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七十年文选》　完　陈子善　徐如麒编选

　　香囊罗带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楼望断，灯火已黄昏。
　　这是秦少游的一首著名的《满庭芳》词。当时，从首都开封，到越都绍兴，酒楼歌馆，无处不唱。据说秦少游的女婿，在酒席上为歌女所看不起，他就自我介绍，说“我是‘山抹微云’的女婿。”于是歌女就另眼看待他了。这个故事，反映了这首词的普遍流行。
　　但是秦少游的老师苏东坡却对这首词十分不满。他问秦少游：“多时不见，你怎么不好好写文章，却做柳永式的词儿？”原来柳永的词，淫艳轻薄，为歌妓所爱唱，而为正人君子所不屑。秦少游吃了老师的教训，十分惶恐。就问：“我学生虽然浅薄，也不至于学柳永的词，你老师说得恐怕过火了吧？”苏东坡说：“你的‘销魂当此际’，不是柳永的句法吗？”秦少游听了，觉得无话可对，想收回这首词，已来不及了。
　　从这个故事，可知这首词的内容有柳永风格的淫艳句法。苏东坡只指出了一句“销魂当此际”，实际上他指的是下面二句：“香囊暗解，罗带轻分。”因为这两句就是写“销魂”的事。也就是此词上片的“蓬莱旧事”。“此际”是“销魂”的那个时候，不是离别的时候。“香囊”
　　是妇女身上挂的香袋子，“罗带”就是裙带或裤带。这两句文字虽雅，意义却很不雅。多看旧小说的人，都能体会，这两句就是小说中的“宽衣解带，共效于飞”。是使男人“销魂”的情事。
　　近来看了几本宋词欣赏辞典，发现许多欣赏家讲这首词，和我理解的完全不同。他们几乎一致以为这两句是女方在为男方送别时赠送纪念礼物。这使我大为惊讶。赶紧找来一本最早的宋词注释，胡云翼的《宋词选》，看他怎么讲。胡注“香囊”句云：“暗地里解下香囊，作为临别的纪念品。”注“罗带”句云：“古人用结带象征相爱。这里以罗带轻分表示离别。”这样讲法，意味着双方在分别时，女方送给男方一个香袋子，又分了一半带子给男方。这香袋子倒还在情理之中，分一段带子以表示离别，却没有见过。不过，由此可知，胡云翼也以为这两句所叙的是女方在船码头上给男方送行时赠送礼物以表爱情。再找到一本新出的《淮海词》注释本，注得较详，也说：“销魂四句，是纯写儿女间的离怀别苦。”“香囊”二句是“临别时彼此以饰物相赠。”这又与胡注不同。原来是女方以香袋子送给男方，而男方以半条带子送给女方；或者是双方互相送一个香袋，半条罗带。那么，“销魂”呢？注引江淹《别赋》：“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所以是表示离别的悲伤情绪。
　　这样说来，旧小说中描写男人看到美女，便“一见销魂”，乃是一看就悲伤的意思，这也想象不到。
　　一个女人，把贴身挂的香袋子送给一个男人，毫无例外地是私情的表记。这是绝密的事，决不会在大庭广众之间，公然在船码头上送这个东西。《金瓶梅》里写来旺儿的老婆宋蕙莲解下身上带的一个绣着“娇香美爱”四个字的香袋儿送给西门庆，也是在西门庆“销魂”之后的事。
　　再说，秦少游这首词里只说“暗解”香囊，并没有奉送的意思。
　　看来，这首词的铺叙脉络，许多人都欣赏错了。在这个年头儿，少数服从多数的这一条规则，在学术问题上怕不适用。
　　书目
　　《青年报》编者来访，先是闲谈，随即吐露来意，要我开一份书目。
　　我一听说“开书目”，也不用问他开什么书目，立刻敬谢不敏，另请高明。因为开书目的事，我有过惨酷的经验。你开一个书目，指导读者去阅读这些书，这里就有严肃的思想问题。你这些书的思想是消极的，就是想麻痹读者的积极思想；你这些书的思想是资本主义的，就是想否定社会主义思想；你这些书的思想是封建主义的，就是想宣扬封建主义，否定读者的反封建进步思想。一份小小的书目，可以招致大大的罪名。
　　所以我不再应报刊编辑之命，开任何一种书目。这个决心，已拿定并实行了五十年。
　　开一份书目，为青年人作治学指南，这个设想的始作俑者，大约是张之洞。他提供了一本《书目答问》，在晚清数十年间，曾是一部畅销书。“五四”运动以后，文化思想起了大幅度的改革、开放，《书目答问》嫌旧了。于是梁启超推出了他的《国学用书必读书目》（？）。这个书目，开了风气，接踵而来的，就有许多“必读书目”，文学、史学、哲学、文字学，各方面都有。有的称“必读”，有的称“基本”，总之是强调这些书非看不可。三十年代中期，开书目这个风气，被报纸副刊编辑看中了。不知是谁，首先想出化整为零的办法，定好专题，请许多人开“必读”或“基本”书目，每人只要开列十种书，这样就便于组稿，也便于在副刊上发表。
　　开书目的本意是指导各种学科的初学者，使他们知道应该从何处入门，如何渐进。
　　但发展到报刊上每天发表十种书目的阶段，这些书目就含有为出版商做广告的意味了。
　　有些书目中会出现新出版的，还没有定评的某些著作，居然已被推荐者认为“必读书”，除了为书店或作者做义务广告外，还能有什么意义呢？三十年代，英国《鹈鹕丛书》中有过一本《读者指导》，是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指导书目。其每一项下，开头是一些公认的经典著作，以下便是各大小书店的广告书目了。这本书出版后，被学术界批评得很凶。
　　任何一种学家，研究的方法有多种多样。两位史学家，或两位经济学家，从初学到成为专家，他们累积知识的方法和过程，都不会相同。
　　为初学者提供一份“入门”、“基本”或“必读”书目，这是前辈学者帮助后进的好心。但接受这份书目的初学者却不能“照单全收”，无论是程序或品种。例如，开一份古典文学书目，一般都从《诗经》、《楚辞》开始，但学习古典文学，就不能从《诗经》、《楚辞》开始。全部书目，也不是全部“必读”，这里就应当按各人的情况，作出自己的选择和安排。所以，我以为，书目仅仅是一个学习起点的参考资料，在学习过程中，你会需要阅读不少书目中未列入的书，而是开书目的人无法想到的。
　　我常常从各种书目中，研究开书目的人。他开的书目，反映着他自己的学习方向和兴趣。如果他开的书目中，列入一部出于你意外的，与众不同的书名，这就大可注意了，应当研究一下。你如果说：这是开书目的反作用，我则以为是它的很好的正面作用。
　　一九九一年二月一日
　　别枝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这是辛稼轩的一首小词，调名西江月，题目是《夜行黄沙道中》。
　　词文就老老实实的描写他深夜在山野中赶路时所见所闻。不掉文，不用典，完全用口语。这种词总是最容易懂得的了。但是，为了第一句中一个语词“别枝”，几乎使所有的注释家、欣赏家都堕入陷坑，没有能把这首词讲得完全正确。
　　“明月别枝惊鹊”这一句，如果改成散文句法，就是“明月惊别枝之鹊”。“惊”
　　是全句的动词。“别枝”呢？有人解释为“斜枝”，“惊起了睡在斜枝上的乌鹊”。有人解释为“横斜突兀的树枝”。全句的意义是说：“鹊儿的惊飞不定，不是盘旋在一般树头，而是飞绕在横斜突兀的枝干之上。”这两家都把“别枝”理解为“斜枝”。还有人把“别”字解作“离开”：“明月出来，鹊见光惊飞，离开了枝头”。此外，还有一种讲法，以“别枝”为另外一枝，根据的是方玄英的诗：“蝉曳残声过别枝。”
　　以上这些讲法，散见于各种注释本和鉴赏辞典，甚至教材。读者如果一对照，就会怀疑。于是，这一首非常浅显明白的小词，一直存在着一个未解决的问题。
　　这个“别”字的用法，在现代汉语中，确是很少见了，但是在唐宋诗词中，却是常见的。读者如果从“鉴别”、“区别”这两个语词去求索，就可以悟到它可以有“拣选”
　　的意义。曹操有一首乐府诗《短歌行》，其中有四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这是描写月光下，受惊的乌鹊，想找一个安全的树枝栖息，正在徬徨不定，挑选不到合适的树枝。这个意象，被后世诗人用来比喻一个人找不到安身立命的地方。苏东坡诗云：“月明惊鹊未安枝。”又有一句云：“拣枝惊鹊几时眠。”周邦彦词云：“月皎惊乌栖不定。”都是用曹操诗意。辛稼轩这一句也同样。可知“别枝”就是“拣枝”。
　　白居易《见紫薇花怀元微之》诗句云：“除却微之见应爱，人间少有别花人。”又《戏题卢秘书新移蔷薇》诗句云：“移它到此须为主，不别花人莫使看。”这两个“别花”，都应当解作“鉴别花卉”。“不别花人”，就是不会赏花的人。郑谷诗中两次用到“别画”：“别画长忆吴寺壁”、“别画能琴又解棋”。都是鉴别（欣赏）名画的意思。梅圣俞有句云：“君谟善书能别书”，是说蔡君谟自己能写字，因此，也能鉴别书法。曹唐《病马》诗云：“不剪焦毛鬣半翻，何人别是古龙孙？”
　　这个“别”字是单独用的动词，明清时代的人已不能理解了，所以《全唐诗》中此句下有一个小注云：“一作识”。可知有过一个版本干脆把“别”字改作“识”字了。
　　更可怪的是，尽管这个“别”字唐宋诗人都在用，也还有诗人不能懂。葛立方著诗话《韵语阳秋》有一条云：“白乐天诗多说别花，今好事之家，有奇花多矣，所谓别花，人未之见也。”他竟以为“别花”是一种花名，这位著名的诗论家不免出了洋相。
　　勉铃
　　《金瓶梅》是一部“淫书”，做“淫书”的人，兰陵笑笑生，当然是一个“淫棍”。
　　但是，全书中有淫事描写的只是三十七回，每回中最多的也不过二百多字，把全书中淫事描写总算起来，还不到一万字。因此，把这些描写文字统统删净，《金瓶梅》还是一部值得看的小说。《肉蒲团》、《痴婆子传》就不同了。删净了淫事描写，它们就不成为书。为此，我要替兰陵笑笑生洗刷，他还不是一个大淫棍。
　　再说，他的淫学知识也肤浅得很。他写男女交欢，没有什么新的把式。葡萄架一段，要算是他的大发明了。可是，如此这般，实在也不见得新鲜有趣。对于此道，我说，作者的“黔驴之技”，也只是“止于此耳”。
　　西门庆随身带有一个淫器包儿。这个包儿的内容，属于药物类的有“闺艳声娇”、“颤声娇”，这二者是同物异名。有“封脐膏”。属于淫器类的有“银托子”、“硫黄圈”、“相思套”、“药煮白绫带子”、“悬玉环”、“景东人事”、“勉铃”。一共只有十种，大概作者所知道的已全部开列出来了。
　　一九三八年，我在香港德辅道一家小饭店里午餐，独占一对火车座。
　　正在吃饭之时，闪来了一个“老鬼”，手提一个小皮喼（箧）。他坐下在我对面，把皮喼放在桌上，打开来给我看。我一看，都是小纸包、小玻璃瓶、小器物。纸包上，瓶上，都有木戳子打印的品名，例如“久战丹”、“芙蓉膏”、“牛鞭丸”之类。小器物奇奇怪怪，我都不识，随手捡出一个有茸毛的橡皮套，问他：这是什么东西？那老鬼不做声，伸出右手中指，把橡皮圈套了进去，我才明白，大约就是“相思套”之类的玩意儿吧。我请他一支纸烟，摇摇头，挥挥手，打发他走了。这是我生平唯一的机会，见到这么多的淫器春药。
　　因此，我敢说：这位兰陵笑笑生的淫学知识，还不如我。
　　明朝从万历年以后，很有些像罗马帝国晚期的颓废时代。从士大夫到富商地主，都在追求生活的佚乐。起造大花园，讲究饮食肴馔的精美，服御、器用，争奇斗胜，家里都养着歌僮舞女。男女之间的隐私事，也公然成为戏谑谈笑的资料。色情文学，从小说、传奇到山歌小唱，也在此时大量出现。说得美化一点，这是一个讲究生活艺术的时代；说得现实一点，这是亡国的先兆。
　　兰陵笑笑生在他的小说中插入三十七段淫事描写，也只是赶时髦，随大流，正如现在青年作家时行在他们的作品中硬安排几段“性的解放”
　　一样。西门庆的淫器包儿里的十件淫器，作者虽然简单地说明了它们的用法与效果，但我怀疑作者并没有见过或亲自使用过这些东西。我可以举“勉铃”一件来证明。
　　“勉铃”大约正是万历年间从缅甸传来的一种贵重淫器，当时一定成为群众注意的新事物，正如三十年代初期从日本进口的避孕套一样。
　　《金瓶梅》作者也特别重视“勉铃”。第十六回有一首西江月词赋咏这件东西：“原是番兵出产，逢人荐转在京。身躯瘦小内玲珑，得人轻借力，展转作蝉鸣。解使佳人心颤，惯能助肾威风。号称金面勇先锋，战降功第一，扬名勉子铃。”
　　至于这件东西的功效，作者也有说明：“妇人问道：是什么东西，怎的把人半边胳膊都麻了？”西门庆解答道：“这东西名唤做勉铃，南方勉甸国出来的。好的也值四五两银子。先把它放入炉内，然后行事，妙不可言。”
　　由此可知，这是使妇人肌肉麻木，感觉不敏的东西。放入炉内，是为了加热。不过从“惯能助肾威风”一句看来，这个东西是用于男根的。
　　但是，在三十八回中，却说：“西门庆教妇人把勉铃自放牝内。”这里就出现了矛盾。再说，这个东西别的记载中都说是“缅铃”，因为它出于缅甸。只有《金瓶梅》中写作“勉铃”，还要加一个字，作“勉子铃”，可见作者是从道听途说得来，他的地理知识中没有缅甸。
　　现在，我们看看别的记载：“缅铃薄极，无可比拟。大如小黄豆，内藏鸟液少少许，外裹薄铜七十二层，疑属鬼神造。以置案头，不住旋运。握之，令人浑身麻木。收藏稍不谨，辄破。有毫发破坏，更不可修葺，便无用矣。鸟液出深山坳中，异鸟翔集所遗精液也，莹润若珠，最不易得。”
　　——包楫《南中纪闻》
　　“滇中有缅铃，大如龙眼核，得热气则自动不休。缅甸男子嵌之于势，以佐房中之术。惟杀缅夷时活取之，皆良。其市之中国者，皆伪也。彼中名为太极丸。官属馈遗，公然见之笺牍矣。”
　　——谢在杭《五杂俎》
　　以上两条是明朝人的记录，正是万历年间的著述。
　　“缅地有淫鸟，其精可助房中之术。有得其淋于石者，以铜裹之如铃，谓之缅铃。余归田后，有人以一铃来售，大如龙眼，四周无缝，不知其真伪。而握入手，稍得暖气，则铃自动，切切如有声，置于几案则止，亦一奇也。余无所用，乃还之。”
　　——赵翼《檐曝杂记》
　　以上是清朝乾隆、嘉庆年间的记录，可知当时还有此物。
　　底下是现代人邓之诚的一条转录：“滇南有树，名曰鹊不停。枳棘满林，群鸟皆避去，不复下。惟？^之交也，则栖止而萃其上。精溢于树则生瘤焉。士人斫瘤成丸，大如鸟卵，一近人肌肤，辄自相跳跃，相传闺阁中密用。然滇中殊贵重，不能多得也。见陈尚古《簪云楼杂说》。
　　鹊不停，即缅铃，一名太极丸。？^，或谓应作鹏。”
　　——邓之诚《骨董琐记》
　　以上四家记述，前三家所说略同，缅铃是一个小铜球，遇热能自跳动，用不到放入炉中。缅甸男子以此物嵌于势上，与妇人合欢时使其颤动，以求刺激。此物大小的记录，从小黄豆到鸟卵，差距颇大，未知孰是。但无论如何，此物决不是放入妇人牝内的！这一点就可以证明兰陵笑笑生实在没有见识过缅铃。
　　元人话本小说中有一篇《金虏海陵王荒淫》，其中也提到过缅铃：“除了西洋国出的走盘珠，缅甸国出的缅铃，只有人才是活宝。”
　　这篇小说，向来有人怀疑它是明朝人的伪作。现在，我提出缅铃为证，肯定它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伪作。
　　一九九一年六月五日
　　武陵春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这是李清照的《武陵春》词。文字很明白，无可曲解。但是从胡云翼的《宋词选》到《唐宋词鉴赏辞典》都根据俞正燮的《易安居士事辑》定为绍兴四年作者避乱至金华以后的作品。词的内容有“流寓有故乡之思”。
　　这样讲法，和我的理解大不同。我不知道这几位鉴赏家如何理解“闻说”与“也拟”。
　　词句明明反映出当时的情况：杭州人都在准备到金华去避难，李清照也想去金华，又感到疲于奔走流亡，打不定主意，这就不是“避乱至金华以后”的作品，而是避乱至杭州，拟去金华时的作品。
　　“物是人非事事休”一句也不是怀念故乡，而是悼念赵明诚。李清照和赵明诚带了许多书画文物，渡江避难，明诚忽病死于中途，此事对李清照是极大的打击。现在当继续流移之际，看看文物犹在，而人已故世，遂有事事休之感，因而引出下片迟疑不决之情。这一句中的“物是人非”，应当理解为“物在人亡”。
　　我以为，这样讲，可以批驳俞正燮之误。奇怪的是，为什么至今还没有人从此词明显的文句中去理解，而盲目地信从俞氏的曲解？
　　房内
　　有一位荷兰学者高罗佩（VanGulik），在日本、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任外交使节十余年，对中国人的性生活发生了兴趣，写了一部书：《中国古代的性生活》，出版于一九六一年，正当我国文化闭关的时候，中国知识界非但无法见到，甚至未闻其名，不知其事。
　　一九七九年以后，我国敞开了大门，西方文化信息灵通了，我才从海外友人的通信中知道有此一书，为海外中国学者所重视，但我还是无法见到。
　　现在，居然见到了一个中文译本，书名为作者所拟另一个书名：《中国古代房内考》。
　　大约是为了避免“性生活”这三个刺眼的字，改用雅言“房内”，尽管书是“内部发行”的，也仍然可见译者还有一点顾忌。
　　书是朋友借给我的，不能久借不还，我花了整整三天把它看完了。
　　看完之后不免长叹。第一个反应是：这本书为什么中国人不写，而让外国人来写？译者在《前言》中说：“这本书的内容对中国读者已经太陌生，简直好像是讲另一个国度。”又说：“此书对中国古代性生活研究有开创之功。”由此可知，两位译者都是青年人；他们对中国文化史的知识大约仅限于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们似乎不知道中国性学的开创之功，应当归之于江绍原、潘光旦、周作人、张竞生。而刻印《双梅景暗丛书》的叶德辉，尤其不能说他不是中国性学的开创人。
　　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收集猥亵民歌，至今无法印出。张竞生大张旗鼓地推动性学，却被“小江平”等人搞坏了，在“千夫所指”之下，丢掉北京大学教授之职，回去隐居。
　　他的《性史》终于没有写成。
　　高罗佩很敏锐地看出，中国在唐代以前，有不少性学文献。不论属于儒家或道家，都是把两性关系看作养生延寿之道。尽管它们的理论有不少虚妄，但它们还是属于医学卫生的严肃的著作。宋代道学兴起以后，唐以前的许多房术文献很快就被禁止得亡佚了。
　　作者还提出一个很值得思考的论点。他以为，房中术是很早的中国文化，印度教中的密宗，也讲究两性交合，是受到中国的影响，然后再从印度，经过西藏，反馈到中国。
　　这个论点，我以为是非常正确的。由此，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宋元以后，中国古代的房中书日渐亡佚，很少流传，儒家与道家讳言房术。
　　而元明二代的房中书，分明是密宗经典的译本，而其内容，却有中国古代房中术的遗迹。甚至，明清二代的中国人，看到雍和宫里的欢喜佛，都以为是西藏传来的藏佛，而没有人敢于设想这些造像的原始形态，正是“天老教轩皇”的图本。
　　高罗佩毕竟是一个外国人，他收集中国人的性生活资料，还不够充分，如果没有叶德辉的那些刻本，他这部著作，恐怕未必能写成。他说中国人的性生活中，病态现象极少，这就因为他没有见到这一方面的文献资料。其实，记录性虐狂、变态性欲的资料，在历史中公然记录的，已不算少，何论笔记、野史、杂书中的许多记载？
　　关于中国近代的房中书，作者也没有见到，甚至还没有知道书名。
　　因此，他这部著作，只能名为《中国古代的性生活》，而在明清两代的叙述中，显得很薄弱。我在《也是园书目》中见到属于“房中”的书四种：一、《端必瓦成就同生要》一卷二、《因得啰菩提手印道要》一卷三、《大手印无字要》一卷四、《女丹经》八卷前三种显然是密宗经典的译本，《女丹经》有八卷之多，很可能是汇集古代房中书的道家遗书。
　　《也是园书目》是明末清初写定的，也是园藏书散出之后，收得这些书的藏书家就不敢把这些书收入目录，因而这四部书就无迹可寻。但是，我相信，这些书还不至于全部亡佚，可遗憾的是中国人还不敢研究。
　　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筝雁
　　姜白石解连环词上片有四句云：“为大乔能拨春风，小乔妙移筝雁；啼秋水、柳怯云松，更何必、十分梳洗？”
　　这四句句法整齐，“为”字是领字，在歌唱的时候，是一个衬字。
　　大小乔指两个歌姬，一个能拨阮咸，一个善于弹筝。在筝声响起的时候，音乐感动心灵，两个歌姬都显得眉眼间有愁怨之情，使鬓发也松下来了。
　　这样，她们就使人感到很美，用不到十分加意于梳妆打扮了。
　　我把“春风”解释作阮咸，因为调养乐器的动词，只有阮咸和琵琶用“拨”。奏阮咸可以简称“拨阮”。在这首词中，“春风”肯定是指阮咸而不是琵琶。何以见得？因为第三句只照顾到筝，而不联系以大乔奏的乐器。筝与琵琶都是主奏乐器，而阮咸常常是伴奏乐器。所以我把“拨春风”解作“拨阮”。
　　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第二句、第三句已被人读成：“小乔妙移筝，雁啼秋水。”
　　我看到过的最早的标点本，是一九三○年十一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石道人词笺平》，著者是陈柱尊。以后，差不多所有姜白石词的注释本，都用这样的读法：把第二句改为五字句，而把“雁”字和“啼秋水”结合为一句。这样断句，根据的是万树编的《词律》。此书中所选定作为标准格式的是一首蒋捷的解连环，这两句是“编琼？L小台，翠油疏箔”。此外，还可以参看其他两宋词人所作解连环词，例如周邦彦词云：“似风散雨收。”杨无咎词云：“但只觉衣宽。”张东泽词云：“更细与品题。”它们都是以一字领四字的五字句，姜白石这一句的句法，确是和它们不合。但是，周邦彦是知音律，自己能作曲配词的，他定下了句格，不知音律的词人就只能依着他的句格写，而不敢改变。姜白石也是一个知音律的词人，他也能作曲配词，他作解连环词，在句法上略有改动，而不妨碍曲律，有何不可？现在，硬要把姜白石的词句合于周邦彦的句格，削足适履，使这一句成为非常欠通的“小乔妙移筝”，虽然成为一个五字句，但还不是一字领四字的五字句，而是二三句法，其实改了还是不合。许穆堂《自怡轩词选》收录了姜白石这首词，他以为这是一个九字句，读作“小乔妙移筝雁啼秋水”。加了一个注：“小乔下九字断句，与周作不同，想可不拘。”这是他想不出办法来解决这个疑问，只好两句并一句读，却不知从来没有这样的词句。
　　《乐府杂录》云：“筝只有宫、商、羽、角四调，临时移柱，以应二十八调。”可知移柱是为了配合各种宫调，是弹筝的特技。王建《宫词》云“玉箫改调筝移柱。”晏叔原词云：“却倚？d弦歌别绪，断肠移破秦筝柱”。姜白石也有“玉友金焦，玉人金缕，缓移筝柱。”筝有十三弦，一弦有三柱，共三十九柱，斜列如三行飞雁，故又称筝雁。
　　贺方回词云：“秦弦络络呈纤手，宝雁斜飞三十九。”洪景伯词云：“风鬟飞乱，寒入秦筝雁。”赵虚斋词云：“何人金屋，巧啭歌莺，慢调筝雁。”晁次膺词云：“旧曲重寻，移遍秦筝雁。”这里更是明白说出“移筝雁”了，可以证实姜白石的词句肯定是“小乔妙移筝雁”，而“移筝”是不通的。可是，夏？J禅校注姜白石此词，却肯定“移筝不误”。
　　这已使我诧异，底下又引冯延已词“谁把钿筝移玉柱”来作证明，真是不可思议。冯延已明明说是“移柱”，夏老却用来证明“移柱”即“移筝”。
　　姜白石把五四结构的两句改为六三结构，自有他的音乐根据。读者只能依据文义断句，移的是筝雁（柱），而不是筝，那就不能为“雁啼秋水”这个成语所迷惑，而硬把一个“雁”字拉下来。
　　“啼秋水”是一个用得很巧的双关语。既以筝柱比之为雁，于是词人就以筝声比之为秋水上的雁啼声。元代词人吴元可词云：“弹筝旧家伴侣，记雁啼秋水，下指成音。”
　　但“秋水”又为历代诗人用以比拟妇女美目之词，故“啼秋水”亦可作“泪眼”解。张子野词“当筵秋水慢，玉柱斜飞雁。”《草堂诗余》即引白居易诗“双眸剪秋水”来作注释。姜白石这一句即转到弹筝人的姿色。柳，指眉；云，指头发，故下句云：“更何必十分梳洗？”如果把“雁啼秋水”连结成一句，则上句成为不通的“移筝”，下句“柳怯云松”也无法理解了。
　　不过，周邦彦诸人所作，“水”字处是韵，故夏？J禅亦在“雁啼秋水”句下用句号。
　　现在，我既以“雁”字还给上句，则尽管“水”字仍是韵脚，却只能用逗号了。这是乐句与词句的参差，对歌唱没有影响。杨升庵《词品》中已说明这一现象，万树《词律》中也常有例证。
　　莼羹
　　今天收到《读书》第九期。看了一篇蒋竹荪的《一字之谜》，从梁实秋的一篇文章说起，谈到了《世说新语》中那一句“千里莼羹，未下盐豉”的问题，于是，这个从宋朝人开始提出的疑问，又展开了一番讨论。
　　梁实秋据唐人赵？U所著《因话录》中一条，以为“未下”乃“末下”之误。“千里”和“末下”都是地名，因而感到翻译中国古书之难。
　　蒋竹荪以为江苏溧阳有千里湖，可以为地名之说作证。但“末下”是地名，却不见载籍。因此，他以为“未下”不误。
　　赵？U以为莼羹不用盐豉调味，故肯定“未”字必为“末”字之误，然而他又说不出“千里”和“末下”这两个地方在哪里。
　　梁实秋又引了杜甫、梅圣俞、黄庭坚的诗，都说莼羹应用盐豉调味，因而愈加感到“难以索解”。
　　蒋竹荪又从《齐民要术》中找到许多资料，都可以证明做莼羹是应当用盐豉的。于是他对“未下盐豉”这一句作了新的解释：“其中隐含如下盐豉，将比羊酪更美之意。”
　　又说，“这是所谓文字简奥处。”
　　以上是这一番讨论的纲要。接下去谈谈我的意见。
　　陆机是东吴人，向来为中原人瞧不起。陆机到洛阳，洛阳人士都称之为“吴儿”、“伧父”。王武子拿羊奶来夸傲陆机，问他：“你们江东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它？”陆机回答说：“有千里莼羹，未下盐豉。”
　　莼羹，就是莼菜汤。盐豉，就是盐和酱油，江南的莼菜，盛产于松江的泖湖。古时泖湖极大，有长泖、圆泖、大泖，合称三泖。宋元以后，逐渐被围垦，湖面愈小，青浦的淀山湖，只是泖湖的一角。泖湖，古代称为茆湖。茆，就是莼菜的古名。由此可见莼菜是我们松江的特产名菜，可惜现在它没落了，产量极少。杭州西湖上菜馆供应的所谓“西湖莼菜”，都是萧山湘湖产品。
　　泖湖莼上酒席供应的都是春天采取的嫩叶，称为“春莼”。到了秋天，叶大而老，称为“秋莼”。明清以来，我们松江诗人赋咏的，都是春莼，而两浙诗人所赋咏的，往往用“秋莼”字样，朱竹垞诗集中就有好几首诗词提到“秋莼”。这或许是用张翰“秋风起而思莼鲈”的典故。
　　但这个典故，不能证明江东以秋莼为美味。
　　莼菜汤是一种清香的汤，江南人家做此汤，从来不加盐豉。《齐民要术》和杜甫、梅圣俞诗中所说，都是北方人吃法，大约陆机在洛阳已知道北方人不会吃莼菜，不免有些笑他们外行。王武子以臊腻的羊奶来夸傲中原食物之美，陆机以清淡的莼羹来夸傲江东食物之美，顺便讥笑了北方人不会吃莼菜。所以他回答说：“千里莼羹，未下盐豉。”
　　他的意思是说：下了盐豉，就不能与羊奶比了。
　　现在还有一个“千里”，至今无法讲通。溧阳有千里湖，但没有听说过溧阳莼菜。
　　我怀疑这个“千”字，恐是误字。金山县有一个镇，名为“干巷”，正在泖湖边上（古代），可能在古代，名为“干里”。古地应用“里”字的，后世都改用“镇”、“巷”
　　等字，说不定干巷就是干里，而干里是莼农集中之地，故曰“干里羹”。金山人至今还称泖湖一带地区为“泖里”，或写作“泖里”。有人编过一部《干巷志》，我没有见过，不知书中有无讲到地名的起源。
　　赵？U《因话录》中没有这一条关于“莼羹”的记载，大约梁实秋记错了。我记得这一条见于宋人笔记中，但一时也无从查起。
　　一九九一．十．二十三
　　［附录］《莼羹》一文的补充章锡良施蛰存先生于十月二十三日的
　　《新民晚报》副刊上的《莼羹》中说：“赵？U《因话录》中没有这一条关于‘莼羹’的记载，大约梁实秋记错了。我记得这一条见于宋人笔记中，但一时也无从查起。”
　　施先生不愧为一位严肃的学问家，确是梁实秋先生记错了。经笔者查考，施先生所说见于宋人笔记中，是不错的。在宋代有一部与赵？U的书同名的《因话录》，作者曾三异（字无疑，号云巢），其中有一条云：“莼羹：“千里莼羹，未下盐豉。’世多以淡煮莼羹，未用盐与豉相调和，非也。盖‘末’字误书为‘未’，‘末下’乃地名，‘千里’亦地名，此二处产此二物耳，其地今属平江郡。”这段文字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说郛三种》中的涵芬楼的百卷本。另一种的明刻宛委山堂一百二十卷本，文字基本相同。唯最后一句不同：“其地今属江干。”
　　“江干”二字提供了一点信息，即施先生所说，“千里”也许为“干里”之误。在松江县机山东的天马山，又名干山。在金山县东南有干巷镇，一名干溪，旧名干将里，干山也好，干巷也好，均与干将的传说有关。所以《世说新语》中说的“千里莼羹”，极大可能是“干里莼羹”。
　　《说郛三种》中的明刻一百二十卷本的书名作《同话录》。但《中国丛书综录》在著录时，都写作《因话录》，可将赵？U与曾三异的书看作为异书同名。
　　一九九一．十一．三
　　花的禅意
　　昨天刚写好一篇《禅学》，对禅和子说了些不敬的话，顺便也提到宋人以禅喻诗，把诗弄得非常玄妙。不过文章目的不在谈诗，因而也没有多说。
　　今天整理书架，偶然找到一本《文史知识》，随手翻开，就看到一篇禅学者赏析王维诗的玄文，正好给我提供了一个例证。
　　文章累累三千字，把王维的一首二十字的五言绝句赏析得禅味甚浓，倒也亏他有此别才。现在我且先抄出开头两段，来赏析他的赏析：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这是王维著名的田园组诗《辋川集》的第十八首。辛夷即木笔树。
　　辛夷坞，因坞中有辛夷花，故名“木末芙蓉花”，由《九歌·云中君》“搴芙蓉兮木末”句点化而来，木末，即树梢；芙蓉花，这里实指辛夷花，因芙蓉与辛夷花色相近，故借以代称。在裴迪的《辋川集》和诗中有“况有辛夷花，色与芙蓉乱”两句可证。
　　这是第一段，赏析诗的文本。诗题是《辛夷坞》，王维的辋川别墅中的一景。诗是咏芙蓉花的。以芙蓉为名的花有两种：一种是水芙蓉，即荷花。一种是木芙蓉，木本植物，亦称地芙蓉。现在，水芙蓉仍称芙蓉花，用不到加一个木字，因为荷花，除了做诗以外，没有人称之为芙蓉了。“木末芙蓉花”，是点明所咏的是木芙蓉，句法虽然出于屈原《九歌》，却不是“点化”。
　　辛夷坞中，未必只有一种辛夷花。作者明明说是芙蓉花，赏析者硬说它“实指”辛夷花。为什么？理由是“花色相近，故借以代称”。这个理由，这样赏析，能服人吗？
　　我如果做一首咏菊花的诗，能说“东篱黄蜀葵”吗？花色也相近，可以这样代称吗？
　　作者还引裴迪诗，“况有辛夷花，色与芙蓉乱”，用以证明“芙蓉”
　　就是指“辛夷”
　　的。这个证据，提得也非常牵强。我以为反而可以证明辛夷坞中也有木芙蓉花。再说，裴迪没有说明是木芙蓉，他这句诗也很可能是说辛夷花的颜色可以乱荷花。辛夷花是紫红色的，木芙蓉花的萼是深红色的，开出花来却是粉红色的，也有白色的。荷花有红有白，要说颜色相近，倒是荷花可以和辛夷相乱。裴迪这一句“色与芙蓉乱”，我看是指荷花的。这也可以有诗为证，白居易咏辛夷诗云：“紫粉笔含尖火焰，红胭脂染小莲花。”
　　荷花大，辛夷花小，故只比作小荷花。王维《辋川集》中还有一首题作《临湖亭》的诗：轻舸迎上客，悠悠湖上来。
　　当轩对尊酒，四面芙蓉开。
　　岂不可以证明辋川别业中也有荷花吗？
　　以下抄第二段，是赏析全诗总论：这首诗浅近单纯，说的是：在辛夷坞这个幽深的山谷里，辛夷花自开自落。自然得很，平淡得很，简直不敢相信这是诗。诗以言志，诗人的志哪里去了？诗以言情，作者的情何处可寻？然而，这确实是一首好诗。你看，辛夷花在树梢怒放，开得何等烂漫！
　　辛夷花又在纷纷凋零，又是何等洒脱！既没有生的喜悦，也没有死的悲哀，无情有性，你能说，这仅仅是一棵普普通通的辛夷花么？
　　王维笔下的辛夷花，是他内在精神的外射，是一棵人格理想之花，然而又是一棵与众不同的花。
　　这一段赏析，用的是欲擒故纵、欲扬故抑的手法。因为这首诗中，看不到诗人的志或情，所以简直不敢相信它是诗。原来这位赏析家不知道诗有赋体。不言志，不抒情，就不是诗。王维的《辋川集》诗二十首，除去最初三四首外，全是赋体，既不言志，也不抒情，难道全不是诗？
　　底下，笔头一转，不是诗，确实是好诗了。你看，花开得多烂漫而没有生的喜悦；花落得多洒脱，而没有死的悲哀。现在，赏析出禅意来了。花即是人，人即是花。说花就是说人。人是谁？作者王维。王维的生，确是十分烂漫。他能以书画音乐，服侍王公贵人，为歧王家宴席中的常客。他又是和尚尼姑的大护法。自命维摩诘居士，经常有天女散花，优婆问道。家财富裕，买下了宋之问的大庄园。安禄山造反，打进长安，他立即附逆，做了汉奸。乱平之后，别的汉奸都分别得罪，他却非但不坐牢，反而授了官，至于他的死，也确实非常洒脱。他临终时，还从容不迫地给兄弟亲友写了许多遗书。没有生的喜悦，何以活得如此烂漫？
　　没有死的悲哀，何以装得如此洒脱？要知道，烂漫是喜悦的现象，洒脱是悲哀的面具。
　　如果说，以人喻花。那么，芙蓉花的“纷纷自开落”，既然是“自然得很”，你又何以知道它们没有“生的喜悦，死的悲哀”？难道禅学家已超过了弗洛伊德，能分析植物的心理了吗？我看，还是庄周老实，他倒还能说一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现在，再抄一小段，是芙蓉花的颂词，也是王维的诔词：在这个绝无人迹的地方，辛夷花在默默地开放，又默默地凋零，既没有人对它们赞美，也不需要人们对它们的凋零一洒同情之泪。它们得之于自然，又回归于自然，没有追求，没有哀乐，听不到心灵的一点震颤，几乎连时空的界线都已经泯灭了。
　　多么玄妙？真是一棵“与众不同”的“人格理想之花”。不过，我以为，王维没有那么自然，倒是千千万万穷乡僻壤的老百姓，可以当之无愧。而我们的禅学家硬要把一朵芙蓉花，当作辛夷花，插在王维的胸前。
　　最后，还要抄一段“禅意更浓”的赏析：辛夷坞也是这样一个境界，只不过禅意更浓，显得更为空灵。因为“对境无心”，所以花开花落，引不起诗人的任何哀乐之情；因为“不离幻相”，所以他毕竟看到了花开花落的自然现象；因为“道无不在”，所以他在花开花落之中，似乎看到了无上的“妙谛”：辛夷花纷纷开落，既不执着于“空”，也不执着于“有”，这是何等的“任运自在”！纷纷二字，表现出辛夷花此生彼死，亦生亦死，不生不死的超然态度。
　　读了这一段赏析，才知道一首二十字的绝句，具有如此法力，连“纷纷”二字，也能表现出如此玄妙的超然态度。自愧读诗六十年，竟没有能看到“无上的妙谛”。在禅学家面前，读诗简直比猜哑谜更难了。
　　一九九一年
　　杂览漫记
　　《胡萝卜须》
　　这本书不记得是谁所赠，在我书架上已有一年多了。昨晚，枕边无书可看，才从架上抽出，看了小半本才放下入睡。
　　列那尔是法国十九世纪末期的文人。他写过散文、随笔、小说、剧本，但总的成就，只能说是一位散文家。他在世只有四十七年，作品不多，但他的文章，在法国文学中，却是精品。从文字风格而论，他是一位十九世纪的文体家。
　　这个译本，是他三种著作的选译本。第一部分为《自然记事》，选译了七十一篇记录自然界小动物的小品文，第一篇《形象的捕捉者》，大约就是全书的引言了。第二部分是《胡萝卜须》。说是小说，却没有故事；说是散文，却有一个中心人物。我想名之为小说体的散文。《胡萝卜须》是一个小孩的绰号，相当于中国的“萝卜头”。这本书，三十年代有过一个黎烈文的全译本，现在怕已找不到了。
　　第三部分是列那尔一八八七年至一九一○之间的日记，选译的是与文学艺术有关的部分。这部日记，挺厚的三册，一九三四年已有了英译本。我在一本英国刊物上看到一部分摘录，觉得很有趣味。当时我正在为天马书店编译《域外文人日记钞》，很想把这部日记也选译一部分编入，可是一时还无法买到，而交稿期已迫近，只好放弃，特地在《日记钞》的序言末尾提了一下，为访求日记文学的读者提供信息。至今已六十年了，才见到这三十多页的中文译本，只能说是“聊胜于无”。
　　“一种现代意味的拉勃吕耶风格，这是最佳风格。”
　　“风格，就是说：忘记了一切风格。”
　　“梅里美可能是将来流传最久远的作家。他比任何人更少使用描写、渲染，这种文笔中的陈套。未来属于文笔简练，惜墨如金的作家。”
　　“我明天的句子是：主语、动词和谓语。”
　　拉勃吕耶是法国十七世纪作家，以文笔简练著名。列那尔也主张文章以简净朴素为美。他不喜欢用各种修饰语，做长句子。从这里引用的四段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的文学倾向。
　　我想，对我们今天的青年作家，可能有益。
　　“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给我一个美好的现实，我将按照它的样子来写作。”
　　“我是一个为现实所苦的现实主义者。”
　　这两段日记，却使我吃惊。作者分明以为现实主义的作品，必须写美好的现实社会。
　　因为他所见到的社会，并不美好，所以他苦恼了。这个想法是独特的，从来没有一位文学批评家规定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必须写美好的现实。不过，列那尔这一观念，倒有些像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前奏。
　　《心理分析派小说集》
　　这部书是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印行的。出版于一九九○年六月，我到一九九一年五月底才见到，也才知道。
　　全书共二册，上册正文四四六页，有三五二页是选印了我的二十五个短篇，占我全部短篇创作的二分之一。
　　还是四五年前的事，编者来找我，说要把我三十年代写的小说选入他编的一个什么集子，作为现代文学教材，征求我同意。我同意他在我的五个小说集中各选一二篇，总数不要超过十篇。过了好久，他拿了一个选目来给我看。我觉得选得很乱，篇数又很多，当时向他提了一些删定的意见。此后就没有消息。
　　现在才知道书名是《心理分析派小说集》，可是入选的我的二十五篇，几乎有三分之一不是心理分析小说，似乎编者对心理分析还不很明白。
　　编者的《前言》是一篇不易理解的玄文。他对心理分析小说既似赞赏，又似持批判态度。洋洋数千言，到底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编这本书。
　　这两册书中的作品，是正面教材，还是反面教材？
　　“心理小说派的艺术手法，既不完全属于现实主义，也不完全都是非现实主义的。”
　　这是此书《前言》中的警句。不过很难理解，在“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之外，文学上还有什么主义？
　　《收获》一九九二·一《收获》双月刊是侧重刊载长短篇小说的文学期刊。承蒙编者不弃，已连续送了我三年。我已没有精力阅读长篇小说，每期收到，只能看一二个短篇。不过从去年以来，这个刊物上有了不少老年人以为可读的杂文，例如徐迟的自传，使我对这个刊物刮目相看了。
　　这是今年第一期，我首先看了王蒙发表的八封作家书简，其次看了高汾追忆廖沫沙的文章。看后也有些说不清楚的感慨。
　　“三家村”中人，我只认识一个吴晗。一九三七——一九四○年，我和吴晗在云南大学为同事，又同住在一个宿舍里。第一年，初到昆明，还没有社会关系，本省教师与外省教师之间还有隔阂，不多往来。我们住在王公馆宿舍里的外省教师，自成一个部落，生活闲静得很。有好几个月，每星期总有四五个晚上，大家都在我房间里打扑克，打桥牌。吴晗是一名高手，他的桥牌打得好，每逢我和他做伴，我屡次打错，常常挨他的骂。
　　吴晗这个人，性直气爽，很急躁，对一切事情太主观。他似乎没有客观世界。他在清华大学读历史系，专攻明史，为蒋廷黻的得意门生，一九三四年清华毕业，留校当助教。一九三七年，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被任命为新由省立改为国立的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是云南人，此次是奉命去为桑梓服务。他先在清华组织他的师资班子，文理科各系都罗致了一些人，大多是助教、讲师一级的人。只有吴晗，在清华还刚升上讲师。
　　他由于蒋廷黻的推荐，要求熊校长以教授名义聘任他，熊校长同意了。因此，在我们这一辈人中间，吴晗可以说是飞黄腾达得最快的一个。
　　但也因此而助长了他的自信和骄气。
　　他那篇《海瑞骂皇帝》发表于“文化大革命”前夕，当时我看到后，就震惊于他的鲁莽无知。后来果然，这篇小文章成为他的大罪状。
　　廖沫沙，我不认识，如果不批判“三家村”，也许到今天我还没有看过他的文章，甚至未闻其人。现在，读了高汾所引录的这几首诗，才知道此人胸襟十分宽宏、气度十分高朗。想不到“文化大革命”居然会培养出两位幽默诗人，一位是散宜生，一位是廖沫沙，他们都活下来了。
　　淳于髠、东方朔是中国幽默的祖师，但是，自从司马迁写了《滑稽列传》以后，历代以来，幽默家还不多见。林语堂在上海提倡幽默，几乎有十年之久，也没有提倡出一个高明的幽默家。看来，中国人的气质，很不容易酝酿出幽默感。
　　再说，淳于髠、东方朔，都是皇帝的弄臣，有些像十七、八世纪法国皇宫中的小丑和“比哀乐”，他们以逗人发笑的言行，娱乐皇帝。在他们自身，这种幽默感仅仅是出于机智。散宜生、廖沫沙的幽默感，却是他们内心悲愤，失望的苦果。我们读了他们的诗，不会发笑，只会慨叹，甚至会想掉泪。这是一种高层次的幽默。有一个时候，我们曾说：“化悲愤为力量。”如果力量发挥不出，也只好化为幽默了。然而，很不容易。
　　《唐宋词集序跋汇编》
　　一九五九年，我以“右派分子”资格，从嘉定劳动回来，被安置在华东师大中文系资料室工作，本职工作十分清闲，一天用不到八小时，因此，我就利用空闲，抄写历代词籍的序跋、凡例，打算从这一方向，收集词学的研究资料，编为一书，亦可以说是别创一格的编纂工作。用了四五年时间，时作时辍，抄成了一部七八十万字的《历代词籍序跋汇编》。
　　这部稿子，在资料室书橱里沉睡了将近二十年，到一九八四年才由继任工作人员找出来送给我。由于当年是用土法造的格子纸抄写的，纸已大半霉烂，字迹不清，不得不挑出一部分无法辨认的，请中文系同学重抄了一份。
　　华师大中文系毕业生季寿雍在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工作，一九八五年到上海来组稿，我和他谈起，有这么一部文稿，还在找出版家。承他热情，把文稿带回北京，向编辑部推荐。不久，收到他的信，说该社已决定接受此稿，列入出版计划。但是，大约由于文史资料书不景气，这部文稿至今未能印出。
　　上星期，有人送来一册江苏教育出版社印行的《唐宋词集序跋汇编》翻阅一遍，正和我编的那本书大同小异，不过只收了唐宋部分，可是也已有四十七万字，似乎编者搜索得比我更为详赡。这一部分能及早印出，为词学研究工作者利用，确是可喜的事。
　　我在抄集这些词籍题跋的过程中，无意之间，弄清楚了一个问题。
　　“词”这一种文学形式，在唐、五代时，名为“长短句”、“曲子词”。
　　在北宋时，名为“乐府”或“乐府雅词”，或“近体乐府”。到南宋中叶，才出现“诗余”这个名词。到南宋晚期，才确定这种文学形式的专名为“词”。在南宋中叶以前，一切单用的“词”字，都是“辞”字的简体字，其意义是“歌辞”，是一个普通名词。
　　这本《词集序跋汇编》的《引言》中说：“词，这一文体，在唐宋时期不大为人所重视，是以‘诗余’而出现的。”编者这句话失于考究了，可知他没有注意到：从晚唐、五代到北宋，始终没有出现“诗余”
　　这个名词。再说，“诗余”这个名词，并不表示宋人不重视词，恰恰相反，正因为词的地位愈来愈被重视，故名之为“诗余”，把它们推进了诗的行列。
　　《元草堂诗余》和南宋人编的《草堂诗余》是完全不同的两部书。
　　这个《汇编》把这两种《草堂诗余》的序跋抄在一处，是一大错误。
　　《杜米埃画集》
　　一九三○年代，我在上海的时候，曾译过一本赫伯特·里德的《今日之艺术》，由此引起了我对西方现代画派的兴趣。我买过一二十种画集，最大的一部是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这些书，在抗日战争时期，都失去了。
　　在这一批失去的画集中，使我怀念的，并不是毕卡索，果庚，或超现实派画家，而是一本法国女画家劳朗珊的水彩画集，一本英国吉平斯的木刻集，和一本法国杜米埃的漫画集。
　　去年，老友周松令来闲谈，我和他谈起杜米埃。过了一个月，他把这一本一九八五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印行的《杜米埃》画集送来给我，使我有机会再欣赏一次这位玻璃匠的儿子的辛酸的讽刺画，亦是老来一乐。
　　可惜的是，这本书印得不好，制版技术很差，排版形式亦十分古老，选材也不够精严，有些著名作品没有选入。而最大的缺点是没有解说。
　　讽刺画具有极强的时间性、时代性。不用说外国讽刺画，即使我们中国的讽刺画，当画家讽刺的对象消失以后，他的画就不很容易为观赏者所理解了。上海，或者是中国，最早的讽刺画家，是我的同乡黄文农。
　　他的画出现在二十年代的上海报刊上，如果今天有人把他的画收集起来，印一本画集，可能连我这个当时的欣赏者，也记不起这些画的矛头指向何处了。
　　这本杜米埃画集，收画三十九幅，加上封面、封底各一幅，共四十一幅，卷首《杜米埃简介》中提到了其中的二十幅。卷尾《部分作品说明》解说了其中的八幅，都没有解释画面。还有十多幅，连一点提示也没有。这就使人无法深入理解其讽刺意味。
　　第三十二图《拿破仑之舟》。画上的“舟”是“方舟”，也是拿破仓的军帽。拉车的是象征俄罗斯的鹫。这幅画的寓意是：拿破仑想以征服俄罗斯作为他救命的方舟，结果却被俄罗斯拖到了惨败。
　　第三十六图的画题是《被遗产震惊了的女人一八七一年》。这一八七一，好像是作画的年份。其实这个年份在画面上有，画家告诉观者，这是一八七一年的事。也就是巴黎公社失败后，画家追悼之作。“遗产”是指为巴黎公社献出了生命的人民。《简介》中虽然谈到了巴黎公社，却没有说明画意。
　　我举两个例子，代表读者，要求介绍外国艺术的出版物，要有高明的解说，帮助观画者理解。
　　《湘行集》
　　八月十三日，收到兆和嫂子寄给我的这本沈从文著作的新刊本。当时我正在病中，十分萎顿，伏枕看书都没有精力。大略翻阅，知道湖南岳麓书社在计划印一套《沈从文别集》，全部将有二十种，这本《湘行集》是第一种。
　　十年以来，从文的著作已印了不少。全集也已印出了。《湘行集》的内容，主要就是《湘行散记》。这一种，也曾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印过一个单行本，现在又印出了一个《别集》本。从一九三○年代上海商务印书馆印的初版本算起，这本书我已看过不止三遍，现在我没有精神再“炒冷饭”。因此就把它插上了书架。
　　这几天，健康逐渐恢复，偶然又从书架上把它抽出来，仔细看看。
　　才发现这个《别集》本的特色。原来这个版本的主要内容并不是《湘行散记》，而是从文写《湘行散记》的以前的原始素材——他们两夫妻的三十七封书简。这是没有发表过的资料，如果说《湘行散记》是“表”，那么，这些书简便是“里”。
　　向来我们读《湘行散记》，只是见其表，而现在，这些“散记”却表里透明了。这本书的编法，是一种创新。想不到从文、兆和夫妇在历劫之余，居然还能把这些五十多年前的书信保存下来，为从文的著作补充研究资料。如果《别集》的其他各本，都有这样的新增资料，《别集》就可能胜过《全集》。
　　书中还印有几幅从文的山水漫画，大约是当年随信寄给兆和的。为什么早年印《湘行散记》的时候不把它们印进去呢？向来我只知道从文能写一手好章草，却不知道他还能画。
　　现在，知道得太迟了！
　　《遐庵谈艺录》
　　《遐庵谈艺录》一册，宣纸线装，仿宋铅字印，七十年代从吕贞白借阅。卷首有《小引》，略云：“此书为叶遐庵先生近二三十年关于艺文之随笔、札记，兹经搜集成帙。虽未必尽惬先生之意，且事实亦或有迁变，然足供艺林参考，则无疑也，故录焉。”
　　此《小引》署名“录者”，全书中不见编录人名，竟不知此“录者”为何人？
　　全书收文一百二十九篇，遐庵自记其所知、所见、所得书画、金石文物，为文物考古学者重要参考资料，可与邓之诚所著《骨董琐记》比美。遐庵者，叶恭绰也，文革中，被凌辱而死。此为其最后著述。
　　此书无印行年月，亦非公开发行品，故流传极少。闻为胡道静一九六四年编辑校印，以赠友好，免于亡佚。《骨董琐记》近年有重印本，我希望此书亦有机会重印流传。
　　《外国百家爱情诗选》
　　新文学运动初期，译诗集极受青年欢迎。郭沫若译《鲁拜集》，郑振铎译泰戈尔的《飞鸟集》，都曾畅销一时。但以后几年，译诗集渐渐不景气，书也出得很少了。
　　最近十年，可谓译诗集出版的旺季。湖南印出了一套《诗苑译林》丛书，把外国古今诗歌作了大面积的介绍，极受青年诗人的欢迎。
　　诗人贝岭选编了一本《外国百家爱情诗选》，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印行。七月中，送给我一册，我正在病中，即在病床上看了一遍。
　　此书中选译的都是现代诗，我十分欣赏，爱情也有时代感，十八、九世纪的外国爱情诗，在它们本国也没有青年人喜欢读了；中国青年，距离更远。
　　其次是此书选材面广，收入了许多国家的好诗。这反映了近年来译界的宏观趋向，介绍外国文学，不再局限于英、法、德、俄、美几个大国了。
　　第三十二页有一首法国诗的最后三行，译文是：“我呢，我将头捧在手心我嘤嘤哭泣。”
　　这三行诗，使我想起《聊斋志异》中的那个女鬼，把自己的头拿下来放在桌上梳理头发。
　　一九二○年代，赵景深把英文的“银河”译为“牛奶路”，被鲁迅奚落了一顿。又有人把英文的“仰头而卧”译为“睡在他的背上”，也在译人中间传为笑柄。其实，这两位译者都没有译错，不过是直译、死译，不适用于中国语文习惯而已。
　　“将头捧在手心”而“我在哭泣”，不知“我”的眼泪从何而来？
　　中国有“抱头痛哭”的成语，译者为什么没想到？
　　嘉业堂藏钞本书目南浔刘氏嘉业堂藏书之富，为清季以来东南藏书一大家，今书散堂空，成陈迹矣。
　　吾友周子美早年佣于刘氏，典守其藏书，凡二十年。尝编《嘉业堂藏钞本书目》，藏于家，未及刊行。甲寅（一九七四）秋日，我从子美借阅，为之著录。
　　书凡四卷，稿本，著录钞本、稿本一千二百余种，皆古籍由钞本及明清人著述之未刊稿本。《清史稿》原稿本有数百册，子美云：其列传部分视今已印行之《清史稿》多千余篇。可知当时定稿，删退甚严。然此删余稿，亦甚有用处，不可任其泯没。
　　我不习版本之学，不能知此书目中名贵者何在？但录其为我所注意者于此，希望他日或有机会得而读之。
　　刘僖海《唐昭陵陪葬姓氏目碑文存佚考略》一卷，又《燕庭金石丛编》五册。燕庭遗著，多未刊行，此二书仅其一脔耳。著录昭陵碑刻，前有林同人，后有罗振玉，皆未详及陪葬姓氏。刘氏此作，亦费考核。
　　《金石丛编》为《金石苑》之未刊稿，其中著录异品必多。
　　旧钞本宋谢采伯《密斋笔记五卷，续记一卷》。此书虽有四库著录，亦未闻有刻本。
　　宋人笔记，至今少此一家。
　　词人郑文焯著述甚富，多未刊行。其婿戴正诚为撰《年谱》，著录其所撰书目，皆有目无书，读者或以为妄。今此目中有《樵风杂纂三卷》、《瘦碧庵脞录一卷》、《双铁堪杂记》一册、《半雨楼杂钞》一册，想必皆花草金石文字。我尝得郑氏所藏金石拓片数种，皆有题识，此诸稿亦不知流落何许。文人身后，著述不传，亦可慨事。
　　史事之书，则有李仙根、杨兆杰之《安南使事纪要》四卷，潘相《琉球入学见闻录》
　　四卷，皆有关晚清海疆政治之作，惜未得刊行。
　　《五茸志逸》为吾松江野史之著名者，所见抄本皆不过数卷或十余页。嘉庆《松江府志》常引用此书，而迄今未有刊本。此目中有旧钞本十二册，必从原稿过录之全本也。
　　集部书目皆明清人诗文集之无刊本传世者，多小家数，惟其中有闺秀集十余种，皆未见征录者，尤可叹惜。
　　《人类的艺术》
　　作者房龙是一个荷兰人，一九○三年，二十一岁，到美国读大学，毕业后即在美国各大学任教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任战地记者。
　　一九二一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文化普及读物《人类的故事》，获得好评，风行一时。以后又出版了《闲话圣经》、《房地理》等书，奠定了他的著作方向。
　　《人类的故事》三十年代有过中文译本，我看过，觉得很好，应当推荐给青少年阅读。这本《人类的艺术》原著出版于一九三八年（伦敦版），中国已在抗日战争时期，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外文化消息不通，故无从见到。转眼过了五十年，才读到这个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译本，意外的高兴。
　　这本书，也像作者其他著作一样，是一本普及性读物。它简明扼要地讲解了全世界各国的艺术情况。不过关于中国部分，似乎讲得太浮泛。
　　看来作者对远东艺术，所知不够，因而无法具体地论述。但是，有一段话，倒很有意思：“有人说：中国不是一个国家的名称，而是一种文化的名称。我认为，说这话的人，是个聪明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中国人不会得这样长久在世界上存在。国家有兴亡，但文化却是在创造它的民族已灭亡之后，仍能继续流传几千年的东西。”
　　“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名称，开始于辛亥革命以后（一九一二年）。这以前，本来没有这个国名。如果说它是一种文化的名称，那也是开始于一九一二年以后，在此以前，我们的文化曾被外国人称为秦汉文化，唐文化，这是中国文化最有对外影响的两个时代。唐代文化尤其是源远流长，到今外国各大都市仍有唐人街，而不称中国街，虽然英文名为Chinatown，这个名词亦只能译作“支那城”，而不是“中国城”。
　　印度人称中国为“脂尼”，日本人称为“支那”，这个名词传到西欧，英国人读作“却也那”，法国人读作“希纳”。本来都不是“中国”的译名。至于俄国人，到今天还说是“契丹”。
　　“国家”只是一个政治实体，国家兴亡，本来不同于民族兴亡。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产物，不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产物。所以，民族文化可与国家同兴，而不会与国家同亡。但是，一个民族灭亡之后，它的文化迟早必然被消灭，只要看墨西哥的玛雅文化，即可为证。关于这一个观点，房龙却讲错了。
　　《现代名人书信手迹》
　　去年十月，有人从北京来，说北京新出了一本名家书法集，其中有我的字迹。我已十多年不写毛笔字，而且我的字不入书家之列，怎么会有人看中我的书法？
　　近日收到中华书局所赠一部《中华书局所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其中有我的三封信，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去年是中华书局创业八十年纪念。书局领导同志把编辑部中所藏文人、作者的书信，选印一册，以为纪念。从一九一九年的梁启超到一九四八年的嵇文甫，共收书信将近四百封。在这三十年间，与中华书局有过关系的文化人的笔迹，由此书保存了不少。
　　现代的文人、学者，可以无求于达官贵人，却不能不有求于出版家。
　　这四百封信，反映了一代文人如何迫切希望他们的著述能够问世。一部分书信更反映了他们的经济处境。
　　一九三○年五月，徐志摩曾有信给舒新城，为胡也频介绍出版其小说集，《夜里的谋生者》，这部书稿也随信寄去。这件事，好像没有人说过。《夜里的谋生者》也没有见到过印行本。胡也频与徐志摩相识，也一向无人知道。这一记录，可谓文坛逸闻。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徐仲年有一信致舒新城，内容说：“弟之老友韩侍桁兄及杜衡、蛰存两兄拟编一丛书”，要求中华书局为之出版。信中开列了十种书目，其中有《施蛰存小说集》。这件事，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和徐仲年共见过二三次，并无交往。由此可证，有许多新文学史料记录，都是不足征信的。
　　一九三三年，郑振铎、朱光潜、巴金、靳以等计划办一个文学季刊，当年十二月十二日，郑振铎有信给舒新城，为这个集资自费办的刊物拉广告。他希望中华书局能在这个刊物上登一页新书广告。广告费原定每页四十元，可以优待，改为二十元。信中说，《文学季刊》创刊号印一万册。
　　这封信，反映了当时办同人刊物的艰难。二十元一页的广告费，可谓低廉已极，舒新城当然在信上批了同意。这二十元，在当时是三万字的排字工价。一本《文学季刊》，有四五十万字，不知要拉多少广告，才能解决排版费用？纸张、稿费，还不知从何处张罗？郑公信上又说：《文学季刊》第一期拟印一万册。这句话分明是为拉广告而夸大了。
　　当年的文学刊物，每期能印四千册，已经算是红火的了，那能印一万册？
　　郑振铎为人慷慨直爽，热心助人，一九五八年死于飞机事故，友好无不痛悼。今读其遗札，又三十余年矣，怀念音徽，不胜斯人难得之感。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春游琐谈》
　　《春游琐谈》第一、二、三集各一册，一九七五年从吕贞白处借阅。
　　第一集有壬寅（一九六二）春中州张伯驹序，略云：“尝得隋展子虎画游春图，因名其所居曰展春园，自号春游主人。晚岁于役长春，先后来集者有于省吾（思泊）、罗继祖（奉高）、阮洪仪（威伯）、裘文若（伯弓）、单庆麟（致任）、恽宝惠（公孚）诸君，旧雨新雨，相见并欢。
　　爱集议每周一会，谈笑之外，无论金石书画、考证词章、掌故轶闻、风俗游览，各随书一则，录之于册，积日成书。他年或有聚散，回觅鸿迹，如更面睹。都中诸友，亦月寄一则，以通鱼雁。非惟为一时之趣事，不亦多后人之闻知乎。”
　　张伯驹于一九五八年被划为“右派”，谪居长春，无聊之极，遂创此议，集同道诸友好，每月作一文，以遣岁月。此三册乃当时油印以分送友好者。闻所印不止三集，贞白所得，我所见，惟此三集耳。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六年间，中国知识分子黄杨厄闰，大受冲击。
　　刚烈者一死了之，怯弱者随缘忍辱，惟旷达者犹能夷然处之，不改其乐。
　　青年人则以小说，诗歌，油印流传，奇文共赏；中老年如春游主人，则创为此举，集体成书，以贻后人。我辈今日读之，非但可以博闻多识，继承薪火，亦可仰诸老辈之坚贞风度。
　　一九五八年以后，几有二十年，文化出版物非常寥落，惟此等以油印流传之地下文学，颇多佳著。我希望有好心人，能为之收集，著录，建拾遗补缺之功。
　　《读岭南人诗绝句》
　　《读岭南人诗绝句》十八卷，誊写版印二巨册，番禺陈融著。融，字协之，号？J庵，平生好聚书，搜罗粤中文献尤备。
　　其越秀山堂藏书数十万卷，自抗日战争以后，散亡殆尽。？J庵尝以暇日，尽读岭南人诗，题以绝句一二或三四首，凡六易稿始写定为此编，戊子立秋日，如皋冒广生为之序，称“今年七月，值协之七十三岁生日，同人醵资为付剞劂，并其所作《黄梅花屋诗》附焉。”
　　然此书实于一九六二年在香港印成，盖戊子岁末及付梓而时移代变也。
　　此书收论诗绝句四千余首，咏及之岭南诗人凡二千余家，惟未附其《黄梅花屋诗》。
　　诗皆评泊古今粤中诗家，题材单一，宜其不能多变化，然其所附诗人小传，则颇足备稽考，可与周庆云《两浙词人小传》比美，亦有用之书也。
　　岭南诗人可考者，自唐曲江张九龄始。此编增汉杨孚、陈刘珊二家，意欲使岭南诗史，追源至汉代，其实此两家，未尝有诗也。
　　近代诗人，则征存甚富。然有目而无诗者，至五十余家，如黄节、古应芬、梁启超、胡汉民、汪兆铭、苏曼殊、蔡守、伦明诸人。皆题咏所未及，岂有所避忌耶？当世作者，如叶恭绰，洗玉清，詹安泰诸家，亦未有品藻，可知沧海有遗珠矣。
　　“联珠诗格”
　　《精选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二十卷，四册。题番阳默斋于济、德夫，建安蒙斋蔡正孙，粹然编集。卷首有蔡正孙庚子春三月序，大德己亥花朝王渊序，大德丁酉孟商于济序。可知此书原为于济编集，仅三卷。以其稿寄建安蔡正孙。蔡惜其书“杂而未伦，略而未详”，为广搜博采，扩为二十卷，付其子弥高梓行之。蔡氏父子，盖建安书坊主人也。蔡氏所刻之书，有《诗林广记》、《陶苏诗话》，我曾见之。
　　此本乃日本所刻，题“天保辛卯年新镌须静堂校本《增注联珠诗格》”。
　　增辛卯岁须静主人一序，称“此书版毁久矣，赖有江户近刻本。然江户本删去增注，不可见古人面目，未为善本。因以所藏校本付松柏堂书肆刊版传之。”按天保辛卯，当我国清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此书在日本，似颇流行，屡有刻本，在我国则明清以来，未有刻本，且诸家藏书目录中，亦未尝见。
　　此书为学诗者编撰。于济序云：“此为童习者设也。使其机栝既通，无往不可，亦学诗之活法欤。”其所谓活法者，对仗之法，用字之法也。
　　蔡正孙序云：“凡诗家之一字一意，可以入格者，靡不具载。凡三百四十有余篇，附以评释。”盖搜集诗家常用之转折字面，以为格式，使学者得以参悟。自第四卷至第十九卷，皆以语词为格。如第五卷有“用莫道字格”一篇，集录刘禹锡诗句：“莫道西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
　　又王昌龄诗句：“莫道蓟门书信少，雁飞犹得到衡阳。”又陈陶诗句：“中原莫道无麟凤，自是皇家结网疏。”其他如“用若使字格”，则集录唐宋名家诗之用“若使”字者，“用底事字格”则集录诗家用“底事”字之句，凡三百余格，皆如此。所录原诗，全为七绝。童子学诗，未尝不可以三隅反，然专以用字为格式，终非根本也。
　　此书采录宋人诗，以江湖诗人之作为多，颇有佚篇，可资采摭。如集中收白石道人《水亭》诗云：“啼杀流莺春正寒，一亭长占绿杨湾。客来日日抛香饵，惯得游鱼傍王阑。”此诗今本《白石道人集》皆失收。
　　又有《早春》一首，即今本《除夜自石湖归苕溪》之第十首，其结构今所传集本作“看见鹅黄上柳条”，此本所录则为“看见鹅黄柳上条”。
　　下有蔡氏注云：“上字放柳字之下，此诗中下字体”。可知当时传术为“柳上条”，今本皆改误矣。
　　《棕槐室诗》
　　《棕槐室诗》油印本一册，金山诗人彭？a濂著。此书承作者见惠已数年，收到时曾讽诵一过，其后插上书架，尘封久矣。今日整理书架，又得而阅之。
　　彭君诗取径中晚唐，时有佳句，亦不免有败笔。集中附当世诸名家评语，亦有助于吟赏。然亦有出人意外者，如彭君诗云：“城里万家都睡尽，雨余却放月光来，莫愁高阁无人共，自有钟山照酒杯。”有李拨可评曰：“颇似白石。”按此诗直露无余韵，去白石诗风甚远，乃冒：“颇似”，窃所未喻。又有句云：“茶香叠叠真堪味，世论纷纷各不同。”
　　李拨可评曰：“五、六系流水对，此是晚唐做法。”此评语亦出人意外。
　　流水对者，合上下二句，始成一意，今此联二句各具一意，岂得谓之流水对？且流水对亦不始于晚唐。李氏此评，使人瞠目，可知其诗虽佳，诗学则犹未逮。
　　又，朱东润评彭君诗云：“诗写得清新自然，颇有新意。韵律也很和谐，读之脍炙人口。”此评语亦大奇。成语“脍炙人口”，是称许其诗传诵于众人之口，现在说是读了彭君之诗，就“脍炙人口”，到底“脍炙”于什么人之口？可知朱氏实未解此成语。
　　以为是“齿颊流芳”的意思了。
　　李、朱二家都是名士，还不免于疏失如此，古典文学真是不容易讲谈。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在沸沸扬扬的评论热潮中，我也受到冲击，托人去把这本书买来，看了三天，介绍给我的孙女儿。想不到她说：“已经看过了。”我问她：“你什么时候看过？”她说：“好几个月了。”我说：“书呢？”她说：“在楼上房间里。”我说：“为什么不给我看？”她说：“我不知道你会要看这些书。”
　　她说得不错，“这些书”，我确已好久不看了。可是，这本书现在我家里已经有了两本，一本是定价六元的，一本是定价九元的。从这一现象看来，这本书已无愧为一本B．S（畅销书）。
　　这本书，正在引起一个“轩然大波”，议论纷纷，还未有定论，我也不想介入。不过，应当首先认定的是：这是一本什么书？传记文学、报告文学、自传体小说、小说，已经有过这些提法。我认为，是传记，还不是文学。古今中外，有不少人写了不少传记，能列入文学之林的没有几本。这本书能不能列入文学之林，还要待读者和时代的论定，现在则为时尚早。报告文学这个名词本身有问题。欧美人只说“报告”而不称“文学”，只有日本人创造了“报告文学”这个名词。而我们跟着使用了。“报告”是新闻文体，不是文学文体。既称“报告”，就不能用第一人称。自传体小说，这是一个古怪名词。
　　用第一人称的小说，应该都是自传体的小说了。小说的特征，至少有两个：一、有故事结构。二、不写真人真事。因此，这本书就不能说是小说。我认为，正名定分，这本书是周励的自传。一切评论，都应当服从于评论传记的观点。
　　作者在书中叙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生活，先是当红卫兵，为革命立功。得到的奖励是到北大荒去接受再教育。这是中国青年所遭遇的一种独特命运。我无法想象，他们在冰天雪地里劳动之际，回忆当红卫兵时期的烈烈轰轰的战果，到底自以为胜利了呢？
　　还是失败了？
　　八十年代初期，出现了一批伤痕文学，我以为很好，应该把各种在“文革”中负伤的老中青年的病历记录一下，留一份历史档案。可是，不知给什么风一吹，伤痕文学忽然悄悄地病愈出院了。今天的二十岁青年，根本不知道我们有过这一段残酷历史，可知历史是很容易被忘却的。
　　周励这本书中，记述她的北大荒生活，似乎写得十分温文尔雅，我看了还觉得不够。
　　可是，有一位批评家却以为，到今天九十年代，还在写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不免过时了。
　　有些人要弄清楚历史的本来面目，鉴古知今，有些人遮掩、涂改、或忘却历史，这是为了什么？
　　周励这本书，是在兴高采烈的情绪中写出来的，不免有许多自鸣得意之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本书对于在外国打工求生的中国青年，可以起一点鼓励作用，使他们有信心，有希望，也未尝不是好事。
　　●四、序跋
　　中世纪的行吟诗人
　　——《屋卡珊和尼各莱特》译本序在欧洲，提起了中世纪，好似暗示着一个严肃的时代。在那时候，宗教的威仪束缚着一切社会的机体，人民因袭着古老的风俗制度生活在自己的国境里如同在酣梦中。伦敦和巴黎是很清冷，很幽暗，没有现在的繁华。市民每日的音乐，似乎只有那惊觉理性而黜逐热情的多数寺院内的钟声。真的，如果我们将中世纪当作一个“信仰的时代”来看，诚然每个人会有这样的感觉，但假如我们从另一方面看——看那为“美的时代”的中世纪，则在苦闷的现代人眼睛里，中世纪也可以成为一个值得遐想的幻景。
　　一方面有了过度的峻刻的宗教约束，当然必有另一方面的反动。这是会念“物极必反”这句话的人所能设想到的。在中世纪，这种对于宗教的反动之表现于文学上，便产生了大量的传奇故事。
　　教皇的敌人，在人的心灵上，是热情。但热情却因此愈活跃在教皇的辖境内。所以被拘禁在严重的礼教的桎梏之中的中世纪的欧洲士女，愈喜欢听充分的带着浪漫性的传奇故事。
　　为了满足需要，所以行吟诗人（Troubadeur）便成为那时代的特产。
　　他们都是有天才的，出身华贵的和微贱的都有。他们凭着自己的智慧，编造了许多新奇的故事。有时被邀请到爵爷的堡里，贵夫人，小姐，和他们的武士，各人按着自己的身分依次围坐着，有的手托着香腮，有的轻轻地松下了武器，当悠然神往的时候，却壹志凝神地听他弹唱。
　　在春天，则在茂翳的花园中；在冬天，则在广阔的沙龙里。有时候，他们游行到郊原，在青翠的牧场上，休息着的牧女，松散了农事的附近的田夫农妇，都簇拥着直听到他故事演完，收拾起提琴，在晚风斜日中步履踉跄地向前村去投宿，方才惆怅地散去。所以，运气好的日子，他们可以结伴着青年的舞女歌童，接连着几夜有人供给精致的歇宿；但不幸的时候，却反往往独负着提琴，甚至被好施舍的寺院中拒绝了，从山门口凄凄凉凉地转身退出，因为圣倍尔那尔曾经说过：“歌伶的把戏是不足以娱上帝的。”
　　为了要听众欢迎的缘故，全身披挂的武士独力攻破一个堡垒，美人在月下的露台上垂着珠泪哀念她精壮的情人，束腰，细腿，金发的青年男女在金橘花丛中私相接吻，这些便都成为他们的绝妙题材。
　　缅想起这种事情，便很觉得有些像我国理学昌明的宋代的市井间流行的“说话”，不都是一个值得遐想的幻景么？由这种影响所及，在另一方面，中世纪便很有着浪漫的意味，便足以使我们怀想为一个“美的时代”。
　　初期的行吟诗人所编造的传奇故事，只暗示了些冲破旧礼教的热烈的愿望，对于保持着最高的权威的宗教，尚没有敢公然地反抗。但这是时机未至，思想没有成熟的缘故，并不是诗人的胆怯。所以，到后来，产生了两篇著名的传奇，遂撒下了蔑弃宗教，摆脱理性的束缚，求热情的解放的火种。
　　这两篇传奇是《亚迷丝和亚迷儿的友谊》和望舒现在所译的《屋卡珊和尼各莱特》。
　　关于前者，我不想在这里有所陈述。这里，我只愿意替《屋卡珊和尼各莱特》向读者略致介绍，虽然这是很不量力的。《屋卡珊和尼各莱特》，很显著地，是法兰西的南方文学。据文学史家的研究，如迦思东·巴利，说它是产生在十二世纪末，而须喜亥却断定为十三世纪前半期的产物。这里，我想我们是不必讨论这项纠纷的。至于它的作者，因为是行吟诗人随口唱出，当然是不可知的了。在从前，它虽曾普遍地流传于民间，但确曾经过一度的亡失，如今只幸存着唯一的抄本，在巴黎国家图书馆。虽然是幸存的孤本，虽然经过了不少人的传抄，但它的真面目却一些儿也没有走失。它的体裁是一节散文的说白间着一节歌词。因此，望舒译作弹词是很确切的，因为它简直和我国的弹词，不仅在体裁这方面，便是性质也完全一样的。它的情节，纯粹的想象，一些也没有所本，是很简单的，但是很精致，本质是很素朴的，但并不有稚气，因为素朴而能精致，所以绝不使听的人，现在，似乎应当说读的人，感觉到在别篇传奇故事里所常感觉到的惹厌的雕琢和藻饰。
　　尤其击中当时的士女的心坎而使它不朽的，便是屋卡珊，当城中子爵劝他放弃对于尼各莱特的恋爱的时候，攻击天堂的话。他说天堂是年老的教士，年老的整日整夜跪在神坛底下的断臂折足的人和穿着破旧的法衣的人所希望着进去的；而地狱中却住着好的学者，好的骑士，为光荣而战死的英雄和除了自己的丈夫还有两三个情人的美女。在他的嘴里，教士所虔敬的天堂是成为污浊的，黑暗的；所轻视的地狱反是光明的，富丽的。
　　所以他断然地喊出了勇猛的反抗宗教的话：“我正是要到地狱里去！”
　　这种思想，在那被看为“信仰的时代”的中世纪，简直是异教徒的口吻了。但是，为这部传奇的听者或读者，即使是现代人，所尤注意的，却正是这些话。构成浪漫的中世纪的，也正是这些话！在这里，我们可
　　以引英国批评家华尔透·配透在《文艺复兴论集》中论述这部著名的传奇的警句：中古文艺……复兴时，人人欲得心之自由，求理性与神思之发展，是时有一极大特色，即非礼法主义是也。
　　其反抗宗教道德，寻求官能与神思之悦乐，对于美及人体之崇拜，皆与基督教思想背驰。其尊崇爱恋，如新建宗教。是盖可谓之异教诸神之重来。如古传说所言，Venus未死，但匿居山穴，时至复出。是余诸神，亦仍往来人世，唯变服为……种种状而已。
　　这是最能阐发这部传奇的思想的话。
　　以上是对于这部传奇本身说了几句搔不着痒处的话。至于译文，我相信望舒用纯朴的文句将它移译过来，绝对保留着本来的朴素的面目，是很妥善的办法。不过对于传奇之类的文学，在今日译印，或许有人要说太不合时代。我想，在外国，这句话或者不很错。因为文学的赏鉴，是有时代背景的，通行着象征派，新感觉派的外国，对于这种笑话的传奇文学，当然早已消亡了兴趣。但在传奇文学的势力还保存着的今日的我国，则这一卷译文，或者尚能适合一部份人的口胃，拿来与我国的传奇作一个比较的赏玩。好在鲁迅先生的《唐宋传奇集》刚才出版，我想，有人如果在梦想着本国的中古期的浪漫情状之余，引起了对于欧洲中古期的浪漫故事的好奇的参证，则这本小书对于他还是很有意思的。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十日谈选》题记
　　濮加屈的十日谈，不仅是文艺复兴之有力的前驱者，意大利散文小说之祖，它有很大的影响给予欧洲的文坛，在思想和艺术两方面，法国的那伐尔王后的七日谈，英国诗祖乔叟的冈德孛莱寺故事，都是受了濮加屈的灵感而成的。从沙士比亚的剧到济慈的诗歌，有许多是利用十日谈中的故事为题材的。从白尔登的“忧郁的解剖”中我们可以窥知从前的英国人的最大的娱乐便是朗读十日谈。
　　这部书是假拟着当一千三百四十八年间，意大利名城菲奥冷翠大疫的时候，有三个少年男子和七个少女结伴着到城外村落间避难。在那里，每日赏玩风景和歌舞之余，便互相演述故事，以为消遣。每日每人讲一个故事，共住十天，所以有故事百篇。
　　在宗教约束很严重，出世思想很占势力的中世纪，濮加屈是想借他的故事来对于他的时代加以叱责的。所以这些故事（虽不纯粹是他的创作，但也经他加过一番润饰，）充满着反抗宗教，反抗旧礼法，尊崇自然的热情，而压抑冷酷的理智的呼声。所以便有了许多大胆的，在伪善者看来以为是秽亵的话。
　　除了意大利原文本之外，译本的十日谈往往删削了其中的被称为秽亵的话，或则仍留着意大利文，使不懂得意大利文的人感觉到许多不满意。想来这种不满意都是那以维持礼教自居的大人们所给与的。
　　不懂得意大利文的我，居然能找到一本英文的私家印行的十日谈全译本。从前在读圣麦丁丛书本十日谈时所对不识的文字而长叹的地方，如今是很欣喜地领会了。欢喜之余，我选择了八篇，另外加上了相当的题目，让他们在萤火丛书中成一个单行木。每一个故事之前，例有一段讲述者的引言，有几篇是被我删去了，有些尚保存了一部分。至于译文中所有较为情炎的话，我是很忠实地转译过来，虽然没有恐防要有违碍而加以改削，但也决不敢有所增饰。这是我的小心处，因为现在市上“淫书”很多，恐怕增饰了要遭池鱼之殃。
　　最后，我还希望有一日能从原文译一个全本给读者，因为我现在好奇地读意大利文。
　　一九二八年一月译者
　　《上元灯》改编再版自序
　　《上元灯》是我第一个短篇集。在此以前，也曾写过几个短篇，甚至也曾刊行过一二种单行本，但自己觉得成绩太差了，所以很不愿意再提起它们。
　　但这并不是说《上元灯》一集是自己所认为满意的。一个作者，——诸君，我的意思是只指示那些从事于写作的人，大概总有悔其少作的经验。我也未能免乎此。到了如今，对于初版的《上元灯》我就已觉得许多不能踌躇满志的地方。所以，在这再版的机会，我已将最觉得自己失笑的《牧歌》一篇删去，此外《妻之生辰》及《梅雨之夕》二篇，因为预备编入两个别的集子中，也抽出了。另外加上三篇新作。但将来说不定也会得再有所不满意的。
　　至于三篇新作——《旧梦》《桃园》《诗人》都是我在前年写原有的几篇小说时所未曾产生的题材，现在因为补缺之故，自己以为将承袭了从前写其余几篇时的情绪，将它们写出来。但我是失败了。究竟此中已距离了好久，当时的一种情绪已经渐就泯灭，我不再能够写到如《周夫人》《栗芋》那样舒缓的文章了。
　　新作虽然不见得好，但对于这样的改编，我想一定是为谬爱初版《上元灯》的读者所愿意的。因为在初版《上元灯》中，仅仅十个短篇，我们就可以分作五组：《牧歌》一篇自成一组，《妻之生辰》一篇又成一组，《梅雨之夕》又成一组，此外则《上元灯》《周夫人》《扇》三篇成一组，《渔人何长庆》《宏智法师的出家》《栗芋》《闵行秋日纪事》四篇合成一组。如是一分，就显得内容的庞杂了。今改编一过，则就全书各篇风格言，只有并不距离得很远的两组，似乎整洁得多。
　　初版《上元灯》在水沫书店出版以后，颇有许多读者来函奖饰。我除了感觉到惭汗，和自己努力外，一向没有可以报答的地方。现在特在这里致谢一下。至于本书之能够使我得到改编问世的机缘，那当然是应该致谢徐调孚先生的了。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施蛰存
　　《将军的头》自序
　　自从《鸠摩罗什》在《新文艺》月刊上发表以来，朋友们都鼓励我多写些这一类的小说，而我自己也努力着想在这一方面开辟一条创作的新蹊径。但是草草三年，所成者却一共只有这样四篇，其能力之薄弱，真可自愧！
　　在本集中，这四篇小说完全是依照了作成的先后而排列的。贤明的读者，一定会看得出虽然它们同样是以古事为题材的作品，但在描写的方法和目的上，这四篇却并不完全相同了。《鸠摩罗什》是写道和爱的冲突，《将军的头》却写种族和爱的冲突了。至于《石秀》一篇，我是只用力在描写一种性欲心理，而最后的《阿褴公主》，则目的只简单地在乎把一个美丽的故事复活在我们眼前。
　　从来没有一个作者，在序文中说明自己的作品的主旨的。但我是因
　　为自从这里的几篇小说以前在杂志上发表之后曾经得到过许多不能使我
　　满意的批评，有人在我这几篇小说中检讨普罗意识，又有人说我是目的在提倡民族主义，我觉得这样下去，说不定连我自己也要怀疑起他们的方法和目的来了。因此，我以为索性趁此机会说明一下，好让人家不再在这些没干系的小说上架起扩大镜来。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施蛰存记
　　《梅雨之夕》自跋
　　当改编我的第一短篇集《上元灯》的时候，《在巴黎大戏院》及《魔道》这两篇已经先后在《小说月报》发表了。当时我想，《梅雨之夕》这一篇，在《上元灯》中是与其他诸篇的气氛完全不同的，但它与《在巴黎大戏院》及《魔道》这两篇却很接近，因为它们都是描写一种心理过程的，于是我把《梅雨之夕》抽出来了。
　　以后，老同学赵家璧兄为良友公司编《一角丛书》，要我为他写一本小说，我就把计划中的《李师师》答应他。原意是想把它写成一万五千字左右，编在我的第二短篇集《将军的头》中去的，但结果却只写了五千字，其结构，甚至写法，都与原计划不同了。
　　《宵行》和《旅店》二篇，就是为了要凑足这一万五千字的篇幅而产生的。
　　在写这几篇小说的期间，我没有写别的短篇。我曾决定沿着这一方向做几个短篇，写各种心理，而脱去《将军的头》这一集中的浪漫主义。
　　可是，到去年五月间，我因为给“现代书局”编《现代杂志》而想发表几篇自己的创作的时候，我很困苦地感觉到在题材，形式，描写方法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余地了。于是，《薄暮的舞女》这一篇就在徒然的努力下形成了。
　　一天，在从松江到上海的火车上，偶然探首出车窗外，看见后面一节列车中，有一个女人的头伸出着。她迎着风，张着嘴，俨然像一个正在被扼死的女人。这使我忽然在种种的连想中构成了一个plot，这就是《夜叉》。
　　《夜叉》在《东方杂志》复刊号中发表之后，自己重读一遍，勇气顿生，我还以为我能够从绝路中挣扎出生路来的。于是我写《四喜子的生意》。费了很大的力，其结果却坏到不可言说。
　　其实，写到《四喜子的生意》，我实在已可以休矣。但我没有肯承认，我还想利用一段老旧的新闻写出一点新的刺激的东西来。这就是《凶宅》。读者或许也会看得出我从《魔道》写到《凶宅》，实在是已经写到魔道里去了。
　　现在我把这几篇东西编成我的第三短篇集。我向读者说明我写成这一集中各篇时的心境，目的是要读者知道我对于这里几个短篇的自己的意见，并且要告诉读者，我已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教训：“硬写是不会有好效果的。”可不是？
　　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施蛰存
　　《善女人行品》序
　　这还是去年年尾的事，担任良友图书公司编辑的赵家璧兄正在计划着一种文艺丛书，希望我也能供给他一个短篇集。我因为自己正在想写几篇完全研究女人心理及行为的小说，除了已经有的几篇之外，倘若再写五六篇，就有编成一个集子的可能，因此就把“善女人行品”这书名交给他刊在广告中了。我是预备至多两个月的时间写这几篇预计中的小说的，所以编者就安排将我的这本书放在本年三四月间出版。但是，不幸为了种种旁务的纠累，我一直没有写小说的勇气与心绪。在断断续续的勉强的努力中，在编者的催索之下，才得在今天将预计着的那几篇东西写毕，并且使本书能够形成。
　　本书一共包含十一个短篇，写作的时间，最早的一篇是一九三○年一月，最近的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差不多占了四年。在这四年中间，我曾经写了些别的短篇，他们都已分别编在我的前三个短篇集中了。在这四年中，我写短篇的方法，似乎也有一些变化，就是在本书的各篇中，读者也许会看出它们是有着不同调的地方来，但是因为本书各篇中所被描绘的女性，几乎可以说都是我近年来所看见的典型，虽然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笔调之下，但是把它们作为我的一组女体习作绘，在这个意义中，它们仍然可以有编在一集中的和谐性的。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施蛰存自记
　　《域外文人日记抄》引言
　　自从文学革命运动以来，我国新文学的第一个成绩是新诗，其次是戏剧，又次是小说。在这十六七年的时期中，这三者都有了很好的发展。
　　而美文之被重视，则是最近一二年间的事。这个现象，据我的愚见看起来，是自然的，并且是好的。
　　这里所谓美文（BelleLettres），即我们普通所谓散文，随笔，小品之属的文学作品。在文学的范域内，美文常常与诗同处于凌驾一切的地位。这并不是由于一种传统的观念，以为诗是戏剧的前身，而美文是小说的前身，所以尊重它们的。这实在是因为第一，在创作的技巧上，诗与美文比戏剧与小说更需要精致（Delicacy），第二，在本质上，诗与美文又比戏剧及小说更是个人的（Individual）；所以从文学的艺术价值这方面看起来，美文与诗是应得有它们的崇高的地位了。
　　日记是美文中的一支，并且是最足以代表美文的特色的。其他的文学作品都是预备写给别人看的，而惟有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其他的文学作品大都是写别人的事情，而日记则完全记的自己的言行思想。其他的文学作品是宜于早日印出来的，日记则最好是永远没有印行的机会，否则，宜于在作者死后尽可能延缓的时期中印行出来的：从这几点上看起来，日记岂不是一种最最个人的文学作品吗？
　　因为是最最个人的，所以它的写作技巧也与其他的文学作品不同得多。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所要注意的是阐释（Exposition），而日记是不需要阐释的；我们在作小说的时候所要注意的是刻划（Description），而日记是不需要刻划的；我们在写其他一切散文的时候所要注意的是文体之明白畅达，辞藻之风华典雅，而这些又不是作日记时所必要的。
　　可是虽然不要阐释，不要刻划，但是我们在中外名家的日记中，往往看到寥寥的数语，实在已尽了阐释与刻划的能事，对于文体及辞藻也一样，虽然作者无意于求工，然而在那些简约质朴的断片中，往往能感觉到卓越的隽味。所以，从这几点上看起来，可知日记的写作技巧是与戏剧及小说之类完全不同而更需要一些精致的。
　　写日记的动机也与写戏剧及小说之类的文艺作品的动机不同。倘若必须要断言一种写日记的动机，那么最适当的还得归之于“习惯”。是的，写日记完全是一种习惯，除了“习惯”这个理由之外，我们对于写日记还有怎样好解释呢？
　　凭着这种习惯，人们每天写着他的日记。在晚上临睡之前，随意地写几句，把一日来的行事思想大略地作一个记录。因为并不是预备给别人看的，所以文字不必修饰，辞句不必连贯，而思想也毋容虚伪了。所以日记这种东西，当作者正在继续写记的时候，是只对于作者个人有价值的；必须要作者死后，为人发现，被视为作者的文学遗产而印行之，它才成立了文艺的价值。
　　因此，我们可知，日记是不能由作者当作文艺作品似地随时发表的。
　　可以发表的日记，大多不是真实的日记。但是，因为人往往有一种好名之心，所以不发表的日记也未必一定是最好的记录。如我们读曾国藩《求阙斋日记》及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之类，总感觉到他们在写记的时候，早已注意到将来的读者了。所以，在这些日记中，我们非但在技巧上找不出日记的特点，并且在所表现的思想里，也很可怀疑这是作者的虚饰。
　　这种日记，无论它在别方面的价值如何之大，但在文学上的价值是很低微的。
　　本编选择了欧美日本七个近代文人的日记，就是注意于上述的标准而选定的。在这七个人的日记中，读者显然可以看得出，托尔斯泰是完全将他的日记册当作备忘簿用的，他每天将他预备要写的论文材料及小说结构都顺次分段地记录下来，以为应用时的参考的。曼殊斐儿则纯然以一个女性的艺术家态度，来忠实地记录她的文学上的感想及她的肺病时期的心理。乔治·桑的这份日记，则完全是热情而忠诚的恋爱苦之自白了。所以这七个作者对于写日记的目的虽然不同，但是他们都是为自己而记的。
　　因为日记是纯粹的个人的作品，不需要连贯的字句，所以日记之特点往往就存在于它的许多断片之连续处。自来选录日记者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他们在选录一个断片之后，常常因为下文所记录的事情不在选录对象之内，或不免枯燥无味等这些理由而删节了。
　　这就不能表达出原作的特点。我们往往需要在这种不相关的两个断片的连续中，看出作者在写记时的思想转移的痕迹。所以，本编所选译的七个人的日记，完全照原本选译，一点也未有删削，以存其真。
　　日记的体裁，约有两种：一是排日记事的，一是随笔式的。但是排日记事的当然是日记的正体。所以本编中除选录《果庚日记》一种以代表随笔式的日记之外，其余都选录了排日记事的日记。（《乔治·桑日记》一种其实也是例外，不过因为它既系有年月时日，姑属于此。）域外诸国近代文人之有日记遗世者，非常之多，可惜译者一则见闻有限，二则藏书未富，所以只在这里选录了七种。
　　其他如法国茹尔·核那尔的日记三大卷的原文迄今尚未买到，不能选译一部分编入本书，殊为遗憾，因为这乃是近年来出版的最好的一部日记文学也。译者很希望他日能有将它余译问世的机会。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九日
　　《晚明二十家小品》序
　　这一本集子的编选，我并不想曲撰出一些理由来，说是有一点意义的事。在我，只是应书坊之请，就自己的一些明末人的文集中选一本现今流行着的小品文出来应应市面而已。至于我为什么肯来做这个容易挨人讥讽的“选家”，这理由得简单，“著书都为稻粱谋”，著的书既没那么多，而“稻粱谋”却是每日的功课，便只好借助于编书了。
　　但是编一本书，也得使它稍微像个样子。所以我之所以尚能告无愧于本书的读者者，是在于我对于编选及标点此书时，自问并没有太草率了事。
　　本集中所选录的二十个晚明文人，从徐文长开始，以至于公安竟陵两大派，以及其他一些虽非属于公安竟陵，而思想文章都有点相近的作家，对于正统的明代文学说起来，差不多都是叛徒。
　　在政治上，这二十个人中间，大半都不曾做过显赫一时的官，在文学上，他们也没有一个曾经执过什么文坛的牛耳。但是，因为对于显宦之反感，而有山林隐逸思想，因为对于桎梏性灵的正统文体的反感，而自创出一种适性任情的文章风格来，使晚明的文章风气为之一变，这二十个人却不妨可以说是一支主军。
　　正因为是一群正统文学的叛徒，而且又不居显要，有政治的势力来为之后盾，所以这一群作家是随时在受指斥或攻击的。你主张山林隐逸，就骂你是标高要名，企图以隐士为做官的终南捷径；你主张文章要纯任性灵，就说你滥调浮辞，卑不足道，这种文人相轻，不估量一下对方的真价值，而一味以冷嘲热讽为攻击之资的情形，正与三百年后的今日一般无二。
　　所以本集的编选，除了尽量以风趣为标准，把隽永有味的各家的小品文选录外，同时还注意到各家对于文学的意见，以及一些足以表见各家的人格的文字。这最后一点，虽然有点“载道”气味，但我以为在目下却是重要的。因为近来有人提倡了明人小品，自然而然也有人来反对明人小品，提倡明人小品的说这些“明人”的文章好，反对的便说这些“明人”的人格要不得。提倡者原未必要天下人皆来读明人小品，而反对者也不免厚诬了古人。因此我在编选此集的时候，随时也把一些足以看到这些明人的风骨的文字收缀进去。譬如汤若士这个人，一般人大概只晓得他填词拍曲，是个侧艳的词章家，但看到他给朋友弟子的一些书信，对于当时朝野的一种卑鄙龌龊的愤懑，却不由的也见到此老在风流跌宕之外，原有一副刚正不阿的面孔。若徒以摹情说爱的词人目之，未足知汤若士也。
　　至于本集二十人的选定，并没有什么标准。只是随自己的方便而选取的。本来还应该加一个张岱，但因为寒斋尚无《琅环文集》，而《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两书现在也颇易得，故不再编录。刘同人的文章全从《帝京景物略》选出，因为《帝京景物略》一书传本尚不甚多，而文章的确写得出色也。其余各人之文，则大都从各人专集或其他选集中录出，大概以书之珍罕与否为选录多寡之标准，故此集二十卷，实已撷取数十种明人文集全书之精英，读者得此一编，足可抵明椠文集数百卷矣。
　　一九三五年三月施蛰存记
　　《灯下集》序
　　这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虽然在付印的时候，觉得应该给写一篇序言，但此刻执笔之顷，却实在也想不出有什么可说的来。在文学上，我曾经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诗人，也曾经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小说家，所以我曾经写过几首诗及几本小说，虽然未必能卓然成“家”，但也总算有过一点业绩。至于散文，虽然此刻居然有了一本集子，可是我自己始终不曾对于它有过一点野心。因为我很怕散文这个东西，它实在是最不容易写的。
　　纯粹散文固然不容易写，就是随感批评之类的散文，也不容易写。
　　一个人可以不会写诗，也可以不会写小说，但散文却是每个人都能够写的。正如莫利哀剧本中所谓每个人日常所说的话都是散文，但惟其因为每个人都可能写散文，所以散文就是最不容易写好的东西了。
　　你倘若和人家说三句话，人家就立刻可以瞧得透你这个人的性格。
　　你倘若写三篇小说或三首诗，至少可以掩饰得了你的一部分性格，但你倘若写三篇散文，不论是纯粹散文或随感批评之类的杂文，其给予人家的印象却等于三句说话。因此，从一个人的散文中间，我们可以透明地看到一个人的各方面的气质和修养。
　　在思想上，在文学上，我的修养是多么可怜！所以我怕写散文，因为不愿意一启嘴就露出了龋齿，但是有的时候，总觉得有一点意见或感想，不写出来不舒服。于是这几年来，我居然写成了这一集的散文。这些文章中间，我很知道，关于文艺方面的见解，大都只是表示了我个人的直觉，并没有什么理论的根据，关于抒情方面几篇散文，也只是发泄了一时的冲动，不能平心静气的把它们写成一些舒缓可诵的小品文。所以这本小书之出版，我以为对于我自己的意义，应当比对于读者诸君更大些。
　　我羡慕弗朗思的《文学生活》那样精劲的批评散文，也羡慕兰姆及史蒂芬孙那样从容的絮语散文，我想我恐怕永远不能写出有他们的文章之一半好的东西来。因为我原本不敢希望在散文这方面有怎么大的成就，所以现在也就无顾惜地让我这一点可怜的修养给读者诸君瞧个透。
　　至于这本小书命名的意义是很简单的，我曾在十六支烛光的电灯下把这些文章编集拢来，所以就叫做《灯下集》。
　　一九三七年元旦
　　《自杀以前》译本题记
　　亚朵尔·显尼志勒（ArthurSchnitzler．）是近代奥国著名作家，一八六二年五月十五日生于维也纳。少时专攻医学，卒业于医科大学后即在维也纳行医，以业务余暇作剧本及小说。自一八九五年以《恋爱》一剧成名后，大作家的盛名掩盖了他的名医的声誉，虽然他仍旧悬壶应诊，不废旧业。一九○八年，得葛列尔巴尔才文学奖金。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卒于维也纳。
　　显尼志勒是属于新浪漫派的作家。他的作品中的主题差不多只有两个：爱与死。他的一切剧本及小说可以说都是表现着近代的爱与死之纠纷，而他的所谓“爱”又大都是“性爱”，他又是首先受到心理分析学家茀罗乙特的影响的一个作家，所以他的作品中常常特别注意于心理分析的描写。
　　《中尉哥斯脱尔》是一九○一年的作品，叙述一个名叫哥斯脱尔的陆军中尉，从音乐会场上出来时，因为受了一个面包师的侮辱，再加以其他不遂意的事件，而想自杀的全部心理过程。全文皆为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没有一句作者的描写。此种表现方法，恐怕是显尼志勒的创造。
　　后来英国作家詹姆士·乔蔼斯著《攸里赛斯》亦用此文体，成为一代杰作，不能不说是从显尼志勒的作品中获得的启示。
　　与《中尉哥斯脱尔》同一形式的作品，尚有《爱尔赛小姐》一种。
　　即是一九二四年的著作。爱尔赛是一个维也纳律师的女儿。她的父亲滥用了人家委托保管的钱，几至入狱。她因母亲的叮嘱，去向一个陶丝苔子爵借钱，以偿付这笔迫在眉睫的债务。陶丝苔是一个花花公子，他答应借钱给爱尔赛的父亲，但他提出一个条件：要看一看爱尔赛的美丽的裸体。经过了极复杂的思索，终于爱尔赛在疯狂状态之下，在许多人面前，展露了她的裸体而昏倒了，当她被人家舁送进房里之后，又偷吃了安眠药片而自杀。这个小说，亦是全体皆用内心独白，而不插入一句客观的描写。故事及心理过程均较《中尉哥斯脱尔》为复杂微妙。故一向被称为现代欧洲文学中一个著名的中篇小说。这两个作品产生的时代相去二十二年，前者是作者早年的试笔，追逐新形式的努力在此中显现了初发于硎的锋芒；后者是晚年的成熟作品，当然显得笔调老辣完美，无懈可击。
　　有一个时候，我曾经热爱过显尼志勒的作品。我不解德文，但显氏作品的英、法文译本却一本没有逃过我的注意。最先，我译出了《蓓尔达·迦兰》，应出版商的庸俗的请求，改名《多情的寡妇》，由复旦书局印行过。后来又译了《毗亚特丽思》及《爱尔赛》连同《蓓尔达·迦兰》，三种合刊一册，交由神州国光社出版，题名曰《妇心三部曲》——又是一个庸俗的书名，其后又译出了《中尉哥斯脱尔》，改题《生之恋》，曾在《东方杂志》上分期发表过。另有《薄命的戴丽莎》一种，系显氏一九二八年的作品，（原名为《戴丽莎：一个妇人的年谱》），抗战开始时方才由中华书局印行。另有《维也纳牧歌》，《喀桑诺伐之回家》及《狂想曲》三种，译成后未有机会印出，稿存松江舍下，抗战初起时即毁于兵燹。将来恐怕未必有兴趣重译了。
　　《妇心三部曲》一书自神州国光社歇业后，久已不见于书市，近在长汀县立图书馆中见到一本，已甚破损，但读者有批注其上，谓此书甚好看，请馆员加意爱护，并妥为修补装订，我甚为感动，不意十余年前旧译，尤有嗜痂者。因托人抄出《爱尔赛》一种，请复兴出版社代为印行。又从《东方杂志》中抄出《中尉哥斯脱尔》，改题《自杀以前》，请十日谈社印刷流通。八年以来，我一点没有新的著译点缀盛业，到现在只印出这两本旧译文来，自觉惭愧。但这与原著的价值似乎并无影响。
　　英国诗人亨脱云：“书不比女人，老了就不行。”
　　我只能援引此语，聊以解嘲。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称心如意》引言
　　最先使我对于欧洲诸小国的文学发生兴趣的是周瘦鹃的《欧美短篇小说丛刊》，其次是小说月报的《弱小民族文学专号》，其次是周作人的《现代小说译丛》。这几种书志中所译载的欧洲诸小国的小说，大都篇幅极短，而又强烈地表现着人生各方面的悲哀情绪。这些小说所给我的感动，比任何一个大国度的小说所给我的更大。尤其是《弱小民族文学专号》，其中又有一些论文，介绍欧洲诸小国文学状况之一斑，使我得到了初步的文学史知识。
　　其后，当我自己能找外国书志看的时候，我发现有几种英文杂志似乎专注意于这一方面的文学之介绍，例如Dial ， Liv － ingAge ，SlavonicReview，PoetLore等，因此我对于这些杂志也发生了极大的兴趣，然因财力不足，未能每期买得，结果是看到的少，遗漏的多。而看到的又往往是在图书馆中匆匆过目，或从朋友处辗转借来，留一二日即便送还，因此亦未曾多有移译。
　　一九四一年，来厦门大学教书，在西文杂志书库里发现了四五年的LivingAge及Dial，皆一九二○年代的东西。我不禁欣然取阅，对于那些未曾看过的固然还觉得挺新鲜，而对于那些看过已久的，尤其有旧友重逢之乐。四年来，每当寒暑假期，山居无事，便将其中所载欧洲大陆诸国小说，择优移译，陆续译成者不下三十余篇，这个集子里所收的十篇，便是此中的一部分。
　　这十个短篇是我所最心赏的。我怀念着巴尔干半岛上的那些忠厚而贫苦的农民，我怀念着斯干狄那维亚的那些生活在神秘的传说与凛冽的北风中的小市民及渔人。我觉得距离虽远，而人情却宛然如一。在我们的农民中间，并不是没有司徒元伯伯，而在我们的小城市中，也有很多同样的“老古董”。所可惜的是我们的作家们却从来没有能这样经济又深刻地把他们描写出来，于是我们不能不从旧杂志堆里去寻觅他们了。
　　一九四五年七月九日一九四五年秋间，福建永安十日谈社给我印出了这个短篇小说选译集，原来的书名是《老古董俱乐部》。如今承正言出版社给我重印，原想另外写一点题记，但看看原先的那一篇，觉得实在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故附识数语，述其颠末。书名今改用《称心如意》，较为简净也。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日
　　《路灯与城》序
　　三年前，有一个不在我班上听课的学生跑到我房间里来，说了几句不相干的话之后，从口袋里摸出几张写满了字的纸来在我书桌上一摊，说是做了几首诗，要我替他看看。
　　这个学生就是现在将印行他的第一个诗集的勒公丁君。
　　从那一次起，公丁渐渐成为我寓所里的老客人。每一次来，他口袋里总有几首新做的诗或改的诗。这个诗集的作品，就是他三年来的业绩。
　　他第一次给我看的诗是那几首，有没有编在这个诗集里，我都忘记了。
　　但总之，它们给我的印象很不坏。我从他的诗稿里看出他的诗可以改得好，因为它们多少有一点内容，问题全在如何表现其内容而已。
　　几乎可以说：在我的苛刻的挑剔之下，公丁一次又一次地改他的诗，有时一首诗的定本只保留了初稿中的二行或三行。在这个集子里的诗作，可以说每篇都经过了这样的修改，公丁在这个集子里所用的功力之勤，是我可以保证的。
　　当我替他看稿的时候，渐渐地我发现了一个危险，即是由于公丁对我的过份信任，他的改本将有离他自己愈远，而离我愈近的倾向。因此，在后来替他看诗的时候，我几乎不敢暗示他应如何改作，我最多告诉了他原作的缺点在什么地方；而这所谓缺点，大都是修辞方面而很少是内容方面的。所以被收容在这个集子里的诗，当然还应该说全部是公丁自己的诗。
　　严格地说起来，公丁这一集诗当然不是最理想的，也不是每一篇都好的，甚至，我想也可以说，没有一篇好的，——要写一个整篇完美的诗是多么不容易啊！但我所喜欢的一章一句却不少。这正是一个新兴的青年诗人的第一本诗集，一些零星闪烁的光芒正在灼耀起来，纵然有较多的煤灰炭屑也掩盖它们不住。
　　公丁没有旧文学的传统，也没有多大的机会看到一些已成功了的新诗人的作品— — 这不能不说是抗战的赐与，所以他的诗感（FoeticFeeling）差不多都是创作的，而这就是他这个集子的唯一的长处，也就是我以为他可以写更好的诗的理由。他描写一个囚犯：看日子在铁栏杆上，蜗牛似的爬行。
　　他写一个乞丐：人们却以吝啬的眼，看你缩回乞求的枯手。
　　……
　　他又写一个汽车夫：背负了自己的屋子，如一个蜗牛。
　　你走着无尽的长路。
　　……
　　人们开给你广阔的路，而你得学会拐弯。
　　这些人物的刻划，可以说是作者所最擅长的，这是从此集中以各种人物为题材的诗之比较的多这一个现象上看得出来的。
　　但是我所喜欢的，却是一些诗意的断片：爆竹的残骸，纵横地，躺在阶前；疲倦啊，旧年的担负！
　　——除夕老号兵走下古城头去，剩一道黄色的号音浮在空中；乌鸦沿途抛下瞑色，直到远山的塔边……
　　——晚景这些都是精美的小诗，可惜作者把它们嵌在一个并不很合式的框子里。
　　“墓地的夜”与“遐想”这两首恐怕可以算是作者的诗笔开始接触到哲学意味的作品了。
　　一个年轻人，为了明日的洞房，正粉刷新死的兄弟的卧室。
　　——墓地的夜这是人生的小讽刺，使我想起汤麦司·哈代的十五首讽刺诗来。这不是中国旧诗里的题材，而在我们的新诗里，也还很少有人敢表现这个思想。
　　翻开尘沾的上古史何时留下蜘蛛的遗蜕我不禁有万年的遐想——遐想这就更深刻一些了。从前读散原老人诗，有句曰“一灯红接混茫前”，每当夜窗灯下，总仿佛有神会千古之感，公丁这一节诗，实与散原老人句有共鸣之处。由此可见诗体不拘新旧，如果是一个诗人，他的感觉总是一样的。
　　这个集子动手编起来的时候，我曾答应作者做一个序。当初原想借此机会谈近来的新诗发展的情形。但现在他的集子编好了已几个月，而我的序文还缴不出卷。现在已不好意思再耽搁下去，所以就给写了这么一点，一则稍稍叙明此集之所由来，并以说明作者确是在一方面用过一点功夫；二则也总算说出了我的“读后感”。
　　不久的将来，我们希望作者会给我们第二本诗集，在那里，也许闪烁的光芒已成为火焰。而煤灰炭屑也一并通红起来。
　　《待旦录》序
　　这里所收的二十三篇文字，是我在抗战八年中所写的散文中的一部分。其他的散文，除了几篇较长的游记留待别编为一集，以及几篇太有时间性的，决意刊落以外，差不多皆已散失。有的是印本在旅行或流徙中遗失的；有的是原稿写出去之后，便无踪影的；有的是发表以后没有剪存，以至现在无法寻觅的。在戎马仓皇中，一个人要保留他自己的一些文字，也真不容易。
　　胜利以还，出版界的情形这样的不景气，亦非始料所及。在这样低气压出版状态中，怀正文化社愿意给我把这些文字印出来，使它们不致于再散失掉，这是应当首先感谢的。
　　这些文字，一半是关于文艺的一些小意见，一半是絮语散文，故依此区别，分为二辑。我的文艺见解未必一定都准确，但他们无论如何总是我的见解。在第一辑所收的几篇文字中，也颇有几篇引起过文艺界同人的针砭。例如关于新文学与旧形式的那两篇，曾经有林焕平先生为文表示过异议。《文学之贫困》那篇文章，曾引出了茅盾先生的诋诃。《爱好文学》那篇文章在昆明中央日报副刊“平明”（凤子主编）上发表以后，曾有一位隐名作家呵责过，说是我在不准青年从事写作，大有垄断作家特权的野心。这些见教的文章，本该仿鲁迅先生编辑杂文集的方法，一并附印在我的文字后面，供读者参考。但因为当时没有把这些参考资料剪存，因此就不可能了。此外，在这一辑文字中，需要声明的是关于纪念屈原的那一篇。这是为民国三十四年诗人节而写的一点感想。那正是郭沫若先生因为上一年曾发表了一篇《甲申三百年祭》而被骂得体无完肤的时候，也是郭先生亲自搬演屈原的时候，所以我这篇文字也多少有点是为郭先生而写的意味了。
　　在第二辑中，没有需要说明的文字。只有《老兵的小故事》一篇，是诗，不是散文，照理不应该编在这里。但是这一篇也不能编在我的诗集里，因为风格并不一致。我写这篇东西的时候，确是把它作为散文看的，我自己又喜欢它，不愿意割爱，所以这里应该是它最适宜的安身处了。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书名的涵义。我并没有耽在沦陷区里，所以这“待旦”二字并没有上海人所谓“等天亮”的意味。我对于抗战大业，并没有尽过参加作战的责任，所以也不是取“枕戈待旦”的意义。这个“旦”字，只是卿云歌里的“旦复旦兮”的意思，或者也可以说是诗经里的“女曰鸡鸣，士曰昧旦”的“旦”字。我曾经在三十年七月十六日写过一首诗，题曰“我期待”，曾经谬承一个未曾见过面的朋友吕亮耕先生大为奖誉，这首诗已编在我的新诗集中，我之所以要在此提起它，只为了要说明这个“待”字的出处而已。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蛰存记。
　　重印《燕子龛诗》引言
　　苏曼殊是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前后最为青年热爱的诗人。他是南社社员，他的诗大多发表在《南社集》上，为数不多，但每一篇都有高度的情韵。当时我也是他的崇拜者之一，他的诗，我几乎每一首都能背诵。后来，年龄逐渐长大，浪漫气氛逐渐消失，对诗歌的爱好逐渐转变方向，苏曼殊的诗也逐渐被遗忘了。
　　但是，一直到三十年代，苏曼殊的诗始终为青年人所热爱。当时，曾印行了好几种版本的苏曼殊诗，甚至有了苏曼殊的全集。从抗日战争开始至今四十年间，没有印行过苏曼殊的诗，旧有的印本，也大多毁失，极少流传。于是，苏曼殊也被现代青年人遗忘了。
　　一九七二年，我在很孤寂无聊的时候，忽然得到一本柳亚子印的苏曼殊诗集《燕子龛遗诗》。重读一遍，好像遇到了青年时代的老朋友，竟使得我恢复了青春。于是开始搜觅并抄录集外的诗，编为一卷。又从《南社集》及其他文献中汇抄了当时许多诗人所作的有关曼殊的诗，也编为一卷，作为附录，标题仍为《燕子龛诗》，放在书架上，随时吟咏，借以解闷消闲。
　　最近，我这个“秘本”被一位青年朋友发现了。他非常高兴地说：“我一直在找苏曼殊诗，可是怎么也找不到。谁知今天意外地碰到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当下他坚执要把这小抄本借去，预备自己抄一本。我说：“不必了，抄一遍也费事，还是找个机会把它印出来罢。”
　　这就是我把这本书交给江西人民出版社印行的因缘。我在一九七三年写的跋文里说，现代青年人不会喜欢苏曼殊的诗了，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不会和苏曼殊的感情共鸣。
　　可是，现在居然有一位青年，却一直在找苏曼殊的诗。这样看来，也许这本书印出来之后，还会吸引许多爱好诗歌的青年。对于一些中年人，或者也可以供给他们补读以前未见之书。
　　我这个抄本，原来还抄存了许多序文，现在删去了一些，只保留了一篇王德钟的序，这是《燕子龛遗诗》的原序。另外保留了柳亚子的《曼殊新传》，这是最详尽的一篇苏曼殊的传记。我自己的两篇跋文，也保留着，让读者了解这本书的编辑经过。
　　一九八○年五月十日
　　重印《边城》题记
　　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这十年间，文艺创作最多产的作家是巴金、老舍、张天翼和沈从文。这四位作家的创作，无论在题材、风格、文笔各方面，都有独擅之处，在新文学史上，我以为可以各专一章。江西人民出版社计划编印一种《百花洲文库》，打算重印一些三十年代文学作品，由于这些书久已绝版，非但爱好文学者无从得读，就是从事新文学史研究的工作者也不易获得这些史料，因而这个计划是极有意义的。编者托我代为组稿，我也愿意尽力帮助他们。
　　巴金和老舍的著作，已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印行全集，无须另外重印。去年我到北京，见到了张天翼谈起此事，才知他的短篇小说已编成全集，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
　　我请他自己选定一个短篇小说集，交给江西人民出版社印行。他以为既已编成全集，就无须单印旧本，还不如在全集中选出一个集子来，较有意义。我同意这个办法，于是他选出了一本《二十一个及其他》，给江西编入《百花洲文库》。这是作者的自选集，可以说是全集的精华。
　　沈从文的作品，解放后大部分没有重印过。我去找到从文，和他商量此事。虽然他的任何一个集子都可以重印，但还是应当选择一下，分个先后。我们交换了一些意见，最后我建议先重印他的《边城》或《湘行散记》，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这两本是他写得最好的散文。一九三七年，我经过湘西各地，接触到那个地区的风土、人情，不禁就联想起从文这两部小书。我在辰溪渡口做了一首诗：辰溪渡口水风凉，北去南来各断肠。
　　终古藤萝牵别绪，绝流人马乱斜阳。
　　浣纱坐老素足女，捉棹行歌黄帽郎。
　　湘西一种凄馨意，彩笔争如沈凤皇。①，迷这就是“有诗为证”，说明我在亲临其境的时候对这两部作品的感受，也证实了这两部作品的生动而深刻的现实主义。《湘行散记》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纳入出版计划，因此，从文同意我们重印《边城》。
　　去年八月五日，我在上海锦江饭店会晤了美国青年金介甫。他是专研究沈从文的，写了一大本博士论文《沈从文的作品与中国社会》。使我惊讶的是他初次来中国，却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要我提供一些关于沈从文作品的意见。我说：沈从文的小说，就他本人的发展来说，题材和风格，都有演变，我不能举出哪些小说是他的代表作。但就其散文的风格来说，他所描写的风土人情，是忠实于他的出生地湘西的。从这一个角度讲，他的《湘行散记》和《边城》无疑是极为优秀的作品。
　　金介甫同意我的意见，并且说：“正是为此，我过两天就要到湘西一带去看看。”我们谈了两小时的沈从文才分别，后来听说他果真到湘西去旅游，在凤凰还欣赏了土风歌舞。
　　这里却并不是“有外国人为证”。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外国人说好，未必都好。
　　例如中国的旧小说《玉娇李》，在十九世纪中，不知怎么传到了欧① 沈从文是湖南省凤凰县人。
　　洲，欧洲文学界就纷纷谈论，以为杰作。但这部书在中国只是第三流的才子佳人小说。金介甫读了沈从文的作品，急欲到湘西去看看。我到了湘西，就想起沈从文的作品。这是说明：一个成功的文学作品对读者的感染力，是不分本国外国的。
　　现在，《边城》已在排印，即将出版。出版社认为应当有一篇作者自己写的重版序言，向读者作一个说明。碰巧沈从文到美国去探亲兼讲学了，没有时间可以等待他回来后从容执笔，因此，我写了这一篇题记，向读者说明我们重印此书的原委。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日
　　重印《杂拌儿》题记
　　俞平伯先生以创作新诗开始其文学业绩，有诗集《冬夜》、《西还》及《忆》。后来致力于散文，有《燕知草》、《古槐梦遇》、《杂拌儿》、《杂拌儿之二》，又和朱自清等合刊《我们的七月》、《我们的六月》。
　　同时，先生又研究《诗经》、唐宋词、《红楼梦》，陆续出版了《读诗札记》、《读词偶得》和《红楼梦辨》等著作。在一九二○年代，俞先生和鲁迅、周作人、叶绍钧、朱自清、谢冰心等都是异军突起的第一代新文学家。他们大多是不到三十岁的青年，精力充沛，意气风发，每一本著作，都是新文学史的奠基石。我是他们的读者，还是平伯先生的学生，当时才二十岁，平伯先生的著作，我总是一出版就去买来读，因此，印象极深。《燕知草》和两本《杂拌儿》，我尤其喜欢，因为它们是有独特风格的新散文。
　　“新”和“旧”是一对辩证的状词，无新无旧，因旧见新。看惯了饮冰室体的政论散文，八股文气的遗老散文，《晶报》式的洋场散文，忽然看到了鲁迅、周作人以至俞平伯先生的散文，新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它们新在哪里？新在题材、观点、语言、笔调。但是，经过五十年的沉积，这些新的特征，早已成为旧的了。因此，我现在把《杂拌儿》两卷推荐给《百花洲文库》，重印流传，却并不是为了介绍新散文，而是出于一种怀旧的感情。
　　新文学运动初期的出版物，现在已极不容易见到。我偶然得到这两本《杂拌儿》，重读一过，就涌起了青少年时代对新文学进行启蒙学习的情景。郭沫若的《女神》，鲁迅的《呐喊》和《朝花夕拾》，周作人的《陀螺》和《自己的园地》，谢冰心的《繁星》、《春水》，以及平伯先生的著作，都在我的文学生活上起过重要的作用。可是，流光如驰，忽然已届老年，想追回少年时代的热情，竟渺不可得。现在读新兴作家的作品，却没有当年那种新的感觉，可见人到老年，思想感情真会停滞下来。记得平伯先生在他的诗集《忆》的卷端曾引了龚定庵的两句诗：“瓶花贴妥炉香定，觅我童心廿六年。”表示他的诗是回忆童年而作。
　　前年平伯先生和许夫人重圆花烛，我在贺诗中也写了两句：“三中劫尽人间世，难觅童心五十年。”这也正是我今天打算重印《杂拌儿》的感情。
　　平伯先生虽然不很愿意重印这些五十年前的“废话”，但他却同情我的怀旧之感，终于答应我写这个题记，编入《百花洲文库》。
　　但是，对于“新”字，我还想向读者作一些说明。正如我刚才说过，新是对旧而言。
　　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解放后曾受到批判，而今天的《红楼梦》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平伯先生的“红学”，当然是旧了。可是，我们如果把它放在历史的地位上，对新文学运动以前的“红学”来说，则平伯先生的“红学”，还是新的。同样，《杂拌儿》之类的散文，也可以说并没有湮没了它们在文学史上的新的意义。
　　《百花洲文库》之所以重印旧书，本来是为了保存些新文学文献，读者自然应当把它们放在文学史的地位上来看待。至于今天的青少年，从来没有见过五十年前的新文学作品，他们对于重印的旧书，也许会像我当年一样，有新的感觉。因为见惯的东西，都是旧的；初见的东西，总是新的。文学史上有“万古长新”的名著，大概正是对一代一代新的读者而言。这又是“新”的另外一个意义了。
　　《杂拌儿》原本是一九二八年八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现在照原来重印。依平伯先生之意删去二篇，其他没有改变。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日
　　《戴望舒译诗集》序
　　戴望舒的译外国诗，和他的创作新诗，几乎是同时开始。一九二五年秋季，他入震旦大学读法文，在樊国栋神父的指导下，他读了雨果、拉马丁、缪塞等法国诗人的诗。
　　中国古典诗和法国浪漫派诗对他都有影响，于是他一边创作诗，一边译诗。雨果的《良心》，恐怕是他留存的一首最早的译诗。但这里印出来的译文，已是经过了多次修改，不是最初的文本了。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以后，望舒、杜衡，都隐迹在我松江家里的小楼上。
　　日久闲居无事，就以译书为消遣。望舒译成了沙多布易昂的《阿达拉》和《核耐》，杜衡译成了法郎士的《黛丝》。这两部译稿，后来都由开明书店印行。在译长篇作品的过程中，有时觉得厌烦，就利用一些零碎时间，从事译诗。当时，郁达夫在《创造季刊》上介绍了英国诗人欧奈思特·道生的诗歌，恰巧商务印书馆西书部
　　新到了《近代丛书》
　　本的《道生诗集》，望舒就去买来了一本，正值傅东华译出了道生的诗剧《参情梦》，这个译本，不能使人满意，望舒就倡议与杜衡合译。
　　不到三个月，他们把道生的全部诗歌及诗剧都译出了。这部译稿，题名《道生诗歌全集》，由杜衡抄写，当时竟无法出版，一直保存在望舒箧中。望舒逝世后，归我保存，居然至今还在。望舒曾将他的译作在刊物上发表过二首。这回我编集他的译诗，想从稿本上增补几首，却发现稿本上每诗之下，没有分别注明译者，多数诗都无法分辨是望舒的译文还是杜衡的译文，因此，我只能拣我记得的望舒译文增补了三首。
　　望舒和杜衡译成道生诗集的时候，冯雪峰从北京来，也暂住在我的小楼上。雪峰很喜爱日本诗人石川啄木的短歌，看到他们热中于译诗，也鼓起兴致来译石川啄木。但他的翻译工作，主要是苏联文艺理论和苏联诗歌。雪峰对道生诗集持批判态度，说望舒他们浪费时间。这部诗稿之所以终于不想拿出来求出版，和雪峰的意见也不无关系。
　　在雪峰的影响下，我们四人曾合作选译过一部《新俄诗选》，雪峰从日文译，望舒从法文译，我和杜衡从英文译。这部译稿，也没有出版，只有雪峰译的一部分，后来由望舒编集，题名《流冰》，在水沫书店印出。
　　望舒在震旦大学时，还译过一些法国象征派的诗。这些诗，法国神父是禁止学生阅读的。一切文学作品，越是被禁止的，青年人就越是要千方百计去找来看。望舒在神父的课堂里读拉马丁、缪塞，在枕头底下却埋藏着魏尔伦和波特莱尔。他终于抛开了浪漫派，倾向了象征派。但是，魏尔伦和波特莱尔对他也没有多久的吸引力，他最后还是选中了果尔蒙、耶麦等后期象征派。到了法国之后，兴趣又先后转到了法国和西班牙的现代诗人。
　　近两年来，我在搜集望舒的遗著，对他的译诗，也在随见随抄。湖南人民出版社将要出版“诗苑译林”丛书，要我编一本望舒译诗集。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工作，我乐于尽一分绵力。因此，把我抄得的望舒译诗，编为一卷。另外，望舒曾把他译的波特莱尔的《恶之花》，在一九四七年印过一个单行本，题名《恶之花掇英》，现在亦收进去，作为第二卷。望舒逝世后，我曾整理他的遗稿《洛尔迦诗抄》，一九五六年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此书绝版已久，现在亦全部收入，作为第三卷。这样，我所能收集到的望舒译诗，已尽于此。
　　望舒遗物中有一个硬面抄本，写满了他的译诗稿，其中有已发表过的，亦有未发表过的，大多是法国后期象征派的诗。这个抄本，我于一九六二年交给徐迟同志，托他编望舒译诗集。徐迟把此本带去武汉，荏苒数年，没有编成，而“文化大革命”掀起，这个抄本和徐迟自己的书籍文稿一起损失了。一九四○年，我在香港，看到望舒书桌上有一本译诗稿《西班牙反法西斯谣曲选》。望舒说，准备印一个单行本。后来亦未见有此书印出。在他的遗稿中，有半篇《跋西班牙抗战谣曲选》，仅四百字的稿纸一页，还失去了四五行。但由此可知这部谣曲选收诗二十首，大概就是《反法西斯谣曲选》的改名。
　　我在《顶点》中抄得《西班牙抗战谣曲抄》五首，应当就是这个集子中的四分之一，但其余的十五首却不能知其踪迹了。此外，在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九年间，望舒在香港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杂文及译诗，用了许多笔名。这些文字，我还无法收集。这样看来，大约还有几十首译诗可以增补，如果能够访得的话。
　　望舒译诗的过程，正是他创作诗的过程。译道生、魏尔伦诗的时候，正是写《雨巷》的时候；译果尔蒙、耶麦的时候，正是他放弃韵律，转向自由诗体的时候。后来，在四十年代译《恶之花》的时候，他的创作诗也用起脚韵来了。此中消息，对望舒创作诗的研究者，也许有一点参考价值。据我的猜测，对于新诗要不要用韵的问题，望舒对自己在三十年代所宣告的观点，恐怕是有些自我否定的。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
　　重印《赣第德》题记
　　本书作者伏尔泰（Voltaire），本名弗郎索亚·马利·亚路埃（Francois－MarieArouet一六九四—一七七八），伏尔泰是他的笔名。他是法国十八世纪杰出的诗人、戏剧家、小说家、科学家、哲学家、史学家，在许多方面，他都有不朽的著作。十八世纪的法国，正是封建君主政体盛极而衰的时候。封建贵族阶级正在趋于没落，愚昧的宗教狂热使人民对教会开始怀疑，反对旧传统、旧制度、旧哲学的学说蓬勃兴起，展开了欧洲思想史上的启蒙运动。伏尔泰是这个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
　　伏尔泰的一生，坐过牢监，在英国和普鲁士流亡过，做过凡尔赛宫中的御前侍从，还是一个富有的大地主。他熟悉各个阶级的世态人情，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痛心疾首，写下了几部著名的讽刺作品，《赣第德》（Candide）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一部。
　　“赣第德”是书中主人公的名字。这个字的意义是“老实人”。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是批判十七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的。莱布尼兹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实都是自然的安排，是完全协调的，因而是尽善尽美的。赣第德的老师潘葛洛斯是莱布尼兹的信徒，可是他的学生却对此怀疑，认为这一切都是维护旧政权、旧社会、旧制度、旧礼教的欺骗人民的谎话。伏尔泰通过他创造的故事，辛辣地讽刺并揭露了这些旧政权、旧制度的腐败和不合理。译者徐志摩把这个作品比之为中国的《镜花缘》，确有相似之处。
　　本书另有一个傅雷的译本，译文比较忠实。这个译本虽然译得比较自由，但流畅易读。现在根据一九二七年上海北新书局初印本重印，以资流传。原本有许多错字，均已改正。译文亦略加修饰，并由编者加了一些必要的注释。作者名字原译作“凡尔太”，今亦改从统一译名。
　　一九八二年八月
　　重印《黄金》题记
　　一九二○年代，有一群浙江青年，由于种种不同的遭遇，流浪在北京。他们做小职员、小买卖，勉强维持生活，但同时他们都迫切需要文化，需要知识。情况好一些的，便到北京大学去旁听，或参加工读互助团。情况差一些的，只能向图书馆或街头报刊中去猎取他们的精神粮食。
　　他们是受到新文学运动直接影响的第一代文学青年。他们追随着鲁迅、冰心、俞平伯、朱自清等较早一些作家的脚迹，开始写作新文学的散文、诗或小说。他们的作品在京沪报刊上发表，逐渐露出头角，使他们成为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期间的知名作家。在这一群作家中，我所熟悉的有冯雪峰、姚蓬子、许钦文、魏金枝和王鲁彦。
　　一九二九年我在上海闸北宝山路世界语学会绿光社，由姚蓬子的介绍认识了王鲁彦。
　　当时我对他的情况毫无所知。只知道他是一位世界语学者，曾陪同盲诗人爱罗先珂工作过一段时间。他送了我一本《花束》，这是他从世界语译出的一本极有趣味的民俗学小书。这以后，他为衣食而奔走，离开了上海，我才开始看到他的小说。到一九三二年，我办《现代》杂志，他常有作品寄给我，后来他编了一本小说集《屋顶下》，收在我编的《现代创作丛刊》中。一九三六年我离开上海去杭州养病，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在上海的文艺界朋友一时星散，从此我和鲁彦就没有再见面的机会。大概前后不过五六年的时间，我和鲁彦会晤闲谈的机会最多只有五六次，但他给我的印象却是很深的。
　　在鲁迅的前导之下，许钦文、魏金枝和王鲁彦的小说都是以浙江农村或小城镇的世态人情为题材内容。他们对这一地区的封建社会，都是痛心疾首的。他们描写的故事，都是忠厚善良的劳动人民怎样为土豪劣绅、恶霸地主所压榨，怎样为封建礼教所迫害。
　　鲁迅曾经把他们的作品称为“乡土文学”，并且在许钦文和王鲁彦之间指出了他们俩在创作方法上的异同。茅盾写过一篇《王鲁彦论》，指出鲁彦的早期作品的创作方法有“教训主义”的倾向，似乎作品的艺术性就差了一点。这两位先辈作家的评论，说明了鲁彦对他所生活着的封建旧社会，怀着极深刻的愤懑，他不能像鲁迅、许钦文那样用冷隽的笔调来刻划这个旧社会，他不自觉地用了斥责、揭发的笔调来控诉这个旧社会，因而就显出了有教训意味。
　　鲁彦曾不止一次自谦他写的小说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还不够深刻，因为他自己的生活还不够充实。我以为这的确是他虚心学习的态度。为了衣食，他奔走于天南地北，在同辈作家中，他的生活是最艰苦的，因而也说明了，他的社会生活经验是最充实的。
　　鲁彦曾译过一些欧洲的民间文学，也懂得一些民俗学，大概多少受到爱罗先珂、周作人、江绍原等人的影响。因此，在他的作品里，明显地透露着他对民俗学的趣味。
　　在《菊英的出嫁》里，他详细地记录了浙东民间冥婚的礼仪，在《小小的心》里，他描写了闽南一带贩卖儿童的风气，可知他随时在注意民间的习俗，如果他的创作生命长久一些，我想他的作品里一定会有丰富的民俗学资料，成为他的作品的又一特征。
　　文艺作品，尤其是小说，是一种社会史。鲁迅、许钦文、魏金枝、王鲁彦的小说，是浙东封建社会的史料。它们也可以扩大到苏、皖、赣、闽这一大片地区。因为这一地区的封建社会结构和人民风俗习惯，大致上是同样的。但是，现在的青年人已看不到这个社会，也不熟悉这些民情风俗了。于是，解放以前，描写旧社会的小说，对今天的青年，都成为一种生动的社会史读物。
　　《黄金》是鲁彦第二个小说集，也是他自己认为满意的。我们现在依据一九二九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初印本，改正错字，重排印行。鲁彦的著作，数十年不见于书市，现在的文学青年，很少人知道新文学运动初期有一位为鲁迅所器重的青年作家王鲁彦。我现在把《黄金》编入《百花洲文库》，为新文学史研究者提供一个资料，为现代青年供应一种温故知新的文学读物，同时，对于我个人来说，也算是为亡友延续其作品的生命。
　　一九八三年五月八日
　　《明人小品选》序
　　一九三○年代，晚明小品文曾在读书界流行过一时，在林语堂的影响下，明人小品文似乎成为遗世独立的性灵文学，无论日常生活或写诗文，要以非常闲适地抒发个人之情为主。不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炮火，把这种闲适的抒情气氛打垮了，从此没有人再提起明人小品。
　　近来，忽然又有人在注意明人小品了。香港有一位青年学者，写了一本《晚明小品论析》，要我写一个封面题签。前不久，上海书店通知我，要重印我的一本《晚明二十家小品》。现在，又收到卢润祥同志来信，说已编成一本《明人小品选》，要我给他写一篇序文。这样一来，使我感到，好像我和晚明小品文有密切的关系，也许现在的青年人，以为我也是在三十年代大力提倡明人小品的人。关于这一点，我觉得，今天应当说说明白。
　　我在一九三五年选编过一本《晚明二十家小品》，这纯然是为“稻粱谋”，应出版家之请而投机编书，并不是作为提倡晚明小品的文学事业。我在那本书的序文中早已交代过了。我以为，对于一个文艺作家，无论他的创作方法，或他所选择来表现的题材内容，都不应该局限于一隅。人的社会活动是复杂的，有闲适的时候，也有激昂奋发的时候。有抒写儿女私情的作品，也有发泄民族公债的作品。只要看杜甫和辛稼轩两大诗人。
　　他们的作品中有民族革命意识，有政治讽谕，但也有不少闲适的抒情韵语。这是每一个作家正常的创作方向。
　　最早宣扬晚明小品文的，是周作人。他在一次关于《新文学之源流》的演讲中，首先讲到的公安、竟陵两派文人为首的晚明作家，他们的创作倾向是反对前后七子的伪唐诗，反对唐顺之、茅坤的伪古文，反对当时达官贵人的馆阁文体，因而提出了抒发个人情感，纯任自然，不加刻划，不为载道之文，不用陈辞滥熟语，这一系列针对当时文弊的主张。
　　周作人以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其基本精神正与晚明的公安、竟陵派文学运动相似。因而他的结论是，新文学运动的源流是上承晚明的文风。
　　从这一角度来讲文学发展史，当然可以备一说。但周作人把文学分为载道与言志两派。认为公安、竟陵文人是言志派，他们的对立面是载道派，这样就把作家的创作方法分为一对矛盾，抒情的不准载道，载道的不准抒情。后来，林语堂接过周作人的火炬，在上海大力提倡晚明小品文，他积极宣扬闲适笔调，抒情文风，积极反对金刚努目的革命杂文，义正辞严的载人民之道的文风。于是，林语堂所提倡的晚明小品，在当时的政治、社会形势之下，只能代表资产阶级逃避现实的没落文风。
　　现在，读书界又将出现一些明人小品的选本，包括卢润祥同志的这一本。我利用这个机会，把我对于晚明小品文的看法谈一谈。这些小品文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在于如何对待，如何认识，如何继承和学习它们。今天的青年读者，对这些晚明小品，应当看作是古典文学百花中的一朵，而不是唯一的一朵，也不能说是最好的一朵，应当了解它们之所以产生的积极意义，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它们被林语堂利用之后所产生的消极作用。
　　其实，不仅是晚明小品，我们对古典文学或外国文学的一切流派，都应该运用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去了解和学习，本文就只着重谈一下晚明小品。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日
　　《现代作家书简》二集序
　　在一九三○年代中期，由于时行小品文的影响，日记、书信文学成为出版商乐于接受的文稿。友人孔令俊正闲着没事做，就想到编一部作家书信集，也是为“稻粱谋”的一个办法。他去找几个朋友一谈，大家都乐于帮助他成此好事，因为这种帮助很容易，只要把自己手头所有的作家书信借给他抄录就是。
　　令俊的书很快就编成，命名曰《现代作家书简》并且得到了鲁迅先生的赞助，给他写了序言。这样一来，谋求出版就不费事了。可是没想到抗日战争爆发，令俊这本书在生活书店出版的时候，读书界的心情已经变了，文艺书的发行渠道也多阻塞了，于是这本书就好像没有引起注意，一直被冷搁着，直到解放以后，更没有人知道有这一本书。
　　闭关三十年之后，我们的文化门户终于随着经济一起敞开。于是我们陆续看到令俊这本书的台湾、香港翻印本，又看到台、港及外国人研究新文学的著作中对此书的引用和评价。可以揣知，海外各个文化研究所中，都以此书为重要参考资料。由此种种信息，我们才知道令俊这本书，尽管在大陆已经冷落了几乎四十年，可是在外边却极受重视，它非但没有被岁月所消灭，反而随着岁月之消逝而更有效用。
　　《现代作家书简》的内容，对一般读者来说，是一种真切的、坦率的文学作品，是散文文学的一个类型。一位作家对他的朋友或后生说老实话，处理真实事，而你在窃听或旁听，这就使你和作家更接近，因为你看到了作家生活的内层。正因为如此，这本书的内容，对文学研究工作者来说，又是一种可信的文学史料。这是鲁迅的序文中所指出的。一九八二年，花城出版社曾重新排印了这本书，上海书店也影印过，算是弥补了一个空缺，但还不知道在大陆的读者中间，这本书发挥过什么效用？
　　当年，令俊收集到许多作家书简，在编集的时候，还留下了不少暂时不便发表的资料。一九五二年间，他曾和我谈起，打算收集一九四○年代的作家书信，加上他在三十年代编余的资料，再编一本续集。后来，经过几次政治运动，这本续集始终没有编成。
　　但那些资料却至今还在他的文件筐中。现在，他的长女海珠把那些书信整理清楚，并加入一些新得的资料，编成一本《现代作家书简二集》，以完成她父亲留下的工作。
　　不定名为“续集”而名为“二集”，这说明海珠对这个工作有兴趣、有计划。她还打算收集从五十年代以来的作家书信，编成三集、四集……作为新文学史料的第一手研究资料。
　　我以为海珠这一工作是极有贡献的。
　　海珠要我写一篇序文，义不容辞，我答应了。但是好久写不出来，因为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可以补充鲁迅的序文。现在我只能把她父亲当年开始编此书的情况谈谈。我认为，令俊当年选了一个不朽的编书题目。
　　他那本书信集，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时间愈久，愈有用处。它的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将与周亮工的三部《尺牍新钞》比美。海珠继承父亲的遗志，将努力于作家书信的编集工作，可谓“中郎有女”，也是值得赞扬的。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域外诗抄》序引
　　《域外诗抄》预告了五年，今天总算编定了。从收集、润色、抄写到编定，足足费了我四年时间，在我所曾印出的单行本著译中，这一本算是最难产的了。但是，五六十年间，随时即兴译出的外国诗篇，居然能编成一集，并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为我印行，在一九八○年前，还是我不敢设想的。
　　从新文学运动中产生的我国的新诗，经过许多诗人的探索和尝试，已经逐渐地在走向世界。现在我们的新诗，在很大成份上已摆脱了旧诗的拘束，而分别和外国的诗坛合辙了。英、美、德、法、俄罗斯和苏联，乃至日本，这些国家的近代诗人，对我们的新诗人都有过影响。我这本译诗集，能够列入《诗苑译林》；与众多的译诗同志一起，对外国诗尽一点介绍之责，对青年诗创作者提供一些借鉴的参考资料，我私心引为荣幸。
　　这一本集子是按照我翻译的年代先后编定的。英国和美国两部分是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五年间所译，那时正是意象派流行的时候，我也喜欢这一流在美国被称为“新诗”的作品，因而我所译的大多是意象派的诗。
　　抗战期间，在长汀厦门大学，看到几本希腊诗，于是也选择了几十首。
　　抗战胜利回到上海，得到一本英译的波兰诗选，于是又译了不少波兰诗，在上海《大晚报》副刊上发表过一部分。一九五○年代，读外国诗不多，但碰到一些介绍西班牙诗歌的译本，又随手译了几十首。一九六○年代，忽然又对外国诗热心起来，想编译几种外国诗选，第一个计划是选译法国和比利时的象征派诗，于是就动手选择，打算译满一百首，就可以编一个集子。岂知“浩劫”从天而降，一百首没有译满，非但诗兴阑珊，连已译成的稿本也被抄去了。今年，正在抄写失而复得的法国诗和比利时诗，无意中看到一本《丹麦诗选》的英译本，诗兴复萌，重理故业，又译了十八首。我现在按照这样一个译诗的历程编定我的译诗集，作为我译诗经验的里程碑。诗是不可能翻译的，尤其不能从译本中再译。我译英、美、法、比四国的诗是从原文译的，但我还不敢自信已译得不失原意。有些是对原诗还没有完全了解，有些是我的外文水平不够，没有看清诗意的结构。我看过外国人译的中国诗，有许多译文使我失笑。以彼例此，我就决不敢自许我的译文了。法国诗有许多英译本，对读之下常常发现它们不能完全契合。英译本往往改变原意或增加词语，如果我从英译本转译，和原诗的差距必然更大。法国人译的英、美诗，也同样有此情况。我译的古希腊、波兰、西班牙、丹麦诸国的诗，均从英译本转译，也就只对英译本负责。
　　关于译诗技巧的理论与实践，也有过许多不同的观点。有人主张要照顾到原诗的音节和押韵法，原诗每行用十二音节的，就译成十二个汉字，用十个音节的，就译成十个汉字；韵脚也要依照原诗的用韵法，改成汉字韵脚。有人主张原诗的诗意结构或语法结构都应当保存，故应当一行一行地直译。我以为这些观念，都不很适当。一首诗的美，存在于四个方面：音节、韵法、辞藻、诗意。前面三项都属于语言文字，这是无法翻译的。我们翻译外国诗，恐怕只能要求最忠实地译出其诗意。我对于自己的译诗工作，也只希望能做到传达原意。如果不懂外文的读者，可以借此了解一点外国人的思想、感情的表现方法，也就可以满足了。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五日
　　《花间新集》序
　　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是我热中于词学的时期。白天，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在一些日常的本职任务之外，集中余暇，抄录历代词籍的序跋题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词学的评论史料最少。
　　虽然有唐圭璋同志以数十年的精力，编集了一部《词话丛编》，但遗逸而未被注意的资料，还有不少。宋元以来，词集刊本，亡佚者多，现存者少。尤其是清代词集，知有刻本者，在一千种以上，但近年所常见者，不过四五百种。历代藏书家，都不重视词集，把它们与小说、戏曲归在一起，往往不著录于藏书目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仅著录了词籍八十余部。因此，我开始收集词集，逐渐发现其序跋中有许多可供词学研究的资料。于是随得随抄，宋元词集中的序跋有见必录，明清词集中的序跋，则选抄其有词学史料意义的。陆续抄得数十万言，还有许多未见之书，尚待采访。
　　晚上，在家里，就读词。四五年间，历代词集，不论选本或别集，到手就读，随时写了些札记。对于此道，自以为可以说是入门了。我以为，唐五代的曲子词，是俗文学。
　　《云谣集》是民间的俗文学，《花间集》是文人间的俗文学。这种文学作品的作用，是为歌女供应唱词，内容是要适应当时的情况，要取悦于听歌的对象。作者在写作这种歌词的过程中，尽管会不自觉地表现了自己的某些思想情绪，这是自然流露，不是意识到创作目的。因此，唐五代词的创作方法，纯是赋体，没有比兴。文人要言志载道，他就去做诗文。词的地位，在民间是高雅的歌曲，在文人间是与诗人分疆域的抒情形式。从苏东坡开始，词变了质，成为诗的新兴形式，因而出现了“诗余”这个名词。又变了量，因而衍为引近、慢词。我们很难说，苏东坡是唐五代词的功臣呢，还是罪人？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一九六三年，用《花间集》曲子词的规格体制，选了一部宋人小令集，名曰《宋花间集》。一九六四年，又选了一部《清花间集》，使埋没隐晦已久的《花间》传统，在这两个选本中再现它的风格。在历代诸家的词选中，这两个选本，可以说是别开蹊径的了。
　　这两本选稿，我保存了二十多年，作为自己欣赏词的一份私有财产，仅在少数友好中传阅过，从来不想公开发表，因为怕它不合于当今的文学规格。去年，浙江古籍出版社的赵一生同志和王翼奇同志连袂来访，得知我有此稿，他们表示愿意为我印行，至少可以扩大读者群，让我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我感谢他们的好意，便同意把这部书稿印出来，为古典文学的读者开辟一个视野，为我自己留下一个文学巡礼的踪迹。双方多少有些效益。当此发稿之时，咏唐人诗：“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心里还不免有些顾虑。这两个选本，虽然够不上“风流高格”，确也不是“时世梳妆”，为此，写了这篇总序，向读者说明我选编此书的渊源。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日
　　《四婵娟》注释本序
　　浦汉明寄来她编注的洪？P思《四婵娟》剧曲，打算印行，要我写一篇序文。这可使我为难了。近年来，我虽然为老朋友或年轻人的著作写过几篇序文，但那些著作都是我熟悉的，写序文多少总有话可说。现在这部著作是古典戏曲，这一行的书，我已整整四十年没有涉猎了。虽然在六十年代还在教室里给学生讲过《长生殿》的《骂贼》和《闻铃》，总的说来，我对古典戏曲始终是外行。这篇序文，我踌躇了三个月，不知该如何落笔。
　　《四婵娟》是洪？P思的一组小品剧作。他摹仿徐文长的《四声猿》，以四个杂剧，统率在一个剧目之下，成为一个组剧。它和《西厢五剧》不同，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戏剧形式。《四声猿》我在年轻时看过，《四婵娟》现在才看到。洪？P思写了四十多本传奇、杂剧，著名而盛行的只有一本《长生殿》。《四婵娟》极少上演，早已成为仅供阅读的曲本，而刻本也流传极少。郑振铎曾得到一部，编印在《古本戏曲丛刊》中，这已是一九五○年代的事。《古本戏曲丛刊》一共出了四集，每集售价一百元。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图书馆收藏此书，都作为善本书处理，因此又不是一般人能借阅。现在，汉明把它抄出来，加以注释，并冠以一万余言的序论，谋求排印，使它成为大众可得的读物，这个工作，已经值得赞扬了。她为洪？P思做了一件好事，为古典戏曲的研究和欣赏者做了一件好事。
　　翻阅汉明这部文稿，使我想起了她的父亲，清华大学中文系已故教授浦江清。江清是我的松江同乡，我们在中小学阶段均曾为同学，又是最相知的朋友。从小学到中学，我们几乎无日不在一起。中学毕业后，江清考入东南大学，我考入之江大学，从此，我们只有在暑假回家时有一个月的聚会。大学毕业后，江清在清华大学当陈寅恪先生的助教，我在上海当亭子间作家，此后的岁月，我们就比较疏远，连通信也没有过去的勤了。
　　江清在东南大学原是修英国文学的，进了清华园以后，逐渐放弃英国文学而热中于古典文学。在陈寅恪先生的影响下，他的研究方法也走上了考证的道路，于是他写出了《八仙考》和《花蕊夫人宫词考证》。
　　同时，听说他又对元明戏曲发生了兴趣，这或许是受了王国维、吴梅的影响。不久，又听说他非但深入到戏曲研究，而且还很高兴唱曲子。他和俞平伯、朱自清、陈岱孙等人办了一个谷音曲社。
　　一九三三年，江清在清华任教已满五年，照例可以休假一年，并以公费出国游学。
　　他决定到英国去，暑假中到上海来候船，住在八仙桥青年会，于是我和他又有了晤谈几天的机会。有一天，我看见他的旅行包里有一支笛。
　　我心想：你到英国去还要吹笛子吗？
　　岂知他到了英国，不但在寓所里吹笛，还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中忽然唱起昆曲来，惹得同车的英国人以为他是一个中国疯子。
　　一九三九年，清华、北大都迁到昆明，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江清也来了。当时我和吕叔湘都在云南大学。于是我们在翠湖旁边的承华圃街合租了几间民房作为宿舍。在这一段岁月中，我经常听到江清在屋子里吹笛拍曲。
　　今天看了汉明的文稿，她父亲的曲迷风度又浮现在我眼前，想不到他有一个女儿，也喜欢研究古典戏曲，能继承她父亲的爱好和工作，这真可以说是“中郎有女”，能传家学，岂非也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
　　给人家的著作写序文，尽管有各种不同的写法，话题总离不了这本著作或其作者。
　　现在我在这两方面都已谈到，似乎可以说完成了任务。那么，就算它是一篇序文，不知自愧地让它放在卷首吧。
　　一九八七年十月三十日
　　《戴望舒诗全编》引言
　　戴望舒生前印过四本诗集。第一本是《我的记忆》，一九二九年四月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水沫书店是刘呐鸥、戴望舒和我合作经营的一个小出版社。当时我们都是文学青年，年少气盛，想介绍一点外国文学，也想自己创作一点文学作品，每天总得动动笔头。可是积稿甚多，总是很不容易找到肯为我们印行的出版商。一赌气，我们就自己办起一个出版机构。刘呐鸥出钱，我和望舒出力，我们劳资合作，首先印了我们自己和朋友的创作，定名为《水沫丛书》。二年之间，印出的诗集有望舒的《我的记忆》和姚蓬子的《银铃》，小说集有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我的《上元灯》和徐霞村的《古国的人们》。
　　望舒的诗，虽然已在《小说月报》等文学刊物上发表，开始引起文艺界的注意，但是他的诗集还送不进上海几家新文学书店的大门。第一是因为诗集的销路打不开，第二是因为作者的名声还不够。我们自办书店，印出自己的作品，可以说是硬挤上文坛。望舒的《我的记忆》，也是硬挤上诗坛，书虽印出，还能说是有了客观的需要。
　　《我的记忆》出版之后，在爱好诗歌的青年读者群中，开始感觉到中国新诗出现了一种新的发展。望舒的诗，过去分散发表在不同的刊物上，读者未必能全都见到，现在结集在一本诗集中，它们的风格呈露了。
　　在当时流行的新月派诗之外，青年诗人忽然发现了一种新风格的诗。从此，《我的记忆》获得新诗读者的认可，标志着中国新诗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
　　水沫书店因淞沪抗日战争发生而歇业，《我的记忆》和其他的书都绝版了。一九三二年，我在现代书局编《现代》文学月刊，为望舒发表了新的诗作和《诗论零札》，在青年诗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各地都有人向书店中访求《我的记忆》，可是已无书供应了。于是我请望舒再编一本诗集，列入我编的《现代创作丛刊》，由现代书局出版。
　　我的原意是重印《我的记忆》，再加入几篇新作诗就行了。岂知望舒交给我的题名《望舒草》的第二本诗集，却是一个大幅度的改编本。
　　他把《我的记忆》中的《旧锦囊》和《雨巷》两辑共十八首，全部删汰，仅保留了《我的记忆》一辑中的八首诗，加入了集外新诗，共四十一首，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印出，杜衡为撰序文。
　　《望舒草》的编集，表现了望舒对新诗创作倾向的最后选择和定型。
　　在《我的记忆》
　　时期，望舒作诗还很重视文字的音韵美，但后来他自我否定了。他的《诗论零札》第一条就是“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
　　为了符合他的理论，他编《望舒草》的时候，才完全删汰了以音韵美见长的旧作，甚至连那首脍炙人口的《雨巷》也不愿保留下来。这样，《望舒草》就成为一本很纯粹、很统一的诗集。无论在语言辞藻、情绪形式、表现方法等各方面，这一集中的诗，都是和谐一致的，符合于他当时的理论的。这本诗集，代表了戴望舒前期诗的风格。
　　现代书局于一九三五年歇业，《望舒草》也绝版了。上海杂志公司老板张静庐，曾经是现代书局的经理，知道望舒的诗能有销路，他就请望舒再编一本诗集应市。这时候，望舒从法国回来不久，住在上海，未有工作，没有固定收入，可是已结婚成家，又碰上父亲故世，有老母要养，因而生活相当窘迫。幸而承胡适之为他介绍给中英文化教育基金会，请望舒从西班牙文译《堂·吉诃德》①，迷。每月交译稿三万字，基金会每月付他预支稿费二百元。依赖这一笔收入，望舒的生活才得安定下来。
　　可是每天一千字的译文加详注，要占了大半天时间，此外，他还在很高兴地办《新诗》月刊，计划印行《新诗丛书》，自己就反而没有诗了。
　　编第三本诗集，不得不把《我的记忆》中被删汰的十八首又全部收进去，加上《望舒草》和五六首新作，一共六十三首，题名《望舒诗稿》，于一九三七年一月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这本诗集出版的时候，我不在上海。当年八月，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我到昆明去了，直到八年以后，胜利复员回上海，才得到一本。这本《诗稿》的“目次”页上，第一篇是《自序》，但书中并无序文。我查了四五个印本，都无序文。可知是急于出版，来不及等作者的序文，而目录上却没有删掉。
　　《望舒诗稿》不是一本理想的结集。在作者，它是为微薄的生活补贴而编的；在出版商，它是为“生意眼”而印的。因此，要求内容多些，印刷快些。全书的排字、校对，都很草率，误字、夺字不少。也有一些文字似乎是作者自己改的，我觉得有几处改得反而不及原作。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七年，望舒旅居香港，他的诗都发表在香港报刊上，我很少见到。一九四八年，他回上海，把战时所作诗二十五首，编为《灾难的岁月》，由上海星群出版社印行。这是他的第四本诗集。
　　望舒在香港，在一个文化人的岗位上，做了不少反帝、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文化工作。他翻译了西班牙诗人的抗战谣曲，法国诗人的抵抗运动诗歌。他自己的创作，虽然艺术手法还是他的本色，但在题材内容方面，却不再歌咏个人的悲欢离合，而唱出了民族的觉醒，群众的感情，尤其是当他被敌人逮捕，投入牢狱之后，他的诗所表现的已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了。
　　望舒作诗三十年，只写了九十余首，论数量是很少的。但是这九十余首所反映的创作历程，正可说明“五四”运动以后第二代诗人是怎样孜孜？L？L地探索着前进的道路。
　　在望舒的五本诗集中，我以为《望舒草》标志着作者艺术性的完成，《灾难的岁月》标志着作者思想性的提高。望舒的诗的特征，是思想性的提高，非但没有妨碍他的艺术手法，反而使他的艺术手法更美好、更深刻地助成了思想性的提高。即使在《灾难的岁月》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像《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待》这些诗，很有些阿拉贡、爱吕雅的影响。法国诗人说：这是为革命服务的超现实主义。我以为，望舒后期的诗，可以说是左翼的后期象征主义。
　　望舒于一九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北京病故。一九五七年四月，人民文学出版社请艾青选编了一本《戴望舒诗选》。这个集子是从《望舒诗稿》中选录了二十三首，从《灾难的岁月》中选录了二十首，合共四十三首，有艾青的序文。在当时的文艺气候中，这个集子是选得很妥当的，可以看到望舒诗艺的整个历程。这是望舒的第五本诗集，他自己不及见到的。
　　① 望舒译作《吉诃德爷》。此书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没有译完。
　　一九五七年以后，由于政治波涛的几度腾涌，文艺路线愈“左”愈窄，望舒的诗被冷落、被埋没了几乎二十年。但是，有一位台湾诗人痖弦，却在七十年代编出了一本《戴望舒集》，以应海外读者的需要。可知在这一段时期，望舒的诗不行于大陆，却为海峡彼岸的青年诗人所重视。这是望舒的第六本诗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出现了新的气象，文艺界也生动活跃起来。有许多新的青年诗人涌出，大胆地突破旧教条的枷锁，写出了现代型的新诗歌。于是就有人想起了戴望舒，要找他的诗集来参考和借鉴，也有不少学者，在搜集他的有关资料，作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工作。
　　青年诗人周良沛费了不少精力，搜集望舒的全部诗作，共得九十二首，编为《戴望舒诗集》，保留了艾青为《诗选》写的序文，又请卞之琳写了新序，卷尾有周良沛的《题记》，详细叙述编辑这本诗集的经过情况和校读观感，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八一年一月印行。这是望舒的第七本诗集，可以说是最完全的诗集。可惜的是，此书排字、校对太草率，有许多误字、夺字，甚至有遗漏一整段的。
　　一九八三年，香港三联书店希望有一本戴望舒的选集，列入他们的《现代中国作家选集》丛书，委托我和应国靖从事编纂。当时我病住医院，精力不济，无法多动手。因此，除了写一篇《引言》，并提供一些资料之外，所有的工作都是应国靖做的。这是戴望舒的第八本诗集，书名就称《戴望舒》。虽然列入选集丛书，实已收入了全部诗作。
　　此书已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在香港出版，不久将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一个国内版。
　　望舒初期的诗，有很浓厚的中国古诗影响。及至他沉浸于法国诗，才渐渐地倾向欧洲现代诗，竭力摆脱中国诗的传统。他一边翻译介绍外国诗，一边从中吸收自己所需要的养料。湖南人民出版社从一九八一年开始编印了一套《诗苑译林》，委托我收集望舒的译诗，编一个集子。
　　我很高兴地接受这个任务，花了一年时间，编出了《戴望舒译诗集》，在一九八三年四月出版。
　　从这个译诗集，我们可以看出望舒的译诗工作是和他的创作互为影响的。初期的戴望舒，从翻译英国颓废派诗人道生和法国浪漫派诗人雨果开始，他的创作诗也有些道生和雨果的味道。中期的戴望舒，偏爱了法国的象征派诗，他的创作诗就有些保尔·福尔和耶麦的风格。后期的译诗，以西班牙的反法西斯诗人为主，尤其热爱洛尔迦的谣曲，我们也可以在《灾难的岁月》中，看到某些诗篇具有西班牙诗人的情绪和气质。
　　《戴望舒译诗集》首先是研究戴望舒创作诗的参考资料，其次才是作为一本优秀的译诗集，为文艺读者介绍外国诗歌。最近香港报上有人评介这个译诗集，也曾将望舒的译诗和创作进行比较，而认为读了此书，“好像读到了比其他译诗集更多的东西。”①戴望舒，作为一位新兴诗人，成名于三十年代初。他的三本诗集也都是出现在三十年代。它们虽然极为文学界所注目和赞扬，它们的风格也确曾影响了许多同时代诗人，但是这几本诗集都只印了一、二千本。
　　① 见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七日香港《星岛晚报》载叶彤作《翻译与表达》。
　　四十年代出版的《灾难的岁月》听说只印了五百本。这些诗集如果能够卖完，已经算是新诗集的畅销书了。《戴望舒诗选》出版于一九五七年，正是批判胡适、胡风、《红楼梦》研究的高潮刚才退落，反右的大浪正在涌起，解放前一切文艺作品没有人读的时候，这本诗集却静悄悄地印行了一万八千五百本。一九八一年的四川版《戴望舒诗集》，初版印八千五百本，同年十二月再版，累计到三万八千本。听说后来有三版本，不知印了多少。《译诗集》的初版也印了四千二百二十本。
　　这一系列数字，说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三十年间，文艺书的一般读者和文学研究工作者，青年诗人，猛增了三四十倍。这岂不是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的现象吗？可悲的是，望舒已不能知道，他的诗，非但没有被时代所淘汰，反而使他的声誉更盛于生前。
　　浙江文艺出版社有一个计划，要为本省诗人印出一系列的“全编”。
　　已出版的第一种《徐志摩诗全编》，获得读书界的高度评价。现在打算将戴望舒的创作诗、译诗和关于诗的一切杂文零札，汇入一编为《戴望舒诗全编》。我以为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对望舒诗的爱好和研究者、图书馆和藏书家，都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刘大白选集》序
　　一九二四年九月至一九二五年七月，我是上海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上海大学是一所新创办的貌不惊人的“弄堂大学”，上海人称为“野鸡大学”。但它的精神却是全国最新的大学。在中国新文学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它都起过重要作用。我在这所大学的非常简陋的教室里，听过当时新涌现的文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讲课。时间仅仅一年，这一群老师的言论、思想、风采，给我以至今忘不掉的印象。
　　刘大白先生也在上海大学兼任过教职。他每星期来授课二小时。他讲古诗，提倡做新诗；他讲古文，提倡做白话文。
　　这些讲稿，大约就是后来出版的《白屋说诗》和《白屋文话》中的内容。他把桐城派、八股秀才的文章斥为“鬼话文”，但仍很推崇韩、柳、欧、苏等唐宋古文大家。
　　从一九一七年《新青年》杂志爆发出来的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各大都市的大中学校的师生。上海大学的教师，如中文系的沈雁冰、田汉、方光焘，社会学系的恽代英、瞿秋白、施存统等，都是第一代的革命思想家，年龄都不满三十岁。
　　在学生眼里，他们都是最新的人物。田汉讲雨果的让·华尔让，讲梅里美的嘉尔曼，讲歌德的迷娘。沈雁冰讲希腊戏剧和神话，方光焘讲厨川白村和小泉八云，瞿秋白讲十月革命，恽代英讲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民主主义，学生都很有兴味。但陈望道讲修辞学，胡朴安讲文字学，邵力子讲中国哲学史，虽然是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课，学生却并没有热忱。
　　刘大白先生当时已四十五岁，在上海大学教师中，年龄最高，加以刘先生的一头灰白头发，一架深度近视眼镜，一副瘦削枯瘁的仪容，尽管刘先生讲古诗、古文都用新的观点，在学生的印象中，他似乎还是一位冬烘老旧的人物，和上海大学的精神不很相称。
　　那几年，刘先生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新诗，第一本诗集《旧梦》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和胡适的《尝试集》、康白情的《草儿在前集》、俞平伯的《西还》等都属于新文学史上第一代的新诗集。这些诗集的共同特征是还没有完全摆脱旧诗词的牢笼，读起来还是半解放的旧体诗词。在思想性的表现上，一点人生感喟，一点社会批判，还是从旧诗中某些现实主义作品折射出来的悲天悯人观念，没有超越仁道主义。因此，这一代诗人的作品，要不了三五年，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在诗坛上让位给郭沫若的《女神》了。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我国的政治、社会、文化，都以高速度同步发展。每一个新思潮掀起以后，来不及扩大，就被后一个浪潮摧散了。
　　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间的作家作品，至今多数已不很有人知道。即使鲁迅的小说，也只有文学史家还在钻研。刘大白先生同样也没有人提及了。
　　在回忆刘大白先生和第一代新文学前辈作家的时候，我偶尔有一些感想。举个例来说，王、杨、卢、骆，号称“初唐四杰”，但他们的作品，到开元、天宝年间，已经为后辈文人所诋毁。尽管有杜甫出来为他们鸣不平，颂扬他们的作品还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但也不能不承认它们是业已过时的“当时体”。由此可见文学的风尚，不能不随时代为转移。在时代的车轮急剧改辙的时候，一种文学风尚的流行期也极为短促。赵瓯北诗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用这两句诗，验之于我们的现代文学，似乎已有些夸张了。从一九一七年以来，我们的新文学家不断有新作品问世，蜚声文坛，领袖风骚的，极少有维持到数十年之久的。多数作家，也像运动员或歌星舞女一样，不过占了十年的时运而已。由此又可知，文学也需要一个稳定的时代和社会。“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又不免为同时代和下代作家的命运感到悲哀。
　　萧斌如同志近年来致力于文化史研究资料的纂辑工作，《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是她最初的贡献，对近百年文化史的研究者有很大的帮助。一九八四年，她又编出了一本很详尽的《刘大白研究资料》，使我惊异于刘先生著作方面之广，数量之多。今年她又从刘先生全部著作中选出部分重要作品，编成《刘大白选集》，拿稿本来给我看，要我写一篇序文。这使我重新又回忆起刘先生，他的课堂讲授的姿态历历犹在眼前。一半是由于新文学诗文的风尚转移得太快，一半也由于刘先生过早地病逝，使他的声望和著作没有获得广泛的较长久的流传。萧斌如同志这部选集，不但为新文学史研究者提供一份几乎已经晦迹的重要史料，也可能有人由此而对刘先生在初期新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出新的评价。我相信这是萧斌如同志又一次卓有成效的贡献。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日
　　《十年创作集》引言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我结束了大学生活，走入社会。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我的职业是中学语文教师、书店编辑、文学刊物编辑。
　　我的业余工作是写诗、写小说，翻译外国文学书。我热心于做作家，以文学创作为我一生的事业。在那一段时期，我把我所写的诗和小说看作是我文学创作道路的起点。在主题选择和创作方法等各方面，我还在摸索阶段。我想逐步地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创造自己的文学风格。
　　度过三十岁生辰，我打算总结过去十年的写作经验，进一步发展创作道路，写几个有意义的长篇小说，以标志我的“三十而立”。我计划写一本《销金锅》，以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为背景，写当时的国计民生情况。正在累积史料，动手写起来，想不到爆发了抗日战争。我的职业变了，生活环境变了，文学创作的精神条件和物质条件也都变了。
　　流离迁徙于大后方整整八年，我只写了一篇与抗战有关的小说，自己读过一遍，觉得对抗战没有什么效益，我封笔了。
　　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回到上海，仿佛涸辙之鲋，返回长江大河，重新获得跃浪腾波的条件。原以为可以继续过去的创作生命，抓起笔来再写。又谁知内战突起，社会秩序大动荡，生活气氛大紧张，绵延五六年，天时，人和，都不是安居写作的环境。这一段时期中，我只写了几篇杂文。也曾计划写一个长篇《浮沤》，以记录抗战八年的社会生态，只写了几段，无法完成。
　　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从属于政治，五十岁左右的作家几乎都自叹才尽，无法效命，不得不让青年人出来主宰文坛。这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逐旧人”。我才知道：我的创作生命早已在一九三六年结束了。
　　文艺作品，和妇女的时装一样，它们只反映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精神面貌。时过境迁，时装换了新样，文艺作品也在推陈出新。只有少数几位杰出的伟大作家，如但丁、莎士比亚、赛文提斯、哥德、托尔斯泰等人，据说他们写的是人间永久的主题，所以他们的作品能够历万古而常新。在一九三○年代的中国新文学作家中，我只是一个小卒子，何敢希望高攀伟大作家？我的那些作品，也正是当时文学界的几点浮沤，转眼之间，便自然破灭，我也视为当然，并无遗憾。出于我意外的是，近几年来，我的那些尸居余气的作品，会有文艺批评家、文学史家和青年作家们从灰积尘封的图书馆书架上找出来，像鉴赏新出土的古器物那样，给予摩挲、评论或仿制。严家炎教授根据五十年前适夷同志的分类法，把我的作品归入“新感觉派”，承认它是现代文学流派之一，是具有现代文化的代表性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李欧梵教授在台湾的《联合文学》上介绍我的旧作，封我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此外，还有吴福辉、余凤高、施建伟等好几位文论家，都为我写了专论，称许我是在文学上首先动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方法的作家。诸如此类的不免有些过分的虚誉，使我常常感到受宠若惊。
　　一九八○年至今，我的作品已有十多篇被选入各种选集。《善女人行品》、《将军的头》两个集子已由上海书店用原本影印。但仍有不少文艺工作者和读者来信，要我供应文本，无论是借阅或代购，因为他们无法从各地图书馆中找到。也有些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外国学者，需要我的作品，以资参考。对于这许多厚爱的读者和朋友，我都无法应命，因为我的作品，连我自己也久已不存一本了。现在，承蒙作家出版社为我印行一个几乎包括我全部创作小说的结集，给国内外好奇的读者和文艺工作者以方便，也使我有机会润色一下语言文字，并改正旧本的许多误字。出版社的这一份好意，我很感激。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六年，我写的短篇小说，一共印出过九个单行本：江干集自费印一九二三绢子姑娘上海亚西亚书店一九二八追上海水沫书店一九二九上元灯上海水沫书店一九二九将军的头上海新中国书店一九三二梅雨之夕上海新中国书店一九三三李师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一九三二善女人行品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一九三三小珍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一九三六《江干集》是我青少年时期的描红练习。《绢子姑娘》和《追》这两本作品，都是摹仿多于创造，也是一个文艺学徒的习作。《李师师》是一个小册子，全文已收入《梅雨之夕》。《小珍集》以后，还写过十多篇小说，没有机会结集起来印单行本。总计我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三六年这期间，一共只写了八、九十个短篇，产量实在不多。
　　我把自己的创作生命从一九二六年算起，因为《上元灯》这一篇作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六年因抗日战争而封笔为止，足足十个年头。
　　我淘汰了《上元灯》以前的一些太不像样的作品。《小珍集》以后的那些发表在刊物上的作品，至今还无法收全，现在编定五十五篇，题为《十年创作集》，虽说它包括了我的全部创作小说，事实是我自己可以肯定的“全部”。
　　为了出版发行的方便，这个《十年创作集》将分印为二册，每册各自另定书名。书名未必用以概括内容，仅仅是取其新异，容易在书市上吸引注意。这是属于文化事业的广告技术，请读者不要“以辞害意”。
　　这里，顺便向慨然为我重印这些旧作品的作家出版社致谢。还要向孙可中、刘小沁两位编辑同志致谢，没有她们耐心地代我做了许多繁琐的编校工作，这两本书恐怕不可能及时出版。此外，我还该向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应国靖同志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的陈子善同志致谢，因为他们帮助我搜到许多集外作品。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逸梅选集》序
　　二十年代初期，苏州有一群青年，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团，名为星社。
　　范烟桥、程小青、姚赓夔（苏凤）、蒋吟秋、郑逸梅，都是这个文社的中坚人物。同时，杭州也有一个文学青年的结社，名为兰社，发起人是戴梦鸥（望舒）、张无诤（天翼）、叶为耽（秋原）、戴涤原（杜衡），他们都是杭州人。我是一年之后加入的，当时我在之江大学肄业。
　　这两个社的青年都想以文学创作挤入上海文坛，先在本地造成声势，然后各向上海的报刊投稿。其时新文学运动的影响还局限于北京一些高等院校的圈子里，没有推动到上海。上海的文坛，还是鸳鸯蝴蝶派的天下。因此，这两个文社的社员，可以说都是鸳鸯蝴蝶派的青年团员，桴鼓相应，互通声气。我和望舒还特地到苏州去访问星社同人，在闾门酒家、吴苑茶室举行了两天的联欢，我和逸梅就在此时开始了友谊。
　　一二年以后，两社社员大多到了上海。这时新文学运动已在上海展开，《新青年》在上海办了书店。《小说月报》的编辑由恽铁樵改为沈雁冰（茅盾）。
　　创造社同人在上海印出了《创造季刊》。兰社同人多数转向新文学，星社同人则多数挤入了鸳鸯蝴蝶派的报刊。我和望舒、杜衡加入了共青团，办书店。姚苏凤和逸梅在上海办报纸，程小青在苏州写霍桑侦探案。两社同人从此便分道扬镳，在不同的文艺社会中，各奔前程，虽然同在上海，却难得见面。
　　直到一九六○年，我早已结束文学创作生涯，逸梅也早已无报纸可办。鸳鸯蝴蝶派已成文学史的名词，新文学作家已换了三四代，于是我和逸梅逐渐恢复交往。彼此有了共同的朋友：老一代的文史学者、书画、艺术家；有了共同的兴趣：书画文物。不意一场“浩劫”，又使我们的交往隔阂了十年，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才再度继续往来。现在则彼此都已成皤然一老，书札往复，代替了登门造访。这是我和逸梅六十年间的友谊历程，正好反映了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聚散离合的因缘。
　　逸梅厕身报界，是新闻记者，但他写的文章，大多报道许多文人、学者、艺术家的遗闻轶事，不是新闻。因此，他自称为“旧闻记者”。
　　他办报，主要是编辑来稿，遇有版面空白，才不得不写一二条短文随笔，填补空白。于是他又以“补白大王”著名于报界。“旧闻记者”是逸梅的自我讽刺，“补白大王”却不免有些贬意。因为一般人都以为报刊的补白，都是无足重轻的文字。
　　一九七四年，逸梅八十寿辰，我曾赋一诗奉贺。其中有云：君于翰墨有独嗜，搜罗文献常拳拳。
　　百年掌故了如指，耆旧风流舌粲莲。
　　短书小记亦《世说》，时人不识刘临川。
　　这是我提出的一个新观点。我以为逸梅的著作便是当代的《世说新语》。向来研究古典文学的人，无不推崇临川王刘义庆的《世说》，认为是南北朝文学中的重要作品，直到明清二代，还有许多摹仿作品：《续世说》、《今世说》。有些人不知道中古文学中曾有过这种文学型类，刘义庆的《世说》也还不是唯一的作品，在它以前，已有过郭颁的《世语》。如再上探其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论语》、《孟子》。不过那些作品，偏重于记言，而逸梅的笔下则偏重于记事，其本质和意义原是一样的，所以我说时人轻视逸梅的补白文字，无异于不认识刘义庆的《世说》。
　　近几年来，我这个观点大约已为许多文艺界和出版社的朋友们所认可。逸梅平生发表过的补白，已经不少，加以解放以来随时札录，未曾发表的，尤其是积稿满箧。各地出版社先后已为他印出了二十多种，极受读者欢迎，至少都以为是一种近百年间不见经传的文学史料。由此可知，我那句诗“时人不识刘临川”，应当作废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要为逸梅印一个选集，逸梅要我为他写一个序，因为老朋友中间今天还健在而还能动笔的，只有我一个了。为此，我不能不写这篇序，借此记录我和逸梅的交往经历，并且阐述了我对他这些作品的评价。我以为这是一种当代的《世说》，有文学价值，更有文史资料价值，虽然不属于新文学史。
　　一九八九年
　　《徐芳诗集》序
　　在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间，北京出现了一位女诗人徐芳。在北京的几个文学刊物和天津《大公报》的《文学副刊》上常有她的诗，据说是北大学生，胡适教授很欣赏的，一时声名鹊起。
　　一九三八年，我在昆明。清华、北大的师生陆续来到云南，一部分先到蒙自，一部分到昆明。有一天，我去看沈从文。他对我说：“徐芳来了。”
　　我和李长之都在云南大学，同住在一个宿舍里。我住楼下，长之住楼上，早晚都在同桌进餐。一天午饭时，长之对我说：“徐芳来了。”
　　一二天之后，我在翠湖公园散步，遇到一群人，其中有沈从文，是我唯一认识的人。
　　从文为我介绍了其中的二人，一个是吴雨僧（宓）教授，一个是徐芳。吴先生还特别申明了一句：“女诗人徐芳。”
　　这样，我认识了当时大名鼎鼎的女诗人徐芳。
　　后来才知道，她和李长之很熟，她一到昆明，就来看长之，我们的宿舍，她已来过好几次，可我不知道。
　　一九四○年，我离开昆明，跑到福建，和战时文化中心完全隔绝。
　　西南大后方的文化动态，很难知道，徐芳也从我的记忆中暗淡下去。
　　一九八七年，偶然有人告诉我，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有一个女教师，名叫徐芳，作新诗很可注意。我大吃一惊，怎么？又一个女诗人徐芳！
　　赶快去找她的诗来看。不多，只见到几首，显然，不是三十年代那个徐芳的诗了。
　　不久，徐芳来了。于是我认识了八十年代的女诗人徐芳。
　　现在，徐芳要印出她的第一本诗集，来找我写序文，并且送来了她的全部诗稿。我读她的诗，觉得这篇序文不容易写。但也不愿辞却这个任务，因为我很想利用这个好机会谈谈新诗。从三十年代女诗人徐芳的诗谈到八十年代女诗人徐芳的诗。
　　这里有五十年之久的文学代沟啊！
　　近年来，文学史家喜欢为“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区别流派。新诗方面，有初期白话诗派，新月派，现代派，后现代派，这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诗派，应当还有一个左翼派，可是似乎还未定名。一九五○年到一九八○年这三十年间的诗，还没有人分流派，大约是混然一体的独流，无派可分。从一九八○年开始，忽然出现了一个新的诗派，被称为“朦胧派”。
　　以舒婷、顾城、北岛等为先驱者的一群青年诗人，从一九七九年起，先后大量发表了一种新风格的诗。这种诗，有三四十年没有出现在中国的文学报刊上了。最初，他们的诗还仿佛是在继承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传统，但很快地他们开拓了新的疆域，走得更远，自成一个王国。许多青年读者，一部分老年读者，久已习惯于三十年来文从字顺，大声疾呼的正统诗，一旦遇到这一流似通非通，似可解又不可解的诗，不免瞠目结舌，感到无法接受。少数勇敢的保守者，直言不讳地予以痛斥，认为是诗魔。更勇敢的索性运用政治批评，认为是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但大多数人，还只是微笑地称之为朦胧诗。
　　朦胧诗这个名词，显然含有贬义。但朦胧毕竟不是完全看不清楚，这个名词也还留着回旋的余地。近两年来的青年文学批评家似乎已认可这个名词，同意用它来标志这一群诗人的作品。因此，这个诗派名词，在将来的文学史上出现，不应该再含有贬义。
　　不过，我个人是不愿意使用这个名词的。我认为，朦胧或不朦胧，都是诗的创作手法，语文表现技术。陶渊明的诗明白清楚，并不朦胧；李商隐的诗就朦胧了。《文心雕龙》有《隐秀》一篇，作者也注意到诗可以有比较隐约其辞的表现手法，可知朦胧诗也是我们“古已有之”的一个诗的品种。为什么没有说李商隐的诗是朦胧诗呢？
　　朦胧诗有两种：一种是诗句不甚可解，而全篇主题思想可以觉察的，一种是诗句可解，而全篇主题思想无从捉摸的。前者是由于诗句的比兴方法运用得曲折，不是直捷的象征或比拟，而是折射或反射。后者是由于诗人的逻辑思维不够明确，使形象思维没有发挥作用。当然，也有一些诗人在两方面都没有处理好。
　　看近年来许多青年诗人的诗作，不论朦胧的浓度如何，或者还有并不朦胧的。再看许多诗评家、诗论家的批评，渐渐地感觉到，朦胧诗的问题，不在朦胧，而在诗。
　　“诗言志。”（《尚书》）“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序》）“善为诗者不说。”（《荀子·大酪》）“诗以言情。”（刘歆）“诗可以兴。”（《论语·阳货》）这是我国传统文学对于诗的定义。从《尚书》中“诗言志”一句定下了诗的疆域，以后的学者做的工作，只是给以各个角度的诠释。“在心为志”，是第一个对“志”字的诠释。但是，什么叫“在心”？还不明白，于是再加上一句：“情动于中。”于是“志”字明白了，就是在心里头蠢动的情。到了刘歆，索性改说“诗以言情”，因为这个“志”字到了汉代，有了“意志”的义诂，属于理性认识了。孔子说了一句“诗可以兴”，他的意思是以为读诗者可以从诗人的作品中感悟，联想或启发到某些东西，而不是诗人直接明白地讲给他听的。从读者的角度，这叫做“兴”。如果从诗人的角度来说明呢？荀子就干脆说“善诗者不说”。会做诗的人不会直接说明他的诗意，或者我们仍然用“志”字。这些话，都说得很好，我把它们集合起来，诗的性能格外明确。但是，这许多中国古人的古语，还不如一个现代英国人说的简单明白。赫伯特·李特在他的《论纯诗》里说：“诗与散文之不同，在于诗是：思想的感情化。”
　　当今我们青年诗人的作品，我没有看过很多，就我看过的那些诗而论，我感觉他们的问题就在这里。这一代的青年，是从三十年的理性枷锁中释放出来的。他们首先要恢复理性。为什么？往哪里走？五个W占领了他们的头脑，他们想用诗来发问，用诗来探索，用诗来控诉。他们学会了各种形象思维的表现手法：明喻、隐喻、特喻、象征、寄托、外应物象，用以说明他们的时代感、历史感、民族责任感、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
　　他们没有回忆，因为没有美好的往昔；他们没有希望，因为不知道该希望什么？他们诗中所表现的只有思想，哲学的或伦理的，而且连这些思想也显示得不很清楚，使我们发现诗人正在三岔路口，又迷惘，又惶惑。这些诗的读者，如果能撩开朦胧的面纱，将会看到，呈现出来的不是一个蒙娜·丽莎，而是一个十字架上的耶稣。
　　徐芳写过一篇谈诗的文章：《被矛盾折磨的诗歌现实》。最近又为自己的诗集写了一篇七千字的《后记》。她都给我看了。她这篇《后记》叙述她写诗的过程，联系到她的前一篇论文，我发觉她很有些忏悔的情绪。她跟着舒婷、顾城、北岛走过来，也曾向往于庞德、艾略特、里尔克、瓦雷里、卡夫卡……，现在，她编好了第一个诗集，打算和这些人告别了。这又是一种迷惘，一种矛盾，可以说是“被诗歌现实折磨的矛盾”。
　　徐芳，三十年代的那一个，我不知道她终于走到哪里去。现在我所能看到的，她有一篇四十年代的诗《征衣曲》，是为抗日作战军人缝制征衣而写的。在时代现实的冲击之下，似乎情感已有些理性化了。八十年代的徐芳，正站在她手帕的边缘上，要追回她的青春。我高兴鼓励她，去追。放下思想包袱，扔下哲学，去追回诗的青春。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四日
　　《浦江清杂文集》序
　　浦江清是我的同乡同学，从小学到中学这十年间，我们每天同坐在一个教室里听老师讲课。每星期日，除非雨雪，不是我到他家，就是他来我家，一起抵掌高谈，上下古今。中学毕业后，他就读于南京东南大学，我在杭州之江大学。从此我们就少了见面的机会，但是我们每星期都有书信往来。
　　大学生活结束后，江清到清华大学当陈寅恪教授的助教，我在上海从事文学出版事业，我们的生活与思想，距离远了。从此，几乎不相闻问。直到一九三九年，才在昆明相聚，但也只有一年。在这一年中，我们虽然同住在一个院子里，却极少彼此串门闲话，似乎我们都发现思想、观念、兴趣，都有了距离，不容易契合了。
　　江清读书多，有学问，英语水平高。他进清华大学后，我希望他参与西方学者的汉学研究，做些像冯承钧那样的工作。然而他不走这条路。
　　他的第一篇研究论文，我所知道的，恐怕是《八仙考》，因为在酝酿这篇文章时，他曾在暑假中回里省亲，和我讨论过。以后，在抗战前夕，他发表了一篇《花蕊夫人宫词考证》。这是他的一篇力作，解决了一个文学史上的疑案。一九四一年，朱自清、叶圣陶在重庆创办《国文月刊》，江清也写过几篇文章，但我不能都见到。
　　在昆明的时候，我曾当面批评他太懒于写文章，太勤于吹笛子、唱昆曲。他说：“写文章伤精神，吹笛子、唱昆曲，可以怡情养性。”我对他无可奈何，总觉得他有许多该写而没有写的文章。
　　一九五八年，在江清逝世二十年之后，朋友们才为他编印了一本《浦江清文录》。
　　我才从那里看到他许多文章，都是我没有见过的。现在，季镇淮同志又搜索他的遗文，编为一集，名曰《浦江清杂文集》，要我写序文，并寄来了全书所收的篇目。我一看，有许多篇目似曾相识，大约都是三十年代《大公报·文学副刊》或北京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我见过，但不知是江清的手笔，因为他当时署的是笔名。
　　这一情况，使我不免有所感慨。一个相知很熟的老朋友，写过不少文章，而我说他懒于秉笔；一个相知很熟的老朋友，他有许多著述，而我在他下世后多年才能见到。这样的老朋友，不止江清一人，还有沈从文、钱歌川、杜衡，无不如此。沈从文在一九四○年以后发表的文章，我几乎都没有及时见到。钱歌川在台湾、新加坡、美国发表的大量散文和英语教学资料，我在一九八○年以后才见到一部分。杜衡去台湾后，放弃文学活动，改行研究经济，发表过不少经济评论，对六十年代台湾的经济起飞，具有指导和推动作用。他的那些文章，我也在近三四年间才能见到，而他已逝世将有三十年了。
　　绵延四十多年的抗战、内战、国家分裂、政治闭关、文化禁锢，造成了我们人际关系的严重阻隔，民族文化的分崩离析，我在为江清的第二本文集作序文时，不禁为此而发生感慨。我祝祷我们这个国家，不会再出现这些情况，造成人民之间的文化孤独和隔阂。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世界文学随笔精品大展》序引
　　社会结构愈来愈复杂，人际关系愈来愈频繁，语言文字的作用也愈来愈多方面。一部《尚书》，是我国最早的政治、历史文件集。它的文体只有“散文”、“韵文”两种，它的文类只有“典、谟、训、诰、誓、命”六种。一部《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总集。
　　它的文体只是四言为句，四句为章。它的创作方法，只有“赋、比、兴”三种；它的文类，只有“风、雅、颂”三种。到了南北朝的齐、梁，昭明太子萧统编辑《文选》，其中所收录的各种文体和文类，已多到十许种。晚清时，吴汝纶编《涵芬楼古今文钞》，其书中所收录的文体和文类，已多到一百余种。这就说明了文学的体式和型类，是随时在增益的。
　　在我国浩繁的文学体、类中，还有不少是受外来影响的。例如“偈”，是佛经中的颂诗，这个名词是梵文Gita的译语。到了宋代，形成为“偈颂”这个文类，为禅宗和尚所采用。
　　“小品”，也是随梵文学一起输入的名词。佛教经典中的小篇，称为“小品经”。
　　这个名词，为晚明文人所采用，于是有了所谓“小品文”。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名词中，也有同一名词，而古今异义的情况。例如“小说”，这个名词初见于《庄子》。后来，班固著《汉书·艺文志》，在九流中列入“小说家”一流。这个“小说”，还不是一个文类名词，不过表示“小家杂说”之义。在这一个类目中，班固所著录的，都不是创造性的说故事书。它与现代人所谓的“小说”，毫无关系。
　　但是，我们现代学者，写中国小说史，往往引用《汉书·艺文志》，以为这是中国小说的起源。其实是同名而异义。今天的“小说家”，绝不同于汉代的“小说家”。
　　到了宋代，民间文学中出现了一个“小说家”。他们为人民大众讲的故事，称为“小说”。根据这一现象，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中国的小说，起源于宋代？不能，还不能这样说。因为在宋代，讲历史故事的说书先生对此另有一个专名，叫作“讲史”。到了明代，称其为“演义”，而讲说各种没有历史根据的、虚构的人情故事，例如烟粉、灵怪、传奇、朴刀、公案之类的奇谈异事，才叫作“小说”。到了现代，我们已把讲史混入小说。由此可知，我们今天所谓“小说”，已不同于宋代所谓“小说”。
　　西方文学的情况，和中国不很一样。论文体，它们也只有散文和韵文两种；论文类，它们就没有中国那样分别得细。例如一个“文”字（Essay），倍根、蒙田、兰姆、吉辛，都有“文集”。但这四家的“文”，无论文体或风格，都各不相同。我们把倍根和蒙田的“Essay”译为“文集”，而把兰姆和吉辛的“Essay”译为“随笔”。这是很适当的处理。
　　但是，我们不能说：“随笔”是“Essay”的译语。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了一本《世界文学随笔精品大展》。这是时下风行的一种出版物，把各种文类分别选其精品，集其大成，供应读者以宏观的欣赏。编者来要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序文，让我在这本书山，附一个名字。这是编者对我的尊重，我不便推辞。但是我翻开全书的目录一看，发现选入的作品有许多种类：有小品文，有散文诗，也有不少是诗。这种杂纂式的编制，要用一个适当的名词来概括，确是很费思考。现在，编者把它们定名为“文学随笔”，我以为是可以理解并认同的。这些作品都不是堂堂正正的大文章。论篇幅，都是小品；论内容都不是严肃的议论或叙事文，也不是惨淡经营的抒情言志文字，只能把它们列入涉笔成趣的随笔文学，我想，读者也可以同意的。不过，我希望读者千万不要以为这许多外国作品，在它们各自的祖国，也属于“随笔”一类，因为外国根本没有什么“随笔文学”。
　　一九九二年八月十日
　　谈“漫画”
　　日本国明治维新期间，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出现了许多文化新名词。我国吸收西方文化迟了一些，在本世纪初才开始起步。因此，我们有许多西方文化名词，在早期，都是沿用日本人制造的汉字译名而懒得自己制定。“漫画”这个名词也是其中之一。
　　我记得这个名词在中国出现和流行，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当时上海有一群美术家办了《上海漫画》、《上海泼克》等刊物，开始有了漫画。报纸副刊上也每日都有社会的或政治性的讽刺漫画。我的同乡先辈黄文农大约是中国第一代的漫画家。他的画还是用中国毛笔画的。
　　随便勾勒几笔，不重在画的技巧，而重在画的寓意。他有几幅政治讽刺画是很尖锐泼辣的。当时一见报，就收到雅俗共赏的效果。今天的华君武的画风，可以说是黄文农的苗裔。与黄文农同时的，还有丁悚，即丁聪的父亲，他以画仕女月份牌著名，但他的漫画在当时报刊上出现的也不少。他的笔法，已是西方风格三十年代是漫画繁荣鼎盛的时期。张光宇、正宇昆仲、鲁少飞、许幸之、丰子恺、叶浅予，都崛起于那几年。
　　稍后一些，则有郭建英、丁聪、章西厓？、华君武等人。这只是我印象较深的一群，还有不少漫画家，都曾彪炳一时，可惜从我的记忆中隐退了。
　　这几十年来，不能不说是漫画冷落不振的时期。大约有些人以为漫画就是讽刺画，而讽刺是得罪人、攻击人，是不友好的，甚至是存心不良的。记得一九七九年，出现过一幅邓小平同志的漫画像，画家用了一些夸张手法，一时人言啧啧，以为侮辱了国家领导人的形象。从此，在没有幽默感的时代，没有宽宏心胸的社会中，画家再也不敢画人物漫画了。幸运的是，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国策推行后，在宽松、祥和的社会环境中，漫画又日见兴盛，其五彩缤纷的流派也各繁衍滋蔓，蔚为大观。
　　不过，漫画这个名词的涵义，实在也不很明确。它可以是Sketch的译名，也可以是Design的译名，也可以是Carica－ture的译名，或是Comics的译名。速写、素描、构图、底稿、粉本、讽刺画、滑稽画，这许多艺术名词，我们现在都使用“漫画”这一个名词来代表，于是“漫画”就得对画家的一切画本负责了。这一种艺术概念的混淆，日本人或者是始作俑者，也或者是我们艺术家的疏忽。
　　刘凌同志主编了一本《中外漫画艺术大观》，我一看内容，发现他们所选入的画幅，可以说是一些广义的漫画。不拘一格，而自成一格，这就和过去一般人所理解的漫画有些不同。刘凌同志要我给这本书写一篇序文，我不是画家，没资格在这里说外行话，只好随便谈谈我所知道的“漫画”，顺便也为这本书的编法做一个说明。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五日
　　英译本《梅雨之夕》序言
　　一九一七年，胡适博士从美国回来，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他立即倡导一个文学改良运动。这是一次针对传统的封建文学的革命行动。经过热烈的宣传、辩论和尝试，这一次文学革命结束了中国旧文学，创造了中国新文学。在思想、形式和语言方面，以民主主义思想清除了封建思想，以西方文学形式代替了旧传统文学形式，以人民的口语代替了传统的文言，这就是“新”的意义。
　　如果以十年为一代，我是这个文学运动的第二代作家。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间，我在上海投入了文学工作。我写了一百多篇小说、诗歌和散文。我主编了五个文学刊物。
　　主要的，也是最长久的，是一个文学月刊：《现代》，它出版了三十一期。在这个刊物上，我侧重为中国读者介绍了西方新时代文学，包括苏联文学。
　　一九三七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抗日战争。不久，又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的文学生活受到了干扰。我不得不放弃文学事业，而在各个大学里担任古典文学的教学工作。
　　战争和政治变革，使中国新文学的气候一次又一次地改变。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新文学的主题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的新文学完全从属于政治，为政治需要服务。
　　在这三十年间，活跃于三十年代或四十年代的中国作家，一些人下世了，一些人转变了，余下来的一些人，搁笔不写了。我很幸运，早已中止了创作生活。我的文学创作，早已绝版，没有一个文学青年曾见过。
　　因此，我可以平安地度过这三十年，藏身于古典文学书丛中。
　　我自己知道，我的小说不够好。我只是从显尼志勒、弗洛伊德和艾里斯那里学习心理分析方法，运用在我的作品中，当时这是使读者感到新奇的，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头就指责我的创作方法是唯心论，不能容许它们在社会主义文学中存在。
　　八十年代，有一些青年作家偶然从图书馆中找到我的小说，他们很有兴趣，要为我重新评价；也有一些青年作家，企图学习我的创作方法。
　　这样，我的小说意外地复活了。
　　不过，只有三四年时间，现在，这个潮头已经过去了。青年作家已经在向前走，探索新的创作方法，不再欣赏三十年代的意识流文学了。
　　我的小说的偶然复活，对我自己来说，这是意外的好事，因为它们得到了全部重印的机会，而且，文学史家也已把我的名字及作品补入了他们的著述。
　　现在，中国文学出版社已选择了十篇我的作品，用以供应外国读者。
　　编者要求我自己写一篇序文，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向外国读者说明我的作品在过去六十年间的处境。
　　我的作品，在中国新文学中，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只能被看作是，在六十年前，一个倾向于西方现代文学的中国青年的文学实验，它们没有得到成长和发展的机会，就自杀了。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八日
　　［附记］中国文学出版社选了我的十篇小说译为英文，编入他们对外介绍中国文学的《熊猫丛书》，书名为“OneRainyEvening”（“梅雨之夕”）。
　　此书于今年春季向世界各国发行。一个月前，有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美国博士生来访，他说已买到了我这一本小书。他对我写的序文非常赞赏，他说：“这是一个最简单明白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纲要。”这倒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的角度。现在把这篇序文的原稿发表，以留存这一个文献。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一日
　　●五、书信、日记
　　同仇日记
　　余已久不作日记，八月十三日，中日沪战突起，余适在松江故里。
　　所见所闻，皆前此所未尝经验之紧张情绪。故自八月十四日起即按日写日记数十百言，聊以见上海战区后方一城市中之情景。诵无衣之诗，切同仇之感，故命之曰同仇日记。起八月十二日，迄九月五日，凡二十五日。九月六日以后，余起程赴滇，备历艰苦，则别为西行日记，俟续刊焉。
　　八月十二日晴
　　今日下午四时，闻市人传言上海中日军已发生冲突。沪宁沪杭两路车均停止。一时人心惶惶，顿现不宁景象。多数人家纷纷整理箱笼物件，分雇小汽车或船只离松，或去沪，或去乡。
　　上海晚报不到，颇闷闷。在友人朱雯家听无线电播音，知战事确有一触即发之势，惟今日尚未正式冲突耳。（十四日追记）
　　八月十三日晴
　　今晨候沪报不至，晨九时在朱雯家听无线电播音，知即日下午有爆发战事之势。午十二时，沪报始到，较平时约迟二小时。有邻人自上海归者云，上海北车站已架设大炮备战，火车均自西站南站开出。
　　下午二时，有亲戚来电话，谓上海银行钱庄均已停市，松江各银行钱庄明日亦将停市，如有存款，应即去酌量提支，俾作支持战时生活之用。余答以素无储蓄，此事于我不生影响，并谢其厚意。
　　今日米价突涨六角。
　　晚间八时，电灯忽熄。当即打电话问电灯公司办事处。据云沪松馈电总线已断，今晚住宅用电，恐将无法供给。惟各军政机关用电，则暂由本邑电厂小引擎供给之。遂即燃点煤油灯。室内顿成暗淡世界，心绪为之不宁。就电话听筒中窃听他人谈话，谓离城十里之华阳桥镇已隐约可闻上海方面有炮声，知战事已作。
　　九时，电灯复明，遂到朱家听无线电播音。得知此时上海闸北方面战事方烈，有大火。又知上海鱼市场已被日军轰炸焚毁。十时从朱家出，见警察已武装双岗，知本邑已在戒严状态中矣。（八月十四日追记）
　　八月十四日云
　　清晨五时，闻炮声时作，家人相顾愕然。
　　晨八时，到朱家，朱君夫妇方在治装，云拟去沪。余即辞出，到长途汽车站，见候车赴沪者甚众。八时二十分，有去沪第一辆车，从总站开到。适站中接到上海县境北桥站来电话，谓公路被阻，汽车不能到达上海，嘱松沪车勿开往。遂由站长临时宣布退票停班。众客皆废然下车，面有忧色。时适有人从火车站回来者，云今日沪杭火车，即上海南站亦不能到达，因南站方面亦将有战事发生。余遂返至朱家，以交通被阻消息告之，迁沪之议，遂只得作罢。
　　十时，拟打一长途电话到沪寓，问父母及诸妹消息，以便决定行止。
　　讵意长途电话亦已不通。
　　下午二时，步行到火车站，拟一探准确消息。至站时适见有上下行车各一列，多数旅客皆乘坐运货车及运牲口车。每车皆长四十余列。据云杭州来车已停驻及四小时，因前路有军用车，故一时尚不能开出，大约今日即使能开到上海南站，亦必须在深夜矣。
　　三时，有日本飞机三架出现松城上空，经过火车站时，飞行甚低，且盘旋数四，意在侦察。站中秩序，一时大乱，车中乘客，纷纷窜逃下车，余亦不免心怵。幸日机旋即西去，惊魂始定。遂即取道大街进城，昔日之繁市，已冷落不堪矣。行经国民商店，购五百尺光象牌手电筒一个。
　　今日全日见有迁居乡间者，路上行人不绝，市河中船舶亦绵延不断。
　　朱雯夫妇亦匆匆去章练塘镇暂避矣。
　　晚八时半，电灯忽又熄。正疑惑间，忽闻云间第一楼上警钟大震，始知有日机来袭。
　　此是松邑第一次真正敌机来袭警报，且又在黑夜，家人均不免张皇失措。余急取昼间所购手电筒捩之，竟不发光，燃烛视之，始知电珠已坏。余遂嘱家人镇静，与内子及女仆分挈小儿辈预备草席，俟闻飞机声时即至屋后大土丘下坐定，冀可稍免危险。时空中颇有大风，余意日机或不致真能飞来，但亦不可不备耳。幸一小时后，警钟复鸣，表示解除警报，始各各安心。惜此时已过中央电台时事报告时刻，未得一闻上海方面战事消息如何，弥复可憾。
　　八月十五日雨
　　今晨，雇勇仆阿根来家，此事出内子意，以为万一有事时，可以使其抱负小儿辈，余颇韪其意。
　　十一时，购得上海十四日新闻夜报一纸，略知沪战状况。我军抗战已下决心，甚为可慰。惟念双亲及诸妹均在上海，日闻炮火炸弹声，想已饱受惊恐。颇深忧虑，遂姑写一信，交邮局快寄，不知何日能收到也。
　　下午六时，友人赵家璧来舍，始知渠曾于十三日由上海专雇小汽车归松，将眷属迁至上海。不意昨日下午，有炸弹堕于大世界门前及汇中饭店，死伤多人。一时上海租界内情景亦万分可怕，旅馆中几至绝粮，菜市上无蔬菜可买，南货铺中均挤满顾客，竟购皮蛋虾米紫菜等物一至五元十元者。赵君深恐久居上海，即使幸免于孔子在陈之厄，然物价高涨，生活不易，亦非上策。故于今日设法雇得小汽车一辆，仍挈眷返松，费国币四十五元，可谓昂矣。
　　晚八时半，空袭警钟又鸣，电灯立熄，余部勒家人静坐室内，俟闻机声，即从后门至旷地上依土丘隐伏，想可无虑，幸日机竟未过境，一小时后即解除警报。
　　今日米价又高涨六角，纸烟亦涨价。乡人恐被军队征役，不敢入城，稻柴无从购买，几无燃料，后幸辗转设法，购得二担，价较平时贵二倍。
　　八月十六日晴
　　晨五时三十分，空袭警钟大作。余从睡梦中惊醒，即率家人拟出至屋后旷地上暂避。
　　不意后门外小巷已为左邻姜姓用大方砖堵塞，不可通行，余不觉盛怒其不顾公德，即猛力推倒数十砖，亦不自知其力之何从而生也。巷既通，即奔至姜姓后门，叩门责问，屋中人自知理亏，不敢出应，然犹呶呶不已。
　　久俟日机未来，余仍率家人入室。旋即到朱雯家，与朱君闲谈。至六时五十分，忽有一日机突然在上空出现，飞行甚低，余方匆遽辞出，便闻轰然一声，窗壁皆为之震动，知已投一炸弹矣。一时里巷中秩序大乱，在菜市买卖蔬菜者皆纷纷在满街奔窜，情状甚可怖。
　　日机去后，余与内子商议行止，结果皆主张暂守镇静，非至万不得已时不动。因目下迁移，不论至沪至杭，或至乡间，俱有种种困难，不易解决。
　　十时，至赵家璧兄家，知其拟将眷属暂迁南门外乡间。十时三十分，同出到西门外，余换取手电筒一个，又至电报局发一电致沪寓，问双亲及诸妹消息，并请其斟酌上海方面情形，决定行止。沿路见乘车雇船移居乡间者络绎不绝，知识分子亦不在少数，平时之高唱抗日口号之爱国家亦多数离城他去。归途买得当日上海申报一份，价一角五分。
　　闻途人言，日机炸弹堕在新东门外铁路旁一小石桥上，大约拟以税警军官教练所（旧火药库）为目标而未命中者，盖彼此相去只一城之隔耳。
　　下午一时，有亲戚打电话来问愿同往洛巷乡间暂住否，内子婉却之。
　　五时，余小立门外，见旧日学生张女士方经过，衣履鬓发间，颇有行色。
　　问之，始知其从上海徐家汇雇人力车沿公路归松者，据云同行者尚有数十人，车资每辆国币四五元不等，自上午八时离徐家汇，此时始到达，烈日下临，暑气上蒸，且又越过军事障碍物数处，盖不胜其憔悴已。张女士又云，在上海时曾打电话到我家沪寓，探问我家消息，得知家人俱平安，惟余四妹腿部曾中一流弹，盖中日飞机在上空作战时，向下扫射之机枪子弹从屋顶上破瓦而下者，故悬想当不至有重创，然余已甚为忧虑矣。
　　晚饭后，打电话致振华袜厂黄君，商请明晨带一信到上海转交双亲，因知黄君有运货汽车，近日尚在往返松沪运载货物也。幸承允诺，当即作书讫。八时三十分，作家书方毕，警钟又鸣。至十时方解警，未有日机来。
　　十一时，从电话听筒中听得华阳桥镇到上海来难民八百余人，已由镇长某君妥为照料住宿，明晨即遣之来城，俾便分别收容或遣送回籍。
　　今日闻零售米肆已有限制，每人每次只能购米一元。全市当铺均已止当，小民生计，不免大受影响。此则甚可虑者也。
　　八月十七日晴
　　今晨七时，余去振华袜厂，将家信交司机人带交上海舍下。内子则经纪积蓄粮食事宜，盖市面愈益萧条，乡人进城者愈少，一过八时，即无蔬菜可买，不能不略事预备也。
　　八时，又有日本飞机来袭，在西南上空盘旋甚久，便闻轰炸声二响，大约在三十一号铁路桥方面。警报解除后，路上行人顿形拥挤，又皆离城去乡者。大约本邑居民，留者仅半数矣。
　　下午三时，有上海厂中职员步行来松者，带口信来，谓双亲将于明日返松，闻之甚慰。五时，振华袜厂送来大人手谕一通，函中嘱余等去杭州暂住，盖此信尚是十六日所书者。余及内子均以为尚非其时，且知杭州亦不免敌机骚扰，故仍不作行计。
　　晚饭后，借内子散步到大街上，看难民过境。盖自今日下午二三时起，由上海沿铁路或公路经过本邑遄返原籍者，络绎不绝。有一妇人，两手抱一婴儿，儿已酣眠，妇不忍惊醒之，抱持甚慎，行履遂艰，疲惫之状，真不忍看。又有一男子，频频问松江城何时可到，有人告以已在松江城中，始颓然席地而坐，聊以将息。凡此流离颠沛之状，一幅流民图，安足尽之。
　　归途买得上海当日立报一份，价六分。
　　八月十八日晴
　　今晨九时，与家璧同散步到城中汽车站，见由沪经松赴京杭之自备汽车甚多。此等有汽车阶级亦纷纷迁入内地，遥想上海租界内情形，当必异常危险矣。行经富户苏某住宅，竟已张挂美国旗，想必希望避免日机轰炸之故，其情可悯，其事可嗤。归途过名医夏仲芳君诊所，夏君适在门外，云家人已皆下乡，只一人枯守，遂招入小坐茗话。
　　归家后，有童子军来为松邑救济事业募捐者，余捐国币五元，我尽我力而已。
　　邻人某来舍闲话，据云本县县长甚懦怯，不甚能负荷重任。每晚必乘汽车到余山歇宿，次晨复来办公。本邑救济事业亦因无款故，迄未有切实办法，甚可慨叹。夫必有非常之才，始能应付非常之时，治世之吏才，未必宜于乱世，丁兹国难期间，政府于用人行政，诚当重行铨考也。
　　下午，朱雯兄从乡间来城，归家取物。因借我无线电收音机一具，缘乡间无电，彼即携去亦无用也。即请家璧助我装置天、地线竣事。晚，听中央电台报告，知我军连日已击落敌机二十余架，壮烈甚，为之色舞。
　　今日未见双亲返里，甚滋疑惑。
　　八月十九日晴
　　今晨六时，即又有日机来我邑上空盘旋。不久，即遥闻轰炸声甚烈，屋宇皆为之震动。解警后，闻途人纷纷传言，谓一弹似落在石湖荡方面，一弹则即在新东门内税警官佐教练所旁。越一小时许，闻人言石湖荡之三十一号铁路桥已被炸，幸损坏尚微，不至影响及交通。
　　有住居新南门内公路附近者云，连日晚间有我军用汽车满载军需从杭州方面来，经过本邑，急驶往沪，金铁之声，彻夜不绝。又云沪杭国道已因军事关系封锁，故闵行浦江渡轮已移泊松南米市渡，盖由松江经枫泾而至杭州，此段公路幸已完工，故于军事上实甚重要也。
　　下午，黄振华君来电话，谓母亲及四妹将于明日附乘渠之汽车归松，甚欣慰。三时，独行到西门外，寄出一信致南京李长之君，问渠如何去滇，余意颇欲约渠同行。邮局中人云近来邮政交通大受阻厄，此信不知何日方能到达南京。
　　八月二十日
　　晨六时半，日机又来袭。余又从睡梦中被惊醒，匆匆率家人走伏屋后土丘之麓。目睹敌机七架盘旋西方高空者数四。忽二机破空直下，疾若鹰隼，即闻轰然者三四声，继以机枪扫射声，闻之不免心悸。解警后不久，即闻人言西车站月台旁中一弹，适有沪来客车一列停驻在站，车中人纷纷逃避，致死伤甚众。又一弹堕车站北光启中学，毁新建大厦一所。又一弹堕东车站旁，死伤难民各一。
　　九时，内子嘱阿根负蓬儿去县立医院诊治暑疖，始知县立医院中已有多数受炸弹及机枪伤者投治。断股折臂，破腹绝脰者，呻吟之声，彻于户外。医士皆栗碌无暇，小儿暑疖，拒不施诊矣。男仆阿根，以前颇不以避难为然，今日在医院中睹此惨状，不觉颤栗。归来后，即谓有去志。余以此事不便相强，允其随时可行。
　　十一时，岳家有电话来，嘱内子速治行装，因已设法弄到汽油船一艘，拟合两家大小共去洙泾镇乡间姑丈家暂住，庶免再受威胁。余踌躇有顷，决意使妻儿先去。内子遂挈诸儿雇车去西门外登舟。十一时四十分，母亲及四妹乘振华袜厂汽车归家，得详悉上海情形。沪寓虽落一流弹，但四妹受创之说，则系误会。余以母亲年高，恐未能再受日机轰炸之惊，遂急为雇车，送母亲并四妹到船埠，会同内子等同去乡间。于是只余及男仆阿根二人暂作留守使矣。
　　今日居民之下乡者愈多，下午三时，路上已悄无人迹，街头巷尾，惟警察履声橐橐。
　　盖留居人口，已不及三分之一矣。余往邀家璧同到县立中学，参观该校留校教职员所治之地洞，余与赵君均拟仿治一所。归家后，日机又来，幸未投弹。五时购得上海神州日报，略知战事消息。
　　晨间无电灯，日机又来袭二次，均未投弹，大约意在侦察耳。寄舅金光藻，家人亦均已去乡，渠一人不敢在家宿夜，遂来我家宿，彼此有伴，差不寂寞。
　　八月二十一日晴
　　今晨又有敌机来袭警报二次，但均未有敌机过境。七时，男仆阿根随寄舅金光藻乘船下乡去，云过三四日当再来。余告以来否悉听其便。
　　十时，到家璧家，看渠在竹园中督率工役挖治避弹地窖。午，即在赵家吃饭。下午在家，独居无俚，看三国志演义，并同时以陈寿志诸本传参阅。五时许，门外有叫卖上海报纸声，即出门买得当日时报一份，价六分，盖亦从上海乘自行车贩来者。晚，即以昨日所余冷饭，用开水泡热，佐以残肴食之。昨晚起即已无电，只得用煤油灯。空屋无人，幽暗中茕茕对影，辄生幻想。无线电又无从收音，更可恨。九时即就枕，中庭秋虫嘐嘐，尤有凄厉之感，肃杀哉！
　　八月二十二日晴
　　六时起床，自提小铅壶往府桥下茶馆中泡水，备洗脸及煮茶用，顺便买油炸烩一条，粢饭三十文，鸡蛋二枚。归家后洗漱讫，即就打汽炉中煮鸡蛋，并所购二事共作早餐。
　　九时，到绍兴妇人陶妈家约其每日下午来我家一次，代为浣洗衣袜，涤治便桶，盖此二事则非余所能自任者也。中午，仍至家璧家就食，谈至下午二时始返。看黄山谷诗。
　　傍晚，亲戚陈颂年率其二女来，即晚其二女为煮晚饭，购油豆腐干，皮蛋以佐餐。
　　八时，陈君等辞去，余即就枕，在床上看王荆公集，不觉入睡。
　　八月二十三日晴
　　今晨五时三十分，为警钟声催醒，即匆匆披衣走至屋后土丘下掩伏。
　　不久即解警，但旋又报警。计自五时至正午，半日间敌机来袭不下五六次，每次三机五机不等。计北门内小北庵后落二弹，北门外菜花泾落一弹，均未伤人。西门外莫家弄底落一弹，毁屋数间，死伤多人。南门外大张泾落一弹，未证实。
　　邻人某君谓昨晚子夜以后曾有警报三次，每次均有敌机飞过本城上空，惟飞行甚高，且风势不顾，故为声甚微。然因警钟猛撞故，里人皆彻夜未睡。余闻之不觉愕然，诚不自意其何以瞌睡乃尔，了不闻知。虽然，亦未尝不佳也。
　　午，仍由陈君二女代为治炊。下午，迁居离城者益众。余独行至小北庵后，看敌机所投弹迹。一弹堕柏树林中，破土成大穴，径可寻丈，深称之。大柏树三株皆连根炸起，横倒数步外，其力量之猛可想。另一弹堕处约西去二十余码，土穴不过小圆桌大，四周丛草皆焦灼。余疑是彼大炸弹裂片所致，未必竟投二弹也。欲寻破片以作纪念，竟不可得。
　　时有数僧人亦在视察弹迹者，谓余云：专员公署有无线电台方于前日移设小北庵中，故今日敌机即来投弹，此必有邑人为汉奸，私通情报矣。
　　余闻之颇为凛然。
　　归途便到岳家，惟岳父一人并一仆在。即在岳家晚餐。七时归家，路上已无行人矣。
　　八月二十四日晴
　　今日晨起，决意去上海一行，藉视父亲并诸妹状况，并欲一稔战事真相。遂打电话问汽车公司有无开沪客车，答以有车，惟须到新东门站搭乘，不再驶入城中站矣。遂于八时到新东门站，始知车只开到北桥站，到北桥后，须候闵行车搭乘到漕河泾，即为终点，不能更进矣。余踌躇有顷，见搭客甚多，遂亦买票登车，八时四十分到北桥，候半小时，始得搭闵行车到漕河泾，又雇人力车到徐家汇，沿途凡岔路口皆堆置沙袋，故大汽车不便行驶通过也。从徐家汇越法工部局所设置之铁丝网，入法租界，再雇人力车到爱麦虞限路沪寓，见父亲及二妹无恙，甚慰。凭窗看我军高射炮弹在空中爆发，如朵朵小白云浮荡晴空，则生平所未见者也。
　　午饭后，到宝仑药房为赵家璧买防毒口罩并防毒药，又自买口罩半打，药一剂，即往戴望舒家，并晤陶亢德君，共谈琐碎，略悉沪上文艺界均甚兴奋努力，惟窃意在此严重时期，书生救国，徒用毛锥，任凭用尽气力，总是秀才腔调，未必有何大用处。不能作投笔班生，终是遗憾耳。
　　二时一刻，辞出戴家。乘二十二路公共汽车到徐家汇，再雇人力车到漕河泾，则长途汽车已开出矣。仍由原车返徐家汇，买时事新报一份检阅铁路局通告，知下午六时三十分上海西站有火车开往杭州，遂乘电车到善钟路，又雇人力车到宇宙风社，以为时尚早，故且再晤陶君一谈耳。五时辞出，到静安寺，买邹韬奋编辑之抗敌三日刊一份，良友战时画刊二份，即乘一路公共汽车到兆丰公园，又换乘人力车往上海西站。
　　至则见待车者不下三四千人，拥挤月台上及站屋中皆满。皆避难返里者，余自忖必不能挤上此车，遂雇人力车径返沪寓，且留一夕，明晨返松矣。
　　晚间，初宿三楼亭子间，闻空中飞机作战声不绝，机枪及高射炮弹爆炸声甚烈，颇惴惴不敢睡，遂下楼，在客室内沙发上睡。
　　八月二十五日晴
　　晨九时到漕河泾，搭乘汽车返松，到新东门站已十一时矣。抵家后，即去招陶妈来，为泡水洗浴，既竣事，即到赵家就餐。午后一时，归家，打电话招理发师来剪发。理发师谓已停业三日，避居乡间，今日稍平静，始入城复业也。五时，甚无聊，又到家璧处坐谈，渠云明日亦拟到上海一行，藉稔战事进行状况。六时到岳家，约秋实明日同到洙泾。晚饭后归，灯下作书二通，一复杭州女弟子章慧芳，一致上海富滇新银行，问李长之君已否将云大旅费领去，藉以探知其行踪。
　　八月二十六日晴
　　今晨六时起身，入厨房取水，发觉后门已开，门旁壁上有一洞，始知夜间已有小偷来过，返身入室察看，始见母亲房中脰子窗均已被卸下，衣服零落满地。检视一周，计共被窃去母亲及诸妹旧衣三箱。又返至后门察看，始知彼小偷系破壁撬窗而入仆役室，从仆役室经厨房而达母亲卧室者。余又出后门察看，则见左邻姜姓及后邻叶姓墙上均有灰土剥落痕迹，似该小偷欲破壁而未成者。即去叩门问讯，乃知昨晚一时许曾有小偷来，拟欲破壁，幸内有居人，闻声叱止，始去而图我家也。正彷徨无计间，忽有税警官佐教练所勤务兵某来报告，谓该所昨晚步哨擒获窃贼一名，供出赃物系由施家窃来，现人赃具拘押在所，嘱余即去认领。
　　余即嘱邻人代为看守家屋，自往教练所，告知来意，门卫即许余入内。
　　见该小窃被缚一大树上，据云自昨夜二时迄今已历五小时矣。其人似颇识余，余则不识其为谁某也。教练所中人谓已转咨警察局，不久当有警察局中人来提解人赃，君可随至警察局中领回失物也。遂姑待之。旋即有警察二人来将该小窃并衣物一大包提去，余即先行到秋实处，邀其同去见警察局长，将失物全数领回，补具一失单一报告了事。
　　归家后，即邀颂年父女迁来同住，俾便有所照料。又雇圬者一人为修葺被损墙壁，酬以国币一元。
　　十时，即偕秋实乘人力车到西门外跨塘桥脚划船埠，拟欲搭船到洙泾。不意今日适无船，废然而返。
　　中午，家璧打电话来，谓今日沪闵汽车停班，故渠不能去沪。至汽车停班之故，闻系今晨闵行轮埠惨遭轰炸之故，悬想南汇方面必已吃惊矣。
　　下午三时，有伤兵一船开来，泊县政府前，闻系从青浦来就医者。
　　约二三十人，皆被炸弹伤，惨状不忍看。因知昨日下午青浦城亦被日机所袭矣。此数十人旋即被送往西门外临时医院。四时，有全副配挂军用马匹四十余行过门前溜散，度必有重军驻境矣。
　　今日敌机几终日在上空盘旋，三五成队，飞度极高，迄未投弹，想必从事侦察耳。
　　有人言张发奎将军曾来松城视察，在光启中学住一宵即去。故越日敌机即来轰炸光启中学，必有汉奸泄之。余于此事，疑信参半，若果有乏，则抗战前途之足忧虑者在汉奸之卖国而非敌军之武力矣。可耻可耻！
　　八月二十七日晴
　　今晨十时，偕秋实同到西门外秀南桥船埠，搭船到洙泾。船十二时始开，下午二时到洙泾。先到程明希家，秋实夫人已从乡下来相候矣。
　　即在程宅进餐。旋由程君导往松风社俱乐部品茗，窗外即田野，微*动荡，良苗怀新，得少佳趣。五时返程宅，同秋实夫人及沈氏四妹步行阡陌间，五里，抵雉鸡汇沈宅，遂晤见母亲，四妹，慧华及诸儿。均安好，甚慰。
　　沈氏叔剑，于内子为姑丈，两家均托庇其家，既重扰之，又复承其优待，心殊感荷。是夜宿焉，有飞机声过上空者数次。
　　八月二十八日晴
　　晨七时，携莲儿及秋实诸儿迤逦行田塍间，到雉鸡汇天主堂游览，时朝暾初上，晶露未消，弥望新禾皆秀，农人方忙于灌溉，一片丰稔景象，几忘其为避难人矣。八时半回寓，共家人闲谈竟日。秋实于下午即上镇返松，余则尚欲留居一宵。晚，众人皆就寝，共内人在厅事筹议以后行止。余以为非去滇不可，慧华意欲泥之，乃不敢言，翘首秋空，望河汉而凄然矣。
　　八月二十九日晴
　　晨起已七时，不及上镇赶搭早班船。遂于九时行，拟搭晏班船去松。
　　慧华决送余同到松城，遂同步行抵镇。岳母，逸寰姨妹及沈氏四妹已先在程家，盖渠等在晨六时即搭乡人便船来镇购物者也。余等在义生买月饼数盒，即至船埠下船，遇李望平医师，因恐其家眷在洙泾亦非好计，故来接取其眷属返松别图安乐窝者。下午二时半抵松城，雇车进城到家。
　　父亲已自上海来。略事休息，慧华到普照寺省其父，余则到家璧处。家璧已去沪，遂与其夫人闲话。正谈话间，忽有警报，不旋踵而大队敌机已在松城上空。飞行均甚低，一机下掠，从赵宅屋上刷过，余看形势不佳，急趋避竹园中，即闻砰然一巨响，不知何处又被炸矣。
　　敌机逝后，余即外出，拟到普照寺探视慧华。行经法院南街，见行人甚众，皆有惶遽之色，云法院前新华茶楼及一理发肆中一炸弹，均已坍毁，且有多人被难。余急从小径到普照寺岳家，幸慧华尚未出门。其后邻某姓家院中亦堕一炸弹，闻炸裂一井栏，伤数人。秋实等均不免惊慑，谓松城已不可安居，明日决作行计矣。余伴同慧华返家，父亲及颂年等均幸无恙。
　　晚，慧华助余治装，神情悲戚，若重有忧者，既竣事，枯坐灯下，泪盈盈作掩面啼哭。
　　八月三十日晴
　　晨五时三十分起床，余为慧华煮麦片一瓯，供早餐，食后略事梳洗，已六时十分，急为雇得人力车，到普照寺，会同秋实等同到西门外船埠搭船赴洙泾。
　　午刻，慧华从洙泾打长途电话来，谓已平安到达，且频频以不必去滇为嘱，余漫应之。下午五时，又有敌机一队过境，飞行仍甚低，颇为心慑，幸未投弹。晚，上海报到，知中苏已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甚快慰，此举意义极大，东亚大局之将来，皆系于是，安可忽之！
　　八月三十一日晴
　　今日晨起，闲寂之至。去滇之意，虽为慧华言已决定，实则私心尚有踌躇。堂上年高，妻儿又幼弱不更事，余行后，家中颇无人能照料者，无事之时，固不生多大问题，但在此兵革期间，却不忍然远去也。且去滇程途，闻亦颇生险阻，上海直放海防之船，闻极拥挤，公路能否直到昆明，亦无从打听，即使启行，究竟宜取海道乎，陆路乎？颇亦不能自决。半日间思虑种种，甚为焦苦。最后决定再去沪一行，一则就商于诸妹及友人，二则再调查去滇行旅情形。
　　下午一时，遂到新东门搭汽车，到上海寓所已三时半。知三妹夫妇已去香港，将转道粤汉铁路回长沙。四时到望舒家，闲谈上海文化界种种情形。晚饭后同访李健吾兄，健吾夫妇均已早睡。晤卞之琳君，盖寄居李君二楼者。卞君云彼与芦焚君同自雁荡山避暑回沪，道出新仓，有保安队检查其行李，见有日本文书籍函件及各重要都市地图，以为是汉奸也，遂施拘捕，送至县政府，几成冤狱。幸有县府职员某君稔知两君皆文人，为省释之，然已受累不浅矣。卞君又云昨晚彼与健吾全家均中食物毒，午夜后腹痛甚急，延医服药始解，想是误食染有尸毒之江鱼所致，可危之至！
　　九月一日晴
　　今晨九时访明耀五君。明君云南人，故拟就商去滇究以何道为便。
　　明君谓走海道较舒服，公路情形，渠亦不详细。明君并云云南旅沪同乡会不久将遣一专轮送难民回籍，若能候搭此船去滇，可以省费。
　　十时辞出，到法大马路振华袜厂批发所访黄振华君，为父亲收得帐款五十元。旋到永安公司后某天津馆午餐。餐后到永安公司三楼买帆布被包一事，价四元五角。永安公司被炸后尚未收拾清楚，炸迹宛然可见，犹足黯然。旋又到虞洽卿路买手提皮箱一事，价五元。雇车回家。
　　下午四时，到望舒家，晤煦良亢德灵凤。灵凤方主持救亡日报，嘱为撰文；陶君亦拟办一临时抗敌刊物，邀余撰文，俱允之。陶周叶三君去后，即偕望舒同出外，漫步霞飞路一带。在一俄人餐馆进食。
　　晚餐后仍偕望舒到爱多亚路大沪饭店晤家璧全眷。盖赵君又迁沪矣。
　　旬日之间，往返松沪者再，可见避难心理之不宁矣。十时归家，大妹告余谓去滇以乘十四日香港船为最妥。余以尚未办护照，此事亦须时日，恐坐此因循，反而不妙，遂决计从公路行，藉以一看内地景色。
　　九月二日晴
　　晨九时，雇人力车携二衣箱到漕河泾。一路检查甚严。十时始到漕河泾汽车站。汽车尚未来。遂买票候之。十时二十分，汽车到站，众方争先登车，忽空中有一敌机低飞近车站上空。众人皆仓皇奔散。余初不甚惊，旋见该机竟在车站屋顶盘旋数回，有瞄准投弹之意，始知不妙。
　　遂急走车站东数百步外一涸沟中，伏一大树下草丛中，不敢喘息，狼狈之至。该敌机盘旋至十余分钟，终亦未投一弹，翩然远去，彼则意在恫吓，此时魂飞魄散矣。
　　午十二时到松江。下午二时，到县立中学访戴子衡君，托其向专员公署乞一护照，俾去滇时沿途可少麻烦，戴君允即为办此交涉。其时敌机又来，即在县立中学地窖内暂避。在县中晚餐后即归。灯下作《后方的抗战力量还不够》①，迷一文，拟明日寄陶君。
　　九月三日晴
　　今晨六时，敌机又来，在城区上空飞绕三匝，未投弹而去，恐意在侦察耳。晨餐后，作《上海抗战之意义》一文讫，买得上海中华日报一份阅之，揣知上海及北方战事均仍坚守壁垒，可慰。
　　下午，向邻家金姓商量，借其竹园中筑一避弹地窖。幸承应允，乃招陶氏父子及宋皮匠从事畚锸，余则在旁指导之。至五时，尚未竣事，大约尚须一日工程，方可完成。
　　下午六时，敌机又来，余奉大人坐柴积中，聊以自慰而已。
　　今日知邮政局已迁至西门外青松石，距余所居甚远。文二篇欲寄陶君者，竟无从寄发。后到县立中学向戴君转让得邮票二十分，始克投附近邮筒寄出。戴君谓已到专员公署去过，余所托事，因未有前例，故不① 此文即在《宇宙风》第四十八期所载之《后方种种》。
　　能照办。
　　今日读上海报，知香港附近有大台风，意邮船康脱浮第号亦中途停泊，不敢前进。
　　大人及余皆为三妹夫妇一行人担忧，不知伊等究乘何船去港者。大人意即欲去沪一行，藉明消息，余力挽之始止。遂发一快信与六妹，嘱其即日向船公司查明消息电复。
　　九月四日晴
　　今晨六时，又有敌机来袭。迨警报解除后，接秋实自洙泾来长途电话，谓慧华嘱余去洙一行，有事待商。即雇人力车赴船埠搭船，至十二时始开船，到洙泾已下午二时。
　　至程君家，晤岳父及秋实。四时半与岳父同行下乡，因岳父不惯行独木桥，故迂道从官塘到雉鸡汇，较远二三里。即到沈宅，见母亲四妹内子及诸儿均安好，可慰。晚饭后，慧华告余谓乳娘又有去志，故邀余来责以大义，使得喂养迈儿，以满约期。实则此事非必余来不可，慧华之意，盖犹是不忍远别，藉此再图一面耳。余深知其意而不言，强自逆情而已。
　　今日在洙泾镇渡河时，闻知洙泾至枫泾亦有摩托船通航，枫泾杭州间已每日有公共汽车行驶。此消息甚可喜。余拟后日即从此道到杭，庶几免却乘坐火车，有被炸之虞也。
　　九月五日晴
　　晨八时，即与家人别，独行到镇市，在程宅小憩后，即邀明希同行往船埠，至则始知今日有军队过境，所有船只均被征发作军用矣。遂到汽车路，拟候一经过之私人汽车，与之婉商，载余返松。久之，竟无一车过境，遂请程君先归，即在一小饭店午膳。午饭后仍到公路旁守候，先后经过华人汽车二，法人汽车一，均不允载余返松。乃雇人力车至轮渡处，见有美国人汽车一辆方待渡，即与之婉商，竟承慨允，甚感之。
　　车中寒暄，始知一男子为英国人，名霍尔姆士，一男子美国人，名弗列区，一女子即霍尔姆士夫人，皆从南京去沪者。松枫公路尚未完工，因军事紧急，匆匆开放，故路面皆碎石子，车行甚颠簸。弗列区君问余，此公路何以如此之坏，余即告以本未正式开放之故，渠始恍然。
　　车经米市渡，须渡费一元，余即为付讫，聊当酬报耳。
　　车行四十分钟即到松城。到家，见地窖已造好，惟入口太大，且无曲折，微嫌不足，当即指导工人，略为修改，惜上面已盖土沙，未能多所更张，为可憾耳。
　　晚，与大人闲话家事，并重行整治行李，十时就枕。
　　西行日记
　　余于二十六年秋束装来滇，历浙赣湘黔四省，途登万里，日逾兼旬。
　　仆夫严驾，先鸦鹊以晨兴；舍长延宾，傍牛羊而夕宿。华夏之大，亦既震愕；关河之阻，诚足贫辛。
　　晴窗得间，遂重理当时日记，起九月八日，迄九月二十九日，都为一卷，聊备他日展览追念耳。二十七年三月十日，蛰存记于昆明。
　　九月六日云
　　今日晨起探问沪杭车时刻，知由沪开杭车上下午各有一班。惟时间不定，大概上午车到松亦须正午，由松开行至早亦须下午三时，则下午车成夜车矣。遂候至下午三时，雇车携行李三件——一衣箱，一铺盖，一手提箱——至车站。三时二十分，买就杭州车票，而车至五时犹未来。
　　五时十分，警报突作，车站秩序一时大乱，候车者皆纷纷四散。
　　余亦只得撇弃衣箱铺盖，独携一手提箱窜伏车站旁一小茶店中。虽明知仍在危险境地，但舍此实亦无处可自蔽自慰也。移时果有日机九架自东北来，飞行甚低，太阳徽殷然可辨。飞经车站上空时，忽作环飞状，若有所窥伺者。茶店中众人皆慑伏不敢动，余亦自以此次殆不免矣。久之，幸不闻炸弹声，而机亦渐西向远去，众始渐渐探伏出门，如释重负，各庆更生。余不免有戒心，盖此队敌机西去，其目的必在石湖荡铁桥或杭州嘉兴等要邑。而余车亦适西行，深恐其幸免于此而不能逃于彼也，遂向站长商量，退票而归。
　　九月七日晴
　　昨晚即决定改道由洙泾到枫泾，若幸而有枫杭长途汽车，则乘汽车到杭，否则即从枫泾搭火车赴杭，则既过石湖荡铁桥，亦可较少危险。
　　盖石湖荡之三大铁路桥实为沪杭线第一要隘，战争发作以来，日机无日不来投弹。我方则屡损屡修，敌人则屡修屡炸，故行旅者咸有戒心耳。
　　今晨七时，仍携行李雇人力车到西门外秀南桥船埠，搭乘洙泾班船。
　　八时启碇，十时到达。问讯枫泾班船夫，则谓枫杭汽车确已通行，但每日只上下行各一次，今日到枫泾，已赶不及。遂仍投宿程明希家。
　　下午，拟欲托人下乡招内子来一晤，而无人可遣，欲自往，则既热且疲。踌躇之间，不觉酣睡，一觉醒来，夕日欲沉，负负而已。
　　九月八日晴
　　晨七时三十分即由程明希君伴至枫泾班船埠，知船须八时方启碇。
　　遂在河滨一茶馆吃茶。晓风拂拂，颇有秋意。八时登舟，程君别去。船行凡八十分钟，即到枫泾。雇人挑行李到汽车站。沿途见大街上已有数屋被炸残迹，镇上居民似亦移去十之六七，萧条甚矣。枫杭汽车站即在枫泾火车站旁。到站问讯，始知枫杭汽车每日晨由杭州开来一班，即日驶回杭州，故须下午十二时三十分方开行。余将行李存放汽车站中，即到火车站问沪来火车时刻，知十一时许可开到一班，但火车站中候车难民已甚拥挤，余携笨重行李三事，车到时恐亦无法挤上。遂到站外一小茶馆吃茶，并购烧饼二枚鸡蛋二枚果腹。十一时三十分，汽车先来，余遂到汽车站买票。据站长谓汽车不载行李，拒不卖票，余多方譬说，亦不见允。其时另有旅客多人，亦各携衣箱被包甚多，均束手无策。余见此事不可以理争，遂径将行李搬上车中，即坐于行李上，招站长来视，许其不再另占座位。
　　余人亦纷纷效法。站长无辞，始允卖票。到杭只费一元五角九分，可谓甚廉。十二时，车中座客已满，众皆要求站长即打哨开车，站长谓照章须十二时三十分始开，故不之允。
　　不意十分钟后，忽闻紧急警报声，不三分钟，即遥见敌机九架在天空出现，巨声砰然者十余响，亦随之而作。大约仍在石湖荡方面。此时站长顿形慌张，急急吹哨发令开车，余等所乘汽车始得向西疾驶，渐远始渐安心。下午一时四十分，车到嘉兴。嘉兴亦方有警报，交通阻绝，车止于铁路旁，众皆恐敌机投弹炸铁路，因而波及，惴惴不安。历二十分钟，始得启行。自此疾驶到杭，则四时三刻矣。
　　到杭州时，余已极疲惫，即投宿清泰第二旅馆六十二号房间。少憩即出，到中国旅行社征问去滇路径。社中人亦不能详悉目下有无公路汽车能直达昆明。余遂决计取道南昌九江而至汉口，由汉口乘飞机去滇，似较为稳妥也。
　　六时，雇人力车到西湖岳坟访杜衡。幸得晤见，渠山居养病，地处隐僻，战祸似尚未能影响及之。余即在其家晚餐。谈至八时，仍乘原来人力车进城。沿湖堤上电灯均用黑纱蒙罩，便行人而利空防，设置甚善。
　　车到旗下，即命车夫拉到民权路访表弟喻永祚君。叩门入，始知已全眷去临安，只留一老妪守宅矣。少坐即出，买信封一束，睡衣一袭，便回旅馆。
　　九月九日晴
　　昨晚窗外雨声潇潇，颇愁今日天气不佳，行旅多艰。晨六时起身，出门始知天已放晴，到湖滨，遥望晓山，犹笼宿雾中，晨光熹微，可卜不更有雨，为之欣然。即到国华餐馆用早点，食牛乳一瓯，煎饼一枚。
　　返旅馆后，即雇人力车二辆，一以自乘，一以载行李，命拉到江边。车至三元坊，即有挑夫赶来接洽代搬行李过江事。余即雇定一人，言明将行李三件从三郎庙轮渡码头搬至对江浙赣车上，代价三角。该挑夫即随车而行。
　　其后又有来兜揽生意者，则谓只须二角，可见竞争之烈矣。途中买纸烟一罐，又东南日报一份，展阅始知昨午听闻之轰炸声，竟不在石湖荡而在吾松江车站。凡客车四辆，车站房屋全部及水塔均被炸毁，死伤乘客三四百人，可谓空前浩劫，此亦日本军人又一胜利也。
　　渡钱塘江时，人极拥挤。余幸先雇有挑夫，妥为照料行李，始得从容。既到浙赣铁路江边站，即买到南昌之二等车票，计十六元四角，问卧车票，则已售罄，售票员嘱余俟车到金华时再向车长商量，或可得一榻也。余以手提箱自随，铺盖衣箱各一则作行李。
　　上车后，作家书一通，即投入车站邮箱中寄去。九时开车，此路为初次旅行，一路看风景，颇不寂寞。同座某君任职行政院者，返金华原籍，为谈南京现状，感慨不尽。午间，车中庖人来，始知车中有中式饭菜，遂命作二肴一汤以充饥，才五角耳。
　　浙赣路蜿蜒群山中，最近曾发山洪，沿途桥梁，颇多冲毁，且该路原为轻轨，现方积极改铺重轨，以利军运，故有时车行甚缓，遇被水损之桥梁时，尤岌岌可危。下午二时许，车止苏溪镇，有售梨者甚多，据云义乌梨甚著名，皆苏溪产也。余亦买四枚尝之，味甚甘，汁亦多。惜肉老如木梨，皮色赭黑，甚丑恶耳。五时，车止金华站，知在此须停三十分钟，遂下车在月台上散步。识同济大学学生赵君，因知该校已决定迁至金华，第一批学生五十余人即乘此车来者。旋见车长。即问讯卧车事，因到南昌尚须一夜，余自维体力衰弱，不睡恐不能支也。车长谓二等卧车已无余榻，惟三等则尚有四五榻。每一榻位票售二元。余始知三等亦有卧车，则当初不如索性买三等票为得计矣。余踌躇不定，即到三等卧车参观，见榻位皆木板，不如二等卧车之用藤垫，恐睡亦不舒适，不如即在二等车座中假寐之为愈。遂决计节省此费，不再作卧车想。
　　五时四十分，车从金华站开行。时二等车中乘客已只七八人。余一人占二椅一几，甚可偃卧。天色既晚，窗外亦无风景可看，乃作小诗数首自遣。
　　晚八时，车中庖僮又来，嘱进肉丝蛋炒饭一盘。餐后不觉入睡。久之始为车行易轨震簸所惊醒。仿佛见有一列车对驶而过，乃出电筒，启窗照视，不意忽为随车宪兵所诃阻，始知彼车为一长列军用车，乘夜间开赴前方，所载皆大炮及弹药也。两车背向而驶，十余分钟始尽，不觉为之气壮。拟作兵车行以张之，数易稿未就。
　　午夜，车入江西境，随车宪兵来盘诘旅客姓名籍贯职业甚繁琐，余一一实告之。其中一宪兵似颇识余，公事既毕，即来余座殷勤问讯，始知其人名杜辅之，山东人，曾在高中毕业，平居酷嗜文学，昔年余编辑现代杂志，渠亦是一爱读者，故有同气之好耳。
　　杜君甚谦恭好学，承问关于文艺者数端，余皆为一一解答之。谈至二时三十分，车抵玉山，杜君须下车换班，当承其介绍上车继续职务之宪兵刘君，托其在车抵南昌时为余照料一切，甚可感也。
　　九月十日晴
　　五时，车窗外渐见曙光。越半小时，东山后旭日初升，晓霞呈其异彩，烟峦云树，景象清嘉。六时三十分，庖人来，嘱进牛乳咖啡一瓯，面包二块。有人命进蛋炒饭者，颇怪其蛋少饭多，亲至炊车视之，则庖人因鸡蛋储积不多故，以二枚蛋炒三客饭，其人申斥之，归座时犹呶呶不已。按例此车于晨七时十二分即可到达南昌，但自金华以后，每站均误点，故于午后一时三十分，方抵南昌，六百二十二公里之旅程，至是始毕。南昌车站规模殊简陋，似尚不及金华车站，且因防空袭故，全部建筑，均已髹作黑色，愈觉丑恶，此亦逆料所不及也。车入站时，宪兵刘君来授予通过证一纸，因得免予检查盘诘，径可出站。出站后即到行李房候领行李，既一小时，车中行李尚未搬运完了。据行李房中执事人云，须再一小时方可提取。余不能待，即雇人力车到月宫饭店，火车中一南昌人所介绍者也。道经旧飞机场，见被炸残迹，断栋颓垣，森然可怖。
　　既到月宫饭店，即宿第五号房间，甚逼仄，而每日须一元。盥洗讫，即饬茶房到车站代提行李，余则到交通大厦发一电报至松江，告慰家人。
　　方竣事，突闻警钟大作，电报局中职员均挟其簿籍夺门而窜，余被众人挤至街上，则市人亦四散奔走，秩序大乱。
　　余忽迷失方向，不知当由何路遄返逆旅。捉路人问之，辄答以不知，掣袂而去。余无奈，即走入一小百货铺，乞许暂坐，讵铺主人设正欲走避郊外，铺门必须下键，不能容客。
　　余不得已伫立路歧，强自镇定。其时街上已无行人，街心警察亦不知躲在何处，情况大足凛栗。幸不久即辨识归途，缓步而行，居然寻到月宫饭店，已闭户矣。叩门而入，即在楼下客厅中危坐，静候敌机。久之不闻动静。又久之，始闻解警信号，众皆翻然色喜，笑谈顿作，出门视之，熙熙然如登春台矣。
　　此时始觉腹饥，即嘱茶房买面一碗尽之。复出，至中国旅行社询问到昆明办法。社中办事人亦不能确说，但彼等均劝余且到长沙再说，因南昌到长沙固每日有公路汽车，当日可到也。余沉思有顷，颇韪其议，遂决计不去九江。即到江西公路营业处，询知明日开行之长沙汽车已无余座，只能预买后日之票。余以此中容或尚可犹豫，未即购票，遂返逆旅偃卧。
　　九月十一日晴
　　八时起床，漱洗讫即作家报，自至交通大厦内邮局寄去。邮局有女职员，为江浙区所未见。到江西公路营业处买长沙车票，计十四元六角二分，得后车第十三座，想已在车尾，必不免有颠簸之苦矣。途中买得华中日报及新闻日报各一份，归旅馆阅之，内容及印刷俱甚不能满意。
　　下午，拟欲沐浴理发，惧有空袭，竟不敢去，遂召理发师来旅馆剪发，沐浴则拟待之长沙矣。理发后，欲一游南昌名胜，问旅馆经理，始知百花洲滕王阁等处皆已为军政衙署，不能阑入，遂废然作罢。少睡即开晚饭。此间习惯，每日两餐。午饭在上午十时，晚饭则下午四时，于我甚不便。但旅馆中饭菜甚廉美。午晚两餐各有一大鲫鱼，另一蔬菜一汤，亦可口，每餐只须三角，松沪所不能得也。
　　晚饭后，出门闲步，到磨正街扫叶山房看书，晤其经理罗芝仙君，略事寒暄，买冰雪携一部，价五元。归旅馆后，灯下阅一二卷即睡，因明日须起早也。
　　九月十二日晴
　　晨四时，茶房来叫醒，即起身。匆匆盥洗讫，由茶房伴同乘人力车到汽车站。人力车二辆昨夜即雇定，故车夫竟未回去，即在车上打盹，彻夜待命，甚可悯也。中途看天光昏昧，颇有微雨，甚以天气不佳为虑。
　　过中正桥，桥横越赣江，皆以木制，亦一大工程也。到牛行车站，不见长沙车踪迹，且亦无旅客，站中人方高卧未起。甚诧异，姑待之。继而有司机数人驾南昌市内公共汽车出站，问讯后始知去长沙汽车系在总站开出，为茶房所误矣。及急搭市内汽车赶到总站，始见旅客麇集，正在做行李。天亦放晴，晓日瞳？o矣。余行李二件，争挤久之，始得签票，计缴运费三元七角，昂贵出于意外。及登车，始知虽编定座位，亦不能凭票入座，余应得之十五座已为大力者占去，车尾皆邮件袋，竭力挪移，始从邮件袋中腾出一空地，聊可屈身蹲坐，而手足俱被约束，不能少动也。
　　八时，车始开行。未出市区，即有损处，停车修理者凡二次。车到万寿宫，乃大损，司机者拆修半小时始毕。自此以后，几乎每上一山坡，必须旅客下车助之推送，始得更驶上。司机者为一上海人，年老力衰，且于汽车机构似亦不甚熟悉，故为状甚狼狈。然彼则归咎于此车不用汽油而用柴油，易于淤塞机件，亦非无理由也。车到高安站，司机者谓站中有修理器械，宜将马达大事拆洗，方可无虑。余等只得从命，即在站旁茶肆进茶点待之。乡人有蒸煮鸡蛋糕进者，试之甚好，遂罄五枚。
　　越一小时许，车始修好，遂登车启行。不十公里，而旧病复发，仍须旅客推送上坡矣。如是者不下四五十次，日薄崦嵫，始到上栗。上栗为一小站，无歇宿处，众皆焦急。
　　车遂在夜色中行，愈益迟缓，始于晚十时二十分到浏阳。浏阳至长沙，尚有一百数十公里，且至此例须换乘湘省公共汽车，今日则不特无车可换，即有亦属不能行，遂止于此。
　　同车旅客凡十一人，有北洋大学学生程君，上海医学院学生李君，兵工署技师陈君，国立戏剧学院学生金女士，皆在车中谈笑以互遣寂寞者，至是，同入城内，投宿馥馨旅馆，每人一宿二餐，所费才五角耳。
　　九月十三日晴
　　浏阳为谭嗣同故乡，孔庙礼器，胜于阙里，惜以急于乘车，未得一游观。七时三十分开车，十时三十分即到长沙。余行李二件载于前车，已于昨晚先到，故不即提取，先雇人力车到丰瀛里访三妹及妹倩左景祁君，渠夫妇于月初由上海到香港，转粤汉铁路归长沙，想必早到矣。长沙人力车夫不喜疾走，挽车徐步，大似改行秀才，余初乘之，不觉失笑，而长沙人则高坐怡然自得也。
　　车到丰瀛里左宅，问讯始知景祁夫妇俱已外出，即留一名片而退。
　　由人力车夫之介绍，投寓离此最近之天乐居旅馆。即在旅馆中午餐，餐后小睡片刻而左君偕三妹来，相见各道行旅艰辛。二时，同出到左宅，见左君兄嫂诸人，皆初会也，旋托左宅仆人去发一电报，以慰家人。左君母丧，灵堂未撤，余以新亲，未致吊奠，遂出至巷口购办素烛一对香三炷，为展拜焉。及晚，景祁大兄曼仲先生宴之于潇湘酒家，大盘大碗大匙大箸，荐以肥腻，湘中款客，丰厚至此，未中席便腹果然矣。筵散，余陶然而醉，由景祁送至旅舍，约明晨迁居其府上，余漫应之，颓然就枕，亦不知左君以何时去也。
　　午夜酒醒，闻窗外檐雨淅沥，帷幔飘动，甚有寒意。别室仿佛皆有女乐，筝琶之声，骚怨可念。床上臭虫又多，益反侧不能成寐。既而腹痛欲绝，披衣下楼如厕，竟病泄矣。
　　余所僦室在三楼，厕所则在底层，半夜之间，升降五次，疲惫之至。
　　九月十四日雨
　　清晨即向旅馆结账，雇车至左宅。即同景祁到汽车站提取行李，因天气骤冷，余秋服皆在衣箱内也。易衣后，复腹泻数次，至午间则下痢矣。下午，遂卧床不能起，嘱人买约脱灵（Yatren），两丸吞之；又由景祁介绍渠姻戚徐先生为诊脉处方，服国药一剂；迄晚尚未见好处，一夕如厕二十余次，甚闷闷。
　　竟日未进食，但饮牛乳二杯，亦不饥也。
　　九月十五日雨
　　今日上午即迁入附近之仁术医院，由娄瘦萍医师诊视，并为详细检查身体，甚感之。
　　下午，作书寄汉口欧亚航空公司二妹倩蔡君，问能否以优待价自汉飞滇，盖深恐病久，不能再从容取道公路耳。
　　终日禁食，饮罐头牛乳数杯，倚枕看窗外秋雨淙淙。羁旅之情，殊不能堪。
　　九月十六日雨
　　痢未止，但医师验粪便，谓细菌渐少，当可速愈，因得少安心。三妹及左君上下午均来探视，阅携来之旅行杂志第十一卷第六七两期，其中有胡士铨君所作京滇公路周览团随征记，惜自沅陵以后，尚未刊出，而余所欲知者，正是黔中情形，无可参考。晚间，服药后颇不思睡，润饰沿途所作诗稿。
　　九月十七日雨
　　午间，痢始止，即感饥馁。院中进膳，只稀粥一瓯，炒蛋一碟，油重颇难下咽，遂嘱侍者去买酱菜。侍者为买来九如公司之福神溃一罐，皆蜜渍甜菜，尚可口，遂尽其粥。
　　余按日本罐制盐甜蔬菜，皆名之曰某某渍，福神渍，日本亦有之，九如公司殆剽袭其名称而误渍为溃者欤。
　　阅报知谢冰莹女士已组织湘中爱国女子出发赴前线服务，英迈之气，直愧须眉，惜困卧病榻，未能去晤送也。
　　九月十八日晴
　　今晨痢已全止，天色亦放晴，甚快意。遂结束出院，仍止左家。汉口复信迄未来，度之任必已调西安供职，吾信其付浮沉乎。下午，独行出门，略看长沙市街状况，即雇车到黄土岭电器制造厂访老友钱应瑞，多年不见，晤谈甚快。四时半同出，仍回左宅少憩。旋邀景祁同到八角亭散步。此为长沙最热闹之市廛。与杭州之清和坊何其酷肖耶。
　　既而在南国酒家晚餐，余不敢饕餐，只尽冬菇鸭片粥一器。
　　九月十九日晴
　　晨起即雇车到汽车西站问湘黔公路行车情形。据云并无联票直抵贵阳，目下只能买票到沅陵，价十二元五角。沅陵以西通车与否，亦不确知，但大概总有车可达贵阳，不过多等时日而已。至于贵阳到昆明有无客车，则绝对不知矣。余闻言大为踌躇，诚恐到贵阳后仍不能去昆明，则势必复返长沙，方有飞机可通，如此则时间与金钱，两受损失，颇非谨慎之道。遂退出，缘湘江岸闲步，一则神会湘灵，一则心怀首鼠耳。
　　既而雇车至公路管理局，索取湘黔路行车时刻及里程表。司阍者索刺，却投刺，刺入，久之始出，答以未印好，问之亦不得要领，废然而返，然余已决心从公路行矣。
　　下午，应瑞来邀，遂嘱左宅仆人到汽车站买明日沅陵票，并先将行李送去。即偕钱君出游，经八角亭，在国货公司买呢帽一顶，即至民众俱乐部，国货陈列所等处。即又雇人力车到容园，何主席之别业也。略有花木台榭之胜，裙屐甚盛。
　　即在园内碧茵社茗饮，佐以芽姜，风味绝俊。
　　六时入城，歧路口辄有挡箭石碑，为民间厌胜之物，而备镌四向各通何处，里程若干，盖民俗物而有俾实用者，其制甚好，吾江浙一带所未见也。既入城，钱君导至远东咖啡店晚餐，兼湖南女招待之发祥地，固声名藉藉者也。
　　晚归左宅，始得汉口蔡君航快，知飞机交涉已为办妥，可以亲属票价自汉飞滇。其时左宅仆人已为买好汽车票，遂急雇车再到汽车站，拟商请退票，取回行李，讵站中已无负责人在，未能如愿，遂留一简而返。
　　中心踌躇，犹未决定何所适从也。
　　今日为中秋节，国难方殷，家艰愈甚，夜阑对月，不觉感喟。忆去年中秋夕，客居杭州，独酌西子湖滨，曾拈一诗寄内，遂仍用前韵，作五言八句，诗思萧瑟，不知所云矣。
　　九月二十日晴
　　黎明即起，景祁伴余到汽车站。盖昨晚退票未成，返寓后又翻然变计，仍走公路入滇矣。七时，渡湘江，八时即开车。在渡轮上即识驻黔别动队第三大队长吴伴云君，浙江人，方从庐山受训回贵阳，车中遂有谈侣，聊不枯寂。吴君询知余目的地为昆明，遂大谈黔滇段公路之险峻，及其间土匪之猖獗，余不觉惴惴，颇悔不由汉乘飞机矣。十二时，抵常德，即在站旁小肆中进米粉一碗，以当午餐，庖人为多用辛椒，辣极几欲堕泪。
　　下午一时，继续行程。自长沙至常德，一路均在平阳中行，常德以西，渐入山国。经桃南站，谓桃源县之南也。桃源产五色石，在长沙时曾见之，价甚昂，至是颇欲买一二方，惜非入城不可，车不能待，甚负负。经马底驿后，地势益高，车直在山顶上迂回而行，七时始到沅陵，计程凡三百八十一公里。
　　在车上时，有沅陵客谓竹园饭店在车站旁，颇修洁可投止。即下车，问竹园饭店，始知已无余榻，乃随吴君投宿全国大旅社。站中检查甚严，余以有吴君为伴，幸免纠缠。
　　时有黔中军队两团开到，故沅陵站旁旅馆均有人满之患。所谓全国大旅社者，楼屋三楹而已。余与吴君在楼上共占一室，二榻一几外，无回旋地。虽然，若无吴君，则此一榻恐亦未易得也。
　　晚餐后，吴君晤其同袍某君，亦从长沙到贵阳，谓在此候车已一星期，顷到车站问讯，恐明日亦未必能有车可西驶。余闻言，颇为惶悚，若须在此久候，计不如折返长沙之为愈矣。君旋邀吴君及余同入城一游，沅陵车站在沅江之南，城则在其北，故入城须渡沅水，吴君以为时已晏，且明日既无车，则入城之举，不妨期诸明日，余亦同意，遂宛却之。
　　九时，解被褥就睡。初，肢体得苏憩。睡极酣适。既而臭虫群集，竞来侵啮，殆警觉时，左股及左胁间，已累累数十饼，略一抚摩，肌肤起栗矣。且左室有将佐数人，方事樗蒲，围而观者似亦不下六七人。后室有女伎三五，更番作乐，讴歌宛转，筝笛低迷。
　　俱大扰人，不能安枕。遂披衣排闼而出，山月初升，西风忽紧，哀猿绝叫，孤鹊惊飞，夐独幽凉，悲来无方，真屈子行歌之地，贾生痛哭之时也。
　　九月二十一日晴
　　晨六时即先到汽车站，询知今日幸有车可到晃县，乃急返寓邀同吴君及其友人各携行李到站。费九牛二虎之力，始买到车票，计八元一角。
　　八时开车，十一时许，至辰溪，渡辰水。辰溪县滨辰水，屋瓦鳞鳞，踞小山上，形势甚雄。辰水亦壮阔浩渺，时方有桂军辎重队就渡，牛车伊轧声，舟子呼应声，战马嘶？y声，兵士吆喝声，军械击撞声，与浣女谣歌声，杂然并作，即景闻声，颇觉豪迈中有忧郁味。
　　下午三时许，车抵芷江，即在站中就食。时天气忽变，细雨濛濛，幸不久即止。六时，行抵晃县，是为湘黔车衔接站，汽车站分设抚水东西岸，东岸为湘省车站，西岸为黔省车站。
　　自沅陵至此，计程凡二百四十公里。
　　晃县城在龙溪口，离车站尚有五里，故未能入城，遂宿东站旁洪顺旅馆，仍与吴君为伴。晚饭后，吴君入城公干，余则就灯下作日记。
　　九月二十二日晴
　　晨六时即渡抚水到西岸车站，询知今日幸有一车可开黄平。惟此车为黔省开办公路交通以来第一号车，恐已太旧，不宜过重，而今日行程，又为京滇全路中最险峻者，况连日在此候车之客，已不下四五十人，而余则昨日并未挂号。故站长劝余不如且留一日，藉可一游县城。并告长沙以后，旅客如欲搭车，必须先日在站中挂号，以次买票，至车座卖满即止。余在长沙时固曾挂号，但在沅陵则因与吴君同到卖票房中购票，站中人不敢支吾，故虽未挂号，亦即享先占特权，今日则吴君及其友人已先在车中占取座位，余独自办此交涉，站长遂得以未挂号为辞，阻余行程矣。余初颇为所动，但继而又恐今日以后，行车又无定期，势必在此久稽，大非佳事，遂坚持非搭乘此车不可。其时来买票者已不下三四十人，余乃不遑礼让，坚请允予买票，站长无奈，即将黄平车票付与，计八元零五分。惟行李二件，则坚不允同载，站长谓今日人多，旅客行李一律不载，但可以签发贵阳行李票，当于明后日依次载送至贵阳，故长途旅客，可到贵阳等候行李。旅客无以屈之，遂只得将行李签买贵阳票，任其支配，余亦只得从众，惟私谓站长，余须到昆明，希望将余之行李尽先交运，勿使在贵阳久稽，即深感怀。站长颔之，允明日定必将余之行李运去。
　　七时三十分开车，行十余公里，过鲇鱼铺，即入贵州境。又若干里，到玉屏县。县治甚小，以产箫著名，世称玉屏箫。市中制箫铺林林总总，亦不稔何家所制最好。余不善吹箫，但颇欲购一对，以为他日返里馈遗之资，试一问价，昂贵出意外，终不成议，遂舍之。吴君在市上买黄木耳二斤，云亦此地特产，价亦较蜀中为廉也。
　　中国之山，皆在黔中，此昔人之言也。车入贵州境后，即终日行崇山峻岭中，迂回曲折，忽然在危崖之巅，俯瞰深溪，千寻莫止，忽焉在盘谷之中，瞻顾群峰，百计难出。
　　崄峨之状，心目交栗。镇雄关，鹅翅膀，尤以险塞著闻，关轮疾驰以过，探首出车窗外，回顾其处，直疑在梦寐中矣。
　　下午五时，行抵黄平，计自晃县至此，适二百公里。黄平亦黔东一壮县，依山为城，有省立中学一所，学生一百五十余名，规模尚可观。
　　是日，有黔军去前方杀敌者自省城开到此，逆旅公舍，俱有人满之患，余等多方计图，始得在民新旅社赁得一室，遂止焉。
　　九月二十三日晴
　　侵晨四时，即为门外人马喧杂之声所惊醒，遂即起床。启户而出，从疏星残月光下，看将士整队待发，骏马振鬛而长嘶，角声因风以遥起，于时又有邑中学生游行欢送，旌旗飘飐，悲歌激楚，大有燕太子白衣冠祖荆卿之概，壮烈之情，油然而生。
　　七时，购票登车，今日因最先到站，故得据前座，车行时大减颠簸之苦。时旭日初升，车行不久，即逾一大岭，望东方则朝霞似锦，西方则宿雾未消，群山均在朦胧掩霭中，风光殊甚倩丽，盖此地为湘黔全程中最高峻处也。渡重安江，越泸山，饭于马场坪。
　　黔桂公路自此始。
　　下午，车经贵定，龙里而抵图云关，省会东郭外要塞也。车止此受登记，旅客亦均受严格之检查，余虽有吴君为关说，亦未能较受优待，凡一时许始竣事。车疾驰下坡，行平阳中凡四五公里，即到贵阳。计自黄平至此，凡一百九十公里，车费七元六角五分。
　　既下车，仍受检查，余以行李未到，随身只一小提箱，警察略一检视即放行，遂谢别吴君，雇人力车投止新世界大旅社，亦同车某客所介绍者也。新世界旅社在城中新市场，创设未久，故甚整洁，屋字亦轩朗，遂在三楼赁得一室，每日八角，有一榻一桌，一几四椅，被褥亦白净。
　　余以连日所宿，均在猪栏牛舍，鸡埘马厩之侧，架板为床，编草为席，膻秽之气，中人欲呕，今乃得此，虽实际尚不及上海之中下逆旅，然安适之感，已不啻居新亚大酒店矣。
　　少苏息，即外出，问道至院前街访聂汝达君，则不在家，留刺而返，中途忽相值，遂邀至其家，畅谈甚快。即在其家晚餐，餐后同至二妹倩蔡之任家。之任旅沪十八年，未尝回黔，故余二妹亦未尝谒见其姑姆兄嫜，不意余乃先得展谒焉。
　　初，余以行旅迟滞，恐云南大学已早上课，辄甚急躁。今日在蔡家闻知云大尚在黔中招考新生，限九月三十日以前必须到校注册，然则此时盖未曾开课，为之大慰。拟在此少留，一恣游观。
　　九月二十四日晴
　　晨八时，聂君来，导至德顺铺吃肠旺米粉及肠旺面，贵州特有之点心也。肠即猪肠，旺则猪血，米粉即吾乡之粉干。每碗量甚少，余既不健啖，罄三碗亦未足充饥。肠甚佳，旺则颇难吃，盖生凝猪血，色鲜红可怕耳。益以辣子，为之卷舌入喉，乃尽二器而止。
　　仍由聂君导至邮政局，寄发家信并致长沙三妹信各一通。问知电报收发办事人尚未来，遂在附近某书铺检阅书籍，无可买者。少须，仍至邮政局，发一电报致云大熊校长。
　　在聂家午饭后，即到大东澡塘沐浴。自陟征途，未尝沐浴，垢汗蓄积，殊不能耐，得此竟百体舒畅矣。
　　浴后即到蔡家，今日适为之任祖父二周年忌，余以未悉黔中礼俗，无以将意，一拜而已。即在蔡家晚饭，肴馔甚丰，皆黔法烹调，甚非外省所能得尝，且又出之家庖，尤可贵已。
　　饭后以水果进，余始得食地萝卜。地萝卜者，或曰地瓜，形似圆薯，皮黄而实白，撕去其皮即可食，汁甚多，惜略有生涩味。疑即杜甫诗中所谓黄独者也。自入黔境后，每到一站，辄有售此物者，车中人常好购以解渴，余则初未尝试也。
　　九月二十五日晴
　　夜眠甚酣适，今晨起身，已八时后矣。独行南华路中，饮食店外，列肆多未始业，似此间市面甚晏。到一甜食店，吃银耳一碗，八宝饭一碗，价廉物美，择一钟表铺，嘱修表，约晚间来取。盖昨日余表忽损坏，曾一度修理，终未修好，夜间又停止，故不得不另试一铺也。到汽车站，知行李二件果已运到。遂领出，雇车返逆旅，途中曾受检查二次，亦烦琐哉。
　　余衣箱中书多衣少，故较重累，自南昌到此，计所纳运费已十八元，而书值不过二三十元，殊不值得，余自忖自贵阳至昆明，尚有四日程，以前例计之，恐尚须运费十元左右，则不如邮寄之为愈，遂尽出箱中书籍，携至聂家，托聂君代为包裹付邮。
　　在聂家午饭后，即独行返寓，晤黄震遐君。黄君供职中央航空学校，奉派入滇筹备分校，与余适同寓，谈故甚快。四时，仍到蔡家晚饭，黔中习俗亦如江西，一日两餐，故晚餐甚早也。
　　晚八时返寓，向黄君借看滇黔川游记，此书系中华书局出版，为游此三省者之最好参考书。余日间曾赴中华书局购取，以适售罄未得，遂不得不借之黄君，许以明晨即璧还之。
　　九时许，之任兄之夏，妹之玮，同来，因余已定明日赴滇，故来答访耳。
　　九月二十六日晨微雨午后晴
　　晨七时，雇车到汽车站，旅客已大集。余初以为此蚁聚者皆入滇旅客，颇为惊讶，后知东西北三路车同时开行，有入湘者，有入川者，有入滇者，遂少少安心。然发售西路车票之窗口，亦既有二三十人鹄立以俟矣。不久即开始售票，因知其中有赴安顺者多人，另有短程车载之以去，赴滇客皆购票至永宁，则不过五六人而已。遂以七元七角五分购得永宁票，又纳行李运费九角讫，即自登车，初以为客少车敞，必可舒适，讵知车上已先坐军士多人，皆无需购票者，遂次末坐，侷蹐万状。既而忽潇潇雨作，贵州素有“天无三日晴”之谚，余居此三日未雨，则此潇潇者亦固其宜，独愁雨势倘大作，则公路或有松损，车行易致意外耳。
　　旋瞥见聂君及蔡女士等已在站中，似正在觅余者，遂挥手招之，二人冒雨奔来，殷勤送别，甚可感也。
　　车行后，雨益大，气候亦益冷，余所衣为夏季洋服，渐不能支，乃出绒布晨衣披之，犹不禁颤栗。车窗皆以木制，无玻璃，雨作则闭之，遂无顾盼之娱，惟向车前看迎面群峰，为云气所裹，澍万状而已。
　　午间，雨霁日出，开窗视之，远山鲜翠欲滴，大是娟妙。车所经行，皆润泽，不复扬尘十丈，尤惬人意。下午一时抵安顺，就餐焉。安顺为贵州一大邑，富庶过于省会，盖其地为黔中鸦片栽植区也。
　　发安顺，过镇宁，至黄果树，路转峰回，便见中国第一大瀑布。上则匹练千尺，下则浮云万叠，势如奔马，声若春雷，遂命司机停车十分钟，凭窗凝望焉。或谓近日已非雨季，其势大杀，若当五六月之交，则十里外便闻其汹涌，昔经工程家勘视，谓此水力所生之电，足供川滇黔三省之用，诚足桥舌矣。
　　下午五时，到永宁。计自贵阳至此，凡一百九十三公里。永宁亦山中一小邑，居民不过三四百户，无旅馆。余得同车贺君导，入一陋屋，云可以投止者。其家姓王，不标旅社之名而营旅社之业者也。贺君，四川人，在滇经商有年，常道出此，故甚谂之。
　　九月二十七日晴
　　晨七时，到汽车站买票至平彝，计七元七角五分。行李二事，纳运费一元零五分。
　　七时启行，仍驰驱于悬崖绝壑间，今日行程，似更为荒凉，辄数小时不见人家。沿途见苗民甚多，男子裹头巾，突出于颅额间，如承盘；女子御蓝黑色斜领衣，褶裥短裙，仿佛汉代装束。在贵阳时，尝闻中秋之夕，贵阳附廓苗民曾举行跳月，惜余病滞长沙，未能一赏此民风也。
　　中午，抵安南，饭焉。米作紫红色，无汤，颇难下咽。自安南西行，经普安，遂缘盘江行，滚滚黄流，势甚湍疾。凡数里，而至铁索桥，昔尝从徐霞客游记中知其为黔西险要，今亲临其地，视之果然。桥以两巨铁索为经，各附着东西岸悬崖上，而以大木如铁轨之枕木者为纬，平列以为行道，桥长约一百公尺，而下临盘江水则可四百公尺。余等初意皆下车徒步过桥，使车身减轻重量，而司机者谓无须，缓驰而过，铁索徐徐振荡，轧轹作声，殊足危怖。有人谓前年红军抵此，滇军曾将桥上横木除去，只留二铁索，而于西岸驻兵以阻红军入滇。然红军敢死队竟缘铁索而渡，死于江中者虽甚多，然终得窜入滇西，谈者至今犹为色壮也。
　　渡铁索桥，车常回复行，登一大山之巅，又回复而下之，如是者数，以达于盘县，中间亦未尝见人家也。盘县在平谷中，人烟尚不少。余车到此，已夕阳在山时，例当宿于此，顾司机人以为余勇可贾，今夕必驶抵平彝，平彝处黔滇接壤，黔省公路车以此为终点者也。时车上旅客惟蜀商贺君及其徒，另有滇商二人并余共五人而已。余与贺君俱愿西驰，而二滇商则以此去辄多匪患，最为不静，矧又当薄暮，期期以为不可。
　　而站长亦以平彝方面适无黔车驻候，若余车今日能到平彝，则今日滇来旅客之到平彝者，明晨即可乘以车行。遂决定即晚到平彝。二滇商不能从，携箱箧下车去，谓当俟越日早行。
　　贺君目送之，谓余曰，此二人必挟巨款与俱，故不敢前耳。余为之恍然。
　　车遂西向疾驰，登青天，入幽谷，出没万山中。以下大盘山，经二十四拐，窄径回复，每一曲折，均须先使车逆行，方得过，否则覆矣。
　　此亦黔滇公路中一险要也。其时车方迎夕阳行，残日熔金，光芒万丈，不可逼视。车折过一崖壁，司机者双目为阳光所乱，竟迷前路，车忽旁出，遂陷洿泥中，前隔绝壑，幸早抑制车轮，否则若再前行一尺，即下堕万丈，人车俱尽。此则余登征途以来，所遇最大危险也。
　　车轮既陷洿泥中，百计不得出，司机者与客共四人，推之亦不动。
　　遥见对山有人家，司机者遂趋之，约半小时许，邀得护路兵二三十人来，共相推挽，又久之，车始得出。
　　夕阳已逝，弦月未升，仅得缓缓行，八时二十分，始到平彝。
　　平彝亦一小县城，车止于东门外，未见车站。其地亦无旅馆，仍由贺君导至一家投宿。其家只楼屋一栋，主人自住户后一小屋，与猪栏为邻矣。余先登楼，见有三榻，已有客占其二。客一男一女，云是四川人，在上海读书，近从上海而海防而昆明，更取道贵阳以返里者。余遂商之，能否许余占此余榻，客不能却，颔之。余遂命人搬行李上楼，而贺君及其徒则宿楼下矣。
　　洗漱讫，嘱主人治炊，余则邀贺君同入城参观。城中商肆多已闭户，惟茶店餐馆数家，尚可见荧荧一灯下，有人憧憧往来耳。一菜馆方煮鸡，遂以一元购得鸡一只猪爪一个，与贺君分提之而返，黄粱方熟，共快朵颐。饭后少憩，上楼就睡，则二客已鼾声雷动矣。
　　九月二十八日晴
　　晨六时起身，洗脸后即进城，觅得滇省车售票处。叩门无应者。途人云为时尚早，宜以八时来。遂在城中漫游一周，视时计尚未到七时，乃返寓所，就西邻一茶社饮茶。
　　至八时，再到售票处，仍未开门，叩之既久，内始有人呶呶拔关，视之则一老者。告以购车票意，老者云今日开午车，十二时始卖票，言次似甚怪其急急者。然终出其票簿，允余等先买票，自平彝至昆明，计二等座十六元，余初颇讶其过昂，后始知此乃以新滇币计，合中央币只八元耳。遂付中央银行五元币二纸。讵找出滇币拾元者二纸，余复茫然，疑其有误。贺君告以此是旧滇币，折合中央币适二元，非误也。至是而始知滇省金融之复杂矣。
　　购票后，仍返至茶社。有老者三五人竞来问讯抗日战事情形，余为琐琐述之，听者渐麇集，后竟不下三四十人矣。余语既罄，人复散去，与贺君枯坐至十一时许，始见彼售票之老者携其票簿钱匣来，即在茶社旁一小屋中开始办公，审视其屋，始见门楣间有红纸一条，题曰平彝车站办事处也。
　　十二时，始得登车。余初未知汽车中如何分头二等，既登车始知所谓头等者，只容四五人，其地位适在司机人座后，头等座之后，有一铁栅栏，栏后则二等矣。二等无座位，客皆自坐其行李上。盖其处有客则载客，无客则载货，或有客与货并载之，亦滇中汽车所特有之现状也。
　　贺君初邀余入头等座，既坐，觉局蹐甚不适，遂移至二等车中，藉被包而坐，反甚柔软。车既行，一路皆平坦，不复有高山深谷。遂于下午三时一刻到曲靖。
　　到曲靖后，初以为所行只八十公里，为时尚早，理当再西行。乃司机人谓今日且宿此，须明晨去昆明矣。无奈，遂下车，投宿大东客栈。
　　大东客栈已驻有滇中军队，无余室，乃由逆旅主人为谋之于其邻，得二室，强邀余等止焉。余径上楼，占得一榻，而后来者众，竟无宿处。主人为二妇人，语哓哓不可解。大约不愿旅客他去，故坚持须二人共一榻。
　　未几而牵一客来，嘱客将行李置余榻上，示将与余共榻也。余大诧怪，力持不可，许以酬付三倍宿费，始欣然曳客他去。
　　宿处既定，遂托贺君之学徒代为照管行李，独行市廛间。曲靖为滇东一大县城，街道整洁，列肆甚盛，时已薄暮，路上行人仍络绎不绝，想晚市亦必可观。遂信步入一餐馆，嘱治二肴一汤，以为晚餐，调味甚佳，价亦廉，仅中央币二角耳。
　　返寓，与贺君及其他旅客闲谈，九时始上楼。楼屋本极逼仄，仅二榻，余既占其一，另一榻上果已眠二客，而地板上乃亦眠二客，皆妇人。
　　余榻上所设一草荐，已尘污作黑色，恐有臭虫，不敢用，遂卷置一端。
　　解被包，出一薄被，拟和衣而卧矣。
　　临睡，主妇来收宿费，谓恐客明晨早行也。余问一客当纳若干，答以一元，旧滇币也。遂付与中央币三角，申谢而去。余不觉失笑，盖一人而眠三榻矣。
　　九月二十九日晴
　　昨晚邻家楼上有女尼七人作佛事，梵呗铙钹之声不绝，且相隔只一板壁，空隙甚广，非但不能少阻喧扰，抑且张目即见，竟夜未睡，六时即首先起身矣。
　　七时，到云南公路汽车联合营业处问讯何时开车，则谓昨日之车尚须先赴某处载煤，俟载煤返，当再载客去昆明，故至早须十时也。遂拟觅一点心店或茶店，少解饥渴，竟不可得。市上有买梨及粑粑者，乃购梨四枚，及粑粑二饼尽之。梨甚佳，每个才一分，亦足令外省人惊讶也。
　　十一时，车始回，煤竟不卸，且复有火腿数十筐，云并载赴昆明者。
　　于是二等客只得与煤块火腿同处一厢。余不得已，躐等坐头等座，亦竟无人干涉。曲靖至昆明，只一百六十公里，在理四小时可到，乃车竟屡损，不三四里辄一止，至晚间九时，方到昆明。
　　经三度检查，始得下车出站，雇人力车投宿得意春旅馆。至是而三千公里之旅程，遂以告竟矣。
　　致戴望舒
　　一望舒：前日寄出《现代》二卷一期《东方》复刊号及第四号共三册，平寄需邮费一元，真寄不起。《现代》这期创作号销路特别好，初印八千份，现在已销完，正在再版中。一号那天，上海门市售出四百本之多，不可不谓盛事也。你船开时，我们都不免有些凄怆，但我终究心一横，祝贺你的毅然出走，因为我实在知道你有非走不可的决心。照片都照得不好，你个人照的都不清楚，因为感光都不足。杂志上只选用了两帧，是比较的最好的了。余片俟你有固定通信处后当即寄上。我的《梅雨之夕》已卖与新中国，因我要向“现代”预支版税一百五十元，未能如愿，而我又急用，遂一怒而去新中国。现代书局专拍第一流（？）作者，或蹩脚无聊之作而可以廉价得之者，如我辈中间的卡氏党，真是碰壁的。洪雪帆至今还主张一部稿子拿到手，先问题名，故你以后如有译稿应将题名改好，如《相思》，《恋爱》等字最好也。你应交中华之稿如何矣，屈指算来，此信到时，你也已应当预备寄出第二批稿子了。勿怠勿怠！到巴黎后生活如何？经济情形如何？
　　希望能将你的日用帐录寄一周，使我有一个参考。书店跑过否？珍书秘籍的市场已研究过否？均迫切欲知之。你从西贡来信我们已收到了。
　　以后我的信和绛年的信各自编号，祈注意。你来信最好亦用稿纸。言不尽意，请止于此。祝你旅居安适。
　　蛰存十一月十八日（一九三二年）
　　二望舒：十一月十八日在松江寄上第一号信，先几日在上海又曾寄出《现代》第二卷第一期及《东方》二本，均寄中国公使馆转交，未知已收到否？昨日收到你从吉布地寄来一信，内附照片一纸，如对故人，甚慰。
　　今天看了“SousLesToitsdeParis”回来，写信给你。我看见影戏里有一个扒儿手，心中就感觉到一阵恐怖，我恐怕你一朝在巴黎遇到扒儿手，把你怀中的全部财产都扒了去，那岂不糟糕！留心啊！
　　上海的文坛还是老样子，并无多大变动。现在零碎告你一些：（一）《自由谈》自本月一日起改由新近由法国回来的黎烈文主编，周瘦鹃则改编《本埠增刊》。（二）熊式一译了一部《萧伯纳全集》，一部《巴蕾全集》，卖给文化基金委员会，共得洋八千元。此君以四千元安家，以四千元赴英求学。上星期曾来找我，我在松江未遇，日内当可晤见，我想请他做英国通讯。并当为你介绍。（三）邵洵美叫叶秋原编一个《时代周报》，内容听说有十六页图画，十六页文字，大概上自政论，下至电影批评都有，明年一月一日创刊，我当寄你。（四）欧阳予倩已到马赛，不知你知道否？我正在打听他的行踪，为你介绍。（五）我的第三小说集《梅雨之夕》已交新中国书局。
　　以上是所谓文坛消息，以下要说你的事了。你现在究竟是否先译中华的书？倘若没有决定，我想先编《法国文学史》也好。因为目下的现代书局，只要稿子全到，钱是不生问题的。《现代》转瞬二卷完满，第三卷的译小说你似乎也应当动手了。我希望在动手编三卷一期时，已经有三卷二期的稿子在手头，则较为放心。你如果决定译的，则收到此信后，请立刻先拟一个广告来，说明此书内容，我当在二卷六期登出。
　　好，已写到三纸了，带住罢。下星期再告诉你我最近的一个计划。
　　本想附寄一贺年片，可是恐怕太重了。不寄也罢，恭贺新禧。
　　蛰存十二月三日（一九三二年）
　　三望舒：你说你写信的时候是很急的，所以只好写电报式的信，但是你写给绛年的信却如此之琐碎，虽则足下情之所钟，但我颇以为对于她大可不必如此小心意儿，你应告诉她一点你在巴黎的活动状况，把给她及我的信放在一起，就可以有时间多写点别的值得让我们知道的事情了。再你还要绛年来法，我劝你还不可存此想，因为无论如何，两人的生活总比一人的费一些，而你一人的生活我也尚且为你担心呢。况且她一来，你决不能多写东西，这里也是一个危机。
　　《紫恋》今日收到，明日欢迎BernardShaw，后日给你拿去。但你此稿来得太迟了，恐怕又要电汇钱了。我上次有信给你，希望你能多赶一点稿，让钱可以不必再急电汇，汇费实在太大了。你总须给我以稿到后二星期的余裕，没有一家书店能像商务中华之快也。
　　《现代》三卷一期起，想增加文学通讯。英国熊式一，德国冯至，美国罗皑岚，日本谷非，苏联耿济之，法国要你，请每二月寄一篇来，至少须有二页，约二千二百字，此信收到后即寄一篇来，好排在三卷一期。波兰拟请虞和瑞，请你打听一下，并写一信去，代我约他，亦每二月一篇。其他各国如有更好。
　　你须写点文艺论文，我以为这是必要的，你可以达到徐志摩的地位，但你必须有诗的论文出来，我期待着。《望舒草》能否加一点未发表的新作品？请快寄几首来。《现代》及《东方》均急要你的诗。
　　余容下次再谈，也许明天再写一封平信给你。祝你安好。
　　蛰存二月十七日（一九三三年）
　　四望舒：屡次想写信，总好像有许多话，必须有极空闲的时间才写得成，于是搁了好久。我先得向你抱歉。《Cheri》至今无出路，此书运命实在不佳，我明知你钱已不够，但我这面实在不凑巧得很。直到四月二十三号钱歌川送来二百元，说是预支《Disi－ple》的稿费，我方才加上《现代》三卷一期稿费四十元，及我自己的六十元，电汇了一千五百法郎给你。想已妥收。此费是托中国银行MissDoraChen出面汇的，因可以省些电报费，想你必莫名其妙，这MissDoraChen为何人也。
　　你的文坛通讯很好，图画材料尤其得感谢你，究竟是老朋友办的事有颜色。我想请你每二月给写一篇，此信到后，乞再来一篇。虞和瑞不能做波兰通讯，则你能否介绍几个别地的通讯员呢？
　　你说的德国本，定价18Frs的《LadyChatterly’sLover》是英文呢法文？如是英文，我要的，等你钱宽的时候给我买一本。HerbertRead，DavidGamett，Feliot，KayBoyli这些英文书都不必买，因我都在向丸善等处买了。Breton的超现实主义宣言法文本我也买了。以后我只要杂志（英文的）及新派别法国作品之英译本。
　　《现代》已由我与杜衡合编。生活书店将于七月一日出版《文学月刊》，即系文学研究会之刊物，编委七人，郑，傅，徐，叶，胡，茅，郁。你可译点文艺论文或作品给他们，诗他们不要，但《现代》却要你的新诗。有一个小刊物说你以《现代》为大本营，提倡象征派，以至目下的新诗都是摹仿你的。我想你不该自弃，徐志摩而后，你是有希望成为中国大诗人的。
　　你身体好不好？我十分担心，发热形势如何？乞示悉，不厌详细，如身体不佳，则以回来为是。李健吾的太太将于暑中赴法，我已约她到沪时一晤，我将托她带点午时茶给你，发热时少吃金鸡纳，还是煮一块午时茶，出一身汗为是，中国古法，我是相信的。
　　巴黎多雨，午时茶尤其相宜也。
　　祝安！
　　蛰存
　　五望舒：十九号平信及稿，二十号航空信，同日收到。我曾于四月二十八日寄上一封信，想你也已可收到。你说想到西班牙去，我以为不妥，只要在下半年内有方法能使你在巴黎的学业有一个交代，我看还是仍在巴黎好。我告诉你一个故事：丁玲于本月十四日被捕，我们站在作家的立场上打了一个电报，我把你的名字也加入了。报纸登出后一日，秋原来，李青崖来，他们都面有喜色地来问是不是你已回国，我说并不回国。秋原就问你近来生活如何，李青崖问是否在巴大上课，我说是的，言下大有想不到你能维持到现在的样子，当下我就说你的经济是不生问题的，大约总须明年夏季才回来。因了这种情形，我觉得你还以坚守巴黎大学为宜，我总在国内尽力为你接济，你不要因一时经济脱空而悲观。
　　苦一点就苦一点，横竖我们这些人是苦得来的。我想以你我及霞村三人名义编一个“现代之文艺与批评丛书”，编译最新的文学作品及理论书，先拟出以下几本：（一）《紫恋》（我想请你改一改书名）；（二）《可畏的孩子》；（三）《鸦片》；（四）《朝颜》；（五）《下宿处》（古久列短篇集）；（六）《超现实主义宣言》；（七）《理智与浪漫主义》（GerbertRead）；（八）《美人狐》；（九）《英美意象诗抄》……
　　诸如此类的东西。惟现代书局方面只能每本支一百元版税耳。霞村近在汉口，不知作何生活，大约在政界中，我已去信邀他弄几本书出来。
　　你说你不能与×××他们沆瀣一气，当然是的，我们万不能不慎重个人的出处。译西万提斯书是大佳事，希望你能实现。绛年的信上多嘴，说了一句使你疑心的话，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事实是当她写那信时，正值我与现代书局发生问题之时，我好像曾告诉你的。喂，《望舒草》快出版了，旅法以后的诗为什么不赶些来？有一个南京的刊物说你以《现代》为大本营，提倡象征派诗，现在所有的大杂志，其中的诗大都是你的徒党，了不得呀！但你没有新作寄来，则诗坛的首领该得让我做了。我现在编一本季刊，定名《现代诗风》，内分诗论，诗话，诗，译诗四项，大约九月中可出第一册。你如高兴，可请寄些小文章及译诗论文来，不过没有稿费，恐怕你也无暇写耳。再我近日正在计划一个日曜文库，仿第一书房的HolidayLibrary形式及性质，每六十六开大小，穿线订，约四万至六万字，第一本是穆时英的创作中篇，第二本是我译的《曼殊斐尔小品集》，三本以下想弄一点有趣味的轻文学，我想请你做一本《巴黎素描》，以每篇一二千字的文字，描写巴黎的文艺界，名胜，社会生活等等，此项作品可以每千字三元卖稿，但万不得超过六万字，你高兴弄一本否？乞示悉。这封信太长了，搁笔于此，绛年一同致意。你母亲今日来沪，明天我们可以看见她。
　　弟蛰存五月二十九日（一九三三年）
　　六望舒：我们曾以万分的焦急等候你的第三十号来信，可是当收到了以后，我却一直到今天才写复信，十分抱歉，因为怕你也在那边等得很心焦了。我因为一心想写长信，于是花费了许多可以写五六封短信的机会，结果今日的信也未必能写得多长也。
　　《现代杂志》已经坏到没得救治了，这里种种变幻实在非此纸所能详，只得等你回来再告诉你。总之现在是内忧外患交侵时代，我们已完全退出，现代杂志社已宣告独立，在此形势之下，哪里还有整顿的希望。
　　至于我个人经济，只剩了《现代》每期编辑费五十元，其余收入毫无，实在是窘不可言了。上海这个地方，在现在及将来，都不易存身，你在法务必联络一些北平来的人物，我希望你将来到北平去教书。李健吾回来之后，大做Flaubert的种种研究文章，已成中国的Flaubert专家，口碑甚好，足下勉乎哉！
　　我的小说，我以为你可以译《夜叉》，《梅雨之夕》，《残秋的下弦月》，《石秀》，《魔道》，《妻之生辰》，《狮子座流星》，《雾》，《港内小景》这几篇，其余你所选的如“旅舍”等均不必译，太幼稚了。
　　评传不必写，我想你译好之后找一个法国人做一篇序也好。你的诗集译好了没有？Jammes序做了没有？如做了，乞译好寄来发表在《文学感觉》月刊中。《文学感觉》是现在我想自己办的杂志，像日本的Serpent一样的篇幅，大约五月一号出第一期，我希望你在收到此信后寄一点东西来，最好是三四千字的《滞法文艺印象》这些题目之下的漫谈。第一期中我已把《衣橱里的炮弹》编用了。
　　附奉比国藏书票研究会广告一纸，不知尚存在否，乞为去信一问近状。希望他们能寄点印刷物来，我颇有兴趣于此，灵凤亦然。
　　我们要搬家了，以后你的信可寄现代杂志社，书则索性寄到松江，我仍每星期回松江！
　　祝好。
　　蛰存三月十六日（一九三四年）
　　七望舒：收到你的每一封信，并电报，并《革命期的俄国诗人》，但我除了为你而寝不安枕以外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哪里来的钱呢！现在一切的书局都不收单行本，连预支百元的创作集也没有出路，这是如何不景气的一个出版界啊！我固然希望你能玩一次西班牙，但万一太穷到没法，总以回来为是，好在你现在回来并不倒霉，我早已说你现在要回国了。这半年来风波太大，我有点维持不下去了，这个文坛上，我们不知还有多少年可以立得住也。余后白。
　　蛰存七月二日（一九三四年）
　　致钱歌川
　　一歌川兄：本想写一二篇小文章给《新中华》，即便到中华书局一晤，故两书均未复。但现在小文都未写成，只得先复信了。承介绍译Schnitzler，这是弟所嗜读之人，不胜雀跃，三月译了，可以如约，但不知版税能预支若干，弟倒愿意三元千字卖稿，只落个眼前受用，不知兄能为力乎？
　　再此书英译本，弟无有，是否须自去寻买，如要寻买，则三月之期恐为难也。草此，即请大安！
　　弟蛰存顿首九月十六日（一九三五年）弟处有电话（八一三六一），如有商量处，祈打电话，较为迅速。
　　二歌川我兄：久不晤教，常用念念。所译小说，因校中课务及上海杂志公司珍本丛书事常有掣肘，久不能竣事，十分抱歉，现在已译至原书大半，想五月终可以了毕矣。近日以内弟有急需，拟欲恳我兄向中华办一交涉，能否在下星期中先借用二百元，弟当即交稿三百枚，此事端在足下，祈一援手如何？《文艺生活》杂志第一期已在编纂，足下能有宏文惠赐否？《金瓶梅》删文小册前曾寄至中华书局，不审收到否？未奉消息，辄念及及。即请著安！
　　弟施蛰存顿首四月卅（一九三六年）复书乞寄松江城内县政府南二
　　十号舍下。
　　致陈福康
　　一福康同志：四月十二日手书收到。你抄给我的一条西谛日记很有意思，李健吾为王辛笛饯行，而辛笛未来，可是他的夫人却来了，这是什么道理？辛笛离沪到哪里去？时在一九四八年，我猜想，不是去的解放区，便是去香港，他为什么要走？此中已有微妙。
　　“孙某夫妇”我想一定是孙大雨，但当时所谈的必不是师专驱董事，因为此事与孙夫人无关，也许谈到了师专事以后，又谈到别的事，就可能与孙夫人有关了。
　　这里可以引出另一件事：孙大雨原住在上海城内，抗战初起，他们迁入租界，一时没有房子，就借住在李健吾家，不久，两家就吵架，闹得很凶，大雨才迁出。此后二人互相仇视，不再见面。那天晚上，一定是健吾又讲了许多大雨夫妇的事，故西谛有此日记。以上是我的推测。
　　今天才看到《出版史料》，才知西谛日记已在发表，不知你手头有多少日记，从何年起，何年止？你预备发表多少？《出版史料》是一个季刊，怕发表不多，我建议你分一部分给《新文学史料》，可以多发表些。
　　一九四四年夏，秋，我从内地溜到上海省亲。有一天，在福州路上碰到郑先生，他邀我一起去逛书店，走到三马路，又碰到陈望道，三人一起到一家古书店楼上，叫了几个菜，边吃边谈。后来，我回内地时，他托我到屯溪时，打一个电报给重庆教育部，请你查一查，此事有无记入？
　　解放后，我和郑先生有二次同席。一次是张春桥以《解放日报》名义请客，在静安寺意大利饭店，又一次是在上海大厦，好像是陈毅请客，而陈未到托另一个人做主人的。
　　此后，我就没有再会见郑先生，如有一九五○——一九五一年的日记，也请你查一查，有关于我的，请摘抄给我。
　　此问好施蛰存四．十六（一九九○年）今天真巧，在《书讯报》三百九十二期上见到了你的一篇报道，我想请你查一查那本《中国古典文学在苏联》，其中有没有提到苏联学者研究中国“词”的记录？因为我正在编一本《海外词学研究》，作为华师大出版的《词学》集刊第九期的专号，现在正缺少苏联方面的资料，希望能从那本书中得到一些信息。
　　又及
　　二福康同志：四月十八日手书收到多日，稽复甚歉。
　　五月二十日上海大厦那个会，正是我所记得的，大约由郑公出面召开，原说陈毅市长要来的，后来没有来。当时郑即将去北京就任出版署长，后来不知如何改为文物局长，那晚同席之人，现在只有六人还在世。
　　《词学》已出七期，从一九八一年创刊，连一年出一期也办不到，过几天我送你一本，有哪一期就送哪一期。
　　我想托你写一信与李福清，托他联系苏联汉学家搞中国诗词的人，有哪几位。巴斯马诺夫还在不在？如还在，可否请他为《词学》写一篇文章，只要他写的关于中国词的文章，任何一篇均可，例如《中国词选》的序文，或关于李清照、辛稼轩的译论文。如果能介绍我与此人通信，更好，如能用英文信就可以不用翻译了。我希望《词学·国际词学专号》中有一篇苏联人的文章。（俄文本《中国历代词选》或其他词书能惠赠一本最好。）另外，还要请教一事。我有一篇南朝鲜学者关于李齐贤的论文，要请人译，不知外语学院有人能译高丽文否？请你介绍一位。
　　李齐贤是元代词家，高丽人，在中国时间有资料，但他来华以前及回国以后，我们没有史料，近年朝鲜学者也在研究此人，因此我也想有一篇南朝鲜的词学论文。
　　西谛托我到屯溪去打电报给教育部（陈立夫或朱家骅？），是为了收购《孤本元人杂剧》，此书新在上海发现，书贾索价甚高，郑要教育部出钱买。我到屯溪后即打了这个电报，以后情况，我不知。
　　与陈望道三人在三马路书店楼上吃饭事，总在一九四三或一九四四，我回来过一次，为柯灵的《万象》写过稿，也见到了张爱玲，你可再留心一下。
　　问好！
　　施蛰存一九九○．五．五
　　致李辉
　　一李辉同志：二十一日函收到。你为我“捧捧场”，甚感关切。这对我并不是多余的，而且是需要的，梅兰芳也非有人“捧场”不可。写文章的人，最怕是一文发表，如石沉大海无人批评，也无人挑剔，更无人捧场，这才寂寞可怜了。
　　近年来不出门，不知世事，全靠青年中年朋友来访问聊天，得到启发，才有文章可写，所以我并不杜门谢客。你有机会来上海，可以来谈谈，也许你会供应我几篇题材。
　　关于《社中日记》那篇大作已见到，不坏，谢谢！
　　北山一九九一．三．二十六
　　二李辉同志：函悉。一九五三年版的《轭下》我已不存一本，以后如见到，请代买一本。你的这一本不要给我，不过，请你查一查，这是第几版？我要做个记录，已忘记此书初版在哪一年。又此书后有一篇《译后记》，可否请你复印一份给我，因为此书转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新版就没有用这篇后记。
　　还有，你如果看这本《轭下》，请注意其中有一句译文，大意是说“革命必须由知识分子领导”（非原文）。这一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印本上没有用上。后来，保加利亚出版的英译本中也没有这一句。
　　此事大可作为译文掌故，你注意一下，如找到这样一句，请告我在第几章内。
　　又，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我要看一份《中国文物报》，上海没有，你可否每期为我买一份惠寄？从四月下旬起到六月底，以后我可以定阅了，款请垫付到六月底，我一起寄还你，费神，谢谢。
　　你在做什么研究课题？为什么搜集书的广告？
　　草复，即问好。
　　北山施（一九九一．四）
　　三李辉同志：四月十六日来函收到后，似未复，又好像你还有一信，案头不见，不知如何遗失了。
　　《轭下》收到，谢谢。
　　《中国文物报》五月份未寄来，恐怕要查一查。现在报刊发行也很多问题，上海人只能定上海出版物，如果定外地出版物，往往不能按期收到，或很迟才到。文化服务工作做得很不满人意。
　　近日常见你的文字，想笔下甚勤，精锐可喜。我希望你编一本《二十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从一九五二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到十年浩劫，其间不少知识分子被整得惨酷万状，应该有一本总的记实文学。有些人已有现成资料，可以采用编入，例如你的《胡风集团》，可以另外节录编用。有些人的情况，我还未见记录，如李长之、穆木天、吴晗，这些人当时的被迫害情况如何？如果约几个人合作，半编半写印一大本，也可以成为一种重要文献。
　　我的二本小说集，你取来没有？我自己还没有收到。真怪！
　　施蛰存六．四（一九九一年）我的倔犟故事多得很，岂止睡地板一事！
　　最近看到一本《宗岱与我》，记梁宗岱甚详，他在一解放就吃了二年官司。
　　四李辉同志：信及照片都收到，谢谢。
　　这张照片距离太近，四只眼睛好像怒目而视，有些吓人。
　　我家大门（实是后门）日夜开着，无法像柯灵那样贴一个条子，谢绝来访客人，而近来客人不断，十月中你和赵丽雅来，未及多谈，十分遗憾。
　　在《现代》第二卷的《社中日记》中，有一篇郭沫若的题记，你发现了没有？这是郭老的佚文，你可以写一篇小文，给它曝光。
　　此复，便问好北山一九九一．十一．二十六五李辉同志：十月二十三日手书及复印件收到，未及早复，甚歉。
　　近年来，每日收到许多书信，无法一一作复，如果没有什么要说的，就不复了。这一情况，如有人怪我，请为解释。
　　《读书》我有，你不必寄复印件来。
　　沈从文记丁玲一文，当年我就觉得不好。他是两面开弓，两面不讨好。一面讽刺左联，一面批评国民党，两方面的措词，也并非半斤八两。
　　不过，我不相信丁玲到八十年代才见到从文此书。她在南京时，肯定已见到了。早有人传言，丁玲对从文不满。
　　近来关于我的文章常见，昨天《文汇报》增刊又见了一篇。这一类文章，我都有点“受宠若惊”，甚至不是“若”惊，而是“大”惊。你从《社中日记》中做文章，方法倒是很新颖，但求你说得客观些，千万不要“抬捧”我。现在的“文风”有点反常，是非、好歹、美丑都在做翻案文章，连我这个老人，也觉得四十年来无是非了，怎么办？
　　我希望不要推波助澜！
　　此问好施蛰存十一．十五（一九九二年）
　　六李辉同志：信及《恩怨沧桑》一册收到多日，谢谢。
　　关于我得奖事，你信中一段话说得很好，深得我心，你可说我的知己。
　　书看了三天，已看完，写得不坏。从文有许多事，我不知道，得此书，才明白。
　　三十年代，从文写了几篇文章，反共气息浓厚，这是他后来大吃亏的原因。
　　你到瑞典，见到马悦然没有？
　　我近来体气甚衰，正在绝对休息，不多述。如来上海，可以来谈谈，这机会怕不多了。
　　问好施蛰存一九九三．七．二十三
　　致安迪
　　一安迪：信收到，你说的两本书我都不要。《千甓亭》师大有，我用过，倒是一本《秦汉碑述》，请再找一找，我要的。
　　文物出版社有一套《中国文物小丛书》，过去只卖三四角一本，现在不知价多少？
　　我已有十多册。你找一九八七年以后出版的，代我买几册来，如价在一元左右，可以买十种。
　　有出版物目录，要一份来，用你《读书周报》编辑的名义去向该社要，一定可以得到，否则不容易。
　　如去中国书店，或琉璃厂，书摊上看看，有木刻本名家词集（薄薄一本），只要是民国前印的，也可以随便买几本。
　　总之，我现在要的是金石碑版及词集，不要著名的，只要名不见经传的冷门书，不要大书，只要小书（二三十页的）。
　　余待你回来再谈。
　　问好！
　　北山十．十四（一九九一年）你代我买二十——三十元书，题跋之类最好。
　　还有一种书，你可以收集：木刻本袖珍书，很小的开本，有诗集，也有其他妙书，日本人称为“豆本”。
　　如去中华书局编辑部，代我问一下：我的《金石丛话》今年能出版否？
　　二安迪仁弟：照片收到，好得很，够了。请代谢你们的摄影记者。
　　那天，我在后台，有一位礼仪小姐，她叫我“老师”，她说是华师大中文系毕业生。
　　她和我照了一个照片，不知是哪一位记者照的？
　　你代我问问文汇报记者，打听一下。我也希望有此一张照片，并知道她的名字。有办法追踪吗？
　　凤鸣生意如何？我在为你设计一个销书办法，以后面谈。
　　近日还是多休息，必须等秋凉，才能恢复，但必不如去年了。
　　《杂览》还不能写，这一个月在管闲事，你看到《读书乐》了吗？
　　下星期还有一篇，请注意。
　　北山一九九三．八．七你知道不知道，礼仪小姐是不是固定在一个单位的？
　　三安迪仁棣：俄国人的文章，向来繁琐，我看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都没有看完。你代我借来的四本书，也是老毛病，看得很闷，不想看了。下次来时，请借，或代买几本关于“文革”情况的书，听说陈白尘有一本从“反右”到“文革”的日记，希望能弄到看看。这里的四本，即可奉还。
　　北山一九九五．十．四
　　致巴佐娃
　　巴佐娃同志：杨燕杰教授转来您的信已收到。承您关怀我在四十年前的翻译工作，并惠以赞扬，使我很感激。现在，我首先向您致敬，请接受我的谢意。
　　我们中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本世纪四十年代，一百年之间，多次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民族灾难激发了民族意识，提高了我们的爱国主义觉醒。我的前辈翻译家，一向注意于东欧国家的民族革命文学，尽可能介绍给我国的读者。现代伟大的作家鲁迅和茅盾，都曾翻译过东欧文学作品。
　　我是在这样的文学翻译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在三十年代，我已经通过英文书报，熟悉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这些国家的文学史和重要作家。伊凡·伐佐夫的名字，我也早已熟悉了。不过，那时候，我没有机会得到他的著作的任何一个英文或法文译本。
　　一九四八年，我在上海的旧书店中，得到了《轭下》的英译本，是茅盾先生的藏书，在战争中散失出来的。我读了那个译本，立刻决心把它译出来。费了两年时间，才全部译完。
　　但是，这本书中有许多名词和历史事实，我不知道该怎样译。因此，虽然翻译完毕，还不能作为定本。
　　一九五一年七月，有北京清华大学的两位保加利亚留学生贾密流先生和祁密珈女士到上海来。我有机会去访问他们，向他们请教。他们帮我解决了一些问题，但还有一些问题，他们也无法帮助我。
　　一九五二年十月，你们的诗人伯列扬诺夫和作家卡拉斯拉沃夫，在北京参加了国庆典礼之后，来到上海。我在锦江饭店会见了他们。伯列扬诺夫另有客人，没有和我多谈。
　　我在卡拉斯拉沃夫房间里，和他谈了很久。先是他帮助我解决了一些剩余的问题，以后我们便谈了中保两国的文学现状和社会问题。他说，在北京时，到郊外农村去看过。他觉得中国的农民生活和保加利亚的农民有很多相似之处。他还做手势摹仿北京农民叱牛的姿态，他说这和保加利亚农民完全一模一样。那天晚上，我们谈得很有兴趣，虽然是通过译员，却像是老朋友了。后来，我听说两位都已故世，我感到非常哀悼。
　　我的译本《轭下》在一九五二年四月由上海文化工作出版社印出了
　　初版和再版。经过修改后，在一九五四年六月，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印行了第三版。以后，有二十多年没有重印。一九八○年，由樊石、于景斌、陈九瑛、叶明珍四位同志用保文原本校订、补译，于一九八二年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印了第四版。这个版本，可以认为是从原文译出的了。
　　伊凡·伐佐夫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的《轭下》是一部伟大的小说。
　　凡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无论是哪一国的，首先必须具有崇高的思想内容，其次，必须具有动人的艺术魅力。《轭下》的思想内容是鼓动人民摆脱土耳其帝国的羁轭，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这是一部发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作品。如果说，爱情是人的文学的永久主题，那么，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就是一切被侵略、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永久主题。《轭下》非但深深地感动了你们的人民，同样也深深地感动了我和我的读者。这里，顺便提一提，《轭下》的电影片也在上海放映过，片名是《在压迫下》。这部电影也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再说，伐佐夫写这部小说，故事的展开，人物性格的塑造，都处理得很好，几乎每一章都使人心跳的。这样好的一部文学作品，我怎么能放过不译呢？
　　我年轻时学习法文，是为了欣赏法国文学，但我学英文，却没有十分欣赏英国文学。
　　我是把英文作为桥梁，用英译本来欣赏东欧文学的。我译过波兰的显克维奇、莱蒙特、斯沃瓦茨基，匈牙利的莫里兹、莫尔那。你们的作家我还译过埃林·彼林、卡拉利切夫等人的短篇小说。这些东欧作家都是我十分钦佩的。
　　您的信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当今的时代，像《轭下》和一切严肃小说还有存在的余地吗？”这个问题，使我稍微有些吃惊。您是不是认为“现代主义”的小说不是“严肃小说”呢？我以为，“现代主义”只是一个时间观念，或一种艺术风格。现代主义的作品，也可以有永久的主题。如果没有，它们便会像时装一样，很容易过时，无法存在。当各种没有崇高主题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过时之后，《轭下》将依然存在，依然是保加利亚伟大的文学，因为，保加利亚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永久存在的。
　　您的信，使我有机会对一位保加利亚学者表达我对伐佐夫及其杰作的热爱和钦佩，谢谢您。
　　附带告诉您，我的译本在一九五二年出版之后，曾收到贵国大使馆的来信，对我的工作表示奖励和感谢，大使以为我的这一工作有利于中保两国人民文化交流和友谊。那封信是由大使馆文化参赞卡尔维拉诺夫签名的，可惜那封信已在“文化革命”时期失去了。
　　施蛰存
　　一九九○年五月三日
　　［附录：巴佐娃给施蛰存的信］敬爱的施蛰存先生：我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保加利亚语专家。我相信巨大的文化事业是不受时间限制的。
　　因此，现在请允许我在约四十年之后，向您表示崇高的敬意，您在一九五二年从英文翻译出版了最杰出的保加利亚作家伊凡·伐佐夫的小说《轭下》，同时请允许向您提出几个问题。
　　小说《轭下》在一百年前开创了保加利亚长篇小说传统的先河。单单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开创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部著作直到今天在我国文学中仍是一个未被超越的范例。
　　在这部小说里，人们可以看到我国的历史命运和我们民族的性格，读到优美的保加利亚语言，窥见伊凡·伐佐夫的人格，他深深意识到作家在人民生活中的作用。
　　但是，在一部书的命运中常常有许多未曾预料到的事情。一本书被翻译多少次，就又获得多少次生命。它的译者就是原书作者的同箸者。
　　您，中国大翻译家之一，也是这些同箸者之一。因此，我们的这部小说在您的国度也当之无愧地“生活着”，这既可以从它的多次再版，也可以从您很早以前就对它感兴趣中看出。但是，除此而外，一些纯属创作方面的问题，也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兴趣，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向我们说明与这部小说在外国，现在是在中国的存在有关的细节。只有您才能回答这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使您回到翻译这部作品时的那些令人愉快的瞬间，我将感到荣幸，并将把您的回答介绍给保加利亚的文化界。
　　您在优秀的英语文学作品的海洋里是怎样发现小说《轭下》的，是有人向您推荐还是您自己发现的？您为什么决定把它译给中国读者，您当时相信它会在中国受到欢迎吗？
　　这部小说的哪些特点把您吸引住了？您翻译时是否必须查阅关于保加利亚历史和文学的其他资料，以便解决一些特殊的问题？一部作品一旦译成某种文字，它就汇入一个新的民族的文化之中并以某种方式对这种文化产生影响，您同意这样的想法吗？换句话说，如果您同意这种想法，根据您的意见，《轭下》的哪些特点能够使当时的中国人感到亲切和容易理解？而今天，在当今的“摩登时代”，根据您的看法，像《轭下》和一切“严肃小说”还有存在的余地吗？您在翻译《轭下》的时候还从事别的翻译吗，也就是说，《轭下》在您的什么样的创作环境下成为您的注意中心的？
　　如果您从您今天的兴趣考虑，认为这些问题不那么重要，我请求您谈谈关于您在翻译《轭下》时的一些其他往事，您的这次翻译对我们保加利亚人来说是十分珍贵而亲切的。
　　我相信回顾一下近四十年前的创作生活对您将是愉快的事情，我希望您在接到此信时一定是身体健康和创作精力旺盛的，这也是我们衷心祝愿。等待您的回信。
　　此致
　　敬礼
　　茨维塔娜·巴佐娃－迪米特罗娃
　　一九九○年四月十日于北京①

《施蛰存七十年文选》 完 陈子善 徐如麒 编选

《施蛰存七十年文选》　完　陈子善　徐如麒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