曲选为惟一研究资料的迷梦，今日殆已打得粉碎了。元明刊的元曲集子更有多少种呢？这是我们所不能知道的。但我们却颇希望像元人杂剧，顾曲斋所刊曲之类，能够再发现几种。这也许并不是一种不可能的奢望。同时并希望已发现的几种元曲，能够逐一的印行。这有稗于元曲研究者却非浅鲜呢。
　　有人疑心顾曲斋所刊曲，即为陈氏的古名家杂剧。我没有见过陈氏的书、不敢下断语。然我的意思，却以为并不是一书；因为在我们所知的十八种顾曲斋刊的元曲中，很有几种与陈氏所刊的古名家杂剧不同的。
　　明人刊行元曲的，当必甚多。他们虽没有臧氏那末大的魄力，一时刻了百种之多，然而他们却都是较臧氏更为小心的刻书者，不敢以意擅改古作的。所以他们刊的元曲，多半是最近于元曲的真相的。
　　《投笔记》
　　偶在涵芬楼的善本书室里，发现了一种不大经见的传奇，颇为之喜跃。这一种传奇便是丘璿的《投笔记》。璿所作的有香囊（一作罗囊）、举鼎、五伦、投笔诸记。其《香囊记》是否即为六十种曲中的《香囊记》（相传是邵给谏所作的），我们已不可知。举鼎、五伦其仔亡已在不可知之数。《投笔记》的发现，对于研究丘璿的人确是一个大消息。即在“传奇史”
　　的初期上，也确是一个足以令人注意的消息。更有趣的是，这本《投笔记》乃是二南里入·罗懋登所注释校刊的。罗懋登是《三宝太监下西洋记》的作者，也曾注释过《拜月亭》。有了这部《投笔记》的发现，我们也可想象，他所注释的决不仅止拜月、投笔这两种了。将来也许有机会可以见到更多的出于他的手注的东西吧。
　　《投笔记》分为四卷，三十九出。叙的便足班超投笔从戎的事。其中也免不了英雄失志，义士赠金，奸人诬陷，封赠团圆的“传奇套子”。好像明人的传奇，除了这样的写法以外，便不易得到读者、演者的同情似的。其布局的“烂调”，有似于“才子书”的《平山冷燕》、《玉娇梨》诸小说。即汤临川也不能外此，更不必说别的作家了。琼山的《投笔记》也是一部沉没于这个圈套中的作品，且也不能算是一部“超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作品，不过是许多平平的明人传奇中的一部而已。
　　他在《投笔记》的第一出“引戏”的末所唱的“家门”中，已把全书的提要说得很明白：
　　（沁园春）后汉班超，学通文武。早岁孤穷，为甘旨无给，佣书朱户。包羞忍耻，顿挫英雄。投笔归来，得逢相士指点，携书拜九重。承诏命，独持汉节，远使到西戎。奸谋忌劾超功，老母遭冤病狱中。
　　幸有贤妻割股，大家上疏。妻来京邸，骨肉相逢。柔服外夷，三十六国。定远元功，万里封归故里，一家欢会，旌表励精忠。
　　更有四句话是：
　　邓二娘力行孝道，徐克振义重交游。
　　曹大家为嫂上表，班仲升投笔封侯。
　　他的目的，只是说出：“推世道，有更变，有乘除。风云万里，大鹏展翅只须臾。……试看投笔记，方显伟男儿。”那也不过是很平凡的对于穷通显达的通俗的见解罢了。
　　（1929年）

　　失书记

　　二十多年来，因为研究的需要和个人的偏嗜，收购了不少古书。一部部的从书店里挟在腋下带回来，都觉得是有用的。
　　但一到了家，翻阅了一下，因为不是立即用到的，便往往将它向书箱里或书橱顶上一塞。有时，简直是好几年不曾再翻阅过。
　　书一天天的堆积得多了，书箱由十二只而二十余只，而五十余只，而至一百余只。
　　不放在箱子里的书还有不少。因为研究的复杂，搜罗材料的求全求备，差不多不弃瓦石和沙砾。其实在瓦石和沙砾里，往往可以发现些珠玉和黄金出来。十年前，得到不少的弹词、宝卷、鼓河和平津到潮汕的小唱本。那些小唱本一批批的购入，或由友人们的赠贻，竟积至二万余册之多。
　　“一·二八”之役，我在东宝兴路的寓所沦入口人之手，一切书籍都不曾取出。书箱被用刀斧斫开的不少，全部的弹词、鼓词、宝卷及小唱本均丧失无遗。惟古书还保存得很多。3 月间，将各余存的书全部迁出。那时，我不在上海。高梦旦先生和家叔莲蕃先生曾费了许多的力量去设法搬运。许多的书箱都杂乱的堆在高宅大厅上。过了半年，方托人清钞一份目录。除仍留一部分存于高宅外，大多数都转送到开明书店图书馆寄存。四五年来，我因为自己在北平，除了应用的书随身带去者外，全部没有移动。在北平，又陆续地购到几十箱的古书，其中尤以明版的小说及戏曲为多。前年夏天南旋时，又全部随身带了下来，幸免于和那个古城同陷沦亡。
　　但有一部分借给友人们的书，却一时顾不及取回了。二年以来因为寓所湫狭，竟不能将寄存之书取储家中。“八·一三”战事起后，虹口又沦为战区。开明书店图书馆全部被毁于火。我的大多数的古书，未被毁于“一·二八”之役者，竟同时尽毁于此役。所失者凡八十余箱，近二千种，一万数千册的书。其中有元版的书数部，明版的书二三百部；应用的书，像许多近代的丛书所失尤多。最可惜的是，积二十年之力所收集的关于《诗经》及《文选》的书十余箱竟全部烬于一旦。在欧洲收集到的许多书（多半是关于艺术的及考古学的），也全都失去了。尚有清人的手稿数部，不曾刊行者也同归于尽！不能无介介于心；总觉得有些对不起古人！连日闸北被敌机大肆轰炸，纸灰竟时时飘飞到小园中来。纸灰上的字迹还明显的可辨。这又是什么人家的文库被毁失了！在今日抗战开始之后，像这样的文化上的损失，除了万分惋惜之外，是不会比无数人民的性命财产的牺牲更令人沉痛和切齿的。而无数前敌将士们正在喋血杀敌，为国作战，我们这些损失又算得了什么！北平图书馆的所藏，乃至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乃至无数私家的宝藏之图籍还不是全都沦亡了么？我们这些损失又算得了什么？但我所深有感者，乃在没有国防的国家根本上谈不上“文化”的建设。没有武力的保卫，文化的建设是最容易受摧残的。阿速帝国的文库还不是被深埋在地下么？宋之内府所藏图籍，还不是被捆载而北么？希腊、罗马的艺术还不是被野蛮民族所摧毁而十不存一么？无数文人学士们的呕尽心血的著作曾不足当野蛮的侵略者的一焚！这是古今一致，万方同慨的事！
　　要保全“文化”，必须要建立最巩固的国防！失者已矣！“文化”人将怎么保卫文化呢？当必知所以自处矣！无国防，即无文化！炮火大作，屋基为之震动。偷闲重写“失书”的目录为一卷。作《失书记》，附于后。
　　民国26年10月26日记

　　漫步书林

　　谈买书
　　买“书”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也不是派某某总务科的工作人员，出去到书店里跑一趟就能解决问题的。买“书”是要花费一些工夫的，是要有些经验的。
　　就个人说来，在书店里东张西望，东挑西选，其本身就有无穷乐趣。到布店里买布，还得东挑西拣，何况乎买“书”。“书”是多种多样的。花色最为复杂。有中文书，有外文书。中文书里又分新书、旧书、古书，平装书、线装书，文艺书、科学书、经书、子书，和史部书、集部书等等。外文书的门类更为繁多了，除了文字的不同，像俄文、法文、英文、日文等等之外，又除了大批的文艺作品之外，单是自然科学一类，就有无数的专门项目，非搞这一行的专家来挑选，是连“书名”部不会弄得明白的。买外文杂志，更为麻烦，也必须经过专家的指定，方才可去订阅。否则花了大价钱，买了回来，“张冠李戴”，全无用处，未免要一场懊丧。国家的外汇不应该花得这样冤枉！
　　且说，自从提倡向科学进军以来，各个学术研究机关，各个大专科学校，都在大量的添购新书，特别是新成立或将要成立的研究机构和学校，买“书”更为积极。
　　他们常派了专人到北京和上海来买“书”。
　　来一趟，总是满载而归。不要说新书了，就是古、旧书也有“供不应求”之概。一家古书店印出了一册书目，不到几天，书目里的古书，不论好板、坏板，明板、清板，全都一扫而空。有若干种书，仅只有一部的，却同时有好几个单位来要。“到底给谁好呢？”他们常常这样的迟疑着。
　　比起去年“门可罗雀”的情况来，真有天渊之别。现在看看他们几家老铺子的书架上，陈年老古董已经出脱得差不多了。架上渐渐地空虚起来。他们有些着急。“来源”问题怎么解决呢？而买的人还是源源而来，而且气魄来得大。
　　“你们这里一共有多少书？”一个外来的顾客向刚开张三天的上海古籍书店里的人问道。
　　“有十五万册上下。”
　　“这十五万册书，我全要！请在几天之内就开好书单，我好付款。”这家店里的许多伙计，乃至经理等，全给他吓唬住了。只开张了三天，而“书”全卖空了。
　　以后将怎么维持下去呢？而这一大笔买卖又难于推却。怎么办呢？大费踌躇。下文不知如何？好像是不曾成交，而被他们用婉辞给挡回去了。否则，那家“古籍书店”不会到今天还开张着。这位黑旋风式的顾客，可谓勇敢无比，大胆之至的了。在那十五万册古书里，有多少复本书，有多少没用的书，有多少种的书，非对某种科目特别有研究的某些专家是根本上用不着的，甚至也不会看得懂的，他却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古脑儿“包买”了下来，前几年，有过这么一回事。每到年底，某某机关或某某大学，购书的经费有剩余，就派人到新华书店，不管有用没用，每部买个一本到三本。“我全要！”如闻其慷慨之声。更干脆的是，“替我配个三万元的书！”
　　于是，每年在新华书店积压不销的书，至此乃出清一大部分。听说，上述的那位顾客是替一个正在筹备中的大学买“书”的。
　　而那个大学在开头几年之内，还只办“理科”，没有“文科”。那末，买这十五万册古书何用？是为了“未雨绸缪”，生怕以后买不到？
　　又是一个笑话。一个买主到了上海来薰阁，看见一堵墙面的几个书架上还满满地堆满了古书，就问道：“这些架上都是些什么书？”
　　“是集部书。”
　　“是集部书，我全要！”口气好大！
　　也不知后来究竟成交了没有。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长陶孟和先生告诉我：有某一个设在外省的研究所，派人拿了好几册国际书店印的外文杂志目录，要求图书馆替他们全部预订一份。如闻其声：“我全要！”但全部是三千多种呢！
　　门类复杂得很，也有些只是“年报”或“会务报告”性质的东西，买了来，根本没用。
　　陶先生翻了翻，就把他给顶回去了。
　　“要好好地挑选一下，不能全买！”
　　这个态度是对的。要有一个“关口”，审查一下那些乱花钱、乱买“书”的莽汉们的所作所为方是。否则，笑话还要层出不穷。闹笑话倒不打紧，损失国家有用的资金，积压应该供给别的专家们的研究的资料，那才不是“小事”呢。
　　我建议：如果要买“书”，书目非由“专家”开出不可。各研究单位或大学图书馆的人员，只是综合了各位“专家”所开的单子去“买”书而已。就是公共图书馆也应该时时请教当地的专家们，了解他们的需要，再动手“买”。
　　没有拿“书单子”而来买大批“书”的人，不论新古书店或国际书店，均可以有权给他们顶回去。
　　“要买什么，请拿书单子来！”
　　开得出“书单子”来的，那便是一位专家，或至少是一位接近于“专家”的颇有道理的、有些专门修养的人了。

　　谈访书

　　“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句话对访书者说来，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哪里没有好书、奇书，有用、有益的书呢？只要有心去访求，一定可以找出不少好东西来的。
　　我在广州图书馆里，就看到宋版的《杨诚斋集》，那是清末从日本流回广东的。向来《杨诚斋集》只见抄本，未见宋刻本，虽然这部书破烂得很，却是一个最晶莹的珍宝。广州图书馆从论担称斤的书堆里把它救出来了。如今是，物得其所，广东省把它送给北京图书馆，成为其中最好的宋版书之一。最近，北京隆福寺的文渊阁，从福建找到了不少抄本的好书，其中有一部章潢的《图书编》，是明抄的，有彩图。
　　还没有仔细地和明刻本对读过，不知其异同如何。但可肯定的是，这抄本比刻本早，彩色插图，尤为重要。虽残阙十多册，北京图书馆亦收之。我也得到了三册《闽产录异》，二册《海错百一录》（均郭柏苍著，光绪间刻本），虽是近刊，却极不多见，以其是第一手的材料书，放收之。研究海产和南方的动植物者必当一读，有许多记载见第一次见之于这两部书里的。
　　搜集革命文献的人更常常在破烂纸堆里找到极有价值的图书资料。也是最近，北京同文书店得到了全套的《妇女日报》，他们极为高兴。这家书店的主人刘君，对于这一门文献，特别有研究。他曾从四川，从两湖、两广，从没有人注意的地方，耐心地细致地为国家得到了很多好东西。像那些的深入探索，不怕费时费力地去访求，我们的工作同志们似乎是不大有其人的。把书送上门去，有时还嫌其多事，摆出“老爷架子”，呼叱指责，动不动便戴之以“暴利”的帽子，怎能不把他们的访书的积极性，弄得像把一盆冷水泼在热炭上似的烟消火灭了呢！所谓“访书”，是应该细心地耐心地急起直追地去访求的。
　　作为一个为图书馆采访的干部，一个负责国家搜集文献的部门的人，绝对地不能坐在家里等人送书上门。那样的老爷架子千万摆不得。那是十足的官僚主义的表现！
　　至于送上了门还要嫌其多事，那末，那样的人物是没有资格从事于这一部门工作的。
　　我自己十分地困惑：为什么我去年冬天到了苏州，就会发现苏州那里有三个地方在论担称斤地把古书卖给了收废纸的人，其中一处就在城内。为什么我今年春天到了杭州，也就会发现同样的事件发生？这岂是“适逢其会”！在我未到之前，或在我离去之后，可以想象得到，这一类的事件是在不停地不断地发生着。苏州的文物干部问我：“难道《绅缙录》一类书也有用？”我说：“有用之至！这些书是原始史料的一种。”他说：某处已经都称斤作废纸去了，足足有几大堆。”我问：“追得回来么？”他摇摇头。常熟翁家夹巷里的古书，已被卖给收废纸的了，急急地去追录，只追回来一小部分。杭州吴煦家里的太平天国的和其他有关帝国主义者们侵略的资料和档案，已被卖作废纸了，亏得杭州某书店收了大部分下来。而未被某书店收下的七八百斤的资料，却已被造成纸浆，无法追回了。这是应该“传令嘉奖”的事，却反而大受批评一顿。有好些地方的同志们，平时高枕无为，自己绝不动手，耳无所闻，目无所见，等到有人“发现”了什么，便摆出“权威”面孔来，抬出“保存地方文献”的金字招牌，禁止出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之内流通，怎么会叫做“出口”？有某一个省，知道了北京的书店的人去买了不少书，就说：“不许动，我们自己要买的。”他们到底买不买呢？其实只是“禁止出口”而已，他们自己未必买。但当地古书店的收书的积极性，就受到很大的打击了。
　　我建议：凡到各地收古旧书刊的人，都应该受到当地文化部门协助和鼓励。凡收得好书、好资料的，就应该加以表扬。
　　当地如果的确有需要，可以转向他们购买下自己所需要的那一部分，完全不必要摆出那一副“禁止”、“不许动”的官僚架子。凡是能够发现好书、好资料的人，就是对国家的科学研究事业有功劳，就应该加以协助和鼓励。我们没有力量、没有时间去发掘出好书、好资料来，而那些古旧书店的收书的专家们，却能发挥其特长，为科学研究事业做出有效、有益的贡献，怎能不加以表扬呢？自从提倡科学研究和古旧书店公私合营以来，书店的营业顿时兴旺起来，好书、奇书，有用、有益的书，从前轻易看不到的，如今竟不时的出现了。像《石仓文选》（明曹学佺辑）就是新出现的一部好书。最全的一部《石仓诗选》，已被我们不肖的子孙卖到海外去了。
　　我着意搜集此书，将近三十年，已有三大箱，所缺尚多。北京图书馆藏的那部《石仓诗选》，也不全。而这部《石仓文选》却很少有人知其名（李之鼎《丛书举要》著录），虽只二十卷，而其中好资料不少。
　　这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近来好书的确是像山间的清泉似地涌流不息。明刻本的《西游记》和《封神传》也已出现了。北京的古旧书店的收书专家们都已深入江南、湖、广的乡间去了。我们相信，他们将会有更多更好的收获的。
　　访书之道，亦不限于收书专家们的四出访购。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大路，我们正要走而未走。两千年前，汉成帝就曾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派遣若干的“访书”工作团呢？在土改里，在接收各个机构的藏书时，有不少是被保存在各地文化馆里，乡、区、镇的人民委员会里，县的财政科里，其中，有的是胡里胡涂地被当作废纸卖出去了；有的是被废物利用，反折过来，当做习学簿或账簿去了。最好的运命是被封存起来，以待处理。那些被封存的图书，究竟数量多少，很难估量。但为数极多，是可想象得到的。我亲自见到的被封存在莆田文化馆里的书，就有四万多册。最近，据江西省的文化干部报告，他的省里有万册以上图书的文化馆就不在少数。假如，全国二千个文化馆或其他保存书籍的地方，每一处以一万册计，则已有二千万册的图书可以得到了。这二千万册图书的获得，对于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将有多么大的作用啊！而这些被保存的图书，如果不及时地加以集中，加以整理，加以使用，则必将于短时期内有散失或霉烂之虞。举一个例：苏州同里镇的人民委员会的财政科（？）里就保存了很多的古书、古画，全堆在地上，有的已经开始霉烂了。立刻就得开始工作！我建议：由中央组织十个或十个以上的“访书工作团”，每团只要一二个干部，组织古旧书店里的三四个收书专家们，一同到各省、市去，再加入各省、市的文化部门的工作同志们或专家们，就可以成为若干的分团了。他们分头工作，不出几个月，至少收集和整理的工作一定可以告成的。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老是“仪而不决，决而不行”。这不是十足的官僚主义是什么！应该起而立行，克服一切困难而立即开始！何况这个工作并不会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呢。

　　谈整书

　　最苦恼的是找书。我常常说，如果有书而找不到，还不如到图书馆去借更方便些。但说起图书馆里的“书”来，实在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谈起好。图书馆里的“书”，找起来又何尝是容易的事！有些朋友把图书捐给北京图书馆之后，自己要用，再去借，却再也“找”不到了。有一位管普通书的人对赵万里先生说：你们尽量把书挑选到善本部去吧，算是救出了它们。在我们这里是“冤沉海底，不知何年何月才得重见天日”。的确，一箱箱，一捆捆，一包包的书，东藏一批，西放一批，有时还要像老鼠搬家似的被赶到东，或被迁到西。足足有一百八十万册的图书，没法整理、编目，与读者们见面，供研究者们使用。其中，不完全是中文古书，也不完全是复本的“朱批谕旨”之类，尽有很重要的，现在正在需要的图书，甚至包括若干新的俄文书籍在内。有一位外国专家到北京图书馆参观，问道：“你们馆里藏了多少册书？”
　　“有四百万册上下。”馆长答道。
　　“有多少册已经上架了呢？有多少册已经整理、编目，可供读者们阅读的呢？”
　　馆长答道：“有二百二十多万册已经上架，已经整理、编目，可供读者们的借阅，其余一百八十万册还没法整理。”
　　“那末”，那位专家说道，“你馆的藏书数量，只能说是二百二十万册，不能说是四百万册。”
　　这是很尖锐的批评，也是很正确的意见。不能流通使用的书，的确难于统计到图书馆的藏书数里去的。更惨的是，有的书，因为长久搁在箱里，十多年不见天日，有一次偶然开出几箱出来看看，箱里的书却已经碎成纸屑，没法收拾的了。这是多么大损失呢！
　　也曾作过几次的努力：“要整理！”
　　就是现在，也正在努力整理！前几年，为了整理十万册不到的俄文书，还曾动员了不少人。但那些努力只是断断续续地，有时松时紧之感。总之是，劲头不大，没有彻底解决的办法。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地方供给他们整理，即使陆续整理出来了，也没法上架。
　　是不是永远没法解决这个困难？不是的！应该可以解决，而且本来已经可以解决的了，而突然的阻碍横生，忽有变卦，致使可以解决的困难，又成了不可解决的。原来在北京市政规划里，文津街一带是划作北京图书馆区的，这是我亲自和北京市几位市长们谈定的。首先说定的是，北海里的肺病疗养院迁出后，即归北京图书馆使用。这个疗养院面积不小，有二百多间房子，虽不能全部解决北京图书馆的问题，但对于目前的困难，得此二百多间房子是可以解决的。不知什么时候，据说是，经过一次市长办公会议的决定，这个疗养院的房子便划归北海公园自用了。我不知道北海公园要这二百多间房子何用。
　　市长办公会议的决定未必便是“法律”，尽可以再议再变的。北京图书馆如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能够更好地、更多地为科学家们服务，也便是北京市的一大光荣，其间并无矛盾之处。我希望他们能够维持原定计划才好。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其关键性所在是科学研究的进展。而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其基础之一是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乃是中国唯一的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必须克服一切困难，使库藏的四百多万册书都能为科学家们和其他专家们使用才好。
　　以上多谈了些北京图书馆的事，那是因为我对它比较熟悉，且特别有感情之故。“天下老鸦一般黑”，我们看看天下的图书馆，能够充分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能够尽了为科学服务的责任的到底有几个？死气沉沉，暗无天日（指没有阳光而言）的不在少数。西安市是一个那末重要的地方，但其图书馆是何等样子呢！他们和我谈过，新书少极了，外文书更少，购书的费用少得可怜。如何能够尽其为新的大西安市的科学研究服务呢？即旧有的尘封的古书，也有许多还没有整理出来。
　　我曾经把他们的意见反映过，不知这一年来有没有改进。
　　就在北京，把书堆在那里没有整理的有多少？有图书馆的单位，自己去检查一下吧。每一万册里已经编目上架，可供使用的有多少册？从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馆书开始，把束之高阁的未编目上架的书籍，全部陈列出来，群策群力地做一番彻底的整理工作吧。有书而不加整理，不给人使用，不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让它们为科学研究服务，那就是把持资料、垄断学术的霸道行为。也许，这句话说得分量太重了些，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种种的客观条件所限制，特别是，房子问题，不能全怪主持的人们没有诚意，没有计划。
　　有一个外省的大学的图书馆，曾经向北京大学图书馆提意见道：“两年之内，你们的图书馆如果还没有整理好，那末，我们就要来分了。”
　　“不激不发”。我相信，有一百万册或数十万册书还没有整理的图书馆，应该尽量发挥主动的力量，做好整理编目的工作，使之在两年之内，把那末许多不见天日的有用的图书，从箱子里，从堆在黑房的一包包一捆捆里解放出来，给想使用、十分需要使用它们的读者们阅读。
　　有一个督促加速整理的办法，凡新书没有整理好的，暂时停止买新书，古旧书没有整理好的，暂时停止买古旧书，外文书刊没有整理好的，暂时停止买外文书刊。等到把旧的整理好了，才能买新的。
　　否则越积越多，何年何月才能清理完毕呢？再者旧的没有整理好，特别像古旧书之类，也没有法子再去购买，因为不知究竟已经有了没有这些书。这虽是“因噎废食”，但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新书、外文书待用迫切，也许不适用这个办法，但像古旧书，就完全可以用之了。
　　关于整理编目的方法，应该是“卑之无甚高论”，不要高谈什么式的“分类法”，只要能找到书就行。一本排架目录，比没有目录总要强得多。书按整理的先后上架，目录就照此写下去。这个工作就是没有学过任何分类法的人也都可以做。然后，再写“著者索引”和“书名索引”，那便更方便读者们的检书了。“行有余力”，然后才再从事于“分类索引”的编制。现在的整理工作，进行得十分缓慢之故，其原因之一，就是要先行分类编目，然后再分类上架。这是最笨的办法。应该学习别的国家的大图书馆的排书上架的办法。小型的图书馆当然应该分类编目，但大型的图书馆则不妨先行按大类上架，甚至全不分类即行上架，然后再编“著者”、“书目”、“分类”三个索引。
　　古书的分类编目，大可不必“中外统一”，那是王云五的坏方法。《史记》、《汉书》固然应该归到“历史类”去，但像占古书里分量很大的《梦溪笔谈》、《西溪丛话》、《紫桃轩杂缀》、《分甘余话》等等，应该归到哪一类去？我的想法，古书的分类，还是不要多生枝节，老老实实地照“四库”编目，先行编出，供给需要使用这些书的人应用为是。不必老在“分类法”上兜圈子，想主意，而总编不出“书目”来。

　　谈分书

　　书是要读、要用的。从前的藏书楼，像宁波范氏天一阁，只是藏书而已。不要说外边的人，即范氏的子孙们也只许每一年在晒书时候和书见面一次。清初，钱谦益藏有奇书，常常“讳莫如深”，不肯给人知道，更不肯借给人看。但现在却大为不同了。私人的大藏书家，已经一天天地少了。即有若干小藏书家，即有些珍罕的好书，也藏不住，总得借给需要它的人使用。许许多多的大大小小的图书馆，更是彼此互通有无，谁也没有“保密”的必要和可能的了。书是天下之公物，谁也不能拥而私之。古语所谓：“坐拥百城，虽南面王不易也”的“私诸个人”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专家们的书房里，多多少少地总会有些书，那是自己使用的东西，像家具、茶杯似的，用惯了的，总不能老去借用别人的。也可能，在其间有些光彩焕发的好书，甚至仅仅对于他，那个专搞这一行业的专家，十分有用的书。除了他和他的徒弟们，是不必引人人为“同行、同道”的，那末，似乎也不必要大事宣传。
　　在把“不见天日”的许多大图书馆里的未编目上架的书整理出来之后，一定会有许多复本。据我所知，北京图书馆就有不少部雍正的朱批谕旨，不过没有多大用处而已。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里也有不少部铅印的清代各帝御制文集，听说，也都分配到各个图书馆去了。
　　把复本书，把自己所不需要的或不合用的书，分配给了别的图书馆，那是“功德无量”的事，那是使“书”发挥了更大的更广泛的作用的事，那是毫无私心的光明磊落的事。我在《谈访书》一文里所说的广州图书馆把宋版《杨诚斋集》送给了北京图书馆的事，就是典型的一个好例子。
　　也有出了偏差的，像北京院校调整的时候，原来也预备分书的，因为争夺得太厉害，甚至有一个音乐机构，要把北京大学图书馆所有的音乐书籍，包括许多要从整套丛书里拆散出来的本子在内，全都提了走。结果是不欢而散，一部书也没有分成。
　　像那样枝枝节节地“分”书，当然会发生问题。应该有一个通盘的计划，先把各地集中的初步整理好的书籍，根据中央及各地的需要，分别先后缓急，一批批地调拨出去。绝对地不应该有地方观念或“肥小公而忘记大公”的思想。各个大图书馆的复本书或待分配的书，也应该先行编个草目，以待统一分配，不宜自作主张，先行分配出去。那是会造成混乱现象的。全国有多少个图书馆需要朱批谕旨或御制文集的呢？
　　有不少大图书馆还存在着本位主义。
　　自己不用，也不许别人用。像一个工业学校图书馆，收藏着十分丰富而重要的关于西洋文学的图书，就是不肯调拨出去，给十分需要这些书籍的研究机构或学校使用。不明白其“道理”何在！这也是属于把持或积压研究资料的一类行为，对于我国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是有害的。
　　在各省、市集中了的图书，当然首先要供应各省、市的本身的需要。从前说，“宰相要用读书人”。我们现在深切地感觉到，专署的专员或县里的县长应该要用些有文化的读书人才好。每个县长，至少要了解他那个县的一切事情才是，换一句话说，他首先必须翻翻那一个县的“县志”
　　——即那一个县的“百科全书”——才能明白那个县的古往今来的事，那个县的地下、地上的资源，各种土特产，以至地理知识和古迹名胜之区。否则，就会做错了事，连他自己也还不知道。像绍兴市的某些负责同志，连陆放翁和绍兴的关系也还不知道，宁波市的负责文化部门的干部，连天一阁在哪里也还茫无所知（这是1950年[？]我到宁波去的事，现在当然是已经很熟悉的了）。所以我建议，各个地方的各种版本的“县志”、“府志”，或其他有关的地方文献资料，应该留在各该地方的专署、县人民委员会里或图书馆、文化馆里，作为“学习”资料的一种，而且是一部干部必须学习的一种读物。不过，像明刻本的或康熙刻本的“方志”，已成了“珍本”、“古本”而不切实用的东西，则仍应该集中起来，分配给其他重要的图书馆保存起来，作为参考资料。
　　我初步估计一下，在各省、市的集中、整理工作的进行中，一定会有大量的、有用的图书，包括不在少数的“古本”、“珍本”的图书在内，被我们发现的。这样彻底地做一番合情、合理，并且切合实际需要的调拨、分配工作，对于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是会有很大的作用的。
　　这就是说，应“分”者，我们必须使之“分”，使之分配得“得当”。然后，书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能够使需要读它的人看得到，而不致埋没于灰尘寸重的黑漆漆的屋角里。
　　同时，也还应该说明一下，不应该“分”的书，是绝对地不能使之“分”的。
　　有的古代的藏书楼或图书馆，原是十分完整地，自有其历史的意义与作用的，保存在一起，那末，就会发挥其应有的很大的作用。一旦分散开了，就会碎割零切，不成片段，起不了什么作用，除了毁灭了一个古老的好的图书馆之外别无其他的好处。且举几个实际的例子。像宁波天一阁、上海徐家汇图书馆、上海中华书局图书馆、上海亚洲文会图书馆等等，都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天一阁的历史是四百五十年，徐家汇图书馆的历史是四百年），其藏书的性质也是各树一帜的。把他们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是有其必要的，也有其需要的。像徐家汇图书馆，其庋藏各省方志的书库，是一省一省地做好了的书架的，检阅起来十分方便。何必加以更变，徒增纷乱呢？我们不应该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甚至有害的事。又像中华书局图书馆，搜罗清末以来的各级各种的教科书最多，是研究近百年的教育史的和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们所最需要的一个大的丰富的宝库。如果“分”散了，有何意义呢？
　　又像亚洲文会图书馆里的藏书，以整套的有关东方学的书刊为主。如果中国科学院一旦成立“东方学研究所”（？）之类的机构，将它作为一个图书馆的基础，乃是一个十分合乎理想的，也是十分切合需要的事。如果把它“分”散了之后，再要建立起像那样规模的一个图书馆来，便非十年、八年不为功了。学术研究的“甘苦”，在图书馆需要方面最能表现出来。国家对于科学研究事业是以大力发展之的，对于像这种有关整个科学研究事业发展前途的
　　图书分配、调拨工作，是应该细致地、慎重地、合理地，而且还应该十分迅速地进行的。

　　谈印书

　　古书常是孤本传世，难于广泛地流通。有些是原稿本，那末，更是天壤间只此一帙了。数量少而欲读之者多，那末，势非出于重“印”之一途不可。仅仅只印它百部、千部吧，已经是化身为百，为千，能够供给千百个人或更多的人使用的了。
　　有些旧报纸，极为珍贵的“孤本”，为了找材料的人太多，已经被翻阅得字迹都磨消了，纸张都松脆了，已经到了不可再阅的地步，然而还有人在翻阅。为什么不赶紧地重“印”它若干份呢？有些旧杂志从第一号起，已经将近几十年或百年了，全份的不可再得，特别外文的、专门性的杂志，那末，翻印个五六百份乃至千份，也是完全必要的。这实在可算是直接地为科学研究服务了。
　　但那些外文的整套的旧杂志的翻印方
　　法，却大大地值得考虑。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向达先生向我诉苦，他那里藏有外文的全套数学杂志等等，翻印者们向他借出重印。怎能不借给他们呢？等到印毕归还，原书已经松脆得不能再读了。原来是用了“龙门”式的影印方法，将原书拆散了，一页页地直接上版印出的。这个方法，可谓鲁莽灭裂之极。对于新出版的书的重印，或者可以如此做，因为原书还不难得，糟蹋一部、两部的，还不会怎么心痛。对于宝贵的图书馆的珍藏品，也用如此的方法处理之，实在未免只顾眼前，不问后果了。如何对得住国家的宝贵财产呢！为什么不多花些功夫，多用些费用，改用石版或胶版的照相影印的方法呢？原书既可不受损伤，版面也格外显得清晰，预约者所要花的钱也并不会增得太多的。何乐而不为呢？这样地粗暴地对待国家所有的珍贵的图书的态度和办法是不能再容许继续下去的了。
　　说起照相影印来，对待原本古书的态度岂是更谨慎、更仔细注意于保护原书些？一般说来，爱护原本古书的基本思想是建立起来了，但有的出版社态度还不免粗暴。原书是被拆散了照相的，等到还原时，式样就有些更变了。有的装订得四不像，十分狼狈。我有一册《水浒传》的插图，被一个出版社借去照相制版。等到若干月之后还给我时，许多页上都贴满了白纸，写了不少说明，要一撕下，原书的页子，就会随之而破裂了，只好随它那样满身披挂了碎纸条下去。怎不令人气愤呢？
　　不过尽管有些重“印”的办法不对头，重“印”还是一件好事，而且是一件必要的事。
　　印书的办法多矣，这里只谈谈古书的重印。按重“印”古书的办法，有照原书影印的，有用铅字排印的，有加以标点的，更有加以新的注解的。
　　在过去，总爱经史子集一道印，所谓《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之类。流行甚广，恰好配合所谓“国学必读书目”之类的风行于世，大是无聊，只不过让有钱人的客厅里有一套新颖的陈设而已。在其间，《四部丛刊》是采用善本加以影印的，《四部备要》则是采取通行本加以排印的。《四部备要》里的若干照“古本”排印的书，其实只是窃之于《四部丛刊》的，像唐《孟浩然集》，就是一个证据。还有《国学基本丛书》则是加以标点的，《学生国学丛书》则是新的选本，并加以新的注解的。他们都是用“国学”或“四部”的大招牌，包罗了不少东西。但所有那些东西，给专家们使用是万万不够的，给初学者们使用却又嫌其太艰深，同时，没有用的东西也太多。还不如像从前世界书店出版的“四书五经”、《诸子集成》、《文选》等，反而大有用处，廉价而使用方便。
　　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补编》则是供给专家们使用的。
　　现在如果重“印”古书，应该取过去之所长，而弃去其所短，换一句话，就是说，包罗万有的东西不应该再有了，除非说明是专门供给中、小型图书馆用的。其实，连中小型图书馆，对于那一类的“四部”、“国学”也是不会欢迎的。其中有多少是“废物”！但比较专门化的东西却是必要的，且无论对于专家们或初学者们都是需要的。
　　所谓专门化的东西，指的是，凡“印”书一定要成“类”成“门”，像《二十五史补编》或《诸子集成》那样。现代的读者们、专家们，需要的是自己本行的东西和应该参考的东西，而不是“包罗万有”的“丛刊”、“备要”、“文库”之类。
　　我们悬想：应该重印的专门书有多少？医药卫生的书不是很需要么？不仅给中医看，也要给学习中医、中药的医生和药剂师看。但这一类的书，印错了一个字，排错了药品的分量，就会出大毛病，甚至会死人；所以，必须慎之又慎地重印，而且对于古本医书，应该用原著或最好的、最可靠的本子影印。其整理、排印的一部分更必须三校五校，以至尽善尽美为止。人命关天，岂同儿戏！农业科学的书，也是今日所亟需的。那末重要的一部《农政全书》（明徐光启著）今天还没有新版子呢。
　　我们古代的农业科学的知识多么丰富，且是切合于本国、本地的需要的；它们乃是千万年的农事经验的总结。怎能不搜集起来，作为一部乃至若干部的“中国农业丛书”、“中国花木种植丛书”等等，陆续出版呢？这是有关于国计民生的事。乃至小说、戏曲、历史、地理等部门，也都是亟需有一套套的大大小小的丛书出版的。
　　单就历史而言，关于《史记》的注解与考证就可以出一部大丛书。宋代、元代、明代的史料书，更是汗牛充栋，决不是一两部丛书所能包括得了的。其他，前代学者们未刊的著作，更不知有多少。今天把他们搜集起来，为他们延千百年的寿命，且化身千百，各地乃至各国都有机会读到，岂不是盛事！像宋代写本的《洪范政鉴》，孤帙单传，至今将近千年，不仅未有刻本，亦且未有其他传抄本。这书乃是“双鉴楼”傅增湘氏的“双鉴”之一“鉴”，由其后人捐献给政府的。作为一部“政治学”的参考书看，它是很重要的。为什么不急急地付印呢？
　　像这一类重“印”书，范围要广、要多，每类每门，各自成一丛书，只供专家们的参考，完全不必要推广，只是研究的或参考的资料而已。如古代的戏曲，重“印”成《古本戏曲丛刊》，如出齐了，就有一千六百多种。那些还只是以南北曲写成的戏本呢，如果包括地方戏的剧本在内数量要更多、更大了。不是搞中国戏曲史的，不是搞“戏改”或搞戏曲创作的人，要它何用。一般的中国文艺研究者不必要完全读或看那末多的戏曲的。其他影印的大部丛书，其供给的对象也是如此的有限度。这只是把一部部地抄写，或者十部或几十部的打字或抄写油印，改为照相石印而已。不仅可以留真，省下繁重的校对力量，且也比较美观、省费，一百部、二百部即可以印，三千、五千部也可以印，伸缩性很大。所以我主张，凡小量印行的内部参考资料式的专门性古书，都可以用这种办法重“印”，如果嫌每页照相重印纸张太费，则对于纯粹参考性质的书，像《皇明献征录》、《皇明经世文编》之类，可以用缩本《四部丛刊》或中华书局重印《图书集成》的办法，每四页或六页缩成一页印出，则大可以省功、省料。不过，要精读的书，像《农政全书》之类，或版本十分精良的书，像明弘治刻本《西厢记》，宋蜀刻本《陈后山集》之类，就不能用这个办法，而应该用《古本戏曲丛刊》或《四部丛刊》的式样重“印”了。
　　凡需要量比较大，而且应该加以重新整理，甚至必须加以新注、新解的古书，像《十三经》、《二十四史》之类，则我们得集中些专家们组织专门的编辑委员会，分别进行整理工作，俾能于几年或十几年之内，有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十三经》、《二十四史》出版。在这方面，说来话长，拟写专文论之，这里不多谈了。
　　也还有不少重要的古书，需要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新版本的。所谓“新版本”，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一）最近于原本的面貌，校勘精确，力求没有错字。（二）加以分段及标点。远在汉代，“章句”之学就是很重要的了。（三）附索引及其他必要的附录；还有比较详明的序言，这序言，的确是出于专家的手笔，不是草率敷衍的。如果有新的注解，那末，更是一部专门的新著了。
　　重“印”的专门化的内部参考资料，搜罗得要广、要备。重要的必需的一般参考书，校印得要精审，要使读者们检阅便利。主要的“读本”一类的书或最常被阅读的文艺书，更要有精良的“新版本”。
　　总之，专门的丛书要多种多样，以完备不漏为主。重要的一般的古书，选择得要精，要严，以版本精良为主。又，“选本”的作用最大。用新的眼光来选古诗文，是有必要的，对于一般读者们是最有益处的。
　　新的“选本”和新的“版本”的印行，同是今日当务之急。
　　（1956年）

　　蛰居散记（摘录）

　　烧书记
　　我们的历史上，有了好几次的大规模的“烧书”之举。秦始皇帝统一六国后，便来了一次烧书。“史官非秦纪，皆烧之。
　　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
　　令下三十日，不烧，默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这是最彻底的烧书，最彻底的愚民之计，和一般殖民地政府，不设立大学而只开设些职业、工艺学校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后，烧书的事，无代无之。有的烧书历史文献，以泯篡夺之迹；有的烧佛教、道教的书，以谋宗教上的统一；有的烧淫秽的书，以维持道德的纯洁。近三百年，则有清代诸帝的大举烧书。我们读了好几本的所谓“全毁”“抽毁”书目，不禁凛然生畏；至今尚觉得在异族铁蹄下的文化生活的如何窒塞难堪！
　　“八·一三”后，古书、新书之被毁于兵火之劫者多矣。就我个人而论，我寄藏于虹口开明书店里的一百多箱古书，就在8 月14 日那一天被烧，烧得片纸不存。
　　我看见东边的天空，有紫黑色的烟云在突突的向上升，升得很高很高，然后随风而四散，随风而淡薄。被烧的东西的焦渣，到处的飘坠。其中就有许多有字迹的焦纸片。我曾经在天井里拾到好几张，一触手便粉碎；但还可以辨识得出些字迹，大约是教科书之类居多。我想，我的书能否捡得到一二张烧焦了的呢？——那时，我已经知道开明书店被烧的情形——当然，这想头是很可笑的。就捡得到了又有什么意义，还不是徒增忉但与愤激么？
　　这是兵火之劫；未被劫的还安全的被保存着。所遭劫的还只是些不幸的一二隅之地。但到了“一二·八”敌兵占领了旧租界后，那情形却大是不同了。
　　我们听到要按家搜查的消息，听到为了一二本书报而逮捕人的消息，还听到无数的可怖的怪事、奇事、惨事。
　　许多人心里都很急起来，特别是有“书”的人家。他们怕因“书”惹祸，却又舍不得割爱，又不敢卖出去——卖出去也没有人敢要。有好几个友人，天天对书发愁。
　　“这部书会有问题么？”
　　“这个杂志留下来不要紧么？”
　　“到底是什么该留的，什么不该留的？”
　　“被搜到了，有什么麻烦没有？”
　　个个人在互相的询问着，打听着。但有谁能够说明那几部书是有问题的，或哪些东西是可留的呢？
　　我那时正忙于烧毁往来有关的信件，有关的记载，和许多报纸、杂志及抗日的书籍——连地图也在内。
　　我硬了心肠在烧。自己在壁炉里生了火，一包包、一本本，撕碎了，扔进去，眼看它们烧成了灰，一蓬蓬的黑烟从烟通里冒出来，烧焦了的纸片，飞扬到四邻，连天井里也有了不少。
　　心头像什么梗塞着，说不出的难过。
　　但为了特殊的原因，我不能不如此小心。
　　连秋白送给我的签了名的几部俄文书，我也不能不把它们送进壁炉里去。
　　我觉得自己实在太残忍了！我眼圈红了不止一次，有泪水在落。是被烟熏的罢？
　　实在舍不得烧的许多书，却也不能不烧。踌躇又踌躇，选择又选择。有的头一天留下了，到了第二三天又狠了心把它们烧了。有的，已经烧了，心里却还在惋惜着，觉得很懊悔，不该把它们烧去。
　　但有了第一次淞沪战争时虹口、闸北一带的经验——有征倭论一类的书而被
　　杀，被捉的人不少——自然不能不小心。
　　对于发了狂的兽类，有什么理可讲呢！
　　整整的烧了三天。我翻箱倒箧的搜查着，捧了出来，动员孩子们在撕在烧。
　　“爸爸，这本书很好玩，留下来给我罢。”孩子在恳求着。
　　我难过极了！我也何尝不想留下来呢？但只好摇摇头，说道：“烧了罢，下回去买好一点的画给你。”
　　在这时候，就有好些住在附近的朋友们在问，什么书该烧，什么书不必烧。
　　我没法回答他们，领了他们到壁炉边去。
　　“你自己看吧。我在烧着呢，但我的情形不同。你自己斟酌着办罢。”
　　这一场烧书的大劫，想起来还有余栗与余憾！
　　不烧，不是至今还恙么？
　　但谁能料得到呢？
　　把它们设法寄藏到别的地方罢。
　　但为什么要“移祸”呢？这是我所绝对不肯做的事。
　　这是我不能不狠心动手烧的一个原因。
　　但也实在有些人把自认为“不安全”的书寄藏到别人家里去的。
　　这还是出于自动的烧。究竟自动烧书的人还不多，大量的“违碍”的书报还储藏在许多人家里。有许多人不肯烧，不想烧，也有人不知道烧，甚至有人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件事。
　　过了不久，敌人的文化统制的手腕加强了。他们通过了保甲的组织，挨户按家的通知，说：凡有关抗日的书籍、杂志、日报等等，必须在某天以前，自动烧毁或呈缴出来。否则严惩不贷。
　　同时，在各书店，各图书馆，搜查抗日书报，一车车的载运而去，不知运向何方，也不知它们的运命如何。
　　这一次烧书的规模大极了！差不多没有一家不在忙着烧书的。他们不耐烦呈缴出去，只有出于烧之一途。最近若干年来的报纸、杂志遭劫最甚。有许多人索性把报纸、杂志全都烧毁了，免得惹起什么麻烦。
　　外间谣传说，连包东西的报纸，上面有了什么抗日的记载，也要追究、捕捉的。
　　因之，旧报纸连包东西的资格也被取消了。
　　最可怜的是，有的朋友已经到了内地去，他们的书籍还藏在家里，或寄存在某友处。家里的人到处打听，问要紧不要紧，甚至去问保甲处的人。他们当然说要紧的，甚至还加上些恫吓的话。
　　于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他们把什么书全都付之一炬；只要是有字的，无不投到了火炉里去。
　　记得清初三令五申的搜求“禁书”的时候，有许多藏书家的后人，为了省得惹祸，也是将全部古书整批的烧了去。
　　这个书劫，实在比兵，比火，比水等等大劫更大得多，更普遍而深入得多了！
　　这样纷扰了近一个月，始终不曾见敌伪方面有什么正式的文告。又有人说，这是出于误会，日本人方面并没有这个意思。
　　于是烧书的火渐渐地又灭了，冷了，终至不再有人提起这件事。
　　不烧的人，忘了烧的人，特地要小心保存这类抗日文献的人，当然也有。
　　许多抗日文献还保存得不少。像文汇年刊之类，我家里便还保存着，忘记了烧。
　　书如何能烧得尽呢？”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以烧书为统制的手法，徒见其心劳日拙而已。
　　但愿这种书劫，以后不再有！

　　“废纸”劫

　　收集故纸废书之风，发端于数载之前，至去岁而大盛，至今春而益烈，迨春夏之交，则臻于全盛之境矣。初仅收及废报纸及期刊，作为所谓还魂纸之原料。继则渐殃及所谓违碍书，终则无书不收，无书不可投入纸商之大熔炉中矣。初仅负贩叫卖者为之，继则有一二小肆亦为之。后以利之溥而易获也，若修绠堂、修文堂、来青阁、上海旧书商店诸大古书肆亦为之矣。初仅收拾本肆中难销之书，残阙之本，论担称斤以售出，继则爪牙四布，搜括及于沪杭沪宁二铁路线之周围矣，又进而罗织至平津二市矣。于是舍正业而不为，日孳孳于惟废纸破书之是务。予尝数经来青阁、修文堂及上海旧书商店之门，其所堆积者，无非造纸之原料也。有教科书，有圣经，有杂志，有大部涩销之古书，有西书，有讲义，自洋装皮脊之过时百科全书、年鉴、人名录，以至石印之《十一朝东华录》，《经策通纂》，《九朝圣训》，以及铅印之《图书集成》残本，无不被囊括以去。每过肆，语价时，肆主人必曰：此书论斤时，亦须值若干若干，或曰：此书之值较论斤称出为尤廉，或曰：此书如不能售，必将召纸商来，论斤称付之。此或是实情实事。肆主人如急于求售，与其售之于难遇难求之购书者，诚不如贬值些，须售之于纸商之为愈也。商人重利，利之所在，趋之若鹜。岂有蝇蚋嗅得腥膻而不飞集者！于是古书之论值，除善本、孤本外，必以纸张之轻重黄白为别。轻者黄者廉，而重者白者昂，其为何等书则不问也。
　　其不能即售者，则即举而付之纸商，其为何等书则不问也。其书之可留应留与否则亦不问也。尝过市，有中国书店旧存古书七十余扎，凡五千余本，正欲招纸商来称斤去。予尝见其目，多普通古书，且都为有用者，若江刻《五十唐人小集》、《两渐輶轩录》、《杨升庵全集》、《十国春秋》、《水道提纲》、《艺海珠尘》等书，都凡七八百种。此类书而胥欲付之大熔炉中，诚可谓丧心病狂之至者矣！肆主人云：如欲留，则应立即决定，便可不致使之成废纸矣。予力劝其留售，肆主人不顾也。曰：至多留下二十许种市上好销者，余皆无用。并且指且曰：某也不能销，某也无人顾问，不如论斤秤出之得利多而速也。
　　予喟然无言。至他肆屡以此数十扎书为言，力劝其收下。彼辈皆不顾，皆以不值得，不易售为言。自晨至午，无成议，而某肆主急如星火，必欲速售去。予乃毅然曰：归予得之可也！遂以六千金付之，而救得此七八百种书。时予实窘困甚，罄其囊，仅足此数，竟以一家十口之数月粮，作此一掷救书之豪举，事后，每自诧少年之豪气未衰也。属有天幸，数日后，有友复济以数千金，乃得免于室人交谪，乃得免于不举火。每顾上一堆书，辄欣然以为乐，若救得若干古人之精魄也。且此类事为予所未知者多矣。即知之，然予力有限，岂又能尽救之乎？戚戚于心，何时可已！
　　每在乱书堆中救得一二稍可存者，然实类愚公之移山也，天下滔滔，挽狂澜于既倒者复有谁乎？怒然忧之，愤想积中。尝遇某人，曰：家有清时外务部石印大本《图书集成》一部，欲售之，而无应者。以今日纸价论之，若作废纸称去，亦可得二万余金也。予俛而不答。呜呼，人间何世，浩劫未艾！今而后，若求得一普通古书，价廉帙巨，而尚为纸商大熔炉劫火未及者，恐戛乎其难矣。今而后，若搜集清代普通刊本，晚清石印、铅印本书，恐必将不易易矣。兵燹固可惧，然未必处处皆遭劫也，穷乡僻壤，必尚有未遭兵燹之处，通都大邑亦必尚有未遇浩劫之地。禁毁诚可痛，然亦未必网罗至尽也；千密一疏，必有漏网者在；有心人不在少数，疏忽无知者，尤不可胜计；此皆鲁壁也。而今则大利所在，竭泽而渔，凡兵燹所不及，禁毁所未烬者，胥一举而尽之。凡家有破书数架，故纸一篓者，负贩辈必百计出之。
　　不必论何种书也；不必视书之完阙也；不必选剔书之破蛀与否也。无须泾泾议价，更无须专家之摩挲审定，但以大称一，论担称之足矣。于是千秋万世之名著，乃与朝生暮死之早报等类齐观矣；于是一切断烂朝报，乃偕精心结构之巨作同作废纸入熔炉矣。文献之浩劫，盖莫甚于今日也！
　　目击心伤。回天无力。惨痛之甚，几有不忍过市之感。彼堆积于市门者何物也？非已去硬面之西书，即重重叠叠之故纸旧书。剥肤敲脑，无所不至（精明之贾，每截下一书空白之天头，以为旧纸，供修书之用。余谥之曰敲脑）。予但能指而叹曰：造孽，造孽！而市人辈则嬉笑自若，充耳不闻也。经此大劫，大江南北以及冀鲁一带之文献乃垂垂尽矣！伤哉！

　　售书记

　　嗟食何如售故书，疗饥分得蠹虫余。
　　丹黄一付绛云火，题跋空传士礼居。
　　展向睛窗胸次了，抛残午枕梦回初。
　　莫言自有屠龙技，剩作天涯稗贩徒。
　　以上是一个旧友的售书诗，这个旧友和我常在古书店里见到。从前，大家都买书，不免带点争夺的情形，彼此有些猜忌，劫中，我卖书，他也卖书，见了面，大家未免常常叹气，谈着从来不会上口的柴米油盐的问题。他先卖石印书，自印的书，然后卖明清刊本的书。后来，便不常在古书店见到他了。大约书已卖得差不多，不是改行做别的事，便是守在家里不出门。
　　关于他，有种种的传说。我心里很难过，实在不愿意在这里再提起，这是一位在这个大时代里最可惜、惨酷的牺牲者。但写下他抄给我的这首诗时，我不能不黯然！
　　说到售书，我的心境顿时要阴晦起来，谁想得到，从前高高兴兴，一部部，一本本，收集起来，每一部书，每一本书，都有它的被得到的经过和历史；这一本书是从哪一家书店里得到的，那一部书是如何的见到了，一时踌躇未取，失去了，不料无意中又获得之；那一部书又是如何的先得到一二本，后来，好容易方才从某书店的残书堆里找到几本，恰好配全，配全的时候，心里是如何的喜悦；也有永远配不全的，但就是那残帙也很可珍重，古宫的断垣残刻，不是也足以令人留连忘返么？那一本书虽是薄帙，却是孤本单行，极不易得；那一部书虽是同光间刊本，却很不多见；那一本书虽已收入某丛书中，这本却是单刻本，与丛书本异同甚多；那一部书见于禁书目录，虽为陋书，亦自可贵。至于明刊精本，黑口古装者，万历竹纸，传世绝罕者，与明清史料关系极巨者，稿本手迹，从无印本者，等等。则更是见之心暖，读之色舞。虽绝不巧取豪夺，却自有其争斗与购取之阅历。差不多每一本，每一部书于得之之时都有不同的心境，不同的作用。为什么舍彼取此，为什么前弃今取，在自己个人的经验上，也各自有其理由。譬如，二十年前，在中国书店见到一部明刊蓝印本《清明集》和一部道光刊本“小四梦”，价各百金，我那时候倾囊只有此数，那末，还是购“小四梦”吧。因为我弄中国戏曲史，“小四梦”是必收之书。然而在版本上，或在藏书家有的眼光看来，那《清明集》，一部极罕见的古法律书，却是如何的珍奇啊！从前，我不大收清代的文集，但后来觉得有用，便又开始大量收购了。从前，对于词集有偏嗜，有见必收，后来，兴趣淡了些，便于无意中失收了不少好词集。凡此种种，皆寄托着个人的感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谁想得到，凡此种种，费尽心力以得之者，竟会出以易米么？谁更会想得到，从前一本本、一部部书零星收得，好容易集成一类，堆作数架者，竟会一捆捆，一箱箱的拿出去卖的么？我从来不肯好好的把自己的藏书编目，但在出卖的时候，卖书的要先看目录，便不能不咬紧牙关，硬着头皮去编。编目的时候，觉得部部书本本书都是可爱的，都舍不得去的，都是对我有用的，然而又不能不割售。摩挲着，仔细地翻看着，有时又摘抄了要用的几节几段，终于舍不得，不愿意把它上目录。
　　但经过了一会，究竟非卖钱不可，便又狠了狠心，把它写上。在劫中，像这样的“编目”，不止三两次了。特别在最近的两年中，光景更见困难了，差不多天天都在打“书”的主意，天天在忙于编目。假如天还不亮的话，我的出售书目又要从事编写了。总是先去其易得者，例如《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之类。《四部丛刊》，连二三编，我在前年，只卖了伪币四万元，百衲本《二十四史》，只卖了伪币一万元。
　　谁想得到，在今年今日，要想再得到一部，便非花了整年的薪水还不够么？只好从此不作收藏这一类大部书的念头了。最伤心的是，一部石印本《学海类编》，我不时要翻查，好几次书友们见到了，总要怂恿我出卖，我实在舍不得。但最后，却也不得不卖了。卖得的钱，还不够半个月花，然而如今再求得一部，却也已非易了。其后，卖了一大批明本书，再后来，又卖了八百多种清代文集，最后，又卖了好几百种清代总集文集及其他杂书。大凡可卖的，几乎都已卖尽了！所万万舍不得割弃
　　的是若干目录书、词曲书、小说书和版画
　　书。最后一批，拟目要去的便是一批版画书。天幸胜利来得恰如其时，方才保全了这一批万万舍不得去的东西。否则，再拖长了一年半载，恐怕连什么也都要售光了。但我虽然舍不得与书相别，而每当困难的时光，总要打它的主意，实在觉得有点对不起它！如果把积“书”当作了囤货——有此暴发户实在有如此的想头，而且也实在如此的做，听说，有一个人，所囤积的《四部丛刊》便有二十余部——那末，售去倒也没有什么伤心。不幸，我的书都是“有所谓”而收集起来的。这样的一大批一大批的“去”，怎么能不痛心呢？售去的不仅是“书”，同时也是我的“感情”，我的“研究工作”，我的“心的温暖”！
　　当时所以硬了心肠要割舍它，实在是因为“别无长物”可去。不去它，便非饿死不可。在饿死与去书之间选择一种，当然只好去书。我也有我的打算，每售去一批书，总以为可以维持个半年或一年。但物价的飞涨，每每把我的计划全部推翻了。所以只好不断地在编目，在出售；不断地在伤心，有了眼泪，只好往肚里倒流下去。忍着，耐着，叹着气，不想写，然而又不能不一部部的编写下去。那时候，实在恨自己，为什么从前不藏点别的，随便什么都可以，偏要藏什么劳什子的书呢？曾想告诉世人说，凡是穷人，凡是生活不安定的人，没有恒产、资产的人，要想储蓄什么，随便什么都可以，只千万不要藏书。书是积藏来用，来读的，不是来卖的。卖书时的惨楚的心情实在受得够了！到了今天，我心上的创伤还没有愈好；凡要用一部书，自己已经售了去的，想到书店里去再买一部，一问价，只好叹口气，现在的书已经不是我辈所能购置的了。这又是用手去剥创疤的一个刺激。索性狠了心，不进书店，也决心不再去买什么书了。书兴阑珊，于今为最。但书生结习，扫荡不易，也许不久还会发生什么收书的雅兴罢。
　　但究竟不能不感谢“书”，它竟使我能够度过这几年难度的关头。假如没有“书”，我简直只有饿死的一条路走！

　　《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

　　我对于现在我们文学界里的，俄罗斯文学介绍之热闹，是极抱乐观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我们三四十年来的西欧文学介绍，大都是限于英法的古典主义、罗曼主义及其他消遣主义的小说，永不能见世界的近代的文学的真价。几十年来努力，而一无收获，不可谓非因此之故。俄罗斯的文学是近代的世界文学的结晶。现在能够把俄国文学介绍来，则我们即可因所得见世界的，近代的文学真价，而中国新文学的创造，也可以在此建其基础了。
　　第二，我们中国的文学，最乏于“真”的精神，它们拘于形式，精于雕饰，只知道向文字方面用功夫，却忘了文学是思想、情感的表现，所以它们没有什么价值，俄罗斯的文学，则不然，它是专以“真”字为骨的；它是感情的直觉的表现；它是国民性格，社会情况的写真；它的精神是赤裸裸的，不雕饰，不束格律的表现于文字中的。所以它的感觉，能够与读者的感觉相通，而能收极大的效果。现在我们能够把它介绍来，则足以弃自己的陋，而另起一新文学。这是极有利益的事。第三，俄罗斯的文学是人的文学，是切于人生关系的文学，是人类的个性表现的文学。而中国的文学，则恰与相反，是非人的文学，是不切于人生关系的文学，是不能表现个性的文学。我们不能得文学之益——或者还受其害——的原因，大半是因此。现在能够把俄罗斯文学介绍过来，或者可以把这个非人的，不切于人生关系的，不能表现个性的文学去掉，而创造一与俄罗斯相同的新文学出来。这又是很有利益的事。
　　第四，俄罗斯的文学，是平民的文学，非同我们一样，除了颂圣酬和，供士大夫的赏玩吟咏以外，绝少与平民有关系。所以现在把它介绍来，以药我们的病体，实在是必要的。第五，我们的文学，久困于“团圆主义”支配之下，差不多一切的小说诗歌，都是千篇一律，奉为典范，而悲剧的文学，因而绝少发现，文学的真价，也永远的不能披露了！而俄国的文学，独长于悲痛的描写，多凄苦的声音，足以打破这个迷信，引我们去（找）到文学的真价。
　　这也是极与我们文学界前途，有大关系的。有了这五层的原因，所以我对于现在我们文学界的俄罗斯文学介绍的热闹，是极抱乐观的，是认为是中国新文学的创造第一步的。但是我看看现在的介绍法，却有些怀疑。他们的介绍是零星的，凌乱的，没有系统的。如果照此做去，俄罗斯的文学，恐怕是终不能真正的介绍过来了，我怎样敢乐观呢？正在我纳闷的时候，我的朋友耿济之君忽来，拿一本《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给我看。自普希金以至柴霍夫、高洛林克，无不有著作在内。原原本本，有统有系，很可以代表俄罗斯的文学作，很足以表现俄罗斯文学的真价。我读完，我不觉把怀疑的念头丢掉了！不觉的又复乐观了！俄罗斯文学，大略可以由此介绍来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步，也大概可于此建其基础了！我很感谢他们的努力。我知道文学界中人，也必很感谢他们的努力！他们这集中小说，都是由俄文直接翻译出来的，比较现在杂志上登过的经过两重翻译的著作，实在是明确得多。这也是他们的很大的长处，读的人应该注意的。
　　1920 年3 月20 日晚，于北京

　　《白雪遗音选》序

　　我曾在《鉴赏周刊》上介绍本书的一部分给大家，现在，为了索阅全书者的众多，特将选本全部付印。
　　谁要喜欢《国风》中最好的诗，谁要喜欢六朝的《子夜歌》、《读曲歌》、《华山畿》，对于本书中的许多民歌，便也要十分的喜爱。本书是根据了百年前（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所刻的一部《白雪遗音》而选录的。据编辑者的自序，此书的告成，乃在嘉庆甲子（公元1804 年）初仅为抄本，大约后来因为传写者过多，便刻了出来。
　　也许因为原书中有些猥亵的情歌，被什么官府禁止发卖或劈版之故，致此书现在绝不能得到。我们很有幸，乃能见到仅存的（？）一部。
　　此书的编辑者是华广生。这个编辑者原是一个不大知名之人，然在百年之前，即知这些民歌之价值与重要，虽未见有别的大著作，他的见解的高明，却已很可使人佩服了。他搜集此书，很费些工夫，在高文德所作的序上，曾有一段记编者自己所说的话：
　　初意手录数曲，亦自作永日消遣之法。迨后各同人皆问新觅奇，筒封函递，大有集腋成裘之举。旦暮握管，凡一年有余始成大略。（编者在另一个地方，也说：“曲谱四本，乃多方搜罗，旷日持久，积少成多，费尽心力而后成者。”）
　　在这里，可以知道此书编辑的经过的一斑。因为非一人所搜罗的，所以所搜罗的范围颇广，所搜罗的材料也很复杂，有的是民间恋歌，有的是小剧本，有的是滑稽的短歌，有的是小叙事诗，也有的是很无谓的“古人名”、“戏名”或“歇后语”之类的歌，第四册中且选入《玉蜻蜒》的全部，共七百余篇。
　　编辑者与他的朋友们，都很看重这个歌谣集，高文德说：少愈，勉力闲步至春田处，于案头翻得词曲数本。其间四时风景，闺怨情痴，读之历历如在目前。不觉腹中多时积块，豁然冰释矣。
　　常瑞泉说：
　　翻诵其词，怨感痴恨，离合悲欢诸调咸备，……词意缠绵，令人心游目想，移晷忘倦。
　　他自己说：
　　康衢之祝，击壤之谣，春女思春之词，秋士悲秋之咏，虽未能关乎国是，亦足以畅夫人心。
　　在现在看起来，此书的价值实较所有无病而呻的古典派无生命的诗集、词集高贵得多多，虽然也许有一部分不大好的东西，然一大部分却可算是好的，实实的，不下于《读曲歌》、《子夜歌》，不下于《国风》里的好诗。如：我今去了，你存心耐我今去了，不用挂怀。
　　我今去，千般出在无奈；我去了，千万莫把想思害。
　　我今去了，我就回来——！
　　我回来疼你的心肠仍然在。
　　若不来，定是在外把相思害。
　　又如：
　　喜只喜的今宵夜
　　怕只怕的明日离别。
　　离别后，相逢不知那一夜？
　　听了听鼓打三更交半夜，月照纱窗，影儿西斜，恨不能双手托住天边月！
　　怨老天，为何闰月不闰夜？
　　一类的诗，在此书中是常可遇到的，然而在所谓大名家的诗集、词集中哪里有如此动人、如此有感情的好诗！像这一类由真性情中流出的，无虚饰，无做作的诗，乃算是真的诗，好的诗。我们如提倡无虚伪的真诗，这个歌谣集便应当为我们所赞许！
　　我们现在不能印全书，只能将我的选本付印者，第一，原书中猥亵的情歌，我们没有勇气去印；第二，许多故事诗，许多滑稽诗，许多小剧本，在考证上尽有许多用处，然却没有什么文艺的价值。所以，为了欲此书流行的广远，只能就这样的选本的式样付印了。
　　原书具在，将来也许可以有重印的机会，但现在是谈不到。
　　西谛1925年10月23日于上海

　　《子恺漫画》序

　　中国现代的画家与他们的作品，能引动我的注意的很少，所以我不常去看什么展览会，在我的好友中，画家也只寥寥的几个，近一年来，子恺和他的漫画，却使我感到深挚的兴趣。我先与子恺的作品认识，以后才认识他自己。第一次的见面，是在《我们的七月》上。他的一幅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立刻引起我的注意。虽然是疏朗的几笔墨痕，画着一道卷上的芦帘，一个放在廊边的小桌，桌上是一把壶，几个杯，天上是一钩新月，我的情思却被他带到一个诗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这时所得的印象，较之我读那首《千秋岁》（谢无逸作，咏夏景）为尤深。实在的，子恺不惟复写那首古词的情调而已，直已把它化成一幅更足迷人的仙境图了。从那时起，我记下了“子恺”的名子。佩弦到白马湖去，我曾向他问起子恺的消息。后来，子恺到了上海，恰好《文学周报》里要用插图，我便想到子恺的漫画，请愈之去要了几幅来。隔了几时，又去要了几幅来。如此的要了好几次。这些漫画，没有一幅不使我生一种新鲜的趣味。我尝把它们放在一处展阅，竟能暂忘了现实的苦闷生活。有一次，在许多的富于诗意的漫画中，他附了一幅《买粽子》，这幅上海生活的片断的写真，又使我惊骇于子恺的写实手段的高超。我既已屡屡与子恺的作品相见，便常与愈之说，想和子恺他自己谈谈。有一天，他果然来了。他的面貌清秀而恳挚，他的态度很谦恭，却不会说什么客套话，常常讷讷的，言若不能出诸口。我问他一句，他才质朴地答一句。这使我想起四年前与圣陶初相见的情景。我自觉为他所征服，正如四年前为圣陶所征服一样。我们虽没有谈很多的话，然我相信，我们都已深切地互相认识了。隔了几天，我写信给他道：“你的漫画，我们都极欢喜。可以出一个集子么？”他回信道：“我这里还有许多，请你来选择一下。”一个星期日，我便和圣陶、愈之他们同到江湾立达学园去看画。他把他的漫画一幅幅立在玻璃窗格上，窗格上放满了，桌上还有好些。我们看了这一幅又看了那一幅，震骇他的表现的谐美，与情调的复杂，正如一个贫窭的孩子，进了一家无所不有的玩具店，只觉得目眩五色，什么都是好的。我道：“子恺，我没有选择的能力，你自己选给我罢。”他道：“可以，有不好的，你再拣出罢。”这时，学园里的许多同事与学生都跑进来看。这个小小的展览会里，充满了亲切、喜悦与满足的空气。我不曾见过比这个更有趣的一个展览会。当我坐火车回家时，手里挟着一大捆的子恺的漫画，心里感着一种新鲜的如占领了一块新地般的愉悦。回家后，细细把子恺的画再看几次，又与圣陶、雁冰同看，觉得实在没有什么可弃的东西，结果只除去了我们以为不大好的三幅——其中还有一幅是子恺自己说要不得的——其余的都刊载在这个集子里，排列的次序，也是照子恺自己所定的。
　　1925 年11 月9 日，郑振铎

　　《文学大纲》序言

　　文学是没有国界的；阿拉伯人的故事，可以同样的使斯坎德那维亚人怡悦、英国人的最精纯的创作，可以同样的使日本人感受到他们的美好。中国的晶莹如朝露的词，波斯的歌着“人生如寄”的诗，俄国的掘发“黑土”之秘密的小说，也都可以同样的使世界上别一部分的人感受到与他们本土的人所感受的一模一样的情绪。文学是没有古今界的；希望的戏曲，至今还为我们所称赏，二千余年前之《诗经》，至今还为我们所诵读，《红楼梦》写的是18 世纪的一个家庭的事，狄更司、莎克莱写的六七十年前的英国，陶渊明抒写的是六朝时所感生的情绪，亚摩客耶须唱的是中世纪时所感生的心怀，然而他们却同样的能为后来各时代的人所了解，同样的能感动了后来的各时代的无量数的人。
　　所以我们研究文学，我们欣赏文学，不应该有古今中外之观念，我们如有了空间的或时间的隔限，那末我们将自绝于最弘富的文学的宝库了。
　　我们应该只问这是不是我们所最被感动的，是不是我们所最喜悦的，却不应该去问这不是古代的，是不是现代的，这是不是本国的，或是不是外国的，而因此生了一种歧视。
　　迷恋骸骨，与迷恋现代，是要同样的受讥评的，本国主义与外国主义也同样的是一种痼癖。
　　文学的研究著不得爱国主义的色彩，也著不得“古是最好的”，“现代是最好的”偏见。然而有了这种偏见，或染了这个色彩的人却不在少数。
　　《文学大纲》的编辑，便是要辟除以上的偏见，同时并告诉“他们：文学是属于人类全体的，文学的园囿是一座绝大的园囿；园隅一朵花落了，一朵花开了，都是与全个园囿的风光有关系的。
　　《文学大纲》将给读者“以文学世界里伟大的创造的心灵所完成的作品的自身之概略”，同时并置那个作品于历史的背景里，告诉大家以从文学的开始到现在，从最古的无名诗人，到丁尼生、鲍特莱尔，“人的精神，当他们最深挚的感动时，创造的表白在文学里的情形”，并告诉大家，以这个人的精神，“经了无量数次的表白的，实是一个，而且是继续不断的”。
　　这个工作真是一个伟大而艰难的工作；文学世界里的各式各样的生物，真是太多了，多到不可以数字计，一个人的能力，哪里能把他们一一的加以评价，加以叙述！仅做一个作家的研究，一个时代，一个国的研究者，已足够消磨你的一生了。要想把所有文学世界里的生物全盘的拿在自己手里，哪里能够做得到。然而已有许多的专门研究者，做了那些一部分的研究工作了，也有好些很有条理的编者，曾经做过那种全盘的整理工作了。编者的这部工作，除了一小部分中国的东西外，受到他们的恩惠真不少。要没有他们的工作，本书乃至一切同类的书，其出现恐将不可能。这些书的名称，将在本书最后介绍一下。
　　编者尤其感谢的是John Drinkwater，他编的《文学大纲》（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的出版，是诱起编者做这个同样工作的主因；在本书的第一卷里，依据他的地方不少，虽然以下并没有什么利用。Macy 的《世界文学史》（The Story of World’s Literature）也特别给编者以许多的帮助。
　　本书的插图颇多，其中从J.Drinkwater 的《文学大纲》里引用者不少，此外是编者自己搜集的结果。这些插图可以使本书的读者增加不少兴趣。关于中国的一部分，有许多未注明作者及所从出的书之名者，皆为引用《三才图会》者，这部图的书很有趣，是明人绘的，什么都有，从天文地理以至生物、器用，历代名人的图像也占了十几卷。因为未能一幅一幅的注明，故在此总注一下。
　　本书曾刊载于十五卷及其后的《小说月报》上，以后又陆续的增入了不少的材料，尤其是中世纪的一个时代及插图的一方面，成为现在的样子。
　　许多热心的朋友与读者曾时时给我以许多的指示与鼓励，他们的厚意，编者是不能忘记的。商务印书馆对于本书的出版，曾给与编者以种种的便利与帮助，也是编者所十分感谢的。
　　本书的错误与疏漏，自然是必不可能免的，希望专门有研究者能随时的指教，予编者以更正的机会，此不独编者个人之幸也。
　　1926年7月9日

　　●我相信一个人的童心，切不可失去。大家不失去童心，则家庭、社会、国家、世界，一定温暖、和平而幸福。

　　丰子恺
　　（1898～1975）
　　散文家、画家、翻译家。浙江崇德（今桐乡）人。1921 年赴日本学习音乐和美术。回国后一面任教，一面从事美术和文学创作，1943 年起专事绘画和写作。曾任上海国画院院长、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上海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职务。著有散文集《缘缘堂随笔》、《随笔二十篇》、《子恺随笔》、《子恺近作散文集》、《车厢社会》以及《西洋美术史》、《子恺漫画全集》等。

　　读书

　　《中学生杂志》社出了一个关于“书”的题目来，命我写一篇随笔。倘要随我的笔写出，我新近到杭州去医眼疾，独游西湖，看了西湖上的字略有所感，让我先写些关于字的话罢。
　　以前到杭州，必伴着一群人，跟着众人的趋向而游西湖。走马看花地巡行，于各处皆不曾久留。这回独自来游，毫无牵累。又是为求医而来，闲玩似属天经地义，不妨于各处从容淹留。我每在一个寻常惯到的地方泡一碗茶，闲坐、闲行、闲看、闲想，便可勾留半日之久。
　　听了医生的话，身边不带一册书，但不幸而识字，望见眼前有文字的地方，会不期地睁着病眼去辨识。甚至于苦苦地寻认字迹，探索意味。我这回才注意到：西湖上发表着的文字非常之多，皇帝的御笔，名人士夫的联额，或勒石，或刻木冠，冠冕堂皇地、金碧辉煌地，装点在到处的寺院台榭中。这些都是所谓名笔，将与湖山同朽，千古留名的。但寺院台榭内的墙壁上、栋柱上，甚至门窗上，还拥挤着无数游客的题字，也是想留名于湖山的。其文字大意不过是“某年某月某日某人到此”而已，但表现之法各人不同：有的用炭条写，有的用铅笔写，有的带了（或许是借了）毛笔去写，又有的深恐风雨侵蚀他的芳名，特用油漆涂写。或者不是油漆，是画家的油画颜料。画家随身带着永不退色的法国罗佛郎制的油画颜料，要在这里留名千古，是很容易的。写的形式，又各人不同：有的字特别大，有的笔划特别粗，皆足以牵惹人目。有的在别人直书的上面故用横行、斜行的文字，更为显著而立异。
　　又有的引用英文、世界语，使在满壁的汉字中别开生面。我每到一处地方，无论碑上的、额上的、壁上的、柱上的，凡是文字，都喜观玩。但有的地方实在汗牛充栋，尽半日淹留之长，到底不能一一读遍所有各家的大作。我想，倘要尽读全西湖上发表着的所有的文字，恐非有积年累月的闲工夫不可。
　　我这回仅在惯到的几处闲玩二三日，但所看到的文字已经不少。推想别处，也不过是同样性质的东西增加分量罢了。每当目瞑意倦的时候，便回想关于所见的所感。勒石的御笔和金碧的名人手迹中，佳作固然有，但劣品亦处处皆是：它们全靠占着优胜的地位，施着华美的装潢，故能掩丑于无知者之前。若赤裸裸地品起美术的价值来，不及格的恐怕很多。壁上的炭条文字中，涂鸦固然多，但真率自然之笔亦复不少。有的似出于天真烂漫的儿童之手，有的似出于略识之无的工人之手。然而一种真率简劲的美，为金碧辉煌的作品中所不能见。可惜埋没在到处的暗壁角里，不易受世人的赏识，长使笔者为西湖上无名的作家耳。假如湖山的管领者肯选拔这些文字来，勒在石上，刻在本上，其美术的价值当比御笔的石碑高贵得多呢。
　　我的感想已经写完，但终于没有写到本题。倘读书与看字有共通的情形，就让读者“闻一以知二”罢。不然，我这篇随笔文不对题，让编辑先生丢在字纸篓里罢。
　　1933年9月

　　《随园诗话》

　　诗话、词话，是我近年来的床中伴侣兼旅中伴侣。它们虽然都没得坐在书架的玻璃中，只是被塞在床角里或手提箱里，但我对它们比对书架上的洋装书亲近得多；虽然都被翻破、折皱、弄脏、撕碎，个个衣衫褴褛，但我看它们正像天天见面的老朋友，大家不拘形迹了。
　　初出学校的时代，还不脱知识欲强盛的学生气。就睡之前，旅行之中，欢喜看苦重的知识书。一半，为了白天或平日不用功，有些懊丧，希望利用困在床里这一刻舒服的时光或坐在舟车中的几小时沉闷的时光来补充平日贪懒的损失。还有一半，是对未来的如意算盘：预想夜是无限制的，躺在床里可以悠悠地看许多书）旅行的时间是极冗长的，坐舟车中可以埋头地看许多书。屡次的经验，告诉我这种都是梦想。选了二三册书放在枕畔，往往看了一二页就睡着。备了好几种书在行囊里，往往回来时原状不动，空自拖去又拖来。
　　后来看穿了这一点，反动起来，就睡及出门时不带一字。躺在床里回想白天的人事，比看书自由得多。坐在舟车中看看世间相，亦比读书有意思得多。然而这反动是过激的，不能持久。躺在床里回想人事，神经衰弱起来要患失眠症；坐在舟车里看世间相，有时环境寂寥，一下子就看完，看完了一心望到，不绝地看时表，好不心焦。于是想物色一种轻松的，短小的，能引人到别一世界的读物，来做我的床中伴侣兼旅中伴侣。后来在病中看到了一部木版的《随园诗话》，爱上了它。从此以后其他的诗话、词话，就都做了我床中旅中的好伴侣。
　　最初认识《随园诗话》是在病中。六七年之前生伤寒病，躺在床里两三个月，十余天水浆不入口，总算过了危险期。渐渐好起来的时候，肚子非常地饿，家人讲起开包饭馆的四阿哥，我听了觉得津津有味。然而医生禁止我多吃东西，只许每天吃少量的薄粥。我以前也在病理书上看到，知道这是肠病，多吃了东西肠要破，性命交关，忍住了不吃东西。这种病真奇怪，身体瘦得如柴，浑身脱皮，而且还有热度；精神却很健全，并且旺盛。天天躺着看床顶，厌气十足，恨不得教灵魂脱离了这只坏皮囊，自去云游天涯。词人谓：“重门不锁相思梦，随意绕天涯。”又云：“小屏狂梦绕天涯。”做梦也许可以神游天涯；可是我清醒着，哪里去寻昼梦呢？
　　于是索书看。家人选一册本子最小而分量轻的书给我，使我的无力的手便于持取，这是一册木版的《随园诗话》，是父亲的遗物。我向来没有工夫去看。这时候一字一句地看下去，竟看上了瘾，病没有好，十二本《随园诗话》统统被看完了。
　　它那体裁，短短的，不相连络的一段一段的，最宜于给病人看，力乏时不妨少看几段；续看时不必记牢前文；随手翻开，随便看哪一节，它总是提起了精神告诉你一首诗，一种欣赏，一番批评，一件韵事，或者一段艺术论。若是自己所同感的，真像得一知己，可死而无憾。若是自己所不以为然的，也可从他的话里窥察作者的心境，想象昔人的生活，得到一种兴味。但我在病中看这书，虽然轻松，总还觉得吃力。曾经想入非非：最好无线电播音中有诗话一项，使我可以闭目静卧在床中，听收音机的谈话。或者，把这册《随园诗话》用大字誊写在一条极长极长的纸条上装在床顶，两头设两个摇车，一头放，一头卷，像影戏片子一样。那时我不须举手持书，只要仰卧在床里，就有诗话一字一句地从床顶上经过，任我阅读。嫌快可以教头横头的卷书人摇得慢些，想再看一遍时，可以教脚横头①的放书人摇回转去，重新放出来。
　　后来病好了，看见《随园诗话》发生好感，仿佛它曾经在我的苦难中给我不少的慰安，我对它不胜感谢。而因此引起了我爱看诗话词话的习好，又不可不感谢它。我认为这是床中旅中的好伴侣。我就睡或出门，几乎少它们不来，虽然搜罗的本子不多，而且统统已经看过。但我看这好像留声机唱片，开了一次之后，隔些时候再开一次，还是好听——或者比第一次听时兴味更好，理解更深。
　　久不看《随园诗话》了，最近又去找木版的《随园诗话》来看。发见这里面有许多书角都折转，最初不知道这是谁的工作，有何用意。猜想大约是别人借去看，不知为什么把书角折起来，或者是小孩子们的游戏。后来看见折角很多，折印很深，而且角的大小形状皆不等。似乎这些书角已折了很久，而且是有一种用意的。仔细研究，才发现书角所指的地方，每处有我所爱读的文章或诗句。恍然忆起这是当牢病中所为。当时因病床中无铅笔可作mark②，每逢爱读的文、句，便折转一书角以指示之。一直折了六七年，今日重见，如寻旧欢，看到有几处，还能使我历历回忆当时病床中的心情。六七年前所爱读的，现在还是爱读，此是证明今我即是故我，未曾改变。但当展开每一个折角时，想起此书角自折下至展开之间，六七年的日月，浑如一梦，不禁感慨系之。我选过几段来抄录在这里，而把书角依旧折好，以为他日重寻旧欢之处。
　　“凡作诗者各有身分，亦备有心胸。
　　毕秋帆中丞家漪香夫人有青门柳枝词云：
　　‘留得六宫眉黛好，高楼付与晓妆人。’是闺阁语，中丞和云：“莫向离亭争折取，浓阴留覆往来人。’是大臣语。严冬友侍读和云：“五里东风二里雪，一齐排着等离人。’是词客词。夫人又有句云：“天涯半是伤春客，飘泊烦他青眼看。’是慈云获物之意。张少仪观察和云：“不须看到婆娑日，已觉伤心似漠南。’则明是名场耆旧语矣。”
　　“王西庄光禄为人作序云：“所谓诗人者，非必其能诗也。果能胸境超脱，相对温雅，虽一字不识，真诗人矣。如其胸境龌龊，相对尘俗，虽终日咬文嚼字，连篇累牍，乃非诗人矣。’”
　　“易牙治味，不过鸡猪鱼肉；华佗用药，不过青枯漆叶。其胜人处，不求诸海外异国也。”
　　“如陈古说：世界大族，夏庭高堂，不得已而随意横陈，愈昭名贵。暴富儿自夸其富，非所宜设而设之，置械窬于大门，设尊罍于卧寝，徒招人笑！”
　　“抱韩、杜以凌人，而粗脚笨手者，谓之‘权门托足’。仿王、孟以矜高，而半吞半吐者，谓之‘贫贱骄人’。开口言盛唐，及好用古人韵者，谓之‘木偶演戏’。
　　故意走宋人冷径者，谓之‘乞儿搬家’。
　　好叠韵、次韵，刺刺不休者，谓之‘村婆絮谈’。一字一句，自注来历者，谓之‘骨董开店’。”
　　“酒肴百货，都存行肆中，一旦请客，不谋之行肆而谋之厨人，何也？以味非厨人不能为也；今人作诗，好填书籍，而不假钺锤，取别真味。是以行肆之物享大宾矣。”
　　“严冬友曰：“凡诗文好处，全在于空。譬如：一室之内，人之所游息焉，息焉者，皆空处也。若窒而塞之，虽金玉满堂，而无放此身处，又安见富贵之乐耶？
　　钟不空则哑矣，耳不空则聋矣。’”
　　“田实发云：“我偶一展卷，颇似穿窬入金谷，珍宝林立，眩夺目精。时既无多，力复有限。不知当取何物，而鸡已鸣矣。’”
　　书角所指点的，还有写景的佳句，不胜枚举。现在选录一打在这里：“水藻半浮苔半湿，浣纱人去不多时。”（默禅上人）
　　“西下夕阳东上月，一般花影有温寒。”（方子云）
　　“旧塔未倾流水抱，孤峰欲倒乱云扶。”（宋维藩）
　　“水面星疑落，船头橱若行。”（苏汝砺）
　　“一水涨喧人语外，万山青到马蹄前。”（朱子颖）
　　“山远疑无树，湖平似不流。”（宋人）
　　“风能扶水立，云欲带山行。”
　　“斜月低于树，远山高过天。”（陈翼叔）
　　“宛如待嫁闺中女，知有团圆在后头。”（方子云咏新月）
　　“月来满地水，云起一天山。”（板桥）
　　“山远始为容，江奔地欲随。”（唐人）
　　“蝶来风有致，人去月无聊。”（赵仁叔）
　　1935年

　　读《读缘缘堂随笔》

　　《中学生》第六十七期（大约是1944年中出版的）曾登载一篇《读缘缘堂随笔》，是日本人谷崎润一郎作，夏丐尊先生翻译的。当时我避寇居重庆，开明书店把那杂志寄给我看。接着叶圣陶兄从成都来信，嘱我写一篇读后感。战争时期，为了一个敌国人而谈艺术感想，我觉得不调和，终于没有写。现在胜利和平已经实现，我多年不写文章，如今也想“复员”。今天最初开笔，就写这篇读后感，用以补应圣陶兄的雅嘱。夏先生译文的序言中说：“余不见子恺倏逾六年，音讯久疏，相思颇苦……此异国人士之评论，或因余之迻译有缘得见，不知作何感想也。”为答复夏先生的雅望，我更应该写些感想。
　　记得某批评家说：“文艺创作是盲进的，不期然而然的。”我过去写了许多文章，自己的确没有知道文章的性状如何。我只是爱这么写就这么写而已。故所谓“盲进”，“不期然而然的”，我觉得确是真话。我看了那篇评文，才知道世间有人把我看做“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吉川幸次郎语），而把我的文章称为“艺术家的著作”（谷崎润一郎语）。我们心自问：他们的话对不对？我究竟是否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我的文章究竟是否艺术家的著作？对这一问，我简直茫然不能作答。因为“艺术家”三字的定义，不是简单的。古来各人各说，没有一定；且也没有一个是正确的定义。而我的为人与为文，真如前文所说，完全是盲进的，不期然而然的；所以我不敢贸然接受他们这定评。我看“艺术家”这顶高帽子，请勿套到我头上来，还是移赠给你们的夏目漱石、竹久梦二，或内田百川诸君，看他们接受不接受。我是决不敢接受的啊。
　　吉川和谷崎二君对我的习性的批评，我倒觉得可以接受，而且可以让我自己来补充表白一番。吉川君说我“真率”，“对于万物有丰富的爱”。谷崎君说我爱写“没有什么实用的、不深奥的、琐屑的、轻微的事物”；又说我是“非常喜欢孩子的人”。
　　难得这两位异国知己！他们好像神奇的算命先生，从文字里头，把我的习性都推算出来。真可谓“海外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了！让我先来自白一下：我自己明明觉得，我是一个二重人格的人。一方面是一个已近知命之年的、三男四女俱已长大的、虚伪的、冷酷的、实利的老人（我敢说，凡成人，没有一个不虚伪、冷酷、实利）；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天真的、热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这两种人格，常常在我心中交战。虽然有时或胜或败，或起或伏，但总归是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始终在我心中对峙着。
　　为了这两者的侵略与抗战，我精神上受了不少的苦痛。
　　吉川和谷崎二君对我的习性的批评，真是确当！我不但如谷崎君所说的“喜欢孩子”，并且自己本身是个孩子——今年四十九岁的孩子。因为是孩子，所以爱写
　　“没有什么实用的、不深奥的、琐屑的、
　　轻微的事物”，所以“对万物有丰富的爱”，所以“真率”。贵国（对吉川、谷崎二君说）已逝世的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君曾经
　　说过：文艺是苦闷的象征。文艺好比做梦，现实上的苦闷可在梦境中发泄。这话如果对的，那么我的文章，正是我的二重人格的苦闷的象征。
　　我既然承认自己是孩子，同时又觉得吉川、谷崎二君也有点孩子气。连翻译者的夏先生，索稿子的叶先生，恐也不免有点孩子气。不然，何以注目我那些孩子气的文章呢？在中国，我觉得孩子太少了。
　　成人们大都热中于名利，萦心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实业问题……没有注意身边琐事，细嚼人生滋味的余暇与余力，即没有做孩子的资格。孩子们呢，也大都被唱党歌、读遗嘱、讲演、竞赛、考试、分数……等弄得像机器人一样，失却了孩子原有的真率与趣味。长此以往，中国恐将全是大人而没有孩子，连婴孩也都是世故深通的老人了！在这样“大人化”、“虚伪化”、“冷酷化”、“实利化”的中国内，我的文章恐难得有人注意。
　　而在过去的敌国内，倒反而有我的知己在。这使我感到一种异样的荣幸。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上一句我承认，下一句我怀疑。如开头所说，我相信文艺创作是盲进的（实即自然的），不期然而然的，那么还讲什么“得失”呢？
　　要讲得失，我这些谈“没有什么实用的、不深奥的、琐屑的、轻微的事物”的文章，于世何补？更哪里值得翻译和批评？吉川君说我在海派文人中好比“鹤立鸡群”，这一比也比得不错。鸡是可以杀来吃的，营养的，滋补的，功用很大的，而鹤呢，除了看看而外，毫无用处！倘有“煮鹤焚琴”的人，定要派它实用，而想杀它来吃，它就戛然长鸣，冲霄飞去，不知所至了！
　　1946年4月11日于沙坪坝

　　我与《新儿童》

　　读过我的文章，看过我的儿童漫画，而没有见过我的人，大都想象我是一个年青而好玩的人。等到一见我，一个长胡须的老头子，往往觉得奇怪而大失所望。这样的人，我遇到过不知几百十次了。我自己也常常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使他们奇怪？
　　想了一想，我明白了。我的身体老大起来，而我的心还是同儿童时代差不多。
　　因此身心不调和，使人看了奇怪。
　　记得我初见《新儿童》刊物时，是六七年前，我在重庆避寇的时候。那时我的幼女一吟，年十二岁，向桂林订一份《新儿童》，按期阅读，并且投稿。最初刊物寄到，我同她抢来看。她说：“《新儿童》是我们儿童看的！你老人家不看！”终于被她抢去。但等她看完了，我必找着来看。
　　看过后同她讨论里面的问题，同她玩里面的游戏，她觉得高兴。以后《新儿童》就变成了她和我合读的刊物。
　　胜利复员时，她已经积存了数十册的《新儿童》，满满的一小箱子。但我们走西北陇海路回上海，路上不便多带行李。
　　她经过几次踌躇，终于割爱，把一箱子《新儿童》分送给不复员的邻家儿童，叮嘱他们好好保藏，不要毁弃。这件事，她至今想起了还有遗憾。因为那时她虽然已是十六七岁的少女了，但还是一个儿童；就是现在，她虽已在国立艺专毕业，而变成一个快二十岁的女郎了，但是童心依旧，想起了从前遗弃的一箱子《新儿童》，不免还要伤心呢。
　　现在我到香港来了，我的车子经过《新儿童》编辑社的门口，李君毅兄指给我看，并说编者云姐姐知道我来港，曾经问他，一吟有没有同来？一吟是云姐姐的信徒之一，本该带她同来见见面。可是因为我家在上海，要她陪伴母亲，不能跟我同来，真是憾事！我回上海时，一定多买几本《新儿童》带给她，用以滋养她的童心。
　　我相信一个人的童心，切不可失去，大家不失去童心，则家庭、社会、国家、世界，一定温暖、和平而幸福。所以我情愿做“老儿童”，让人家去奇怪吧。
　　1949年4月8日于香港

　　《子恺漫画选》自序

　　1954 年秋天，人民美术出版社来信，提议刊印我旧作漫画的选集，并且教我自己选定。我对刊印表示同意，但要求由我请托王朝闻同志代选。因为我相信客观意见往往比主观意见正确；而且王朝闻同志前年曾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关于我的画的文章（此文后来收集在他的《新艺术论集》中），请他选画最为适当。人民美术出版社对我表示同意，王朝闻同志也慨允我的请求，这画集便选定了。
　　人民美术出版社和王朝闻同志都希望我自己写一篇序言，对读者谈谈我当时的创作经验；借王朝闻同志的话来说，便是要我说明我“怎么会发生《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这种作品的创作冲动”。他们的意思都是希望我的话能给读者作参考，帮助他们在生活中发现画材。

　　然而真惭愧，我创作这些画时的动机实在卑微琐屑得很，全然没有供读者作参考的价值。因为这无非是家庭亲子之情，即古人所谓“舐犊情深”，用画笔来草草地表现出罢了，其实全不足道。不过既蒙嘱咐，姑且把三十年前的琐事和偶感约略谈谈：
　　我作这些画的时候，是一个已有两三个孩子的二十七八岁的青年。我同一般青年父亲一样，疼爱我的孩子。我真心地爱他们：他们笑了，我觉得比我自己笑更快活；他们哭了，我觉得比我自己哭更悲伤；他们吃东西，我觉得比我自己吃更美味；他们跌一交，我觉得比我自己跌一交更痛……。我当时对于我的孩子们，可说是“热爱”。这热爱便是作这些画的最初的动机。
　　我家孩子产得密，家里帮手少，因此我须得在教课之外帮助照管孩子，就像我那时有一幅漫画中的“兼母之父”一样。
　　我常常抱孩子。喂孩子吃食，替孩子包尿布，唱小曲逗孩子睡觉，描图画引孩子笑乐；有时和孩子们一起用积木搭汽车，或者坐在小凳上“乘火车”。我非常亲近他们，常常和他们共同生活。这“亲近”也是这些画材所由来。
　　由于“热爱”和“亲近”，我深深地体会了孩子们的心理，发现了一个和成人世界完全不同的儿童世界。儿童富有感情，却缺乏理智；儿童富有欲望，而不能抑制。因此儿童世界非常广大自由，在这里可以随心所欲地提出一切愿望和要求：
　　房子的屋顶可以要求拆去，以便看飞机；眠床里可以要求生花草，飞蝴蝶，以便游玩；凳子的脚可以给穿鞋子；房间里可以筑铁路和火车站；亲兄妹可以做新官人和新娘子；天上的月亮可以要它下来……。
　　成人们笑他们“傻”，称他们的生活为“儿戏”，常常骂他们“淘气”，禁止他们“吵闹”。这是成人的主观主义看法，是不理解儿童心理的人的粗暴态度。我能热爱他们，亲近他们，因此能深深地理解他们的心理，而确信他们这种行为是出于真诚的，值得注意的，因此兴奋而认真地作这些画。
　　进一步说，我常常“设身处地”地体验孩子们的生活；换一句话，我常常自己变了儿童而观察儿童。我记得曾经作过这样的一幅画：房间里有异常高大的桌子、椅子和床铺，一个成人正在想爬上椅子去坐，但椅子的座位比他的胸脯更高，他努力攀跻，显然不容易爬上椅子；如果他要爬到床上去睡，也显然不容易爬上，因为床同椅子一样高；如果他想拿桌子上的茶杯来喝茶，也显然不可能，因为桌子面同他的头差不多高，茶杯放在桌子中央，而且比他的手大得多。这幅画的题目叫做《设身处地做了儿童》。这是我当时的感想的表现：我看见成人们大都认为儿童是准备做成人的，就一心希望他们变为成人，而忽视了他们这准备期的生活。因此家具器杂都以成人的身体尺寸为标准，以成人的生活便利为目的，因此儿童在成人的家庭里日常生活很不方便。同样，在精神生活上也都以成人思想为标准，以成人观感为本位，因此儿童在成人的家庭里精神生活也很苦痛。过去我曾经看见：六七岁的男孩子被父母亲穿上小长袍和小马褂，戴上小铜盆帽，教他学父亲走路；六七岁的女孩子被父母亲带到理发店里去烫头发，在脸上敷脂粉，嘴上涂口红，教她学母亲交际。我也曾替他们作一幅画，题目叫做《小大人》。现在想象那两个孩子的模样，还觉得可怕，这简直是畸形发育的怪人！我当时认为由儿童变为成人，好比由青虫变为蝴蝶。青虫生活和蝴蝶生活大不相同。
　　上述的成人们是在青虫身上装翅膀而教它同蝴蝶一同飞翔，而我是蝴蝶敛住翅膀而同青虫一起爬行。因此我能理解儿童的心情和生活，而兴奋地认真地描写这些画。
　　以上是我三十年前作这些画时的琐事和偶感，也可说是我的创作动机与创作经验。然而这都不外乎“舐犊情深”的表现，对读者有什么益处呢？哪里有供读者参考的价值呢？怎么能帮助他们在生活中发现画材呢？
　　无疑，这些画的本身是琐屑卑微，不足道的。只是有一句话可以告诉读者：我对于我的描画对象是“热爱”的，是“亲近”的，是深入“理解”的，是“设身处地”地体验的。画家倘能用这样的态度来对付更可爱的、更有价值的、更伟大的对象而创作绘画，我想他也许可以在生活中——尤其是在今日新中国的生气蓬勃的生活中——发现更多的画材，而作出更美的绘画。如果这句话是对的，那么这些画总算具有间接帮助读者的功能，就让它们出版吧。
　　附记：王朝闻同志在百忙中替我选画，我衷心地感谢他，还有这画集的封面题字，是封面画中的阿宝（她现在叫做丰陈宝，已经是三十六岁的少妇了）的女儿朝婴所写的，她们母女两代替我完成这封面，也是难得的事，不可以不记。
　　1955年元宵记于上海

　　我译《源氏物语》

　　我是四十年前的东京旅客，我非常喜爱日本的风景和人民生活，说起日本，富士山、信浓川、樱花、红叶、神社、鸟居等都浮现到我眼前来。中日两国本来是同种、同文的国家。远在一千九百年前，两国文化早已交流。我们都是席地而坐的人民，都是用筷子吃饭的人民，所以我觉得日本人民比欧美人民更加可亲。过去我有许多日本人的先生和朋友，名画家藤岛武二、三宅克己、大野隆德，已故的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内山完造等，我都熟悉。我曾经翻译过日本的文学家夏目漱石、石川啄木的小说，以及德富芦花的名作《不如归》。这些译本现今在我国刊印流传，为广大人民所爱读。而在另一方面，我所著的《缘缘堂随笔》，也曾经由日本的文学家吉川幸次郎翻译为日本文；谷崎润一郎曾经在他的随笔《昨今》里评论我的随笔，并向日本读者推荐。原来我们两国人民，风俗习惯互相近似，所以我们互读译文，觉得比读欧美文学的译文更加亲切。
　　日本在世界上是文化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日本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都是一千几百年前的作品，即我国唐朝时代的作品，文章都很富丽典雅，不亚于我们汉唐的古典文学。那时候，欧洲文化还非常幼稚，美洲更谈不到。只有中日两国的文学，早就在世界上大放光辉，一直照耀到几千年后的今日。而日本文学更有一个独得的特色，便是长篇小说的最早出世。日本的《源氏物语》，是公历1006年左右完成的，是几近一千年前的作品，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我国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意大利但丁的《神曲》，都比《源氏物语》迟三四百年出世呢。这《源氏物语》是世界文学的珍宝，是日本人民的骄傲！在英国、德国、法国，早已有了译本，早已脍炙人口。
　　而在相亲相近的中国，一向没有译本。直到解放后的今日，方才从事翻译；而这翻译工作正好落在我肩膀上，这在我是一种莫大的光荣！
　　记得我青年时代，在东京的图书馆里看到古本《源氏物语》。展开来一看，全是古文，不易理解。后来我买了一部与谢野晶子的现代语译本，读了一遍，觉得很像中国的《红楼梦》，人物众多，情节离奇，描写细致，含义丰富，令人不忍释手。
　　读后我便发心学习日本古文。记得我曾经把第一回《桐壶》读得烂熟，起初觉得这古文往往没有主语，字句太简单，难于理会；后来渐渐体会到古文的好处，所谓“言简意繁”，有似中国的《论语》、《左传》或《檀弓》。当时我曾经希望把它译成中国文，然而那时候我正热中于美术、音乐，不能下此决心。况且这部巨著长达百余万字，奔走于衣食的我，哪里有条件从事这庞大的工作呢？结果这希望只有梦想而已。岂知过了四十年，这梦想竟变成了事实。这是多么可喜可庆的事！
　　我国人民政府一向维护中日友好，重视日本古典文学。解放后十余年，民生安定、国本巩固之后，便大力从事文艺建设，借以弥补旧时代的缺陷。关于日本古典文学介绍方面，首先提出的是《源氏物语》。
　　经过出版当局的研究考虑，结果把这任务交给了我。我因有上述的前缘，欣然受任，已于去年秋天开始翻译，到现在已经完成了六回。全书五十四回，预计三年左右可以译毕，1965 年左右可以出书。我预料这计划一定会实现。
　　关于《源氏物语》的参考书，在日本不下数十种之多，大部分我已经办到，并且读过。在译本中，我认为谷崎润一郎最为精当：既易于理解，又忠于古文，不失作者紫式部原有的风格。然其他各本，亦各有其长处，都可供我参考。我执笔时，常常发生亲切之感。因为这书中常常引用我们唐朝诗人白居易等的诗句，又看到日本古代女子能读我国的古文《史记》、《汉书》和“五经”（《易经》、《书经》、《诗经》、《礼记》、《春秋》）；而在插图中，又看见日本平安时代的人物衣冠和我国唐朝非常相似。所以我译述时的心情，和往年译述俄罗斯古典文学时不同，仿佛是在译述我国自己的古书。我相信这译文会比西洋文的译文自然些，流畅些，但也难免有困难之处。举一个例：日本文中，樱花的“花”和口鼻的“鼻”都称为“hana”，《源氏物语》中有一个女子，鼻尖上有一点红色，源氏公子便称这女子为“末摘花”，而用咏花的诗句来暗中讥笑这女子的鼻子，非常富有风趣。但在中国文中，不可能表达这种风趣。我只能用注解来说明。然而一用注解便杀风景了。
　　在短歌中，此种例子不胜枚举，我都无法对付，真是一种遗憾。为了避免注解的杀风景，我有时不拘泥短歌中的字义，而另用一种适当的中国文来表达原诗的神趣。
　　这尝试是否成功，在我心中还是一个问题。
　　现在我已译完第六回“末摘花”，今后即将开始翻译第七回“红叶贺”。说起红叶，我又惦念起日本来。樱花和红叶，是日本有名的“春红秋艳”。我在日本滞留的那一年，曾到各处欣赏红叶。记得有一次在江之岛，坐在红叶底下眺望大海，饮正宗酒。其时天风振袖，水光接天；十里红树，如锦如绣。三杯之后，我浑忘尘劳，几疑身在神仙世界了。四十年来，这甘美的回忆时时闪现在我心头。今后我在翻译《源氏物语》的三年之间，一定会不断地回想日本的风景和日本人民的风韵闲雅的生活。我希望这东方特有的优良传统永远保留在日本人民的生活中。
　　（1962年）

　　●小说是讲人生经验的。我们读了小说，才会明白人间，才会知道处身涉世的道理。这一点好处不是别的书籍所能供给我们的。

　　老舍
　　（1899～1966）
　　满族，作家、艺术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鸿来、舍、非我等等。
　　北京人。1924 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并进行文学创作，1936年回国后，先后执教于齐鲁大学、青岛大学，任教授。“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主要作品有短篇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等；长篇小说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戏剧有《龙须沟》、《茶馆》等。现有《老舍文集》行世。

　　读书

　　若是学者才准念书，我就什么也不要说了。大概书不是专为学者预备的；那么，我可要多嘴了。
　　从我一生下来直到如今，没人盼望我成个学者；我永远喜欢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可是我爱念书。
　　书的种类很多，能和我有交情的可很少。我有决定念什么的全权；自幼儿我就会逃学，楞挨板子也不肯说我爱《三字经》和《百家姓》。对，《三字经》便可以代表一类——这类书，据我看，顶好在判了无期徒刑后去念，反正活着也没多大味儿。这类书可真不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犯无期徒刑罪的太多；要不然便是太少——我自己就常想杀些写这类书的人。
　　我可是还没杀过一个，一来是因为——我才明白过来——写这样书的人敢情有好些已经死了，比如写《尚书》的那位李二哥。
　　二未是因为现在还有些人专爱念这类书，我不便得罪人太多了。顶好，我看是不管别人；我不爱念的就不动好了。现在，我爸爸没希望我成个学者。
　　第二类书也与咱无缘：书上满是公式，没有一个“然而”和“所以”。据说，这类书里藏着打开宇宙秘密的小金钥匙。
　　我倒久想明白点真理。如地是圆的之类；可是这种书别扭，它老瞪着我。书不老老实实的当本书，瞪人干吗呀？我不能受这个气！有一回，一位朋友给我一本《相对论原理》，他说：明白这个就什么都明白了。我下了决心去念这本宝贝书。读了两个“配纸”，我遇上了一个公式。我跟它“相对”了两点多钟！往后边一看，公式还多了去啦！我知道和它们“相对”下去，它们也许不在乎，我还活看不呢？
　　可是我对这类书，老有点敬意。这类书和第一类有些不同，我看得出。第一类书不是没法懂，而是懂了以后使我更糊涂。以我现在的理解力——比上我七岁的时候，我现在满可以做圣人了——我能明白“人之初，性本善”。明白完了，紧跟着就糊涂了：昨儿个晚上，我还挨了小女儿——玫瑰唇的小天使——一个嘴巴。我知道这个小天使性本不善，她才二岁。第二类书根本就看不懂，可是人家的纸上没印着一句废话；懂不懂的，人家不闹玄虚，它瞪我，或者我是该瞪。我的心这么一软，便把它好好放在书架上；好打好散，别太伤了和气。
　　这要说到第三类书了。其实这不该算一类；就这么算吧，顺嘴，这类书是这样的：名气挺大，念过的人总不肯说它坏，没念过的人老怪害羞的说将要念。譬如说《元曲》，太炎“先生”的文章，罗马的悲剧，辛克莱的小说，《大公报》——不知是哪儿出版的一本书——都算在这类里，这些书我也都拿起来过，随手便又放下了。这里还就属那本《大公报》有点劲。
　　我不害羞，永远不说将要念。好些书的广告与威风是很大的，我只能承认那些广告作得不错，谁管它威风不威风呢。
　　“类”还多着呢，不便再说；有上面的三项也就足所证明我怎样的不高明了。
　　该说读的方法。
　　怎样读书，在这里，是个自决的问题；我说我的，没勉强谁跟我学。第一，我读书没系统。借着什么，买着什么，遇着什么，就读什么。不懂的放下，使我糊涂的放下，没趣味的放下，不客气。我不能叫书管着我。
　　第二，读得很快，而不记住。书要都叫我记住，还要书干吗？书应该记住自己。对我，最讨厌的发问是：“那个典故是哪儿的呢？”“那句书是怎么来着？”
　　我永不回答这样的考问，即使我记得。我又不是印刷机器养的，管你这一套！
　　读得快，因为我有时候跳过几页去。
　　不合我的意，我就练习跳远。书要是不服气的话，来跳我呀！看侦探小说的时候，我先看最后的几页，省事。
　　第三，读完一本书，没有批评，谁也不告诉。一告诉就糟：“嘿，你读《啼笑因缘》？”要大家都不读《啼笑因缘》，人家写它干吗呢？一批评就糟：“尊家这点意见？”我不惹气。读完一本书再打通儿架，不上算。我有我的爱与不爱，存在我自己心里。我爱念什么就念，有什么心得我自己知道，这是种享受，虽然显得自私一点。
　　再说呢，我读书似乎只要求一点灵感。“印象甚佳”便是好书，我没工夫去细细分析它，所以根本便不能批评。“印象甚佳”有时候并不是全书的，而是书中的一段最入我的味；因为这一段使我对全书有了好感；其实这一段的美或者正足以破坏了全体的美，但是我不去管；有一段叫我喜欢两天的，我就感谢不尽。因此，设若我真去批评，大概是高明不了。
　　第四，我不读自己的书，不愿谈论自己的书。“儿子是自己的好”，我还不晓得，因为自己还没有过儿子。有个小女儿，女儿能不能代表儿子，就不得而知。“老婆是别人的好”，我也不敢加以拥护，特别是在家里。但是我准知道，书是别人的好。别人的书自然未必都好，可是至少给我一点我不知道的东西。自己的，一提都头疼！自己的书，和自己的运气，好像永远是一对儿累赘。
　　第五，哼，算了吧。
　　（1934年）

　　怎样读小说

　　写一本小说不容易，读一本小说也不容易。平常人读小说，往往以为既是“小”说，必无关宏旨，所以就随便一看，看完了顺手一扔，有无心得，全不过问。这个态度，据我看来，是不大对的。光是浪费了光阴么？我们要这样去读小说，何不去玩玩球，练练武术，倒还有益于身体呀？
　　再说，小说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不是完全因为它“小”而易读，可供消遣。反之，它之所以能够存在，正因为它有它特具的作用，不是别的书籍所能替代的。化学不能代替心理学，物理学不能代替历史；同样的，别的任何书籍也都不能代替小说。
　　小说是讲人生经验的。我们读了小说，才会明白人间，才会知道处身涉世的道理。
　　这一点好处不是别的书籍所能供给我们的。哲学能教咱们“明白”，但是它不如小说说得那么有趣，那么亲切，那么动人，因为哲学太板着面孔说话，而小说则生龙活虎的去描写，使人感到兴趣，因而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历史也写人间，似乎与小说相同。可是，一般的说，历史往往缺乏着文艺性，使人念了头疼；即使含有文艺性，也不能像小说那样圆满生动，活龙活现。历史可以近乎小说，但代替不了小说。世间恐怕只有小说能源源本本、头头是道的描画人世生活，并且能暗示出人生意义。就是戏剧也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因为戏剧须摆在舞台上去，而舞台的限制就往往教剧本不能像小说那样自由描画。于此，我们知道了，小说是在书籍里另成一格，也就与别种书籍同样的有它独立的、无可代替的价值与使命。它不是仅供我们念着“玩”的。
　　读小说，第一能教我们得到益处的，便是小说的文字。世界上虽然也有文字不甚好的伟大小说，但是一般的来说，好的小说大多数是有好文字的。所以，我们读小说时，不应只注意它的内容，也须学习它的文字：看它怎么以最少的文字，形容出复杂的心态物态来；看它怎样用最恰当的文字，把人情物状一下子形容出来，活生生的立在我们的眼前。况且一部小说，又是有人有景有对话，千状万态，包罗万象，更是使我们心宽眼亮，多见多闻；假若我们细心去读的话，它简直就是一部最好的最丰富的模范文。反之，假若我们读到一部文字不甚好的小说，即使它有些内容，我们也就知道这部小说是不甚完美的，因为它有个文字拙劣的缺点。在我们读过一段描写人，或描写事物的文字以后，试把小说放在一边，而自己拟作一段，我们便得到很不小的好处，因为拿我们自己的拟作与原文一比，就看出来人家的是何等简洁有力，或委宛多姿。而且还可以看出来，人家之所以能体贴入微者，必是由真正的经验而来，并不是先写好了“人生于世”而后敷衍成章的。假若我们也要写好文章，我们便也应该去细心观察人生与事物，观察之后，加以揣摩，而后我们才能把其中的精彩部分捉到，下笔如有神矣。闭着眼睛想是写不出来东西的。
　　文字以外，我们该注意的是小说的内容。要断定一本小说内容的好坏，颇不容易，因为世间的任何一件事都可以作为小说的材料，实在不容易分别好坏。不过，大概的说，我们可以这样来决定：关心社会的便好，不关心社会的便坏。这似乎是说，要看作者的态度如何了。同一件事，在甲作家手里便当作一个社会问题而提出之，在乙作家手里或者就当作一件好玩的事来说。前者的态度严肃，关切人生；后者的态度随便，不关切人生。那么，前者就给我们一些知识，一点教训，所以好；后者只是供我们消道，白费了我们的光阴，所以不好。青年们读小说，往往喜爱剑侠小说。行侠仗义，好打不平，本是一个黑暗社会中应有的好事。倘若作者专向着“侠”字这一方面去讲，他多少必能激动我们的正义感，使我们也要有除暴安良的抱负。反之，倘若作者专注意到“剑”字上去，说什么口吐白光，斗了三天三夜的法而不分胜负，便离题太远，而使我们渐渐走入魔道了。青年们没有多少判断能力，而且又血气方刚，喜欢热闹，故每每以惊奇与否断定小说的好歹，而不知惊奇的事未必有什么道理，我们费了许多光阴去阅读，并不见得有丝毫的好处。同样的，小说的穿插若专为故作惊奇，并不见得就是好作品，因为卖关子，耍笔调，都是低卑的技巧：而好的小说，虽然没有这些花样，也自能引人入胜。一部好的小说，必是真有的说，真值的说；它决不求助于小小的技巧来支持门面。作者要怎样说，自然有个打算，但是这个打算是想把故事拉得长长的，好多赚几个钱。所以，我们读一本小说，绝不该以内容与穿插的惊奇与否而定去取，而是要以作者怎样处理内容的态度，和怎样设计去表现，去定好坏。
　　假若我们能这样去读小说，则小说一定不是只供消遣的东西，而是对我们的文学修养，与处世的道理，都大有裨益的。
　　（1941年）

　　写与读

　　要写作，便须读书。读书与著书是不可分离的事。当我初次执笔写小说的时候，我并没有考虑自己应否学习写作，和自己是否有写作的才力。我拿起笔来，因为我读了几篇小说。这几篇小说并不是文艺杰作，那时候我还没有辨别好坏的能力。读了它们，我觉得写小说必是很好玩的事，所以我自己也愿试一试。《老张的哲学》便是在这种情形下写出来的，无可避免的，它必是乱七八糟，因为它的范本——那时节我所读过的几篇小说——就不是什么高明的作品。
　　一边写着“老张”，一边抱着字典读莎士比亚的《韩姆烈德》①。这是一本文艺杰作，可是它并没有给我什么好处。这使我怀疑：以我们的大学里的英文程度，而必读一半本莎士比亚，是不是白费时间？后来，我读了英译的《浮士德》，也丝毫没得到好处。这使我非常的苦闷，为什么被人人认为不朽之作的，并不给我一点好处呢？
　　有一位好友给我出了主意。他教我先读欧洲史，读完了古希腊史，再去读古希腊文艺，读完了古罗马史，再去读古罗马文艺……。这的确是个好主意。从历史中，我看见了某一国在某一时代的大概情形，而后在文艺作品中我看见了那一地那一时代的社会光景，二者相证，我就明白了一点文艺的内容与形式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过，说真的，那些古老的东西往往教我瞪着眼咽气！读到半本英译的《衣里亚德》①，我的忍耐已用到极点，而想把它扔得远远的，永不再与它谋面。可是，一位会读希腊原文的老先生给我读了几十行荷马，他不是读诗，而是在唱最悦耳的歌曲！大概荷马的音乐就足以使他不朽吧？我决定不把它扔出老远去了！他的《奥第赛》②比《衣里亚德》更有趣一些——我的才力，假若我真有点才力的话，大概是小说的，而非诗歌的；《奥第赛》确乎有点像冒险小说。
　　希腊的悲剧教我看到了那最活泼而又最悲郁的希腊人的理智与感情的冲突，和文艺的形式与内容的调谐。我不能完全明白它们的技巧，因为没有看见过它们在舞台上“旧戏重排”。从书本上，我只看到它们的“美”。这个美不仅是修辞上的与结构上的，而也是在希腊人的灵魂中的；希腊人仿佛是在“美”里面呼吸着的。
　　假若希腊悲剧是鹤唳高天的东西，我自己的习作可仍然是爬伏在地上的。一方面，古希腊的三大悲剧家是世界文学史中罕见的天才，高不可及，一方面，我读了阿瑞司陶风内司③的喜剧，而喜剧更合我的口胃。假若我缺乏组织的能力与高深的思想，我可是会开玩笑啊，这时候，我开始写《赵子曰》——一本开玩笑的小说。
　　在悲剧喜剧之外，我最喜爱希腊的短诗。这可只限于喜爱。我并不敢学诗，我知道自己没有诗才。希腊的短诗是那么简洁，轻松，秀丽，真像是“他只有一朵花，却是玫瑰”那样。我知道自己只是粗枝大叶，不敢高攀玫瑰！
　　赫罗都塔司①、赛诺风内②，与修西地第司③的作品，我也都耐着性子读了，他们都没给我什么好处。读他们，几乎像读列国演义，读过便全忘掉。
　　古罗马的作品使我更感到气闷。能欣赏米尔顿④的，我想，一定能喜爱乌吉尔⑤可是，我根本不能欣赏米尔顿。我喜爱跳动的、天才横溢的诗，而不爱那四平八稳的工力深厚的诗。乌吉尔是杜甫，而我喜欢李白。罗马的雄辩的散文是值得一读的，它们常常给我们一两句格言与宝贵的常识，使我们认识了罗马人的切于实际，洞悉人情。可是，它们并不能给我们灵感。
　　一行希腊诗歌能使我们沉醉，一整篇罗马的诗歌或散文也不能使我们有些醉意——罗马伟大，而光荣属于希腊。
　　对中古时代的作品，我读得不多。北欧、英国、法国的史诗，我都看了一些，可是不感兴趣。它们粗糙、杂乱，它们确是一些花木，但是没经过园丁的整理培修。尤其使我觉得不舒服的是它们硬把历史的界限打开，使基督前的英雄去作中古武士的役务。它们也过于爱起打与降妖。
　　它们的历史的、地方的、民俗的价值也许胜过了文艺的，可是我的目的是文艺呀。
　　使我受益最大的是但丁的《神曲》。
　　我把所能找到的几种英译本，韵文的与散文的，都读了一过儿，并且搜集了许多关于但丁的论著。有一个不短的时期，我成了但丁迷，读了《神曲》，我明白了何谓伟大的文艺。论时间，它讲的是永生；论空间，它上了天堂，入了地狱；论人物，它从上帝、圣者、魔王、贤人、英雄，一直讲到当时的“军民人等”。它的哲理是一贯的，而它的景物则包罗万象。它的每一景物都是那么生动逼真，使我明白何谓文艺的方法是从图像到图像。天才与努力的极峰便是这部《神曲》，它使我明白了肉体与灵魂的关系，也使我明白了文艺的真正的深度。
　　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永远给人以灵感。尽管阿比累是那么荒唐杂乱，尽管英国的戏剧是那么夸大粗壮，可是它们教我的心跳，教我敢冒险去写作，不怕碰壁。
　　不错，浪漫派的作品也往往失之荒唐与夸大，但是文艺复兴的大胆是人类刚从暗室里出来，看到了阳光的喜悦，而浪漫派的是失去了阳光，而叹息着前途的黯淡。文艺复兴的啼与笑都健康！
　　因为读过了但丁与文艺复兴的文艺，直到如今，我心中老有个无可解开的矛盾：一方面，我要写出像《神曲》那样完整的东西；另一方面，我又想信笔写来，像阿比累那样要笑就笑个痛快，要说什么就说什么。细腻是文艺者必须有的努力，而粗壮又似乎足以使人们能听见巨人的狂笑与嚎啕。我认识了细腻，而又不忍放弃粗壮。我不知道站在哪一边好。我写完了《赵子曰》，它粗而不壮。它闹出种种笑话，而并没有在笑话中闪耀出真理来。《赵子曰》也会哭会笑，可不是巨人的啼笑。
　　用不着为自己吹牛啊，拿古人的著作和自己的比一比，自己就会公平的给自己打分数了！
　　在我做事的时候，我总愿意事前有个计划，而后一一的“照计而行”。不过，这个心愿往往被一点感情或脾气给弄乱，而自己破坏了自己的计划。在事后想起自己这种愚蠢可笑，我就无可如何的名之为“庸人的浪漫”。在我的作品里，我可是永远不会浪漫。我有一点点天赋的幽默之感，又搭上我是贫寒出身，所以我会由世态与人情中看出那可怜又可笑的地方来；笑是理智的胜利，我不会皱着眉把眼钉在自己的一点感触上，或对着月牙儿不住的落泪，因此，我很喜欢十七八世纪假古典主义的作品。不错，这种作品没有浪漫派的那种使人迷醉颠倒的力量；可是也没有浪漫派的那种信口开河，唠里唠叨的毛病。这种作品至少是具有平稳、简明的好处。在文学史中，假古典主义本来是负着取法乎古希腊与罗马文艺的法则，而美化欧西各国的文字的责任的；对我，它依样的还有这个功能——它使我知道怎样先求文字上的简明及思路上的层次清楚，而后再说别的。我佩服浪漫派的诗歌，可是我喜欢假古典派的作品，正像我只能读咏唐诗，而在自己作诗的时候即取法乎宋诗。
　　至于浪漫派小说，我没读过多少，也不想再读。假若我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就接触了浪漫派的小说，我也许能像在十二三岁时读《三侠剑》与《绿牡丹》那样的起劲入神。可是它们来到我眼中的时候，我已是快三十岁的人，我只觉得它们的侠客英雄都是二簧戏里的花脸儿，他们的行动也都配着锣鼓。我要看真的社会与人生，而不愿老看二簧戏。
　　1928 年至1929 年，我开始读近代的英法小说。我的方法是：由书里和友人的口中，我打听到近三十年来的第一流作家，和每一作家的代表作品。我要至少读每一名作家的“一”本名著。这个计划太大，近代是小说的世界，每一年都产生几本可以传世的作品。再说，我并不能严格的遵守“一本书”的办法，因为读过一个名家的一本名著之后，我就还想再读他的另一本；趣味破坏了计划。英国的威尔斯、康拉德、美瑞地茨①，和法国的福绿贝尔与莫泊桑，都拿去了我很多的时间。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中，我昼夜的读小说，好像是落在小说阵里。它们对我的习作的影响是这样的：
　　（1）大体上，我喜欢近代上说的写实的态度，与尖刻的笔调。这态度与笔调告诉我，小说已成为社会的指导者，人生的教科书；它们不只供给消遣，而是用引人入胜的方法作某一事理的宣传。
　　（2）我最心爱的作品，未必是我能仿造的。我喜欢威尔斯与赫胥黎的科学的罗曼司，和康拉德的海上的冒险，但是我学不来。我没有那么高深的学识与丰富的经验。“读”然后知“不足”啊！（3）各派的小说，我都看到了一点，我有时候很想仿制。可是，由多读的关系，我知道摹仿一派的作风是使人吃亏的事。看吧，从古至今，那些能传久的作品，不管是属于哪一派的，大概都有个相同之点，就是它们健康、崇高、真实。反之，那些只管作风趋时，而并不结实的东西，尽管风行一时，也难免境迁书灭。在我的长篇小说里，我永远不刻意的摹仿任何文派的作风与技巧；我写我的。在短篇里，有时候因兴之所至，我去摹仿一下，为是给自己一点变化。
　　（4）多读，尽管不为是去摹仿，也还有个好处：读的多了，就多知道一些形式，而后也就能把内容放到个最合适的形式里去。
　　回国之后，我才有机会多读俄国的作品。我觉得俄国的小说是世界伟大文艺中的“最”伟大的。我的才力不够去学它们的，可是有它们在心中，我就能因自惭才短的希望自己别太低级，勿甘自弃。
　　对于剧本，我读过不多。抗战后，我也试写剧本，成绩不好是无足怪的。
　　文艺理论是我在山东教书的时候，因为预备讲义才开始去读的；读的不多，而且也没有得到多少好处。我以为“论”文艺不如“读”文艺，我们的大学文学系中，恐怕就犯有光论而不读的毛病。
　　读书而外，一个作家还须熟读社会人生。因为我“读”了人力车夫的生活，我才能写出《骆驼祥子》。它的文字、形式、结构，也许能自书中学来的；它的内容可是直接的取自车厂、小茶馆与大杂院的；并没有看过另一本专写人力车夫的生活的书。
　　（1945年）

　　古为今用

　　我们都愿意学习点古典文学，以便继承民族传统，推陈出新。在学习中，恐怕我们都可能有这样的经验：一接触了古典著作，我们首先就被著作中的文字之美吸引住，颇愿学上一学。那么，这篇短文就专谈谈从古典著作中学习文字的问题，不多说别的。
　　文字平庸是个毛病，为医治这个毛病，读些古典文学著作是大有好处的。可是，也有的人正因为读了些古典作品，而文字反倒更平庸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概是这样：阅读了一些古典诗文，不由地就想借用一些词汇，给自己的笔墨添些色彩。于是，词汇较为丰富了，可是文笔反倒更显着平庸，因为说到什么都有个人云亦云的形容词，大雨必是滂沱的，火光必是熊熊的，溪流必是潺潺的……。这样穿戴着借来的衣帽的文章是很难得出色的。
　　在另一方面，我们今天的文学工具是白话，不是文言。古典诗文呢，大都用文言，不用白话（《水浒》、《红楼梦》等是例外）。那么，由文言诗文借来的词汇，怎样天衣无缝地和白话结合在一处，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二者结合的不好，必会露出生拉硬扯的痕迹，有损于文章气势的通畅。
　　因此，我想学习古典文学的文字不应只图多识几个字，多会用几个字，更重要的是由学习中看清楚文学是与创造分不开的。尽管我们专谈文字的运用，也须注意及此。我们一想起韩愈与苏轼，马上也就想起“韩潮苏海”来。这说明我们尊重二家，不因他们的笔墨相同，而因他们各有独创的风格。我们对李白与杜甫的尊重，也是因为他们的光芒虽皆万丈，而又各有千秋。
　　多识几个字和多会用几个字是有好处的。不过，这个好处很有限，它不会使我们深刻地了解如何创造性地运用文字。本来嘛，不管我们怎样精研古典文学，我们自己写作的工具还是白话——写旧体诗词是例外。这样，我们的学习不能不是摸一摸前人运用文字的底，把前人的巧妙用到我们自己的创作里来。这就是说，我们要求自己以古典文字的神髓来创造新的民族风格，使我们的文字既有民族风格，又有时代的特色。我们责任绝对不限于借用几个古雅的词汇。是的，我们须创造自己的文字风格。
　　因此，我们不要专看前人用了什么字，而更须留心细看他们怎样用字。让我们看看《文心雕龙》里的这几句吧：“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
　　写这段话的是个懂得写作甘苦的人。
　　要不然，他不会说得这么透澈。他不但说得透澈，而且把山海风云都调动了来，使文章有气势，有色彩，有形象。这是一段理论文字，可是写的既具体又生动。
　　我们从这里学习什么呢？是抄袭那些词汇吗？不是的。假若我们不用“拿笔”，而说“搦翰”，便是个笑话。我们应学习这里的怎么字字推敲，怎样以丰富的词汇描绘出我们构思时候的心态，词汇多而不显着堆砌，说道理而并不沉闷。我们应学习这里的句句正确，而又气象万千，风云山海任凭调遣。这使我们看明白：我们是文字的主人，文字不是我们的主人，全部《文心雕龙》的词汇至为丰富。但是专凭词汇，成不了精美的文章。词汇的控制与运用才是本领的所在。我们的词汇比前人的更为丰富，因为我们的词汇既来自口语，又有一部分来自文言，而且还有不少由外国语言移植过来的。可是，我们的笔下往往显着枯窘。这大概是因为我们只着重词汇，而不相信自己。请看这首“诗”吧：
　　初升的朝暾，照耀着人间红亮，虽然梅蕊初放，人们的心房却热得沸腾！
　　这是一首习作，并不代表什么流派与倾向。可是这足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的确以为用上“朝暾”、“照耀”、“梅蕊”与“沸腾”，便可以算作诗了。
　　有的人也这样写散文。他们忽略了文字必须通过我们自己的推敲锤炼，而后才能玉润珠圆。我们用文字表达我们的思想、感情；不以文字表达文字。字典里的文字最多，但字典不是文学作品。
　　据我猜，陶渊明和桐城派的散文家大概都是饱学之士。可是，陶诗与桐城派散文都是那么清浅朴实，不尚华丽。难道这些饱学之士真没有丰富的词汇，供他们驱使吗？不是的。他们有意地避免藻饰，而独辟风格。可见同是一样的文字，在某甲手里就现出七宝莲台，在某乙手里又朴素如瓜棚豆架。一部文学史里，凡是有成就的作家，在文字上都必有独到之处，自成一家。
　　我们必须学点古典文学，但学习的目的是古为今用。我们要从古典文学中学会怎么一字不苟，言简意赅，学习怎么把普通的字用得飘飘欲仙，见出作者的苦心孤诣。这么下一番功夫，是为了把我们的白话文写出风格来，而不是文言与白话随便乱搀，成为杂拌儿。随便乱搀，文章必定松散无力。这种文章使人一看就看出来，作者的思想、感情，并没有和文字骨肉相关地结合在一起，而是随便凑合起来的。
　　我们要多学习古典文学，为的是写好自己的文章。我们是文字的使用者。通过学习，我们就要推陈出新，给文字使用开辟一条新路，既得民族传统的奥妙，又有我们自己的创造。继承传统绝对不是将就，不是生搬硬套，不是借用几个词汇。
　　我们要在使用文字上有所创造！
　　所谓不将就，即是不随便找个词汇敷衍一下。我们要想，想了再想，以便独出心裁地找到最恰当的字。假若找不到，就老老实实地用普通的字，不必勉强雕饰。
　　这比随便拉来一堆泛泛的修辞要更结实一些。更应当记住，我们既用的是白话，就应当先由白话里去找最恰当的字，看看我们能不能用白话描绘出一段美景或一个生龙活虎的人物。反之，若是一遇到形容，我们就放弃了白话，而求救于文言，随便把“朝暾”“暮色”等搬了来，我们的文章便没法子不平庸无力。
　　是的，文言中的词汇用的得当，的确足以叫文笔挺拔，可是也必须留意，生搬硬套便达不到这个目的。语言艺术的大师鲁迅最善于把文言与白话精巧地结合在一处。不知他费了多少心思，才作到驰骋古今，综合中外，自成一家。他对白话与文言的词汇都呕尽心血，精选慎择，一语不苟。他不拼凑文字，而是使文言与白话都听从他的指挥，得心应手，令人叫绝。我们都该用心地阅读他的著作，特别是他的杂文。
　　至于学习古典文学，目的不仅在借用几个词汇，前边已经说过，这里只须指出：减省自己的一番思索，就削弱了一分创造性。要知道，文言作品中也有陈词滥调，不可不去鉴别。即使不是陈词滥调，也不便拿来就用。我们必须多多地思索。继承古典的传统一定不是为图方便，求省事。
　　想要掌握文字技巧必须下一番真功夫，一点也别怕麻烦。
　　（1959年）

　　谈读书

　　我有个很大的毛病，读书不求甚解。
　　从前看过的书，十之八九都不记得；我每每归过于记忆力不强，其实是因为阅读时马马虎虎，自然随看随忘。这叫我吃了亏——光翻动书页，而没吸收到应得的营养，好似把食品用凉水冲下去，没有细细咀嚼。因此，有人问我读过某部好书没有，我虽读过，也不敢点头，怕人家追问下去，无辞以答。这是个毛病，应当矫正！
　　丢脸倒是小事，白费了时光，实在可惜！
　　矫正之法有二：一曰随读随作笔记。
　　这不仅大有助于记忆，而且是自己考试自己，看看到底有何心得。我曾这么办过，确有好处。不管自己的了解正确与否，意见成熟与否，反正写过笔记必得到较深的印象。及至日子长了，读书多了，再翻翻旧笔记看一看，就能发现昔非而今是，看法不同，有了进步。可惜，我没有坚持下去，所以有许多读过的著作都忘得一干二净。既然忘掉，当然说不上什么心得与收获，浪费了时间！
　　第二个办法是：读了一本文艺作品，或同一作家的几本作品，最好找些有关于这些作品的研究、评论等著述来读，也应读一读这个作家的传记。这实在有好处。
　　这会使我们把文艺作品和文艺理论结合起
　　来，把作品与作家结合起来，引起研究兴趣，尽管我们并不想做专家。有了这点兴趣，用不着说，会使我们对那些作品与那个作家得到更深刻的了解，吸取更多的营养。孤立地读一本作品，我们多半是凭个人的喜恶去评断，自己所喜则捧入云宵，自己所恶则弃如粪土。事实上，这未必正确。及至读了有关这本作品的一些著述，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的错误。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采取人云亦云的态度，不便自作主张。不是的。这是说，我们看了别人的意见，会重新去想一想。这么再想一想便大有好处。至少它会使我们不完全凭感情去判断，减少了偏见。去掉偏见，我们才能够吸取营养，扔掉糟粕——个人感情上所喜爱的那些未必不正是糟粕。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极喜读英国大小说家狄更斯的作品，爱不释手。我初习写作，也有些效仿他。他的伟大究竟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只学来些耍字眼儿，故意逗笑等等“窍门”，洋洋得意。后来，读了些狄更斯研究之类的著作，我才晓得原来我所摹拟的正是那个大作家的短处。他之所以不朽并不在乎他会故意逗笑——假若他能够控制自己，减少些绕着弯子逗笑儿，他会更伟大。特别使我高兴的是近几年来看到些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写成的评论，这些评论是以科学的分析方法把狄更斯和别的名家安放在文学史中最合适的地位，既说明他们的所以伟大，也指出他们的局限与缺点。他们仍然是些了不起的巨人，但不再是完美无缺的神像。这使我破除迷信，多么好啊！是的，有关于大作家的著作有很多，我们读不过来，其中某些旧作读了也不见得有好处。读那些新的吧。
　　真的，假若（还暂以狄更斯为例）我们选读了他的两三本代表作，又去读一本或两本他的传记，又去读几篇近年来发表的对他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一定会得到些正确的了解，从而取精去粕地吸收营养。
　　这当然需要时间，可是细嚼烂咽总比囫囵吞枣强得多。
　　此外，我想因地制宜，各地都成立几个人的读书小组，约定时间举行座谈，交换意见，必有好处。我们必须多读书，可是工作又忙，不易博览群书。假若有读书小组呢，就可以各将所得，告诉别人；或同读一书，各抒己见；或一人读《红楼梦》，另一人读《曹雪芹传》，另一人读《红楼梦研究》，而后座谈，献宝取经。我想这该是个不错的方法，何妨试试呢。
　　（1960年）

　　选择与鉴别
　　——怎样阅读文艺书籍

　　吃东西要有选择：吃有营养的，不吃有毒的。
　　对精神食粮也必需选择：好书，开卷有益；坏书，开卷有害，可能有很大的害。
　　在旧社会里，有些人以编写坏书或贩卖坏书为职业。有不少青年受了骗，因为看坏书而损害了身体，或道德败落，变成坏人。今天，我们还该随时警惕，不要随便抓起一本书就看，那会误中毒害。至于故意去找残余的坏书阅读，简直是自暴自弃的表现，今日的青年一定知道不该这么做。
　　特别应当注意选择文艺作品。有的人管小说什么的叫做闲书，并且以为随便看看闲书不会有什么害处。这不对。“闲书”
　　可能有很大的危害。旧日的坏书多数是利用小说等文学形式写成的，只为生意兴隆，不管害人多少。我们千万不可上当。
　　俗话说：老不读《三国》，少不看《水浒》。这并不是说《三国》与《水浒》不好，而是说它们有很强的感染力，能够左右读者的思想感情，去摹仿书中人物。确是这样：一部好小说会使读者志气昂扬，力争上游；一部坏小说会使读者志气消沉，腐化堕落。留点神吧，别采取看闲书的态度，信手抬来，随便消遣。看坏书如同吸鸦片烟，会使人上瘾，越吸越爱吸，也就受毒越深。
　　还有一种书，荒诞无稽，也足以使人——特别是青年与少年，异想天开，作出荒唐的事来。如剑侠小说。我们从前不是听说过么：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因读剑侠小说而逃出学校，到深山古洞去访什么老祖或圣母，学习飞剑杀人，呼风唤雨等等本领。结果呢，既荒废了学业，也没找到什么老祖或圣母——世界上从来没有过什么老祖和圣母啊！使人不务正业，而去求仙修道，难道不是害处么？
　　怎么选择呢？不需要开一张书目，这么办就行：要看，就先看当代的好作品。
　　我们的确有许多好小说，好剧本，好诗集，好文学刊物，好革命回忆录……。为什么不看这些，而单找些无聊的东西浪费时光，或有害的东西自寻苦恼呢？生活在今天，就应当关心今天的国家建设与革命事业的大事，而我们这几年出版的好作品恰好是反映这些的。它们既足以使我们受到鼓舞，争取进步，又能获得艺术上的享受，有多么好呢！
　　或者有人说：新的作品读起来费力，不如某些剑侠小说、言情小说、公案小说等等那么简单省劲儿。首先就该矫正这个看法。在我自己的少年时期，最先接触到的就是《施公案》一类的小说。到二十岁左右，我才看到新小说。读了几本新小说之后，再拿起《施公案》来看，便看不下去了。从内容上说，新小说里所反映的正是我迫切要知道的，《施公案》没有这样的亲切：从文笔上说，新小说中有许多是艺术作品，而《施公案》没有这样的水平。
　　新小说唤醒我对社会的关切，提高了我的文艺欣赏力，我没法子再喜欢《施公案》。
　　后来，我自己也学习写小说，走的是新小说的路子，不是《施公案》的路子。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比一比就知道谁高谁低了。我相信，谁都一样：念过几本新作品，就会放弃《施公案》。
　　一个研究文学的人，自然要广为阅览，以便分析比较。但是，这是专家的工作，一般人不宜借口要博阅广见而一视同仁，不辨好坏，抓住什么读什么。
　　现代题材的作品读了不少以后，再去看古典作品，就比较妥当。因为，若是一开始就读古典作品，心中没有底，不会鉴别，往往就容易发生误解，以为古典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不管是18 世纪的，还是19 世纪的，都是模范，值得效仿。这一定会出毛病。不论多么伟大的作家也没有一眼看到几百年后的本领。他的成功是塑造了他的时代的典型人物，但这只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并不足以典范千古。即使这个人物是正面的人物，是好人，他也必然带着他那个时代必不可免的缺点，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模范。是呀，一个18世纪的人怎会能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呢？正面人物尚且如此，何况那反面人物呢？
　　阅读古典作品而受到感动是当然的，这正好证明古典作品之所以为古典作品，具有不朽的价值。但是，因受感动而去摹仿书中人物的行为就是另一回事了。这证明读者没有鉴别的能力，糊糊涂涂地做了古代作品的俘虏。
　　我们能够从古典的杰作了解到某一个历史时期的男女是怎么生活着的，明白一些他们的思想感情，志愿与理想，遭遇与成败。小说等文艺作品虽然不是历史，却足以帮助我们明白些历史的发展，使我们通达，因而也就更爱我们自己的时代与社会。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最进步的制度，我们的社会现实曾经是多少前哲的理想。以古比今，我们感到幸福，从而意气风发，去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我们读过的现代好作品帮助我们认清我们的社会，鼓舞我们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有了这个底子，再看古典作品，我们就有了鉴别力，叫古为今用，不叫今为古用，去做古书俘虏。假若我们看了《红楼梦》，而不可怜那悲剧中的贾宝玉与林黛玉，不觉得我们自己是多么幸福，反倒去羡慕“大观园”中的腐烂生活，就是既没有了解《红楼梦》，也忘了自己是什么时代的人。这不仅荒唐可笑，而且会使个人消沉或堕落，使个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上受到损失。这个害处可真不小！历史是向前进的，人也得往前走，不应后退！假若今天我们自己要写一部新《红楼梦》，大概谁也会想得到，我们必然是去描写某工厂或某人民公社的青年男女怎样千方百计地增产节约，怎样忘我地劳动，个个奋勇争先，为集体的事业去争取红旗。我们的《红楼梦》里的生活是健康的、愉快的、民主的、创造的，不会有以泪洗面的林黛玉，也不会有“大观园”中的一切乱七八糟。假若不幸有个林黛玉型的姑娘出现，我们必然会热诚的帮助她，叫她坚强起来，积极地从事生产，不再动不动地就掉眼泪。假若她是因读老《红楼梦》而学会多愁善感的，我们就会劝她读读《刘胡兰》，看看新电影，叫她先认清现代青年的责任是什么，切莫糊糊涂涂地糟蹋了自己。
　　有选择就不至于浪费时间或遭受毒害。
　　有鉴别就不会认错了时代，盲目崇拜古书，错误地摹仿前人，使自己不向前时，而往后退。
　　在这里，我主要地谈到文艺作品，因为阅读文艺作品而不加选择与鉴别，最容易使人受害。我并没有验看别种著作，说别种著作不需要选择与鉴别的意思，请勿误会。
　　（1961年）

　　读巴金的《电》

　　巴金兄——无论如何，这个“兄”是不能减去的，他确是我的朋友；我希望我的意见不被这个“兄”给左右了——是个可爱的人。他坦直忠诚，脸上如是，心中也如是。我只会过他四五次，可是头一次见面就使我爱他。他的官话，要是叫我给打分数，大概过不去六十分。他匆匆忙忙地说，有时候我听不明白他的话，可是我老明白他话中夹着的笑；他的笑是那么亲热，大概无论谁也能觉到他那没能用话来表现清楚的一些热力，他的笑打入你的心里。
　　设若我没见过他，而只读了他的作品，我定会想到他是个漂亮的人。不，他的文字的魅力在他的身上是找不到的。他那敦厚的样子与他的文字风格好像中间隔着一层打不通的墙壁。可是，在事实上，他确是写了那些理想的漂亮故事。对了，我捉住他了，理想，他是个理想者。他那对近视眼仿佛向内看着他的心，外面的刺激都在他心内净炼过，而后他不惜用全力顺着他的理想来表现。他的人物——至少是在《电》里——简直全顺着他画好的白道上走，他差不多不用旁衬的笔法，以小动作揭显特性，他一直地写来，个个人都是透明的。他也少用个人的心理冲突来增高写实的色彩，他的人物即使有心理的冲突，也被理想给胜过，而不准不为理想而牺牲。因此，这篇不甚长的东西——《电》——像水一般的明透，而显着太明透了。
　　这里的青年男女太简单了，太可爱了，可是毛病都坏在这个“太”上。这篇作品没有阴影，没有深浅，除了说它是个理想，简直没法子形容它。他的笔不弱，透明到底；可是，我真希望他再让步一些，把雪里搀上点泥！他的一致使我不敢深信他的人物了，虽然我希望真有这么洁白的一群天使。
　　他说——在序言里——要表现性格。
　　这个，他没做到。他把一个理想放在人物们心里，大家都被这个理想牵系着；已经没有了自己，怎能充分的展示个性呢？他不许他们任意的活动。他们都不怕死，都愿为理想而牺牲；他不是写个人的生活，而是讲大家怎样的一致。他写的是结果，自然用不着多管个性。恋爱，在这群可钦佩的男女心中，是可怕的；怕因恋爱而耽误了更重要的工作。真的，这使此书脱离开才子佳人的旧套；可是在理想上还是完成才子佳人们，不过这是另一种才子佳人罢了。
　　最重要的角色，佩珠，简直不是个女人，而是个天使；我真希望有这样的女子！
　　可是哪儿去找呢？她有了一切，只剩一死。别的角色虽然比她差着些，可也都好得像理想中人物那么好。他们性格与事业的关系，使他们有了差别，可是此书的趣味不在写这些差别；假如他注意到此点，这本书必会长出两倍，而成了个活的小世界。他没这么办。一气呵成，他把角色们一齐送到理想的目的地去。他显着有点匆忙。
　　是呀，他并没敢忘了这群男女在工作上遇到困难，可是这些困难是足以完成他们个人的光荣与死。那些困难与阻力完全没有说明，好像只为预备这么点东西，好反衬出他们是多么纯洁。读者对于黑暗方面只看到一个黑影，不能看到黑影里藏着多少东西，和什么东西。我们从这篇东西只得到高尚的希冀，而得不到实际的教训与指导。这个，据我看，是个缺点，可是也许作者明知这是个缺点，而没法不这样办；他不愿再增多书中的黑点。
　　在文字方面，作者的笔下非常的利飕，清锐可喜。这个风格更使这篇东西透明，像块水晶。他不大段的描写风景，也不大段的描写人物；处处显着匀调，因为他老用敛笔，点到就完，不拖泥带水。这个使巴金兄的充满浪漫气味的作品带着点古典主义的整洁完美。他把大事与小事全那样简洁的叙出，不被大事把他扯了下去：所以他这篇——连附着的那篇《雷》——没有恣肆的地方。他得到了完整，可是同时也失去了不少的感力。
　　假如上面的话都正确，我似乎更明白了巴金兄一些。他的忠厚的面貌与粗短的身体是那么结实沉重，而在里面有颗极玲珑的浪漫的心。在创造的时节，大概他忘了一切，在心中另开辟了一个热烈的，简单的，有一道电光的世界。这世界不是实在经验与印象的写画，而是经验与印象的放大，在放大的时候极细心的“修版”，希望成为一个有艺术价值的作品。它的不自然，与它的美好，都因为这个。

　　臧克家的《烙印》

　　批评家须随着作品走，不许用自己的成见拦头一杠子。批评不是打杠子。我知道这个，可是我办不到这一步。我多少有些成见，这是一；我太性急，没有耐心法儿细读烂咽，这是二。有此二者，所以永远不说带批评味儿的话。得罪人还事小，不公平便连自己也对不起。闭口不言，倒也逍遥自在。
　　久闻克家的诗名，今天得读他的《烙印》，破例要说上三言五语。为何要破例？
　　自有原因，恕不告诉。
　　《烙印》里有二十多首短诗，都是一个劲，都是像“一条巴豆虫嚼着苦汁营生”
　　的劲。真希望他给点变化，可是他既愿一个劲，谁也没办法；况且何等的一个劲！
　　不是捧事，我爱这个劲；这个劲不是酸溜溜的，最恨酸溜溜的调货；不吃饺子专喝醋，没劲！设若我能管住生命，我不愿它又臭又长，如潘金莲女士之裹脚条；我愿又臭又硬。克家是否臭？不晓得。他确是硬，硬得厉害。自然，这个硬劲里藏着个人主义的一些石头子儿。“什么都由我承当，”是浪漫主义里那点豪气与刚硬。可是这并不是他个人的颂赞，不是众人皆软我独刚的表示。他的世界是硬的，人也全是硬的，硬碰硬便是生活，而事实上大家也确是在那儿硬碰。碰的结果如何？克家没说。他不会做梦，他是大睁白眼的踱开大步朝前闯；不这么着可又怎样？细想起来，就是世界到了极和平极清醒的时候，生命还不是个长期的累赘？大概硬干的劲永远不应当失去，不过随着物质的条件而硬得不同程度便了。克家是对现在世界与人生决定了态度，是要在这黑圈里干一气。别的，他没说，顶好也就别追问。黄莺不是画眉；鸭子上树是抱上去的。
　　真的，他这些诗确是只这么一个劲。
　　甚至于为唱这个而牺牲了些形式之美。他的句子有极好的，有极坏的，他顾不及把思想与感情联成一片能呼吸的活图画；在文字上他也是硬来。《渔翁》的图画不坏，《歇午工》便更好了，可是《难民》有多么笨，多么空虚。还是《希望》与《生活》好些，因为这两处根本是说他的态度，用不着什么修饰；里边也有些喻拟，不甚高明。至于句子，长短的不齐倒没有什么关系；他的韵押得太勉强。这些挑剔是容易的，因而也就没多大价值；假若他不是自狂自大的，他自会改了这些小毛病。
　　最可爱的地方是那点有什么说什么的直爽——虽然不都干脆。旧诗里几乎不易找到这个劲。设若多数旧诗是有味没字，克家是有字而欠点味。味儿不难找，多唱就是了。也许他是故意要有字没味，君不见“一轮明月哟”也是不味没字吗？
　　（1932年）

　　《牛天赐传》广告

　　《论语》编辑部早就约我写篇较长的文章，有种种原因使我不敢答应。眼看到暑假了，编辑先生的信又来到，附着请帖，约定在上海吃饭。赔上几十块路费，也得去呀，交情要紧。继而一想，不赔上路费而也能圆上脸，有没有办法呢？这一想，便中了计：写文章吧，没有旁的可说。答应了。
　　答应了，紧跟着是绑上帐来：你到底写什么呢？先具个简单说明，以便预告给读者。我是有罪不敢抬头——写什么？我自己也愿意知道呀！
　　这可真难倒了英雄好汉。大体上说，长篇总是小说喽；我没有写史诗的本领，对戏剧是超等外行。对科学哲学又都二五八；只能写小说——好坏是另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小说呢？是呀，什么样的小说呢？又被问住了。内容大概是怎回事？
　　赶快想吧，想了好久，决定写“牛天赐传”。
　　为什么？不能说，说破就不灵了。内容？
　　还是不能说，没想出来呢。再逼我，要上吊去了。一定会有这么个“传”，里边有个“牛天赐”。他也许是英雄，碰巧也许是英雄的弟弟。也许写他的一生，也许写他的半生。没有三角恋爱，也许有。
　　幽默？一定！虽然这很伤心。怎么说呢？是这样：我原想从今以后不再写幽默的文章。有好几位朋友劝告我：老弟，你也该写点郑重的东西，老大不小的了，总是嘻嘻哈哈？这确是良言。于是我决定暂行搁笔，板起面孔者两月有余。敢情不行。
　　一个人的时间有限，才力有限，鸭子上树还不如乌鸦顺眼呢。假若我不忙，也许破出十年功夫写本有点思想的东西。可是我老忙，忙得没工夫去想。在忙中而能写出的那一点，只有幽默。这是我的“地才”——说“天才”怕有人骂街。
　　幽默是了不得的呀，我没这么说。幽默是该死的呀，我没这样讲。一个人也只好尽其所能的做吧。百鸟朝凤的时节，麻雀也有个地位。各尽所能，铺好一条路，等那真正天才降临；这是句好话吧？整好步骤，齐喊一二三——四，这恐怕只能练习摔脚吧？真希望我能伟大，谁不应这么希望呢？可是生把我的脖子吊起来，以便成个细高挑儿，身长七尺有余，趁早不用费这个事，骆驼和长颈鹿的脖子都比我的更合格。在这忙碌的生活里，一定叫我写作，我实在想不出高明主意来。这不是发牢骚，也不是道歉，这是广告。广告不可骗人过甚，所以我不能说：“读完此篇，独得五十万元！”我只说，我要写一本“牛天赐传”，文字是幽默的。将在《论语》上逐期发表几千字；到现在，还一个字没写。
　　（1934年）

　　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得

　　对约瑟·康拉得（Josoph Conradl856～1924）的个人历史，我知道的不多，也就不想多说什么。圣佩韦的方法——要明白一本作品须先明白那个著者——在这里是不便利用的；我根本不想批评这近代小说界中的怪杰。我只是要就我所知道的，不完全的，几乎是随便的，把他介绍一下罢了。
　　谁都知道，康拉得是个波兰人，原名Feodor Josef ConradKorzeniowski；当十六岁的时候才仅晓得六个英国字；在写过Lord Jim（1906）以后还不懂得cad这个字的意思（我记得仿佛是Arnold Bennett 这么说过）。可是他竟自给超叟①、莎士比亚、迭更司们的国家增加许多不朽的著作。这岂止是件不容易的事呢！
　　从他的文字里，我们也看得出，他对于创作是多么严重热烈，字字要推敲，句句要思索；写了再改，改了还不满意；有时候甚至于绝望。他不拿写作当种游戏。“我所要成就的工作是，借着文字的力量，使你听到，使你觉到——首要的是使你看到。”是的，他的材料都在他的经验中，但是从他的作品的结构中可以窥见：他是把材料翻过来掉过去的布置排列，一切都在他的心中，而一切需要整理染制，使它们成为艺术的形式。他差不多是殉了艺术，就是这么累死的。文字上的困难使他不能不严重，不感觉艰难，可是严重到底胜过了艰难。虽然文法家与修辞家还能指出他的许多错误来，但是那些错误，即使是无可原谅的，也不足以掩遮住他的伟大。英国人若是只拿他在文法上与句子结构上的错误来取笑他，那只是英国人的藐小。他无须请求他们原谅，他应得的是感谢。
　　他是个海船上的船员船长，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决定了他的作品内容。
　　海与康拉得是分不开的。我们很可以想象到：这位海上的诗人，到处详细地观察，而后把所观察的集成多少组，像海上星星的列岛。从飘浮着一个枯枝，到那无限的大洋，他提取出他的世界，而给予一些浪漫的精气，使现实的一切都立起来，呼吸着海上的空气。Peyroi 在《The Rover》里，把从海上劫取的金钱偷偷缝在帆布的背心里；康拉得把海上的一切偷来，装在心里。也正像Peyrol，海陆上所能发生的奇事都不足以使他惊异；他不慌不忙的，细细品味所见到听到的奇闻怪事，而后极冷静的把它们逼真地描写下来；他的写实手段有时候近于残酷，可是他不只是个冷酷的观察者，他有自己的道德标准与人生哲理，在写实的背景后有个生命的解释与对于海上一切的认识。他不仅描写，他也解释；要不然，有过航海经验的固不止他一个人呀。
　　关于他的个人历史，我只想提出上面这两点；这都给我们一些教训：“美是艰苦的”与“诗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常常在文学的主张上碰了头，而不愿退让。前者作到极端便把文学变成文学的推敲，而忽略了更大的企图：后者作到极端便信笔一挥即成文章，即使显出点聪明，也是华而不实的。在我们的文学遗产里，八股匠与所谓的才子便是这二者的好例证。在白话文学兴起以后，正有点像西欧的浪漫运动，一方面打破了文艺的义法与拘束，自然使在另一方面提倡灵感与情感的自然流露。这个，使浪漫运动产生了伟大的作品，也产生了随生转灭、毫无价值的作品。我们的白话文学运动显然的也吃着这个亏，大家觉得创作容易，因而就不慎重，假如不是不想努力。白话的运用在我们手里，不像文言那样准确，处处有轨可循；它还是个待炼制的东西。虽然我们用白话没有像一个波兰人用英文那么多的困难，可是我们应当，应当知道怎样的小心与努力。
　　这个，就是我爱康拉得的一个原因；他使我明白了什么叫严重。每逢我读他的作品，我总好像看见了他，一个受着苦刑的诗人，和艺术拼命！至于材料方面，我在佩服他的时候感到自己的空虚；想象只是一股火力，经验——像金子——须是先搜集来的。无疑的，康拉得是个最有本事的说故事者。可是他似乎不敢离开海与海的势力圈。他也曾写过不完全以海为背景的故事，他的艺术在此等故事中也许更精到。可是他的名誉到底不建筑在这样的故事上。一遇到海和在南洋的冒险，他便没有敌手。我不敢说康拉得是个大思想家；他绝不是那种寓言家，先有了要宣传的哲理，而后去找与这哲理平行的故事。他是由故事，由他的记忆中的经验，找到一个结论。这结论也许是错误的，可是他的故事永远活跃的立在我们面前。于此，我们知道怎样培养我们自己的想象，怎样先去丰富我们自己的经验，而后以我们的作品来丰富别人的经验，精神的和物质的。
　　关于他的作品，我没都读过；就是所知道的八九本也都记不甚清了，因为那都是在七八年前读的。对于别人的著作，我也是随读随忘；但忘记的程度是不同的，我记得康拉得的人物与境地比别的作家的都多一些，都比较的清楚一些。他不但使我闭上眼就看见那在风暴里的船，与南洋各色各样的人，而且因着他的影响我才想到南洋去。他的笔上魔术使我渴想闻到那咸的海，与从海岛上浮来的花香；使我渴想亲眼看到他所写的一切。别人的小说没能使我这样。我并不想去冒险，海也不是我的爱人——我更爱山——我的梦想一种传染，由康拉得得来的。我真的到了南洋，可是，啊！我写出了什么呢？！失望使我加倍地佩服了那“台风”与“海的镜”的作家。我看到了他所写的一部分，证明了些他的正确与逼真，可是他不准我摹仿；他是海王！
　　可是康拉得在把我送到南洋以前，我已经想从这位诗人偷学一些招数。在我写《二马》以前，我读了他几篇小说。他的结构方法迷惑住了我，我也想试用他的方法。这在《二马》里留下一点——只是那么一点——痕迹。我把故事的尾巴摆在第一页，而后倒退着叙说。我只学了这么一点；在倒退着叙述的部分里，我没敢再试用那忽前忽后的办法。到现在，我看出他的方法并不是顶聪明的，也不再想学他。
　　可是在《二马》里所试学的那一点，并非没有益处。康拉得使我明白了怎样先看到最后的一页，而后再动笔写最前的一页。
　　在他自己的作品里，我们看到：每一个小小的细节都似乎是在事前准备好，所以他的叙述法虽然显着破碎，可是他不至陷在自己所设的迷阵里。我虽然不愿说这是个有效的方法，可是也不能不承认这种预备的工夫足以使作者对故事的全体能准确的把握住，不至于把力量全用在开首，而后半落了空。自然，我没能完全把这个方法放在纸上，可是我总不肯忘记它，因而也就老忘不了康拉得。
　　郑西谛说我的短篇每每有传奇的气味！无论题材如何，总设法把它写成个“故事”。这个话——无论他是警告我，还是夸奖我——我以为是正确的。在这一点上，还是因为我老忘不了康拉得——最会说故事的人。说真的，我不信自己在文艺创作上有个伟大的将来；至好也不过能成个下得去的故事制造者。就是连这点希冀也还只是个希冀。不过，假设这能成为事实呢，我将永忘不了康拉得的恩惠。
　　刚才提到康拉得的方法，那么就再接着说一点吧。
　　现在我已不再被康拉得的方法迷惑着。他的方法有一时的诱惑力，正如它使人有时候觉得迷乱。它的方法不过能帮助他给他的作品一些特别的味道，或者在描写心理时能增加一些恍忽迷离的现象，此外并没有多少好处，而且有时候是费力不讨好的。康拉得的伟大不寄在他那点方法上。
　　他在结构上惯使两个方法：第一个是按着古代说故事的老法子，故事是由口中说出的。但是在用这个方法的时候，他使一个Marlow，或一个Davidson 述说，可也把他自己放在里面。据我看，他满可以去掉一个，而专由一人负述说的责任；因为两个人或两个人以上述说一个故事，述说者还得互相形容，并与故事无关，而破坏了故事的完整。况且像在《Viciory》里面，述说者Davidson 有时不见了，而“我”——作者——也没一步不离的跟随着故事中的人物，于是只好改为直接的描写了。
　　其实，这个故事颇可以通体用直接的描写法，“我”与Davidson 都没有多少用处。
　　因为用这个方法，他常常去红弯，这是不合算的。第二个方法是他将故事的进行程序割裂，而忽前忽后的叙说。他往往先提出一个人或一件事，而后退回去解析他或它为何是这样的原因；然后再回来继续着第一次提出的人与事叙说，然后又绕回去。因此，他的故事可以由尾而头，或由中间而首尾的叙述。这个办法加重了故事的曲折，在相当的程度上也能给一些神秘的色彩。可是这样写成的故事也未必一定比由头至尾直着叙述的更有力量。像《Youih》和《Typhoon》那样的直述也还是极有力量的。
　　在描写上，我常常怀疑康拉得是否从电影中得到许多新的方法。不管是否如此吧，他这种描写方法是可喜的。他的景物变动得很快，如电影那样的变换。在风暴中的船手用尽力量想从风浪中保住性命时；忽然康拉得的笔画出他们的家来，他们的妻室子女，他们在陆地上的情形。这样，一方面缓和了故事的紧张，使读者缓一口气；另一方面，他毫不费力的，轻松的，引出读者的泪——这群流氓似的海狗也是人哪！他们不是只在水上漂流的一群没人关心的灵魂啊。他用这个方法，把海与陆连上，把一个人的老年与青春连上，世界与生命都成了整的。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在他的笔下任意的被戏耍着。
　　这便更像电影了：“掌舵的把桨插入水中，以硬臂用力地摇，身子前俯。水高声地碎叫；忽然那长直岸好像转了轴，树木转了个圆圈，落日的斜光像火闪照到木船的一边，把摇船的人们的细长而破散的影儿投在河上各色光浪上。那个白人转过来，向前看。船已改了方向，和河身成了直角，船头上雕刻的龙首现在正对着岸上短丛的一个缺口。”（《The Lagoon》）
　　其实呢，河岸并没有动，树木也没有动；是人把船换了方向，而觉得河身与树木都转了。这个感觉只有船上的人能感到，可是就这么写出来，使读者也身入其境的去感觉；读者由旁观者变为故事中的人物了。
　　无论对人物对风景，康拉得的描写能力是惊人的。他的人物，正像南洋的码头，是民族的展览会。他有东方与西方的各样人物，而且不仅仅描写了他们的面貌与服装，也把他们的志愿、习惯、道德……都写出来。自然，他的欧洲人被船与南洋给限制住，他的东方人也因与白人对照而没完全得到公平的待遇。可是在他的经验范围里，他是无敌的；而且无论如何也比Kipling 少着一点成见。
　　对于景物，他的严重的态度使他不仅描写，而时时加以解释。这个解释使他把人与环境打成了一片，而显出些神秘气味。就我所知道的，他的白人大概可以分为两类：成功的与失败的。所谓成功，并不是财富或事业上的，而是由责任心上所起的勇敢与沉毅。他们都不是出奇的人才，没有超人的智慧，他们可是至死不放松他们的责仕。他们敢和台风怒海抵抗，敢始终不离开要沉落的船，海员的道德使他们成为英雄，而大自然的残酷行为也就对他们无可如何了。他们都认识那“好而壮的海，苦咸的海。能向你耳语，能向你吼叫，能把你打得不能呼吸。”可是他们不怕。Beard 船长、Mao Whirr 船长、Allistoun 船长，都是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才能与海相平衡。他的景物都有灵魂，因为它们是与英雄们为友或为敌的。
　　Beard 船长到船已烧起，不能不离开的时候才恋恋不舍的下了船，所以船的烧起来是这样的：
　　在天地黑暗之间，她（船）在被血红火舌的游戏射成的一圈紫海上猛烈地烧着；在闪耀而不祥的一圈水上。一高而清亮的火苗，一极大而孤寂的火苗，从海上升起，黑烟在尖顶上继续的向天上灌注。
　　他狂烈地烧着；悲哀而壮观像夜间烧起的葬火，四面是水，星星在上面看着。一个庄严的死来到，像给这只老船的奔忙的末日一个恩宠，一个礼物，一个报酬。把她的疲倦了的灵魂交托给星与海去看管，其动心正如看一光荣的凯旋。桅杆倒下来正在天亮之前，一刻中火星乱飞，好似给忍耐而静观的夜充满了飞火，那在海上静卧的大夜。在晨光中她仅剩了焦的空壳，带着一堆有亮的煤，还冒着烟浮动。
　　类似这样的文字还能找到许多，不过有此一段已足略微窥见他怎样把浪漫的气息吹入写实里面去。他不能不这样，这被焚的老船并非独自在那里烧着，她的船员们都在远处看着呢。康拉得的景物多是带着感情的。
　　在那些失败者的四围，景物的力量更为显明，“在康拉得、哈代，和多数以景物为主体的写家，‘自然’是画中的恶人。”
　　是的，他手中那些白人，经商的、投机的、冒险的，差不多一经失败，便无法逃出——简直可以这么说吧——“自然”给予的病态。山川的精灵似乎捉着了他们，把他们像草似地腐在那里。《Victory》里的主角Heyst 是“群岛的漂流者，嗜爱静寂，好几年了他满意的得到。那些岛们是很安静，它们星列着，穿着木叶的深色衣裳，在银与翠蓝的大静默里；那里，海不发一声，与天相接，成个有魔力的静寂之圈。
　　一种含笑的睡意包覆着它们；人们就是出声也是温软而低敛的，好像怕破坏了什么护身的神咒。”Heyst 永远没有逃出这个静寂的魔咒，结果是落了个必不可免的“空虚”（noihing）。
　　Nothing，常常成为康拉得的故事的结局。不管人有多么大的志愿与生力，不管行为好坏，一旦走入这个魔咒的势力圈中，便很难逃出。在这种故事中，康拉得是由个航员而变成哲学家。那些成功的人物多半是他自己的写照，爱海，爱冒险，知道困难在前而不退缩。意志与纪律有时也可以胜天。反之，对这些失败的人物，他好像是看到或听到他们的历史，而点首微笑地叹息：“你们胜过不了所在的地方。”他并没有什么伟大的思想，也没想去教训人；他写的是一种情调，这情调的主音是虚幻。他的人物不尽是被环境锁住而不得不堕落的，他们有的很纯洁很高尚；可是即使这样，他们的胜利还是海阔天空的胜利，nothing。
　　由这两种人——成功的与失败的——的描写中，我们看到康拉得的两方面：一方面是白人的冒险精神与责任心，一方面是东方与西方相遇的由志愿而转入梦幻。
　　在这两方面，“自然”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他的景物也是人。他的伟大不在乎他认识这种人与景物的关系，而是在对这种关系中诗意的感得，与有力的表现。真的，假如他的感觉不是那么精微，假如他的表现不是那么有力，恐怕他的虚幻的神秘的世界只是些浮浅的伤感而已。他的严重不许他浮浅。像The Nigger of The“Narcissus”那佯的材料，假若放在W. W. Jacobs 手里，那将成为何等可笑的事呢。
　　可是康拉得保持着他的严重，他会使那个假装病的黑水手由恐怖而真的死去。
　　可是这个严重态度也有它的弊病：因为太热心给予艺术的刺激，他不惜用尽方法去创作出境界与效力，于是有时候他利用那些人为的不自然的手段。我记得，他常常在人物争斗极紧张的时节利用电闪，像电影中的助成恐怖。自然，除去这小小的毛病，他无疑的是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
　　（1935年）

　　读《鸭嘴涝》

　　组缃先生有七八年没写小说了。《鸭嘴涝》的写成，不但令我个人高兴，就是全文艺界也都感到欣慰吧。
　　书名起得不好。“鸭嘴”太老实了。
　　“涝”，谁知道是啥东西！
　　书，可是，写得真好！
　　组缃先生最会写大场面。他会把同一事件下的许许多多人（例如大家看对台戏，或打群架……），都一一描写出来；以形容，以口气，以服装，描写出每个人的个性，及对此同一事件的看法——把这些不同的看法汇拢，便见出那社会的经济、文化的形态来。在《鸭嘴涝》中，他仍用此手法。他叫我们看到不少活生生的人，也看见一个活的社会。
　　在他所描写的那些人中，他把力量都放在鸭嘴涝的乡人身上；因为不详写这些人，则鸭嘴涝之为鸭嘴涝便不会显明了。
　　对外来的人，他没用同等的力气去写；有的只一笔带过，不便累赘。因此，人物中有重有轻，未能个个出色。可是，对一部不很长的小说，或者也只好这么办，否则宾主不分，大家挤在一处，谁也动弹不得矣。
　　书中关于抗战的理论与见解，都很平常。但是这点平平无奇的议论正好同乡民们的知识水准配合，也就显着不太泛泛。
　　我真希望组细先生能把鸭嘴涝居民的礼教与生活力量写得更深厚强烈一些，或者到然而一大转的时候——由怕战争到敢抗战，——才显着更自然而有力。
　　在文字方面，他极努力于利用口语。
　　虽然他感到多少的苦痛与困难，虽然自己还不满意，可是已经给我以最大的欣悦。
　　专从文字上说，已足使我爱不释手！词汇，声调，歇后语，谚语，都使我念了一遍，再念一遍。借着这些有魔力的活生生的话语，我不单看到，而且听到鸭嘴涝的人们怎样不安，不服气，与不肯投降。组缃先生教乡民自己发出那最大的变动与期望。
　　书的末尾似乎弱了一些，可是我知道鸭嘴涝还有下回分解，我渴望他赶快把后半再写出来。
　　（1943年）

　　《老舍选集》自序①

　　论篇数，此集只选了旧作小说五篇，为是教集子短小精悍，也就是“愣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的意思。
　　论体裁，这里只选了小说，而没有选剧本、诗歌与杂文，因为杂文随写随发表，向不留底稿，也不汇存印之成件；剧本与诗歌虽然写过，可都不高明，故放弃之。
　　通俗文艺则在抗日战争中开始学习，写得不大像样子，所以也不去管它。
　　论时期，这五篇都在何年何月写起与写成，和在何年何月在哪里发表，都已记不清楚；就是哪篇写成在前，哪篇在后，也记得不完全。我的写作的态度是：在下笔的时候，永远很用心，不肯敷衍了事；除万不得已（如在索稿太急，或身体不好等情形下）我不肯将太坏的东西拿出去。
　　可是，作品一经发表，即似“嫁出的女儿，泼出的水”，我不再注意它们，所以很容易忘了它们的生年日月，大致的说，这五篇都是在1930 年与1937 年之间写成的。
　　这就是说，写这几篇的时候，我已有了一些写作的经验；我的写作生活是由1924年开始的。在写《黑白李》之前，我已发表过四部长篇小说了。
　　论技巧，《黑白李》是不很成熟的，因为它产生在我初学乍练写短篇小说的时候——我是先发表过几部长篇，而后才试写短篇的。《断魂枪》、《上任》和《月牙儿》三篇，技巧都相当的有些进步；《月牙儿》是有以散文诗写小说的企图的。至于《骆驼样子》，则根本谈不上什么技巧，而只是朴实的叙述。它的好处也许就在此：朴素，简劲有力。
　　论语言，在这几篇里，除了《月牙儿》有些故意修饰的地方，其余的都力求收敛，不多说，不耍花佯，尽可能的减少油腔滑调——油腔滑调是我的风格的一大毛病。我很会运用北京的方言，发为文章。
　　可是，长处与短处往往是一母所生。我时常因为贪功，力求俏皮，而忘了控制，以至必不可免的落入贫嘴恶舌，油腔滑调。
　　到四十岁左右，读书稍多，青年时期的淘气劲儿也渐减，始知语言之美并不是耍贫嘴。
　　论内容，这五篇作品中，倒有四篇是讲到所谓江湖上的事的：《骆驼祥子》是讲洋车夫的，《月牙儿》是讲暗娼的，《上任》是讲强盗的，《断魂枪》是讲拳师的。
　　我自己是寒苦出身，所以对苦人有很深的同情。我的职业虽使我老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转，可是我的朋友并不都是教授与学者。打拳的、卖唱的、洋车夫，也是我的朋友。与苦人们来往，我并不只和他们坐坐茶馆，偷偷的把他们的动作与谈论用小本儿记下来。我没作过那样的事。反之，在我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我并没有“处心积虑”的要观察什么的念头，而只是要交朋友。他们帮我的忙，我也帮他们的忙；他们来给我祝寿，我也去给他们贺喜，当他们生娃娃或娶媳妇的时节。这样，我理会了他们的心态，而不是仅仅知道他们的生活状况。我所写的并不是他们里的任何一位，而是从他们之中，通过我的想象与组织，产生的某一件新事或一个新人。举个例说：在我的朋友里，有许多是职业的拳师，太极门的、形意门的、查拳门的、扑虎门的，都有。但是，他们没有一位像《断魂枪》中的那几位拳师的，而且也根本没有那么个故事。其中的人与事是我自己由多少拳师朋友里淘洗出来，加工加料炮制成的。
　　在这里附带的说，《断魂枪》的材料原本够写一部长篇的。因索稿火急，就放弃了原来计划，而写成了一个短篇。我相信，这个短篇，虽然那么短，或者要比一部长篇更精彩一些。写小说，我以为，不怕馅大皮薄，而怕空洞无物。《月牙儿》那篇，也是长篇改造的。它原名《大明湖》，有十几万字。“一·二八”，日寇放火，烧了东方图书馆，《大明湖》原稿也烧在里面。我之所以敢大胆的试用近似散文诗的笔法写《月牙儿》者，正因为我对故事人物因已写过一篇而非常的熟习，可以从容不迫地在文字上多下工夫。
　　论思想，在我的初期的作品里所表现的是兴之所至，写出我自己的一点点社会经验。兴之所至的“兴”从何而来呢？是来自“五四”运动。在“五四”运动以前，我虽然很年轻，可是我的散文是学桐城派，我的诗是学陆放翁与吴梅村。到了“五四”运动时期，白话文学兴起，我不由得狂喜。假若那时候，凡能写几个字的都想一跃而成为文学家，我就也是一个。我开始偷偷的写小说。我并没想去投槁，也没投过稿。可是，用白话写，而且字句中间要放上新的标点符号，那是多么痛快有趣的事啊！再有一百个吴梅村，也拦不住我去试写新东西！这文字解放（以白话代文言）的狂悦，在当时，使我与千千万万的青年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消耗了多少纸笔！
　　这种狂悦可并不一定使人搞清楚思想，反之，它倒许令人迷惘、伤感，沉醉在一种什么地方都是诗，而又不易捉摸到明朗的诗句的境界。我就是那样。我想象着月色可能是蓝的，石头是有感觉的，而又没有胆子把蓝月与活石写出来。新诗既不能得心应手，有时候我就在深夜朗读《离骚》。
　　不过，“五四”运动到底是反帝反封建的。不管一个青年怎样发疯，要去摘天边的小月，他也不会完全忘记了国家大事。再加上那时节所能听到的见到的俄国大革命的消息与马克思学说，他就不单忘不了国家大事，而且也忘不了世界革命。
　　这个伟大的理想与启示否定了月亮是蓝的。况且，拿我自己来说，自幼儿过惯了缺吃少穿的生活，一向是守着“命该如此”的看法，现在也听到阶级斗争这一名词，怎能不动心呢？
　　1924年到伦敦的东方学院去教华文，我开始写小说。有了前边的一点叙述，我能写出什么样子的小说是很容易猜测到的。一方面，在文字上，我拼命的利用白话所给我的便利，横冲直撞，哪管什么控制与选择。另一方面，我多少写出点反帝反封建的意思来。我说“意思”，那就是说我并没能下工夫有系统的研读革命理论的书籍，也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方法。我只借着自己一点点社会经验，和心中自幼儿积累下的委屈，反抗那压迫人的个人或国家。《老张的哲学》和《二马》都足以证明我确有这点“意思”。
　　1930 年回国，思想比在留英的时候稍稍进步了些。在归途中，因缺少旅费，在人种汇聚的新加坡住了半年。在那里，中学生的思想却比我还前进。他们生长在真正的殖民地，恨不能马上把帝国主义者一脚踢了走。据他们看，我的作品，即使有那么一点“意思”，都是游戏笔墨，未曾搔到痒处。这使我不安，因不安而想改进自己。
　　回到国内，文艺论战已放弃文学的革命，进而为革命的文学。配备着理论，在创造上有普罗文学的兴起。我是不敢轻易谈理论的，所以还继续创作，没有参加论战。可是，对当时的普罗文艺作品的长短，我心中却有个数儿。我以为它们的方针是对的，而内容与技巧都未尽满人意。一来二去，我开始试写《黑白李》那样的东西。
　　我之所以这次举用《黑白李》者，并非因它比别的短篇好，而是拿它来说明我怎么受了革命文学理论的影响。
　　在今天看起来，《黑白李》是篇可笑的，甚至于是荒唐的作品。可是在当时，那确足以证明我在思想上有了些变动。诚然，在内容上，我没敢形容的白李怎样的加入组织，怎样的指导劳苦大众，和怎样的去领导斗争，而只用传奇的笔法，去描写黑李的死；可是，我到底看明白了，黑李该死，而且那么死最上算，不管怎么说吧，我总比当时那诬蔑前进的战士的人，说他们虽然帮助洋车夫造反，却在车夫跑得不快的时候踢他两脚的，稍微强一点了。而且，当时的文字检查也使我不愿露骨地形容。免得既未参加革命，而又戴上一顶“红帽子”。
　　到了《上任》与《月牙儿》，我的态度已由消极的否定黑李，改为积极的描写受压迫的人了。在《月牙儿》的前身（《大明湖》）里，我居然描写了一位共产党员，他是《月牙儿》中的女主角的继父。《大明湖》原稿只有徐调孚先生看过，不知他还替我记得此节否？虽然如此，我却没给《月牙儿》中的女人，或《上任》中的“英雄”们，找到出路。我只代他们伸冤诉苦，也描写了他们的好品质，可是我没敢说他们应当如何革命。为什么呢？第一是，我看见在当时的革命文学作品里，往往内容弄不充实，人物并不生动，而有不少激烈的口号，像：几个拣煤核的孩子，拣着拣着煤核儿，便忽然喊起：我们必须革命。
　　我不愿也这么写。第二是，我只模糊的由书本上知道一点革命的理论，不敢用这一点理论去写革命的实际。第三，我的一点文艺修养到底是来自阅读西洋古典文学，所以我总忘不了重视人物、语言、思想、结构、写景等各方面，而不专注意或偏重思想。这样，我在一方面，能够相当巧妙地，深入浅出地，用人物语言等掩护思想，使作品偷渡过检查的税卡子；在另一方面，我的作品，在思想上，和在由思想而发生的行动上，便缺乏了积极性，与文艺应有的煽动力。这必不可免的使能猜透我的潜伏在故事下面的真义的人觉得不痛快，不过瘾，讥我为“要吃又怕烫嘴”；使看不到这么深的人觉得莫名奇妙。因此，我自己也必须承认：我是个善于说故事的，而不是个第一流的小说家。我的温情主义多于积极的斗争，我的幽默冲淡了正义感。最糟的，是我，因对当时政治的黑暗而失望，写了《猫城记》，在其中，我不仅讽刺了当时的军阀、政客与统治者，也讽刺了前进的人物，说他们只讲空话而不办真事。这是因为我未能参加革命，所以只觉得某些革命者未免偏激空洞，而不明白他们的热诚与理想。我很后悔我曾写过那样的讽刺，并决定不再重印那本书。
　　《骆驼祥子》因为是长篇，又比《上任》与《月牙儿》，无论在思想上与描写上，都更明确细致了些。可是，我到底还是不敢高呼革命，去碰一碰检查老爷们的虎威。我只在全部故事中末尾说出：“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这几句在节录本中，随着被删去的一大段删去。）我管他叫“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其实正是责备我自己不敢明言他为什么不造反。在“祥子”刚发表后，就有工人质问我：“祥子若是那样的死去，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我无言对答。
　　以上，是我乘印行这本选集的机会，作个简单的自我检讨。人是很难完全看清楚自己的，我说得对与不对，还成问题。
　　不过，我的确知道，假若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没有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明确的指示，这篇序便无从产生。因为我根本就不会懂什么叫自我检讨，与检讨什么。我希望，以后我还不偷懒，还继续学习创作，按照毛主席所指示的那么去创作。

　　《红楼梦》并不是梦

　　我只读过《红楼梦》，而没作过《红楼梦》的研究工作。
　　很自然地，在这里我只能以一个小小的作家身分来谈谈这部伟大的古典著作。
　　我写过一些小说。我的确知道一点，创造人物是多么困难的事。我也知道：不面对人生，无爱无憎，无是无非，是创造不出人物来的。
　　在一部长篇小说里，我若是写出来一两个站得住的人物，我就喜欢得要跳起来。
　　我知道创造人物的困难，所以每逢在给小说设计的时候，总要警告自己：人物不要太多，以免食多嚼不烂。
　　看看《红楼梦》吧！它有那么多的人物，而且是多么活生活现，有血有肉的人物啊！它不能不是伟大的作品，它创造出人物，那么多那么好的人物！它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世界的，一部伟大的作品！
　　在世界名著中，一部书里能有这么多有性格有形象的人物的实在不多见！
　　对这么多人物，作者的爱憎是分明的。他关切人生，认识人生，因而就不能无是无非。他给所爱的和所憎的男女老少都安排下适当的事情，使他们行动起来。
　　借着他们的行动，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这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而绝对不是一场大梦！
　　我们都应当为有这么一部杰作而骄傲！
　　对于运用语言，特别是口语，我有一点心得。我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首先要知道：有生活才能有语言。文学作品里的语言必须是由生活里学习来的，提炼出来的。我的生活并不很丰富，所以我的语言也还不够丰富。
　　其次，作品中的人物各有各的性格、思想和感情。因此，人物就不能都说同样的话。虽然在事实上，作者包写大家的语言，可是他必须一会儿是张三，一会儿又是李四，这就是说，他必须和他的人物共同啼笑，共同思索，共同呼吸。只有这样，他才能为每个人物写出应该那么说的话来。若是他平日不深入地了解人生，不同情谁，也不憎恶谁，不辨好坏是非，而光仗着自己的一套语言，他便写不出人物和人物的语言，不管他自己的语言有多么漂亮。
　　看看《红楼梦》吧！它有多么丰富、生动、出色的语言哪！专凭语言来说，它已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
　　它的人物各有各的语言。它不仅教我们听到一些话语，而且教我们听明白人物的心思、感情：听出每个人的声调、语气；看见人物说话的神情。书中的对话使人物从纸上走出来，立在咱们的面前。它能教咱们一念到对话，不必介绍，就知道那是谁说的。这不仅是天才的表现，也是作者经常关切一切接触到的人，有爱有憎的结果。
　　这样，《红楼梦》就一定不是空中楼阁，一定不是什么游戏笔墨。
　　以上是由我自己的写作经验体会出《红楼梦》的如何伟大。以下，我还是按照写作经验提出一些意见：
　　一、我反对《红楼梦》是空中楼阁，无关现实的看法。我写过小说，我知道小说中不可能不宣传一些什么。小说中的人物必须有反有正，否则毫无冲突，即无写成一部小说的可能。这是创作的入门常识。既要有正有反，就必须有爱有憎。通过对人物的爱憎，作者就表示出他拥护什么，反对什么，也就必然地宣传了一些什么。不这样，万难写出任何足以感动人的东西来。谁能把无是无非，不黑不白的一件事体写成感动人的小说呢？《红楼梦》有是有非，有爱有憎，使千千万万男女落过泪。那么，它就不可能是无关现实，四大皆空的作品。
　　二、我反对“无中生有”的考证方法。
　　一部文学作品的思想、人物，和其他的一切，都清楚地写在作品里。作品中写了多少人物，就有多少人物，别人不应硬给添上一个，或用考证的幻术硬给减少一个。
　　作品里的张三，就是张三，不许别人硬改为李四。同样地，作品中的思想是什么，也不准别人代为诡辩，说什么那本是指东说西，根本是另一种思想，更不许强词夺理说它没有任何思想。
　　一个尊重古典作品的考据家的责任是：以唯物辩证方法，就作品本身去研究、分析和考证，从而把作品的真正价值与社会意义介绍出来，使人民更了解、更珍爱民族遗产，增高欣赏能力。谁都绝对不该顺着自己的趣味，去“证明”作品是另一个东西，作品中的一切都是假的，只有考证者所考证出来的才是真的。这是破坏民族遗产！这么考来考去，势必最后说出：作品原是一个谜，永远猜它不透！想想看，一部伟大的作品，像《红楼梦》，竟自变成了一个谜！荒唐！
　　我没有写成过任何伟大的作品，但是我决不甘心教别人抹煞我的劳动，管我的作品叫做谜！我更不甘心教我们的古典作品被贬斥为谜！
　　三、我反对《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的看法。我写过小说，我知道无论我写什么，总有我自己在内；我写的东西嘛，怎能把自己除外呢？可是，小说中的哪个人是我自己？哪个人的某一部分是我？哪个人物的一言一行是我自己的？我说不清，创作是极其复杂的事。人物创造是极其复杂的综合，不是机械的拼凑。创作永远离不开想象。
　　我的人物的模特儿必定多少和我有点关系。我没法子描写我没看见过的人。可是，你若问：某个人物到底是谁？或某个人物的哪一部分是真的？我也不容易说清楚。当我进入创造的紧张阶段中，我是随着人物走，而不是人物随着我走。我变成他，而不是他变成我，或我的某个朋友。
　　不错，我自己和我的某些熟人都可能在我的小说里，可是，我既写的不是我，也不是我的某些朋友。我写的是小说。因为它是小说，我就需按照创作规律去创造人物，既不给我写自传，也不给某个友人写传记。你若问我：你的小说的人物是谁？
　　我只能回答：就是小说中的人物。
　　我的作品的成功与否，在于我写出人物与否，不在于人物有什么“底版”。
　　假若我要写我自己，我就写自传，不必写小说。即使我写自传，我写的也不会跟我的一切完全一样，我也必须给自己的全部生活加以选择、剪裁。艺术不是照像。
　　有的“考证家”忘了，或不晓得，创作的规律，所以认为《红楼梦》是自传，从而拼命去找作者与作品中人物的关系，而把《红楼梦》中的人物与人物的关系忘掉，也就忘了从艺术创作上看它如何伟大，一来二去竟自称之为不可解之谜。这不是考证，而是唯心的夹缠。这种“考证”方法不但使“考证家”忘了他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而且会使某些读者钻到牛犄角里去——只问《红楼梦》的作者有多少女友，谁是他的太太，而忘了《红楼梦》的社会意义。这是个罪过。
　　是的，研究作家的历史是有好处的。
　　正如前面提过的，作家在创作的时候，不可能把自己放在作品外边。我们明白了作家的历史，也自然会更了解他的作品。
　　可是，历史包括着作家个人的生活和他的时代生活。我们不应把作家个人的生活从他的时代生活割开，只单独地剩下他个人的身世。专研究个人的身世，而忘记他的时代，就必出毛病。从个人身世出发，就必然会认为个人的一切都是遗世孤立，与社会现实无关的。这么一来，个人身世中的琐细就都成为奇珍异宝，当作了考证的第一手资料。于是，作家爱吸烟，就被当作确切不移的证据——作品中的某人物不也爱吸烟吗？这还不是写作家自己么？
　　这就使考证陷于支离破碎，剥夺了作品的社会意义。
　　过去的这种烦琐考证方法，就这么把研究《红楼梦》本身的重要，移转到摸索曹雪芹的个人身边琐事上边去。一来二去，曹雪芹个人的每一生活细节都变成了无价之宝，只落得《红楼梦》是谜，曹雪芹个人的小事是谜底。我反对这种解剖死人的把戏。我要明白的是《红楼梦》反映了什么现实意义，创造了何等的人物等等，而不是曹雪芹身上长看几颗痣。
　　是时候了，我们的专家应该马上放弃那些猜谜的把戏，下决心去严肃地以马列主义治学的精神学习《红楼梦》和其他的古典文学作品。
　　（1954年）

　　●我们研究文化史，应当着眼全民族和各阶层人民文化的演进，着眼以往各时各地社会上多数人的文化状况。

　　周谷城
　　（1898～）
　　湖南益阳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20 年代曾任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师。1930 年后，历任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和复旦大学教授。在中国历史、中国古代文化、中外文化比较等领域中均有建树。

　　《传统蒙学丛书》序

　　岳麓书社准备整理出版《传统蒙学丛书》，我极表赞成，因为这是一件大有益于文化史研究的事情。
　　蒙学之书，由来已久。李斯《仓颌篇》、史游《急就章》，出自当时最高级知识分子之手的又因为是初学启蒙用书，想必也拥有当时最多读者。《汉书·艺文志》书有小学十家，所谓小学，也就是蒙学。
　　后来社会不断发展进步，贵族以外的平民，也有了读书的需要与可能，教法和教材与此相应，出现了事实上的“双轨制”。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学以居位曰士”，居位就是做官；要做官，非通经籍、应科举不可，儒家经籍便成了士大夫阶级的法定教科书。而农工商等小民的天职，无非“辟土殖谷”、“作巧成器”、“通财鬻货”，若想略识之无，粗通文字，不得不另求简便之路，《新五代史·刘岳传》记载：
　　《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陆放翁《秋日郊居》诗第三首自注云：农子十月乃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
　　这类为田夫牧子所诵的村书；便是唐宋以降的蒙学书了。
　　我们研究文化史，应当着眼全民族和各阶层人民文化的演进，着眼以往各时各地社会上多数人的文化状况。所以，研究唐五代文化，除了《北堂书钞》、《监本九经》，还不妨研究研究今存《兔园册》残篇；研究宋代文化，除了《困学纪闻》、《剑南诗稿》，也不妨研究研究《三字经》和《百家姓》。虽然《兔园册》不必为虞世甫所编，《三字经》不必为王应麟所撰，而且《三字经》也不一定只为田夫牧子诵读，但当时普通人所受的教育，以及他们通过教育而形成的自然观、神道观、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历史观，在这类书中，确实要比在专属文人学士的书中，有着更加充分鲜明的反映，何况长乐老和陆放翁那样的大雅人，对这类通俗小册子，也不是漠然不屑一顾的呢？
　　当然，产生和流传于封建社会的蒙学书，同样属于封建文化的范围，其局限性和落后性自不能免；但无论如何，它们绝不比庙堂之文、大雅之作更加局限和落后。有的蒙学书能够长久流行，为社会长期接受，在传授基本知识、进行道德教育、采取易于上口易于记忆的形式等方面，确实有其长处和优势，是不能也不应一笔抹杀的。仅仅在这一点上，即自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价值。
　　岳麓书社以刊行古籍旧书，致力文化积累为职志，此次整理出版《传统蒙学丛书》，继承了近世王国维辑校《仓颉篇》、章太炎重订《三字经》的事业，我以为是值得赞许的，故乐为之序。
　　1985年8月18日

　　▲我读了三十年，实在没有什么经验可说。若非说不可，那只能这样：第一，时时怀疑古人和古书；第二，有胆量背叛自己的文师；第三，组织自我的思想系统。

　　曹聚仁
　　（1900～1972）
　　作家，字挺岫，笔名陈思、丁舟、袁大郎等。浙江浦江人。1932 年主编《涛声》，1950 年移居香港。主要作品有《我与我的世界》、《思想山水人物》，以及小说《酒店》，散文集《鱼龙集》等。

　　买书

　　最近，接到一封家信，信中有一番苦口婆心劝我莫再买书的话。她说：“南方既非我们久居之地，搬起家来，书籍最是粘手，舍又不得，不舍又累赘；还是少买一些书吧！”回想起来，买书成癖，有时也真好笑。有一回，我买了一部官堆纸局本《两汉书》，花掉了半个月伙食费，拿了书以后，却又偷偷摸摸地几乎不敢抱回家中去，那时的心境，连我自己也想不清楚。大概戒赌、戒烟的朋友，也该有同样的心境吧！这几个月，我自己警戒自己，商务、中华都是“害人精”，最好过门而不入；可是走过大道中，接近了那一段，总有些使人恋恋不舍似的。幸而上海不时有书寄来，买书的狂热欲望，可以从邮局取书那一刻获得满足的。
　　我的买书，有些小小的怪癖：甲、书面上要人题签的不买；乙、开头排列许多名人的序文的不买；丙、标明为“必读书”的不买；丁、装上花里斑斓的封面的不买。
　　这些不成文法，连我自己也搅不十分清楚。好似我的第八觉，透过那书本，嗅得出那本书的气味的。任凭你说得天花乱坠，还逃不出我的双眼。有一回，在真如车站等车，从南新书店买到了房龙的《人类的故事》；这部书一直都从真如看到了上海北站，又从北站看到了家中，从黄昏看到了天明，看完了才睡觉。这是我认识房龙之始，一直便成为这位自由主义者的信徒！这件小事，对于我的一生，影响非常之大；本来我立志要做康德，后来一变而有志于成为房龙了！
　　从商务印书馆廉价部，买到了福利德尔（E. Rricdell）的《现代文化史》，在我也是一件大事。那书前页上，题着如此的话：“假如有任何人奇怪，为什么在许多历史家已经写过以后，我仍浮起了再写一次的观念，请他先把以前所写的全看一遍，然后再看我的；如此而仍要奇怪，那就是他的自由了。”（F. ArriCnos）这样，这部书，就成为我手头最好的朋友了。一部书，也和一位领袖，一个英雄，一个名人，或是一个美人一般要征服我是不十分容易的，必须我心甘意愿，爱好了它，这才可以抓住了我呢！

　　我的读书经验

　　中年人有一种好处，会有人来请教什么什么之类的经验之谈。一个老庶务善于揩油，一个老裁缝善于偷布，一个老官僚善于刮刷，一个老政客善于弄鬼作怪，这些都是新手所钦佩所不得不请教的。好多年以前，上海某中学请了许多学者专家讲什么读书方法读书经验，后来还出一本专集。我约略翻过一下，只记得还是“多读多看多做”那些“好”方法，也就懒得翻下去。现在轮到我来谈什么读书的经验，悔当年不到某中学去听讲，又不把专集仔细看一看；提起笔来，觉得实在没有话可说。
　　记得四岁时，先父就叫我读书。从《大学》、《中庸》读起，一直读到《纲鉴易知录》、《近思录》；《诗经》统背过九次，《礼记》、《左传》念过两遍，只有《尔雅》只念过一遍。要说读经可以救国的话，我该是救国志士的老前辈了。那时候，读经的人并不算少，仍无补于满清的危亡，终于做胜朝的遗民。先父大概也是维新党，光绪三十二年就办起小学来了；虽说小学里有读经的科目，我读完了《近思录》，就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我仿读史的成例，用红笔把那部教科书从头圈到底，以示倾倒爱慕的热忱，还挨了先父一顿重手心。我的表弟在一只大柜上读《看图识字》，那上面有彩色图画；趁先父不在的时候，我就抢过来看。不读经而爱圈教科书，不圈教科书而抢看图识字，依痛哭流涕的古主任古直江博士江亢虎的“读经”“存文”义法看来，大清国是这样给我们亡了的；我一想起，总觉得有些歉然，所以宣统复辟，我也颇赞成。
　　先父时常叫我读《近思录》，《近思录》对于他很多不利之处。他平常读《四书》，只是用朱注，《近思录》上有周敦颐、张载、邵雍、程明道、程伊川种种不同的说法，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是贤人的话，有那样的不大同；最疑难的，明道和伊川兄弟俩也那样不大同，不知偏向哪一面为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地方他是说得非常含糊的。有一件事，我觉得很惊讶；我从《朱文公全集》找到一段朱子说岳飞跋扈不驯的记载，他不知道怎样说才好，既不便说朱子说错，又不便失敬岳武穆，只能含糊了事。有一年，他从杭州买了《王阳明全集》回来，那更多事了；有些地方，王阳明把朱熹驳得体无完肤，把朱熹的集注统翻过身来，谁是谁非，实在无法下判断。翻看的书愈多，疑问之处愈多，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已经不大信任朱老夫子了。
　　我的姑夫陈洪范，他是以善于幻想善于口辩为人们所爱好，亦以此为人们所嘲笑，说他是“白痞”。他告诉我们：“尧舜未必有其人，都是孔子、孟子造出来的。”他说得头头是道，我们很爱听；第二天，我特地去问他，他却又改口否认了。
　　我的另一位同学，姓朱的，他说他的祖先朱××于太平天国乱事初起时，在广西做知县：“洪大全”的案子是朱××所捏造的，他还告诉我许多胥吏捏造人证物证的故事。姑夫虽否认孔孟捏造尧舜的话，我却有点相信。
　　我带着一肚子疑问到杭州省立第一师
　　范去读书，从单不庵师研究一点考证学。
　　我才明白不独朱熹说错，王阳明也说错；不独明道和伊川之间有不同，朱熹的晚年本与中年本亦有不同；不独来人的说法纷歧百出，汉、魏、晋、唐多代亦纷纭万状；一部经书，可以打不清的官司。本来想归依朴学，定于一尊，而吴、皖之学又有不同，段、王之学亦出入；既是一个极小的问题，也不能依违两可，非以批判的态度，便无从接受前人的意见的。姑夫所幻设的孔、孟捏造尧、舜的论议，从康有为《孔于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找到有力的证据，而岳武穆跋扈不驯的史实，在马端临《文献通考》得了确证。这才恍然大悟，“前人恃胸臆以为断，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反在其所弃。”（戴东原语）信古总要上当的。单师不庵读书之博，见闻之广，记忆力之强，足够使我们佩服；他所指示正统派的考证方法和精神，也帮助解决了不少疑难。我对于他的信仰，差不多支持十年之久。
　　然而幻灭期毕竟到来了。“五四”运动所带来的社会思潮，使我们厌倦于琐碎的考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带来实证主义的方法，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的讨论，带来广大的研究对象，文学哲学社会……的名著翻译，带来新鲜的学术空气，人人炽燃着知识欲，人人向往于西洋文明。在整理国故方面，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顾颉刚的古史讨论，也把从前康有为手中带浪漫气氛的今文学，变成切切实实的新考证学。我府那位姓陈的姑夫，他的幻想不独有康有为证明于前，顾颉刚又定谳于后了。这样，我对于素所尊敬的单不庵师也颇有点怀疑起来，甚而对于戴东原的信仰也大大动摇，渐渐和章实斋相近了。我和单不庵师第二次相处于西湖省立图书馆（民国16 年），这一相处，使我对于他完全失了信仰。他是那样地渊博，却又那样地没有一点自己的见解；读的书很多；从来理不成一个系统。他是和鹤见祐辅所举的亚克敦卿一样，“蚂蚁一般勤劬的学殖，有了那样的教养，度着那么具有余裕的生活，却没有留下一卷传世的书；虽从他的讲义录里，也不能寻出一个创见来。他的生涯中，是缺少着人类最上的力的那创造力的。他就像戈壁的沙漠的吸流水一样，吸收了知识，却并一泓清泉，也不能喷到地上面来。”省立图书馆中还有一位同事——嘉兴陆仲襄先生也是这样的。这可以说是上一代那些读古书的人的共同悲哀。
　　我有点佩服德国大哲人康德（Kunt），他能那样的看了一种书，接受了一个人的见解，又立刻能把那人那书的思想排逐了出去，永远不把别人的思想砖头在自己的周围砌起墙头来。那样博学，又能那样构成自己的哲学体系，真是难能可贵的。
　　我读了三十年，实在没有什么经验可说。若非说不可，那只能这样：第一，时时怀疑古人和古书；第二，有胆量背叛自己的父师；第三，组织自我的思想系统。
　　若要我对青年们说一句经验之谈，也只能这样：
　　“爱惜精神，莫读古书！”

　　谈读古书

　　昨接L·K·C 先生来信，说我强调青年莫读古书，未知所指之古书是哪些书籍而言？何解？是否嫌他们之思想太古板？
　　抑或落后？他又问我：年轻人读何种书籍为最适合？反正是闲谈，待我慢慢说来。
　　我所说的古书，便是封建社会科举时代父师们所要我们读的“古书”，大体说来，便是今日台湾当局所要“复兴”的文化，属于四书五经一类的书。我所说的不要读，并不是如吴稚晖所说的，把线装书丢入毛坑三十年再说之意。而是如王国维所说的：这批腐儒们，口口声声要读的古书，乃是专家之业，让他们整理好来再说，年轻人不必在这一方面枉费心力。一方面，我倒主张四十以上的中年人，眼界广了，思想成熟了，那批古书，倒不妨看看；因为这是东方的古代学术思想，可能别有会心的。换句话，就先看读者有没有消化的能力。
　　这个问题，过去半个世纪，我也曾讨论过好多回；真如吴稚晖所说的：“老狗教不会新把戏！”吴氏死了，台湾人士又要读古书了。我记得三十年前，在一处座谈会中，有人问我：“你说，我们该不该读四书五经？”我说，在科举时代，不读四书五经，那还了得？考不到功名，谁给你官做？谁给你饭吃？在那时期，卖稿子的事是不会有的；即算要誉墓，也得有了功名才行。到了今天，这问题就得分开来说了。四书中的《大学》、《中庸》，只是《礼记》中的两篇，算不得两种书。而朱子所改编的《大学》，不独陆王派不同意，即颜李派也不同意。朱熹把原来的“亲民”改为“新民”，陆王派断然否定，一直说是“在亲民”，这是一千年中未成的论争，青年们是摸不着头脑的。此其一。
　　五经中的《周易》，自古至今，一直成为争论的课题。清代经学家，研究得颇有成果，却是没有贯串起来。焦循《易》学，独步古今，却也有许多解不开的谜底。如今懂得一点唯物辩证法，讲起易理来，或许会有新见；可是年轻人懂得了吗？此其二。五经中的《尚书》，是一部古代的史料，经过了清代经学家的考证、辨伪，今古文大致有了眉目；加以近半世纪，殷墟甲骨文字与之相印证，比前人了解得多。
　　但如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青年学生懂得了吗？我看一般文史教师，也未必通这一专门课题，此其三。其次讲到了《礼经》；礼有《周礼》、《仪礼》、《礼记》三部门。前人主今文学的读《仪礼》，主古文学的读《周礼》，争论得很久。假使有了政治学社会学的基础，读三《礼》一定有点用处。一般中学生，又何必去读呢？
　　此其四。又其次，该说到《春秋》了；前人也不会有人读那部断烂朝报的。今文派就一直读《公羊传》，古文派就读《左氏传》；我读《左传》比较熟，但不相信，那样的传记，对现代青年会有什么用处，此其五。《诗经》，我读得最熟；除了《小戎》，我都统背过好儿回，后来在大中学教国文，也教了许多篇。有几首古诗，我自信教得还不错。我曾在大夏大学讲演过“《蒹葭》苍苍”，周氏兄弟颇为赞许，谓得诗人之情。但如《小戎》那样的诗，似乎不必读。
　　我有一位老友记陶行知兄，他本来名叫“知行”，即“知而后行”之意，后来他觉悟了，认为“行而后知”乃是真知识，所以叫做“行知”。他提倡乡村教育，重实践，和颜李学派颇相近。他嘲笑那些读古书的人，既是死读书，又是读死书，终于读书死，只是一种废物。这不是故意讽刺，事实正是如此。
　　我知道有人总以为“开卷有益”，而不知“开卷有害”的比数，跟“有益”一样的高。我年幼时，那时还是必读四书五经的时代，我们家乡有一位姓陈的乡亲，他读了一肚子的经书，有书箱之称，可是要他写文章，三四行都不成器。后来，我听说金华有一位郭秀才，他所读的古书，真多极了，他的记忆力又好，一部御批《通鉴》，从头背得烂熟。有一回，他写了一张便条向友人处去取伞，就五千多字，却不见一个伞字，朋友看了，莫名其妙。这一类笑话，到处都有。我偶翻《明斋小识》，其中记清代汪凝载故事，说他年少聪明，读书一二遍，便能成诵。因此，十三经、《汉书》都读得滚瓜烂熟。谁知他执笔写文，做了两三小时，只写得“然而”二字，老是写不下去。一时传为笑谈。可见，读了古书，并不见得比不读的好一些呢。而且，我一生的师友，许多都是负一代盛名，其中学问博通的，文章却不一定怎么高明，而文章写得好的，学问又不一定怎么博通，此中消息，也值得我们体会的。
　　清代那一位性灵派的文人袁枚（子才），他问过一句妙话：“你们说吟诗作文，要以古人为法，请问那些古人，又以谁为法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古人以自然为师法，我们又为什么不师法“自然”，倒去师法古人，师法那些古书呢？
　　英诗人波布（Pope）说得更好：“我们要是永远念人家的作品，那就永远不会使人家念我们的作品了！”多念古书，对自己写作上的用处并不很多。鲁迅曾经译介了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其中有一篇叫做《徒然的笃学》，说到英国博学政治家亚克敦卿（Lord Acton）的故事，这位政治家在政治上毫无成就，或许由于他过于博学的缘故；可是，他的博学，有如沙漠一般，吸尽了所有的水，却生不出一根草、一朵花来，如鹤见所说的徒然的“笃学”呢！鹤见慨然道：读书这一件事，和所谓用功，是决不相同的，这正如散步的事，不一定是休养一样；读书的真正意义是在于我们怎样地读书。我们往往将读书的意义看得过重，只要说那人喜欢读书，便即断定那是好的，于是本人也就这样想，不再发生疑问。也不更进一步，反问那读书者是否全属徒劳了。
　　从这没有反省的习惯的努力中，正不知出了多少人生的悲剧……。前些日子，有一位女学生，她大概在某种歌唱比赛中得了×小姐的头衔，于是到某歌厅去客串了一星期。客串终了，她刊登了一条谢宾启事，说是“××检袄鞠躬”，这当然是一位读古书的文人的代笔。试问：穿了“迷你”衫的歌女，裣起衽来，会如何了？
　　四十多年前，鲁迅先生曾在广州知用中学讲演，题为《读书杂谈》。他说：“说到读书，似乎是很明白的事，只要拿书来读就是了，但是并不这样简单。至少，就有两种：一是职业的读书，一是嗜好的读书。所谓职业的读书者，譬如学生因为升学，教员因为要讲功课，不翻翻书，就有些危险的就是（为了应科举考试，而读四书五经，写八股文，也就是这一类）。我自己也是这样，因为做教员，有时即非看不喜欢看的书不可，要不是这样，怕不久便会于饭碗有妨。我们习惯了，一说起读书，就觉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实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你爱做的事，偏不给你做；你不爱做的，例非做不可，这是由于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而来。所以读书的人们的最大部分，大概是勉勉强强的，带着苦痛的为职业的读书（前人也何尝爱读四书五经？为了作为敲门砖，就勉强读了算了）。
　　现在再讲嗜好的读书罢。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的。——我想，嗜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有时被公安局抓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牌有怎样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听得爱赌的人说，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我想，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页每一页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
　　不过，鲁迅接着又说：他并非说大家都该退了学，去看自己喜欢看的书；他并不劝大家在国文课时，在抽屉里看《红楼梦》。他说，爱看什么就看什么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也许终于不会到来。他是讲年轻学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他说：“现在中国有一个大毛病，就是人们大概以为自己所学的一门是最好、最妙、最要紧的学问，而别的都无用，都不足道的，弄这些不足道的东西的人，将来该当饿死。其实是，世界还没有如此简单，学问都各有用处，要定什么是头等还很难。也幸而有各式各样的人，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学家，到处所谈的，不是‘文学的分类’便是‘诗之构造’，那倒反而无聊得很了。”这话说得好极了。他劝他朋友的孩子不要专看他的小说，便是这个意思。
　　鲁迅谈一大段文学研究之后，他又说到印度的一个比喻：“一个老翁和一个孩子用一匹驴子驮着货物去出卖，货卖去了，孩子骑驴回来，老翁跟着走。但路人责备他了，说是不晓事，叫老年人徒步。
　　他们便换了一个地位，而旁人又说老人忍心；老人忙将孩子抱到鞍桥上，后来看见的人却说他们残酷；于是都下来，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们了，说他们是呆子，空着现成的驴子却不骑。于是老人对孩子叹息道，我们只剩了一个办法了，是我们两个抬着驴子走。”

　　谈读古书（答赵建成先生）

　　建成先生：
　　接来信，要我说说我所谈的关于中国学术思想的常识，出于哪几种书，这就说来话长了。
　　坊间，关于《国学概论》、《国学常识问答》这一类书，我手边搜集了的，已有七十多种，其间短长得失，也真一言难尽。清朝末年，废科举制艺文，改用策论取士；上海书坊，曾编刊了一部《经策通纂》，石印本，也可说是最早的“国文史地试题答案汇编”，分量很多，约三十多万字。我知道有人写中国通史，便是从这一部大书，找出史料的。当时，西学初盛，文士们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位自负“风雅一手提学子”的两湖总督张之洞，曾叫幕士编了一部《书目答问》，也可说是指引读古书的门径了。
　　那时，今古文学家的争辩正在高潮中，今文家皮锡瑞编写了《经学历史》，在当时该算是一部常识书。这部书，经过了周予同先生注释，在现在，还不失为一部很好的参考书（周氏还注释了一部江藩的《汉学师承记》，相为辅翼）。古文家方面，刘师培编写了《经学教科书》，章太炎师著了《国故论衡》、《检论》，晚年在上海讲演《国学概论》，那是我的记录本，日文译本附有注释。这是近四十年间最通行的参考书。“五四”运动以后，新考证学兴，关于经、史、子方面的讨论、研究，汇集在《古史辨》中，也是一部大书。其间，梁启超、胡适之，都曾替青年学生开过古书必读书目，依我看来，还是太繁重一点。
　　其后，朱自清师编了《经典常谈》，周予同编了《经子解题》，郑鹤声、鹤春兄弟编了《中国文献学概要》。钱宾四也编了《国学概论》，都是入门书。可是“一部十七史，浩如烟海”，实在无从说起。
　　我这回讲“中国学术思想史话”，起因于十五年前；那时，章师《国学概论》的港版新刊，友人要我详加注释。我便把章师的《国故论衡》细看一遍，觉得值得注释的还是《国故论衡》、《检论》和《菿汉微言》，可是，这份工作，只能让周予同先生去做。我要做的话，还是另起炉灶为上。
　　我要告诉读者：我是一直劝年轻人莫读古书的，我只是一个病理学者，我要对年轻人说明白。所谓“古书”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要跳出科举制艺的圈子，用批判的眼光来认识中国学术思想的真面目。朱自清师说：“我国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个儿是读经的教育。经典训诂成为教育的唯一的项目，自然偏枯失调；况且从幼童时代就开始，学生食而不化，也徒然摧残了他们的精力和兴趣。我国经典，未经整理，读起来特别难，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理想的经典读本，既然一时不容易出现，有些人便想着先从治标下手。顾颉刚先生用浅明的白话文释《尚书》，又写了《汉代学术史略》，用意便在这里。”
　　我讲国学常识，也是如此。
　　三十年前，许地山先生在香港大学任文学院长，他病逝前的最后一篇文章，题名《国学与国粹》，刊在香港《大公报》上。我们对于读古书的态度，可以说是完全相同。许氏说：“中国学术不进步的原因，文字的障碍也是其中最大的一个。我提出这一点，许多国学大师必定要伸出舌头的。但，稍微用冷静的头脑去思考一下，便可以看出中国文字问题的严重佐。我们到现在用的，还不是拼音文字，难学难记难速写，想用它来表达思想，非用上几十年工夫不可，读三五年书，简直等于没读过。繁难的文字束缚了思想，限制了读书人的视线，所以中国文化最大的毒害，便是自己的文字。”这话说得平实极了。叫年轻人读古书，尤其是读四书五经，便是要现代人用二千五百年前的语言文字来表情达意，岂非自己开自己的玩笑？
　　三十多年前，我曾先后写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是《要通古书，再等一百年》。
　　我所谓“古书”，指“五经”及“先秦诸子”而言。“通”的程度，指“看懂文句，看通义理”而言。“再等一百年”是一句真实的活，并没有半点夸张的意味。所谓“古书”，经过了清代三百年间朴学家的考订整理，才算斩去了葛藤，五经粗粗可通，诸子也渐渐可通。又经过近三十年间新考证家的整理，若干疑难问题，也都找到了答案。即如那三篇《盘庚》，殷代的公告文字，经过了顾颉刚先生的翻译，也可说是文从字顺了。但“古文字”的金钥匙，还操在地下发掘，与甲骨文字的考订家手中。我们读了王国维的《古史新证》，顾颉刚的《古史辨》，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徐中舒、董作宾他们的甲骨文字研究；清代朴学家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又成为土苴，无足轻重了。如今地下发掘的收获愈多，古史迹古文字的整理愈有头绪，再过半个世纪，“五经”及“先秦诸子”这一类古书，便可以理会得了（古埃及史，也是依靠考古家的发掘与整理，才显出本来面目的）。
　　另一篇，题为《无经可读》。我生长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文化圈子中：先父是程朱派理学家；单不庵师乃是正统派朴学大师；又曾师事古文派经师章太炎师；新的考证学家，很多是我的师友；可以说是从国故圈子里出来的人。我觉得：“今日的问题，不在青年该不该读经，而在有没有什么经可以读。”《易经》是一部天书，且不去说它（通《易经》的如容肇祖、李镜池、高亨的毕竟太少了）。就《尚书》来说，王国维的研究，已非阎若璩、孙星衍、魏源所敢梦想；而顾颉刚、李济的研究，更非清代学人所能企及。一个世纪以后，或许会有一部崭新面目的《尚书新注》拿出来，如今却还没有呢。说到《诗经》，毛、郑的《笺注》简直要不得，朱熹的《集传》，也要不得。清代学者加以考证注释，如陈奂的《毛诗传疏》，已为完善的注本。
　　若以文学的眼光来看《诗经》，那又十分差劲了。我们还得等到新的《诗经笺注》呢！
　　至于《春秋》这一部门，我已指出这部史书，只是鲁国的旧史，跟孔丘没有什么关系；孟子所说“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的话，并不可靠。两汉今文家要大家读《公羊传》，其后古文家，要大家读《左氏传》，彼此争讼得很利害，很久远，依我所知，这一部鲁国的断烂朝报，不一定有什么微言大义。而汉刘歆采用《国语》中史事，依着年月编排出来的古代编年史，原是一部好的史书，却和《春秋》不相干。我赞成把《春秋》当作古史，不必称之为经的。
　　说到《礼经》，在今古文家心目中，又是一件大纠纷。今文家把《仪礼》看得那么重要，说《周礼》是伪书，而古文家奉《周礼》为至宝，笑今文家失之固陋。
　　其实今古文家的说《礼》解《礼》，都是空泛失实的。依民族学、风俗学、社会学来整理《礼经》的，如江绍原、周作人、顾颉刚诸氏所着手的，还只是开了个头，离开完成还远得很。连第一流大学者，都承认对《礼经》难于读通，如何可以叫年轻人去读呢？（古有“左昭右穆”之说，何以要昭穆分明？就没有一位说《礼经》的人说得明白了。）
　　此外，《孝经》乃是西汉文士所伪造的，其中杂乱无章，一开头就说错，不独和孔丘不相干，和儒家也未必有关。又如《尔雅》，是一部汉人的训诂汇编，亦非经书，备研究古书的人检查之用则可，怎好叫青年人来诵读呢？（幼年时，我曾读过《尔雅》，可是教我读《尔雅》的父师，他们就不曾读通。后来，我受单师的指导，才读懂《尔雅》。）至于《论语》、《孟子》，保留一些儒家的观点，中年人研究哲学思想的，不妨用作史料；至于年轻人，又何必读这样谈社会人生的书呢？在我看来，所谓十三经者，并没有一种值得让年轻人来记诵的。科举时代，已经死亡了，我们再不必读什么“四书五经”或“十三经”这类古书了。
　　当年我对提倡读经、读古书的人，今日我对提倡中国“文化复兴”的人们，提出如次的三点：
　　（甲）你自己读过经书吗？你看过《清经解》、《续经解》吗？你能说明白古文家、今文家、宋学、汉学的异同得失吗？
　　（乙）你做过朴学考证工夫吗？你懂得宋明理学的源流吗？你懂得阴阳五行的理论体系吗？
　　（年）你研究过甲骨文字吗？你知道近六十年来古史研究的途径吗？你知道所谓“五经”这一名词并不上确吗？
　　假使你们不能给我一个正确的答复，你就不配提倡读经、读古书，更谈不上什么中国”文化复兴”！你自己既莫明其妙，还是免开尊口，不要遗误青年！
　　因此，我当年写了第三篇文字，题为《劝世人莫读古书文》。第一莫读五经，第二莫读四书，第三莫读古史，第四莫读正史，第五莫看古书，第六莫尊古人。直到今天，我还是要这么说，古书好比鸦片烟。“鸦片”、“小脚”和“八股”（古书），乃是毒害中国文化的三大患呢！

　　经迷

　　我翻看鲁迅的小说《孔乙己》，这是一位典型的上一代的士大夫（知识分子）。
　　可是，年青一代的人看了，实在不大懂；即如我，已经进入了“永生的时代”（永生又是维新时代的士大夫，迟了三十年了），要不是熟读吴敬梓《儒林外史》，也不一定会了解孔乙己的。我闲谈了几个月的经学，要不是年轻学生得在会考场中应试，这些废话，实在用不着多说的。我曾经几次说了“时代不同了”的话，今年是庚戌，回过去六十年，上一个庚戌年的读书人，要是不知道我所谈的种种，怕的要挑屎桶游街呢！（当时的秀才，给学台批列四等的话，就得挑红尿桶游街示众；即是说你这人不配读书，只好下田务农去。在今日，务农是一种光荣，在那时，却是一种可耻的泥脚。这也是“时代不同了”的注脚。）所以，我所谈，原是常谈，在今日，除了应付会考，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所以，我要谈谈经迷们的故事。依腐儒们的想法，六经删订，出于孔夫子之手；而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由夏不能赞一词的，自该尊经了。但据《礼记·经解》：“《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可见孔子对所谓“六经”有了深切了解与批评，他只教弟子们以“六艺”，并不要他们念六经的（《孟子》也有过“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明训）。
　　可是，如孔乙己那样的迂腐人物，自从两汉定儒家于一尊，经迷便随时随地产生了，孔乙己和阿Q 一样，乃是一种类型人物。《后汉书·向栩传》：会张角作乱，这位大臣，他讽刺朝廷人士，怪他们要兴师动众，依他的办法，只要派将官到黄河边上去，北向黄巾读《孝经》，那些叛徒便会消灭了。又《晋书·刘超传》：那时苏峻作乱，晋成帝只有八岁，这位太傅，还是每天在围城中念《孝经》和《论语》。
　　又《南史，徐份传》：他的父亲病危中，他烧香涕泣，跪诵《孝经》，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三夜，据说，他的父亲的病居
　　然豁然而愈了（《南史·顾懽传》也有类似的神话）。又，明弘光二年四月，（明）福王召对群臣，询问还都计，钱谦益力言不可。那时，扬州已被清兵攻陷，举朝皇皇，那位大学士，依然请定期讲经书。孔乙己型的人物，就是代代相继，直到今日，还是活在我们眼前的。明末清初，河北学师李塨（颜元弟子，史称颜李学派）说：“至于宋明，虚文日多，实学日衰，以诵读为局致，以政事为粗庸。邱濬为大学士，著《大学衍义补》，不务实行，但期立言。
　　孙矿坐大司马堂上，手执书卷，时边事日亟，为侯执蒲所效。此风一成，朝廷将相，竞以读书著述为高。至于明末，万卷经书，满腹文词，不能发一策，弯一矢，甘心败北，肝脑涂地，而宗庙墟，而生民熸矣。”
　　正如颜习斋所说的：“古今旋乾转坤，开物成务，由皇帝王霸以至秦汉唐宋明，皆非书生也。读书著书，能损人神智气力，不能益人才德。其间或有一二书生，济时救难者，是其天资高，若不读书，其事功亦伟，然为书损耗，非受益也。”真是一针见血的批评！（颜氏又说：“于庭次间闻乡塾读书声，便叹道：“可惜许多气力！’但见人把笔作文字，便叹道：“可惜许多心思！’”）
　　宋明理学家，他们抬出了道统来，说道统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便跳到了孔子；这一来，道统仿佛藕丝一般，到了东汉末年，便微乎其微，几乎断了气。直到一千年后，河南程氏两夫子出，才把道统的丝续了上去；于是程朱、陆王都是续道统的人。那末，道统是什么呢？
　　二程明道、伊川二夫子，说是接上了尧、舜所说的十六字心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他们从《礼记》中找出了《大学》、《中庸》二篇，来作和道家争衡的武器，最主要的还是用以作为和东来的佛学争一日之长。十六字心法，乃是和禅宗相对的精神斗争。可是，清代朴学家出来了，他们考证出《尚书》古史，只有二十八篇是真的：《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都是假的。而《舜典》、《大禹谟》都是伪货，而十六字心法，正在伪货之中。试问，这样的道统，又该怎么说呢？今文学家称孔子为素王，而古文学却证明所谓五经，和孔子根本不相干的，尊经的人，又该怎么说呢？举世多经迷，而经迷的最大弱点，正是他们不懂得什么是经，他们都是“孔乙己”。
　　我在这儿，且把前人所谓“经”这一种东西，一一检点一下：
　　（一）一般人，口头所说的“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始见于《庄子·天运篇》。汉史家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亦称六经。
　　（二）六经去《乐》称为“五经”。唐徐坚《初学记》谓：《乐经》亡，乃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今文学家谓《乐》本无经，《乐》即在《诗》与《礼》之中。（三）东汉有“七经”之称。全祖望《经吏问答》云：“七经者，盖六经之外，加《论语》。东汉则加《孝经》而去《乐》。”清柴绍炳则谓：“五经之外，兼《周礼》、《仪礼》。”七经就有这么三种不同的说法。
　　（四）“九经”之名，始见于《唐书》。柴绍炳谓：“有称九经者；七经之外，兼《论语》、《孝经》也。”清皮锡瑞谓：“唐分三《礼》、三《传》，合《易》、《书》、《诗》为九。”九经也有二说。
　　（五）“十二经”之名始见于《庄子·天道篇》。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以为有三义：甲、六经加六纬为十二经。乙、以《易》上、下经，井孔子《十翼》，为十二经。丙、以《春秋》十二公为十二经。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唐太和中，复刻十二经，立石国学。”这十二经指《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公羊》、《谷梁》三传、《论语》、《孝经》、《尔雅》。
　　（六）“十三经”之名始于宋。皮锡瑞云：“唐分三《礼》、三《传》，合《易》、《书》、《诗》为九；宋又增《论语》、《孝经》、《孟子》、《尔雅》为十三经。”顾亭林《日知录》云：“九经者，三《礼》三《传》，分而习之，故云九也。宋程、朱诸氏始取《礼记》中之《大学》、《中庸》及《孟子》以配《论语》谓之四书，而十三经之名始立。
　　（七）有附《大戴礼记》于十三经，称“十四经”。
　　（八）清段玉裁主张于十三经外，增《大戴礼记》、《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说文解字》、《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八书，为二十一经。
　　依前人的习惯，大多称为五经或十三经，我是反对年轻人读经的，去了所有的经，只读一部《左传》，已经够了。
　　回了上去，我重新说述章太炎师的观点（见《国故论衡·文学总略》及《原经》）。
　　他认为“经”只是一切书籍的通称，并不是孔子的六经所能专有。在孔子以前，早已有了所谓经；在孔子以后的群书也不妨称为经。他以为经、传、论的不同，不是由于著作者的身分不同，而只是由于书籍版本长短的差异。经的本义是线，就是订书的线，也就是《论语》上所谓“韦编三绝”的“韦编”。这番话，我开头已经说过了。章师认为经是一切群书的通称，如《国语》、《吴语》的“挟经秉袍”，则兵书可以称经；王充《论衡·谢短篇》：“至礼与律独经也”，则法律可以称经；《管子》有《经言》、《区言》，则教令可以称经；《汉书·律历志》援引《世经》，则历史可以称经；《隋书·经籍志》著录《畿服经》，则地志可以称经；《墨子》有《经上》、《经下》篇，《韩非子·内外储说》篇，另立纲要为经；《老子》在汉代，邻氏次为经传；贾谊书有《容经》，则诸子也可以称经。总之，依古文派说，经是一切书籍的通称，不能占为五经、七经、九经、十一经、十三经等书的专名。
　　章师生在启蒙时代，受了大师愈樾的训海，有着黎明期的清新气息，敢于在旧瓶中注入新酒，总结了清代三百年朴学家的大成，梁启超氏许为朴学世代的最后大师，并非虚誉。
　　另外一面，清代，那位反桐城古文的骈文家汪中，他认为“经”是经纬组织之意。六经中的文章，多是奇偶相生，声韵相协，藻绘成章，好像治丝的经纬一样，所以得称为经；换言之，六经文章大抵是广义的骈体文，也就是他们所谓“文言”。
　　所以其他群书，只要是“文言”的，也可以称为经，如《老子》称为《道德经》，《离骚》称为《离骚经》等等（刘师培著《经学教科书》，也主此说）。这一说法，和一般人所了解的正相反，却也自成一说。至于佛学东来，释迦师徒讲说的，也都称为“经”，如《金刚经》、《心经》……等，如《四库全书》一样，结集为《大藏经》、《续藏经》。至于回教有《可兰经》，那稣教有《旧约》、《新约》圣经。“经”之为“经”，就是如此。
　　我们坐在西湖文澜阁的庭院，对着那位十全老人乾隆皇帝所立的“文澜阁”三字的石碑，和一大批比其他书箱高了一尺脚的经书木箱，不禁默尔作笑。所谓“五经”这一大批书，早已给我们依着杜威书籍十进分类法，分门别类分开去了。“经”之为书，完全不存在，只留下这么一堆木箱罢了！后来，文澜阁辟为西湖博物馆，这批木箱都装上了动植物标本，乾隆帝所钦赐的尊严，就跟那块石碑一样，完全抹掉了。（我们就在石碑上晒女人的底裤呢！）一方面，前人觉得孔孟攻乎异端，就把杨墨当作为洪流猛兽看待；宋明以后，把“经、子、史、集”的四部，改为“经、史、子、集”，把异端降了一级。
　　而我这个老庄的门徒，总觉得老、庄、韩非，无论哪一点，都比孔孟高明一点。儒家只有荀子，还够得上和老、庄抗衡。而魏晋间的何晏、王粥、郭象他们，在某些方面都在先秦诸子之上呢！一个受过现代精神洗礼的青年，如脑子里还会有尊经的影子，那真是我们做文史的耻辱了。

　　也谈《三字经》

　　《语》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我这个暮色迫人的老年人，仿佛写劝世文似的，如30 年代所说的老话，劝年轻人千万勿读古书，尤其是勿读四书五经。我的话，跟许地山、鲁迅他们那样坚决；我认为在那儿提倡读古书的人，大半不够格，不配。即如CC 头子陈立夫，他连什么是四书都不明白，却在那儿写《四书会通》，跟段正元那样莫名其妙。台湾方面，却要把这部《会通》大字本印行，作为大中学生的读本。对着这样“漆黑一团”的气氛，我们不能不大声疾呼！
　　另外一方面，我要列举一些最事实的事实。所谓“六经”，这五部乱七八糟，二千五百年前的杂书，一半是后人伪造的，一半是残缺的。四十年前，王国维便说：“其中只有十分之五六已经可以了解；还有十分之四五，经过清代经学家的考证，还是不了解。”我不相信王国维所不了解的，陈立夫会了解！再则，清代经学家，尤其皖学大师戴东原，扬学大师焦理堂，他们的经学造诣高深极了。但他们的诗文，平平而已。经学家而又在文学方面有成就的，只有汪中（容甫）；文学家而在经学方面有成就的，只有袁枚（子才）。
　　其他桐城、阳湖派古文大家，也都不是经学家。总之，读古书和读四书五经，对于文艺创作并无什么用处。周氏兄弟鲁迅、知堂，他们都是读通了古书的人，但他们都说对于他们写作有益的，是《三国演义》、《水浒》和《聊斋》（可看《知堂回想录》）。我劝年轻人在今日根本不必读古书，尤其是四书五经，并非偏激之辞。
　　我希望今日各中学文史教师多替年轻学生着想才是（在香港，钱宾四先生该说是够格读古书的人，但他的散文，平平而已；他的诗作，就给别人哂笑了。可见读经并无用处）。一位读者，要我谈谈《三字经》，那就让我闲谈一下吧！《三字经》（“人之初”）原是村塾中的“三、百、千、千”
　　（《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之一。这是南宋大儒王伯厚的杰作（伯厚乃是朱熹门弟子之一）。两宋理学家都注意儿童教育，选了《论语》、《孟子》作儿童读物，再补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四书”之名，就是这么来的（北宋时代，还没有“四书”之称。
　　上海某教育局长，公开演讲，说孔子著了四部书，听者均在窃笑，这是事实）。朱熹，他又怕年轻人还接受不了这些政治与人生的大道理，他又编了《小学》四卷，其中一部分，也是采用了《礼记》的材料，其第三、四卷，则着重前贤的嘉语懿行，比较有兴趣，好似一部小学教科书。到了王伯厚的《三字经》出来，方算有了入门的幼稚教本。这部教本，包括着天文、地理、历史、人物以及社会人生种种，可说是一部小型百科全书，成为近八百年间，里巷间最流行的教本（章太炎师曾加增订，补充了许多资料）。
　　我知道，海外朋友看我把《三字经》的写作记在王应麟（伯厚）的账上，一定表示异议。我们是根据清人夏之瀚在《小学绀珠》序言中所说的。他说他在十七岁那年，才知道出于王氏之手，又取书重读，觉得这一本小书，实在写得好，既简要又赅博。可是，明人屈大均又有不同的说法：“童蒙所诵《三字经》，乃宋末区适子所作。适子，顺德登州人，字正叔，入元抗节不仕。”究竟是谁的手笔，暂且悬疑。
　　不过在童蒙教本中，这部小书，实在编得不错。章太炎师云：“其书先举方名事类，次及经史诸子，所以启导蒙稚者略备。观其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以较梁人所集《千字文》，虽字有重复，辞无藻采，其启人知识过之。”（时人张志公先生有更详尽的评价，说：“无论就内容论，或者就语言论，作为封建社会的一本启蒙教材，应该说确是编得高明的。”）
　　不过，这本小书，一开头就提出了一个永远争论不已的问题，便是人性问题。
　　他引了孔子的活，却又歪曲了孔子的话。
　　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他明明白白说性有善有恶，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和“性本善”的说法是有距离的（先父教我读《三字经》，把“相”字讲得极好）。孔门两大派，荀子主张性恶，说是“其善者伪也”（“伪者”，人为之意）。原已看到人性的一面，而且他所说的“性恶”，只是说：人有着禽兽一样的生存天性，也不一定是坏的。孟子所说的“性善”，也只说是善之端，善之端与恶之端可以并存的。所以“性本善”之说，一直成问题，不一定站得稳的。世界各国的宗教家，其所主张的道德观，很多偏于“性善说”，只有基督教认为人类是犯了罪才到世上来受苦的（佛众只是强调世间苦，也并不认为人是带了罪恶来人世的）。回教的《可兰经》，认为善恶并存，善进恶亦进，善可以成神，恶也可以成神。究竟人性是有善有恶的呢？还是无善无恶的呢？也还是如《三字经》所说“性本善”的呢？还是如荀子所主张的“性本恶”说呢？到了我们眼中，似乎应该这么说：“善、恶”乃是世俗所下的道德标准，与性的本身无关；从性的本身说，应该说是“无善无恶”；若从作用来说，应该说是“可善可恶”的。
　　《三字经》这样体裁的书，要写好本来不容易的。在王氏的《三字经》之后，有人写过《女儿三字经》、《医学三字经》、《时务三字经》。《三字经》这类书除了便利记诵而外，也没有其他用处。王氏之作，自是独步千古。他在《经》中穿插了许多故事，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最普通的常识，要说宣传的效能，也很少能这么渗入民间的；那些故事中，弥漫着儒家的气息。儒家思想，首重中庸之道，所以一面教勤，一面教俭。而重习惯的养成，环境的改善，已经贯通了孟、荀二家的共同趋向。本来这个“庸”字，便是“平平常常”的道理，并不要好奇立异的。里巷间虽有《二十四孝图》，那些属于独行传的传说，王氏并没采用过，而“如囊萤，如映雪”，也只是劝孩子们惜取寸阴之意，并不像“天子重贤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那样庸俗的。
　　我觉得《三字经》之代表儒家思想，正如《惜时贤文》之代表道家思想。《三字经》把社会人生的积极意义说了，所以认为“勤有功”、“嬉无益”。《惜时贤文》却淡淡地在我们耳边说：“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植柳柳成荫”呢！我只是老老实实要把语文教育的肩子担当起来，我曾经发过傻劲向各阶层的朋友探问他们接受读古书教育的实情。给我作真实答案的有四百八十七人，大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校长、教授、公务员，军、政、财各部门要员；一部分是从他们的回忆录中找出来的。竟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曾读过五经的，连《诗经》也只读过十五《国风》的一部分，还是国文教本中所选辑的。有一非常特殊的例子，即那么多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竟没有人知道《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是魏、晋间伪造的；他们也没人知道《盘庚》上、中、下说的是什么。有一回，那时，我住在赣州，主办《正气日报》，忽接到一位姓刘的学生从皖南的来信。他说他是刘延陵的儿于，因为他父亲要他读四书五经，他既读不懂，又没有什么兴趣，问我的意思。
　　刘延陵先生，他是“五四”运动时代的新诗人（《新文学大系》中有他的诗选），也是我们的国文、英文教师。我当即回答他：“当作口头禅来说，我没有意见；你自己有兴趣去研究我也不反对。若说四书五经是什么基础的话，我就表示反对，你的父亲还是我的老师，我也表示异议的。”
　　我不明白，刘延陵师这样的新诗人为什么会教自己儿子走死胡同呢？
　　有一回，我和一位军官一同走长路，他自叹幼年失学，不曾读过四书五经，他每一回写家信，总是叮嘱自己的儿女，一定要熟读四书五经，把根基弄好来。我笑着对他说：“你自己有了幸福，你却不知道，反而要儿女带起思想的枷锁来。我呢，也算得一个读通了四书五经的人，我告诉儿女们，用不着读五经，等你们中年以后，看懂了《韩非子》、《庄子》、《老子》，再来看《论语》、《孟子》也不迟。”那位军官，他是南京人，我问他：“你知道不知道李光明庄？”他说不知道。我又问他：“你们第一军到过甘肃的，可曾看见过《太公家教》？”他也说不知道。我说：“自古以来，就算从秦、汉以来，二千多年，童蒙的读物，也一直有人在编写，在刻板，普遍地流传着的。李光明庄，便是从清初到清末，专门出童蒙书的一家书坊，出书种类很多，‘三、百、千、干’、‘四书五经’、故事书、属对书、诗文选本，直到八股文作法，样样齐备。有一批有经验的编者，如王相等，和那书坊相联系。出的书一般经过校注，刻印也比较好，有的有了插图。这家书坊，设在南京，出版的书行销全国。你的记忆，已经只有商务、中华，可是你的头脑，还是停留在李光明庄的阶段。”
　　我又告诉他：“我们看过了《敦煌秘笈》，知道有许多童蒙书，即如《太公家教》（从中唐到北宋初年最盛行的一种童蒙读本），大概说来，从第8 世纪的中叶，到第10 世纪末年，通行于中国本部；第11 世纪到第17 世纪，还继续不断地被我国北部和东北的辽、金、高丽、满洲各民族内各种语言的儿童们所采用，也可说是另一型的三字经。我们只要注意《急就篇》带来的识字材料，以及里巷流行的《杂字》，以及广泛流行的《蒙求》、《类蒙求》，包括咏史诗在内，还包括了朱熹的《小学》，都是前人的入门书呢。”

　　回到文澜阁去

　　三十多年前，《四库全书》将由商务印书馆影印行世，筹备此事的负责人说，这是“中国文化史之大成功”。这句话，
　　倒像是古稀天子乾隆皇帝所说的（《四库全书》扉页上，铃了“古稀天子”之印）。这究竟是说乾隆皇帝修集《四库全书》是中国文化史之成功？还是说国民政府交由商务印书馆影印起来是中国文化史之大成功呢？说的人并未交待明白。当《四库全书》完成之日，古稀天子明诏天下，曰：“国家荷天麻，承佑命，重熙累洽，同轨同文，所谓‘礼乐百年而后兴’，此其时也。……余搜四库之书，非徒博右文之名，盖如张子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胥于是乎系。……’浩如渊海，委若邱山，而总名之曰《四库全书》。”那一件所谓大成功，乾隆皇帝自己已经赞过了。
　　究竟《四库全书》是怎么一回事呢？
　　还是让我回到文澜阁去，一一说给你听吧。第一部《四库全书》，告成于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其后置内庭四阁，又立江浙三阁。沈兆沄云：“书成缮写七份，仿浙江范氏天一阁式，建阁藏庋。大内曰文渊，圆明园曰文源，热河曰文津，盛京（沈阳）曰文溯，并于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京口（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亦各庋一份。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钞录传观。”这都是手抄本，在北京的有文渊、文津；在关外的有文溯。文源已毁于英法联军入京之役。江浙三阁，太平军战役中，毁了文汇、文宗二阁；文澜阁藏本散失了五分之二，战后由杭州丁氏补抄，也还差十分之一上下。等到单不庵师主西湖图书馆馆政，我们就把所缺部分，从北京文渊阁去抄了来，可说抄完全了（北京的文渊阁本，倒缺少司空图《诗品》一卷。有人说文澜阁藏书已残落不全，那是他们不知内情之故。文渊藏故宫博物馆，今存台北。文津今存北京图书馆）。
　　《四库全书》共三千四百六十种，计七万五千八百五十四卷。当年曾辑了《简明目录》行世，这便是世人常见的《四库全书目录提要》了。当年，西湖图书馆新屋建造告成，《四库全书》便从文澜阁移往新库。文澜阁便成为馆员宿舍，我住在右舍，有机会从头至尾翻看《四库全书》一遍，也曾把晒衣的竹竿搁在乾隆御碑上，古稀天子对我们也已无可奈何了！
　　依我所知，《四库全书》并不怎么珍贵；全书中所有的，百分之九十五，我们可以在坊间买到，并非珍本。就拿《十七史》来说，商务版的百衲本，就比四库本可宝贵得多。唯一不同的，那七部书，都是手抄本，也就因为手抄，所以错字误简很多，不及木刻本精审。可是，为了修葺《四库全书》，由各方进书，经磨勘结果，查出“抵触清朝”、“违碍清朝”及“谬于是非”者，先后销毁了二千三百四十三种，和保留着的差不了多少。清末邓实跋《禁书目录》说：“书厄，自秦火之后，大厄凡十有一，而以乾隆时禁毁之最后一厄为最惨烈。”真痛乎言之。我们希望年青的人，不要把《四库全书》看成什么了不得的东西。我在文澜阁做过这一部的整理工作，觉得世之谈复兴中国文化的人们，实在太浅陋了！
　　我到了北京，看了文津阁的《四库》，到了沈阳，看了文溯阁的《四库》，再到杭州西湖孤山，重看文澜阁的《四库》，觉得这么一部丛书，对一般人，尤其对青年学生并没多大用处。我看到那一大批空着的大木箱，想起当年打开“四部分类”的老办法，把《四库全书》依着十进法分目，曾把经部依内容重新安排过，在当年可说是大胆；到了今日，谁都知道应该这么分类的。“六经”也只是我们古代学术思想的资料，“六经皆史”的话，也是十分正确的。我们并不觉得那位十全老人要他的臣工编写这部丛书，对中国文化有多大的贡献，可是参与这个长期工作的乾嘉学人，他们有机会看到大内的藏书，在研究上有了长足进步；我们可以看到王念孙、戴震、邵晋涵、任大椿、朱筠，他们在考证学上的成就。我国的古代经典，经过了他们的整理，才可以让现代人去了解，去接受。可惜，清代考证学家的辛勤研究，积累了那么多的成果，却和在科场写八股制艺的书生毫不相干！甚至到了20世纪70 年代，香港的教师所传授，电台广播所取材，还是科举时代腐儒们所想所说的那一套。30 年代，何键、陈济棠提倡“读经”时，我们曾大声疾呼，劝年轻人不要读经的老话，到今日还得再说一遍。
　　诚如吴稚老所叹息的：“老狗教不会新把戏。”
　　这样，我们首先得把所谓儒家的经典，来个明白的交待。我国的经学研究，秦汉以来，迄今绵延了二千多年，经部的书籍，单据《四库全书总目》所著述，已达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二万零四百二十七卷。我们且看看《清经解》和《续经解》的分量，估计总数有二千五百部至三千部那么多，并不算过量吧。可是，很可奇怪的，“以我国这样重视史籍的民族，竟没有一部严整的系统的经学通史。自然经学史料是异常丰富的。广义的经学史或部分的经学史，也不是绝无仅有；但是，一说到经学通史，而且是严整点系统点的，那我们真不知如何回答了。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第一册，固然不能说不是通史，但他们两位，都是近代著名的今古文学大师，而他们所叙述的竟这么简略，跟一篇论文或一部小史差不多，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失望了。”（周予同语）（日本人本田成之，曾编了一部《支那经学史论》，东京弘义堂版，就比较完整、全面得多了。）依我看来，还是“尊经”的观念在作怪，“离经叛道”、“非圣无法”的帽子在乱飞。“五四”运动时代，我们把孔老夫子的神位搬下去斫掉了，丢到垃圾堆里去；我们的校长经子渊，国文教师陈望道二师，便被浙江省议员扣上离“经”、叛“道”的帽子给当局免职了。谁敢把儒家思想当作死尸来解剖呢？
　　在今天，我是要把儒家和儒家思想解剖一番的。我还记得，当何键在长沙、陈济棠在广州通令各中学学生读经时，我们曾经幽他们一默，问他们：“不知是要读宋朝以后的四书？还是读宋朝以前的四书？”我们又问：“我们该读程伊川的《大学》？还是得读朱熹本的《大学》？还是要读王阳明的古本《大学》呢？”他们就不知宋以前，并无四书，连北宋都没有。
　　他们根本不知“在新民”和“在亲民”有何不同，他们更不知道西汉儒家读《公羊春秋》，魏晋之间，才读《左氏春秋》。
　　提倡读经的，就是一批糊涂蛋！
　　“五四”运动以后，我们把孔老夫子的神位劈掉，把他的神的外衣撕掉，还他一个“人的本来面目”；把“经”的尊严打碎，回复它在文化思想史上的本来地位。这虽是“破”，但对中国学术思想，却有更重要的“立”的意义。古文学派对现代文化的最大贡献正在于此。我们的言论和行动，只要提早二三十年，不仅是要杀头，甚至会抄家灭族；可是，我们不只在孔圣座前翻斤斗，还把二千年来的“士”的地位打碎了。礼教的骸骨和孔圣的幽灵，先后借何键、陈济棠的军阀外套还了魂，时代毕竟把他们扬弃掉了。
　　1932 年5 月9 日，那正是“一·二八”淞沪战争的结尾，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载刘永济《续成沪战杂感七首》之一，云：
　　仲尼无父禹为虫，大圣玄言总凿空；今日上邦文物尽，有谁流涕叹为戒。
　　后面还有小注云：
　　挽近学风，务反旧说，自命新奇；颓波所被，举凡先圣典谟，可以己立国者，皆视为陈腐迂阔，尽扫而空之。于是礼防大毁，人欲横流，谲诈者得权势，贪纵者为英豪；虽无外侮，已无以立国，一旦祸发，安得不仓皇夫措哉！此今日之深忧大患也；失地辱国特其必食之果耳，有心者当于此致意焉！
　　新的考证学与民族学、社会学带我们了解远古社会传说的本意。顾颉刚氏提出“禹”字是一种民族的“图腾”。“禹”即“蛇”，那民族以“蛇”为“图腾”符记，这就有失先圣的尊圣。
　　我们把孔老夫子恢复人性以后，他的名字就叫做“丘”，不再讳作“某”，也不写作“丘”了。说孔子是私生子，这也是事实，并不妨害孔氏的伟大。
　　仲尼究竟是不是私生子的问题（即“仲尼无父”之说），除非有新的史料出来，否则，我们只能接受彼此公认的《孔子世家》（《史记》）、《礼记·檀弓》的史文记载。《孔子世家》载：“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礼记·檀弓》载：“孔子少孤，不知其父墓殡于五父之衢……问于陬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孔母颜氏逝世时，仲尼年已二十四，“少孤”决不能说是“不知其父墓”的理由，《史记》说是“母讳之也”，方是不知的主因。颜氏为什么要讳言叔梁纥的葬处？此中必有一段隐痛，“野合”乃是隐痛的唯一线索。还有点可疑，叔梁纥死后，为什么殡于五父之衢？颜氏和叔梁纥，仿佛没有正式的家族关系，而正式的家庭又仿佛不理他的死活似的，也许叔梁纥是个逐子呢！（仲尼是不是私生子，对谁的尊严都不相关，又何必意气用事呢？）
　　大概殷周婚姻制度不同，王国维说：“商人六世以后或可通婚，而同姓不婚之制，实自周始；女子称姓，亦自周人始。”
　　和异姓通婚姻，从周制为正轨；不许和异族通婚，保持血统的纯粹，从殷制也是正轨。叔梁纥，宋国的贵族，和邹人之女相结，周人不以为异，宋人也许以为违背祖规，加以严厉的制裁呢！总之，仲尼的父母之间有一段悲剧是无疑的。

　　《夜读抄》

　　“……自己觉得文士早已歇业了；现在如要分类，找一个冠冕的名称，仿佛可以称作爱智者，此只是说对于天地万物尚有些兴趣，想要知道他的一点情形而已。
　　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给，此或者正合于圣人的戒之在得的一句话罢。不佞自审日常行动与许多人一样，并不消极，只是相信空言无补，故少说话耳。大约长沮桀溺辈亦是如此，他们仍在耕田，与孔仲尼不同者只是不讲学，其与仲尼之同为儒家盖无疑也。……”
　　与侵君——（页三一一）我对于启明先生的敬意，不自今日始；他的每一种散文集必比前一种更醇厚深切，更合我个人的口味，愈益增加我的敬慕之情。但就一般青年讲，逐渐逐渐和他的兴趣相远，几乎不能领悟周先生的襟怀，有人简直以为启明先生消极了，曾写信去责备他。周先生说：“实在我的态度还与写《自己的园地》时，差不多是一样；
　　我仍旧不觉得文字与人心世道有什么相关。‘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Biologic 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周先生自己不肯承认消极，自己说目前的态度还是与写自己的园地时候差不多是一样；但青年们为什么不这样想这样看呢？我不禁想起周先生说过“常常坐首席，渐渐进祠堂”那句笑话来，因为周先生所修都是不朽的胜业，只能“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自然和青年们逐渐相远了。
　　提起启明先生，我就想到郑康成、郑渔仲、顾亭林那些人，蚂蚁蜜蜂般勤劬作业，“述先圣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齐”，而谦抑自下，“欲然若无所有。”周先生常说能有一天做得颜氏家训那么一篇二篇一节二节，就够满意了；若颜之推生在现代，能不避席自惭吗？《夜读抄》大部分是周先生谈他读过的书；周先生读书，没有半点冬烘气，懂得体会，如故交相叙，一句是一句，两句是两句，切切实实地说一番。《夜读抄》所提到的那几种书：李元蠕范，闲园鞠农一岁货声，顾禄清嘉录，无名氏编五老小简，西湖花影翁花镜，叶天寥甲行日注，墟庵文饭小品，王侃江州笔谈，谢在杭五杂俎，钱步曾百甘虫今，都不是什么大著作，长长短短，都说到一点；原不是影戤牌头，借此妆点自己门面。
　　正如树荫底下闲谈，说起故交消息，好好坏坏，夹杂批评一点，自觉亲切有味。不必如京中人开口不离大大先生厚我厚我，闻声便作三日呕。周先生说：“总之，我不想说谎话。……所说的话有的说得清朗，有的谈得阴沉，有的邪曲，有的雅正，似乎很不一律，但是一样的是我所知道的实话，这是我可以保证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老老实实说实话，此其所以可爱。自来富贵人家，欢喜夸耀富有，把那几块破铜烂铁当作稀世珍宝，内行人乃不觉肚子里失笑。学周先生夜读，听说颇有其人；贾环写字，装腔作势，真为“风雅”二字叹息！
　　中国古书，总是只离破碎，只可用作谈助。北朝颜之推最通达人情，周先生说家训“意思平实，文词简要和易”，自是不可及处。不过我读了周先生所举的兰学事始，觉得中国古书，都是土苴，拉杂摧烧之，也不足惜。我以为东西各国的著作，振刷精神，洗发情理，无一不在古书之上；抑中扬西，可说是我的小小反动。兰学事始叙述日本维新以前，杉田去白与前野良泽苦心译读和兰解剖学的故事（菊池宽曾用此故事写成小说）。上卷记述当日事实道：
　　“次日集于良泽家，互语前日之事，乃共对TafeI An-otomia 之书，如乘无舵之舟泛于大海，茫洋无可倚托，但觉茫然而已。惟良泽对于此道向曾留意，远赴长崎，略知兰语并章句语脉间事，年长于予者十岁，乃定为盟主，亦即奉为先生。……
　　译述此书，应如何下手，先加以讨论。……
　　其时对于de het alo welk 等词，虽略有记诵，然不能仔细辨解，故常读之不解所谓。如眉者生于目上之毛也一句，尽春天的长书终未明了，苦思直至日暮，互相睨视，仅只一二字的文章终于一行不能解。……然语有之，为事在人，成事在天，如此苦心劳思，辛勤从事，每月凡六七会，每会必集，一无倦怠，相聚译读，所谓不昧者心，凡历一年余，译语渐增，对于彼国事情亦渐自了解，其后如章句疏朗处一日可读十行以上，别无劳苦而能通其意义矣。”
　　这种求智先驱者的悲壮言行，对于因循苟且浮夸自大的国人，该有什么感触！
　　福泽喻吉序云：“书中事字字皆辛苦，我辈读之，察先人之苦心，惊其刚勇，感其诚挚，未尝不感极而泣！”我那天心中就有这么冥冥跃动不可解的情绪。常读玄奘求经译经故事，那艰苦的历程使人不觉振发，想到近百年来民族精神的萎靡，真是可怕得很；周先生说：“从这里看来，中国在学问上求知识的活动上早已经战败了，直在乾嘉时代，不必等到光绪甲午才知道。然而在现今说这话，恐怕还不大有人相信，亦未可知。”这是多么深的感慨！
　　周先生欢喜长沮桀溺，长桀沮溺耕田不讲学，当然“并不消极”。吴敬梓写《儒林外史》，未后殿以四个人物：一个会写字的，一个卖火纸筒子的，一个开菜馆的，一个做裁缝的，都是切切实实自食其力，不乐与士人往还的。但理想只是理想，连到长沮桀溺的牛都从农村赶到都市里来，“辟人之士”固无法可从，“辟世之士”，更无法可从了。以我对于周先生的敬慕，但我目前决不敢信长沮桀溺仍在耕田的事，在“此刻当今”还是可能的！

　　竹窗随笔

　　近读明代高僧袾宏所作竹窗随笔，竹窗二笔，竹窗三笔，喜其胸襟明朗，出语平淡而意味深远。
　　有聪明人，以禅宗与儒典和会串讲，他说：“引进诸浅识者，不复以儒谤释，其意固甚美……若按文析理，穷深极微，则翻成戏论。”各家立说，无有不偏，一定要把各家的偏见，调和起来，说是同出一源，也是愚妄之至。自儒学东来，魏晋之间，就有人调和儒释道三家，造成太上感应篇一类的肤浅论调，究之实际，以儒说附会禅宗，于儒于禅都不忠实。袾宏说这类和会串讲“翻成戏论”，的确是见道之言。近有四川人段正元，到处传“三教合一”之道，比太上感应论更肤浅，十年前，他曾和富阳夏灵峰会于西湖，谈论不合而散。我当年就说：“段正元的胡说，不独为真儒家所笑，且为真佛家所笑。”
　　今见袾宏之论，足以针砭段某之妄！
　　袾宏道行日高，弟子欲存其语录。他说：“我实凡夫，自救不了。为吾徒者，慎勿笔吾一时偶尔之谈，刊为语录；不惟妄自尊大，又偶尔之谈，或有为而发，或因人而施，未见究竟了义；而况听者草草入耳，便形诸纸墨，亦恐有误人之过也。”
　　我们知道，孔子论仁，因人而异，“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有子知道孔子有为而言。前人书，有的是发挥他自己的中心思想，前后自成一贯；有的是偶尔之谈，或有为而发，或因人而施；假若拘泥一端，把偶尔之谈看作其人的中心思想，便是误入歧途。袾宏之论，实在是开启后学者心眼。
　　袾宏论当时人读楞严，说：“近时于诸经大都不用注疏，夫不泥先入之言而直究本文之言，诚为有见。然因是成风，乃至逞其胸臆，冀胜古以为高，而曲解僻说者有矣，新学无知，恐为所误。且古人胜今人处极多，其不及者什一；今人不如古人处极多，其胜者为一，则孰若姑存之，喻如学艺者，必先遵师教以为绳矩，他时后日，神机妙手，超过其师，谁得而限之也？而何必汲汲于胜也？”这一番话，颇像清代考证学家戴东原的说法。每当旧思想呆滞不进，新思潮即起来做破坏的工作，其时风气必多疑古反旧；旧思潮既已破毁，新思潮正在建设，又必以批评的接受旧思潮为风气。袾宏的话，所以和戴东原段玉裁诸正统派的主张相一致；用袾宏的主张，亦可读儒家诸经。
　　竹窗随笔有二则论苏东坡，说：“东坡德行炳焕千古，而不能忘情于辰生之术，非惟无功，反坐此病卒。”又引元禅师与东坡二书云：“时人忌子瞻做宰相耳，三十年功名富贵，过眼成空，何不猛与一刀割断？”又云：“子瞻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为何于自己性命便不知下落？”我看苏东坡亦是热中名利人，失意于党争，就躲入诗文的天地中。苏子有了诗文的天地，性命明明有了下落，叫他在何处猛下一刀？文人谈禅说道，只是借禅道作幌子，若以他们真能遗世忘俗，那又大错了。袾宏另有一则，记隋梁州沙门慧全，慧全临终时，弟子甚众。麄异弟子悟道，说他“当生婆罗门众”，慧全问其故，那麄异弟子说：“师信道不笃，外学未绝，虽有福业，不得超诣。”以此为例，苏东坡或潜心诗文，而心惊禅道，或出家习禅而心惊诗文，必两无一就。袾宏到底是读书人出身，忘不了诗文。
　　竹窗随笔有一则论山色甚好：“近观山色，苍然其青焉，如蓝也；远观山色，郁然其翠也，如蓝之成靛也；山之色果变乎？山色如故，而目力有长短也。自近而渐远焉，青易为翠，自远而渐近焉，翠易为青，是则青以绿会而青，翠以绿会而翠，非惟翠之为幻，而青亦幻也，盖万法皆如是矣。”此谓万法皆幻，乃佛家出世观，然亦可作入世观说法。罗素谓人生不恋爱，就不能欣赏自然美，同一月，同一山水，恋爱中自有美趣；惟幻得幻，乃入世观也。

　　苦茶

　　朱自清先生说周作人先生的读书记最不可及，“有其淹博的学识，就没有他那通达的见地，而胸中通达的，又缺少学识，两者难得如周先生那样兼全的。”周先生最珍重颜之推的家训，以时代环境，文章风格，处世态度论，两人亦最相近。卢召弓序《颜氏家训》，谓之“委曲近情，纤悉周备，立身之要，处世之宜，为学之方，莫善于是书。”移以评周氏诸作，也很得当。
　　读书最难。读书是把别人的思想历程重新走过一遍，不知不觉会成为别人思想的俘虏。把别人的思想砖头在自己的周围砌成一堵墙头，把自己关在里面；这样的书痴子，他就永世不会写一篇像样的文章。周作人先生读了别人的书，经历了别人的思想历程，又能把别人的思想历程排遣掉，组成自己的思想系统，所以那么明白事理，通达人情。他的读书记，如伟大的捕风、体罚（《看云集》），如荣光之王（《永日集》），如颜氏学记、兰学事始（《夜读抄》），如杨柳、关于孟母（《苦茶随笔》），说来头头是道，全不费力，掩卷细想，自有深味。唐宋文人亦爱作读书记，如韩退之的《张中丞传后序·读苟子》，曾子固的《战国策》序也颇做得好，总嫌做作得太利害，回味就差得多（明末袁中郎装腔谈禅，即可作呕）。学问深到自知浅陋时，不会冒不知以为知，方可谈学问。周作人先生的散文新集，——《苦茶随笔》——最近在北新出版；这回因受了上海方面一点刺激，时常夹些牢骚语，仍不失其隽永风格，和《夜读抄》一样可爱。
　　不过从书卷中出的，脱不了有书卷气。如“关于苦茶”一则就不甚正确。苦丁茶系山中野茶，叶较龙井一类青茶都厚大得多。不宜浓喝：宜取三五斤泡山泉坐松树中喝之，较龙井更有回味。此种生活宜实际体验，即如周先生之渊博，翻破五本书亦无用。山居垦荒农人喝苦丁茶，并不求风雅，也不必“袁中郎”为下赞语也。

　　●后记

　　邓九平
　　中国的读书人，自古就有收藏书的习惯。
　　中国古代的书，最初是用人工书写，写书用的材料不断变化。从春秋到两汉期间，多用简、帛写书，称简策（刻写于竹片上，再贯穿成册）和帛书（写在丝织品上，可用轴卷）。所以古代称一部书为一册书或一卷书。
　　东汉以后，写书用的材料渐为纸张代替。到了唐代，由于印刷术的兴起，书才逐渐由竹刻手抄改为刻版印刷，并由卷轴演变为册叶形式。人们先将文字刻在一块块木板上，然后再来印刷，在整块木板上刻字的程序称为雕版。咸通九年，王价出资刻印了《金刚经》，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标年板印品，其图像已十分精细。至中晚唐，刻印佛经、韵书、通历、医经，已屡见不鲜。
　　宋辽金元，官私并行，经史子集医算诸书，均用雕版印刷，且采用“梨枣”制版。
　　出现了李十娘、谢氏、徐氏等良工，此期的版本，成为后世的文化珍品。
　　明清两代，南北二京成了雕版印刷中心。明之南藏、北藏、道藏，清之武英殿本、龙藏，均出自两京。此期，出现了朱墨套印术，分色分版的彩色套印法，其版有多至几十块者，各色可分出深浅浓淡。到清顺治元年，又兼用拱花凸印、无色凸印。至此，中国的印刷术已臻高峰。
　　雕版印行的书有各种版本，古时的藏书人，最看重版本。
　　据史料记载：研究版本的人，能根据书籍的纸张、墨色、字体、版式，鉴定出刻书地域和刻书年月，甚至能辨明何人原刻，何人翻刻，何为旧抄，何是新抄，以此来审视刻得好，印得好的书籍，例如：《史记》有宋、元、明、清各种刊本，嗜书的人，总称宋元本最佳。专门从事这类研究的人，是谓“版本学家”或“版本鉴赏家”，如黄丕烈、鲍廷博等人；也有得一书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大昕、戴震等人；又有得一书必辨识版片文字，注明其中错讹，是谓“校雠家”，如卢文弨、翁方纲等人；还有一种搜采异本，集纳百家，“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笔，”是谓“收藏家”，如范氏的天一阁、吴氏的瓶花斋、徐氏的传世楼等。
　　藏书人购置心爱之书后，总习惯摩挲观赏一番。宋元版本，名家批校，孤本秘籍，毛抄黄跋，都被当做珍品加以收藏。明刊精本，黑口古装者，万历竹纸，传世绝罕者，都令藏书人见之心暖，读之色舞。兴悦之余，选取精制的一方石印，拿出上好的印泥，在书的某处钤上一方“某氏藏书”的朱红印记，然后注明日期，登记入册。藏书人日集月累，花费心血，渐渐便积蓄了可观的书籍。
　　古代的书可曰香，那时用的纸墨古雅纯良，纸是澄心堂纸，纸白如玉。墨是松烟制墨，墨凝如漆，墨润如脂。藏书人在购书后，将书置于密不透风的木箱里或书柜中，再将书斋门窗紧闭，日久天长，纸上松烟润墨，自然生出淡香。读书人推门入室，书香飘逸，桂馥兰熏，沁人脾胃。
　　当代的新版书基本上是铅字印刷，纸墨与古时也不尽相同，尤其是引入西方科技，采用电脑照排，滚筒印刷，书印出之后，与香无缘。
　　书香何在？
　　书香是有的：当您细心地读它，精心、静心地品它，真心、诚心、痴心地爱它，它便会无声地、悠悠然地飘进您的心田，潜入您的思想，浸润您的灵魂。那古雅清淳之气，会洗去您的劳累；那散淡飘逸之风，能驱散您的苦闷。读书能给您快乐，令您开朗，使您生活的更纯美，让您眼前春光无限。
　　书香永在……
　　《书话文丛》是在钟敬文教授、张岱年教授共同倡议下，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的鼎力相助中得以出版。卞之琳先生、季羡林先生、冯亦代先生、严文井先生、陈原先生欣然同意担任丛书顾问；牛汉、碧野、汪曾祺、林斤澜、李国文、邵燕祥、舒乙、任洪渊、谢大光、张抗抗等诸多文坛名家，亲选文章寄来，并共担丛书编委；张岱年先生、冯亦代先生、舒乙先生亲自为丛书作序，韩静霆为丛书设计插图。在此，我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的李晓霖女士在丛书编辑过程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中国作协作家权保会的张树英女士、吕洁女士，为丛书的顺利出版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在此，我向她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7年3月31日于北京师范大学

《书话文丛·古书一叶》 下 钟敬文等 主编

《书话文丛·古书一叶》　下　钟敬文等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