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楼夕照集》 作者：涂宗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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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说来惭愧，我的生活面相当窄，平时除逛书店买书、藏书、读书和“爬格子”之外，几乎别无他好；当然，对社会现实还是关心的。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买书和藏书的过程中，就少不了书的话题；爱读书，自然就有一些不同于他人的心得体会；关心社会现实，也免不了要发点议论，故常常情不自禁地写一些随笔性的文章，其中多已公诸报纸副刊和有关杂志。
近承来新夏兄介绍，并蒙山西古籍出版社不弃，将我的文史随笔汇辑成册，收入他们的“当代学者文史丛谈”中，得附骥尾而出版。于是检点旧稿，遴选一百余篇，略加修改，粗分四类：一、古今随想；二、诗文丛话；三、史林杂识；四、文献拾零，总名《苹楼夕照集》。因为是随笔性质，有话则长，话少则短，涉及面较广，均围绕中国传统文史的范畴命题，谈的主要是文史知识。也注意使文章具有一定的趣味性和消闲性，只盼读者在茶馀酒后随便翻翻，增加点文史知识，以佐谈助，而不作废纸处理，我就很满足了。学贵切磋，若能在随便翻翻的过程中，痛揭其谬误，匡我不逮，则又不胜感激了。
最后，要交代一下这本集子命名的由来。“苹楼”是我的室名。“夕照”指黄昏，也指西方。我已年逾古稀，“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而这本集子中的多数文章，是我离休以后所作，犹如“夕照”之光；再有一层意思，即我原籍西蜀，人到老年，寄寓津门，思乡之情弥切，常在黄昏时分，于苹楼阳台上目送落日，神驰故乡，曾有诗云：“老来偏爱送斜阳，落日西陲是故乡。罐子坡巅黄桷树，涂家河畔绿池塘。几番归梦迷烟雨，万缕情丝绕梓桑。每忆园明出生地，枯枝败叶亦芳香！”由“夕照”而念及西陲故乡，故以“苹楼夕照”名集。是为序。
巴县涂宗涛识于丁丑新正上
元后五日。时年七十有二。
卷首絮语
文史不分家，堪称治学古训。鲁迅评《史记》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即以兼善文史取则，推为最高典范。回首历代硕学大家，文章巨公，莫不淹贯文史，通才博学，惜时至当今，学文者不治史，治史者不学文，人为割裂，鲜能造就通才。有鉴于此，我社广邀名家，纵而谈史，横而论文，各出一集，合成丛书，名之曰《当代学者文史丛谈》，实则以随笔之体为文史知识之自由谈。综观金性尧、黄裳等老先生，均为国内兼通文史之名学者，为关心文史者所熟知。此次慨允我社之邀，精心选辑其文史随笔，合旧篇新文于一编，述历史人物则评其曲直，讲风俗民情则探其本源，数典章制度则溯其沿革。征引丰富，多所参稽，而性情所至，谈古论今，烛幽洞微，切中时弊，率能集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于一体，于广大读者不啻为熟面孔下的新创作。故本丛书不仅在于增知识，佐谈助，要而可窥见其一家之言，探寻其治学思想及轨迹，而多有所获。
涂宗涛先生是天津社科院资深研究员，先后兼任南开大学、天津师院等校讲席，兼善文史，多所著述。本集收录先生于文史相关的随笔百馀篇，厘为“古今随想”、“诗文丛话”、“史林杂识”、“文献拾零”四类，概可窥见先生涉猎之广，见解之深。其中书话及遗诗收集，甚有资料价值；而“从唐诗看封建政权”等篇，正是以诗证史，与史学大师陈寅恪所致力者正是一样路数。其他寻幽辟微、见他人未见之作，也可广开思路，开人心智，从中受益
-苹楼夕照集
谈士人的“嫠不恤纬”精神
“嫠不恤纬”，是《春秋左氏传·昭公二十四年》所记当时人们流传的一句话。原文是：“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为将及焉。’”译成现代汉语即：“人们有这样的话：‘寡妇不操心自己织机上的（经线）纬线，而忧虑周王朝（国家）的陨落，因为祸患也会到她头上的。’”和“嫠不恤纬”相似的记载，还有汉刘向《列女传·鲁漆室女》。大意是：鲁国漆室邑的一个大龄姑娘，并不为自己过时无偶而伤感，却为“鲁君老悖，太子少愚，愚伪日起”的国家而长叹不已，因她懂得“夫鲁国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祸及众庶，妇人独安所避乎”的道理。可见我们的祖先，早在春秋时代，虽作为普通老百姓的寡妇和姑娘，也知道关心国家大事，因国家的命运和个人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中青年知识分子，以其特有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责任心，从古至今，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传统，从未中断过，更是集中地体现了“嫠不恤纬”的可贵精神。在朝政腐败的东汉末叶，年仅十五岁的郭亮，其师李固被冤杀并不许收尸。为伸张正义，他面对势压朝野、专擅非常的权臣梁冀，敢于左手拿着伸冤的奏章和斧子，右手提着铁椹，到皇宫大门前请愿，并公开宣称当时是“居非命（违反天道）之世”。他之所以拿着斧子和铁椹，是为了表示自己以死抗争的决心。北宋末年，当金兵围攻京城，投降派李邦彦当权，而将主战的大臣李纲罢斥的消息传出后，当时正好四十岁的太学生领袖陈东，再次率领太学生们聚集在皇宫的宣德门前，上书朝廷，要求恢复李纲的职务，罢斥李邦彦。这一爱国行动，得到了广大军民的支持，“军民从者数万”。这是历史上一次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迫使宋王朝答应了大学生们的要求，取得了斗争的胜利。明末抗清爱国志士、才华横溢的诗人夏完淳，牺牲时才十七岁；辛亥革命前在日本愤而投海自杀，留下绝命书，鼓励同志誓死救国的陈天华，也只有三十岁；在“三·一八惨案”中，被鲁迅誉为“为了中国而死”的女大学生刘和珍，年才廿二岁。
假若把中国历史上忧国忧民而不计个人安危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光辉事迹，加以汇纂，可成一部巨著。那些具有“嫠不恤纬”精神而不惜自我牺牲的人们，早已名垂千古，光照日月！它让人看到中华文明的脊梁，看到未来和希望。
范仲淹的“和稀泥”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这是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的一句名言，也被后世整饬吏治者奉为圭臬。据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七“参政范文正公”记载：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和韩琦、富弼一起在朝执政，很想把当时的政治整饬一番，对一些大行政区“路”的地方长官“监司”的“不才”很不满，于是取出各路监司的名册，“视不才监司，每见一人姓名，一笔勾之，以次更易。富公（弼）素以丈事公，谓公曰：‘十二丈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罢之”（见《四部丛刊》本）。因范仲淹行十二，故富弼尊之为“十二丈”。
范仲淹整饬吏治，对各路监司的“不才”者统统罢了他们的官，尽管富弼提出“您老这一笔勾下去，罢了他的官，怎能不使他一家哭泣呢”！而范的回答很坚决：“与其让在‘不才’监司治下的一‘路’人哭泣，不如让他一家为丢官而哭泣！”对范的这种作法，确是值得称道，至少对那些“不才”监司，能起到暂时的震慑作用。不过，也不能过高估计，因只罢官而不治罪，并不能达到整饬吏治的目的，这在政治上实际是“和稀泥”的消极作法，惜乎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著名政治家范仲淹，也在那里“和稀泥”！
那些被罢了官的“不才”监司真的会“一家哭”么？我看未必。
“朝中有人好做官”，“路”是大行政区，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省，监司是“路”级大官，这些人虽“不才”，却能成为地方大员，肯定有其政治背景，在朝中有靠山。范仲淹的时代，朋党现象很严重，政治山头林立，据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七记载，“庆历四年四月戊戌，上与执政论及朋党事”，可见当时朋党问题严重到皇帝也得亲自过问的程度；和范同时的欧阳修，还专为此写了《朋党论》。既然朋党之风盛行，那些被罢了官的“不才”监司，在朝中各有靠山，只要靠山不倒，就可以“东方不亮西方亮”，就会“东山再起”，罢官只不过挪个地方。即使原来的靠山倒了，既有朋党，他还可另投靠山，须知在朝的各朋党首领，都需要在地方上安插自己的势力。这样，那些被罢了官的“不才”监司，就不愁在朝中找不到新主子，不愁没有官做。试问：他们会因暂时被罢官而“一家哭”么？不会的。
那些“不才”监司，既然能搞得“一路哭”，一定是搜刮民脂民膏的能手，“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他在任期间早就捞够了，捞足了，只要不追查，不退赔，他才不怕罢官呢！即使不能“东山再起”，他可将搜刮的民财广置田产，投资做大生意，一家老小过着锦衣玉食的奢靡生活，反而感到“无官一身轻”，不做监司而做富家翁。试问：这些捞够钱财后被罢官的监司，会“一家哭”么？同样不会的。
事实上，范仲淹是个有作为的政治家，对那些“不才”监司，只采取仅罢其官而不加深究以治其罪的“和稀泥”作法，可能有其苦衷，可能“不才”监司太多了，即使严厉如范大人也难以一一深究，且有自身难保之危。此乃整个封建官制之绝症，是怪不得范仲淹的。
南郭还有善良处
顷读屈超耘先生《“南郭”也有老实处》（《天津日报·满庭芳》1995年5月8日）一文，觉得颇有见地。在一篇千字短文中，用了九个“混”字去点明南郭的为人，将南郭的本质揭穿；同时指出他也并非毫无是处，因“还有老实处”。但愚意以为屈文还不全面，因只承认他有“老实处”，而没有认识到南郭也是相当有本事的，同时他还有善良处。
“混”，也是一门学问，可称之为“混学”。南郭先生当“百家争鸣”之际，乃通“混学”者，自应成为“混家”，本属百家之一。遗憾的是，历史文献中不见“混家”之名，史学界的老祖宗司马迁写《史记》时，也不为这位“混学”泰斗南郭先生立传，可见自古迄今，对“混学”和“混家”是抱有偏见的：即把“混家”看为“没本事”的“废物典型”。实则大谬不然。须知没有点本事是成不了“混家”而“混”下去的。请看南郭的本事：齐宣王喜听“竽团”合奏而从不听独奏，即是说对这位“上级领导”的爱好和习惯，南郭事先是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才敢到“竽团”去“充数”的。结果完全如他所料，终宣王之世，他在“竽团”一切顺利，享受了音乐家的待遇。他真是把这位“上级领导”摸透了，可见他有不同寻常的智慧。不妨设想，假若他用这种能摸透“上级领导”的本事，不是在“竽团”混，而是到官场去混，我敢说，他一定是拍马溜须的圣手，知道怎样去投“上级领导”之所好，从而官运亨通的。再看看他“充数”以后的表现。他长期在三百人的乐队里混而不被发现，说明他有善于弄虚作假的本事。须知在他周围都是吹竽能手，近在咫尺，长期厮守，只有伪装得很巧妙方能瞒过行家。他既有这种善于伪装和弄虚作假的本事，假若把这一套用在官场，去对付并非什么行家里手的“上级领导”，不是易如反掌吗？此外，南郭还有见风转舵、临难脱逃的本事。如当齐湣王即位后，即摸准这位新皇帝喜听独奏而不喜合奏的脾气，就马上转舵，临难脱逃，一走了之，不但未当众出丑，他甚至还可以编一套离开“竽团”的堂皇理由，使人相信他并不是滥竽充数。假若把这套本事用在官场，不是同样能逢凶化吉、平安无事吗？由此可见，南郭并不是没本事的人，更不是“废物典型”。
那么，作为“混学”泰斗的南郭，为什么既知自己没有“音乐细胞”，却偏要到“竽团”去混，而不到官场去混呢？为他个人着想，是很适合到官场去混而左右逢源的。但他毕竟没有涉足官场，而且根据他的才能和经验，完全能为后人留下一部阐述混学的《混经》。不过，他都没有这样做。之所以如此，我想很可能他生在儒家的发祥地，受了儒家提倡的恻隐之心的影响，也知“混学”只能为个人混饭吃，若以之治国临民，一定荼毒生灵，他还有不忍之心，才未到官场去混并留下《混经》的。这正是南郭的善良处。
父子情与法
假若父亲犯了罪，当儿子的该怎么办？一边是父子情，一边是法，是以法为重呢？还是宁愿违法而以父子情为重呢？按照今天的法律常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然自己的父亲犯了罪，当儿子的就应当尊重法律，不能违法去进行包庇。但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和孟子却公然主张“父子情”大于“法”，即使父亲犯了法，当儿子的也应进行包庇，并认为这样才符合“父慈子孝”的道德伦理标准。中国缺乏法制观念传统，是和儒家思想的影响有直接关系的。
据《论语·子路》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大意是：叶公告诉孔子说：“我那里有个坦白直率的人，他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便亲自去告发。”孔子说：“我们这里的坦白直率和你们那里有所不同，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这里边就包含着直率的道理。”请看：尽管父亲偷了别人的羊，犯了盗窃罪，孔子却反对儿子去检举，主张父子之间要互相隐瞒，彼此包庇，认为这么做也“直在其中矣”。孔子之所以这样主张，是从维护“父慈子孝”的宗法道德伦理规范出发的，认为“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就会破坏宗法家族的稳定性，不符合以“亲亲”（爱自己的亲人）为基本精神的“礼”的原则。
孟子比孔子更进一步，即使父亲杀了人，当儿子的也应包庇，还可和父亲一起潜逃。在他看来这么做是天经地义，无可非议的。在孟子心目中，甚至圣如虞舜，假若他的父亲瞽瞍杀了人，虞舜也会宁愿不做天子，偷偷地背着父亲逃走，到海边住下来，一辈子快乐得很，把曾经做过天子的事情忘掉的。《孟子·尽心上》云：“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尧、舜是被儒家尊为圣人的，既然圣人舜之父杀了人，当儿子的可以包庇，背着父亲潜逃，置法律于不顾，一般人当然可以效法了。
孔、孟思想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深远的，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就“情大于法”来说，这正是孔孟思想的一个局限，而且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孔孟思想的这一消极影响，仍随处可见。它不利于法制的推行，是应该进行批判的。
从否定黄帝说起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这句口号对团结海内外华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无疑是有巨大作用的。近年来对黄帝陵的维修和举行盛大的祭黄帝陵祀典，也是为此目的。但偏偏在这个时候，著名学者庞朴先生发表了《黄帝与混沌——中华文明的起点》（《文汇报》1992年3月10日，以下简称《黄帝》），否定了黄帝的存在。《文汇报》1994年7月17日又发表了仲伟民《黄帝与中华民族的起源——庞朴先生访谈录》一文（以下简称《访谈录》），就《黄帝》文中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请庞先生作了详细回答。从《访谈录》中得知，《黄帝》的中心观点，乃经过庞先生的考证，认为“黄帝这个原来在人们头脑中活生生的形象变成了混沌、混蛋、牛皮筏子”。不言而喻，《黄帝》发表后，自然会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许多研究先秦史的人不赞成”庞的观点。对此，庞先生在《访谈录》中仍持己见，指出：“我认为黄帝就是混沌，就是牛皮筏子；你说不是，有什么证据，这是可以讨论的。”
读罢《访谈录》，不禁感从中来。本来，在历史上是否确有黄帝其人，作为学术问题，是可“百家争鸣”，各抒己见的。但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不妨设想，倘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当中央正以“我们都是炎黄子孙”相号召的时候，发表否定黄帝的文章显然不合时宜。即使到了1992年，《黄帝》一文的发表也不是作者主动的。在《访谈录》中，庞先生说：“由于各种原因，文章写好后，并未急着去发表。后来到杭州开会，带上这篇文章的提纲，但不知谁拿到《文汇报》学术专刊发表了。此事我一点都不知道，于是惹出以后的争论来。”从《黄帝》到《访谈录》，作者并未改变自己的观点，可见所说“由于各种原因”之中，很可能包括顾虑在内。庆幸的是，《黄帝》发表后，并没有给作者和《文汇报》带来任何麻烦，毕竟时代变了，我们党真正贯彻了“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为之额手称庆！还应附带一提，在学术问题上，台湾也比较宽容。如在“衍圣公”孔德成先生和新儒学派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等均在台湾的情况下，刘塘先生在台湾出版了《点一盏心灯》。其中有篇《厉司河卜者》，公开称孔丘“是个贫贱的私生子”，也未听说在台湾惹起过什么纠纷。因孔子的出生问题，历史上就有不同看法，辛亥革命后对此也是允许争论的。
无数事实说明：必须有个宽松的环境和宽容的态度，才有利于“百家争鸣”，有利于学术的发展。
从毛大可不喜苏诗想到的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苏东坡《惠崇春江晓景》）对苏东坡的全部诗歌应怎样评价，虽然还有分歧，但对上面这首小诗，除毛大可之外，历来的评论者都是给予好评的。至于毛大可的评论，据《渔洋诗话》载：“萧山毛奇龄大可不喜苏诗，一日复于座中訾謷之，汪蛟门起曰：‘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云云，如此诗亦可道不佳耶？’毛怫然曰：‘鹅也先知，怎只说鸭！’”我想凡是有点文学常识的人读了这则诗话，都会觉得毛大可的“妙论”，实在有点太可笑了。
这难道是由于毛大可不懂得诗和文学常识么？不是的。毛大可是清初著名的学者，也是散文家和诗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他有“《西河合集》四百余卷”，“其著述之富，甲于近代”。在《西河合集》中，即包括了他的诗五十三卷，词七卷；此外，他还有《毛西河论定西厢记》等书传世。如此说来，为什么大名鼎鼎的毛大可竟会发出这样可笑的谬论呢？我想道理很简单，就是在他脑子里已先入为主地形成了“不喜苏诗”这么个框子（也许还有门户之见），又不具体分析作品，即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把苏诗一笔否定。当他碰到无辫子可抓时，就只好来个强词夺理，硬搬出个“鹅也先知，怎只说鸭”的所谓理由来！
毛大可死去已经两百多年了。他这种绝对主观主义，甚至还有些宗派主义的文艺批评观点，除给后人留作笑柄之外，我们也可从反面得到些启发的：不管办事也好，评文论人也好，都必须客观而又全面地进行调查研究，作具体分析，万不可先入为主，硬用一个框子，强客观以就主观。不然，就要闹像毛大可“不喜苏诗”那样的笑话了。
难得之诤言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260期，刊载了《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部分代表发言纪要》，读后很受教育；尤其是黄山书社诸伟奇同志的发言，更是一针见血。他率直地指出：“绝大多数文史研究工作者包括一些著名教授功力不够，难以胜任古籍整理的工作，所以要注意人材的培养。”（第16页）其中提到“功力不够”的文史研究工作者不是“少数”而是“绝大多数”，同时还包括“一些著名教授”在内。作这样的评估是否危言耸听呢？我认为是符合当前实际的。我佩服诸伟奇同志的胆识，敢于道出这难得的诤言！
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我作为一个“文史研究工作者”，桑榆已晚，年逾古稀，虽滥叨研究员之名，也同样是“功力不够”的一员，我愿以自己的切身体验与接触到的一些现象，来为诸伟奇同志的诤言作注脚。
“功力不够”的表现之一是知识面窄。中国古代学者主张文史哲不分家，许多学者往往文史哲兼通，知识面宽，而今人具有较好的文史哲基础知识者实在太少。我这一代人读书实在是太少了。除极少数人之外，和我同时代者（指解放前夕的大学生），都彼此彼此，称之为“一代空疏”也不为过。并非我们这一代人都笨、都懒，除个人有责任之外，更主要的是时代造成的：因为解放前无心读书；解放后极“左”思潮统治卅年，政治运动不断，想系统读书而不可得，待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这一代人早已垂垂老矣。
“功力不够”的表现之二，是缺乏基本功，尤其缺乏小学的基础知识。某研究李白的学者，在一次讲习班上讲课，所引用的李白诗句，竟读错了好几个常见字；更有某著名出版社出的“读诗常识”之类的知识性读物，不知作为官称的“尚书”的“尚”可读作平声，而是硬读作仄声，并进而论证对“孤平”的新见解；有次学术会议在开封召开，游繁塔，导游称因其地姓繁者多，故称“繁（pó）塔”，相当多的人就不明“繁”为何不读“fán”而读“pó”的常识；更有一本讲古籍整理工作的讲义，别的方面都讲了，唯独不讲如何掌握声韵、文字、训诂方面的知识，此无他，主讲者也不甚了了故也，不过态度还算老实。
“功力不够”表现之三是缺乏目录、版本、校勘的知识。例如研究天津文化史，其中静海县的励守谦为清乾隆年间翰林院编修，参加了《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并献出家藏善本以供《四库全书》选为底本之用，但励守谦共进献了多少种书？他的献书量占有献书数字可考者人数中的第几位？励氏进献书被《四库全书》采用的有多少种？以上问题，通过目录学著作完全可以解决，但不少人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去解决，其根本原因就是缺乏目录学知识。至于版本校勘学更被许多人所忽视，甚至注释整理古籍的人，也存在不知选何善本以作底本并进行校勘的问题。如某古籍出版社出版《南唐二主词析释》，大谈“分析”，却不注明据何版本，也不校勘并指出句中的异文，甚至将王仲闻、詹安泰等学者早已考证定为李煜作品的《渔父》、《柳枝》不收，反而将存疑的[乌夜啼]“无言独上西楼”肯定为李煜作品，又不说明何所据，这都是由于不注意版本校勘学所造成的。
“功力不够”表现之四是不会检索较僻的工具书。如承德“避暑山庄”楷书匾额为康熙帝手笔，其“避”作“避”，必有所本，查何工具书能知其
所本的最早文献是什么，也不是多数文史研究工作者所熟悉的；同样，要知清代某人是否为翰林院庶吉士或供职于翰林院，亦有相当多的人不知查何工具书才能解决。
“功力不够”还有其他方面的表现，以上所举，仅就其荦荦大者而言，其余不再列举。“功力不够”固然使人担心，但我觉得更令人担心的，却是时下很多“文史研究工作者”并未认识到这一点，而是“自我感觉良好”，这才是真正可悲的。
出错的试题
据《今晚报》1993年7月15日报道，今年高考历史试卷出现错误，“‘阳平公苻融’误印为‘平阳公孔融’”；对此，国家教委的答复是：“考生答苻融也对，可给分。”读后联想起北宋年间杭州学教授姚祐出错试题的故事来。
叶梦得《石林燕语》和陆游《老学庵笔记》等书记载：北宋元符初年，姚祐任杭州学教授，考试《周易》，他出的试题是：“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实际上应是“坤为釜”（见《周易·说卦》）。一个学生假装不懂，带上一本国子监刻的《周易》（官刻善本）去请教。那位姚教授就信口开河地作一番解释，这个学生听了，慢条斯理地拿出监本《周易》，说：“先生所读恐怕是福建刻的麻沙本，若据监本，应该是‘坤为釜’。”那位姚教授看后恍然大悟，十分羞惭，“鸣鼓自罚三直”，自己责罚了自己。当时的麻沙本为坊刻，错字多。姚祐又未真正读懂《周易》，因而才闹了笑话。但他知错能改，敢于“鸣鼓自罚”，也属难能可贵。
今年高考的历史试题误以“苻融”为“孔融”，是否也有版本问题呢？非也。查通行本《晋书》、《魏书》、《宋书》、《北史》、《资治通鉴》等，都明作“苻融”，从未有误“苻”为“孔”者；难道是因字形相近不易校正么？非也。“苻”与“孔”字字形并不相近；即使不熟悉校对的人，既然试题作“苻坚之弟平阳公孔融”，至少也该怀疑一下，怎么“苻坚”之弟一下又改姓“孔”呢？并未说明他俩是结义兄弟呀！再退一步说，即使试卷误作“孔融”，那标准答案怎么也同会误作“孔融”呢？真使我百思不得其解。
最后，我想说：我作为在史学界滥竽充数的一个老朽，要向那些不作“孔融”而作“苻融”的青年学子致敬！
也谈“老来读书乐”
顷读《天津老年时报》1995年3月28日载许杏林先生撰《老来读书乐》（以下简称《许文》）一文，倍感亲切。我也好读书、好藏书，同样年逾古稀，深感“老来读书，更有乐趣”。由于要纠正“过去读书不多、不深、不精之弊端”，我老来读书，就特别“较真”，甚至有点“钻牛角尖”。但我感到，读书越是“较真”，越是感到乐趣。一“较真”，就不轻易放过，就得脑力与体力并用：因翻箱倒柜去找书，得费体力；不断思考，得费脑力，脑体并用，对老年人大有裨益，不仅有乐趣而已。
即以读《许文》为例，我也“较真”起来。关于阎若璩历时二十年才弄清“使功不如使过”一语的最初出处一事，我是过去翻阅《阎潜邱先生年谱》时了解到的，至今仍有印象；但读了《许文》的介绍，觉得有点出入，就促使我查书，而我的藏书也逾万册，空间小，一部分上架，一部分堆存，找书费劲，折腾一通之后，才把有关的书找出来。以手边的书和《许文》对照，发现有如下三处出入：首先，《许文》称：“阎告：系宋代陈良时语。”据阎若璩著《潜邱札记》卷一载：“忆甲子初夏，自碧山堂移徐公健庵寓邸，夜饮，言今日某直起居注，上云：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过。此语自有出，既思不可得，又不敢上问，奈何！余对：丙午丁未间，重策论，读宋陈傅良时论，有‘使功不如使过’题，通篇俱就秦穆公用孟明发挥，……甚矣，学问之无穷，而人尤不可以无年也。”（《四库全书》本）到底是“宋陈傅良”语，还是“宋陈良时”语？查《宋史人名索引》、《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中国人名大辞典》等书，均无“陈良时”之名；若“陈傅”如白居易之称“白傅”，系曾官“太傅”或“少傅”之故，那在上述书中是会提到他的。而“陈傅良”却是南宋名家，《宋史》有传，他的《止斋先生文集》收入《四部丛刊》，《宋元学案》中刊有“止斋学案”。傅良也不又名良时。到此，可以肯定，是《许文》作者一时疏忽，把“陈傅良”误为“陈良时”了。至于“时论”何所指？从《潜邱札记》得知，显系陈氏所作策论之类的文章，因陈氏有《止斋论祖五卷》，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别集类存目一》介绍：“此论五卷，盖即为应举而作也。”明清人称八股文为“时文”，阎氏所谓之“时论”当指策论，惜《止斋论祖》今已罕见，陈傅良那篇论“使功不如使过”的文章，查阅只有俟之异日了。
另外两处出入是：《许文》称：“当时清帝在翰林院曾问知名学者徐乾学，……徐不能答，转请问阎。”上引《札记》已说明，并非清帝问徐，而是徐不敢问清帝。《许文》又称：“所以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弟子们说：‘甚矣，学问之无穷。’”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原文在“学问之无穷”后，还有一句“而人尤不可以无年也”，乃自叹之词；第二，据《阎潜邱先生年谱》记载，阎氏彻底弄清“使功不如使过”一语最初出处之后，只隔两年半就去世了。在这两年半中，无文献记载阎氏曾以“甚矣，学问之无穷”告诫弟子们的事，不知《许文》作者何所据，也只好待查。
生刍一束寄哀思
有生必有死。前几年常见送花圈，如今是丧家的门前摆一排花篮，这都是死者家属和亲友们送的。不管是花圈还是花篮，最后都付之一炬。倒不如吊丧不送花圈、花篮而送一束青草，就是个古已有之的高雅形式。
吊丧送一束青草的故事，是东汉时号称“南州高士”的徐孺子首创的。人们对徐孺子并不陌生，因许多人都读过《古文观止》，从而知“人杰地灵”这句话。这是来自王勃《滕王阁序》的“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徐孺”即“徐孺子”，名徐稚。王勃把徐孺子和陈蕃称为“人杰”，可见徐孺子非等闲之辈。据《后汉书·徐稚传》载：当时的名流领袖郭林宗丧母，郭在其母墓旁搭茅屋以居丧，徐稚前往吊唁，在郭的庐前放一束青草（生刍一束）而去，不留姓名。别人都很奇怪，问郭这是怎么回事。郭说，这一定是“南州高士”徐孺子来吊丧了。之所以放一束青草，是取《诗经·白驹》中的“生刍一束，其人如玉”的含义。因此，后人把吊丧的礼物称为“生刍”，如敦诚《挽曹雪芹》诗“故人唯有青衫泪，絮酒生刍上旧垌”，其中“絮酒”指徐稚吊太尉黄琼的故事，而“生刍”即徐吊郭林宗母丧的故事。这里要附带一提郭林宗。郭在当时是名震天下的人物，死后蔡邕为之撰《郭有道林宗碑》，给予高度评价。蔡曾说，他写了许多死者的碑铭，都有溢美之辞，唯独郭林宗是当之无愧的。
既然“南州高士”和被王勃称为“人杰”的徐稚，去吊唁当时的名流领袖郭林宗之母丧用“生刍一束”，使郭也感到愧不敢当，可见吊丧送一束青草是郑重其事的，被后人认为这是高雅之举，因而将“奠仪”美称为“生刍”，那我们今天吊丧为什么不能送一束青草呢？这既寄托哀思，又高雅得很呀！
从史进拜师说开去
百廿回《水浒全传》的第二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九纹龙大闹史家庄”，每个教师和学校的领导者不可不读，因其中很精辟地讲到教育学。九纹龙史进拜师的过程，对我们很有启发。这位史进“从小不务农业，只爱刺枪使棒”，可见对学习武艺，他是很有兴趣的；加上家道殷实，其父史太公“不知使了多少钱财，投师父教他”，前后“经了七八个有名的师父”，按理说，史进应该学到真本领了，实则大谬不然，当史进和“如此高强”的“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一交手便被打翻在地之后，他才明白“我枉自经了许多师家，原来不值半分”，终于“没奈何”，拜王进为师。
史进为什么“经了七八个有名的师父”却学不到真本领？这首先是师父本人就没有真本领。原来教史进的师父，却是“江湖上使枪棒卖药的”李忠之流。这类“师父”都有一共同特点，即会使“花棒”招徕观众，使人们觉得“好看”，从来不考虑在阵上真刀真枪以败敌的。师父自己只会“花棒”，所教徒弟当然也只会“花棒”了。
误人子弟之深，莫过于教“花棒”。什么是“花棒”？王进深谙其中三昧，对史太公说：“只是令郎（过去）学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阵无用。”于是这位王教头撇开“花棒”，对史进“点拨十八般武艺，一一从头指教”，使史进“从（重）新学得十分精熟”，终于成为梁山泊的三十六天罡星之一。
学武艺的根本目的在于“上阵有用”，而不是学一套“花棒”好看；同样，我们学校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在德、智、体、美方面打好基础，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而不是教一套如何应付考试以提高升学率从而博得“好看”的本事。要达此目的，必须提高师资水平，使教师具备相应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如同掌握“上阵有用”的真本领，而不是只会耍“花棒”一样。笔者曾和某县的一所重点中学接触，发现那里的图书馆没有多少可读的书刊，而是大量的来自各地的“高考升学复习提纲”和“试题解答”之类的东西；同时发现其中两位拔尖的语文教师却缺乏基础知识，但这所中学的升学率却相当高，使许多家长羡慕。对这所学校我虽缺乏全面深入了解，但不使学生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从而学到“上阵有用”的真本领，却片面地追求升学率以图“好看”，这就是教育战线上教“花棒”的现象。我想，凡是去大学教过课的人，都会有一共同感觉，即在大学生中，有些本来在中学甚至小学就该解决的问题，却带到大学来了，此无他，在中小学未打好基础故也。事实早就证明，要培养出真正有用的人材，必须在学校学到扎实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如盖房打地基，只有地基打好了，才能建造各式各样的高楼大厦。
唯愿我们的各级学校为培养学生具备“上阵有用”的真本领而在“打好基础”上多下功夫，尽可能少教些“花棒”！
有感于“之乎者也”
《天津师院学报》刊用的《书衣文录》一文，一下吸引了我，随手翻阅，知是一篇藏书题跋的汇集。由于文章一开头就介绍说：“进城后，狃于旧习，别无所好，有暇即奔跑于南市、北大关等处。逛书摊于冷巷，时有所得。”进而知作者就在天津，而我自己也一直在天津，从爱好来说，也是“别无所好”，“唯对于书，不能忘情”的人，同样爱逛书店，蹓冷书摊，并以收藏古籍为乐。由于爱好藏书，常跟书店、书摊打交道，时间长了，有此同好者多往往相识，但却不知耕堂其人；尤其引起我同感的，是我的藏书也和耕堂的藏书一样，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全部抄没，后落实政策才大部分退了回来。正是由于这些，就更促使我非读完这篇文章不可，很想知道这位藏书家是何许人也，他到底藏了哪些好书。
我一口气读完了这篇文章，才恍然大悟。原来耕堂是我们天津市一位著名作家的笔名，过去我也听说过，他除勤奋创作之外，还喜欢收藏古籍。这对于一个搞创作的人来说，确是难能可贵的。耕堂是国内有名气的散文作家，他的小说也别具风格，这些都早有人评论过，这里没有必要赘述，今天，我之所以要特别提出他这篇《书衣文录》来，是由于他敢于用文言来写作，使“之乎者也”出现在今天的刊物上，不怕别人扣上“封建余孽”、“复古倒退”之类的帽子，这是需要勇气的。
假若不是囿于见闻的话，在我的印象里，从“文化大革命”至今，在报纸刊物上，除时人创作的诗、词、曲之外，散文还没有出现过用文言来写的。有时我也想：诗、词、曲是相当精炼的文言文，出现在报刊杂志上，人们不以为怪，为什么散文的某些体裁，如序跋、随笔、杂感、札记、游记之类不能使用文言呢？这虽无明文规定不可，但谁也不敢开这个先例，现在，由耕堂带头，敢于用文言来写题跋，并且敢于公诸于世，这就把先例开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引下，这种敢开先例的精神，也是值得赞许的。
“如此说来，你是要提倡写文言文了？”不敢！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主张在报刊杂志上，对某些体裁，如序跋、随笔、杂感、札记、游记之类，只要是写得精彩而又易懂的文言文，不妨发一点，使文章形式更多样一些，活跃活跃气氛。这正是我写这篇《有感于“之乎者也”》的目的。
略谈散文传统中的“神理气味”
近来，文艺界对散文讨论得颇为热闹。继承我国散文传统的问题，已有不少人在议论了。提到散文传统，使我想到桐城派的主将之一姚鼐，他曾在这方面发表过系统的意见。
姚鼐是《古文辞类纂》的编者，也是桐城派的奠基人之一。对桐城派的全部理论和创作，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到底应该如何评价，尽管今天还有争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姚鼐的文学理论，尤其是他对我国散文传统方面的见解，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也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一书，一百多年来成了一般人学习古文的教科书，直到今天它还有相当的影响。而《古文辞类纂》，正好作为姚鼐对我国散文传统的看法的具体印证。其次，《古文辞类纂》一书，上起先秦，下迄清初，把我们今天通常提到的历代散文代表作，大部分都选了进去，可以说它在体现我国散文传统方面，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例如，大家都认为“言简意赅”是我国散文优良传统的一个主要方面，而《古文辞类纂》一书，正好体现了这一特点。在这部书的十三类文体中，总计选文七百零六篇，其中散文占五百九十三篇（包括十五篇散体赋在内），以散文的字数而论，三百字以内者凡一百三十六篇；三百至五百字者一百六十二篇；五百至一千字者二百一十八篇；一千至两千字者五十八篇；二千至三千字者十五篇；五千字以上者仅四篇。最多的为八千五百七十余字，仅一篇。其中最短的文章仅二十四字。由此可见，在这部历代散文选集中，千字以内的文章占压倒优势，即占所选散文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七。
姚鼐对我国历代文学，尤其是散文进行了长期研究，《古文辞类纂》是按照他认为的我国散文传统的特点来编选的。在这部书的“序目”中，他把我国散文传统的特点，概括为这么几句话：“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这段话，通常解释为：所谓“神理气味”，主要是指文章的内容精神；“格律声色”则主要是指文章的形式技巧。但如果不要“格律声色”，则“神理气味”也就失掉了凭借。
姚氏所说的“神理气味”和“格律声色”是内容和形式相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但为了论述的集中，“格律声色”暂且不提。我们的主要着眼点，是对他所总结的我国散文传统中的“神理气味”，即古典散文的内容精神方面，站在今天的高度重新予以分析批判，吸收其合理部分，以便使今天的散文创作有所借鉴。至于对“神理气味”的解释，尽管历来说法不一，而且在一篇文章中，我们又不能用化学定性分析的方法，把“神理气味”所占的成份一一区分出来，因为这四者往往是有机地联系着的。不过，只要我们联系历代散文作品，作一番综合比较研究，找出一个较为可靠的解释，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下面试就我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来谈谈。
“神”指精神、神采、神韵。一篇文章要求有“精神、神采、神韵”，换言之，即要求“境界高”。所谓“境界高”的文章，主要具有这样一些特点：鲜明的艺术形象、真切动人的感情和某种特定环境的气氛等等（某些“立意高远”的纯说理文也包括在境界高之内）。诸葛亮的《前出师表》正好作个例子。在这篇不到六百五十字的短文中，塑造了作者本人光辉的忠贞形象；抒发了真切动人的感情；渲染了在“天下三分、益州罢弊”的特定环境中，
蜀国忠臣义士们那种发愤图强的强烈气氛。难怪从前有“读《出师表》而不下泪者则其人必不忠”的评论。当然，要使文章有“神”，还必须具有“妙笔传神”的技巧，不然，“鲜明的艺术形象”即无从说起。所谓“妙笔传神”，不妨以柳宗元《至小邱西小石潭记》为例。其中一段：“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而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谁读了这几句不叹服为“传神之笔”呢！故刘海峰评之为“摹写鱼之游行，如化工肖物”，是很中肯的。这篇不到一百五十字的游记文，正如刘师培所评：“如永州柳州诸游记，咸能类万物之情，穷形尽相，而形容宛肖，无异写真。”（《论文杂记》十二）应该指出：在散文传统中，这种素描手法，只简单几笔即构成生动形象，是屡见不鲜的，整部《世说新语》即可作这方面的代表。文章之所以能“妙笔传神”，是作者深入生活，对事物进行仔细的观察、体验、分析研究，抓住其本质特征，运用高度的艺术技巧进行概括的结果。
“理”即道理、事理。指文章内容要符合道理、事理，而文辞又要符合逻辑。桐城派主张“若古文则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方苞《答申谦居书》），“故吾为文务尽其事之理而足手人心”（方东树《仪卫轩文集序》）。所以，一篇好文章往往是“说理透辟”的，不过一提起说理文章，常常会使人联想到“枯燥”、“冗长”，有些头疼。但我们的传统散文，一般地讲并不这样。以大家都熟悉的韩愈《师说》和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为例，都在五百字以内，是相当简炼的，而且在说理之中，又有抒情气氛，使人读起来并无枯燥之感。在仅仅四百多字的《师说》中，作者明确地提出了能者为师的进步主张，并把老师的作用，人为什么要求师，师和弟子的关系，古圣贤和当今巫医百工对求师的态度，以及当前士大夫耻学于师的风气等，都论证得一清二楚，有理有据。在论点上，除“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的观点应予批判外，其他的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仍然站得住脚。又如在短短三百多字的《答司马谏议书》中，作者把对方所强加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等所谓“罪名”，逐条予以驳斥，义正辞严，无懈可击。站在保守派立场的吴至父，在评论这篇文章时，尽管一方面诬蔑作者为“兀傲性成”，但是也不得不承认“究亦理足气盛”。文章之所以说理透辟，主要是由作者的世界观和思想水平所决定的。
“气”指文气、文章的气势，即文章的节拍。传统散文是讲究气势的。大家知道，古人很重视朗读，学写文章都是从朗读别人的文章学起。重视朗读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在朗读中，才能深刻地体会到我国传统散文的气势所在。气势又可分为“豪放”和“婉约”两大类。举例来说，韩愈的《送董邵南序》即属于豪放类。在这篇一百多字的短文中，可以说气势雄浑，波澜起伏。文章是这样开头的：“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这是多么高亢激昂的气势呵！而欧阳修的《苏氏文集序》却正好属于婉约类。通篇气势平和，了无挂碍；尤其难得的，是他在这篇序文中还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即经济基础和文学艺术的关系问题。他写道：“予尝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几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余习。”接着，他更十分感慨地叹道：“自古治时少而乱时多，幸时治矣，文章或不能纯粹，或迟久而不相及，何其难之若是欤！”在这篇不到七百字的序文中，作者不但把苏氏文集的集录过程，苏子美的为人及其不幸遭遇，
和作者对苏氏文集的评价等，都说得明白流畅，而且还提出了重要的理论问题。可以说这篇序文的内容是充实的，感情是强烈的，但文气却十分婉转，读起来委婉动人。
文章的气势之所以有豪放和婉约之分，主要是由于文章的不同内容和作家各自的修养、气质与语言风格所决定的。但同一作家，在不同的文章中也可能有不同的气势，如欧阳修的文章，只是属于婉约类者居多，而其中也有属于豪放类的。
“味”即“饶有余味”。不但在传统诗歌中具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优点，在若干传统散文中也同样具有这个优点，即散文诗化。如苏东坡的《记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寥寥八十三字，却创造了可以和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相媲美的同样意境！应该说它就是一首散文诗。又如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即通篇充满诗意，无论记轩的自然风光，记月夜，记轩中有关的人事，记老妪和大母的言谈风貌，都使人读后有“余音嫋嫋”之感！文章的最后三句：“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短短三句，寄托了多么缠绵悱恻的情怀！回肠荡气，余韵不绝！事实证明，要使散文诗化，饶有余味，这不是容易的，必须要求作家具有多方面的修养才行。
综上所述，我国的散文传统，不但具有简炼的优秀特点，更难得的，是在简炼之中，还分别体现了“神理气味”的特色，不愧“咫尺具万里之势”！这些好的传统，只要我们批判地继承，对今天创作富有时代色彩和民族风格的散文，是会有益处的。但是不可忘记，在我国散文传统中，还有一些糟粕性的坏东西的一方面，如封建主义的说教，形式主义的倾向等等，都应该予以批判。没有很好地批判就不能很好地继承。这是应该着重说明的。
唐人的对外友好诗
在繁荣的唐代诗歌中，有些反映当时对外友好交往的诗篇很引人注目。如：
海东谁敌手，归去道应孤。
阙下传新势，船中覆旧图。
穷荒回日月，积水载寰区。
故国多年别，桑田复在无？
（张乔《送棋待诏朴球归新罗》）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李白《哭晁卿衡》）
这是唐人对外友好诗中的两首，它感人颇深，读后令人久久难忘。远在一千多年前，朴球作为朝鲜（新罗）的著名棋手来到中国，在长期留华期间，由于棋艺高超，被唐王朝聘为“待诏”，并通过棋艺的交流，与中国各阶层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此，在他归国临别之际，诗人张乔写下了这首充满友情的诗篇。这首诗，不是一般的应酬之作。“故国多年别，桑田复在无？”表达了对知交朋友关怀、体贴的深沉感情！张乔是晚唐诗人，那正是藩镇割据、民不聊生的时代，而当时的新罗，也正是统治阶级“政荒民怨”、农民纷纷起义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已经离国多年的朴球，现在回去，老家到底怎么样呢？作为朴球好友的张乔，所表达的这种感情是多么真挚而又体贴入微呵！
同样，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哭晁卿衡》，谁读了也会感到李白和那位日本朋友晁衡之间的友谊，是深厚而真挚的。据历史记载，晁衡，即日本遣唐“偏使”阿倍仲麻吕，于开元初来中国，对中国产生了深厚感情，与当时的著名诗人李白、王维、储光羲等人相友善。天宝十二年他随日本使臣归国，船在中道遇险，漂流到越南，又复返中国。当晁衡中途遇险的消息传来，李白误以为他殉难了，因而写下了这首一往情深的悼诗。诗题是《哭晁卿衡》，这个“哭”并不是泛泛之词，而是记载了当时李白的真实感情。当李白听到误传的晁衡殉难消息时，他能不为这位日本知交好友的死而流泪吗？
类似上面这种反映中外人民友谊的诗，在唐代诗歌中还保留了不少。因为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时期，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空前繁荣时期，不但与周围邻国如朝鲜、林邑、日本、印度等国交往频繁，甚至与狮子国（斯里兰卡）、大食（今伊朗一带）、拜占廷（君士坦丁堡）等也有友好来往。而大量的唐代诗歌，不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也是整个唐代社会历史的一面镜子。当时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当然会在唐诗中有较充分的反映。以现存的唐代诗歌总集《全唐诗》来说，据初步统计，着重反映友好往来的诗即有一百余首，这是记录中外人民友谊的宝贵史料。对唐人的这些对外友好诗，我们应当加以重视，它是历史的见证，是能够为增进今天中外人民之间的友谊服务的。首先，唐人对外友好诗说明，不管中外封建王朝的统治阶级之间有过什么矛盾或冲突，而中外人民之间总是要求友好的。请读下面这些送别诗句：
君家沧海外，一别见何因。
（项斯《送客归新罗》）
离心寄何处？目断曙霞东。
（马戴《送朴山人归新罗》）
何年持贝叶，却到汉家城。
（法照《送无著禅师归新罗》）
从兹头各白，魂梦一相望。
（贯休《送人归新罗》）中国诗人们对行将离别的朝鲜朋友，表达了多么真挚的依恋之情！当时长期留华的朝鲜诗人崔致远，当他临别之际写了那首《酬吴峦秀才惜别》：
残日塞鸿高的的，暮烟汀树远依依。
此时回首情何限，天际孤帆宁浪飞！这位朝鲜诗人对中国朋友又表达了多么缠绵的难分难舍之情！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唐代诗人贾岛还同当时的高丽使一同联句，留下了《过海联句》诗一首：
沙鸟浮还没，山云断复连。
（高丽使）
棹穿波底月，船压水中天。
（贾岛）中朝两国诗人共同创作，这是中朝人民友谊史上的佳话。同样，在唐代，中国人民与比邻的林邑、骠国、缅甸、日本、印度等国人民，也是充满着友好感情的。从唐代诗人贾岛、杨巨源的诗中得知，在他们的朋友当中，就有越南的惟鉴法师、供奉定法师等人。白居易对当时来唐王朝任职的越南人姜公
①辅，也有很友好的感情。据《新唐书·白居易传》称，白居易要求任京兆府户曹参军，以便赡养老母，就是学习姜公辅的榜样，可见白居易对姜公辅是既熟悉而又友好的。在唐代产生的一个词牌[菩萨蛮]，据考证，就是唐人歌颂来到中国的缅甸友人“危髻金冠，璎珞被体”的装束而谱写的。
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在唐人对外友好诗中更有充分的反映。除前引李白《哭晁卿衡》一诗可证之外，我们不妨再引一首项斯的《日本病僧》：
云水绝归路，来时风送船。
不言身后事，犹坐病中禅。
深壁藏灯影，空窗出艾烟。
已无乡土信，起塔寺门前。
唐代，不少日本僧人来到中国，他们在交流中日文化上曾起过重要作用。这位不知名的日本病僧，不念乡土，“不言身后事”，为交流中日文化而不惜埋骨中土，“起塔寺门前”。对这位异国病僧，项斯在诗中除表示敬佩之外，又赋予了多么深厚的同情！“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晁衡《衔命还国作》一诗中的这两句，也同样表达了这位日本诗人对中国朋友的隆情厚谊！
对来到中国的印度僧人，在唐诗中，既有热情赞扬他们带来印度文化的诗篇：“刹利王孙字迦摄，竹锥横写叱萝叶。遥知汉地未有经，手牵白马绕天行。”（刘言史《送婆罗门归本国》）“竺国乡程算不回，病中衣锡遍浮埃。如今汉地诸经本，自过流沙远背来。”（刘言史《病僧二首》之一）也①姜公辅系越南人，见冯承钧《西藏南海只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版）第155页。
有热情歌颂他们传进印度医术的篇什：“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刘禹锡《赠眼医婆罗门僧》）这些记录中印人民友谊的史诗，是很值得一读的。
其次，唐人对外友好诗，为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提供了新的史料。如在唐代朝鲜来华的友人中，唐诗给我们留下了朴充、金夷吾、弘惠上人、僧雅雅、无著禅师、高元固以及新罗国王子金地藏等名字，这些都是在一般的历史著作中找不到的。就是那位弘惠上人，还跟诗人皮日休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弘惠上人曾请皮日休撰写灵鹫山周禅师碑文带回本国。对这段文字因缘，皮日休十分感动，写下了《庚寅岁十一月新罗弘惠上人与本国同书请日休为灵鹫山周禅师碑将还以诗送之》一诗。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唐诗中提到来华的日本友人如金文学、褚山人、朴山人、智藏、鉴禅师、僧敬龙、园载上人等，也是在一般的历史著作中见不到的。以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第二册）来说，在谈到唐代与日本的文化交流时，只提来华的日本僧空海、道慈、智通、园仁、普照等十多人，而不提园载上人。其实，据陆龟蒙《闻园载上人挟儒书洎释典归日本国更作一绝以送》：
九流三藏一时倾，万轴光凌渤海声。
从此遗编东去后，却应荒外有诸生。证明园载上人回国时是带去了大量的中国书籍和文物的，其中包括“九流三藏”，而且数达“万轴”，无疑，这对交流中日文化做出了贡献。此外，在《全唐诗》上，还记载了唐明皇时日本贵族长屋的一首诗《绣袈裟衣缘》：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寄诸佛子，共结来缘。据此诗小注称，长屋造了一千件袈裟，把这首偈语式的诗绣在袈裟上，送到中国来布施。那位大名鼎鼎的唐僧鉴真和尚，就是受了长屋这首诗的激励，才决心东渡大海到日本去传法的。这又是中日人民友谊史上的一则佳话！在东渡日本的中国友好使节中，历史学家常常忽略了那位高鹤林，其实从他写的《因使日本愿谒鉴真和尚既灭度不觐尊颜嗟而述怀》一诗，证明他确实是出使过日本的。
再次，唐人对外友好诗说明：唐代中国人民通过向外国友人的学习，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丰富了我们的民族文化。历史证明，不管大国或小国，都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各国人民之间是应该互相友好学习的。唐代的封建文化之所以高度发展，其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学习和吸收了外国文化。王维《苑舍人能书梵字兼达梵音皆曲尽其妙戏为之赠》一诗告诉我们，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已注意学习外国语文，同时外国朋友也注意学习中国语文：张藉《赠海东僧》一诗的“别家行万里，自说过扶余。学得中州语，能为外国书”，即是一个明证。再以棋艺来说，许浑《送友人罢举归东海》一诗云：“沧波天堑外，何岛是新罗。舶主辞番远，棋僧入汉多。”证明当时的大批朝鲜棋手来到中国，除进行友好比赛之外，其中一定有不少像朴球那样的国手。
又如在唐人对外友好诗中，那形容大漠风光的“龟兹碛西胡雪黑”（刘言史《送婆罗门归本国》），描绘日本风土的“流黄山火著（指火山），碇石索雷鸣（指海港）”（贯休《送僧归日本》），和再现大海雄伟景色的“无风亦骇浪，未午已斜晖”（吴融《送僧归日本国》）、“沙日晒红螺”（许浑《送友人罢举归东海》）、“鼙喧时为骇长鲸”（颜萱《送园载上人》）、“衣上日光真似火，岛旁鱼骨大于船”（贯休《送新罗人及第归》）等反映
异国风光的诗句，对于没有亲身经历过的唐代诗人来说，只有在外国友人的交往和学习过程中，经过外国朋友生动而形象的介绍才会产生这样具体形象的诗句。如颜萱在“鼙喧时为骇长鲸”句下自注云：“师云：舟人遇鲸，则鸣鼓以恐之。”可见假若没有园载上人作具体形象的介绍，作者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句的。
尤有甚者，方干在《送僧归日本》一诗中写道：“四极虽云共二仪，晦明前后即难知。西方尚在星辰下，东域已过寅卯时。”作者不但完全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说，直觉地感到地球是圆形球体，而且还相当准确地表达了日本和中国的时差概念。按方干卒于咸通末，正当日本平安时期，都京都。唐都长安和日本京都的时差，依据今天科学的测算，正好大约相差两小时，也即是说，当京都已是早晨天亮五六点（寅卯之间）时，西方的长安却正在夜里星辰下的三四点。方干为什么会产生地圆和时差的概念？很可能是向这位日本的学问僧请教或共同研究过的，不然，方干把这四句写进诗里送给这位日本僧人，就不好理解了。
再以唐代诗歌创作的本身来说，唐代诗人也是注意向外国作品学习的。例如据文献记载，有一首朝鲜女子丽玉所作的《箜篌引》，是一首由箜篌伴奏的歌曲，歌词是：“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当奈公何！”诗人李贺即根据这首歌词的内容加以发挥，另外谱写了一首《箜篌引》（“公乎公乎，提壶将焉如！”）。当时的朝鲜、日本等国的人民，也很喜欢中国诗，如白居易的诗就曾经“价重鸡林（朝鲜）”，这是大家都熟悉的掌故，就无须赘述了。
谈艺二则
简更难
“莫将画竹论难易，刚道繁难简更难。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这是明代李东阳题柯九思墨竹的一首诗，并在《麓堂诗话》中引它来说明“画法与诗法通者盖此类也”。我们虽未直接欣赏过柯九思所画的墨竹，但读了上面这首诗，可以想见在画面上虽仅寥寥几笔、萧萧数叶，却使人有“满堂风雨不胜寒”之感，故李东阳才叹为“简更难”！不然，在画面上尽管画了许多整竿的墨竹，甚至画的是竹丛，但如毫无生气，使人看了索然寡味，这样的“繁”又有什么意义呢？
李东阳说得好，“简更难”，确是“画法”与“诗法”相通的。但我们所说的“简”，并不是为“简”而“简”，而是说在形式上虽只“萧萧数叶”，但却要求具有“满堂风雨不胜寒”的内涵，即是说要“咫尺具万里之势”，以最经济的笔墨表达出最丰富的内容。这就要求作者具有深厚的生活基础、高度的概括力和艺术技巧，才能达到这个境界。“简炼”正是在艺术上成熟的表现，故曰“简更难”！
柳宗元有首《渔翁诗》：“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据《诗人玉屑》载，苏东坡对这首诗的评论是：“熟味之，此诗有奇趣，其尾两句，虽不必亦可。”（卷十“奇趣”条）可以说，苏东坡主张把这诗的最后两句删掉，是很有见地的。因为只留四句，已臻化境，韵味无穷，而最后两句，反觉有些累赘。这“简”得妙。但也有因简而返玉为璞的。如杜牧的一首绝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曾有人把它改为五言：“清明雨纷纷，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这一改，简则简矣，但原诗所包涵的那种在特定环境与季节中的气氛和韵味，却大大地减少了，因而诗意顿失，这实在是胡改一气。由此可见，所谓“简更难”是“难”在简而得当！
“满城风雨近重阳”，这是宋代诗人潘大临一首诗的头一句，因“忽催税人至，遂败意”，结果就留下这么一句。但潘大临就是因为这一句而享有盛名的。“满城风雨”这个成语，我们今天仍然普遍地在使用。试问：古来很多诗人写了不知多少咏重阳的诗，但其影响之大有几人的诗能和潘这一句相抵呢？这可以说是“以简胜繁”。当然，也有“以繁胜简”的。如唐李嘉祐诗：“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王维把它改为“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这一改，真有“点铁成金”之妙，使诗句更加形象化，大大加深了读者的直感，使我们好像在烟水漠漠之上，看到白鹭横飞，夏木阴阴之中，听到莺声婉啭，这实在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并不是如魏庆之（《诗人玉屑》作者）所说的什么“剽窃”。
“简更难”，对于诗画来说，这固然是事实，但是否“繁”就容易呢？当然不是。其实，不管“简”也好，“繁”也好，都难在“得其当”，我们并不一般的反对“繁”。以画而论，李思训的山水并不是寥寥几笔，应该说是相当“繁”的，但我们有谁不惊叹这位“李大将军”为卓越的画家呢？
“啼”与“题”
“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这是汤显祖《牡丹亭·惊梦》一折中我最欣赏的一句。尽管只这么一句，但却在我们眼前展现了一幅十分美妙的图景：正当暮春三月，红色的杜鹃花开遍青山，而凄厉的杜鹃声又从青山深处传来。这鲜红的杜鹃花呵！是杜鹃的啼声唤醒了你，还是杜鹃的啼血洒遍了青山？还是……。作者所创造的这个美妙的诗的境界，是具有多么大的艺术魅力呵！古人说，诗是“以一字论工拙”的，这一字之工通常称之为“诗眼”，犹如画龙点睛的“睛”一样。“遍青山啼红了杜鹃”，其关键正在“啼”这个字，凡是读这句诗的人，都会感到这个“啼”字下得太妙了。根据现存《牡丹亭》的最可靠、最接近原本的明代“怀德堂”本和“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本等善本来校，“啼”皆作“啼”，可见这不仅是汤显祖的原文，同时也让我们“一叶知秋”，作者在这一句中，已透露出何等惊人的才华！
最近我有机会翻阅了《牡丹亭》的几种版本，结果使我大吃一惊：因为比汤显祖稍晚一些的明代人，即对原著毫不尊重，大改特改，有的竟改得面目全非。如墨憨斋冯梦龙改本，就把《惊梦》一折中的《好姐姐》一支曲子整个删去，因而“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这一名句也随之被“开除”。不仅如此，他竟把《牡丹亭》改为《风流梦》。由于古代没有什么版权和著作权，就只好由冯梦龙之流去胡改了。又如毛晋汲古阁所刊《六十种曲》本，这是影响比较大的一种刊本，但其中所收的《牡丹亭》，仍系“硕园（郁蓝生吕天成）改本”。吕天成比冯梦龙稍好一点，并没有把《好姐姐》一支曲子删去，但“遍青山啼红了杜鹃”的“啼”字，却硬改为“题”。这一改，使原诗变得浅而无诗味，意境顿减。
所以，对于古人的诗集，如何广泛地占有多种版本，进行比较分析，予以科学的校订，择善而从，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谈诗短札二通
致周明道先生
得读大作，不胜欣喜。我深感目前中青年一代，缺乏旧体诗词的创作实践，许多人不懂得格律；有的人写诗虽合格律，但不成其为诗。从大作中得知，您是个医务工作者，正当壮年。您能把格律诗写到这样的水平，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您有诗人气质，也有诗才，对写格律诗是下过工夫的。您的诗有相当的工力，有好诗，也不乏佳句。我尤其喜欢《漫兴》、《村居即事》、《西湖小坐得句抒怀》诸首，佳句如“思将世外无名药，疗尽廛中有病身”；“闲步苏堤狂欲舞，捉来蝴蝶是杨花”；“殿漏苔欺佛，垣颓蔓过墙”；“放怀惯效闻鸡舞，问世谁谙相马经”等。
对大作除赞赏之外，也感到尚有某些不足之处：（一）有新意、新境界的不多，因而内容较平淡，缺乏深度。“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的这个观点是对的。任何文艺作品，总得要有时代感，要有新意和新的境界，而且还要有自己的风格。艺术作品没有个性就没有生命力。今后，希望在“炼意”上更上一层楼。（二）大作自然流畅，这固是佳处，但仍感有些诗句锤炼不够。诗的语言要求凝炼，有容量，总是先熟后涩，终归于凝炼而自然。大作中还有个别句子欠顺，似乎还可以再推敲。（三）“庾信文章老更成”，按理讲，老来写的诗应比年轻时写的更成熟、老练，但事实很难做到这一点。我自己即有此种体会，把今天写的诗和二十来岁时写的相比，好像没有多少变化和进步，没有什么突破。读大作后也有这个感觉，即后来写的诗与青年时写的诗相比，没有多大突破。希望您在突破上再下功夫。
答某君问
来信说，你在上中学时即喜欢攻读唐诗，而且也模仿着写旧体诗。你的这种好学精神，令人钦佩，希继续努力，一定能有所成就。
下面，就来信所提的问题，作一简答，供你参考：
1、关于诗和格律的问题。我认为：既然是诗，不管是什么形式，要求它首先是诗。严格讲，是不是真正的诗，和格律无关。有的民歌手，文化水平不高，也不懂什么声韵格律，但他有真情实感，有诗人气质，唱几句山歌出来，别人承认那是诗；而有些有学问的人，写出的“律诗”、“绝句”，在形式上完全符合声韵格律的要求，但却无诗意，无真情实感，实质上不成为诗。当然，我不是说写旧体格律诗就不要格律了，而是说首先从内容上要求它是诗，然后才论格律。对于一个喜好古典诗歌的青年人来说，暂不要管什么声韵格律，而是先读古今诗人的好作品，不仅要读古诗，也要读新诗和翻译诗。诗就是诗，不管古今中外，作为诗的本质是相通的。要熟读若干好诗，能欣赏它的妙处，使自己进入诗的境界，古人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是有道理的。你既然喜欢唐诗，建议先从唐诗选本入手，熟读二三百首，作到能背诵，能领会，在感情上能引起共鸣，打下这样的基础之后，再考虑别的。
2、从你的来信看，你的文化水平似乎还应该继续提高，希望你要读现代散文、特写、报告文学、短篇小说之类的作品，要提高语文的写作能力，不管从事什么专业，这都是最基本的。练习写作，平时不妨写写散文或报导，也可先写点民歌体的诗或新诗，至于写旧体诗，等下一步再说。对古典作品，除读旧体诗外，也应读古典散文。
3、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要写好诗，当然得有切身感受，有真情实感。在语言方面，诗有诗的语言，要锤炼。
4、仄声包括入声，如“一”为入声，故包括在仄声之内。诗韵共一百零六韵，其中平声韵为上平声十五韵，下平声十五韵，律诗和绝句规定用平声韵。“东”和“冬”今天普通话的读音已完全相同，但在中古音的音值却是有区别的，故分为两个韵部。在旧体格律诗中，经过拗救的句子，仍然是合律的，故律诗、绝句中出现拗救现象，仍然是律诗和绝句。诗的标题，要具体分析，有的能揭示全诗的主题，有的即取诗的首句前几字为题，并不能揭示全诗的主题，以韩愈的古风来说，《苦寒歌》内容是描写苦寒的，诗题揭示了主题；而《山石》一诗，内容是写作者游洛阳城北惠林寺的见闻，诗题与主题无关，只是拈出首句“山石荦确行径微”的首二字为题而已。
5、你那首五绝《赋春杏》，不成熟，关键不在是否符合平仄声韵，而是句子不顺，表达不清楚。要写旧体格律诗，一般地讲，得有一定的写文言文的能力，不然，很难表情达意，因此，希望你还是先读些古代散文和古典诗歌，打好基础再说。
古诗与吟诵
诗歌的产生先于文字，这可从今天的某些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找到证明，如有的少数民族，直到解放后才新创了文字，但他们却有不少的古老民歌存在。古代的诗与歌是不能分的，留下来的歌词就是今天的古诗。歌又分配乐的乐歌和不配乐的徒歌。古诗的吟诵，当属于不配乐的徒歌的一种形式。诗三百篇是入乐的，而《论语·微子》载“楚狂接舆歌”，显然是不配乐的徒歌。歌是唱的，而吟诵却不是唱的；是具有节奏感和韵味的一种特殊朗诵形式。据文献记载，诗的吟诵，早在春秋时代就流行了，如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在“隐公三年”的“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句下注云：“赋有二义，郑玄曰‘赋者或造篇，或诵古’是也。此‘赋’字即‘隐公元年传’之‘公入而赋’、‘姜出而赋’，……皆创作之义，其馀‘赋’字，则多是诵古诗之义。”不仅如此，春秋时代也出现了自己吟诵所创作之诗的现象，如在同书“隐公元年”的“公入而赋”句下，杨氏注云：“赋，赋诗。此疑各人随口吟其自作辞句。”其实，从上下文看，庄公和武姜都是“各人随口吟其自作辞句”，是可以肯定而不须“疑”的。
其后，如《晋书·袁宏传》载：“宏有逸才，文章绝美，曾为《咏史》诗，是其风情所寄。少孤贫，以运租自业。谢尚时镇牛渚，秋夜乘月，率尔与左右微服泛江。会宏在舫中讽咏，声既清会，辞又藻拔，遂驻听久之，遣问焉。答云：‘是袁临汝郎诵诗，即其《咏史》之作也。’”对上面这件故事，李白在《夜泊牛渚怀古》中曾加引用，称之为：“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显然，袁宏在舫中所诵《咏史》诗，不是“唱”而是“咏”，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吟诵。唐代，诗的吟诵之风更加盛行，杜甫《题郑十八著作丈》：“酒酣懒舞谁向拽？诗罢能吟不复听。”至于唐人的“吟安一个字，捻断几茎须”更为大家所熟知。总之，唐人既写诗同时也吟诗，写与吟是同时并作的。再以元人王实甫《西厢记》为例，该书第二本第一折[鹊踏枝]：“吟得句儿匀，念得字儿真。咏月新诗，煞强似织锦回文。”“念”与“吟”分得很清楚，毫不含糊。
古人是怎么吟诵诗的呢？因古代无录音设备，加之文献记载既简略又抽象，如记载袁宏的吟诵，只有“声既清会”四字描写，《西厢记》称“吟”只形容为“句儿匀”，因此，古人吟诵的具体情况，今天已不可详知了。但诗的吟诵既然源远流长，历代口耳相传，今天仍有会传统吟诵的老先生在，从他们的吟诵中，也可了解古人吟诵的大致情况的。所谓吟诵不同于今人的朗诵，要求在一定地方曼声长吟。每一句诗的吟咏处，也就是顿挫处，其吟咏处与顿挫处必然是统一的。至于何处应该曼声长吟，其基本原则为“平长仄短”，即每句诗除韵脚要曼声长吟外，凡句中的二、四、六字为平声者，在平声字处要曼声长吟。以“仄起平受”七绝为例，则首句之第四字、次句之第二字、三句之第二字、末句之第四字，皆为吟咏顿挫处，可简括为“四二二四”。馀类推。显然，传统的吟咏方法，和诗句的节奏有关。古诗以五言七言为主，五言句为“二二一”三节奏，七言句为“二二二一”四节奏，如“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以上节奏，虽非不可变动，但通常是这么分的。传统吟咏的“平长仄短”原则，正是和诗句的节奏相统一的，只是在某些节奏处要曼声长吟而已。
解放后，诗的吟诵传统并未完全中断。早在五十年代，北京的文怀沙等先生就进行过公开的吟诵活动；1956—1957年，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孟志孙先生也作过吟诵，天津人民广播电台还曾播放过；1986年4月在洛阳召开的“全国第三届唐代文学学术讨论会”上，我有幸亲自听了河南师大华钟彦老先生的吟诵，华先生还就吟诵问题在会上散发了专题论文。我曾建议华先生录音，他说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已录过音，并播放过。到了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安徽马鞍山市还举行过两届“国际吟诗节”，开展吟诵活动。尤其使我高兴的是，北京语言学院的王恩保等同志编撰了《古诗文吟诵》一书，随书配有录音带，意在把传统的吟诵之声抢录下来，传之后世。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得到了诗词界同仁的大力支持，也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我为之额手以庆！
应该怎样对待传统吟诵？首先当然要继承，如诗的节奏、吟诵的抑扬顿挫以及韵味等，凡具有传统吟诵特点的东西要保留下来，不然，吟诵成了普通的朗诵，这二者是有原则区别的。但另一方面，吟诵的风格应该多样化，包容百家，而不应该程式化。我认为：吟诵者对某一首诗，其吟诵之声，是随着对该诗的加深理解以及当时的不同心情而变化的；同一个人吟诵同一首诗，其表达的感情色彩，青年时不会同于老年时，欢快时不会同于忧伤时，其道理不须赘言。即以诗句的节奏而言，通常七言句作“二二二一”，但也可随着诗意而有所变化，不必死守这个程式，如杜甫《登高》，吟诵时也可作“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其第四句即可作“四二一”，以显出该句雄浑气势；至于吟诵时每个人的音色、抑扬、感情色彩，更不能强求一致，而是因人而异的。最后，还有一个语音问题。我认为：既然是传统吟诵，原则上应用传统语音，吟诵诗词应基本上采取中古音，至少要保持入声的读法，不然，押入声韵的诗词吟诵起来就不叶韵了。当然，包容百家，用普通话吟诵也完全可以，甚至用方音也未尝不可，毛主席词《蝶恋花》词谱成评弹，用吴方音演唱，不是同样很动听吗？总之，当务之急，是把目前会传统吟诵的老先生们的不同吟诵之声抢录下来，先保留录音资料，至于如何继承革新等问题，可采百家争鸣的方法，开展学术讨论，逐步加以解决。
从唐诗看封建政权
“一笑君王便着绯”
——封建政权的独裁性
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
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绯。
（罗隐《感弄猴人赐朱绂》）
先注释一下：“供奉”指在皇帝身边供差遣的官。“着绯”，穿绯色官服，唐代五品官才能着浅绯（浅赤色的帛制官服）。这首诗的本事是：公元880年，黄巢起义军占领唐朝首都长安，唐僖宗李儇逃往四川，一个耍猴的艺人“孙供奉”同行，他训练的猴子很懂事，能像大臣一样站班朝见。李儇一时高兴，就下令赐这个耍猴艺人着朱绂，一下就变成了四五品的高官，诗人罗隐得知此事后，感慨地写下了这首诗。
诗的首句是诗人自述连续十二三年去赴进士试，都未考取，故第二句感叹为了年年赴试期，连家乡的五湖风光也顾不得领略了。三四句发出尖锐的讽刺：如何才能像耍猴艺人孙供奉那样，只要逗得君王一笑，一下就变成着赤色官服的高官呢！这首诗既有深沉的感慨，也有辛辣的讽刺，这是一读就明白的，但我认为，“一笑君王便着绯”，除语含感慨和讽刺之外，还有它更深刻的意义，即指出封建政权的独裁性。以唐代而言，不管是盛唐的唐玄宗，还是岌岌可危的唐僖宗，都是独裁者。独裁性是封建政权的本质所决定的。
历朝的封建政权，选拔和废黜官吏，都有一套制度，例如科举即其中之一，不少知识分子是通过科举而进入仕途的；但与此同时，只要机遇好，能博得皇帝的欢心和赏识，那就什么制度也不在话下，一下平步青云，官运亨通，甚至可以当宰相，杨国忠不就是这样的吗？据《旧唐书·杨国忠传》记载，杨国忠本是“无学术拘检，能饮酒，蒱博无行，为宗党所鄙”，“去就轻率，骤履清贵，朝士指目嗤之”的卑鄙小人，但他有个长得倾城倾国的堂妹杨玉环，受到唐玄宗的特别宠爱，封为贵妃，于是“一曲称君心，恩荣连九族”（白居易《续古诗十首》）。这位杨国忠就凭着裙带关系，也受到唐玄宗的格外信任，很快就爬到宰相高位，进而封卫国公。唐僖宗时那位耍猴的孙供奉，和杨国忠比起来，他只不过是“一笑君王便着绯”，而杨国忠却是“一笑君王便作相”，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人们不禁要问：为何封建帝王如此独裁而不受制约呢？根本的问题是“家天下”而不是“公天下”。历代帝王都认为天下是他自己或自己的祖先打下来的，正如《水浒传·引首》所说：“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唐朝的天下姓李，宋朝的天下姓赵，天下的一切都是属于皇帝的，整个国家机器成了皇家的私有物，因此，他可以****独裁，臣民若有反抗，轻则判刑，重则武力镇压，谁也奈何他不得，充其量只能像罗隐那样，发几句牢骚而已。
“便是苍生血染成”
——封建政权的残酷性
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
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苍生血染成。
（杜荀鹤《再经胡城县》）
杜荀鹤是晚唐诗人。胡城县在今安徽省阜阳县西北。全诗明白如话，不用多加解释。按唐制，县宰官阶不到五品，是不能着朱绂的，但由于他残民以逞，严刑峻法，尽管广大“县民无口不冤声”，而这位县宰却博得了“能吏”之名，朝廷反而对他格外加恩，特殊赏赐他着朱绂，这在诗人和广大县民看来，县宰身上的“朱绂”，正是广大无辜老百姓的鲜血染成的呵！那位弄猴人孙供奉因博得君王一笑，便“赐朱绂”；这位胡城县宰却是以广大人民的鲜血，博得“能吏”之名，朝廷为之“加朱绂”的。“赐朱绂”说明了封建政权的独裁性，而“加朱绂”又正好说明了封建政权的残酷性。在唐诗中，描写封建政权的残酷性是屡见不鲜的，杜荀鹤在另一首《山中寡妇》中，也作了同样的揭露：
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
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
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
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这位山中寡妇已经穷得精光，生产遭到战乱的破坏，既不能养蚕，又不能种地，即使到了如此地步，封建政权仍不肯放过对她的榨取。可以说，封建政权就是由一帮子豺狼组成的，正如白居易所说：“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在封建政权的统治下，不是冤屈残杀老百姓，“血染顶珠红”（《老残游记》），就是进行敲骨吸髓的榨取，这不是一群豺狼又是什么？其残酷性是豺狼也无以过之的。
过去有句民谣：“一世官，九世牛。”即是说当过一世官，那他来世要变九世牛，因为做官而犯下的罪恶太多了。这就是人民对封建政权的态度，除了仇恨还是仇恨。历代农民起义喊出的一句口号是“官逼民反”，而“官”只不过是封建政权的组成部分，其实，“逼民反”的是封建政权的残酷所致，残酷的压榨和冤杀，逼得人们实在活不下去才起来造反的。
“贪吏害民无所忌”
——封建政权的腐败性
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
（摘自白居易《采诗官》）
上引白居易的这两句诗，深刻揭露了封建政权的腐败性。“贪吏害民”和“奸臣蔽君”的大量事实，代不绝书，正好说明它是封建政权腐败性的一大特征。这些贪吏，《诗经》里将他们比为硕鼠，唐人曹邺的《官仓鼠》一诗，也把他们比为大如斗的老鼠：“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健儿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入君口？”他们假公济私，凭借手中的权力，有时甚至不是凭“权力”，而是凭他们所属行业的方便，也巧取豪夺，大饱私囊。以盐商而言，在封建社会并无政治地位，也没有多少权力，但也能大肆贪污盘剥，成为巨富。正如白居易在《盐商妇》中所写：“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知不知？”白居易在诗中为身居高位的“盐铁尚书”作了袒护，其实，在那几乎无官不贪的封建社会，没有大量贿赂，就得不到“盐铁尚书”的包庇，就不会出现“少入官家多入私”的现象了。封建政权的腐败性，除了贪污泛滥和贿赂公行之外，就是达官贵人的纨绔子弟，得其父兄余荫，虽无才无能，也能身居高位，得以尸位素餐。白居易在《悲哉行》中为这种人画了像：
沉沉朱门宅，中有乳臭儿。
状貌如妇人，光明膏粱肌。
手不把书卷，身不擐戎衣。
二十袭封爵，门承勋戚资。
春来日日出，服御何轻肥！
朝从博徒饮，暮有倡楼期。
平封还酒债，堆金选蛾眉。
声色狗马外，其余一无知。这样“其余一无知”的“乳臭儿”，却能“二十袭封爵”，这正好是封建政权腐败性的又一特征的说明。
封建政权的腐败性，还表现在大小官吏的生活腐化上。高适的《燕歌行》描写军中将帅的生活是“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把达官贵人的荒淫腐朽生活与老百姓的民不聊生作了鲜明对比：“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不仅如此，他们一旦当了大官，就喜新厌旧，还干起换老婆的勾当来，白居易的《母别子》，就是针对这种腐败现象而写的：
关西骠骑大将军，去年破虏新策勋。
敕赐金钱二百万，洛阳迎得如花人。
新人迎来旧人弃，掌上莲花眼中刺。
迎新弃旧未足悲，悲在君家留两儿。
一始扶行一初坐，坐啼行哭牵人衣。
以汝夫妇新嬿婉，使我母子生别离。这位新封的骠骑大将军，只图自己的享乐，连原来的妻子也是弃之若遗的。
这批达官贵人在生活上的一味腐化，不顾人民死活，有时甚至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特全抄白居易《轻肥》一诗以见一斑：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
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
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
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
罇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
果擘洞庭橘，鲙切天池鳞。
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
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一边是花天酒地，一边是人食人，这就是封建社会！封建政权腐败到如此程度，难道人民还可能长期忍受下去吗？
“无人知是荔枝来”
——封建政权的封闭性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之一）
上引这首诗，为许多唐诗选本收录，并作了注解。华清宫在今陕西临潼县南的骊山上，为唐玄宗与杨贵妃游乐之地。诗的第一句是写从长安回望骊山，只见林木、花卉、宫阙，宛如一堆锦绣，这些，都在华清宫的缭垣内；第二句是写骊山上华清宫的宫门逐层地展现出来。这两句是写眼前景。三四两句则是抒怀古情。遥想当年在华清宫过着淫逸生活的杨贵妃，看到一骑驿马冲破红尘向华清宫奔来时，她会心地笑了，因她知道驿马所带的并非军国文书，而是从四川、广东一带不远数千里为她送来的鲜荔枝，由于她最爱吃鲜荔枝，唐玄宗才下令这么干的。
这首诗的精蕴所在，是三四句，许多选本都指出这两句揭露了封建帝王的荒淫腐朽生活，这当然是对的，但我们并不满足于这样的解释，认为还有它更深的含义在，那就是揭露了封建政权的封闭性。封建王朝尽管也有它一套政权制度，有监察机构，并设谏臣以监督皇帝的行为，但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他可以凌驾于一切制度之上，对一切制度，他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有时碍于舆论，不便公开破坏制度，就以其独有的权力，暗中行事，我行我素。唐玄宗暗中命令驿马为杨贵妃传送荔枝就很典型。封建王朝设置驿站、驿马，本是为传送军国文书之用的，是朝廷和各地方的联络命脉。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贞观、开元之治又被誉为盛世，不管是当时的典制和后来可看到的文献，都没有规定驿马可用以为皇帝贵妃传送荔枝的，但事实上唐玄宗就这么做了。道理很简单，唐玄宗和杨贵妃生活在“绣成堆”的华清宫围墙之内，外面守卫森严，大臣非赐准不得入内，在宫内一切腐朽糜烂的生活，是外人不可得而知的。杨贵妃喜欢吃鲜荔枝，唐玄宗就可通过内侍或宠臣下达使用驿马从数千里外飞送荔枝的命令，当一骑穿红尘飞奔华清宫时，许多人都蒙在鼓里，以为又在传送军国紧急文书呢，只有杨贵妃心里明白，“回眸一笑”，是为她送爱吃的荔枝来了。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正好说明了封建政权的封闭性，正是这种封闭性，才使得皇帝和他周围的少数人不受任何监督而为所欲为。
有时我想，我们的人民真是太善良了，由于封建政权的封闭性，最高统治者所过的那种荒淫无耻的生活，是他们不能想象的。有段相声，说有出山东戏唱包公“陈州粜粮”，皇帝为他饯行，吃什么呢？而是“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剥大葱”，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因为他们认为大饼卷大葱就是最好的美食了，因而设想皇帝吃得最好，也就是大饼卷大葱。他们是多么天真而又多么令人心酸！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数千里驿道上冲破红尘为杨贵妃传送荔枝而飞驰的驿马出现时，当时有多少臣民在默祝“吾皇万岁”！因络绎不断的军国文书需要“吾皇”处理，他真是“旰食宵衣”，是多么辛劳呵！他们那里知道，在守卫森严的华清宫围墙之内，他们的“万岁”正过着荒淫糜烂的生活哩！“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正好说明这一无情的历史现象。
“虚受吾君蠲免恩”
——封建政权的欺骗性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
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
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
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敕牒榜乡村。
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
（白居易《杜陵叟》）
上面这首诗通俗易懂，大意是灾荒严重之年，庄稼无收，官吏隐瞒不报，加紧勒征租税，等到“十家租税九家毕”之后，皇帝才下免征租税的诏书，因此诗人感叹那只不过“虚受吾君蠲免恩”而已。我们可以从《杜陵叟》一诗中，充分地看到封建政权的欺骗性。
封建政权的欺骗性，还表现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的互相欺骗：“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诤臣杜口为冗员，谏鼓高悬作虚器。一人负扆常端默，百辟入门两自媚。夕郎所贺皆德音，春官每奏为祥瑞。君之堂兮千里远，君之门兮九重閟。君耳唯闻堂上言，君眼不见门前事。”（白居易《采诗官》）由于封建帝王需要自我欺骗，标榜自己是太平盛世之君，喜欢听的是“庆云寿星见”、“去岁嘉禾生九穗”、“今年瑞麦分两歧”之类的“祥瑞”事，拒纳谏言，于是群臣就报喜不报忧，争相以粉饰太平为能事。这种统治集团之间的互相欺骗，极大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形成讲假话成风，正如白居易在《天可度》一诗中形容的那样：
天可度，地可量，唯有人心不可防。
但见丹诚赤如血，谁知伪言巧似簧。
……
君不见：李义府之辈笑欣欣，笑中有刀潜杀人。
阴阳神变皆可测，不测人间笑是瞋。
封建政权的欺骗性，有时还表现在皇帝的小恩小惠和搞小动作上。如唐贞元中的皇家园林昆明池，“诏以昆明近帝城，官家不得收其征”，准许附近老百姓去那里打鱼和刈割菰蒲，使“菰蒲无租鱼无税，近水之人感君惠”，对这种小恩小惠以收买人心的作法，当时白居易就提出异议：“吾闻率土皆王民，远民何疏近何亲？”因为皇帝并没有“吴兴山中罢榷茗，鄱阳坑里休税银”，只不过开放一个昆明池，以区区小惠，让近水之人可以渔樵罢了（上引诗句，见白居易《昆明春水满》）。唐太宗本是个有作为的君主，但也搞起欺骗老百姓的小动作来，如“又闻贞观之初道欲昌，文皇仰天吞一蝗”（白居易《捕蝗》），为了表示对蝗灾的关心，唐太宗就“仰天吞一蝗”，搞这种小动作以收买人心，去欺骗人民，真可谓用心良苦了。
华长卿诗所反映的鸦片战争
华长卿（1805—1881），原名长懋，字枚宗，号梅庄，晚号米斋老人，天津人。长卿能绍其家学，少学诗于梅成栋，及长，在其舅父沈兆沄的官衙充幕宾十年。先后到过江苏、浙江、湖北、安徽、山东、山西、云南等地。道光十一年考中举人，咸丰三年选奉天开原训导，曾参与纂修《盛京通志》。同治六年回天津定居，学使奏保加国子监学正学录衔。平生著述宏富，传世有《梅庄诗钞》十六卷、《尚书补阙》一卷、《四十贤人集》等。不愧为诗人兼学者。
华长卿《梅庄诗钞》是按年系诗，故可考知华氏平生行踪。据初步统计，在《梅庄诗钞》中反映有关鸦片战争的诗即达三十余首之多，堪称诗史，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诗人对鸦片流毒中国所造成的祸害十分愤慨而又焦虑。在《禁烟行》中写道：“罂粟花开香馥馥，鸦飞不到婴儿哭。恶焰薰天带血腥，流传海内成鸩毒。……珍馐果腹色如菜，鲜衣被体神似丐，强者孱弱富者贫，毒哉此物真蜂虿。”因此，他对鸿胪寺卿黄爵滋提出严禁鸦片的主张十分赞同，诗中激情歌颂“鸿胪一唱人鬼惊，秦镜照胆空中明”。对禁烟的效果，诗人在《后禁烟行》中指责当时的官吏“蝇营狗苟慕腥膻，同夸悖入多财货”；“海寇（按：即大烟贩）难擒恣游弈，土民易罔半羁縻”。直到1844年诗人还感叹“遥知南粤田千顷，罂粟犹开艳艳花”（《秋兴八首追和杜工部元韵》之二）。鸦片之所以流毒中国。诗人明确指出罪魁祸首是输入鸦片的英帝国主义，他在《禁烟行》中怒斥“奸蛮作俑阎罗愁，泥犁狱底添新囚”。
《南风行》写于1840至1841年之间，是描绘鸦片战争的珍贵史诗。“大屿山（按：在广东宝安县南）边战鼓挝，跳梁封豕走长蛇，污人铜臭腥膻饱，列阵纷纷噪晚鸦”，鸦片战争开始了。由于“当年琼岛（按：指香港）疏防检，贰师鬻地亡天险，尺土能收百万金，引狼入室门难掩”，故造成“澳门鼎沸厦门孤，节钺张皇一策无”，“烟焰薰天贼计谲，粤东转战趋闽浙，飓风猛烈巨涛狂，可怜定海盈城血”的失败局面。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琦善、奕山之流都是“寡谋张郃想奇功，撤守雄师伏莽从，马上那知谈将略”，终于使“武夫愎谏城难保，忠魂神往田横岛”，虎门炮台陷落了，守将关天培等四百数十人因无援而壮烈牺牲。诗中还提到英军直趋大沽口的情况，“蛮军猖獗飘洋走，登莱镇帅能坚守，扬帆万里逐秋涛，乘风直到津沽口”，而天津的防守竟是“三百乞儿充一队，揭竿拥盾杂戎行，将军战阵初经略，恐惧临深如履薄”，这样的军队当然是不堪一击的。正当兵临城下之际，直隶总督琦善，反而宴请英军头目乔治·懿律等二十余人。英船投递的《英外部大臣致满清宰相书》，也是这时转经琦善投交的，诗中也作了如实反映：“幸有奇谋出微弁，海滨亦学鸿门宴。对席何劳犬豕争，犒军不惮牛羊献。开门揖盗礼僬侥，两纸蛮书（按：即英船投递者）万手抄。刁斗声从云外息，兵戈气向雨中销。”正因清王朝的大小统治者如此腐败，导致鸦片战争的最终失败。
《负尸行》是愤怒声讨英帝国主义在镇江大屠杀的罪行的。诗中写道：“铁瓮城头（按：即镇江城）鸣战鼓，将军畏敌如畏虎。刀剑光中血肉飞，杀人夹巷尸如堵。”如此惨剧乃由于“闭城七日羞言战（按：指中国守城官吏），千户万户哭声唤，黑鬼缘堞白鬼来（按：指英军的白人黑人），丧心
太守先逃窜”；而敌人则“纷纷蚁聚复蜂屯，十万头颅带血扪”，因而出现了“死尸堆累山邱积，纵横阻隔行人迹”的惨况。由于死尸太多，以尸填江，竟成“今日江滨尸如舟，明日江滨水不流”这样惨绝人寰的景象，对此，诗人十分悲叹地发出“从今休说丹徒好，黄沙碧血无青草”的感慨！
鸦片战争中清朝官吏的腐败无能，更加暴露无遗。诗人对这方面的揭露，诸如：“粉饰太平久，朝端谁解兵”（《诸将》之一）；“袖手皆良吏，攻心乏远谋”（《诸将》之二）；“伫听将军复和议，书生纸上漫谈兵”（《海滨》）；“下邑牛羊迎贼献，上军貔虎任人烧”（《风送》）；“撤尽雄兵羞对垒，逃存上将又登台”（《感事》之三）；“齑粮饱馈三千石，赎地先输百万金”（《感事》之四）；“几处将军谁破虏，从来宰相喜和戎”（《报恩寺题壁》），不一而足。甚至直指身为“靖逆将军”的奕山是“将军难靖逆，巨寇任横行”（《诸将》之一）；还有那位“澜翻太守唇”的“广州守余保和”因出城“四次议和”却反而“论功膺上赏”，把他和那些高举义旗奋勇抗英的义民相对照，诗人写下了讽刺诗句“惭愧义旗民”（《诸将》之三）。诗人歌颂了坚决抵抗侵略者的爱国志士和在抗英中壮烈牺牲的官兵，如对林则徐无辜被罢官并流放伊犁，诗人在《和林少穆先生至西凉友人送行韵》中质问：“从来胜算在人和，谁遣飞鸿困纲罗？”歌颂他是铮铮铁骨：“拊髀空存平寇志，掉头不负爱君心”；对“关军门天培”的壮烈殉国，颂之为“忠魂赴上游”（《请将》之一），并把和关天培同时殉国的四百数十名官兵比作“田横五百士”，称之为“忠魂神往田横岛”（《南风行》）。诗人描述中国人民对英国侵略者的仇恨，如报恩寺的群众见侵略者，忍不住投掷瓦砾，使这帮家伙抱头鼠窜，“报恩寺里闹场开，都向南门看鬼来，瓦砾乱抛惊鼠窜”（《二月纪事》之三），读了令人感到痛快。
1942年夏历7月24日签订的《南京条约》，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城下之盟。当时华长卿正在南京，他将所见所闻写进了《七月二十一日纪事》中，英国侵略者在这一天是以不可一世的胜利者姿态进入南京的。诗人记述：“汉兵小队耀前驺，旌旗五色黯然愁。银刀似水来铜狄，铁骑如云拥石头。偏裨译使并辔走，前有方伯后太守。”英国侵略者的入城式是何等骄横！他们入得城来，“左手执炮右持刀，火枪火箭森横腰，据鞍骏马高六尺，马蹄乱趁秋风骄”，又是何等的狂傲。他们视钦差大臣和两江总督等官员反而犹如奴仆之人：“老酋盘踞居中坐，我朝将相左右个。当路豺狼食肉飞，处堂燕雀争相贺。”今天读来犹令人羞愧和气愤。“黄金铺地人抛甲，白日当天鬼入城”，诗人发出了沉痛的慨叹！
当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之际，介绍亲身经历过这场战争并以爱国主义热情写下了不朽诗篇的天津诗人华长卿，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待搜辑的好诗
我国现代和当代，在报刊和诗集中记载的好诗固然不少，但还有大量的好诗，有的是在友朋之间传抄，有的是手稿，有的虽然发表了，却不是作者的主动，而是散见于别人的文章中引出来的。总之，像这类好诗还大量存在，需要加以搜辑。我的上述想法，是读了王辉同志著《醒悟人生》（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版）一书之后而引发的。
《醒悟人生》所载《最后一抹》一文之后，有“注”文，现抄如下：“陈君听说我在编这本小书，特将曾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黄火青秘书的吴方同志在离休前赠他的一首诗抄寄给我，耐人寻味。现照录如下：‘奉命挥毫四十年，文章满纸半空谈。屡吹幻想为神喻，曾把鸡毛当令传。历尽坎坷知苦乐，难将块垒化云烟。喜从馆阁辞官后，一杆毛锥自画圈。’”这确是一首难得的好诗。凡是过去坐机关搞文字工作的人，今天回过头来，都会有和吴方同志相同的感受。友人刘友竹在一首回顾过去的七律中，有一联“累牍连篇空放炮，千头万绪总抓纲”，堪称警句，与吴方的诗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这样的好诗却不是作者主动发表的。类似这样的情况，在抗战期间也有，记得有篇谈论高语罕的文章，因高是寿州人，说他很喜欢有人经过沦陷区时写的《过寿州》：
城上笳声咽欲收，车边霜气淡仍遒。
虏营十里沉沉夜，此际征人过寿州。
这也是一首好诗，至今我仍能记忆，但这同样不是作者主动发表，而是别人的文章引出来的。
没有公开发表而是在友朋之间传抄的好诗，数量也不少。如友人吴绐烈兄把刘毓璜先生的《秋日遣怀》抄给了我，全诗是：
少日豪情压九秋，横眉不肯逐中流。
半生踪迹亲江海，一例风尘走马牛。
岂有闲情须纵酒，却因多病怕登楼。
轻寒昨夜穿篱角，莫让黄花笑白头。
又如解放前友人抄给我一首他自己也不知作者为谁的诗：
春草江南绿，年年过雁哀。
入宫犹掩泪，思子又登台。
老不多时别，花仍二月开。
□□□□□（已忘），人自月邦来。
以上二诗都不失为好诗，但并未公开发表，后者连作者姓名也不详。像这样在友朋之间传抄而未公开发表的好诗，我相信是不少的。
还有一种情况，不但大量的未刊诗集中有好诗，即使在无名的零篇断简中，也会发现有好诗。例如我在买的一本旧书中，发现一张纸条，上有两首七绝，用毛笔书写并涂改，诗题为《除夕》，其第一首已改定，诗曰：
白头万感集孤灯，试问劫灰定几层。
了了青山庐墓在，全家今夜客彝陵。
其第二首尚未改定，前两句用毛笔涂去，只留三四句“荣州此去三千里，今夜无猿亦断肠”。从纸张墨色判断，当是抗战前所作。我认为这位无名氏的第一首七绝，颇有韵致，不失为一首好诗。
我希望，为丰富中国现当代的诗歌史料，不妨将友朋之间传抄的好诗，
争取公开发表；未刊诗集和手稿中的好诗，也争取公开发表一些，为未刊诗集的公开出版创造条件；至于那些散见于各类文章中的引诗，若能择优选录成集，公开出版，省读者翻检之劳，是会受到欢迎的。
[附记]：本文于《广州诗词报》发表后，蒙四川师范大学王仲镛教授来函告知，在文中提到的无名氏两首七绝《除夕》，乃四川荣县赵熙先生1934年在宜昌所作，并介绍第二首经改定后的全诗为：“风鹤惊人旅梦长，乍闻爆竹倍思乡。荣州此去三千里，今夜无猿亦断肠。”王先生因编赵集，将由巴蜀书社出版，故熟知赵诗。特附志之，并向王先生表示谢忱。
打油诗应占一席之地
何谓打油诗？历来认为因张打油的诗而得名。所谓张打油，杨慎《升庵诗话》说他是唐人，刘大白《旧诗新话》说他是宋人，新版《辞源》说他是唐人或元人，两说并存。查《全唐诗》及其《外编》，并无张打油其人其诗，可见他是唐人的可能性不大。张打油之名，至迟在元代已经出现，因周德清《中原音韵·作词十法·造语》中已经提到他。张打油留下的诗，只有《升庵诗话》卷十四记载了他的一首《雪》诗：“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笼。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像这样的诗，尽管刘大白《旧诗新话》推崇备至，说：“这样的描写手段，实是可佩可惊，恐怕诸大家底咏雪诗，都做不到这样吧。”（开明书店版第126页）其实刘说不能服人，明明是一首俚俗油滑的打油诗，是不值得如此称道的。至于张打油的得名，我同意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的说法：“打油当是诨名，盖以时人谓其成诗率易，过于油滑，因以名之也。”（开明书店1943年版第225页）
判断是否为打油诗，主要根据它有无“滑稽通俗”、“浅俗”、“油腔滑调，信口成章”等特点而定。本此，《全唐诗》中虽无张打油诗，但唐诗中存在打油诗却是不争的事实。请看“猪吃死人肉，人吃死猪肠。猪不嫌人臭，人返道猪香。猪死抛水内，人死掘土藏。彼此莫相啖，莲花生沸汤”（僧寒山诗。见《全唐诗》第十二册第9072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下同）。这位寒山子的诗，《全唐诗》共录三百余首，抛开诗的内容不讲，就其文辞和诗风而言，大半是应归入打油诗一类的。前不久，《文汇报》一篇文章介绍，寒山诗在国外颇流行，真是打油诗也有国际影响了。再一首罗隐《自遣》：“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全唐诗》第十册第7545页）其中后两句，《随园诗话》也称之为“口头俗语”，其实不只后两句，整首诗就是一首打油诗。还有一位曹邺，在唐代属三四流的诗人，并不著名，但他却因写了一首讽刺统治者的打油诗而被今天的不少读者所熟知，因为不少唐诗选本都选了他的《官仓鼠》：“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健儿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入君口？”（《全唐诗》第九册第6866页）这虽是一首打油诗，但确是讽刺的辛辣而又深刻，故赢得了读者。作者生前绝不会想到，他之所以名垂二十世纪，却是写了一首讽刺性打油诗。可见打油诗作为讽刺武器，是不应该忽视的。
另外，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历代的《竹枝词》即可发现，其中打油诗也不少，至少是带有打油味的。因为这样写来，既有讽刺意味，又饶有风趣。如描写清代末期的天津《竹枝词》，就有“水波混浊是城河，惹得行人掩鼻过。更有矢遗满街路，须防鞋上踏来多”（唐芝九《竹枝词》。载《津门杂记·津门杂咏》），将旧天津城的脏乱情景全盘托出；还有写清代书院“会课”时聚餐情景的：“书院朝餐太不文，譬如常素忽茹荤。争盘夺盏重墀下，手口无停是冠军。”（周楚良《津门竹枝词》）把这群生童那副争嘴抢吃的可笑面目，刻画得入骨三分。但很显然，这样的《竹枝词》，是应该归入“打油诗”范畴的。
为了说明打油诗可作讽刺武器，不妨再举数例。刘大白《旧诗新话·梅花接老爷》：“相传有一位龌龊官僚，坐着四人轿，轿前皂隶开着锣，喝着道，上邓尉山看梅花。有某诗人题诗嘲笑他道：‘一个哼而一个哈，老爷坐轿看梅花。梅花忽地开言道：小的梅花接老爷。’”这首打油诗，讽刺得痛
快，正如刘大白所说：“可算得虐谑了。”抗战期间，笔者正在重庆上学，大约是1944年，欧美大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服兵役，上战场，而国民党达官贵人的子女，却远渡重洋，去欧美留学，形成鲜明对比，重庆某报曾刊打油诗嘲讽：“欧美学生上战场，中华儿女渡重洋。中西文化由来异，甘苦何须要共尝。”因写得深刻，切中时弊，尽管时隔四十多年，我仍然能记起它。还有重庆《新华日报》刊登的一首打油诗，是嘲笑为国民党说话的某佛教大师的，时间是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下半年。当时国民党军方的《扫荡报》改名《和平日报》，一些人为之捧场，或撰文，或题诗，某佛教大师也题诗一首，记得后两句为：“更有和平暗礁在，××扫荡莫迟回。”显然，诗中所谓的“暗礁”，是暗指中国共产党，《新华日报》针锋相对，回敬了一首打油诗：“和尚和尚不念经，穿起袈裟喊杀人。所谓暗礁指何物？佛曰这个不可说。”由于这首讽刺打油诗“谑”而不“虐”，富有幽默感，戏用了佛家语，既达到讽刺目的，又不失敦厚，因而一下就被我记住了。从此，这位替国民党说话的大师，就再也不吭声了。直到当代，打油诗仍继续在发挥讽刺作用，如假托梁漱溟先生写于“文革”期间的那首“七律”：“十儒九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假若马列生今日，也要揪出满街走。”（《当代诗词》第20期）这首打油诗既对“文革”作了辛辣的讽刺，又表达了作者的愤懑之情，虽打油而不失为好诗。
由此看来，难道打油诗不该在诗歌园地中占一席之地吗？广州《诗词》扩版后，提倡“尤其欢迎讽刺诗与漫画相配的作品”，可以断言，打油诗作为讽刺的锐利武器，又大有用武之地了。
厕所与诗
乍看起来，《厕所与诗》这个题目就有伤大雅，也很煞风景，因为诗是美的，而厕所却是人间最不干净的地方，把二者扯到一起，确是令人有点不大好理解。但是事实上，诗，确是从古就和厕所发生过关系的，直到今天，也不能说毫无关系，如若不信，请看下面事实：
打开《昭明文选》，第一篇班固《两都赋》的第一句话就说：“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可见“赋”也是“诗”；而晋代左思的《三都赋》是赋体的代表作之一，“洛阳纸贵”的故事正是指此而言。但《三都赋》是怎么写成的呢？据《晋书·左思传》称：他欲赋三都，“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所谓“藩溷”就是厕所，左思在十年创作过程中，在厕所里也放着纸笔，连上厕所时构思成熟一句，也要马上记下来，于此也可见他创作的勤奋，这种精神是难得的。后人就把“门庭藩溷皆著笔纸”这一典故用以形容创作的勤奋。如唐诗人薛逢在《送同年郑祥先辈归汉南》一诗中，就有这样的句子：“声名本自文章得，藩溷曾劳笔砚随。”请看，早在晋代，诗就和厕所搭界了。
再看“三上”的故事。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是大文学家和大诗人，他的诗也和厕所有密切关系。他在《归田录》二中写道：“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即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无可以属思尔。”这是他创作的经验之谈。原来他的有些诗是在上厕所时“属思”的，和左思有所不同者，只是未在厕所摆着纸笔而已。
从左思到欧阳修，尽管他们的作品都和厕所有关，但人们并不认为有伤大雅或者煞风景，而是作为佳话流传的，可见问题并不在于诗和厕所发生关系，而在于发生怎样的关系，如直接把人们的上厕所写入诗，即古人所说的“登溷诗”，那才是有伤大雅和煞风景的。宋代梅尧臣就有一首《八月九日晨兴如厕有鸦啄蛆》（《宛陵先生集》卷卅六），虽然梅氏也是宋代名家，但对这样的诗，恐怕谁也不会恭维。梅尧臣是明写“登溷”，而宋代程师孟的诗，虽不写“登溷”，是题静堂，却被人讥为“登溷诗”，这对我们今天的诗人来说，是不能不引以为戒的。据宋魏泰《东轩笔录》记载：“程师孟知洪州，于府中作静堂，自爱之，无日不到。作诗题于石曰：‘每日更忙须一到，夜深长是点灯来。’李元规见而笑曰：‘此乃是登溷之诗。’”这两句为什么会招来“登溷诗”之讥？因为既曰“静堂”，应该是静的，作诗题石，已经多事，还有怕人不知之嫌；“更忙须到，夜点灯来”，更是矫揉造作，冒充风雅，并无真情可言，使别人读了无动于衷，反而联想到“登溷”，这是理所当然的。今天的诗人谁也不会直接写“登溷”，但那些并无真情实感的应酬、趋时、应景之作，和程师孟的“登溷诗”，在本质上却是相近的。
诗和厕所有关，但“登溷诗”式的诗绝不是诗。
人名巧对
陈寅恪先生曾提出大学入学考试要考“对对子”的主张，而且他出的试题上联为“孙行者”，要求考生对下联。陈先生自拟的下联为“胡适之”（见《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显然，陈先生要求大学考生能以人名撰成“对联”，这确是有一定难度。在我国对联创作史上，曾经出现过人名巧对，有的甚至是“绝对”，即只有上联，至今无人能对下联。特举数例，以资谈助：
“西安事变”后，不久为春节，在某些“拥张反蒋”人家的大门口，贴出这样的春联：“只因介石未中正；非怪张生不学良”，既将蒋介石、张学良二人的名字嵌入，又表达了对蒋介石的谴责。另一副人名谐音对，也对的巧而工稳，颇为难得。上联为：“塔内点灯，层层孔明诸阁亮”，其中“诸阁亮”即“诸葛亮”的谐音；下联为：“池中取藕，节节太白理长根”，其中“理长根”即“李长庚”的谐音，“李长庚”乃“李太白”之别名。这种人名谐音对，要求对的工稳，实非易事。
明代李梦阳督学江西，有一生员和他同名同姓，李即开玩笑出一上联让这个生员对下联，上联是：“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这个生员很有才气，立即对出下联：“费无忌长孙无忌，公无忌我亦无忌。”李梦阳听了很高兴（见《池北偶谈》）。其实，这幅对联在宋代已经出现，李梦阳和对下联的生员，只不过稍加变化而已。据宋人《齐东野语》记载，这幅对联原为：“司马相如蔺相如，果相如否；长孙无忌费无忌，能无忌乎？”（按：蔺相如战国时人，司马相如西汉人，费无忌春秋时人，长孙无忌唐代人。）这两幅人名对都对得相当巧。
抗战前，易君左写了一本《闲话扬州》，挖苦了扬州人，惹起扬州人的公愤，当时有人据这件事出了半幅上联，征求下联。上联为：“易君左《闲话扬州》，惹起扬州闲话，易君左矣。”上联是人名加书名，而且将书名的词序颠倒，另具新意；末句重复人名，加一“矣”字，又另具新意，因“左”为贬义词，训“不正”，“易君左矣”即“易君不正了”。这上联确实很难对下联，据说后来有人勉强对上了，却不餍人意。
还有半副人名加地名的上联，至今无下联，被人们称为“绝对”。“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有两位奋起抗日的爱国将领马占山和冯占海，当时有人以马冯二人的名字拟了上联：“一马占山，二马占海，山海关前，移山倒海”，征求下联，无人能对。其中“冯”楷书可拆为“二马”，“二马占海”即“冯占海”。上联有数字“一二”，有二“马”字和二“占”字，有专有名词“山海关”，而且分别出现三个“山”字和“海”字，这样，要求下联能对上，确是难乎其难了。
《关雎》与儒家思想
对《诗经·关雎》的解释，虽然说法很多，但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即它是一首描写爱情的民歌。可惜的是，所有的说法（限于我看到的）都不能把全诗顺当地解通，总给人以扞格之感。“雎鸠”到底是一种什么鸟？从一些文献的记载，可以肯定它为鸷鸟，属于猛禽类，善捕鱼，雌雄不经常在一起，所谓“鸷而有别”。孔子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正是从雎鸠的“鸷而有别”发挥出来的。但不管把雎鸠解释为鸳鸯双栖式的鸟也好，还是鸷而有别的鸟也好，都不能贯穿全诗，不惬人意。我认为，闻一多先生的《说鱼》一文（《神话与诗》），给我们打开了思路，可据之以释《关雎》。据闻一多先生考证，“以鱼来代替‘匹偶’或‘情侣’的隐语”，古来就常见，而且“除将被动方面（按：即被追求对象）比作鱼外，又将主动方面比作一种吃鱼的鸟类，如鸬鹚、白鹭和雁，或兽类，如獭和野猫”。本此，则起兴两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根本和雎鸠的雄雌之间的关系无涉，而是指雎鸠和鱼的关系，即是说这两句的本意应该是：在河的沙洲上伫立着的雎鸠，关关地叫着，它是要找鱼吃呀（追求情侣的隐语），故紧接之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十分自然顺畅。
《诗经》在汉代就被列为儒家的“五经”之一，而《关雎》又是《诗经》的第一篇，长期以来，被儒家学者扭曲。孔子为了宣扬他的“中庸之道”哲学，就主观地把《关雎》评价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典型（有人认为孔子是指《关雎》乐曲之声而言，非指《关雎》之义，于理不通）。试问，一个男子想他的情人已经到了“寤寐思服”和“辗转反侧”几乎要发狂的程度，哪里能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呢！还有什么“关雎，后妃之德也”，更是匪夷所思。儒家为了把人们都纳入它那套“中庸”的框子，就极力鼓吹中庸哲学。你要尽兴地欢乐吗？且慢，应该“乐而不淫”；你要用狂热的爱情去爱你的情人吗？且慢，应该“乐而不淫”。这样，天长日久，使我们这个非常热情的汉民族，却变成了一个不善于或者不敢于用公开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热情的民族，如久别重逢的母子，不敢在众人面前互相拥抱；一对即将远别的情人，谁也不敢当着众人的面去吻吻对方。可以说，儒家的一些东西，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民族思想，扭曲了我们汉民族的性格。这是我们学习《诗·关雎》后，应该猛醒的。
《归去来兮辞》一字之错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为大家所熟知的名作，也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其中“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之“登”，实为“癹（bá）”字之误，千余年来，无人为之订正。近因整理复旦大学中文系已故教授郑权中先生遗稿《通借字萃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在“通借字与形似错别字的区别”一节中，郑先生首次提出了这个问题，特不揣谫陋，加以发挥，以说明郑说之不误。
首先要说明“东皋”的“皋”作何解。按“皋”字不见于甲骨文和金文，但在《尚书》、《毛诗》中已出现。其本义，据《说文解字》段注称：“皋，气白之进也。……气白之进者，谓进之见于白气滃然者也。……皋有训泽者，《小雅》‘鹤鸣于九皋’，传曰：‘皋，泽也。’泽与皋，析言则二，统言则一。”可知“皋”的本义即沼泽。
再看“登”字。据《说文》，“登”字的本义为上车，引申为泛指登（上）高的动作，如《左传》成公十五年“登丘而望之”，《礼记·曲礼》“登城不指”，《孟子·尽心（上）》“登东山而小鲁”（皆与“登东皋”之“登”字用法相同），其“登”字应指登高处而言。“东皋”可泛指东边的沼泽，或春天的水田，既为沼泽或水田，就不应当说“登”，谁说过登沼泽或水田这样的话呢？故作“登东皋以舒啸”于文理不合。至于阴法鲁先生主编的《古文观止译注》，将“皋”释为“水边高地”，也没有文献根据，“皋”有引申为岸或水旁地者，从未有引申为“水边高地”的。
何以会将“癹”误为“登”呢？盖后人不识“癹”字，乃改为“登”。“登”与“癹”因形近而讹。在《左传》、《周礼》中，即有将“癹”误为“芟”的。桂馥《札朴》卷二“芟夷”条称：“成十三年传，‘芟夷我农功’，按：《说文》，癹，以足蹋夷草，引《春秋》传‘癹夷蕰崇之’，馥谓芟夷当为癹夷，夷平也。”王筠《说文句读》“癹”字下称：“《周礼·秋官·叙官·薙氏注》引作‘芟夷蕰崇之’，似亦后人不识癹字而改以既讹之《左传》也。”桂王二氏均已指出“芟”实“癹”之误。《归去来兮辞》同样如此，所不同的是，“癹夷”之误为“芟夷”，是更换了“癹”的上半部“癶”为“艹”，而保留了下半部“殳”；“癹东皋”之误为“登东皋”，即是更换了“癹”的下半部“殳”而保留了上半部“癶”。千载之下，犹能据其残体，还其本来面目者，全靠有《说文》在，因它在“癹”字下注明“癹，以足蹋夷草（按：即用脚踏杀杂草）。从癹从殳。《春秋》传‘癹夷蕰崇之’”。
又潘岳《秋兴赋》“耕东皋之沃壤兮”，李善注：“水田曰皋，东者取其春意。”这里的“东皋”指春天的水田。陶氏《归去来兮辞》的“东皋”当本于潘赋，也是指春天的水田。只有这样解释，其上句“或植杖而耘耔”才有着落。植，树立，植杖即把杖树立起来。通常把这句解为“或者把拐杖插在一边，去田间除草、培土”，这么解不合情理甚明，因古人习惯“六十杖于乡”，既然年老拄杖而行，连“流憩”也要“策扶老”，今要到田野耕作，怎么还能把拐杖插在一边去除草、培土呢？其实“耘”是除草，要在水田“东皋”除草，就得用脚“癹”，即用脚去除（蹋）草；“耔”是培土，即将所除之草混着稀泥用以壅禾本。要用脚除草，就得拄一根竹杖，这样省劲，至今四川农村春天农民下水田“薅秧子”，还保留了“癹东皋”的操作方式。稻秧成行，人卷裤腿赤脚在行间操作，即拄着棍，用脚将行间的杂草
刮到两边（即稻秧的根部），这样，既除了草，又壅了禾本（培土）。为保持身体平衡，故“耘耔”在水田是离不开杖的。而且“薅秧子”时唱着山歌，这也是一种“舒啸”吧，这可想见当年陶渊明“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愉快心情。
王昌龄之误
唐王昌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卢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被选入“全日制六年制小学课本《语文》第十一册”（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四省市小学语文教材联合编写组编。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7月第二版）。有家长向我提出：该诗第三句常见本都作“龙城”，此处作“卢城”，是否有误？遂促使我去查阅有关资料，结果发现，此诗作“龙城”或“卢城”皆误，是作者王昌龄当时就搞错了。下面试伸愚见：
(一)这两句历来都认为是用汉李广为右北平郡太守时，“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史记·李将军列传》）这个典故。“龙城”或“卢城”为“卢龙”的简称，是隋、唐时北平郡的治所。“但使龙（卢）城飞将在”，是指“只要镇守在龙（卢）城的右北平郡太守飞将军在”，这里的“龙（卢）城”是指郡守所在地。但从各种文献说明，汉之右北平郡和唐天宝元年所设之北平郡，二者边界虽有交错处，但却是两个不同的区域。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标示，前者的治所是平刚，在今河北省平泉县北数十里（一说在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南古城），而后者的治所在卢龙（今河北省卢龙县）。若汉之平刚在河北省，则卢龙距平刚约四百里（依清李兆洛说）；若在内蒙古，那卢龙距平刚就更远了。右北平郡不包括卢龙，北平郡也不包括平刚。显然，诗中把卢龙当作汉之右北平郡太守所在地是错误的。
(二)卢龙县始置于隋代，唐沿用，西汉时尚无卢龙这个地名。
(三)平刚并无“龙城”或“卢城”别称的记载，它只是边郡的一个普通治所，在当时和后世都非名城，诗中不可能夸张到称之为“龙城”。
(四)“卢城”或“龙城”是否指卢龙塞？并以之代指汉之右北平郡呢？不错，汉之右北平郡包括后来的卢龙塞在内，但西汉时并无卢龙塞之名，此其一；作者若要明指“右北平郡太守”，完全可以作“但使北平飞将在”，将“右北平”省作“北平”，既能达意也合诗律，此其二；《汉书·李广传》记载汉武帝给李广的诏中有“将军其率师东辕弥节白檀”，孟康注“白檀，县名也，属右北平”。若作者要以某个地名以代指右北平郡，则可作“但使白檀飞将在”，既合史实，又合诗律。至此，可以肯定，诗中之“龙（卢）城”，非指后来的卢龙塞，而是指汉右北平郡的治所，即太守所在地。
那么，何以会出现以卢龙为汉右北平郡治所的问题呢？盖王昌龄误以唐之北平郡为汉之右北平郡，因而误以卢龙为汉右北平郡之治所，一时兴会，故出此错误。在汉右北平郡与唐北平郡的关系问题上，不但唐人王昌龄误以二者是同一区域，今人同样重复了这样的错误，如《唐诗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和《唐人七绝诗浅释》（沈祖棻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均作“卢城”，并解释说：“右北平，唐为北平郡，治卢龙县”，同样把汉右北平郡等同于唐之北平郡。
按照王昌龄的原意，其第三句的正确表述应当是“但使刚城飞将在”，或“但使平刚飞将在”，注释者不可忽视之。
求新与有据
嫩箨香苞初出林，於陵论价重如金。
皇都陆海应无数，忍翦凌云一寸心。
（唐李商隐《初食笋呈座中》）
顷读《李商隐〈初食笋呈座中〉诗释》（载《天津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一文，对作者勇于探索的精神，力求对李诗作出新解，这是值得欢迎的。李商隐的有些诗，历来号称难解，早在金代的元好问，就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论诗绝句》）之叹，可见对李诗的探讨，本着“百家争鸣”的原则，从不同的角度去提出自己的新见，是应该鼓励的。但遗憾的是，当我读了《李商隐〈初食笋呈座中〉诗释》（以下简称《诗释》）之后，并不满足，觉得该文虽力图提出自己的新解，却缺乏有说服力的论据。
《诗释》以徐湛园“时必有以笋为方物献者”之说为据，认为《初食笋呈座中》一诗，其“主旨实在于借竹笋之剪伐无度，刺朝廷之贡赋逼人”，具体讲，就是由于“於陵美笋，价重如金，诚如徐氏所说，是作为方物献者。价重如此，产地得食亦非容易”，“第三句转到皇都，正可证於陵之笋已成贡品”，“合第四句言之，即鄠杜竹林此物无数（或京师山珍海味无数），何以舍近求远偏嗜此於陵之笋？”该文更进一步引申说：“於陵笋之产地，价格本不应高昂，今以金论价，也是以作为贡品大量输京，当地反成稀罕之物所致”，最后肯定这是一首“意味深沉的政治讽刺诗”。
冯注引徐湛园说：“大约北地多不宜竹，时必有以笋为方物献者，故记之。”徐氏之说是否可信？冯浩虽引徐说，但也指出徐“穷老著述”，其“未刊笺本”“或疏或凿，时不能免，而持论多偏，闻其晚岁改易点窜，反有舍前说之是而遁入歧途者，穷苦之累其神明也”（《玉谿生诗详注发凡》）。从上引徐氏对李商隐这首诗的解释来看，反映徐氏的闻见不广，可能和他的穷苦生涯有关，如他认为唐代“大约北地多不宜竹”就大谬，早在《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京兆下·盩厔”项下，即指出：“司竹园在县东十五里。《史记》曰渭川千亩竹。今按园周围百里，置监丞掌之，以供国用。”（《丛书集成初编》本）长安地处西北，在其邻近的盩厔县，唐王朝设有周围百里的司竹园，专门种竹以供国用，何来的“大约北方多不宜竹”？他是以竹在清代的生长情况来臆度唐代的。向朝廷贡方物，往往是当地特产，徐氏由于错误地认为“大约北方多不宜竹”，才生发出“时必有以笋为方物献者”的推想，既然据以推想的事实已错，其推想的结果就不可为信了。
关于唐代的气候和华北竹子的分布情况，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在其《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中作了权威的论断。竺文指出：“第六世纪末至第十世纪初，是隋唐（589—907年）统一时代。中国气候在第七世纪的中期变得和暖。”“隋唐时代，河内（今河南省博爱）、西安和凤翔（陕西省）设有管理竹园的特别官府衙门，称为竹监司，南宋初期，只凤翔府竹监司依然保留，河内和西安的竹监因无生产取消了。”可见由于历史上气温的变化，在唐代，北方是适宜于竹子生长的，并非“北地多不宜竹”。
冯浩比徐湛园有见识，引《竹谱》注“般肠竹生东郡缘海诸山中，有笋最美，正兖海地也，淄亦与兖邻，何疑焉”一段话，以纠正徐氏“北地多不宜竹”的说法，这是对的。但般肠竹“有笋最美”是一回事，而般肠竹笋唐
时是否作为方物进贡朝廷，又是另一回事。冯浩之所以对徐氏“时必有以笋为方物献者”之说不置一辞，正是他的严谨处，并非《诗释》作者认为的什么“遗珠之憾”。如真的於陵之笋已成为贡品的话，那有两点无法解释：若於陵之笋与普通竹笋无别，正如《诗释》作者指出的那样，“鄠杜竹林此物无数，何以舍近求远偏嗜此於陵之笋”？于常理不合。事实上，盩厔有周围百里的司竹园，竹笋有的是，绝无舍近求远之理。再一点，若因於陵“有笋最美”，成为贡品“大量输京”，致使“於陵笋之产地，价格本不应高昂，今以金论价”，使“当地反成稀罕之物”的话，那在文献上一定会有记载。按李商隐生活在唐元和至大中年间，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成书于元和八年至九年之间，其中对各地“贡赋”有详细记载，对于贡品分别记有“开元贡”和“元和贡”，对有些贡品的变化还有说明，如长安或贞元年间如何如何。《元和郡县图志》虽有残卷，但卷十“河南道六”所辖“郓州、兖州、……淄州、登州”等十二州的记载却完整无缺。於陵在淄州的长山县，而淄州的“贡赋”注明为“开元贡——防风、理石；赋为绵、绢、米、粟”，并无“竹笋”或“於陵笋”；在“淄青节度使”所辖“郓州、兖州……淄州、登州”等十二州的“贡赋”记载中，也无“竹笋”或“於陵笋”，而且其中没有一件和竹有关的东西。不但如此，查遍全部《元和郡县图志》，贡品门类约百余种，其中也没有竹笋作为贡品的记载。《元和郡县图志》是李商隐同时代的著作，若真的於陵“有笋最美”已成为贡品，而且其珍贵程度已达到在产地於陵也要“以金论价”的话，对这样非常的“稀罕之物”，该书是一定会在“贡赋”项下著录的。肯定於陵之笋在唐代已成为贡品，不知《诗释》作者有何根据。以唐代的荔枝来说，之所以肯定当时已成为贡品，因不但在《元和郡县图志》的“贡赋”下有“荔枝煎”（戎州、广州）的记载，还有杜牧“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过华清宫》绝句）的诗句可证，从杜牧的诗句，使我们了解到当时进贡的不只是“荔枝煎”，而且还有鲜荔枝，不然，不会动用驿马如此疾速地传送的。
《李商隐诗集》的注释本，迄今为止，国内出版的最新注释本，当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1月版的《李商隐诗集疏注》（叶葱奇疏注）。叶注本功力颇深，也相当严谨，凡不能遽断者从不武断。遗憾的是，《诗释》作者在“查各家注本”时，偏偏漏掉了最新的叶注本，这不能不说是个疏忽。叶注本对《初食笋呈座中》一诗的解释，和《诗释》截然相反：“次句‘於陵’只是就陈仲子蔬食而言。就一般蔬菜讲，笋的价值最高，所以这样说。下二句说，都中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又何苦摧残这可以高耸入云的幼苗呢？比喻很浅显，当是少年时期在京中所作。冯氏根据徐逢源（按：即徐湛园）的错误解释，执著‘於陵’地名，说是在崔戎海幕中所作，和诗的意趣完全不合。”否定了徐氏“时必有以笋为方物献者”之说，我是同意叶氏此说的。《诗释》作者如不同意叶氏的观点，至少要先参考它，方可避免此不必要之误。
“嵇山侬”考
最近，一位正在注释李商隐诗的朋友，向我提出，李商隐《李肱所遗画松诗书两纸得四十一韵》中，有“昔闻咸阳帝，近说嵇山侬，或著佳人号，或以大夫封”；关于秦始皇（咸阳帝）于泰山封“五大夫松”一事，为人所熟知，但“嵇山侬”以“佳人号”称松一典，却为历来注家所不晓，以注李商隐诗著名的冯浩也说：“按嵇山侬事，未详。……俟再考。”“嵇山侬到底何所指？”这位朋友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为此，我收集了一些资料，特草此短文加以探讨，不当处尚祈方家指正。李商隐这四句诗从上下文看，文意甚明，大意是：听说过去的秦始皇，曾以五大夫的爵位封松，后来又有一位嵇山人，在一本书或一篇作品中，还有以“佳人号”来称松的。那么，这个“嵇山侬”是谁？他那“或著佳人号”的作品又是什么？经我初步探讨，其结论是：
首先，“嵇山侬”乃指晋嵇康（叔夜）。
《文苑英华》卷一四五载无名氏《幽松赋》：“……其孤高也，则排烟而荡雾；其坚贞也，则超代而越俗，偏睹日而疏阴，邃自然而孤直，起喻有叔夜之材，入梦表丁公之职，涧底幸左思之咏，岁寒蒙孔丘之识，伟哉盛矣。”（中华书局1966年5月影印精装本。下同）从“起喻有叔夜之材”以下四句，共用了与松有关的四个典故。“入梦表丁公之职”，指张勃《吴录》（佚）载三国时吴丁固事，原文是：“初，固为尚书，梦松树生其腹上，谓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后十八岁，吾其为公乎？’卒如梦焉。”（引自《三国志·吴书·孙皓传》裴松之注）“涧底幸左思之咏”，指晋左思《咏史》之二：“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岁寒蒙孔丘之识”，指孔子曾说过“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论语·子罕》）。那么“起喻有叔夜之材”的内容，从这四句排比中，使我们得知，是指有个名叔夜的有材的人，曾经以某种事物来比喻过松树。那这个叔夜是否姓嵇呢？不妨再进一步考察。
隋唐间人谢偃《高松赋》：“……既无惧于玄月，宁有悦于芳春；含奇文而养劲，收高节而自珍。耻取媲于嵇子，嗤受封于亡秦；本希绝于雕刻，讵有忧于斧斤。……”（《文苑英华》卷一四三）文意很明显，由于松具有坚贞自守的高节，对于嵇子以某种比喻去形容它，和秦始皇封它为五大夫，都不屑一顾，反以为是“蒙耻”和“受嗤”。“耻取媲于嵇子，嗤受封于亡秦”，和李商隐诗句“昔闻咸阳帝，近说嵇山侬，或著佳人号，或以大夫封”，二者所指的事实应该相同，谢偃所指的“嵇子”，就是李商隐所指的“嵇山侬”。又据前引《幽松赋》的“起喻有叔夜之材”和《高松赋》的“耻取媲于嵇子”，其中“起喻”和“取媲”含义相同，而对象又都是指松，故可判断“嵇子”、“嵇山侬”、“叔夜”实指一人，即嵇康。唐末五代初人廖匡图《松》诗：“曾于西晋封中散，又向东吴作大夫。浓翠自知千古在，清声谁道四时无。……”（《全唐诗》第十一册第8441页。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精装本）本诗第一二句与无名氏《幽松赋》的“起喻有叔夜之材，入梦表丁公之职”，所指内容完全相同，而“西晋封中散”，明确指出是西晋的“嵇中散”，即中散大夫嵇康。
又“嵇山侬”的“侬”是对人之称，而称人为侬是江浙一带的方言，据《晋书·嵇康传》，称康“谯国铚人也，其先奚姓，会稽上虞人，以避怨，
徙焉。铚有嵇山，家于其侧，因而命氏”。嵇康原籍是浙江上虞人，按江浙习惯，称之为“嵇山侬”，完全与嵇康的历史吻合。
其次，嵇康以“佳人号”喻松的作品已佚。按《嵇康集》，《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五卷，但到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已作十卷，故知“宋时已无全本矣”。传世的《嵇康集》为明黄省曾所编，“虽卷数与宋本同，然王楙《野客丛书》称康诗六十八首，此本仅诗四十二首，合杂文仅六十二首，则又多所散佚矣”（《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翻遍由鲁迅先生辑校的“中散遗文，世间已无更善于此”的《嵇康集》，却无片言只语及此，故知“嵇山侬”对松“或著佳人号”的那篇作品已佚。
最后，是对“佳人”的理解。从李商隐诗，使我们得知，嵇康曾以“佳人”来比喻松树，而“佳人”的含义，一为美人，人们看到松树，很难联想到美人，故嵇康用以喻松的“佳人”，不能理解为美人；再是指君子、贤哲，如《楚辞·九章·悲回风》中“惟佳人之永都兮”，对“佳人”的解释，古今注家虽不尽相同，但绝大多数或释为君子、贤哲，或释为幽而独芳之人，或释为屈原自称，只个别注者认为是指楚王，但早已为古今学者所否定。当人们看到松树，是很容易联想到人间的君子、贤哲的。嵇康用以喻松的“佳人”，似只能如此解。
[附记]：本文发表后，偶检叶葱奇著《李商隐诗集疏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注称“嵇山侬，似指嵇康”，不敢断定，盖叶氏未深考耳。又，叶氏注还称：“‘佳人’犹言佳士，即指嵇康。”不确。
也谈《陋室铭》的作者问题
《文史知识》1996年第6期载段塔丽撰《〈陋室铭〉作者辨析》一文（以下简称《辨析》），结论是：《陋室铭》（“山不在高”）的作者不是唐刘禹锡而是崔沔。我认为，《辨析》所作的结论是草率的，也是不足为据的。
首先，《辨析》认为：“稽考史籍，《陋室铭》一文受到人们的广泛青睐，始于清康熙时吴楚材等人所编的《古文观止》一书问世之后”，但“《古文观止》选编者审核不精”。事实上并非如此。早在南宋初年就有定《陋室铭》的作者为刘禹锡的了：例如成书于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的类书《锦绣万花谷》（不著撰人），在该书后集卷廿三“室”之“陋室”项下称：“唐刘禹锡《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即灵。斯是陋室，唯吾德馨。’”同书卷廿四“亭”之“子云亭”项下称：“刘禹锡《陋室铭》：‘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该书所摘引者，除一个“即”字与今见之《陋室铭》有出入外，其余全同。又如成书于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年）的《舆地纪胜》（王象之撰）卷四十八《淮南西路和州·景物上》称：“陋室，唐刘禹锡所辟。又有《陋室铭》，禹锡所撰，今见存。”将“陋室”放在和州，这是附会，实则在洛阳附近之荥阳（后详），但当时人们所见到的，确是刘禹锡《陋室铭》的全文。再如宋末元初人阴时夫著《韵府群玉·青韵·铭》之“活套”内，称“《陋室铭》刘禹锡作”。此外，成书于清康熙年间的《佩文韵府》和《韵府拾遗》，在“九青”的“铭”字下，分别称：“刘禹锡有《陋室铭》”、“《唐书·崔沔传》：‘沔不治居宅，尝作《陋室铭》以见志。’”显然，该书是把刘禹锡所作的《陋室铭》和崔沔所作的《陋室铭》，作为两篇文章并存的。假若我们再往前追溯，早在南宋初年的《锦绣万花谷》中，就是把刘禹锡与崔沔各写的《陋室铭》相提并论的（后详）。
其次，《辨析》驳《陋室铭》非刘禹锡作的三条理由也不能成立。第一、《辨析》对“陋室”之名所发的一番议论，不能说明问题，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刘禹锡是否有过“陋室”和它所在之处。据刘禹锡《上杜司徒书》（《刘宾客集卷十》）：“小人祖先，壤树在京、索间，瘠田可耕，陋室未毁。”按禹锡七代祖亮随北魏孝文帝迁洛阳，故其籍贯为洛阳，其祖先坟墓均在此。京水、索水在洛阳附近之荥阳县。从上引文可知，禹锡在荥阳故里确有旧居，并自称之为“陋室”；既有“陋室”，为之作铭，是很自然的事。第二、驳《陋室铭》作于“贬往朗州之后”和“可能是作者在怀才不遇或遭遇贬斥，远徙‘蛮荒之地’时的自况作品”这两种说法。如前所述，既然“陋室”在洛阳附近之荥阳，则《辨析》对那两种说法加以辩驳就失掉意义，因那两种说法本身就是不对的，不能因为有这两种错误说法的存在就否定《陋室铭》的作者是刘禹锡。第三，既知“陋室”在洛阳附近，则刘禹锡作《陋室铭》的年代，当在他晚年六十五岁（开元元年，即836年）秋因足疾由同州刺史“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之后的六年当中。在此期间他一直住在洛阳，而荥阳为其故里，有故居和祖先茔墓，又在洛阳附近，他随时可以回到故里的“陋室”，从而写下《陋室铭》，乃情理中事。对此，还可从《陋室铭》中找到内证：该文的基调是高雅、恬淡、闲适，表现出作者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不但“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而且以“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来暗喻自己的“陋室”，这既说明“陋室”在他的故里，也说明作者有相当
高的社会地位，这和刘禹锡当时的社会地位是相符的；“无案牍之劳形”，也符合“分司官”只领俸而不任事的实际；禹锡喜音乐，白居易称“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忆梦得》题下注。见《全唐诗》449卷），故能“调素琴”；同时他还通佛学，《刘宾客集》卷四收有他写的释门碑、铭、记等文章，故他喜“阅金经”。以上这些，都说明《陋室铭》所反映的内容，和刘禹锡晚年的经历、身份、学养相符，应是他晚年退居洛阳之后写的。
再次，《辨析》以今之《刘梦得文集》（或《刘宾客集》）未收《陋室铭》一文，就断定非刘禹锡之作，也不确。因古今人的文集，后人发现有佚诗佚文的现象，并不罕见，不能只凭某人传世的集子未收，就断定其逸出的作品为伪作。南宋末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著录“《刘宾客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并记其渊源称：“集本四十卷，逸其十卷，常山宋次道裒辑其遗文，得诗四百七篇，杂文二十二篇，为外集，然未必皆十卷所逸也。”故知宋次道虽裒辑其遗文遗诗，为《外集》十卷，但未必尽是已佚十卷中作品，还有一些佚诗佚文未收入。既然《陋室铭》已有三种宋元文献明确记载为刘禹锡作，今传世刘集未收，为什么不能看作刘禹锡之逸文呢？
此外，《辨析》以《新唐书》记载崔沔“尝作《陋室铭》以见志”，就肯定今流传之《陋室铭》（“山不在高”）为崔作而非刘禹锡作，也不能成立。因为：在历史上，“异书同名”和作者不同而文章题目相同的现象是常见的。请问有何文献根据证明在历史上只有一篇《陋室铭》（“山不在高”）呢？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在否定作者为刘禹锡之后，而把著作权归在崔沔名下。但这根本办不到。崔沔写有《陋室铭》是事实，但有何历史文献证明他这篇作品就是今天流传的《陋室铭》（“山不在高”）呢？没有。合理的解释，只能认为刘禹锡和崔沔各自写了一篇《陋室铭》，题目虽相同，却是两篇内容不同的文章。崔文已佚，其内容已不可知，据《锦绣万花谷》别集卷二十“俭”目所载，只提到唐崔沔“尝作《陋室铭》以见志”，却未引崔作一字，可见崔作在南宋初年已佚。
总括言之，《辨析》认为《陋室铭》的作者非刘禹锡而是崔沔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乍暖还寒时候”
“乍暖还寒时候”，若用来形容春天天气，一般人都能理解，但在李清照那首著名的《声声慢》词中，却用来形容秋天天气。对此，甚至许多语文工作者也不理解了。
李清照《声声慢》，据文献记载，词题作“秋情（晴）”、“秋闺”或“秋词”。词中明确点出：“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总之，李清照是以“乍暖还寒时候”来形容秋天天气的。按词谱，《声声慢》上片第四、五句应为“（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加括号者表可平可仄）。李清照《声声慢》上片第四、五句，若从谱读应为“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从文读则可“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对词曲作品，通常是从文读的。许多人之所以对“乍暖还寒时候”用以形容秋天不理解，关键是那个“乍”字，即是说把“乍”看作“初来乍到”的“乍”，将“乍暖”理解为“刚暖”，当然秋天天气不能说“刚暖”，故有人认为本应作“乍寒还暖”，但作者之所以这么写，是由于“‘寒’、‘暖’二字的平仄与词谱要求相反”，因而才采用了“‘乍暖还寒时候’这个不合乎季节的句子”。“乍暖还寒时候”真的是个“不合于季节的句子”吗？否。如真的是那样，按词谱要求，李清照完全可以写成“乍冷还热时候”，词可不避重字，这首李词中就用了三个“怎”字；“热”为入声，可以代平声，宋词中以入代平者比比皆是，同时用“冷”、“热”二字，在词中也自然协调，但李清照并没有这么写，那一定有道理。
其实，是许多人把那个“乍”字理解错了。汉字多义，以那个“乍”字来说，即使在诗词曲中的用法，含义也不止一个，如何正确解释，必须根据具体的语言环境而定。据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乍”有三个含义：“犹恰也、正也”；“犹初也，才也”；“冲动之义，又为耸竖之义。”很显然，李清照《声声慢》中，“乍”应作“恰恰”或“正是”讲，“还”是常用字，当“又”讲，这句的本意为：“正是秋热（忽而）又冷的时候”，是完全符合秋天季节的。“乍，犹正也”，张相举了好些例句来说明，如《雨中花》词：“客里愁难遣。乍飘泊，有谁管？”并指出“乍飘泊”，“言正在飘泊中也”。这里的“乍”就不能当“初”解。
“三更灯火五更鸡”
“三更灯火五更鸡”，这句用以形容勤奋苦学的熟语，几乎家喻户晓。但它的出处见于清代学者彭元瑞所作对联，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据梁章钜《楹联丛话》记：“彭文勤公，少与蒋心余同学，有题书房旧联云：‘何物动人，二月杏花八月桂；有谁催我，三更灯火五更鸡。’今此联熟于人口，而不知其为文勤所制也。”梁章钜与那位“彭文勤公”彭元瑞基本上是同时代人，他把“有谁催我，三更灯火五更鸡”断为彭元瑞所作，应该认为是可信的。
彭元瑞号芸楣，江西南昌人，清乾隆二十二年进士，曾先后任过翰林院编修、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等要职，死后谥为“文勤”，故又尊称他为“彭文勤公”。《清史稿》一○七卷有“彭元瑞传”。彭元瑞是个有名的学者。清朝修《高宗实录》，他担任总裁；官修《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西清古鉴》、《宁寿鉴古》等书，以著录宫廷内所藏的历代名书画和古鼎彝，他都曾参加，显示了他在这些方面的学识。除此之外，他还著有《石经考文提要》十三卷、《五代史记注》七十四卷、《知圣道斋读书跋尾》二卷、《万寿衢歌乐章》六卷等著作多种。《清史稿》称“元瑞以文学被知遇”，即是说他之所以得到皇帝重视，是由于他的学识和才华。从彭元瑞的大量著作和他参加官修的各书来看，他是相当有学问的，具有渊博的知识。
彭元瑞一生勤学的事迹，虽然我们知道得很少，但从他青年时为自己书房所作的那副对联来看，“三更灯火五更鸡”，既是他的座右铭，也是他勤奋苦学的写照，假若他在青年时不经过苦学以打下坚实的基础，后来他是不可能成为知识渊博的学者的。彭元瑞的勤奋苦学，直到他官居显要之后，也仍然如此。以他所辑的《宋四六话》来说，据曹振镛于1803年所写该书跋语称：“《宋四六选（话）》一书，海内奉为圭臬者廿有余年”，可大约知道此书问世的时间。那时彭元瑞的官职已不小，他完全可以优游岁月，但他仍不改学者本色，“博览群籍”，从一百六十九种书中，把“凡有关于宋人骈体者，遍加捃采”，“汇为十二卷，曰宋四六话，片辞只句，搜括无遗”，由此也可看出，他为了辑《宋四六话》一书，是费了很大的苦功的，这同样需要“三更灯火五更鸡”。
厉鹗的两首佚诗
厉鹗（1692—1752）是清代杭州著名的诗人和学者，他创作的诗、词、曲和散文作品，收入《樊榭山房全集》，该集有乾隆四年原刻初印本和光绪十年汪曾唯等辑较重刊本，以后者收录较全。但由于厉氏“生前文字，散佚不少”（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故直到今天，还可偶然发现厉氏的佚作，下面将要介绍的厉鹗的两首佚诗，就是我在一个偶然机会发现的。钱萃恒先生生前收藏清人书札和诗笺甚夥，惜在十年动乱中绝大部分丢失，所余者不及十分之一。在幸存的一本清人诗笺中，有厉鹗、陈章写赠苇村的诗笺三纸，厉氏所书手迹迻写标点如次：
欧罗巴国沧溟外，能写丹青到眼中。解识乾坤如许大，男儿真是可怜虫！
■（拂）林士女工歌舞，持较西洋定不如。红袖弹丝瀑泉侧，下方更有左行书。
奉谢
苇村学长兄惠西洋画，用山谷谢郑闳惠高丽画扇韵二首
并正弟厉鹗拜学
此笺求
和韵，并望转致步江先生用韵同作，合刻一纸，亦佳话也。
诗笺上的手迹，经钱先生鉴定，为厉氏手书。我又找有关专家从字迹、纸张、墨色等方面鉴别，亦确认为厉鹗手迹。为了说明这两首佚诗的可靠性，还可从下列几方面加以旁证：
首先，从《樊榭山房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中，可以得知确有苇村其人。在《续集》卷七有《次韵答吴苇村见怀》七律一首，后附吴原诗《奉怀樊榭先生》，署名为“溪南吴凤华蔚洲”；《续集》卷八有《寄吴鸣皋》五古一首，后附吴原诗《次韵奉酬樊榭先生》，署名为“溪南吴凤翔鸣皋”；同卷又有《次韵答吴梅查见寄》七律一首，末联为：“若为更约林中侣（自注：谓苇村兄弟），缸面同倾话草堂。”后附吴原诗《奉怀樊榭先生》，署名为“溪南吴均梅查”；同卷还有《六十生日答吴苇村见贻之作》五古一首，后附吴原诗《寿樊榭先生六十》，署名为“吴凤华”。此外，在钱先生所藏那本清人诗笺中，有陈章手书《未开梅和蔚洲学长兄即求教正》七律一首，署名“钱唐陈章手稿”，下钤“陈章私印”（阴文）、“授衣”（阳文）二印，陈授衣与厉鹗为知交，在《全集》中多处提到“授衣”，可见厉鹗、陈章都和苇村有交往。从上引几首诗中，可以得知苇村姓吴氏，名凤华，字蔚洲，号苇村，福建溪南人，其弟凤翔字鸣皋，其乡人吴均名梅查，吴氏三人均与厉鹗有交往。又从厉鹗《次韵答吴梅查见寄》之“五塘野色归秋卷，千里离情寄夜航”和吴梅查《奉怀樊榭先生》之“何时得挂轻帆去，问字闲过旧草堂”来看，溪南在清福建省漳平县。浙江与福建毗邻，相距数千里，“千里离情”乃概称。
其次，厉鹗的这两首佚诗，是步黄山谷《谢郑中闳中惠高丽画扇二首》的原韵。山谷的原诗为：“会稽内史三韩扇，分送黄门画省中。海外人烟来眼界，全胜博物注鱼虫。”“汀游女能骑马，传道蛾眉画不如。宝扇真成集陈隼，史臣今得杀青书”（《山谷诗集注》卷七，《四部备要》本）。厉鹗佚诗是为“奉谢苇村学长兄惠西洋画”而作，前引黄山谷的那两首诗，是为“谢郑闳中惠高丽画扇”而作，所赠的都是外国画，又都是答谢赠画者，应该说厉鹗步山谷诗原韵以奉谢苇村，很得体。但山谷的这两首诗，并非为
后人传诵之作，很少为人所知，非精熟于宋诗的人，不可能随手引用。从厉氏佚诗手迹，可以看出是随手写来，故“郑闳”后夺“中”字，相形之下，陈章的二纸诗笺，倒是精心书写的。按厉鹗“尤精熟辽、宋史实，一生心力所瘁，尤在《辽史拾遗》、《宋诗纪事》二书”（《清人文集别录》）；对厉氏的一百卷《宋诗纪事》，全祖望称其“所见宋人集，于朋辈中为最多，而又求之诗话、画录、山经、地志、说部。虽其人无完作者，亦收其片词只句以传之，盖辑孴之功十年”（转引自《清人文集别录》）。可以说厉鹗是研究宋诗的一代大家，清代无人可与之伦比，能随手引不大为人所知的山谷诗并步其原韵，可毫不夸张地说，非厉鹗莫属。
再有，十八世纪前半期的中国，还是个封闭社会，从皇帝到一般知识分子，都有妄自尊大心理，认为中国是世界中心，是天朝，外国都是不开化的“外夷”，而学识渊博的厉鹗，“读书所得，皆用之于诗，故其诗多有异闻轶事，为人所不及知”（《清人文集别录》）。上引这两首厉氏佚诗，其中提到“欧罗巴”、“■林”、“左行书”，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可谓“异闻轶事”，求之厉氏同时代的诗作，很少有反映欧洲内容的。这样的诗，也非厉鹗不能作。
这两首佚诗不论从字迹、纸张、墨色和诗的内容，还是从有关文献来加以综合考察，确是厉鹗的手迹。复查收录较全的光绪十年重刻《全集》，未收这两首诗，故断为厉氏佚诗。按《全集·樊榭山房集外诗一卷》，共收诗54首，其中37首录自“杭郡诗辑”，4首“见丁竹舟申所藏诗笺”，1首“见魏性之本存所藏诗笺”，12首录自“裨勺”，可见汪曾唯等当时还没有见到吴苇村遗留下来的诗笺，故失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厉鹗的这两首佚诗，不但对研究厉鹗的思想有重要价值，即使在今天，对我们也有启迪意义。厉鹗代表了十八世纪前半期少数开明的中国知识分子，能冲破妄自尊大的“天朝”观念，能放眼看世界，知道“沧溟外”还有“欧罗巴”洲。世界大得很，当他知道“乾坤如许大”之后，深深感到自己的闭塞和无知，故从内心发出“男儿真是可怜虫”的感喟。十八世纪的厉鹗，还能由于对外部世界的无知，面对“如许大”的乾坤，惭愧自己是个“可怜虫”；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尤其需要对外部世界有更多更深刻的了解，从而吸收其有益的东西。
田汉抗战时的一首佚诗
“亚公痛哭辞漓水，闻道潇湘更可伤。此去越城林壑险，好凭三户赶豺狼。与瑞熙兄同居桂林将三年余，别时却在大疏散中，风雨未止，征车待发，写此互勉。汉。”署名右钤“田汉”小篆阳文印一方。
上面这首诗和诗后题辞，原件为宣纸毛笔墨书条幅，字作行楷，长70.1厘米，宽28.6厘米。此件我数年前发现于地摊，经鉴定，系田汉于1944年8月底或9月初桂林大疏散时写赠友人李瑞熙的。这首诗，不见于《田汉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田汉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等田汉著作，也不见他人介绍，当是一首佚诗。今年是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特将田汉所写反映抗战的这首佚诗公开发表，以示纪念。
田汉在诗中提到的“瑞熙兄”即李瑞熙，其生卒年及生平事迹不详，只知他是个戏剧工作者，解放后在天津某高等院校任教，后调天津市文化局戏曲研究室工作，曾创作《红叶题诗》剧本，由天津市越剧团上演。从田汉诗得知，抗战时李曾和田汉等同在桂林寄居，并从诗中提到的“此去越城林壑险，好凭三户赶豺狼”推断，当时李可能在中国军队中工作。因越城即广西兴安县北之越城岭，林壑险要，离桂林不远，是保卫桂林北线的重要据点。当时日寇已占领湖南的长沙、衡阳等地，并占领了由衡阳近郊至广西边境长达二百多公里的广大地区，日寇进攻桂林，兴安为必争之地。此时疏散的去处却是敌人必争之地，是迎敌而去，故很可能李在中国军队工作，是奉命随部去那里增防，这样，末句勉以“好凭三户赶豺狼”，就很贴切了。
诗的首句“亚公痛哭辞漓水”，“亚公”指柳亚子，“漓水”代指桂林。据《柳亚子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柳于1942年抵桂林，与田汉夫妇时相过从；因日寇逼进桂林，9月10日桂林城内开始强迫疏散，十月中旬日寇向桂北地区进攻。柳在离桂林之前，向田汉等友人告别，曾为国难当头而痛哭流涕。田汉的这首诗为研究柳亚子提供了可贵史料。诗的第二句“闻道潇湘更可伤”，是指“长衡会战”中，日寇在湖南地区的烧、杀、淫、掠罪行，更令人发指，如毗邻湖南的萍乡一地，人民被杀害者即达一万九千余人，被虏者二万余人，妇女被侮辱者六千余人（见《中国现代史》下册，第208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上资料，可作“闻道潇湘更可伤”诗句的注脚。
田汉的这首诗，热情地歌颂了诗人柳亚子为国难而痛哭的爱国情怀，深深同情潇湘地区在日寇铁蹄下受难的人民，同时表达了作者坚决抗战、“三户可亡秦”的决心和信心，不失为产生于抗战期间的一首好诗。还值得一提的是，从条幅原件看，其中“赶”、“桂”等字，起笔因墨淡兼重而有浸漫处；题辞中还出现衍字：若“同居桂林将三年”则衍“余”字，或“同居桂林三年余”则衍“将”字，这些现象，都说明作者是在战乱中仓促书写的。
在世者的诗文也有伪托
中国的伪书不少，从《十三经》中的《孝经》到近代的《石达开日记》，都是伪书：前者托名孔子作，实际上很可能是汉人手笔，其作者最早不超过战国；后者乃民国间许指严所作，却托名为石达开撰。伪书有个共同点，都是后人伪造，假托前人之名。当时人伪造当时人的专著，现尚未发现。后人假托前人之名而伪造的单篇诗文，历史上也有过，如宋代的邵伯温假托苏洵之名所写的那篇《辨奸论》和南社的高天梅假托石达开之名而写的《石达开遗诗廿首》即为一例。至于当时人伪造在世者的作品，在书画界最为常见，如齐白石在世时，市面上假冒齐白石的画乃常见现象；而当时人伪造在世者的单篇诗文，在历史上却罕见，不过这种现象确实存在过，据我所知，至少有两起：一在唐代，一在当代。
中唐以牛僧孺（779—847）和李德裕（787—850）为代表的“牛李党”之争，为世人所熟知。牛和李是同时代人。为了攻讦政敌，李德裕的门人韦瓘竟假冒牛僧孺之名，伪造了小说《周秦行记》加以陷害，因在小说中借杨太真之口，称唐德宗李适为“沈婆儿作天子也，大奇”！直接侮蔑皇帝，是犯大忌的。据宋张泊《贾氏谈录》载：“世传《周秦行记》，非僧儒所作，是德裕门人韦瓘所撰。开成中曾为宪司所核，文宗览之，笑曰：‘此必假名，僧孺是贞元中进士，岂敢呼德宗为沈婆儿也。’事遂寝。”奇怪的是，当时牛僧孺“罹此巨谤”，却“不亟自明”（明胡应麟《四部正讹》语），对别人横加的政治陷害，自己却不辩解，直到开成年间（836—840），唐文宗李昂出面加以澄清，宪司对牛僧孺的纠举才没有生效。
再看当代的例子。《当代诗词》（花城出版社出版）第廿期刊登了梁漱溟的《七律二首》，传诵一时。其实，所谓梁漱溟《七律二首》，乃对郭沫若持批评态度的人，假托梁漱溟之名而炮制出来的。据《当代诗词》第三十一期（1995年4月版）载《梁培宽先生来信》称：“早在1980年在见到传抄以梁漱溟为署名的诗作时，先父即于复信中明白表示：‘我一生至今天，从来不会做诗词韵语，此诗当然不是我作的。’（见1980年12月20日致孟宪光信）贵刊刊出的诗作两首显然亦系冒用先父名义的伪作。”但从诗的本身看，作者很有功力，非等闲之辈，若能找到它的真正作者，留作文坛掌故，亦幸事也。
近体诗并不都押平水韵
今人写传统格律诗，诗韵必须改革，当用今音或接近今音的韵字，这是大多数人所认同的。其实，古人写传统格律诗（即近体诗），并不以“平水韵”为金科玉律，至迟在明代就被广泛地突破了。所谓“平水韵”，只是科举的试帖诗所硬性规定的“官韵”，早已脱离时代的语音实际，而明人所写的非试帖诗，只为抒情言志，当然就不以作为“官韵”的“平水韵”为限了。
据记载，从明初到明末，都有人按当时的《洪武正韵》来写近体诗的。《洪武正韵》所代表的语音系统，当今学者的看法虽不尽相同，如罗常培主张它代表十四世纪前后北方的官话系统，王力主张它是当时许多的方音杂糅，但它确是那个时代语音的反映，这一点各方面的看法却是一致的。按《洪武正韵》分平韵为廿二部，和“平水韵”的平声韵相较：有并韵的，如“东冬”合为“东”；也有分韵的，如从“虞”韵中分出“模”韵；原“支”韵中字，分别在“支”、“齐”、“灰”三韵之中；其他如“真、文、元”、“肴、豪”、“江、阳”、“庚、青、蒸”等同用，都不同于“平水韵”，而是根据当时的实际语音来重定的。
明人写近体诗用《洪武正韵》者，早在明初，顾禄《经进集》中的近体诗就用“正韵”；明末李邺嗣《杲堂诗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在近体诗诗题下标出用“正韵”者，计五律四十首、七律九首、七绝三首，共达五十二首之多；不仅如此，在《徐文长三集》的五言律诗中，即有“东、冬”、“鱼、虞”、“寒、删”、“江、阳”、“支、鱼、虞”、“庚、青、蒸”、“支、微’、“萧、豪”等韵通押者十余首，至于王次回的《疑雨集》，开卷的七律《无题四首》之二，就是“真、文、元”通押的。总之，至迟在明代，诗人们就已经突破了作为试帖诗的官韵“平水韵”，因此作为今人所写的传统格律诗，更应该理直气壮地按今音押韵，再不必受“平水韵”的拘束了。
“春风又绿江南岸”
“春风又绿江南岸”，是王安石《泊船瓜洲》七绝中的名句，历来被讲修辞和炼字的人所引用，因其中那个“绿”字是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下来的。据洪迈《容斋续笔》卷八记载，说吴中士人藏有这首诗草稿，发现对这句诗的修改过程是：“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的确，“到、过、入、满”等字，都不如用“绿”字使这句诗更形象化而富有诗意，这句诗俨然是一幅“江南春色图”。不过，问题又来了，像“绿”字这样的用法是否为王安石所首创呢？不是的。据后人考证，早在唐人诗中就屡有这种用法了，首创权并不属于王安石。钱鍾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一书中，就举出了唐人诗中如下的例句：丘为《题农父庐舍》：“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李白《侍从宜春苑赋柳色听新莺百啭歌》：“东风已绿瀛洲草。”常建《闲斋卧雨行药至山馆稍次湖亭》：“行药至石壁，东风变萌芽。主人山门绿，小隐湖中花。”以上所列，只是钱先生举例而言，其实唐人诗中类乎这样的句子并不止此，如韦应物《听莺曲》之“戴胜下时桑田绿”，即可作一例补充。于是钱鍾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又提出了如下一系列的问题：“王安石的反复修改是忘记了唐人的诗句而白费心力呢？还是明知道这些诗句而有心立异呢？他的选定‘绿’字是跟唐人暗合呢？是最后想起了唐人诗句而欣然沿用呢？还是自觉不能出奇制胜，终于向唐人认输呢？”
我认为：历史上的王安石，是个博闻强记和多才多艺的大学问家、大诗人，当时即使反对他的人也承认他“博闻”、“博极群书”，他自己在《答曾子固书》中也称：“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这样一个王安石，对上述唐人丘为、李白、常建、韦应物等人的诗不会不读，对这些佳句不会不留下深刻印象，若说他“忘记了唐人的诗句”，是不可能的，因他已经修改了“十许字”，即使一时忘记了，最后也不会想不起来；既知唐人有类似的诗句，就不会是“跟唐人暗合”。那么他之所以反复修改的原因，只能解释为明知道唐人的这些诗句而“有心立异”。但结果仍然不能“出奇制胜”，仍然沿用了唐人诗句，对这位性格执拗的“拗相公”来说，即使沿用了唐人诗句他也不会“欣然”的，只能说他在客观上“终于向唐人认输”，完全是出于无可奈何而不得已为之的。
经学家与艳体诗
簟纹如水晓惊秋，推枕寻钗搭臂鞲。
郎困宿酲犹未起，一帘微雨看梳头。
这是一首描写闺房之乐的艳诗，确实写得风流蕴藉，堪称佳作。但读者读后很难想到，这样一首诗，竟出自清代经学大师阎若璩之手，一定会感到诧异的。
但它确是阎若璩的诗。这首诗之所以为较多的后人所知，得归功于广州粤雅堂主人伍崇曜。伍氏在“粤雅堂丛书本”的《阎潜邱先生年谱跋》中，介绍了这首诗，并加评语称：“（此）亦非寻常学究可办。噫！陶靖节闲情偶赋，原非白璧微瑕，偶及之亦以见贤者之不可测耳。”伍崇曜的意思是，写出这样的艳诗，对于一个“贤者”来说，并非“白璧微瑕”，无疑，这一观点是对的，但同时又认为像阎若璩这样的经学大师而写出这样的艳诗，足见“贤者之不可测”，就值得商榷了。
不错，作为经学大师的阎若璩，其《古文尚书疏证》、《四书释地》等著作，一直受到世人推重，于是，人们就产生了一个错觉，以为经学家总是道貌岸然，而不会写这样的艳诗的。但事实上确又存在这样的诗，于是就感到“贤者之不可测”了。这正是一个偏见。好像作为经学大师，就不会有爱情生活似的。其实，经学大师也是人，也有情欲，有情欲就不妨产生描写闺房之乐的艳诗，此乃人之常情，并非“贤者之不可测”也。
诗是抒情言志的。阎若璩的诗才被经学大师之名淹没了。我想，在古代名学者中，一定还有被埋没的好诗，是应该开掘的。
何鲁先生和他的一首佚诗
凡是抗战期间在重庆呆过的人，对何鲁这个名字恐怕并不陌生。他不仅是有名的数学家和学者，还以“怪”著名。例如：他是当时的参政员，有一次去参政会开会，传说他是白天提着灯笼去的，藉以讽刺现实的黑暗；他是重庆大学理学院的院长，有次他从城里坐着“滑竿”回沙坪坝，适逢发空袭警报，断绝行人通行，他却告诉抬“滑竿”的轿夫说：“有人问，就说坐的是何院长。”居然闯出了城；又如他在重庆唐家沱办一所载英中学，办学的一大特点，就是专门收别的学校开除的学生；在载英中学，他敢公开地骂蒋介石，对学生讲话不称“同学”而称“诸生”。他是个有名的自然科学家，却相信佛学。1946年上学期，我因反对一个反动的国文教师和教务主任，被重庆市立中学以“侮慢师长”的“罪名”“斥退”，转学到载英中学，就亲自听过这位何校长在全校大会上，用佛家轮回的观点去劝戒一个打了厨师的学生，说：“你们知道吗？佛家之所以不伤生，连一只蚂蚁都不伤害，因为前世它很可能是你的亲生父母，现在却有人打厨师，你可知道？这位厨师很可能就是你前世的亲生父母。”接着，带着哭腔：“你打了你的亲生父母，还不痛心吗？”（以上引文是大意）我当时听了捧着肚子，又不敢笑出声来。离开载英中学后，1947年，我还在重庆大学听过他的一次讲演，他大骂胡适，说胡适懂什么？跑到美国去学哲学，美国才一二百年历史，有什么哲学！又骂胡适提倡的白话诗，说“那是什么诗？狗屁”，接着朗诵了《诗经》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并赞扬说：“你们看，这才是诗。”其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先生了。
我很荣幸，作为他的及门弟子，在载英中学的一个学期中，多次聆听何先生的讲话，他还教了我们的代数课。当时我虽是个中学生，也感到像何鲁先生这样出色的数学家，却走向佞佛的道路，完全是那个年代的黑暗现实所造成的。最近，读了《何鲁诗词选》（巴蜀书社1993年版），才知何先生的生平大概：何鲁（1894—1973），字奎元，四川广安人，1919年获法国里昂大学数学硕士学位，归国时年方二十五，即任东南大学教授，一生从事教育，是我国数学界泰斗，著名科学家华罗庚、严济慈、吴有训等，或出其门，或得到他的提掖，如华罗庚成名著作《堆累素数论》，就是由他写长序推荐而得以出版的。
何先生宏博多才，通英、法、德、俄等国语言，对华夏经史文学无不涉猎，中年好佛学，尤精书法，人争宝之；亦擅长写诗词，诗风清新自然，词主婉约，近花间，一读《何鲁诗词选》即可知。先生不愧诗人称号，惜为数学家之名所掩，特表而出之。犹记在载英中学时，有同学告诉我何先生写的一首七绝诗，不见于《何鲁诗词选》，当是一首佚诗，特抄录如下：
孝子滩头慈母山，长留禹迹在人间。
春风化雨无休歇，异地何妨学孔颜。
这是就载英中学而写的。载英中学的所在地唐家沱有孝子滩和慈母山，又有铜锣峡，相传为夏禹所开凿。最后一句“异地何妨学孔颜”，何先生俨然以孔子自居，其胸襟怀抱于此也可想见了。
于右任先生的《浣溪沙》
歌乐山前云半遮，老鹰岩上日将斜。清琴隐隐起谁家。
依旧小园迷燕子，几番春雨冻桐花。王孙碧草又天涯！
上面这首《浣溪沙》，是抗战期间于右任先生在重庆时写的。它是否公开发表过，我不得而知，但可毫不夸张地说，这首词传遍了当时重庆的知识界，连我这个在1943年还是重庆一所中学的高中生也知道了。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于右任诗词集》收了这首词，词题作“小园”，断为1944年作。注称：“此词系当年作者因发起弹劾中央银行大贪污案遭拒绝后，愤而提出辞监察院长职，离渝出走成都时作。小园，即重庆山洞小园。”但该书所载与当时传抄的某些字词有出入，如“山前”作“山头”、“隐隐”作“远远”、“几番”作“翻怜”、“冻相花”作“泪桐花”、“碧草”作“绿草”。但我认为湖南版至少有两处欠妥，即“清琴远远”远不如作“清琴隐隐”，至于“泪桐花”更失掉了“冻桐花”的寓意。关于词题，乃揭示作者在自家“小园”的所见所闻所感。
这首词确是写得好，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了相当高的高度。但它之所以被普遍传抄，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正因为右任先生虽身为国民党要员，却富有爱国爱民的正义感，敢于抨击国民党统治集团那种“依旧小园迷燕子”式的腐朽奢靡生活；对“几番春雨冻桐花”的人民苦难，则赋予了真挚的同情；为了表示抗议，他甚至准备辞官归隐，宣称不惜“王孙碧草又天涯”了。对右任先生这首词的写作背景，当时我缺乏考证，只能把当时的“传闻”简要记下，以为研究右任先生者作参考。众所周知，重庆是抗战期间国民党的陪都，歌乐山是重庆市郊的名胜，老鹰岩就在歌乐山。当时的歌乐山，到处都可见到国民党要人的别墅，在国难深重、后方人民饥寒交迫的情况下，那些权要们却在歌乐山的别墅内过着纸醉金迷、“清琴隐隐”、“小园迷燕子”的糜烂生活。据说当时的何应钦就很典型，他在歌乐山的别墅里玩女人，吃喝玩乐，大开舞会，一派歌舞升平；而广大的人民群众，虽时届阳春三月，仍感到不胜其寒，四川民谚有“三月冻桐花”的说法（桐，其果可为桐油），右任先生以“几番春雨冻桐花”的比兴手法，寄寓了对人民群众的苦难的同情，抒发了对国民党腐败反动势力的憎恶之情。对这首词，还有一个传说，右任先生写完之后，朝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叩了几个头，就准备辞官到成都去闲居，至于后来为什么未能辞官，就不得而知了。
就词论词，右任先生的这首《浣溪沙》确是难得的佳作，和宋代婉约派大家的作品相比，也毫无逊色；其影响之大，在抗战期间，也是同时代的其他人的诗词作品不可企及的。
一首讽喻王揖唐的佚诗
余明象兄枉顾舍下，我告以由他提供的那首周作人佚诗在去年十一月《今晚报》发表后，为研究周作人提供了新的史料，颇受读者欢迎。这又挑起了明象兄谈论津门掌故的兴趣，他告我：还有一首津人程卓沄讽喻巨奸王揖唐的佚诗，从未发表过，也值得介绍，诗名《戏咏老人风筝》：
托足青云上，全凭一线牵。
须眉自潇洒，杖履紧周全。
俯视星云小，高攀日影圆。
剧怜稚子厌，堕溷更谁怜。
（注：“溷”hùn，厕所）。
据余氏介绍，程卓沄，名庆章，以字行，原籍安徽休宁，其祖父程祖诰为道光卅年进士，他本人为清光绪癸卯科（1903年）举人，曾官内阁中书、候补知府；平生擅长书法，精通文史，著有《识夷盦随笔》（1936年天津石印本）行世。他先寓居北京，后迁至天津，长期定居于潼关道长康里寓所，直到1952年病逝。天津书法家余明善及其弟明象皆为程氏弟子，彼此相知颇深，程氏的丧事就是由余氏兄弟参与操办的。
程卓沄生前，曾对余明象兄弟谈到他和王揖唐的一段往事：由于王揖唐和程同榜中举，有同年之谊，加上又是安徽同乡，故彼此颇有交情。1937年华北沦陷后，王揖唐投敌当了大汉奸，身居高位，曾数次劝说程出任伪职，为此，王揖唐还亲自来到天津潼关道程氏寓所敦促。当时程虽生活潦倒，却坚决回绝，不为所动，以民族气节为重，认为王揖唐虽暂居高位，只不过是个傀儡而已。其时王氏已年过六旬，好比一只老人风筝，只要牵线人玩腻了，一撒手，就可能掉到人间最不干净的地方去，于是事后写了上引那首《戏咏老人风筝》，其用意就是讽喻王揖唐的。
程卓沄的这首诗，确实写得不错：“托足青云上，全凭一线牵”，首联就一针见血，对于政治傀儡来说，真不啻当头棒喝！其中两联，对老人风筝作了形象的描绘，也是对王揖唐之流当汉奸后那种自鸣得意的写照；收尾两句，十分冷峻，告诫那些政治傀儡，一旦作为牵线人的稚子厌烦了，一撒手，你就会掉进厕所，还有谁去可怜同情呢？
程卓沄名不出里闬，生前已不显，今天即使是天津人也很少知道他了。但当他潦倒之际，仍坚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并写下了这首讽喻王揖唐的《戏咏老人风筝》，不得不让人崇敬。作为乡贤，对程卓沄其人其诗，应表而出之。
周作人的一首佚诗
余明象兄过访，带来周作人《知堂杂诗抄》一册（岳麓书社1987年版），他在该书的扉页上，补录了他所亲见的周氏佚诗一首，特转录如下：
浮生功过付春秋，成败英雄皆白头。
且喜南柯惊梦后，金陵春意未全收。
据明象兄介绍，这是周作人因汉奸罪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中，为祝贺汉奸周佛海由死刑减为无期徒刑而写的，当时并无诗题。发现这首佚诗的原委是：1947年春，余明象和卢冀野在南京同一单位工作，一天，卢邀余一起去老虎桥监狱探视周作人，时周佛海亦在同室，见有客来，即躲到另一间屋去。卢与周作人是老相识，二人交谈中，周即用钢笔在纸上写了上面所引的那首诗，并说是祝贺周佛海免去死刑而写的。余明象当即记下这四句诗，回家后又笔之于纸，因而得以记录下来。正好我手边也有一本《知堂杂诗抄》，复检全书，确无上引的那首诗。此佚诗系余氏亲见，且余氏从未写过诗词，也无伪托的可能，因而可以断定是周作人的一首佚诗。
我还记得1945年抗战胜利后，重庆报纸报道国民党政府从北平押解周作人赴南京受审时，周曾写下这样一首七绝：
年年乞巧徒成拙，鸟鹊填桥事大难。
犹是世尊悲悯意，不如市井闹盂兰。很明显，这是周作人在为自己的汉奸行为辩解，大意是：自己本着“世尊悲悯”和“鸟鹊填桥”的精神以救世，今天却落个弄巧成拙的下场。这首诗，当时即遭到押解他的一位法官的驳斥。这个法官回敬了他一首七绝，可惜前两句已忘，只记得后两句为“一入国门应有愧，园林开满自由枝”。周作人当汉奸，这是铁的事实。不管他自己也好，还是别人也好，都是不能洗刷掉的。但遗憾的是，周作人的汉奸立场，直到1947年春在押期间仍未改变，还把他自己和周佛海都认为是失败的“英雄”，没有一点愧疚之心。周氏的这首佚诗益加证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歌声高处怨声高”
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碗佳肴万姓膏。
烛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
上引这首诗，凡是在1947年参加过“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的人，都不会陌生。我是1947年5月下旬，从一份进步的学生报刊上读到这首诗的。关于这首诗的广泛流传，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抗战胜利后，为了和平建国和避免内战，毛泽东同志亲自到重庆和蒋介石会谈，在中国共产党作了必要的让步之后，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宣布双方协议必须“坚决避免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但“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主动挑起内战，到了1947年，内战愈演愈烈，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饥饿威胁着广大师生，于是，在全国学联的号召下，全国各地的大中学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是年5月20日，在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六千名大中学生举行了“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并向国民参政会请愿，遭到了军警特务的殴击和逮捕，这就是有名的“五二○事件”。游行的学生激于义愤，为了抗议一边是达官贵人的金樽玉碗式的豪奢生活，一边却是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广大人民的残酷现状，就在国民党行政院大门上，用毛笔书写了上引的那首诗。由于它表达了当时广大人民的心声，因而广泛流传开来，使当时僻处在重庆磁器口的我，也读到了。
这首诗确实写得好。它用工整的两联对句，把阶级社会的阶级压迫现象，表现得既形象而又深刻。把这首诗写在国民党行政院的大门上，对揭露国民党官僚机构的剥削阶级本质，和控诉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痛苦黑暗现实，是再恰当不过了。
不过，遗憾的是，由于我缺乏资料，对这样一首好诗，隔了将近四十年之后，只听说它是清光绪年间一位朝鲜的东学党人写的，至于作者的具体姓名，就不得而知了。
[附记]：此短文在《广州诗词报》发表后，偶读路工的《访书见闻录》，其中载《笑话书——<解愠编>》一文，引了明万历年间的一首歌谣，题曰《虐政谣》：“满斟美酒千家血，细切肥羊万姓膏。烛泪淋漓冤泪滴，歌声嘹亮怨声高。”显然，这首《歌声高处怨声高》，乃从这首《虐政谣》脱胎而来，特附志之。
“天涯无限故乡情”
1983年7月，高中同班同学陈廷槐君突来津门寒舍，我和他一别卅九年，不通音问，一朝故人相逢，其乐可知。没有想到，当年的同学少年已五十五岁，双鬓斑白，成为重庆大学计算机及自动化系的教授，算得上国内有名的电子计算机专家。在闲谈中，陈君告诉我：1981年，他作为我国访问学者，曾在美国停留一年半，有一次在洛杉矶设宴邀请海峡两岸的中国友人小酌，座中有台湾许女士，说她有亲人在大陆，多年不通音信，十分惦念，魂牵梦绕，思念故乡之情与日俱增，言及痛处，不禁失声痛哭，满座为之怆然。主人百感交集，宴后写了一首《踏莎行》以赠许女士。原词如下：
谈笑方欢，杯盘初乱。片言触动愁千万。敛容停箸泪如泉，顿时一座皆悲叹！
骨肉飘零，关河阻断。江南草长流莺唤。天涯无限故乡情，梦中犹把归期算！
当陈君把这首词抄给我时，我读了也十分感动，于此想见台湾人民盼望祖国统一，使亲人早日团聚的迫切心情。这首在美国写的《踏莎行》，无论从立意、感情、文辞以及声韵等方面，都可看出他对词学具有相当高的造诣。一个自然科学家能写出这样的词作，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不仅是对词，对诗他也相当内行，如给我的另一首五律《跨海》，其中一联有“不经蜀道险，怎识海天宽”，亦不失为佳句。
司马迁的精神支柱
司马迁之所以伟大并光照古今，最主要的是他留下了如鲁迅所推崇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没有《史记》就没有司马迁。
但是，司马迁为什么要百折不挠地去完成《史记》的写作？在已往的一些中国史学史著作中，曾专门探讨过司马迁写《史记》的这个问题，指出其动机有“秉承其父之遗言，而作《史记》”；受腐刑后“自况于古人之发愤”而作《史记》；“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基于此而成《史记》等说法。也有主张“司马世为天官，而迁又明星历”，至汉武帝太初改元，“太史公因改历而作《史记》，等于孔子因获麟而作《春秋》”的说法。以上诸说，虽都有一定道理，但都不能令人满意。尤有甚者，古今还有一些人仅从他的《报任安书》而得出片面的结论。例如，后汉荀悦认为“司马子长既遭李陵之祸，喟然而叹，幽而发愤，遂著《史记》”（《汉纪》卷十四）；清末刘鹗宣称“太史书从宫后作，昭明经在狱中参”（《铁云诗存》，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52页），都认为司马迁因受腐刑而心存愤慨，《史记》乃其“发愤”之作；近代更有人提出“司马迁受刑而《史记》出”的论调，诸如此类，颇不罕见。不错，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曾表白，他在受刑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并列举从“文王拘而演《周易》”，到“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以自况，指出这些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并特别提出“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他自己就是效法左丘和孙子，“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凡百三十篇”。既然书中明确提出“退而论书策，以抒其愤”的观点，我们不能否认，司马迁之所以刑后“隐忍苟话”坚持完成《史记》一书，是带有一定的“以抒其愤”的成分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判断司马迁为什么要写《史记》和支持他的主要精神力量是什么，就应从司马迁一生的经历和言行来考察，尤其是要从《史记》中去考察，不能仅仅凭一篇《报任安书》而作结论，何况在《报任安书》中，有不少是他愤激之言呢！众所周知，司马迁写《史记》，早在他受宫刑之前就开始了，他在《报任安书》中也称“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并不是受宫刑之后，才“抒愤”而著《史记》的。可见他之所以写《史记》，是为了完成此书，即使“就极刑而无愠色”，是另有其原因和支持他的精神力量的。就他受宫刑后“隐忍苟活”、“就极刑而无愠色”也要坚持完成《史记》一书来看，支持他的那股精神力量是十分强大的。
那么，什么是支持司马迁百折不挠地去完成《史记》的强大精神力量呢？我认为：是他那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史官的责任感。这是司马迁这个历史人物的伟大之处。我国古代，史官与历官不分，故司马迁以掌天官之太史，而负修史之任。正直的史官，以秉笔直书，修写信史为己任。在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中，记司马谈临终对其子司马迁的嘱咐，即明确提出：“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谈弥留之际，犹耿耿于自孔子作《春秋》之后，四百多年来，“史记放绝”，因而嘱咐他的儿
子要完成其未竟之业，已经把太史公兼有修史任务说得很明白了。
为什么司马迁会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这是因为：第一，他在青年时代就遍游了祖国的名山大川，足迹所至，由江淮而会稽，而沅湘，而齐鲁，而大梁，交游燕赵豪杰，西南远至巴蜀和昆明，可谓周游了大半个中国。毫无疑问，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各地的名胜古迹，以及各地流传下来的名贤、仁人志士的遗风，定会使他热爱祖国之情油然而生的，这种感情在《史记》中时有流露。第二，他身为太史令，能“细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直接接触了祖国灿烂的大量文化遗产，其中有许多古人的光辉思想和业绩，会深深地打动他，如伯夷、叔齐、廉颇、蔺相如、信陵君、侯嬴、屈原、贾谊等等众多的历史人物，他在《史记》中表示了由衷的敬佩之情。显然，这些曾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光辉人物，定会使他增强民族自豪感，促使他自觉地去反映他们。第三，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是经过汉王朝建立一百多年休养生息之后的国力鼎盛时期，虽然现实还有其黑暗的一面，但总的讲，当时正处于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实现了国家的大一统，经济相当发展，汉武帝既尚武功又重文治，所谓“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太史公自序》），所在多有。作为史学家，面对这样的现实，会激励他把现实中闪光的东西写入史册；若不把它反映出来，那就是失职，就问心有愧。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是深明此义的，故司马迁和《史记》都是时代的产物。只有到了汉武帝的时代，由于历史的需要，才推出了司马迁和他的《史记》，这决不是偶然的。基于以上原因，正是由于司马迁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从而激发出为尽史官职责而奋斗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当他遭受宫刑、遇到莫大的耻辱之后，其精神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他没有如当时一般官僚和文人那样引决自裁，而是勇敢地生活下去，为了完成《史记》这部“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发愤撰述，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心血和愤懑，倾吐在这部著作上。这正是司马迁伟大之处，也是他的人格崇高之处。司马迁的伟大精神和崇高人格，对苦难中的知识分子，也成了支持他们生活下去的强大精神力量。《史记》是伟大的，司马迁那种坚韧不拔、忍辱负重的精神同样是伟大的。我们必须这样去把握支持司马迁百折不挠地去完成《史记》的精神力量所在，这才是促使司马迁写《史记》的根本原因。《报任安书》中的“以抒其愤”和怕“文采不表于后世”云云，只能说是司马迁受宫刑后仍坚持写《史记》的部分原因，但不是主要的和根本的。
坚持正义的杨椒山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这是杨椒山就义前留下的两首绝笔诗之一。杨椒山名继盛，字仲芳，号椒山，河北省容城县人。生于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死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他是因为揭发当时的奸相严嵩，遭到严刑拷打和三年苦狱之后被杀害的。死后被人尊为容城三贤之一，有《杨忠愍集》行于世。
对杨椒山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到底应该如何正确地去评价他，固然还有待学术界的进一步探讨，但据《杨忠愍集》所提供的资料，也可看出，他平生的事迹，有不少地方是值得肯定的。首先是他那坚持正议、不畏恶势力、不计自身安危而敢于斗争的精神。明嘉靖年间，是个危机四伏，十分黑暗的时代。明世宗朱厚熜，妄想长生不死，整天和方士鬼混，长期不理朝政，大权掌在“奸险巧佞”的严嵩父子手中，生杀予夺，任其所欲，舆论受到严重箝制。但杨椒山大义凛然，奋不顾身，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在嘉靖三十年，毅然抗疏弹劾严嵩。他揭发严嵩父子子孙假冒军功；蒙古族的俺答入寇京畿，不战误国；植党营私，残害忠良；卖官鬻爵，贿赂公行；百姓流离，毒遍天下等“十大罪”和严嵩任用干儿子赵文华为“通政使”，以阻塞言路，结交太监，笼络东西厂卫以自固等“五大奸”（详见《请诛贼臣疏》）。杨椒山的这一正义行为，使朝野震惊，他虽然因此获罪，惨遭杀害，但他临难不苟免的气节，却博得了人们的尊敬和歌颂。如当他出狱受审时，群众即“观者如堵，争欲一见颜色，至拥塞不能行……有馈饮食者，有送银钱者……而骂严嵩老贼者以万数”（引自《杨椒山自著年谱》，下引文未注出处者同此）。他死后不久，在传奇《鸣凤记》中，就以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活在舞台上，可见人民对他的热爱。
杨椒山这样受到人民的热爱，是因为他那敢于和严嵩作斗争的精神，远不是封建社会中一般的忠谏之士可比拟的。在他弹劾严嵩的两年前，大将军仇鸾，因害怕俺答继续入侵，乃以开马市互相贸易为名，以求向敌人苟安求和，从而保持他自己的地位。显然，这是一种辱国行为。杨椒山恰好在兵部，即抗疏直言，坚决反对，终于遭到严刑毒打，并被贬到十分荒凉的狄道县做小小的典史。
应该说，这次给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但仅隔两年，被毒打的余痛犹在，他又敢于和比仇鸾的权力大得多的严嵩作坚决斗争，这是何等的胆量和魄力！尤其难得的是，当仇鸾伏诛之后，严嵩因与仇有隙，想极力拉拢杨椒山，以为己用，于是在嘉靖三十一年中，把他的官职连续迁转了四次。但严嵩的算盘打错了，宁死也愿作“铁脊之鬼”的杨椒山是收买不了的。当杨椒山刚到兵部武选司任上不满一月，即抗疏弹劾了严嵩。
不仅如此，即使对当时的另一当权者大学士徐阶，也不放过，他在疏中指斥徐阶虽负天下之重望，但却“凡事惟听命于嵩，不敢持正少抗……于皇上亦不可谓之不负也”（《请诛贼臣疏》）。而这位徐阶，杨椒山正是他的“得意门生”，他们之间平时私谊很好。杨椒山这种持正不阿、公而忘私的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杨椒山刚入狱时，一个朋友怕他经不起毒打，曾送他一块蚺蛇胆，据说吃了可以壮胆。但他却而不受，付之一笑，给后世留下了一句气壮山河的豪语：“椒山自有胆！”入狱后不久，即被打得死而复苏，两腿溃肿如瓮，他
先用针线将腿皮穿起，然后用刀一块块地割着腐肉，脓血一泻如注；在旁持灯的狱卒也吓得浑身战抖，但这位亲自“刮骨疗毒”的铁汉子，却神色自如，若无其事。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毅力！
其次，杨椒山出身微贱，深知民间疾苦，对当时大小官僚们“无有实心干天下事，皆欲苟安目前”的现象深为不满，自己决定以实干硬干的行动来力矫时弊，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当他三十三岁署南京吏部验封司司印时，即对过去积弊，做到了“为之一洗，吏无不服”。贬狄道县典史后，当时的普遍现象是“谪官多静坐，不理县事”，而杨椒山却在一年多的时间内，经过调查研究，先后处理了开煤山、疏洮河、彻查民间的粮赋不均、禁止官差以贱价去民间买“褐”和开办学校、亲自教授包括少数民族子弟在内的生员等有利于人民的事项。因此老百姓对他“讴歌满道”。即使他自己处于困厄之中，其忧国忧民之心，也未少懈。如当他“以言得罪”之后，得知当时的京师城内竟“饿殍死亡满道，人人惊惶”的景象时，立即提出具体的救荒办法，给徐阶写信说：“闻穷民病苦之状，若割心肺，日夜忧思。至废寝食。”（《上徐少湖翁师救荒愚见》）
杨椒山另一令人钦敬的地方，是他那刻苦学习的精神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他自幼家贫，七岁丧母，十一岁丧父，八岁开始放牛，也开始念书，从他发蒙到二十五岁中举人为止，一直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读书的机会若断若续，往往一边读书，一边参加劳动。他十八九岁时，在社学读书，其境况是：冬天既缺柴炭，炕席上常常冻起霜；做饭要亲自打水、劈秫杆，晚上无油点灯，每读于月下；睡觉没有被子，往往被冻得起床绕着房子跑步。尽管如此，他仍然一直刻苦学习，不改其乐。甚至当他被判死刑后，在狱中仍“从容读书不辍”。他学习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如在南京吏部任职时，即从当时的兵部尚书韩邦奇等人习“律吕、皇极、河洛、天文、地埋、兵阵之学”，尤其对于音乐，他学得更加精到，不但精通乐理，而且还能亲手制作管、琴、瑟、箫、笙、埙、篪等乐器。最后他更经过刻苦钻研，终于制成了早已失传的“十二律之管”。他反对“徒事口说”，主张“必自善制器，自善作乐，播之声音，各相和谐，然后为是”。在学习方法上，他平时也很注意和别人切磋研究，凡有心得之处，都“一一力行之”，他自己曾在年谱中总结说：“故予死生利害义利之关，见之甚明，皆讲学之力也。”对现实问题，他也一直很注意，当他参加殿试时，本来该取在一甲，但因他在策论中提出了切中时弊的“伤时语”，连主考官也不敢呈给皇帝看，结果只好把他取在二甲。
杨椒山之所以成为杨椒山，固然由于他一直在艰苦的生活中磨炼，并受了儒家思想积极因素的影响，但也和他从学习古今的史实中认识到，只要站在正义的一边，那怕暂时失败，而最后必定获得胜利这一信念分不开的。正如他在狱中写的一首诗所称：“慢愁衣服薄，眼底是阳春。”（《苦冷》）相信正义战胜邪恶，就和阳春一定代替寒冬一样。因此，当他被判死刑，自著了年谱，让他的儿子十年后开读。这一事实，也说明他充分相信自己是正义的，十年后一定会真相大白，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在我国历史上，众多仁人志士造就了我们民族那种敢于坚持正义、敢于和恶势力作斗争的优良传统，“肌骨浑如铁，寒威任尔侵”。杨椒山正是这样的“硬骨头”，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的。
明成祖为何命郑和下西洋
郑和七下西洋，其中六次是在明永乐年间。对于明成祖为何六次命郑和下西洋，一些著作和文章已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探讨，本文补充一点：即明成祖之所以命郑和六下西洋，是要借扩大国外政治影响，造成“万邦来朝”的盛况，以巩固其非法取得的帝位，并转移国内朝野的视线。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明成祖是有其个人政治目的的。理由如次：
明成祖通过“靖难之役”虽然取得帝位，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并不是名正言顺，因而朝野人心不服，加上建文帝下落不明，这就更加重了他在政治上的危机感。明代已到封建社会末期，由于历史的积淀，儒家的正统观念和忠君思想，成了统治思想，影响深远。以臣犯君，被认为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这种道德伦理观念，不独地主阶级为然，也对广大劳动人民有深刻影响。建文帝朱允炆，被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立为皇太孙，遗诏继承帝位，其君权的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朱允炆为人宽大，在继位之前，曾“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德焉”（《明史·恭闵帝纪》）；在位四年期间，无论从文献记载，还是从朱棣靖难兵起之后对朝廷的责难来看，都不见有何重大败德之处，应该说，像朱允炆这样的皇帝，在元末长期战乱之后，人民要求休养生息的时期，是能够为朝野所接受的，此其一。燕王朱棣胸怀异志，图谋篡夺帝位，早已为人所共知，如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逝世不久，就有“燕、齐告变者”，黄子澄即指出“燕王……日事练兵，且多置异人术士左右，此其机事已露”（《明史纪事本末·燕王起兵》），同样，户部侍郎卓敬也向建文帝密奏：“北平形胜地，士马精强，金、元所由兴，今宜徒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明史·卓敬传》）其实，诸藩王的拥兵自重，多不法行为，早在建文帝即位之前就存在，当朱允炆为皇太孙时，就对黄子澄发过“诸王尊属拥重兵，多不法，奈何”的慨叹（《明史·黄子澄传》）。在此形势下，明王朝要巩固中央集权，维护全国统一，“削藩”势在必行。但“削藩”并不一定要经过战争。元末大动乱之后，经过明初的恢复，天下得以安宁，人民生活有所好转，人心思定，是反对战争的。因此，谁发动战争，谁就不得人心。当姚广孝密劝朱棣起兵时，朱棣也顾虑“民心向彼，奈何”？（《明史·姚广孝传》）应该说，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一开始就不得民心。“起兵三年，所得止永平、大宁、保定，旋得旋弃，战死者甚多。南军分布颇盛，时时告捷。”后不得不采取孤注一掷的办法，孤军深入，直趋南京，朱棣自称“政当临江一决，不复反顾矣”。但“兵至浦子口，盛庸诸将逆战，败之，燕王欲且议和北还”（以上引文，均见《明史纪事本末·燕王起兵》）。可见当朱棣已兵临长江边时，对是否能攻下南京，并无必胜信念，故其取胜带有一定程度的侥幸性，此其二。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缺乏正当理由，可以说师出无名。朱棣始终不敢攻讦建文帝，也不能举出朝廷的过失，虽以“清君侧”为名，指齐泰、黄子澄为奸臣，而齐、黄的“罪状”仅止于积极“削藩”，所以，他号称的起兵的理由，完全是借口，不能服天下人。正因如此，直到朱棣打下南京，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而在政治上却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如建文元年十二月，建文帝罢齐泰、黄子澄官，以塞朱棣之口，朱棣并不因此而休兵，这在政治上就很被动。又如，朱棣让方孝孺草即位诏，朱和方的一段
对话，最能说明问题：“文皇谕曰：‘我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伊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降榻劳曰：‘此朕家事耳！先生毋过劳苦。’”（《明史纪事本末·壬午殉难》）显然朱棣被方孝孺问得无言以对，只能以“此朕家事耳”来搪塞。可见朱棣虽取得帝位，而在政治上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不能服天下之心，此其三。朱棣即帝位后，对自己继位的合法性，按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没有多少站得住脚的道理可言，又知人心不服、建文帝又下落不明，自然会产生政治上的危机感。为了巩固已取得的政权，就不得不采取残酷的大规模的血腥镇压手段，以致丧失理智的地步。如对景清，不但“剥其皮，草椟之”、“碎磔其骨肉”，而且“命赤其族，籍其乡，转相扳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明史纪事本末·壬午殉难》），读来令人发指。难怪《明史》也指斥他“革除之际，倒行逆施，德亦何可掩哉！”（《成祖本纪》）。这样一来，完全把自己置于暴君的地位，只能是更加不得人心。这可从姚广孝之姐和友人的反映中窥见一斑。姚广孝是明成祖“靖难之役”的首功之臣，官拜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可谓显赫一时，但当他衣锦还乡回到长洲时，“候同产姐，姐不纳。访其友王宾，宾亦不见，但遥语曰：‘和尚误矣，和尚误矣’（按：姚原为僧，号道衍）。复往见姐，姐詈之。广孝惘然”（《明史·姚广孝传》）。姚广孝“本医家子”，其姐不可能是知识分子，很可能为普通妇女，而对大力帮助明成祖夺得帝位的亲弟弟持这样的态度，只能说明普通人也对朱棣政权表示鄙视，此其四。
综上所述，朱棣发动“靖难之役”，通过战争推翻建文帝，取得帝位，虽然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但在政治上却不得人心，一直处于孤立和被动的境地。要摆脱这种局面，只有另寻出路，在国外扩大政治影响，运用和平外交手段，使许多外国“重译款关”，遣使来朝，造成“万国向化”、国势鼎盛景象，以转移国内朝野视线，树立自己的光彩形象。明成祖朱棣之所以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六次命郑和下西洋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此。
当然，朱棣决定郑和下西洋还有其他重要原因，如当时国内商品生产已有一定发展，有对外进行商品交换、扩大对外贸易的需要；明政权的更迭，海外诸国不明，需要遣使诏谕；靖难之役，不少人逃往海外，为安定沿海局势，必须遣使前往招来流民；以及为了提高明王朝的声望和追寻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等等。本文指出朱棣命郑和六下西洋有其个人政治目的，并无损于他在决定和具体组织筹划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中的历史贡献，在世界航海史和中西交通史上，朱棣的名字和郑和将是永存的。
《三国志集解》著者卢弼
卢弼著《三国志集解》六十五卷，古籍出版社1957年出版（中华书局1981年据以缩小影印），约二百万字，将前人对《三国志》的校勘成果和批注内容，广采博收，并断以己意，是一部带总结性的著作，为目前《三国志》最详的注本，是研究《三国志》的必备之书。但对《三国志集解》（以下简称《集解》）的著者卢弼其人，却未见有专文系统介绍，他著《集解》的有关情况，更鲜为人知。由于卢弼先后定居于北京、天津，最后卒于天津，卢氏后裔和亲友，至今在天津仍有健在者，这就为了解卢氏生平提供了方便。笔者曾访问过卢弼的外孙女刘行宜、刘行端二先生，她们不但了解其外祖父的生平；在《集解》定稿时，还参加了誊抄工作。兹据两先生提供的内容，并参考别的一些资料，草成此文，对卢弼生平作一简介，以供参考。
卢弼，字慎之，别号慎园，原籍湖北省沔阳县。清光绪二年（丙子）闰五月二十八日（1876年6月19日）生于沔阳，1967年12月31日卒于天津。
卢弼之父卢瀛，字晴峰，主要以教家馆当塾师为生，也曾在监利县衙门当过文案，家境清贫。卢弼的高、曾、祖、父均为塾师，称得上是寒儒家庭出身。卢晴峰有二子三女，长子卢靖，字木斋，生于1856年，卢弼为其小弟，兄弟之间整差20岁。当卢弼九岁时，卢木斋考中举人，旋充天津武备学堂算学总教习。两年后，即卢弼十一岁时，步入仕途，先后任直隶赞皇、南宫、定兴、丰润等县知县，又调蒙古多伦诺尔厅主管税收，从“余额”中发了一笔财，其后又充任直隶提学使和奉天提学使。卢弼由于其兄发迹，家庭经济状况大为好转，可以说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浓郁文化氛围和经济优裕的环境中度过的。
卢弼自幼聪颖，其父对他十分喜爱，亲自为他开蒙课读，童年时即授读《诗经》、《左传》、《尔雅》等书。其兄木斋中举做官后，对这位小弟也很关心，不断成箱地给他寄经史书籍。卢弼自幼酷喜读书，善属文，很顺利进学入泮，先后在经心书院、两湖书院学习，受业于杨守敬、邹代钧等名家，他们都精于舆地之学，使他也对边塞要隘、版图增损、本末得失极为关心，详为稽考。这对他以后当幕友处理国界交涉与《集解》中考证地理沿革，都大有帮助。在书院学习期间，由其兄木斋资助，先后刻印了严复译《天演论》和张之洞《劝学编》二书。
卢弼曾受到湖北按察使、著名学者梁鼎芬的赏识，两度被选送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1908年回国，应学部试，成为法政科举人，分派到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处当幕友。他办事勤勉，处理文书敏捷干练，尤其在清末一次中俄勘定边界的交涉中，由于他平素留心边防的历史沿革，终于保住了满洲里车站，顺利解决了这次边界纠纷，使他深受器重，声誉鹊起，连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锡良等人都知道卢木斋有个学识出众的弟弟。
辛亥革命后，民国二年（1913年），国务院成立，公文大量积压无人处理，经人举荐卢弼署理国务院秘书长（1913年5月8日——10月16日），很快就把积压的公文处理完毕。但不久被挤出国务院，调到平政院任评事、庭长。这是个冷衙门，属监察机构性质。卢弼生前曾对其家属说：由于当时政局不隐，处理案件的办法就是拖，政局一变，案件就不了了之。他在这个冷衙门一呆就是十多年，无人过问，一阶不进。在此期间，卢弼把主要精力放在读书、藏书和刻书上。他经常跑琉璃厂各旧书铺，选购善本书。当时他
住在北京东城史家胡同五十六号，除书房外，有七间屋子的藏书，绝大多数是木刻精本、善本，估计约二十万册。抗战前，他已完成《集解》底稿，想定居天津，于是将这批藏书卖掉，在天津大理道三十六号买了一座小楼。能“卖书易宅”，也可想见他这批藏书的数量和质量了。除藏书外，他还从事刻书，如1922年以“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名义刊刻了《湖北先正遗书存目》四卷（卢靖辑，卢弼纂）、《四库湖北先正遗书提要》四卷（同上），1926年刊刻了《沔阳从书》（卢弼辑）十二种，另一部以卢靖名义辑于1923年影印的《湖北生正遗书》，实际上也是由卢弼主持印行的。
卢弼于五十岁后退出官场，家居闭门读书著述，《集解》就是他以一人之力，用十年时间写成于北京，最后定稿于天津的。他治学态度严谨，平时生活起居也很规律，身体健康，无烟酒等嗜好，读书写作成为他唯一的追求。每天他起得很早，除一日三餐及饭后略事休息散步外，全部时间都在书房里度过。凡经他读过的书，在书页上都密密麻麻地写满札记。他的记忆力强，能记住某项资料在某屋某个书柜的某层藏书中可以找到。当然，能以个人之力完成《集解》这样的煌煌巨著，也由于他具有较好的客观物质条件。对卢弼在撰著《集解》期间以及在这之前的家庭经济状况，我们虽不具体了解，但以下事实说明，他当时的经济条件是优裕的：一是在北京有可藏二十万册图书的住宅；二是家里雇有佣人，无生活之累，得一心一意从事名山事业；三是他的两个儿子均到国外留学，长子卢开运留学日本、美国，为生物学专家，解放后任河北大学生物系教授，次子卢开津留学美国，获化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耀华玻璃公司总工程师。以上这些，若没有优裕的经济条件，均不可能。至于卢弼的经济来源，除“宦囊所积”之外，因其兄卢木斋于辛亥革命后即兴办实业和教育，是有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很可能受到卢木斋的提携，投资入股，从而获得相当的股息红利。
《集解》写成于1935年，时在北京；抗战前夕移居天津，是在天津定稿的。定稿后曾雇人誊清，他的两个外孙女在假期中都帮他抄过稿子。《集解》原送商务印书馆出版，已打成纸型，因抗战爆发，无力顾及而中辍，延至解放后的1957年，才由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时著者已经年届八十一岁高龄了。从抗战前夕直到“文革”期间，卢弼一直定居天津，和其长子卢开运住在一起。在沦陷时期，他不与当了汉奸的往日故旧往来，未任任何伪职，保持了民族气节。解放初期，吉林大学曾请他前去讲学，他以年老谢绝。关于他的著述情况，除《集解》外，本拟为《水经注》作疏，带到天津来的就有各种版本的《水经注》数十部，如其中的傅云龙校本、陈璞校本、董恂校本，都是别家所无的罕见本；但遗憾的是，由于家中疾病、丧葬、日用之需，前后不得不五次卖掉藏书，为《水经注》作疏的打算只好作罢。在他晚年，虽藏书已几乎卖尽，仍作文吟诗以自娱，将诗文稿油印成册，馈赠亲友。以他的健康状况而言，有可能寿至期颐，但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使一代学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与世长辞了。他一生的著述，除《集解》外，尚有：《三国志注引书目》一卷（未刊），《三国职官录》一卷（未刊），《三国志地理今释》五卷（未刊），《慎园文选》三卷附《卢慎之自订年谱》（油印本），《慎园诗选》十卷《余集》一卷（油印本），《慎园启事》二卷（油印本），《慎园笔记》二卷（油印本）。
也有为纣王说好话的
最近，电视连续剧《封神榜》播放后，殷纣王这个暴君，更为广大观众所知晓。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殷纣王（帝辛）确是个荒淫而又残暴的人君，他“厚赋税”，“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他还施行酷刑，“有炮格（烙）之法”；在政治上，一边杀忠臣比干，剖其心观看是否有七窍，另一边又重用“善谀、好利”的奸臣费仲。其实，“纣”并非帝辛之名号，乃“天下谓之纣”，“纣”的含义就是“残义损善”（见《谥法》），可见殷纣王生前生后都是遭人咒骂的。在历史上是否有为殷纣王说好话的呢？据记载，至少有两个有影响的人物就说过殷纣王的好话：一个是当代鼎鼎大名的郭沫若，另一位就是明末抗清志士，少年民族英雄夏完淳。
郭沫若在《论古代文学》（原载《文艺春秋》第二卷第一期。转载于1946年4月天津“现代文献社”出版《现代文献》创刊号）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化奠定于殷代”，处于“黄河流域下游、淮河流域下游、长江流域下游一带的东夷”，结果“被殷朝帝辛——即纣王灭亡了。殷纣王因为用全力打东夷，周武王乘其不备，从后面来打他，以致失败而丧失了统治权。我们从民族的立场来讲，殷纣王比周武王所贡献的要大得多。殷纣王征服黄河、淮河、长江下游一带的东夷，随把殷朝的文化传到东南。这种文化的扩张，乃殷纣王的功劳”（《现代文献》创刊号第102—103页）。看来，在传播和推广殷文化这一点上，殷纣王所做的贡献是不能抹煞的。
夏完淳虽没有直接肯定殷纣王什么，但对纣王之死深表同情。纣王自焚身亡后，周武王割下纣王头悬在太白旗旗杆上示众，夏完淳认为这是莫大的“遗恨”。他在《咏史杂成口号》之四诗中写道：“遗恨殷郊太白旗，黄虞千载更无依。当时尚有顽民在，何事西山独采薇。”（《夏完淳集》卷六）夏完淳的观点很明确：传说中的黄帝唐尧虞舜禅让之世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王权要靠武力夺取，周盛殷亡，并没有什么是非问题，而是武力强弱的问题，既然如此，纣王死后还有相当多的反抗周的殷“顽民”存在，伯夷叔齐为何不联络殷“顽民”起来反抗，偏偏要到西山采薇并终于饿死呢！上述观点不管是否正确，显然，夏完淳是站在反清复明的立场，借史抒怀，提倡反抗斗争以复国，才批评伯夷叔齐的不反抗行为，并对殷纣王之死深表“遗恨”的。
历史上的“现代”剧
在历史上，很多古老的剧种，都曾演过反映当时生活的“现代”戏。
大家公认，南宋南戏的产生乃中国戏曲最早的成熟形式。据记载，那时的南戏既有《赵贞女》这样的历史题材剧，也有以暴露当时温州乐清县僧杀人行贿、无恶不作为内容的现实题材剧（见宋周密《癸辛杂识》）。到了元朝，元杂剧成了元代社会的一面镜子，深刻地反映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生活，歌颂了人民英勇不屈的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当时，尽管正式标明为现代题材的戏还不多，但作者往往通过一个不说明时代的故事而直接反映了现实。到了明朝，正式标明为现代题材的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如《鸣凤记》即为一例。据载：这部揭露和鞭挞奸佞严嵩父子及其党羽的传奇的作者，与严嵩是同时代人，严嵩一垮台，这出戏马上就上演了。不仅如此，据余澹心《板桥杂志》载，明人郑应尼因不满马湘兰，乃作《白练裙》杂剧，剧中写了马湘兰，对马“极其嘲谑”，演出时郑并请马湘兰去看。可见在明朝，演戏不但“多扮近事”，而且已经发展到演这个人并让这个人去看演出的风气了。
清代，演现代题材戏虽不如明朝那样活跃，但也从未中断。例如清初著名的《桃花扇》，嘉庆年间朱凤森撰《平锞记》（杂剧），以及鸦片战争后出现在京剧舞台上的《烟鬼叹》等，反映的都是现代题材。辛亥革命前后，许多剧种都演出了“时装戏”：如河北梆子的《惠兴女士》（写一个兴办女学的校长）；川剧的《黑奴光复记》、《八国议和》等等。尽管这些戏的传统形式和新的现实内容还不怎么协调，但还是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历史上那些反映当时生活的“现代”戏，由于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作为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而存在，其内容大都和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其中一部分虽有反封建的内容，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当然，在历史上，戏剧要真实地反映当时的腐朽黑暗的统治和人民的反抗斗争生活，必然要遭到反动统治阶级的迫害，因此不能健康地发展。
历史上的“五日工作制”
今天的“五日工作制”，包括全国各单位的干部职工，每星期的周一到周五工作，周六和星期日休息两天。这种休假，不包括节日放假，称为例假。据文献记载，我国的“五日工作制”，是从西汉开始的，直到东汉前期，自公卿以下百官的休假制度，均为工作五日，休息一日。按《汉书·郑当时传》：“孝景时为太子舍人，每五日休沐。”又《汉书·万石君传》：“每五日洗沐归谒亲。”所谓“休沐”或“洗沐”，唐《初学记》二十“假第六”解释得很清楚：“休假亦曰休沐。汉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以上记载，都说明西汉官吏，每工作五天之后，即放假一日，回家休息沐浴。《初学记》称“五日得一下沐”，即“五日一下里舍休沐”（见《通鉴》胡注）之意。这种例假制度，直到东汉前期仍然如此，据《后汉书·张禹传》记载：“延平元年（106年），（禹）迁为太傅录尚书事”，由于当时的汉殇帝还是婴儿，“乃诏禹宿宫中，……五日一归府”，同样是工作五天然后休息一天。
由于文献不足，汉代的官吏例假制，是否统一规定每月的某几日为“休沐”日，现已不可知，但轮流值班则是有的。如《汉书·霍光传》“光时休沐出，（上官）桀辄入代光决事”，可见霍光休假的这一天，上官桀入朝代行他的职事，和今天的轮班或倒休近似。至于有人认为“汉朝中自大臣至一般官吏，在平时均住在官署，至休沐乃得归家”之说，尚缺乏有力的文献证实。到了唐代，“五日休沐”制改为“十日休沐”制，即旬休，工作九日休息一日，故后人又称上旬为上澣、中旬为中澣、下旬为下澣。“澣”又作“浣”，即洗沐之意。
人名的不同称谓
作为一个中国人，除具有名、字、号之外，其他还有多少称呼？很值得研究。粗略地讲，一个人名的不同称谓有如下种种：一、小名、又称小字。如三国时曹操小名阿瞒。
二、名、又名。如西汉江充，原名江齐，亡命后改名充。
三、字，又字。如蜀汉后主刘禅，字公嗣，又字升之。
四、号，有的人有好几个号。如清代《莲坡诗话》作者查为仁，号莲坡，又号花海翁、花影庵主人、淡宜居士等。一个人有一个号之外，别的号称“别号”，如清代佟鋐，字声远，号蔗村，别号空谷山人和已而道人。
五、以官职称。如汉末蔡邕，曾官左中郎将，故又称“蔡中郎”，其文集称为“蔡中郎集”；唐柳宗元官柳州刺史，故又称为“柳柳州”。
六、以封号称。如宋王安石封为荆国公，故又称之为“王荆公”。
七、以谥号称。如宋欧阳修死后朝廷谥为“文忠”，故又称之为“欧阳文忠公”；晋陶渊明死后友人私谥为“靖节”，故又称之为“陶靖节”。
八、对某些显官，则以其籍贯称。如曾国藩为湘乡人，又尊称之为“曾湘乡”；李鸿章为合肥人，又尊称之为“李合肥”。
九、笔名。如周树人，笔名鲁迅。其他笔名甚多，已为广大群众所熟悉。
十、浑名（绰号、外号），往往针对某个人的特点，群众给他起浑名。如五代周末的韩通，官天平军节度，因他“言多忤物，肆威虐”，于是人们背后称之为“韩瞠眼”；明末黄得功，官总兵，作战勇猛，人们称之为“黄闯子”；又如明末张献忠的养子王兴国，善战，浑名“三鹞子”。
十一、以行第称。如唐高适《人日寄杜二拾遗》诗，这位“杜二”即杜甫，因杜行二，故称之为“杜二”。
十二、以特技称。如汉李广，因与匈奴作战，被俘，乘机夺马飞奔逃脱，故时人又称之为“飞将军”。唐诗人温庭筠，诗思敏捷，八叉手而成八韵，人称之为“温八叉”。清代天津张明山以彩塑泥人远近闻名，人们又称之为“泥人张”。
十三、化名。人在特殊条件下，用化名。如战国魏人范雎，从魏逃脱，化名张禄而为秦相；又如刘少奇，在抗日战争期间，去敌占区视察敌后根据地工作，即化名“胡服”。
十四、帝王还有庙号、年号。如明末的皇帝朱由检，又称“明毅宗”（庙号），亦称“崇祯帝”（以年号称）。
十五、艺人有艺名。如著名曲艺演员骆玉笙，艺名“小彩舞”。
十六、一个人出家当和尚之后，有法号。如李叔同，出家后法号“弘一”。
十七、古代一个女人给人当妾后，其男主人另给取一小名，称为“侍儿小名”。如宋姜白石诗有“小红低唱我吹箫”，“小红”即其妾之小名。古代还有《侍儿小名录》这样的书。
十八、人死后被神化的尊称。如李耳，被道教尊称为“太上老君”，张道陵被五斗米教尊称为“张天师”。以上介绍，并非全部，只就常见者而言，但也可由此窥见，中国人名的不同称谓是花样繁多的。
话说“冬至”
地球环绕太阳运行，当太阳的直射点移到地球的南回归线时，这一天就是“冬至”，故南回归线又名“冬至线”或“昼短圈”。冬至是二十四节气之一，这一天，对北半球来说，昼最短，夜最长，故冬至亦称“长至”、“短至”或“至日”。
我国早在周代就已经测定冬至，并以冬至所在之月（即夏历十一月）作为岁首。至于人们把冬至作为令节，有个历史发展过程。《易·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至日，冬至之日，……（天寒）到冬至更甚，人不宜外出。先王观此卦象，从而在冬至之日，闭其城门，不纳商旅，君不视察邦国。”可见在当时，人们把冬至视为“不宜外出”的不吉祥日子。在周代，冬至这一天有祭神祈福的仪式，《周礼·春官·神仕》：“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汉代已经把冬至列为令节，有贺节之俗，东汉崔寔《四民月令》：冬至之日，“进酒肴，及谒贺君师耆老，如正旦”。
魏晋时，冬至这一天，人君受万国及百僚称贺，并有献鞋袜之仪，表示迎福。南北朝时人们对冬至这个节日更加重视，有拜父母的礼节，民间还有吃红小豆以避邪的风俗（见南朝《荆楚岁时记》）。唐宋时代，人们把冬至和岁首元旦并重，南宋《东京梦华录·冬至》：“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庆贺往来，一如年节。”这种风俗，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帝京景物略·城东内外》：“十一月冬至日，百官贺冬毕，吉服三日，具红笺互拜，朱衣交于衢，一如元旦。”清顾禄《清嘉录》卷十一：“至日为冬至朝。士大夫家，拜贺尊长，又交相出谒。细民男女，亦必更鲜衣以相揖，谓之拜冬。”
冬至这天，北方民间还有吃馄饨的风俗，谚云：“冬至馄饨夏至面。”又因有“冬至大如年”的谚语，故民间也称冬至日为“过小年”。明清时代的天津，也把冬至视为重大节日，康熙年间的《天津卫志》卷四记载，早在明代，“每年圣旦、令节、元会、长至（即冬至）”要行“四大礼”，在行大礼之前，天津官员还要先到涌泉寺去预习礼仪。现在到冬至这天，已经不把它作为节日看待，而只剩下到这天吃馄饨、饺子的民俗了。
天津与甲骨学
殷墟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而首先判定甲骨上刻划的符号为古文字即甲骨文者，则是1899年间的北京王懿荣和天津的孟定生、王襄三人。这三人到底谁是甲骨文的第一个判定者？尽管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但据现有文献分析，认为这三人几乎都是同时判定甲骨文的首创者，则是符合实际的。可见甲骨学一开始就和天津结下了不解之缘。
即使北京的王懿荣，也和天津有密切关系。因其殉国后，他的后人长期寓居天津，将王氏珍藏的部分甲骨也带到了天津，光绪末期曾将小屯出土的甲骨二十五片捐赠天津新学书院；至于介绍王懿荣当年怎样判定甲骨文的经过，则是他的儿子王汉章于1933年在《古董录》（天津《河北第一博物院画报》第50—51期）一文中披露的。此外，王汉章还在1931年发表了《殷墟甲骨纪略》（天津美术馆《美术丛刊》创刊号）。据我所藏王襄《簠室殷契类纂》封套内的王汉章题辞称：“往与先汉甫兄考释殷墟文字，颇拟汇集所得，编为《殷墟文解字》一书”，可见王懿荣之子汉甫、汉章兄弟，到天津后继先人遗志，仍继续从事甲骨文研究工作。
再看天津的孟定生和王襄。他们不但在收藏甲骨的数量上大大超过王懿荣，而王襄在甲骨学的研究上更是卓然名家。他先后出版了《簠室殷契征文》（1925年天津石印本）、《簠室殷契类纂》（1929年天津石印增订本）专著，并于1932—1935年间连续在天津《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等刊物上发表了《题甲子表》等有关甲骨学研究的文章十篇。与王襄同时的另一位天津甲骨学名家，当推陈邦怀先生，他先后出版了《殷墟书契考释小笺》、《殷契拾遗》、《甲骨文零拾》、《殷代社会史料征存》等专著和研究甲骨文的论文数篇。王、陈二先生曾担任天津文史馆的正副馆长。粉碎“四人帮”后，邦怀先生调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任顾问，直接指导崔志远、王兆祥二君从事甲骨学研究，他二人整理了陈先生大量的未刊稿。崔志远不但发表了甲骨学研究论文，还完成了《甲骨文编》的勘误工作。此外，南开大学的王玉哲、马汉麟先生，也曾出版过和甲骨文有关的专著并发表过论文，中年学者朱凤翰近年又出版了和甲骨学有关的专著《商周家族形态研究》，都在甲骨学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
“学问如传薪”，从孟定生、王襄开始，天津是最早的和甲骨学有渊源关系的城市。在当前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的情况下，希望甲骨学这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问，在天津不致中断，而是代有传人，并不断取得新成果。
明代天津的梁祝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可说家晓户喻，至今被人们乐道。但它毕竟是民间传说。在现实生活中是否真有这样的事呢？至少在天津史上就记载过类似“梁祝”的故事，只是其结局并非如“梁祝”的“死后化蝶”，而是“喜结良缘”。
据[乾隆]《武清县志》卷十二《刘方传》记载：刘方是明代一方姓军人的女儿，年十五时，其母死，乃女扮男装，随其父运送灵柩回老家安葬。走到武清县的蒙村（按：在北运河之东，离河西务不远），其父在一刘姓的老者家又病故了，只好将其父母葬在蒙村，刘姓老者又将这个女扮男装的青年收为义子，取名刘方。过了两年，山东东阿县张湫镇刘奇，因黄河失控被灾，逃难到武清蒙村，刘方的义父刘翁又收留了他，与刘方成了弟兄。又隔一年，刘方的义父义母双亡，刘奇刘方守孝期满之后，刘奇提出要娶妻成家，刘方借故阻止。在此之前，刘方的义父义母和刘奇，都不知她是女扮男装的真象。有一次，刘奇见春来双燕筑巢，有感触，在墙上题了一首诗：“营巢燕，双双雄，朝暮辛勤巢始成。若不寻雌寄壳卵，巢成毕竟巢还空。”显然，刘奇以燕寓意，说明“双双雄”成不了家。刘方见诗，笑了笑，和了一首：“营巢燕，双双飞，天设雌雄事久期。雌兮得雄愿已足，雄兮得雌胡不知？”刘奇见诗起了疑心，说：“诗不错，能不能再和一首？”，于是刘方又和了一首：“营巢燕，声呷呷，莫使青年空岁月。可怜和氏忠且纯，何事楚君终不纳。”诗意很清楚，刘方自比卞和献璧，把刘奇比作楚王不识而不纳。刘奇大骇，说：“照此说来，弟是和花木兰一样女扮男装的了？”刘方点头承认。刘奇又提出：“那么我们是作为兄妹呢？还是作夫妇呢？”刘方迟迟不答，刘奇一再追问，刘方才流着眼泪说：“我父本姓方，因送我母亲的灵柩客死在这里，我恐路上不便，才女扮男装，幸喜义父收养了我，又和兄在这里一起生活，这不是偶然的；假若和你作兄妹，我将嫁出去，我又不愿离开父母的坟墓，该怎么办？兄再想想。”刘奇听了又惊又喜，提出想当晚就和她成亲，刘方说：“我之所以托身于兄，不同于世俗的私奔，而在于承续三家的宗嗣，成三义之名，一定要按正式的礼仪结婚。”刘奇依了，二人坐以待旦，第二天举行正式结婚典礼，终成夫妇。后来他们的子孙成了巨族，人们都纷纷赞扬“刘方三义”。
上述《刘方传》的内容，在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中虽有过类似的情节，但那毕竟是小说，而《武清县志》乃真人真事；尽管方志错误较多，但《刘方传》决不可能是无中生有的虚构，因明距乾隆初年时间不长，刘奇、刘方为真人，蒙村为具体地点，应该相信其基本事实是属实的，不然，这部县志就不能取信于本县士绅黎民，充其量只是某些细节（如二人的诗）有虚构或加工而
商周时期的酒与醋
我国已故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载《考古学报》1972年1期），是一篇很有价值的科学论文，把我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轮廓勾勒了出来，价值很大。
这篇论文在谈到物候时，指出“宋代以来，华北梅树就不存在了”。但“在商周时期，梅树果实‘梅子’是日用必需品，像盐一样重要，用它来调和饮食，使之适口（因当时不知有醋）。《书经·说命篇下》说：‘若作酒醴，尔惟麹蘖；若作和羹，尔惟盐梅。’这说明商周时期梅树不但普遍存在，而且大量应用于日常生活中”（第20页）。我认为“因当时不知有醋”的论断值得商榷。
其实，醋至迟在春秋时期就开始酿造了。《论语·公冶长》：“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这个“醯”字就是“醋”字，《论语》的所有版本和历代学者的注释都是一致的，可以说这是“醋”的最早记载（《书·洪范》有“曲直作酸”的记载，但《洪范》是伪托，不足信）。
若从酒与醋的关系，亦应知商周时已经有醋。在甲骨文中，出现不少“■”（■，即酒樽）、“■（酒）”字样（见王襄《簠室殷契类纂》正编第66页）；在地下发掘中，也发现殷代酒器的种类最为繁富，因此，学术界一致公认，在殷代酿酒和饮酒的风气是很盛的。
商周时期酿酒的方法，虽无文献可征，但在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却列举了各种酿酒法，而其基本方法又皆一致，即将黍、粟、粱等蒸熟，冷却，和上酒■，盛入瓮中，让它发酵成酒。酒与糟混在一起，其汁即酒，滓即糟，糟亦可食。至于制烧酒的方法（蒸馏法），在《齐民要术》中并无记载，那是以后的事。从酿酒法的发展来看，在商周时期，不可能比《齐民要术》中的方法更进步，其基本方法应该是相同的。其实，《齐民要术》中所叙的酿酒法（姑名之曰：古代酿酒法），绵亘了一二千年。屈原的《渔父》中有“众人皆醉，何不其糟而歠其酾”；晋陶渊明曾“取头上葛巾漉酒”（萧统《陶渊明传》）；唐代大诗人李白在《金陵酒肆留别》一诗中又提到“吴姬压酒劝客尝”，显然，上面提到的这些酒，都是用“古代酿酒法”酿造的，甚至到了宋代，《水浒传》上那位打虎英雄武松，一口气喝了十几大碗酒还能在景阳岗上打虎，可知决不是烧酒，不然，再英雄的武松也会醉倒的。
既然我们推知商周时期的酿酒法和《齐民要术》所载基本相同，那么，商周时代知道怎么造醋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大家都懂得一个生活常识，煮熟的饭食在适当的温度下，经过细菌作用，就会变酸；同样，把黏性的粮食煮熟，在适当的温度下，经过细菌作用，也可产生酒味。我们完全可以推断，古人正是从这种偶然的发现中逐渐掌握酿酒法的。能酿酒就能造醋，这是极自然的事。据《齐民要术》中的“作酢（醋）法”，即有“迴酒酢法”、“动酒酢法”、“作糟糠酢法”、“酒糟酢法”、“作糟酢法”等等，皆和酿酒直接有关，也可以说，醋，是酿酒的副产品。如“动酒酢法”：
春酒压讫而动不中饮者，皆可作醉。大率酒一斗，用水三斗，合瓮盛置，日中曝之，
雨则盆盖之，勿令水入，晴还去盆，七日后当臭衣生，勿得怪也，但停置勿移动，挠扰之，
数十日醋成，衣沉，反更香美，日久弥佳。
这种“动酒酢法”，直到解放前四川农村的酿酒作坊仍本此造醋，即以制烧酒的“尾子酒”（最后酒味淡之蒸馏汁液，相当于“春酒压讫”的“不中饮者”部分），盛在缸内，让其发酵，即成“酒醋”，故酿酒的作坊往往既卖酒也卖醋。而古代往往以“酒”、“醋”并称，如宋人庄季裕《鸡肋篇》中“俚语见事”条引民谚云：“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可见酒和醋是同源的，既知酿酒，即知造醋，此为不可移易之理。
既然商周时已经有醋，为什么还要普遍用梅子呢？这道理很简单，虽然醋和梅子同样是酸的，但梅子却有其特殊的味道，为人们所喜欢，例如今天已经有各色各样的醋，而夏天的酸梅汤不是同样很受人欢迎吗？我们不能因为商周时人们普遍用梅子，就断定“因当时不知有醋”；反之，也不能因为有了各色各样的醋，就断定人们不欢迎或不再用梅子了。
醋之发生，本用以食用，但商代先民似乎已将醋用作软化剂，郭沫若先生在上述《考古学报》发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透露了这一信息。文云：“甲骨是很坚硬的东西，铜刀或石刀也并不是十分犀利的工具，为什么能刻出那样精巧的文字？”这确是多少年来人们没有解决的疑问。郭沫若先生从现代象牙工艺的工序，“悟到甲骨在契刻文字或其他削治手续之前，必然是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软化的”。这种泡制甲骨使之软化的“酸性溶液”是什么？若用水把梅子或别的酸果泡成溶液，用以软化坚硬的甲骨，是不大容易的，我认为，既然殷代已能酿酒造醋，那用以泡制甲骨使之软化的“酸性溶液”，很大可能就是醋液。此乃一时断想，愿商诸关心古代科技史的同好。
“阿斗”还是“阿升”
三国时蜀汉后主刘禅（shàn）小名“阿斗”，是人所共知的。由于刘禅昏庸无能，后来“阿斗”竟成了昏庸无能者的代号。其实，并不是刘禅的小名为“阿斗”，而是他字“升之”，有人称之为“阿升”，后误为“阿斗”，并进而误认为是他的小名的。按称刘禅为“阿斗”，首见于《三国志·蜀志·刘封传》的“自立阿斗为太子已来”，指刘禅被立为太子，故知刘禅又名“阿斗”。对此，早就有人不以为然，如卢弼《三国志集解》引陈景云的话，即指出：“斗当作升，后主一字升之，见《魏志·明帝纪》注，古‘升’、‘斗’字易混，观《汉书·食货志》可见。”我认为陈景云的话很有道理：第一、刘备收养的长子名刘封，其亲生子名刘禅，这是以古天子行“封禅”大典之意来命名的，“禅”是在泰山下的小山梁父上辟场祭地，而“封”却是在泰山上筑土为坛祭天，既“禅”之后，当然得升泰山去行“封”典；古人的名与字是有内在联系的，如曹操字孟德，孙权字仲谋，其“孟”、“仲”为排行，“操”与“德”、“权”与“谋”都有意义上的联系，故刘禅又字升之。第二、刘禅又字升之，有确切的文献根据，即《三国志·魏志·明帝纪》太和二年注引《魏略》载明帝“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的文字中，有这样的话：“诸葛亮弃父母之国，……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内贪专擅之实，刘升之兄弟守空城而已。”非常明确，这里的刘升之只能是刘禅。故赵一清认为刘禅除字公嗣之外，还“别字”升之。第三、魏晋时汉隶通行，隶书“升”、“斗”字形相近，故在《汉书·食货志》上，就有“升”字与“斗”字互混的现象。第四、《三国志·蜀志·刘封传》载孟达降魏后与刘封书，劝封也降魏，提到“今足下与汉中王（按指刘备）道路之人耳，亲非骨肉而据势权。……自立阿斗为太子已来，有识之人，相为寒心”。显然，因孟达曾为蜀将，并和刘封同事，系平辈，故以兄长口气称刘升之为“阿升”，是完全符合情理的。古人在弟、侄辈的名或字之前加一“阿”字，是较常见的，如三国时吴鲁肃呼吕蒙为“大弟”和“吴下阿蒙”，晋阮籍称其友王浑之子王戎为“阿戎”，南朝宋谢灵运称其从弟谢惠连为“阿连”等等，都是人们所熟悉的。假若刘禅的小名为“阿斗”，刘封为其兄，文献并无刘封与刘禅兄弟不睦的记载，则孟达在给刘封的信中直称其弟的小名，古人重名讳，这对刘封也为不敬，孟达给刘封信意在争取其降魏，是绝对不会这样鲁莽的。
零星考订四则
也谈“李氏子蟠年龄考订”
从韩愈《师说》全文来看，“李氏子蟠年十七”的说法大可怀疑。吴乃宣同志在《文汇报》所发《李氏子蟠年龄考订》一文中也作了阐述，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但吴文认为李氏子蟠“年十七”乃“年七十”的倒文，“是历代传钞的失误”，却缺乏根据。因为它没有举出任何一条证据，而只是推论之词，这一点，颇嫌美中不足。
其实，对韩愈《师说》中“李氏子蟠年十七”之说提出更订的，至迟在1925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由吴兴王文濡校勘的《古文观止》中就提出来了。据上海文明书局1936年10月第七版《古文观止》中《师说》的“李氏子蟠”下，是作“年四十七”，并在句下注称：“蟠贞元十九年进士。”同时王文濡还在这一句之上，加顶批云：“据先生年谱，李蟠应四十七岁，他本均于年下脱‘四’字。”据此，则“李氏子蟠”应为“年四十七”，而不是“年十七”，也不是“年七十”。
“滂喜斋主人”非章钰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90期载中华书局读者服务部所写《中州古籍出版社将出版大型图书<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一文，提到“滂喜斋主人章钰”，颇为惊诧，因“滂喜斋主人”常见者有二人，即清吴县蒋曰豫和潘祖荫，从未听说过章钰也号“滂喜斋主人”，不知作者是否有新的证据，不然，这可能是作者的偶然疏忽。为了避免以讹传讹，我认为有更正的必要。
按章钰（1865—1937），字式之，原籍长洲，光绪二十九年举进士，授刑部主事。辛亥革命后，长期寓居天津，有《四当斋集》、《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传世，为近代有名学者。据我见到的有关章钰的资料，只知他名其斋曰“四当斋”，从不知他曾别署过“滂喜斋”。我手边有一份章钰逝世时由其四个儿子所发的《哀启》，叙述章氏生平綦详，也从末提到过他曾号“滂喜斋主人”。关于章钰收藏石刻，在《哀启》中曾提到他除“校勘而外”，还“旁及金石考据之学，聚古今石墨数千种”，章氏又殁于北京，他在京亦有寓所，故其所藏数千种古今石墨后归北京图书馆，是很自然的。
“几水”即江津
顷读赵伯陶同志《一气如云自卷舒——张问陶及其<船山诗草>》一文（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59期），颇受教益。其中提到“后人为张问陶《船山诗草》作注者有清人李岑注、江海清补注的《船山诗注》二十卷”，并称李岑、江海清皆为“四川几水人”。该文还据光绪元年修《江津县志》，指出“李岑少年进学，四十岁以后成恩贡生。他一生课徒为业，没有做官，其他不详”，还指出李岑与江海清二人曾“相晤于津城”。
按清代常例，称某人为何处人，系指何县而言，查四川的古今地名，皆无“几水县”，显然，“几水”是四川某个县的代称，如清杭州的汪沆著有《津门杂事诗》，却署“钱塘汪沆西颢著”，即以“钱塘”代“杭州”，类似这样的例子所在多有。那么“几水”到底指的四川何县？其实就是四川江津县。“几水”亦称“几江”，《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称：“几江，在四川江津县北二里，大江东北流，绕县治，折东南流如几字，故名。”抗战期间，笔者曾就读于江津中学，该校校歌为吴芳吉作词，歌词中即有“鼎山几水”。所谓“鼎山”，即江津县城所倚之“鹤山坪”，其形如鼎，亦称“鼎山”。抗战前，江津县城有家丝厂即名“几江丝厂”。抗战时，陈独秀寓居江津，曾在一首七绝中有“蜀江如几好栖迟”句。这些都可说明“几水”即江津县的代称，如以“钱塘”代称“杭州”一样，只不过前者不大为人所知，后者尽人皆知罢了。赵伯陶先生已查过《江津县志》，可能县志未明确指出这一点，故不敢遽断，这也是他的严谨处。
为什么称“马路”
《天津老年时报》1996年3月26日第四版载《为什么称“马路”》一文，系摘自《少年文史报》，称：由于马路的最初设计人为英格兰人约翰·马长丹，因而“中国就采用它最初设计人的姓，简称它为马路”。这完全是牵强附会的臆说。那抽水马桶也是外国人“最初设计”的，而中国人称之为“马桶”，难道也是“采用它最初设计人的姓”吗？当然不是。事实上，“马路”一词并非外来语，而早在《春秋左氏传·昭公二十年》中就出现了，原文是“褚师子申遇公于马路之衢”，据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的解释，“马路”是指城门内的大道，“衢”是十字路口。《汉语大词典》明确指出：“马路，古指可以供马驰行的大路。”今天我们所说的“马路”，正是古汉语“马路”一词词义的延展。至于“马桶”一词，早在宋吴自牧《梦梁录·诸色杂买》中就出现了。因为“古人于大物辄冠马字”（章太炎《新方言·释言》），所谓“马桶”即厕所用的“大桶”；同样，大汤匙称“马勺”、大蜂称“马蜂”、大蓼称“马蓼”、大枣称“马枣”，均同此理。
到方言中去找答案
凡是接触古汉语资料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一是古汉语中的某些词语，从书面上不能很好理解它，在活的方言中却能找到正确答案。这是因为古汉语的某些词语所包含的内容，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很难为今天一般人所理解，但由于我国幅员广大，历史上一直交通不便，形成了各地方言纷繁的现象，故在某些地区，因为人们世代口头相传，对某些古汉语词、古音读法以及表现古代风俗习惯的特殊词语等等，在长期闭塞的情况下，仍然在人们口头的方言中被保留了下来。再就是古汉语中有一些词语，好像今天已经消失了，可以判为死词，但到方言中一调查，并非如此，它们仍然在某些地区的方言中活着；而且通过有关方言词语的印证，不但可以加深对某些古汉语词的理解，而且为研究汉语史提供了很好的资料。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是有一定道理的。
对我国方言的搜集、调查、整理、研究，一直为历代学者所重视，早在汉代，扬雄就编著了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专著《方言》，其后，有关方言的著作绵延不断。尤其是解放后，党对语言工作十分重视，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各地都在进行方言的调查整理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方言复杂，不管是前人的方言著作也好，还是今天已经进行的方言研究也好，仍然是远远不够的。假若把我国的方言比为十分丰富的矿藏，那我们开采出来的还太少，其中的许多东西，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发掘。
首先，是关于方言在解释某些古汉语词时所起的作用问题。
例如关汉卿的名作《窦娥冤》杂剧第三折中，窦娥在临刑前见到她婆婆时的一段道白，其中几句是：“婆婆，此后遇着冬时年节，月一十五，有瀽不了的浆水饭，瀽半碗儿与我吃，烧不了的纸钱，与窦娥烧一陌儿，则是看你死的孩儿面上。”那句“瀽不了的浆水饭”或“瀽浆水饭”是什么意思，历来注家均未解释。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元人杂剧选》（顾学颉选注），也只在“瀽”字下注“泼”、“倒”两个字，仍然没有解释清楚。从这段道白的上下文来看，我们可以大致知道这“瀽浆水饭”和“烧纸钱”的性质一样，是古代在“冬时年节，月一十五”祭祀鬼魂的一种迷信活动，但它到底指的什么活动内容，从已有的书面资料中是不可能求得解答的。其实，“瀽浆水饭”，就是解放前四川巴县、江津一带农村流行的“泼水饭”。“浆水”是偏义复词，实际上指的是水。一提起“泼水饭”，解放前在巴县、江津一带农村，可以说妇孺皆知。那就是在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下，当一个人生了病，认为是被什么鬼魂缠住了，于是就许个愿，答应在病好后泼碗水饭，把鬼魂打发走。这个人病好后，晚上就在住宅院外，点上香和烛，摆上一碗用凉水泡的少量米饭，焚化纸钱，同时口称“某某人的病好了，来泼水饭啦！”随即把那碗水泡饭泼在地上。这就是“泼水饭”的内容，它是祭祀鬼魂的一种活动。元代“瀽浆水饭”的风俗，不能说和解放前四川农村“泼水饭”的内容完全相同，但它们至少是相似的。《窦娥冤》中窦娥要求婆婆“有瀽不了的浆水饭，瀽半碗儿与我吃”，是一种自谦的说法，即要求婆婆在祭祀别的鬼魂的时候，有剩下的，也泼（瀽）半碗给窦娥的鬼魂吃。可见在元曲中反映的当时“泼水饭”（即“瀽浆水饭”）的风俗，今天要理解它，只有在活的方言所反映的风俗习惯中去求解了。
又如孟郊的《寒地百姓吟》一诗，头两句是：“无火炙地眠，半夜皆立号。”对“炙地”一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唐诗选》这样注释：“炙地，烧地。这两句说穷苦的劳动人民，屋子里没有炉火，只好在临睡前，用柴火烘地面，然后睡在烘热的地方。”这个解释基本上正确，但不确切，假若读者问“用柴火烘地面”的“地面”有多大？又怎么个睡法？注释却未说明。其实，“炙地”一词所含的具体内容，解放前的河北省农村，许多人都了解，今天也有人了解。1961年，我参加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语文研究所主持的河北省方言调查时，了解到“炙地”的典型例子：解放前农村的乞丐，冬天住在破庙里，拾些乱柴火，临睡前划出一块像单人床那么大小的地面，铺上柴火，点火烧掉，然后再在那烘热的地面上铺点柴火，人就睡在上面。这就是“炙地眠”。可见，“炙地”一词在活方言中所包括的内容就具体多了。
其次，关于某些古汉语词今天是否消失的问题，也只有到方言中去调查之后才能作出判断。例如：
“艸马”——《齐民要术序》：“课民畜牸牛艸马。”“草马”即“母马”，在今天的普通话中已经消失，但在四川东一带的方言中，仍把“母狗”叫做“草狗”，和古代把“母马”叫做“艸马”完全一样。
“霍闪”——唐顾云《天威行》：“金蛇飞状霍闪过，白日倒挂银绳长。”“霍闪”指天上响雷前出现的闪电，这个语词在普通话中已消失，但在四川的方言中却一直保留到现在，四川农民把闪电叫做“打霍闪”。
“将息”——李清照《声声慢》：“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将息”即保养的意思，这在普通话中已经消失，而在四川农村的方言中仍保留了它，如关心一个病人，希望他好好保养，就劝他“好生将息将息”。
“饙——《玉篇》：“饙，半蒸饭。”这个单音节词“饙”（音分），今天已经很生僻，什么是“半蒸饭”，也让人很不好理解，但在四川大部分农村的方言里，却保留了这个词，即“生饙”。“生饙”就是把米煮半熟，用筲箕捞出来，正是“半蒸饭”的意思，只是加个形容词“生”，把单音节词变为双音节词罢了。“生饙”再放在甑子里蒸，才能成为熟饭，谓之蒸饭。
“涷”——《广韵·送韵》：“涷，瀑（暴）雨，又水名……多贡切，又音东。”这个当“暴（疾）雨”讲的单音节词“涷”（音东），今天同样很生僻，而在四川川东一带的方言中却被保留了下来。如夏天晴空万里，突然来一场暴雨，川东的方言叫做“下偏涷雨”。因“偏涷雨，隔屋檐”，即这种暴雨只在一定范围下，有时两家只隔一个屋檐，东家有雨，而西家却没有，故加个“偏”字形容，又在“涷”后添个“雨”字以说明“涷”是雨，从而组成了“偏涷雨”这个以“涷”为语根的方言词。
“墼”——《说文》：“墼，瓴适也，一曰未烧也，从土墼声。”“墼”（音激）这个单音节词，今天也很生僻，但在天津汉沽一带农村却仍然流行着。“墼”就是未烧过的砖坯或瓦坯。在今天的汉沽一带，秋天收完水稻后，等稻地晒到一定干度，用牲口拉碌碡把稻茬压平，然后用铁锸把土切成半尺来厚的一方方土块，晒干后作盖房垒墙用，当地叫做“墼子”，和今天把古汉语词“桌”叫做“桌子”一样。
再有，关于方言和古音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汉语的某些古音读法，在今天的普通话中早已消失，而在一些地区的方言中却保留了下来。如古代的入声，在普通话中已不再存在，但在粤方言、吴方言和四川某些地区的方
言中，却照样有入声。这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又如形声字，有的声符按普通话读已经不能表音，而按某些地区的方言读法，却是能表音的。“淦”就是一例，从水金声，而“金”在广东吴川县一带方言中的读音为[gèm]，保留了古音读法，与“淦”（gàn）声很相近，故“淦”从金得声；若按普通话读法，就不好理解怎么以“金”为声符的“淦”会读为gàn了。再如“虹”，《广韵》把它列入去声“绛”韵，音绛，又音红。把“虹”读为“绛”，这种中古音的读法，在今四川巴县一带的方言中仍保留着，那里把“虹”读为gàng，正是“绛”的中古音读法（“绛”，今读jiàng。声母由G变为J的对应规律，后详）。至于要了解今天普通话中读jqx的字在古代却读为gkh或zcs的规律，也只有在方言中才能找到证明。如“街”，普通话读为jiē，四川方言读为gāi；“下”，普通话读xià，四川方言读为hà（如“你来一下”，即读hà），这也正是四川方言保留了“街”、“下”等字的古音读法。还有某些容易读错的词，在方言中却保留了正确读法。如“尚书”这一官称，那个“尚”字本应读平声，在《广韵》中属“阳”部、“市羊切”，“尚书官名，又时仗切”。即是说，作为“官名”“尚书”的“尚”，本读平声“市羊切”，音同常；后来读音发生变化，才有读作去声“时仗切”的。其实，就是在重修《广韵》的宋代，对“尚书”一词，通常也是读作chángū，而不是读作sh
shàngshū的，如张乖崖诗：“独幸太平无一事，江南闲煞老尚书。”（见《诗人玉屑》卷六“一字师”条）那个“尚”就读平声，若读为去声，就不合平仄律了。直到今天，四川江津一带方言，都是把“尚书”读作chángshū的，如在明代做过“工部尚书”的江渊，他的故乡江津九龙铺的人就一直称之为“江chángshū”，仍保留了中古音的传统读法。
总之，我国方言是个丰富的宝藏，不管是研究现代汉语或古代汉语的，也不管是研究中国史或民俗学的，都应该继续开发这个宝藏，这样，我们在书面资料中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就很可能在那里找到正确答案。
“平水韵”之“平水”解
顷读某刊所载《阴幼遇的<韵府群玉>》一文，一开头即引《辞源》“阴韵”条记云：“宋淳祐间平水人刘渊增修《礼部韵略》，归并同用各韵为一百七部；元初阴时夫撰《韵府群玉》，又并为一百六部。元以来诗韵多沿用之，通称为平水韵，也称阴韵。”其实，《辞源》的这种说法大有值得商榷之处，并不足为据。即以“平水韵”的“平水”作何解来说，从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到现代语言学权威王力先生，都未真正解决，事实并不是如通常所说，因刘渊为“平水人”故称为“平水韵”的。
钱大昕《王文郁平水新刊韵略跋》称：“谓今韵之并始于平水刘渊，其书名日《壬子新刊礼部韵略》，访求藏书家，邈不可得，未审刘渊为何许人，平水何地也。顷吴门黄荛圃孝廉得《平水新刊韵略》，元椠本，余假读之，前载正大六年（1229年）己丑季夏中旬河间许古道真叙，其略云：平水书籍王文郁携新韵见颐庵老人曰……是此韵为文郁所定也。卷末有墨图记二行，其文云：大德丙午重刊新本平水中和轩王宅印。是此书初刻于正大己丑，重刻于大德丙午。……考正大己丑在淳祐壬子前二十有四年，而其时已并上下平声各为十五，上声廿九，去声三十，入声十七（按：即今之‘平水韵’一百零六韵），则不得云并韵始于刘渊。……又其时南北分裂，王与刘既非一姓，刊版又不同时，何以皆称平水？论者又谓平水韵并四声为一百七韵，阴时夫始并上声‘拯’韵入‘迥’韵，据此本，则‘拯’、‘等’之并，平水韵已然矣。”“《金史·地理志》平阳府有书籍，其倚郭县平阳有平水，是平水即平阳也。史言有书籍者，盖置局设官于此。元太宗八年用耶律楚材言，立经籍所于平阳，当是因金之旧。然则平水书籍者，文郁之官称耳。刘渊亦题平水，而黄公绍《韵会·凡例》又称为江北刘氏，平阳与江北相距甚远，何以有平水称，是又可疑也。”（见谢启昆《小学考》卷三十三“王氏文郁平水新刊韵略”条）
钱大昕在以上论述中指出：所谓“平水韵”一百零六韵，在金代的王文郁《平水新刊韵略》中就确定了，并非始于阴时夫的《韵府群玉》。关于这一点，钱氏在《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平水韵”条中再次作了说明。近人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八《书金王文郁新刊韵略张天锡草书韵会后》一文中，也指出“平水韵”一百零六韵并不始于阴时夫。王力先生在《汉语音韵》（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3页注⑧称：“在王氏以前，一向以为并‘拯’、‘等’于‘迥’的是阴时夫的《韵府群玉》。”也不确，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的钱大昕已经指出这个问题了。显然，《辞源》称“元初阴时夫撰《韵府群玉》，又并为一百六部”是错误的。
至于“平水韵”之“平水”作何解，钱大昕只是提出疑问，未作正面回答；当代王力先生虽作了回答，却又两歧其说，莫衷一是。如他在《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序》写于1980年4月）中，提到《壬子新刊礼部韵略》，称：“由于刘渊是平水人，所以这部书又叫《平水韵》”（第75页）；而几乎在同时的另一部著作《音韵学初步》（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中，又称“由于刘渊是平水（官名，主收渔税），所以后人把《壬子新刊礼部韵略》称为‘平水韵’”（第23页）。“平水”到底是指籍贯还是官称？王力先生把读者带进了迷宫，因为一个学者，在学术上可以改变自己过去的观点，但像这样同时两歧其说的现象，却是罕见的。这只能说
明王力先生对这一问题也未解决。
关于“平水韵”所分部目问题，王国维在《书金王文郁新刊韵略张天锡草书韵会后》中讲得很有道理：王文郁《新刊韵略》成于金正大六年，刊于平阳；张天锡的草书《韵会》成于金正大八年，写于南京（今开封），而二书韵为一百零六韵，部目完全相同，张书未必沿用王韵部目，故作出判断，认为“是一百六部之目，并不始于王文郁，盖金人旧韵如是”。即是说，所谓一百零六韵的“平水韵”，乃是金代朝廷科举所规定的“官韵”，士子应试律赋，必须按照这一百零六韵，不得出韵，是“金时功令如是”。王氏“韵略”和张氏“韵会”的部目全同，正好说明这一事实。至于刘渊的《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古今学者一致公认“壬子”即南宋淳祐十二年（1252年），虽距金亡已十八年，但因其书仍本金代之“官韵”，故仍冠以“礼部”字样。该书虽已佚，而从元人黄公绍《古今韵会》得知，黄书的部目，分为一百零七部，是沿用刘渊《壬子新刊礼部韵略》所分韵目的，从而知刘书为一百零七韵。这里又提出一个问题：既然一百零六韵为金代规定的科举“官韵”，而刘渊之《壬子新刊礼部韵略》，既冠以“礼部”字样，正如王国维所说，亦“金人官书也”（《观堂集林》卷八第26页）。即是说在金代，出现了既有一百零六韵的“官韵”，也有一百零七韵的“官韵”，应该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呢？我认为很可能是：先有一百零七韵的“官韵”，后来在实践过程中，由于“拯”、“等”（同用）的字太少，只十二字，有将“拯”并人“迥”的现象，逐渐推广开来，造成突破礼部规定的一百零七韵“官韵”的事实，变为一百零六韵，礼部在既成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一百零六韵的合法性，因而出现了两种“官韵”。当然，也还有一种可能，即钱大昕见到的王文郁书，并非金代所刻原书，而是元大德年间的“重刊新本”，在刘渊书之后，随着时代的推移，它是以当时的“官韵”一百零六韵为准，已非金代初刻原书的旧貌。这虽然是推测，未必准确，但在金代存在着两种“官韵”，确是客观事实，正如王力先生在《中国音韵学》中所说：“当时韵书大约有两种：第一种依宋韵依‘同用’例归并，再加上去声‘径证嶝’的归并，成为一百七部，如刘渊书；第二种又加上上声‘迥拯等’的归并，成为一百六部，如王文郁书及张天锡所据韵书。”（商务印书馆出版“大学丛书”本下册第180页）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假若肯定王文郁的一百零六韵在前，刘渊的一百零七韵在后，为何会发生如前引《辞源》所载“阴韵”条的误解呢？这是因为：王文郁书和刘渊书均为罕见书，如在《明史艺文志·补编·附编》（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中，都不见著录。但王书与刘书却有不同的际遇，刘书虽已佚，元人黄公绍、熊忠的《古今韵会举要》（成书于元大德元年）却是一直流传下来的常见书，该书明确记载所分韵目是以刘渊书为根据的，因而使已佚的刘渊书普遍为人所知，未佚的王文郁书反而隐晦鲜为人知，这才发生了误以为刘渊书是最早将宋《礼部韵略》所定“独用”、“同用”例合并为一百零七韵的。同样，据文献记载，最早刊于元元统年间（1333—1335）的阴时夫《韵府群玉》，是一部一直流传的常见类书，它以韵类分，本来根据的是金代“官韵”一百零六韵，和王文郁书完全相同，由于后人鲜知王书，刘渊书不但因《古今韵会举要》广为人知，还被误认为是最早合并韵部的祖本，故而产生了认为先有刘渊书的一百零七韵，到了阴时夫的《韵府群玉》才“又并为一百六部”的不正确说法。
其实，尽管宋金南北对峙，都开科取士，都有自己的“官韵”，但宋金的“官韵”却同出一源，即均以宋仁宗景祐元年（1037年）由朝廷官修的《礼部韵略》为祖本。宋《礼部韵略》原书已不可见，今天能见到的是《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不著作者）和《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毛晃增注，毛居正校勘重增。简称《增韵》），尤其是后者更具有代表性，当时就享誉很高，因其经过修订的注释，被后人高度推崇。《增韵》成书于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虽是后来的“增修互注”本，但对原《礼部韵略》的韵部绝不能改动，包括上述元刻本《平水新刊韵略》在内，也不能改动金原刻本的韵部，因那是国家功令规定的“官韵”，不经朝廷批准是不敢改动的。另据文献记载，刘渊的《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其注释部分即以《增韵》为主要参考，采用的很多，于此也可见刘渊书和《增韵》之间的渊源关系。宋《礼部韵略》仍为二百零六韵，只在每韵下规定“独用”、“同用”，以作为考官和举子们共同遵守的“官韵”；若将“独用”、“同用”的韵部加以合并，实为一百零八韵，而王文郁书和刘渊书都是在这一百零八韵的基础上分别合并为一百零六韵和一百零七韵的。金代的平水，又是“最大的刻书中心”（见刘国钧《中国古代书籍史话》），如王文郁书名《平水新刊韵略》，王氏又官平水书籍，定刻于平水无疑。由于这种规定金代“官韵”的“官书”主要刻于平水，影响很大，后来逐渐演变为对一百零六韵或一百零七韵的韵书，即使不刻于平水，也统称之为“平水韵”，使之有别于宋代官书《礼部韵略》；至于公认一百零六韵为“平水韵”，亦称“诗韵”，那是更后的事。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说明“平水韵”之“平水”乃指版本即刻书地点，非指刘渊的籍贯：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平水韵”条称：“据黄氏《韵会·凡例》称：‘江南监本免解进士毛氏晃《增修礼部韵略》、江北平水刘氏渊《壬子新刊礼部韵略》，互有增字’，而每韵所增之字，于毛云毛氏韵，于刘云平水韵，则渊不过刊是书者，非著书之人矣。”黄公绍在《古今韵会·凡例》中讲得很清楚，他是以大江南北的两部《礼部韵略》为蓝本的，其一是“江南监本”，另一为“江北平水（本）”，“江北平水”与“江南监本”相对成文，所指极明。黄氏之所以“江南”、“江北”并举，意在以“江南”为南宋之代称，“江北”为金之代称。若“平水”系指刘渊之籍贯，那么，第一、刘渊其人及其《壬子新刊礼部韵略》，一般地讲会见于地方志，今检《（雍正）平阳府志》（清章廷珪修，范安治等纂。雍正十三年修，乾隆元年刻本），从头到尾，均无有关刘渊其人其书的记载，而当清雍正修志时，刘渊其人其书已显于世，若系平水人，志书漏收的可能性很小；第二、只称“平水刘渊”即可，不必冠以“江北”字样，请问古今有谁称平阳人为“江北平阳人”的？即使要冠以其他字样，也只能称“河东平水”或“山右平水”，而不能称“江北平水”。据现有文献记载，在刘渊人名之前冠以“江北平水”字样，始于元黄公绍《古今韵会·凡例》，如前所述，“江北平水”乃指《壬子新刊礼部韵略》的版本即刻书地点而言，和称毛晃的《增修礼部韵略》为“江南监本”一样，根本不是指刘渊的籍贯，更和“主收渔税”的“平水”官名无涉。在对“平水韵”何以名“平水”的解释上，《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虽然指出“因刻书地点在平水（今山西临汾）而得名”，作了正确的解答，可惜语焉不详，再加上该书的首席顾问就是王力先生，更容易使读者误会王力先生在这里又增添了一个新的说法，愈加无所适从。为了明辨是非，特不揣谫陋，草此短文，加以辨别，不当之处，欢
迎批评。
识别通假字与读古书
当我校完已故复旦大学教授郑权中先生的遗著《通借字萃编》，越加感到识别通假字对读通古书的重要性。
什么叫通假字？就是在古书中有本字不用，而用音同或音近之字去代替，例如已经有了“早”这个本字，但在古书中偏以“跳蚤”的“蚤”去代替，把“早起”写成“蚤起”，这就是通假字（一名通借字）。打开中国古书，尤其是先秦古籍，其中通假字触目皆是，例如《论语》的第一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那个“说”字，就是个通假字，本字是“悦”（“说”和“悦”也是古今字），“不亦说乎”就是“不亦悦乎”。先秦古籍之所以多通假字，是由于古代汉字规范化的程度低，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人们用不同的方言去记录，或者临时忘了本字，以音同或音近之字代替，或在传抄过程中有变等等。总之，以音同或音近之字代替本字，是当时人们普遍的书写习惯，大家习以为常，约定俗成，视为合法，并没有今人“写别字”的概念，故先秦古籍中的通借字多，就很自然了。
通假字可分为六大类，即：（一）谐声字通借，如“干”借为“岸”，“江干”即“江岸”，因“干”与“岸”同谐“干”声（二字声符相同）；（二）同音字通借，如“蚤”借为“早”，因二字上古音同为精母（声）幽部（韵）上声（调），声韵调全同，为同音字；（三）双声字通借，即二字声母（发声）相同，音相近而通借，如“陈”借为“阵”，“背水陈”即“背水阵”，因这二字上古音同属“定”母（舌端音），声母相同；（四）叠韵字通借，即二字的韵部（收声）相同（同韵），如“红”借为“工”，“女红”即“女工”，因这二字同属“东”部，同韵，音相近；（五）对转字通借，即阴声字（收元音，无韵尾）、阳声字（收鼻辅音）、入声字（收塞辅音）的主元音相同者，可以对转，因而出现通借现象；（六）合音字通借，如“居心叵测”之“叵”，乃“不可”的合音字，“叵测”即“不可测”，“叵”借为“不可”，因“不可”二字急读就发“叵”音。
不但读古书，即使读现代人的诗词，也和通借字有关。如毛主席《沁园春·雪》“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那个“须”字作“等待”讲，过去我也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通过《通借字萃编》，才知这个“须”字是个通借字，其本字作“■”，据《说文》：“■，立而待也”，正是“等待”的意思，从通借字的角度，“须”是“■”的“省形通借字”（即省去形旁“立”）。这样，一下就弄清楚了。
要识别通借字，不但应知其然，还应知其所以然，即知为什么这两个字能通借的道理，但可惜时下介绍通借字的著作很少，能说明通借道理的著作则更少，在此情况下，我认为：由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通借字萃编》，是值得推荐的。
繁体字简体字
顷读《文汇报》1991年5月5日所载《识识繁体字》一文，深有同感。正如该文所说，尽管汉字简化有很大的成绩和作用，在识字和书写方面都给人们带来了方便，但中国文化的根基在文字，几千年的历史文献典籍是用繁体字记录的。今天，中国大陆已经有相当多的人不识繁体字了；而台港澳以及海外华裔所使用的仍然是繁体字。为了加强对外交流，有人提出应当“识繁用简”的主张，是切合实际的。
简体字并不能完全取代繁体字，早在制定简化字方案时就碰到了这个问题，如在《简化字总表》的注释中，就指出“在余和馀意义可能混淆时，馀仍用馀”，可见“余”并不能取代“馀”。其实，在书面语言中，这种“意义可能混淆”的字并不止于《简化字总表》的注释中所举的“余与馀”、“适与馀”、“迭与叠”、“复与覆”、“伙与夥”、“借与藉”、“么与麽”、“象与像”、“折与摺”等字。请看下面例子：把“乾”、“幹”简化为“干”，《总表》只规定“乾坤”、“乾隆”不简化，可是，比如“树干色黄”，到底指“树乾”还是“树幹”呢？二者皆可通，意义又相近，即使根据一定的语言环境，也是很难判定的。同样，“入声叶韵”，是指“叶韵”还是“葉”？“台风值得警惕”，是指舞台的“台风”还是“■风”？“误中后车”，是指皇后的“后车”还是“後后边的车”？“见我于涂上”，是指“涂（水）上”还是“塗（途）上”？“井里饶蛙鼓”，是“井里”（故里）还是“井裹”？……诸如此类的例子，有的虽可根据语境判断出来，但是读者还得经过一番推敲，碰到这种容易产生歧义的字，倒不如使用繁体字让人一目了然为好。
至于古籍中的繁体字，有些是根本不能改为简体的，如《论语·子路》“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的那个“證”字，当“告发、检举”讲，就不能简写为“证”，因“证，谏也”，是直言谏诤之意，这二字的含义完全不同，不能互代。明此，对那些主张可请专家把古书中的繁体字改为简体字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瓢冷水。因为，浩如烟海的古籍，既无力去改，即使改，也是不能完全改的。对古籍来说，不但有的繁体字不能简化，有时甚至异体字也不能互代。如清代天津诗人查昌业有《林於馆诗集》二卷，那个“於”就不能写作“于”，因“林於”是一种竹子的名称，亦作“林箊”，早已约定俗成，若改为“林于”或“林竽”，读者就不知所云，何况书名如此，也是不宜擅改的。
也来“咬文嚼字”
莫要张冠李戴
《光明日报》1995年4月14日《家庭周刊》专版头条文章《千古艰难惟一死》，一开头就写道：“纵横三国的枭雄曹操，在临终前曾无限感慨地提笔写道：‘千古艰难唯一死。’”这完全是杜撰。迄今为止，《三国志》最详的注本《三国志集解》（卢弼集解），并无这样的记载，其他历史文献也无这样的记载。事实上并非曹操曾写过这样的句子，而是出于清初诗人邓汉仪（字孝威）的《题息夫人庙》诗。这首诗的全文是：“楚宫慵妇黛眉新，只自无言对暮春。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见徐世昌辑《晚晴簃诗汇》卷四十六。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精装本第一册第626页）。硬把清初人写的诗句，派在时隔一千多年前的曹操名下，不但张冠李戴，也未免太离谱了。
错用成语
《光明日报》1995年9月6日“文化周刊”载《古琴，尚需快步走出“闺房”》一文，提到“美仑美奂的古琴和琴曲，留下了多少千古佳话”、“人们只是在闺房外隐隐约约听到些绝妙美仑的琴声”。按“美轮美奂”乃常见成语，出自《礼记·檀弓下》：“晋献文子成室，晋大夫发焉。张老曰：‘美哉轮焉，美哉奂焉！’”郑玄注：“轮，轮囷，言高大。奂，言众多。”故“美轮美奂”，后人用以形容房屋的高大和众多，且多用以赞美新屋，从未见用之以形容“古琴和琴曲”的。显然，这是错用成语。又，“轮”是“轮囷”的省称，在古文献中无作“仑囷”的记载，故“美仑”当作“美轮”；至于用“绝妙美仑”去形容“琴声”，更是欠通了。末了，还应指出：《光明日报》直到1995年11月22日第2版的长篇报道《“自航灵丹”是怎样炒起来的》一文中，仍出现了“对‘自航灵丹’及其‘发明人’潘自航的美仑美奂的宣传……”这样的句子，又用“美仑美奂”去形容“宣传”，看来该报的有关编辑和记者，并不了解这一成语的含义。
一个用混的宇
顷查《中国历史年代简表》（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对清宣宗的名字作“旻宁”，对清文宗的名字作“奕詝”。对“旻宁”的“宁”按字义，知是“寧”的简体，而“奕詝”之“詝”就把人搞糊涂了，其偏旁“言”已简作“讠”，则“宁”当然是“寧”的简体了，但细加推敲，又大谬不然，因“■”训“小声”或“佞”，是个贬义词，咸丰帝“奕詝”决不会以这个字为名；复查荣孟源《中国历史纪年》（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是用繁体字排的，标明清宣宗名“旻寜”，清文宗名“奕詝”，而“詝”训“智也”，显然，《中国历史年代简表》自相矛盾，把“詝”的偏旁“言”简作“讠”，而“宁”仍保持繁体，应该简作“■”而不简化，这是不应该的疏忽。
提倡编索引
最近，因整理一部有关通借字的书稿，《说文解字段注》成了手边常用书。在年轻读书时，使用的是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国学基本丛书”本，今天重新使用该书，觉得不便，乃重新买了一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经韵楼本《说文解字注》，因书后有四角号码索引（通检），通过索引去检索，就方便多了。通过该书索引，还能检索中华书局1963年版的大徐本《说文解字》，这样，同一索引，既可检大徐本《说文》，又可检《说文》段注，可以说索引编者是替读者考虑得很周到的，因大徐本《说文》和段注《说文》不尽相同，有同时查对的必要。这本《说文解字注》书后的索引编者，作了一桩大好事，对读者来说真是功德无量，虽然没有标明索引编者的具体姓名，但我要通过这篇短文，向那些编制这个索引的同志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
遗憾的是，有的工具书书后早已编有索引，而解放后重印，却不以附有索引的版本为底本，而采用无索引的本子为底本，如商务印书馆1935年新镌铜版印行的《康熙字典》，书后即附有四角号码索引，通过索引去检一时难于判断部首的字，十分方便，而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的《康熙字典》却以同文书局本为底本，书后无索引。同文本和商务本的不同，只是前者在顶端列有小篆，后者不列小篆而已。要查小篆，可直接检《说文》，不必查《康熙字典》，从对使用《康熙字典》的方便来说，附有索引的商务本就强多了。又如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退耕堂本《晚晴簃诗汇》，原书二百卷，收作者六千一百五十九人，附有“姓氏韵编”，对检索某家之诗大有方便，而影印本竟认为“与阅读本书关系不大”，将“韵编”删去，致使难于检索。至于重印和新版之较大部头书籍，书后不附索引者亦屡见不鲜，如中华书局1954年新印裴学海的《古书虚字集释》，书后即不附索引，而该书是按“喉、牙、舌、齿、唇”五音的次序编排的，对一般读者来说，使用起来颇不方便。再以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唐刺史考》（郁贤皓著）来说，是一部二百二十多万字的巨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是一部有用的工具书，收录有唐一代刺史数千名，而书后竟无人名索引，检索起来甚感不便。
编制索引本身，就是一项学术研究，不能看为是单纯的技术工作。许多索引，应列为学术著作。由名学者黄文弼、魏建功、陆宗达等参加编纂的《一切经音义引用书索引》（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正续一切经音义》），就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本身就是一部学术著作。要提倡编索引，首先就应把索引编制工作摆在学术研究领域的相应位置上，解决“定位”问题，提高对索引的学术评价。在技术职称评定时，应该把编出的索引作为科研成果看待。
我建议，凡经过整理新出版的古籍，除篇幅短小者之外，其余书后应一律附有索引，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山海经校注》（袁珂校注），书后就附有张明华编《山海经名物索引》，使用起来就很方便；国外早已编出的中国古籍索引而国内尚无者，也应组织力量翻译出版。如日本花房英树编《李白歌诗索引》（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索引编集委员会1957年版），为逐字索引，检索极便，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1年，将它翻译出版，填补了国内尚无李白诗索引的空白，就很受欢迎；而对一些常用的大部头书，应组织力量编索引，如《全宋词》，即可按叶绍钧先生所编《十三经索引》的体例，编一部《全宋词索引》，将全部词作的每一句收入，按词句首字的笔划为序排列，这样，将给检索《全宋词》带来很大方便；此外，将历代著名的
考订性著作，根据具体情况，分别编成主题索引、名物索引或语词索引，既可就一部书来编，也可将若干部书编成综合性索引。因在历****订性著作中，散见许多重要史料，而查阅又不便，必须借助索引为检索工具。如《容斋五笔》、《困学纪闻》、《少室山房笔丛》、《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蛾术编》、《札朴》、《癸巳类稿》、《癸巳存稿》、《陔馀丛考》等等，若能编出相关的索引，一定会受到读者热烈欢迎的。
影印古书与底本鉴别
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3月影印《南词新谱》二册，卷端标明“据明嘉靖刻本影印”。细读书前沈自南《重定南九宫新谱序》，发现中国书店所据以影印的底本，实非明嘉靖本，而是清顺治年间刻本。沈自南序称“岁乙酉之孟春，冯子犹龙氏过垂虹，造吾伯氏君善之庐。……已而冯子溘先朝露，而善兄亦骑尾不回。”按：冯犹龙即冯梦龙，生于明万历二年（1574年），卒于清顺治三年（1646年），沈自南序写于冯犹龙卒年后的“乙未菊月”，当为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故是书刊刻年代，最早不能超过清顺治十二年。同样，该书后载沈永隆《南词新谱后序》亦称：“顾集未半，而烽烟飙起，鼠窜狼奔。……嗟乎！南国鼎移，东迁祸烈，太史洒泪于陈编，国人吞声于闾谚（阎）。……”很明显，文中所述，乃指清军攻占江南，弘光小朝廷覆亡而言，故该书不但刊刻于清代，其脱稿时间亦在清军进攻江南的战争年代，又何来《南词新谱》的“明嘉靖刻本”？北京中国书店之所以有此失误，乃只据书前蒋孝的《南词旧谱序》。因该序写于“嘉靖乙酉”，遂据之以定为“明嘉靖刻本”。而蒋孝序指的是《南词旧谱》，并非《南词新谱》。
王重民撰《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02页载《广辑词隐先生增定南九宫词谱二十六卷》，指出该书为“清顺治间刻本”，其所记行格、前后序文，均与北京中国书店据以影印的底本相同。因此影印古籍，对底本一定要认真进行鉴别。
《书谱》天津刻本
凡是研究书法或爱好草书的人，都熟悉唐孙过庭所撰并以草书自书的《书谱》（残）。但长期以来，人们所见到的大多是刻本，直到辛亥革命后，才有真迹影印本流传。据记载，《书谱》刻本，最早是宋刘焘等人集摹的《淳熙秘阁续法帖》本，亦称太清楼刻本，后有薛绍彭刻本，再后有明人的《停云馆法帖》本和《玉烟堂帖》本。以上诸刻，据杨守敬《学书迩言》（文物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的评价，断为“皆不佳”。而杨守敬最推崇的，是安麓村于康熙年间在天津沽水草堂钩勒上石的刻本，亦称安刻本或天津刻本。杨守敬在《学书迩言》中称：“孙过庭《书谱》，……唯国初安麓村所刻绝精，有陈香泉释文。此石后归临川李氏，又归端午桥，惜有磨泐处。此帖翻刻者甚多，皆可观。”
对于安刻《书谱》的推崇，除杨守敬外，尚有《碑帖叙录》（杨震方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称它“刻极精，最称善本。当墨迹影印本未流行时，此拓国照原样传出真迹面貌，故有名”；《善本碑帖录》（张彦生著，中华书局1984年版）也誉称：“安氏摹勒刻石，行款照原真迹，……刻石精，为世重。”早在乾隆嘉庆年间，著名学者石韫玉就写过《安刻孙过庭书谱跋》（见《独学庐二稿》），称“此帖……系从真迹钩勒者。考孙虔礼《书谱》，文氏停云馆曾刻之，亦精妙，然世有赝本混淆，不若此刻单行可信也”。当然，对安刻《书谱》也有少数人怀贬意的，如清书法家何绍基在《跋贾芸樵藏文氏刻孙过庭书谱》（见《东洲草堂文集》）一文中云：“停云馆刻本，瘦润有典型，最后见安氏刻本，视停云加以腴宕，其实文本安本所自出同一墨本也。今见此本，始知文刻胜安刻，安刻盖有故增姿致处。”
要对安刻《书谱》进行正确评价，只有把安刻的早期石拓本与真迹影印本对勘，才能判断。最近，我有幸在钱萃恒老先生处见到安刻《书谱》的早期石拓本（以下简称钱藏本），经折装，一册，计五十九面，每面六行，除第十九、二十两面缺失而以后刻摹本补足之外，其余保存完好（无陈奕禧楷书释文）。此拓本后贴有长白毓兴手书跋文，书于嘉庆庚午（1810年）邗江转运使署。除跋外，在正文的顶端，尚有毓兴所贴纸笺十二处，签上小字，有补遗，有订误，有评语。其中评语颇有精到处。钱老先生断此本为“安麓村刻最初拓本”，并肯定为“长白毓春圃藏、金匾钱梅溪摹刻祖本”。经研究，钱藏本确是“绝精”，不但气韵生动，拓工精妙，有些字的笔画有干笔，其细如微发处亦显示清晰，有虫蚀或泐损处也一目了然。以安刻拓本和补上的后刻摹本两面相较，相距真有天壤之别。摹刻本相当呆滞，神韵丧失殆尽，杨守敬所称“此帖翻刻者甚多，皆可观”的话，不尽可信。再就钱藏本的纸色和墨色来看，虽不能肯定为最初拓本，但系安刻的早期拓本无疑。安刻《书谱》，在天津刻者有木刻和石刻两种，木刻在先，石刻在后，两刻皆出一人之手。今木刻板尚藏山东省诸城，近年已由齐鲁书社重拓后影印行世，惜板已漫漶，非当年本来面目，远不如钱藏本之精。
为了判明钱藏本是否为安刻早期拓本，我们以有正书局按原大用珂罗版影印《清宫藏唐孙过庭书谱序墨迹》作了比勘（以下简称《墨迹》本），发现钱藏本是完全按照墨迹钩勒上石的。在《墨迹》本倒数第二行末端，钤有篆阴文长方印一方，文曰“安氏仪周书画之章”；又在距末行二寸一分的左下角处，钤有篆阴文印二方，一为长方形，文曰“朝鲜人”，其下为正方形，
文曰“安歧之印”；复在距末行四寸一分的左下方，钤有正方形印二方，一为篆阴文，文曰“梁清标印”，其下为篆阳文，文曰“蕉林秘玩”。关于《书谱》墨迹的流转情况，称安氏得之于梁清标家，不仅见于他人著录，即毓兴在钱藏本所写跋文中也明确提出（跋文后详）。我们从两相比勘中还发现：钱藏本确有如何绍基所说“故增姿致处”，如第一面“吴郡孙过庭撰”中“孙”之末笔、“汉魏有钟张之绝”中“绝”之末笔、“晋末称二王之妙”中“晋”之末笔，墨迹皆作实笔，而安刻作干笔；第二面“钟当抗行”中“行”之末笔、“此乃推张迈钟之意也”中“也”之末笔、“考其专擅”中“专”之末笔，墨迹皆为实笔，安刻故作飞白，尤以第二面“然张精熟”之“精”，墨迹“米”旁上方右点作瘦长形，安刻改作圆润形。如此之类，安刻不鲜见。于此，我们不得不佩服何绍基的眼光，他虽“不知墨本是何样也”，却能从停云馆刻本与安刻本的比勘中，肯定安刻有“故增姿致处”，洵为卓识。但他因此而得出“文刻胜安刻”的结论，就不能令人信服了。据安氏“善古诗，鉴赏古迹，不爽毫发，倾家收藏项氏梁氏卞氏所珍，颇为当代推重”（杨子勤《雪桥诗话续集五》），他之所以在钩勒上石时，对《书谱》真迹的某些字要“故增姿致”，我们认为那不是妄改，而是从拓片的效果来考虑的，不如此则不足以传其神韵。勒石非影印，有其局限性，安刻之所以如此，当是为了弥补石刻的局限性，并不能因此而判文刻安刻之高低。
还有一点，据记载，《书谱》真迹现藏台湾，世间虽有《墨迹》本，但该本系距安刻本二百多年后才影印的，其中某些字又有泐损，如《墨迹》本第三面“反玉辂于椎轮者乎，又云”之“乎、云”字，泐损严重，安刻犹可辨识；第八面末行之“有”、第卅四面七行之“加”，皆严重泐损，而安刻完好；尚有其他一些字有泐损，安刻也完好。于此可见，《墨迹》本是不能代替安刻本的，何况安刻早期拓本，无论刻工和拓工，均称“绝精”，还可窥探我国清初手工工艺的高超水平呢。
至于钱藏本是否即“金匮钱梅溪摹刻祖本”，我们虽不敢完全肯定，但经分析，其可能性是相当大的。有嘉庆年间颇有名气的收藏家毓兴（字春圃）的手写跋文可证。现将跋文迻写标点如下：
唐率府录事参军孙虔礼《书谱》，自元明以来，学草书者奉为圭臬，国初尚在，藏
蕉林相国家，又归安麓村氏。麓村精于赏鉴，珍秘甚深，曾刻石于津门，此康熙初年事也。
至乾隆戊寅，歙人汪令闻得其石，后复归亭家。南城曾宾谷方伯转运扬州时，又从江氏
得之。其摹勒之精，不下真迹，宋刻已不传，而较胜于停云馆、玉烟堂两家所刻之本也。
今原石既归江右，拓本亦鲜，学者真（珍）如拱璧，因谋于金匮钱君梅溪，重摸上石，分
为两卷。闲窗展玩，政如丹崖绝壑，应接不暇；而缵述作书微妙，尤溯古迈今，卓然名论，
惜真迹之不及见也。
嘉庆庚午六月长白毓兴题于邦（邗）江转运使署（末钤阳文朱印一方，文曰“□清”）。
毓兴跋文写于距今一百七十余年前，从跋文和十二处贴签的纸张和墨色来判断，是一百多年前的故物无疑。跋中提到《书谱》真迹原藏“蕉林相国家”，以及曾宾谷转运扬州等情，皆符合史实；而钱梅溪曾复刻《书谱》，也见于他人著录，称“钱氏复刻本”或“钱泳刻本”，跋文既提到属“金匮钱君梅溪，重摸上石”，当是事实。钱梅溪所据之祖本，只能是刻本，因当时真迹已入清宫，而安刻《书谱》又名重一时，故所据祖本很可能是安刻本。
唯毓兴跋文有使人易生疑处，即在“重摸上石，分为两卷”之后，紧接“闲窗展玩，政如丹崖绝壑，应接不暇”，则钱藏本是指“重摸上石”之祖本，抑指“重摸上石”之本呢？我们认为是指前者而非后者。因若指后者，则在前面正文十二处贴签，揆之常情，似无此必要。如在钱藏本第六面二行“辄书易其处”上签云：“此辄字人皆以纵字读之，不知车旁加取，正见草书之妙”；第卅一面四行“汉末伯英”之上，签补一百八十字：“时代全不相接，必有晋人同号，……穷其根源，析其枝派，贵使文。”并另行注云：“此数行右伯英二字下。自文字以上，真迹阙一百八十字”；第卅面末行末字泐损，签曰“叹”；第卅五面首行签补前页末字“精”后阙文三十字：“手不忘熟，……笔笔得潇洒流”，并另行注云：“自精字以下，真迹阙三十字”；第卅四面首行“（终）奏绝伦之妙”上签云：“释文作终□，以余观之，乃终奏也。即行臻二字，草法可推。”如此等等。看来似在底本上加签，以提醒“重摸上石”时注意，因他既属钱氏“重摸上石”，先校正底本是常规，若钱藏本系“重摸上石”本，似乎就无再贴签的必要了。再有，毓兴跋文中提到的“江右”，是指“南城曾宾谷方伯转运扬州时”，得安刻《书谱》原石，后又将原石载归江西；因曾氏原籍南城属江西，系江右，故称“今原石又归江右”。此外，还要补充一点：据《善本碑帖录》称，安刻《书谱》“末刻政和二字印，原石拓印左下角栏角出如划痕”。验之《墨迹》本，非是，而验之钱藏本，果然，此又可为钱藏本即安刻本之一旁证。
从毓兴的跋文，还使我们了解到，安刻《书谱》在天津所钩勒上石的原石，后归安徽汪令闻，又归江亭，再归曾宾谷，可补《学书迩言》所缺记。至于原石的下落，到了端方手之后，就不清楚了。再有，嘉庆年间由钱梅溪翻刻的《书谱》，其原石的下落，据钱萃恒老先生在1955年所写的跋中称，咸丰、同治年间，天津的张绣岩又从北京把钱梅溪所翻刻的原石买来，运回天津，镶嵌在张家的墙壁上，解放初期尚在，不知现在下落如何，若能找到，也是天津的一件历史文物，是应该由博物馆收藏的。
安麓村名岐，字仪周，号麓村，又自号松泉老人。朝鲜人。清初曾居住在天津的沽水草堂，是有名的盐商，“富甲天下”，同时又是有名的书画收藏家和鉴赏家，著有《墨缘汇观录六卷》行世，很有学术价值。
[附记]：本文于1985年在《天津师大学报》发表时，文中提到：“毓兴跋文中的‘江右’二字也颇费解，可能是笔误。”后将本文送给钱萃恒老先生请教，他除同意我将安刻判为《书谱》的早期刻本而非他定的“最初拓本”之外，还告我，“江右”系指曾宾谷原籍江西南城而言，故这次收入本书时，即按钱老意见作了修改。另外，钱老还把他珍藏的安刻《书谱》转赠给我，其深情厚谊，没齿难忘。今钱老谢世已届十年，特志之以示悼念。
蒋士铨墨迹跋
我藏有蒋士铨手书《说诗一首示翰泉》墨迹。全文迻写标点如下：
唐风列四始，崇俭习苦词，瞿瞿美良士，足配岐豳诗。
六代唐宋间，作者森然垂。傅山起明季，高节文章随。
国朝多学人，风雅较昔稀，雁门列三冯，于古皆庶几；
峥嵘陈泽州，南人敢盱睢？性情出本真，风格除脂韦，
虽非三百篇，老苍具威仪，北方有学者，未能或先之。
同时王新城，俗士群相推，声色岂不佳，但袭毛与皮，
秋谷撰谈龙，嫚骂颇有宜；及观饴山作，边幅亦可嗤，
鼷鼠入牛角，束缚泯设施；空浮与窘迫，其失甚等夷。
李杜韩苏黄，芥子藏须弥，舒卷成波澜，比兴无支离，
人亡其诗存，生气何淋漓，岂如优孟容，摹仿攀人篱。
馀子各自矜，浅俗或难医，依草附木间，标榜徒尔为。
后世五百年，识者无所私，疾风卷败叶，知已难尽期。
子年未及冠，患难身转移，随我名山中，励志栖经帷，
馀事学韵语，才力足起衰。百千万里程，进止尔自持，
勤成惰则废，汝画由汝欺。秋水与说岩，丈夫彼为谁？
此言苟三复，后来其汝师。
定父蒋士铨题
原件共四纸，每纸宽11.1厘米，高22.4厘米，前三纸每纸书七行，纸色已发黄。题下钤“蕺山长”篆文朱印一方，末署“定父蒋士铨题”，并钤朱印一方，文曰“清容”。诗中有几处加了墨圈，细加辨别，乃后人所圈。原件由道光年间天津赵新装裱成册，外有木夹板，签用绢制，文曰“蒋心馀先生墨迹道光己酉小春月年侄廖炳奎题□”。蒋氏墨迹之后，有梅宝璐、叶汝堂、张式英、徐善来、廖炳奎、华长卿、徐嵩年、赵新等人的题诗和跋文。其中梅宝璐、华长卿、赵新都是在天津文化史上的知名人物。廖炳奎原籍福建，长期寓居天津，清代天津著名诗人梅成栋逝世后，其文集《欲起竹间楼文集》，就是梅成栋之子宝璐乞廖选定的。梅宝璐有《闻妙香馆诗存稿》传世；华长卿有《梅庄诗钞》、《躛言集》、《尚书补阙》等二十多种著作，洵一代学人；赵新是道光廿三年举人，曾任邹平、长清知县，后官至沂州府、曹州府知府，喜收藏古人断简残编，这份蒋士铨墨迹，据其跋文称，乃是道光廿九年（1849年）在天津书肆中偶然购得的。原件经过上述诸家鉴定，一致肯定为蒋士铨墨迹，并力加推重。
蒋士铨（1725—1785），字心馀，号清容居士，晚号定甫（父），江西铅山人，是清代著名诗人和剧作家，乾隆廿二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后主绍兴蕺山书院，著有《忠雅堂诗集》廿九卷、《忠雅堂文集》十二卷、《藏园九种曲》等，其诗文颇负盛名，与袁枚、赵翼并称“江右三大家”，在清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陆侃如、冯沅君合著《中国文学史简编》（修订本）（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只收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作家，该书对蒋士铨也用了五百多字来介绍，称他的杂剧《四弦秋》“充满诗情画意”、《冬青树》是清代传奇中“不可多得的作品”。蒋士铨是著名的诗人和剧作家，但非书法家，故其墨迹传世者很少，道光年间，赵新在天津书肆的乱纸中发现了这件蒋氏墨迹，梅宝璐在题诗中即叹为“遗珠如获掌中珍”，可见在一
百多年前的北方，已很难见到蒋士铨的手迹了。
蒋士铨这件手书墨迹，是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他主绍兴蕺山书院时，书赠给他的学生朱翰泉的。这首《说诗一首示翰泉》已收入《忠雅堂诗集》卷十八（嘉庆戊午扬州重刻本），只是诗题改为《说诗一首示朱缃》，题下小字注曰“山西凤台人”；而在该诗集卷十七中，载有《朱生翰泉二十初度诗以勖之二首》，故知翰泉姓朱，即朱缃。《忠雅堂诗集》的体例是按年录诗，始于甲子年（1744年），迄于壬寅年（1782年）。《说诗一首示朱缃》系于戊子年（1768年），除两句外，和这件墨迹《说诗一首示翰泉》的内容完全相同，故断这件墨迹书于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的绍兴蕺山书院，由朱翰泉收藏，乃后来收入《忠雅堂诗集》中那首《说诗一首示朱缃》的原件。《说诗一首示翰泉》墨迹的发现，使我们可以窥见蒋士铨对诗的修改，并了解到后人重刻《忠雅堂诗集》在诗的排列次序上也偶有失当处。首先，是在诗集中改了诗题，正式标明“示朱缃”，并加小注“（朱缃）山西凤台人”，这是必要的。因从“唐风列四始”至“未能或先之”，其内容皆直接和山西省有关，不加小注，就会使读者不明究竟；其次，墨迹作“风雅较昔稀”，对山西的诗学不无微词，收入诗集后改为“风雅亦未稀”，完全改变了初稿的原意，于此，更可证明墨迹是初稿，仍有考虑不周之处；再是墨迹作“及观饴山作”，收入诗集后改为“及观饴山集”，这一字之改，后胜于前。两相比较，可见蒋士铨对自己的诗是在认真修改的。复按《说诗一首示朱缃》，明明称“子年未及冠”，却系于卷十七“戊子上”《朱生翰泉二十初度诗以勖之二首》之后的卷十八；《忠雅堂诗集》既按时间顺序录诗，则这二诗的排列次序应该互换。重刻本之所以有此疏忽，很可能是不知朱细即朱翰泉的缘故，而这件墨迹正好证明了朱缃即朱翰泉。
蒋氏《说诗一首示翰泉》墨迹，如何由绍兴流传到天津的不详，自被赵新发现装裱收藏之后，一百多年来的流转情况亦不详。到了1954年，钱萃恒先生又从天津书肆中购得，另用纸条记叙收藏经过，贴于卷末。钱先生和我有戚谊，长期寓居天津，所收文物字画较夥，惜于十年动乱中全部抄没，大多下落不明，后落实政策清退发还者不及十一，这件蒋氏墨迹亦被抄走，幸而后又发还物主，使这件由天津人发现收藏的稀世之珍，在历尽百年沧桑之后，仍留在天津，真是幸莫大焉。钱先生年事已高，蒙其盛意，将这件蒋氏墨迹转赠给我，使寒斋生辉，欣喜莫名。今天，不独蒋士铨手迹罕见，即这件蒋氏墨迹后华长卿、梅宝璐、赵新、廖炳奎诸人所手题诗文，亦足珍贵。因其有关津门文献掌故，恐其日久湮没，特交《天津师大学报》影印公诸于世，并记其原委如上。
巴县涂宗涛谨跋。一九八三年七月。
题旧抄本《瀹性堂不系舟诗草·蜳吟草》
偶于古旧书店乱书堆中，得旧抄本《瀹性堂诗草》下卷，其上卷不知流落何处。下卷实收《不系舟诗草》二卷和《蜳吟草》二卷，计九十一页，首尾完整，无脱页，每卷卷首题“龙南钟振超著楼著”。抄本原大高23.4厘米，宽14.3厘米，用毛边纸，正楷清抄，每页半面八行，行廿至廿一字不等。《不系舟诗草》曾遭虫蛀，但未损字迹。
钟振超《瀹性堂诗草》或《不系舟诗草》、《蜳吟草》，向不见刻本，也不见他人著录。兹据《续修龙南县志》（胡鸿泽纂修。清光绪二年刻本）所载有关钟振超事迹，并参照钟诗所反映的内容，综合介绍如下：
钟振超，字骥群，又字箸楼，江西龙南县人，嘉庆九年乡试举人，嘉庆十四年己巳科进士（三甲十五名），曾任广西博白、西林等县知县，继升东兰州知州，在广西任地方官约二十年，后调任湖北随州知州，终直隶长芦盐运使司运同（从四品）。又曾充癸酉、丙子、己卯、丁酉等科同考试官。致仕后终老于乡。钟氏自称“卅载光阴忙楚粤，一编刑律老申韩”（《感恩纪事上德安守周景垣郡伯》），并因“官钱久负苦追逋”（《寄内》）而家产籍没，落到“今日一椽留不住，妻孥终夜泣寒螀”（《重阳前连朝风雨，寂坐无聊，续潘邠老句写旅怀十绝》）的地步。振超学有所本，曾受业于钟琴理，琴理藏书万余卷，丹黄数过，著有《岁华集诗草》，由振超梓行。振超孙声远，字紫垣，道光廿九年己酉科乡试解元，任江西峡江县教谕。振超婿徐爱泉，道光廿五年乙亥恩科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官至户部湖广司主事。振超生卒年均不详，从他戊申（道光廿八年）所写《蜳吟草·序》中得知，这时他已年过六十；又从他在《别黄鹤楼》诗中称自己“钟离偶向人间住，荏苒光阴六十四”，推知他享年当在六十四岁以上。
《续修龙南县志》卷七《人物志·续文苑》载：
钟振超，字箸楼，进士，直隶长芦盐运使司运同。服政之馀，肆力于诗，自云酷嗜
随园诗集，有心香一瓣祝南丰之意，故其诗亦专主疏瀹性灵，而清新流丽，读者爱不能释。
初官粤西，梓所著琴馀草，改任楚北，有《不系舟草》，后解组林泉，有《蜳吟草》，今
其孙峡江教谕声远，将以二集付剞劂氏。据此可知，钟振超曾在广西刊行了他的诗集《琴馀草》，惜未见，而《不系舟诗草》和《蜳吟草》，分别作于官楚北和致仕之后，均为稿本，直到光绪二年，其孙钟声远只是准备刊刻，但终未实现。我藏的这个稿本，据初步校阅，有明显脱误字八处，均未校改过来，可见是后人传抄，并未经作者本人校勘。诗中凡遇“圣主”、“皇上”皆顶格，遇“帝廷”、“玉墀”、“恩”等字样均空格，再据这个抄本的纸张墨色来判断，当是清人所抄无疑。因它从无刻本，故这个清人的抄本是有价值的。
纵观钟振超的诗，其风格确如《续修龙南县志》所评，不失为“清新流丽”，其中某些倾诉身处困境的诗，写来也真切动人，如《寒夜》写道：
一室萧然一穗残，凄风冷雨夜漫漫。衾单有布蒙头盖，毛附无皮彻骨寒（自注：御
寒无裘）。隔院枯僧难话寂，联床痴叔强言欢（自注：时家意园叔祖同寓）。攒眉忽想来
朝事，赊米谁家熟早餐！有的诗还颇有新意，如对“寒食禁烟”之俗持不同看法，称“湘江亦有忠魂哭，不识人间禁水无”（《寒食禁烟由来已久，他处或禁或不禁，鹤俗则绝无禁烟者，因设为问答，戏吟二绝》）；诗中也偶有警句，如“薄禄虽无多
俸米，束脩毕竟少冤钱”（《周蕙庭学博，少吴妻弟也，频年余客大梁，惠庭为宾中主，缱绻特甚，临别赋二律以赠》），都清新可诵。但总的看来，其内容却大多为应酬赠答和描述个人悲欢之作，只是在某些诗作中有所反映而已，这是钟诗的精华部分。如描写水灾之害的《触目二首》：
阳侯何苦屡欺人，频岁流亡失至亲。留得馀生寻地主，又教投死逐波臣（自注：民
有伤心不欲生者，竟投江水死）。蛟龙有窟偏争屋，鸿雁无家那卜邻。太息青青禾万顷，
尽供鱼鳖去尝新。
石壕不听吏声呵，但听沿村鬼哭多。古墓谁司凭水府，新骸无主寄阎罗。天恩纵下
蠲租诏，地力还悭得宝歌。今日疮痍已难抚，来春生计更如何。又如描写旱灾之烈的《望雨》：
四月不雨至六月，老农望天眼出血。但见炎风吹不歇，何曾好雨应时节。火伞高张
赭云热，辘轳绠断井泉暍。千里平原焦土裂，青苗枯死化为白。……写来都较真实感人。……
又作者曾浮沉宦海卅余年，并遭受过籍没家产的打击，了解统治阶级官场内部底蕴，故诗中有所反映：
白日青天闻鬼啸，城隍失职魍魉逃。捉得财神来入庙，大家哈哈一齐笑。官人快送
青蚨到，无钱先书一纸约。此时进退两无告，敢不低头敢违教？书成铁券二万钞，纵汝归
去如期报。唯唯诺诺足趮趮，踉跄遁逃鱼脱钩。……这首诗名《垂戒》，是当时官场的真实写照。
作者曾几度为同考试官，深明科举制度扼杀人才的弊端，故在一些安慰落第者的诗中，道出了其中的隐密。如《慰家仁卿叔落解》：
不信天公总不公，花开又到别家红。可怜献赋人将老，尚说干时策未工。呕出心肝
竟何用，烘来头脑大都同。先生请抱孤桐赏，自有知音得道翁（自注：琴曲有得道仙翁之
句）。其中“呕出心肝竟何用，烘来头脑大都同”，真是一语道破科举制之弊。
反映当时社会风土人情的诗，有一定史料价值。那首反映山东“庙店”的诗，把以“禅房为旅店”的世俗态写得活灵活现：
脱却袈裟旧，新裁犊鼻裈。禅房为旅店，利市在山门。那有木鱼响，唯闻铃马喧。
从兹但交易，布施不须论（《庙店》）。又如《观绳伎歌》，反映了清中叶的杂技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为研究我国杂技史留下珍贵史料：
不信人间有绝技，肉身飞上青霄里。淮南拔宅祇传闻，今朝亲见神仙矣。黄家小女
十三龄，新花绰约娇无比。飞飞燕子一身轻，云生足下腾空起。一梯高过岑楼巅，梯下有
人人卧几。倒植双脚脚承梯，两木直立无偏倚。盈盈莲步上梯来，如猱升木蟠回体。游龙
蜿蜒屈而伸，依然梯立直如矢。下梯结束再登场，弓鞋化作蹑云履。十丈虹桥亘半空，桥
上惊看来月姐。金绳一线牵游丝，进退坦如周道砥。蝴蝶分张两手平，商羊独立一足跂。
有时倒挂鹦鹉翻，有时仰卧眠蚕似；有时故意要惊人，楼头坠下绿珠死。毋乃飞琼真个飞，
阆风苑里逞奇诡。不则羽衣人被谪，游戏尘中聊复尔。世间只有汉昭阳，掌上之舞差堪拟。
公孙弟子剑舞精，等诸自郐无讥耳。是人是仙不可知，不图神妙至于是。或骇或笑或品评，
满堂宾客叹观止。我却私心暗戚然，可怜弱质如秾李。何必雕栏好护持，忍教蜂蝶随过市。
语汝阿爷阿母知，早筹归计还乡里。莫将膝下兰蕙姿，当作邮亭钱树子。
鲁迅与《百喻经》
这里介绍的《百喻经》，是鲁迅先生于民国三年捐资，由金陵刻经处刻印的。
《百喻经》的全名为《百句譬喻经》，天竺僧伽斯那撰，萧齐天竺沙门求那毗地译。明末释智旭《阅藏知津》记载：“《百喻经》二卷，设一百喻，喻道法邪正等事。”这是佛家宣讲大乘法的经书。书中例举譬喻故事一百则，用以劝喻世人。但实际上只有上卷五十则，下卷四十八则，共计九十八则，“百喻”乃举其整数而言。这是一部“寓言”性质的作品，自始至终运用譬喻手法，先以一个故事作为引导，随即敷衍说法。如该书第一则《愚人食盐喻》，前面讲的故事是：“昔有愚人，至于他家，主人与食，嫌淡无味，主人闻已，更为益盐。既得盐美，便自念言：所以美者，缘有盐故，少有尚尔，况复多也。愚人无智，便空食盐，食已口爽，返为其患。”讲完这个故事，作者接着写道：“譬彼外道，闻节饮食，可以得道，即便断食，或经七日，或十五日，徒自困饿，无益于道。如彼愚人，以盐美故，而空食之，致令口爽，此亦复尔。”原来作者举这个故事，是为了劝喻那些苦行修炼者的过度行为的。
《百喻经》中那些对佛教教义的说教，固无足取，但它所列举的譬喻故事，我们今天读来，其中仍有不少新鲜意义，能给人以启发。这部书的中文译者，并不是中国人，而是距今约一千五百年前的中印度僧人、栖身于建康（南京）正观寺的求那毗地（？—502）翻译的，这也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则佳话。此外，其中有些寓言故事，和我国古代的寓言故事完全相同，如《乘船失釬喻》和《吕氏春秋·察今》所载的“刻舟求剑”的故事即如出一辙。
鲁迅先生在《〈痴华鬘〉题记》一文中，对《百喻经》作了正确的评价，指出：“佛藏中经，以譬喻为名者，亦可五六种，惟《百喻经》最有条贯，其书具名《百句譬喻经》。《出三藏记集》云：天竺僧伽斯那从《修多罗藏》十二部经中钞出譬喻，聚为一部，凡一百事，为新学者，撰说此经。萧齐永明十年九月十日，中天竺法师求那毗地出。以譬喻说法者，本经云：‘如阿伽陀药，树叶而裹之，取药涂毒竟，树叶还弃之，戏笑如叶裹，实义在其中’也。”“尝称百喻，而实缺二者，疑举成数，或并以卷首之引，卷末之偈为二事也。”接着，指出这本书的缺点是：“尊者造论，虽以正法为心，譬故事于树叶，而言必及法，反多拘牵。”（见1963年版《鲁迅全集》卷7第93页）
这部《百喻经》，不管是从研究文学的角度，还是从研究中土佛教的角度，它都是有价值的。但这样一部有价值的书，在鲁迅先生捐资翻刻之前，除佛学专门研究者之外，并不为文学界的广大人士所知。《百喻经》的最早译本，据清姚振宗《三国艺文志》记载，是三国时的僧人支谦（？）翻译的，至今已大约有一千七百年的历史了。支谦的译本已佚，今天传世的本子，是求那毗地翻译的。我国的佛教经典，注重集辑汇总诸经的大藏经，虽也单刻，那也是世俗通行的《金刚经》、《大方广佛华严经》之类，那部富有文学意味的《百喻经》的单刻本，却是很少见的。直到民国三年，鲁迅先生自己捐资，让金陵刻经处刻印流通，才为学术界所重视；1955年又由文学古籍刊行社将这部由鲁迅先生断句、金陵刻经处刊刻的本子排印出版，广大群众才知
道有这部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百喻经》这部有价值的书被挖掘出来，并为广大读者所知，是应归功于鲁迅先生的。
我自己藏有一部由鲁迅先生捐资、金陵刻经处刻印的《百喻经》原本。书末跋云：“会稽周树人施洋银六十圆，敬刻此经，连圈计字二万一千零八十一个。印送功德书一百本。馀赀六圆，拨刻《地藏十轮经》。民国三年秋九月金陵刻经处识。”据《鲁迅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出版）“甲寅（1914年）七月二十九日”记载：“托许季上寄金陵刻经处银五十圆，拟刻《百喻经》。”又“乙卯日记（1915年）正月十三日”记载：“上午寄二弟《百喻经》六本一包。”同月十五日、十七日、十九日、二十一日日记还记载，鲁迅先生曾将捐资所刻的《百喻经》分赠钱稻孙、季自求、陈师曾、蒋抑之等人。由此可知，鲁迅先生是1914年7月将刻书款托许季上寄给金陵刻经处，至迟到1915年1月上旬即将书刻好交鲁迅先生的。
最后，还应附带一提：从《鲁迅日记》中获知，在鲁迅先生捐资刻印《百喻经》的1914年，正是他对佛学发生浓厚兴趣，因而也是购藏佛教书籍最多的一年。总计在这一年内，鲁迅先生购书161种，其中有关佛教的书籍达85种，即是说他在这一年内，所购书籍一半以上是关于佛教方面的。从鲁迅先生的大量收藏佛教典籍和捐资刻印《百喻经》来看，他对影响中国历史文化至巨的佛学，是准备要去研究一番的。这也说明了鲁迅先生渊博的学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从一份朱卷看清代进士的学识
一提起清代的进士，有些人就会联想到《儒林外史》所讽刺的那种畸形的知识分子，只读“四书”、“五经”，只会作空洞无物的“八股文”和五言八韵的“试帖诗”，其余的一窍不通，其知识面是很窄的；至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那就更说不上了。但是，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下面，不妨以光绪己卯科的山东乡试举人、庚辰科（1880年）进士汪宝树的《乡会联捷朱卷》（以下简称“朱卷”）为例，试加剖析，看看会试的考试内容和一个进士所具备的实际学识。汪宝树名列三甲第八十六名，只是个一般的进士，在历史上也并不有名，因此，分析一下他的“朱卷”，是能够探知一般进士的水平的。
汪宝树，字谢阶，山东泰安县人。四十二周岁中举人，明年成进士。他中进士后，将他考取举人和进士的试卷汇辑刻印送人，名为“朱卷”，带有自我宣传性质。何谓“朱卷”？即明、清乡、会试时，试卷上的姓名弥封，本人用墨色书写，然后由誊录人用朱色抄录进呈考官，以免考官认出答卷人笔迹，从中作弊，故经考官所评定者为朱卷。从汪宝树的“朱卷”看，乡试和会试所考的格式相同，即：八股文八篇，题目有从《论语》、《中庸》、《孟子》中出的三篇，其余五篇的题目是从《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氏传》、《礼记》中出的；限韵的五言八韵诗一首；策问五问。作“八股文”完全是为了强迫知识分子钻研儒家的“四书”、“五经”，束缚他们的思想。这是加在明、清时代士子身上的桎梏。精于“八股文”，只能说对“四书”、“五经”相当熟悉。假若科举只要求士子会“八股文”和“试帖诗”，那确是只能培养一批废物。但为了以儒家思想控制士子的思想，封建统治阶级又必须这样做。事实上，明、清时的许多读书人，也把“八股文”当做跻身仕途的“敲门砖”，并不以能写一手好“八股文”为本事，当考取了进士之后，再也不去钻研“八股文”了。从汪宝树“朱卷”中的“八股文”和“试帖诗”中，看不出这位四十三岁的进士的实际水平。
“朱卷”所载乡试五问，包括五经文字训诂、历史考证与历史地理考释、古文字学、两汉传经略考、古地理沿革等，这些都未超出纯学术范畴，和现实的联系不大，从“策问”中还看不出这位举人是否有“经世致用”的学识。但会试五问的内容就大不相同了，从中可以看出这位四十三岁的进士的知识面和对事物的认识、判断水平。这也说明会试的要求是比乡试为高的。为了说明这一点，这里不妨把这“五问”作稍详一点的介绍：
第一问：中心是训诂学，即对儒家经典中某些文字的考释。包括：1.《易》“包蒙”的“包”字通假说明；2.《易》“朋盍簪”的“簪”字形义训释；3.《易·明夷》“箕子以之”的“箕子”训释；4.《书·尧典》“平秩南讹”的“讹”字训释；5.《书·尧典》“宅嵎夷”、“宅西、曰昧谷”的“嵎夷”“昧谷”的训释；6.《书·益稷》“在治忽”三字在《史记》、《汉书》中的不同写法；7.《诗·秦风·终南》“有纪有堂”，指出作“有杞有棠”是；8.《诗·小雅·大田》“兴雨祁祁”，引古书考证“雨”作“云”亦可；9.《诗·商颂·烈祖》“鬷假无言”的“鬷假”亦可假借为“奏假”、“鬷嘏”；10.春秋地名人名的通假，如“浮来”作“包来”，“偪阳”作“傅阳”，“楚椒”作“楚椒”，“士彭”作“士鲂”；11.《周礼》“贽”作“挚”，音义相同；12.《礼记》中“朴”字，《乡射篇》十五见，《大射篇》二十一见，
后改作“扑”，“朴”与“扑”相通；13.《礼记·礼运》“夏则居橧巢”之“橧”字亦作“榛”，因“橧榛声近，故古字通用”，又如“溱”，《说文》作“潧”；14.《大戴礼》“鹰隼以山为卑，而曾巢其土”，指出“曾”当作“橧”，即“礼运所谓橧巢也”。以上文字训释，皆持之有故，无主观臆说之处。
第二问：中心是《史记》研究。共提出了如下问题：1.《史记》十表“序”，何以《惠景间侯者年表·序》称“太史公读……”，《高祖功臣年表·序》称“余读……”；2.《史记》中《礼书》与《乐书》或云已缺，今所存者皆褚少孙补，然否？3.《史记·封禅书》以武帝好神仙，书中多讽刺之意，人目为谤书，当否？4.《史记》以孟轲、淳于髡、慎到、驺奭、荀卿同传，论者多谓其不伦，然否；5.《史记·老子传》，对老子是否推崇太过？6.《史记·儒林传序》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司马迁为何而叹？7.《史记》中《萧相国世家》从略，而《淮阴侯传》从详，对萧韩是否有高低之分？最后，以《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新五代史》与《史记》相较，指出这些史书的主要缺点或与《史记》不同之处。对以上这些问题，即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汪宝树的回答基本上仍是正确的。
第三问：中心是论述历代兵制的利弊。其主要内容有：1.养兵之难在筹饷，因而多言寓兵于农之利，但此可行之于古，不可施之于今，并简述其理由；2.称赞汉代兵制，“民二十傅于籍，岁及立秋，则严兵法之肄”，“博士郎中，皆课之射，民与士大夫悉娴军旅”，其后黄巾大起，“民不为兵而为贼，官不为将而为敌”的原因，在于“内外失驭之故”；3.论述了唐代府兵制的渊源及其主要内容，指出府兵制“亦寓兵于农之道也”，后来“权归节度，祸与汉同”，非自“武后坏府兵制始”，而咎在“失驭”；4.对宋代兵制，言之颇详，指出宋初养兵不过二十余万，其后“兵日增，费日繁，内外禁厢诸军且百万”，养兵之费“岁漕江淮粟六百万石，缣帛货泉齿革百物，不可胜纪”，后来，“元昊之变，多募禁军至百二十万，帑庾不给”，到宋神宗时，达到“兵一百十六万，禁军六十万三千”，故“国用不足，正由兵多”。叶适曾指出：“竭天下财，养天下兵，固前世所无；竭南方财，养四方屯驻之兵，又祖宗所无”，可谓的论；5.元代兵籍，虽枢密近臣，亦不可周知，据《金史·兵志》载石抹斡鲁言：“京南东西三路，屯军四十万，岁费粮百四十万石，甚非得计”，从而得知“元亦有养兵之费”（笔者按：石抹斡鲁乃金贞祐五年京南行三司官，与元代兵制无关，此处实误）；6.明代兵制，初立三大营，后为十二团营，又变为两官厅，屯粮不足，加以民运，正统中又有京运，神宗时加赋重征，海内耗竭。以上所论历代兵制，于宋代最详，其次对汉、唐亦较详，唯略于明，而对元代兵制则误说，可见作者对宋以前的兵制是比较熟悉的。至于认为“寓兵于农”不适用于当今，能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来观察分析这个问题，亦颇有识。
第四问：中心是讨论河北省的水利建设问题。主要内容有：1.首先指出华北水利问题的关键是“一在于与水争地，而涝之时使水无所归；一在于蓄水无术，而旱之时求水无所得”；2.历叙后汉张堪、魏刘靖、宋何承矩、元托克托和郭守敬等人在河北省兴修水利的简况，不同意元虞集“作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分授以地”的主张；3.对明北直隶巡府汪应蛟提出以易水溉金台、滹水溉恒山、塘水溉中山、滏水溉襄国、漳水溉邺下，各设坝建闸，通渠筑堤，高者自灌，下则车汲的办法，表示赞同，并指出这样做的结
果，是使“天津葛沽、何家园、双沟、白塘”等地获得实际效益；4.对河北省水利建设，提出如下原则：“北直之治水，先在于除水患，水患不除，虽有灌田之法无益也。而欲除水患，当先泄其下流，然后宽其河身，厚其堤障，使其涝也水不能出而为害，此不与水争地之道也。其不能泄者，则宜蓄之陂，浅者种稻，深者菱芡、芰荷、鱼虾、蛤蜊，迨雨泽愆期，则教以凿井灌田之法，而精其取水之器，庶脊土可化为沃壤矣”；5.河南、山西等省，也修有河渠沟洫，如曲沃、闻喜诸渠，但不起多大作用的原因，在于“涝则获利，旱则无所用之，其弊亦在于取水无术，而凿井水器之法不讲耳”；6.主张积粮备水旱灾荒。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汪宝树对河北省水利建设的历史简况与现实状况，是相当熟悉的，他提出的河北省水利建设的原则，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符合实际而可行的。这样的见识，不是脱离实际，只知读“四书”、“五经”的知识分子所能具备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后来，汪宝树任河北省饶阳知县时，也显示了他领导人民治水的实际才干。据《泰安县志·人物志》（民国十八年重修）记载，“滹沱水溢”，他“亲履勘验，督工浚治，恒终日露立，遂澹其灾”。
第五问：中心是讲西北地理的历史沿革。主要内容有：1.《竹书记年》、《禹贡》、《帝王世纪》、《汲冢周书》的记载，都很简略，北徼之具体疆域不明。指出古之备边者不专恃德，而在恩威并施；2.商之鬼方，周之朔方，秦之西戎，皆北徼之地；3.简述汉、唐时在西北设郡以及与外族的关系；4.简叙汉以后的西北疆域及其历代沿革：汉时南北单于奄有朔方，由漠北达于北海；汉逐北单于，其地鲜卑乌桓复据之；其后康居、奄蔡迭起，争雄于西北；康居北还有伊别国、柳国、岩国、奄蔡、大秦诸国，见于《魏书》；元魏世祖时，董琬等使西域还，具言所见，分其地为四域，详见《魏书》；隋时突厥崛起北方，分东西两部，其地即今俄罗斯；唐兴，突厥继灭，唐之西北疆域，东起振武，西逾云州，极于受降城北，置单于都护府、瀚海都护府统其地；唐末叶，回鹘盛于北，吐番盛于西，俄罗斯酋长禄利哥又于唐咸通间始建其国；辽金迭起，其史独不详北徼，唯五代史中偶有记载；元时北徼之地甚广，“如史书所纪，北征至于昼长夜短之极，夜烹羊胛不熟而日已出，是其证也”，但《元史·地理志》只附录西北地名，不载其方隅里至；5.对西北边防提出看法，指出西北边境是否安宁，取决于中国本身：“中国厌兵欲安无事之福，则彼（按：指外族或外国）得以养其锋，其锋既成，则乘人以不料，忽焉动人冠之师，大为边患矣。……盖承平久则兵势易弱，化外之荒徼，多视为不急而忽之，忽之则（敌）狡焉思逞，窍发难制矣。则甚矣，边防不可不预也。”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汪宝树对西北地理沿革的认识虽有失误处，如隋突厥疆域只是包有俄罗斯地，非即俄罗斯地；但其主要方面仍然是正确的，即是说，他对西北地理沿革，能了解其概况，有一定的地理知识。尤其难得的是，他能注意到域外的史地知识，如俄罗斯酋长始建国的年代与临近北极圈的地区（“昼长夜短之极”）等，并提出北方的“边防不可不预”的主张，正是针对当时俄罗斯帝国的野心而发的，说明他并不是读死书，也关心现实问题。
从汪宝树会试朱卷的“五问”来看，清代进士，除熟读“四书”、“五经”和写“八股文”外，还要求具有其他方面的知识，甚至包括属于自然科学的水利建设方面的实际知识，从而说明清代科举制的两重性：既有用以统治、麻痹人们思想和笼络读书人的一面，也有通过科举来选拔具有实际才干
能“临民”办事的官吏的一面。
苹楼书话
“有书真富贵”
“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古人这副对联的上联，指的是藏书和读书的乐趣。“有书”是指一定数量的藏书，能这样，藏书主人就会感到自己好像真的“富贵”了，即精神上以“富贵”者自居了。
我已年逾古稀，“文章事业两无成”，唯性好读书和藏书，除此，别无他好。以读书而言，即使“文革”期间到了“一○四干校”，在1968年元旦放假三天期间，我和市文联一位姓朱的工友一起值班，无事可干，正好不知谁带去一本1962年版的《四角号码新词典》，我就从头到尾读起来，津津有味，三天工夫读了一小半。正好抄家时被落下的那本《四角号码新词典》还在（六十四开，可能体积小被落下），接着每次星期日放假回家，我就继续读下去，居然读完了这本小词典，而且还作了五十多页的札记。再以藏书而言，平生节衣缩食，喜好买书，即使1948年冬天津在围城期间，四川老家最后给我汇了五十元的“金圆券”，当时生活已很困难，作为一个穷学生，我还是以三十元“金圆券”去天祥市场买了一部初刻本《段注说文解字》。天津一解放，党组织把我调出参加工作，这部《说文》转送给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另一留校同学。参加工作后，为“包干制”，每月只一百四十斤小米，除吃饭外，连买鞋都困难，但积习难改，有时还去天祥市场，若有十分便宜的书，也买一两本，我至今仍保留的那本已残的《诗人玉屑》（商务版），就是那时买的。我正式有目的地买书藏书，是从1954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后才开始的。因我对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古代史有兴趣，当时中学的语文教材增加了古文份量，自认为我在大学所学的专业，又有用武之地了，于是决心利用业余时间买和读这方面的书。1955年改为薪金制之后，经济上有好转，再加上后来“爬格子”的稿费，为买书创造了条件。就这样，日积月累，四十年来，我的藏书（包括杂志）已超过一万册；尽管“文革”期间我的四千册藏书全部被抄走，幸运的是落实政策后，又大部分退回来了。看来我此生和书有缘。
我收藏的书主要是古典的。包括文史哲的基本书和有关的工具书。限于经济条件，我未藏珍本书，不但无宋元刊本，连一部明刻本也没有。我不是为藏书而藏书，是为治学而藏书，从这个角度，认为一本缩印的《四部丛刊》本，只要其底本为宋本，则其学术价值和宋本原本是相同的。而今天的宋版书，要高价论页收购，《四部丛刊》的零本，就很便宜了。我虽未藏珍本书，但书的类别、版本等方面，还是有若干特点的，也有天津各图书馆无而我却藏有者，如俞平伯的《遥夜闺思引》，手写影印本，编号发售，印数很少，一位研究俞平伯的同志告我：她查遍天津各图书馆均无此书，北京只首都图书馆藏有一本，但不外借，最后还是从我这里见到此书的。
古今个人藏书，有聚必有散，过眼云烟，古今同慨！为了留下个人藏书的一些痕迹，特将我藏书中有特色者，分别予以简介，写成《苹楼书话》，借《天津书讯》一角，陆续刊载，以供喜好藏书的朋友作为谈助，我想，凡是和书有缘者，当不以我写这样的“书话”为无聊吧。
有幸三书来结缘
不管别人相信与否，我总觉得书和人一样，同样是有生命和感情的。人和人之间存在缘分，书和人之间也存在缘分。不然，当我坐在书房，面对四壁图书，为何有若故友相对之感呢？在“文革”期间，我的四千册图书被抄没，后落实政策，居然大部份又退了回来，失而复得，实非易事，这批书不是和我有缘吗？在这批图书未退回之前，四五年间，我对它们真是魂牵梦绕，有时甚至幻想，书也有灵魂，会同我一样，在思念自己的主人的。有次梦见这批书又回到了我的书房，高兴得直流眼泪，醒后曾吟得了这样一首小诗：“醒来枕上泪犹湿，梦里缥缃返故居。应是书魂长恋主，不辞干禁慰斯须。”在那个以收藏文史书籍为有罪的年代，应是书魂恋主，不怕干禁，才托梦来安慰我的。
在“文革”期间查抄和退还我这批书的过程中，有三本书和我特别有缘，值得一谈。
我原藏有《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四大传奇，均被查抄，退还时，却少了《杀狗记》，不知去向，心常耿耿，“荆、刘、拜、杀”为一套书，独缺一本，殊为遗憾，只有遇机会再补配了。1972年4月，我去文庙天津新华书店古旧书门市部买书，突然发现有本《杀狗记》，连翻也不翻就买下了，回家后打开书，才发现扉页左下角有我的签名“宗涛六一、六”，正是我那本被查抄后丢失的原书，当时的心情既高兴又感慨，好像自己的一个孩子被人绑架后下落不明，突然一个偶然的机会又花钱把他赎回来了。这种心情，我想凡是爱书的人都会有同感的。于是立即在扉页的右边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九六六年八月，此书被××中学抄走，后退还所抄书籍，但此书却不知去向。一九七二年四月十日，余往天津新华书店古旧书门市部购书，见此书，买之归，灯下翻阅，卷端有我签名，方知是我故物，珠还合浦，信此书与我有缘矣。宗涛再识。”
我藏有一部《康熙字典》，是商务印书馆1938年国难后第七版，为“新镌铜版印”本。这部字典最可贵处，是书后附有全部字头的四角号码索引，使用很方便；因相当多的字很难辨明属何部首，查“笔画检字”又费事。解放后，中华书局据同文书局版《康熙字典》影印，而不以商务印书馆的这本“新镌铜版”本为底本影印，致使书后无四角号码索引，曾受到一些读者的批评。在我所藏这部《康熙字典》的扉页，我曾用毛笔题写：“民国卅三年（1944年）岁次甲申孟春中旬，置于沙坪坝重庆市中校，特志以资后念焉。园明涂氏宗涛藏。”这是抗战时在重庆沙坪坝我念高中一年级时买的，几经沧桑，至今已五十年，仍留在我身边，亦实不易，在“文革”期间，差一点把它丢了。那是落实政策让我去领书的时候，在睦南道一间临时库房里，由于我熟悉自己的书就像熟悉自己的孩子一样，按照清单，比较快地清点一遍，即发现少了这部《康熙字典》，即向管理人员提出。多亏那位同志不错，说另一位同志拿去查一个字，没有还回来，他立即去另一间屋子把书取来给我，就这样，差点丢了的书，又找回来了，难道这不是缘分吗？
在“文革”大抄家的厄运中，我藏的那本六十四开本《四角号码新词典》，可能体积小，成了漏网之鱼，被抄家的“红卫兵”们落下了；而且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居然把这本词典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还作了五十多页的札记。那是我在1968年元旦“一○四干校”放假三天期间，值班无事可干，
不知谁带去一本《四角号码新词典》，我就读起来，越读越觉得有味，三天工夫竟读了一小半，接着每次星期天放假回家，我就陆续读我的那一本，并从头作札记，将难认的字和不常见词条记了下来，自觉受益匪浅。这本小词典不但未被抄走，反而使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难道这不是缘分吗？
可贵的作者签名书
不管藏书家如何看法，我总是把作者签名书当为珍稀书籍看待的。
古今中外，任何一种书，不管印刷多少册，其中由作者在书上亲自签名者，总是极少数。以时下由书店举办的由作者签名的新书首发式而言，作者签名的时间通常是半天，半天内作者签名的书不过百来本，再加上作者签名赠送他人的书，一般也不过五六十本，而一本书的发行量是数千册至数万册不等，因而由作者签名的书总是稀有的。“物以稀为贵”，既“稀有”当然就“珍贵”，因此，把作者签名书视为珍稀书籍，自认为是有道理的。举个例，拙著《诗词曲格律纲要》发行六万五千册，当时没有首发式，由我签名赠送他人者，不足一百册，即是说平均六百五十册中，才有一本作者签名书，确是稀有的。
由于我视作者签名书为珍稀书籍，在我的藏书中，对这类书特别珍惜，即使限于藏书空间，有时不得不从藏书中割爱淘汰某些书，而对凡是作者签名的书，哪怕是像小学教材《世界历史》（下）这样的书，由于是友人罗洪彰教授编写并签名送给我的，我也保留下来了。我所藏的作者签名书，来源有三：一是作者赠送的，此类数量居多；二是作者签名赠送他人，后作旧书出售，由我收购的，此类书居次；三是由我主动请作者签名的，此类只三四本，量最小。作者签名赠送我的书，文、史、哲、医都有，如朱星教授著《周易解放》（1949年无锡中国文学院出版），该书当时印数就少，今已很难见到，由作者签名的就更少见了；再如张弓著《现代汉语修辞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被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其所附书影为平装本，而我所藏者为精装本（只装订一千册），扉页有作者的题辞和签名：“宗涛主任同志指正张弓（章）。1963年7月”，张老已作古，其书更觉珍贵；又如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周策纵教授著《续梁启超“苦痛中的小玩意儿”——兼论对联与集句》（香港求自出版社1964年版），该书国内已罕见，由作者签名的就更罕见了；还有天津著名中医专家邢锡波著《脉学阐微》（天津市医药科学技术情报站1976年出版，内部发行），我藏有一本，不但有作者签名，在扉页上还有作者七十一岁时的照片和自题小照七绝二首，邢先生早已辞世，今已成为难得见到的书了。我所收购作者签名赠送他人的书中，不乏知名人士的著作，如国民党元老程潜著《养复园诗集》（中国诗学会
1948年版），封面题“次汾先生教正程潜（章）”，这本诗集全为古风，作者很有功力，诗风直追魏晋。程为显官之名所掩，今知其为诗人者已经很少了。再如中华诗词学会会长钱昌照著《诗词六十首》（1964年宋体字排印本，线装），扉页题“赵老指正昌照敬赠一九六四年”，这是自印的非卖品，市面很难见到，有作者签名的就更罕见了。又如1931年由寓居天津的大方（方地山）经手影印的《寒云手写所藏宋本提要廿九种》，由周叔弢资助印行，印数少，我藏那本的扉页题“壬申（1932年）春三月赠静若大弟大方”，按“大方”工诗善书，书法挺峭，有山林气，尤工于撰对联，有“联圣”之称，故我藏的这本有“大方”题辞并签名的书，当然显得珍贵了；还有一本由嘉善张祖廉于1925年版刻朱印线装的《城东唱和词》，是张氏与吴昌绶客居苏州时彼此唱和词作的辑刻。张吴均为名家，我所藏本的封面上题“东城唱和词即赠琅邪居士，此为朱印本
谨存一册，居士其善宝之祖廉（章）丙寅七月”，该书当时就“谨存一册”，今天更应该“善宝之”了。
我主动请作者签名的书只几本，值得提出的有两部：一是王襄著《簠室殷契徵文四册》（天津博物院1925年拓印本），1958年2月由作者在扉页题“年少之作请教之王襄谨志”；另一部是名学者张舜徽著《文献学论著辑要》，于1985年在南京开会时请张先生在该书扉页签名的。
弢斋与积学斋藏本
凡是由著名藏书家收藏的书，都是比较好的版本，对劣本书，藏书家是不屑一顾的。我有幸收藏了“弢斋”、“积学斋”的藏书各一种，在收藏过程中，还有过一段小小的插曲呢。
“弢斋”是著名刻书家、藏书家天津徐世昌的别号。“积学斋”是著名版本目录学家、藏书家南陵徐乃昌的别号。我藏有一部《八指头陀诗集》（清释敬安撰），清光绪十六——十七年刻本（1890—1891年），线装三册，版框高17.5厘米，宽13.4厘米，毛太纸，左右双边，中缝双鱼尾相向，版口刻有“八指头陀诗集卷×”和页码，页十行，行廿一字，字作方体，封面有盈寸楷书“八指头陀诗集”六个大字，下有“王代功署”中楷四字。正文之前有“丁亥（光绪十三年）闰月（闰四月）戊申（廿一日）湘潭王闿运序”。正文之前无目录。正文首页首行作“八指头陀诗集卷一”，第二行下端作“释敬安寄禅”。全书共五卷，卷五后附《述》和《杂文》。我收藏的这一部，在每册正文首页右下角钤有“弢斋藏书记”阳文长方形篆刻藏书印，因而知是徐世昌家藏本。按《贩书偶记》著录《八指头陀诗集十卷续集八卷杂文一卷》（湘潭释敬安撰。民国己未〈1919年〉北京法源寺刊），可见《偶记》作者并未见过光绪十六至十七年所刻《八指头陀诗集》五卷早期刊本，说明该版本传世少，再加上我所藏者又是徐世昌的故物，就显得可贵了。
“八指头陀”是释敬安（1851—1912）的别号，因他“燃指求法”，烧掉两个指头，故有此别号。他是有名的诗僧，是太虚法师的老师，1912年曾任“中华佛教总会会长”。我之所以知道“八指头陀”其人其书，是念高中时读到一篇介绍“三影和尚”的文章，才知有释敬安和他的《八指头陀诗集》的。所谓“三影”，即释敬安在三首五绝的末句用了“影”字，都写得很出色。这三个“影”字为“夕阳在寒山，马蹄踏人影”；“江寒水不流，鱼嚼梅花影”；“林深阒无人，清溪鉴孤影”。诗出后为世人传诵，故又誉之为“三影和尚”。我早已想买一部《八指头陀诗集》，但四川见不到，来天津后，只在天祥市场见过一次，即把它买下了。“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填肚子，我忍痛出卖一部分书，其中也包括这部诗集，但到了旧书收购部，实在舍不得，改变主意，又带回家来了；“文革”期间被抄没，五年之后清退，它又回到我身边，看来这部《八指头陀诗集》是和我有缘的。
我收藏的另一部《小学钩沉续编》，线装四册，八卷，山阳顾震福撰、光绪壬辰（十八年，1892年）周至路伓刊本。《贩书偶记》著录，是初刻本。我所藏这一部，在第一页“小学钩沉续编序”第一行的下边，钤有长方形楷书阳文“积学斋徐乃昌藏书”印，知是徐乃昌故物。对“积学斋徐乃昌藏书”印我是熟悉的，因我手边藏有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据明寒山赵氏刊本影印的《玉台新咏》（南朝陈徐陵辑），在正文首页第一行下，就有这方藏书印。该书底本就曾是“积学斋”藏本。我原藏有《小学钩沉》十九卷，清嘉庆廿二年刊本，线装二册，“文革”中被抄走，退还时缺上册，成了只有下册的残书，很难配齐。粉碎“四人帮”后，有次我到古旧书门市部，发现了这部《小学钩沉续编》，见有徐乃昌积学斋藏书印，知是初刻的好版本，但想到自己没有该书完整的正编，买了续编也不能成为完璧，于是犹豫没有买下。回到家后，连续几天总是想到这部书，尤其是那方藏书印太吸引人了。书是好版本，又经名家收藏，实为难得，错过这个机会，以后可能很难见到了，
于是下决心第二次去书店把它买了回来。说来也凑巧，又隔了些日子，我又在书店发现“李氏半亩园”于光绪十年重刊的《小学钩沉》线装二册，立即买下，这样，专门研究文字训诂的《小学钩沉》及其《续编》，在我的书架上就珠联璧合了，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刻书家的自刻自藏本
版刻图书，因系手工刷印，一般印数都较少，通常是一次刷印几百部而已。一个刻书家自刻的某种书，留下作为自家藏书钤上藏书印者则更罕见，充其量只几本而已，因私人藏书不同于公共图书馆，同一版本，原则上是不藏复本的。在我的藏书中，有幸收藏了刻书家的自刻自藏本各一部：一是秦更年的精工写刻本《三唐人集》，再是卢靖刻《四库湖北先正遗书提要》。
秦更年字曼青，别号婴居士，清末至民国年间人，出身于刻书世家，原籍江都，其先秦恩复曾于清乾、嘉年间校刊《三唐人集》（骆宾王、吕衡州、李元宾）及秦刻三子，颇负盛名。秦更年所刻，实为后《三唐人集》（皇甫持正、欧阳行周、孙可之），雕版于1915年，刷印于1933年，封里有书牌，黑底白字，文作“乙卯岁刊于武昌癸酉季春婴居士监印于寒匏宦”，故知刻于武昌。这是一部十分考究的写刻本，开本大，字体与纸墨俱佳，配有布面书套，让人一见就爱不释手，简直可以看作手工艺品。全书二册，线装，书长31厘米，宽20.6厘米，版框高17.8厘米，宽11.1厘米，左右双边，白口，竹纸，字作宋体，在下册《欧阳行周文集》末页末行下角有“乙卯秋七月黄冈饶星舫写”字样，知为名手饶氏书写上版。页十一行，行二十字，天头高6.4厘米，地脚高3.8厘米，左右版框距装订孔为6.8厘米，可见此书开本的大方疏朗。第一册合《皇甫持正集》（以汲古阁刻本为底本，后附缪艺风“校记”）、《孙可之文集》（底本不详）为一册，下册为《欧阳行周文集》（以明刊本为底本，后附缪艺风“校记”）。书衣为淡蓝色，每册前后衬页各四页，上册封面左侧有长方形黑框（17.7厘米×10.6厘米），框内上端行书“缪艺风校刊”，正中隶书“三唐人集”四大字，左侧两行行书作“皇甫持正六卷欧阳行周十卷并附札记孙可之十卷”。三唐人文集的书名，均在“目录”前一页的后半页作小篆大字。在“目录”页版框外右下角钤“婴秦氏藏书”正方形阳文篆字印，又于正文首页版框外右下分别钤“秦更年印”、“秦曼青”（均为正方形阴文篆字）、“城南草堂鉴藏图书印”（正方形阳文篆字）三方印。每部唐人文集之前均如此。再加上封套签纸有毛笔题“三唐人集”（隶书）“石药簃藏本甲戌二月婴居士题”（楷书）字样，故确认此书系秦更年自刻自藏本。按此书为精写精刊精校本，用纸、字体、墨色、开本俱佳，实为不可多得的好版本；尤为难得者，书内钤有秦更年的印章四方并有他的手题墨迹，像这样的版本，我敢说，在人间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另一部《四库湖北先正遗书提要》，上下册，木刻线装，封里书牌文作“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刊于都门”，前有卢靖《序》，末尾作“壬戌（1922年）九月沔阳卢靖序于天津知止楼”，接着有卢弼撰《编辑绪言》，末尾作“壬戌重九沔阳卢弼识于都门寓庐”。在正文“卷一”第二行下署“沔阳卢靖辑刊”，又在每卷卷末标“沔阳卢弼辑校”，故知该书为卢靖刊，由其弟卢弼校字。按：卢靖（1856－1948），字勉之，号木斋，是天津著名的刻书家、实业家和教育家，南开大学原木斋图书馆和原天津木斋中学，就是由他兴办的；在出版方面，他以刊刻《慎始基斋丛书》和影印《湖北先正遗书》著称于世。《四库湖北先正遗书提要》是为影印《湖北先正遗书》作准备而辑刊的，故在书前“目录”所列各书之下，罗列了各种版本，大大超出《四库全书》所录版本之外。卢氏还辑刻另一部《四库湖北先正遗书存目提要》，我
未收藏。《先正遗书提要》现已不易见到，而我藏的这一部，在上下册的首页均钤有“木斋卢氏珍藏”小篆阳文印，同样，在上下册的末页又均钤有“沔阳卢靖所置”与前印大小相同的小篆阳文印，故知为卢靖自刻自藏本。卢氏长期寓居天津，他的这部自刻自藏本，在七十年后的今天更是罕见了，也可说它是珍贵的乡邦文献。
题诗墨迹裱装本
我收藏有两本题诗墨迹，均裱成经折装本：一是《蒋心馀先生墨迹》，由道光年间天津赵新收藏，赵将蒋氏墨迹裱成长卷，留出空白多页，请当时天津的名流题诗；再是由胡凤丹将友人写赠的诗笺裱装成册，名为《投我琼瑶》，系同治年间故物。这两本题诗墨迹，均此一份，可视为海内孤本。其中不论是正楷还是行书，都有功力而且各具自家风格，可作为书法艺术欣赏；某些诗也写得不错，值得一读；此外，我们还可从中窥见当时人们的书写习惯和风尚，当然也可作为史料看。
对《蒋心馀先生墨迹》，我曾在《天津师大学报》1983年第6期上写过一篇《蒋士铨墨迹跋》，着重介绍了蒋士铨（字心馀）所书《说诗一首示翰泉》的内容，也附带提到在“蒋氏墨迹之后，有梅宝璐、叶汝堂、张式英、徐善来、廖炳奎、华长卿、徐嵩年、赵新等人的题诗和跋文”，但未指出这些“题诗和跋文”的价值，这里特加以补充说明。首先，华长卿、梅宝璐都是天津历史上著名文人，也是书法家，但其墨迹今已罕见，以1962年12月天津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天津书画三百年》展而言，即无华长卿和梅宝璐的作品，而我却收藏了他们的真迹，是难得的。不但如此，华长卿的题诗，他的《梅庄诗钞》未收，说明是两首佚诗，值得介绍给关心天津乡邦文献的读者：“茧纸生香笔尚新，开编静对古诗人。百年遗稿君收取，如见铅山死后身。我有袁孙二老图（旧藏简斋、渊如两先生图册），说诗偏重蒋心馀。名人楮墨同珍惜，剑气珠光一纸书。庚戌九月题苕生太史说诗笔迹应晴岚贤侄倩大雅属即祈正句枚宗华长卿初稿”，下钤“华长卿印”（阴文）、“梅庄”（阳文）二印。其次，廖炳奎长期寓居天津，和天津文献有关，如梅成栋逝世后，其文集《欲起竹间楼文集》就是成栋之子宝璐乞廖选定的，但廖之生年不详，而廖在蒋氏墨迹之后题诗标“道光己酉仲冬月”、“时年四百三十有二甲子”，用干支纪日的办法以纪年（即一年有六个甲子），既罕见，又可从中知廖氏在道光己酉年（1849年）是72岁，进而推知其生年，是可贵的史料。第三，体现了当时北方人的书写习惯，除对尊称空一字乃全国皆然外，对夺字则在所夺字的上下字之间的旁边标“、”，再于末句末字下侧写所夺之字；若系错字，则在所错字的右上方标“、”，再在末句末字下侧写改正后之字，这和《投我琼瑶》中南方人的书写习惯是不同的。
《投我琼瑶》皆用诗笺纸题诗，除研珊一人之诗外，其余四人之诗均标明是赠给胡凤丹的。字与诗均可观。卷端有“投我琼瑶”四个大的篆书，署名“诸可权谨篆”，下钤“可权”（阴文）、“肖菊”（阳文）二印。按诸可权肖鞠（通菊）与诸可宝迟鞠为昆弟，钱塘人，光绪二十年曾任湖北荆门州知州（见《严修年谱》），为著名学者、刻书家、藏书家胡凤丹之友人。卷末有何国琛白英赠胡之七律二首，诗题中提到“渔帆鹿仙心泉暨我月樵仁兄吟坛见和大什，叠韵奉酬”，知何与凤丹、鹿仙等人为诗友。按何国琛在黄韵甫辑《国朝词综续编》（同治癸酉武昌刻本）的“韵甫先生小象”后手题赞词，署“同治壬申中秋年愚弟何国琛题”，而黄韵甫乃道光十五年举人，故知何亦为是年举人；《词综续编》前有平湖张炳堃序，该书“校勘”诸可宝称之为“张鹿仙都转”，故知“鹿仙”即曾官盐运使的张炳堃。黄韵甫系著名的戏曲家，以《倚晴楼七种曲》享有盛名，何国琛与之游，亦非等闲辈也，其墨迹可宝。卷中诗亦有可称者，如王树之一首咏七夕的古风，末数句
云：“行将斫取扶桑枝，不然借却女娲石。为尔经营驾虹桥，蜿蜒跨作凌波迹。使尔朝朝暮暮常相即，但恐郎不牵牛女不织。”想象殊奇特，读之颇有余味。在书写习惯方面，有误字，既有在误字旁径改者，也有在句末注明“某句××误××者”；遇夺字，则在夺字处之右旁用小字补写夺字；遇应空一字而未空者，则在应空格下之首字旁标“○”，以示此字之上应空一字，这些可能代表当时南方的书写习惯。
手抄诗选多佳作
一个懂诗的人手抄诗选，其中必多佳作，因其所抄录者都是经过精选的。我藏有两本手抄诗选，一为清同治之前所抄的《戴炳墨迹·附诗草》，一为清末人所抄之《诗稿》。这两本手抄诗选，都不乏好诗。
《戴炳墨迹·附诗草》，长23.5厘米、宽13.3厘米，竹纸，每页六行。封面题“戴炳墨迹·附诗草”，卷末标“归安戴炳成著”，另有柏心泉跋：“同治庚午秋桂月偶得于都门琉璃厂肆中。菊月重阳合订。心泉识。”下钤“心泉”（阳文），“柏为霖印”（阴文）二印。按柏心泉即何国琛奉酬胡凤丹“渔帆鹿仙心泉暨我月樵仁兄”诗题中提到的“心泉”（见前文《投我琼瑶》介绍），系胡凤丹之友人；同治庚午为1870年，据此，知为清中叶前之旧抄本，而柏心泉判为“戴炳墨迹”，当有所据，惜今不详。此旧抄本抄录诗若干首，前半部完全摘抄唐宋元明清之诗，偶加评语，多佳作；其后半部隔一空页，核其内容，即戴炳所吟之诗草，估计前后原为两册，是柏心泉“合订”为一册的。
此旧抄本的价值在后半部“戴炳诗草”。据光绪《归安县志》、光绪《彭水县志》、《两浙轩录》等文献记载：戴炳字成，号茶星，归安人，雍正丙午（1726年）举人，曾任天津仓大使、彭水与云阳二县知县。其官彭水知县时十年不调，以诗赋自娱，著有《秋树山房诗钞》，友人严海珊曾有诗投赠。在这本“戴炳诗草”中，有《立冬前二日，郑进士（羽逵）、陈茂才（森柟）集秋树山房分韵得秋字》诗，其“秋树山房”即戴之斋名；另一首《太原送严海珊先生归吴兴即次留别原韵》，在《两浙轩录》中提到写诗投赠戴之严海珊当即此人；又一首《感旧游杭州》七律题下注云：“亡妇陈孺人，钱塘人也，乾隆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疾卒于彭水县廨。”正与文献记载戴氏“官彭水知县”相吻合。从以上诗中内证，可确认它是“戴炳诗草”。戴炳《秋树山房诗钞》无刻本，已佚，《晚晴簃诗汇》收录有清一代六千一百九十五家之两万七千余首诗，却无戴炳之名；《两浙簃轩录》也仅录戴诗六首，其实，从这本“戴炳诗草”抄录近百首诗来看，戴是工于诗的，诗风明畅，颇有佳作，如《彭水闻杜鹃忆从弟文灯》：“花落杜鹃啼，空庭夜色凄。江边春又去，云外月初低。一水通三峡，千山接五溪。道途天下险，归梦几回迷。”情见乎辞；又如《金堂道中》：“桃花点点柳毵毵，远映青山近碧潭。马上忽教乡思动，平堤春色似江南。”亦清新可喜，他日若编《清诗选》，这本手抄的“戴炳诗草”，是可供选录的难得孤本。
《抄本诗稿》一册，用“竹啸轩”笺纸，页八行。卷首正楷抄二页，余为行书，内抄清人徐圭峰、玉山、李肇增、王恩光、曾国藩、杨文会、邱心坦、潘威、吴瀚等人诗若干首。抄者间加批语。据潘威（字古愚，泾县布衣）《上曾阁部》七律四首的天头，抄者批云：“亡友古愚旧作，灯下检出，披诵一遍，恍惚有狂鬼隐现行间作呜咽声，乃为之加圈”。而潘古愚与曾国藩同时，抄者为古愚友人，故断为清末曾国藩同时代人所抄。这本《抄本诗稿》，所抄之诗皆经精选，粲然可观，字迹亦佳，从抄者所加圈点和批语，也有助于读者理解该诗之精蕴。诗作者除曾国藩、杨文会外，他人皆无名之士，但有佳作，却不为世所知，且其诗集今已不传，《晚晴诗汇》只字未收，独赖此抄本存其吉光片羽，洵可贵也。以邱心坦而言，在《邱心坦诗稿》下注云：“字履平，江南海州武士，性豪迈，有文武艺，流落十余年不偶。”从
而知邱氏之生平。此本抄录邱诗廿二首，诗风豪放，于武士中诚不多觏。如《感怀》：“马上横刀臂橐弓，眼前谁复识英雄。弹余长铗锋犹利，浣过征袍血尚红。十载艰难烽火后，几回生死战场中。壮游万里男儿事，不向关山叹转蓬。”笔下虎虎有生气，读之令人振奋。又如佛学大师杨文会《无题》：“慈云座下订花缘，曾记相逢小有天。一点苦心原不死，横塘烟雨病秋莲。”这是一首情诗，抄者批曰：“令人生怜。”我想即使杨文会出诗文集，像这样的情诗虽好，也是不会收入的。
铁保《联床对雨集稿本》铁保（1752—1824），满洲人，姓栋鄂氏，名铁保，字冶亭，一字梅庵。廿一岁成进士，由编修至两江总督，《清史稿》有传。他是著名书法家和学者，与翁覃溪、刘石庵、成亲王称四大书家，世号“翁刘成铁”，有《惟清斋帖》、《惟清斋手临各家帖六册》传世。亦工诗，有《梅庵诗钞五卷》、《惟清斋全集》等著作为世所重。曾为《八旗通志》总裁，纂辑有《白山诗介》、《八旗诗》等乡邦文献。其弟玉保，亦同官翰林，当时就有“翰苑二保”之称。我有幸收藏了铁保的《联床对雨集稿本》，对这部珍本书，特予简介。
《联床对雨集稿本》，十六开，竹纸，半页十行，行二十字，楷书誊清，共五十六页（其中封里空白衬页一页）。封面左上标“铁梅庵诗稿阆峰记”，有的笔画墨色已相当暗淡；封面右侧标“联床对雨集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墨色较新，当系后人所书；封面中下偏右标“东武刘氏少泉谨装”。按铁保之弟玉保字“阆峰”，当为玉保手迹；刘少泉为刘石庵之裔孙，收藏金石至富。正文前，有法式善（1753—1813）录诗四首、信札一、题记一，分别署“法梧门”、“式善”，下钤“时帆”阳文正方印。正文首行标“鹤厅续稿”，第二行标“乙巳得诗十七首”，接着按年系诗，分别标“丙午得诗五十五首”、“丁未得诗一百一十七首”、“鹤厅续稿戊申”，又将“鹤厅续稿”用墨笔抹去，以行书改作“联床对雨集”。按：“戊申”之下未标明收诗首数，经核查，实收诗四十六首。四年共收诗二百三十五首。末页用朱笔标“己酉（1789年）七月二日朱笔选定百七十首铁卿自记”，下钤椭圆形阳文小印一方，文曰“铁江”。共计删诗六十五首。正文之后，又有法式善题记二、信札一，下钤“伍尧氏章”、“时帆”二阳文印。正文乃钞胥所誊清，经作者铁保两次删改，第一次用墨笔，第二次朱笔，改处分明可见。顶端有批语二十七处，于首见处有铁保朱笔标“任子田评”，故知批语为任氏手笔。正文首页下钤“铁江”椭圆形阳文小章，而在端顶批语的十四处末尾，又钤有“铁江”小印，而批语均为赞美之词，初不解何以有十四处钤“铁江”印者，经研究，知是凡铁保同意任氏批语之处，方钤此小印。
《联床对雨集稿本》原为收藏家钱萃恒先生于1949年得于津门，在书前《题记》中称“闻由华璧臣家散出，虽残稿，亦至可珍”。从诗之内容、纸色、墨色、印章等，均可确定为铁保手校删定从“乙巳（1785年）”至“戊申（1788年）”四年间的诗稿。如“戊申”年所作《蒙恩简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不分给扉伴坐筹”句下自注“共举二十一人，先以八人简赴新疆办事，而铁保得转内阁学士，真异数也”；同年作《八日得幸侍班，恭纪兼寄陈少元伯恭二前辈、远山同年》“艳称二保附三陈”句下自注：“余与舍弟阆峰为学士，时有二保之目。”再从法式善之“题记”、“信札”中称“梅老前辈”、“梅翁世长前辈”、“梅翁”，亦可证为铁保诗稿。这部稿本，可珍贵处在于：第一、铁保、法式善均为名家，其手迹自然可贵。第二、保留了可贵史料，如铁保又名“铁江”、“铁卿”，即不见他书记载；铁保所辑《白山诗介》，原名《桑梓集》，并是在卓悮庵《白山诗钞》和伊肩吾《白山诗存》二稿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见《集桑梓集率成二律》注）；又如1787年林爽文在台湾起事，清廷命福康安统兵平乱，两天之内，乾隆帝在热河行宫七次召见福康安“问方略”（见《送福阁部侯督师台湾》注），
说明清廷对此十分重视。这些均为可贵史料。第三、铁保亲笔修改六十余处，有的先用墨笔改，又用朱笔改，这些修改处，可窥见古人推敲诗句的痕迹，能给今人以启迪，如“我父不读书，直道公称贤”（《哭奉恩镇国公益斋主人》），对“不读书”三字，先墨笔改写“敦古谊”，后又用朱笔点去所改三字，仍用“不读书”。第四、从删去六十五首诗中，可窥作者的复杂心情，如将两处《感怀》四首删去，因其中有牢骚语，怕惹祸而删，于此，亦可见当时文网之严。
再谈铁保《联床对雨集稿本》
《铁保〈联床对雨集稿本〉》于本刊今年12期发表后（以下简称《稿本》），近又从友人处借来铁保《梅庵诗钞五卷》（清嘉庆乙丑九月刊本。以下简称《诗钞》），以之与《稿本》对勘，大有收获，益加感到这个《稿本》的可贵。
首先能说明铁保对自己的诗作要求很严，勇于割爱，《诗钞》所收最后选定的诗，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稿本》共录乙巳（1785年）至戊申（1788年）四年间的诗作二百三十五首，于“己酉（1789年）七月二日”作者用“朱笔选定百七十首”，即是说当时就删去六十五首。对选定之一百七十首，又用墨笔和朱笔两次修改。现经逐一核对，在《稿本》所选定的一百七十首诗中，收入《诗钞》者仅八十三首，换言之，正式刊刻问世的《诗钞》，将《稿本》选定的一半以上的诗删去了。不仅如此，在收入《诗钞》的八十三首诗中，与《稿本》核对，只有九首未再改动，其余七十四首都是又经过修改的。
“诗不厌改”，铁保做到了这一点。有的诗改动相当大。如《次韵答阆峰》（载《诗钞》卷四），《稿本》作：“荆刺纵横鸟道新，关山险阻到方真。黠奴力惫愁驱策，老马途穷识苦辛。望远都消骚客兴，冯河顿试宰官身。篝灯细写平安帖，都恐传闻误老亲。”《诗钞》作：“草树纵横鸟道新，猎场奇境到方真。黠奴胆壮供驱策，老马蹄攒识苦辛。望远亦添骚容思，冯河每试宰官身。篝灯细写平安帖，多恐传闻误老亲。”全诗共八句，改动者达七句；计五十六字，改动者达十六字，约占全诗字数的三分之一。再以上文举的《哭奉恩镇国公益斋主人》中“我父不读书，直道公称贤”为例，《稿本》先用墨笔改“不读书”为“敦古谊”，后又用朱笔点去“敦古谊”三字，仍作“不读书”，而《诗钞》却重新改为：“我父与公友，直道公称贤。”因铁保之父系武官，称之“不读书”虽写实，但有贬义，改为“敦古谊”，又可能与实际不符，而古人有为“尊者讳”的习惯，如何来写自己的父亲，看来铁保是煞费苦心的。最后改定为“与公友”，避开品评，既符实际，又在下句“直道公称贤”中褒扬了自己的父亲。
《稿本》与《诗钞》对勘，互有正误，对校勘铁保的诗作有用处。如《诗钞》卷三载《读乡前辈遗诗感赋十二首》之《马处士大■》：“波涛春易水，巨响撼雷硠。”其中“春”实为误字，《稿本》作“舂”，良是，乃形近而讹。又如《诗钞》卷二载《古赤铜刀歌》“䴕鱴形蚀寒茫清”之“茫”，《稿本》作“芒”，显然作“芒”是，“茫”乃误字。当然，也有《稿本》误字未核改过来，而《诗钞》却改正了的，如《读吕叔讷广文读史二百四十韵喜题长句》中的一句，《稿本》作“洗尽闲愁千万解”之“解”，《诗钞》卷二作“斛”，当以作“斛”为是。可见《稿本》与《诗钞》互有正误，正好对勘。
《稿本》还保留了某些可贵史料。如《诗钞》是按诗体编排，不是按年系诗，又未注明写作年代，而《诗钞》中所收见于《稿本》的八十三首诗，则可一一考定其所作年代，因《稿本》是按年系诗的。《稿本》为研究铁保生平提供了第一手史料。又如《诗钞》卷四载《送福将军督师台湾》，反映了1787年台湾林爽文起事和清廷命福康安统兵平乱的内容，其中有“席上军乘破浪风”句，无注，而《稿本》在此句下自注云：“现调黔楚之兵约计十万余众”，说明当时清廷为平乱从贵州、湖北调动了十多万军队前往台湾，
《稿本》保留了这条可贵的史料；还有同诗另一句“前席畴咨拜宠多”句后，《诗钞》的注为“公赴热河，两日七次召见授方略”，而《稿本》的注文原作“问方略”。显然，乾隆帝召见福康安“问方略”是符合历史真实的，作者为了歌颂“皇上圣明”才作了这样改动。这虽是一字之差，却关系到这段史实的本来面目。再如《诗钞》卷四载《观搭凉棚作》，题下无注，而《稿本》在题下注云：“都下日炎，家各架席篷以幛日，俗呼为搭天棚”，这就给我们留下了当时的一条民俗史料。还有，经今人考证，现河北各地的“×格（各）庄”，按语音演变规律，实为“×家庄”，但惜无文献可证；今正好在铁保诗中找到了证据，因《诗钞》卷三载《晚宿姚家庄》，在《稿本》中正是作《晚宿姚格庄》的。可见在民间方音中还保留了“格（各）”即“家”的古音读法。
用《稿本》与《诗钞》对勘，除能说明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之外，更有意义的，是从《稿本》到《诗钞》，研究一下作了哪些改动和为何要改动的原因，对今人的诗词创作和修辞学研究，都足资借鉴，大有裨益。
铁保对自己的诗作之所以修改，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七个方面：
第一、出于政治原因。如《稿本》载《送福阁部侯督师台湾》之首句，原作“篝灯狐火竟横行”，又改为“丛祠篝火竟狐鸣”，都是用秦末陈胜、吴广起义的典故，这就把在台湾起事的林爽文比为陈胜、吴广。这样写来，言外之意，清王朝不就像暴虐的秦王朝一样了吗？在当时大兴文字狱的情况下，这是犯大忌的，故在《诗钞》中整句全改为“鸡笼山外起蜗争”。又如《塞上曲四首》，写边防军中生活，有一句《稿本》作“大漠风尘怨着鞭”，说明戍边战士有怨情，也犯忌，故在《诗钞》中改为“竞着鞭”。第二、添字明意，删字求精。如《稿本》载《银瓶娘子辞》，题下无注，而古人同姓名现象相当普遍，为明确此处的“银瓶娘子”何所指，故《诗钞》在题下加注“宋岳武穆王女”；同诗在《稿本》中有“呜呼银瓶兮银瓶”一句，可要可不要，为求精炼，故在《诗钞》中将此句删除。又如凡在《稿本》诗中注“铁保”字样，《诗钞》均删去“铁”字，这样，既精简文字，又符合当时自称习惯。第三、语意不当。如《题倪文贞公疏林远岫图》，《稿本》中“呜呼先生乃生明季末”，《诗钞》改为“明祚末”，因“明季”即“明末”之意，此处再用“末”字显然不当；同诗另一句，《稿本》作“有冤不能填瀚海”，《诗钞》改为“填碧海”，用“精卫填海”典，良是，因“瀚海”乃指“沙漠”或西北边陲，倪元璐（文贞公）于李自成入京时死节，与西北外族无关。又如《读乡前辈遗诗感赋十二首》，其中有一句《稿本》作“章句鄙邹枚”，亦不当，因汉初的“邹（阳）枚（乘）”是以辞赋见称，并不工章句，故《诗钞》改为“辞赋鄙邹枚”。第四、使诗句更加生动形象或意境更开阔。如《登石景山浮图》，其中一句《稿本》作“顾影惴巨壑”，《诗钞》改作“倒影摇巨壑”；《龙泉》有句“中有尺半鱼”，见于《稿本》，而《诗钞》改作“湫中尺半鱼”；《稿本》中《秋郊纪游》，《诗钞》作《秋郊》，并将《稿本》中“活鱼近羡白渚”之“羡”改为“跃”；《题桐树》之“何人植桐树”（《稿本》），《诗钞》改作“何来青桐树”；《密云道中》之“人来绝徼外”（《稿本》），改作“人行乱山外”（《诗钞》）；《滦阳九日登高》之“长空渺渺啼归雁”（《稿本》），改作“长空渺渺翔归雁”（《诗钞》）等，改动后的诗句都比原句更生动形象。再如《秘魔崖》之“盘桓抚孤松”（《稿本》），改作“盘桓抚长松”（《诗钞》），虽系
一字之改，顿使意境为之开阔。第五、使语意更逼进一层。如《读乡前辈遗诗感赋十二首》之“万言堪倚马”（《稿本》），改作“万言真倚马”（《诗钞》），“堪”只说“能”，而“真”则坐实了；《习射》之“此日偏生见猎心”（《稿本》），改作“此日偏深见猎心”（《诗钞》）；《放歌》之“怀铅握椠嗟雕虫”（《稿本》），改为“怀铅握椠徒雕虫”（《诗钞》）；《较射再示诸同人》之“朝廷方较射”（《稿本》），改为“彤廷重较射”（《诗钞》）；《题石田翁遗照》之“诗律愈细才难矜”（《稿本》），改为“诗律愈细才不矜”（《诗钞》）；《蒙恩简授内阁学士》之“拜荷殊恩真破格”（《稿本》），改为“如此殊恩真破格”（《诗钞》）等，经改动后都使语意更逼进一层。第六、使文字更妥贴。如《读乡前辈遗诗感赋十二首》之“至今歌白雪，谁复继阳春”（《稿本》），此联合掌。因下句的“阳春”已经说明逝者的遗作是“白雪”，故改出句为“至今歌薤露”（《诗钞》），以示悼念之情，方为妥贴；《哭奉恩镇国公益斋主人》之“设官重陵寝，奉祀文武全”（《稿本》），《诗钞》改作“奉祀重陵寝，设官文武全”，将句首两字互换，显得搭配更妥当。第七、表示自谦。如《蒙恩简授内阁学士》之“几年璧府乐遨游”（《稿本》）之“乐”，《诗钞》改为“忝”；同诗《稿本》中注“铁保以外班特旨考试第一名”，《诗钞》将“第一名”删去（“铁”字亦删）。这样改动，都为了自谦。
杨椒山手书遗嘱
杨椒山（1516－1555），名继盛，字仲芳，号椒山，河北省容城县人。他是因为弹劾当时权倾朝野的奸相严嵩，遭到严刑拷打和三年苦狱之后被杀害的。死后被人尊为容城三贤之一，谥“忠愍”，又称“杨忠愍公”，有《杨忠愍公集》传世。杨椒山不愧是“民族的脊梁”，敢于坚持正义，敢于和坏人作斗争而不怕粉身碎骨的铮铮汉子。他死后不久，在传奇《鸣凤记》中，他就以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矗立在舞台上，可见人们对他的尊崇。有关他的事迹，我曾在1963年3月20日的《天津日报》“学术”版上，写过一篇《坚持正义的杨椒山》，作了较为全面的评价。我藏有《杨忠愍公全集》（道光丙申容城县正义书院重刊本）、《杨忠愍公集》（“丛书集成”初编本）和《杨忠愍公遗像》（内有《杨椒山手书遗嘱》照片等十二张，经折装）。其中《杨椒山手书遗嘱》，不见于上述两种《杨忠愍公集》本，也未见别的文献著录，当系佚文，特加以介绍。
《杨忠愍公遗像》，由12幅照片裱装而成，每幅照片长13.8厘米、宽9.8厘米，首幅为杨椒山画像，次幅为“皇六子撰并书”的《杨忠愍公像赞》，接着为《杨椒山手书遗嘱》共六幅，之后为刘拱辰、江开、潘祖荫三人手书跋语，共四幅。《遗嘱》原件大小不详，从照片上可明显看出原件拓裱的痕迹，字体为楷书，偶有行书，现将原文迻写标点如下：
覆奏旨下，受刑在即。平日相知者固多，而生前面托面许承当后事者，止后开数人。
而衣衾柩葬，亦当随分，不可僭逾，已面与时佐、君宠讲悉。男应尾、应箕可遵而行之。
做人居家之法，前卷已备矣。我身干净，不必洗浴，头戴忠静巾，身穿青云䌷圆领，腰系
皂线绦，足穿履鞋布袜，柩我于城宅，葬我于三年之后。行状王继津，行实李鹤峰，墓志
郑淡泉，墓表何吉阳，立传杨朋石，统之者少师翁及望兄。妻子女之托，亦此数公，而李、
王亲家尤切要。
嘉靖乙卯十月晦椒山顿首祝。
以上《遗嘱》，虽未见原件，但我认为可信不疑，理由是：第一、杨椒山确有佚诗佚文不见于传世“文集”者，如那首“饮酒读书四十年，乌纱头上是青天。男儿欲到凌烟阁，第一功名不爱钱”。既见于《随园诗话》，又于1992年月在安徽宿州出土的明代人所书立的诗碑，碑刻者即此诗。1按此诗写于杨椒山临刑前的狱中，却不见于《杨忠愍公集》，而其临刑前所书《遗嘱》未收入“文集”完全可能；第二、刘拱辰、江开、潘祖荫俱为名家，从照片中的字迹和印章来看，当系刘、江、潘三人手迹无疑。《遗嘱》原件经过上述三名家鉴定，当为真迹无疑；第三、从刘、江、潘三人跋语中得知，《遗嘱》为椒山九世孙杨承文所藏，来路清楚，作为先人手泽，世代相传极其自然；第四、若系伪托，凡作伪必有目的和动机，此《遗嘱》只安排身后事，无一语涉及其他，伪造这样的东西毫无用处；若系伪造赝品以牟利，那为何传九世而不出售？杨允文也无出售之意，故伪托以牟利的假设不能成立；第五、《遗嘱》非伪托还有一有力证据，即杨椒山逝世后，其《行状》作者为王凤洲，而非《遗嘱》所指定的王继津，作伪在于欺世以信其真，若真是赝品，则在伪造之《遗嘱》中应作“行状王凤洲”以与事实相符，更让人相信，而事实并不如此，也可见其非伪；第六、《遗嘱》字体凝重，笔势畅贯，语气平和，无一误字，充分体现椒山临刑前镇静自若的风度，与民国初年梁巨川自杀殉清前所书《遗墨》的字迹零乱相比，有天渊之别，可以
说非杨椒山不能书此。
杨椒山还是个诗人、音乐家，他的诗曾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赏识（见梅白《毛主席谈杨椒山的诗》）。我是十分崇敬杨椒山的，但也因写《坚持正义的杨椒山》一文而在“文革”中受到围攻，诬称此文与吴晗的《海瑞罢官》相呼应。“十年浩劫”中，不知杨椒山的墓还保存否？我有个宿愿：即争取到椒山墓前行三鞠躬礼，以表我的崇敬之情！
散叶墨迹辑成《慕贤集》
偶在古旧书店发现一本《慕贤集》，封面书名为墨笔楷书，纸捻装订，十六开，书页全为空白宣纸，内夹散叶墨迹多张，其中有赵节撰并楷书的《半山草堂记》，署“嘉庆三年夏五月”，用“青云斋”笺纸，知是清嘉庆年间故物，乃购之归，复将散叶按类分别贴在空白书页上，共计散叶廿八张。从散叶墨迹内容考察，知是清嘉庆年间山东潍县（今潍坊市）王敬庵所藏友朋投赠之诗文和信札。
之所以判定这些散叶墨迹是嘉庆年间故物，根据是：除上述赵节之文标明“嘉庆三年”之外，沈英《赠王敬庵先生》七律四首之四，在“凭谁珊网暗中收，潦倒乡园已十秋”句下，自注云：“予戊辰庚午两荐未售。”按“半山草堂”为王敬庵之斋名，赵文既写于嘉庆三年，则王敬庵当为嘉庆间人，而沈英提到的“戊辰”和“庚午”，正好是嘉庆十三年和十五年。另“表侄王效超”致“老表叔”信中称：“四表叔进京新转，托查明前任河南抚宪恩大人长现任何省”，而恩长任河南巡抚的时间为嘉庆十四至十六年，并于嘉庆廿一年去世。又在《慕贤集》尾页，有墨书“道光乙巳（1845年）买青衢书札册使钱三百文”一行，当系收买此册者所题，字体与封面墨迹迥异，知此册于道光乙巳已流出，而封面墨迹乃另一收藏人所题。再从笺纸、墨色等方面来验证，亦说明为清中叶之物，故判为嘉庆年间故物无疑。
散叶计有：赵节撰并书《半山草堂记》五纸、沈英《赠王敬庵先生》七律四首四纸、李梴于戊辰（1808年）二月廿八日致王敬庵之函札及诗各一纸、又致王敬庵函二纸、署名“鹄”所书便条二纸、任大鹄函一纸、赵节便条一纸、王效超函三纸、“侄馀菖”函一纸、王春溪（敬庵兄）函二纸、王奎函一纸、王钟吉函一纸。又不知名者残信一纸和《四时读书乐》残叶二纸。以上诸人，均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知识分子。王敬庵可能名青衢，官阶为“从九品”，“每以小官自嘲”，曾游“楚疆”，后家居课子，二子均为县学生员。其兄春溪在北京为京官。王氏是望族，其祖、父辈曾做过高官，子孙可“馀荫”。王敬庵的“半山草堂”建在潍县巴山右麓，其中“聚书数千卷”，乃书香门第。
《慕贤集》因由嘉庆年间的散叶墨迹辑成，其本身就具有历史价值，它距今已将近二百年，保存不易。以所用笺纸而言，真可谓五彩纷呈，非常雅致，是难得的手工艺佳品。如“青云斋”笺纸，六行，四周绕以纹饰，底作浅黄、浅红、次浅黄三色；另有浅绿色无界格而中作瓦当图案者；也有白底而以竹枝图案作界格者；有浅绿、浅红无界格图案者；有白底蓝格而四周绕以图案者；有白底而在左下作红色瓦当图案者，如此等等，品种繁多，美不胜收。
《慕贤集》中的书札格式和称谓习惯，不同于今人，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以书札格式而言，无论是友朋或亲属之间的信函，都把收信人放在末尾，写信人署名放在末尾之下。以称谓而言，明清人习惯只称某人字号的中间一字，如《杨椒山手书遗嘱》中称“统之者少师翁及望兄”，乃指徐阶父子而言，因徐阶号少湖，椒山为其弟子，故称“少师翁”，徐阶之子号望湖，故称“望兄”；铁保号梅庵，故法式善以“梅老前辈”称之；《慕贤集》中李梴致王敬庵信，称之为“敬翁三兄大人”。这些，都说明当时的称谓习惯。
此外，从王春溪给王敬庵的家信中，还保留了某些史料，如称“此次从九（品）将近四百人不能过班，似亦可以无憾”，可见当时迁转亦不易；春溪只是普通京官，却“多居内城，房子极便，内外将近二十间”，可见当时的京官是并不穷的。作为书法作品，赵节、沈英、王效超和署名“鹄”者的字，都有功力，可以传世；文字内容，也有佳句、佳作，如“鹄”在信中提到“余有句云：有意归荒圃，无缘对半山”，即不失为佳句；至于那篇《半山草堂记》，也是一篇散文佳作，作者是有文学素养的。
稿本《客梦留痕集》稿本《客梦留痕集》，高22厘米、宽12厘米，线装，毛边纸，字作中行书，共七十三页。封面书名下署“丁丑（1937年）季夏补本李仲子自题”。正文首行作“客梦留痕集一卷”，次行署“吴县李遂贤仲都撰”。本书体例类诗谱，按年系事，先以散文简叙，后缀七绝撮其要，起于作者出生之光绪七年（1881年），迄于丁丑（1937年），共记五十六年间自身经历。本书已为来新夏兄之《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以下简称《知见录》）著录，并撰有简短提要，但因限于篇幅，颇嫌过简，特作如下补充介绍：作者李遂贤，名仲都，号仲子，吴县人。生于1881年，卒年不详。己亥（1899年）入泮为秀才，先后肄业于苏州、温州、杭州等地的书院，后因废科举，乃于1908年又肄业于浙江法政学校。自民国元年（1912年）至廿四年（1935年），一直在京绥、京汉、中东等铁路局及交通部供职，先后担任过文案、课长、科长、商务委员、铁路史编辑等职，其间1928—1932年曾兼任哈尔滨法政大学“经师”，讲授诸子之学。1935年退居北京，曾著有《十三经说义》书稿。从《客梦留痕集》得知，作者幼承家学，其父李古馀曾官温州通判，于“著述余暇，每镌印章消遣”。他于十一二岁时即从其父学篆刻，后又私淑“汉贞阁”主人唐仁斋“治金石之学”，兼嗜篆刻；寓金华时，又从傅吉堂、蔼堂兄弟“习金石篆籀之学”；加之他髫年即“学工笔花鸟”，“好涂鸦”，“九岁与长姐合作山水扇头”，故他擅长篆刻和写真。戊申（1908年）二十八岁寓居杭州时，即因生计维艰而“馀闲以写真篆刻佑生活之资”。当他寓居北京时，齐白石曾为之刊“见贤思齐”和“不知有汉”二印，在边款中盛赞“仲子先生刊印，古劲秀雅，高出一时”（见钤印本《白石印谱》。另详），备加推重。
《客梦留痕集》叙事畅达，字尚可，而诗则平庸不足道，但其中保存了某些史料，是其可贵处。
首先是保留了名城苏州史料。作者生于苏州，熟谙该地风物。如晋太康年间所建玄妙观之三清殿后弥罗宝阁，有三层楼高，“壁有吴道子画刘海戏蟾遗迹，于民元壬子八月十七日毁于火”；“苏州风筝极灵巧，玄妙观后之牛角滨多风筝铺，花圃老农某制尤精美”；“苏州秋日斗蟋蟀之风最盛。陆墓镇砖窑所制蟋蟀盆极精致”。清末苏州的“护龙街”为文物集中之地，既有“汉贞阁”碑肆，其主人“治金石之学，擅铁笔，勾镌碑版尤精绝，其子伯谦能世其学”；又有“矮子”的木雕店，店主“善雕红木座子，极工巧，古玩收藏家道及矮子无不知者，日久忘其姓字”。以上所记，均可供今之修《苏州志》者采纳。
其次，保存了某些民俗史料。如温州地区在清明前的“傩祭”：“府前街及南门大街，家家门外陈设花果及玩器之属，六街三市，亘若长虹，土名谓之小摆饰”，“又有所谓大寿桃者，则在五马街抟米粉为桃，饰以彩色，插以纸花，盈千累万，构成牌楼，烛光灿烂，亦奇观也”。又如记杭州西湖暑天钓虾的情景：“薄暮湖堤有钓虾者，蔑丝贯蚯蚓如环，系钓丝于短竿，沉环于堤罅。一手则持短柄布兜，虾见蚯蚓，张螯怒钳，徐引出水，急盛以兜，稍缓则跃去，手法敏妙者，获虾至速。”这些，都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民俗活动。
另外，也保存了其他史料。如记其从叔祖母严氏之《紫佩轩诗稿》、从姑李蕴卿之《苕华阁诗稿》、从叔祖父李石泉之《石云馆诗稿》、从叔父李梦梅之《冷香楼诗稿》，均于丙申（1896年）在苏州刊行，但前两种见于《历代妇女著作考》，而后两种却不见著录，据此可补《清史稿·艺文志》之阙。又如“丁巳五月廿四日（1917年7月12日）”记段祺瑞攻入北京与张勋军队在东华门一带巷战情况，作者耳闻目睹，所记甚为真切，当为实录，《知见录》中已摘录介绍，不再赘引。还有一点，李遂贤家有“刲臂疗疾”的传统，先是其“姐年十二时，刲臂疗祖妣”，继是“辛酉（1921年）五月五日”遂贤之女天培到臂疗其父。到二十年代初，仍有这种愚昧之举发生在书香世家，亦可怪也。
《二十除夕诗》墨迹
我为治学之需而藏书，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但也有少数例外，即因其版本罕见或作为艺术品而收藏者，如《二十除夕诗》墨迹，并未着眼其内容，而是作为书法艺术品才予以珍藏的。
《二十除夕诗》（以下简称《除夕诗》），系用墨笔书写在宣纸上，计二十七幅，每幅高28.1厘米，宽12.1厘米，经后人裱装成册，布面线装，字写得相当好，裱装亦讲究，本身是一件书法艺术佳作，有收藏价值。
本书封面无字，正文首行作“二十除夕诗”，下用较小字体双行书“丁巳除夕作时客故都”，其下署名“玉螭”。每幅五行，字作行楷，从戊戌（1898）年起，到丁巳（1917）年止，共二十年。每年除夕在何处与是年的重要经历，先用七绝撮要，后缀散文简叙，故它亦类诗谱，与《客梦留痕集》不同处，一是先文后诗，一是先诗后文。本书是作者于丁巳（1917）年除夕在北京回忆二十年来的经历而写的。本书的价值在于书法，由于作者曾“锐志学书”，故其手书既有功力，又有自家风格，与郑孝胥书风相近，显得大方潇洒，一气呵成，多用侧锋，从头到尾经得起推敲，称作者“玉螭”为书法家，他是当之无愧的。还有一点，本书的诗也较好，强于《客梦留痕集》多也。
关于本书的作者，只署名“玉螭”，无姓，现根据本书提供的内证并参照有关文献，作如下考察：①《除夕诗》之“乙巳（光绪三十一年）”诗称：“磨人两载墨痕残，章句零星结古欢。别驾治中消不得，教从百里试粗官。”诗后文称：“是岁在成都，余依节幕几两年，公牍以外，凡谢表、训辞以及其他繁琐文字，皆所撰拟。府主蒙古锡良公录其劳，特进一阶，得由通判叙知州。”“丙午（光绪三十二年）”诗称：“敷政详刑终日瘁，祈晴祷雨一年分。道旁拥看行春杖，岂有人呼贤使君。”诗后文称“是岁在乐至。腊月廿四立春”。以上记载说明：“玉螭”于光绪卅一年即“教从百里试粗官”，外放为知县，但是年除夕仍在成都，翌年，作为“使君”留在乐至，故知他曾于光绪卅一年外放任乐至知县。据民国《乐至县志又续四卷首一卷》之《职官表·县知事》（以下简称《县志》）载：“陈韬字季略，湖南人，光绪卅一年莅任。夫人庄耀孚提倡女学，风气大开。”又载“光绪卅二年莅任”之知县为张诚。《除夕诗》记“丁未（光绪卅三年）”玉螭又调回成都。以《除夕诗》与《县志》对勘，故判定“玉螭”之真实姓名为“陈韬，字季略，湖南人，号玉螭”。②陈韬字季略，按“伯仲叔季”次第，知其行四。在《除夕诗》“戊戌”年称“是岁在故都，寓伯兄宅，叔兄适亦北来”。其上有“伯兄”、“叔兄”，《县志》与《除夕诗》记载相符。③《除夕诗》之“癸丑（1913年）”记“是岁在常熟，与次女衡哲别已三年，幸得团聚”。按陈衡哲（1890—），女，原籍湖南衡山，生于江苏常州，1914年赴美国留学。则陈韬与衡哲之籍贯相同，衡哲是年正在国内。复按《除夕诗》之“庚子”记“是岁在常州。冬初余始由湘还常少休，时十子街宅已典出”，并记前一年（己亥）“是岁在常州”，从而知作者在常州有住宅，与陈衡哲生于常州的事实相吻合。④《除夕诗》于“丁巳（1917年）”诗称“忽忽年过四十九，敢将卫玉语平反”，从而知作者1917年为四十九岁，则当生于1869年。至此，《除夕诗》之作者情况应为：陈韬（1869—），字季略，号玉螭，湖南衡山人，为著名女学者陈衡哲之父。复从《除夕诗》中得知：他先后在成都入成绵道沈秉堃幕，继入四川总督锡良、赵尔丰、赵尔巽幕；后又为乐至、
郫县、奉节等县知县；数年后复返成都，供职于财政公所；辛亥革命后一年，东下至常熟；次年，短期任****县税官，旋即归苏州；丁巳（1917年）又寓居北京。
《除夕诗》多叙个人际遇，亦偶有涉及时事者，如记赵尔丰死后“藁葬（成都）燕鲁公所荒圃中”，又如“甲寅（1914）”年记“是岁在****，七月以榷税莅六，六局税入以米粮为大宗，适遇奇荒，米船不下，公私交困”，即可作江淮是年奇荒史料看。总之，《除夕诗》乃书法艺术佳品，不仅以史料和诗作见长，其首页曾钤有“益津张氏珍藏之印”（阳文篆字），张氏之所以珍藏它，想亦重其书法也。
再谈《二十除夕诗》墨迹
《〈二十除夕诗〉墨迹》日前虽已于《天津书讯》发表，从四个方面考证出作者“玉螭”即陈韬字季略，系著名女学者、作家陈衡哲之父，但我心里仍不踏实，因我并没有核查有关陈衡哲的生平资料，如她的父亲是否即陈韬，总有点放心不下。最近读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的《陈衡哲散文选集》（以下简称《选集》），发现该书有七处所述，和《二十除夕诗》（以下简称《除夕诗》）所记完全相符，至此，我才完全可以肯定《除夕诗》的作者为陈衡哲之父陈韬。特补充如下论据，从而确认《除夕诗》可作研究陈衡哲之第一手资料。
第一，《除夕诗》载作者曾于光绪卅一年任乐至知县并提到其次女衡哲，《县志》载这一年的知县为陈韬，字季略，湖南人，其妻庄耀孚提倡女学。《选集》前的朱维之所写《序》称“陈衡哲（1890－1976）”，“祖籍湖南衡山，生于江苏常州。祖父陈钟英（槐庭）、伯父陈范（叔畴）、父亲陈韬（季略），都是当时知名学者和诗人”、“母亲庄曜孚（茝史）更是一位有名的女画家”（按：“耀”通“曜”）。可见陈衡哲之父母即光绪卅一年任乐至知县的陈韬夫妇，也即《除夕诗》之作者为陈韬。
第二，从行第判断。《选集》载《纪念一位老姑母》（以下简称《姑母》）：“拿来我们吃酒吧。我同二小姐（按：指作者）今天要好好的看看湖光山色呢！”；同书《我幼时求学的经过》（以下简称《经过》）：“下人们便把我叫做‘大二小姐’——因为我自己也是行二。”《除夕诗》称“次女衡哲”，二者所述完全吻合。
第三，从年龄判断。《除夕诗》于丁巳（1917）年称自己年四十九，故知作者生于1869年。《选集》载《姑母》“我的祖父母有十二位子女，这位姑母是他们的长女，我的父亲是他们的幼子，故这两位姐弟的岁数便相差到二十年，而姑母也就比我大了四十多岁”。按陈韬生于1869年，其姐则应生于1849年，而陈衡哲生于1890年，则衡哲与其姑母相差四十一岁，与上述“姑母也就比我大了四十多岁”相符。《除夕诗》作者称上有“伯兄”、“叔兄”，他自己应行四，与陈韬字季略和上述“我的父亲是他们的幼子”也相符。
第四，从在常州的住房判断。《经过》称“那时我家已把自己的大房子出赁了，搬到外祖母家的一所西院中去住着。我家虽然仍从湖南的籍贯，但因祖母也是武进人，故她曾在常州置有房子”（涂按：武进县治在常州）。《除夕诗》于“庚子（1900）”年记述“是岁在常州。……冬初余始由湘还常少休，时十子街宅已典出，暂赁庄氏二知堂西偏小屋以居”。陈衡哲的外祖父姓庄（从其母庄耀孚之姓得知），则《除夕诗》所记与《经过》所述完全吻合。
第五，从陈韬赴四川的年份来判断。《除夕诗》“壬寅年（1902年）”称“是岁在天津。先一月入都，赴引掣签得四川，腊月廿七南下”；又于翌年（1903年）记“是岁在成都，余四月入川”。可见《除夕诗》作者于1902年农历十一月“赴引掣签”被派到四川任职，第二年四月才到成都。《经过》称“在我十三岁的那年，我父亲被抽签到西南的一个省份去做官”。“那时父亲已经一个人先到做官的地方去了”。该文写于1937年，按今人以周岁计算年龄的习惯，陈韬入川的1903年，陈衡哲正是十三岁。不过从《除夕诗》
看，陈衡哲是把其父“赴引掣签”和“赴川”的年份误为同一年了。
第六，从陈韬家眷入川的时间来判断。《除夕诗》于“癸丑年（1903年）”称“是岁在成都”、“余四月入川，室人及儿女辈腊月继至”。《经过》称“就在那年的冬天（按：即作者十三岁那年），……母亲同着弟妹们上了长江的轮船，一直到父亲做官的地方去”。二者所记入川时间完全相同。
第七，从民国初年陈衡哲父女见面的时间地点来判断。《姑母》称“（姑母）住的地方是离开苏州不远的一个小城”，“我住在姑母家里是从民国元年到三年”。《除夕诗》“癸丑（民国二年）”称“是岁在常熟与次女衡哲别已三年，幸得团聚”。常熟正是“离苏州不远的一个小城”。二者所记父女见面的时间、地点亦同。
手抄本类书《慎密藏之》我藏有一部手抄本类书，一函四册，每册长17.2厘米、宽11.8厘米，函套书笺题“慎密藏之”楷书四字，右下小字书“共四册”三字。每册封面书笺题“慎密藏之”，右下标卷数。一册为一卷，共四卷，封面偶有虫蛀处。纸用竹纸，线装。卷一前为“总目”，共分“天文部、时令部”等三十四部。每“部”之下再分“子目”，全书“子目”约一千三百七十左右，如“天文部”下，分“天文、天地、天、上帝、辰居星共”等二十二个“子目”。每册之前列出所收“部”和“子目”，但全书未编页码，无编者和抄者姓名，也无印记。经过核查，第一册一百零二页、第二册九十八页、第三册一百零二页、第四册一百零五页，共计四百零七页。每半页十六行，每行二十九至三十字，注文用双行小字。全书用正楷手抄，笔划纤秀工整，偶有挖改处，系一人手抄到底。全书用朱笔加点断句，并在多音字的四角用朱笔加圈，以示该字应读平上去入的某声，如在“过”字的右下角加圈，以示此字读平而不读去。全书约有三十六万六千余字。从书的纸张、墨色和避“玄”字讳等来考察，当系清代中晚期的人所抄。这部手抄本类书无正式书名，姑以抄者所题《慎密藏之》名之。
《慎密藏之》对“子目”的表述，有三种形式：即以骈俪句表之，句下注明出处，如“器用部·柸棬”为“杯圈不忘于母，因口泽犹存（玉藻）；卮匜必敬其亲，非馂馀莫用（内则）”。句下之“玉藻”、“内则”，皆《礼记》篇名，即在《礼记》中有关“桮棬”的记载有这两篇；再为以散文记述，如“途程部”下的十一个“子目”，全用散文叙述；也有前用骈俪句而后附以散文者，如“杂人部·接舆”之前为“漆身何益于潇湘（本《国策》），髠首徒传于云梦（本《楚辞》），谢楚聘而悠游自得（《韩诗外传》），歌迷阳（草名）而却曲无伤（《庄子》）”，之后为“楚狂接舆，其名氏原不传，而《高士传》撰其人姓名曰陆通，录之以俟考”。
《慎密藏之》的底本和编纂者均不详，但其底本肯定为未刊之稿本或抄本无疑；若所抄之底本为已刊传世之书，则抄者不会标“慎密藏之”字样。就全书体例而言，并不严整，其中有难字注音（直音），有的有考辨语，似皆为抄者所加；全书并不载诗文，而却于“庶物部·骥”将韩愈的《杂说四》全文收入，这些，都显得体例不纯，有其随意性，也可说明这个抄本是备以自用的，并不准备刊刻传世。再就全书内容看，其“子目”称谓，皆截止先秦以前，如“帝王部”只收到“周平王”为止，“官职部”无“太尉”、“尚书”，“庶物部”无“葡萄”，因这些称谓都是秦以后出现的。从该书内容，可见它是为读先秦古籍而编的一部类书，更确切地说，它是为读《四书》、《五经》服务的一部类书，如“途程部”不见其他类书，乃专为读《孟子》而设。清代科举考试，主要是考《四书》、《五经》，明乎此，则可称《慎密藏之》者，为科举而编之类书也。科举的乡试、会试，都要作一篇骈俪句而又押韵的律赋，故本书的“子目”能用骈俪句纪述者，尽可能用骈俪句，下注明出处，这既可供写律赋和试帖诗的资粮，又能熟悉若干典实，对写八股文和对策也大有帮助。清代知识分子是通过科举才能有出路的，为了能取得功名，许多人几乎花毕生精力，这部《慎密藏之》正好作为物证，为了通过科举这一关，竟精心而工整地手抄了这部三十六万多字的自备类书，真是费尽心血了。
《慎密藏之》虽为科举服务而编的自备类书，但这样的抄本本身就具有历史价值，而且今天仍有一定参考作用。如对先秦人物，其生平事迹，本书能起索引作用。以《论语·公冶长》提到的那位“宁武子”而言，在本书“大夫部·宁武子”中，即将他在《左传》中的全部事迹于句下标出“×公×年”，一检即得。再是考辨作用。如《庄子·田子方》有孙叔敖“三为令尹”的记载，郭庆藩《庄子集释》和刘文典《庄子补正》均无异议，而本书“大夫部·令尹子文”后加考辨称《庄子》、《荀子》所记，“原系子文事，传讹而为叔敖耳”。此说大可参考。还可作校勘用。如韩愈《杂说四》，通常版本作“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本书引此文在两“无”字后有“良”字，其实“诸本皆有‘良’字”（马其昶语），看来以有“良”字为是。
抗战胜利怀杜甫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五十年前，当抗日战争胜利的喜讯传到重庆之后，重庆各大报从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到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在庆祝抗战胜利的社论中，一开头都不约而同地引了杜甫的这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可见抗战期间杜诗是特别受到人们喜爱的。笔者从1943年起在重庆上高中，也喜爱杜诗，曾买了一本朱偰著的《杜少陵评传》（1941年6月重庆青年书店初版），五十多年来，这本用草纸印刷的书，几经沧桑，仍保存在我身边，完好无损，实非易事。这本书现已罕见，如周采泉著《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收录有关研究杜甫的著作不少，也收了这本《杜少陵评传》，但注明“未见”，并将出版年代错定为1939年。天津的公私藏书，是否藏有此书，也很难说。今年正逢抗战胜利五十周年，重读这本在抗战艰苦年代出版的书，又让我想起了抗战时的艰苦岁月。这本书所用的是草纸，粗糙发黄，易碎，这种纸张现在只能作手纸用，连作包装纸也不行；书的本身就是抗战的物质史料，那时环境的艰苦由此可见一斑。
《杜少陵评传》至今尚有学术价值，又是罕见书，书的本身又可看作抗战艰苦生活的物质史料，故有介绍的必要。该书作者朱偰，字伯商，浙江海盐人。生卒年不详。是著名学者朱希祖的长子。抗战前曾在德国柏林留学，获经济学博士。抗战时在重庆某大学任教。朱为著名史学家，有关于中国的经济史、建筑史、中外关系史、历史人物传记的著作十余种；他关心国家命运，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著的《日本侵满蒙之研究》。解放后，曾任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其他事迹不详。
《杜少陵评传》为三十二开，书前有朱希祖、欧阳翥和作者所写的《序》，计十六页，接着为《目录》计四页，正文计一百七十页，全书共一百九十页。每页十二行，每行三十六字，全书约十八万二千字。共分五章：第一章“杜甫之生平及其事迹”，下分八节，分别介绍杜甫之家世、生卒年月、幼年游学及中年壮游情况、天宝乱后之流离生涯、剑南飘泊、江汉流寓以及著述概况，并附年表。第二章“杜甫之交流”，主要记述杜甫与李白、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严武、郑虔等七位好友之间的交游情况。第三章“杜甫之思想及其个性”，对杜之政治思想、社会思想及其个性等方面作了论述。第四章“少陵诗学之渊源及其流变”。第五章“少陵诗在诗史上之地位”。作者在《自序》中指出：对于杜诗，“宋元以来，注家不下数百”，但“往往支离破碎，不能通揽全局。求其对于少陵之生平思想，融会贯通，从大处着眼，作一有系统之叙述者，尚不多见。有之，自余此书始”。从上述的章节安排，再以全书去印证，作者对这本书的自我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杜少陵评传》不乏新见，如定杜甫之生卒年为712—770年，一直为学术界所公认；将杜甫的个性归纳为“忠厚、质直、沉郁、真挚”，亦颇有见地；又如将杜诗继承古人和对唐人孟郊等七家的影响，列为图表，使读者一目了然，实属创举。总之，对研究杜甫其人其诗，这本书至今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尤为难得的是：本书作者的严谨学风，在那样艰苦的年代，全书只有因纸张太次而字迹不显或模糊之处，却几乎没有发现一个错字，体现了老一代学者的治学精神。在几乎“无错不成书”的今天，当年那种在艰苦岁月中
仍保持严谨学风的优良传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杜少陵评传》的写作与出版，也和抗战密切相关。作者在《自序》中称：
自芦沟桥事变发生，二京沦陷，山河变色，余随校西迁，飘泊江关。……在颠沛流
离之中，对于少陵之身世，少陵之诗歌，油然兴感；尤以所处在蜀，于少陵当年足迹，倍
觉亲切。因此对于少陵全集，发生兴趣，而思所以融会贯通，作一有系统之叙述。可见此书的写作是和抗战密切相关的。
在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将这本书介绍给读者，我想同样是有意义的。
杜甫的藏书
伟大的诗人杜甫，是个“读书破万卷”的学者，这是大家所熟悉的。但杜甫藏书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关于杜甫藏书的情况，安史之乱以后，在杜甫的诗文中从未提到过，因此，我们只能推想：那时文物荡然，他又颠沛流离，贫病交加，很可能是没有什么藏书的。至于在他二十岁以前的情况，他的诗文中也同样没有提到过。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的《杜甫》一文中，也只能推想他“生在书香门第，家境即使贫寒，祖藏的书籍总还够他餍饫的”。
在杜甫诗中唯一提到他的藏书情况的，是在天宝十二年，他正在长安，和郑虔一起游了何将军的山林，写了十首五言律诗，其中第四首提到了这个问题：
旁舍连高竹，疏篱带晚花，
碾涡深没马，藤蔓曲藏蛇，
词赋工无益，山林迹未赊，
尽撚书笈卖，来问尔东家。
对这首诗的后四句，据王嗣奭《杜臆》称：“公献赋不售，故欲卖书买宅，乃愤激之词。”当然，好学的杜甫是不会卖掉这些书的。但这却使我们了解到，杜甫在长安的十年中，尽管衣食无着，有时甚至“饥饿动即向一旬”（《投简咸华两县诸子》），但他却藏了不少的书，其数量够卖了来买房子，这虽不免有些夸大，不过，总不会是太少的。这正是杜甫好学精神的最好说明。因为穷愁潦倒的杜甫，绝不会像一般富贵人家那样把书籍作为冒充风雅的“摆设”，而是他的最好伴侣和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他寝馈其中，也乐在其中。由此，也可看出，杜甫的好学精神，绝不仅仅是青年时才如此，而是数十年如一日的。
《陆文郁题仕女图词》手迹
《陆文郁题仕女图词》，经折装，首尾有木板，长17.5厘米，宽14.5厘米，用浅米色云纹绫裱装成册。内文用宣纸墨书，宣纸长9.6厘米，宽8.5厘米，共十五页，卷首空二页，卷尾空一页。每页载词两阕，偶有载三阕者，共二十四阕。卷末跋云：“月如贤弟曾绘仕女二十四页，笔墨双绝，乃为各制小词一阕，拟题未果，今雨窗拨冗，别抄一小册归之，亦纪念也。乙亥（1935年）冬十一月，距月如作画时六经寒暑矣。山阴辛农陆文郁”，下钤“陆”（阴文）、“辛农”（阳文）二小印。从跋文和文中所钤印章判断，当系陆文郁所书自制之词。月如绘仕女图二十四幅，每幅题词一首，故亦为二十四阕。卷端木版上有签，未题字，此卷标题为笔者所加。
内文为小楷墨书，笔画纤秀疏朗，词作在前，词牌在后，每面末行词牌之下，分别钤作者小印，计有“陆”（阴文）、“辛农”（阳文）、“辛农”（阳文）、“陆辛农”（阳文）、“文”（阳文）“郁”（阴文）、“文郁”（阳文）、“老辛”（阳文）、“文郁”（阴文）、“■”（阳文）等八种形式印章。二十四阕词作依次为：《甘草子》、《海棠春》、《贺圣朝》、《柳梢青》、《忆秦娥》、《生查子》、《点绛唇》、《太平时》、《西地锦》、《清平乐》、《秋蕊香》、《眼儿媚》、《谒金门》、《少年游》、《减兰》、《如梦令》、《湿罗衣》、《踏莎行》、《相见欢》、《寻芳草》、《城头月》、《长相思》、《归自谣》、《浣溪沙》，均为小令，词牌无相同者。作者陆文郁（1887—1974），字辛农，别号老辛，晚年又号火药先生，浙江绍兴人，长期寓居天津，是天津著名画家，也是植物学家。早岁学画于张兆祥，工竹木花卉，曾创设蘧庐画社，培养了一批画家，如擅长画仕女和花草的女画家章亚子，即出陆氏之门。解放前，陆文郁的著作有《已小篇》（与华学涑合撰）、《生物浅说》、《植物类解》、《蘧庐画谈》等。解放后，为天津文史馆馆员，并出版了《诗草木今释》。按陆氏对书画功力深厚，陈邦怀先生曾送我一幅陆氏于1973年手绘墨竹，从画面题词得知，他当时已八十七岁高龄，而所画的两竿竹，非常挺拔刚劲，画面右端题“新篁过雨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一日八十七老辛扶病写于红桥寓庐”，旁钤“老辛八十七岁作”、“火药先生老辛”二阳文印，笔画遒劲而挥洒自如。从画到字，都显得有力量、有生气，一点也看不出是出自一个八十七岁老人之手，显然，若没有深厚的功力，是绝对办不到的。
其实，陆文郁还是个诗人，从他这二十四阕题画词来看，他的词写得清秀、自然，体现了词的“当行本色”，把他放在诗人的行列，是当之无愧的。可惜，被画名所掩，很少人知道他还是个诗人。为了说明这一点，下面举两阕题画词为例，帮助读者管窥一斑：
《贺圣朝》：“轻罗小扇扑蝴蝶，把足尖轻蹑。雨馀草滑却提防，称步儿宁贴。花边香蕊，亭阴风细，绕湖山重叠。为他娇喘汗抛珠，笑输他如叶。”虽无词题，也未见画面，但通过这阕词，却把“仕女扑蝶”的生动形象勾勒了出来。它形象鲜明，富有生活气息，用白描手法，语言流畅而又自然，堪称佳作。
《踏莎行》：“小坐檐阴，纺来弱线，檐前绿树阴阴见。闹人最是晚蝉声，夕阳影里声初遍。手挽绵柔，心惊丝断，肠回争似车轮转。却怜日日为
人忙，心丝更比绵线乱。”同样无词题，也未见画面，但这阕词告诉我们，一个屋檐下纺纱的贫家妇女，手摇纺车，面带愁容，夕阳照着她的身影，绿树丛中透出的蝉声，伴着微弱的纺车声；当她想到“日日为人忙”，眼中似乎含着热泪……。这阕词向我们展出了一幅“贫女纺纱”的图画，倾注了作者对贫女的同情，真是“诗中有画”，情景交融，不失为一阕好作品。
“管窥一斑”，这本六十年前的《题仕女图词》，足以说明，陆文郁不仅是书画家、植物学家，作为诗人，也是并无愧色的。
至今光芒不掩的《汉文典》
蒙来新夏兄不弃，以其尊祖父来裕恂公遗著《汉文典》（注释本）见赠，粗读一过，受教良多。这部专著，正如该书封面所标示，诚“二十世纪初中国文章学名著”也。
《汉文典》初印于清光绪三十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9年虽重印过一次，今坊间久已绝迹。1981年全国写作学会将该书列入文章学理论丛书，颇受学术界重视，于是南开大学张格、高维国二先生以四年多的时间，对该书加以整理注释，因原文系文言写成，今人读之，疑难处非作注释不行。此次注释本，由南开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2月出版，精装一册，从内容到装帧形式，均值得称道。
《汉文典》缘何而作？作者在自《序》中指出：中国古代有专讲字之形、音、义之书，亦有专讲文章学之书，但将此二者“合一炉而冶之”的著作，得未曾有；《马氏文通》只讲字、词而不及文章学，日本人之《汉文典》、《支那文典》，“皆以日文之品词强一汉文，是未明中国文字之性质”，故其书“非徒浅近，抑多讹舛”，有鉴于此，作者决心“以泰东西各国文典之体，详举中国四千年来之文字，疆而正之，缕而晰之，示国民以程途”，终于写成《汉文典》这部名著。
《汉文典》共七卷，其中《文字典》三卷、《文章典》四卷。每“卷”分“篇”，“篇”下分“章”，“章”下分“节”，眉目清楚，条理井然。综观全书，其精髓部分在《文章典》。《文字典》今日读来，新义不多，但在当时来说，作为对中国文字学研究所取得之成就，也可卓然成家，后人对其筚路蓝缕之功，自不可没；至于《文章典》，对有关文章学的各个方面，从正面、反面、历史变迁等角度作全面系统之论述，不但前无古人，即使在今天，仍不能掩其光芒，大有参考借鉴价值。《文章典》虽以古文为研究对象，但文章学之基本原理，则古今一也，如第四卷之“第五篇弊病”及“第六篇纠谬”中所列举之诸弊端，今之为文者亦可视为金玉良言，当力避之。请看如下论述：凡“古人之意而不言所出，或拾朋辈之牙慧以为己有，或译他国之文字以眩人观，凡若此者，皆所谓（文）盗也”，这种“文盗”现象，在今日某些学术著作中，不也数见不鲜吗？又如第二卷之“第三篇·第三章·文忌”，指出为文“忌庸”，因“文不可以不奇也，而庸者不奇；文不可以不新也，而庸者不新”，拈出“奇”、“新”二字，今之文学作品，称得上“奇”、“新”者有几？再如上述“纠谬”一章，还指出“摘字之谬”，即“以司马迁为马迁，以诸葛亮为葛亮”，这种现象，在今人所写旧体诗中，不也很常见吗？如此等等，都值得今之作者参考借鉴。故此书很有现实意义，值得推荐。
王子安曾云：“人杰地灵”，萧山自古为人文荟萃之乡，以来氏祖孙而言，裕恂公潜研经史诸子，兼擅诗文骈俪，曾游学东瀛，执教于横滨中华学校，可谓学通中外，著述闳富，为一代名流；而新夏兄复为名教授，桃李盈门，著作等身，家学渊源，箕裘克绍，祖孙后先辉映，亦学术界一佳话也。
一本勇于探索的书
人们都有一个共同心理：对一部古典名著，总希望读到未加删节的整本，而不希望读节本。被称为元明长篇小说中的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从传世的版本来看，也存在有未加删削的秽本和删去那些淫秽下流描写的洁本。《金瓶梅》的原稿本或初刻本到底是什么样子？是秽本还是洁本接近于原稿本？这些问题，学术界一直有争论，最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由朱星先生著的《金瓶梅考证》一书，就是本着“百家争鸣”的原则，以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回答这些问题的。
《金瓶梅考证》，首先从考察《金瓶梅》的版本历史入手。经过考证，肯定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金瓶梅》的最早刻本是万历庚戌年刻于吴中的论断，现存的最早刻本《金瓶梅词话》刻于丁巳，晚于庚戌本七年。朱星先生从有关文献记载进行考察，指出《金瓶梅词话》是经过文理不通的文人大加篡改，掺进了淫秽下流的大描大绘，已经不是庚戌年初刻本的本来面目了；并指出《金瓶梅》的原稿本和吴中初刻本并没有淫秽语，庚戌本应该是最早的洁本。因此，对同治年间经过蒋剑人删节的洁本《古本金瓶梅》，除嫌它删节得太多这一点之外，由于它“基本上还保存《金瓶梅》初刻本的故事面貌”，并“由于他改成了洁本，使这部奇书名著还能公开传阅”，故得出了“我们同意他的删削，何况被删的都是粗鄙的伪撰”的结论。这就告诉人们：不要迷信那部影印的丁巳本《金瓶梅词话》（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影印，内部发行），它并不是《金瓶梅》原稿本或初刻本的本来面目，倒是经蒋剑人删削过的《古本金瓶梅》洁本，却和当初并没有那些淫秽下流描写的《金瓶梅》原稿本或初刻本相接近。
《金瓶梅考证》还对《金瓶梅》的作者问题和《金瓶梅》被窜伪的经过，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有相当的说服力；同时对《金瓶梅》所反映的阶级斗争、《金瓶梅》的文学成就及其历史价值，和《金瓶梅》与《红楼梦》的关系等，都作了颇有见地的论述。在这本书中，由于考虑到广大读者没有读过《金瓶梅》的实际，还对《金瓶梅》的故事梗概和主要人物作了简介。总之，《金瓶梅考证》虽只有十来万字，分量并不大，但它所论证的方面却相当广泛，而且其中也不乏新见，体现了作者勇于探索的精神，这一点是可贵的。
《金瓶梅考证》为何而作？作者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所有中国文学史都要论到《金瓶梅》。”但“这部书不能看，青年人更不许看，……主要是由于禁书淫书这问题没有获得解决。这是由于不知道《金瓶梅》原稿初刻，本无淫秽语，本非淫书。至于它专写封建社会的罪恶，自然也会同《水浒传》一样被列为禁书。到吴中再刻本大加伪撰，改名为词话成为淫书后便更使人谈虎色变了。我们今天把它考证明白，把这些污点洗删了，也就可公开阅读研究了”（《前言》）。“动机只是想为这部奇书平反翻案，不是故意好奇”（《后记》）。综观全书，通过作者对《金瓶梅》演变的历史所作的系统考证，可以说是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的。这里，还应特别指出：在《金瓶梅词话》的删节本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出版的前夕（见《文献》1980年第一辑第176页报道），《金瓶梅考证》的问世，对帮助广大读者认识这种《金瓶梅》新洁本的价值，宣传《金瓶梅》洁本才接近该书初刻本原来面目的道理，是有现实意义的。提高《金瓶梅》洁本的身价，使这部古典名著
能公开地和广大读者见面，发挥它应有的作用，《金瓶梅考证》在这方面是有贡献的。
当然，作为学术问题，《金瓶梅》的原稿本或初刻本到底是秽本还是洁本，学术界还可继续讨论，还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我认为，《金瓶梅考证》作为一家之言，不失为“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是值得称道的。
一本指引治学门径的好书
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接触中国历史文献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大学文科师生和广大的文史工作者，更是经常要和中国历史文献打交道；假若说把十分丰富的中国历史文献比为一座令人目眩的宝库，那打开这座宝库的一把钥匙，就是古典目录学。遗憾的是，据我所知，目前高等院校的文科学生，不懂古典目录学基本知识的现象是普遍的。甚至不少人连《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也没有听说过，亦不知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为何物，在这种情况下，中华书局出版了来新夏先生的新著《古典目录学浅说》（以下简称《浅说》），当然是值得欢迎的。
《浅说》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为广大文科大学生和青年文史工作者指引治学的门径，综观全书，著者是达到了预期目的的，可以说，它是一本指引治学门径的好书。
深入浅出地介绍古典目录学知识，是《浅说》的特点之一。全书共分四章，第一章是从横的方面来介绍目录学所包括的主要内容，第二章是从纵的方面来介绍历代目录学著作和目录学家的简史，第三章是对古典目录学相关的学科如分类学、版本学、校勘学等加以论述，第四章是提出古典目录学今后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发展的方向。这样的布局结构，应该说是相当全面、系统的。由于该书的读者对象主要是青年，故在行文上又注意到深入浅出，使人读起来容易理解而不枯燥，如简牍制度的“简”、“牍”、“检”、“署”、“函”、“封”、“方”、“版”、“版图”、“户版”等所指的实际内容，都较生僻，该书都作了简洁而又通俗的解释，使人一目了然。
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科学论述，是《浅说》的另一个特点。从该书所引证的材料来看，从古至今有关目录学的主要著作都注意到了。《浅说》还特别注意吸收新材料和科研新成果，如对我国古书总数的估计，过去只估计有七八万种，但1979年经过杨殿珣氏的重新考察，提出“可能有十五万种左右”的新说法，《浅说》即吸收了杨氏新说。尤为可贵的是，《浅说》对一些问题，经过认真研究之后，提出了新的见解，得出了新的科学结论，如对晋荀勖《中经新簿》何以将应入史部的“汲冢书”归入丁部（集部），刘宋殷淳撰《四部书大目》与著称于后世的刘宋时期国家目录《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之间有何关系等问题，《浅说》都作了科学论证，得出了答案。对某些错误的东西，《浅说》也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加以驳正，如对郑樵、章学诚以至今人张舜徽先生主张以校雠学来包括目录学，从而不承认目录学为独立学科之说，针锋相对地提出不同意见；更有甚者，著者原是余嘉锡先生的及门弟子，但在《浅说》中，并不盲从师说，对余嘉锡认为《中经新簿》“原书当有十六卷”，以及“学问应从《书目答问》入手”等观点，《浅说》都持保留态度，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浅说》著者坚持真理的学风。
指出古典目录学的研究趋势，提出在古典目录学研究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促使更多的人去关心这些问题，从而推进古典目录学的研究，是《浅说》的又一特点。《浅说》在最后一章中，指出今后的研究趋势，应从“整理目录学文献”、“研究目录书和目录学家”、“撰写新的古籍目录”、“刊印古典目录学书籍”等四个方面入手，应该说问题提得很中肯，也很必要。当然，本书也有令人感到不足的地方，主要是在介绍清代目录学著作和目录学家的简史中，稍嫌单薄一些，因为既然承认清代是“古典目录学的昌盛”
时期，那就应该在书中充分反映出来，这点，使读者感到不满足，可能和篇幅的限制有关，希望再版时能加以充实。
不要小觑《三字经》
应来新夏兄之邀，为南开大学出版社编印“中华幼学文库”中五本不同的《三字经》进行点校。这五本不同的《三字经》分别是：《三字经注解备要》、《重订三字经》、《广三字经》、《太平天国三字经》、《中华民国共和新三字经》。这五本书汇为一册，已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当我将该书样书从头到尾重新审读之后，一颗悬着的心才不那么惴惴然了。由我点校的这五本《三字经》，由于时间仓促，尽管还有少数未校改的错字，并有几处原书有误或表达不清而应予注明却未出校的缺陷，但毕竟改正者已不下数十处，和时下坊间所出的《三字经》相较，虽不能称为善本，却自信是稍稍好一点的。
点校这五本《三字经》，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学习。这绝不是客套话。在点校过程中，我并不轻松，因这五本书，包括“天、地、人”三才，自己的知识覆盖面有限，不少地方需要查阅有关文献，相当麻烦。如介绍西夏元昊称帝，对宋王“自称男邦泥定国兀卒”，是何意？有无误字？该怎么标点？就颇费周章：先检《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知“兀卒”乃党项语，意为“青天子”；而“邦泥定国”作何解？该辞典未收，只得再查《宋史》和《西夏史稿》，才知“邦泥定国”即汉字“白上国”的西夏文音译，“男”是西夏王元昊对北宋皇帝的自称（称“男”不称“臣”）。至此，才敢把这句话标点为“自称‘男邦泥定国兀卒’”。又如“李光明庄本”和“吴蒙标点本”提到五代梁太祖朱温，称他“尝与友珪之妻张氏乱，张氏以告，为友珪刃刺于背乃崩”就交代不清：友珪与朱温是何关系？“张氏以告”为何事？查新旧《五代史》作了如下补充：“尝与（其子）友珪之妻张氏乱，张氏（密告友珪将立友文为太子），友珪刃刺于背乃崩。”这就使读者明白朱友珪是为争继帝位而弑杀其父的。至于原书中的错误，有多处并不是我一看即知，而是用笨办法，一一查对有关资料之后才加以改正的。如章太炎先生《重订三字经》，在“莹八岁，能咏诗”之后，注云：“北齐祖莹，……十二岁为中书学士。”经过核对《北齐书·祖莹传》之后，才判定“学士”应作“学生”（据中华书局点校本）。我举以上例子，意在说明，要点校这五本《三字经》，以我的学识，虽滥叨“研究员”的虚衔，却是感到相当吃力的。
不仅此也，在这五本《三字经》中，至今我仍有不懂之处，如《广三字经》提到“邓诸生，班大家，志典籍，续汉书”，其中“邓诸生”何所指，待查。这又说明，要完全读懂《三字经》，并不是轻而易举的。通过点校实践，我更加坚信自己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所说的那几句话：“（今天）即使文科大学生，能具备《三字经注解备要》、《重订三字经》、《广三字经》中所介绍的文史知识者亦非多数。难怪有人说，过去蒙学读物《三字经》，今天已经不仅是‘小学’读物，也是‘大学’读物了。”假若现在有的文科大学生不以我的话为然，那就请读读这五本《三字经》试试吧。我相信，只要一读，对这五本《三字经》是不会小觑的。
《三字经》虽列入“幼学文库”，是青少年的辅助读物，但同时也是教师和家长的读物。应该说，在介绍文史知识方面，《三字经》是一本“雅俗共赏”、“长幼咸宜”的导读书。通过教师和家长的讲解辅导，《三字经》会给广大青少年读者带来益处的。
《三字经》的一处错误
从宋元直到今天，作为幼学读物，《三字经》广泛流传，历久不衰。1990—1991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再版了这本书，印数都很可观。同样，该书在国外也有影响，1990年10月，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英译本《三字经》，同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遗憾的是，该书称“昔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的错误说法，没有被新的版本纠正过来。
据光绪二十年芗林草堂重刊康熙五年王相作“训诂”的《三字经训诂》和贺兴思注解的《三字经注解备要》（李光明庄刊本，“徐氏三种”本），以及别的坊刻本，均作“梁灏”。按北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六记载，祥符二年放梁固以下进士三十一人及第，“固，雍熙二年状元颢之子”；复按《宋史》，雍熙二年状元为“梁颢”，而非“梁灏”。“颢”通“皓”，不能通“灏”，梁颢字太素，名与字有内在联系，故知作“灏”误，应作“颢”。
梁颢享年多久？宋王偁《东都事略》卷四十七本传和宋洪迈《容斋随笔》均称梁颢卒年四十二，唯《宋史》本传称“景德元年（1004年），权知开封。……六月，暴病卒，年九十二，上甚轸恻”。经过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八“书《宋史·梁颢传》后”的考证，从四个方面证明梁颢卒年九十二之说实误，其卒年应为四十二。《宋史》不精，错处较多，以梁颢卒年而言，若年九十二，已登耄耋，为高寿，不管是病死，还是无疾而终，都不能称“暴病卒”，试问：古今有九十二逝世而称“暴病卒”的吗？此其一。《宋史》载梁颢有三子，季子梁适“熙宁三年（1070年）卒，年七十”，则梁适生于1001年。而梁颢卒于1004年。若梁颢卒年九十二，则梁适出生时梁颢已年八十九，大不可能，此其二。称梁颢八十二中状元之说，出自宋陈（范）正敏《遯斋闲览》，载梁颢“状元及第，其《谢启》云‘白首穷经，少伏生之八岁；青云得路，多太公之二年’”。若然，梁颢于雍熙二年（985年）中状元，当时也只有七十三，并非八十二，与《谢启》所言不符。俞正燮指出所谓《谢启》，乃“无名子何人游戏作”，即他人伪托，不足信，此其三。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梁颢传》，在“校勘记”中已明确指出，前人“皆以‘年九十二’为非。‘九’乃‘四’字之误”。
从以上考察，只有梁颢卒年四十二，称其“暴病卒，上甚轸恻”，和三十九岁时生季子梁适等，才合情合理，而“卒年九十二”之说，则扞格不通。既然梁颢享年只四十二，何来“八十二，对大廷”呢！章太炎《重订三字经》，即不采此说，而改为“若荀卿，年五十，游稷下，习儒业”。良是。
《三字经》误注一例
流传广而又影响大的《三字经》早期注本，首推清康熙初年王相撰《三字经训诂一卷》，其后许多注本，都沿袭王氏之说。实则王注也有误，有的误注一直延续三百多年无人改正，如在“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之下，对“削竹简”的注释即为一例。
按王相《训诂》对“削竹简”的注文是：“（汉）公孙弘，年五十矣，为人牧豕于寒竹林中，乃以刀削去竹青，借取《春秋》钞录而读之。”其后，其他注本如《三字经注解备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北京师大出版社1990年版校释本《三字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注本《三字经》等，仍以王氏《训诂》此注为据。对此说最早提出异议的，是天津津河广仁堂清光绪年间校刊的《广三字经》。它于“削竹简”句下注称“见《后汉书·吴恢传》”，否定“削竹简”为汉公孙弘事，但定为后汉吴恢事亦误。据《后汉书·吴祐传》，吴祐之父吴恢任南海太守时，曾“欲杀青简以写经书”，因吴祐的劝告而作罢。事实上吴恢并未“削竹简”，而《三字经》所说“披蒲编，削竹简”，是指贫穷无书者亲自动手的行为，与贵为太守的吴恢无关；吴即使要“削竹简”，自有他人司其事，是不会亲自动手的。民国年间双流黄氏刊章太炎《重订三字经》，注中只肯定“披蒲编”为汉路温舒事，对“削竹简”仅注明“古人文书皆用竹简”，未提公孙弘，但“披蒲编”与“削竹简”是一人之事还是两人之事，却不加说明。
我认为：“披蒲编，削竹简”，乃指汉路温舒“取泽中蒲截以为牒，编用写书”一事，汉代书用竹简，路温舒“披蒲编”以代“削竹简”。这四句应标点为“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并非路温舒“披蒲编”，公孙弘“削竹简”。根据是：第一，《史记》、《汉书》均有公孙弘传，只称他“家贫，牧豕海上，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并无“削竹简”的记载；第二，《汉书·路温舒传》，明确指出“（其父）使温舒牧羊，温舒取泽中蒲截以为牒，编用写书”，公孙弘也曾“牧豕海上”，若真有“削竹简”事，即使《史记》漏记，《汉书》也会补记；第三，在现存古类书中，不但无公孙弘“削竹简”的记载，也没有把自削竹简写书作为贫而好学的事例看待，因“削竹简”以作书写载体的工艺很简单，很可能古代自削竹简以写书的现象较普遍，并非家贫无书而好学者才如此，故古类书中没有反映；而《三字经》所举“囊萤”、“映雪”、“负薪”、“挂角”以及“披蒲编”等贫而好学的典型，都见于古类书。至此，王相提到的公孙弘“牧豕于寒竹林中”，“以刀削去竹青”等说法，即使不是他杜撰，其所据也是他人的臆说，不足为据。非常遗憾，我为南开大学出版社点校的《三字经》两种注本，因时间仓促，也未校改过来，特附此说明。
为《新三字经》作点改动
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1月推出《新三字经》，立即在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绝非偶然。
我曾应南开大学出版社之邀，为该社即将出版的“中华幼学文库”中的五本《三字经》系列著作进行了点校。作为幼学读物，这五本书加在一起，在介绍中国传统美德和文化知识方面，虽仍有积极意义和借鉴作用，可看作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小辞典，但同时也感到，它们毕竟是历史文献，不能反映时代精神，目前迫切需要为青少年编一本新的《三字经》。现在广东推出了《新三字经》，首批征订即达八百万册（三月中旬已达一千一百万册），可见它是符合时代需要的，是受到广大青少年欢迎的。
《新三字经》继承了《三字经》的形式，三字一句，叶韵，用浅近文言编写；在内容上，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现代文明修养熔于一炉。从总体上看，这本书是成功的。但由于是初版，带有探索性质，不可能臻于完善，还有个继续修订的过程。今天见到的那本已经定型的《三字经》，也是经过后人不断修改而成的。对《新三字经》，我认为不足之处有三：一是还有几处不叶韵，读来别扭；二是中国历史上有代表性的人物涉及不多，如妇女只提到孟母、岳母和黄道婆，少数民族只提到康熙帝，而中国的悠久文明史，是中国的妇女和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不可忽视；三是个别处字句欠当，还须斟酌。为了使这本《新三字经》更加完善，特不揣谫陋，提出如下修改愚见，聊作引玉之砖，不当处尚祈该书编写者和广大读者教正。
（一）将不叶韵处改为叶韵：
1.“新时代，育新人，德智体，美与劳。”可将末句“美与劳”改为“美劳并”。王勃《滕王阁序》中有“四美俱，二难并”的句子。“并”可读为平声。
2.“罪与恶，源于贪，种苦果，终自尝。”可将末句改为“终自啖”。“啖”见《新华字典》，乃常见字。
3.“驱日寇，掀三山，新中国，屹东方。”可将末句改为“东方灿”，也含有“屹东方”之意。
（二）增加历史上有代表性的妇女和少数民族人物。我主张应将后汉继其兄班固而完成名著《汉书》的女学者班昭和南北朝至隋之间的广东少数民族女首领洗夫人增入。洗夫人在《隋书》中有传。她数次敉平叛乱，维护国家统一，深明大义，有勇有谋，这样的女中英杰，在中国史上也是少见的。建议于“苏武节，骨铮铮，直谏镜，有魏徵”之后，增加“洗夫人，勇且谋，统百越，完金瓯”这样四句。另外，在“司马迁，撰史记，不掩恶，不虚美”之后，增加“女班昭，才超群，继兄志，汉书成”这样四句。
（三）书中个别处有文字欠当者，希编写者再斟酌。必须承认：每句只限三字，还要叶韵，以之达意而又妥贴，实在很难，我认为比写传统格律诗词还难，必须反复推敲修改。如上引“直谏镜”就欠当，“直谏”与“镜”搭配，不顺，倒不如改为“敢直谏，有魏徵”。又如“黄河阔，长江长，珠江秀，龙江壮”即有两个问题：既以“长江”的“长”为其特征，使读者很容易联想“黄河”的特征是“阔”。因“黄河阔”与“长江长”是对应成文的，读者自然会有这样的联想。然而以“阔”为“黄河”的特征是不确切的。再以末句“龙江壮”来说，“龙江”何所指？是福建、广东等地的龙江？还
是东北黑龙江的简称？从上下文看，与“珠江”相对，似指北之黑龙江，而黑龙江可别称“黑水”，常言“白山黑水”即指此，古今好像没有简称黑龙江为龙江的。
以上信笔写来，姑妄言之，聊供参考。
也谈改琦的《玉壶山房词选》
顷读《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221期载《改琦的〈玉壶山房词选〉》一文，颇受教益，惜尚有疏略，特提出以就教于方家。该文称改琦的《玉壶山房词选》，“今查阅诸词目，不见著录，传世甚少”，不确，据我所知，至少有两部目录书著录了《玉壶山房词选》：其一为孙殿起著《贩书偶记》（卷二十“词曲类”），标明：“《玉壶山房词选》二卷，华亭改琦撰，道光戊子沈氏来鹤楼精刊。”按此本即该文所介绍的同一版本，书名、卷数、刊刻人及刊刻年代均相同，可见此书早已为人著录；其二为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第一册，在《清名家词》（陈乃乾辑，1937年上海开明书店排印本）的子目中，即标明：“《玉壶山房词》一卷，清改琦撰。”所不同者，《贩书偶记》作二卷，此则作一卷。《清名家词》为常见书，解放后还重印过，因此，不能说改琦的《玉壶山房词选》“传世甚少”。关于改琦的生卒年，该文称“生卒未详”，其实，姜亮夫氏在《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一书中，根据《清画家诗史》已下、《国朝书画家笔录》卷三、《墨香居画识》卷十等书的记载，确定改琦生于清乾隆三十年（1774年），卒于道光九年（1829年）；同时《中国绘画史》（王伯敏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也作“改琦（1774—1829）”（第635页），可见改琦的生卒年是有据可考的。
一本黑书
最近，在天津街头的书摊上，偶然发现一本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倪岳撰《麻衣神相真本》，三十二开，二百一十八页，附图十三页，1991年7月第一版，印数二万册，每册定价四元二角，封底标“责任编辑：张君学封面设计：卫东”。由于好奇，我随手翻了翻，发现印刷粗糙，错字不少，断句和标点错误亦随处可见，当即怀疑这是一本盗用“文物出版社”名义偷印的黑书。遂问售书者，他直言相告：“这些都是黑书。”边说边用手指了指他的书摊，接着说：“有些书，正式出版社不出，又是祖传秘本，只好自已印了。”我又问他是从什么渠道进书的。“我不敢说。”他回答得倒很干脆。闻言恍然大悟。尽管我已经藏书万册，但还没有“黑书”版本，就决定买一本，因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奇特现象。《麻衣神相真本》不仅是一本黑书，早被明令禁止出版，而且从目录学的角度来看，它托名倪岳撰，也是一本伪书。据文献记载，明代的倪岳并非星相术者，不可能著什么《麻衣神相真本》。若从版本学的角度看，出版少量星相术方面的书也未尝不可，但应由正式出版社选用好版本，如明鲍栗之《麻衣相法》七卷（据《明史艺文志》），若能找到明刊本，影印之，可以供有关学者内部参考。但这本《麻衣神相真本》，显然是盗用文物出版社名义偷印的“黑书”，应该追查，以保护文物出版社的声誉。
[附记]：经核查，这确是盗用文物出版社名义偷印的黑书。
所谓《推背图》
在街头书摊上，偶然发现一本《推背图》，署“袁天罡、李淳风合著”，该书冒用团结出版社名义，错字和断句错误触目皆是，明属黑书无疑。
所谓《推背图》是什么货色？那位吹捧《推背图》为“中国最奥秘的预言”的台湾江湖骗子，居然披着“学术”外衣，抬出《宋史·艺文志》有《推背图》的记载，从而断定“中国最古的文献上认定《推背图》的存在”。这实是欺人之谈。因为历史上从未有过袁天罡（纲）、李淳风著《推背图》的记载，而《宋史·艺文志·子部·五行类》所记《推背图一卷》，乃丘延翰所撰，和袁天罡（纲）、李淳风根本无涉；这本丘著《推背图》的内容为何，因元、明、清的各种书目都不著录此书，早已无法了解，可见它早已佚亡了，而今天见到的袁天罡（纲）、李淳风著《推背图》，为后人伪托无疑。又该书第廿七象“谶曰：惟日与月，下民之极，应运而兴，其色曰赤。颂曰：枝枝叶叶现金光，晃晃朗朗照四方。江东岸上光明起，谈空说偈有真王”。可判断它是明朝以后由文墨不通的江湖术士编造的。该书按干支列为六十象，每象绘一图，下附打油诗似的“谶曰”、“颂曰”，这就是全书的内容。稍加考究，即可发现其内容可分两大部分：即廿七象之前，将从唐到明的历史大事用拆字或暗示的办法写成隐语，使人稍加琢磨即解其意，如第廿七象的“惟日与月，下民之极”，暗示“明”（“日”加“月”）王朝出现，而且“应运而兴”的是“其色曰赤”的“朱”姓为天子，那四句“颂曰”则暗指当过和尚的朱元璋要从江东兴起为“真王”。编造者之所以这么干，无非是想说明他托名为袁天罡（纲）、李淳风著的《推背图》，早在唐代就预见到会出现明王朝了，从而增加读者对他玩的这套把戏的可信性。另一部分即廿七象之后的卅三象，则完全是信口胡编的，后人既可根据已发生的历史事件从《推背图》中作捕风捉影地解释，也可捕风捉影地去胡猜将来会怎么样，因为它的图象和“谶”、“颂”没有任何客观规定性，是编造者自己也不知所云的。江湖术士之所以这样做，无非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混一碗饭吃罢了。
查为仁《绝妙好词笺》和国内别的历史名城相比，天津城市形成的历史较短，故在天津古代史上，全国知名的文人学者并不多，而清代天津的查为仁和他的《绝妙好词笺》，却影响很大。查为仁（1694—1749），字心谷，号莲坡，原籍河北省宛平县，长期寓居天津的水西庄。为仁之父查日乾，是大盐商，家资殷富。为仁虽是富家子弟，却性嗜读书，十七岁时即考取乡试举人第一名，由于别人检举他在乡试中有贿赂之嫌，被捕，关了八年大狱，在狱中仍读书不辍，后得以澄清，获释。经过这次打击，他已无意于功名仕途，乃在原天津县城西三里近河之处，扩建了著名的园林水西庄，置图书金石鼎彝于其中，广招南北名士来此游赏，切磋诗文。查为仁和水西庄当时即负盛名，袁枚《随园诗话》卷三就称赞水西庄“蓄积书史”，“名流宴咏，殆无虚日”的盛况。乾隆十三年（1748年），著名学者厉鹗北上，路经天津，查为仁“留之水西庄，觞咏数月，同撰周密《绝妙好词笺》”。正是由于查为仁和厉鹗在水西庄共同完成了《绝妙好词笺》这部名著，才使查氏享有盛誉。他的另一知名著作是《莲坡诗话》。
《绝妙好词》是宋末著名词人周密所辑南宋词人作品的一部选集，共收作者一百三十二人，词作近四百首。宋人选宋词，以该书为最有代表性，《四库总目提要》即称它为“词选中最为善本”。但《绝妙好词》问世后，迄今为止，为之作笺释者，只有查为仁、厉鹗同撰的这本《绝妙好词笺》，而且从厉鹗的序中得知，笺释工作是以查为仁为主完成的。《绝妙好词笺》的主要贡献，一是对一百三十二位作者的生平作简要介绍，而其中绝大多数作者的姓字又“多不著”，考证不易，如韩疁的生平就鲜为人知，今人辑《全宋词》对韩疁的生平介绍，全部采自《绝妙好词笺》，可见该书保留了南宋词人的珍贵史料；二是校改，纠正了柯煜和高士奇刻本的错误；三是引资料介绍词作的本事，如韩元吉《水龙吟》（书英华事），读此很难了解“英华事”何所指，通过书中所引《耆旧续闻》，方知是指一个神话传说的爱情故事；四是介绍和词作有关的资料，如刘仙伦《霜天晓角》（蛾眉亭），即引《方舆胜览》说明“蛾眉亭”的所在地；五是附载有关作者的佚闻；六是引用诸家对词人或词作的评语；七是指出作者的名篇秀句。这些足证查厉二氏对《绝妙好词》一书的笺释作出了重大贡献。《绝妙好词笺》完成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即查为仁逝世的这一年。
天津《百花诗笺谱》提起“诗笺”，人们往往会想到北京荣宝斋，杭州西泠印社所出的笺纸，当然，成都的“薛涛笺”也久负盛名。但在清光绪中叶，经天津文美斋以传统水墨套色印制的《百花诗笺谱》，和上述的“诗笺”相比，也独具一格，并无愧色。这种诗笺问世之后，广泛受到人们的喜爱，作为精美的工艺品加以珍藏。据《鲁迅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记载，在《壬子（1912年）北行以后书帐》中，就有“《百花诗笺谱二册》”，同时还在1931年的《书帐》中，又提到“《百花诗笺谱》一函二本。振铎赠。七月二十三日”。可见鲁迅和郑振铎两位先生，也是珍爱天津印制的这种诗笺的。据记载，天津文美斋南纸局主人焦书卿（1842—？）于光绪中叶，在该局增售书籍，兼营印刷，《百花诗笺谱》就是光绪壬辰（1892）年，请津门著名画家张兆祥（1852—1908）绘画和铁道人凌汉题诗而印制的。外有函套，笺纸采用加料宣纸，长23.2厘米，宽12.1厘米，八行，行格为暗细线，每幅绘有各种花卉，其布局同中有异：如花卉总是在上端由右向左延伸，多画一枝，也有加画二枝三枝为衬者；每幅下端为配画诗，用赵体行楷书写，此其共同处。但每幅的具体布局又有变化，如那幅“迎春花”，从右顶端延伸到左下角，配画诗写在右下端，且被花覆盖，左上端为绘画者“张兆祥”签名，名下偏左钤“和庵画”阴文印（按：和庵为兆祥字）；而另一幅“波斯菊”，花只占全幅三分之二的上端部位，下端的三分之二用来题诗，空出下端的三分之一，只在右下角署“和庵”，名左下钤“和庵”阳文印。
《百花诗笺谱》用砖红色套印，花卉采写实手法，可作画谱用。配画诗亦流畅自然而切题，如那幅“迎春花”的题诗为：“春有脚，来宜早，年年岁暮便迎春，今至正元春信渺。去日多，来日少，春若迟迟人将老。迎春花正开，送春花事了。时壬辰新正文美主人属题铁道人凌汉”；另一幅“波斯菊”的题诗为：“恬淡东篱，花以人显。芳名既传，有朋自远；菊来波斯，相见恨晚。文美主人属题铁道人凌汉”。题诗的字体也相当漂亮。可以说绘画、配诗、字体、色彩、用纸等方面都具有特色，雍容、丰润、富有生机而又无市井气。我藏有嘉庆初年的“青云斋”笺纸和杭州“西湖十景古笺”等，它们的风格都是淡雅、疏朗，尤其是后者，淡到几乎看不到画面，相形之下，《百花诗笺谱》在众多笺纸中绝无愧色而又风格独具。现在全国诗社至少上千家，生产诗笺者却很少见，希望我们的杨柳青画社能恢复《百花诗笺谱》的生产，是一定能畅销的。
天津津河广仁堂刻书
提起清代的书坊刻书，一般人会想到北京的琉璃厂书坊和南京的李光明庄等。其实，天津于清光绪四年（1878年）成立的“津河广仁堂”也雕版刷印过一批书，在国内也有影响。“津河广仁堂”原为救济河间府因旱灾严重大量逃来天津的灾民而设，地址在天津旧城西门外太平庄，占地五十亩。为了生产自救，其中设工艺所，专门承担刻书印书任务。工艺所下设镌刻处、印订处、织帘处、修发处、编藤处等部门，从缮写、刻字、印刷、装订到对外发售，包括书籍生产和发行两个过程，都是自己独立进行的。它所刻的书，虽由慈善机构主持，实际上属于坊刻性质。
“津河广仁堂”从光绪七年（1881年）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在短短六年中，它所刻的书，今可考知者，已达七十五种之多，至今存世者亦不下六十余种，如它编刻的《津河广仁堂所刻书》这部丛书，就包括六十二种，已被《中国丛书综录》著录。“津河广仁堂”所刻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当代皇帝和名巨著述、修身养性、治家之道、蒙学读物、生产技能等方面，没有市井庸俗读物；从总体上看，它所刻的书品位较高，校勘较精，其质量高于普通坊刻本，加上所刻书的内容又侧重于阐述传统伦理道德，对研究中国的传统思想，今天仍有参考价值。
就版本而言，“津河广仁堂”所刻书，有为清代唯一刻本者，也有首次刊刻问世者。如明代和海瑞齐名的况钟，其文集不见于《明史》本传、《明史·艺文志》、《国（明）史·经籍志》、《续文献通考》等文献著录，很可能在明代尚无刻本；到了清代，也不见于清人所编书目著录。而据《中国丛书综录》记载，在所有丛书中，只有《津河广仁堂所刻书》收有《况太守集十六卷补遗一卷首一卷》（况钟著。光绪十年<1884年>刻本），可见它是清代见于书目著录的唯一刻本。又如它刻印的《广三字经》（蕉轩氏撰。光绪九年<1883年>刻本），为张志公编《蒙学书目稿》著录，它不仅是首刻本，也未见他处翻刻，在蒙学读物《三字经》系列中，仍占有重要位置，故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幼学文库”中，就收了这本《广三字经》，而且是以“津河广仁堂”刻本为底本的。它所刻的其余的书，有被著名目录学著作登录者，如《国朝名臣言行录十六卷》、《毋自欺室文集十卷》（均为王炳燮编或撰。光绪十一年<1885年>刻本），都分别为《贩书偶记》著录，受到学术界重视。再如清佚名撰《蚕桑实济六卷》，在所有丛书中，也只有“津河广仁堂”于光绪八年（1882年）刻的这一本，它对研究中国的蚕桑事业，至今仍有独特价值。
天津刻经处提起刻经，有金陵刻经处、扬州刻经处和北京的中央刻经院。在民国年间，还有个天津刻经处，在天津的出版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民国五年（1916年），我国著名佛学家杨仁山的弟子陈正有创立了“天津佛经流通处”，“天津刻经处”就是在此基础上成立的。民国十一年（1922年）其时主其事者是徐蔚如和许季上两位佛学学者。他们以“天津刻经处”名义，校勘并刻印了一批佛经。许季上还曾东渡日本，访求到在国内久已失传的律宗和密宗的某些经卷，在天津重新刻印，如《宗门十规论一卷》（南唐释文益撰），在中土久佚，是从日本《续藏》中录出，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由天津刻经处刊印的，它对研究中国佛教史颇有裨益。顾名思义，刻经处是以刊刻佛经、弘扬佛法为宗旨的，但它所刻佛经，其意义已超出宗教范围，对研究当时社会风情也有一定参考价值。至于在新式印刷术已很普及的情况下，它仍坚持以传统的雕板印刷工艺，这在出版史上亦颇具特色。天津刻经处刷印佛经的种数不详，只知从1922年到1936年之间，共刻印佛经约四十种，均为雕板线装，书后附刻“识语”，标明施财刊经者姓名、缘何刻经之心愿、以及所刻经的字数与刻资数目等。我们从这批刻经的“识语”中，可窥见民国时期天津的某些风尚和人的心态。例如长期寓居天津的著名实业家周学熙，1934年是他和夫人刘氏的七旬寿辰双庆，为了庆寿，即捐资由天津刻经处刊刻了《新集受三规五戒法式一卷》（明释昙昉集）。与此同时，为了庆贺周氏夫妇七十大寿，徐文霨等五人还捐资刊刻了《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笺要一卷补释一卷》（明释智旭笺要、释昙昉补释），说明为祝寿而捐资刻经，乃当时习尚；又如天津著名藏书家周叔弢和夫人许氏，为了“集功德，上报四恩，下资三有，普愿有情，共成共觉”，乃于1922年将宋刊本《诸子提要》等两书变卖，捐资给天津刻经处，于1927年刊刻了《圆觉经大疏释义钞二十六卷》（唐释宗密撰），卖书易财刻经，堪称书林佳话；其余捐资刻经者，有为父母祝寿的，有为超度故去亲人的，也有为祈求自己的病早愈的，这些，都表示了当时某些天津人的心态。
和天津有缘的《天演论》
1996年，正好是严复将英人赫胥黎所著《天演论》在天津译成中文的一百周年，值得纪念。
自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愈演愈烈，尤其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东邻日本国，由于明治维新，国力壮大，一举打败了中国，于翌年订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更使中国朝野震惊，感到国势阽危，亡国之祸，迫在眉睫。严复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于1896年在天津将《天演论》译成中文，随即在全国广泛流传的。《天演论》的主旨，是说明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道理，这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真是振聋发聩，认识到“保种进化之公例”，中国人若不奋发自强，就会有亡国亡种的危险。毫无疑问，《天演论》在中国的传播，对唤起人们的“自强保种”意识是起了巨大作用的。《天演论》传入中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故翦伯赞主编的《中外大事年表》（中华书局1962年版），在1896年的“中国”大事栏中，就特别标出：“是岁，严复译英人赫胥黎《天演论》成。”按严复（1854—1921），字几道，又字又陵，福建闽侯人，1880年从英国学成归国后，受李鸿章之召，来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会办、总办，直到1888年离职，前后在天津九年。严复在《译天演论自序》之末署“光绪丙申（1896年）重九严复序”（见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天演论》），故知他是1896年将《天演论》译成中文的。这一年，严复正在天津创设俄文馆并任总办，之后，他又与人共同在天津创办《国闻汇编》（旬刊），并将他所译《天演论》部分篇章在这个旬刊上发表。可见《天演论》不仅是在天津译成的，而且是最早在天津发表其中部分篇章的。还有一点也值得一提：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旧译《天演论》）的《序言》末署“托·亨·赫胥黎。1894年7月”（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赫氏卒于1895年，其《天演论》当撰成于1894年，而仅隔两年时间，严复即将该书译成中文，这既说明严氏学贯中西，也说明当时的天津对西方文化的重视，信息灵通，能及时将这本西方新著译出来，不愧开风气之先！末了，还要附带一笔：《天演论》中译本的最早版本，据考证，是1898年卢木斋嘱咐其弟卢弼在湖北刻版印行的，现天津图书馆尚藏有沔阳卢氏刻本，标有刊刻年月。有趣的是，卢氏兄弟后来都长期寓居天津，卢弼于抗战前更定居于天津大理道，直到1967年底去世。从上述情况看，我们说《天演论》和天津有缘，当不会被认为牵强吧！
天津书法史上的一件佳作
由孙奂仑于1923年以珂罗版按原大原样影印的《宁河戴彬元殿试策》，不见《天津地方史资料联合目录》著录，也不见其它书目记载。从书法艺术角度看，它不失为天津书法史上的一件佳作，值得介绍。
《宁河戴彬元殿试策》（以下简称《戴策》），框高26.5厘米、宽15厘米，界格为细红线，用宣纸，每页里边有衬纸，因时隔七十多年，纸色变旧，乍看俨如手迹。共计六页，每半页八行，行二十二字，如遇应该提行之字，则该行作二十四或二十三字不等。策文占五页半，末半页为孙奂仑跋。总计一千九百四十一个字。策文中未署名，从孙奂仑的跋中知为戴彬元所书殿试策。跋语称：“右殿试策一卷，为宁河戴愚卿先生手书。先生讳彬元，光绪庚辰科传胪，先曾祖母胞侄也。未第时馆于舍间，教先祖春如公先叔祖季泉公读，……视两表弟如同胞手足，教育之，督责之，无微不至。……此册为先生胪唱前所书以贻季泉公者。仑幼时稍知习字，即什袭藏之，临摹殆数十百遍。……今拟影印，以供识者鉴赏。”末署“癸亥中秋前三日孙奂仑敬识于山右冀宁官舍”。下钤“奂仑小印”名章一方。孙奂仑（1885—？），河北省玉田县人，曾从其叔祖孙季泉和叔外祖高曦亭进士学，1902年中秀才，1909年拔贡。辛亥革命时，应直隶当局之召，曾主持天津北洋铁工场事务，《天津近代人物录》（天津市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总编室1987年12月铅印本）有传。孙曾历任河北省乐亭和山西省洪洞二县知县、山西冀宁道道尹、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部政务处处长、河北省和山西省民政厅长等职。他在洪洞县任内，曾主修民国《洪洞县志》。《戴策》之跋即写于1923年任冀宁道之官舍。从孙氏跋语得知：戴彬元为其曾祖母之胞侄，亦系其祖春如和叔祖季泉的老师，这篇殿试策是光绪庚辰年（1880年）在北京殿试之后等待发榜期间，手写以赠其表弟孙季泉的，后传给孙奂仑。《戴策》流传的原委清楚，加之孙奂仑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故据其跋以判定为戴彬元所手书，当毋庸置疑。
《戴策》的内容，主要是回答制策提出的“传心之法、崇俭之源、图治之方、屯边之政”等四个方面的问题。戴氏的对策，总的讲没有什么新意，如对“图治之方”，并未针对当时列强侵略、国势阽危的局面，提出什么适应时代潮流的救国之方，也没有直谏之辞，仍囿于传统观念，但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至今仍有借鉴作用。如对人君之“崇俭”问题，指出晋武帝、梁武帝、唐文宗等帝王俱有“崇俭之美名”，但国并不因之而治，这并非“崇俭”不能治国，关键在于“不恃崇俭之美名，而恃尚俭之实意”，晋武帝等人在“崇俭”问题上，是“务名”而不“务实”，是名实不副的。又如对“用人之法”，指出考察一个人，“大要不出考行听言两途，而考行究为首务”。至于应用什么态度去衡量人，认为当以唐陆贽之言为准：“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可称至理名言。以上这些论点，今天仍有借鉴作用。
《戴策》的价值，不在其内容，而在其书法。通篇为端庄的正楷，书体舒展大方，没有馆阁体的板滞之弊，也没有世俗气。除个别字外，几乎每个字的一笔一画，都一丝不苟而又显得挥洒自如，有自家风格。每页只有竖格而无横格，但每行的字数相等，字的大小相同，每个字的结构间架，亦安排妥贴，通篇气韵连贯，可作书法艺术品欣赏，使阅者为之心折。将《戴策》
放在国内各家字帖中相较，它也占有一席之地。这部书法作品，并不是作者精心书写，而是殿试后等待发榜的闲暇时随手挥毫的。如策中“盖国奢示俭，国□示礼”，夺一“俭”字，“宋真秀德大学衍义”之“秀德”二字互倒，“贤佞之分淆於於疑似”衍一“於”字，即是说策中有夺字、倒字、衍字。肯定讲，他在正式殿试策中是不会出现这些差错的，因为他名列该科进士的二甲第一名（俗称“传胪”，一甲只三名），并进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会试试卷中不许出差错，这是常规。这些都说明，这份重抄的有“夺、倒、衍”字差错的殿试策，是作者不经意而随手写出的。能不经意而随手写出这样的书法佳品，实在令人敬佩。正如孙奂仑跋中所说，馆阁楷为一代所尚，“至同光间为极盛，士人幼而习之，积数十年之功力，肱折腕脱，始克成此绝艺，其成者且不易数数睹，是其精神所至，固有不可没灭者”。从《戴策》字迹可以看出，如果作者不是“积数十年之功力”，是一定达不到这样的水平的。
关于《戴策》作者，现据光绪《宁河县志》、《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词林辑略》以及孙奂仑《戴策·跋》等文献记载，其生平事迹大致如下：戴彬元，字愚卿，宁河县小留庄人，生卒年不详。其父戴襄清（？—1874），字凫川，道光乙酉（1825）年举人，曾官武邑县学教谕、磁州州学学正。在磁州任内，曾参与修纂《磁州志》，并捐资刊印孙夏峰著《畿辅人物考》一书。有二子，长彬元，次彬彤，皆有文名。彬元于光绪己卯（1879年）考中举人，次年（庚辰）会试为二甲第一名进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后为翰林院编修。他曾官户部主事。彬元家学渊源，书法初学欧阳询，后又改学颜真卿，终自成一家。中进士后，他在书法方面的名声大噪，当时有“南黄（自元）北戴之称”，虽“片楮寸纸，人争宝之”。遗憾的是，在天津书法史上的这位名家，今却湮没无闻，前两年天津古籍书店还出版了黄自元（湖南安化人）的《间架结构九十二法》，而这部书法佳作《戴策》，在天津亦鲜为人知，故特表而出之。
从天津坊刻觇民风
从清乾隆到民国年间，有部佛经《高王观世音经一卷》（一作《诵高王经仪》），天津无论官刻、私刻还是社团刻的刻本，都不收此书，甚至专门刊刻佛经的天津刻经处，也不曾刻过此书，但在坊刻中，它却成了畅销书。计天津刻书的书坊，从乾隆到民国年间，约四十家左右，其中博文堂、文利堂、问津书屋、润雅堂、萃文魁书铺、观文斋、同文堂、汇文堂、同林堂、文翰堂等十家书坊，从清咸丰三年（1853年）到宣统元年（1909年），在短短五十六年中，就先后多次刻印了此书。众所周知，书坊刻书是作为商品流通的，而在这个时期，天津却有约四分之一的书坊争刻此书，可见它是一部畅销书；同时从这个侧面，也可窥见那时天津的民风。
《高王观世音经一卷》是部什么书？据唐道宣撰《续高僧传》和唐智升撰《开元释教录》记载，大意称：东魏天平年间，有个孙敬德，对观音虔心礼拜，后被诬判处死刑。将被处决的前夜，梦一和尚教他念《观世音救世经》，并称经中有佛号，只要念佛号一千遍，就能免死。孙醒来后，记住梦中所授经文，他就一直念经文，时正好念满千遍，终于使斩他的刀三次折为三段，他的皮肉不损。丞相高欢闻知此事，就奏请免罪，并让他把梦中所得经文写出，在世上广泛流传，这就是后来的所谓《高王观世音经》。因此经乃高欢所提倡，而高当时被封为齐王，时人尊称之为“高王”，故此经之前冠以“高王”二字。显然，这部所谓的“经”，完全是后人编造的，早在唐代智升《开元释教录》中就指出它是“伪经”，是隋代人伪造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部伪经，不但鸦片战争后在天津的广大群众中流传，而且还在明末清初的某些士大夫中流传。其中原委，可从明末进士吴晋锡写给他含冤远戍宁古塔的儿子吴兆骞的信中透出消息。兆骞本是江南著名才子，却因清王朝借丁酉科（顺治十四年）乡试案对江南具有反清思想的士子们的政治迫害而蒙冤远戍。吴晋锡在信中写道：“此非人力所可为，只求佛力护祐”；“《高王观世音经》，乃北齐高欢国经也，救人苦厄，应验甚神，……唯汝处未之见，然我处诵自能护汝。”（见《秋笳集》附录）可见进士出身的吴晋锡也不能保护自己的儿子，只有“求佛力护祐”，而《高王观世音经》又被认为“救人苦厄，应验甚神”，因而它成为对自家命运无可奈何的人们的精神寄托。从咸丰至清末的五十多年中，天津坊刻《高王观世音经》之所以成为畅销书，正是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广大群众，在精神上感到灾祸随时都可降临的威胁的反映，这部伪经才成了他们的精神寄托，争相诵念这部伪经也就成了当时的民风。
天津早期的图书广告
图书作为商品流通，就需要广告；而图书广告，至少应具有如下内容：书名、书价、出版单位和发售地点，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天津早期的图书广告是怎么样的吧。
和国内别的大城市一样，天津早期图书是版刻的。将图书作为商品出售，主要指书坊或社团刻印的书，官刻和私家刻印的书，很少有作为商品流通者。从文献记载和现存实物来考察，现能见到天津最早的图书广告，是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文汇斋刻字铺为天津“三树堂”所刻《达生编二卷》的书尾牌记。《达生编》是一部关于妇产科的古医书，该书末尾牌记不仅标明“此版存天津东浮桥北司衙门口文汇斋刻字铺”，而且言明“如愿印送者，每本工料大钱二十五文”。这是以书末牌记作广告，和三十年代一些书局出版的书后刊登该书局的新书广告一样，所不同的，只是前者推销自己而已。类此情况，也有在书名页刊登广告者，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天津同文堂刻的《诵高王经仪》，就在书名页题“每本工料津钱一十六文。天津府北门外茶棚庵西同文堂刻字铺印”。此外，我们还不时从天津某些坊刻本的书名页或封面上，看到钤有该书发兑价格的印鉴。
成立于光绪四年（1878年）的天津“津河广仁堂”的图书广告又进了一步，即将它所刻的书，按年编印成“书籍价目”，如《壬午（光绪八年）书籍价目》、《癸未（光绪九年）书籍价目》、《甲申（光绪十年）书籍价目》等，标明每部书的书名、册数、连史纸和毛太纸不同印本的各自价格，这已和今天的售书书目与新书广告完全一样了。
也有在报上正式刊登售书广告者，如天津求古堂新旧书铺，曾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廿八日（11月21日）的《大公报》上，刊登了这样一则推销书籍广告：“庚子乱后，书籍散亡，元刊旧椠，价昂百倍。本堂主人念搜罗之不易，叹商贾之居奇，因广筹资本，分赴各省购求名刻古本，充栋汗牛，几于大备，售价又一概从廉，以为好古之助。……兹择于十月二十七日（11月20日）新张于北门内，务望光顾，以证不欺。”至于在店门内外张贴新书广告，则是过去和现在相同的。后记
本书就要和读者见面了。我在前面《序》中已经提到，其中大部分文章是在各报刊发表过的。不言而喻，由手稿变为铅字，少不了编辑同志们的剪裁、修改、加工；有的更给了我格外关照，如《苹楼书话》，就是倪斯霆同志在《天津书讯》上为我辟专栏连载的。这次汇辑成书，又增加了一些新篇，从选目到文字修改和资料复核，山西古籍出版社责任编辑张继红同志更付出了辛勤劳动。当本书即将面世之际，谨向上述编辑同志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当然，来新夏兄的从中搭桥，也促使本书得以出版，在此一并致谢！
涂宗涛
1997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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