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话文丛·灯下书影》　下　钟敬文等 主编
　　●生活中不能没有朋友，生活中也不能没有书。

　　萧乾
　　（1910～）
　　作家、编辑家、翻译家。原名萧秉乾。黑龙江兴安岭人，生于北京。蒙古族。1935 年燕京大学毕业。现任中央文史馆馆长。著有散文集《小树叶》、《珍珠米》、《萧乾散文特写选》、《一本褪色的相册》、《海外行踪》、《北京城杂忆》，短篇小说集《篱下集》、《栗子》、《落日》、《灰烬》，报告文学集《人生采访》等。

　　关于书

　　听出版社的人说，近年来一部销量可观的书是精装本的《沙士比亚全集》。再一打听，原来买主大多是新婚夫妇，而用途则是装饰新房。
　　最初听了，当然很不是滋味。倘若莎翁在天有灵，对他的遗著在80 年代的中国所走的这种鸿运，必然深感痛心。可是想起另外一些只追求多少条腿和几大件的新婚夫妇来，又觉得这种雅兴未可厚非了。
　　小时上学走过朱门，经常看到上面写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对联，有的是逢年贴出来，更多的是红地黑字漆上去的。
　　所以我从小就认定“诗书”是高尚的。人不读书，就没出息。大概我母亲当年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她宁可出去为人佣工，也一定要我读成书。我十来岁上母亲去世，从此就寄养在一位堂兄家。初中还没毕业，他逼迫我辍学去当邮递员，我就同他崩了。
　　最早读的书，往往是强迫性的，那就是上私塾时读的《大学》、《中庸》。
　　我后来又上了教会学校，因而除了“人手足刀尺”，还有《圣经》。现在谈读书，指的当然不是这些，而是课外自选的，甚至是偷偷摸摸读的。我头一本接触的这类书是《济公传》，那真是冒了挨板子的风险，放到书桌底下或藏在被窝里读的。我喜欢那位玩世不恭的和尚的仗义，也赞赏他的滑稽。
　　1926 年，我同新文艺作品结下了不解之缘。那年暑假，我考上了北新书局的练习生。白天，我干的是校对、打包等活儿，还骑着自行车给印刷厂送稿，到作家（鲁迅、冰心、周作人、徐祖正等）府上去取稿，或面送酬金。
　　我应当感激北新的老板李小峰。那时他准许我下班后，晚上可以从门市部借几本书带回大兴公寓去读。我个人的读书史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根本没人指导，什么《太平天国文件》、《吴稚晖文集》、《兰生弟日记》，甚至《性史》，逮着什么读什么。当然，在看鲁迅和冰心早期作品的校样时，我也一边校对一边读了。
　　最早指导我系统地读中外名著的，是杨振声老师。他不但教我认真地读了鲁迅、郁达夫、蒋光慈、沈从文、茅盾、叶绍钧的书，也把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屠格涅夫等介绍给我。他讲课总是慢条斯理，井井有条。一边讲，一边还在思索。而且他一向是先介绍作家生平和时代背景，然后才一本本地讲作品内容。他的讲课甚至使我对胶东口音也产生了特殊感情。
　　30 年代初期的大学图书馆不但开架，而且开库！暑假期间，我经常成天呆在燕京、清华或北图的书库里。那真可以说是徜徉于天堂。后来到了剑桥，就更便当了。书库里，一排排书架尽头，迎窗摆着一张张小书桌，桌与桌之间还隔着块木板，以免互相干扰。书嘛，随便从架子上拣。上午看不完，放在桌上，下午再看。甚至今天未看完，也可以撂在那里，第二天接着看。
　　参观一家图书馆，我首先要看它的卡片做法。70 年代的一天，我去北图查看一位英国小说家生平的资料。拉开卡片匣，里面只插着一个分类卡：“文学”，天哪！那叫什么图书馆。并不是西洋月亮特别圆，而是国外大学图书馆里，不但分类细，交叉卡也多。你找一个作家的资料，不但有专书卡，并且还有交叉卡告诉你，某部文学史或个人文集中，也有关于这位作家的一章或一节。我们的图书馆如今也有了研究员，为了给读者提供方便，希望尽多地搞一些交叉卡。
　　有人问过我生平最喜欢哪家食堂。我想了想，还是30 年代北图大楼后身的那个食堂好。饭菜可口，有两三毛钱就能吃个饱。吃完就又回书库去了。
　　剑桥的图书馆就缺这个设备。
　　在“文革”后期，我因懂点外文，被编入出版界的一个翻译组。最初只是翻译上边指定的书，什么《美国海军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之类。
　　后来，领导给了我一个美差：调查国外新到的书中，有什么值得一译的。于是，经介绍，我就又进了北图的书库。那时梅绍武君正负责国外大学新交换来的书，我每次去，必在他的架子上有所发现。另外，我还同科学院的图书馆也联系上了，我总是先把那些洋书粗粗浏览一下，然后选出“可能值得一读”的对象。他们每次准许我借上十本，好在我那辆自行车前头有个筐子，后头又有架子，我把它们带回我那个用门洞改造成的斗室里，就任情地捧读起来。忘记了那时的风声鹤唳，也忘记自己那牛鬼蛇神身份。我写的“审读报告”，有的竟超出万言。因为光写评价还不够，对于所建议翻译的书，还得摘要介绍其内容。
　　“四人帮”倒台之前，在外贸学院任教的友人姚念应（已殁），曾约我去他们学校做一次讲演。1977 年，我又在商务印书馆的业务会议上，就这项审书业务的经验做过一次发言。当时，我已经重新被称为“同志”了，商务还在所出的《译书消息》（第一期，1978 年6 月25 日）上，把我的发言提纲刊登出来。那是1957 年后，我第一回当众那么长篇大论地絮叨。最近偶然在废纸堆中发现了它，今附在本文后，作为我在特定情况下的一点读书经验介绍。
　　生活中，大量的是泛泛之交，不可能人人都成为知音。能通宵达旦深谈的，总是极少数。
　　书也是这样，大多只是翻翻，有些从头读到尾，而能反复精读，百读不厌的，毕竟也寥若晨星。
　　然而正如生活中不能没有朋友，生活中也不能没有书。那可是难以想象的悲惨境地。
　　书真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它能使人插翅生翼，忽而飞向远方，忽而回到古代，有时甚至把人带到朦胧的未来。忙时，你尽可能冷落它，丢在一边，它也不气恼。但它随时都准备给你快乐，尤其在你孤寂、痛苦或卧病在床时，我就是在国外病榻上接触《好兵帅克》这本书的，它使我忘记了病痛，捧着那本书兀自笑个不停。于是，那个捷克丘八在我心目中就成了个洋济癫。
　　我最早接触的外国小说家是新西兰的曼殊斐尔（即曼斯菲尔德），我是通过在北新当学徒的职业关系遇到她的。那时李小峰老板派我去北大红楼图书馆抄录徐志摩译的曼殊斐尔小说。说来这应属于“强迫性”的读书，然而她那些悲恻感人的故事拨动了我幼小的心弦。我不时地随抄随呜咽，泪水沾湿了面前的稿纸。至今我还保存着1927 年李安宅兄送给我的那本英文原著：曼殊斐尔的《稚气集》（伦敦康斯贴勃公司1924 年版）。
　　我最怀念老北京的东安市场、隆福寺以及厂甸的旧书摊，正如我怀念剑桥市中心广场那家“大卫书摊”。怀念，是因为如今它们都已消失了。在东安市场买书，还要“斗智”。书商一旦发现你看中了哪本书，他必然要大大抬高价码。于是就同时从架子上取下三四本书，请他一一开价。这时就像押宝一样，他摸不清哪本是我真正看中的。等他一一报了价码之后，我才说出自己真正要买的那本。这种办法初试很灵，后来他也不上当了。凡是我挑出的书，他一律都加了码。
　　30 年代我在上海编《大公报·文艺》时，收藏了足足一箱子作家的签名本。“八·一三”后，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经香港带到汉口。后来要随杨振声、沈从文二位先生去大西南，实在搬不动了，于是就寄存在法租界的好友刘德伟家。多天真啊！随着战火的蔓延，它们自然早已化为灰烬。
　　最后一次浩劫，当然是1966 年的红8 月。从那以后，我对藏书再也打不起兴致了。现在，我只求让书能尽量派上用途。80 年代两次访问新加坡，他们送了我四五百本书，我都转送给汕头大学的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了。近年来台湾及香港友人陆续送的上百种书，我也都转送给与台港文学有关的刊物或出版社了。
　　有一种书我是舍不得送人的，那就是工具书，不管是词典、字典，还是百科全书。我把它们当做救火队。成套的书，我也保持完整，不零拆。
　　30 年代，曾掀起过一阵为青年开书单之风。西方文人也常喜公布自己生平所爱读的书，其中我最欣赏托尔斯泰在一封信中所开列的。他是按一生不同时期开列的。分为：幼年至十四岁，十四至二十，二十至二十五，三十五至五十，五十至六十三岁（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每个时期所喜欢的书都不同，并且在每本书后面分别注上“了不起”、“十分伟大”一类评语。他小时候喜欢读童话《小黑母鸡》，青年时期爱读的书中有席勒的《强盗》，入了中年喜读雨果的《悲惨世界》和英国一些不见经传的小说，晚年则喜读《圣经》、孔孟之书（“非常伟大”）和佛经。
　　西方读书界还经常请人开两种书目，一种是“你认为世上最坏的书”，另一种是“假若你定居沙漠，随身只准带书六册，你带何书”。这实际上是征询最坏及最佳之作。
　　世界上最早焚书的是秦始皇。公元640 年，埃及亚历山大被阿拉伯的统帅峨玛占领后，也烧了二十万册。接着1497 年，意大利又由于改革家撒翁拿柔拉宣传异数，而引起一次焚书，连但丁的《神曲》及薄伽丘的《十日谈》也未能幸免。
　　本世纪60 年代中期的“文革”，实际上也是一次“焚书”，数量也许打破了纪录。
　　拿起一本书，我喜欢先看序跋，主要是为了预先知道作者的意图。一般情形下，我不赞成请旁人写序，因而对这种序读来也总有些保留。序中往往是些空洞的褒嘉之词。我平生只是处女作《篱下集》（1935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沈从文先生写了一篇“题记”，现在已记不清是他主动写的，或商务要求的，还是我请托的了。从那以后，我的任何一本书，都未再请人写过序。我也一向怕人找我写序。我总觉得一本书应当靠它自身的价值去与读者见面。我本人写的或翻译的书大多印有自己的序跋——尤其是1979 年以后重印的。我认为不管是创作还是翻译，作者或译者都有义务向读者交代一下自己的初衷和意图。译者尤其有责任详尽地向读者介绍一下原作者的生平、艺术观点以及作品的时代背景，起码要说明翻译时的一些体会，为什么要译它。每当读大厚本的译作而不见译者任何交代时，我就觉得很是遗憾，觉得译者可能是不负责任地抓到什么译什么。
　　尽管最近一个时期，由于主客观原因，书市上出现了不少坏书，然而综观过去这十年，总的来看，这还是出版史上一个繁荣阶段，尤其是出了一些有益的工具书及成套的丛书。希望出版事业在90 年代能进入一个更茁壮、更健康、更繁荣的高潮。
　　1989年8月15日

　　我总算有了间书斋

　　在我的概念中，书斋就是一间（不论多么小）不摆床的屋子，一个脑力工作者可以躲开一些分心的杂音——剁剁炒炒、洗洗涮涮的声音，能静下来思考的地方。在有些国家，这也许是件必需品，一个起码的条件。在房荒仍然严重的我国，不能不承认它还是一种奢侈。
　　大约1956 年春间，在一时政策的照耀下，我一度忽然有过那么一小间。
　　1949 年以来，只有那几个月里我写过几篇东西。可没多久，那小间就昙花一现地消失了。
　　当我在柏各庄跟十几位同命运的人们滚在一条炕上，或在咸宁同几个人合住一间用砖坯堆起来的小屋，以及后来回到北京四口人挤在窗下就是公共尿池的八平方米斗室时，我时常有这个非非之想：要是有一间一个人的工作室多好啊！
　　1933 年，这个梦竟然变成了现实。如今，我有了一间颇像样的书斋。它不但面积不止八平方米，还有漆得锃亮，可以摆各种纪念物的组合柜，壁上挂了朋友胡挈青、叶浅予、阿老、苗子、秦兆阳、子野、育莲的字画，以及祖光和凤霞合作的《秋艳》。真是造化啊！
　　但是，每当我工作累了，倒在沙发上，望着这一切，心头就总有一种不那么舒服的感觉。我想：假若把十亿人搭成个金字塔，享有一间书斋的人肯定是在塔尖上。当然，电视上也看到过农民盖的整幢整幢楼房，可是我身边的许多人，住得都不比我当年宽绰多少。一个青年评论家，在同另外几个同志睡着双层床。还有三代人挤在一间小屋里的。一位很有成就的女作家，一提房子，她就摇头皱眉。我相信他们决不会放松自己的努力，必然也像我当年那样，把房管所的门坎都跑穿了。那时我看到的是难看的面孔，如今呢，可能和气点了，然而管理员还会朝你摊开双臂说：没有房叫我咋办？
　　自然，现在到处在盖房了。从统计数字看，市民平均的住房面积也在上升着。我祝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我祝愿我的同行们个个都能有一间书斋。
　　到那时，我再来谈我书斋里的陈设吧。这里，我只想说，我在七十三岁上，才混上一间书斋。我希望并且相信新的一代，将会早一点有。
　　1985年

　　能爱才能恨——为“冰心文学创作生涯七十年展览”而作

　　我也喊过旁人“大姐”，但冰心才是我货真价实的大姐，因为我开始这么喊时，她不但头上没有一根白发，而且还留着木梳背儿呢！那是将近七十年前了，当时我同她弟弟冰季（为楫）一道在北京崇实小学读书，冰季把我带到他在中剪子巷的家。可以说，不但在文艺界，就是在人世间，像冰心大姐这样老的关系我再也没有了。如今她的两个先后跟我同过学的弟弟不幸都已相继去世，每当她泛着慈祥的微笑握我的手时，我感到自己真是她的弟弟了。
　　尤其难得的，是这七十年间，我们没断过关系。她在燕京大学教书时，我正在那里读书，我没上过她的课，却是吴文藻老师的学生。所以她既是我的大姐，也是我的师娘。1957 年当她也被在报上点了名时，我忘记了自己当时的遭遇，一直在为她捏把汗。
　　“五四”以来，冰心大姐的《寄小读者》、《超人》、《繁星》、《春水》的艺术成就，在文学史上早有定评，无需我来饶舌，更用不着我为她在现代文学史上摆位子。不少文章称赞她为人善良、正直，对人热情，也用不着我来锦上添花。在我心目中，她完美得够得上一位“圣者”。
　　50 年代，甚至直到70 年代，冰心大姐同所有知识分子一样，也是领导指到哪儿就走到哪儿，只求当个螺丝钉，当个驯服工具。1969 年，绝对属于“老弱病残”的冰心大姐，也乖乖下湖北农村去从事劳动锻炼。她在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452 高地第五连一个班里，还由于劳动出色而受过表扬。1970年的一天，当大队长在会上夸奖她劳动得如何如何好时，我听了很不是滋味。
　　那时，已交七十岁的她，就是那样一声不响地叫干啥就干啥。
　　80 年代是反思的年代，反思并没有年龄限制。经过十年浩劫，青年人反思，中年人反思，老年人也在反思。反思之后的表现却大不一样。极个别的，仍旧向往姚文元的老路；也有少数消极鬼混。但绝大多数对民族的前途并未丧失信心，只不过他们不再相信连声高呼“形势大好”，形势就会大好起来。
　　他们不再认为仅仅当个驯服工具就够了，他们要走出教条主义之塔，先天下人之忧而忧，不怕风险，敢于干预生活。
　　知识分子这个词儿在中国用滥了，仿佛只要读过几年书，领到过张把文凭，就是知识分子了。记得《读书》上有篇文章澄清过这个问题。知识分子不只是闭门埋头搞自己的业务的人，还应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良心。
　　在这一点上，80 年代的冰心大姐，还有巴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的光辉代表。尽管她年奔九十，腿脚也不利落了，然而她不甘于躺在自己已有的荣誉上。不，她的笔片刻也没停过。在热情扶持青年创作之余，她仍在写着其重要性绝不亚于《寄小读者》或《超人》的醒世文章，如《我请求》、《万般皆上品》、《介绍三篇小说和三篇散文》、《〈孩子心中的文革〉序》。
　　她声嘶力竭地为中小学教师呼吁，毫不犹豫地谴责“文革”。从她管“孙子楼”叫“鬼楼”这一点，可以看出她对社会上特权现象的深恶痛绝。一位编辑曾对我说：“冰心老太太的文章好是好，就是烫手……”这就是说，她不写那种不疼不痒的文章。她的文章照例不长，可篇篇有分量。在为民请命，在干预生活上，她豁得出去。
　　读过《寄小读者》的人，都知道冰心大姐的哲学，中心是一个“爱”字。
　　她爱大海，爱母亲，爱全国的小朋友，她更爱咱们这个多灾多难的祖国。那是她在历代圣贤以及泰戈尔的影响下形成的哲学。只有真地爱了，才能痛恨。
　　冰心大姐深深地爱咱们这个国家，这个古老民族，这个党，所以对生活中一切不合理的现象才那么痛恨。
　　可以向冰心大姐学习的很多很多，但我认为最应学习的是她那植根于爱的恨。那些满足于现状、维护现状、利用现状自己发旺的人，就生怕有人对现状有所指摘。其实，这样的人心里所爱的，只是他自己：他的地位、权势和既得利益，因而才对生活中不合理的现象那么处之泰然，那么熟视无睹。
　　不能恨的，根本也不能爱。
　　老年知识分子当中，还有冰心大姐这样敢于讲点不中听的话的作家，这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她永远不老，她那枝笔也永远不老，因为她的心紧紧贴着人民大众。
　　1988年7月12日

　　读《浮躁》

　　近年来，贾平凹以商州（他想象中的商州）为背景的系列作品，凡能找到的，我都读了。我一直以为他是位年在五六十之间、戴花镜的老先生，饱经世事，文字古朴。从《浮躁》的自序，我才知道写此书时，他才三十三岁。
　　我还得知这部作品他先写了十五万字，不满意，作废了重写。他是当代一位对写作十分认真的青年作家。
　　我刚打开这本书，就先对“浮躁”这个题目感到蹊跷。然而很快就发现这两个字不是硬安上去的，而代表作者对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风貌的概括。州河是一条浮躁不安的河，而生活在州河两岸的男女也是一簇浮躁的人。公社撤销，实行责任制，党号召准许一些人先富起来之后，农村青年金狗、雷大空、乡党委书记田中正都活跃起来了。田中正想借河运队捞政治资本，卖鼠药的雷大空则乘机当起买空卖空的“倒爷”，而金狗这个青年排工、复员军人，则当上乡镇记者。这是个有胆识、有作为的好青年，他既不肯被收买，也不畏权势，对田中正一伙敢于揭发。因此，他陷入了一场冤狱。他的平反是全书的神来之笔：靠他的一位女友石华忍受高于子弟一次奸污，走了后门，才重见天日的。
　　作品不概念化，是从生活实际出发的。金狗这位英雄人物，在爱情问题上有时很不严肃，这表现在他与小水、英英以及石华三个女性的关系上。然而他仍不失为一条生龙活虎的好汉，他也依然是推进改革的新生中坚力量。
　　作品中，田、巩两大家族利用手中之权胡作非为、阻挡改革的过程，写得十分精彩；复杂的裙带关系，种种狡黠毒辣的手段，都不露痕迹。正如作者所追求的：更多的蕴藉，更多的混茫。人物有血有肉，不脸谱化。
　　生活在州河上的两代人有共性，也各有个性。老一辈只想本本分分地侍弄几亩地。“文革”之后，他们的乌托邦是一去不复返的50 年代。年轻人则想把竹排改为梭子船，甚至组织船队，他们一心一意要创业，当万元户。
　　人物之间的爱情关系贯穿全书，几个女性写得各有特色。这里有叔嫂通奸，有凭肉体关系笼络对方，也有小水和福运（后来同金狗）那样深厚的爱。
　　全书写金狗、福运同小水的关系最为成功，表现出东方人在爱情上的无私忘我精神。
　　我对小说没有研究，但我看小说时，心里无形中有个尺度。首先，我要求它具有魅力。这包括故事引人入胜，迫使人关心人物的命运。其次，要求作者笔下的人、地、事，都能写得栩栩如生，摸得着，看得见。最后，要求作品语言鲜活而不陈腐，生动而不做作。
　　读《浮躁》时，我好像置身于州河两岸的两岔镇、不静岗和仙游川。我同镇上的人物都很熟悉，包括像韩文举那样次要的角色。最重要是小说使我感到这个乡镇在浮躁着，蠢动着，新生的和陈腐的势力在搏斗着。
　　从这本书，看到中国的落后面，看到封建残余势力多么根深蒂固。然而也看到新的一代在成长，他们是中国的曙光。
　　1988年

　　《围城》的启示

　　文学据说是语言的艺术，然而搞文学的人，不一定都肯在语言上下功夫。
　　我曾经用锣声比过语言，可以用它来通知开饭开会，或集合出发。那样，只要敲得响亮就成。然而作为交响乐中的打击乐器来使用时，则忽而是闷哑的轰鸣，有如远处的雷声；忽而轻碎凄厉，烘托如麻的心境；忽而又淋漓激越得芽云裂石，把听众引向高潮。
　　《围城》中的语言带刺儿，带味儿，带翅膀，带拐弯。还时而意在不言中。这么敲锣的，如今是太少了。有的不会这么敲，有的不屑于这么敲，有的不敢这么敲。我听到这种语言，就好像吃过多年军用干粮之后，忽然吃到炸臭豆腐或者喝到豆汁。维生素配得也许并不科学齐全，可是对胃口。而文学是不可倒胃口的。
　　“她（鲍小姐）不是变心，因为她没有心。”话说得多么锋利，尖刻，多欠忠厚！妙就妙在一语道破。《围城》里，特别是方鸿渐和赵辛楣这两个玩世不恭的家伙，一开口就阴阳怪气，皮笑肉不笑。对于李梅亭，他们从不去正面申斥。读这种俏皮的调侃，可比声讨更过瘾。
　　这就使我想到《围城》的另一个魅力所在：在大道理与小道理之间，它主要写的是小道理。例如在孤岛上从事报馆工作的方鸿渐，虽然由于民族立场，辞职不干了。倘若作者要树立主人公的高大形象，这可是个大好机会。
　　其实，这大道理不去说也自明。小说并没在那大道理上去做文章，转而写起由于方鸿渐的失业而引起的与妻子以及丈人家的矛盾风波。小说写得真实也正在于此。生活中，小道理是占主位的，因为它是切肤的。大道理是普遍性的——因而容易写得八股；而小道理才更贴近生活，从而也更真实。
　　《围城》把时代背景交代得很清楚：船上——上海租界——江南小城——香港以及内地。描绘法租界洋巡捕的一副蛮横嘴脸，却又套出一份洋交情。
　　看到这里，不禁令人想到：法国一个乡下人，一旦到了殖民地，居然就会那么威风！
　　作者在大道理上，用笔十分吝啬，没去渲染。民族主义不必像招呼吃饭的锣那样敲得当当响，带上一笔足矣。
　　我们需要挂在十字路口的大型正面的宣传画，正如我们集合时需要打锣。然而作为深入读者心灵的艺术，功夫正是应下在小道理上。
　　小道理就得“搞小动作”。轮船上管房舱的阿刘用鲍小姐的发钗来回敲竹杠，既反映了世态，也揭出方鸿渐与她的一段暧昧关系。这比西方影视中的床头戏要高明多了！而且，船抵上海外滩，这位一路风流的鲍小姐与未婚夫李大夫在码头上那番热烈拥抱，讽刺得多辛辣，而又多真实！着墨不多而同样深刻的是那个廉价出售假文凭的爱尔兰人。至于三闾大学那个“是非窝”，难道它就已随着解放而消失了吗？
　　赴三闾大学的途中以及抵达校园后那一连串精彩的场面， 把知识分子在特定境遇中的精神面貌刻画得入木三分，堪称一部20 世纪的《儒林外史》。
　　我一边看《围城》，一边回忆起50 年代至70 年代在农场和干校度过的那段日子中的人和事。我对李梅亭式的人物特别熟稔，他有时失势，有时得势。
　　然而可以肯定，像他那样的人是永远不会绝迹的。
　　1991年

　　关于国民性的探讨——序《谆谆集》

　　我最怕写序，尤其怕为杂文集为序。因为书中千端万绪，内容庞杂，实在难于下笔。
　　但是通读了《谆谆集》中的文章之后，觉得这虽说是一本杂文集，涉及的方面也很广：从京剧、电视剧到相声，从非洲怕淹死的鱼到能吃人的树，包罗万象，然而全书却有一个突出的主题：人生——或者更确切些说，如何做人。
　　这可是个大题目，也是天下有识之士莫不关心的一个题目。近年来海峡两岸对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探讨，都感到极大兴味和关注。台湾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和龙应台女士的《野火集》一经问世，立即引起强烈反响。事实上，鲁迅先生当年在《阿Q 正传》中所探讨的，也不外乎这一主题。在这个问题上，既不可偏激到全面否定，更不可文过饰非。《谆谆集》的作者所抱的态度是：不避讳消极面，同时为读者指出积极方向。我认为这是健康的，有益的。
　　改革开放以后，在为举国活跃而欣喜之余，也常听到人们对于纯朴的50年代的依恋，慨叹“人心不古”。就我个人而言，1957 年以前，我见了朋友，总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很少存戒备心理。那以后，尤其经历了一场持续十年的“文革”，我可学乖了。见了人，尤其生人，总是三思而后言，生怕有朝一日为批判栏提供辫子或把柄。这当然是十分不健康的心态。然而旁听了那么多次无比激烈的批判会，自己也当过活靶子之后，这也是势所必然的。
　　“文革”之后，我一直希望有位社会心理学家能对浩劫后的国民心理做一次认真的调查，了解一下现状，也顺藤摸摸根。这对于安定社会，端正风气，改善人际关系，都是大有裨益的。
　　《谆谆集》可贵之处首先在于它不回避现实。它无情地抨击了当前盛行的实用主义，揭露出“推术”的种种招法，从推诿责任，得便宜卖乖，一直到嫁祸于人，不一而足。我在国外曾目睹，犹太人和日本人有个特点：他们从不起内讧。而中国人不论到哪儿，都会有门户派系。有的以地域分帮，如潮州帮、广州帮（其实，都是广东人！）、福州帮；也有以姓氏来分的。总之，很难抱成一团。在海外如此，在国内又岂能两样？《内耗者的招数》一文就列举了寻找炮弹对付人，为事情设置障碍，互相封锁，彼此猜忌，以及靠打小报告起家等诸般卑劣手段。是时候了！对这些，实在应该好好揭一揭。
　　不然的话，人际关系永远健康不了，社会风气势必也每况愈下。
　　这本书另一可贵之处是它不仅揭露了生活中的种种不良现象，还从正面开导；而且不是用空洞教条，往往举出生动实例。在《想得开与想不开》一文中，就描述了廖沫沙同志的豁达乐观。当他被挂牌坐喷气式挨斗时，还低声吟诵唐诗。这，我就做不到。士可杀而不可辱。红8 月后，我就吞过一整瓶安眠药，幸经隆福医院大夫及时抢救，我居然又活到现在。
　　作者在谈电视剧《硝烟过后》时指出，人生一世应老老实实做点事。又借《指南树》启发人们在生活中应执著地有所追求，不摇摆，尤不可见风使舵。《甘当配角》一文，使我想起《逗哏的与捧哏的》那段相声；正如《打穿嫉妒这堵墙》使我联想到另一个相声段子：《红眼病》。
　　我同作者还未谋过面，但读其文如见其人。这是一本聪明人写的书。作者知识渊博，洞察人情世故，兴趣广泛，信手拈来，满纸生辉，不枯燥，不教条。
　　这也是一本正直人写的书。贯穿全书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倡导为人要诚恳。在这一点上，与提倡“说真话”的巴金同志可谓不谋而合。我曾在另一场合“修正”过巴金这一名言，我认为只能“尽量说真话”，但我主张“坚决不说假话”。这一修正，包含着1957 年以来我个人对生活的总结。那时，我曾抨击过“革命世故”。批判我的人则说：“难道革命阵营里还能有世故吗？”并认定我是在为社会主义抹黑。
　　《谆谆集》的作者并不认为不提革命世故，它就不存在了， 那不是唯物主义者的做法。生活中既然存在这样消极的因素，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正视它，分析它，否定它，使它没有立足之地，那才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忠诚。文过饰非的结局总不会是美妙的。
　　1991年10月30日

　　救救旧书业——中国书店四十周年感言

　　人入老年，一个难免的倾向是怀旧。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对于老北京的一切，自是无限眷恋。可倘若要我讲出顶怀念的是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反正我想的不仅仅是那已拆掉了的城墙，而是城墙内熙熙攘攘、丰富多彩的生活：隆福寺庙会，天桥的杂耍，蟠桃宫的沙雁或白云观的大糖葫芦，都在我记忆中散放着馨香，有些事物本身虽很美，但却属于应该被时代所淘汰的，诸如踩出清脆铃声的有轨电车或运煤的驼群。另外也有些在革新的形式下至今依然存在着，如没有了香火的庙会和讲求卫生的风味小吃。作为读书人，仔细想来我最心爱的还是往日散在京城各个角落（尤其是东安市场）的那些旧书铺。可惜50 年代中期它们就从北京人的生活中基本上消失了。这比城墙的拆除更要使我痛心多了。
　　如今，我很少去百货公司，尤其怕进东风市场。楼那么高，货品那么齐全，可就是再也不见丹桂或桂铭商场里中原或春明书店的踪影了。当年，那里穿蓝大褂的店员那么朴实殷勤，时而在耳边亲切地递个话儿：店里又新到了什么什么。你只要照顾过一回，他们就能晓得你的兴趣所在。每去一次旧书铺，那就像逛了一趟宝山，花不多钱就能拣回一件或几件寻觅多时的珍物。
　　50 年代初期我住在东总布胡同时，东安市场卖洋书的中原书店还常派伙计夹个蓝布包儿到我家来。多卷本的全集，不论是狄更斯还是马克·吐温，他们总是先捎来两本供我观赏。他们是书贾，那时也没有“物价监督员”，然而他们在利润上却十分懂得克制。“文革”前，我有一批书由于放在办公室里，竟然幸免于难。至今，我书架上还有四套百科全书，都是从东安市场旧书店搜集来的。一套二十九卷的《大英百科》，书上至今还写着标价：人民币五十元！
　　我从未跟古籍沾过边儿，但我也是旧书业的一个受惠者。我自己解放前出的书，大都毁于“文革”那场浩劫。有些旧作如《人生采访》和《梦之谷》，就是中国书店帮我觅到的，我也因此而结识了该店年轻有为、知识渊博的沈望舒经理和这方面的资深行家王炳文。我是先采访了他们二位，才动手写此文的。
　　世上有文学史、新闻史、出版史，可就是没有旧书业史，然而这一行业对于保存、传播——尤其抢救古籍的功绩，是独特的，也是不可磨灭的。倘若撰写这样一部历史，内容必然会是十分丰富的。文人、研究家一向与这一行业结下不解之缘，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它占有特殊位置。翻看《鲁迅日记》，光提到琉璃厂就有四百八十处之多。郑振铎、冯友兰、刘半农等“五四”以来的学者，无一不是旧书业的常客。从孙殿起所著的《贩书偶记》中，可以领略到不少学者与书贾之间许多感人的逸事。书贾虽属商人，但他们却对保存古老文化看得远比金钱为重。这也正是他们与学者之间情谊的基础。
　　社科院历史所的老研究员胡厚宣抗战期间曾在重庆任教，他急需北平来薰阁独家所藏的一部古籍。当时平渝间邮路不通，来薰阁的陈济川竟忍痛把全书拆成单页，作为信件一页页地经香港寄给胡教授。抗战胜利后，胡教授专程到来薰阁致谢并提出结账，陈济川笑笑说：“算了吧。”我的老同学侯仁之（地理学家）敌伪时期被捕入狱。释放后就寄住在天津，开通书社旧书贾郭济森利用收售旧书之便，往返于平津之间，为洪煨莲和侯仁之传递信件。
　　太平年月，古旧书业能为学者们提供踏破铁鞋也难以觅到的珍贵资料。
　　中国书店曾为金石专家胡厚宣提供甲骨拓片和《古钱大辞典》，使他得以编写成《甲骨文合集》。容庚在编写《商周彝器通考》时，也曾得力于旧书店为他提供的《金石聚》和《西清古鉴》等重要资料。己故老友翁独健校点《元史》时，有赖于这家书店为他提供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家村主邓拓托他们找过《唐人写经》、《说郛》等，都如愿以偿。《金瓶梅词话》最早的版本和《聊斋志异》篇目最全的早期钞本都是古旧书业发现的。
　　中国书店不仅仅面向文史界，他们也在为现实建设服务。书店曾为农业经济学家吴觉农提供过古代的农书和有关茶的资料。当冶金部编写《中国冶金史》以及黄河治理委员会设计治河方案时，中国书店都及时地做出贡献。
　　旧书业还有一宗鲜为人知的行当——一项独持的技艺：修补。多少残卷珍本书都经他们灵巧的手整旧如新。在保全文化方面，这也是一宗可贵的贡献。它需要高超而熟练的技巧和无限的细心和耐性。老教授刘盼遂将此技艺称为古旧书刊的“续命汤”。班禅大师在现场看到赵树枫老师傅将一部破烂不堪的经卷修整如新时，感动得对那位修补师傅说，你是国宝！
　　读书人虽然也经常进出新书店，但我却没听说过这类逸事。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新书业从各出版社渠道进书，上了架，然后与顾客就是普通的店员与顾客之间的关系了。有就卖，没有就拉倒。虽然有的新华书店设有代觅的服务项目，无奈出版物的印数卡得很紧，售光又不再版！旧书业则不然。
　　首先，进货渠道可没那么现成，他们得到处打听。60 年代我倒楣时，就有一位琉璃厂旧书店员叩我的门。也不知他怎么晓得了我有一部鲁迅与郑振铎合编的《北平笺谱》。他可能还了解到那时我在经济上正拮据不堪，就几次登门反复劝我把它卖给国家。他们大概就是这么凭知识和眼力从山东一农家购到半部宋版的《春秋公羊传》。在那之前，又从北京一住户购到一部宋版《楚辞》。当时，《人民日报》还为此发了消息。许多珍贵资料硬是在纸厂化浆池边或即将焚毁的垃圾堆中抢救回来的。20 年代旧书业就是这样从白纸坊救出大批清宫档案，近年来一部宋版的《古今注》也是这么抢救的。80 年代他们曾收购到一本破破烂烂的画册，经前驻美大使黄镇辨识，正是他在长征途中所作的素描。如今，已作为反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唯一画册出版了。
　　在动乱时期，旧书业更是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八国联军洗劫北京城之后，古籍大量散失，正是琉璃厂的行家们抢救了多少珍贵文物。高举“破四旧”大旗的“文革”浩劫中，中国书店从一开始就成了“斗批散单位”。
　　店里的行家们立即靠边站了。中国书店的营业项目只限于卖红宝书、像章和样板戏。那时，查抄的各种本册成车地往纸厂拉，多叫人心焦啊！在可能范围内，中国书店还是从纸厂化浆池边抢救出不少贵重古籍。
　　这样一个对祖国文化卓有贡献的行业，今天的命运如何呢？它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厦里，又占了何等样的位置呢？
　　写到这里，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分。解放后，许多行业都大力扩展，惟独旧书业则只见萎缩，至今己濒于消灭。解放前仅北京就有近四百家专售古籍的店铺，现只有中国书店一家。四十三年来，上海由一百三十家减到两家，天津原有七十四家，现在只剩下一家。广州原有一百二十家，苏州也有过十二家，如今都只各剩一家了。北京今天许多行业的门面都由茅屋变成巨厦了，惟独旧书业却恰恰相反。在新兴的城市建设中，根本没有它的位置。1963 年，东安市场旧书店由三千平方米一下子缩为二百平方米，西单商场本来有一家规模相当大的旧书店，重建后，索性整个挤掉了。
　　再看看仅存的旧书店的实际营业状况吧。以位于首都的中国书店而言，旧书只占它销售额的百分之二十八。各地旧书店都因对旧书限价机械、赚头有限，而改以售新华书店下架书及出版社的积存及尾数书为主。由于利润相距悬殊，有些旧书店宁愿卖音响影视产品——甚至冰箱服装。现在中国书店营业面积已减少三分之二，店铺残旧到中国保险公司都拒绝受保。
　　再放眼看一看世界。日本仅东京就有六七百家旧书店，一年前的苏联，还有四千家。而曾以旧书肆闻名于世的中国，如今统共只剩下风雨飘摇中的三十六家——其中，真正在卖旧书的，只占十分之一。
　　说到这里，很自然地就要问：旧书业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何以如此凋零？
　　首先的打击是来自政治方面：某些现行政策以及历年“左”的政治运动。
　　我们举国上下学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然而在实践中——在制定法规政策时，往往却相反。开国初期就有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等等许多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的书不能卖的说法。接着，一反胡风，一百多位受牵连的作家的书一夜之间就成了禁书。跟着反右了，然后是对文人“一扫而光”的“文革”，在因人废言的原则下，就全不能卖了。旧书业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岌岌可危。
　　更致命的打击，还是来自沉重的经济负担。
　　欧洲共同市场规定对旧书业的课税不得超过百分之七，英国及葡萄牙干脆免征。他们是把旧书业当做文化事业看待，就像对图书馆或博物馆那样，只扶植而不榨取。
　　中国的旧书业并不是像影剧那样被作为文化事业看待的。在国家工资类别表上，它被列为“商业三类二等”，与碾米加工为伍。生意本来就不景气，税收压力又很大。中国书店一年毛利约二百零五万元，需上交税利一百七十多万元，全年销售的实际盈利仅百分之一点五一，还要应付一些没谱的摊派。
　　可是在上亿兆的国家预算中，从旧书业究竟能得到多少呢？据说统共也不到一百万元！
　　所以关键不在于国家财政困不困难，而是还要不要这个曾为抢救文物古籍立过功勋，而今后仍能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发挥巨大作用的这一行业。
　　1992年2月17日

　　我们为什么翻译《尤利西斯》

　　我一生有过不少未完成的或破灭了的梦。至少把《尤利西斯》完整地介绍给我国读者这个梦，如今在老伴文洁若的通力合作下，总算正在完成中了。
　　我们两人每晨5 点闹钟一响就爬起来，各自回到自己的书桌，埋头苦干。希望1994 年用它来纪念我们这颠颠簸簸的四十年共同生活。
　　1943 年，正当整个世界卷入战火纷飞的年月里，我却躲在剑桥王家学院一间14 世纪的书房里，研究起乔伊斯的这本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来了。
　　当时一边读得十分吃力，一边可又在想，不管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它总是本世纪人类在文学创作上的一宗奇迹。同时，我心里也一直很明确：这不是中国作家要走的路。我们还太穷，太落后，搞不起象牙之塔，我们的小说需要更贴近社会，贴近人生。可同时又觉得在中国从事文学写作或研究的人，应该知道西方有这么一本书，了解它的艺术意图和写法。不过在那炮火连天的日子里，我没有心思动手去译它，后来就索性随军去了战场。1946 年回到乱哄哄的上海，就更没有可能了。后来，就进入一个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学作品几乎都被列为毒草的时代，我就连提也不敢提它了。在国外搜集来的上千册有关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书籍，也都赶紧（而且幸而）为它们另外找到栖所。
　　《尤利西斯》是本世纪对小说写作影响最大也是引起争议最多的一部奇书，它是从一个短篇发展成长篇的。1921 年在文学刊物上连载片断时，就不断遭到抨击或查禁。主人公是爱尔兰裔犹太人布鲁姆，写1904 年6 月16 日这一天他与妻子和一个名叫斯蒂芬的青年在十八小时内的行动及内心活动。全书使用的大多是内心独白。1922 年初版本在巴黎问世，但在英美仍属禁书。1933 年美国法庭才判决：“此书不属淫秽类，可以进口。”迟至1936年它才在英国正式出版。如今，关于此书的研究、注释等著作，足足可以摆上整整一书架。世界上主要国家，都出有译本——光日本一国，就有三种。
　　它确实是一部不应被忽略的书，然而直到90 年代，我们还只翻译了此书的片段。
　　从翻译角度来看，这本书在难度上不亚于攀登喜马拉雅山。当译林出版社年轻有为的李景端社长邀我们译这本书时，我吓了一大跳。我们爬得动吗？
　　然则我有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生活伴侣文洁若。在任务面前，她一向是位勇者——不是口头上的，而是挽起袖子就来的实干家。她自告奋勇承担最重的活儿——搞初译。我则有感于幸而那动不动就挥起“洋奴”棍子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虽已过八旬，此时此刻，就是仍想找点活儿干，而且不应避重就轻。在出版界讲究打小算盘的今天，竟然遇上这样一位有气魄、有胆识的出版家。他打大算盘（文化积累），不打小算盘（蝇头微利）。他出完了普鲁斯特的巨著，又来抓乔伊斯的这部。以前，连《简·爱》都被批成毒草，如今，《尤利西斯》居然也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谈论、研讨甚至翻译了。
　　中国开明多了，成熟多了。
　　不能辜负这一切。
　　在工作中，我们时常搔首踟蹰，甚至唉声叹气，咒骂乔伊斯当初干么那么写。及至破译出来，往往又觉得这个爱尔兰天才自有他的道理。
　　如果有人问我：人到老年，夫妻怎样可以增厚感情，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建议说：“共同干一件十分吃力的事。搬个大花盆也好。一、二、三，两人一齐使出吃奶的力气。及至居然于成了，就会情不自禁在相互拥抱，惊异这共同的成就，从而感到满足。”
　　这就是我们二人合译这本书的心态、动机和经过。
　　1992年8月22日

　　乔伊斯与易卜生

　　作家之间，有时近在咫尺，彼此思想却格格不入，有时，时空相距都很远，然而却能心心相印。
　　挪威戏剧家易卜生（1828～1906）与爱尔兰的意识流小说家乔伊斯
　　（1882～1941）不但重洋相隔，语言各异，年龄上也相差五十四岁，然而还在大学读书时，乔伊斯对易卜生就仰慕备至。他对这位北欧戏剧大师比对莎士比亚还更为倾心。1899 年，当十七岁的乔伊斯读了易卜生最后一部剧作《当我们死者苏醒了的时候》，就佩服得五体投地，立即写了一篇长达十六页的论文，发表在丹麦的《双周评论》上。其中说“易卜生在处理一切题材时总表现出更深邃的洞察力。在艺术上善于节制。他高瞻远瞩，看得全面：既富于梦幻色彩，又沉着冷静，像是在睁大眼睛去凝视太阳。”编者把文章题目改为《易卜生的新戏剧》。这大概是乔伊斯的处女作。接到稿酬后，他去拜访了一下刊物的编者——看到作者竟这么年轻，主编大为吃惊。
　　易卜生当时有一位英国朋友威廉·阿切尔，此人是最早的《易卜生全集》的英译者。乔伊斯的文章发表后，阿切尔曾在与易卜生的通信中提及此事，可能还把那份《双周评论》也寄给了他。在回信中，易卜生表示他因不谙英文，不能一读乔伊斯的文章。但他请阿切尔代他转达一下谢意。
　　阿切尔照办了。乔伊斯听到这位大师对他如此赏识，大为兴奋，就立志学起挪文。转年他先用英文拟了一封致易卜生的信稿，然后又译成“蹩脚的”挪文：
　　听到阿切尔先生转告您的话，我自是十分感动。我很年轻，是个十分年轻的小伙子。
　　倘若您设想一下您自己在大学毕业之前就听到一位您所崇拜的先辈（像您在我心目中那
　　样）对您表示的厚意，您就会了解我对您的心境了。唯一遗憾的是我那篇文章写得十分草率，我理应写得更好些，才配得上您的称许。相信文中必有不少糊涂处，我也不再为自己辩解了。我这样一个毛孩子的胡乱评论，可能会使您生气。但我相信您宁愿倾听一个头脑过热的人瞎扯，也不愿听那些神经麻木而彬彬有礼的人那模棱两可的应酬话。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已经在大学里喊出您的名字。这里有些人对您毫无所闻，有的则阴阳怪气。我提出您在戏剧史上应得的地位。我阐述了您的卓越——崇高的力量，也指出您的讽刺多么锋利，以及您在技巧上的运用和您的作品多么完美和谐。您会以为我这是英雄崇拜吗？不然。在辩论会上，当我谈到您的作品时候，大家都洗耳恭听，没人叫嚣捣乱。
　　人们总是把自己最珍贵的保留起来。我并没告诉他们何以您的剧作使我感到如此亲切，也并没提您一生的战斗和胜利怎样感染了我，没提到您在探索人生奥秘上所表现出的坚强毅力，您对公认的艺术教条规范的彻底蔑视以及您决心走自己的路的英雄气概。
　　作为新一代的人中曾受过您的教诲者，我在此向您致敬——不是谦卑地，因为您大名鼎鼎，而我则是个无名小卒；也不是懊丧地，因为您是位老人，而我还年轻；也不是冒昧或伤感地，而是欢欢喜喜地。我怀着希望和爱慕之情向您致候。

　　詹姆斯·乔伊斯

　　1901年3月
　　乔伊斯认为易卜生的戏剧中有一种青春的执拗的美，像一股劲风向他吹来。他崇拜易卜生在艺术上追求真实，对人生则超然独立。他欣赏易卜生缜密的逻辑，佩服他敢于从宗教的束缚中摆脱出来。
　　在易卜生的剧本中，乔伊斯最倾心的是《培尔·金特》（注：有萧乾中译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他弟弟斯坦尼斯劳斯在日记（1907 年11 月10 日）中写道：“吉母（注：乔伊斯的爱称）告诉我，他想把《尤利西斯》（注：当时还只是一个短篇）扩大为一部长篇，写成一个都柏林的培尔。”从整个作品的脉络看，确实是这样。布鲁姆也像培尔那样，离家外出流浪，只是《尤利西斯》中的布鲁姆只走了十八个小时，而培尔则浪荡一生。
　　最后，两个人物又都回到妻子的身边。《尤利西斯》中的另一主要人物斯蒂芬和培尔一样，也充满了幻想。两人都在母亲弥留之际，仍然拒绝皈依宗教。
　　五幕诗剧《培尔·金特》中也有一些内心独白。有时通过琐事来抒发人生哲理，如培尔剥葱那一景以及对地球讲的那段感慨万分的话。读《尤利西斯》第十五章，最使人想到易卜生的影子。酒醉之后与妓女厮混的斯蒂芬多么像妖宫中的培尔！山妖听到教堂钟声和索尔维格的歌声，就一哄而散，而斯蒂芬是被布鲁姆救了出来。
　　爱尔兰和挪威都是欧洲边缘上的小国，都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并且抗拒异族的同化。易卜生和乔伊斯二人都出身富有，而家道中落。乔伊斯十六岁上就废寝忘食地钻读易著，从他弟弟的日记中可知，他时常一读就是通宵达旦。乔伊斯曾于1918 年也写过一部题名《流亡者》的剧本，描写一对未婚男女带着个六岁的娃娃从意大利返回都柏林。人虽已归故土，精神上却仍处于流亡状态。
　　乔伊斯和易卜生最主要的共同点还在于两人都是当时他们所处的社会的
　　叛逆者。乔伊斯于1905 年在给他弟弟斯坦尼斯劳斯的信中就曾说：“你时常反对我的社会主义倾向，难道你不能清楚地看到对无产者解放的拖延吗？教会分子或贵族或中产者的反动就意味着各种虐政的恢复。看来在欧洲重新恢复教会的权力就等于回到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自然，耶稣会士在给叛教者施轮刑或把他们拉上拷问台时，并没使人折腰。”（见理查德·艾尔曼：《詹姆斯·乔伊斯》，牛津大学出版社1982 年版，第197 页。）
　　1936 年乔伊斯对人说：“爱尔兰不喜欢我，正如挪威不喜欢易卜生。”
　　他们二人在描绘各自社会中的人物时，笔下确实都毫不留情。然而今天，他们二人却又都成为各自国家——以至世界的光荣。
　　1992年8月23日

　　写完回忆录之后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几本书。我总算已经写了两本：一本关于一生经历的《未带地图的旅人》①，另一本是关于毕生文字工作的②。可我写的时候，并非淋漓尽致。有些事太琐碎，不值得写；也有些认为还不便写——譬如感情生活，由于怕触动旁人，也怕触动自己，就一笔带过。我一路总提醒自己要从大处着眼，但有时也情不自禁地针对过去运动中某些恶意歪曲捏造——捎上一笔。但我总努力做到不罗唣，因而叙述多而描绘少。所以我一再告诉人，那只是本“传记”，算不上“文学”。要写一本凭记忆和想象力来再现往日生活中的人和事的作品，才算得上“传记文学”。我并没朝这个方向努力，也许我根本没这本事。
　　1978 年以前，我从没动过写回忆录的念头，更没想过要写两本。那时我认为，已经写了的，反正白纸黑字，就任凭人家去揣摩、追踪、评议吧，自己用不着再多嘴多舌。至于一生的经历，那也是白纸黑字，随人家或褒或贬，更用不着自己去作什么脚注了。然而写完两部回忆录之后，竟然仿佛意犹未尽。时有阵阵冲动，想再写它一部——比方说，感情回忆录。总觉得这方面自己磕磕碰碰的经历，写出来对青年读者也不无裨益。我老早就喜欢写这种自剖性的小文。我是1933 年9 月才开始写小说（《蚕》）的，然而1932 年我就已写了《题一个人的照片》。那人当然就是我自己。其实，生活中我一向不大照镜子。家人经常从我脸上抹掉点什么零碎儿（如鼻烟）。小时候，我在生理上还有过自卑感。一次去人家拜年，那家姑娘刚掀开帘子就嚷：“哎哟，怎么这么黑呀！”臊得我扭头就跑。还有人嫌我长得太矮。1926 年夏天投考《世界日报》练习生时，我就因身高问题而落的选。所以我对自己这副尊容，从来兴趣不大。可我素喜搜索自己的精神世界，也习惯于从旁人的表情来推测其心态。甚至“文革”期间戴红箍儿的罚我跪或站的时候，我还从他们那蛮横的表情中揣度：他们真是出于“革命”义愤呢，还是虚张声势来保护自己？抑或内心深处对这么干也并不以为然，只好敷衍塞责？自然，我也省察自己当时的狼狈心境。专谈本人经历的自传，我看了并不过瘾。我更倾向于读回忆录——就是那既写自己也写旁人；既反映社会，也描绘人生。
　　这种写法路子宽，视野广，拘束较小，因而或许会有点深度。然而就我已问世的两本回忆录而言，我并未能实现这一理想。往往单纯把事情写出，却把观感略掉了。例如在我的《文学回忆录》“精辟的结论”那一节中，我就仅仅把那篇社论的全文引了（见第118—120 页）。本想还发挥一下，但我却什么也没说。有的朋友读后，认为那样适可而止最好不过，也有的嫌我太不痛快。殊不知，1957 年我那篇《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也够含蓄的了，可还是遭了大殃。从那以后，我立志有话点到为止，绝不图一时痛快。
　　70 年代末重新拿笔以来，我认为写文章心中当然首先要有读者，但也切不可忘记梁效先生。如今，梁效先生倒也挺知趣，对于不那么刺耳的，他也会只皱皱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双方都学点自我约束，和平共处，天下就可太平。在写那两本回忆录时，我就一路奉行这种自我约束。如果是在50年代，尽管关着闸门，奉行了自我检查制度，也难免不被挑剔，甚至声讨。
　　① 《未带地图的旅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 年版。
　　② 《萧乾文学回忆录》，华艺出版社1992 年版。
　　所以我认为80 年代以后，情况毕竟大大不同了。正因为如此，像我这样的惊弓之鸟，才居然又展起翅来。
　　两本回忆录出版之后，我还没写够吗？这就难说了。拿《未带地图的旅人》来说，其中，我故意把自己的感情生活一笔带过，写得还远没有李辉那本《浪迹天涯——萧乾传》①充分。我时常在拂晓半醒未醒之际，有股冲动，想写写这个方面。及至完全清醒后，就又踌躇了。我私下里命令自己：还是安安分分地译你的《尤利西斯》。这样的意识流作品，50 年代连提也不敢提。
　　今天出版社居然来约稿了，这也说明时代确实在前进。
　　译完之后呢？也许我会写一本《我的七情六欲》。这时，红灯又亮了。
　　性欲算不算其中之一欲呢？思想里又出现了路障。我的笔可从来也没触及过这方面。1935 年我这个毛头小伙子在评郁达夫的《出奔》时，竟还冒冒失失地责备这位先辈作家“没看到当时革命高潮中，青年的嘶喊和热血，因为他总忘不了男女之间的那件事”②。字里行间，明显地对关于“那件事”的描述带有反感。
　　我并不是个清教徒，中外这类“名著”我也浏览过一些。40 年代，还钻研过美国的亨利·米勒。1934 年，我就曾在《国闻周报》上发表过一篇小说，描写一个同人轧姘头的寡妇丢下亲生儿子私奔的事，题名《放逐》①。我已记不起是从哪里得来的素材，反正我一直十分厌恶此作。所以1983 年编四川那套四卷集时，我就没把它收进去。今年问世的台湾版六卷集②，自然也略去了。其实，那篇小说并没有肉欲或性爱描写。但发表之后，我始终为之脸红。至今，我对单独描写性爱的作品还是不感兴趣。我赞赏张贤亮笔下关于这方面的描写，因为本质上他写的并不是情欲，而是一个被冤枉、受尽折磨的青年，在囚禁中压抑情绪的爆发。同样，竹林在反映云南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呜咽的澜沧江》中的一些性爱描绘，实际上写的也是兵团里暗无天日的生活。曾经在五七干校呆过三年半的我，对此并不陌生。我充分知道那年月手里掌握回城大权的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的。狼吃人，一点不足为奇。
　　二次大战期间，伦敦街道的垃圾桶是分类的。破罐头盒丢在“五金”桶里，菜叶子还可用来喂猪。
　　近来，我在书桌旁挂了个纸盒，上书“七·六”二字。朋友看了，有些莫名其妙。这正是我为设想中的那本《七情六欲》准备下的。说不定我肚子里也还有些精神垃圾，我想先把它们理一下，也许有的还能派上用场。那就作为我的余烬吧。
　　1992年11月1日
　　① 《浪迹天涯——萧乾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 年版。
　　② 见《萧乾选集》第四卷“评《出奔》”，第106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① 见《篱下集》第70—84 页，商务印书馆1936 年版。
　　② 《萧乾选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 年版。

　　我的书房史

　　自从写了《搬家史》之后，我发现几乎任何事物只要用“一生”这根线一串，就能串出一部历史来。我的《在歌声中回忆》就是这么写的，书房也是这样。
　　我生在贫苦人家，小时睡大炕，摆上个饭桌它就成为“餐厅”，晚上摆一盏煤油灯，它就是“书房”了。
　　可是我老早就憧憬有一间书房——一间不放床铺，不摆饭桌，专门供读书写文用的地方，对于读书人或文学工作者，不应说它是个奢侈，那就像木匠的作坊。然而它在我大半生中都曾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20 年代初期，我每天都去北平安定门一条胡同去上小学，在三条拐角处有一排槐树，旁边是一道花砖墙，通过玻璃可以看到那栋洋式平房里临街的一间书房——后来才知道它的主人就是社会科学家陶孟和。平时窗上挂了挑花的窗帘，看不清里面。冬天黑得早，书房里的灯光特别亮。我有时看到主人在读书或伏案写作，有时又叼着烟斗在一排排书架中间徘徊。当时我小心坎上好像在自问：我长大后有一天会不会也有这么一间书房。
　　1935 年我进天津《大公报》，同另外三位大学生同住在一间宿舍里。楼下就是印大报的机器房，对面是成天冒烟的法租界电力厂。那时我就锻炼出在什么环境下都能睡觉的本事。当年去上海筹备沪版《大公报》，也是先住宿舍，后来先后当了王芸生和杨朔的二房客。“小树叶”去日本之后，我就一个人住一间了。我在编副刊之余，还为巴金、靳以的刊物写文章，我的长篇《梦之谷》就是那时候写的。“小树叶”是从刊物（好像是《文丛》，要不就是《作家》或《文季》）上的连载读到的，她气得哭了通鼻子，我只好连口道歉说早应向她坦白。
　　“八·一三”失业了，后开始逃难了。不要说书房，连个睡觉的地方也成问题了。我们从上海而港粤——武汉——长沙——沅陵——昆明的流徙中，经常是她同女难友，我同男难友搭地铺。最后，多亏了杨振声老师和沈从文先生的照顾，我们总算在昆明北门街分到一间小屋。
　　1938 年在香港《大公报》还是住集体宿舍， 1939 年出国，在伦敦住公寓同在上海住亭子间差不多，只是白俄女房东换成英国的老大娘。我第一次有间书房是在剑桥大学王家学院。
　　在剑桥的二十来所学院中，王家学院是很难进的。即便收了，也很难成为住宿生。我由于是由两位最杰出的王家学院毕业生福斯特和魏礼介绍的，所以王家学院让我住了进去。除了卧室还给我一间书房，北面窗户濒临剑河，东面则对着著名的王家学院教堂和大草坪。那幢楼建于14 世纪，但设备完全现代化了，长沙发可以舒舒服服地坐上七八位来客。书房门楣上照例漆着我的姓名。
　　我虽只占用过那间书房两年（没写完论文却写了两本书和连载重庆《大
　　公报》的《话谈当今英格兰》），我却时常怀念那间书房。1985 年重访剑桥时，承母校邀我和洁若在客房住了一晚，我们还特意去重访了一下不知易过多少个主人的那间书房。
　　1946 年在复旦教书，大学在徐汇村给了我一幢日本式平房。地方不大，但卧室、客厅一应俱全，还有间小书房，在那里，我写下几十篇国际社评和《红毛长谈》，也编了《人生采访》和《创作四试》。
　　在漫长的1949 至1983 年期间，我不但再也没有了书房，其间有七年是处于流放中。那些年，书房对我就成为非非想了。有些年，我只盼不再去公厕，能再用上抽水马桶我就很知足了。我时常害怕头一晕会跌进那爬满了蛆虫的粪坑里。
　　现在来谈谈如今我在木樨地住所的这间书房。
　　许多朋友一进门就说“啊，可真乱！”《读书》月刊甚至还特意派人来为我这其乱无比的书房拍了照，登在刊物上。其实我也十分羡慕朋友们那窗明几净的书房，但我对书房的第一要求是：它得出活儿。我在这间书房里已写了并编了足够百万字的书，近四年又同洁若合译了上百万字的《尤利西斯》。我爱我这间书房，因为它出活儿。
　　我是编副刊出身的，我一向是乱中有序。当编者的倘若给人家的稿子弄丢了，那可拿什么也赔不起。我从没丢过。30 年代，一个下午我得看上一二十篇稿子——不止看，还得先分类（即用、待用、再酌和不合用）。然后挑出需要写封信的。最近台湾女作家张秀亚的女儿从美国寄给我一个复印件，是1935 年我在她妈妈文章后面写的一段话，谈文章宜少用“的”字。
　　现在谈谈我这书房的乱中有序。我的书桌周围有不少盒子——大都是用中间糊有玻璃纸的咖啡盒子改装的。首先是我的“意识流”——也就是我偶然想起可写的题目或一句话。像“北京城杂忆”这类系列短文的胚胎都来自这“意识流”箱。另外有“备考箱”。信则仍分作“即复、缓复、不复”三类。复完的信就放入书桌底下“已复”盒——满了就包起来，标上日子。书桌的抽屉有放纸的，有放各种尺寸的信封的。还有个小筐筐，内装七个住址本，有二三本国外的，四本国内的。国外按国家分，国内的则有的按类别（如文化、影视、出版等），有的（个人）就按姓氏字母排列。所以任何住址，我随手都能查到。
　　长沙发是我的休憩处，一头架子上放的是药品和营养品，另一头是我心爱的激光唱机。书架上放着分类的激光唱盘。沿墙是我从几十盆花中精选的花，经常换，我特别钟爱我自己插枝长大的。朋友知道我喜养龟，就送了我五只金钱大的绿毛小龟。我把它们养在鱼缸里。不幸，其中一只死了，我深怕由于自己忙于《尤利西斯》，疏忽了宠物，所以赶紧送回给原主了。大乌龟则养在阳台上。
　　近几年领导曾经三次建议我换个更大的地方，我都婉言谢绝了。我晓得在知识分子的住房条件上，我已算是中上等了。我不能忘记自己以前过的日子，更不能忘记今天还有三世或四世同堂的呢。
　　这书房就是我的归宿，我将在此度过余生，跑完人生最后一圈。我希望在这里能多出些活儿。然后，等我把丝吐尽时，就坐在这把椅或趴在这张书桌上，悄悄地离去。
　　能够这么善终，这是我在1966 年夏天所不敢想的。我很知足。
　　（1994年）

　　重读巴金《随想录》有感

　　书，通常是用脑子写的，这却是一部用心写的书。它同读者肝胆相照。
　　写自己的书，通常是自圆其说，甚至自我表彰。这部书却立足于自我谴责。
　　在一个宣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国家里，批评是随处可见的；但自发的、由衷的自我批评却极少见，尤其在名人要人那里。那是留给政治上处于劣势者的，而且自我批评无休无止，无限上纲。
　　早在“左”也可以反一反之前，这部书就开风气之先。但这里并不向旁人号召反“左”，它从自我反“左”开始。
　　在那严寒的年月里，为了过关，为了存在，或者为了升迁发迹，谁没有说过违心的话，甚至朝无辜者浇过粪汤子？及至气候转暖，就又春风满面，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哀莫大于心死。万一气温又下降，谁知会不会又故态复萌，如法炮制呢。
　　要保证不，就得自我谴责。然而，当年主持斗争的和摇旗呐喊的，有几人像巴金那样自我鞭挞的？
　　这部书里没有华丽的辞藻，也不见深奥的哲理。然而自它于十几年前问世以来，这样掏心窝的不合时宜的书还不经见。
　　我推荐此书，立意是改变一下虚妄的风气。真话与假话、套话是对立的。
　　假话、套话最保险；而真话轻则吃瘪，重则锒铛入狱，家破人亡。距今七十年，鲁迅在《立论》及《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两文中，就看穿了这一点。
　　我衷心希望《随想录》能更多地造就出一些傻子。
　　1993年5月10日

　　书前赠言——写给冰心

　　大姐：
　　您庆九四了，好些日子我都在琢磨着送您点什么。补品？您多得是，而且还净转送。我就沾过不少光。抬头望到书架上您赠我的那白中透绿的您的宝书六卷，那是您一生的精华。前年，台湾商务也为我出了六卷，同您的一比，那可是霄壤之别。不管怎样，那总是从当初北新书局那个笨拙的小伙计的灵魂里挤出的一点汁水。天下好姐姐从不会嫌弃笨弟弟。所以我就鼓起勇气，拿它来给您拜寿啦。
　　我写过两本回忆录了，他们还在鼓动我写第三本关于感情的。可我从来还没谈过自己的东西。这回台湾商务出这套书，我第一次回忆了一下自己的创作道路，然而印出来一看，净是些过程，至多写了点写作背景。我总想有一天我能作为一个非我的批评家，来评评自己的东西，学点自知之明。我估计自己还有点小聪明。我爸爸看城门，妈妈给人佣工。从小学直到初中，我都是于半天活，念半天书——那半天我也因贪玩，没好好念。所以我既没沾家学的边儿，一点点底子也没有，又不是个萤窗雪案的苦读生。另外，又老在感情的漩涡里打转儿。不过，我的机遇总算不赖。1942 年我在剑桥的大学新生签名薄里看到我和Milton 和Byron 前后同学时，我简直不能相信是真的。
　　在写作上，我从不勤奋。倒是同洁若结婚后，受她这只蜜蜂的感染，有时也为她所逼，打着鸭子上架，写了译了点东西。1979 年后，我倒真拼起老命。这主要是由于浩劫之后，自己居然还在人间，不拼一下怎对得起隆福医院替我洗肠把我救活的那位大夫（我喝了整整一瓶哪）！如今，活下来就是胜利。能干出点儿活来更是胜利。这里，我向您这位老胜利者拜寿，祝您万寿有疆。

　　饼干

　　1993年10月5日于三里河
　　我同《尤利西斯》的姻缘——致李景端同志
　　眼下谈到书，我首先想的自然就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我已经日日夜夜同它打了两年多交道，但愿明年此时能脱稿。由这部书我又很自然地想到你。三年前，倘若不是你那么热情怂恿，我是绝不会心血来潮，贸然拾起它的。因为我充分了解此举的难度。半个世纪前在剑桥那样的条件下，我都未敢尝试。如今，人已八十好几，能搜罗到身边的参考书终归有限，向人请教起来更没那么便当，这真是没罪找枷扛！然而正如你所说，这是个亟应补上的空白。七十多年前问世的一部名著，世界各主要国家均早已有了译本，有的甚至已有了三四种，而中国读者始终还只闻其名而不见其全豹。人到老年，有时也会有一种逆反心理：偏要于点只有小伙子能干的事。何况我的合译者文洁若精力还蛮充沛，是她先一口答应下来的。起初，我只答应从旁协助，结果越陷越深，成了合译者，但最重的担子还是在洁若肩上。
　　80 年代初，文学出版界颇见起色。禁锢了那么多年，一下松了绑，出版社主持人都想有所作为，文学出版界红火过一阵子：既有畅销的大路货，也有印数很少而很有价值的名著。80 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好像溜进来一个怪物。它一双金钱眼滴溜转，丁零当啷满身挂着钱。耳朵只爱听钱声，嘴里也离不开钱，因为它心里就只有钱。这只怪物在商贸界出现本是自然的，也不晓得它怎么一下子钻进文化教育界——当然也钻进出版界了。50 年代的出版家总是忙于做十年、二十年计划，恨不得把世界名著都尽快搬进来。
　　如今出版社——即便是名牌老牌出版社，在考虑出不出某一本书时，占第一位的往往是赔还是赚。赔则再有价值也不出——除非有赞助或干脆卖作为出版物质量保证的书号。现在我可以告诉你，真正打动了我心的是你的一句话：我们不管赔赚，只考虑作品自身的价值。在50 年代，听到这话本不足为奇；在90 年代，那就希罕了。即便作为对你这种气魄的支持，我也要试它一试。
　　我最早听到乔伊斯这个名字，也许是在1929 年。1928 年我因参加学运被崇实（今北京市二十一中）开除后，就远走潮汕。教了半年书，闹了一场初恋（因而后来写了《梦之谷》）。一1929 年我就混进不要文凭的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那一年，在杨振声（今甫）先生的“现代文学”课上，第一次听到英国文学界出了个叛逆者乔伊斯。后来在旁听美国教授包贵思的“英国小说”课时，又一次讲到他的名字。当时还不知道乔伊斯是爱尔兰人。
　　1932 年，亡友赵澄为我弄了一张“原籍潮阳”的假文凭，它使我混进刚刚创办的辅仁大学。这是一家天主教大学，教授大都是美国本笃会爱尔兰裔的神父，英文系主任雷德曼就是其中之一。由于当了两年他的助手，我接触到爱尔兰文学了。也是在这两年里，我才知道乔伊斯原本是个爱尔兰人。但是雷德曼对他并无好感。常说乔伊斯不但给爱尔兰抹黑，而且也诋毁了天主教。
　　那时我对叛逆者往往有好感，何况我自己就正在写揭露基督教会的小说。在我心目中，乔伊斯必是个有见地、有勇气的作家，然而我并没能读到他的书。
　　所以， 1980 年当挪威汉学家伊丽莎白·艾笛来信问我在写《梦之谷》时，是不是受到意识流的影响，我感到很奇怪，在回信中我告诉她《梦之谷》写于1937 至1938 年（从上海写到昆明）。那时，我只听说过乔伊斯的名字，并没读过他的作品。当时，北京图书馆及燕京和辅仁的图书馆，都借不到他的书。
　　1939 年秋，我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书时，学院为了躲避纳粹轰炸，大学整个都疏散到剑桥去了。在大学城里，最便当的是买书。当时我的薪金十分菲薄（年薪二百五十镑，还要抽所得税），可是我每月都要留出一笔购书费。我还想，自莎士比亚以来的英国古典文学著作，在国内不难找。所以我就集中买当代的文学书，劳伦斯、维·伍尔夫、亨利·杰姆斯——自然我也买了乔伊斯早期的短篇集《都柏林人》和《一个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那时《尤利西斯》刚开禁不久，英国版出了没几年。它的单行本最早是1922年由巴黎莎士比亚书屋出版的。我买到的两卷本仍是那个版本的第十一次印刷。当时有关此书的索引及注释本都还没出，我花了好大力气才勉强把它读完。
　　1942 年，我辞去东方学院教职，正式去剑桥读研究生了。我研究的课题是英国心理小说。导师瑞兰对亨利·杰姆斯有些偏爱，所以我开头读的是这位美国大师。瑞兰一向是伍尔夫的宠儿。所以接下去读的是《到灯塔去》和《戴洛维夫人》。乔伊斯当然躲不开，而且是重点。然而我个人更喜欢的还是福斯特。这自然一部分是由于我同他个人之间的交往，然而这里也包含着对他的小说观的共鸣：可以说，福斯特同乔伊斯是对立的。在《小说面面观》里，他坚持小说必须有故事情节，这同乔伊斯的写法可以说是背道而驰。
　　所以现在回想，我当时钻过一阵子乔伊斯，更多的是由于赶时髦的心理。
　　我想回国以后要是教书的话，能讲18 世纪或维多利亚文学的人有的是，轮不到我。可我也许能在乔伊斯上露一手。所以尽管乔伊斯的写法并不合我的口味，而且十分晦涩难懂，我还是硬着头皮读完了《尤利西斯》。但是他的《芬尼根守灵夜》我只啃了半部就实在啃不下去了。所以1987 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作关于现代主义的演讲时，我说我在文学上是个保守派，但不是个顽固派。我认为就中国国情而言，我们只能走文学为人生的现实主义道路。但我不赞成蒙上眼睛、堵上耳朵走路。对于西方在写作方面新的探索，我们应注视，应了解，不可自我封闭。
　　1945 年初，我去瑞士向欧洲告别时曾专程到苏黎世去踏访乔伊斯的坟墓。凭吊之余，我曾写道：“这里躺着世界文学界一大叛徒。他使用自己的天才和学识向极峰探险，也可以说是浪费了一份禀赋去走死胡同。究竟是哪一样，本世纪恐难下断语。”1946 至1948 年在复旦课堂里，我曾重复过“死胡同”的话。
　　半个世纪之后，证明我判断错了。《尤利西斯》不但健在，而且诠释、注解、论述这部作品的书越出越多。还没有别的一部西方著作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引起这么广泛而深切的重视。所以尽管我们各方面的条件——尤其我的年龄和精力——都很差，我还是接受了这一挑战，把翻译这部奇书作为我在90 年代的一点奉献。
　　也由于动手译此书，我同我的一些“老友”重逢了。这就是40 年代我在英国购买的一些乔伊斯以及有关他的书，它们跟我一道回到内战前夕的上海，战后又流徙到香港，最后于1949 年带到开国前的北京。谁料到知识分子要个专放书的地方根本“没门儿”。那批书先寄存在老友赵萝蕤教授处，最后，通过老友严文井和何其芳转到了刚刚成立的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这回我就是从那里借出几部。首先自然是1939 年刚到剑桥就买的第四版第三次印刷（1935 年8 月）由奥德赛出版社印的《尤利西斯》，灰色封面上印着紫色的书名和作者名。四十多年来睡在研究所的资料室里，居然封皮完好。也不知这期间可有学者借阅过。打开封皮，看到半个世纪之前我那拙劣的笔迹：
　　天书
　　弟子萧乾虔读
　　1940 年初夏，剑桥（可以看出当时我对乔伊斯多么顶礼膜拜！）
　　下边还有一段描述当时我的生活及环境的话——字迹已经淡得有些模糊了。当年写的是：联军因比（利时）王投降，被迫退出北战场时，身为外国男性，每早6 点前、晚8点后即不许出门（女性为10 点半）。读此书以消磨日子。
　　两本书的边页上都满是读时做的笔记或注释。
　　几年前，近代史研究所的同志又从胡适的书信中看到1940 年6 月3 日我从剑桥给他去的一张明信片，其中有一段写道：此间（指东方学院）工作已谈不到，心境尤不容易写作。近与一爱尔兰青年合读James Joyce （乔伊斯）的“Ulysses”（《尤利西斯》）。这本小说如有人译出，对我国创作技巧势必大有影响。惜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见《萧乾书信集》第157 页，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这封不知怎么会保存下来的信说明那时我就认为这本书应有中文译本，而且会对创作界有影响。同时，我也充分意识到它的难度。另外一点是，我并没考虑过自己动手来译它。今天，同洁若译起这本书来，我仍然相信它会对我国小说的创作界有所启发。由于国情以及传统的不同，我不认为我们应全盘接受这一技巧。我指的是意识流。但我相信可以从心理的角度，把我们笔下的人物，刻画得更深一些。
　　我非常同意译林社请陈恕教授另外编写一本《尤利西斯评论集》。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精力集中在翻译工作上，因为译这本书，非结合一定的研究工作不可。好在这方面的书，年来出了不少。译这部书需要结合研究，读它也得如此，不然就难以把握作品的意图——特别在语言方面，以及乔伊斯通过这部作品对天主教、对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以及对他的时代所透露的观点。
　　至于译文，正因为原作是“天书”，十分难懂，作者也有意设置障碍，我们这个初译本想尽量搞得通顺易懂，不去刻意模仿原作行文的晦涩。书中不少地方属于文字游戏，我们也尽量注出，而不去模仿。此书在不少国家都有多种不同的译本。我们热切希望我国的乔学家将有新译问世。我们的意图首先就是填补上这个早就应填补的空白。
　　1993年6月17日于北京

　　●做人第一，做诗第二。诗成以后，却只能就诗论诗，不应以人论诗。

　　卞之琳
　　（1910～）
　　江苏海门人。30 年代开始从事写作和翻译。著有《鱼目集》、《慰劳信集》、《翻一个浪头》，译著有《哈姆雷特》、《里亚王》等。

　　《戴望舒诗集》序

　　诗人戴望舒（1905～1950 年）去世已经整三十年了。这三十年变化很大，曲折也多。他的诗总算没有湮没。就在1957 年和1958 年的热闹里，一本《戴望舒诗选》，由艾青写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印了两次，一声不响，也发行一万八千五百册。现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为了读者的长远需要，也为了纪念他的逝世三十周年，决定重印他的诗集。艾青目前忙于创作，实在顾不过来再为这本诗集写新序，我就勉为其难，在卷头添几句个人的想法。
　　三十年一转眼过去了，故人日渐寥落。作为正是三十年前的这些日子曾经撰文悼念过望舒的笔者，我现在再说几句话，既是机缘，也是义不容辞。
　　我那篇短文发表在1950 年3 月5 日《人民日报》上，是为了配合北京的那次追悼会。当时望舒和我从香港同乘一艘货船（冒充押货员）到塘沽登陆，坐火车直达北京，还差几天不到一周年，共同感到的兴奋还是热乎乎的，想不到他竟溘然长辞人世。也许正因为热在一方面，就难免冷在另一方面吧，我在沉挚哀悼他的损失当中，在那篇小文里，提到“他的诗作”，只淡淡地说了，“还值得我们作历史的衡量和批判的估价，虽然那还是等到我们新基础上的新文学成熟到一定时候了再回过头来看才更有用处。因此，目前我们还是多向前面看，多推进我们多方面而又共同的工作，也就是推进他的生命。”
　　我当时并不理解向前看和向后看之间的辩证关系。
　　如今回顾起来，头脑有了松动，我对望舒的诗，在一些主要方面，感到好像能得出较清楚的看法。他达到他最后方向的道路，不仅对于他这样一代的诗人有典型意义，而且也符合他的特性。我们不难以他相应的个别诗作的优缺点作为例证来辨认他在思想上、艺术上三阶段的曲折演进。
　　大约在1927 年左右或稍后几年初露头角的一批诚实和敏感的诗人，所走道路不同，可以说是植根于同一个缘由——普遍的幻灭。面对狰狞的现实，投入积极的斗争，使他们中大多数没有工夫多作艺术上的考虑，而回避现实，使他们中其余人在讲求艺术中寻找了出路。望舒是属于后一路人。像这一路写诗人往往表现在那样，这种受挫折的感情，在他的诗里，从没有直接的抒发（至于他的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前半那一部分少年作，显得更多是以寄托个人哀愁为契机的抒情诗，似又当别论）。虽然如此，《断指》一诗，纪念他的一位为革命事业牺牲生命的朋友，从反面也足以证明这种思想根源。然后，随了他的诗艺在那本使他建立了当时有影响诗人地位的第二本诗集《望舒草》里达到更成熟，更有成就的境地，与日俱增，这种幻灭感进一步变形为一种绝望的自我陶醉和莫名的怅惘。直到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以后，
　　他才又转而直接参与了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而斗争的有责任感的诗人的行
　　列。这就导致他写出了他生平也许是最有意义的一首诗——《我用残损的手掌》。他在这个方向里进一步的成就原是可以期望的，但是他在日军占领香港时期被捕入狱而招致的哮喘病终于截断了他的生命。
　　与此相应，戴望舒诗艺的发展也显出三个时期。这都有关他继承我国旧诗，特别是晚唐诗家及其直接后继人的艺术，借鉴西方诗，特别是法国象征派的现代后继人的艺术，而写他既有民族特点也有个人特色的白话新体诗。
　　他对建立白话新体诗的贡献是不容低估的，也能用写在不同时期的具体诗篇的比较和对照来做出评价。
　　望舒最初写诗，多少可以说，是对徐志摩、闻一多等诗风的一种反响。
　　他这种诗，倾向于把侧重西方诗风的吸取倒过来为侧重中国旧诗风的继承。
　　这却并不是回到郭沫若以前的草创时代，那时候白话新体诗的倡始人还很难挣脱出文言旧诗词的老套。现在，在白话新体诗获得了一个巩固的立足点以后，它是无所顾虑的有意接通我国诗的长期传统，来利用年深月久、经过不断体裁变化而传下来的艺术遗产。接着就是望舒参与了成功的介绍法国象征派诗来补充英国浪漫派侍的介绍，作为中国人用现代白话写诗的一种有益的借鉴。在这个阶段，在法国诗人当中，魏尔伦似乎对望舒最具吸引力，因为这位外国人诗作的亲切和含蓄的特点，恰合中国旧诗词的主要传统。然而，在一开头，望舒的那些少年作，尽管内容不同，也还呼应了以徐志摩、闻一多为首的日后被称为“新月”派一路诗对于形式整齐的初步试探。同时，在望舒的这些最早期诗作里，感伤情调的泛滥，易令人想起“世纪末”英国唯美派（例如陶孙——ErnestDowson）甚于法国的同属类。然后，随了“新月”
　　派注意形式问题的影响的日益消除，他的诗才开始奏出了一种比诸外国其他诗人多少更接近魏尔伦的调子，虽然魏尔伦不写自由诗。这个时期的代表作《雨巷》这首他的最流行的抒情诗，就应运而生。这里，在回响着中国传统诗词的一种题材和意境的同时，也多少实践了魏尔伦“绞死”“雄辩”、“音乐先于一切”的主张。到此高度，也就结束了戴望舒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戴望舒艺术探索的第二阶段亦即他的中期达到了恰好的火候，也就发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声调，个人独具的风格，而又是名副其实的“现代”的风味。一般评论家都认为《我的记忆》这首诗是他这个第二阶段的出发点。实际上，发展阶段总有交叉的地方。望舒生前自编的第三个诗集《望舒诗稿》
　　（这是他截至1937年为止的诗总集）把《断指》排在《我的记忆》前几首的
　　地位，紧接《雨巷》，这不知道是否按写作先后次序的排列。不管怎样，最后由作者排在相邻地位的这两首诗本身就显示了两个艺术阶段的倾向，前者是结束前一个阶段而后者就具备了后一个阶段的格调。望舒生前，至少有一个时期，并不珍惜他一度最为人称道的那首诗，而较重视《我的记忆》以后写的许多诗，其中不无道理。对比一下前述的两首诗，自会窥知他自己偏好的玄机。《雨巷》读起来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扩充或者“稀释”。一种回荡的旋律和一种流畅的节奏，确乎在每节六行，各行长短不一，大体在一定间隔重复一个韵的一共七节诗里，贯彻始终。用惯了的意象和用滥了的词藻，却更使这首诗的成功显得浅易、浮泛。相反，较有分量，远较有新意的《断指》却在亲切的日常说话调子里舒卷自如，锐敏，精确，而又不失它的风姿，有节制的潇洒和有工力的淳朴。日常语言的自然流动，使一种远较有韧性因而远较适应于表达复杂化、精微化的现代感应性的艺术手段，得到充分的发挥。所有这种诗里的长处都见之于从《我的记忆》（1928 年？）这首诗开始以后所写的诗里，而且更有所推进，直到第二个诗集的例如《深闭的园子》、《寻梦者》、《乐园鸟》等最后几首的写作时期（1931 年？），这些诗似应视为戴望舒充分成熟时期的代表性作品。
　　戴望舒的这种艺术独创性的成熟，却也表明了他上接我国根深柢固的诗词传统这种工夫的完善，外应（迎或拒）世界诗艺潮流变化这种敏感性的深化，而再也不着表面上的痕迹。我们到此就很难讲它们受了例如晚唐、五代诗词的“影响”，虽然气质上和这些诗同的纤丽是一脉相承的。他在这个时期所写的诗都是来自西方的自由体。他原先实际上实践了魏尔伦强调诗作的音乐性的主张，现在反过来在《诗论零札》里甚至断言要在诗里“去了音乐的成分”。现代法国诗人，例如作为后期象征派的那麦（Francis Jammes），还有艾吕亚（PauI Eluard），还可能有苏佩维埃尔（Jules Supervielle）等人，似乎接替了上世纪的同国诗人（其中包括上文没有提及的古尔蒙），在望舒个人风格的形成过程里，正像西班牙诗人洛尔加在他最后时期一样，都起了一点作用。但是现在只能说无形中彼此有点合拍而已。也就这样，望舒自己实际上也取代了徐志摩或闻一多在30 年代初期，别树一格，自创一派，而成了一位有较大影响的诗人。
　　当一种诗风停止成长或熟过了头而变成一种习气的时候，它的局限性和缺陷也就较为显著。戴望舒在这个第二阶段的尾声时期的诗作也跳不出这个规律。比诸徐、闻，望舒运用现代日常汉语，更不说用口语了，作为新诗媒介，就缺少干脆、简炼，甚至于硬朗。同时，偶尔在白话里融会一些文言和西语的词藻和句法，也略欠自然。与此相结合，形式的松散也易于助长一种散文化的枝蔓。望舒自己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而尝试了探求摆脱这种停滞的出路。他的初步摸索，却是方向不对头，竟然把他的习癖推向极端。对照用同一个题目的两首诗《灯》，就足以见出这种逆转。两首诗的路数是一样的，各有所长。只是，撇开消极情调也还有不同不谈，前一首浓郁而蕴藉，后一首绡薄而落拓。进一步看，前一首通篇婉约；后一首却只有时道劲，特别是有意插入一些文言字句的时候并不都能达到理想的陡峭、突兀感，甚至于用微弱的渐降调收尾的地方（例如“转着，转着，永恒地……”、“摇着我，摇着我，柔和地。”）也未必能达到余音袅袅或“淡出”的效果，因此尽管统一性还是有的，一种平衡感的欠缺似乎使整副机器摇摇欲坠。这两首诗，一则列在望舒第二个诗集的近末尾，一则列在他最后一个诗集的开头部分。这种老化或解体倾向正表明艺术上到此也就需要有一个新的开端。
　　新的转折点出现于望舒的最后一个诗集。《灾难的岁月》正是他诗艺发展上第二和第三阶段的交汇处。里边所收的是他在1934 年和1945 年之间所写的诗，一共二十五首。头九首可以看做是他的第二时期的余绪。其中，即使表现了趋于解体的倾向，却也已经显出了形式感的复苏；《小曲》这首诗是这方面的最好例证。抗日战争正好来促成戴望舒终于实现了朝健康方向的转化。经过了一年半的沉默，他写出了一首不仅在主题和情调上而且在艺术处理上截然不同的小诗《元日祝福》（1939）。虽然诗本身算不上优秀作品，它却在诗人的发展中，不仅仅在思想上，成了最后阶段的明确无误的前奏。
　　接着陆续产生的诗篇是自由体和近于格律体并用，试图协调旧的个人哀乐和新的民族和社会意识，也试图使它的艺术适应开拓了的思想和感情的视野。
　　要达到类似这样的目标，对于一般诗作者都决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望舒生前也毕竟没有完成他前两个多少是对立的艺术时期的最终统一。尽管如此，这
　　个新的尝试时期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成就而没有失去他自己富有特色的个人格
　　调，例如《过旧居》两稿和最后一首诗《偶成》（都是押韵的格律体或近于格律体）。《我用残损的手掌》（押韵的半自由体）则应算是戴望舒生平各时期所写的十来首最好的诗篇之一，即使单从艺术上看也是如此。
　　就大家所知，戴望舒生平总共发表了九十二首诗。如果他还在人世，我敢信他不会愿意看到它们全部编入一本定本诗集的。很可能他自己会至少删去小一半，据他生前自编《望舒草》（也就在一定意上是他的最具代表性的诗集）所规定的严格标准来判断。我自己完全同情他那种不断对于完善的探求。然而十全十美总是不可得的，讲究的结果往往却适得其反。想挑选自己中意的作品（如果真有完全称心的作品的话），因而经常摇摆不定，难免使由此产生的自己旧作的不同集子和版本内容上有重叠，有反复，面貌上有出入，因而总起来看反显得参差不齐，拖泥带水。这，在我自己的场合，当然远比望舒自编的几本诗集，更为触目。因此，促成这本诗集出版的年青一辈热心人认为还是以全部收入为好，从中正可以充分看到戴望舒诗作的成长全程。我感到无法不同意。至于无论从积极方面或消极方面怎样去得到教益，我们最好还是让读者自己去判断。现在我们是可以相信读者的鉴别力了。
　　1980年3月2日北京

　　徐志摩诗重读志感

　　做人第一，做诗第二。诗成以后，却只能就诗论诗，不应以人论诗。诗以人传，历来也有这种情况。但是作为文学现象，作为艺术产品，诗本身就是一种独立存在，在历史的长河里，载浮载沉，就终于由不得人为的遥控，尽管有的经得起几上几下，翻多少筋斗，历无数沧桑，有的不然。话当然也不能说绝，各时代有各时代的风尚，各人也各有所偏好，不可能纯客观。
　　好像是空谷来风，我一开头说这几句，是有所指的，这就是针对着徐志摩先生（1896～1931）和他的诗创作。想当年，“九·一八”事变后两个月，好像恰合他身份似的，老“想飞”的诗人坐飞机（那时候很少人有机会坐飞机），在济南附近触山焚化了。这在当时也曾惹起一翻热闹，然后连人带诗寂寂无闻了一长段时间以后，不知怎样的，又受到了注意。今年初，出版社旧事重提，约我编一本《徐志摩诗选》，并为写序。这几天，刊物也反映读者要求，又催我帮助选他的几首诗，并说几句话。我感到义不容辞，这大概是因为诗的关系，也因为人的关系吧？
　　固然，“志摩与我”（借用当年的热闹题目）在两方面都有一点直接关系。就人的关系说，我做他的正式学生，时间很短，那就是在1931 年初，他回北京大学教我们课，到11 月19 日他遇难为止，这不足一年的时间；就诗的关系说，我成为他的诗的读者，却远在1925 年我还在乡下上初级中学的时候。我邮购到《志摩的诗》初版线装本（后来重印的版本颇有删节）。这在我读新诗的经历中，是介乎《女神》和《死水》之间的一大振奋。现在，过了半个世纪，总是增长了一些见识，重读他的几本诗，我敢于不避武断而说几句感想，或者还有助于我们今日的读者。
　　徐志摩是才气横溢的一路诗人。他给我们在课堂上讲英国浪漫派诗，特别是讲雪莱，眼睛朝着窗外，或者对着天花板，实在是自己在做诗，天马行空，天花乱坠，大概雪莱就是化在这一片空气里了。现在我只记得他在讲课中说过：他自己从小近视，有一天在上海配了一副近视眼镜，到晚上抬头一看，发现满天星斗，感到无比的激动。这或者多少启发了他自己诗创作里常显出的一种灵感。
　　徐志摩交游极广。他对人热诚，不管是九流三教。周围仕女如云，就像拜伦和雪莱一样，生活上也招致不少物议。他，据中学同学郁达夫先生说，是同学里最顽皮的孩子，可是考试起来门门功课得第一。他自谦不懂科学，可是他老早就发表文章介绍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写过为世所诟病的一行诗：“思想被主义奸污得苦”，可是他在《落叶》散文集里写到过“为主义牺牲的决心……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表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那也是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他喜好自引一位朋友对他的批评：“感情之浮”、“思想之杂”，其中不无道理。这也和他的身世有关。
　　徐志摩出身于浙江硖石大镇的一个富裕商人家庭。他从小被泡在诗书礼教当中，被训练得能信手写洋洋洒洒的骄四骊六文章。家里要他当银行家，就送他出洋镀金。但是正好在美国，看到欧战结束，举国若狂的兴奋景象，反而促进了他的爱国热肠。美国的资产阶级生活、物质文明，却又促使他违背父辈的初衷，抛下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跑去英国剑桥大学，吸烟、划船、骑自行车、读闲书，过落后于时代的优游日子。他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回国前，和由包办而结缡的夫人离婚，力争所谓人格的尊严、恋爱的自由。回国以后，他的所谓“理想主义”（还是“主义”！），所谓要“诗化生活”，在现实面前当然会碰壁。碰壁是好事，他的深度近视眼里也没有能避开过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人间疾苦。
　　这些驳杂的思想感情，在他的诗里都有所表现。他的诗，不论写爱情也罢，写景也罢，写人间疾苦也罢，在五光十色里，有意识无意识，或多或少，直接间接，表现的思想感情，简单化来说，总还有三条积极的主线：爱祖国，反封建，讲“人道”。这三条不是什么“先进”思想。但是这讲起来似乎显得陈腐的三条，在我们的今日和今日的世界，实际上还是可贵的东西。
　　徐志摩开始大写新诗的日期也说明了和这种思潮有关联的意义。“只有一个时期，”他自己说，“我的诗情真有些像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
　　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问散作缤纷的花雨。”“那半年”算起来应是在1921年从美国转到英国以后，在他二十五岁的时候。他自己说：“在二十四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这正是在“五四”运动后一二年。这和国家大事有关，和私生活也有关。他在1922 年秋后回国，两年后所写的就在1924 年集成《志摩的诗》， 1925 年出版，那时候他已经二十九岁了。这在徐志摩这一路诗人，一个景仰早夭的拜伦、雪莱、济慈的诗人，写诗的起步应说是晚了，想起来不由人感到意外。我们一般写过诗的，往往十来岁就对于“诗，不论新旧”都会试过笔，只是写到成熟一点就多半要折腾个至少十年八年。而徐志摩至多经过“那半年”，“写了很多”，“但几乎全部见不得人面的”诗，到后来收入《志摩的诗》一集的那些作品，就显出十分成熟的样子了。难道真所谓“大器晚成”吗？而再过十年，他又什么都完了，连人带诗，真像一颗流星。我认为他生前出版过的三本诗集当中，《翡冷翠的一夜》并非他全盛时期的高峰，而是开始走的下坡路，尽管其中和《猛虎集》以及死后别人为他编集出版的《云游》里确有些更炉火纯青的地方，最可读的诗还是最多出之于他的第一个诗集。
　　徐志摩自己在去世那一年出版的《猛虎集》自序文里说，他在《志摩的诗》以后，写诗陷入苦吟，看来确乎关系到他在这时期出尽风头的表面底下的“实际生活”的“波折”和“枯窘”。所以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前他那一阵诗兴的“复活”，终还是过去的余绪。若天假以年，再在现实里经过几个更大的“波折”，大难不死，可以期望有一个新的开端。事实证明，到他在大雾中飞行触山物化为止，尽管他在《猛虎集》自序里哀叹着“我知道，我全知道”“这是什么日子”，“遍地的灾荒与现有的以及在隐伏中的更大的变乱”等等，但是他还是“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说来又好像很怪，尽管徐志摩在身体上、思想上、感情上，好动不好静，海内外奔波“云游”，但是一落到英国，英国的19 世纪浪漫派诗境，他的思想感情发而为诗，就从没有能超出这个笼子。布雷克是浪漫派的先行者，渥滋渥斯、拜伦、雪莱、济慈当然是浪漫派，维多利亚朝诗人、先拉斐尔派以至世纪末的唯美派都是浪漫派的后嗣或庶出。就是写诗最晚的哈代，以他的嘲世思想、森寒格调，影响过徐志摩诗创作，也还可以说是颠倒过来的浪漫主义者。尽管徐志摩听说也译过美国民主诗人惠特曼的自由体诗，确也译过法国象征派先驱波德莱尔的《死尸》，尽管他还对年轻人讲过未来派，他的诗思、诗艺几乎没有越出过19 世纪英国浪漫派雷池一步。
　　妙处却在于徐志摩用我们活的汉语白话写起自己的诗来，就深得他们那一路诗的神味、节奏感，虽然他还未能像闻一多先生一样，进一步引进他们所沿用的英诗格律，而在不少诗创作实践里，根据汉语白话的特性，发展出一种新诗格律的雏形。徐志摩自己说：“我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尽管他说“不容我追随一多他们……下过细密工夫”，还是受了1926 年北京《晨报》对于诗的形式问题讨论的消极一面的影响，也有点盲目追求以单音字数整齐为建行标准的不合乎现代汉语规律的错误要求，结果和许多人甚至闻一多自己的许多诗篇一样，造成了“方块诗”的不良风气。这也在艺术上配合了徐志摩自己诗创作的日趋枯窘，再没有早期的生气了。
　　剔除了这些欠缺，我们就容易看出为什么徐志摩还颇有一些诗，特别在艺术上，能令今日的我们觉得耐读，不难欣赏，而且大有可借我们攻错的地方。
　　“五四”开头，主张写白话文，用白话写“新诗”，甚至讲“全盘西化”，也可说是矫在过正，从历史意义说，也无可厚非。这些先行者，实际上都不懂西诗是怎样的，写起白话诗来基本上都不脱旧诗、词、曲的窠臼（其中有的人根本毫无诗的感觉，有的人相反，对诗决不是格格不入，那是另外一回事）。《女神》是在中国诗史上真正打开一个新局面的，在稍后出版的《志摩的诗》接着巩固了新阵地。两位作者都是从小受过旧词章的“科班”训练，但是当时写起诗来，俨然和旧诗无缘，而深得西诗的神髓，完全实行了“拿来主义”。他们实际上都首先得到了惠特曼的启发，后来才逐渐分道扬镳。
　　《死水》的作者，是对古典文学很有根柢的，但写出成熟的《死水》，却先经过《红烛》那样幼稚的阶段，进一步又以较后问世的《死水》的诗创作实践，用洗炼的白话，特别是口语，作为诗表达的工具，并结合新诗格律的有意识探索，超出的《志摩的诗》。然而，半个世纪前一些先辈共同奠定的用白话写诗的道路，至今还没有成为康庄大道，通行无阻。实际上，我国“五四”运动的纲领之一的反封建任务，至今又何尝彻底完成？讲到这个历史任务，事实是经过了欧洲文艺复兴、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在今日世界上最广大地区，不管经济基础发展到什么地步了，上层建筑发展成什么格局了，大家的身上难道已经都把封建残余思想清除得一干二净了？所以也不足为怪。
　　《志摩的侍》和《死水》，虽然风格不同，一则轻快，二则凝重，虽然同样“拿来”西诗形式，也羼人一些文言词藻，但用现代汉语，特别是以口语入诗，都能吐出“活”的，干脆利落的声调，很少以喜闻乐见为名，行陈词滥调之实。
　　更进一步我们就会注意到徐志摩（当然还有闻一多）用白话写诗，即便“自由诗”以至散文诗，也不同于散文，音乐性强。诗的音乐性，并不在于我们旧概念所认为的用“五七唱”、多用脚韵甚至行行押韵，而重要的是不仅有节奏感而且有旋律感。
　　我国“五四”运动以来写“新诗”的流行方式，经过一些曲折或螺旋式发展，到今天还是回到以分行写白话诗为主流。相反，有的甚至把白话诗就叫“自由诗”，而经过旧诗词以至散曲和民歌的学习，大家好像既不满足于写文言诗，也不完全满足于写“自由诗”这个也是“拿来”的形式，而不由自主又倾向于写四行一节，押上一种或几种脚韵的白话诗，这大概也是受客观规律的驱使。
　　四行一节固然是古、西历来如此的最普通形式，但是我国《诗经》和词曲就有多种大体整齐的形式，外国也是如此：多样化。对称也是整齐。诗是文学的一个门类，借鉴外国，也是理所当然。而我们一般诗读者，通过不负责任的翻译，看见外国诗（“自由体”除外）就是七长八短的分行，就是毫无章法押几个脚韵，以为这就是人家写诗的原来样子，也就受了影响。现在我们再读几首徐志摩的艺术形式上较为完美的诗篇，或者还可重感到一些新鲜味道、新鲜花样。他的短诗就不是一个模式。那里的节式就有多样，而大体整齐；那里的脚韵也有多样，还有交错押韵的，说是来自欧西，其实我国《诗经》和《花间集》就有，甚至还有押“阴韵”这个好像完全是外来，其实也是从《诗经》到现代民歌都有的玩意儿。再有叠句或变体的叠句，也不是歌曲里才有，外国诗里才有，看看《诗经》里有没有？难道我们写新诗用这一套就是浪费吗？精炼，并不在于避免这种重复。节奏也就是一定间隔里的某种重复。
　　这些就是出于不是随心所欲的讲求诗的“音乐性”，而是在活的语言以内去探求，去找出规律的要求。
　　而徐志摩自认为写起诗来是“脱缰的野马”，在这些方面，好像出于“天籁”，只是做到个大体而已。这方面还留待写《死水》的闻一多带头在实践与理论上作进一步的探索。
　　1979年7月31日

　　●逢迎并不费力，但要靠欺骗获得民心，却并非易事。

　　何家槐
　　（1911～1969）
　　笔名永修。浙江义乌人。1932 年在上海参加左联，后在江浙等地任教并从事翻译。1931 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说集《暧昧》、《寒夜集》、《竹布衫》，散文集《怀旧集》、《稻草集》，杂文集《冒烟集》，译著有《莫里兹短篇小说集》等。

　　《启示以后》的启示

　　匆匆读了景宋先生的《启示以后》，我也不禁有一点小小的感想。
　　记得胡适博士回国，刚到上海的时候，就有记者问他对于国内政治的意见，他的回答我虽已记不清楚，但大意是记得的：他说他离国太久，对于国情很隔膜，因此他拒绝发表意见。可是，隔了几天，他给毛润之先生的信却就皇皇然的登出来了。那是一封去年的旧信，这次才普遍的公开发表，而胡博士又未加任何声明，足见他的意见仍然未变。他初在上海登陆时，对于国内文化界的观感，也是拒绝发表的，说抗战后的国内旧报，他没有看到多少，情形不甚了了，因此，他也没有话可以奉告。可是，隔了不久，他的批评就又皇皇然的见之报端了，说什么中国新文艺，多年来简直没有什么进步，只是胡先骕君的一篇社论，用了几十句白话，最使他感到高兴云云。我们计算胡博士回国以后，或则赴宴，或则茶叙，或则谒主席，或则见宾客，京、沪、平、津，席不暇暖，即在休息之时，也是门庭如市，车水马龙，盛况空前，据记者报导，求见的卡片，往往积压案头，竟达数寸之厚；足见胡博士此次荣归故国，决无多少时间研究国内政情，理解国内实况，认识抗战后面目一新的中国文化界和文艺界。但他并不真的虚心，真的甘于沉默，开始时他虽是那么客气，那么谦逊，一再拒绝发表意见，说他的葫芦里无药可卖；而后来却即刻发表他给毛先生的旧信，极尽单方面指摘的能事，接着又对若干记者说他特别同情苏北的“难民”，表示了他的“无限感慨”。对于在抗战中历尽苦难的新文化战士，更漫施抨击，对于在炮火中成长的新文化新文艺，也一手抹煞。这种隐隐约约，闪闪烁烁的作风，与公开宣布要割“盲肠”和大打出手，当然有所不同，但骨子里却是一样的，尽管披着绅士的外衣，露着学者的笑脸，而其毒辣，有时甚至超过于那些露骨的暴行。胡博士在美九年，除了骗取荣誉学位的金字招牌以外，原来还学得了这一点手段，难怪会得到特别垂青，一再“赐宴”，更难怪会受某些要人的交口赞誉和同声恭维。
　　我们当然替胡博士欢喜，但也为胡博士忧虑，因为在你老留美悠游卒岁，消磨“假期”的九年中，中国人民已从血和汗的交流中洗清了眼睛，不但文化工作者和知识分子，就是普通一个老百姓，也很不容易使其上当，很快就会看透你的假面目，猜透你的闷葫芦中究竟是卖的什么膏药，不管在盛大茶会或什么“CocktailParty”中，你能博得多大的喝彩和鼓掌。我们不但为你老个人惋惜，也为中国的文化悲叹，因为你始终不肯切切实实的研究学问，发挥才力，为广大人民服务；一方面口口声声说要使自己“无声无嗅”，表示超然，而另一方面却投机取巧，故弄玄虚，甘于做野心家和阴谋者的御用工具，藉此保持高等华人的身份和地位，实在是很可耻的。逢迎并不费力，但要靠欺骗获得民心，却并非易事：“孰不实而有获”，难道你单单能够徼悻吗？……

　　●古代希腊哲人说，悲剧能净化人们的灵魂。我看，怀旧也同样能净化人们的灵魂。这一种净化的形式，比悲剧更深刻，更深入灵魂。

　　季羡林
　　（1911～）
　　翻译家、印度文化史家、散文家。山东临清人。1934 年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毕业。1935 年赴德国留学， 1941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 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译著有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故事集《五卷书》、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选》，专著《中印文化关系论丛》、《印度古代语言论集》，散文集《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散文集》、《季羡林选集》等。

　　我和书

　　古今中外都有一些爱书如命的人。我愿意加入这一行列。
　　书能给人以知识，给人以智慧，给人以快乐，给人以希望。但也能给人带来麻烦，带来灾难。在“大革文化命”的年代里，我就以收藏封资修大洋古书籍的罪名挨过批斗。1976 年地震的时候，也有人警告我，我坐拥书城，夜里万一有什么情况，书城将会封锁我的出路。
　　批斗对我已成过眼云烟，那种万一的情况也没有发生，我“死不改悔”，爱书如故，至今藏书已经发展到填满了几间房子。除自己购买以外，赠送的书籍越来越多。我究竟有多少书，自己也说不清楚。比较起来，大概是相当多的。搞抗震加固的一位工人师傅就曾多次对我说：这样多的书，他过去没有见过。学校领导对多额外加以照顾，我如今已经有了几间真正的书窝，那种卧室、书斋、会客室三位一体的情况，那种“初极狭，才通人”的桃花源的情况，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了。
　　有的年轻人看到我的书，瞪大了吃惊的眼睛问我：“这些书你都看过吗？”我坦白承认，我只看过极少极少的一点。“那么，你要这么多书干嘛呢？”这确实是难以回答的问题。我没有研究过藏书心理学，三言两语，我说不清楚。我相信，古今中外爱书如命者也不一定都能说清楚。即使说出原因来，恐怕也是五花八门的吧。
　　真正进行科学研究，我自己的书是远远不够的。也许我搞的这一行有点怪。我还没有发现全国任何图书馆能满足，哪怕是最低限度地满足我的需要。
　　有的题目有时候由于缺书，进行不下去，只好让它搁浅。我抽屉里面就积压着不少这样的搁浅的稿子。我有时候对朋友们开玩笑说：“搞我们这一行，要想有一个满意的图书室简直比搞四化还要难。全国国民收入翻两番的时候，我们也未必真能翻身。”这决非耸人听闻之谈，事实正是这样。同我搞的这一行有类似困难，全国还有不少。这都怪我们过去底子太薄，解放后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一时积重难返。我现在只有寄希望于未来，发呼吁于同行。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日积月累，将来总有一天会彻底改变目前情况的。
　　古人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让我们大家都来当种树人吧。
　　1985年7月8日晨

　　藏书与读书

　　有一个平凡的真理，直到耄耋之年，我才顿悟：中国是世界上最喜藏书和读书的国家。
　　什么叫书？我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去下定义。我们姑且从孔老夫子谈起吧。他老人家读《易》，至于韦编三绝，可见用力之勤。当时还没有纸，文章是用漆写在竹简上面的，竹简用皮条拴起来，就成了书。翻起来很不方便，读起来也有困难。我国古时有一句话，叫做“学富五车”，说一个人肚子里有五车书，可见学问之大。这指的是用纸作成的书，如果是竹简，则五车也装不了多少部书。
　　后来发明了纸。这一来写书方便多了；但是还没有发明印刷术，藏书和读书都要用手抄，这当然也不容易。如果一个人抄的话，一辈子也抄不了多少书。可是这丝毫也阻挡不住藏书和读书者的热情。我们古籍中不知有多少藏书和读书的故事，也可以叫做佳话。我们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古籍中所寄托的文化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历千年而不衰，我们不能不感谢这些爱藏书和读书的先民。
　　后来我们又发明了印刷术。有了纸，又能印刷，书籍流传方便多了。从这时起，古籍中关于藏书和读书的佳话，更多了起来。宋版、元版、明版的书籍被视为珍品。历年都有一些藏书家，什么绛云楼、天一阁、铁琴铜剑楼、海源阁等等，说也说不完。有的已经消失，有的至今仍在，为我们新社会的建设服务。我们不能不感激这些藏书的祖先。
　　至于专门读书的人，历代记载更多。也还有一些关于读书的佳话，什么“囊萤映雪”之类。有人作过试验，无论萤和雪都不能亮到让人能读书的程度，然而在这一则佳话中所蕴含的鼓励人们读书的热情则是大家都能感觉到的。还有一些鼓励人读书的话和描绘读书乐趣的诗句“书中自有颜如玉”之类的话，是大家都熟悉的，说这种话的人的“活思想”是非常不高明的，不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赞赏。关于“四时读书乐”一类的诗，也是大家所熟悉的。
　　可惜我童而习之，至今老朽昏聩，只记住了一句：“绿满窗前草不除”，这样的读书情趣也是颇能令人向往的，此外如“红袖添香夜读书”之类的读书情趣，代表另一种趣味。据鲁迅先生说，连大学问家刘半农也向往，可见确有动人之处了。“雪夜闭门读禁书”代表的情趣又自不同，又是“雪夜”，又是“闭门”，又是“禁书”，不是也颇有人向往吗？
　　这样藏书和读书的风气，其他国家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据浅见所及，实在是远远不能同我国相比。因此我才悟出了“中国是世界上最爱藏书和读书的国家”这一条简明而意义深远的真理，中国古代光辉灿烂的文化有极大一部分是通过书籍传流下来的。到了今天，我们全体炎黄子孙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实际上每个人都回避不掉的。我们必须认真继承这个在世界上比较突出的优秀传统，要读书，读好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上无愧于先民，下造福于子孙万代。
　　1991年7月5日

　　我的书斋

　　最近身体不太好，内外夹攻，头绪纷繁，我这已届耄耋之年的神经有点吃不消了。于是下定决心，暂且封笔。乔福山同志打来电话，约我写点什么。
　　我遵照自己的决心，婉转拒绝。但一听这题目是《我的书斋》，于我心有戚戚焉，立即精神振奋，暂停决心，拿起笔来。
　　我确实有个书斋，我十分喜爱我的书斋，这个书斋是相当大的，大小房间，加上过厅、厨房，还有封了顶的阳台，大大小小，共有八个单元。册数从来没有统计过，总有几万册吧。在北大教授中，“藏书状元”我恐怕是当之无愧的。而且在梵文和西文书籍中，有一些堪称海内孤本。我从来不以藏书家自命，然而坐拥如此大的书城，心里能不沾沾自喜吗？
　　我的藏书都像是我的朋友，而且是密友。我虽然对它们并不是每一本都认识，它们中的每一本却都认识我。我每一走进我的书斋，书籍们立即活跃起来，我仿佛能听到它们向我问好的声音，我仿佛能看到它们向我招手的情景，倘若有人问我，书籍的嘴在什么地方？而手又在什么地方呢？我只能说：“你的根器太浅，努力修持吧。有朝一日，你会明白的。”
　　我兀坐在书城中，忘记了尘世的一切不愉快的事情，怡然自得。以世界之广，宇宙之大，此时却仿佛只有我和我的书友存在。窗外粼粼碧水，丝丝垂柳，阳光照在玉兰花的肥大的绿叶子上，这都是我平常最喜爱的东西，现在也都视而不见了。连平常我喜欢听的鸟鸣声“光棍儿好过”，也听而不闻了。
　　我的书友每一本都蕴涵着无量的智慧。我只读过其中的一小部分。这智慧我是能深深体会到的。没有读过的那一些，好像也不甘落后，它们不知道是施展一种什么神秘的力量，把自己的智慧放了出来，像波浪似涌向我来。
　　可惜我还没有修炼到能有“天眼通”和“天耳通”的水平，我还无法接受这些智慧之流。如果能接受的话，我将成为世界上古往今来最聪明的人。我自己也去努力修持吧。
　　我的书友有时候也让我窘态毕露。我并不是一个不爱清洁和秩序的人，但是，因为事情头绪太多，脑袋里考虑的学术问题和写作问题也不少，而且每天都收到大量的寄来的书籍和报刊杂志以及信件，转瞬之间就摞成一摞。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需要一本书，往往是遍寻不得。“只在此屋中，书深不知处”，急得满头大汗，也是枉然。只好到图书馆去借，等我把文章写好，把书送还图书馆后，无意之间，在一摞书中，竟找到了我原来要找的书，“得来全不费工夫”，然而晚了，工夫早已费过了。我啼笑皆非，无可奈何。
　　等到用另外一本书时，再重演一次这出喜剧。我知道，我要寻找的书友，看到我急得那般模样，会大声给我打招呼的，但是喊破了嗓子，也无济干事。
　　我还没有修持到能听懂书的语言的水平。我还要加倍努力去修持。我有信心，将来一定能获得真正的“天眼通”和“天耳通”。只要我想要哪一本书，那一本书就会自己报出所在之处，我一伸手，便可拿到，如探囊取物。这样一来，文思就会像泉水般地喷涌，我的笔变成了生花妙笔，写出来的文章会成为天下之至文。到了那时，我的书斋里会充满了没有声音的声音，布满了没有形象的形象。我同我的书友们能够自由地互通思想，交流感情。我的书斋会成为宇宙间第一神奇的书斋。岂不猗欤休哉！
　　我盼望有这样一个书斋。
　　1993年6月22日

　　王力先生——《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序

　　要论资排辈，了一先生应该是我的老师。如果我记忆不错的话，他是1932年从法国回国到清华大学来任教的，我当时是西洋文学系三年级的学生。因为行当不同，我们没有什么接触。只有一次，我们的老师吴雨僧（宓）教授请我们几个常给《大公报》文学副刊写文章的学生吃饭，地点是在工字厅西餐部，同桌有了一先生。当时师生之界极严，学生望教授高入云天，我们没能说上几句话。
　　以后是漫长的将近二十年。1950 年，我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和缅甸。因为是解放后第一个大型的出国代表团，所以筹备的时间极长。周总理亲自过问筹备工作，巨细不遗。在北京筹备了半年多，又到广州呆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我们访问了岭南大学。了一先生是那里的文学院院长，他出来招待我们。由于人多，我们也没能说上多少话。我同时还拜谒了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他也在那里教书。那是我第一次到广州。时令虽已届深秋，但是南国花木依然蓊郁，绿树红花，相映成趣。我是解放后第一次出国，心里面欣慰、惊异、渴望、自满，又有点忐忑不安，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甜甜的，又有点酸涩。在岭南大学校园里，看到了含羞草一类的东西，手指一戳，叶子立即并拢起来，引起了我童心般的好奇。再加上见到了了一先生和寅烙先生，心里感到很温暖。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如在目前。
　　以后又是数年的隔绝。1952 年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1954 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调整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了一先生也迁来北京。从此见面的时间就多起来了。
　　从宏观上来看，了一先生和我都是从事语言研究的。解放以后，提倡集体主义精神，成立机构，组织学会，我同了一先生共事的机会大大地多了起来。首先是国务院（最初叫政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了一先生和我从一开始就都参加了。了一先生重点放在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方面，我参加的是汉字简化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常常听到他以平稳缓慢的声调，发表一些卓见。其次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的编纂工作。
　　了一先生是中国语言学界的元老之一，在很多问题上，我们都要听他的意见。
　　在编纂过程中，我们在一起开了不少的会。了一先生还承担了重要词条的编写工作。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写的词条别人提出了意见，他一点权威架子也没有，总是心平气和地同年轻的同志商谈修改的意见。这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将毕生难忘。最后是中国语言学会的工作。为这一个重要的学会，他也费了不少的心血，几次大会，即使不在北京，他也总是不辞辛劳，亲自出席。大家都很尊敬他，他在会上的讲话或者发言，大家都乐意听。
　　通过了这样一些我们共同参加的工作，我对了一先生的为人认识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清楚了。我觉得，他禀性中正平和，待人亲切和蔼。我从来没见他发过脾气，甚至大声说话，疾言厉色，也都没有见过。同他相处，使人如坐春风中。他能以完全平等的态度待人，无论是弟子，还是服务人员，他都一视同仁。北大一位年轻的司机告诉我说：有一次，他驱车去接了一先生，适逢他在写字，他请了一先生也给他写一幅，了一先生欣然应之，写完之后，还写上某某同志正腕，某某是司机的名字。这一幅珍贵的字条，这位年轻的司机至今还珍重保存。一提起来，他欣慰感激之情还溢于言表。
　　谈到了一先生的学术成就，说老实话，我实在没有资格来说三道四。虽然我们同属语言学界，但是研究的具体对象却悬殊很大。了一先生治语音学、汉语音韵学、汉语史、中国古文法、中国语言学史、汉语诗律学、中国语法理论、中国现代语法、同源字等等。我自己搞的则是印度佛教梵文以及新疆古代语言文字、吐火罗文之类。二者搭界的地方微乎其微。了一先生学富五车，著作等身。我确实读过不少他的著作，但是并没有读完他所有的著作。
　　以这样一个水平来发表意见，只能算是管窥蠡测而已。可是我又觉得非发表一点意见不行。所以我现在只能从低水平上说一点个人的意见，至于是否肤浅甚至谬误，就无法过多地考虑了。
　　我想用八个字来概括了一先生的学风或者学术成就：中西融会，龙虫并雕。
　　什么叫中西融会呢？我举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了一先生治中国音韵学用力甚勤，建树甚多。原因何在呢？在中国音韵学史上，从明末清初起，直至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师辈出，成就远迈前古。顾炎武、戴东原等启其端。
　　到了乾嘉时代，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诸大师出，辉煌如日中天。
　　清末以后，章太炎、黄季刚、王静庵等，追踪前贤，多所创获。这些大师审音之功极勤，又师承传授，汉语古音体系基本上弄清楚了。但是，他们也有不足之处，他们对于发音部位、发音方法缺乏近代科学的审析方法，因而间或有模糊之处。而这一点正是西方汉学家的拿手好戏。瑞典高本汉研究中国汉语古音，自成体系，成绩斐然，受到中国学者如胡适、林语堂等的尊崇，叹为得未曾有。实际上欧洲学者的成就正是中国学者的不足之处。了一先生一方面继承了中国的优秀传统，特别是乾嘉大师的衣钵，另一方面又精通西方学者的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在汉语音韵学的研究中走出了一条新路。所以我说他是中西融会。至于他在汉语史等方面的研究上也表现出融会中西两方的优点的本领，并且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什么叫龙虫并雕呢？了一先生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龙虫井雕斋。意思十分清楚：既雕龙，又雕虫，二者同样重要，无法轩轾，或者用不着轩轾。他的著作中有《龙虫并雕斋诗集》、《龙虫并雕斋文集》、《龙虫并雕斋琐语》等。可见了一先生志向之所在。这一件事情，看似微末，实则不然。从中国学术史上来看，学者们大别分为两类。一类专门从事钻研探讨，青箱传世，白首穷经，筚路蓝缕，独辟蹊径，因而名标青史，举世景仰。一类专门编写通俗文章，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普及工作。二者之间是有矛盾的，前者往往瞧不起后者，古人说：“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可以充分透露其中消息。实际上，前者不乐意、不屑于做后者的工作，往往是不善于做。能兼此二者之长的学者异常地少，了一先生是其中之一。在前者中，他是巨人；对于后者，不但乐意做，而且善于做。他那许多通俗的文章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的著作《江浙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对于普及普通话工作所起的推动作用，是难以估量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了一先生的远大的眼光和广阔的胸怀。我认为，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是值得我们大家都去学习的。“阳春白雪”，我们竭诚拥护，这是不可缺少的。难道说“国中和者数千人”的“下里巴人”就不重要，就是可以缺少的吗？
　　我在上面谈了我对了一先生为人和为学的一些看法。在世界和中国学术史上，常常碰到一种现象，那就是：一个学者的为人和为学两者之间有矛盾。
　　有的人为学能实事求是，朴实无华，而为人则诡谲多端，像神龙一般，令人见首不见尾。另外一些人则正相反，为学奇诡难测，而为人则淳朴坦荡。我觉得，在了一先生身上，为人与为学则是完全统一的。他真正是文如其人，或者人如其文。在这两个方面他给人的印象都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只有实事求是之心，毫无哗众取宠之意。大家都会承认，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多少年来，我曾默默地观察、研究中国的知识分子，了一先生也包括在里面。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实在是一群很特殊的人物。他们的待遇并不优厚，他们的生活并不丰足，比起其他国家来，往往是相形见继。在过去几十年的所谓政治运动中，被戴上了许多离奇荒诞匪夷所思的帽子，磕磕碰碰，道路并不平坦。在十年浩劫中，更是登峰造极，受到了不公正的冲撞。了一先生也没有能幸免。但是，时过境迁，到了今天，我从知识分子口中没有听到过多少抱怨的言谈。从了一先生口中也没有听到过。他们依然是任劳任怨，勤奋工作，“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他们中的很多人真正做到了“澹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为培养青年学生，振兴祖国学术而拼搏不辍。
　　在这样一些人中，了一先生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如果把这样一群非常特殊的人物称为世界上最好的知识分子，难道还有什么不妥之处吗？
　　人们不禁要问：原因何在呢？难道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群圣人、神人、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吗？当然不是。我个人认为，只有在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才能出现。在这些人身上，爱国主义是根深蒂固、血肉相连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某一些（不是全体）知识分子，不管在国家兴旺时多少高谈爱国，义形于色；只要稍有风吹草动，立即远走高飞，把自己的国家丢到脖子后面，什么爱国主义，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在中国则不然。
　　知识分子在旧社会吃过苦头，受到过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今天得到了解放，当然会由衷地欢畅和感激。要说他们对今天当前的情况完全满意，那也不是事实。但是，只要向前看，就可以看到，不管我们目前还有多少困难和问题，不管还有多少大风大浪，总起来说，我们的社会还是向上的，前途是光明的。
　　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之情决不会改变。这一点，在了一先生身上，在许多知识分子身上，显得非常突出。我觉得，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可宝贵的品质，年青一代人应该永远保持下去。
　　了一先生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的人品，他的学术却永远不会离开我们。
　　他留给我们的一千多万字的学术著作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要认真学习、研究，再从而发扬光大之，使中国的语言研究更上一层楼。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从这一册琳琅满目的纪念论文集中，我仿佛听到了我们大家的共同的心声。
　　愿了一先生为人和治学的精神永存。
　　1987年11月4日

　　韩国友人——《白凡逸志》汉译本序

　　当我还是一个青年学生时，我就仰慕金九先生的大名。当时我们中国正被压在三座大山之下，而韩国也同样处在外寇的直接统治下。我们两国人民同置身于水深火热中，受尽了灾难。《庄子·大宗师》中有一段有名的话：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我们两国当时正如“相与处于陆”的鱼类，“相呴以湿，相濡以沫”，这是我们唯一能够做而且应当做的事。我们还没有资格“相忘于江湖”。
　　由于所学的行当不同，我对韩国所知不多，我对于政治也没有兴趣。但是，我自认为自幼爱国，不敢后人。我爱自己的国家，也尊重敬佩其他被压迫国家的爱国志士。金九先生正是这样的志士中之佼佼者。尽管我对他的活动不甚了了；但是，同他有联系的安明根、李奉昌、尹奉吉等韩国爱国烈士，却是我所熟悉而且异常崇拜的。我对金九先生又焉得不尊敬而且崇拜呢？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到了中年竟同韩国有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今天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杨通方教授来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任教。当时我正任系主任，他之所以能进北大，我应该说是尽了力的。但因所学行当不同，平时几乎没有往来。虽然同居一楼，而且是对门，长达十年之久，并没有改变这种情况。由于大家都熟知的原因，他头上无形中戴着多顶政治帽子。今天回忆起来，我长时间内是东语系的当权派，差幸我在心里并没有把他打入另册，没有落井下石，这是可以聊以自慰的。就只觉得他为人狷介，还颇有点敬重之意。到了十年浩劫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那一位倒行逆施而又炙手可热的“老佛爷”，被她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我因此几乎把命赔上。杨通方教授处在那样极为不利的地位上，竟也仿佛吃了老虎心、豹子胆一样，挺身出来，静坐示威，反抗那一位名扬全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我真感到极为吃惊，陡然产生了尊敬之感。我心里常常自己念叨：“杨通方这人极不简单，是一条硬骨头汉子，必须刮目相看！”
　　到了80 年代，义通过杨通方的关系认识了他的恩师，韩国大教育家、原高丽大学校长金俊烨博士。金博士热情、淳朴、和蔼、真诚，从任何方面来衡量，他都达到东方的最高伦理道德的标准。我们可以说是一见如故。这种情况，在我的一生中也是极为罕见的。承蒙金俊烨博士的邀请，在中韩正式建交之前，我就同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李滔教授和杨通方教授访问了韩国。由于金俊烨博士的妥善安排，我们在那里访问了许多大学，访问了韩国社会科学院，访问了古都庆州，结识了韩国爱国大企业家金字中先生，结识了许多著名的学者。韩国在各方面的辉煌成就以及韩国学者和人民对中国的友好情谊，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我万没有想到，自己竟能在垂暮之年，得此天外飞来的幸福，不虚此生矣。
　　从那以后，我逐渐了解到了国立东方语专的情况，了解到了东方语专增设韩语科的情况，了解到了金俊烨博士到韩语科任教的情况，了解到了金俊烨博士同杨通方教授的关系，了解到了金俊烨博士本人的一些情况。最重要的是，我了解到了：在所有的这些情况的背后，赫然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在，这个人就是韩国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革命家和领袖，中韩近代友谊长城的缔造者，一代伟人金九先生。
　　原来在1945 年日本军国主义者投降以后，金九先生高瞻远瞩，为了加强即将成为独立国家的祖国与中国的友谊联系，派人到东方语专新成立的韩语科任教，被派的人就是韩国临时政府的年轻成员金俊烨博士。韩国光复军李青天总司令，韩国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闵弼镐团长（相当于韩国临时政府驻华大使，金俊烨先生岳父），都曾到东方语专，看望韩语科学生，并发表演讲。1948 年，韩语科第一届学生毕业。金俊烨博士受金九主席之托，挑选了学习优秀的杨通方等四名学生，到韩国Seoul 大学校文理科大学史学科留学。金九主席在私邸设宴为杨通方等接风，对他们备加勉励。1949 年6 月26日，韩国一代伟人白凡金九先生被暴徒枪击逝世。在吊唁期间，杨通方不顾当时险恶环境，亲往京桥庄灵堂吊唁，并庄重签名：“Seoul 大学校史学科中国留学生杨通方。”三十多年以后，经过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漫长的阶段，金俊烨博士和杨通方教授师徒二人，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北大会面了。北大隆重授予金俊烨博士名誉教授称号，又创办了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杨通方教授为主任。这一举继承了几千年的中韩传统友谊，
　　另一方面又奠定了中韩两国教育学术界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千秋万岁的友好的基础。
　　金九先生、金俊烨博士和杨通方教授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
　　最近我又读了金九先生哲嗣金信先生的一篇文章：《异国空军司令的中国情》。文中对中国的一片真情深深地感动了我，同时我对金九先生的认识也大大地提高了，加深了。我感到无比的振奋与欣慰。
　　金信先生于1922 年诞生在中国的上海，那里是韩国临时政府所在地。他父亲金九先生是政府首脑，但家中极贫。他祖母提出了要金九先生找一个职业糊口。但是金九先生以国事为重，斩钉截铁地说：“我死也不离开临时政府的大门！”简短一句话，掷地作金石声，爱国之心气贯长虹，真能够惊天地，泣鬼神，今天读来，仍然虎虎有生气。没有这种精神，哪里能来韩国的独立呢？金信先生的哥哥患了肺结核。但是，临时政府没有钱给病了的同志治病，自己的儿子也决不能享受特权。就这样，儿子终于去世。金九先生悲痛万分，然而他仍然把救国放在首位。只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才能“敢教日月换新天”，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金九先生于1929 年，在革命最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写了《白凡逸志》，目的是教育儿子。1947 年，革命胜利了，又写了续篇。为了同外寇战斗，金九先生把金信派往中国空军学校，学习驾驶飞机，为光复做准备。金信先生青少年时受教育，基本上都是在中国。他曾在中大附中读过书，上过西南联大。他在中国有很多极为要好的朋友。他对中国，像其他在中国往过的韩国的革命志士（金俊烨博士就是其中最光辉的代表）一样，对中国怀着万分深厚真挚的情谊。他自称是“半个中国人”，可见他对中国的感情深厚到什么程度！
　　金信先生回国以后，担任过许多显要的职务，比如空军参谋总长、交通部长、国会议员、韩国驻台湾大使，现任韩国独立运动纪念馆的顾问。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他那“半个祖国”的中国。他在文章中写道：“近年以来，我每年都重返中国，重游故地，踏着父亲战斗的足迹，寻找自己青年时代的履痕。”这可以说是对华深厚感情见诸行动的表现。
　　又一个万万没有想到，正当我写这一篇序文的时候，我有幸亲自会见了金信先生，他正应邀到中国来访问，陪他到北大来的还有父亲是韩国革命志士的李素心女士。我们晤谈了没有多久，金信先生脱口而出说了一句话：“我们是一见如故！”“一见如故”这四个字正是我在上面谈到同金俊烨博士会面时使用过的。这么多的“一见如故”难道不正是我们两国人民长达几千年的传统友谊在我们灵魂深处的反映吗？面对着金信将军，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我多年景仰但始终没有能见面的他的尊人金九先生。站在我眼前的仿佛就是白凡金九先生本人。我对金九先生的尊敬与崇拜仿佛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我此时思绪万端，一下子回忆起来了北大东语系（现改为东方学系）韩语科（朝鲜语专业）走过来的道路。为了我们国家的建设，为了加强中韩（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我们培养了一批韩（朝）语人材，他们正在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等许多领域内，发挥着良好的作用。现在我国驻韩国的大使就是其中之一，本书《金九传》的译者也是我们的毕业生。
　　中国有一句俗话：“饮水不忘掘井人。”我们没有忘，而且永远也不会忘我们的掘井人金九先生、金俊烨先生等等一批南北韩的朋友们。杨通方教授和其他一些教员也没有辜负金九先生和金俊烨先生的重望，在培养学生工作中尽上了力量。金九先生在天之灵看到这情况也会感到欣慰吧。我作为系的领导人也与有荣焉。
　　根据金信将军的介绍，他尊人的这一部《自传》在台湾出版过译本，在韩国也印刷过。但是宣德五和张明惠这一个译本所使用的材料，则超过过去的译本，不但全，而且还使用了金九先生的手稿，这个译本是最完善的本子。
　　在译文方面，金信先生和许多韩国朋友，亲自把关，字斟句酌，务求准确、完美，译文应该说是完全可靠的。金信先生说，将来还要出英文译本，而英译本所依据的就正是现在这个汉译本，可见他对这个译本的重视。东方出版社的庄浦明先生慨然应允出版，并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好的装帧，把此书呈献于读者之前。总之，通过多方面的通力合作，真所谓珠联壁合，不愧是中国出版界一件壮举。此书定将受到海内外读者的热烈欢迎，不卜可知。
　　但是，此书之出版，其意义远远地超出了出版界。从远一点来说，这是继承中韩长期传统友谊的具体体现。从近一点来说，这又是当前中韩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合作精神的具体体现。在中国，目前全国人民正加强爱国主义的教育。真正的爱国主义根据我的理解应该是，决不侵略别的国家，也不允许别的国家侵略自己。我们既爱自己的国家，也尊重其他国家爱自己国家的仁人志士。真正的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永远是并行不悖，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毫无疑问，金九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会给我们极大的启发和鼓舞。
　　我在本文开头时，引用了庄子的一段话。现在，我国和韩国都早已取得了独立，正在意气风发地建设各自的国家。我们已经不是“处于陆”的鱼了，用不着“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了，我们已经是在江湖中，可以畅游了。但是，我相信，我们是人，不是鱼，我们是有感情懂友谊的。不但在江湖中我们不会相忘，即使是在海洋中，我们也决不会相忘，永远不会相忘。
　　这是我坚定的信念。是为序。
　　1994年4月17日

　　《怀旧集》自序

　　《怀旧集》这个书名我曾经想用过，这就是现在已经出版了的《万泉集》。
　　因为集中的文章怀念旧人者颇多。我记忆的丝缕又挂到了一些已经逝世的师友身上，感触极多。我因此想到了《昭明文选》中潘安仁的《怀旧赋》中的文句：“霄展转而不寐，骤长叹以达晨；独郁结其谁语，聊缀思于斯文。”
　　我把那一个集子定名为《怀旧集》。但是，原来应允出版的出版社提出了异议：“怀旧”这个词儿太沉闷，太不响亮，会影响书的销路，劝我改一改。
　　我那时候出书还不能像现在这样到处开绿灯，我出书心切，连忙巴结出版社，立即遵命改名，由“怀旧”改为“万泉”。然而出版社并不赏脸，最终还是把稿子退回，一甩了之。
　　这一段公案应该说是并不怎样愉快。好在我的《万泉集》换了一个出版社出版了；社会反应还并不坏。我慢慢地就把这一件事忘记了。
　　最近，出我意料之外，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老友张文定先生一天忽然对我说：“你最近写的几篇悼念或者怀念旧人的文章，情真意切，很能感动人，能否收集在一起，专门出一个集子？”他随便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悼念胡乔木同志的文章。他这个建议过去我没有敢想过，然而实获我心。我首先表示同意，立即又想到：《怀旧集》这个名字可以复活了，岂不大可喜哉！
　　怀旧是一种什么情绪，或感情，或心理状态呢？我还没有读到过古今中外任何学人给它下的定义，恐怕这个定义是非常难下的。根据我个人的想法，古往今来，天底下的万事万物，包括人和动植物，总在不停地变化着，总在前进着。既然前进，留在后面的人或物，或人生的一个阶段，就会变成旧的，怀念这样的人或物，或人生的一个阶段，就是怀旧。人类有一个缺点或优点，常常觉得过去的好，旧的好，古代好，觉得当时天比现在要明朗，太阳比现在要光辉，花草树木比现在要翠绿，总之，一切比现在都要好，于是就怀，就“发思古之幽情”，这就是怀旧。
　　但是，根据每一个人的常识，也并不是一切旧人、旧物都值得怀。有的旧人，有的旧事，就并不值得去怀。有时一想到，简直就令人作呕，弃之之不暇，哪里还能怀呢？也并不是每一次怀人或者怀事都能写成文章。感情过分地激动，过分悲哀，一想到，心里就会流血，到了此时，文章无论如何是写不出来的。这个道理并不难懂，每个人一想就会明白的。
　　同绝大多数的人一样，我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人，人的七情六欲，我一应俱全。尽管我有不少的缺点，也做过一些错事；但是，我从来没有故意伤害别人；如有必要，我还伸出将伯之手。因此，不管我打算多么谦虚，我仍然把自己归入好人一类，我是一个“性情中人”。我对亲人，对朋友，怀有真挚的感情。这种感情看似平常，但实际上却非常不平常。我生平颇遇到一些人，对人毫无感情。我有时候难免有一些腹诽，我甚至想用一个听起来非常刺耳的词儿来形容这种人：没有“人味”。按说，既然是个人，就应当有“人味”。然而，我积八十年之经验，深知情况并非如此。“人味”，岂易言哉！岂易言哉！
　　怀旧就是有“人味”的一种表现，而有“人味”是有很高的报酬的：怀旧能净化人的灵魂。亲故老友逝去了，或者离开自己远了。但是，他们身上那一些优良的品质，离开自己越远，时间越久，越能闪出异样的光芒。它仿佛成为一面镜子，在照亮着自己，在砥砺着自己。怀这样的旧人，在惆怅中感到幸福，在苦涩中感到甜美。这不是很高的报酬吗？对逝去者的怀念，更能激发起我们“后死者”的责任感。先死者固然能让我们哀伤，后死者更值得同情，他们身上的心灵上的担子更沉重。死者已矣，他们不知不觉了。后死者却还活着，他们能知能觉。先死者的遗志要我们去实现，他们没有完成的工作要我们去做。即使有时候难免有点想懈怠一下，休息一下，但一想到先人的声音笑貌，立即会振奋起来。这样的怀旧，报酬难道还不够高吗？
　　古代希腊哲人说，悲剧能净化（katharsis）人们的灵魂。我看，怀旧也同样能净化人们的灵魂。这一种净化的形式，比悲剧更深刻，更深入灵魂。
　　这就是我的怀旧观。
　　我庆幸我能怀旧，我庆幸我的“人味”支持我怀旧，我庆幸我的《怀旧集》这个书名在含冤蒙尘十几年以后又得以重见天日，我乐而为之序。
　　1994年10月22日

　　读朱自清《背影》

　　这几乎是一篇家喻户晓的名篇，自来论之者众矣。但是，我总觉得，还有许多话要说，所以写了这一篇短文。
　　从艺术性来看，这篇文章朴素无华，语言淳朴自然，毫无矫揉造作之处。
　　这是朱自清先生一贯的文风，实际上用不着再多费笔墨，众多的评论家，在这一点上，意见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至于思想性，则可说的话就非常非常多了。我个人认为，有一些十分重要的话，过去并没有人说过，不能不影响对这一名篇的欣赏。
　　要想真正理解这一篇文章的涵义，不能不从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华民族的历史谈起。什么是中华文化的精义呢？几乎言人人殊，论点多如牛毛。但我认为，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先师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輓词》的《序》中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见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 者。”《白虎通》的“三纲”，指的是君臣，父子、夫妇。“六纪”指的是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这些话今天看来未免有点迂腐，也不能说，其中没有糟粕，比如“夫为妇纲”之类。至于君臣，今天根本没有了；但是国家与人民的却差堪比拟。
　　总之，我们应取其精髓，不能拘泥于字面。
　　无独有偶，我偶然读到香港著名学者铙宗颐教授的一篇访问记。铙先生说：“中国文化所以能延绵数千年，仍有如此凝聚力量，实乃受两个因素所驱使，一是文字，二是纲纪，即礼也。依我多年所悟，中华文化的特点，是在儒家思想中的‘礼’，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学问，这个关系就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要明是非，方能取得‘和’，所以《论语》说：“礼之用，和为贵。’”
　　铙先生的意见同陈先生几乎是完全一致的。这两位哲人实在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今天，人们在国内讲“安定团结”，在国际上我们主张和平，讲“和为贵”。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都需要一定道德伦理的制约，纲纪就是制约的手段。没有这个手段，则国将大乱，国际间也不会安宁。打一个简单明了的比方，纲纪犹如大街上的红绿灯。试思：如果大街上没有了红绿灯，情况将会何等混乱，不是一想就明白吗？
　　我仿佛听到有人提抗议了：你扯这么远，讲这样一些大道理，究竟想干什么呢？
　　我并没有走题，而且是紧紧地扣住了题，《背影》表现的就正是三纲之一的父子这一纲的真精神。中国一向主张父慈子孝。在社会上，孝是一种美德。在历史上，不知道有多少皇帝标榜“以孝治天下”。然而，在西方呢，拿英文来说，根本就没有一个与汉文“孝”字相当的单词，要想翻译中国的“孝”字，必须绕一个弯子，译做Filial riety，直译就是“子女的虔诚”。
　　你看啰嗦不啰嗦！
　　这一字之差，有人或许说这是一件小事。然而，据我看，这却是一件大事，明确地说明了东西社会伦理道德之不平。我只说我们的好，不说别人的坏。西方当然也有制约社会活动求得安定的办法，否则社会将不成为社会了。
　　我们中国办法就是利用几千年传下来的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精义纲纪的学说，来调整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得到调整，则社会安定也就有了保障。再济之以法，那么天下就可以太平了。
　　我觉得，读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就应该把眼光放远，远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然后才能真正体会到这篇名文所蕴涵的真精神。若只拘泥于欣赏真挚感人的父子之情，则眼光就未免太短浅了。
　　1995年2月21日

　　《赋得永久的悔》序

　　我向不敢以名人自居，我更没有什么名作。但是当人民日报出版社的同志向我提出要让我在《名人名家书系》中占一席地时，我却立即应允了。原
　　因十分简单明了：谁同冰心、巴金、萧乾等我的或师或友的当代中国文坛的
　　几位元老并列而不感到光荣与快乐呢？何况我又是一个俗人，我不愿矫情说谎。
　　我毕生舞笔弄墨，所谓“文章”，包括散文、杂感在内，当然写了不少。
　　语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自己的东西是好是坏，我当然会有所反思；但我从不评论，怕自己迷了心窍，说不出什么符合实际的道道来。别人的评论，我当然注意；但也并不在意。我不愿意像外国某一个哲人所说的那样“让别人在自己脑袋里跑马。”我只有一个信念、一个主旨、一点精神，那就是：写文章必须说真话，不说假话。上面提到的那三位师友之所以享有极高的威望，之所以让我佩服，不就在于他们敢说真话吗？我在这里用了一个“敢”
　　字，这是“画龙点睛”之笔。因为，说真话是要有一点勇气的，有时甚至需要极大的勇气。古今中外，由于敢说真话而遭到恶运的作家或非作家的人数还算少吗？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千百年来流传下来为人所钦仰颂扬的作家或非作家无一不是敢说真话的人。说假话者其中也不能说没有，他们只能做反面教员，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是，只说真话，还不能就成为一个文学家。文学家必须有文采和深邃的思想，这有点像我们常说的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问题。我说“有点像”，就表示不完全像，不完全相等。说真话离不开思想，但思想有深浅之别，有高下之别。思想浮浅而低下，即使是真话，也不能感动人。思想必须是深而高，再济之以文采，这样才能感动人，影响人。我在这里特别强调文采，因为，不管思想多么高深，多么正确，多么放之四海而皆准，多么超出流俗，仍然不能成为文学作品，这一点大家都会承认的。近几年来，我常发一种怪论：谈论文艺的准则，应该把艺术性放在第一位。上面讲的那些话，就是我的“理论根据”。
　　谈到文采，那是同风格密不可分的。古今中外，有成就的作家都有各自的风格，泾渭分明，决不含混。杜甫诗：“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这是杜甫对庾信和鲍照风格的评价。而杜甫自己的风格，则一向被认为是“沉郁顿挫”，与之相对的是李白的“飘逸豪放”。对于这一点，自古以来，几乎没有异议。这些词句都是从印象或者感悟得来的。在西方学者眼中，或者在中国迷信西方“科学主义”的学者眼中，这很不够意思，很不“科学”，他们一定会拿起他们那惯用的分析的一“科学的”解剖刀，把世界上万事万物，也包括美学范畴在内肌分理析，解剖个淋漓尽致。可他们忘记了，解剖刀一下，连活的东西都立即变成死的。反而不如东方的直觉的顿悟、整体的把握，更能接近真理。
　　这话说远了，就此打住，还来谈我们的文采和风格问题。倘若有人要问：“你追求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文采和风格呢？”这问题问得好。我舞笔弄墨六十多年，对这个问题当然会有所考虑，而且时时都在考虑。但是，说多了话太长，我只简略地说上几句。我觉得，文章的真髓在于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个“真”字。有了真情实感，才能有感人的文章。文采和风格都只能在这个前提下来谈。我追求的风格是：淳朴恬澹，本色天然，外表平易，秀色内涵，形式似散，经营惨淡，有节奏性，有韵律感，似谱乐曲，往复回还，万勿率意，切忌颟预。我认为，这是很高的标准，也是我自己的标准。别人不一定赞成，我也不强求别人赞成。喜欢哪一种风格，是每一个人自己的权利，谁也不能干涉。我最不赞成刻意雕琢，生造一些极为别扭，极不自然的词句，顾影自怜，自以为美。我也不赞成平板呆滞的文章。我定的这个标准，只是我追求的目标，我自己也做不到。
　　我对文艺理论只是一知半解，对美学更是门外汉。以上所言，纯属野狐谈禅，不值得内行一顾。因为这与所谓“名人名作”有关，不禁说了出来，就算是序。
　　1995年11月3日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序

　　完全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最近结识了延边大学出版社的贾锐同志。
　　虽然初次见面，但是我们颇能谈得来。佛家讲因缘，中国老百姓讲缘分。我不是宗教家，但缘分我却是相信的。原因何在呢？原因就是你非信不行。哲学上讲偶然性，你能把偶然性说清楚吗？偶然性其实就是除掉迷信成分的缘分。
　　我们这份缘分还是有点来源的。来源就是贾锐同志的夫人延边大学副教授王文宏女士。文宏曾来北大从中文系刘煊教授进修过，所以我们早就认识。
　　她是一位心地善良，感情超过需要的，有才华而又勤奋努力的女青年学者，成绩斐然。由于她的缘故，我才认识了她的丈夫。在这里，我不禁又要讲缘分了。如果没有缘分，我怎么能同来自几千里外的文宏认识了呢？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贾锐同志以其出版家的敏感和善于捕捉“战机”
　　的本领——我几乎想说是“本能”——突然向我提出建议，要想出我一本书，书名原定为《心声集》，后又改名为《我的心是一面镜子》，都是出于我两篇文章的名称。书名如何定，我毫无疑义，怎样定都行，反正内容都是一样的。但是，对于这个建议，对于出我的书，却大出我意料。我几乎没加考虑，就予以断然拒绝。我不是不感激他们的感情，不是对出书不高兴，而是别有原因。我以毕生心血倾全力搞的研究工作，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写点抒情散文或杂文之类，是情动之中不能不抒发时“流”出来的。我从来不有意为文，“为觅新词强说愁”。因此我对自己写的这类东西，既偏爱，又不太重视。
　　我从来不敢以作家自命。在文坛上或什么坛上获得的那一点青睐，在高兴之余我并不十分看重。在潜意识中，恐怕难免有点“雕虫小技”之感。
　　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最近几个月以来，有几个出版社，北京、上海、浙江、天津等地都有，给我出了几本选集，有的已出版，有的正在印刷中。虽然编排的目的和原则都不一样，但是所选的文章，则难免有所雷同。
　　我颇听到一些读者或买书者抱怨之声。重复选编，大作家可以，如我辈戋戋者则不可。这是我个人的“活思想”。因此，我出于“私心”——公心大概也有一点吧——断然拒绝了贾锐同志和文宏的建议。
　　但是，贾锐同志坚韧不拔，继续向我“说法”，文宏又从旁大敲边鼓。
　　看样子，我如果不应允，他们决不会善罢干休的。当年，生公说法，顽石还能点头。我这个活人，难道连顽石都不如吗？此外，我还有一点想法，可能算是“私心杂念”吧。写文章的人总喜欢或者希望别人能够读自己的文章。
　　如果有人说，自己的文章不喜欢或者不希望别人读，那你就把自己的灵感焖在肚子里好了，何必写出来灾祸梨枣呢？这样过分的矫情形同虚伪，为我所不取。而且他们两位还说，在延边根本买不到我的书。根据上面这一些复杂而又曲折的考虑，内因与外因相结合，我终于点头同意。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我看，谁的心都是一面镜子。不过， 这一面镜子有大，有小；有明，有暗；有的有时明有时暗，有的总是明或总是暗；有的人意识到它，有的人没有意识到；有的人意识到而能反映出来，有的人意识到却反映不出来。在这花花世界，众相纷杂。在三千大千世界中，只要有动物的地方，就都会有这种现象。此事太玄远幽奥，恐怕只有无所不见无所不知的佛祖或上帝，也许再加天老爷，才能了知，我辈凡人大可以不必操这一份心了。
　　我现在只讲凡人的事，只讲我这个凡人的事。我决没有什么过人的地方，我不比别人多一只眼睛，多一个耳朵，多一颗心。但是，差堪自慰者，我不糊涂，或者不太糊涂，我敏感，我有感情。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和芸芸众生，风花雪月，阴晴寒暑，一旦触及我的五官，就必然映现在我心里这一面镜子上。我这面镜子能辨邪正，分是非，能使魑魅魍魉现形，能使牛鬼蛇神无所逃遁。我对它是颇有自信的。物换星移，八十五年于兹矣，它至今仍旧朗然。
　　有时候，我无端会可怜起我这一面镜子来，它的负担实在太大太大了。从高中时起，我受了几位老师的影响和鼓励，开始舞笔弄墨。以后，虽然倾全力搞的是另一个行道，可是积习难除，每有所感，我的心这一面镜子每有什么映像，我自然而然地就会拿起笔描绘下来，我识人成千上万，游踪遍亚、欧、非三大洲。国内、国外、伟人、猛人，君子、小人，地、富、反、坏、右、叛、特、走资、臭，我无不接触，我自己就是其中的“老九”嘛！至于浩渺大洋，巍峨峻岭，瑰丽春花，晶莹秋月，夏日红荷，三冬冰雪，更是每年一度会面，从不爽约。所有这一切纷纭繁复的五光十色的人和物，都反映到我的心镜中。一旦心血来潮，也通过笔墨流到了纸上，装订成集。积之既久，我的所谓“作品”，数量也就颇为可观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我的心镜中赫然有一个延吉，有延边大学，有长白山，有天池，有图们江。我前几年访问延边大学时，承老友郑判龙教授和当时的校长垂青，我曾在延大作过一次所谓“学术报告”，认识了许多学有根底的教授。在招待方面，判龙兄自不必说，卢处长、王文宏、金宽雄等等一批朋友，包括司机金师傅和小夏在内，无不争先恐后，真使我“宾至如归”，高谊隆情，永志不忘。长白山和天池的瑰丽风光永远映在我的心镜上；图们江的流水和浪花永远映在我的心镜上；延吉市独特的市容永远映在我的心镜上；延边朝汉两族祥和亲切的气氛永远映在我的心镜上；延边人喝啤酒不论瓶而论箱的豪迈气概永远映在我的心镜上；延边青年朋友食蛇饮酒的胆量也永远映在我的心镜上。从这一面心镜上也流出了几篇散文，汉文原文已出版，朝文译文听说也已出版了。所可惜者，当时贾锐同志出差在外，未能识荆，直到几年后才在北京见面。不管怎样，在我这一面长达八十多年的至今仍不失其光辉的心镜上，延边和延边人给涂上了绚丽夺目的色彩，给我增添了无量情趣，我感到无比的安慰和幸福。
　　我在上面已经说到，真是十分出我意料之外，现在延大出版社竟要给我出一本散文选集《我的心是一面镜子》。这样一来，我同延边的关系，我同延边大学的关系，我同延边方面的新老朋友的关系，就能够更固定下来而且长久化了——我不说“永久化”，因为我这些拙作决不会永久化的。这样一件对我来说是天大的好事，我最初竟然企图坚决推掉。断章取义，借用一下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或可自我解嘲。倘若借用佛家的说法，或更贴切。佛家有“顿悟”、“渐悟”之分。我根底瘠薄，生性鲁钝，“顿悟”之时几乎没有，我大概是“渐悟”一流。但是“渐悟”总比“不悟”要强得多。在出书方面，虽然经过了点波折，我总算“觉今是昨非”了，我这个孺子还是“可教”的，因喜而写了这一篇自序。
　　1996年3月13日

　　●我们没有如来佛的慧眼，把人世间几千年积累的智慧一览无余，只好时刻记住庄子“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名言。

　　杨绛
　　（1911～）
　　女。翻译家、作家。北京人。1932 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著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等，译著有《小癞子》、《堂吉诃德》，散文集《干校六记》等，长篇小说《洗澡》等面世。

　　读书苦乐

　　读书钻研学问，当然得下苦功夫。为应考试，为写论文，为求学位，大概都是苦读。陶渊明好读书。如果他生于当今之世，要去考大学，或考研究院，或考什么“托福儿”，难免会有些困难吧？我只愁他政治经济学不能及格呢，这还不是因为他“不求甚解”。
　　我曾挨过几下“棍子”，说我读书“追求精神享受”。我当时只好低头认罪。我也承认自己确实不是苦读。不过，“乐在其中”并不等于追求享受。
　　这话可为知者言，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对质。不问我们要拜见的主人住在国内国外，不问他属于现代古代，不问他什么专业，不问他讲正经大道理或聊天说笑，都可以挨近前去听个足够。我们可以恭恭敬敬旁听孔门弟子追述夫子遗言，也不妨淘气地笑问“言必称‘亦曰仁义而已矣’的孟夫子”，他如果生在我们同一个时代，会不会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先生呀？我们可以在苏格拉底临刑前守在他身边，听他和一位朋友谈话；也可以对斯多葛派伊匹克悌忒斯（Epictetus）的《金玉良言》思考怀疑。我们可以倾听前朝列代的遗闻逸事，也可以领教当代最奥妙的创新理论或有意惊人的故作高论。反正话不投机或言不入耳，不妨抽身退场，甚至砰一下推上大门——就是说，拍地合上书面——谁也不会嗔怪。这是书以外的世界里难得的自由！
　　壶公悬挂的一把壶里，别有天地日月。每一本书——不论小说、戏剧、传记、游记、日记，以至散文诗词，都别有天地，别有日月星辰，而且还有生存其间的人物。我们很不必巴巴地赶赴某地，花钱买门票去看些仿造的赝品或“栩栩如生”的替身，只要翻开一页书，走入真境，遇见真人，就可以亲亲切切地观赏一番。
　　说什么“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连脚底下地球的那一面都看得见，而且顷刻可到。尽管古人把书说成“浩如烟海”，书的世界却真正的“天涯若比邻”，这话绝不是唯心的比拟。世界再大也没有阻隔。佛说“三千大千世界”，可算大极了。书的境地呢，“现在界”还加上“过去界”，也带上“未来界”，实在是包罗万象，贯通三界。而我们却可以足不出户，在这里随意阅历，随时拜师求救。谁说读书人目光短浅，不通人情，不关心世事呢！这里可得到丰富的经历，可认识各时各地、多种多样的人。经常在书里“串门儿”，至少也可以脱去几分愚昧，多长几个心眼儿吧？我们看到道貌岸然、满口豪言壮语的大人先生，不必气馁胆怯，因为他们本人家里尽管没开放门户，没让人闯入，他们的亲友家我们总到过，自会认识他们虚架子后面的真嘴脸。一次我乘汽车驰过巴黎赛纳河上宏伟的大桥，我看到了栖息在大桥底下那群拣垃圾为生、盖报纸取暖的穷苦人。不是我眼睛能拐弯儿，只因为我曾到那个地带去串过门儿啊。
　　可惜我们“串门”时“隐”而犹存的“身”，毕竟只是凡胎俗骨。我们没有如来佛的慧眼，把人世间几千年积累的智慧一览无余，只好时刻记住庄子“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名言。我们只是朝生暮死的虫豸（还不是孙大圣毫毛变成的虫儿），钻入书中世界，这边爬爬，那边停停，有时遇到心仪的人，听到惬意的话，或者对心上悬挂的问题偶有所得，就好比开了心窍，乐以忘言。这个“乐”和“追求享受”该不是一回事吧？
　　1989年

　　《傅译传记五种》代序

　　我先要向读者道歉，我实在没有资格写这篇序。因为我对于这几部传记的作者以及传记里的人物，毫无研究；也缺乏分别精华和糟粕的能力，不会自信地指出该吸收什么、摈弃什么。但傅敏要我为他爸爸所译的传记作序，找出于对傅雷的友谊，没有推辞。这里，我只简约地介绍这五种传记，并介绍我所认识的这位译者。
　　传记五种，作者只三人。
　　《夏洛外传》里的夏洛，是虚构的人物——电影明星卓别麟的艺术创造。
　　夏洛是一个追寻理想的流浪者；他的手杖代表尊严，胡须表示骄傲，一对破靴象征人世间沉重的烦恼。有一位早期达达派作者以小说的体裁、童话的情趣，写了这部幻想人物的传。译者在他所处的那个“哭笑不得的时代”，介绍了这么一个令人笑、更令人哭的人物，同时也介绍了卓别麟的艺术。①
　　《贝多芬传》、《弥盖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同出罗曼·罗兰之
　　手。传记里的三人，虽然一是音乐家，一是雕塑家兼画家，一是小说家，各有自己的园地，三部传记都着重记载伟大的天才，在人生忧患困顿的征途上，为寻求真理和正义，为创造能表现真、善、美的不朽杰作，献出了毕生精力。
　　他们或由病痛的折磨，或由遭遇的悲惨，或由内心的惶惑矛盾，或三者交叠加于一身，深重的苦恼，几乎窒息了呼吸，毁灭了理智。他们所以能坚持自己艰苦的历程，全靠他们对人类的爱，对人类的信心。贝多芬供大家享乐的音乐，是他“用痛苦换来的欢乐”。弥盖朗琪罗留给后世的不朽杰作，是他一生血泪的凝聚。托尔斯泰在他的小说里，描述了万千生灵的渺小与伟大，描述了他们的痛苦和痛苦中得到的和谐，借以播送爱的种子，传达自己的信仰：“一切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上帝生存的人”：“当一切人都实现了幸福的时候，尘世才能有幸福存在。”罗曼·罗兰把这三位伟大的天才称为“英雄”。他所谓英雄，不是通常所称道的英雄人物。那种人凭借强力，在虚荣或个人野心的驱策下，能为人类酿造巨大的灾害。罗曼·罗兰所指的英雄，只不过是“人类的忠仆”，只因为具有伟大的品格；他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能倾心为公众服务。
　　罗曼·罗兰认为在这个腐朽的社会上、鄙俗的环境里，稍有理想而不甘于庸庸碌碌的人，日常都在和周围的压力抗争。但他们彼此间隔，不能互相呼应，互相安慰和支援。他要向一切为真理、为正义奋斗的志士发一声喊：“我们在斗争中不是孤军！”他要打破时代的间隔和国界的间隔——当然，他也泯灭了阶级的间隔，号召“英雄”们汲取前辈“英雄”的勇力，结成一支共同奋斗的队伍。①《服尔德传》的情调，和以上三部传记不同。作者莫洛阿说，服尔德“一生全是热烈轻快的节奏”。但服尔德观察过人类的生活；他自己也生活过、奋斗过，受过苦，并看到旁人受苦。他认为这个世界是疯狂而残酷的，人的智慧却很有限；可是他主张每个人应当有所作为，干他力所及的事。“一切都是不良的，但一切都可改善。”他为了卫护真理和正义，打击愚蠢和懦怯，常不顾个人利害，奋起斗争。他那些轰轰烈烈的作为，很能振奋人心。①
　　① 参看《夏洛外传》卷头语及译者序。
　　① 参看服尔德《刚第特》和传记本文。
　　读了这五种传记，见到了传记里的人物，对他们的作品能加深理解和鉴赏的能力，同时对传记的作者也会有所认识，不必我喋喋多言。可是传记的译者呢，除了偶一流露他翻译这几部传记的意念，始终隐而不见。而这五部传记的译文里，渗透着译者的思想感情。他辅助传记作者“打开窗子”，让我们都来“呼吸英雄气息”。我想，读者或许也愿意见见我们的译者傅雷吧？
　　傅雷广交游。他的朋友如楼适夷、柯灵等同志，已经发表了纪念他的文章。我只凭自己的一点认识，在别人遗留的空白上添补几笔。
　　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钟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日子不好过，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但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到如今，每回顾那一段灰黯的岁月，就会记起傅雷家的夜谈。
　　说起傅雷，总不免说到他的严肃。其实他并不是一味板着脸的人。我闭上眼，最先浮现在眼前的，却是个含笑的傅雷。他两手捧着个烟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来，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这也许因为我在他家客厅里、坐在他对面的时候，他听着钟书说话，经常是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轻易笑；可是他笑的时候，好像在品尝自己的笑，觉得津津有味。
　　也许钟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他家另一位常客是陈西禾同志。一次钟书为某一件事打趣傅雷，西禾急得满面尴尬，直向钟书递眼色；事后他犹有余悸，怪钟书“胡闹”。可是傅雷并没有发火。他带几分不好意思，随着大家笑了；傅雷还是有幽默的。
　　傅雷的严肃确是严肃到十分，表现了一个地道的傅雷。他自己可以笑，他的笑脸只许朋友看。在他的孩子面前，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严父。阿聪、阿敏那时候还是一对小顽童，只想赖在客厅里听大人说话。大人说的话，也许孩子不宜听，因为他们的理解不同。傅雷严格禁止他们旁听。有一次，客厅里谈得热闹，阵阵笑声，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傅雷一声呵斥，两个孩子在登登咚咚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梅馥忙也赶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在儿子前，她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温言告诫。等他们俩回来，客厅里渐渐回复了当初的气氛。但过了一会，在笑声中，傅雷又突然过去开那扇门，阿聪、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原处偷听。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听得傅雷厉声呵喝，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我们谁也不敢劝一声，只装作不闻不知，坐着扯淡。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梅馥抱歉地为客人换上热茶，大家又坐了一回辞出，不免叹口气：“唉，傅雷就是这样！”
　　阿聪前年回国探亲，钟书正在国外访问。阿聪对我说：“啊呀！我们真爱听钱伯伯说话呀！”去年他到我家来，不复是顽童偷听，而是做座上客“听钱伯伯说话”，高兴得哈哈大笑。可是他立即记起他严厉的爸爸，凄然回忆往事，慨叹说：“唉——那时候——我们就爱听钱伯伯说话。”他当然知道爸爸打他狠，正因为爱他深。他告诉我：“爸爸打得我真痛啊！”梅馥曾为此对我落泪，又说阿聪的脾气和爸爸有相似之处。她也告诉我傅雷的妈妈怎样批评博雷。性情急躁是不由自主的，感情冲动下的所作所为，沉静下来会自己责怪，又增添自己的苦痛。梅馥不怨傅雷的脾气，只为此怜他而为他担忧；更因为阿聪和爸爸脾气有点儿相似，她既不愿看到儿子拂逆爸爸，也为儿子的前途担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阿聪从海外好不容易和家里挂通了长途电话。阿聪只叫得一声“姆妈”，妈妈只叫得一声“阿聪”，彼此失声痛哭，到埂咽着勉强能说话的时候，电话早断了。这是母子末一次通话——话，尽在不言中，因为梅馥深知傅雷的性格，已经看到他们夫妇难逃的命运。
　　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钟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是否因为莫洛阿曾把服尔德比作“一头躲在窟中的野兔”呢？傅雷的自比，乍听未免滑稽。梅馥称傅雷为“老傅”；我回家常和钟书讲究：那是“老傅”还是“老虎”，因为据他们的乡音，“傅”和“虎”没有分别，而我觉得傅雷在家里有点儿老虎似的。他却自比为“小老鼠”！
　　但傅雷这话不是矫情，也不是谦虚。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情。他对所有的朋友都一片至诚。但众多的朋友里，难免夹杂些不够朋友的人。误会、偏见、忌刻、骄矜，会造成人事上无数矛盾和倾轧。傅雷曾告诉我们：某某“朋友”昨天还在他家吃饭，今天却在报纸上骂他。这种事不止一遭。
　　傅雷讲起的时候，虽然眼睛里带些气愤，嘴角上挂着讥诮，总不免感叹人心叵测、世情险恶，觉得自己老实得可怜，孤弱得无以自卫。他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制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他也像老鼠那样，只在洞口窥望外面的大世界。他并不像天上的鹤，翘首云外，不屑顾视地下的泥淖。傅雷对国计民生念念不忘，可是他也许遵循《刚第特》的教训吧？只潜身书斋，做他的翻译工作。
　　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让给梅馥了。朋友们爱说傅雷固执，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执，有时候竟是很随和的。他有事和钟书商量，尽管讨论得很热烈，他并不固执。他和周煦良同志合办《新语》，尽管这种事钟书毫无经验，他也不摈弃外行的意见。他有些朋友（包括我们俩）批评他不让阿聪进学校会使孩子脱离群众，不善适应社会。傅雷从谏如流，就把阿聪送入中学读书。钟书建议他临什么字帖，他就临什么字帖；钟书忽然发兴用草书抄笔记，他也高兴地学起十七帖来，并用草书抄稿子。
　　解放后，我们夫妇到清华大学任教。傅雷全家从昆明由海道回上海，道过天津。傅雷到北京来探望了陈叔通、马叙伦二老，就和梅馥同到我们家来盘桓三四天。当时我们另一位亡友吴晗同志想留傅雷在清华教授法语，央我们夫妇做说客。但傅雷不愿教法语，只愿教美术史。从前在上海的时候，我们曾经陪傅雷招待一个法国朋友，钟书注意到傅雷名片背面的一行法文：Critique d’Art （美术批评家）。他对美术批评始终很有兴趣。可是清华当时不开这门课，而傅雷对教学并不热心。尽管他们夫妇对清华园颇有留恋，我们也私心窃愿他们能留下，傅雷决计仍回上海，干他的翻译工作。
　　我只看到傅雷和钟书闹过一次蹩扭。1954 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讨论翻译，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平心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项极繁琐的工作。译者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假如傅雷事先和朋友商谈一下，准会想得周到些。当时他和我们两地间隔，读到钟书责备他的信，气呼呼地对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就又回复书信来往。
　　傅雷的认真，也和他的严肃一样，常表现出一个十足地道的傅雷。有一次他称赞我的翻译。我不过偶尔翻译了一篇极短的散文，译得也并不好，所以我只当傅雷是照例敷衍，也照例谦逊一句，傅雷怫然忍耐了一分钟，然后沉着脸发作道：“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我当时颇像顽童听到校长错误的称赞，既不敢笑，也不敢指出他的错误。可是我实在很感激他对一个刚试笔翻译的人如此认真看待。而且只有自己虚怀若谷，才会过高地估计别人。
　　傅雷对于翻译工作无限认真，不懈地虚心求进。只要看他翻译的这传记五种，一部胜似一部。《夏洛外传》是最早的一部。《贝多芬传》虽然动笔最早，却是十年后重译的，译笔和初译显然不同。他经常写信和我们讲究翻译上的问题，具体问题都用红笔清清楚楚录下原文。这许多信可惜都已毁了。
　　傅雷从不自满——对工作认真，对自己就感到不满。他从没有自以为达到了他所悬的翻译标准。他曾自苦译笔呆滞，问我们怎样使译文生动活泼。他说熟读了老舍的小说，还是未能解决问题。我们以为熟读一家还不够，建议再多读几家。傅雷怅然，叹恨没许多时间看书。有人爱说他狂傲，他们实在是没见到他虚心的一面。
　　1963 年我因妹妹杨必生病，到上海探望。朋友中我只拜访了傅雷夫妇。
　　梅馥告诉我她两个孩子的近况；傅雷很有兴趣地和我谈论些翻译上的问题。
　　有个问题常在我心上而没谈。我最厌恶翻译的名字佶屈聱牙，而且和原文的字音并不相近，曾想大胆创新，把洋名一概中国化，历史地理上的专门名字也加简缩，另作“引得”或加注。我和傅雷谈过，他说“不行”。我也知道这样有许多不便，可是还想听他谈谈如何“不行”。1964 年我又到上海接妹妹到北京休养，来去匆匆，竟未及拜访傅雷和梅馥。“别时容易见时难”，我年轻时只看做李后主的伤心话，不料竟是人世的常情。
　　我很羡慕傅雷的书斋，因为书斋的布置，对他的工作具备一切方便。经常要用的工具书，伸手就够得到，不用站起身。转动的圆架上，摊着几种大字典。沿墙的书橱里，排列着满满的书可供参考。书架顶上一个镜框里是一张很美的梅馥的照片。另有一张傅雷年轻时的照片，是他当年赠给梅馥的。
　　他称呼梅馥的名字是法文的玛格丽特；据傅雷说，那是歌德《浮士德》里的玛格丽特。几人有幸福娶得自己的玛格丽特呢！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折扣吧？
　　傅雷翻译这几部传记的时候，是在“阴霾遮蔽整个天空的时期”。他要借伟人克服苦难的壮烈悲剧，帮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他要宣扬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①可是，智慧和信念所点燃的一点光明，敌得过愚昧、褊狭所孕育的黑暗吗？对人类的爱，敌得过人间的仇恨吗？向往真理、正义的理想，敌得过争夺名位权利的现实吗？为善的心愿，敌得过作恶的力量吗？傅雷连同他忠实的伴侣，竟被残暴的浪潮冲倒、淹没。可是谁又能怪傅雷呢。他这番遭遇，对于这几部传记里所宣扬的人道主义和奋斗精神，该说是残酷的讽刺。但现在这五部传记的重版，又标志着一种新的胜利吧？读者也许会得到更新的启示与鼓励。傅雷已做古人，人死不能复生，可是被遗忘的、被埋没的，还会重新被人记忆起来，发掘出来。
　　1980年11月
　　① 参看傅雷《贝多芬传》译者序。

　　记钱钟书与《围城》

　　自从1980 年《围城》在国内重印以来，我经常看到钟书对来信和登门的读者表示歉意：或是诚诚恳恳地奉劝别研究什么《围城》；或客客气气地推说“无可奉告”；或者竟是既欠礼貌又不讲情理的拒绝。一次我听他在电话里对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我直耽心他冲撞人。胡乔木同志偶曾建议我写一篇《钱钟书与〈围城〉》。我确也手痒，但以我的身份，容易写成钟书所谓“亡夫行述”之类的文章。不过我既不称赞，也不批评，只据事纪实；钟书读后也承认没有失真。这篇文章原是朱正同志所编《骆驼丛书》中的一册，也许能供《围城》的偏爱者参考之用。
　　杨绛
　　1985年12月
　　一钱钟书写《围城》
　　钱钟书在《围城》的序里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我是“锱铢积累”读完的。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
　　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后来他对这部小说以及其他“少作”都不满意，恨不得大改特改，不过这是后话了。
　　钟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如果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可是在《围城》的读者里，我却成了最高标准。好比学士通人熟悉古诗文里词句的来历，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资格为《围城》做注释的，该是我了。
　　看小说何需注释呢？可是很多读者每对一本小说发生兴趣， 就对作者也发生兴趣，并把小说里的人物和情节当做真人实事。有的干脆把小说的主角视为作者本人。高明的读者承认作者不能和书中人物等同，不过他们说，作者创造的人物和故事，离不开他个人的经验和思想感情。这话当然很对，可是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想象，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想象是这个火所发的光；没有火就没有光，但光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儿的大小。①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过作者本人的经验。要从创造的故事里返求作者的经验是颠倒的。作者的思想情感经过创造，就好比发过酵而酿成了酒；从酒里辨认酿酒的原料，大非易事。我有机缘知道作者的经历，也知道酿成的酒是什么原料，很愿意让读者看看真人实事和虚构的人物情节有多少联系，而且是怎样的联系。因为许多所谓写实的小说，其实是改头换面地叙写自己的经历，提升或满足自己的感情。这种自传体的小说或小说体的自传，实在是浪漫的纪实，不是写实的虚构。而《围城》却是一部虚构的小说，尽管读来好像真有其事，实有其人。
　　① 参看我的《关于小说》（1986 年三联书店）9 页。
　　《围城》里写方鸿渐本乡出名的行业是打铁、磨豆腐，名产是泥娃娃。
　　有人读到这里，不禁得意地大哼一声说：“这不是无锡吗？钱钟书不是无锡人吗？他不也留过洋吗？不也在上海住过吗？不也在内地教过书吗？”有一位专爱考据的先生，竟推断出钱钟书的学位也靠不住，方鸿渐就是钱钟书的结论更可以成立了。
　　钱钟书是无锡人， 1933 年毕业清华大学，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了两年英语， 1935 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津留学， 1937 年得副博士（B. Litt.）
　　学位，然后到法国，入巴黎大学进修。他本想读学位，后来打消了原意。1938年，清华大学聘他为教授。据那时候清华的文学院长冯友兰先生来函说，这是破例的事，因为按清华旧例，初回国教书只当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为教授。钟书9、10 月间回国，在香港上岸，转昆明到清华任教。那时清华已并入西南联大。他父亲原是国立浙江大学教授，应老友廖茂如先生恳请，到湖南蓝田帮他创建国立师范学院；他母亲弟妹等随叔父一家逃难住上海。1939 年秋，钟书自昆明回上海探亲后，他父亲来信来电，说自己老病，要钟书也去湖南照料。师范学院院长廖先生来上海，反复劝说他去当英文系主任，以便伺候父亲，公私兼顾。这样，他就未回昆明而到湖南去了。
　　1940 年暑假，他和一位同事结伴回上海探亲，道路不通，半途折回。1941年暑假，他由广西到海防搭海轮到上海，准备小住几月再回内地。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陈福田先生到了上海特来相访，约他再回联大。值珍珠港事变，他就沦陷在上海出不去了。他写过一首七律《古意》，内有一联说：“搓通碧汉无多路，梦入红楼第几层”，另一首《古意》又说：“心如红杏专春闹，眼似黄梅诈雨晴”，都是寄托当时羁居沦陷区的怅惘情绪。《围城》是沦陷在上海的时期写的。
　　钟书和我1932 年春在清华初识， 1933 年订婚， 1935 年结婚，同船到英国（我是自费留学）， 1937 年秋同到法国，1938 年秋同船回国。我母亲一年前去世，我苏州的家已破日寇抢劫一空，父亲避难上海，寄居我姐夫家。我急要省视老父，钟书在香港下船到昆明，我乘原船直接到上海。当时我中学母校的校长留我在“孤岛”的上海建立“分校”。二年后上海沦陷，“分校”停办，我暂当家庭教师，又在小学代课，业余创作话剧。钟书陷落上海没有工作，我父亲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他，我们就在上海艰苦度日。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大高兴，催他快写。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围城》是1944 年动笔， 1946 年完成的。他就像原《序》所说：“两年里忧世伤生”，有一种惶急的情绪，又忙着写《谈艺录》；他三十五岁生日诗里有一联：“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正是写这种兼顾不及的心境。那时候我们住在钱家上海避难的大家庭里，包括钟书父亲一家和叔父一家。两家同住分炊。钟书的父亲一直在外地，钟书的弟弟妹妹弟媳和侄儿女等已先后离开上海，只剩他母亲没走，还有一个弟弟单身留在上海；所谓大家庭也只像个小家庭了。
　　以上我略叙钟书的经历、家庭背景和他撰写《围城》时的处境，为作者写个简介。下面就要为《围城》做些注解。
　　钟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
　　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唱。两人都读过《围城》，但是谁也没自认为方鸿渐，因为他们从未有方鸿渐的经历。钟书把方鸿渐作为故事的中心，常从他的眼里看事，从他的心里感受。不经意的读者会对他由了解而同情，由同情而关切，甚至把自己和他合而为一。许多读者以为他就是作者本人。法国19 世纪小说《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娄拜曾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那么，钱钟书照样可说：“方鸿渐，就是我。”不过还有许多男女角色都可说是钱钟书，不光是方鸿渐一个。方鸿渐和钱钟书不过都是无锡人罢了，他们的经历远不相同。
　　我们乘法国邮船阿多士Ⅱ（Athos Ⅱ ）回国，甲板上的情景和《围城》里写的很像，包括法国警官和犹太女人调情，以及中国留学生打麻将等等。
　　鲍小姐却纯是虚构。我们出国时同船有一个富有曲线的南洋姑娘，船上的外国人对她大有兴趣，把她看做东方美人。我们在牛津认识一个由未婚夫资助留学的女学生，听说很风流。牛津有个研究英国语文的埃及女学生，皮肤黑黑的，我们两人都觉得她很美。鲍小姐是综合了东方美人、风流未婚妻和埃及美人而抟捏出来的。钟书曾听到中国留学生在邮船上偷情的故事，小说里的方鸿渐就受了鲍小姐的引诱。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鲍。
　　苏小姐也是个复合体。她的相貌是经过美化的一个同学。她的心眼和感情属于另一人；这人可一点不美。走单帮贩私货的又另是一人。苏小姐做的那首诗是钟书央我翻译的，他嘱我不要翻得好，一般就行，苏小姐的丈夫是另一个同学，小说里乱点了鸳鸯谱。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赵辛楣是由我们喜欢的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变大的，钟书为他加上了二十多岁年纪。这孩子至今没有长成赵辛楣，当然也不可能有赵辛楣的经历。
　　如果作者说：“方鸿渐，就是我”，他准也会说：“赵辛楣，就是我。”
　　有两个不甚重要的人物有真人的影子，作者信手拈来，未加融化，因此那两位相识都“对号入座”了。一位满不在乎，另一位听说很生气。钟书夸张了董斜川的一个方面，未及其他。但董斜川的谈吐和诗句，并没有一言半语抄袭了现成，全都是捏造的。褚慎明和他的影子并不对号。那个影子的真身比褚慎明更夸张些呢。有一次我和他同乘火车从巴黎郊外进城，他忽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开列了少女选择丈夫的种种条件，如相貌、年龄、学问、品性、家世等等共十七八项，逼我一一批分数，并排列先后。我知道他的用意，也知道他的对象，所以小心翼翼地应付过去。他接着气呼呼地对我说：“她们说他（指钟书）‘年少翩翩’，你倒说说，他‘翩翩’不‘翩翩’。”
　　我应该厚道些，老实告诉他，我初识钟书的时候，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可是我瞧他认为我该和他站在同一立场，就忍不住淘气说：“我当然最觉得他‘翩翩’”。他听了怫然，半天不言语。后来我称赞他西装笔挺，他惊喜说：“真的吗？我总觉得自己的衣服不挺，每星期洗熨一次也不如别人的挺。”我肯定他衣服确实笔挺，他才高兴。其实，褚慎明也是个复合体，小说里的那杯牛奶是另一人喝的。那人也是我们在巴黎时的同伴，他尚未结婚，曾对我们讲：他爱“天仙的美”，不爱“妖精的美”。他的一个朋友却欣赏“妖精的美”，对一个牵狗的妓女大有兴趣，想“叫一个局”，把那妓女请来同喝点什么谈谈话。
　　有一晚，我们一群人同坐咖啡馆，看见那个牵狗的妓女进另一家咖啡馆去了。
　　“天仙美”的爱慕者对“妖精美”的爱慕者自告奋勇说：“我给你去把她找来。”他去了好久不见回来，钟书说：“别给蜘蛛精网在盘丝洞里了，我去救他吧。”钟书跑进那家咖啡馆，只见“天仙美”的爱慕者独坐一桌，正在喝一杯很烫的牛奶，四围都是妓女，在窃窃笑他。钟书“救”了他回来。从此，大家常取笑那杯牛奶，说如果叫妓女，至少也该喝杯啤酒，不该喝牛奶。
　　准是那杯牛奶作祟，使钟书把褚慎明拉到饭馆去喝奶；那大堆的药品准也是即景生情，由那杯牛奶生发出来的。
　　方遁翁也是个复合体。读者因为他是方鸿渐的父亲，就确定他是钟书的父亲，其实方遁翁和他父亲只有几分相像。我和钟书订婚前后，钟书的父亲擅自拆看了我给钟书的信，大为赞赏，直接给我写了一封信，郑重把钟书托付给我。这很像方遁翁的作风。我们沦陷在上海时，他来信说我“安贫乐道”，这也很像方遁翁的语气。可是，如说方遁翁有二三分像他父亲，那么，更有四五分是像他叔父，还有几分是捏造，因为亲友间常见到这类的封建家长。
　　钟书的父亲和叔父都读过《围城》。他父亲莞尔而笑；他叔父的表情我们没看见。我们夫妇常私下捉摸，他们俩是否觉得方遁翁和自己有相似之处。
　　唐晓芙显然是作者偏爱的人物，不愿意把她嫁给方鸿渐。其实，作者如果让他们成为眷属，由眷属再吵架闹翻，那么，结婚如身陷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彻了。方鸿渐失恋后，说赵辛楣如果娶了苏小姐也不过尔尔，又说结婚后会发现娶的总不是意中人。这些话都很对。可是他究竟没有娶到意中人，他那些话也就可释为聊以自慰的话。
　　至于点金银行的行长，“我你他”小姐的父母等等，都是上海常见的无锡商人，我不再一一注释。
　　我爱读方鸿渐一行五人由上海到三闾大学旅途上的一段。我没和钟书同到湖南去，可是他同行五人我全认识，没一人和小说里的五人相似，连一丝影儿都没有。王美玉的卧房我倒见过：床上大红绸面的被子，叠在床里边；桌上大圆镜子，一个女人脱了鞋坐在床边上，旁边煎着大半脸盆的鸦片。那是我在上海寻找住房时看见的，向钟书形容过。我在清华做学生的时期，春假结伴旅游，夜宿荒村，睡在铺于草的泥地上，入夜梦魇，身下一个小娃娃直对我嚷：“压住了我的红棉袄”，一面用手推我，却推不动。那番梦魇，我曾和钟书讲过。蛆叫“肉芽”，我也曾当做新鲜事告诉钟书。钟书到湖南去，一路上都有诗寄我。他和旅伴游雪窦山，有纪游诗五古四首，我很喜欢第二第三首，我不妨抄下，作为真人实事和小说的对照。
　　天风吹海水，屹立作山势；
　　浪头飞碎白，积雪疑几世。
　　我常观乎山，起伏有水致；
　　蜿蜒若没骨，皱具波涛意。
　　乃知水与山，思各出其位，
　　譬如豪杰人，异量美能备。
　　固哉鲁中叟，祗解别仁智。
　　山容太古静，而中藏瀑布，
　　不舍昼夜流，得雨势更怒。
　　辛酸亦有泪，贮胸敢倾吐；
　　略似此山然，外勿改其度。
　　相契默无言，远役喜一晤。
　　微恨多游踪，藏焉未为固。
　　衷曲莫浪陈，悠悠彼行路。
　　小说里只提到游雪窦山，一字未及游山的情景。游山的自是游山的人，方鸿渐、李梅亭等正忙着和王美玉打交道呢。足见可捏造的事丰富得很，实事尽可抛开，而且实事也挤不进这个捏造的世界。
　　李梅亭途遇寡妇也有些影子。钟书有一位朋友是忠厚长者， 旅途上碰到一个自称落难的寡妇；那位朋友资助了她，后来知道是上当。我有个同学绰号“风流寡妇”，我曾向钟书形容她临睡洗去脂粉，脸上眉眼口鼻都没有了。
　　大约这两件不相干的事凑出来一个苏州寡妇，再碰上李梅亭，就生出“倷是好人”等等妙语奇文。
　　汪处厚的夫人使我记起我们在上海一个邮局里看见的女职员。她头发枯黄，脸色苍白，眼睛斜撇向上，穿一件浅紫色麻纱旗袍。我曾和钟书讲究，如果她皮肤白腻而头发细软乌黑，浅紫的麻纱旗袍换成线条柔软的深紫色绸旗袍，可以变成一个美人。汪太太正是这样一位美人，我见了似曾相识。
　　范小姐、刘小姐之流想必是大家熟悉的，不必再介绍。孙柔嘉虽然跟着方鸿渐同到湖南又同回上海，我却从未见过。相识的女人中间（包括我自己），没一个和她相貌相似。但和她们多接触，就发现她原来是我们这个圈子里最寻常可见的。她受过高等教育，没什么特长，可也不笨；不是美人，可也不丑；没什么兴趣，却有自己的主张。方鸿渐“兴趣很广，毫无心得”；她是毫无兴趣而很有打算。她的天地极小，只局限在“围城”内外。她所享的自由也有限，能从城外挤入城里，又从城里挤出城外。她最大的成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最大的失败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她和方鸿渐是芸芸知识分子间很典型的夫妇。孙柔嘉聪明可喜的一点是能画出汪太太的“扼要”：十点红指甲，一张红嘴唇。一个年轻女子对自己又羡又妒又瞧不起的女人，会有这种尖刻。但这点聪明还是钟书赋与她的。钟书惯会抓住这类“扼要”，例如他能抓住每个人声音里的“扼要”，由声音辨别说话的人，尽管是从未识面的人。
　　也许我正像堂吉诃德那样，挥剑捣毁了木偶戏台，把《围城》里的人物斫得七零八落，满地都是硬纸做成的断肢残骸。可是，我逐段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使我放下稿子大笑的，并不是发现了真人实事，却是看到真人实事的一鳞半爪，经过拼凑点化，创出了从未相识的人，捏造了从未想到的事。
　　我大笑，是惊喜之余，不自禁地表示“我能拆穿你的西洋镜”。钟书陪我大笑，是了解我的笑，承认我笑得不错，也带着几分得意。
　　可能我和堂吉诃德一样，做了非常扫兴的事。不过，我相信，这可以说明《围城》和真人实事的关系。
　　二写《围城》的钱钟书
　　要认识作者，还是得认识他本人，最好从小时候起。
　　钟书一出世就由他伯父抱去抚养，因为伯父没有儿子。据钱家的“坟上风水”，不旺长房旺小房；长房往往没有子息，便有，也没出息，伯父就是“没出息”的长子。他比钟书的父亲大十四岁，二伯父早亡，他父亲行三，叔父行四，两人是同胞双生，钟书是长孙，出嗣给长房。伯父为钟书连夜冒雨到乡间物色得一个壮健的农妇；她是寡妇，遗腹子下地就死了，是现成的好奶妈（钟书称为“姆妈”）。姆妈一辈子帮在钱家，中年以后，每年要呆呆的发一阵子呆，家里人背后称为“痴姆妈”。她在钟书结婚前特地买了一只翡翠镶金戒指，准备送我做见面礼。有人哄她那是假货，把戒指骗去，姆妈气得大发疯，不久就去世了，我始终没见到她。
　　钟书自小在大家庭长大，和堂兄弟的感情不输亲兄弟。亲的、堂的兄弟共十人，钟书居长。众兄弟间，他比较稚钝，孜孜读书的时候，对什么都没个计较，放下书本，又全没正经，好像有大量多余的兴致没处寄放，专爱胡说乱道。钱家人爱说他吃了痴姆妈的奶，有“痴气”。我们无锡人所谓“痴”，包括很多意义：疯、傻、憨、稚气、ɑ气、淘气等等。他父母有时说他“痴颠不拉”、“痴巫作法”、“呒着呒落”（“着三不着两”的意思——我不知正确的文字，只按乡音写）。他确也不像他母亲那样沉默寡言、严肃谨慎，也不像他父亲那样一本正经。他母亲常抱怨他父亲“憨”。也许钟书的“痴气”和他父亲的憨厚正是一脉相承的。我曾看过他们家的旧照片，他的弟弟都精精壮壮，唯他瘦弱，善眉善眼的一副忠厚可怜相。想来那时候的“痴气”
　　只是稚气、ɑ气，还不会淘气呢。
　　钟书周岁“抓周”，抓了一本书，因此取名“钟书”。他出世那天，恰有人送来一部《常州先哲丛书》，伯父已为他取名“仰先”，字“哲良”。
　　可是周岁有了“钟书”这个学名，“仰先”就成为小名，叫做“阿先”。但“先儿”、“先哥”好像“亡儿”、“亡兄”，“先”字又改为“宣”，他父亲仍叫他“阿先”。（他父亲把钟书写的家信一张张贴在本子上，有厚厚许多本，亲手贴上题签“先儿家书（一）（二）（三）……”；我还看到过那些本子和上面贴的信。）伯父去世后，他父亲因钟书爱胡说乱道，为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说话的意思。钟书对我说：“其实我喜欢‘哲良’，又哲又良——我闭上眼睛，还能看到伯伯给我写在练习簿上的‘哲良’。”这也许因为他思念伯父的缘故。我觉得他确是又哲又良，不过他“痴气”盎然的胡说乱道，常使他不哲不良——假如淘气也可算不良。“默存”这个号显然没有起克制作用。
　　伯父“没出息”，不得父母欢心，原因一半也在伯母。伯母娘家是江阴富户，做颜料商发财的，有七八只运货的大船。钟书的祖母娘家是石塘湾孙家，官僚地主，一方之霸。婆媳彼此看不起，也影响了父子的感情。伯父中了秀才回家，进门就挨他父亲一顿打，说是“杀杀他的势气”；因为钟书的祖父虽然有两个中举的哥哥，他自己也不过是个秀才。钟书不到一岁，祖母就去世了。祖父始终不喜欢大儿子，钟书也是不得宠的孙子。
　　钟书四岁（我纪年都用虚岁，因为钟书只记得虚岁，而钟书是阳历11月下旬生的，所以周岁当减一岁或二岁）由伯父教他识字。伯父是慈母一般，钟书成天跟着他。伯父上茶馆，听说书，钟书都跟去。他父亲不便干涉，又怕惯坏了孩子，只好建议及早把孩子送入小学。钟书六岁入秦氏小学。现在他看到人家大讲“比较文学”，就记起小学里造句：“狗比猫大，牛比羊大”；有个同学比来比去，只是“狗比狗大，狗比狗小”，挨了老师一顿骂。他上学不到半年，生了一场病，伯父舍不得他上学，借此让他停学在家。他七岁，和比他小半岁的堂弟钟韩同在亲戚家的私塾附学，他念《毛诗》，钟韩念《尔雅》。但附学不便，一年后他和钟韩都在家由伯父教。伯父对钟书的父亲和叔父说：“你们两兄弟都是我启蒙的，我还教不了他们？”父亲和叔父当然不敢反对。
　　其实钟书的父亲是由一位族兄启蒙的。祖父认为钟书的父亲笨，叔父聪明，而伯父的文笔不顶好。叔父反正聪明，由伯父教也无妨，父亲笨，得请一位文理较好的族兄来教。那位族兄严厉得很，钟书的父亲挨了不知多少顿痛打。伯父心疼自己的弟弟，求了祖父，让两个弟弟都由他教。钟书的父亲挨了族兄的痛打一点不抱怨，却别有领会。他告诉钟书：“不知怎么的，有一天忽然给打得豁然开通了。”
　　钟书和钟韩跟伯父读书，只在下午上课。他父亲和叔父都有职业，家务由伯父经管。每天早上，伯父上茶馆喝茶，料理杂务，或和熟人聊天。钟书总跟着去。伯父花一个铜板给他买一个大酥饼吃（据钟书比给我看，那个酥饼有饭碗口大小，不知是真有那么大，还是小儿心目中的饼大）；又花两个铜板，向小书铺子或书摊租一本小说给他看。家里的小说只有《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等正经小说。钟书在家里已开始囫囵吞枣地阅读这类小说，把“呆子”读如“岂子”，也不知《西游记》里的“呆子”就是猪八戒。书摊上租来的《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之类是不登大雅的，家里不藏。钟书吃了酥饼就孜孜看书，直到伯父叫他回家。回家后便手舞足蹈向两个弟弟演说他刚看的小说：李元霸或裴元庆或杨林（我记不清）一锤子把对手的枪打得弯弯曲曲等等。他纳闷儿的是，一条好汉只能在一本书里称雄。关公若进了《说唐》，他的青龙偃月刀只有八十斤重，怎敌得李元霸的那一对八百斤重的锤头子；李元霸若进了《西游记》，怎敌得过孙行者的一万三千斤的金箍棒（我们在牛津时，他和我讲哪条好汉使哪种兵器，重多少，历历如数家珍）。妙的是他能把各件兵器的斤两记得烂熟，却连阿拉伯数字的1 、2、3 都不认识。钟韩下学回家有自己的父亲教，伯父和钟书却是“老鼠哥哥同年伴儿”。伯父用绳子从高处挂下一团棉花，教钟书上、下、左、右打那团棉花，说是打“棉花拳”，可以练软功。伯父爱喝两口酒，他手里没多少钱，只能买些便宜的熟食如酱猪舌之类下酒，哄钟书那是“龙肝凤髓”，钟书觉得其味无穷。至今他喜欢用这类名称，譬如洋火腿在我家总称为“老虎肉”。他父亲不敢得罪哥哥，只好伺机把钟书抓去教他数学；教不会，发狠要打又怕哥哥听见，只好拧肉，不许钟书哭。钟书身上一块青、一块紫，晚上脱掉衣服，伯父发现了不免心疼气恼。钟书和我讲起旧事，对父亲的着急不胜同情，对伯父的气恼也不胜同情，对自己的忍痛不敢哭当然也同情，但回忆中只觉得滑稽又可怜。我笑说：“痛打也许能打得‘豁然开通’，拧，大约是把窍门拧塞了”。钟书考大学，数学只考得十五分。
　　钟书小时候最乐的事是跟伯母回江阴的娘家去；伯父也同去（堂姊已出嫁）。他们往往一住一两个月。伯母家有个大庄园，钟书成天跟着庄客四处田野里闲逛。他常和我讲田野的景色。一次大雷雨后，河边树上挂下一条大绿蛇，据说是天雷打死的。伯母娘家全家老少都抽大烟，后来伯父也抽上了。
　　钟书往往半夜醒来，跟着伯父伯母吃半夜餐。当时快乐得很，回无锡的时候，吃足玩够，还穿着外婆家给做的新衣。可是一回家他就担忧，知道父亲要盘问功课，少不了挨打。父亲不敢当着哥哥管教钟书，可是抓到机会，就着实管教，因为钟书不但荒了功课，还养成不少坏习气，如晚起晚睡、贪吃贪玩等。
　　1919 年秋天，我家由北京回无锡。我父母不想住老家，要另找房子。亲友介绍了一处，我父母去看房子，带了我同去。钟书家当时正租居那所房子。
　　那是我第一次上他们钱家的门，只是那时两家并不相识。我记得母亲说，住在那房子里的一位女眷告诉她，搬进以后，没离开过药罐儿。那所房子我家没看中；钱家虽然嫌房子阴暗，也没有搬出。他们五年后才搬入七尺场他们家自建的新屋。我记不起那次看见了什么样的房子，或遇见了什么人，只记得门口下车的地方很空旷，有两棵大树；很高的白粉墙，粉墙高处有一个个砌着镂空花的方窗洞。钟书说我记忆不错，还补充说，门前有个大照墙，照墙后有一条河从门前流过。他说，和我母亲说话的大约是婶母，因为叔父婶母住在最外一进房子里，伯父伯母和他往中间一进，他父母亲伺奉祖父住最后一进。
　　我女儿取笑说：“爸爸那时候不知在哪儿淘气呢。假如那时候爸爸看见妈妈那样的女孩子，准抠些鼻牛来弹她。”钟书因此记起旧事说，有个女裁缝常带着个女儿到他家去做活；女儿名宝宝，长得不错，比他大两三岁。他和钟韩一次抓住宝宝，把她按在大厅隔扇上，钟韩拿一把削铅笔的小脚刀作势刺她。宝宝大哭大叫，由大人救援得免。兄弟俩觉得这番胜利当立碑纪念，就在隔扇上刻了“刺宝宝处”四个字。钟韩手巧，能刻字，但那四个字未经简化，刻来煞是费事。这大概是顽童刚开始“知慕少艾”的典型表现。后来房子退租的时候，房主提出赔偿损失，其中一项就是隔扇上刻的那四个不成形的字。另一项是钟书一人干的坏事，他在后园“挖人参”，把一棵玉兰树的根刨伤，那棵树半枯了。
　　钟书十一岁，和钟韩同考取东林小学一年级，那是四年制的高等小学。
　　就在那年秋天，伯父去世。钟书还未放学，经家人召回，一路哭着赶回家去，哭叫“伯伯”，伯父已不省人事。这是他生平第一次遭受的伤心事。
　　们父去世后，伯母除掉长房应有的月钱以外，其他费用就全由钟书父亲负担了。伯母娘家败得很快，兄弟先后去世，家里的大货船逐渐卖光。钟书的学费、书费当然有他父亲负担，可是学期中间往往添买新课本，钟书没钱买，就没有书；再加他小时候贪看书摊上伯父为他租的小字书，看坏了眼睛，坐在教室后排，看不见老师黑板上写的字，所以课堂上老师讲什么，他茫无所知。练习簿买不起，他就用伯父生前亲手用毛边纸、纸捻子为他钉成的本子，老师看了直皱眉。练习英文书法用钢笔。他在开学的时候有一支笔杆、一个钢笔尖，可是不久笔尖撅断了头。同学都有许多笔尖，他只有一个，断了头就没法写了。他居然急中生智，把毛竹筷削尖了头蘸着墨水写，当然写得一塌糊涂，老师简直不愿意收他的练习簿。
　　我问钟书为什么不问父亲要钱。他说，从来没想到过。有时伯母叫他向父亲要钱，他也不说。伯母抽大烟，早上起得晚，钟书由伯母的陪嫁大丫头热些馊粥吃了上学。他同学、他弟弟都穿洋袜，他还穿布袜，自己觉得脚背上有一条拼缝很刺眼，只希望穿上棉鞋可遮掩不见。雨天，同学和弟弟穿皮鞋，他穿钉鞋，而且是伯伯的钉鞋，太大，鞋头塞些纸团。一次雨天上学，路上看见许多小青蛙满地蹦跳，觉得好玩，就脱了鞋捉来放在鞋里，抱着鞋光脚上学；到了教室里，把盛着小青蛙的钉鞋放在抬板桌下。上课的时候，小青蛙从鞋里出来，满地蹦跳。同学都忙着看青蛙，窃窃笑乐。老师问出因由，知道青蛙是从钟书鞋里出来的，就叫他出来罚立。有一次他上课玩弹弓，用小泥丸弹人。中弹的同学嚷出来，老师又叫他罚立。可是他混混沌沌，并不觉得羞惭。他和我讲起旧事常说，那时候幸亏糊涂，也不觉得什么苦恼。
　　钟书跟我讲，小时候大人哄他说，伯母抱来一个南瓜，成了精，就是他；他真有点儿怕自己是南瓜精。那时候他伯父已经去世，“南瓜精”是舅妈、姨妈等晚上坐在他伯母鸦片榻畔闲谈时逗他的，还正色嘱咐他切莫告诉他母亲。钟书也怀疑是哄他，可是真有点耽心。他自说混沌，恐怕是事实。这也是家人所谓“痴气”的表现之一。
　　他有些混沌表现，至今依然如故，例如他总记不得自己的生年月日。小时候他不会分辨左右，好在那时候穿布鞋，不分左右鞋。后来他和钟韩同到苏州上美国教会中学的时候，穿了皮鞋，他仍然不分左右乱穿。在美国人办的学校里，上体育课也用英语喊口号。他因为英文好，当上了一名班长。可是嘴里能用英语喊口号，两脚却左右不分；因此只当了两个星期的班长就给老师罢了官，他也如释重负。他穿内衣或套脖的毛衣，往往前后颠倒，衣服套在脖子上只顾前后掉转。结果还是前后颠倒了。或许这也是钱家人说他“痴”的又一表现。
　　钟书小时最喜欢玩“石屋里的和尚”。我听他讲得津津有味， 以为是什么有趣的游戏；原来只是一人盘腿坐在帐子里，放下帐门，披着一条被单，就是“石屋里的和尚”。我不懂那有什么好玩。他说好玩得很；晚上伯父伯母叫他早睡，他不肯，就玩“石屋里的和尚”，玩得很乐。所谓“玩”，不过是一个人盘腿坐着自言自语。小孩自言自语，其实是出声的想象。我问他是否编造故事自娱，他却记不得了。这大概也算是“痴气”吧。
　　钟书上了四年高小，居然也毕业了。钟韩成绩斐然，名列前茅；他只是个痴头傻脑、没正经的孩子。伯父在世时，自愧没出息，深怕“坟上风水”
　　连累了嗣给长房的钟书。原来他家祖坟下首的一排排树高大茂盛，上首的细小萎弱。上首的树当然就代表长房了。伯父一次私下花钱向理发店买了好几斤头发，叫一个佃户陪着，悄悄带着钟书同上祖坟去，把头发埋在上首几排树的根旁。他对钟书说，要叫上首的树荣盛，“将来你做大总统。”那时候钟书才七八岁，还不懂事，不过多少也感觉到那是伯父背着人干的私心事，所以始终没向家里任何别人讲过。他讲给我听的时候，语气中还感念伯父对他的爱护，也惊奇自己居然有心眼为伯父保密。
　　钟书十四岁和钟韩同考上苏州桃坞中学（美国圣公会办的学校）。父母为他置备了行装，学费书费之外，还有零用钱。他就和钟韩同往苏州上学，他功课都还不错，只算术不行。
　　那年他父亲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寒假没回家。钟书寒假回家没有严父管束，更是快活。他借了大批的《小说世界》、《红玫瑰》、《紫萝兰》等刊物恣意阅读。暑假他父亲归途阻塞，到天津改乘轮船，辗转回家，假期已过了一半。他父亲回家第一事是命钟书钟韩各做一篇文章；钟韩的一篇颇受夸赞，钟书的一篇不文不白，用字庸俗，他父亲气得把他痛打一顿。钟书忍笑向我形容他当时的窘况：家人都在院子里乘凉，他一人还在大厅上，挨了打又痛又羞，呜呜地哭。这顿打虽然没有起“豁然开通”的作用，却也激起了发奋读书的志气。钟书从此用功读书，作文大有进步。他有时不按父亲教导的方法作古文，嵌些骈骊，倒也受到父亲赞许。他也开始学着做诗，只是并不请教父亲。1927 年桃坞中学停办，他和钟韩同考入美国圣公会办的无锡辅仁中学，钟书就经常有父亲管教，常为父亲代笔写信，由口授而代写，由代写信而代做文章。钟书考入清华之前，已不夏挨打而是父亲得意的儿子了。
　　一次他代父亲为乡下某大户作了一篇墓志铭。那天午饭时，钟书的姆妈听见他父亲对他母亲称赞那篇文章，快活得按捺不住，立即去通风报信，当着他伯母对他说：“阿大啊，爹爹称赞你呢！说你文章做得好！”钟书是第一次听到父亲称赞，也和姆妈一样高兴，所以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的一本书，上有钟书父亲的序文。据钟书告诉我，那是他代写的，一字没有改动。
　　我常见钟书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笔就写，八行笺上，几次抬头，写来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钟书说，那都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他额角上挨了不少“爆栗子”呢。
　　钟书二十岁伯母去世。那年他考上清华大学，秋季就到北京上学。他父亲收藏的“先儿家书”是那时候开始的。他父亲身后，钟书才知道父亲把他的每一封信都贴在本子上珍藏。信写得非常有趣，对老师、同学都有生动的描写。可惜钟书所有的家书（包括写给我的），都由“回禄君”收集去了。
　　钟书在清华的同班同学饶余威1968年在新加坡或台湾写了一篇《清华的
　　回忆》①，有一节提到钟书：“同学中我们受钱钟书的影响最大。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是考试总是第一，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据钟书告诉我，他上课也带笔记本，只是不做笔记，却在本子上乱画。现在美国的许振德君和钟书是同系同班。他最初因钟书夺去了班上的第一名，曾想揍他一顿出气，因为他和钟书同学之前，经常是名列第一的。一次偶有个不能解决的问题，钟书向他讲解了，他很感激，两人成了朋友，上课常同坐在最后一排。许君上课时注意一女同学，钟书就在笔记本上画了一系列的《许眼变化图》，在同班同学里颇为流传，钟书曾得意地画给我看。一年前许君由美国回来，听钟书说起《许眼变化图》还忍不住大笑。
　　钟书小时候，中药房卖的草药每一味都有两层纸包裹；外面一张白纸，里面一张印着药名和药性。每服一副药可攒下一叠包药的纸。这种纸干净、吸水，钟书大约八九岁左右常用包药纸来临摹他伯父藏的《芥子园画谱》，或印在《唐诗三百首》里的“诗中之画”。他为自己想出一个别号叫“项昂之”——因为他佩服项羽，“昂之”是他想象中项羽的气概。他在每幅画上挥笔署上“项昂之”的大名，得意非凡。他大约常有“项昂之”的兴趣，只恨不善画。他曾央求当时在中学读书的女儿为他临摹过几幅有名的西洋淘气画，其中一幅是《魔鬼临去遗臭图》（图名是我杜撰），魔鬼像吹喇叭似的后部撒着气逃跑，画很妙。上课画《许眼变化图》，央女儿代摹《魔鬼遗臭图》，想来也都是“痴气”的表现。
　　① 《清华大学第五级毕业五十周年纪念册》（1984 年出版）转载此文。饶君已故。
　　钟书在他父亲的教导下“发愤用功”，其实他读书还是出于喜好，只似馋嘴佬贪吃美食：食肠很大，不择精粗，甜咸杂进。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戏曲里的插科打诨，他不仅且看且笑，还一再搬演，笑得打跌。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大部著作，他像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厚厚的书一本本渐次吃完。诗歌更是他喜好的读物。重得拿不动的大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等，他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细读，见了新版本，还不嫌其烦地把新条目增补在旧书上。他看书常做些笔记。
　　我只有一次见到他苦学。那是在牛津，论文预试得考“版本和校勘”那一门课，要能辨认15 世纪以来的手稿。他毫无兴趣，因此每天读一本侦探小说“休养脑筋”，“休养”得睡梦中手舞脚踢，不知是捉拿凶手，还是自己做了凶手和警察打架。结果考试不及格，只好暑假后补考。这件补考的事，《围城》英译本《导言》里也提到（见14 页）。钟书1979 年访美，该译本出版家把译文的《导言》给他过目，他读到这一段又惊又笑，想不到调查这么精密。后来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君来见，才知道是他向钟书在牛津时的同窗好友Donald Stuart 打听来的。胡志德1982 年出版的《钱钟书》里把这件事却删去了。
　　钟书的“痴气”书本里灌注不下，还洋溢出来。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帖，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蘸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回国后他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沦陷在上海的时候，他多余的“痴气”往往发泄在叔父的小儿小女、孙儿孙女和自己的女儿阿圆身上。这一串孩子挨肩儿都相差两岁，常在一起玩。有些语言在“不文明”或“臭”的边缘上，他们很懂事似的注意避忌。钟书变着法儿，或作手势，或用切口，诱他们说出来，就赖他们说“坏话”。于是一群孩子围着他吵呀，打呀，闹个没完。他虽然挨了围攻，还严然以胜利者自居。他逗女儿玩，每天临睡在她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钟书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钟书百玩不厌。
　　他又对女儿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阿圆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他写了一个开头的《百合心》里，有个女孩子穿一件紫红毛衣，钟书告诉阿圆那是个最讨厌的孩子，也就是她。阿圆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后来连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哪里去了。
　　钟书的“痴气”也怪别致的。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
　　解放后，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钟书设法把它救下。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软软地在钟书腕上一搭，表示感谢。我们常爱引用西方谚语：“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的人。”小猫知感，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描儿打架。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紧邻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猫》的第一句）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钱家人常说钟书“痴人有痴福”。他作为书痴，倒真是有点痴福。供他阅读的书，好比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除了下放期间，他只好“反刍”似的读读自己的笔记和携带的字典）。新书总会从意外的途径到他手里。他只要有书可读，别无营求。这又是家人所谓“痴气”的另一表现。
　　钟书和我父亲诗文上有同好，有许多共同的语言。钟书常和我父亲说些精致典雅的淘气话，相与笑乐。一次我父亲问我：“钟书常那么高兴吗？”
　　“高兴”也正是钱家所谓“痴气”的表现。
　　我认为《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钟书，《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钟书，《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个“痴气”
　　旺盛的钟书。我们俩日常用处，他常爱说些痴话，说些傻话，然后再加上创造，加上联想，加上夸张，我常能从中体味到《围城》的笔法。我觉得《围城》里的人物和情节，都凭他那股子痴气，呵成了真人实事。可是他毕竟不是个不知世事的痴人，也毕竟不是对社会现象漠不关心，所以小说里各个细节虽然令人捧腹大笑，全书的气氛，正如小说结尾所说：“包含对人生的讽刺和伤感，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令人回肠荡气。
　　钟书写完了《围城》，“痴气”依然旺盛，但是没有体现为第二部小说。
　　1957 年春，“大鸣大放”正值高潮，他的《宋诗选注》刚脱稿，因父病到湖北省亲，路上写了《赴鄂道中》五首绝句，现在引录三首：“晨书瞑写细评论，诗律伤严敢市恩。碧海掣鲸闲此手，祗教疏凿别清浑。”“奕棋转烛事多端，饮水差知等暖寒。如膜妄心应褪净，夜来无梦过邯郸。”“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蹍薄雷。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 后两首寄寓他对当时情形的感受，前一首专指《宋诗选注》而说，点化杜甫和元好问的名句（“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据我了解，他自信还有写作之才，却只能从事研究或评论工作，从此不但“噤”，而且不兴此念了。《围城》重印后，我问他想不想再写小说。他说：“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
　　遗恨里还有哄骗自己的余地，后悔是你所学的西班牙语里所谓‘面对真理的时刻’，使不得一点儿自我哄骗、开脱，或宽容的，味道不好受。我宁恨毋悔。”这几句话也许可作《围城》《重印前记》的笺注吧。
　　我自己觉得年纪老了；有些事，除了我们俩，没有别人知道。我要乘我们夫妇都健在，一一记下。如有错误，他可以指出，我可以改正。《围城》里写的全是捏造，我所记的却全是事实。

　　●这个“书香”，照姜德明同志的说法：“只要思想、意境、文笔好，即使用的并非香墨，亦可异香扑鼻，令人神醉。”

　　周振甫
　　（1911～）
　　作家。笔名六慧，浙江平湖人。历任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华书局编辑。
　　曾在人民出版社参加《鲁迅全集》注释工作。1940 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毛主席诗词浅释》、《鲁迅诗歌注》、《鲁迅诗全编》、《诗词例话》、《文心雕龙注释》、《李商隐选集》、《小说例话》、《中国修辞学史》等。

　　买书·借书·校书·编书

　　从买书谈起，谈的是有关书香的书。这个“书香”，照姜德明同志的说法：“只要思想、意境、文笔好，即使用的并非香墨，亦可异香扑鼻，令人神醉。”我讲的就是这样的一部好书。我在年轻时读《唐诗三百首》，不知怎么爱起李商隐的诗来，对李商隐的《无题》诗更喜欢。后来看了沈德潜的《唐诗别裁》，初选本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选定的，到乾隆癸未（1763）再加补选，经过四十多年再补选，对李商隐的《无题》诗还是一首不选。有人说蘅塘退士孙洙的《唐诗三百首》是以沈德潜《唐诗别裁》做蓝本来选的。
　　但我看《唐诗三百首》里选了李商隐的《无题》诗八首，我把《锦瑟》和《春雨》也算作《无题》诗。我很喜爱这八首《无题》诗，认为孙洙所选是别出手眼，突破了沈德潜的看法的。沈德潜在《唐诗别裁·原序》里说：“大约去淫滥以归雅正。”又说：“而时贤之竟尚华辞者，复取前人所编秾纤浮艳之习，扬其余烬，以易斯人之耳目。此又与于歧趋之甚，而诗教之衰，未必不自编诗者，遗之也。”原来沈德潜把李商隐的《无题》诗，包括《锦瑟》、《春雨》在内，都认为是“淫滥”、“秾纤浮艳”之作，选了会改变读者的耳目，造成“诗教之衰”的，所以初选时不选，至四十多年后补选时还是不选。并看孙洙的选《唐诗三百首·原序》：“志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余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换言之，孙洙认为李商隐这八首《无题》诗，是“脍炙人口之作”中的“尤要”者，即香花；沈德潜认为这八首《无题》诗是毒草。当时我还没有分别香花毒草的能力，也还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没有看到《唐诗别裁》，对这八首《无题》诗，还没有读懂，只是爱好而已。像“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采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只从字面看，也觉得很好，就想进一步去看李商隐的诗集。当时我住在浙西的“平湖三重城”里，城里只有书摊。像鲁迅先生小时候要买的《山海经》之类的书是有的，但没有《李义山诗集》。因托人到上海去买。当时不知道上海扫叶山房有冯浩注的《玉谿古诗集笺注》，我托的人只在商务印书馆里买到《李义山诗集》，共两本，没有注，看不懂。但这本书也有好处，因为它是上海涵芬楼借江安傅氏双鉴楼藏明嘉靖刊本影印的，后来在校勘上有用。如《赠司勋杜十三员外》，冯浩本作“清秋一首杜陵诗”，“杜陵”一般指杜甫，这里是指杜牧的诗，杜牧有名篇《杜秋娘》诗，影印本作“杜秋诗”正合。以冯浩的博学，当然知道明嘉靖本作“杜秋”，但他不从而作“杜陵”，因为他认为杜牧有《将赴吴兴登乐游原》诗：“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乐游原在杜陵，所以认为“杜陵”诗即指这首诗。按把这首诗作为“杜陵诗”，从诗题到诗句里都没有“杜陵”字。又“杜陵诗”容易误作杜甫诗。再说杜牧的《杜秋娘》诗极有名，当以明嘉靖本为是。这是后来做校勘时想到的，附带说一下。
　　后来在上海，在扫叶山房买到了冯浩注《玉谿古诗集笺注》，大喜，但没有细读。正像袁枚说的，书买到手，随时可读，就不像借的尽快读了。后来到了北京，当时东安市场均有书摊，书摊上的书可以任人翻检。我翻到一部武林沈厚塽辑的《李义山诗集辑评》，是同治庚午（1870）刊于广州倅暑（地方佐武副官衙门）。这部《辑评》用的是比冯浩《笺注》更早的朱鹤龄笺注，还辑了三色套印的三家评语，何焯评用朱色印，朱彝尊评用墨色印，纪昀评用蓝色印。这书有了三家评更为可喜了。
　　读了朱鹤龄的《笺注李义山诗集序》，那李商隐的《无题诗是香花还是毒草的问题解决了。朱鹤龄说：唐至太和以后，淹人暴横，党祸蔓延，义山随塞当途，沉沦记室。其身危，则显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则庄语不可而谩语之；计莫若瑶台琼宇、歌筵舞榭之间，言之可无罪，而闻之足以动。其《梓州吟》云：“楚雨含情皆有托”，早已自下笺解矣。吾故日：“义山之诗，乃风人之绪音，屈宋之遗响，盖得子美（杜甫）之深而变出之者也。岂徒以征事奥博、撷采妍华，与飞卿、柯古（温庭筠、段成式）争霸一时哉！”
　　沈德潜把李商隐的《无题》诗看做“淫滥”、“秾纤浮艳”，只看到他的表面，没有看到他的用意，是继承《风》、《骚》的遗响，得杜诗的深心的，是香花不是毒草。
　　1976 年，王藏用先生借给我所藏《李义山诗集》，上有朱彝尊手批，后有王相惜庵题语，称“乙巳（1845）春，于秀水（嘉兴）周叟处得见朱竹垞手批此集，丹墨灿然，今将二百年，无人刊行，因易以郑曲田三十亩，以示鲁君通甫、顾君秋碧，相与赞叹。”以此手批本朱批与《辑评》朱批校，互有详略，想见朱批不止一本。试引《李义山集》第一首《锦瑟》如下：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再引《辑评》朱批，将手批作附注：此悼亡诗也。意亡者喜（善）弹此，故睹物思人，因而托物起兴也。瑟本二十五弦，弦（一）断而为五十弦矣。故曰“无端”，取断弦之意也。一弦一柱而接“思华年”（三字，意其人年）二十五而殁也。“蝴蝶”“杜鹃”，言已化去也。“珠有泪”，哭之也。“玉生烟”，已葬也。犹言埋香瘞玉也。此情岂待今日（始成）追忆乎？（只）是当时生存之日已常（尝）忧其至此，而顾为之惘然，（意其人）必其婉弱多病，故云然也。
　　这里引了这条批语，因与下文编书人解释有关。从这条批语看，两本有异文，但关系不大。《辑评》也有为手批本所无的，不再引。
　　再看《辑评》的何焯批：
　　此篇乃自伤之词骚人所谓美人迟暮也。“庄生”句言付之梦寐，“望帝”句言待之来世。“沧海”“蓝田”言埋蕴而不得自见。“月明”“日暖”则清时而独为不遇之人，尤可悲也。《义山集》三卷，犹是宋本相传归次，始之以《锦瑟》，终之以《井泥》，合二诗观之，则吾谓自恤者，更无可疑矣。
　　这里引了《辑评》何焯批，因为钱默存先生《谈艺录》补订本434 页也引了何焯批，与《辑评》引的很不同，可资比较。钱先生说：何屺瞻《义门读书记·李义山诗集》卷上则曰：“此悼亡之诗也。首诗借素女鼓五十弦之瑟而悲、泰帝禁不可止以发端，言悲思之情，有不可得而止者。次联则悲其迁化为异物。腹联又悲其不能复起之九原也。曰“思华年”，曰“追忆”，指趣晓然，何事纷纷附会乎？钱饮光亦以为悼亡之诗，与吾意合：“庄生”句取义于“鼓盆”也。亡友程湘衡谓此义山自题其诗以开集首者，次联言做诗之旨趣，中联又自明其匠巧也。余初亦颇喜其说之新。然义山诗三卷出于后人掇拾，非自定。则程说固无据也。
　　原来《辑评》只辑何焯评自伤说，大概认为何焯评的悼亡说已有朱彝尊的评语在前，不用再辑。何焯引程湘衡题诗开集首说，又认为何焯已经否定，也不引了。因此光看《辑评》还是靠不住的。
　　钱先生赞赏程湘衡题诗以开集首说，又加考求说：义门“初喜”之程氏说，详书于王东溆《抑南随笔》卷三：“何义门以为此义山自题其诗以开麻首者。首联云云，言平时述作，遂以成集，而一言一语俱足追忆生平也。次联云云，言集中诸诗，或自伤其出处，或托讽于君亲；盖做诗之旨趣，尽于此也。中联云云，言清词之句，珠辉玉润，而语夕激映，又有根柢，则又自明其还巧也。末联云云，言诗之所陈，虽不堪追忆，庶几后之读者，知其人而论其世，犹可得其大凡耳。
　　钱先生说：“余窃喜程说与鄙见有合，采其旨而终条理之也可。” 钱先生说详见于《谈艺录》初订本，不再引。
　　接下来讲到编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约我编《李商隐选集》，对《锦瑟》诗的说明，主要是采取钱先生说，不取悼亡说。朱批用悼亡说，理由：一、“瑟本二十五弦，弦断而为五十弦”，用断弦意。按《汉书·郊祀志》：“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是把五十弦瑟的弦数减去一半，不是断弦，与断弦说不合。二、“思华年”三字，意“其人在二十五而殁也”。按商隐于开成三年（838）与王氏结婚，大中丘年（851）
　　王氏死，计共经历十三年。如王氏为二十五岁，必十二岁出嫁始合，不近情理。三、“蝴蝶”“杜鹃”言已化去也。按庄生晓梦化为蝴蝶，梦醒还是庄周，并没有化去。“望帝春心托杜鹃”，是托杜鹃来哀鸣，不在讲化去。四、“‘玉生烟’，已葬也，犹言埋香瘗玉也。”按“蓝田日暖玉生烟”，《困学记闻》卷十八司空表圣云：“戴容州叔伦谓诗家之荣，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可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蓝田山是产玉的地方，这是形容诗的境界，不是埋玉，四说皆不合。再看何焯引钱饮光悼亡说：“庄生句取义于鼓盆也。”“鼓盆”是用庄子妻死鼓盆，在《庄子·至乐》篇。这诗作“庄子晓梦迷蝴蝶”，是梦中化蝶，“栩栩然蝴蝶也”，是自得之意，见《庄子·齐物论》，与《鼓盆》无关，可见悼亡说的不合。再看何焯的自伤说，“庄生句言付之梦寐，望帝句言待之来世。”按庄生梦为蝴蝶，栩栩自得，讲诗中有写自得的。如《漫成三首》之三“露夕咏芙蓉，何郎得意初”。他自比何逊，讲自己的得意，他的诗也不是都写自伤的。“望帝春心托杜鹃”，春心指春天的伤感心情，即把伤感心情托杜鹃的哀鸣来表达，并不是“待之来世”。
　　“沧海蓝田言埋蕴为不得自见”，按“沧海月明珠有泪”，同《博物志》鲛人“眼泣则能出珠”，所以珠上有泪。“玉生烟”喻诗家之景，不同于“理蕴而不得自见”。用自伤说来解这首诗，也不可靠。我在编《李商隐选集》时，对名家批评，都结合原诗来作考虑，不能盲从。至于这首诗应该怎样解释，见于钱先生之《谈艺录》，我在《选集》里也作了扼要说明，不再引了。

　　●有书就要赶快读，不论是自己的书，或是借别人的书。

　　邓拓
　　（1912～1966）
　　原名邓子捷，邓云特。福建闽候人。1929 年入上海光华大学政治法律系。1930 年加入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积极从事左翼文化活动。著有《邓拓文集》、《邓拓散文》、《邓拓诗词选》、《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等。

　　有书赶快读

　　我有许多书，没有好好读；有的刚读完还记得清楚，过些日子又忘了；偶然要用，还要临时翻阅，自己常常觉得可笑。
　　这种情形别人不了解，总以为我有什么读书的秘诀，不肯告人。其实我的确什么秘诀也没有。把真相坦白地告诉读者，还有一些人仍然不相信。几个学校的青年同学来信约我去讲读书的经验，我很惭愧不能答应他们的请求。昨天到书店门市部走走，遇见几位同学，不客气地拉住我，说要“聊一聊”。我们终于就目前读书的问题聊了一阵子。
　　看来他们都在找书读，而以找不到自己需要的书籍为苦。我们的话题就从这里展开了。
　　有书的人不一定读书，没有书的人却到处找书读，这是多么不合理的现象！然而，这又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没有书的人如果不向别人借书，不到图书馆借书，也不来书店门市部看书，那就简直毫无办法；而有书的人，总觉得书已经属于自己所有，随时都可以读，满不在乎，反倒不急于读书或者不想读书了。这种现象不是人人都能遇见的吗？
　　大家也许还记得，以前报纸介绍过宋代苏东坡写的《李氏山房藏书记》和清代袁枚写的《黄生借书说》这两篇文章吧。我们要学习古代读书人的勤奋精神，千万不要藏着一大堆书而不加以利用。
　　我想在这里向大家介绍另一故事。明代有一部笔记，名为《泽山杂记》，不知作者是谁。这部笔记中叙述了明代洪武年间的一位御史大夫景清的事迹。景清与方孝孺齐名，为反对永乐政变而同时殉难的明代杰出人物。他在青年时代，勤奋读书，过目不忘，为同辈之冠。据载：景清倜傥尚大节，领乡荐，游国学。时同舍生有秘书，请求而不与。固请，约明旦即还书。生旦往索。曰：吾不知何书，亦未假书于汝。生忿，讼于祭酒。清即持所假书，往见，曰：此清灯窗所业书。即通辄卷。祭酒问生，生不能诵一词。祭酒叱生退。清出，即以书还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特此相戏耳。
　　像景清这样勤学强记的人，实在难得。但是正因为他自己没有秘本，而如饥如渴地想读同舍朋友的秘本，所以他特别努力，只用一夜的工夫，就能背诵全书。反之，他的同舍朋友虽然藏有秘本，却没有读它，所以经不起考问。显然，景清的目的是要警告他的朋友，要朋友注意利用书籍，不要死死地藏书不用，而不是想要强占他朋友的秘本。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得到什么体会呢？我以为，最重要的体会是：有书就要赶快读，不论是自己的书，或是借别人的书。即便有些书籍本头太大，内容很多，无法全读，起码也应该扼要地翻阅一遍，知道它的内容，以免将来要用，临时“抓瞎”。清代的一位著名学者包世臣，留下一些名言，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也很有启发。他曾经写过许多对联，一直流传至今。其中有一副对联，我忘了他写的上联，只记得下联是“补读平生未见书”。这一句给我的印象特别深。还有一副对联，我也只记得下联，他写道：“闭户遍读家藏书。”这一句同样使我受到很大的鼓励。后面这一句似乎不是包世臣自己的，而是用宋代陆放翁的诗句。
　　古人每到书多的时候，往往也有了相当的地位，正如袁枚说的：“通籍后，俸去书来，落落大满，素蟫灰丝，时蒙卷轴。”这不能不引起认真的读书人的警惕，他们时常写下许多座右铭、对联之类以鞭策自己，生怕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什么书也没有读。以古喻今，那么，我们现在就更要趁着年青的时候，抓紧机会，赶快读书。
　　有的青年同学认为，景清能够读到秘本，真“带劲”，我们可惜没有什么秘本可读，这怎么办呢？其实，古人所谓秘本，内容并不稀奇，我们现在的图书馆拥有成千成万的历代秘籍珍本，如果你需要，就可以借来阅读。何况古人所谓秘本，有许多现在都已经大量翻印了，很容易买到手，又有什么稀奇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这时代最伟大的革命经典著作，人人都可以读到，这个条件实在太好了，古人又怎么能够比得了我们呢？
　　最后，我奉劝青年朋友们，你们手上哪怕只有几本政治理论和科学研究的书籍，也要赶快把它们读得烂熟。因为它们所包括的知识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这些是最重要的基础知识。只有让自己的基础打好了，将来读其他参考书才能够做到多多益善。如果现在丢开这些基本的书籍不认真苦读，一心想找秘本，只恐望梅止渴，无济于事。一句话，我认为你们现在手上已经有书，希望你们赶快读吧。

　　●大学是培养高等人才的场所，学生学业的质量主要决定于师资，而不是设备。

　　郑朝宗
　　（1912～）
　　字海夫。福建福州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
　　现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从事中西文学研究。著有散文集《护花小集》、《梦痕录》、《海滨感旧集》等。
　　旧书读似客中归
　　僻处海隅，购书不易，印数不多的“冷门书”尤其难购。多谢《读书》编者惠我以《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一册，俾得破数日的岑寂。此书虽是新出的，却产生于数十年前，实际是一部旧书。由于种种原因，读此书时仿佛游子归故乡的毫无陌生之感，而只钩起了一阵阵的回忆和联想，前人诗句“旧书读似客中归”说的大约就是这种情景。
　　《清华园日记》分（上）（下）两部分，前者作于1928 年到1936 年，后者作于1948 年底到1949 年初，这两部分都残缺不全。
　　浦先生原是学外文的，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后来一辈子执教于大学中文系。他是吴宓先生的弟子，1926 年吴先生把他推荐到北京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去当陈寅恪先生的助教。1928 年清华学校改称“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停办，翌年他转入大学本科中国文学系任教。
　　1932 年秋季我考上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清华是靠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办学的，每年有一百几十万元的固定经费，不像北平别的大学那样年年“闹饥荒”，因此觊觎该校校长职位者大有人在，改建大学以前连续更换了十个校长，改为大学后，在短短的三年里，又更换了三个校长，这些人多数是官僚政客，只想揽权，无心办学，整个校园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的局面。
　　就在我进校的前一年底，梅贻琦当上了第十四任的清华校长。梅先生是学工程的，学术上并无多大的声誉，但为人还方正平易，对办学颇有眼光。他在就职典礼上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话成了一句名言。大学是培养高等人才的场所，学生学业的质量主要决定于师资，而不是设备。清华因为经费足，校内文、理、法三个学院的大楼原己不少，后来又增设工学院，大楼更多了。梅先生的特殊贡献是大力延聘名教授，除校内现有的以外，还用重币厚礼往别校请来兼任的。就文科来说，几乎所有课程都由教授主讲，助教只做辅助工作（如批改作业之类）。那时每年招生人数不多，个别的系有时只招一二人，而系里的教授倒有六七位，不禁令人想起了孟郊的两句诗：“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为了培养“通才”，文科一年级不分系，当年我只选了系里陈福田教授的“大一英文”一门课，其余如“大一国文”（刘文典教授主讲）、“中国哲学史”（冯友兰教授主讲）、“西洋通史”（蒋廷黻教授主讲）、“逻辑”（金岳霖、张申府教授主讲，每人一学期）等都与本系无干。“中国哲学史”中和“中国文学史”对选的，我选了前者只因为冯友兰先生名气大，而教“中国文学史”的浦江清先生当时还只是专任讲师（相当于现在的副教授）。后来听别人说，浦先生学识不浅，讲课常有新意，不作泛泛之谈。现在读他的日记，知道他爱博览群书，从中外小说、诗歌、戏剧、历史直到甲骨文论著无所不窥，又长于探索，备课也认真，此外，他还多才多艺，下棋、度曲、打桥牌样样都是能手。我曾眼见他在工字厅宿舍廊下和俞平伯先生等一起吹奏昆曲，音韵悠扬，令人心醉。
　　清华文科有一种风气，教师只管讲课，一下讲台便自去做学术研究，不管学生的课外学习，学生也只是上堂听课记笔记（有的连笔记都不做），回去看自己的书，写自己的文章，把笔记束之高阁，直到考试时才来抱佛脚，匆匆一阅好去应付。大部分教师并不要求学生背诵讲稿，分数的高低常是取决于有无独立见解。形成这种风气的原因，总的说来，是由于学生的基础较高，一般有自学能力，无须教师耳提面命，教师也只对个别高才生另眼看待，容许他登门求教。这种情况也反映在浦先生的日记里，他只跟教师往来，难得和学生接近。在这种“放任自流”的风气培育下，文科学生中居然出了不少人才，我所属的外文系，在短短的四年间，冒出了一批至今犹享盛名的学者和作家，他们未离校门之前，已在埋头著述和创作了。个别同学如比我高一年级的盛澄华，据说全部时间都用在攻读法国文学，其余课程应付而已。
　　他终于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和文科相比，理工科（特别是后者）的情形恰恰相反，课堂教学抓得非常之紧，学生一天之内几无喘息的时间。我在一年级时和一位电机系的同学共处一室，他每日攻读到深夜，课外作业者做不完，天还没亮又起来伏案了。皇天不负苦心人，他现在联邦德国一家大学当教授。
　　清华的校风有一点很可取，男女同学之间的关系比较正常。那时没有毕业分配的制度，多数学生来自普通人家，毕业后的工作要靠自己去争取。因此，不论男女都将学业放在第一位，力求把自己培养成材。这样，撇开正经事不干而整天忙于谈情说爱的人就少了。每逢出现这样的人，大家都会以白眼相看。但是，学校毕竟不是修道院，真正纯洁的爱情仍然存在并受到尊重，只是这种事情得发生于校内师生之间。这似乎是一条不成文的法规。浦先生因为家累重又严于择配，迟迟未结婚，到了将近而立之年才在附近的燕京大学中文系找到了一位合意的女郎。对于这位女大学生，他的痴情真不亚于但丁之于Beatrice，《日记》中关于这方面不乏精彩的描写。但事情终归失败，浦先生最后以自慰的话是：“恋爱是一件事，结婚又是一件事。我们的脑海中常能存着一个永远年轻的美人之影便是幸福。”这口吻更像是有意模仿但丁的《新生》了。
　　由于《日记》残缺过甚（其中1933 年至1935 年一字不存），表面看来，清华园像是世外桃源，不受外界干扰。其实，这一时期日寇的魔爪正在逐渐伸入整个华北，校内的学术气氛虽仍浓厚，而国破家亡的忧虑实际隐藏在人人心里，学生方面尤为明显。1933 年1 月3 日，日本军队从东北三省进占山海关，继而攻陷承德，占领热河全省，接着又强夺长城三口（古北口、喜峰口、冷口），整个平津地区失去了屏障，随时都有沦陷的可能。在这情况下，学校照常上课，但人心浮动，课堂有时变成时事讲坛，教“逻辑”的张申府教授撇开他所心爱的数理逻辑不谈，而专与学生议论时局，教“大一国文”
　　的刘文典教授也撇开了原定的子史文章不讲，而特选一篇归庄的《万古愁曲》足足讲了一个月，把明朝遗老的满腔亡国哀愁有声有色地传播给我们。自然也有教授坚持上课不讲“闲话”的原则，照常教书。浦先生于1933 年休假出国学习一年，他的态度如何不得而知。随着局势的日益紧张，校内学生逐渐分成左、中、右三派，按照惯例开始时是中间大两头小，后来往左边靠的人多起来了。教师绝大多数属于中间派，他们认为救国固然重要，但书也不可不读，举世闻名的歌德不是在拿破仑兵临城下的时节仍坐在实验室里做他的科学实验吗？1935 年6 月臭名昭著的卖国条约《何梅协定》签订了，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到了“一二·九”进入高潮，学校实际处于瘫痪状态。为了希望免除学终考试，学生向教授会请愿，有些教授大发雷霆，认为学生胁迫他们，可见多数教授当时仍处在中间状态。他们中的某些人终于转变立场站到左边来，那是在抗战时期学校南迁以后的事了。浦先生的《清华园日记》（上）很少涉及国事，只有一处在谈陈寅恪先生时说：“陈公素恬退，此次为国难刺激，甚激烈。”陈寅恪是他最敬仰的前辈学者，他对国事的态度大约和陈先生是一致的。
　　《清华园日记》（下）篇幅不多，一共五十二页，记面临解放的旧清华大学在六十天（1948 年12 月至1949 年2 月9 日）里发生的事。那时在四面包围之中的北平城如同瓮中之鳖，而僻处西郊的清华园也暂时成为三不管的地带。浦先生有一段恰如其分的描写：“至于校中空气，多数同学本来是左倾的，他们渴望被解放，少数也变为无所谓。教授同人极右派本来想走的，现在也走不成了，多数成为无所谓。不过师生一致团结，对维护学校是同心。”
　　在这期间，大家所做主要是两件事：一是为生活而奔忙，千方百计解决吃喝问题，这无须多说；二是开始讨论“大学的教育方针，中文系课程的改善”（这里专指中文系师生方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仅师生之间有很大矛盾，即各派教师也都坚持已见，不肯放弃原来主张。浦先生曾提出一个折衷方案，主张“中外文系仍可存在，中文系渐渐提高向学术性方面发展，外文系造就外国语言及专研文学的专才而设。”他是深受王国维和陈寅恪的影响的，所谓“渐渐提高向学术性方面发展”就是说学生们不喜欢的训诂考试之学应该保留，因为只有这些才是真正有学术性的。他身后留下的惟一著作《浦江清文录》只收《八仙考》、《花蕊夫人宫词考证》之类内容结实的十一篇论文，而他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的大量书评、书报介绍和外国文学家评述等一般文章则全部摈弃，这就足够说明他的态度了。
　　《西行日记》是一部很有代表性的作品，记载抗战时期知识分子颠沛流离的生活，主人公就是作者自己。浦先生原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因休假回上海家中，后来决定西归，而安南（今称越南）已被日军占领，由海上往昆明的途径断绝，只得改由陆路。据他自述： “30 年5 月……我自沪起程，由常州宜兴穿过封锁线，至屯溪。值浙赣战事，困于屯溪数月。暑后入闽，转赣、湘、粤、桂、黔入滇。31 年冬到昆明。”说得更具体一点，他是在1942 年5 月28 日从上海动身往常州，经宜兴越过警戒线到安徽的广德，道路传闻日军沿南冒南下，鹰潭已危，西进之路中断遂在屯溪逗留七十九日，然后越岭经江西的婺源、德兴、铅山进入福建，经建阳、南平、永安、长汀又转入江西，经瑞金、赣州越梅岭进入广东的韶关，从此往广西的桂林、柳州、河池，转北赴贵州的独山、都匀、贵阳，最后西行经普安、盘县进入云南的曲靖，于11 月21 日到达昆明，全程共历一百七十七日。浦先生的自述中多了一个“湘”字，恐系误笔。
　　这一百多天的行程，经受千辛万苦，纯粹是中世纪式的旅行，坐的常是轿子、手推车、小船、破旧的木炭车，有时还要步行，住的常是荒村野店和污浊不堪的旅舍，路上还要跟疟疾和胃病不断的斗争，并且时时受到囊空粮绝的威胁。但他毕竟是知识分子，在艰苦困顿之中仍然不忘及时行乐，路上遇着名胜古迹总要尽情游览赏玩，如常州的天宁寺、柏垫的大石桥、隆阜的戴氏（东原）宗祠、德兴的妙玄观、河口的山石（“一路见石，褐色，树木，有壁立千仞者，有圆而伏者，有崖壁多绘纹似大篆剥落者，有埃及金字塔及狮身人首像风味。倘加雕琢佛龛，可成奇观）、建阳的考亭书院、长汀的苍玉洞等。这令人想起了社甫的《北征》，在哀时伤乱高唱“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之后，忽然插入一段赏心悦目的写景文字：“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矛盾而却自然。知识分子的另一癖好是看书，《日记》中记旅途阻塞百无聊赖之际，仍要想方设法借书消遣，高者如《乐律全书》，低者如《荡寇志》均可用以解瘾。经过长汀时，对撤退到那里的厦门大学图书馆藏书之富特感兴趣，大有馋涎欲滴，恨不一口吞下的意思。
　　读《西行日记》会使人想起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第五章。这最精彩的一章也是记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在旅途中的遭遇和见闻的。他们（四男一女）从上海动身往设立在湖南省蓝田县的师范学院，沿途经过浙江的宁波、溪口、金华，江西的鹰潭、南城、宁都、吉安、界化陇，湖南的邵阳等地，除上海到宁波一段坐的是外国船外，其余路程也是靠土产的木板船、人力车、破烂的汽车和轿子去完成的，途中住的也是荒村野店和污浊不堪的旅社。从表面看，这两篇旅行记都有代表性，都把许多人在那个时期共同经历过而未曾记录下来的生活笔之于纸，以垂久远，但两者的性质却是不同的。《西行日记》是纪实之作，而《围城》第五章则主要是虚构，只能归入小说一类。
　　历史和小说各有千秋，我们不必妄加轩轾。

　　●印章有青田、寿田、田黄、鸡血、桃红、冻石以至象牙、水晶、玛瑙、铜、玉、竹、木、金、银之分；字体有汉魏六朝、宋元篆隶，以至近世浙皖诸派之别，刀法体制均大有考究，堪称是一门学问。

　　辛笛
　　（1912～）
　　原名王馨迪。祖籍江苏淮安，生于天津。清华外语系毕业后赴英留学。
　　曾在上海暨南大学、光华大学任教。为九叶诗人之一。著有诗集《牛掌集》、《印象·花束》，散文集《夜读书记》等。

　　雪泥印趣——谈藏书印与闲章

　　幼小时候，天津老家中藏有线装书和字画不少，书案上到处陈设着端砚以及师名家姚茫父、陈师曾等人镌刻的墨盒、铜镇尺等文具。晚间，随着先父课读之余，帮他老人家展布画卷翻检旧书，每一见到上面总是盖有大小不一，篆隶各异的宋白元朱印文的铃记，硃墨斑斓，相映成趣，就逐渐由好奇心而养成了一种莫名的好感，是为我酷爱印章癖之始。经过老人讲解指点，也就领略到这些刻有某某鉴赏收藏考订文字的印章，不只是标明物主珍藏对鉴定真伪以及经历先后有所裨助，而且印章铃记的文辞拟制、字体刀法大都出自名家之手，别有一番风趣。有些鉴赏章更衍变有闲章意味，颇能引人入胜。记得明朝项子京刻的一方印文为“清夜无尘”，虽寥寥仅有四个字，却已恰如其分地刻划出那种人声共冥时展阅抚摩、赏心悦目的美好气氛。
　　在北京清华读书后，周末常进城逛书店，也就顺路去琉璃厂溜达，不免学着如何选购石章来。开头是走去烦同古堂主人张樾丞刻了几方藏书章，张氏治印遵古法，尤长于刻元朱文，其时已有藉藉名。最初我有的几方如“辛笛读书”、“樱舍漫藏”、“燕来堂”，都是他的得意之作，我在展卷铃印之余，竟也乐而忘疲了。
　　后来阅读外文书籍渐多，发现西方藏书家还有藏书票之举。往往在书的封里、封底或扉页上贴上了藏书票，一般尺寸总在小三十二开左右，视原书为小，票上绘印有书主姓名，而以木刻图案或绘画作为主体，以增装饰之美。
　　有的就索性采用名家作品，如英国19 世纪末年画家比亚斯莱所作《莎乐美》插图等常被选刊。这类藏书票多种多样，国外也有人像集邮一样收集起来。
　　当年我虽也感兴趣，但究竟心于学业，也就无力顾及。到了30 年代后期，从海外归来，在大学教书，平时多和书画家往来，才又重新关注到治印一事。
　　看来看去，觉得还是我国的藏书印为好，比起藏书票制作要方便多了。虽然印章限于尺寸，容量不大，但谈到印章有青田、寿田、田黄、鸡血、桃红、冻石以至象牙、水晶、玛瑙、铜、玉、竹、木、金、银之分；字体有汉魏六朝、宋元篆隶，以至近世浙皖诸派之别，刀法体制均大有考究，堪称是一门学问。我则才疏学浅，只能略知皮毛而已。
　　也许是由于司空见惯，也许是附庸风雅，一向对于御玺官印毫不在意。
　　对于文字有“子孙永藻流传”等类似章句也深以为迂腐可笑，何如易安居士在归来堂毁后所撰《金石录后序》之发人深省。世间文物聚散靡常，一姓一氏如何能永久据为己有，此固是天道好还的自然规律，岂可强求！既有“读书”、“藏书”印多方，其中不乏名家佳品，如近人齐白石、王福厂、吴朴堂、陈巨来诸人所作。寝假时日，我转而喜爱闲章的收集了。有的系自夜市冷摊上无意中得之，有的则是烦求高手所刻。如“称心而言”、“听水吟”、“晚晴廊语”、“馀事作诗人”、“黄浦江头黄浦客”、“人间过客”等皆是。
　　民国初年，乔大壮客京师时，馆于徐森玉丈家，尝为刻一石章，文为“人生只合在湖州”，盖森丈籍隶吴兴，正合留作纪念。老伴文绮婚后，森丈遂以持赠。不幸大壮暮年病酒，所遇凄苦，终在姑苏阊门外自沉于水，闻者无不动容，森丈每一言及，辄浩叹不置。1979 年己未秋尽冬初，我北上开会，在诗友曹辛之寓小聚，笼火取暖，灯下检其年来所治丛刻，竟得一方，文曰“闲愁最苦”，边欸书仿大壮体，古拙可喜，颇得神似，因强求携归，以寄追怀，然则大壮生前早已难自排解，是否这就是诗谶的预感呢！
　　我也常爱选用一些心爱的前人诗句，倩人为刻闲章。如王摩诘送别句：“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东坡初到黄州句：“自笑平生为口忙”；吴梅村句：“惯迟作答爱书来”；龚定厂句：“相逢怕觅闲文字”等。自觉意兴不浅，与友好通候时，用以铃印于笺尾，也可了却不少无谓言语。忘年小友蔡幼石为陈巨来关门弟子，因酷爱拙作新诗，曾用“脱卸与茫茫的烟水”
　　（旧作《航》一诗末句）镌印相赠，以白话诗句作印文者不多见，亦自有趣。
　　抗战胜利后，一次我去荣宝斋看字画，偶然见到陈列案橱中有一紫色织锦方形小盒，内并列两小方鸡血图章，藕粉质地，血色不恶，而边欸识明奏刀者为王福厂，尤为难得，一刻“文心共赏”，一刻“文心经眼”，显系书画家的鉴赏用章。目迂之下，不禁怦然心喜。恰因“文心”一词，无异从我（旧时亦名心笛）和老伴文绮两人名字中各取一字巧缀而成，况早在北齐末年刘彦和（勰）即署书名为《文心雕龙》，近人亦有夏丐尊、叶圣陶以“文心”二字题作书名（开明书店出版），正是天然凑泊，顺理成章。萍水相逢，着实有缘。因此就买了回来，常常铃在心爱的书上，颇为惬意。可惜在十年浩劫中失去，就此杳如黄鹤，一去不返。
　　钱君匋和我本是老朋友，但以工作隔行，见面不多。1976 年丙辰，我为一学校举办美术讲座，曾专诚请他前往执教，因而一度时相过从。他早岁写过新诗，工美术音乐，而于我国传统的金石书画，无所不精，卓然成家。因之，我特烦他用“文心共赏”再治一印，以补失落之憾。承他欣然操刀，还将拙作旧吟七绝一首刻作边欸：
　　已恨语言多凿枘
　　一欣诗句与推排
　　惊鸿掠影难为水
　　幸得相从是布钗
　　雪泥鸿爪，于此不能无记。其时君匋兴致甚好，耳目尚为聪明，在我殷勤拜托之下，居然一口气刻了好几方石章，连我喜爱的近人诗句也都刻作边欸了，如朱自清句：“既有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对黄昏”，俞平伯句：“只缘曾系乌篷艇，野水无情亦耐看”等皆是。现在回想起来，心感何极。当年钱先生的心境，于我正是同怀，也从可知矣。

　　●书是好朋友。与书对话，其乐无穷。……不会读，书如干草。会读，书如甘草，现代化说法是如同口香糖，越嚼越有滋味。

　　金克木
　　（1912～）
　　翻译家、印度文化史家。安徽寿县人。1939 年到湖南大学等校任教。1941年到印度，先在加尔各答《印度日报》中文版任编辑，后转而学习梵文、古印度哲学与文学。1946 年回国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开始翻译印度、巴基斯坦文学作品。1948 年后一直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教授。著有《梵语文学史》、《印度文化论集》，散文集《天竺旧事》，论文集《艺术科学丛谈》，诗集《雨雪集》等。

　　读书

　　其一
　　对于书籍的读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读“书”，一是读“人”。
　　正像教书也可以分成教“书”和教“学”一样。读“书”是以我为主，我寻材料供我用，和查考辞书类书的目的一样；所以读的书，也无所谓好坏，凡可以供我利用的都要读。这正是写卡片抄材料的记问之学，学得好时，便是淹博。读“人”却不然：读一人的著作，想见其为人，于是尊之为师，敬之如友，研其思想，学其品行，择善而从，不善则改，所注意的是见解，所学习的是做人，不嫌狭隘，但求贯通。这样读书，结果也许只精读一部全集，但确可以受用终身。读“书”能博足以炫人，所失在浅；读“人”而精足以立己，所弊在陋。此外的读书，若不是当课本学技术，就只能算是消遣而已。
　　其二
　　“学以致用”是句老话，“不要读死书”是句新话；但从学问的本身说来，无所谓有用无用；而从学的人这方面说来，只要真学就真有用，就是说，至少所学直接对己间接对人都有影响；所以，如果我们不把“用”的范围定得太偏狭，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就该事先注意这学习所应有的结果。这样便不能生吞活剥的读书，给人家当收音机；学的经过也就应当大致分做：学——思——行；打个比方说：吸收——消化——营养。
　　其三
　　抽象地论读什么书，似乎无益，其实也很有帮助。读专书，专读书，都已近于老生常谈了，实际上奉行的人还是很少。读书人大半还是喜欢东抄西撮杂凑起来的书，只求便捷，不怕肤浅，又喜欢广博而不肯专精；这都是不能牢记着上两条原则的结果。还有一条原则也很重要，便是多读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书。我们往往翻开一本书后，一看句句都是自己心中要说的话，于是非常痛快，佩服，很高兴地看下去，以为这是正对自己胃口的好书。结果却往往是一无所得，既有进步也很少；因为书中意见，自己既在读书之前便有，那么读了之后，自然也不过是更坚信或更丰富而已。惟有读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书，可以使自己瞿然一惊，然后以敌人的态度去观察这本书的意见。结果若是自己被人折服，自然是自己原有的见解不对，从此便更进一步；若自己攻破了书中的理论，也就是自己受到了一次论敌的冲锋，无形中也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因此“正合吾意”的书愈多读，愈无进步，愈容易流入偏狭；远不如多读几部不合吾意的书。但这样读书也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是要能批判地读书，有自己存在，不为书所囿；第二是有所为而读书，不要视同看看小说之类的消遣。
　　1936年

　　读书法

　　甲今天来谈谈读书法，怎么样？
　　乙我洗耳恭听你的高见。
　　甲我只能讲个真实故事。从前有位教授在大学教第一堂课时抱了一叠书去，在开场白以后便介绍这几部古典名著，一一说明作为基本读物的重要性，要求一学期读完这几本。每堂指定预习多少，下周上课除讲解外还当场提问题要学生回答。他说到做到，毫不客气。恰巧班上有位女学生是从前鼎鼎大名中西兼通的学者的孙女儿。她几乎每回都抢答，而且问题越难，她抢得越快，唯恐失去显露才华的机会。若是比较简单容易的问题，她就默不做声，让给同学。男生又把容易的向女生谦让，仿佛男生总是不如女生反应快。
　　于是那位才女占了首席，其他人也乐得偷懒而且减少露丑。首席学生并不包办，总是留有余地给旁人。课程结束时不仅教授满意，而且全班男女学生个个满意。班上有一个学生是我的朋友，是他对我讲的。这是教学法，也是读书法，对此你有何评论？
　　乙这是读书正宗，有教有学，有提问有答复，也就有了讨论和纠正错误。有师，有友，各得其所，是读书的正轨，学问打基础的正路。我也听到过一个教学故事和这不同，说给你听听。有位教授一上课先作开场白，然后把带来的仅有的一本书向学生介绍。这是一部中国古典名著的校点注释本。
　　他要求学生自己读一遍，将校点和注释及注中的评论的错误指出来，写下作为作业，多少不限，详略不限，半月后开始交卷，限期一个月。介绍完了，他便讲课，不再提这本书，一个月之内也不提。请问你对此有何评论？
　　甲我很想知道一个月后的结果。
　　乙结果很简单。答卷一堆，互有异同。教授看了一遍，上课时发给学生，要求每人轮流通读全班答卷，记下有错未纠的和本来不错而纠错了的，再交来。
　　甲这教法省事，等于开讨论会，教师旁听。
　　乙也不省事。答卷及学生评语再集中以后，教授便开讲这部书作为他讲的课的举例，对学生的答案不指名而包括在内。结果是学生都熟悉了这部书，都是出版了这本书的新本子，又是各得其所。
　　甲讲这两个故事算不算谈了读书法？
　　乙也算也不算。读书本无定法，只要各得其所。我们谈的两个故事若算是读书法，那么前一种是提问法，后一种是找错法。有人学外文背字典，有人学外文不记生字而读破一本书再读破一本书，有人学外文把一篇文抄了又抄，烂熟于心，好像是自己写出来的，然后抄另一篇。各有才能偏向，各有目的不同，能适合自己而有效的，我认为就是好的读书法，就可以“得其所哉”。硬套用别人的方法，只怕会“麻雀跟着蝙蝠飞，熬眼带受罪。”
　　甲我听说，从前有两位教授同在西南联大开课讲唐诗，讲法大不相同。
　　又有两位教授曾同在北京大学教英文，也是大不相同。一位教过几年后出版了讲义，是一本语法修辞书。他认为不懂语言怎么谈得到内容。一位是翻译家，着重讲授内容及背景，认为不通全文大意怎么理解词句。一个是从外而内，一个是从内而外，各有千秋。是不是一个讲“结构”，一个讲“存在”？
　　乙看来读书法也是“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适合自己便能生效，凡事都要讲效率，读书也一样。无效读书不如睡觉。
　　甲我们自己不读书而谈读书，那有什么效率？
　　乙假如有人听了我们的谈话以后哈哈一笑，那就是效率。读书后欢喜赞叹是正效率。读书后愁眉苦脸是负效率。读书后还能自己想出什么来，那就是超效率。
　　甲有人读书只为消闲，还讲什么效率？
　　乙怎么不讲？消得了闲，越读越有味。若越读越心烦，还消什么闲，读什么书？不如睡觉去吧。

　　联话

　　小时候到私塾上学，塾师陈夫子给我两个厚厚的本子，都是他自己选抄的，叫我自抄自读，作为背诵经书以外的功课。一本是《九家七言近体录》，选七言律诗，从杜甫、李商隐到吴伟业、黄景仁。另一本是对联，大体分类排次序，从祝寿、哀挽到殿堂、寺庙，附有一些带诙谐性的非正规的作品，如骂袁世凯的对联之类（“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骂袁世凯当民国总统）。老师告诉我，联语盛于清朝，有两大家，前是纪晓岚（昀），后是俞曲园（樾），都是大学者。这两位的联语在本子里选抄了不少，当时我用心念，以后都忘了。只记得纪昀给乾隆皇帝八十岁作的寿联的残句：“……八元进，八恺升，八方向化，八风和，庆圣寿八旬逢八月。”上联重复“八”，点八十岁：下联重复“五”，点乾隆五十五年。该记的记不住，不该记的反而忘不了，“不登大雅之堂”的有几副现在还背得出。为尊重老师，先引他自己作的挽联。挽的是和他齐名的另一处私塾的塾师，以能言善辩出名，又不像我的老师那么规行矩步。联云：口讲指画授文辞，方从矩，圆从规，赢今朝丹荔黄蕉，雪涕同悲柳子厚。
　　妙语清言霏玉屑，出乎类，拔乎萃，叹此后红灯绿酒，风流谁嗣贾君房。
　　联中有自对、互对，暗示韩愈祭柳宗元，而且以借用的“雪”对借用的“风”，将“贾君房语妙天下”配上“红灯绿酒”，应是得意之作。作抄进选本，我也居然记了下来。
　　不雅之联有一副是民国时期兵匪横行中的牢骚，作者不知何人。
　　阳多匪，阴多鬼，我亦尘埃同靡靡。其呼我为马牛乎？唯唯！
　　醉里卧，梦里歌，尔胡冠带犹峨峨？行将尔作牺牲矣。呵呵！
　　有一副是该打下地狱的，偏偏记住了。那是一个鸦片烟鬼的作品。说是五十岁的烟馆主人娶了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可能是欠烟债的以女抵偿，不知是续弦还是做妾。这位吸毒者瘾过足了，代表众烟鬼作对联一副致贺。联云：
　　十五新娘，五十新郎，天数五，地数五，他年五子登科，定卜枯杨占大过。
　　两三好友，三两好土，益者三，损者三，此夕三星在户，合将罂粟款同人。
　　“大过”、“同人”是《易》卦名。“枯杨生稊”，“天数五，地数五”，也是《易经》语。“益者三友，损者三友”，见于《论语》。“三星在户”，出于《诗经》。以圣人经典语言和“罂粟”鸦片烟土并列，真是该打。然而对仗工稳，措辞俏皮，以雅语说不雅事，正是古代文人的特长之一。老师抄在本子最后，大约是取其形式而弃其内容之意。我这个不长进的学生记不住圣贤语录，反而记得诙谐故事。由此可见，正面和反面教育往往效果不如预期，是值得研究的。

　　只有一头的棍子

　　闲来无事乱翻书，看到汪子嵩等四个合著的《希腊哲学史》第一卷，厚厚一大本，千页以上，无力通读，只能翻看，顺便闲谈几句。
　　多少年前有句名言是“言必称希腊”，实际上是“言必称苏联”的隐语，套用古时“言必称尧舜”的语调。在中国讲古希腊的书和人向来都很稀少，说来说去多半是悲剧、史诗、神话、雕像。从明末译《名理探》（1631）起已有三百多年，从清末算也有一百多年了，介绍希腊哲学总是间接而零碎。
　　现在终于出现了中国人自著的依据原文自有见地的四卷本《希腊哲学史》，真不容易。愿它早日完成，不要像从前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以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那样半途而废。可是《欧洲文艺复兴史》呢？难道还是只有七十年前军事家蒋方震（蒋百里）的那本薄薄的著作吗？”文艺复兴”本来是指希腊文艺的“复兴”的。
　　几本旧的中国哲学史中，胡适的半成品是文学家的创作，驰聘想象；冯友兰的初版本是哲学家写的书，在《序》中自称是黑格尔的“正、反、合”
　　模式；侯外庐的是历史家写的著作；诸书各有千秋。曾经喧嚣一时的讲“儒法斗争”的那一本只能算是政治传单，一阵风就吹过去了，轻飘飘的。
　　《希腊哲学史》的《前言》值得大家看看，不限于对哲学和希腊有兴趣的人，因为其中提出的是什么叫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问题。《绪论》末尾提到1947 年苏联日丹诺夫批判《西欧哲学史》，引用苏联学者在60 年代自己说的话：日丹诺夫“断言，马克思以前的全部哲学‘决不能成为实践上影响世界的工具，也决不能成为认识世界的工具’”。“从‘左’的方面否定过去的全部哲学”。“以致有人企图按照‘唯物论——进步，唯心论——反动’这样一个公式来千篇一律地评价各种哲学学说”。
　　传说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中有些基督教的神学问题辩论不休。其中之一是，上帝能不能创造只有一头的棍子。日丹诺夫在1947 年的那篇《发言》将哲学划分为两大阵营，适应当时将世界划分为两大阵营的理论需要，我早已拜读，并且听了不少年批判所谓“欧洲中心论”这类的话。现在旧文重现，忽然将它和中古神学问题联系起来，恍然大悟。原来日丹诺夫的这种思维线路是只有一头的棍子。棍子本有两头，但是只许有一，不许有二。东风压倒西风。风只准向一面吹，一边倒，单行线，二进位。另一头不断出现，那就要不断去消灭，保持唯一，独一无二。棍子只能有一头。
　　万能的上帝！你是无所不能的。阿门。
　　1993年10月北京

　　古今对话：读书

　　惠施：我有五车书。
　　今人：两千几百年前，你老先生的书全在竹简上，能装五牛车，不少了。
　　孔老夫子教学生只诵诗三百篇，自己也只编一部《春秋》。您有五牛车竹简书，不知一片竹简上能有几个篆字？车有多大？五车书总共有几万字？都是您的著作吗？能比上现在的一部全集吗？现在一份报纸八版，一版连广告就有将近一万字。一天两天看的报纸和刊物加上文件、信件的字数可以和五车竹简上的字比一比了吧？还不算听报告，做报告，参加座谈发言，看电视新闻，电视剧的口头用字数。读书在今天只能算是业余爱好了，书摆在架上柜里只是装饰房间的一部分了。论读书，算你老饱学，若论知识面和信息量，和今天可就不一样了。
　　东方朔：我学习“三冬，文史足用”。
　　今人：了不起！您在西汉朝，那时有多少文，多少史？老前辈读的是帛书了吧？一张帛上写多少字？《诗》、《书》、《易》、《礼》、《春秋》，这算文。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史记》完成了没有？您也读不到，只好再读《公羊传》、《谷梁传》和几部《子》书了。甲骨文、青铜器金文、石刻铭文，您读了多少？现在小学生就读中国五千年历史，还学中国语文、外国语文、算术、自然常识、地理、品德教育、手工、图画、音乐、体育、集体活动等等，科目就比你老人家学的文史两类多。您就把秦始皇没烧的天文历法医卜种植畜牧科技书都读完，也用不了五六年，比小学毕业差不多。您在两千年前是最博学的人了。可是现在小学生的书包里有多少课本作业本？小孩子读书羡慕两千岁的老人清闲啊。
　　杜甫：我“读书破万卷”。
　　今人：失敬了。您是诗的带头人。您那时有了纸张，写书一卷又一卷的，抄来抄去。万卷是真不少了。不知一卷纸能写多少字？清朝修的《四库全书》也不到十万卷吧？您在唐朝就读了十分之一，真够多的。若一卷几千字，一天读十卷，“天天读，雷打不动”，一年三千几百卷，读万卷只要三年吧？
　　若一天读一卷，那就要三十年了。今天我们可不能只读有字的纸做的书。上班办公不算，还要用耳朵听报告，听广播，听录音，还得用眼睛看录像，看电视，看文件，还得手到，脚到，耳到，眼到，心到，参加各种集会，各种社会活动。若是天天兰亭，夜夜桃李园，忙于应酬，做诗作文，发奖领奖，王羲之、李太白哪还有空闲读书？眼下读书一本就等于从前读多少卷纸。除了业务学习、培训班等等，有非读不可的书以外，读别的书只能是业余活动，要占去听音乐、唱歌、跳舞、看球、体育锻炼，以至挤公共汽车、地铁和骑自行车上马路的时间了。若是青年，还要交朋友，谈恋爱，筹备结婚，找职业，看电视电影，逛公园，看展览，“侃大山”。若是中年，还得加上管孩子，管老人。时间实在太紧，精神疲倦，要读书也只能看看不长不短不深不浅不大用心思的散文小品了。对于你老人家的忧国忧民字斟句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高雅诗篇“望洋兴叹”，只能像对待前几年曾有轰动效应的超现代先锋派文学一样了。真对不起！再说，你那时要学外国文讲外国话吗？要学用电脑吗？现在可不一样。不会古文古书古语古字关系不大，不会用电脑，不会几句外国话，不用说出不了国，高职称考不上，连合资公司都不会录用，有生活问题啊。您在唐朝，不会做诗算不了读书人。今天不会用电脑打字的作家越来越少了。谁还拿笔一个字一个字写？谁还拿书一个字一个字阅读背诵？小学生都上学习机学会电脑语言了。
　　曹雪芹：这部小说《石头记》，我“披阅十载，增删五次”。
　　今人：您是说伟大的《红楼梦》吧？那已经装进电脑了。您还要删什么，增什么，敲打键盘就行了。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不要紧，有详细索引，一敲就出现了。想知道什么都可以找网络询问。您从前用了十年工夫，那些传抄的人又费了许多力气，写错了不少，漏了不少，还有人用种种名义在书里书外又增删了不少。可惜两百年前还没有知识产权，也没有奖金。您白花心血没得一文钱，买酒喝得用佩刀抵押。生活困苦是天才的命运啊。今天不同了。
　　对着电脑荧屏一天敲打出几千字上万字的小说散文，许多作家全不当一回事。什么随笔之类都在荧屏上一晃就出来，再一敲打就印成多少份。再过不久就可以口头创作，不用打就自动录出来了。今天的印刷出版不是靠读者，是靠赞助，靠征订数，靠广告推销，靠发行渠道。若要抢先，激光照排自动化，最新的生产线是这边进纸，那边出书。若条件不够，那就像老前辈当年一样，十年辛苦不寻常，若要出书事渺茫了。话说回来，若是要求今天的人还在竹片上刻写出贝叶经式一个一个篆字，那只怕作家都得喝西北风，报纸只能是《春秋》那样一条一条标题新闻，文章都成为“点评”了。
　　主持人（编辑）：对不起！请你们列位少讲几句成不成？古人读不到今天的书，今人又有几个读古时的书？大部头豪华版是装潢门面用的。飞机上，沙发上，看的是闲书。不过以读书为职业的人，以读书为乐趣的人，总会有的。有人识字就有人读书，不必担心。现在各位发言已由电脑整理好，我要下指令拼版面播映并付印了。谢谢大家。
　　与书对话：《礼记》
　　有要求人跪着读的书——神圣经典，句句是真理，在真理面前只有低头。
　　有必须站着读的书——权威讲话。这是训话，没有讨论余地。受教育的人只有肃立恭听。
　　有需要坐着读的书——为某种目的而读的书。这样读书不由自主，是苦是乐，各人感觉不同，只有坐冷板凳是一样。
　　有可以躺着读的书——大多是文艺之类。这样读书，古名消遣，今名娱乐。这是以读者为主，可拿起，可放下，可一字一句读，也可翻着跳着读。
　　通常认为这不算读书，只是看书。有人认为有害，主张排除。有人认为可以保留。
　　还有可以走着读的书，可以一边走一边和书谈话。书对读者说话，读者也对书说话。乍看是一次性的，书只会说，不会答。其实不然。书会随着读者的意思变换，走到哪里是哪里。先看是一个样子，想想再看，又是另一个样子。书是特种朋友，只有你抛弃它，它决不会抛弃你。你怎么读它都行，它不会抗议、绝交。所以经典也可以走着读。
　　我对孔夫子牌位磕过头，对释迦牟尼像也磕过头，但我读经书不是跪着读的。孔门的四书背诵最早，五经没背全就上小学了。佛门的经背得更少。
　　背书是机械动作，不用头脑，背过了也不懂。背来背去，口头背成顺口溜，心里想别的，有时也和书对上话。书不回答，我替它回答，再一背，居然觉得书中更有答话。后来读到柏拉图的《对话集》等书，才知道不仅是《论语》记对话，《金刚经》记对话，欧洲书中也有不少对话。不仅上古中古人对话，近古近代人也对话。科学家布鲁诺、伽里略写对话，贝克莱主教也写对话。
　　于是忽然想起《礼记》。为什么？因为在大学里多年以后才记起了《大学》这部书。这本来是《礼记》的一篇，宋朝晚期朱熹才把《大学》和另一篇《中庸》从《礼记》独立出来，和《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从元朝起受到特殊的尊重。可是直到今天好像也没有人追溯这两篇互相独立的文的来源《礼记》，不问为什么“三礼”（《周官》、《仪礼》、《礼记》之一的书会包含这两篇政治哲学文丛。《礼记》是由西汉戴氏叔侄传下来的，本身是一大“文丛”，讲说礼的种种规定，解说各种礼的意义，还记录孔门弟子的言行，以礼为核心而不限于礼。讲儒家而不讲《礼记》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天朝大国”不是“礼仪之邦”吗？
　　20 世纪的人类学对各民族、各种社会、各种人的“礼”，或说是社会关系的行为符号，非常注意，从调查其表现形式到解说其内容意义和所起的作用，逐步深入、扩大，而且由“野蛮”转向了“文明”。近些年来对于西藏的密宗仪轨的兴趣越来越大，心理学家容格简直入了迷。调查南美的列维一斯特劳斯慨叹未能调查理解佛教，他还不知道儒家更与他相近。孔子一眼看出了“礼”是社会结构的外在表现，把制礼作乐和礼坏乐崩作为治和乱的两种符号形态，这实在是一大发明。“忠字舞”、“语录歌”、“早请示，晚汇报”等等都是礼乐的“破旧立新”的失败尝试。古礼仿佛很繁，实际上有增减变换。磕头改鞠躬，长袍变西服，意义一样。本世纪20 年代，我还年幼，已经参与过残存的婚丧交际礼仪，大体上还是如《礼记》所记。书上繁琐，做起来并不麻烦。后来接触佛教徒，又知道行为戒律第一要紧，是生活的规范，团体的生命，分派的条件，轻易破坏必自受其害。行为第一，不是理论第一。基督教做“弥撒”，做“礼拜”，伊斯兰教“五拜”，“朝圣地”，都是“礼”。“西皮士”留长发，男扮女装，不过是用一种礼替换另一种礼。
　　连“女权运动”着眼的也是礼。大会示众、批判、检讨也都是行“礼”。礼就是共同的风俗习惯，比法律更为有力。社会无礼，不能安定。《圣经·旧约》是犹太人的《礼记》，《梵书》是古印度人的《礼记》。
　　以上独白是从我和《礼记》的对话来的。不妨抄下几段原始记录，书人对话。
　　书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定是非也。
　　人我明白了。这句话的第一点是民法，第二点是刑法，第三点包括国籍法、移民法，第四点连所谓“法哲学”都有了。思想很现代化呀。
　　书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
　　人了不起！这不是兵法的“知己知彼”，避免片面性吗？情人、夫妻之间若遵这条礼，大概离婚率可以降低了吧？
　　书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
　　人这里大有文章。“言”不能决定本身性质归属。只会说好听的话不能算数。
　　书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人这是国际准则也是人际习惯吧？
　　还有来回讨论，不能记了。这只是第一页里的几处句子。
　　书是好朋友。与书对话，其乐无穷。连干燥的古书《礼记》都能活跃起来，现代化。不会读，书如干草。会读，书如甘草，现代化说法是如同口香糖，越嚼越有滋味。
　　读《声无哀乐论》
　　嵇康是古代名流“竹林七贤”之一。鲁迅曾手校他的诗文集，可见很推重这位“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名士。他好作奇谈怪论，终于被司马昭杀了。
　　近偶翻看他的薄薄一本集子，不免又想啰嗦几句。只是闲谈，不值识者一笑，但或可供闲人悦耳快心，也不妨在“群言堂”中披露吧？
　　这位叔夜先生会弹琴，作了一篇《琴赋》。临刑前还弹了他拿手的名曲，弹完说：“广陵散于今绝矣。”从此，“广陵散”便成为“绝响”的代语。
　　也许是因为他弹完此曲就被杀，不吉利，所以后人不肯弹了，但曲谱并未失传，过了大约一千年又出现，从民间入内府。据说这就是古时的《聂政刺韩王曲》。嵇君临死还要弹这种曲子，可见他的抑郁不平的牢骚。由此参照他的《幽愤》诗以及《养生论》和那些讲老庄“自然”的论调，也许可以有助于理解中国古文人。有的人貌为恬淡，实则脾气很大，如陶潜；有的人不拘礼法，实则为人谨慎，如阮籍。若以言取人，不免难得全面真解。嵇康的名作《与山巨源绝交书》，把“竹林”好友推荐他做官的好意拒绝了，怒气冲冲，哪里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学“养生”之道的高人雅士？
　　嵇公的另一高论是《声无哀乐论》。到了现代，这篇论文大大提高了身价。先是讲哲学史的介绍一番，后是讲美学史的又评论一通。这里面有什么奥妙？文章很长，是对话体，来回辩论很多，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容易懂。看来现在哲学史和美学史书中的评述也未必能尽揭出其中思想，说不定还有些是“误解”，即评介者出发于自己的理论框子而加上去的解说。这且不谈，谈几点难懂的奥妙吧。
　　奥妙之一是：唐太宗完全拥护嵇康，和他唱一个调子。这个调子又来源于更早的“雍门琴”的传说。唐太宗的话见于《贞观政要》。《旧唐书·乐志》里也有而词句不同。举一段为例：“夫声音岂能感人？欢者闻之则悦，哀者闻之则悲。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旧唐书》中这段的第一句是：“夫音声能感人，自然之道也。”两者不同，但结论是一样的。不是《玉树后庭花》曲子使陈亡，而是陈要亡了，“其民必苦，苦心所感，故闻之而悲耳。”唐初朝廷上的这一次关于音乐理论的辩论和嵇康的原来的理论有什么关系？制礼作乐是古代开国第一件大事。谈的是乐理，但着眼不在美学而在政治。这里面大有文章可作。音乐的社会地位在这前后大不一样了。以前在上层，以后在下层了。
　　奥妙之二是：日本学者今道友信在他的《东洋美学》（1980初版）中讲到六朝时，指出从音乐美学到绘画论的“移行”（转变）。开头便是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接下去说到王羲之、宗炳、谢赫等人的书画理论。这个大转换是怎么发生的？今道友信提出了佛教影响。从他的存在主义美学观点说，这样讲一下“超越意向”就够了。可是这不能解释：为什么嵇康成为中国古代音乐理论的“殿军”？汉代已经发达而缺理论的书画，为什么到嵇康以后理论越来越多，竟成为美学思想的主流？这和玄学的兴起及转化有关系。嵇康是尊崇老庄的。那时的佛教还主要是民间宗教，谈不到哲学影响。
　　那时离鸠摩罗什到长安大讲“般若”，还有将近两百年。以哲学思想论，不见得佛学影响了玄学，倒明明是佛学由玄学而大变原样才传得进来，发展成为中国式的而非印度式的哲学。也正因此，法显、玄奘、义净等无数高僧才要发愿西行求法，去考察印度原样，求真经。实际结果是个个失望而归或不归，不过大家不肯明白讲出来罢了。美学之变和玄学、佛学之变是同步的，应当另有解说。
　　另有一个奥妙是嵇康的美学理论的现代意义。当前接受美学正在我国引起注意。这可以和嵇叔夜、李世民的立论通气。音乐本身是中立的，但又有“躁、静”，“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发。”嵇公的文中有许多妙论，若加以现代解说，未必不能和当代世界思潮有可以挂钩之处。不过这种“多维”研究牵涉到的方面太多，这篇小文万万负担不起，只好就此打住了。
　　1988年

　　外行读书

　　我本来没有专行，所以读什么专门书都是外行。不过外行读书另有妙处。
　　内行重视的，外行不懂。内行忽视的，外行倒会看得津津有味。
　　就说实藤惠秀的这本《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吧，当然是一本专门著作，可以使人得到精神效益。可是在我这外行看来，首先想到，怎么中国人没有写出这本书？自从容闳的《西学东渐记》以来，好像我们这个史学大国连自己的近代留学史也没写过。接着想的是，书中的丰富史料看不过来，那就“红烧头尾”，看看第一章《留学日本的原因》和最后的《附记》吧。不料看后竟会觉得，这个头尾对于外行来说竟是特别有味道。我恨不得呼唤大家都来看看这第一章，看看中国和日本差不多同时“维新”，却有多么大的不同。
　　随后我离开了正文，眼光被第八页的一条注吸引住了。这条注讲到了吉田松阴。依我看，他是日本近代留学外国的第一名，尽管他一生足迹没出日本国土。这正好像林纾是近代介绍外国文学到中国的第一名，尽管他不懂外国文。
　　世上事真是不能都以常理论的。
　　吉田松阴（1830～1859 年）是日本幕府时代的一个武士。在1853 年美国军舰用大炮敲开日本大门时，他愤怒起来要求“攘夷”。随后他登上美国船，要求去美国考察留学，犯了禁令，被捕后囚禁在本州岛南端海边。他在监禁中办起了“松下村塾”，提倡“尊王攘夷”，学习外国为的是用来对付外国。当时的“锁国”禁令森严，只许中国和荷兰书流通。因此日本人大量翻印上海出版的汉译科技书，包括法学书《万国公法》；还学荷兰的科学，称为“兰学”。吉田松阴在狱中学校里培养出来许多志士，这些人举行武装起义反抗幕府。在1859 年吉田松阴终于被处死刑，还不到三十岁。过了八年，1868，明治元年，幕府统治结束，日本宣布维新。松下村塾的学生参加政权，有不少著名的首相和大臣都是吉田松阴的门下。实现了“尊王”，便即致力于“攘夷”。明治元年，公布《御誓文》，创办报纸。二年，府县设立小学，改建大学。三年，设中学。五年，公布学制，实行义务教育。六年，公布征兵令。军国民教育成功，对外作战。从1894 年打中国起，一直打到1941 年打美国的珍珠港和英国的新加坡。直到1945 年被打败了，才结束了由吉田松阴开始的近代日本史的这一段。日本人并没有鼓吹吉田松阴这个人，可是他在囚禁中创立的松下村塾还照原样保存。几年前有个美国人前往，照日本人规矩叫“参拜”，一切照一百多年前的礼节风俗。他在海边木屋檐下听着风声雨声海涛声，写了一篇游记介绍。中国人去日本的很多，不知有没有人去观光过。松下村塾是日本人精神上的神社。日本当年以此精神用于军事，成为大国。战败后以此精神用于经济，又成为大国。诀窍是他在囚禁中办学校培养未来的风云人物。他的学生掌权便首先宣布义务教育，实即强迫教育。
　　电视剧《阿信》描绘，那时连被雇用当小保姆的阿信也得背起小娃娃去上学，否则严厉处罚她的雇主。吉田松阴的法宝是培养人。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换句话说，要有什么样的国家，先得有什么样的人。
　　有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高桥敷是天文学家。他在国际地球物理年去南半球秘鲁教大学兼研究。书中自述上课不久就遭学生抵制，认为他的西班牙语讲得太坏，听不懂。他便对学生谈起，一百多年前日本人的文盲程度比秘鲁的印第安人还要严重。那时日本人几乎不懂外国语。外国老师又不讲日本话。于是学生一句一句学，有时一个词研究一星期，弄懂了，互相握手流泪。花了八年才译出一本解剖学。他们说：“以后看吧。一定要搞得不比先生的国家差。”实藤惠秀也说：日本留学生“是抱着决死的心情和志愿出国留学的”。高桥敷用日本人的故事说服了秘鲁学生，还自以为“丑陋”，说不如外国，例如秘鲁，把人当做人，有人情味。
　　我不懂留学，更不懂日本，但我们和东邻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好也罢，坏也罢，总该多知道人家一点吧。
　　1989年

　　“只千古而无对”

　　中国文学中的“序”是一个大类。《诗经》的“毛序”和《史记》的《太史公自序》以外，韩愈的送人的序别具一格。序不仅是给书作序，送行作序，还给“人”作序，如自序、寿序。
　　序中包括历史传记和种种议论，主要是做文章，大都有文学意味。照我的浅陋所知，外国好像没有这样的文学一大类。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奥妙？为什么会这样？现在我们的文体分类外国化或世界化了，也照外国讲小说、诗歌、散文，讲“叙述学”之类。这当然是现代化应有的涵义。可是分析古代文学（或说传统文学）单靠这框框还不够，恐怕要吸收新方法而在我们自己的旧资料和新现象上下点工夫考察异同。这样的文体学，或叫文章分类学，带有创新之意。可能非今非古非中非外，搞成四不像，不过也可能出新东西。
　　古时有两篇序不是以文而是以字出名，一是王羲之的《兰亭序》，一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圣教序》。前者是作者自己写的，原迹已失而摹本、临本、刻本千古流传。后者是褚遂良写的，刻在石碑上，存在西安大雁塔，也称《雁塔圣教序》。还有集王羲之字的也刻碑存在西安。《兰亭序》、《褚圣教序》、《王圣教序》，讲书法者无人不知，可是讲文学的好像都不提。依我看，这两篇序，无论内容和文章都可算是第一流的。一是散文，一是骈体，正好各尽其妙。文学为书法所掩，实在可惜。书法有点专门，我不配谈。文章倒可以乱说一通，无分门里门外，不怕贻笑大方，不过磨磨脸皮就是了。
　　这两篇文仿佛是一讲道家，一讲佛教；仔细一读，又都是讲的道家思想。
　　王羲之和李世民都是道家，这不足为奇。可是仔细再读，又不对了。王说：“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把庄子否定了。李以“两仪”、阴阳开篇却又尊佛为“大教”。王的“乘化归尽”思想和同时代的陶渊明相同，文也容易懂，这且不说。李的文章有点特殊，不妨多谈几句。
　　中国的英雄理想和外国的不大一样，是以文武兼备为第一等。只擅长一样就不算上品。皇帝至高无上，所以也追求文章武功兼备。西楚霸王项羽失败了还作《垓下歌》，汉高祖刘邦胜利了就作《大风歌》，汉武帝刘彻武功赫赫还要作《秋风辞》，曹操更是以“对酒当歌”入诗人之列。唐太宗李世民是开国皇帝，还爱好王羲之的字，亲自主编《晋书》，据说还亲笔写《王羲之传》。后来宋徽宗和李后主虽是一等艺术家和首席词人，却是亡国之君，有文无武，算不了英雄。元明文学盛于民间，帝王无份。到满族王朝兴起，康熙、乾隆，想扭转局势也只是“回光返照”。“十全武功”加上《四库全书》，什么“御制”这，“御制”那，连代笔的都算，也称不上文武双全。
　　最上层的英雄，在封建王朝，从此绝迹。
　　李世民不愧为英雄，这篇《圣教序》的口气之大非一统江山的帝王说不出，又隐而不显，不是文人代拟的大话可比。文以天地、四时、阴阳、有象、无形开篇，讲到佛教由西而东，又称赞玄奘由东而西，末尾以日月、乾坤作结。结语之前讲“所附者高”，似乎指佛经又暗示玄奘要靠自己来提拔。以道家思想融合佛教，用佛典语言阐发玄理。立足于高峰，目光射西域。几百字中凝聚了中国思想和文学传统。从这一方面说，褚遂良的字配不上。不过若单以文章论，则文和字相得益彰，都是似柔实刚，媚而有力。
　　初唐骈文和六朝不同，清新自然胜过华丽雕琢。少年王勃的《滕王阁序》比起皇帝的《圣教序》来就嫌体气虚弱，语妙而炼字不够，中气不足。至于骆宾王以檄文谩骂，等而又下。李世民讲玄奘西游是“乘危远迈，杖策孤征。
　　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沙夕起，空外迷天。”这可以说是现代意象派的小诗。平仄对偶的音调又使人联想法国象征派的诗句。他称玄奘是“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这两句现在还能令人想起清华园（清华大学）和朗润园（北京大学），可惜此刻高楼群起，只有闭目想象当年了。不用形象的句子如形容玄奘是“超六尘而迥出，只千古而无对”。用“只”字作动词又令人想起王羲之的“一死生为虚诞”。像这种地方，除了用“一”字、“只”字作动词外，简直无别的字可换。（“六尘”即六境，指感觉及思维的对象，是佛家语。）我冒昧认为这篇文章是正如文中所说“历千劫而不古”的，是“长今”的。这文和作者的儿子唐高宗李治的后记（也是褚遂良写的字）一比就显出高下悬殊。后记中只有末尾的谦语“轻尘足岳，坠露添流”夸张得稍觉可喜，但也嫌做作。
　　搬出古董来擦擦锈也许能发亮，但毕竟是出土文物，不过聊备一格而已。
　　纵能展览也谈不上实用价值了。
　　1989年

　　读《清鉴》

　　一部《清鉴》摆在面前。这是编年体，和《清史稿》的纪传体正相配合。
　　《清稗类钞》、《清代轶闻》、《清朝野史大观》容易看，但零碎，不算“史”。
　　《清宫十三朝演义》是小说。日本稻叶君山和中国萧一山的各一部《清代通史》是讲义。此外就是专史和资料了。听说第一档案馆已经开放，查原始的官方资料大约也不难了。满文老档已整理出来一些，听说台湾已出版，已见有日本人利用它写论文了。外国的关于清代中国的档案早已公开。看来无论是翻阅还是研究，清代历史应当是比以前各朝代史都更为方便。可是多少年来除由鸦片战争断代的太平天国等几个专题以外，几乎没有清代通史的研究，直到近几年才开始有专攻清史的机构。这是为什么？对此我大惑不解。
　　清代初期禁止研究明史，但还有官修的《明史》。国民党政府禁止《清史稿》，自己又不编，这一点还不如皇帝。难道是历史会重复？不会吧！
　　历史不会重复，但很难割断。历史不仅仅是书本。我们现在背上的历史包袱，或说历史遗产，最多最重的是清代，其中好坏都有。现在的版图是从清代继承下来的，这么多民族也是清代才全聚集在一个政权之下的。受外国侵略欺侮又是从清代传下来的，一直算到北京故宫和“官话”（普通话前身）
　　都是在清代完成的。清代朝廷被推翻已经快一个世纪了，可是我们好像可以忘记民国却忘不掉清朝。这就无怪乎从宣统皇帝上溯到太祖努尔哈赤差不多列祖列宗以及开国和亡国的两位太后都现身于银幕和荧屏了。是不是清代留下来的问题中有些至今还没有解决所以忘不掉呢？
　　单讲文化，或再缩小只讲学术，清代也是前面多少代的结穴和后面多少年的开头。中外学术冲突或汇合问题，从清初康熙时即已开始，现在还在继续。从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到钱穆的《近三百年学术史》不能算是已经作了总结。看看现在名为“古代汉语”的选本，对照一下《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经世文编》，是不是会发现这一套的来头还在清代呢？读古书要不要看看《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直到《古书疑义举例》呢？是不是少不了要查查《说文段注》、《经义述闻》、《读书杂志》呢？读史书要不要翻翻《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史考异》、《二十二史札记》呢？《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是不是记下了现代学人的前辈呢？康有为、章太炎的“今文”、“古文”经学之争的实际内容完全断绝了吗？《孔子改制考》的思想出发点没有了吗？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到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能不能说是有一线贯串？从这一线的延续和展开及转换可以看出三百多年来的学术思想以至政治社会思想的演变。这比起从明代往前的线是不是联系20 世纪更紧呢？不管有多少外来的东西，承受者还是自己。若自己一无所有，那外来也就不成其为外来了。无“主”，哪儿来的“客”？不比较“旧”，怎么知道那是“新”？”否定传统”的始祖不是《尚书·无逸》里的说“昔之人无闻知”的人吗？难道我们会是古笑话里的那个人，摸着自己被和尚剃过的光头说：“和尚还在这里，我到哪里去了？”
　　翻看《清鉴》，我不由自主回忆起几十年前少年时阅览过的书，随手记下一点想法，不料仿佛开书单。其实这不过是在模糊的回忆中忽然发觉清代的学人竟好像还近在眼前，他们当时忧虑的问题和治学的路子似乎并没有完全过去。尽管顾炎武只会汉文而陈寅恪兼通许多外国语和国内民族语，一个生当明清朝代的“鼎革”时期，另一个经历了清末及后来的许多变革，但他们中间的三百年并没有隔断一条思路，不过是改变了所用的语言思想符号而已。康、雍、乾三朝那么喜欢编大部头书，如《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西清古鉴》、《五体清文鉴》、佛经的《龙藏》等等。好大的气派。可惜的是里面少独创而多误。这是为什么？
　　这种抄编大书的嗜好断了吗？所谓“汉学”考订古文字语言，“信而好古”，还有颜李学派的着重“实践”，“皖学”的讲“实事求是”，岂非都是对付“宋学”的“空谈义理”？八股文盛行，题目出自四书，只许照宋朝朱熹的注依规定格式作文。那么，何必考证古经字句？何必讲什么“躬行实践”？
　　即如桐城派讲“义理、考据、辞章”，“选学”家推崇骈俪，一个称韩愈古文是“文起八代之衰”，一个仿佛要“文复八代之盛”，看来互相对立，然而心目中是不是都有一个亦散亦骈的八股文在作怪？从晚清小说盛行开始，白话文起来把这些一扫而空，首当其冲的岂非应当仍旧是八股？然而八股的精神和思想特点又岂不是最难除根？前些年从国外传来了“寻根”之说，当前有不少精神上的病根是不是都在清代？
　　久已不能读书。闲谈多凭记忆，必多谬妄，贻笑大方。偶然翻开《清鉴》，不禁又要饶舌。学佛的人所谓“语言文字障”大概我是破不掉了。
　　1990年

　　“闲”、“书”二话一“闲”

　　“闲”，是好事还是坏事？
　　“有闲，有闲，第三个还是有闲。”由此，鲁迅有了《三闲集》。当时认为“有闲”即是“有钱”，即是“有产”，即是资产阶级。鲁迅当然不接受。
　　“西滢，即陈源教授”，作《西滢闲话》，引起鲁迅笔战，算是资产阶级文人。南宋有了爱斗蟋蟀的贾似道，做了宰相，给自己屋子取名“半闲堂”，又以“闲”挨骂“。
　　“偷得浮生半日闲。”“忙里偷闲”。“闲”是偷来的，见不得人。
　　“闲来无事，不免……”这话在从前的戏曲、小说中常有。接下去多半是要惹祸。
　　贾宝玉号称“无事忙”。无事而能忙，所以招小姐和丫头喜欢。从这一点也可见忙比闲好。
　　“近来作何消遣？”这在几十年前是常话，挨过骂。另一句是“今天天气，哈哈哈”。这两句古流行语久矣夫销声匿迹了。“消遣时光”就是“打发日子”。这是“闲得发慌”的人才有的话。以前的“消遣”多半是指打麻将。打得昏天黑地，诸事不问，害人不浅。“聊天”即“谈闲话”，也是“消闲”一法，从来都是遭受忙人和正人鄙薄的。“清谈”足以误国，更是有罪。
　　时代变了。忙固然照旧，闲却有了新的。离开工作岗位，闲下来了。闲不住，得找点事做。于是写字、画画、下棋、打拳、钓鱼、养鸟以至桥牌等等应运而来。这是忙过后之闲，不是偷来的，也和资产无关，可以放心大胆消遣这闲中岁月。
　　从前有“闲书”可看，可是现今小说都成了高深研究的对象，有学会，有国际性的讨论，是严肃读物，不是消闲的了。看戏曲、电影早就是接受教育了，看过了常要座谈，发表心得体会。电视更是老师和演说家面孔，否则或紧张，或沉闷，不能“散心”。连广告也不是给闲人填补闲心的。
　　所以闲成了大事。对于有些人，消闲成为问题。
　　“游手好闲”之所以挨骂是对青年而言。老年的闲，费了大半辈子心力，得来不易，当受尊重。
　　究其实，闲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由忙而闲的骤然转变。老年人有老习惯，多年做惯了的事一旦停止，便觉得不舒服，似乎手足无措。这需要改变，替代。可用围棋的术语叫做“转换”。不能马上改变，从一条熟悉的道路猛然跳上另一条不习惯的路上。老人跳跃，不仅换不了路，还可能跌跤。
　　“转换”必须在原先有的基础上，不能凭空而来。
　　从前听说，德国的兴登堡将军当总统以后，差不多九十岁了吧？他吃完面包，随手便在面包纸上签字。当时我还年轻，听了以为笑谈。现在老了，才明白这是老将军的消闲妙法，是“转换”的第一着。他签署想象中的作战命令的那张面包纸，到一千年以后若忽然发现，会送进博物馆陈列的吧？若考证其中因果，说不定还会产生论文哩。
　　“转换”要前有来路，最好预先准备。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除不停地口含大雪；外，还有业余爱好，记不得是砍树还是种树。他退休后，在发表演讲的习惯基础上，口述回忆录，年过九十还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金。我国晋代陶侃每天搬砖头，恐怕不仅是锻炼身体，也是为退休（古称“致仕”）后的“转换”作准备。古今不少大将军常在“军书旁午”中围棋一局，也许起同样作用。
　　以读书消闲当然很好，可是什么书才能适合闲中读呢，那就难说。不过各有所好，各有读法，也许没有哪本是闲书，也许本本都可以是闲书，但看你怎么读。大概是心闲书也闲，心忙书也闲不了吧？
　　二“书”
　　书，买的人多不一定读的人多，读的人多不一定懂的人多。这要看怎么叫懂。不提问题，所有的书都可以懂。只要识字，不管中国书、外国书、古书、新书，一字一句读下去就是。书上说什么就是什么。“乾元亨利贞”也好，“曰若稽古帝尧”也好，“太初有道”也好，哈孟莱特的独白，但丁的《神曲》，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康德的《批判》，有什么难读，难懂？
　　何必提问题？那是自找麻烦。能照着念，照着讲，就是懂。不能讲就照背。
　　说得一字不差还不算懂？要学以致用吗？那就是，书上怎么说就怎么做。圣人、贤人、名人的话还能有错？做不到，怪自己不行。懂不了，是自己笨。
　　懂错了，错在自己。懂的不一样，做的出了格，那怪谁？不知道。不该问。
　　偏偏人人从会说话起就好问。小孩子开口就提问题，往往大人无言可对。
　　“小孩子懂得什么？瞎问。长大了，你就懂了。现在讲，你也不懂。听大人的话就是好孩子。”可惜坏孩子好像比好孩子多。假如不论孩子大人都没有问题可问，那就是，“天何言哉！”太好了。读书万岁！天下太平。
　　书，买的人多，叫畅销书。这是从外国传来的话。外国的事不大知道，没有实地考察过。中国的畅销书也不知指的是什么。有的书，例如《圣经》，据说印过上亿册，教徒人手一册，个个背诵，但好像不算畅销书。有的教科书、字典，销路很大，好像也不在畅销书之列。有的图画书、小说书，还有不知说什么的书，一下子卖完，“抢手”，这才叫畅销书。畅销不一定通俗，通俗不一定畅销。人人一看就懂，甚至不看也知道说的是什么，这样的书，买的人未必多。什么书畅销？问不得也不必问。回答起来是一门大学问。《红楼梦》是一个例子。古今畅销。为回答此中问题，发展出一门大学问：“红学”。
　　听说武侠、侦探、言情之类小说近些年很流行。据说这类书级别很低。
　　还有奇怪的是，有些“下流书”也畅销。怎么这么多人喜欢“下流”呢？”下流”中有什么奥妙吸引人吗？为什么人人说要禁而总是禁不绝需要不停地扫呢？不必问。没法答。没工夫研究。
　　不提问题，什么书都好读。一提问题，什么书都不好读。读书是提问题好，还是不提问题好呢？不知道。不问也罢。
　　1990年

　　答问“喜欢什么书”

　　“你喜欢什么书？”这个问题我本来答不出，现在试一试。先说空话，再举实例。
　　我所喜欢的书就是读了和没读不一样，而且还可以时时再读，每次都和没再读不一样，因此心里很高兴，这样的书我喜欢。我不喜欢的书是读了和没读一样，也不想再读，若再读还是等于没读，因此心里不高兴，不用说，这样的书，不读也知道讲什么的，我不喜欢。
　　举一个例就是《论语》。小时候读过，和没读过不一样。有些话，有些事，使我觉得很有趣。以后许多年没读。至70 年代初期忽然要“批孔”，于是又读。那时从干校回城不久，读到书中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好像正是对当时的我说的。又读到“割鸡焉用牛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老而不死是为贼。”“既来之，则安之。”都像是对我说的，我也很感兴趣。
　　再读和没再读不一样。这一次我作不出答卷，翻开《论语》，开篇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了，读了（学）还能一再读（时习），每次读了都和没读不一样，因而心里很高兴（悦），这不正是我所喜欢（悦）的书吗？
　　于是答案有了。这次读又和没读不一样。这就证明《论语》是我所喜欢的书。
　　其他的书，喜欢的，不喜欢的，可以依此类推了。
　　我并不是推荐《论语》给人读，更不是对它作什么评价。各人有各人喜欢的书。可是谁能喜欢读了等于不读而且读后心里不高兴的书呢？所以我觉得可以把这个从再读《论语》得到的答案写出来，供大家参考，只是参考。
　　1991年

　　家藏书寻根

　　忽然想起小时候看到的家里藏的旧书，从那里仿佛可以看出清代后期五朝（1821～1911）文化变化的一角。我的曾祖父是道光、咸丰时人，祖父是咸丰、同治时人。父亲则历经同治、光绪、宣统三朝，在民国2 年（1913）
　　去世。他们都是从前的初级知识分子（秀才）。我同样属于初级，只念完小学。毕业前后翻阅过他们遗留下来的几十木箱旧书，十八岁离开了家乡，再也未见那些书。现在一本也没有了，只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印象。
　　那么多书几乎都是线装的，“洋装”的很少。线装书又是木板印的居多，石印的较少。铅印的只有那一箱“洋装”书，在当时是最新潮流了，不知在内地偏僻小县怎么得到的。其中有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一年又一年合订起来，是在日本印刷出版的。《饮冰室文集》上下两大厚册，前面有作者的西装半身像和《三十自述》，那是梁在三十岁以前的著作。还有些“作新社藏版”的新书，介绍外国来的新学。严复译的《天演论》好像是线装的铅印本。《群己权界论》和林纾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等书就不是线装了。
　　但康有为编的《不忍杂志》仿佛还是线装。由这些书可见清朝末年的普通知识分子能赶上维新，但达到革命（排满）的不多。还有一层，讲维新，虽犯忌，还不至于马上杀头；讲“排满”革命，要造反“光复”，那就不得了；而且除了上海有《民报》、《革命军》等书刊以外，鼓吹推翻清廷的书也少。
　　藏书的结尾很清楚，起头呢？一套《停云馆法帖》折叠本，是明朝文证明刻的。此外古书就是一部大丛书《学津讨原》，已不完全了，是嘉庆时刻的，正在道光之前，清代前期五朝的末尾，想必是曾祖父收藏的。这丛书中我那时能看懂的只是唐代传奇如《甘泽谣》、《剧谈录》，讲红线、聂隐娘的故事，宋人笔记如《梦溪笔谈》、《老学庵笔记》等等也不全懂，其他书多半只能翻翻看。有一部《红楼梦》，不知是程甲本还是程乙本。有不少《闹墨》，即《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之流选的中举中进士的考卷。试帖诗和律赋较少，在科举中不着重。有《东莱博议》，可见学八股文之外要会写策论了。《纲鉴易知录》供给历史知识。供给典故的《事类统编》（《事类赋》扩大版）及《康熙字典》之类当然不缺。《古文辞类纂》及其续编表示桐城派仍是文章正宗。四书五经和经常给儿童念的书如《幼学琼林》反而不多，原因是这些如同小学课本，随背诵随舍弃。书念熟了，也残破了，需要时另买新的。我在家念的四书就是残存的有“高头讲章”的木刻本《四书备旨》。
　　此外还有医书《验方新编》，卜筮书《卜筮正宗》、《奇门遁甲》、《大六壬》，以及碑帖和拓片。当然大量的还是普通书，如《随园诗话》、《两般秋雨庵随笔》之类。从这些留存在记忆中的线装木板书可以看出，乾、嘉以后，同、光以前，道、咸时期的普通知识分子是首先要准备考试，学作应酬诗文，但也不排斥杂学甚至小说。道学家在家里也不是永远板面孔规行矩步像在戏台上演给众人看的。
　　石印书量虽不很大，印象却深些，因为我翻看得较多，不管懂不懂。只是字太小，小孩子也不愿久看。这些是光绪年间印本。我记得的首先是八股文选编《小题正鹄》、《大题文府》之类。小本小字也许是为了便于夹带作弊。有成套的书如《皇清经解》，乾隆皇帝“御选御批”的《唐宋诗醇》、《唐宋文醇》和《御批通鉴辑览》。有一套《皇朝经世文编》收进一些洋务派的著作，是讲政治经济的。还有《富强斋丛书》教声、光、化、电，都是中外两人合译的。这些全是大部头。小本的《格致书院课艺》，记不得内容了。“格致”是“科学”的旧译名。另有线装铅印的《笔算数学》三本，有些古代题对我学算术很有帮助。有《芥子园画传》给一些绘画样本。小说类的有一函《智囊补》，是冯梦龙辑的，还加评语。我看了一些故事，但不明“上智”而好“小慧”，所以到老没出息。现在想起这些石印大小书，想起我父亲那一辈知识分子，要做官，要教书，不能不学应考，读经典，作诗文，但同治、光绪年间不能不懂一点“经世”了，不想只当“多磕头少说话”的大官了，于是想懂得“洋务”。清代后五朝和前五朝的普通初级知识分子（不是大学者和大官）不一样了，后期不像前期那样讲汉学宋学门户了。从八股到经解到经世到维新，夹着诗词歌赋医卜星相，这是我父亲即同、光、宣时期的九十年间知识分子之一的思想面貌吧？辛亥革命后又过了八十年，连我也好像成为遗老被时代抛在后面了。
　　回想家藏书时发现子部仅有庄子的《南华经》，照现在学科分类说是缺了哲学。没有《性理大全》之类书，可见那时已不为一般书生所重视。也许从前中国的哲学是在各学科之内而不在其外，不独立的。所以这个词也是进口的。文史类有御选、御批、钦定的书，哲学只怕是用《圣谕广训》充当就够了。
　　架上的书可以多少显示一点书主人的面貌和心态而且透露时代的变化吧？
　　1991年

　　谈《千字文》

　　《千字文》从前是和《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一同作为发蒙识字读物的。办小学兴白话文以后，这些书作废快一百年了。《千字文》有著名的草书字帖流传，又可作为号码，但命运也好不了多少。不料70 年代初期《三字经》、《千字文》忽然行时，成为批判对象。但《千》不如《三》，因为难字和典故太多，没有多少大道理可批。现在我又来炒这冷饭，不过是想藉此谈谈“文体风格”方面的问题。
　　研究文体，外国有一种“学”或“论”，近几十年好像有些发展，不是只讲体裁分类及其源流和优劣以及抒情、叙事、议论等分类了。我不知道这算是语言学还是文学理论，应当译成什么名堂，暂时说是文体风格研究吧。
　　我只看到英法德各一本专题小书，同名而各不相同，各依据本语言的特色，运用各自的方法，作出各种说法。我觉得我们也不妨在诗词歌赋和抒情叙事之类文体以及豪放婉约之类风格的研究以外，引进一点外国的软件来开拓自己的研究。我自然无此能力，不揣冒昧拿这本小小的发蒙书来闲谈几句。这完全不同于法国人伯希和的考证和启功教授的论说（在他写的《千字文》帖后）。
　　首先我想到，《千字文》本不是识字课文，也不是教书法的，却作为这两种书传了下来。识字书大概从李斯、赵高所编开始，还有史游的《急就章》，是教篆隶字为当时的文字改革服务的。《千字文》有了智永、怀素等名家的草书帖以后成为学草字的名帖，又给小孩子当顺口溜背诵去认识汉字，还能当号码成“天”字号，这都不是它本来的“意义”。梁朝（6 世纪）忽然兴起这种文体，作者不止一人，传下来只这一本。本来当做诗，后来当做字，认字，写字，编字号，所以可以说是一文而兼数体了。古人读《庄子》、《史记》往往不是为哲学、历史而是为文章，读《论语》不是为道理和文章而是为考试。文体的形式是一回事，它的意义，或简单说是所起的作用，往往是另一回事。这大概是讲中国古代文体时值得注意的一点。
　　《千字文》实际是“千字诗”，是一首四言古诗，又有点像赋，还限制用韵。现在传本题下注明是作者周兴嗣“次韵”。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一些新文体形式，例如“七”、“演连珠”等，“千字诗”也是其中之一。这些后来多半中断，唐代出现的新诗文体才一直传到几十年前。这未必仅是文体形式的问题，不能只从语言探究，可是又不能脱离语言探究。文体风格的意义和语言及社会的关系，这是值得注意的又一点。
　　周兴嗣作这篇诗署名在官衔之上还有个“勅”字。这说明是奉皇帝诏命作的，也许和清朝的翰林作八股文给皇帝审查以便圈定放出去当学政大老爷差不多。这决定了这篇文的内容和作法，不仅是限定了四言，限定了韵脚。
　　这种奉“制”做诗或为神作歌的传统只怕从《诗经》、《楚辞》就开始了。
　　忘了这一点，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认识会有缺陷。这也是文体风格研究不可少的一环。
　　中国古代诗人文人有作品长久流传的多半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大小牢骚。
　　有的写给自己和朋友以及后人看，有的在官书中掺杂进私意。前者以屈原为祖，后者的老师是司马迁。尽管文字狱从古不断发生，文人还是警惕不够，不由自主会惹祸。周兴嗣的《千字文》从内容结构措词造句看都是端端正正的，皇帝看了说不出什么，作者也未必想到发牢骚。可是文人习气，尤其是当文官的人的习气，还是免不了。试看这篇文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开始，由天地万物说到人，正是“三才”的顺序。一说人，又从帝王开始，“龙师火帝，鸟官人皇”。随后说到人的道德品性，孝、忠，做官“从政”。这一段以“盖此身发，四大五常”开始。“四大皆空”是佛教语，“五伦五常”
　　是儒家言，正迎合尊儒又信佛的梁武帝的口味。然后从“东西二京”起鼓吹一通将相。这是由君而臣了。这里加上了“治本于农”的道理，兼及百姓。
　　官做大了，有危险，于是提出了古代文官的最好出路“殆辱近耻，林皋幸即。
　　两疏见机，解组谁逼？”汉朝有姓疏的叔侄两位高官，自觉自愿自动辞职退隐，送行的官极多，传为千秋佳话。退下来以后呢？”索居闲处，沉默寂寥，求古寻论，散虑逍遥。”接连下去一大串话讲退隐的好处，有声有色，文情并茂。接着是平常的个人（“员外”之流）生活。许多生活用词排进来了。
　　男的有艺术好的，女的有容貌美的，“并皆佳妙”。但是，“年矢每催”，时间像射箭一样迅速，岁月不饶人，该结束了。收尾很有意思，是这样四句：“孤陋寡闻，愚蒙等诮。谓语助者，焉哉乎也。”真是妙极，把塞不进正文的虚字排到末尾，成为独立的两句，是辅助材料。上两句是谦虚还是讥讽？
　　那可说不定。全篇一路读下来，这一千个不同的字（个别重复的是形同义异）
　　排得真好。不但文章好，次序及排比工整，而且是古代在朝和下野的文官的写照，有处世的理想，有心情的流露，整篇是一首讲道理的正派诗。唐朝两位和尚书法家用草书写多少份传下来不是偶然的。不过自古至今好像还没有当它是文学作品的。我来试一试，自认冒昧，那就算是“愚蒙等诮”吧。
　　1991年

　　读启功《论书绝句》

　　启功教授是我所佩服的人。他以书法名家，近赠我《论书绝句》并出示新撰《说八股文》，使我佩服上更加佩服。不免受到感染，凑成八句：
　　百绝论书称幼妇，离刀寻笔识天真。
　　晋唐倏近明清远，风雨齐惊泣鬼神。
　　双眼忽开逢八大，一生难得见三希。
　　更惊琴尾焦痕在，遍索人间唤子期。
　　也想找秃笔破纸涂鸦给他看，以落实古人的讥笑：“江边卖水，圣人门前卖字。”终于是让它化为铅字或激光排印出来以便藏拙一半。于是又不免再赘上一些废话。
　　不用声明，我这两首只是打油诗。但打油诗亦如八股文，谈何容易。打油之祖是《咏雪》：“天要往下塌，地要往上涌。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
　　纯说实景，多么自然。我的打油不同于前人打过的“桐、花（生）、芝（麻）、豆”，只怕是古人说的榨沙出油。像《启功韵语》中那样的打油诗打的才是没掺假的上等小磨香油。《韵语》一词就至少有两层意思。一义是诗，另一义可以是妙语。一看题目就不由人欣然而笑。这种高级打油，何人能比？
　　近闻我胡涂乱抹的小文有人说是看不懂，我很吃惊。我说的什么就是什么，怎么会不懂？只怕是要找其中的“微言大义”找不出，才说是不懂吧？
　　我不会写《春秋》那样的“元年春王正月”，字字都别有涵义。我只会信口开河，老脸皮厚，写给人看过笑笑而已。可是这样说也没有用。有位老朋友当面说我学外语背诵字典，我极力否认。他不肯改口，还说是亲眼所见。我无法不随受这决无其事又百口莫辩的天大冤枉。好像有个古老笑话，说是两人争论地上黑点是虫还是豆，一人说，“是虫，你看，爬了。”另一人说，“爬了也是黑豆。”依此类推，我写的那八句，不论像不像，好不好懂，也不妨说是打油诗了。
　　确实难怪别人，汉语中词句的歧义自古就不少。30 年代初有位外国汉学家著书，把“法书名画”的“法书”当成法律书或是标准书还是别的什么书，记不得了。另一位外国汉学家写了书评，说，要向一位久居北京的汉学家指出，汉文中“法书”的“书”是“书法”的“书”，不是一本书，真叫人“脸红”。启功“论书”可不是至少又含有两义？他这些诗不仅论书法的书，也论了一本一本的古书，还论了史，不仅是书法史，还论了人，连同他自己。
　　一百首诗加上每首下面的文言短论，精炼优美，配上影印的碑帖真迹，真是可用当今时髦话说是“意义”繁复的“复调”诗文了。
　　我当初看了那段洋汉学家的话以后不由自主产生一种想法，难道洋人的洋话就没有歧义？翻翻字典，每字下的“义项”何止一条？可以结合的现成习惯话也不知有多少。我读外国书岂能不出类似弄不清法书、书法、书本的笑话？小时候见到从日本回来的大侄子的《东文讲义》中有“挨拶”、“御座”等等，真觉得“大层面白”（非常有趣）。日文中的汉字其实是“和文”，又怎能和中国汉字等同？从此，我无论对中国文外国文的书都有一种敬畏心理。有时翻译也是提心吊胆，自知必定有笑话在内。因此，对这本《论书绝句》和那篇《说八股文》本想乱说一通，结果仍是只好凑出七言八句分两首，含而糊之朦胧过去了。
　　两首打油诗中有的词句若加解释，未免看轻了读者；若不解释，也会像是卖关子不重视读者。权衡轻重还是加几句多余的注，但不是仿古。“幼妇”即少女，即“妙”。这是传说蔡邕发明写在曹娥碑上的。《论书》论到了此碑。刀和笔指石上木上刻的碑帖和手写的真迹。《论书》对此有独到见解，破除明清以来的迷惑，恢复晋唐面貌。“惊风雨”、泣鬼神”是引杜甫诗句说“笔落”、“诗成”，应声明版权姓杜。“八大”是八大山人，“三希”是乾隆所宝藏的三幅字。《论书》对此也有新论。“八大”、“三希，有古有今，不必多说。焦尾琴据说是蔡邕救出来的，几乎烧掉好材料。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尽人皆知。子期不是没有，更非已故，只是不知在哪里，所以要召唤，否则恐怕伯牙又要摔琴了。
　　1991年

　　刘教授文典

　　刘叔雅（文典）教授的《三馀札记》作为安徽近世古籍重新出版了。我在少年时见到的他的书的第一部不是古籍，而是翻译日本人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话》。书是通俗读物，译文是传统白话文体，一点欧化或日文化的句子都没有，比文言的《天演论》好懂多了。我还听过关于他的一些传闻，也知道他以《淮南鸿烈集解》著名，有胡适作序。后来又有《庄子补正》，由陈寅恪作序。有一次清华大学入学试题中有对联，陈曾因此给他写过一封公开信说明。那时他是中文系主任。当时我们青年人对他的书不如对他的人有兴趣。
　　他生于1889 年，曾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当过孙中山的秘书，《民立报》的翻译，参加过《新青年》的编辑工作。起先在北京大学教书，后来当安徽大学教授兼校长，不久就被免职。据说这是因为他得罪了蒋介石。那时蒋掌大权不久，想提高声望。这位刘校长“不识抬举”，竟拒绝请蒋到校“训话”，又不肯让师生在蒋参观时“迎送如仪”。那时流传他的一句名言是：“大学不是衙门。”这一来，他只好北上到清华园中讲古书，不再露面活动，生活也日益颓唐了。传说他曾住在白云观里读《道藏》，因私自吃荤被道士赶了出来。以后随校南下到昆明西南联大。抗战胜利，他没有北上，转到云南大学。50 年代初，他忽又出面，加入了民主党派九三学社，当了第二届政协委员。1958 年去世。由他的一生可见尽管一道挫折就意气消沉，又生活颓废，脾气古怪，但到晚年仍掩不住跟随孙中山和参加新文化运动时的少年豪气。在过去时代的文人学者中，这样的先例并不算少。今日看来的矛盾，当时人并不那么感觉而另有想法。这也是读古书所需要的常识吧？
　　这部《札记》是五六十年前出版过的，那时他已隐居清华了。书是照旧传统形式的零星考证，从诸子到《文选》。看来不过是古来学者习惯批在线装书“天头”上的资料和意见。例如考《韩非子》的就名为《简端记》。这书不仅纠正或证实前辈，提出新见，而且目光常不仅在字句考证。例如他引《宋史》说，“古人读书固极重标点。”还说他在北京大学讲授陶渊明的《闲情赋》，“俗士不达斯义，颇致诋河。”（这一条很有启发，但其意见今日还可再推进一步。）书中不止一处引欧洲及日本的事和书为证。例如阐发沈括等人说《神女赋》中的“王”字和“玉”字有误，应互换，梦见神女的是宋玉，并引日本人所说古本。又述同善社的历史来源，说这种迷信组织“真国家之隐患，世道之大忧”，应当“诛其人，禁其术”。可见他不是隐士。
　　学术界的新考证之风，照梁（启超）、胡（适）意见，仿佛是上承乾嘉学派，实际上这是接着道光年间开始的新风气。以政治大事件划界的“近代”
　　和学术思想中的“近世”，二者年代稍有参差。照我看，近世学术思想应从道光元年（1821）算起，经历道、咸、同、光、宣、中华民国到所谓“中华帝国”“洪宪”八十三天（1916），历六或七朝，正接上《新青年》改名出版（1916），由此再变。道光二年查禁鸦片。三年起用林则徐。林的朋友龚自珍开创诗文新风格，讲《公羊传》。从此出现今文、古文学派。但这决不是汉代的经学而是清代的重“经世”的学术，是接着汉学、宋学而起的。清代有两个“文达公”。前一个是主编《四库全书》的纪陶（嘉庆时去世），是作总结的，结了清代学术前期。后一个是阮元（道光时去世），可算新时期开山之人。他除印《经解》外，还著《畴人传》，倡天文、数学，并收外国人，是第一部新学术书。他辑古器物及铭文，说价值如“九经”，又重视地理等学。从此“经学”扩大，直到后来的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他们都不是乾嘉“小学”的继承人。刘文典也不是。相似的是形式一面。当然乾嘉一脉并没有断。新的已兴起，旧的未灭绝，这是常例。不仅中国，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是一样。这样看来，“红学”兴起决非偶然，甚至《水经注》引起的争端也可另有一解。这个“近世学术思想”问题，决不是像我这样的浅学之人能在“千字文”中说明白的。妄提鄙见，不知博雅之士以为何如。
　　1991年

　　殉名记

　　现在常听说，学术著作不易出版。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学术著作容易出版。
　　以前我在北京有一位忘年交。那时我不过二十岁出头不多， 他顶多年纪比我大一倍，可是头发和牙齿已经开始脱落，显得很老，却又有一股孩子气，和我两人常常相对大笑，两人都没有学历和职业，互相不谈私事，谈的都是外国文和外国书，两人又都没有去过外国。我只知他孤身一人住在哥哥家。
　　租的是后院，前院归房东，但没人住，所以每次我见他总在房东的客厅里。
　　他从不找我。这样有往无来过了几年。
　　我们最容易动感情的话题是日本的书业。例如东京的丸善书店，一张明信片寄去，不论要什么外国书，一星期后就必定收到邮局的C.O.D.（代收货款）通知，便可去邮局交款取书。没有书也必有答复，说明已绝版，尚未出版，暂时缺货以后寄之类。日本人吹嘘，世界上不论什么地方出了有价值的书，不出半年必有日文译本，再过一两个月，书摊上就会出现有人看过卖出的旧书廉价出售。德国也是一样的翻译大国，单是一套英文原文的德国版小本子廉价丛书就有四千种以上。日本人在东单开的东亚公司只有小小一间门面，一边卖杂货，从服装到玩具，另一边是书架。有一架是三省堂、白水社等的各种词典、新书。有一架是岩波文库之类小丛书，印得又好，价钱又便宜。世界名著日译本多极了，高高在架上的是一部三大卷日译本《资本沦》。
　　那时中国还没出译本，还在为本文第一句话的一个字是“商品的什么”而争吵不休。中国人学俄文还只有用日本人八杉贞利的《露和词典》，仗汉字猜意思。更可恨的是那位日本老板娘，不但任人翻阅书，而且有问必答，一说谓仿佛就要三鞠躬，好像存心要比我们这个三千年礼义之邦更讲礼貌。这时日本已占领中国东北，德国希特勒已经上台，各自吹嘘是优等民族，把中国人比做犹太人，又聪明又有古文明，可是不会建国，所以是劣等民族。德、日两个文明国被两群野蛮人统治，真是气死人，我们两人认为这是无神论的证明。倘若有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为什么不叫德国、日本打败仗亡国，也尝尝被外国人统治的滋味？真是老天没眼。那时当然不会知道后来的事。
　　有一次我去见他，发现他忽然面貌一新，简直是年轻了十岁。原来他偶然见到一位名流，顺便说起自己在编一部《中国山水词典》。那位名流大感兴趣，立刻写名片介绍他去找一位学术权威，那位权威一听他的设计更为兴奋，立刻介绍他去找一个学术机构的负责人。那位负责人一谈之下，一口答应给他一个位置，名义和待遇很低，不过工作只是编他自己的词典。在借书查找资料等方面都尽力给方便。他立刻答应，认为这比在卧房里床前小桌上编书好多了，何况还给饭费、车费、零花钱。他第一次有了职业，哥哥全家也都高兴。
　　他有了工作，我很久没去找他。再见到他时大吃一惊，好像比以前还老了十岁。见面后他一言不发，过些时突然一拍桌子，接着又长叹一口气。随后我才听明白，原来他辞职了。过程是：他工作了一段时间，作出了几张样品。负责人拿去给权威一看，大受赞赏，认为很有学术价值。负责人对他说，他若按计划一两年内完成这部词典，还可以留下来继续进行自己的其他著作。不过首先要让这部书出版。他们无力出书，只有介绍给大书店。书店不看书只看人，有权威题签写序推荐还不够。为了保证出版，最好他能委屈迁就一下，同意作为权威的助手之作，书的作者署上权威的名字。……他不等对方把话说完就站起来说：“我的书可以不出版，我的名字不能出卖。”收拾起稿子就走，也不再听负责人一句话。他许多天都在家里生气。连哥哥全家也不原谅，说，一个名字有什么要紧？先当一次助手，出书以后渐渐自己就会有名声，何不忍耐一时。我听明白了也无法安慰他，只好走了。不料以后发生“七七”抗战，我匆匆南下，再也没有见到他。
　　直到战事结束后三年我才又到北京来，再去访这位忘年老友，门庭依旧，还是那拉到后院去的门铃。想不到出来的是一位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我还未开口，她先笑着叫道：“你是我叔叔的那位朋友吧？没怎么变，还是那副眼镜。只是长袍换了西服。我认得你。我叔叔也一直记得你，他只有你一个朋友来找。”我才想起来，从前每次出门见我的是他的侄女儿，那时不过十来岁，转眼十年过去，自然大变样了。连忙问她叔叔好吗？她不笑了，说，“早已去世了。”原来他受了那次打击，精神便开始失常。日本占领北京后，他更是反常。家里怕出事，不放他出门。他有时清醒，有时糊涂，不过两三年就离开了人世。我问到他有没有遗稿，心里还想为老友出点力。大姑娘答道：“都烧了。叔叔临去世前忽然明白过来，叫我把所有稿子部在他床面前火炉里一张张烧成灰。他躺在床上瞪着眼望。烧完了，通向外面的烟囱不冒烟了，他闭上了眼睛，再也没睁开。”
　　我忍不住了，眼泪顺着脸直往下流。我转身就走。大姑娘在后面大声说了几句话，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耳边只有五个字加旋激荡：“焚稿断痴情。”
　　这时我已经知道，他遇到的是极平常的事情。外国同样有。美国一个名牌大学的一位名教授就曾要求一位印度籍教授将著作署他的名字以便出版。
　　那位印度教授连标明合作共同署名都不肯同意，拂袖而去。为了书名上著者名字定不下来，已经排校完毕的学术著作不能付印。美国教授和印度教授先后故去，这书也不知下文了。
　　名啊！名啊！真的这么重要吗？

　　古书试新读

　　以“国学”或“传统文化”命名的刊物和丛书已出不止一种，可见整理古籍不仅是校点、翻译、重复印书，还有不少研究。传统文化引人注意，其研究恐怕也可以现代化。照中国和外国的传统方式研究古书当然不错，可是通连古今中外自出新裁作些尝试也未可厚非吧？语言文字是思想的载体，信息交流的中介，这已经是常识说法了。思想是流动的，不是凝固的，仿佛软件，又有变换程序，那么，由这种流程即思维线路或简称思路而探索其模式也可以试试吧？高才硕学者成就已宏，未必肯轻易损伤令誉，浅陋者才敢冒昧作难获成功的尝试。不妨我来一例。
　　《老子》开篇“道可道”一章总共只有五十九个字，重复字有道、名、无、有、常、欲、观、同、玄、妙十个，虚词之、以、其、非还不算。这些重复字是不是处处意义一样？为什么要重复谈？解古文字和解密码都常用频率比较。讲字义也可以比较重复字。韩愈的《原道》说老子，“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连用四个道字。对比一下，韩愈说的其实就是老子的话。不仅句法一样，意思也一样。老子本来说他的道和另一种道不一样，韩愈说的是他的道和老子的道不一样。“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
　　这还争论什么？彼此彼此，各自立场不同而已。不过，词同而语言不同。口头语不同于书面通行语，书面语又随时代由简而繁。韩愈生在唐朝，比老子晚了一千年以上，有纸笔可以滔滔不绝写出文章，所以能发挥，说明他的道包括仁义，老子的道是在仁义以外。他是否能代表老子，这且不论，但可确定是他自己的看法。仁和义和道一样不确切，还是不明白。《老子》那一章不知是写在简帛上还是刻在竹片上，甚至开头只是口头传授像咒语一样，都不可能长篇大论。写的刻的字总是籀文大篆，更不能多。所以用字一定要省而又省，慎之又慎，只留下五十九个字。其中又重复十个以上，可见是非重复不可，决不是啰嗦，所以这些字就值得注意了。韩愈攻击老子，语言有发展而思路仍继承，可见传统不易变。这是另一问题。
　　词不孤立，必有句。句子排列成文有次序。这些语言符号表达的意思是思想，思想顺序是思路。这同算术列算式相仿。《老子》这一章的思路，思想流程，或说思想语言的逻辑进展顺序，或说“句法”结构，能不能考察一下？可能这就是《老子》所说的“观”。一“观”之下，结构明显。前面六句是三对，三对中的后二句以“故”字连接前面。末三句是单行推进线。全章是两扇门。每门自有顺序安排，很严密。下抄原文为证。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这是第一对句，道和名并列。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第二对句，推进一边，由名延伸，又成一对，有和无并列。另有一对是始和母。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第三对句，再由有无延伸，又成一对，妙和徼并列。这是由前面两对演绎出来的。重复第一对句常字。
　　后三句单行总结。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
　　又标出一对，同和异并列。指出所异的是名。
　　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由同生玄，玄又生妙。妙非一，是众。天地万物之妙由玄之又玄入门。
　　道、名生有、无，有、无生同、异，同即玄，最玄成为妙。道呢？常呢？不知何处去也。为什么？是不是道不可道，所以只说名：名非常名，所以不说常了？
　　原文是不断句的，思路是一字一句连串下来的。思路或说逻辑顺序很清楚，但不合乎从亚里士多德传下来的逻辑推演。句句是断语，命题。“故”
　　也不知“何以故”（《金刚经》），推演也没有证明，也不合乎印度的“正理”因明的立“宗”推理。既无因，又无喻。希腊重演说，印度佛教重辩论。
　　中国两者都没有。各讲各的，往往只对门徒讲。讲的话不全传，传下来的是备记忆的纲领、语录。所以三方论著似同而实异。这里一章全文只是符号排列，如同不演算不证明的数学式子。中国逻辑常用语，无论口头笔下，有文无文，常是什么者什么也，或是命令句。文体不同由于说话对象不同。希腊演说和印度辩论的对象是有一定范围的听众。中国诸子书的对象是门徒，或者直接间接“应帝王”。这可说是一个特点。
　　另一特点是对偶，这一章里，主要的词有对偶。道、名，无、有，始、母，妙、徼，同、异。句子也不离对偶。对偶又归于一，由玄至妙。于是《老子》与《易》卦乾、坤，阴、阳的思路一致。韩愈以仁、义对偶，归结为道。
　　这是承继孟子的仁、义、礼、智。所以他说，“孟子醇乎醇者也。”孔子是以仁、智为对偶，以义、利为对立的，见《论语》所传。于是《论语》中所谓“天下有道”，“天下无道”，“道不行”等等的“道”，一变于《孟子》，再变于韩愈，从此有了“道统”。南宋偏安，更争“正统”。苦无偏，何来正？道、名及无、有并列而各侧重其一，终于以同为玄而达妙。这条思维路线是一种逻辑程序，或说思维模式，思路。中国人历来不论识字读书或是文盲都习惯于这一套。历代上自帝王，下至家主、父亲、丈夫，为主的都会这一套。臣、仆、妻、子，为从的都承认这一套。这一套主从模式中两要点，一是重名，二是好同。由于重名，所以不管变成什么，名不可变。争正统也是其一。说废除统实亦即争统，换个名字。由于好同，所以恶异，尊一个必须排一个。说求同存异，而异是存不住的，那就不管了。对偶而不并重，有主从；称同而去其异，有尊卑。这是不是传统思路的又一特点？
　　以上说的只指这一章，不是《老子》全部，只说此一思路，没说各种思路。这也不是研究《老子》，只是举例说明新读法的一种，以见今人读古书可以有和古人及外国人不同的读法，可以由语言及文体窥探思路，而且不妨由古见今，看出“传”下来的“统”，因而对思想“化”入现代有益。这不算是什么学的研究，不过是一种看法，也可说是一种思路。至于探索道、名等词的思想涵义，那当然需要另外的新读法试验了。

　　古“读书无用论”

　　“读书无用论”这个名字起得好，其来已久，最古的主张者也许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仲由，即子路。他曾对老师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记在《论语》里（《先进》）。这就是说，有了人，有了土地（社）、粮食（稷），还读什么书？有饭吃就是“学”了。书能当饭吃吗？这话是从一个人做官引起的，可见用意在于做官就是为学。孔子不赞成，也没有驳回。孔子的私淑弟子孟轲也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尽心》）。一捆竹简他才取两三条，公然说无书胜有书。诵读诗书的儒家祖师爷尚且有此论调，“绝圣弃智”的道家和“摩顶放踵”的墨家之流更不必提了。这是两干多年前的话。
　　不仅如此，“读书无用”实指书生无用，文人无用。此论也是由来久矣。
　　试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记载的，一千年前的五代时期的一些“妙人妙事”。
　　五代的国号是梁、唐、晋、汉、周，除第一代以外总是后一个比前一个更古。若再有第六代，那应该是殷商了。不错，接下去的是宋。春秋时的宋国据说是殷人的后代，只不知赵匡胤取国号时是否考虑过这一点。照国号看，这些国君应当是“信而好古”的。然而不然，这都是文臣的主意。后唐明宗即位时，有人建议自建国号。这位皇帝问：“何谓国号？”（卷二七五）他“目不知书。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诲读之。重诲亦不能尽通。”（同上）这才“选文学之臣，与之共事，以备应对。”（同上）选出来的便是翰林学士冯道，他是历事四朝，历来挨骂的，当时却被尊重如圣人。他官大，名大，其实不过是“以备应对”，起点咨询作用的无足轻重的人。他自己也说：“我书生也。当奏事而已。”（卷二八七）不过有时上上条陈提点意见罢了（《通鉴》里记了他的一些意见）。后唐明宗是沙陀族人，不识汉字是不奇怪的。
　　刘邦、项羽是汉族人，也是著名不读书的。
　　后晋一位掌权大臣说：“吾不知朝廷设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当尽去之。”（卷二八四）胡三省在这下面的注中大发感慨说：“呜呼！此等气习自唐刘责已为文宗言之。……非有国者之福也。虽然，吾党亦有过焉。”
　　（同上）他说的“吾党”就是“我辈”，指的是做官的文人。他说不必怪武人（“夫何足责？”），而怪文人自己，有点自我批评精神。
　　五代的后汉时，大官们曾吵过一架。一个说：“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安用毛锥？”另一个说：“无毛锥则财赋何从可出？”（卷二八九）这后一位是管财政的。在他眼中，“毛锥（笔）”的用处也就是收税记账。他不算是“文官”，所以他同样“尤不喜文臣。尝曰：此辈授之握算，不知纵横，何益于用？”（同上）因此他给文官的“俸禄皆以不堪资军者给之。”（同上）俸禄大概是实物，不能军用的才给文臣，而且故意高估价值，实际是打了折扣（“吏已高其估，章更增之”）。除这个“毛锥论”以外，还有个理论。后汉高祖任命的一位最高掌权大臣“素不喜书生。尝言：国家府廪实，甲兵强，乃为急务。至于文章礼乐，何足介意？”（卷二八八）这实际上是孔子早已讲过的：“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国家有了粮食（廪实），有了武器（兵强），老百姓还能不听活信从吗？所以商鞅相秦，讲求耕、战。可见所谓儒、法两家的政治主张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
　　为什么武人不喜文士？为什么胡三省要文人自我反省？五代的后汉一位武官“尤恶文士。常曰：此属轻人，难耐。每谓吾辈为卒。”（卷二八八）
　　文人瞧不起武人，当然要挨骂。可是顺从附和也不行。后梁太祖还没当上皇帝时，曾和僚佐及游客（门客之类）坐于大柳树下。忽然他说：这柳树可以做车毂。有几个游客便跟着说“宜为车毂”。这可遭殃了。这个未来皇帝“勃然厉声曰：书生辈好顺口玩人，皆此类也。车毂须用夹榆，柳木岂可为之？”
　　他随即“顾左右曰：尚何待？”于是“左右数十人捽言宜为车毂者，悉扑杀之。”（卷二六五）不但武人，文人也自相攻击。有一位官员“屡举进士，竟不中第，故深恶缙绅之士”。他趁那位未来皇帝大杀朝士的时候建议：“此辈尝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同上）被杀的都被“投尸于河”，这个建议人“见朝士皆颐指气使，旁若无人。”“时人谓之鸱枭。”（同上）
　　也有不这样的，处境就不妙。后晋时一位大臣（节度使）“厚文士而薄武人，爱农民而严士卒，由是将士怨之。”（卷二八一）结果是引起了一场兵变。
　　还有更倒霉的。黄巢入长安建立齐朝后，“有书尚书省门为诗以嘲贼者。”
　　结果是：“大索城中能为诗者，尽杀之。识字者执贱役。凡杀三千余人。”（卷二五四）可见读书又会做诗，不但无用，而且有害了。
　　以上这些不过是从几本《通鉴》里抄出来的。若不嫌麻烦，大翻典籍，“读书无用论”的传统恐怕是代有新义的。不过分析起来，认“读书无用”
　　者即认书生无用者，也只有两派。武官不喜文官是一派，文人也不喜文人是又一派。后一派中，不仅有讲政治经济实用的瞧不起“舞文弄墨”的，还有“文人相轻”的。
　　上溯到孔、孟，可发现他们和后来的不一样。孔老夫子很重视学习，《论语》一开头便是“学而时习之”。以后又多次讲为“学”。不赞成读书的子路也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他否定书，并不否定学。除此处以外，《论语》中没再提到“书”。读的书好像只是“诗”。写定了没有，也不知道。
　　《孟子》里有两处提到“书”，一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心》）。一是“颂（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万章》）？早期“读书无用”的宏论可能有两点原因，一是书少，二是书不可靠。
　　书少。孔、孟当时的古书还是刻在竹片上的。也可以写下来，例如“子张书诸绅”（《卫灵公》）。《孟子》的长篇大论不像是刻竹简，不过直到汉朝还是帛和简并用。书的抄写、保存、传播都不容易。殷商的甲骨卜辞在春秋战国时大概已埋进土里了，口传和有文字的书是《诗》和《书》。所以《论语》多次提到学“诗”。《孟子》才提到读“书”（《尚书》）。这两者一是文，一是史，不是两者合一的史诗。《论语》说“文献不足”，说“史之阙文”，好像《尚书》还未成书。只有一次提到“易”（“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述而》）。不知是不是《周易》这部书。《春秋》是孔子时才有的。古时不但书少而且多半口传，所以《论语》中记载，有人问孔子的儿子学什么，以为圣人可能“私其子”，另有传授（《季氏》）。从春秋到战国，大约书写工具有发展，书多起来了。这才有“其书五车”之说，而孟子也才有“不如无书”之叹。书少，自然“为学”不能仅靠读书。学，靠的是经验。重口传，不重“本本”。
　　书不可靠。不但孟子引了《武成》，说明其夸张，也不仅是《庄子》中“寓言十九”，就是在《孟子》这部书中就有很多故事，难说真假。乞食的人竟有一妻一妾（《离娄》），且不说。以《万章》一篇为例，其中舜的故事成批，一个接一个，上继尧，下接禹，很完整。子产的故事活灵活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伊尹的故事中自吹自擂：“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也。予（我）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
　　非予觉之而谁也？”百里奚自卖自身当宰相的故事也有说明。孔子、伯夷、柳下惠都有故事作为孟子讲道理的佐证。孟献子、晋平公、齐景公以及缪公对待子思的几个故事也是这样。孟子又说到孔子周游列国的故事，说是“好事者为之也。”又说舜的一个故事荒唐，“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
　　齐国东部靠海，是“百家争鸣”之处。那里的荒诞之说也不会仅邹衍一家，早有此风气，所以孟子把荒诞派这顶帽子送给齐东人。《孟子》中故事不少，《万章》篇更是故事集。
　　古书中故事多，不足为奇，这是古人的一种思想模式，或则通俗些说是思想习惯。用故事讲道理，故事就是道理。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但在中国特别发达，长久而且普及。也许因此佛教进来后其中故事流传得多。中印思想习惯有些不同，故事转化也快。“太子”出家的意义在中印双方大不相同。这和“读书无用论”也有关系。因为故事多，寓言多，习惯用隐喻说话、写文，所以就不是事实，不可靠了。不是事实，又不好懂，当然除了吃饱饭的人以外谁耐烦去猜哑谜？何况汉字最少要认识一两千才能读书，还不一定懂？（其实拼音文字要记的词更多，并非一拼字母就懂。各国都一样。）
　　早期古人不过说：“何必读书”，不尽是“信书”，后来的人一再提出“读书无用论”，重点却在一个“用”字，而且着重在读书的人无用。这好像深了一层，其实所依据的是一样。不识字，不读书，照样当皇帝，做大官，指挥兵马，富可敌国。识字也不过记姓名（项羽说的），记流水账（包括《春秋》记事和给皇帝编家谱）。书，既不能吃，又不能穿。读书常和挨饿相连。
　　但是有的书还有用。萧何收秦图籍，知道了各地出产，能搜刮多少。这些大概是《禹贡》一类，记下“厥土”，“厥贡”，所以对于治国有用，而且是“速效”，能“立竿见影”的。不过这类“图籍”好像不算正式的书，只是档案。萧何也不是读书人。靠读书吃饭的儒生、文士，除了当“文学侍从之臣”以外，只有“设账”收几个孩子教识字。这怎么能吸引人呢？孔、孟是大圣大贤，都没有说过“读书高”。“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的歪诗本身就不像是读过多少书的人作的。
　　不论孔子和子路讲的“学”是什么，“学”不限于读书倒是真的。秦朝规定“以吏为师”。官吏就是教师，教“律法”。口口相传，照着样子做，依靠经验，不就行了？可是书总烧不完。中国的书口传笔抄，到唐末才印出来。五代还有活字版。印刷术兴起，冯道才建议刻“九经”。宋代起，刻板和传抄并行。口传的还有，只是秘诀之类了。奇怪的是当晚唐、五代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读书无用论”正是兴旺之时，为什么印刷书的技术偏偏会发达起来？难道是，读书无用，印书有用；在朝廷上无用，在民间反倒有用吗？书是有用的，但用处不在给人读，尤其是不在于给人读懂。多数人不识字，也要书，例如流通佛经就有利益。大乱的南北朝和五代十国并不缺少书，兵火中一烧再烧，也没烧完，正像大乱的战国时期书也大发展那样。这是什么原故？为什么总不缺少读书和做书的书呆子呢？书对他们究竟有用没有？
　　有什么用？古来读书人是极少数，处在不识字和识字而不读书的人的汪洋大海中，而竟然从“坑儒”以来没有全部“灭顶”。“读书无用论”两千多年未绝而读书还在继续。这些坚持读书的极少数人究竟迷上了什么？世上竟有迷上“无用”的人？
　　恐怕实际上“读书无用”并无此“论”，也没有“书无用论”或则“书生无用论”。讲实用者对于能为我所用的书，对于读书而能为我所用的人，当然决不排斥的。司马光的《通鉴》（原名《历代君臣事迹》）不是以“资治”之名而传吗？几千年来，有人识字读书，有人识字而不读书，有人不识字不读书，有人不上学读书而跑书摊买画报看，各得其所，并不都是书呆子。
　　不是各个人都那么打算盘讲眼前实用效益的。冻俄而死的“卖火柴的女孩”
　　不是还在亮光一闪中得到安慰吗？有书就有人读。谁知道有没有用？”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见得。人和书一样。

　　●后记

　　邓九平
　　中国的读书人，自古就有收藏书的习惯。
　　中国古代的书，最初是用人工书写，写书用的材料不断变化。从春秋到两汉期间，多用简、帛写书，称简策（刻写于竹片上，再贯穿成册）和帛书（写在丝织品上，可用轴卷）。所以古代称一部书为一册书或一卷书。
　　东汉以后，写书用的材料渐为纸张代替。到了唐代，由于印刷术的兴起，书才逐渐由竹刻手抄改为刻版印刷，并由卷轴演变为册叶形式。人们先将文字刻在一块块木板上，然后再来印刷，在整块木板上刻字的程序称为雕版。
　　咸通九年，王玠出资刻印了《金刚经》，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标年板印品，其图像已十分精细。至中晚唐，刻印佛经、韵书、通历、医经，已屡见不鲜。
　　宋辽金元，官私并行，经史子集医算诸书，均用雕版印刷，且采用“梨枣”制版。出现了李十娘、谢氏、徐氏等良工，此期的版本，成为后世的文化珍品。
　　明清两代，南北二京成了雕版印刷中心。明之南藏、北藏、道藏，清之武英殿本、龙藏，均出自两京。此期，出现了朱墨套印术，分色分版的彩色套印法，其版有多至几十块者，各色可分出深浅浓淡。到清顺治元年，又兼用拱花凸印、无色凸印。至此，中国的印刷米已臻高峰。
　　雕版印行的书有各种版本，古时的藏书人，最看重版本。
　　据史料记载：研究版本的人，能根据书籍的纸张、墨色、字体、版式，鉴定出刻书地域和刻书年月，甚至能辨明何人原刻，何人翻刻，何为旧抄，何是新抄，以此来审视刻得好，印得好的书籍，例如：《史记》有宋、元、明、清各种刊本，嗜书的人，总称宋元本最佳。专门从事这类研究的人，是谓“版本学家”或“版本鉴赏家”，如黄丕烈、鲍廷博等人；也有得一书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大昕、戴震等人；又有得一书必辨识版片文字，注明其中错讹，是谓“校雠家”，如卢文绍、翁方纲等人；还有一种搜采异本，集纳百家，“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测笔，”是谓“收藏家”，如范氏的天一阁、吴氏的瓶花斋、徐氏的传世楼等。
　　藏书人购置心爱之书后，总习惯摩挲观赏一番。宋元版本，名家批校，孤本秘籍，毛抄黄跋，都被当做珍品加以收藏。明刊精本，黑口古装者，万历竹纸，传世绝罕者，都令藏书人见之心暖，读之色舞。兴悦之余，选取精制的一方石印，拿出上好的印泥，在书的某处铃上一方“某氏藏书”的朱红印记，然后注明日期，登记入册。藏书人日集月累，花费心血，渐渐便积蓄了可观的书籍。
　　古代的书可曰香，那时用的纸墨古雅纯良，纸是澄心堂纸，纸白如玉。
　　墨是松烟制墨，墨凝如漆，墨润如脂。藏书人在购书后，将书置于密不透风的木箱里或书柜中，再将书斋门窗紧闭，日久天长，纸上松烟润墨，自然生出淡香。读书人推门入室，书香飘逸，桂馥兰熏，沁人脾胃。
　　当代的新版书基本上是铅字印刷，纸墨与古时也不尽相同，尤其是引入西方科技，采用电脑照排，滚筒印刷，书印出之后，与香无缘。
　　书香何在？
　　书香是有的：当您细心地读它，精心、静心地品它，真心、诚心、痴心地爱它，它便会无声地、悠悠然地飘进您的心田，潜入您的思想，浸润您的灵魂。那古雅清淳之气，会洗去您的劳累；那散淡飘逸之风，能驱散您的苦闷。读书能给您快乐，令您开朗，使您生活的更纯美，让您眼前春光无限。
　　书香永在……
　　《书话文丛》是在钟敬文教授、张岱年教授共同倡议下，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的鼎力相助中得以出版。卞之琳先生、季羡林先生、冯亦代先生、严文井先生、陈原先生欣然同意担任丛书顾问；牛汉、碧野、汪曾祺、林斤
　　澜、姜德明、李国文、邵燕祥、舒乙、任洪渊、谢大光、张抗抗等诸多文坛
　　名家，亲选文章寄来，并共担丛书编委；张岱年教先生、冯亦代先生、舒乙先生亲自为丛书作序，韩静霆为丛书设计插图。在此，我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的李晓霖女士在丛书编辑过程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中国作协作家权保会的张树英女士、吕洁女士，为丛书的顺利出版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在此，我向她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7年3月31日于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