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墨炎书话》　下　姜德明 主编 倪墨炎 选编
　　第三辑书界掌故
　　《新青年》上的四首同题诗
　　几个作家，同时写一个题目，发表出来让读者自由品评，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它无形中成了一次作家的作文比赛。在现代文坛上，曾有过几次这样的雅举，这里且介绍《新青年》上的一次。
　　在1918 年3 月15 日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上，同时发表了四首以“除夕”为题的诗。这是该刊编辑部出题要同人们写的。现按原刊排列的先后和分行的形式，逐一介绍于下。
　　除夕
　　沈尹默
　　年年有除夕，年年不相同：不但时不同，乐也不同。记得七岁八岁时，过年之乐，乐不可当，——乐味美满，恰似饧糖。
　　十五岁后，比较以前，多过一年，乐减一分；难道不乐？——不如从前烂漫天真。
　　十九娶妻，二十生儿：那时逢岁除情形更非十五十六时，——乐既非从前所有，苦也为从前所无。好比岁烛，初烧光明，霎时结花，渐渐暗淡，渐渐销磨。我今过除夕，已第三十五，欢喜也惯，烦恼也惯，无可无不可。取些子糖果，分给小儿女，——“我将以前所有的欢喜，今日都付你！”
　　沈尹默这首诗，分行别致，接近于散文诗。他借着从幼年到中年对于每年除夕的不同感受，深深地感叹了人生道路的步履艰难。在当时像诗人这样的知识分子中，这种感叹是很有代表性的。
　　胡适写的一首，却是另一种意境：
　　除夕
　　胡适
　　除夕过了六七日，忽然有人来讨除夕诗！
　　除夕“一去不复返”，如今回想未免已太迟！
　　那天孟和请我吃年饭，记不清楚几只碗；但记海参银鱼下饺子，听说这是北方的习惯。
　　饭后浓茶水果助谈天，天津梨子真新鲜！
　　吾乡“雪梨”岂不好，比起他来不值钱！
　　若问谈的什么事，这个更不容易记。
　　像是易卜生和白里欧，这本戏和那本戏。
　　吃完梨子喝完茶，夜深风冷独回家，回家写了一封除夕信，预备明天寄与“他”！
　　诗中所说的“孟和”是陶孟和，社会学家，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的撰稿人。胡适的这首诗记了他参加的除夕之宴，好像没有更深的诗意。
　　接着是陈独秀所作的一首：
　　丁巳除夕歌
　　——一名《他与我》
　　陈独秀
　　古往今来忽有我，岁岁年年都遇见他。
　　明年我已四十岁，他的年纪不知是几何？
　　我是谁？
　　人人是我都非我。
　　他是谁？
　　人人见他不识他。
　　他何为？
　　令人痛苦令人乐。
　　我何为？
　　拿笔方作除夕歌。
　　除夕歌，歌除夕；
　　几人嬉笑几人泣：
　　富人乐洋洋，吃肉穿绸不费力。
　　穷人昼夜忙，屋漏被破无衣食。
　　长夜孤灯愁断肠，团圆恩爱甜如蜜。
　　满地干戈血肉飞，孤儿寡妇无人恤。
　　烛酒香花供灶神，灶神那为人出力。
　　磕头放炮接财神，财神不管年关急。
　　年关急，将奈何；自有我身便有他。
　　他本非有意作威福，我自设网罗自折磨。
　　转眼春来，还去否？
　　忽来忽去何奔波。
　　人生是梦，日月如梭。
　　我有千言万语说不出，十年不作除夕歌。
　　世界之大大如斗，装满悲欢装不了他。
　　万人如海北京城，谁知道有人愁似我？
　　诗中的“他”，即指“除夕”。“除夕”在旧社会的穷人看来是“年关”，在富人则是祝福之日，所以陈独秀说它“令人痛苦令人乐”。陈独秀写这首诗显然是有感而发的。他用强烈对比的手法，写出了人类社会中的两种世界——穷人和富人截然不同的生活。虽然他还不能指出改变那个社会的出路，但他不满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十分激烈的。最后结尾的时候突出一个“愁”字，大有“愁天下穷人之愁”的气概。说那个时候的陈独秀是“启蒙共产主义者”
　　也好，是“激进民主主义者”也好，从三首诗比较可见，他的思想境界远远高出胡适，也高出沈尹默，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这组同题诗的最后一首是刘半农写的。他的思想境界也不如陈独秀：
　　除夕
　　刘半农
　　（一）
　　除夕是寻常事，做诗为什么？
　　不当他除夕，当作平常日子过。
　　这天我在绍兴县馆里；馆里大树甚多。
　　风来树动，声如大海生波，静听风声，把长夜消磨。
　　（二）
　　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欲招“缪撒”，欲造“蒲鞭”，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
　　（三）
　　夜已深，辞别进城。
　　满街车马纷扰；远远近近，多爆竹声。
　　此时谁最闲适？——地上只一个我！天上三五寒星！
　　刘半农原注云：“缪撒，拉丁文作‘musa’，希腊‘九艺女神’之一，掌文学美术者也。”“‘蒲鞭’一栏，日本杂志中有之；盖与‘介绍新刊’对待（峙），用消极法笃（督）促编译界之进步者。余与周氏兄弟（豫才、启明）均有在《新青年》增设此栏之意；唯一时恐有窒碍，未易实行耳。”
　　刘半农这首诗使我们了解了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那年是怎样过除夕的。他们讨论了文艺创作，并拟在《新青年》上开辟文艺批评栏，批评新出版物中的差错。刘半农虽说：在“满街车马纷扰”之时，他一个人回家去，显得最为闲适，但他和鲁迅等在除夕都还在讨论文艺工作，可见其实也并不闲适。
　　此诗不同于前面三人的，另有一种风格。
　　发表在同一期刊物上的这四首诗，一个写出了感叹的“叹”字，一个突出了“吃”字，一个强调了“愁”字，一个落脚于“闲”字。四首同题诗，表现了四位诗人极不相同的思想境界。今天读来，仍发人深思！
　　1982 年8 月发表，1984 年12 月改写。
　　郭沫若怎样登上诗坛
　　郭沫若在《我的作诗经过》中说，他在1919 年9 月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看到康白情的一首真真正正的白话诗，委实吃了一惊：那样就是白话诗吗？这唤起了他也去写白话诗的胆量。他就把自己的诗作寄给报社，不久也在《学灯》上发表了。从此，他的新诗创作一发而不可收。
　　引发郭沫若新诗创作的那首康白情的诗，是《送曾琦往巴黎》。这首诗共三节。它的第二节是：“朦胧的月色，照散了漫江的烟雾。但我觉得这世界还是黑沉沉的。慕韩，我愿你多带些光明回来，也愿你多带些光明出去！”
　　诗的寓意是爱国的，进步的。诗的第三节是：“听哟！这汽船快就要叫了！
　　她叫了出来，她就要开去；我们叫了出来，我们就要做去。慕韩，你去了？
　　——我也要去了！”当时特别使郭沫若吃惊的，像“我们叫了出来，我们就要做去”这种完全口语化的句子竟也能入诗！
　　郭沫若最初寄给《学灯》的，是1918 年写的两首旧作：《抱和儿浴博多湾中》和《鹭鸶》。《学灯》很快就发表了。当时《学灯》的主编是郭虞孙，编辑是宗白华，都并不认识郭沫若。郭沫若后来在《创造十年》中回忆说：“这次的投机算投成了功，寄去不久便在《学灯》上登了出来。看见自己的作品第一次成了铅字，真是有说不出来的陶醉。这便给与了我一个很大的刺激。在1919 的下半年和1920 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
　　郭沫若从此跃上诗坛，为世人所瞩目。
　　不久，宗白华主编《学灯》，也十分赏识郭沫若的诗，写信给郭沫若，要郭源源不断地寄诗来。他在信中说：“你的诗是我所最爱读的。你诗中的境界是我心中的境界。我每读了一首，就得了一回安慰。”在另一封信中他还写道：“我很希望《学灯》栏中每天发表你一篇新诗，使《学灯》栏有一种清芬。”同时，宗白华还因发现了郭沫若而写信告诉田汉，他说：“我近有一种极可喜的事体，可减少我无数的烦恼，给与我许多的安慰，就是我又得着一个像你一类的朋友，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郭沫若。”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郭沫若没有辜负宗白华的赏识，很快写出了《凤凰涅槃》、《天狗》等力作，在读者中传诵一时。宗白华给予了更高的评价，并拿他和康白情作了比较。宗说：“你诗形式的美同康白情的正相反，他有些诗，形式构造方面嫌过复杂，使人读了有点麻烦。你的诗又嫌简单固定了点，还欠点流动曲折，所以我盼望你考察一下，研究一下。你的诗意诗境偏于雄放直率方面，宜于做雄浑的大诗。”像《凤》歌“这类新诗国内能者甚少，你将以此见长”。
　　这些评论都很准确。康白情在新诗的建树上是有成绩的。后起之秀的郭沫若则以更大的成就，超越了曾经引发他写诗的前人。
　　宗白华是郭沫若的知音，也是郭沫若诗作的催生者。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说：“使我的创作欲爆发了的，我应该感谢一位朋友，编辑《学灯》的宗白华。我同白华最初并不相识，就由投稿的关系才开始通信。白华是研究哲学的人，他似乎也有嗜好泛神论的倾向。这或许就是使他和我接近了的原因。那时候，但凡我做的诗，寄去没有不登的，竟至《学灯》的半面有整个登载我的诗的时候。说来也很奇怪，我自己就好像一座作诗的工厂，诗一有销路，诗的生产便愈加旺盛起来。在1919 年至1920 年之交的几个月间，我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于此可见宗白华对于郭沫若的影响。
　　宗白华和郭沫若成了知友。由宗白华的介绍，郭沫若和田汉也携起了友谊的手。三位友人在谋面之前已写了许多信。他们把这些信汇集起来，名为《三叶集》，1920 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田汉在序中说：这些书信，“大体以歌德为中心；此外也有论诗歌的；也有论近代剧的；也有论婚姻问题的，恋爱问题的；也有论宇宙观和人生观的”。这本书是研究三位作者当时思想和创作的重要依据；同时，也可窥见郭沫若跃上诗坛之初的情形。
　　1982年11月
　　钱玄同·疑古·疑古玄同
　　鲁迅1929 年去京探亲时，不意在孔德学校遇见了钱玄同。钱玄同见桌上的名片，搭讪说：“你的名片还是三个字吗？”（意思是你不用笔名“鲁迅”
　　的名片吗？）鲁迅回答说：“我的名片从来不用两个字或四个字的！”钱玄同曾用过“疑古玄同”四个字。他感到没趣，默然而去。
　　对于钱玄同的取名“疑古”，历来有种种解释。近年来，有人说：名为“疑古”，“以示对过去的批评”。也有人认为：这“疑古”，是指考辨古代记载真伪，是一头钻进古书堆去，正是他思想倒退的表现。其实，这里有一个“钱玄同——疑古——疑古玄同”的三部曲，反映了他不同历史阶段的思想，是要具体分析的。
　　钱玄同早在1920 年就取名“疑古”了。这件事他自己说明过。在1925年8 月出版的《语丝》第四十期上，他发表《废话》一文，说：“我取疑古这个名字，还在五年以前。1921 年，曾经请我底朋友‘何庚’先生用龟甲文字体给我刻过一个左‘疑’右‘古’底图章。名字到了刻上图章，它大概就有长寿底希望，不仅作为新闻纸上投稿者底‘临时名字’了。可是这五年之中，疑古这名字还只用于向新闻纸投稿之时。近来自己看了这个名字，愈觉得它好，非正式来用它一下子不可，所以现在就写作疑古玄同。”从这段话里，我们可知：疑古这名字，取于1920 年，并作为笔名投稿于报端：“写作疑古玄同”，即疑古、玄同连用，是始于1925 年。
　　“疑古玄同”连用以后，这“疑古”是姓还是名，有过种种说法。有人说是“取疑古为号”，有人说是“废姓而以疑古玄同为名”，有人说是“钱氏把钱姓改为‘疑古’”。总之，说“疑古”是姓、是号、是名的都有。关于这个问题，钱玄同在《废话》中其实也是说明了的。他说：“既要用疑古，何不就废了玄同呢？这个我不愿意。我看了玄同这个名字，也一样觉得它好。
　　疑古，我所欲也；玄同，亦我所欲也：二者非不可得兼，故不愿舍疑古而取玄同，亦不愿舍玄同而取疑古。”他又说：“疑古玄同是写全了的正式名字。
　　寻常书写，自可从简：或单称玄同；或单称疑古；有时也许掉弄笔头，疑古改写音同的夷古，逸古，易古，……”可见，“玄同”是名，“疑古”也是名，“疑古玄同”是双名合用。他有没有废姓，好像曾一度想废姓。在《废话》中，他说了一通废姓亦“古已有之”的道理，还举了不少例。顾颉刚在
　　《古史辨》第一册的附记中说：“玄同先生于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八月中废姓而以疑古玄同为名。”是比较接近当初的事实的。
　　我查阅了当时钱玄同投稿最多的《新青年》、《语丝》两杂志，不见有疑古，或夷古、逸古、易古的署名文字。据姜德明同志说，他在1923 年的报上见到过署名“疑古”的文章。用“疑古玄同”的署名，则始于那篇《废话》。
　　在《语丝》上，以后又不断见到这个署名，但也能见到署名“钱玄同”者。
　　可见，“废姓”之说，说说而已，后来并没有成为事实。
　　钱玄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大将。他反对封建礼教，痛斥孔孟之道；他反对文言，痛斥八股；他对明清以来在封建文化中有影响的“选学家”和“桐城派”甚为痛恨，斥为“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指出它们“戕贼吾青年”的祸害（见《寄胡适之》）。他从袁世凯称帝而终于灭亡的史事，得到启示，认为“返古复始，倒行逆施，卒致败亡”，因此“凡事总是前进，决无倒退之理”（见《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这个时候，他取名“疑古”，显然是有着积极的意义的。钱玄同那时有个偏激的毛病，即认为好的就绝对的好，坏的就绝对的坏。如中国古典小说，他就认为“没有一部好的，没有一部应该读的”（《答胡适之》）；如中国戏剧，他就说：“中国的旧戏，请问在文学上的价值，能值几个铜子？”“如其要中国有真戏，这真戏自然是西洋派的戏，决不是那‘脸谱’派的戏。”（《随感录》）他主张消灭方块汉字，理由是：汉文“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他认为中国二千年来的书没有一本是好的，说：“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均见《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我认为，钱玄同当时取名“疑古”，很可能倒是和这种偏激思想有关的。
　　到了二十年代中期，随着地位的升高，他没有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
　　但在他1925 年写的一些文章中，我们仍可见到反帝反封建和爱国的思想光彩。如他在这年6 月写的《关于反抗帝国主义》一文中说：“不爱中华民国，国必亡！甘愿托庇于‘洋大人’之胯下，国必亡！守住已死的‘鸟国粹’，国必亡！拒绝现代的文化，国必亡！要不亡国，除非由有脑筋的人们尽力去做‘唤醒国人’的工作，使国人把这种亡国的心理反过来。”他当时仍然相信历史是进化的，并表示要坚持革命。他在这年四月的《回语堂的信》中说：“吾人一息尚存，革命之志总不容少懈。”又说：“中国底历史的确也是进化的，汉唐实胜于晚周，宋明实胜于汉唐。”这个时期，胡适及其追随者们大肆鼓吹“整理国故”，这对某些知识分子是有迷惑力和吸引力的。钱玄同在这时感到“疑古”这名字“愈觉得他好”，或许也是受了胡适们鼓吹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但“鸟国粹”他至少还是反对的。因而说“疑古玄同”之名标志着钱玄同已走上复古倒退之路，恐怕还可斟酌。1927 年以后，钱玄同的思想更是“不进则退”了，他成了“宁静的学者”，在学业上和胡适们更合拍了。
　　一个人的名字，原是一种符号，但许多人在这上面表示了某些寄托：小时候的名字反映了父母的寄托，长大了自取的名字反映自己的寄托。因而从一个人的名字的变化，有时也可考察他思想变化的路径。钱玄同晚年自称“逸谷老人”、“忆菰翁”，表明他离开时代的脉搏更远了。但他晚年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统治之下仍保持爱国的立场，并对老朋友周作人多所劝戒，还是值得称道的。
　　1981年8月
　　裴文中的文学之花
　　最近，裴文中在京病逝。他对中国猿人头盖骨化石和其他中国猿人石器的发现，揭开了人类学研究史的第一页。他是我国旧石器考古学和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的奠基人，我国古人类学的主要创始人。他的逝世，是我国人类学研究的重大损失。
　　裴文中年轻时期，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专业学习的时候，却在文学的领域上崭露了头角。他是穷学生，常常穷到身无分文，一日三餐都不能果腹。他在孔德学校兼课，微薄的收入仍不能维持个人最低的生活，于是，他给报刊写稿，诗，散文，小说，什么都写。他是理学院学生，因为爱好文学，常到文学院听鲁迅的课，给他的写作以不少启示。他的作品逐渐为文艺界瞩目，也引起了鲁迅的注意。直到1935 年鲁迅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时候，鲁迅还记着他，选入了他的小说《戎马声中》。
　　这篇小说写直奉战争时期，在北京的学生，惦记着战火下的故乡亲人们的焦急心情。小说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军阀战争的祸国殃民。小说的情节并不曲折，但它紧扣读者的心弦；文字朴实，而感情深切。鲁迅称赞这篇小说“拉杂的记下了游学的青年，为了炮火下的故乡和父母而惊魂不定的实感”。鲁迅对裴文中的作品，还有过总的评论。他说：“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这是因为，裴文中是河北滦县人，他的作品，不仅是《戎马声中》，总是带着乡土的色彩。
　　裴文中不但写小说（虽然数量不多），还写散文，写诗。这里且录下一首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短诗：
　　一只老鸦
　　在广漠辽阔的天空中，一只老鸦不住地喊叫。
　　“朋友呵！朋友呵！”
　　他底喉咙都这样的喊破了，也没有人理会他。
　　残暴的风起了，天空昏暗了，——扬起的飞砂，雨点般的打在他底身上。
　　他那渺小的身躯不见了
　　凄惨的呼声不闻了，无情的风得意似地狂吼更大了！
　　裴文中还研究平民文学，提倡平民文学。他曾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论文《平民文学的研究》，并发起成立平民文学研究会。以后，他又发表系列论文《平民文学的势力》、《平民文学的产生》、《平民文学的需要》。他所提倡的平民文学，和陈独秀、周作人早在“五四”时期所说的平民文学是一致的，是反对贵族文学的平民文学，在内容上是人道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在形式上是通俗的。他还有实践，他曾编了三字经去给家乡的弟妹们传读。
　　文学是使人们留恋的事业，但各行各业都有它们的价值和意义，都会使不同的人们留恋。有文学才华的裴文中，他如果在创作的道路上迈开步伐，他是能取得更大的成就的。但他并不留恋文学，他心爱的是他的古生物专业。
　　从大学毕业以后，他参加了考古发掘工作。1929 年12 月2 日下午4 时，在这难忘的时刻里，作为他辛勤的刻苦的劳动成果，他发掘到了完整的五十万年前人类祖先“北京猿人”的头盖骨。这次重大发现，震惊了中外。
　　裴文中曾在文学的园地里开出了花朵，而终于在他迷恋的古生物学中结出了硕果。
　　1982年10月
　　林语堂画《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
　　上海书店复印林语堂的《翦拂集》。书到装订的时候，主持其事的同志打电话来说：他们发现这本书的底本的目录上，有《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可是书内却没有这张图。走访了图书馆、纪念馆等单位，那里的藏书也都是有目无图的。访问了一些专家、老出版家，都说印象中是有图的，但都拿不出根据。这位同志问我：是否藏有此书的初版本？可否查一下是不是有这幅图？我藏有此书的初版毛边本，印象中是有这幅图的，便一口答应借给他们。
　　哪知回到家里一查，我藏的那本也是有目无图的。
　　上海书店的同志认为，既然这书的目录上有图的，还是把图印上为好；即使此书本来就没有印这里，现在增加了，读者也不至于会有意见的。这想法得到了不少同志的赞同。但是，至今还没有找到有这幅图的《翦拂集》，怎么能补印此图呢？我出了个主意：在台静农编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中有此图，如果需要，倒可以移用的。这个主意为上海书店采用了。
　　原来的《翦拂集》到底有没有这幅图呢？这引起了我的思考。我的结论是否定的。理由是：一、我所藏的初版本，封面、封底、书脊都完整无缺，里面也决无撕页的痕迹，而且目前在上海找到的几本也都无图，这决不是偶然的；二、查此书的目录，这图在91 页，它的背面92 页是《闲话与谣言》一文。查此书的正文，91 页上却是《闲话与谣言》。这似乎很可以说明当初并没有印这图。当然，还不能排斥这样的可能性：此图当初没有印在91 页上，而印成了没有页码的插页。不过这还有待插页本的发现。上海书店的复印本一般是照原样印的，是“新古董”。我在此记下这件公案，是为了防止在版本上引起混乱。
　　林语堂画《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是很有意思的。起初，周作人在《语丝》上发表《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一文，说是在“费厄泼赖”这点上“我们可以自信比赛得过任何绅士与学者”。林语堂写了《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附和周作人的意见，表示要不打落水狗。鲁迅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就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当时鲁迅和周作人已绝交，所以文中只点名批评林语堂。林语堂认为鲁迅的观点是对的。他接受鲁迅的批评，就画了这幅画。他忽而主张不打落水狗，忽而又赞成打落水狗，不免引起一些人的非议。为此，他写了《打狗释疑》一文，作了解释。他说：“狗之该打，世人类皆同意。弟前说勿打落水狗的话，后来又画鲁迅先生打落水狗图，致使我一位朋友很不愿意。现在隔彼时已是两三个月了，而事实之经过使我益发信仰鲁迅先生‘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又从而打之’之话。”服从真理，修正错误，何非议之由呢！
　　林语堂的这幅画最初发表在《京报副刊》上，画着鲁迅拿一根竹竿，正在打一只落水的叭儿狗，叭儿狗的头露出水面浮游着挣扎着。这幅画刺痛了已下台的章士钊的帮闲们。陈源在《致志摩》中说：“说起画像，忽然想起了本月二十三日《京报副刊》里林语堂先生画的《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
　　要是你没有看见过鲁迅先生，我劝你弄一份看看。你看他面上八字胡子，头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个官僚的神情来。”这种人身攻击，只能表明陈源们的“乏”，同时也反映了林语堂这幅漫画的战斗力。
　　漫画生动地宣传了鲁迅的“打落水狗”的辉煌思想。台静农把这幅漫画编入《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是很有道理的。
　　1983年12月
　　[附记]不久前，在一位朋友家里，看到《翦拂集》的再版本，是有图的。
　　再版本的目录和初版本一样，图在第91 页，而91 页也是《闲话与谣言》，图没有页码，夹订在90 与91 页之间。这位朋友有两本《翦拂集》的再版本，都是如此。由此看来，《翦拂集》初版是有目无图，再版时这图已加上了。
　　1997年1月20日补记
　　夏曾佑“可恶之至”诗在鲁迅手书的字幅中，有一幅是录写夏穗卿的诗句：
　　帝杀黑龙才士隐
　　书飞赤鸟太平迟
　　此夏穗卿先生诗也故用僻典令人难解可恶之至
　　鲁迅（章）
　　夏穗卿，名曾佑，字遂卿，亦作穗卿。浙江杭州人。光绪进士，任泗州知州，后又任两江总督署文案。他在青年时期就接受了进化论思想，主张改良政治。在学术上，他曾在1902 年撰写了著名的《中国古代史》，又是晚清改良派的所谓“诗界革命”的重要一员。辛亥革命后，他是北洋政府教育部的社会教育司司长，是鲁迅的顶头上司。据《鲁迅日记》，1913 至1915 年间，他们常一起上图书馆、历史博物馆看图书、文物，一起去琉璃厂购买图书。他们还互赠书籍。夏好饮，不论是夏招饮，还是别人款待，鲁迅也几次作陪。他们是大同乡、老朋友，关系很近，故而可以开玩笑地说他的诗句“可恶之至”。
　　但夏曾佑的诗句“故用僻典，令人难解”，也是事实。鲁迅所手书的这两句，大概很有代表性，因而也很著名。周作人在六十年代写的《<唐宋诗醇>与鲁迅旧诗》一文中也说：“那时盛行的一种新派诗，如《饮冰室诗话》里所登的谭壮飞、夏穗卿等人所做，都不很好懂，如‘帝杀黑龙’一联至今还不能解释清楚。”
　　叶景葵的《卷盦书跋》一书中有一篇《<志盦诗稿>跋》，对夏曾佑及其诗作有专门的记述，其中一段说：“穗卿……迨甲午以降，喜读章实斋、刘申受、魏默深、龚定庵之书、又与康南海、黄嘉应、谭浏阳、文萍乡诸君游，浸淫于西汉今文家言，究心微言大义，尝学为新派诗，记其一绝云：“六龙冉冉帝之旁，洪水茫茫下土方。板板上天有元子，亭亭我主号文王。’又一联云：“帝杀黑龙才士隐，书蜚赤鸟太平迟。’穗卿不多作，余所记忆亦仅此矣。”叶景葵是实业家，又是藏书家，曾捐书捐资，创设文史专门图书馆，对古代诗文是有一定研究的。但他对夏曾佑的“帝杀黑龙”一联诗，也不作任何解释。
　　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记述了所谓诗界革命的内容，并多次引述夏曾佑的诗，其中说：“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撦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穗卿赠余诗云：“滔滔孟夏逝如斯，亹亹文王鉴在兹。帝杀黑龙才士隐，书飞赤鸟太平迟。’又云：“有人雄起琉璃海，兽魄蛙魂龙所徒。’此皆无从臆解之语。当时吾辈方沉醉于宗教，视数教主非与我辈同类者，崇拜迷信之极，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所谓经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经，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焉。”从这段话可见：一、对“帝杀黑龙”这联诗，梁启超也曾认为“无从臆解”；二、这首诗是写来送给梁启超的，后来不知怎么只有这一联传开了；三、这联诗约作于丙申（1896）、丁酉（1897）年间，即甲午战争后二三年，戊戌变法前一二年。这些情况，对于我们理解这首诗，都是重要的。
　　但是，梁启超本人对这联诗是否真的也曾“无从臆解”，还很难说。因为他在《亡友夏穗卿先生》（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五册）中却这样说：
　　“当时除我和谭复生外，没有人能解他，因为他创造许多新名词，非常在一块的人不懂。”又说：“穗卿当时赠我的诗有一句‘帝杀黑龙才士隐’，‘黑龙’用《墨子·贵义篇》的话，才士即指墨子。”
　　经查考，这联“可恶之至”诗，出自《赠任公二首（丙申夏）》之一。
　　它载于《清议报全编》第十六卷，署名“碎佛”（夏曾佑的号），全文如下：滔滔孟夏逝如斯，亹亹文王鉴在兹。
　　帝杀黑龙才士隐，书蜚赤鸟太平迟。
　　民皇备矣三重信，人鬼同谋百姓知。
　　天且不违何况物，望先万物出于机。
　　在这首诗中，恐怕也还是“帝杀黑龙”这一联较难理解吧。“帝杀黑龙”的典故，的确出自《墨子》，在《贵义》篇中记有：“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若用子之言，则是禁天下之行者也，是违心而虚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日者，就是卜筮。墨子到北方的齐国去，遇见卜筮。卜筮告诉他帝在今天杀黑龙于北方，劝他莫行。墨子不听，仍然北行，到了淄水不能再进而回来了。卜筮说：“我不是同你说过不可北行嘛！”墨子驳斥他说：要是帝今天杀青龙于东方，明天杀赤龙于南方，后天杀白龙于西方，大后天又杀黑龙于北方，照你的说法，那就要禁止天下一切往来走动的人。这是违反人们的心愿而会使天下空寂的。夏曾佑的诗句“帝杀黑龙才士隐”，显然是对甲午战败的清朝顽固派的统治不满，认为在他们的统治之下，人们被禁锢得动弹不得，毫无生气，也就不会造就什么人才，这真是“违心而虚天下”的局面！
　　“书飞赤鸟”，典出《春秋公羊传注疏》。该书载：哀公十四年春狩猎的人捕获一只麒麟。孔子知道后，“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穷矣！’”
　　他老人家就此而去世，《春秋》也就写到此为止。该书的“注”说：“得麟之后，天下血书鲁端门，曰：趋作法，孔圣没，周姬亡，彗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记散，孔不绝。子夏明日往视之，血书飞为赤鸟，化为白书，署曰演孔图。中有作图制法之状。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豫解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这就是说：在获麟后，天上下来一道血书，后来这血书上的血字化作赤鸟飞走了，血书就成了白书。
　　它预示着历史的发展，知道汉朝将在大乱之后，拨乱而治。这是因为作“注”的人是汉朝人，所以才编出这么一段话来。夏曾佑运用这个典故而写的诗句“书飞赤鸟太平迟”，就是说，像书飞赤鸟那样预示的拨乱而治的太平时日，是不会很快到来的。这反映了他对顽固派的统治不满而希望改革图治，但又感到这十分艰巨，多少有点信心不足。
　　鲁迅说它“故用僻典，令人难解”，是指它不易为人所理解；他自己当然是知道它的内容的，否则他就不会书写了赠人。在三十年代，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革命军事“围剿”和反革命文化“围剿”，正也是“帝杀黑龙才士隐”的年代。在残酷的血腥屠杀和严密的文化专制统治下，必然会造成“才士隐”的后果。在那黑夜漫漫的岁月里，鲁迅对于革命的胜利是有信心的，但也看到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因此而说“书飞赤鸟太平迟”，也是很合适的。可见，鲁迅以这两句因用“僻典”而著名的诗句书写了赠人，赋予了新的内容，是有着新的意义的。
　　郁达夫退出左联实情
　　为纪念郁达夫殉国四十周年，不少同志写了文章，有些文章重又提起了左联对郁达夫除名的事，并直率地或婉转地批评了左联的“左”。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据我所接触的材料看来，郁达夫是主动要求退出左联的，而后左联才对他除名。郁达夫谈他对左联的认识和他主动退出左联，在许雪雪的《郁达夫先生访问记》中有较详细的记载（此文后来收入邹啸即赵景深编的《郁达夫论》中）。现将有关的段落抄于下：关于左翼作家联盟的这回事，到现在才有人渐渐的明白过来。在先，大家总以为左翼作家就是共产党员的化身，其实不然，如果有人要这样想，那就完全错了。我们得明白，左翼作家是左翼作家，共产党员是共产党员。不过左翼作家中的有一部分加入共产党是有的。
　　左翼作家大同盟，不错，我是发起人中的一个。可是，共产党方面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这话我是承认的，因为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当然免不了。……
　　后来，共产党方面要派我去做实际工作，我对他们说，分传单这一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于是他们就对我更不满意起来了。所以在左翼作家联盟中，最近我已经自动的把“郁达夫”这名字除掉了。
　　这篇访问记最初发表于1933 年5 月杭州的《文学新闻》第三期上，访问大概离这时间不久。退出左联的事已有两年多时间了，因而郁达夫能冷静地谈他对左联的看法和“自动的”退出左联的原因。我认为这篇访问记所记的这些话，合乎都达夫当时的思想状况；而且郁达夫当时就在杭州，报纸上不便乱说，因而是可信的。
　　关于郁达夫自动退出左联，在1930 年12 月1 日出版的《读书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上，也有一条记载，是作为“国内文坛消息”刊登的。它的全文如下：
　　郁达夫脱离左联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郁达夫亦有名字在里面，不过听说达夫在左联并没有做过什么事情，左联的会议，他从未参加过。近来达夫在林语堂、徐志摩等宴会上，曾当众表示：“自己是一个文人，不是一个战士。”同时，他又写信给左联，说他自己因为不能过斗争生活，要求脱离关系云。
　　《读书月刊》是上海光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光华书局的创办人沈松泉等人，既和郁达夫保持友好关系，又和不少左联的作家联系密切，出版过左联的刊物，态度比较客观，因此这条消息是可信的。郑伯奇在《左联回忆散记》中说：由于郁达夫对徐志摩说“我是作家，不是战士”，因而引起一些左联成员的反感。这情节和那消息所记也是相合的。
　　据1930年11月22日《红旗日报》报道：“本月16日下午6时左联在会所开第四次全体大会”，其中第六项决议是“肃清一切投机和反动分子——并当场表决开除郁达夫”。这是开除郁达夫的具体日期。那期《读书月刊》出版于1930 年12 月1 日。当时印刷周期很短，但半个月、二十天是必要的。
　　那条简讯发稿时，是在郁达夫“写信给左联”“要求脱离关系”之后，而在左联第四次全体大会决议开除郁达夫之前。从这条消息也可见：郁达夫要求退出左联在前，左联开除他在后。
　　1985年10月24日
　　为林语堂辨正一件事
　　有一张大家熟悉的照片：1933 年2 月17 日萧伯纳到上海时，在宋庆龄的住宅里，七个人一起合影，按前后排左起的位置，他们是史沫特莱、蔡元培、鲁迅、萧伯纳、宋庆龄、伊罗生、林语堂。这张照片，曾多次刊载于报端，但都被抹去两个人：林语堂和伊罗生。直到宋庆龄逝世、新华社重新播发这张照片时，才又恢复了它的原貌，并在说明中称林语堂为中国现代散文家。
　　中国现代散文家林语堂重新露面于报刊，使我想起了有关林语堂的一件长期没有弄清的事。1933 年6 月18 日，杨杏佛遇刺，20 日举行人殓仪式，鲁迅、宋庆龄、蔡元培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前往吊唁，而作为民权保障同盟执委的林语堂却没有前往，后人因而嗤笑他的胆怯和软弱。其实，林语堂是前往吊唁的。杨杏佛被刺后的吊唁仪式共举行两次：一次是6 月20 日举行入殓仪式时，一次是7 月2 日出殡下葬时。据7 月3 日《申报》所载往吊人物名单，林语堂是7 月2 日前往灵堂致哀的。两次吊唁活动仅相隔十二天，都是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民权保障同盟的活跃分子而又是著名人物者，两次吊唁活动都不参加的大有人在。林语堂毕竟参加了一次，还是好的。
　　以为林语堂不参加吊唁活动而表示遗憾的话，可能最早是鲁迅说的，但鲁迅倒并不是特别对林语堂求全责备。鲁迅在6 月20 日前往吊唁时，可能在签到簿上不见林语堂姓名，直到他离开灵堂时也不见林的到来，第二天《申报》的消息果然没有提到林语堂，鲁迅的遗憾是很自然的。这种遗憾他也就对冯雪峰说了，冯雪峰在新中国成立后写《回忆鲁迅》时，就把鲁迅当年表示遗憾的话写了进去，再经辗转引用，林语堂的不敢吊唁，就几乎成了众口一词的定论了。
　　林语堂的为人、为文应该怎样评价，不是本文所要谈的内容。但这一件流传很广的事，我们也应该像对待那张历史照片那样，实事求是地给予说明。
　　1982年2月
　　高长虹在柏林
　　近年来，高长虹的研究已有一定的进展。《高长虹文集》和《高长虹研究文选》在1989年和1991年先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它们既是高长虹研究成果，又推动了高长虹研究。研究高长虹的论文和高长虹研究资料的发掘，在报刊上也时有所见。
　　据《高长虹文集》后面所附的《高长虹年表》载：高长虹1930年初到日本，住在东京浅草区一所公寓里，几乎每天到上野图书馆学习，生活很苦。
　　1931 年底离开日本去德国。1933 年曾一度去瑞士。同年离德去巴黎。1936年在巴黎参加“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1938 年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高长虹在欧洲的资料很少。1931 年3 月30 日《文艺新闻》第3 号上刊有高长虹在日本、欧洲两则简讯，现已录入《高长虹研究文选》。但这两条过于简单、抽象，除报导了高长虹穷困外，他在做些什么，说得甚少。1936年《北平新报》上有《高长虹在瑞士》一文，已有人转录，收入《高长虹研究文选》，全文三百字，主要也是说他在那里很贫困，其他内容几乎没有涉及。不久前，我在1933 年出版的《出版消息》上，发现了一篇《长虹在柏林》，记述长虹情况算是略详一点的了。有位青年同志看到后，经我同意，抄去写了篇介绍文章，刊载在《书城杂志》上。但好像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现在我再把《长虹在柏林》抄录于下：
　　长虹还是在一九三二年的春天就到了柏林的。记者慕其名而由友作介方相识：一见面仅感到他带着艺术家与众不同的风味，并且他问我的第一句话是：“有什么著作发表过？”
　　后来听说他的经济情形很不好，他与恶劣环境奋斗的精神倒是可佩极了。他住在柏林的市中心，一间极狭小的房间内，且自炊于此书斋兼卧室内，即是说那里也是他的厨房了。差不多每天午后都得在普鲁士邦大图书馆内的东方部碰见他在翻阅中文的书籍。有时也在杂志部见他读英文的刊物。有朋友讲他想深入工人群众中去，说要到汉堡的海员队里去。他希望在那些地方得到些珍贵的材料。怕是他的德文程度太差的原故罢，不然为何他的这些计划都未实现。
　　最巧的是他所需要的最低度的每月生活费的来源了。这是位经营小生意的华侨，后来得到了替一家中国饭店掮广告牌的事，每月还有一定的小收入，他就拿起他的薪俸给长虹了。因为长虹教他读中文和英文，并且这位同胞也能识大义。但是总算是文人窘况时之巧遇了，也可算文人佳话。
　　在《高长虹年表》中说高长虹1931 年底到德国，而本文指出是在1932年春，或许较可靠些。文中说他经常在图书馆阅读中文杂志和英文刊物，而《高长虹年表》说他“在柏林大学求学深造，并在那里系统地研究了苏联社会，苏联文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不知是想当然的还是另有根据？
　　1994年6月
　　刘大杰与《袁中郎全集》的标点
　　近来《文汇读书周报》连续发表文章，议及三十年代《袁中郎全集》真实标点者是谁的问题。1992 年8 月1 日发表的周劭先生的《钱杏邨·阿英·魏如晦》一文称：“那时林语堂于提倡幽默之余，又抛出了小品文，……于是捧出了袁中郎，标点整理出版《猿中郎全集》，用连史纸，仿宋字，线装，精印六大册。帮他忙的便是阿英和刘大杰；其实标点工作全是刘大杰搞的。”
　　10月10日发表的东耳先生的《<袁中郎全集>与<双峰记>》中则说：“我听
　　友人告知的情况恰恰相反：刘大杰先生曾说过，标点是阿英搞的。他那时从事革命工作，经济上比较拮据，需要找点事换点稿费。但他不好公开露面，所以名字用的是刘大杰。至于标点的疏漏，可能是因为革命工作繁忙，无法静下心来的缘故罢。解放后，此事已成过去，刘先生从不愿谈及此事，只对几位非常熟悉的朋友谈过内情。”
　　我参加过对这事的调查，愿在此介绍一些情况。
　　“文化大革命”末期，新的《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开始上马，先是请全国各地几所大学中文系的教师分头注释的。这些注释的成果，从1976 年起，就陆续印成红封面的“征求意见本”。鲁迅批评时代图书公司印行、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标点错误的文章《点句的难》和《骂杀与棒杀》，是收在《花边文学》中的。该集由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几位教师为主进行注释。他们把征求意见本寄给了刘大杰先生。刘先生正式向注释组提出：“标点是阿英搞的。”并说：“阿英那时从事革命工作，需要钱用，又不便公开露面，所以用我的名义标点。他忙于革命工作，难免标点疏漏。”等等。接到刘先生的意见后，注释组的同志走访了阿英先生。当时阿英已重病在身，但病情有了好转，不但头脑清楚，还能扶着在室内走动。他听了刘大杰的意见后，淡淡一笑说：“这是大杰记错的。当时他是三十上下的青年。
　　他在文坛上虽已露头角，但名气还不大，所以他标点后，还要挂上‘林语堂校阅’的牌子。如果是我标点的，我名气比他大，要借用他的名义作什么。
　　至于反动派追捕我，是1935 年的事，这书是1934 年出版的，那时我还在文坛上公开活动，也没有必要借用他的名义。”
　　注释组和出版社编辑室的同志希望把阿英的说法告诉刘大杰，并当面向刘大杰核实。但注释组在武汉，为这件事特地跑一次上海也有所不便。当时我被借调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鲁迅全集》注释的一些工作。我联系的是《二心集》、《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的注释组。后两书的注释组是以华东师大中文系几位教师为主组成的，加上我的家在上海，我到上海的机会就比较多。注释组和编辑室的同志就托我和两位去上海的大学教师能带一带这件事。
　　我们是在1977 年春节后不久去上海万航渡路刘大杰先生寓所的。因为是事先约好的，敲开门后，保姆就把我们引入底层的会客室，给每人泡了一杯茶。接着刘先生就从楼上下来。他和我们握手寒暄后，开门见山就重说了一遍他向注释组提出的“标点是阿英搞的”那些话。待他说完后，我们转述了阿英的话。同时，我们还告诉刘先生，我们查了当年的《袁中郎全集》，第五册的序是阿英署名写的，说明阿英那时的确可以公开活动。如果阿英标点不便公开署名出版而要借用刘先生的大名，那这篇序却何以由阿英署名呢？
　　刘先生听了我们转述的阿英的话，和我们查阅的结果，沉思片刻，说：“我和阿英是老朋友，过去一直是互相帮助的。他既然这样说，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你们看着办吧。”我们说：“朋友之间，也要实事求是地弄清历史面貌。刘先生是否还可提供别的证据？”刘先生说：“我没有别的什么证据。你们回京去时，见着了他，替我问好。”
　　最近我又查阅了时代图书公司的《袁中郎全集》，看到第三册刘大杰的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校刊一个古人的集子，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你至少得了解这一个人的生活思想和他的种种环境，要这样，才可整理了解他的作品。像我这样一个人，做这种事，才力是不够的。然而自己又实在愿意做这件事，没有法，只好勉强地做下去。幸而有林语堂、郁达夫、阿英几位先生，尽量地帮助我，现在总算把它弄成功了。这几位先生，有的替本书作序，有的供给我一些难得的关于中郎的书籍，特别是林先生，还担任最后一次的校阅，我是应当在这里表示深深的谢意的。最后，我还要感谢曹漱逸、胡云翼两位先生，他们也给了我一些有益的帮助。”从这段话可见，标点确是刘大杰做的，阿英写序在第五册，此时他做的大概是提供袁中郎的一些版本书吧。至于刘大杰是否另有助手，我们就不便妄猜了。刘先生自己的序中的这段话，我们在访问他时是否念给他听，我已记不清了。
　　根据访问和查考的结果，事情的真相应该说是明白的。《鲁迅全集》对此就作了这样的注释：“……当时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断句错误甚多……”此事不久，阿英和刘大杰先后作古。要是当年刘大杰没有正式向注释组提出他的说法，阿英也无从作出说明，可能真会以讹传讹，在“几位非常熟悉的朋友”中逐渐传播开来，一面却又打出“刘先生从不愿谈及此事”的旗号，使人更感到可信。但即使是这样，事情真相最终还是弄得清楚的，因为这部《袁中郎全集》本身就是铁证。
　　东耳先生的文章中还说：刘大杰原有一部《双峰记》，被阿英借去吞没了。这事要弄清楚，倒比较困难，不过在我是不大相信的。这大概也是“只对几位非常熟悉的朋友谈过内情”，但耳食之言，缺乏根据。
　　1992年11月21日
　　郭沫若《我的幼年》何以被禁
　　郭沫若的《我的幼年》，1929 年4 月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出版后不久，国民党政府发来了查禁令，查禁的理由是：“借文艺刊物而宣传共产。”这是郭沫若回忆少年时代生活的书，怎么会“宣传共产”呢？
　　近读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才算弄清这个问题。原来，张静庐有位“文友”在当时的教育局担任审查书籍的工作。有一天，他来到光华书局，开玩笑地对张静庐说：“《我的幼年》怕要查禁了！”张静庐说：“别说笑话，这本书有什么可禁呢？在你贤明的审查之下。”这“文友”笑笑走了。
　　第二天，他拿来了一部“情书”，要求光华书局出版，并提出先预支稿费二百元。张静庐不喜欢“情书”之类的稿件，婉言谢绝了。过了两天，张静庐忽然收到一只大信封，里面是一条禁令：《我的幼年》因内容反动，不准发卖。张静庐不服，去找教育局长陈德征（当时没有出版局，出版工作属教育局管）。陈要他写一呈文。呈文上去，很快批复下来：该书跋文中有：“革命今已成功，小民无处吃饭。”不是反动是什么？张静庐再写补充呈文送去，表示这两句可以删去。但从此就没有了下文，禁还是禁。
　　《我的幼年》的跋文（即《后记》）是否真有“反动”之处呢？它的全文并不长，不妨抄录于下：以上是我去年三四月间在养病期中的随时的记述，纯然是一种自叙传的性质，没有一事一语是加了一点意想化的。
　　自己的计划本来还想继续写下去，写出反正前后在成都的一段生活，欧战前后在海外的一段生活，最后写到最近在社会上奔走的一部分革命春秋。但这样枯燥的文字，自己在叙述途中都已经感觉着厌倦了。在这儿是可以成一段落的，我便采取了最新式的革命刑罚：把这个脑袋子锯了下来。
　　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读了这部书的人如能够忍耐着读到掩卷，在掩卷的时候假使在心中要这样问我：
　　——“你这样的文章为什么要拿来发表？”
　　我的解嘲的答案很简单，就是说：——“革命今已成功，小民无处吃饭。”
　　一九二九，一，十二，校阅后记此这篇后记是明白的，但审查老爷从中嗅出点什么，当然也是很方便的。
　　1933 年，光华书局把它改名为《幼年时代》，用原纸型出版，删去了《后记》中的两句，但仍遭查禁。1934 年3 月国民党政府一次查禁一百四十九种文艺书，经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交涉，国民党政府才把这批禁书分成五类分别处理：一、先后查禁有案之图书，仍禁；二、应禁止发售之图书；三、暂缓发售之图书；四、暂慢执行查禁之图书；五、应删改之图书。而《幼年时代》列在第一类，仍禁。事隔四五年，这次查禁是否仍是那位审查官从中捣蛋呢？倒不一定。因为这次查禁的原因是“先后查禁有案”，是凭过去的查禁书目发落的。
　　直到1942 年8 月，郭沫若创作生活五十周年之间，《我的幼年》又改名为《童年时代》，保留了后记的全文，由重庆作家书屋用土纸出版。
　　到了1947 年，《我的幼年》又改名为《我的童年》，保留后记全文，由郭沫若把它与《反正前后》、《初出夔门》等编集在一起，总名为《少年时代》，作为《沫若自传》的第一卷，由上海海燕书店出版。
　　《沫若文集》第六卷，1958 年5 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入自传体散文《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猫》和《初出夔门》。可见，《我的幼年》后来作者正式把它改名为《我的童年》了。
　　以郭沫若的盛名，他的一本童年生活的传记，竟三改其名才得以断断续续和读者相见，这多少也反映了一个作家的辛酸吧。
　　“鲛人”是谁在旧书店里，偶然见到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年印行的短篇小说集《三百八十个》，书名下署的是“鲛人创作”。“鲛人”是谁呢？过去没有见过这个名字。会是谁的笔名吧？而从书的开本（32 开）和装帧（纸面精装）来看，其规格不低于《良友文学丛书》。他恐怕不是一般的作家。“良友”的文学书籍我收藏了一些，这本价目不太高，我就买下了。
　　小说集共收短篇六篇。第一篇《谷的山》，写农民宝土一家，辛辛苦苦种田一年，刚收获了小小的一堆“谷的山”，讨债的人陆续上门，还不够应付！显然作者是表示同情农民的，但这类故事不免显得陈旧，构思也没有新意，文字一般，没有什么特色。它似乎不像是有名气的作家的作品。
　　我于是读第二篇《逃荒》。这是写一群江北的逃荒者。他们来到江南，一村一村的流浪乞讨。但村民们一见他们到来，都纷纷逃进屋里，闩上了门，如见强盗。也有一些胆大的好心的人，与他们攀谈，为他们兜集一些米。于是他们又从这个村庄流浪到那个村庄。他们后来竟胡里胡涂的进入了一座大城市。他们遇到了警察的警棍，但也就被引进一座破旧的会馆，还总算吃到了施粥。他们去求救济，回答是：“干吗？要饭吗？这么全手全脚的还好意思开口向人要饭！”他们想去做工，但没有“殷实铺保”，荐头店也不敢要他们。他们终于被赶出了破旧的会馆，走上了新的流浪的路。这篇比前一篇写得好些，虽然不像小说而像报告文学，但毕竟把这群流浪者的遭遇写出来了，有不少细节还写得比较生动。
　　第三篇《王妈》，读了可倒了胃口。它写来自农村给人做保姆的王妈，跟随主人、太太乘火车去某城市，一路上出了很多洋相。小说立意不高，文字又很拖沓，读了使人生厌。
　　于是，我跳过几篇，翻到最后的作为集名的那篇《三百八十个》。它写一支爱国军队，和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被敌军围困住了，“前面就是一望无边的黄海，后面呢——是敌人的大炮，机关枪”。他们坚守在大孤山上。
　　他们拒绝了敌人的劝降，并把前来送信的奸细也枪决了。他们一次又一次击退敌人的进攻。他们坚守了半个月。敌人运足了粮饷和子弹，又发动了总攻击。机关枪、大炮、步枪、密集队、散兵线，都拥向大孤山。轰鸣声，爆炸声，喊杀声，野兽般怒吼着。但大孤山却一片寂静。千军万马的敌军害怕有埋伏，提心吊胆的向山上爬行着，侦察着。满山是白的雪，红的血，断了的树干，崩碎了的崖石。敌人终于从山缝里、树背后、崖坎下，发现了一具又一具的尸体，共三百八十个。原来这支军队早已全部壮烈牺牲，而敌人还是那样的心惊胆震的害怕他们。这篇小说和《逃荒》一样，写得比较粗犷，不大像小说而像报告文学，但不少段落写得真实生动，是比较成功的。
　　这本小说集虽有较差的作品，但总的说来，以当时的创作水平来看，它还算是过得去的。作者也有一定的文学修养。但“鲛人”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这位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给予优厚待遇的作者是谁呢？我很想见到赵家璧同志时当面向他请教。后来，我读到了赵家璧同志的《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一文（已收入《编辑忆旧》），其中谈到：当时国民党的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审查老爷项德言，表示对《大系》的出版愿意帮忙，但希望把他的一本集子编入《良友文学丛书》，印得漂亮些，稿酬方面因有急用，拟采用卖版权的办法。良友公司为了能顺利出版《大系》，只得答应项德言的要求。经穆时英从中为项德言讨价还价，良友公司被敲去大洋五百元。项德言的这部稿子，就是《三百八十个》：“鲛人”是项的笔名。赵家璧当然不愿把它编入《良友文学丛书》，因而另行出版，在开本和装帧上给予一些优惠，满足了项德言名利双收的心愿。
　　从这本小说集看来，项德言如果能努力学习，认真写作，并不是写不出较好的作品的。但他不走文学创作正路，而搞歪门邪道；特别是甘当反动派的文化走卒，为当时的文艺界侧目而视。政治上的走上歧途，毁损了他的文学才能，此后，没有再见他写出什么作品。
　　1986年8月28日
　　《木刻纪程》出版告白
　　谈到中国现代木刻运动的战斗历程，人们会不由地想起它的第一块里程碑——《木刻纪程》。这本中国现代木刻最初的选本，是鲁迅费尽心血扶植木刻运动的第一个收获。最近，在1934 年11 月出版的《文学》月刊第三卷第5 号上，见到一则关于《木刻纪程》的告白。原文如下：
　　中国青年
　　作家出品
　　木刻纪程（第一辑）出版
　　内皆去今两年中的木刻图画，由铁木艺术社选辑，人物风景静物具备，共二十四幅，用原刻木版，中国纸精印，订成一册。只有八十本发售。爱好木刻者，以速购为佳。实价大洋一元，邮购加寄费一角四分。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代售。
　　我认为这篇文字出自鲁迅的手笔。为了论证我的判断，这得从鲁迅提倡现代木刻、编辑《木刻纪程》说起。《木刻纪程》的编选工作，是在1934年3 月开始筹划的。鲁迅在给陈烟桥的信中说：“中国的木刻，已经像样起来了，我想，最好是募集作品，精选之后，将入选者请作者各印一百份，订成一本，出一种不定期刊，每本以二十至二十四幅为度，这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此后，鲁迅就向不少青年木刻者发信，告诉他们这个打算，并向他们征集作品。大约到了五月间，鲁迅已决定把这本不定期的木刻画辑定名为《木刻纪程》。他在给罗清桢的信中说：“弟拟选中国作家木刻，集成一本，年出一本或两三本，名曰《木刻纪程》，即用原版印一百本，每本二十幅，以便流传，且引起爱艺术者之注意。”这期间鲁迅的工作就忙碌起来了。选定了作品，得告诉作者，有时还得说明为什么选这几幅。原来打算“请作者各印一百份”，但作者大都没有较好的印拓条件，为了保证印拓质量，后来改为请作者将原刻木板寄来。有的作者没有很快复信，又得再次去信催问。
　　木板寄来后，鲁迅又得抱着这些木板亲自去印刷厂。这些木板有的厚薄不均，有的歪斜不正，在手摇圆盘机上拓印需要填平嵌正，鲁迅就又得一次一次和老板打交道，一次一次去和工人商量，务使印拓质量得到保证，为此又“被印刷厂大敲竹杠，上当不浅”。鲁迅还为这本木刻集设计了端庄、大方的封面，并撰写《小引》。到这本原板拓印画册在这年十月间出版时，鲁迅已整整忙了八个月。画册出来后，鲁迅又忙着寄赠作者们和其他木刻爱好者。鲁迅化时间化精力外，还要赔钱，纸张费、印拓费、装订费都得自掏腰包。《木刻纪程》共印订一百二十册，八十册委托内山书店出售，以收回一部分成本。
　　《木刻纪程》从编辑、写序到印订、发行，都是鲁迅一人经手的，除许广平帮助做些事务性工作外，别无他人插手。这则告白，自当出自鲁迅之手，不可能有第二人。这本画集由内山书店“代售”，售去一本拿一本的回扣，是不会出钱来登广告的，因而代售店撰写这则告白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其次，鲁迅历来有事必躬亲的作风，他为未名社、朝花社、三闲书屋的书都曾亲拟广告，这次告白为鲁迅亲拟并非偶然。再次，实事求是、朴实无华的文风，也是鲁迅所拟广告的共同特色。最后，鲁迅是《文学》月刊编委之一，这则告白很可能是利用补白的义务广告，即不付费用的。我推断它出自鲁迅的手笔，即根据上述的这几点理由。
　　这则告白，为几种版本的《鲁迅全集》所未收，就有必要“拾遗”了。
　　1981年8月30日
　　鲁迅推荐《萧伯纳在上海》
　　最近，我在《解放了的董吉诃德》1934 年上海联华书局发行的初版本书末，发现一篇介绍《萧伯纳在上海》的文字。这篇文字，我以为出自鲁迅的手笔，且还没有被各种版本的鲁迅全集所收入。它的全文如下：
　　《萧伯纳在上海》
　　萧伯纳一到香港，就给了中国一个冲击，到上海后，可更甚了，定期出版物上几乎都有记载或批评，称赞的也有，嘲骂的也有。编者便用了剪刀和笔墨，将这些都择要汇集起来，又一一加以解剖和比较，说明了萧是一面平面的镜子，而一向在凹凸镜里见得平正的脸相的人物，这回却露出了他们的歪脸来。是一部未曾有过先例的书籍。编的是乐雯，鲁迅作序。每本实价大洋五角。
　　1933 年2 月17 日，英国进步作家萧伯纳周游各国到了上海，宋庆龄在自己的住宅里接待他。鲁迅应邀前往会见，共进午餐，并陪同去上海“笔会”，和几十位中外记者、作家见面，然后又回到宋宅一起谈天、拍照。当天的中外报纸都发表文章表明自己对萧伯纳的态度。鲁迅在忙了一天后回到家里，和当时寓居在鲁迅家的瞿秋白谈起一天的见闻。大家觉得萧伯纳“真是一面大镜子”，各种各样的面目就都反映出来了，要是把各种报章文字都收集起来，编成一书，倒也是很有意思的。说干就干，许广平就立即到街头搜罗报刊，由鲁迅、瞿秋白圈定，许广平、杨之华剪贴。接着鲁迅写序，瞿秋白写前言，几天功夫，一本书就编成了。不到一个月，这本《萧伯纳在上海》就由野草书店印行，出现在上海的街头了。
　　我认为这篇介绍《萧伯纳在上海》的文字出自鲁迅手笔，因为它的内容和鲁迅为这本书写的序言，是一致的。鲁迅在《〈萧伯纳在上海〉序》中说：“萧在上海不到一整天，而故事竟有这么多，倘是别的文人，恐怕不见得会这样的，这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这一本书，也确是重要的文献。”它“就将文人，政客，军阀，流氓，叭儿的各色各样的相貌，都在一个平面镜里映出来了”。又说：“这真是一面大镜子，真是令人们觉得好像一面大镜子的大镜子，从去照或不愿去照里，都装模作样的显出了藏着的原形。”这和那篇广告文字不但内容一致，而且在语句上也是十分相似的。
　　还可以说明这则广告是鲁迅撰写的：它和《文艺连丛》的广告一起刊载
　　在《解放了的董吉诃德》的书末。《文艺连丛》的广告是鲁迅撰写的，曾刊登在好几个地方，许广平编《集外集抬遗》时把它收了进去。《解放了的董吉诃德》由瞿秋白翻译，鲁迅把它编入《文艺连丛》，交费慎祥以“联华书局”名义出版。两则广告同时刊登在鲁迅编的书上，一则是鲁迅所写，另一则也是鲁迅所写，是比较合乎情理的。
　　再，了解《萧伯纳在上海》的编辑过程的，不外乎四个人：鲁迅、瞿秋白、许广平、杨之华。后两人写广告的可能性可以排除。而在《解放了的董吉诃德》发稿付印之时，瞿秋白早已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了；因而瞿秋白也不可能写这则广告。唯一能写这则广告的，只有鲁迅！
　　鲁迅这则一百六十余字的广告文字，却高度概括地介绍了这本书的社会背景、主要内容、编辑特色和出版意图，我们简直可以把它当作一篇短评来看。像这样的文风朴实而内容丰富的广告文字，几十年来已很少读到了。
　　1981年8月21日
　　胡适写的广告文章
　　著名影星在荧屏上做广告，现在人们已习以为常了。但在开始时，颇多窃窃私语。著名作家署名写广告文章，现在还不多，我希望多起来，也使人们习以为常。这毕竟使作家多一条生路啊！其实，作家写商业广告，也是“古已有之”的。大名鼎鼎的胡适博士就曾为“人寿保险”署名写过一篇广告文章。这是在1933 年4 月9 日的申报上，有一版“人寿保险专页”。初看这是一版专刊或副刊，有多篇文章组成，经仔细琢磨，才可看出这是精心设计的广告：把广告设计得不像广告而能起到最好的广告效果。这专页的第一篇就是胡适的文章，而且用胡适的手迹制版刊出。它的全文如下：
　　人寿保险含有两种人生常识：
　　第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壮年要作老年的准备，强健时要作疾病时的计划。
　　第二，“日计不足，岁计有余”，所以细微的金钱，只须有长久的积聚，可以供重大的用度。
　　胡适（印）
　　胡适所写的这两条，正是保险公司所经常宣传的：壮年时要为老年时作安排，健康时要为生病时作打算；平时的零碎钱要作储蓄，而人寿保险也是一种积蓄。而这两条出诸胡适笔下，不像是广告语言，而似乎颇富哲理。这不失胡适作为学者的身份。在文字风格上，也和胡适平时所写的文章相一致。
　　这篇文字没有收入胡适的任何集子。我查了四川版和安徽版的《胡适年谱》，又查了上海版的《胡适著译系年目录与分类索引》，都不见关于此文的记载。那么它还是胡适的一篇佚文呢！
　　1995年1月20日
　　丰子恺的润例及其他
　　假日休闲，翻旧杂志。是1935 年3 月20 日出版的《太白》半月刊上，登有《子恺漫画润例》。觉得有趣，且全文抄录如下：
　　子恺漫画润例
　　人间多可惊可喜可哂可悲之相。见而有感，辄写留印象。但记感兴，固不拘笔法之中西，设色之繁简，题材之雅俗也。嗜痂者频来索画，或装裱而悬之室中，或缩印而载之卷头。受属既多，知闻渐广，时接来函，惠询润例。今暂定数则，以副雅望：立幅（高约二尺，阔约一尺） 银六元横幅（长约二尺，阔约一尺） 银六元
　　册页（长阔各约一尺）银三元
　　扇面银三元
　　△复制者（如书报杂志插画等）另议。
　　△指定题材者另议。△属画除扇面外不须寄纸。但来函说明属者姓名与住址，画件格式与款识。并请先惠润资。
　　△函洽者请用挂号信。收到信后一个月即将画件挂号寄奉。面洽者先给润资收据。
　　一个月后凭收据向原接洽处领取画件。
　　△函洽处：杭州宝极观巷皇亲巷六号丰梦忍先生。△面洽处：南京丹凤街一三四号陈子佛先生。上海梧州路开明书店华挺生先生。
　　上海福州路开明书店陆仿游先生。
　　上海河南路宁波路江南银行夏采文先生。
　　杭州旧藩署树范中学郑棣先生。
　　△本润例限用于民国二十四年内。以后如续应则另订。
　　二十三年岁暮丰子恺谨订
　　从这篇润例看来，当时已盛名于画坛的丰子恺，是很希望有人来购买他的画的；设了那么多“面洽处”与“函洽处”，固然是为了方便购买者，也是为了招徕生意。购画者，富于传统雅意者多购国画，具有现代气息者多购油画、水彩画，挂之于客厅，悬之于书房，是有一番情意。而丰子恺所售者是画“人间相”的漫画，依栏伫立的思女，临街叫卖的贩子，都可以入画，或裱之为轴，或装之于框，自别有一番滋味。从这份润例，我们还可以对照看看今昔酬金、物价的涨落，也是很有意思的事。
　　润例中说的“银六元”，当时就是大洋六块。那时也用纸币，纸币和银元是可以通兑的。现在银元的市场价，一块约值人民币七十至八十元。银元六块约合人民币四五百元。当前，在国内，以四五百元买一幅无名画家的立幅或横幅，可能还买得到；但要买稍有名气的画家，甚至像当年丰子恺那样已很有名气的画家的画，无论如何是买不到的。现在一幅稍有名气的画家的立幅，总得在四位数。从银元的比值来看，现在画价是大大超过三十年代的。
　　再与稿费对比来看。据赵家璧等出版界前辈回忆：三十年代中期的稿费，最高的是千字十元，包括茅盾、郁达夫、冰心、沈从文等大家在内；等而下之者，有五元、三元的；只有两个人是例外，一个是鲁迅，一个是胡适，许多报刊给予千字十五元。出版社多是实行版税制的，这里不谈。查鲁迅日记，三十年代中期，常记有“收申报馆稿费十二元”，这是一篇不到千字的杂文的稿费；或记有“收申报馆稿费三十六元”，这是三篇不到千字的稿费。这记载，和出版界前辈的回忆是一致的。“银六元”，约合当年中等作家的千字稿费。现在的稿费，按国家有关部门规定，最高的标准是千字三十元。不少报刊和出版社已不拘于这样的规定，有给千字五十元、六十元的，南方有的报刊许以千字八十、百元。一位中等作家的千字稿费，即使侥幸拿到百元，不但根本不可能去买画，恐怕连没有什么文艺级别的画工随便抹上几笔的“手画贺卡”也是买不到的。以画价与文字稿费相比，今天文字稿的贬值真到了无地自容的地步。不过，画稿在报刊上发表的稿费也不高。像华君武、丁聪等大师的漫画，每幅的稿费也不过百元或百五十元。好在这些漫画或别的画稿，送到报刊编辑部的大都是复印件或照片，原件画家留着，大概另有价格吧。
　　再以别的商品对比来看。鲁迅日记1933 年5 月记有：“三弟及蕴如来，并为代买新茶三十斤，共泉四十元。”这是周建人夫人王蕴如从家乡上虞产茶地区买来的新茶，“四十元”大概是包括邮费在内的。1934 年5 月又记有：“蕴如来，并为从上虞山间买得茶叶十九斤，十六元二角。”从这两笔记载可见，当年物价平稳。为便于计算，就算茶叶每斤一元吧。“银六元”，约可买茶叶六斤。鲁迅购买的大约是中等偏上的茶叶，因为他不但自吃，还送人，太差的会送不出去的。现今中级偏上的茶叶，如二级龙井、三级碧螺春，同样到产地去买，每斤约七八十元，六斤约合四五百元。可见，画价与茶价比较，现今的画价也大大提高了。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现今的画家，已不像当年丰子恺那样明码实价地公布润例，而是采用了浮动价格，购画者竟可以讨价还价。如是老外或华侨或新暴发大款购画，价格自然就提高。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画家公布其润例，是很平常的事，就是齐白石也没有例外。那时齐白石住宅的门房间里就挂有他的润例。有位年轻的同行前去拜访齐白石，门房老头进院内去通报时，他发现那张润例是齐白石的亲笔，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赶快撕下塞进自己的口袋，门房老头回来时并未注意到润例已不翼而飞。这位访者早已成了著名书画家，而齐白石的亲笔润例也已成了他的传家之宝。在此录下这段题外的趣闻，或可供读者一哂。
　　1996年6月1日
　　张资平的看家本领
　　张资平是我国现代的著名作家。他是创造社最初的三位发起人之一（另两位是郭沫若、郁达夫）。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享有公认的两个“第一”：一、他是现代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的作者。这部小说写成于1921年，1922 年2 月，作为创造社丛书的第四种，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二、在新文学（章回小说不在内）创作中，他是作品数量最多的一位。从1922年到1937 年的十五年间，他写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近三十种，翻译的作品和理论著作十余种，字数约六百余万。这还不包括他在报刊上发表的各种未收集的文字，和在敌伪时期所写的大量文字。其实，张资平还有第三个“第一”：他是作家中写自然科学著作最多的一位。
　　张资平早年留学日本，学的是地质学。学成获得学士学位归国，在家乡矿山当技师。1924 年秋到武昌师范大学（后改名武汉大学），在生物系开设自然地理、地质学等课程。在写作上，也反映出他的地质学知识，如《冲积期化石》、《冰河时代》、《回归线上》都是以地质学的名词术语命名的。
　　他归国后，就结了婚，有了孩子，家庭负担日重。他虽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发表作品，但那是没有什么稿费的。为了弥补家庭的开支，这时期他编写了大量的地质学方面的书，如“高级中学适用”的课本《地质矿物学》，为《中华学艺社学艺丛书》写的《普通地质学》、《社会学纲要》（此书应属社会科学），为《中华学艺社学艺汇刊》写的《石油与石炭》（与人合著）、《地质学者达尔文》、《生物地理概说》（日日次郎著、与黄嘉今合译），以及被编入王岫庐编辑的《百科小丛书》的《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人类进化论》等等，以上几套丛书都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张资平于1928 年3 月离开武昌到了上海。他先是在新宇宙出版社当编辑。同年8 月，他自办的乐群书店开张。不久，他先后在中国公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兼课，开设地理学和文学方面课程。到上海后，他的创作也进入了旺盛期。既做老板，又当教授，又当多产作家，时运亨通，财源滚滚。
　　他在真如造起了小洋房，名为“望岁小农居”。这是他一生中最飞黄腾达的时候，短墩墩的身体也大腹便便了。可是好景不长。他的粗制滥造的三角恋爱小说，逐渐为读者所识破而被厌弃；加上进步文艺界的揭露批判，他的小说更失去了市场。他的乐群书店也终于关门大吉。到三十年代中期，他在文坛上已声名狼藉。他的作品从这家书店卖到那家书店，改换书名，仍然卖不出去。有的书商，把他名字“张资平”挖去中间的“资”字，又把书名改掉，成了“张平”著的另一本书，但仍然被读者识破卖不出去。这样，生活也就逐渐困难起来。
　　在他处于逆境的时候，他又想到了他的地质学。他以文学之笔换上地学之笔，大量的地学著作又在商务印书馆源源出版。如收入王云五等主编的《自然科学小丛书》者就有著作《盖基传》和翻译的《结晶体》、《岩矿化学》、《世界地体构造》、《矿物与岩石》、《化石人类学》、《民族生物学》；为《中学各科纲要丛书》编写了《外国地理》，他还编著了《地图学及地图绘制法》，翻译了《中国地史》；为《地理学丛书》翻译了《人类住域之地理的研究》。他的不少已出版的著译后来被编入了《万有文库》，同时又为这套文库新写了《地质学名人传》。这本传记介绍了世界著名的十位地质学家，他们是地质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他还为“开明中学生丛书”撰写了《赫克尔》。他在该书《序》中说：“这回开明书店要我编一本中学生丛书，我便把比较详悉的赫克尔提了出来。虽然只是三万多字的小册子，但对于赫克尔的毕生的研究及人类进化论的内容似乎已经原原本本地说得颇为详尽了，这是自己所深信的。”
　　开明书店以前从来没有出版过张资平畅销一时的小说来发财，虽曾从现代书局转来《脱了轨道的星球》等四种纸型重印过，但已是“张资平热”早已过去的1936 年前后。而当张资平处于逆境之际，开明书店却伸出援助之手，让他编写《赫克尔》，以发挥其一技之长。他们还不因张资平名声不佳而厌弃他，却把这本小册子，和周予同的《孔子》、周振甫的《班超》、宋云彬的《王阳明》、傅东华的《文艺复兴》等名家著作编在一套丛书里。张资平当时虽然名声不好，但毕竟还是一个靠卖文生活的文化人，拉他一把，使他以自己的劳动有口饭吃，这种厚道的做法无论如何是值得肯定的。
　　作家恐怕是得有点看家本领。一个创作旺盛的作家，难免也会有创作低谷时期；一帆风顺的作家，难免也会遇到逆风甚至翻船的遭遇。像张资平，以地质学知识为看家本领，使他两次度过了经济困难。周作人精通日文、英文、希腊文，尤其难得的还精通日文古文和希腊古文，成了他的看家本领。
　　晚年以戴罪之身而安然生活了几十年，也还是得力于看家本领。这是很值得作家们重视的吧！
　　1992年12月12日
　　关于黄萍荪
　　曹震先生《鲁迅与黄萍荪》一文（发表于1996年11月2日《文汇读书周报》），指出黄萍荪发表鲁迅写赠给他的诗，是在鲁迅死后而非生前。这无疑是正确的。这一错误显然是出于许广平《鲁迅在日本》一文中的说法，许广平则是出于记忆之误。
　　曹震文中提到“《鲁迅全集》或《鲁迅诗歌注释》一类书”。1981 年版的《鲁迅全集》的初版本的有关注释中，确是延用许广平的说法的。但这套《鲁迅全集》至今已重印五六次，注释已修改五百余处，最近的重印本中是否已有修改，不得而知。笔者写过一本《鲁迅旧诗浅说》，1977 年初版，也延用了许广平的说法。但我接着有机会翻阅全部《越风》半月刊，发现鲁迅的那首《无题》诗是刊载在鲁迅逝世后的第二十一期上，显然许广平记错了。
　　我为了更正许广平的差错，也为了更正我引用的差错，就写了篇文章，发表在《中山大学学报》1979 年第四期上。纠正许广平的记误，此文大概是最早的了。
　　对于鲁迅这首《无题》诗发表于鲁迅生前还是死后，何以显得那么重要呢？因为这关系到鲁迅何以对黄萍荪“非常之愤恨”。我以为，鲁迅之所以对黄萍荪十分恼怒，是由于黄萍荪在《越风》第5 期（1935 年11 月16 日出版）上发表《雪夜访鲁迅翁记》一文引起的。这篇文章署名“冬藏老人”，实际上是黄萍荪自己，他从未到过鲁迅家里，是向壁虚构的。文中有这么一段有点像“访问”的字句：……本月上旬，海上初雪，北四川路一带，如银洒地。余得某君之介，持函往访，今记其经过于后。
　　迅翁住在两楼两底的一所弄堂房子里，陈设的考究，与主人之旧灰布棉袍，泛作黄色的黑绷布鞋是极不相称的。那一张衰老枯黄的面庞，那一头蓬松不理的乱发，表现着十足的贫寒之色。但是不然，此老的室内有挺漂亮的家具，有很精致的煤炉，有用作消闲的五六块钱一磅的洋糖。他有一个非常宠爱的男孩子，今年较老人要少五十年，名字叫海婴，起居食用，均极货贵。公子海婴乃二夫人许氏所出；许为两广宿将许崇智侄女，年三十五六，态度大方，装饰朴质，善治家，待老人眠食尤周。……
　　这么几句文字，就有不少破绽。鲁迅1927 年从广州到上海，先住在景云里23号，后与周建人一家住进该里弄的17、18 号，称得上“两楼两底”；1930年5 月，鲁迅一家从景云里搬入北川公寓，是幢大楼； 1933 年4 月，鲁迅全家迁入山阴路大陆新村9 号，这里每户都是三层楼房。黄萍荪在文中写到“本月”、“今年”，写到许广平三十五六，那当是1935 年。这时鲁迅住在大陆新村，何来“两楼两底”？鲁迅住景云里时，“购置家具，每人仅止一床、一桌、二椅等便算足备了”（许广平《景云深处是吾家》）。搬进北川公寓时，买下原住的一个外国人的全部旧家具。后来这套旧家具又搬入了大陆新村，至今还照原样陈列在鲁迅故居内。当时底楼用折叠屏风隔成两块，里面是一小桌和几只椅子，是鲁迅全家及客人们用餐的地方，外面是一张瞿秋白留下的旧写字台和几把椅子，接待客人用，家具少到不能再少。何来“挺漂亮的家具”和“陈设的考究”？何来“精致的煤炉”？何来“起居食用，均极华贵”？由于作者没有到过鲁迅家里，所以用“北四川路一带”极含胡的措词。去访时，走的是前门还是后门？谁来开的门？谁给他倒茶？鲁迅当时在等着他还是听说有客人从楼上下来？鲁迅神情怎样？开始怎么寒暄？宾主怎么就座？作者都不敢有具体的描述。整篇文字除上面所引这段破绽百出的文字外，都是没到过鲁迅家里也可以写的泛泛的内容。而文中写许广平为“二夫人”，写鲁迅为“衰老枯黄”，显然不是心存善意。对于这样的伪造的“访问记”，鲁迅怎么不愤慨呢？鲁迅给黄萍荪写了《无题》诗，是应郁达夫之请，写好后是交郁达夫转去的。读到这篇“访问记”，鲁迅深感上当，因此有“一遇叭儿，亦复途穷道尽”之叹。曹震文中说此文“颇有史料价值”，不知从何说起？
　　我在1981 年4 月，曾在绍兴遇见黄萍荪先生。我当时住在鲁迅纪念馆后院，他也住在那里。他是从安徽农场经绍兴去杭州的，纪念馆正在请他写回忆材料。我同他有过几次交谈。有一次他谈及，他记得鲁迅给他写的那首诗，在《越风》上是鲁迅逝世后为了纪念鲁迅而发表。我证实了他的记忆，并告诉他我在《鲁迅旧诗浅说》再版中，已更正了许广平的说法。他说：“都是许广平，自己记错了事，又写文章说鲁迅怎么气愤，现在大家都知道鲁迅很恨我了。”我说：鲁迅对你很气愤，从鲁迅给你的信和一篇短文可见，这和许广平无关。你可以写篇文章，说明那诗发表在鲁迅逝世之后，但千万别在文中骂许广平。许先生是我和大家都敬重的人。你的文章我可以帮你找地方发表。至于鲁迅对你气愤，我以为和你在《越风》上发表《雪夜访鲁迅翁记》有关。这篇文章是你自己写的吧？从文章看作者没有到过鲁迅家里，是向壁虚构的，因而漏洞百出，有些文字对鲁迅和许广平都很不敬。他苦笑了一下说：“这篇文章有招徕读者之心，但实在不存攻击鲁迅之意。我编刊物，很希望鲁迅能写稿，怎么会去攻击他呢？”这之后，我给黄萍荪寄去了《鲁迅旧诗浅说》，并相互多次通信。黄萍荪写的关于鲁迅那诗发表前前后后的文章，好像发表在兰州的《飞天》上，他把杂志寄给我的。后来他又寄来了一篇长稿，是从他与许绍棣的接触中证明浙江国民党省党部不大可能呈请中央通缉鲁迅，很有史料价值。后来我去南京查了国民党有关档案，并未发现和黄萍荪所说有相反的材料。黄萍荪那篇文章，北京《鲁迅研究资料》发表较合适。但这本丛刊收到的稿子往往要一二年才能出版，而黄萍荪急于等钱用。
　　不久，郁飞先生来信要我把黄萍荪稿子寄给他，由他去找出路。我就遵命照办。这以后我没有再和黄萍荪有过联系。
　　1996年11月3日于沪西
　　荆有麟的结局
　　凡是爱好中国现代文学的人，几乎都知道荆有麟写过一本《鲁迅回忆》，内容比较详实，提供了不少鲁迅的传记材料。荆有麟1924 年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求学时，开始与鲁迅交往。1925 年该校停办，经鲁迅介绍，他在京报馆任校对，并参加《莽原》周刊的出版。当年他经常出入鲁迅家门，鲁迅南下后，他仍去鲁迅京寓有所关照，与鲁迅保持密切的通信联系。从1924 年11 月16 日起至1931 年7 月16 日间，《鲁迅日记》记到他的达322 处；1936年4 月18 日，鲁迅还收到过他的信。鲁迅写给他大批信件，大都没有能保存下来，现《鲁迅全集》只收有一封。鲁迅在文章中和给他人书信中，有四处提到了他。鲁迅在1927 年12 月6 日致函蔡元培，介绍荆有麟愿参加收编北洋军散兵的工作。鲁迅在此信中称荆有麟为“旧日学生”。在中断联系五年后，鲁迅于1936 年4 月18 日收到他的信，《鲁迅日记》未见复信的记载，或许鲁迅对他已不甚了解。
　　这位荆有麟，在新中国建立后不久，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处决。毫无疑问，荆有麟是与鲁迅关系密切的一人，弄清他的结局的情况，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据1981 年版《鲁迅全集》注释介绍：荆有麟“一九二七年五月开始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先在南京办《市民日报》，后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干事。一九二八年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二独立师秘书长。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一年先后在河北怀远及江苏萧乐县任教员。一九三六年时为国民党中央考选委员会科员。一九三九年加入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组织，混迹于进步文艺界，进行反革命活动”。他到底进行了哪些“反革命活动”呢？这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
　　我搜集了荆有麟发表在报刊上的一些文章，并搜购到了他著的《鲁迅回忆》的不同版本。此书先以《鲁迅回忆断片》为书名，1943 年11 月由上海杂志公司在桂林出版。1947 年4 月，同一公司将书名改为《鲁迅回忆》，在上海重排出版；1949 年3 月又重印。校核几种版本，未发现该书内容有重大变动。我还搜购到了他的长篇小说《间谍夫人》。此书完稿于“一九四三年最后一月”，1944 年3 月由作家书屋在重庆出版，同年10 月再版。1945 年12 月新世纪出版社以原纸型，在上海重印。小说写一位间谍的夫人，知道丈夫牺牲后，要求参加间谍工作，为丈夫报仇。她在重庆先后侦破了几起汉奸特务的活动，后又到上海，混进日伪上层官场，不惜失身，获取了重要情报，最后打死了日本专使，及与她同居的汉奸，她自己也被日本特务队所杀。小说所歌颂的是国民党特务，内容是写抗日的，艺术性较差，故事编得断断续续，很不紧密。荆有麟还有一本随笔、杂文集《流星》，1942 年10 月文献出版社在桂林出版。该书收随笔、杂文三十六篇，都是在报刊上发表过的。
　　他的这三本著作和一些零星文章，都看不出他的“反革命活动”的蛛丝马迹，有些内容倒还是抗日的进步的。当然，如果是一个隐蔽的反革命分子，他的著作也是可以伪装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历史上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复查，并作了重新处理。经过反复的酝酿，我于1986 年，通过公安部门的熟人，拟提出荆有麟案件可否进行复查的申请。这当然是一件自找麻烦的事：我可能提供种种材料，可能得奔走一些单位，等等。陈福康兄知道了此事，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参加。但我很快从熟人那里得到了答复：对于历史上的案件，得由本人——如本人已过世得由亲属，向其原所在单位提出，或所在单位主动进行复查，如需公安部门或司法部门参加复查，须由原所在单位上报；研究工作者对过去案件有种种看法而提出复查，不予接待。
　　我认为这答复是合理的。不久我又得到一个信息：上海没有关于荆有麟的档案，他当年不是上海处理的。那么，荆有麟一案大概是南京处理的。他的亲属如果还在，也应该在南京。
　　前些日子，我在翻阅旧报纸，无意中在1949 年10 月11 日《大公报》上发现了一条关于荆有麟的消息，它使我们了解了有关荆有麟结局的一些重要情况。虽然这条消息并不难找，但知道的人可能不多，抄录的人大概更少，
　　今且全文抄录于下：
　　彻底扑灭特务匪徒！
　　文化界大特务荆有麟
　　宁人民政府决予严惩
　　他伪装进步人士混进民主阵营
　　解放后潜伏南京进行破坏工作
　　[南京通信]南京新民报本月九日载：据新华社讯：南京人民政府公安局近破获怙恶不悛、作恶到底的特务匪徒案三起，其中一起为过去曾在文化界活动的荆有麟所主持，经过情形如下：
　　“双料”特务头子荆有麟，是伪军统南京组少将文化组组长，兼中统南京区专员。
　　解放前，受军统特务大头子毛人凤之命，为南京第一分组少将组长，决定潜伏南京进行破坏工作。他在解放前重庆时代即伪装进步文化人士的面目出现，混入文艺协会，中苏文化协会，专门钉梢文化界知名人士，尤其是对郭沫若、茅盾、夏衍、戈宝权、胡绳、乔木、阳翰笙、胡风、侯外庐、孔罗荪、宋之的、翦伯赞等。经常密告他们的行动言论，连同国际文化界友人的起居，他都用“报甲”情报直接送给蒋匪介石；同时也从蒋介石那里收到过不少的“报甲”奖金。（特务的情报分甲、乙、丙、丁四级，甲级由蒋匪亲阅，乙级由特务头子亲阅，丙级转卫戍部，丁级送军队。）他同时也曾跟踪周恩来、董必武、徐冰、陈家康、潘梓年等。荆匪为每一个进步的知名的文化界人士作过“报甲传”，把他们的家庭生活、思想情况等详尽地密报给蒋匪，伪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就是根据荆匪的密告而被蒋匪手令解散的。特务机关根据荆匪这些报告而失踪的、死亡的、被关到集中营的进步文化人士，难以计算，因此荆匪成为军统特务“最优秀”的人员之一。国民党匪帮自南京溃败时，由保密局在钞库街替他租好一所房子（名义是胜利剧团的宿舍，另外以唱蹦蹦戏的“胜利剧团”为掩护，荆自任经理），把报务员陈天锡安置在那里任售票员，密设电台，密报我军情。在他指挥下的还有译电员岳薇（化名岳华），通讯员杜艳香、白云楼（都是胜利剧团的负责人），及勤务徐继等，由保密局拨大米五千斤，伪金元券七万多元为应变费，并且答应按月送钱接济。与荆匪发生横的关系的还有不少特务，都借各种身份混进我各部门，受荆匪指挥，在我各部门进行挑拨、离间、分化等颠覆性的活动。
　　荆本人并企图在文化界利用其文协会员的身份进行活动，到处散布谣言。初解放时，荆匪任维持会机要秘书，胜利剧团也在新街口大鸿楼出演作进一步的掩护。荆本人更伪造了军管会“○二八九一”号通行证，并且在莫干路二十一号住处门口贴上了盖有伪造的军管会印信的条子：“此处系民主人士住宅，任何机关部队不得进驻！”人民政府当场在其住处搜出物证：（M.S.）特工发报机二座（20W、10W，皆可用），密码本八本；治安维持会职员名册，及伪造证件二十余种。人民政府对于荆匪决将予以严厉惩处。（十日寄）这则通信中所说的“将予以严厉惩处”，后来就是枪决。这就是荆有麟的结局。
　　1993年3月
　　第四辑书丛散记
　　新潮社和《新潮文艺丛书》
　　北京大学《新潮》月刊于1919 年元旦创刊，新潮社也就同时宣告正式成立。新潮社社员中有汪敬熙、俞平伯、康白情、杨振声、潘家洵、顾颉刚、王伯祥、江绍原、李小峰、郭绍虞、孙伏园、叶绍钧等，后来成了著名的作家、诗人、翻译家，但还有一些社员却是学哲学、学政治、学法律的，因而新潮社不是文学团体，而是学生团体。然而新潮社的活动，在新文学运动中有着深远的影响，《新潮文艺丛书》更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新潮》出满第一卷（共五期）后，1919 年11 月，新潮社举行全体社员大会，决议将该社从杂志社改变为学会，除出版杂志外，还将出版丛书；并改选了职员，原任主任编辑的傅斯年已出国留学，这次选出罗家伦主持编务。经过短期的筹备，《新潮丛书》的第一种王星拱编著的《科学方法论》（《科学概论》第一卷），于1920 年4 月出版。第二本陈大齐（百年）著的《迷信与心理》于同年5 月出版。第三本是周作人翻译的外国近代名家短篇小说集《点滴》，分上、下两册，于同年8 月出版。罗家伦考虑第一、二本的销售状况尚可，而周作人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内容又是大家比较爱看的小说，初版就印了七千册。第四本是蔡元培的《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分上、下两册，于同年10 月出版。蔡元培是北大校长，社会上的红人，罗家伦以为销售当更容易，初版就印一万册。不料，周、蔡的书虽然卖出了一部分，但上下两册定价毕竟太高了些，销售不免滞呆，印数就显得太过，大量的书就被积压起来。这严重影响了新潮社的周转资金。这套丛书的第五本陶孟和著的《现代心理学》，拖到1922 年2 月才告出版。第六本是李小峰、潘梓年译的英国哈忒的《疯狂心理》，到1923 年4 月才出版。原计划出版的罗家伦译的《思想自由史》、陈达材著的《政治原理》，都无法兑现了。
　　当时新潮社面临两方面的困难：一是经济困难，二是干部困难。新潮社成员都是学生，而学生毕业后，有的出洋留学，有的分赴各地，社员中能留校工作是很少的。为了稳定干部，新潮社决定请周作人加入本社。周作人同意后，《新潮》第二卷第四期刊出“本社特别启事”，“郑重宣布”周作人为“新加入本社社员”。新潮社已从学生团体改变为学会，请教授参加，也就可以的了。按新潮社规定：月刊每出满一卷（五期），要改选职员一次。
　　1920 年8 月，该社第三次职员改选，周作人被选为主任编辑，他指定毛準、顾颉刚、陈达材、孙伏园为编辑；孟寿椿为主任干事，他指定王星汉、孙伏园、高尚德、宗锡钧、李荣第（小峰）、郭绍虞为干事。但周作人是学者，他只能在苦雨斋里出出主意，看看稿子，要他奔走活动是不行的，要他筹集款项更不行。《新潮》到1922 年3 月出版第三卷第二期后，终于无疾而终。
　　周作人不编刊物后，决定编一套文艺丛书。
　　新潮社《文艺丛书》的第一种是冰心的诗集《春水》。它由一百八十二首小诗组成，这些小诗篇幅特短，常常一首二三行，四五行，只有两首超过十行。这些诗富于哲理。冰心自己说：是仿泰戈尔《飞鸟集》的形式写的。
　　周作人认为，这些短诗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新意。他还专门写了篇《论小诗》，认为“抒情的小诗应了需要而兴起正是当然的事情”。周作人十分鼓励文学上的创新。他把《春水》编为丛书的第一种决不是偶然的。它于1923 年5月出版。当时冰心是燕京大学学生。新潮社原是北大学生团体，所编辑的《新潮丛书》除第六种外，却都是北大教授之作。现在周作人编《文艺丛书》，连学校的范围也冲破了。
　　新潮社《文艺丛书》的第二种是鲁迅译的爱罗先珂童话剧《桃色的云》，于1923 年7 月出版。爱罗先珂是俄国盲诗人，1922 年2 月来到北京，就住在鲁迅、周作人家里。他同情弱小的人道主义思想，很为周氏兄弟共鸣。他于1923 年4 月离开北京回国。这本书的出版正好是对盲诗人的最好的纪念。
　　新潮社《文艺丛书》的第三种是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于1923年8 月出版。鲁迅收在集中的作品，在报刊上发表时，曾引起强烈的“轰动效应”，现在编成集子出版，更显示了新文学运动的实绩。这也是新潮社《文艺丛书》的重大意义所在。这套丛书的各本的扉页上，都印着：文艺丛书、周作人编、新潮社印。《呐喊》也不例外。该书于同年12 月再版一次后，因鲁迅、周作人兄弟之情断裂，不再重版。直到1924 年5 月，鲁迅把它编入《乌合丛书》，才由北新书局重印。这本十分畅销的文学名著，脱销了一段时间，对新潮社和鲁迅都有一定的经济损失。
　　新潮社《文艺丛书》的第四种是CF女士译的法国孟代的童话集《纺轮的故事》，第五种是孙福熙的散文集《山野掇拾》，第六种是李小峰译的丹麦爱华耳特的童话集《两条腿》，第七种是周作人译的诗歌和小品作品集《陀螺》。它们都在1925 年出版。《山野掇拾》记作者在法国时的见闻，由八十二篇短小的散文组成，每篇文字朴实、简洁，不尚花俏词句，没有大段议论，这正是周作人所称道的。书前有一位法国朋友写的序，书中有四幅作者自画的水彩风景画插图，这在当时也是别开生面的。
　　丛书的第八种是冯文炳（后取笔名废名）的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于1925 年10 月出版。作者是周作人在北京大学的得意门生。他努力以周作人的平和冲淡的散文风格来写小说，因而他的小说有散文之美，有诗的意境，常常再现生活中的某些片断，而不追求曲折的故事。周作人为它写序，称赞：“他所描写的不是什么大悲剧大喜剧，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这却正是现实。”周作人特别赞赏他的独创精神，“希望他这样可以走到比此刻的更是独殊的他自己的艺术之大道上去”。鼓励文学创新，这在周作人是一贯的。
　　丛书的第九种是李金发的诗集《微雨》，于1925 年11 月出版。第十种也是李金发的诗集《食客与凶年》，于1927 年5 月出版。这两本诗集的出版，也很能说明周作人“不拘一格识人才”的编辑思想。据李金发后来回忆：“我与周作人无‘一面之缘’，但与他通过好几次的信，而且可以说是他鼓励我对于象征派诗的信心。记得1923 年春天，我初到柏林不满两个月，写完了《食客与凶年》，和以前写好的《微雨》两诗稿，冒昧地（那时他是全国景仰的北大教授，而我是一个不见经传二十余岁的青年，岂不是冒昧点吗？）挂号寄给他。望他‘一经品题声价十倍’。那时创作欲好名心，是莫可形容的。”
　　“两个多月果然得到周的复信，给我许多赞美的话，称这种诗是国内所无，别开生面的作品（那时人家还不会称为象征派），即编入为新潮社丛书，交北新书局出版。”“象征派诗从此也在中国风行了。”（《异国情调·从周作人谈到“文人无行”》）顺便要在这里说明一下的：新潮社《文艺丛书》原由新潮社编辑、出版、发行，1924 年北新书局成立，就代管出版、发行，新潮社只管编辑了。
　　周作人主编的新潮社《文艺丛书》，种数不多，但影响深远。《春水》、《呐喊》、《山野掇拾》、《竹林的故事》、《微雨》，都是作者的处女集，都独具艺术风采。这些作者后来都有重大的发展，他们的风格产生了影响，甚至还形成了流派。因此，这套丛书在中国现代文学奠基和发展中的意义是决不能低估的。
　　清华文学社及其丛书
　　清华大学爱好文学的学生于1921 年11 月成立“清华文学社”，成员有闻一多、梁实秋、顾一樵、朱湘、翟毅夫、饶孟侃等。校内的《清华周刊》是他们发表作品的园地，闻一多、梁实秋先后任该刊的文艺编辑。他们除办周刊外，还出版丛书，丛书的名称就叫“清华文学社丛书”。
　　清华文学社丛书第一种是闻一多、梁实秋的《冬夜草儿评论》，1922 年11 月清华文学社出版。它实际上是由两篇论文组成：闻一多的《〈冬夜〉评论》和梁实秋的《〈草儿〉评论》。《冬夜》是俞平伯的诗集，1922 年3 月亚东图书馆出版。闻一多的评论对《冬夜》基本上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他认为：1.“词曲音节底成分”多，音节上有其优点，但损坏了意境。句法简单，特别是有些长句子；2.词句抽象，琐碎，“意思散漫，造句破碎”，而且啰唆，重复；3.缺乏想象，读起来“淡而寡味，而且有时野俗得不堪”。4.“情感的素质也不是十分地丰富”。5.诗中“情感也不挚，因为太多教训理论——一言以蔽之，太忘不掉这人间世”。《草儿》是康白情的诗集，1922 年3月出版。《草儿》、《冬夜》是当时新诗创作中很有影响的集子。梁实秋承认：“即以我国新诗坛而论，几无一人心目中无《草儿》、《冬夜》者，后起之作家受其暗示与传染者至剧。”但梁实秋的评论基调和闻一多是一致的。
　　他认为：1.该集只有一半称得上是诗，其余有的是“演说词”，有的是“《礼拜六》的一篇小说”，有的是“烦琐底个人的通常交际”的“纪事文”，有的是“格言”而“格言不是诗”；2.该集“最差强人意的诗要算是那几首写景诗”，但“完美的也并不多”；3.“情感太薄弱，想象太肤浅”；4.音节的技术不高明；5.“就全体讲来，是创作得太滥”。总之，“诗人首先不满足于物质世界，所以诗人的思想应该是超于现实的”；而《草儿》的毛病正在于太现实。这本《冬夜草儿评论》颇引起当时文坛的注目。
　　第一套《中国新文学大系》中阿英编《史料索引》卷中，介绍《冬夜草儿评论》时说：“此书收二作者关于两书讨论之通信十几封，现已绝版。”
　　其实书中并无两人的通信。可能阿英并未见到过此书。
　　清华文学社丛书第二种是《文艺汇刊》，由该社编辑、出版、发行，1923年4 月面世。书前有一篇序言，说：“这本《汇刊》是本社同人的几篇稿件汇集而成的，并非每人的优秀的作品尽在于此，亦并非同人等所有的作品尽在于此，只是乘清华十二周年纪念日的佳节，把几个同志手头方便的稿件汇集付印罢了。所以印行这本小册子的旨趣，并没抱着什么伟大的意义，只是作为清华文学社成立来将届两年的纪念品。”序言又说：“封面画是梁思成君的手笔。”这是一幅清华大学校门的建筑图案，十分雅致。
　　本书所收作品是按收到时间先后为序排列的。作品有：闻一多的诗《忆菊》，梁实秋的诗《尾生之死》，顾一樵的小说《尾生之死》，朱湘的诗《小河》，梁实秋的诗《小河》，时昭沄的小说《厄》，闻一多的诗《太阳吟》、《玄思》，朱湘的诗《迟耕》、《黑夜纳凉》，翟毅夫的小说《雪夜》，顾一樵的小说《寒梅》，饶孟侃的诗《孤雁》、《布谷之啼》，朱湘的诗《宁静的夏晚》、《忆西戌》，何一公的诗《心吟》、饶孟侃的小说《自尽的前夕》，孙守拙的诗《滴滴的流泉》，马杰的诗《不敢盼春到》，王成组的独幕剧《喜相逢》。从这份目录，可见清华文学社阵容的强大。
　　清华文学社丛书的第三种是闻一多的诗集《红烛》。在1923 年7 月出版的《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一期上，刊有整页的清华文学社丛书的广告，列出该丛书的第一种《冬夜草儿评论》，第二种《文艺汇刊》，第三种《红烛》。
　　在《红烛》下特有一段文字：“这是闻一多君的第一诗集。闻君目下在美国留学，集中所收大抵系其抵美以前所作，为数共一百余首。闻君著作早有批评冬夜诗集一文问世。曾读闻君诗评者，请读闻君之创作。读闻君此集者，尤宜读其冬夜之诗评。”《冬夜草儿评论》和《文艺汇刊》原系自费出版，由泰东图书局经售；而《红烛》则将由泰东图书局出版。
　　不久，闻一多的诗集《红烛》，经郭沫若帮助，果然由上海泰东图书局于1923 年9 月出版，但封面或封底或版权页都不见“清华文学社丛书第三种”
　　字样。这书封面是一个大黑框，书名、作者姓名、出版单位名称都印上大红颜色。这装帧是闻一多自己设计的。他喜欢黑色，喜欢色彩强烈。
　　清华文学社丛书第四种是《文艺会刊》第二集。该书收作品十二篇：1.张大东《文学与社会》（论文）；2.香林《什么是粤东之风》（论文）；3.柳无忌《柳絮飞》（诗）；4.林率《鸭声》（诗）；5.罗罗《鸟声》（诗）；6.翼《过年》（戏剧）；7.汪梧封《一年》（小说）；8.凉虫《往事》（小说）；9.景苏《如此的爱情》（小说）；10.尉梅《大人》（小说）；11.罗皚岚《杀猪过年》（散文）； 12.朱湘《明妃三曲》（论文）。这本书不印出版年月。查第一篇论文文末所署日期为“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第二篇论文所署日期为“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该书当出版于1927 年无疑。
　　第一集《文艺汇刊》和第二集《文艺会刊》之间，相距达四年之久。本书书末附有“本社社员表”，社员有：朱自清、朱湘、罗正晫、陈麟瑞、柳无忌、张大东、闻一多、梁实秋、顾一樵、罗懋德、熊学谦、夏鼐、陶焕民、汪梧树、秦善鋆、邹文海、罗香林、罗皚岚、何鸿烈（已故）、杨子惠（已故）。
　　这是当年全部社员的名单。
　　清华文学社丛书由于数量少，第一种、第二种和第四种又系自费出版，印数不多，因而影响不很大，但在现代文学史上却有着深远的意义。闻、梁的两篇评论，就曾深得郭沫若的共鸣和佩服，说是“如在沉黑的夜里得见两颗明星，如在蒸热的炎天得饮两杯清水。……在海上得读两君评论，如逃荒者得闻人足音之跫然。”两本汇刊所发表的朱湘的诗，梁实秋的诗和诗论，顾一樵的小说，饶孟侃的诗，罗皚岚的散文，都可说是他们文学道路上的重要起点。
　　清华文学社不少成员后来加入了主办《现代评论》的新月社。1927 年后，不少社员到上海，参与新月书店的开办，分担《新月》月刊的编务，成了新月社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但如果细加研究，他们和胡适、徐志摩、陈西滢等人有着不同，如闻一多具有民主主义思想，富于同情弱小的正义感，政治态度和胡适明显不同；朱湘在艺术创作道路上，不久就和徐志摩分道扬镳。研究“新月派”的人，应注意到这点。同时，也有一些清华文学社成员没有参加新月社，如朱自清。在新月派活动最旺盛的时期，清华文学社仍存在，并独自开展文学活动。该社活动到何时，该丛书出版到几种，现在还没有资料可以作出明确的结论，极盼知情者补充。
　　1993年2月
　　沉钟社和《沉钟丛书》
　　在1923 年3 月的上海，一份16 开的《浅草》季刊出版。它是由陈炜谟、冯至、陈翔鹤、林如稷等人创办的。他们组织的文学团体浅草社，也就这样诞生了。《浅草》共出四期，第4 期拖至1925 年2 月才出版。1925 年秋，陈炜漠、冯至、陈翔鹤、杨晦（林如稷已出国留学），在北京创办《沉钟》周刊，沉钟社也就宣告诞生。以后又断断续续地出版《沉钟》半月刊。他们还出版《沉钟丛书》。
　　为什么周刊要命名为“沉钟”呢？据冯至在《影印〈沉钟〉半月刊序言》中回忆说：这和德国戏剧家霍普特曼写的童话剧《沉钟》有关。童话剧写铸钟师亨利，以极大的努力铸造成一口钟，在运往山上教堂的途中，被狡狯的林魔把钟推入湖底。亨利后与仙女相爱，恢复了勇气，决心另铸一口新钟。
　　但铸钟师想念他的家和妻子，下山去探视，等他再回到山上，他和仙女都遭到了林魔的毒害。有位西方的评论家认为这悲剧指出了：艺术家若要完成他的理想，必须献出整个的生命，忘怀世俗，要有足够的勇气独行其是。那些不敢这样做的人，就不能攀登艺术的高峰。从这故事可见，当年沉钟社的一群青年，是决心为艺术献出一切的。
　　《浅草》和《沉钟》都曾得到鲁迅的称赞和支持。鲁迅在《野草·一觉》中说：“我忽然记起一件事：两三年前，我在北京大学的教员预备室里，看见进来了一个并不熟识的青年，默默地给我一包书，便出去了，打开看时，是一本《浅草》。就在这默默中，使我懂得了许多话。啊，这赠品是多么丰饶呵！可惜那《浅草》不再出版了，似乎只成了《沉钟》的前身。那《沉钟》就在这风沙澒洞中，深深地在人海的底里寂寞地鸣动。”过了一年，鲁迅在1927 年9 月25 日致李霁野信中又说：“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
　　浅草社曾拟出版《浅草社从书》，在创造社的《洪水》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九期上登出广告：“浅草社丛书亦已陆续付印，不久即能出版：（1）《炉边》，陈炜谟著；（2）《吹箫人》，冯至著；（3）《悲多汶传》，杨晦译。”但这则广告没有成为事实。这三种书稿后来都在《沉钟丛书》中出版。
　　《沉钟丛书》共七种。它一部分是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一部分是自费出版的，印数很少，流入社会的更少，因而较难搜集，上海图书馆藏有三种，笔者藏有一种，其余三种系据可靠的广告和回忆文字辑录。现按原有编号列书目于下：1.陈炜谟著的短篇小说集《炉边》，收作品七篇，有序，1927 年8 月北新书局出版；2.冯至著的诗集《昨日之歌》，分上下卷，上卷收短诗四十七首，下卷收长诗《吹箫人》等四首，1927 年4 月北新书局出版；3.杨晦译的《悲多汶传》，1927 年北新书局出版；4.陈翔鹤著的短篇小说集《不安定的灵魂》，收作品七篇，1927 年6 月北新书局出版；5.杨晦著的独幕剧集《除夕及其他》，收《除夕》等剧本五出，1929 年8 月北平沉钟社出版；6.冯至著的诗集《北游及其他》，收诗四十五首，1929 年8 月北平沉钟社出版；7.郝荫谭著的长篇小说《逸如》， 1930 年1 月北平沉钟社出版。在《北游及其他》的正文之后，还预告“即印”的有：陈炜谟译的《英吉利散文选集》、陈翔鹤著的《秋虫》。这两种后来都没有收在这套丛书中出版。
　　鲁迅编《乌合丛书》
　　《乌合丛书》是鲁迅主编的专收创作的丛书，由北新书局出版。它是现代文学史上影响很大的一套丛书。
　　这套丛书收入作品七种：
　　1.鲁迅的《呐喊》，收短篇小说十五篇。本书原为《新潮文艺丛书》的一种，1923 年8 月初版，同年12 月再版。由于鲁迅与主编《新潮文艺丛书》的周作人兄弟之情断裂，本书改由北新书局于1924 年5 月出版第三版，并作为《乌合丛书》的第一种。对于这本《呐喊》第三版，历来有人怀疑：一、与北新书局成立的时间相合吗？李小峰在《新潮社的始末》中说：“一九二五年三月北新书局成立。”李小峰是北新书局主办人，他的说法当然最有权威。1981 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就采用此说。既然北新书局成立于1925年3 月，这本《呐喊》第三版出版于1924 年5 月，怎么就印上了北新书局呢？
　　会不会有人作伪，或第三版印错了日期。其实，笔者认为，李小峰所说的“一九二五年三月”，是北新书局正式挂牌的日期，而在此之前，北新书局的名称已被多次使用。如《未名丛刊》的第一本《苦闷的象征》出版于1924 年12 月，就印着：北新书局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新闻出版卷》定北新书局成立于1924 年，就是从实际出发，是完全正确的。可见，《呐喊》第三版并非有人作伪，也没有印错日期。二、《乌合丛书》到底从何时开始？
　　鲁迅亲自拟的《乌合丛书》的广告，曾刊印在《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彷徨》等书后，都以“《呐喊》（四版）”为第一种，而《呐喊》（四版）出版于1926 年5 月，因此不少人以为《乌合丛书》是从1926 年5 月才开始出版的。如1981 年版《鲁迅全集》注释就是：“《乌合丛书》，鲁迅编辑，一九二六年初由北新书局出版。”现在发现1924 年5 月出版的《呐喊》三版竟然印着“乌合丛书”字样，把这套丛书的出版时间整整推前了二年。因而有人怀疑这本《呐喊》三版是否可靠。笔者认为：《呐喊》三版是《乌合丛书》的第一种是没有问题的。在《乌合丛书》中，许钦文的《故乡》出版于1926 年4 月，比《呐喊》四版早一个月。如果收入《乌合丛书》的是《呐喊》四版，那应该排列为第二种，第一种就成了《故乡》；由于《呐喊》三版已收入该丛书，因而才被列为第一种。那鲁迅为什么在所有广告中要特地注明是四版呢？因为，三版虽然在扉页上去掉了“文艺丛书”、“周作人编”、“新潮社”等字样，换上了“乌合丛书”“北新书局”等字样，但该书封面是原来的。从四版起，《呐喊》的封面由鲁迅自己重新设计，一点《新潮文艺丛书》的痕迹也没有了。笔者认为，鲁迅之所以在所有《乌合丛书》的广告中特地注明《呐喊》是四版，真正原因盖在此吧。
　　2.许钦文的《故乡》，收短篇小说二十七篇。1926 年4 月出版。鲁迅在1924 年1 月11 日致孙伏园信中说：“钦文兄小说已看过两遍，以写学生社会者为最好，乡村生活者次之；写工人之两篇，则近于失败。如加淘汰，可存二十六七篇，更严则可存二十三四篇。现在先存二十七篇，兄可先以交起孟，问其可入《文艺丛书》否？而于阴历年底取回交我，我可于是后再加订正之。”很可能，周作人不接受《故乡》，鲁迅遂决定自编《乌合丛书》，先将自己的《呐喊》作为该丛书的第一种。《呐喊》是以新潮社纸型印第三版的，因而很快就面世了，而《故乡》是要发稿付印的。李小峰此时已打算自办北新书局，但周转经费恐是个关键问题。鲁迅1925 年9 月29 日致许钦文信中说：“现在我已与小峰分家，《乌合丛书》归他印（但仍加严重监督），《未名丛刊》则分出自立门户；虽云自立，而仍交李霁野等经理。《乌合》中之《故乡》已交去……。”从这信可见：《乌合丛书》当时已存在，决非1926 年才出世；《故乡》已编入该丛书，交给了北新书局，正待发排。鲁迅1925 年11 月8 日致许钦文信中说：“《故乡》稿，一月之前，小峰屡催我赶紧编出，付印，我即于两三日后与之，则至今校稿不来。问之，则云正与印刷局立约。我疑他虑我们在别处出版，所以便将稿收去，压积在他手头，云即印者，并非诚意。”从中约略可知何以《乌合丛书》的第一种《呐喊》三版于1924 年5 月出版后，第二种《故乡》要到1926 年4 月才出版的缘故了。《故乡》快出版时，鲁迅又让刚露头角的青年评论家高长虹为之写《小引》。
　　3.高长虹的《心的探险》，收杂文和诗八题，有的一题下包含十几篇杂文，有的一题下包含十小段随想录，有的一题下包含几首诗。鲁迅编选，并作封面——扉页上印着：“鲁迅掠取六朝人墓门画像作书面”。1926 年6 月出版。
　　4.向培良的《飘渺的梦及其他》，收短篇小说十四篇，鲁迅编选，司徒乔作封面。1926 年6 月出版。
　　5.鲁迅的《彷徨》，收短篇小说十一篇，陶元庆作封面。1926 年8 月出版。
　　6.淦女士《卷葹》，收短篇小说四篇，司徒乔作封面。1927 年1 月出版。
　　鲁迅1926 年10 月29 日致陶元庆信中说：“卷葹是一种小草，拔了心也不死，然而什么形状，我却不知道。”这可说是对书名的解释。本书的四篇小说原都在创造社刊物上发表的，何以也到本丛书来了呢？鲁迅在1926 年12 月5日致韦素园信中也有说明：“这稿子，是品青来说，说愿出在《乌合》中，已由小峰允印，将来托我编定，只四篇。我说四篇太少；他说这是一时期的，正是一段落，够了。我即心知其意，这四篇是都在《创造》上的，现创造社不与作者商量，即翻印出售，所以要用《乌合》去抵制他们，至于未落创造社之手的以后的几篇，却不欲轻轻送入《乌合》之内。但我虽这样想，却答应了。”
　　7.鲁迅的《野草》，收散文诗二十四篇（包括《题辞》），孙福熙作封面，1927 年7 月出版。初版封面写成“鲁迅先生著”，再版时改正为“鲁迅著”。
　　这套《乌合丛书》虽只七种，但它包含鲁迅的《呐喊》、《彷徨》、《野草》三部重大著作，就可见其在现代文学中的份量，几乎没有一套现代文学的丛书可与媲美。《故乡》、《卷葹》、《飘渺的梦及其他》都是作者的处女集，也是成名集；《心的探险》是当时鲁迅最抱希望的作者的代表作。它们在当时青年作家的作品中，都是佼佼者。
　　1993年11月
　　徐志摩编《新文艺丛书》
　　笔者很希望从丛书的角度，反映新月派的文学活动。他们实力雄厚，在文学事业上是作出过贡献的。在新月书店出版著作的有：胡适、闻一多、梁
　　实秋、徐志摩、陈西滢、沈从文、胡也频、丁玲、凌叔华、陈衡哲、陈学昭、
　　陈铨、陈梦家、高植、余上沅等等。但新月书店没有以丛书的形式把这许多作家联合起来。新月书店也出过几种规模很小的丛书，影响都不很大。
　　新月派的主将之一的徐志摩，在文学领域中是十分活跃的。他既搞创作，又搞翻译；即写诗，又写小说、戏剧；还从事编辑工作，既参与《新月》月刊的编务，又为上海中华书局主编《新文艺丛书》和为上海大东书局主编《新文学丛书》，这两套丛书联合了他所能联合的力量。
　　《新文艺丛书》包含创作和翻译两个部分。翻译部分，除梁实秋、徐霞村、王实味等外，没有其他著名译家，也没有译出影响较大的名著。限于篇幅，翻译书目在这里从略了。这套丛书是不编号的，现按出版时间先后，将创作书目录下：胡也频的日记体长篇小说《一幕悲剧的写实》，1930 年1 月出版；郭子雄的散文集《口供》，1930 年4 月出版；丁玲的短篇小说集《一个女人》，1930 年4 月出版；王实味的书信体中篇小说《休息》，1930 年4月出版；徐志摩的短篇小说集《轮盘》，书前有沈从文的序，1930 年4 月出版；沈从文的短篇小说集《旅店及其他》， 1930 年4 月出版；夏忠道的书信体中篇小说《少女书简》，1930 年4 月出版；谢冰季（冰心弟弟）的短篇小说集《幻醉及其他》，书前有冰心的序，1930 年10 月出版；陈楚淮的剧本集《金丝笼》，1930 年12 月出版；沈从文的短篇小说集《石子船》，1931年1 月出版；茅以思的短篇小说集《春之罪》，1931 年1 月出版；孙孟涛的短篇小说集《爱神的玩偶》，1931 年2 月出版；冷西的短篇小说集《阿凤》，1931 年8 月出版；胡山源的短篇小说集《虹》，1931 年8 月出版；蹇先艾的短篇小说、散文集《还乡集》，1934 年12 月出版。徐志摩于1931 年11 月19 日飞机失事遇难，这套丛书也就到此为止。最后一种估计是主编生前的积稿，书上仍印着“徐志摩主编”字样。
　　徐志摩从1930 年起，还为上海大东书局主编《新文学丛书》，也是创作翻译兼收。创作部分计有：陈白尘《风雨之夜》、曹雪松《心的惨泣》、沈从文《一个女剧员的生活》、彭家煌《平淡的事》、陈明中《秦淮河畔》、王皎我《桃色三三曲》、陈学昭《败絮集》、彭家煌《出路》、钱公侠《丝棉被头》、白序之《老处女》、汪蔚云《泡沫集》、左干臣《第四者》、沈从文《游目集》。作者的知名度和作品的份量，都不及《新文艺丛书》。
　　湖风书局和《文艺创作丛书》
　　湖风书局是由中共党员宣侠父出钱开办的，设在上海英租界。经理是由宣侠父委派的，编辑则由左翼作家联盟推荐。经过商量，决定先出一本公开发行的杂志《北斗》，由丁玲主编。丁玲和胡也频原与新月派作家有过一些交往，也在新月书店出过书。杂志由丁玲出面主编，便于团结各方面的作家，也便于和反动派作韧性的战斗。这合乎鲁迅的“壕堑战”的战略战术思想。
　　《北斗》的“特约撰稿人”中就有新月派作家陈衡哲、凌叔华、沈从文，有现代派作家戴望舒、施蛰存、穆时英，有被人称为“自由主义作家”的郁达夫，有政治色彩不太强烈的进步作家郑振铎、傅东华、魏金枝、张天翼、白薇，等等。根据这份名单，《北斗》无论如何不是一种大红大赤的杂志。《北斗》于1931 年10 月创刊，开头几期多数是进步作品，但政治气氛并不是太激烈的。随着党内“左”的情绪的高涨，《北斗》中激烈的作品开始多起来，而新月派作家、现代派作家及其他一些作家，几乎不再写稿了。《北斗》出至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本，终于为反动派查禁。因《北斗》被禁而连累湖风书局被封。
　　湖风书局从开办到被封的1931 年至1933 年的两年多时间里，出版了《文艺创作丛书》。这套丛书的政治倾向，和《北斗》有相似之处。兹按出版时间先后为序，对这套丛书中的各本作简要介绍于后。
　　1.魏金枝著《七封书信的自传》，1931 年8 月出版。这套丛书的前几本都是不编号的。从出版时间和当时的广告来看，本书为第一本是毫无疑问的。
　　本书收短篇小说五篇：《七封书信的自传》、《裴君遗函》、《校役老刘》、《野火》、《自由在垃圾桶里》。该集原由人间书店于1928 年5 月出版，雪峰作序，收作品六篇：《七封书信的自传》、《裴君遗函》、《祭日致词》、《沉郁的乡思》、《留下镇上的黄昏》、《小狗的问题》。湖风书局被封后，转由复兴书局于1937 年4 月用湖风书局纸型重印。
　　2.白鸥女士著《脱了牢狱的新囚》，1931 年9 月出版。是日记体长篇小说，柳丝作序。湖风书局被封后，该书转由春光书店于1934 年7 月再版。后又由大方书局改书名为《恋爱日记》，于1948 年7 月用原纸型重印。
　　3.张天翼著《小彼得》，1931 年12 月出版。收短篇小说七篇：《小彼得》、《皮带》、《二十一个》、《稀松的恋爱故事》、《面包线》、《找寻刺激的人》、《猪肠子的悲哀》。后转春光书店于1936 年4 月以原纸型再版。
　　4.白薇女士著《打出幽灵塔》，1931 年12 月出版。收剧本四种：三幕剧《打出幽灵塔》和独幕剧《娘姨》、《假洋人》、《乐土》。反动派于1935年3 月以“普罗文艺”为由查禁此书。这时湖风书局早已不存在。春光书店于1936 年4 月以原纸型再版。
　　5.穆时英著《南北极》，1932 年1 月出版。收短篇小说五篇：《黑旋风》、《咱们的世界》、《手指》、《南北极》、《生活在海上的人们》。后转现代书局于1933 年1 月出版改订再版本，增收了三篇小说：《偷面包的面包师》、《断了一条胳膊的人》、《油布》。作者在《改订本题记》中说：“我觉得这八篇东西的气氛是一贯的。”反动派于1935 年3 月以“普罗意识”为由查禁。复兴书局于1936 年又以湖风书局原纸型重印。
　　6.蒋光慈著《田野的风》，1932 年4 月出版。这部长篇小说在《拓荒者》杂志上连载时，名为《咆哮的土地》，出版单行本时才改此名。当时反动派对蒋光慈的作品几乎每见即禁。本书出版后不久，反动派即以“普罗文艺”之名查禁。
　　7.郁达夫著《她是一个弱女子》，1932 年4 月出版。这部长篇小说出版不久，反动派即以“普罗文艺”之名查禁。湖风书局被封后，此书纸型转让给现代书局。现代书局印了一版，反动派又以“妨害善良风俗”之名查禁。
　　经过交涉，删去反动派指定的地方，并改书名为《饶了她》，现代书局于1933年12 月重排出版，在扉页上特地印一小块文字：“本书原名《她是一个弱女子》奉内政部警字第四三三号批令修正改名业经遵令删改呈部注册准予发行在案”（原文无标点）。但反动派于1934 年4 月又以“诋毁政府”为由查禁。
　　8.适夷著《第三时期》，1932 年6 月出版。扉页上印有“文艺创作丛书之八”。收入短篇小说六篇：《盐场》、《狱守老邦》、《第三时期》、《泥泞杂记》、《诗人祭》、《断片》。二个月后，反动派即以“攻击本党”为由查禁。
　　9.《也频代表作》（丁玲撰序），可能于1932 年6、7 月间出版。在笔者所藏的《小彼得》初版本的书后，印有《本局出版文艺创作丛书》的书目广告，共七种：《七封书信的自传》、《脱了牢狱的新囚》、《小彼得》、《南北极》、《第三时期》、《打出幽灵塔》、《也频代表作（丁玲撰序）》。
　　这七种书目下，五种印有定价，《第三时期》和《也频代表作》注明“印刷中”。但这本《也频代表作》一直没有找到。在有关胡也频的各种资料书中不见有此书的记载。在有关丁玲的各种资料书中也不见有丁玲这篇序言的记载。但七种书目中的六种都是出版的，这本何以不出版？而且当时已在“印刷中”。此书就在此存目吧。
　　10.田汉著《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1932 年7 月出版。收入独幕剧《年夜饭》、《梅雨》、《乱钟》、《扫射》和三场剧《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
　　此书未见。
　　11.华汉著《复兴》，19 32 年7 月出版。此书原由平凡书局于1930 年10 月出版。这次是重版而列入本丛书。反动派曾于1930 年12 月以“普罗文艺”为由查禁此书。
　　12.华汉著《深入》，1932 年7 月出版。此书原名《暗夜》，由创造社出版部编入《创造社丛书》于1928 年出版。后平凡书局于1930 年9 月改书名为《深入》重印。这次湖风书局以原纸型编入本丛书再版，编为“文艺创作丛书之十二”。反动派曾于1930 年10 月以“普罗文艺”为由查禁过此书。
　　13.华汉著《转换》，1932 年7 月出版。此书原名《寒梅》，平凡书局于1929 年12 月出版。这次湖风书局改书名为《转换》，编入本丛书，编号为“十三”。反动派于1934 年2 月查禁一百四十九种图书时，将本书列入“应禁止发售之书目”，并称此书：“描写革命斗争之故事，具有极激烈极浓厚之反动色彩。”
　　14.华汉著《地泉》，1932 年7 月出版。此书被称为“华汉三部曲”，包括《深入》、《转换》、《复兴》，是三部长篇小说的合订本。此书曾由平凡书局1930 年10 月出版。这次湖风书局重印，由易嘉（瞿秋白）、郑伯奇、茅盾、钱杏邨写序。作者写《重版自序》。反动派1934 年2 月查禁一百四十九种图书时，列为“先后查禁有案之书目”而查禁。
　　15.华汉著《最后一天》，1932 年7 月出版。收入短篇小说七篇：《奴隶》、《活力》、《归来》、《马桶间》、《兵变》、《长白山千年白狐》、《最后一天》。扉页上印“文艺创作丛书之十五”。
　　16.高健尼（高云览）著《前夜》，1932 年8 月出版。日记体长篇小说，作者写作于厦门。书前有小引，其中说：“我爱刀，爱火，爱热与辣。这些是如何地激奋到我精神的顶点啊！”反动派于1934 年2 月以“普罗文艺”为由查禁。上海复兴书局于1936 年以原纸型重印。
　　17.寒生（阳翰笙）著《大学生日记》，1933 年3 月出版。日记体长篇小说。
　　湖风书局是由左翼作家和进步作家主管编辑部的出版社。它出版的《北斗》是战斗的杂志，《文艺创作丛书》是战斗的丛书。反动派后来已嗅到了这套丛书的一些气味，因而几乎是出一本禁一本。这套丛书前期所出的有一些书，则是因为湖风书局被封了，后来连带也被禁了，如《南北极》。由于不少书都是出版后不久就被查禁了的，流入社会的不多，现在要寻找已十分困难，早已成了收藏者的珍品。
　　湖风书局在出版《文艺创作丛书》以后，又出版《湖风创作集》。现只知道三种，介绍于下。
　　1.铁池翰著《齿轮》，1932 年9 月出版。扉页上印“湖风创作集之一”。
　　是部长篇小说。三个月后，反动派即以“普罗文艺”为由查禁。春光书局于1935 年用原纸型重印一次。后长江书店于1936 年9 月改书名为《时代的跳动》出版，并改署名为张天翼。反动派于当年10 月再次查禁。
　　2.林箐著《义勇军》，1933 年1 月出版。扉页上印“湖风创作集之二”。
　　长篇小说，林箐即阳翰笙。
　　3.李辉英著《万宝山》，1933 年3 月出版。扉页上印“湖风创作集之三”。
　　反动派于1934 年2 月查禁一百四十九种图书时，列为“应删改之书目”。因湖风书局已被封，没有人去理睬反动派的高见。
　　生活书店的《创作文库》
　　在三十年代文坛中，这套丛书有一定的影响。傅东华主编，生活书店出版。1934 年5 月出版第一本。《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革命出版工作五十年》所载书目，收这套丛书的十八种；上海图书馆根据该馆藏书编的书目，收这套丛书的二十二种。据笔者所见，这套书至少是二十三种。这套丛书的每本书后，都印有本丛书的广告性介绍，其中说：“本文库以宏大规模，陆续选刊现代名家创作之专集，选集，合集；包含长短篇小说，剧本，诗歌，散文，批评，举凡文学之诸部门，无不应有尽有。收罗力求其广，选择力求其精。”这话大致是合乎事实的。只是选集、合集始终没有编入本丛书。生活书店接着另出一套丛书《文学丛书》，是专收选集、合集的。《创作文库》一律36 开本，分精、平装两种。平装封面上画一个装饰性的框架；精装本是绸面软精装，封面右下角都凹印一个车轮，旁有一人在跑步，大约寓意“与时代车轮共同前进”。这套丛书是编号出版的，每本扉页上都印有编号。兹按原编号次序简介于后：1.老舍《小坡的生日》。中篇小说。1934 年5 月出版。
　　2.张天翼《反攻》。小说集，包含中篇《反攻》和四个短篇。1934 年5月出版。
　　3.沈从文《如蕤集》，短篇小说集，收作品《如蕤》等十一篇。1934 年5 月出版。
　　4.吴组缃《西柳集》，短篇小说集，收作品十篇。1934 年7 月出版。这是作者的处女集。作者在序中说：“内容的五颜六色，正展露着现代一个知识青年如我者之真实的灵魂。写法和所用的文字底调子，也都不甚相同。那是因为自己还在练习的原故。”当时作者在清华大学读研究院，住附近西柳村，故名。
　　5.巴金《旅途随笔》。散文集。1934 年8 月出版时，收随笔二十八篇，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删去四篇，这四篇只存于目录而没有正文。同年10 月再版时，增加了《一个车夫》，并有《再版题记》。1939 年4 月本书转由开明书店出版时，补入了被反动当局删去的三篇，删去了已收入《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一集）》（也由开明书店出版）的一篇，并另写了《重排题记》。
　　6.余一《将军》。余一即巴金。短篇小说集，收《将军》等作品十篇。
　　1934 年8 月出版。作者在序中说：“沉默，这半年来的沉默差不多闷得我说不出话来了。我很高兴还有机会在这里饶舌。”又说：“现在我的笔暂时放下了。虽然沉默也使人痛苦，但是我希望我能够坚持着不再把我的笔拿起来。”本书于1935 年3 月再版时，增加了《一个女人》。
　　7.靳以《青的花》。短篇小说集，收《青的花》等作品十篇。1934 年8月出版。
　　8.郭源新《取火者的逮捕》。郭源新是郑振铎的笔名。短篇小说集，收取材于希腊神话的作品四篇。作者在序中说明了作品题材的依据。1934 年9月出版。
　　9.沈从文《边城》。中篇小说。1934 年10 月出版。
　　10.郑振铎《佝偻集》。论文集，分上下两卷，上卷收论文、讲演录等十二篇，下卷收读书札记二十一篇。序中说：“正读《庄子》，有感于佝偻老人承蜩的事，便以‘佝偻’名之。”又重申他的文学立场仍然是“为人生的文学”。1934 年12 月出版。（本书因篇幅特厚，先发稿，编号在前，而实际上比后面几种迟出版。）
　　11.沉樱《女性》。短篇小说集，收《女性》等作品七篇。1934 年10 月出版。
　　12.王统照《片云集》。散文集，收《片云四则》等散文十八篇。1934年10 月出版。
　　13.朱湘《中书集》。论文散文集，收文四十三篇，第一辑散文、随笔二十二篇；第二辑关于古典文学论文、读书札记九篇；第三辑评当代作家作品的论文九篇，其中《评徐君志摩的诗》、《评闻君一多的诗》、《“尝试集”》等篇，尖锐地指出徐志摩、闻一多、胡适诗作的短处，甚至说《尝试集》是“内容粗浅，艺术幼稚”，轰动了文坛；第四辑是谈翻译和外国文学的三篇。
　　这本集子是作者投江自杀后，由朋友收集报刊上发表的散文和评论文章而成。1934 年10 月出版。
　　14.臧克家《罪恶的黑手》。诗集，收入诗人1933 至1934 年间作品十六首。是诗人继《烙印》后的第二本诗集。自序中说：“从这本诗里可以看出我的一个倾向来，在外形上想脱开过分的拘谨，渐渐向博大雄健处走。” 1934年10 月出版。15.李健吾《梁允达》。剧本集，收入《梁允达》、《村长之家》两个三幕剧。1934 年10 月出版。
　　16.巴金《沉默》。短篇小说集，收作品八篇。自序中说：“它们是我沉默时期中唯一的产物。”作者终于以《沉默》打破了沉默。1934 年10 月出版。
　　17.鲁彦《驴子和骡子》。小说散文集，上卷收小说八篇，下卷收散文四篇。1934 年12 月出版。
　　18.叶永蓁《浮生集》。散文集，收《浮生》等散文十二篇。作者曾因出版《小小十年》（鲁迅序）而为文坛注目。1934 年12 月出版。
　　19.傅东华《山胡桃集》。散文随笔集，收入《山胡桃》等作品二十八篇。
　　全书分三辑：漫谈辑十一篇，批评辑八篇，短论辑九篇。1935 年2 月出版。
　　20.欧阳山《七年忌》。短篇小说集，收《七年忌》等作品八篇。书前有作者《我与文学》一文，作为代序。1935 年3 月出版。
　　21.小默《欧游漫忆》。小默是刘思慕的笔名。散文集，收连续性游记散文十三篇（包括一篇《楔子》）。1935 年4 月出版。22.征农《结算》。短篇小说集，收《结算》等作品十二篇。1935 年4 月出版。
　　23.艾芜《漂泊杂记》。散文集，收作品四十篇。记述了作者1927 至1934年间在四川云南至缅甸等地的漂泊生活。1935 年4 月出版。
　　生活书店于1933 年7 月创刊大型文学月刊《文学》，傅东华任主编。本丛书的作者，多数也是《文学》的作者，不少作品是先在《文学》上发表的。
　　这里有当时名驰文坛的作家，如老舍、沈从文、巴金、郑振铎、靳以，也有初露头角的青年作者，如吴组缃、臧克家、叶永蓁、小默等；而收入本丛书的作品，绝大部分都是上乘之作，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有其艺术生命力。后来，丛书主编傅东华于1935 年夏离开了生活书店，离开了《文学》杂志，去暨南大学任教，这套丛书也就没有能再继续编下去。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它是一部重要的丛书，不应低估它的深远的意义。
　　现代书局的《现代创作丛刊》
　　三十年代中期，上海现代书局编辑出版的《现代》杂志很有影响，开始时鲁迅、茅盾、叶圣陶等作家都为之写稿，杂志编得很有个性。其编辑施蛰存、杜衡及追随他们的后起之秀穆时英，在创作上又是崇尚“新感觉派”的手法的。他们就成了双料的“现代派”。他们所编辑的《现代创作丛书》，当时也很有影响。不过，参加这套丛书的作者，并非都是现代派的，他们大都是《现代》的撰稿者。这套丛书是编号出版的，每本书的扉页上都印着号码。现按原编号次序作简要的介绍如下。
　　1.张天翼著《蜜蜂》，1933 年5 月出版。收短篇小说七篇：《路》、《宿命论与算命论》、《最后列车》、《梦》、《仇恨》、《和尚大队长》、《蜜蜂》。
　　2.杜衡著《怀乡集》，1933 年5 月出版。收短篇小说十篇：《海笑着》、《蹉跎》、《怀乡病》、《王老板底失败》、《墙》、《人与女人》、《重来》、《蓝衫》、《在门槛边》、《叶赛宁之死》。出版这本集子的时候，那场“文学自由论”的辩论已接近尾声。杜衡在本集的自序中说：在写这些作品的时候，经常用一句话提醒自己：“不要相信文学作品是纯粹的艺术，它也是科学，也是教育。”然而在写作过程中呢，“每逢写作，我是往往注力于艺术的完成；在许多应当听从理智的时候，我时常害怕伤于感情底虚伪以及事实底架空”。本集是研究“现代派”创作的极重要的作品。
　　3.丁玲著《夜会》，1933 年6 月出版。收短篇小说七篇：《某夜》、《法网》、《消息》、《诗人亚洛夫》、《夜会》、《给孩子们》、《奔》。
　　4.黑炎著《战线》，1933 年6 月出版。这是一部长篇小说。作者在《序》中说：“《战线》所描述的全部，是以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间的战争为描写背景，书中所述的一切，都是那时代中多面的真实，作者不敢虚构和掩饰。”
　　5.穆时英著《公墓》，1933 年6 月出版。收短篇小说八篇：《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莲花落》、《夜总会里的五个人》、《GRAVEN“A”》、《公墓》、《夜》、《上海的狐步舞》、《黑牡丹》。作者在自序中说：从内容和技巧来看，他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情绪，写完全不同的文章”。“这矛盾的来源，正如杜衡所说，是由于我的二重人格”。他又说：“我是比较爽直坦白的人，我没有一句不可对大众说的话，我不愿像现在许多人那么地把自己的真面目用保护色装饰起来，过着虚伪的日子，喊着虚伪的口号，一方面却利用着群众心理，政治策略，自我宣传那类东西来维持过去的地位，或者抬高自己的身价。我以为这是卑鄙龌龊的事，我不愿意做。”穆时英是“现代派”中的年轻的代表作家。他采用“新感觉派”的创作方法，是文坛所公认的。他在序中的一段话，矛头所向，众所周知。在“文学自由论”受到批判后，他的情绪在现代派中也是有代表性的。
　　6.老舍著《猫城记》，1933 年8 月出版。是曾在《现代》杂志上连载的长篇小说。作者的创作方法和以往作品的写法略有变化，当时的文学界有不同的意见。
　　7.戴望舒著《望舒草》，1933 年8 月出版。收入诗作四十一首、诗论零札十七条。书前有杜衡写的序，分析介绍了戴望舒接受象征派诗歌影响的之前和之后：他写象征派的诗，却力避“看不懂”的成份；是“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其作品，“很少架空的感情，铺张而不虚伪，华美而有法度”。戴望舒是现代派中的著名诗人。
　　8.巴金著《萌芽》，1933 年8 月出版。这是一部写煤矿生活的长篇小说。
　　出版不久，反动派即行查禁。1934 年2 月，反动派查禁一百四十九种图书，又把它列入“先后查禁有案之书目”。同年8 月，作者修改了结尾部分，改换了小说中人物的姓名，改书名为《煤》，交开明书店重排出版。刚登出出版预告，反动派就通知停印。作者又改书名为《雪》，用开明版纸型自费印了一版，版权页上称“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部”发行。1936 年11 月，《雪》被编入巴金主编的《现代长篇小说丛书》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1939 年2月，上海新生出版社用《雪》的纸型，改书名为《朝阳》出版，并被列为“新生文艺创作丛书之一”。与此同时，《雪》又不断重印，笔者藏有1946 年10 月印刷的第十二版。
　　9.靳以著《圣型》，1933 年10 月出版。收短篇九篇：《圣型》、《陨》、《溺》、《灰晕》、《俘》、《沉》、《教授》、《凋之昙》、《卖笑》。
　　作者在序中说：“我写作的圈子太小，这是我一点也不否认的，因为我还没有多走进社会的里面。可是我却尽了我的力量写出真的情绪。”
　　10.魏金枝著《白旗手》，1933 年10 月出版。收短篇小说四篇：《白旗手》、《前哨兵》、《我们狗和人》、《报复》。
　　11.黎锦明著《失去的风情》，1933 年9 月出版。收短篇小说十篇：《孤零者的梦》、《茶亭速写》、《韦忽》、《武器与勇士》、《失去的风情》、《佞佛者》、《赤峰之战》、《银鱼曲》、《一夜》、《静的喜剧》。
　　12.沈从文著《月下小景》，1933 年11 月出版。收短篇小说九篇：《月下小景》、《寻觅》、《女人》、《扇陀》、《爱欲》、《猎人故事》、《一个农夫的故事》、《医生》、《慷慨的王子》。作者在《题记》中说：“这只是些故事，除《月下小景》外，全部分出自《法苑珠林》所引诸经。”
　　13.彭家煌著《喜讯》，1933 年12 月出版。收短篇小说七篇：《喜讯》、《两个灵魂》、《昨夜》、《垃圾》、《在潮神庙》、《请客》、《国货》。
　　14.洪深著《五奎桥》，1933 年12 月出版。独幕剧剧本。书前有代序《戏剧的人生》。
　　15.鲁彦著《屋顶下》，1934 年3 月出版。收短篇小说七篇：《岔路》、《屋顶下》、《伴侣》、《安舍》、《病》、《胡髭》、《李妈》。作者在自序中说：“我常常觉得创作是件难事，要写得好必须有相当的艺术修养，而实生活的深入尤为重要。看看自己的年纪，估量着过去的生活，虽说也见到了不少的世事，尝过了许多人间的滋味，但我总觉得自己还不宜于创作。”
　　16.郁达夫著《屐痕处处》，1934 年6 月出版。收游记十一篇。作者在自序中说：“近年来，四海升平，交通大便，像我这样的一垛粪土之墙，也居然成了一个做做游记的专家，…… 于是乎去年秋天，就有了浙东之行，今年春天，又有了浙西、安徽之役。”
　　17.穆时英著《白金的女体塑像》，1934 年7 月出版。收短篇小说八篇：《白金的女体塑像》、《父亲》、《旧宅》、《Pierrot（傻瓜）》、《百日》、《本埠新闻栏编辑室里一札废稿上的故事》、《街景》、《空闲少佐》。作者在自序中说了他思想上的空虚和创作上的徬徨：“二十三年来的精神上的储蓄猛然地崩坠了下来，失去了一切概念，一切信仰；一切标准，规律，价值，全模糊了起来；于是，像在弥留的人的眼前似地，……人间的欢乐，悲哀，烦恼，幻想，希望……全万花筒似地聚散起来，播摇起来。”
　　到1934 年11 月，《现代》出版了第六卷第一号以后，施蛰存、杜衡不再担任编辑。现代书局也改组了。《现代创作丛刊》也就出版到第十七册为止。现代派的各主要成员，此后各奔前程走上了自己的路。然而，《现代创作丛刊》仍不失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派文学的重要依据。所可惜的是，施蛰存的创作没有收入这套丛书，否则当将大大加重现代派的份量；虽然，他参加了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是毫无疑问的。这套丛书包容了多方面的作家，思想活跃，拥有较多的读者。
　　《野草》杂志和《野草丛书》
　　抗日战争中期，许多文化单位（包括出版社）和文化人云集桂林。桂林一时有“文化城”之称。许多刊物和图书在桂林出版、发行到后方各地。1940年8 月，由秦似主编的《野草》月刊，在桂林创刊，经常撰稿者有夏衍、聂绀弩、孟超、林林、宋云彬等。这本土纸印刷的杂文刊物，由科学书店出版发行。在这本期刊的基础上，秦似又主编《野草丛书》，所收全部是杂文集，第一辑十种，由桂林文献出版社出版；第二辑四种，由桂林集美书店出版：两辑都是编号的。
　　第一辑十种是：1、夏衍的《此时此地集》，收《鲁迅没有看错人》、《野草》等杂文、政论二十四篇，1941 年5 月出版。初版无编号。8 月再版，扉页上印“野草丛书之一”。它是丛书中唯一的初版无编号的一本。
　　2.绀弩的《历史的奥秘》，收《历史的奥秘》、《从沈从文笔下看鲁迅》等杂文十五篇。1941 年6 月出版。
　　3.秦似的《感觉的音响》，收《这便是憎恶》等杂文三十二篇。亚里斯多德的名言：“奴隶是有感觉的工具。”作者因而有此书名。1941 年7 月出版。
　　4.林林的《崇高的忧郁》，收《崇高的忧郁》、《高尔基论神话与文学》、《关于日本绘画界》等文艺短论、随笔十七篇。这些文字短小，和杂文有相似之处，《野草》月刊中也常发这类文字。1941 年7 月出版。
　　5.绀弩的《蛇与塔》，收《蛇与塔》、《怎样做母亲》等有关妇女问题杂文、短论十三篇。据雷峰塔故事，故有此书名。1941 年8 月出版。
　　6.司马文森的《过客》，收《过客》等杂文、短论二十六篇。1941 年9月出版。
　　7.何家槐的《冒烟集》，收《老成与幼稚》等杂文三十八篇。1941 年9月出版。
　　8.孟超的《长夜集》，收《脸的艺术》、《不寂寞的坟场上一个寂寞的灵魂》等杂文二十二篇。1941 年10 月出版。
　　9.欧阳凡海的《长年短辑》，收《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改造旧剧的基本立场》、《谈到艾青及其他》、《论民间文学》等杂感、文艺随笔和短论二十五篇。1942 年5 月出版。
　　10.云彬的《骨鲠集》，收《从章太炎谈到刘申叔》等杂文二十四篇，另有《我怎样写起杂文来的》作为代序。1942 年9 月出版。
　　《野草丛书》的第二辑是桂林集美书店出版的，笔者找到的共四种，大概第二辑就只出版了这么四种吧：
　　1.夏衍的《长途》，分两集，第一集收《论上海现阶段的剧运》、《论剧本荒》等杂文和文艺短论十二篇，第二集收《长途》、《粤北的春天》等报告文学五篇。1942 年12 月出版。
　　2.以群的《旅程记》，收《忆鲁迅先生》等散文六篇，《关于小说中的人物描写》、《高尔基与文学青年》等文艺随笔十二篇。1942 年12 月出版。
　　3.孟超的《未偃草》，收《奴才的身份》等杂文三十篇。作者喻自己的杂文是疾风下未偃的小草，故有此书名。1943 年2 月出版。
　　4.罗荪的《小雨点》，收杂文二十余篇，短论七篇，纪念文章八篇。1943年7 月出版。
　　在《野草》第四卷第一、二期合刊（1942 年5 月15 日出版）上，曾刊出《野草丛书》第一辑十种、第二辑五种的书目广告。第二辑中有一本黄芝冈的《点蜡集》，广告上说是“印刷中”，后来好像终于没有印成。
　　在现代文学的丛书中，专收杂文集的丛书是不多的，而有《野草丛书》的规模者更少。收入这套丛书的杂文，多数都是笔写的匕首和投枪，为求民族的解放而战，为求人民的生存而战，继承鲁迅杂文的传统，是旗帜鲜明的。
　　在艺术上，这些杂文也都很成熟。聂绀弩、夏衍、秦似、孟超、宋云彬的杂文，在艺术上可说是在时代的最前列。他们都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杂文家。
　　巴金编《文学丛刊》
　　在中国现代文学丛书中，规模最大，本数最多，当推巴金主编、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丛刊》。这套丛书，从1935 年11 月出版第一本起，到1949 年6 月出版最后一本止，十五年间共出版十集，每集十六种，总计一百六十种。由于其中大部分本子都一印再印，有的甚至三版四版，因而它的普及面很大，在五十年代，一个爱好文学的家庭里，恐怕不难找出几本。但要把它收集齐全，殊非易事。笔者从“文革”后开始搜集，十几年间，搜集到一百四十余种，以后就步履艰难了。较难搜集到的，当然是那些印数少版次少的书。因而每增加一种，常常会高兴好几天。这大概和集邮者、集币者得到久觅不到的珍品，是同样的心情吧。
　　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常常越加注意。因而，我所缺藏的几种书，它们的来龙去脉，我倒反而是比较了解的。例如，卢剑波的《心字》，在1946 年11 月出版后，就没再重印过，这是它之所以难觅的原因所在。卢剑波是巴金早年的好友，无政府主义的积极宣传者。以后他一直是大学教授，好像事业上和家庭生活上都并不很顺利。他善于写杂文、小品文。《心字》是巴金替他编的，是他的第四本杂文集。又如，屈曲夫的《三月天》、杨刚的《桓秀外传》、卢静的《夜莺曲》、宋樾的《鱼汛》、白平阶的《驿运》，也是因为印次不多而难觅的。它们大都是作者的处女集，有些作者就出这么一本集子就离开文坛了。又如，卢生的《华亭鹤》，也是我所缺藏的。巴金把它编入《文学丛刊》是1941 年6 月在上海“孤岛”，不久“孤岛”沦陷，因而流传于社会的不多。它1942 年在桂林和重庆各重印过一次，土纸本，但流入到上海的不多。这本书如果我在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就注意搜集，或许还是搜得到的，但那时我还不知道卢生就是王统照，可能在旧书店见到过，由于我的无知而失诸交臂了。
　　在《文学丛刊》中，有相当一部分集子是巴金辑集的。近年出版的三大卷的《巴金研究资料》中，列有《文学丛刊》中五种巴金编集的书目，实际上远不止这个数字。这五种书是：罗淑的《生人妻》，作者逝世后，巴金代为编集，并作后记；田涛的《荒》，巴金搜集作者发表在报刊上的作品编成，并作后记；屈曲夫的《三月天》，巴金搜集作者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编成，并作后记；郑定文的《大姊》，作者逝世后，巴金据其友人提供的作品编成，并作后记；缪崇群的《碑下随笔》，作者逝世后，巴金搜集其作品编成，并作后记。除这五种外，在这套丛书中，前面提到的卢剑波的《心字》，也是巴金编的。还有，萧乾的报告文学集《南德的暮秋》，是巴金剪辑作者在报上发表的作品而成。萧乾在《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中说：1936 年，“我写了什么都先交给巴金。有的东西，如我还在国外时出版的《见闻》和《南德的暮秋》，还是他从报纸上剪下来编成的。如果不是巴金不辞辛苦，我在国外写的东西早已大都散失了。”沈从文、萧乾的《废邮存底》，也是由巴金剪辑而成的。它们是沈从文、萧乾编辑杂志和报纸副刊时写给作者、读者的短简。萧乾在《我当过文学保姆》中说：在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时，常对来稿中共同性问题，写成《答辞》刊出。“1936 年，巴金把我的《答辞》中的一部分，与沈从文的《废邮存底》合编成一个集子，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何其芳的《还乡杂记》是由《还乡日记》和《还乡记》增订而成，并由巴金定名。因文化生活出版社已出版了沙汀的《还乡记》，同一出版社出两本同名的书，会对读者有所不便。为此，巴金还写了后记。现在丛书的挂名主编实在太多了，在巴金那个时代，如鲁迅、茅盾、叶圣陶、徐志摩等等担任主编，也都是干实事的；但商务印书馆一套套的规模不小的百科丛书，都由王云五担任主编，恐怕已是挂名主编的先河了吧。巴金主编这套丛书，实际上做了许多责任编辑的工作，这当然受到作者们的欢迎。
　　这套丛书，出到第三集的时候，书后出现了第一集、第二集的书目广告。
　　书目前，还有一段文字，对了解这套丛书很有用。全文如下：我们编辑这一部文学丛刊，并没有什么大的野心。我们既不敢扛起第一流作家的招牌欺骗读者，也没有胆量出一套国语文范本贻误青年。我们这部小小的丛书虽然也包括文学的各部门，但是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编者也不是文坛上的闻人。不过我们可以给读者担保的，就是这丛刊里面没有一本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再读的书。而在定价方面我们也力求低廉，使贫寒的读者都可以购买。我们不谈文化，我们也不想赚钱。然而，我们的文学丛刊却也有四大特色：编选谨严，内容充实，印刷精良，定价低廉。第一二集各书出版未及一年均已重版多次。第三集各书本月份起陆续出版。
　　后来当第三集出齐开始出第四集时，这段文字的最后两句就改为：“第一二集各书出版未及一年均已重版多次。第三集亦已出齐，第四集从一月份起陆续出版。”在第六集开始出版时，最后两句又改为：“第一二三四五集各书均已出版。第六集自二十九年三月起陆续出版。”以后，也还有类似的改动。
　　这段文字很可能出自巴金的手笔，那么它应该是巴金的作品。到抗战胜利以后，这套丛书从内地到上海重行出版时，书末书目广告前另有一段文字：本社出版文学丛刊，包括小说、戏剧、诗、散文等，编选谨严，内容充实。赖读者之爱护，编著者之勤劳，至三十年冬，先后出齐六集（每集十六种），第七集已出十四种，余二种编排已竣，即将出版。旋因太平洋战事爆发，发行中止。翌年四月，又遭敌寇全部查抄。以后仅能将少数书再版改装发行，或改由内地出版。现在大地重光，战事已胜利结束，敝社决将被抄各书，陆续重版，续行编辑第八集，并将第七集未出之书，提前付印。
　　这篇文字，和一般的商业广告不同，它简要地介绍了《文学丛刊》在国难期间的遭遇和经历，有着重要的出版史料的意义。我以为这段短文也是出诸巴金的手笔。
　　这套丛书，前面说过，总数是160 种。这说法，严格说来，还不够准确。
　　应该说，在有一段时间里，它的总数是一百六十一种。因为，第四集十六本中，有本周文的长篇小说《烟苗季》，于1937 年1 月出版，后作者又完成了续集。1938 年5 月，巴金把续集又编入第四集中出版。这样，第四集就有了十七本。1941 年6 月，《烟苗季》正、续篇重印时合订，第四集这才又是十六本了。因此，藏家搜集这套丛书，如果《烟苗季》是合订本，那总数是一百六十本；如果《烟苗季》是分开印的正本、续本，那总数应是一百六十一本。
　　这套丛书有一个特点：每本书的版权页上，都印着同集的十六本书目。
　　我看到有些文学史料和出版史料的图书，印有这套丛书共十集每集十六本的细目，就是从那版权页上的书目抄来的。抄录者一定以为这是最可靠的了，殊不知这里还有不少差错。因为，每集十六本书，全部出齐约需一二年时间。
　　在出最早几本的时候，后面的书目有的还只是选题，甚至稿本都还没有拿到，出到后来难免不起变化。例如，第十集最早的书目中有姚易非的剧本《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但后来它并没有在这套丛书中出版，而由黄宗江的《大团圆》代替。又如，在第九集中，1948 年4 月以前初版的几种书后，原有何其芳的《还乡记》、方敬的散文集《生之胜利》、巴金的书信集《短简》，1948年7 月以后，这三种书分别改为沙汀的《堪察加小景》、方敬的诗集《行吟的歌》、巴金的散文集《静夜的悲剧》。再如，在第八集中，最初的书目中，有卢静的中篇小说《夜莺曲》、李健吾的散文集《切梦刀》、方敬的诗集《行吟的歌》，后来这三种书没有按计划出，而补充了冯至的中篇小说《伍子胥》、何其芳的散文集《还乡杂记》、曹禺的剧本《艳阳天》。再如，第七集，最初的书目中有沈从文的长篇小说《长河》，后来改为杨刚的长篇《桓秀外传》；原有柯灵的散文集《河上曲》，后改为柯灵的散文集《晦明》；原有巴金的散文集《狗》，后改名为《龙·虎·狗》。总之，这套丛书书后所印书目，前后是有变化的。上海图书馆内部编印的丛书目录，是据馆藏图书的书目卡片抄录的，理应没有差错，但可能因为一百六十种书实在太多，有的地方还是搞错了。
　　为了使这套丛书有一份正确的书目，笔者据自己所藏并与上海图书馆馆藏书目卡片几经核实，编录在此。考虑到篇幅，每种书只记作者姓名和书名，不记出版年月和再版情况（但在排列上仍以出版日期先后为序）。
　　第一集：巴金《神·鬼·人》、茅盾《路》、沈从文《八骏图》、张天翼《团圆》、吴组缃《饭余集》、丽尼《黄昏之献》、鲁彦《鼠雀集》、艾芜《南行记》、卞之琳《鱼目集》、鲁迅《故事新编》、何谷天《分》、萧军《羊》、靳以《珠落集》、郑振铎《短剑集》、李健吾《以身作则》、曹禺《雷雨》。
　　第二集：芦焚《谷》、蒋牧良《锑砂》、荒煤《忧郁的歌》、沙汀《土饼》、何其芳《画梦录》、毕奐午《掘金记》、欧阳山《生底烦恼》、李健吾《母亲的梦》、周文《多产集》、萧军《江上》、陆蠡《海星》、柏山《崖边》、悄吟《商市街》、丽尼《鹰之歌》、巴金《忆》、靳以《秋花》。
　　第三集：茅盾《印象·感想·回忆》、萧乾《栗子》、臧克家《运河》、张天翼《春风》、陈白尘《曼陀罗集》、奚如《小巫集》、曹禺《日出》、巴金《发的故事》、万迪鹤《达生篇》、艾芜《夜景》、悄吟《桥》、李广田《银狐集》、刘西渭《咀华集》、叶紫《星》、靳以《黄砂》、萧军《绿叶的故事》。
　　第四集：周文《烟苗季》、荒煤《长江上》、胡风《野花与箭》、师陀《里门拾记》、尹庚《吓，美国吗》、沈从文萧乾《废邮存底》、沙汀《航线》、黎烈文《崇高的母性》、巴金《长生塔》、白文《山径》、丽尼《白夜》、蒋牧良《夜工》、鲁迅《夜记》、鲁彦《旅人的心》、李健吾《新学究》、陈白尘《小魏的江山》、周文《烟苗季（后部）》。
　　第五集：萧红《牛车上》、刘白羽《草原上》、曹葆华《无题草》、萧军《十月十五日》、靳以《远天的冰雪》、巴金《砂丁》、蹇先艾《盐的故事》、端木蕻良《憎恨》、罗洪《儿童节》、沙汀《苦难》、曹禺《原野》、陆蠡《竹刀》、罗淑《生人妻》、师陀《野鸟集》、何其芳《刻意集》、萧乾《梦之谷》。
　　第六集：田涛《荒》、李健吾《使命》、靳以《雾及其它》、金魁《遭遇》、庄端源《贝壳》、王统照《江南曲》、唐弢《投影集》、宋樾《鱼汛》、林柯《沉渊》、缪崇群《夏虫集》、巴金《利娜》、邹获帆《木厂》、陆蠡《囚缘记》、舒群《秘密的故事》、屈曲夫《三月天》、高咏《随粮代征》。
　　第七集：袁俊《小城故事》、吴伯箫《羽书》、靳以《洪流》、叔文《湖畔》、卢生《华亭鹤》、杨刚《桓秀外传》、柯灵《晦明》、曹禺《北京人》、巴金《龙·虎·狗》、缪崇群《石屏随笔》、刘西渭《咀华二集》、白平阶《驿运》、艾青《北方》、方敬《雨景》、芦焚《马兰》、方令孺《信》。
　　第八集：巴金《小人小事》、萧乾《南德的暮秋》、靳以《春草》、王西彦《古屋》、冯至《伍子胥》、张天翼《清明时节》、杜运燮《诗四十首》、刘北汜《山谷》、卢剑波《心字》、陈敬容《星雨集》、李广田《金坛子》、梅林《婴》、曹禺《艳阳天》、师陀《大马戏团》、唐弢《落帆集》、何其
　　芳《还乡杂记》。
　　第九集：冯至《山水》、郑定文《大姊》、靳以《人世百图》、穆旦《旗》、田涛《灾魂》、卢静《夜莺曲》、吴岩《株守》、黄裳《锦帆集外》、刘北汜《曙前》、李广田《日边随笔》、王西彦《风雪》、方敬《行吟的歌》、白朗《伊瓦鲁河畔》、沙汀《堪察加小景》、巴金《静夜的悲哀》、李健吾《青春》。
　　第十集：艾芜《山野》、李白凤《马和放马的人》、李健吾《切梦刀》、缪崇群《碑下随笔》、靳以《生存》、方敬《生之胜利》、陈敬容《盈盈集》、一文《跫音》、巴金《短简》、阿湛《远近》、单复《金色的翅膀》、郑敏《诗集》、海岑《秋叶集》、黄宗江《大团圆》、汪曾祺《邂逅集》、林蒲《苦旱》。
　　从以上十集书目可见，收入著作最多的是巴金，每集一种，共十种。其次是靳以，除第四集外，也是每集一种，共九种。他是巴金好友，一直和巴金共同编刊物、编丛书，他也参与了本丛书的一些编辑活动。再次是李健吾，共七种。他多才多艺，既写剧本，又写散文，又写评论。他的《咀华集》和《咀华二集》在文艺评论界一直久享盛誉。曹禺也很引人注目，他一生中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五个剧本都收在本丛书中了。鲁迅在本丛书中共收两种。
　　《夜记》是鲁迅在世时约好的，并已预告出去。鲁迅逝世后，许广平为了不使预告落空，就从遗稿中选出八篇（后来都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从鲁迅生前已编好但尚未出版的《且介亭杂文》中选出二篇、《且介亭杂文二集》中选出四篇，共十四篇，编成《夜记》而出版。这本《夜记》在鲁迅全集中是没有的，收藏着也就很有意义。
　　这套丛书在内容上是丰富多彩的。主编巴金总是十分注意在每一集中，尽可能包括各种文体：既有长篇小说，又有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剧本，和文学评论。长篇小说中最长的有高咏的《随粮代征》，472 页；周文的《烟苗季》，526 页；艾芜的《山野》，582 页：都是煌煌巨著。
　　从本丛书和前面介绍的几种丛书可见，一套大型丛书，常常代表着一种创作流派、一种创作倾向或一种创作风格。在《文学丛刊》中，原创造社、太阳社和原新月社的作家很少，原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也不很多，大量的是三十、四十年代涌现的青年作家。他们的作品中，很少有浪漫主义的、普罗文学的和现代派的，而是比较和巴金接近或一致的，即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他们是以巴金、曹禺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二代作家，在现代文学的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本丛书出版了他们的处女作、成名作，为他们的生长提供了摇篮，提供了显示力量的机会。这就是这套丛书的重大意义。
　　第五辑书人随录
　　记汪原放
　　我是1960年由组织部门从上海师院母校调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工作的。这家赫赫有名的出版社，编辑部的三个编辑室，都挤在原中华学艺社的半个剧场里。编辑室之间，大致以柱子为界，这边有人抽烟，那边有人翻报，都一目了然。办公室虽然简陋不堪，这里却是藏龙卧虎之地呵：扳着指头数数，著名人物，至少也有两手以上。
　　有一天，编辑部来了位高个子、大嗓门的人。他和编辑部不少人握手、寒暄、谈天，看来他是这里的老熟人。旁边的同事悄悄告诉我：“他叫汪原放。”我不禁又把他打量一遍：他就是我国第一个用新式标点整理《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镜花缘》等古典小说的汪原放吗？陈独秀、胡适、刘半农一班“五四”名人都曾为他的新式标点古典小说写过序跋，鲁迅也曾称赞他“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
　　他还译过《伊所伯寓言》（即《伊索寓言》）、《一千○一夜》、高尔基《我的旅伴》、笛福《鲁滨逊飘流记》等名著。他称得上是亚东图书馆的台柱式的名编辑吧。同事又悄然告诉我：他原是本所的人，不久前已调到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去了。
　　不久，本所的支部书记召我去，面无笑容地说：“汪原放最近向出版局打了个报告，要求处理他所保存的亚东图书馆的一批纸型。出版局要我们去了解一下这批纸型的内容是否还有用，组织上决定这个任务由你去完成。你明天上午九时到他家里。这是他家的地址。”说着他把原先写好的纸条推了过来，又说：“汪原放是资方人员，你是党员，到他家里去，要注意遵守纪律。”当时我二十五岁，面对这位来自部队的严于律己也严于律人的领导，敬畏多于热情，我唯唯答应着。
　　第二天，九时整，我敲开汪家大门。这是一座石库门房子。看得出，汪原放夫妇早在客堂间等我了。一提到纸型，他就来劲了，笑容可掬地把我领到隔壁的房间里去。
　　这是一间约二十来平方米的略显狭长的卧室，除了床和一只五斗柜与大衣橱外，满墙都是一样大小的铁皮箱，整齐地叠到天花板。这是装纸型的箱子，是按纸型大小定做的。每打开箱子，就看到一本封面上用毛笔写着“再版用书”四个字的图书，表明下面就是这本图书的纸型。纸型都完好如新，散发着樟脑的幽香。开始几箱是蒋光慈小说的纸型，接着是俞平伯、汪静之、康白情、陆志韦、宗白华等人的诗集的纸型，还有《独秀文存》和陈独秀其他著作的纸型，《胡适文存》和胡适其他著作的纸型，《吴虞文录》、高语罕著作、王独清著作的纸型，朱自清的散文、汪敬熙的小说、钱杏邨的小说、洪灵菲的小说、陆侃如的研究著作、顾颉刚的论著等等的纸型。有不少书是我过去想见而没有见到过的。我不禁感慨地说：“你的纸型保存得真好！我们编辑所的纸型，随便用绳子一捆，哪里能塞就塞在哪里。”他接着我的话说：“我家没有什么财产，纸型就是财产。我们靠纸型吃饭，怎么能不保管好！现在出版社的人员谁没有铁饭碗？他们靠国家吃饭，靠社会主义吃饭，当然不靠纸型吃饭！”说到这里，他忽而发觉说得似乎有点出了格，立即把话刹住。
　　忙到十一时半，我还只看了全部铁皮箱的三分之一。我不看了，要他把其余铁箱里的纸型向我介绍一遍。他立即如数家珍地从上到下一箱一箱说出里面的内容。最后，他试探地问我对这些纸型是怎样的看法，我说了我的意见：蒋光慈的小说似还可以重印，朱自清、俞平伯等人的作品也不妨少量印一些；陈独秀、胡适的著作不适宜印，但纸型可以保存，将来万一有必要，可以印一点供研究者用。他听了非常高兴。他表示：他并不想在这批纸型上有多少收益，只要它们还能派上用场，就是他最大的满意了。
　　时间已到十二时。客堂间已摆出了几只热气腾腾的小菜。他们夫妇俩邀我随便吃一点，我当然毫不犹豫地谢绝了。特地为我泡的一杯绿茶，香气四溢，澄碧逗人，为了“遵守纪律”，我也没有喝一口，虽然口已很渴。
　　回到单位，我就写了一个书面意见，认为汪原放所保存的纸型，多数是有价值的，上级部门可指定有关出版社先把它们购买下来。至于哪本书可以重印，用什么方式（公开、内部）印，可以逐批逐本讨论后决定。这个意见送上去以后，再也没有听到任何回音。那时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不但年年讲月月讲，而且天天讲了。陈独秀、胡适的东西固然讳莫如深，就是曾被誉为“革命文学”、几乎出一本就被反动派禁一本的蒋光慈的作品，也都很难再印了。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件事我逐渐的淡忘了，连汪原放这个人也淡忘了。
　　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有一天我才又想起了汪原放先生。那天我在旧书店买到了俞平伯的诗集《冬夜》，封面上写着“再版用书”四个字。里面几乎每页都有红笔校正的字，有的地方还勾出一行，写着：“原版无此一行。”有的地方勾出两个字，写着：“原版无此二字。”这是诗集的再版本，再版时作者作了修改，付印时这些修改就挖改在初版纸型上。汪先生在再版的样书上，特地记下了作者的改动，以便在三版时，不要贸然拿了初版纸型去印，而必须加上再版的这些挖改。这是多么细致和认真的工作啊！接着，
　　我又在旧书店买到了赵诚之译的《普希金小说集》、李秉之译的《俄罗斯名著（短篇选集）》、洪灵菲的长篇小说《转变》、康洪章的诗集《河上集》等等，封面上都有“再版用书”四字，里面几乎每页都有校改。可以肯定地说：汪先生所保存的纸型都被报废了（大概送了造纸厂），而跟随纸型的样书才流落到了旧书店。这样的处理是“文革”前的有关部门还是“文革”中的造反派所做的，则不得而知。
　　这之后，我倒时常想起汪原放先生，也常留心关于他的记载。汪先生除了整理中国古典小说有功之外，在叔父汪孟邹去世后主持亚东图书馆时，出版了不少有用的书，对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是有贡献的。令人意外的是，这位平时总是笑呵呵的文化人，1925 年在上海，由陈乔年、郭伯和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并在亚东图书馆建立了党支部，自任支部书记。他们汪家和陈独秀是同乡，而且世交，关系密切，亚东图书馆在政治上大致是追随陈独秀的。1927 年春，他在汉口中共主办的《民国日报》任国际部编辑，后任经理。不久，他又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主管长江书店、长江印刷厂等单位。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上海亚东图书馆工作，与党失去联系。1928 年，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陈乔年在上海被反动派杀害前，他和叔父汪孟邹曾竭力奔走营救。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出版社的编辑岗位上，并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虽然不被信用，屡换工作，但他始终和蔼待人，勤奋工作。1980 年4 月1 日，他因肺癌，告别了人世，享年八十三岁。他的一生是追求进步的一生，是为我国文化事业做出贡献的一生。他应该属于“人虽死了却还活着”的那一类里的。
　　魂兮归来王燕棠
　　现在的图书的错字之多，几乎到了“无错不成书”的地步了。一位作家的一本译著，共二百四十六页，错误竟有一百六十处，标点符号的差错还不计在内。他送人的时候附一小条：“……我不在上面题字留念了，因为印错的字很多，标点符号错得更可笑……”并附去厚厚一份打印的正误表。这样的事起初还传为笑谈，现在却已是不足为奇的常事了。“无错不成书”起初发生在内地的一些出版社，后来像传染病似地蔓延开来，进入了大都会上海，进入了首善之区的北京，堂堂国家级的权威出版社，也常常在所出的图书中发现差错了。而且，“无错不成书”还有难兄难弟：“无错不成报”、“无错不成刊”。
　　于是，我常常想起王燕棠先生。我是1960 年进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王燕老和我同一编辑室，他就坐在我旁边。他是老校对。过去我把校对看得很简单，以为只要拿校样和原稿核对就是了。进入编辑所后，我才逐渐认识到远不是这么一回事。我接到的第一部书稿是《太平天国资料丛书简编》，是一部二百多万字的手抄稿。作为责任编辑，我实际上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复核标点断句是否有误；二是找出错字漏字和异体字，在错字后面用圆括号写上正确的字，在漏字处用方括号补上所漏的字，各种异体字则直接改为通行体。做这些工作，经常要翻很多工具书。在我整理好第一册的原稿后，编辑室主任要我给王燕老看一看。王燕老看稿不但“一目十行”，而且“一目一页”，很快看完，就逐页向我指出：还有哪些错漏没有发现，还有哪些异体字没有纠正。竟有那么多的错落差一点从我手里放过去了。他和我谈的时候，我感到脊梁上热辣辣地在冒汗。这时我才认识到：这位老校对，有着文字学、语言学、音韵学以及文学、历史等等方面很深的造诣。以后我每整理好一册原稿，都请他过目，听取他的意见后，才在原稿上打页码，填写发稿单。可以说，王燕老是我编辑道路上第一个扶着我学步的人。
　　王燕老对自己的工作十分严格。他校对的图书，是不允许有错字的。在校对过程中，他还常常弥补编辑疏忽的地方。每当他校对的新出的样书来到时，他都要认真地而又快速地翻一遍。没有发现差错，他才舒一口气，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有一次，一本新书到来，他翻着翻着，突然在桌上猛拍一下，自言自语地说：“怎么会有这个错误！”他又狠狠地说：“这是不应该的疏忽！”说时迟那是快，他抓起桌上压纸用的木条，往自己的头上敲击。
　　幸亏在旁的同事及时夺住，但我已听到了啪啪两声。他颓然仰靠在藤椅上，突然狠狠地自打一记耳光，一边的脸颊立刻红了起来。这时几位同事前来劝他，陪他到外面去走走。一位老同事悄悄告诉我说：过去也有过一次，他校对的书上发现了一个差错，大概这差错太不应该了，他也拿起压纸的木条敲头，竟敲起了两个肿块。我觉得王燕老对自己太过分了点，不禁说：“其实，一部几十万字的书里有一二个差错，恐怕是难免的吧！”那位老同事连连向我摇手说：“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他听到了，会和你吵架的。他有一个说法：你认为一个差错不要紧，那一定有十个差错；你认为十个差错不要紧，那一定会有百个差错！”随着编辑工作的时间长了，我越来越感到王燕老的话简直是真理。
　　读者或许会问：这位王燕棠先生是否有点“歇斯底里”，即所谓“神经质”呢？没有。在长期共事中，我觉得他是很正常的。他对工作一丝不苟，平时对人却很随和。他知道我喜欢了解现代文坛的事，就在工间休息时，经常和我谈起他在申报馆和开明书店当校对时的见闻。一度主编申报《自由谈》的张梓生，是他的老朋友。鲁迅送给张先生的《秋夜有感》诗的墨迹，就是通过他送给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在送去之前，他还让我一饱眼福。有一次，他在家里请张先生吃饭，邀我作陪。在饭桌旁的交谈中，我才明白了：正是王燕老的高度责任心和勤勤恳恳的工作，赢得了这位名噪一时的副刊主编的敬重。这是他们几十年深厚友谊的基础。到开明书店后，他和许多编辑、作者也有着深厚的友谊。在开明书店老版本的一些大部头图书的版权页上，印着“编校王燕棠”或“校对王燕棠”字样。校对在书上署名是不多的，从中也透露了开明同人对他的踏踏实实的工作的评价。
　　今天，知识广博、高度负责的校对人员也是有的，但凤毛麟角，数量不多。图书报刊的校对队伍面临着青黄不接的问题。王燕老谢世已多年了，知道他的人还常常提起他，而我内心深处有时还呼唤着：魂兮归来！
　　1991年5月29日
　　记梅林
　　梅林先生逝世已有六年多了，好像很少见到纪念他的文章。他其实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有过一些贡献的。他生于1908 年，比我长三十来岁，可说是我的前辈之前辈。我不敢谬托知己，但我们有过一段共事的时间，而且相处得尚好。
　　我1960 年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分配在三编室。梅林先生在二编室。
　　每到工间休息时刻，大家常在编缉部外面的大厅、过道等处散步、聊天。这时，梅林先生常喜欢来和我搭讪。这“搭讪”二字好像用得不大礼貌，但在当时是很合适的。因为他是“胡风集团骨干分子”，虽早已从牢里放了出来，还安排为作家协会的“理事”，可大家仍有戒心，不免避而远之。我也这样。
　　人事科有位女同志，梅林先生在新文艺出版社当副总编辑时，她也在那里工作，叫惯了“梅林同志”，到了这里仍这样叫。有一次支部会上，支部书记就批评了她的“界线不清”。从此以后，编辑所里老老小小就都叫他“老梅”，其实他姓张。这样的老梅，要不是他来搭讪，我敢主动去和他攀谈吗？
　　其实，老梅不只喜欢和我搭讪，也喜欢和其他年轻人交谈。我们编辑部虽分三个编辑室，但总共不过三十来人，学习讨论常常在一起。有时争论问题，他也总是站在青年人一边。但在和他年龄相仿的同事中，他却往往孤介一人，很少往来。这是因为，这些同事的某些人，有过这样那样政治上摇来摆去的历史，是他所瞧不起的。他认为自己大半辈子都是从革命道路上走过来的，虽曾身陷囹圄，但那是“特殊情况”，也否定不了他的历史。记不清是谁说过：“胡风分子都是以左派自居的。”这话是否完全正确我不敢说，但在老梅身上，确有点这样的味道。
　　没有多久，我从三编室调到二编室。我就坐在老梅的旁边。我到二编室的第一个任务是：和老梅一起编一本《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集》。我们的工作程序是：我搜罗和翻阅近几年的报刊，挑选出其中有点水平的论文，送给老梅。老梅阅后，认为大致尚可的就打上“√”，认为较好的打上“○”，认为肯定可以选入的写上“备用”二字。然后我们再交换意见，定下篇目。在交换意见时，老梅向我谈了他的看法：1.坚持以论文质量定取舍，决不照顾名家，虽是名家而质量不高者不选；2.有的论文，从整体上看并不深厚，但在某一点上有突破性见解的，要酌情入选，宁可不要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论文；3.不搞方方面面的平衡，如论唐代文学的有三篇，论宋代文学的也得有三篇；或论小说方面的有四篇，论诗歌方面的也得有四篇，等等，而坚持从实际出发，宁缺毋滥。老梅的这些看法，我认为很对。这几年他虽然遭到重大挫折，而且被打入了另册，但其见解仍然很有棱角，是很令人佩服的。
　　由于我们的观点一致，很少发生争执，因而论文集很快就编出来了。然而，正当我们的论文集打出校样来的时候，北京某单位竟然发出通知：他们也有这么一个选题，选题撞车，要我们撤掉。我们说我们已经出样了，他们说他们也已发稿了。我们说论文选集不会选得一样的，各出各的吧；他们说不行，明知撞车为什么要重复出版。经过书信和电话的几次往来，对方越来越气壮如牛，我方越来越低声下气。最后忠厚长者总编辑终于就范。总编辑把室主任、老梅和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无可奈何地宣布了“拆版”的决定。老梅一言不发，我当然更无话可说。回到编辑室，老梅那广东人特有的深凹的两眼简直要冒出火来。当他坐倒在藤椅上时，不禁默默地两手一摊。我懂得他这两手一摊中的“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千言万语，但我也只能默然以对。
　　经过这一次的“共患难”，我们之间的话好像多起来了。他同我谈起他的身世，谈起他的经历，谈起他的著作，谈起他历任的职务，谈起他参加的各种有意义的工作。有一次他向我谈了一点内心的牢骚：“其实，我在这里的工作并不顶合适哩。我是搞创作的，写小说写散文，如果让我当创作的编辑，会更好些。或者让我去研究现代文学，也好，我自己就是搞新文学过来的哩。我过去接触古典文学很少。现在在这里是用我所短弃我所长哩！”我觉得他这点牢骚是对的。但以他的“身份”，恐怕只好在故纸堆里讨生活了。
　　似乎故纸堆里阶级斗争少一点，领导上也可以放心些。当然故纸堆里有时也会有风吹草动，像我这样搞专业的年轻党员调到这里，就是来“加强力量”的。你还是随遇而安、知足为乐吧。这些不必我说给他听，他其实都是明白的。
　　是的，他是搞创作的。他像许多广东人一样，年轻时漂洋过海，到过马来亚等地，曾参加过共青团。1930 年到烟台，担任过《东海日报》副刊编辑，《复兴日报》总编辑。1934 年夏他到青岛，任《青岛晨报》的编辑。在那里他结识了从东北逃亡出来的萧军、萧红、舒群，他们也在那个报社工作。这年底，他们一起乘日本货轮到上海。1935 年初，梅林觉得上海的生活并不怎样顺心，就又回到了烟台，先后当上了河山话剧社导演、《河山月刊》主编。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辗转武汉、重庆等地，参加发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任协会理事和秘书、《抗战文艺》和《中国作家》等刊编委。他曾将烟台的抗日运动写成报告文学《烟台烽火》，作为《抗战丛书》之一，1938年6 月由汉口华中图书公司出版。这时他陆续发表短篇小说和散文，开始进入他创作的旺盛期。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婴》，由巴金编入《文学丛刊》，1941 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在桂林出版。它收五个短篇小说。接着，他又将新写的十一个短篇小说编集为《乔英》，1942 年由桂林文献出版社出版。抗战胜利前夕，他在重庆将新作编集为《疯狂》，收短篇小说七个，1946 年在上海由新丰出版公司出版。梅林的作品大都写知识分子的追求、小公务员的遭遇和达官贵人、反动文痞的卑劣。同情弱小，爱憎分明，但含义似较显露，稍欠含蓄。1947 年上海万叶书店出版他的小说集《敬老会》，收作品七篇，全部是从旧作中挑选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上海文学工作者协会秘书处处长、华东文联研究室副主任、新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等职。在他任上海文协秘书处长时，目睹书商以选本之名盗印作品的严重情况，一面为作家与书商交涉，一面编出一套《现代作家文丛》，以抵制那些选本，很为作家所称道。这时期他要做很多行政工作，但仍有著作问世。1954 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小说散文集》。
　　老梅过去的著作和工作很值得称道，但也不无可议之处。我们谈天多了，有时我竟僭妄地评论起他来。例如他主编的那套《现代作家文丛》，第一辑十二种是：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叶圣陶、巴金、老舍、丁玲、张天翼、雪峰、胡风、梅林共十二人的文集。我曾向他提出：何以有雪峰文集、胡风文集，却没有周扬文集呢？何以有丁玲文集、张天翼文集，却没有夏衍文集呢？我的意思是：他有点门户之见。他说话急了声音就尖了，向我解释说：“他们原是安排在第二辑的，谁知道第二辑竟不能继续出版哩！”我又曾向他提出：第一辑十二种中，把你自己也编了进去，无论怎么说，总是不大合适的。他涨红了脸向我解释说：“那都是书店的主意。他们说，你为我们编了这套丛书，不知怎么感谢你才好，是不是你自己也编进一本去。当时我没有周到地考虑，就听从了。以后我一直很后悔。”在交谈中我提出一些僭妄的议论，他从不生气，反而认为同我是可以推心置腹地谈谈的。
　　我们的交往竟发展到了他偷偷地邀请我到他家里去玩。去他家里，当然是有风险的，但或许他家里藏有什么珍贵的版本图书，却又强烈地诱惑着我。
　　一个星期天，我终于到他建国中路的家里去了。他的住房不大，也没有多少藏书，一只书橱里插架的多数是他当责任编辑送给他的样书。在解放前出版的几种旧书中，只有一本郑学稼的《鲁迅正传》是我所没有的。我向他借，他一口答应。他曾向我借过一本《抗战文艺史》，我提出两书交换，他也答应了。他向我解释似地说：“逮捕时抄了家，书刊都被抄去了。从牢里放出来时，归还得很少哩。”为了不使我失望，他爬上阁楼（或只是一块搁板），拎下一只网篮，从里面拿出一本日记本。他带点神秘的色彩拍拍本子说：“这里可全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啊！抗敌文协每次开会、活动，都记录在这里。”
　　说着，他随便翻开一页，指着说：“你看，这次文协开会，老舍主持会议，老舍说的话都记在这里。茅盾也到会了，也发了言。姚蓬子这家伙每会必到，每到必言，每言必长，你看这次他又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通，我记了二页多哩。
　　还有……”他又随便翻到某一页，说：“这是文协主办的一个活动，郭沫若到了。他讲了话，都记在这里呢！”他还绘声绘色地向我介绍：什么什么会老舍穿的是什么服装，发言是什么姿势；什么什么活动郭老穿的是什么服装，带了什么人来，发言时是怎样的神态。说着说着老梅从日记本中抽出一张纸来，摊开一看，是许多人的签名：“这一次活动，到的人都签了名，你看郭老的签名多漂亮，老舍和巴金的签名都很老实，那天曹靖华、楼适夷都到了……还有赵家璧。”这是在打字纸上，所签的名由中心向四周辐射。我看了一会，他就小心地折好，夹到日记本原来的位置上，大概他记的那天的记录、日记，和这张签名纸是有密切关系的。他还保存着许多抗敌文协的文件，那天可能时间晚了，没有拿给我看。老梅那天如数家珍地滔滔不绝地说，我又听又看真是耳不暇接和眼花缭乱。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是这样的兴高采烈，这样的兴奋异常。这次拜访，使我了解了许多抗战时期文艺界的情况，还换得了一本《鲁迅正传》，可说是大丰收。过了几天，他看完《抗战文艺史》，还给我了。我只好把《鲁迅正传》也还给他。他说：“我要是写一部抗战文艺史，可以写进很多材料，会很丰富充实的哩。”我毫不怀疑，曾几次鼓动他写。我偷偷去老梅家的事，是严格保密的。后来给室主任知道了。
　　他说：“这有什么关系！”这位因“右倾”几次在支部会上吃批评的室主任，有意或无意地“包庇”了我，编辑所领导层始终不知道有过这样“越规”的事。
　　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老梅虽是“死老虎”，但很快就靠了边。
　　接着造反派起来，我因执行“资反路线”靠了边，而老梅就升级进入了牛棚，并被抄了家。我们虽然仍每天见面，但已不好讲话，连招呼也不打。再接着，全体人员去了“五七干校”，老梅因有病，工宣队批准留在上海。大约是1971或1972 年的一天，我因休假从干校回到上海，不意在瑞金医院前面的人行道上遇见了他。他憔悴多了，老瘦多了，有病，旁边有人扶着。他听到我叫他，凝神良久，说：“小倪，你是知道我的，我从年轻时代起，就追求进步，跟随共产党，想不到落得这样的下场！”我只好劝慰他：像你这样景况的人多着呢，你想开一点，先把病医好，养好身体最要紧。我自己也知道，这些安慰人的套话空话，其实也是废话，但在那年头，不说这些又能说些什么呢？
　　从干校上来不久，我被借调到北京工作，长达二年。1978 年初回到上海，被安排在出版局机关里工作。我和老梅分属于两个单位，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
　　加上我生性不喜欢探亲访友的，也就一直没有去拜望梅林先生。1986 年的一天，突然听说他过世了。开追悼会的那天，机关里有会，我是特地请了假去的，算是最后的告别。
　　梅林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热爱文艺事业。抗日战争时候，他的工作和创作是他一生中最有成绩的时期。他那珍贵的日记本和抗敌文协的许多文件，要是仍然存在，能否稍加整理予以出版呢？既于研究者有用，也算是一种纪念。或者，在他的作品中选出较优秀者，编集起来，会是相当厚实的一本，而且是完全够资格出版的。但我立即醒悟，我可能又在说些空话。我知道要印上述两种集子中的无论哪一种，事先至少得张罗几千块钱。梅林先生家里，在他生前是很穷困的；在他逝世后子女可能长大工作了，但也不见得会怎样富裕。朋友之中，教授、编审不少，可也是穷的多。大家都在忙着，连纪念他的文字也不多呢！
　　1992年11月18日
　　聋哑奇人周华严
　　周华严，又名周楞伽，是我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同事。他幼年患病，既聋且哑，但他却能说话。你说奇也不奇？当然他说的既非标准普通话，又非道地上海话，初听起来以为他只是“胡胡胡”在乱叫，但听过几次就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了。编辑部的人都能听懂他所说的话。他十分聪明，看着正常人说话时嘴唇张合、舌头上下的动作和面部表情，知道了对方所说的意思，他也以同样的嘴唇、舌头的动作发出声来，果然和正常人的说话十不离九。
　　因而他还能与人对话。当然这是经过他多年的琢磨、锻炼，才掌握这样的技能的。更为出奇的是，他不但能说话，还能看书写字。他没有进过聋哑学校，完全靠自学。他不但能看书写字，竟还能创作。他写的小说还曾引起了鲁迅的注意。
　　他是江苏宜兴人，和创造社的周全平是本家。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周全平把他带到上海，在自己办的书店里当学徒。这给他一个读书的大好机会。
　　他贪婪地读了大量的文学名著。在将近二十岁时，他开始为报刊写稿。1935年1 月（二十四岁），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饿人》由中华书局出版。同年9 月，同一书局又出版他的小说集《旱灾》。1936 年1 月，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炼狱》由上海微波出版社出版。这是他的一部力作，使他在文坛上声誉鹊起。同年5 月，他的第三本短篇小说集《田园集》由上海新钟书局作为《新钟创作丛刊》之一出版。收入这套丛刊的还有张天翼、王独清、穆木天、王任叔、何家槐、郭沫若、李辉英和唐弢等名作家的作品。可见周华严在当时文学界的地位。同年7 月，他的第四本短篇小说集《楝树港的一夜》由上海万人出版社出版，作为《绿皮丛书》的一种。收入这套绿封面的丛书的作家有聂绀弩、吴奚如、李溶华等。9 月，周华严的又一部长篇小说《风风雨雨》，经上海微波出版社问世。两个月后，即这年的11 月，他的第五本短篇小说集《失业》，又由北新书局出版，作为《创作新刊》丛书的一种。
　　这套丛书由赵景深主编，作者有庐隐、谢冰莹、黎锦明、赵景深等。可以说，1936 年是周华严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年，是他在文学创作上奇迹般地大爆发的一年。以后，抗日战争开始，1939 年5 月，他在上海“孤岛”的洪流出版社出版了又一部600 多页的长篇小说《净火》。它在内容上，和篇幅相似的《炼狱》有一定的承续关系。接着，“孤岛”也沦陷了。经过较长时期的沉默，他终于在沦陷后的上海的一些报刊上发表作品，并于1945 年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幽林》和短篇小说集《小姐们》。这在他的创作中似乎已是强弩之末，而《小姐们》的封面上印着一幅细眉红唇的轻佻女郎的照片，更是俗气逼人。
　　周华严的作品写的多是农村和小镇的生活，大都反对强权暴力，同情被侮辱被损害者。他在《田园集》上有一首序诗，很能说明他的倾向：鸡犬桑麻迹已陈，水旱天灾剧酸辛。
　　盘中岂知锄禾苦，席上谁念汗滴珍？
　　剩有家园空残破，更无恩泽到此身。
　　写将一段平常事，谱入哀弦泪满巾。
　　周华严的作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着一定的佛教氛围。他的名字华严、楞伽固然来自佛教术语，他的作品名为“炼狱”、“净火”也来自佛教经典。
　　他是把同情弱小与救苦救难的佛教教义结合起来的。
　　在创作进入旺盛期之时，周华严企望能与鲁迅取得联系。鲁迅日记载，1935 年12 月20 日，曾收到他的信。很可能他是想请鲁迅为他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炼狱》写序。鲁迅日记未载是否给予回信。1936 年1 月20 日，鲁迅日记载：“下午得周楞伽信并《炼狱》一本，即复。”可惜鲁迅的这封信没有能被保存下来。鲁迅又于2 月3 日接到周楞伽的信。那时周楞伽正在筹备创办《文学青年》月刊，估计是向鲁迅约稿。鲁迅大概没有复信。4 月11日，鲁迅日记又记有：“得周楞伽信并《文学青年》一本。”这本月刊出到第二期就停办了。当年文坛的情况复杂，鲁迅不能为一位并不了解的青年作家写序或投稿，是很容易理解的。
　　周华严也积极参加进步文艺界的社会活动。“国防文学”的口号被提出来后，他接连发表《建立“国防文学”的几个前提条件》、《一个疑问》、《文学上的统一战线问题》等文章，表示支持，并表示要实现这个口号，必须克服“左”倾宗派主义，文学运动不能再“停留在过去关门主义的幼稚阶段上”；但他却又认为民族资产者表面上是抗日的，本质上却是出卖民族利益的，应排斥在民族统一战线之外。他还在座谈会上与人“辩论”。后来他还先后在《中国文艺家协会组织缘起》、《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上签字。
　　看到旧报刊上的这些记载，真令人不敢相信他当时是个年方二十五岁的哑吧作家。
　　新中国成立后，周华严先在一家出版社工作，后调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整理古籍。他的古文基础不错。他所辑注、校注的《裴铏传奇》、《剪灯新话》、《殷芸小说》、《绿窗新语》等等，都显示了他的素养和工力。
　　但他不能忘情于创作。他当然不可能去写工农兵生活或其他“贴近现实”的题材。我1960 年进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时，他正在热衷于写《白话史记》。
　　他要把全部史记的内容用白话写出。先从比较接近小说格局的本纪、列传写起。这其间有很多再创作的成分。他工间休息的时间写，午饭后的休息时间写，一切属于他可以支配的时间都用来写。这事后来为支部书记知道了，在一次大会上批评说：“有的人在休息时间集中精力种自留地，那在工作时间还有多少精力呢！”从此，周华严在休息时间里，只好跟着大家到编辑所门前的马路上去游荡，或在走道上闲谈。但他在晚上仍然大写特写，常常写到深夜。这情况又被传到了支部书记那里，在一次大会上，周华严又吃了不点名的批评：“有的人，夜里像虎，白天像猫！”周华严夜里是否像虎，我不得而知，但他白天从不打瞌睡，五十多岁的人也很少请病假，总是精力充沛地在那里埋头苦干，说他“白天像猫”，太不合实情。“文革”以后，捆住他创作力的种种约束都解除了，他在创作上再次大放异彩。许多报刊上都能读到他的文章，甚至让人应接不暇。他还用神话题材写了一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哪吒》，分上下两册出版，颇受小朋友和家长们的欢迎，重印了多次。
　　然而周华严最使我感到佩服的，还不在于他的创作，而在于他的耿直。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色。在那“祸从口出”的岁月里，许多人装聋作哑都还来不及，他却仗着能“说”会写经常去惹是生非。特别使我难忘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的前夕，我们编辑部停止了正常的工作，天天讨论“清官”、“让步政策”等问题。有一天，来了一位市里的领导人。他把编辑部人员召集起来，说：“听说你们这里讨论得很热闹，我今天特地来参加讨论，你们就像平时一样发言，我也可以随便谈谈我的想法。”这位领导人倒不是胸无点墨、只会说些套话的人物。他是桐城派方氏之后，散文家方令孺是他的九姑，诗人方玮德是他的堂兄，只因为他参加革命后改名换姓，人们就不知道他的家学渊源了。他自己也写过几本书，还专门研究过古代道德的继承等问题。他来参加讨论，或许倒是真诚的。
　　在他说话以后，立刻就有两位编辑相继发言。就在他们发言之际，周华严在一张纸片上奋笔疾书，等第二位发言一完，他立即把纸片递给了那位领导人。
　　领导人接过纸片一看，脸上的笑容渐渐收去，露出一副瞠目结舌的神态。看得出，他遇到了事先没有想到的问题，而且这问题是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的。
　　坐在旁边主持讨论会的支部书记把纸片拿过来一看，锁起了两条浓眉，向周华严一瞥，似乎在说：你又惹什么麻烦来了。支部书记急中生智，忽而转移话题说：“年轻人怎么没有发言啊？你们也谈谈自己的观点嘛！”话音刚落，立即有一位团支部委员发言，总算打开了刚才的僵局。周华严在纸片上到底提了什么问题，我事后没有问过他。当时报纸上的大块文章，说清官是封建统治阶级制造出来麻痹和欺骗人民以巩固其统治的。在编辑部学习讨论时，周华严就曾提出过：贪官污吏贪婪地敲剥人民，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凶残本质，激起人民群众的反抗。这样说来，不是贪官污吏在历史上起了比清官好的作用吗？他很可能在纸片上写的就是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之后不久，报纸上从清官的讨论，转入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不久又转为政治斗争，不少人在报纸上被点名批判。其时，那位领导人还在台上，他要是在什么场合点一下周华严的那次“猖狂进攻”，那周华严恐怕立即就会被“揪出”的。
　　但那位领导人好像根本把那次会给忘了，周华严也就没有因此而得祸。周华严这类敢于直言或敢于曲言（有时为了保护自己稍转一个弯）的例子，我还可举出不少，限于篇幅，不多谈了。仅此一例，已足够说明他的耿直不阿的个性。
　　周华严还有一点使我难忘的，那就是他的乐于助人。你有什么问题向他请教，他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时他还替你查资料。编辑部的几种大部头工具书不够用，他会特地跑到楼上资料室帮你查。我到编辑所不久，在报纸上发表了几篇散文，他认为文采不错，多次鼓励我写小说：“你怎么不写小说呢？大学生生活你总是熟悉的，可以写一部长篇啊！你写了我来帮你改。”晚年他的创作再度大放异彩时，我们见过几次面，每次他都催促我多写。有时他还从口袋里摸出一封信，说是什么什么杂志主编写给他的；或者摸出一张纸片，说是某某报纸副刊编辑写的条子，他说：“你写出来我给你介绍去，保证发表！”我虽然并无作品要他介绍，但他的盛情可感，令人久久不忘。
　　周华严离开我们已有多年了。但我常常想起，这样一位出生在农村小镇上的聋哑人，通过自己的努力，竟成了作品不少的作家、知识丰富的高级编辑（他生前是编审），这中间经历了多少平常人所难以想像的刻苦的磨炼、拼搏、奋斗啊！他的掌握自己命运的意志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多么令人鼓舞！
　　或许周华严很快会被人忘却，然而他毕竟给人们留下了有用的东西；那部《哪吒》不是还在重印吗？
　　1993年10月于上海
　　未曾谋面的范用
　　我与范用先生至今未曾谋面，但我们有联系。他是我敬重的前辈之一。
　　早在几年前，我就想写一写他。
　　关于范用的口碑很多。我第一次听到关于他的口碑，是在1978 年春。那天，我和陈子伶兄去拜访唐弢先生。唐先生家里我已去过几次，而子伶还是第一次。一进门，我就向唐先生介绍子伶的身份。使我悄悄吃惊的是，唐先生听说子伶是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就眼神一亮，不断的发问：范用最近在忙些什么？他又有什么出书的好点子？他身体可好？他家人们都好？那时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范用是子伶的领导，又同住一个院子（或一条胡同），因而对唐先生的提问，子伶对答如流。他俩谈得热烈，却把我撇在一边。大概唐先生觉得冷落我太久了，这才转过头来对我说：“范用这人可了不起！他是出版的大行家，点子可真多！我的《晦庵书话》就是他主动向我约的稿，他定选题，他定稿，连装帧设计也是他亲自动手！”写到这里，我特地找出唐先生签名送我的《晦庵书话》。这书1980 年出版。唐先生同我们谈起时，此书大概已定稿并已设计好封面。此书书末印着“装帧：钱君匋”。封面上印的颇具装饰性的两只鸭和中间的一棵草，确是钱君匋风格。但唐先生不会说错，我也不会听错，很可能范用对于装帧也出过主意，而扉页的设计大概出自范用之手，后来出版的同类书中也是用的这个扉页设计。唐先生还深情地说：“没有范用，就没有我这本书！”
　　我第二次听到关于范用的口碑，是在赵家璧先生家里。1985 年初的一天，赵老在家里请一位北京来客吃饭，要我去作陪。到了赵府，才见到来客是做事勤勤恳恳、心胸狭狭窄窄、说话结结巴巴的老熟人。起初话并不多，酒过三巡，谈到了赵老出版不久的《编辑忆旧》。这本书，在我真可以说是爱不释手。我认为，一切爱好中国现代文学的人，和喜欢了解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的人，都是应该必备的。赵老也兴致勃勃地谈开了：“这本书，是范用出的点子。他认为，我历年来写的回忆文，可以编这么一本书。他并主动向我约稿。没有范用，就没有我这本书！”我说：这本书的封面装帧特佳。它是用当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标记——一个农民正在田野播种的简图，放大作了封面。这包含着好几层意义：本书作者赵老曾长期在这家公司当编辑，用此构图很有纪念意义；本书内容，几乎都是写作家们在“良友”出书的经过，用此构图容易引起当事人和读者们的联想；赵老长期当文学编辑，就是文学的播种者，用此构图也就很有象征意味；此图又有装饰美，作封面很合适。我说到这里，赵老用三根手指在桌上一击说：“这封面就是范用设计的！范用这人可真是出版行家，每个环节，他都熟悉，而且事必躬亲，连封面设计也不放过！”我行文至此，特地找出赵老亲笔签名送我的《编辑忆旧》，在版权页上果然印着：“封扉设计：叶雨、郭振华。”叶雨就是范用的笔名。
　　我第三次听到关于范用的口碑，是出诸姜德明兄之口。出于对北京这古老而又现代的都城的厚爱，老姜一直希望有人能编集一本现代作家写北京的散文集。大约1983 年间，老姜这想法与范用谈起，范用也真是好事之徒，他觉得老姜这想法很好，当场就约请老姜来编此书。从此老姜就为此事忙碌起来。从1984 年到1985 年间，老姜每月给我的二三通信中，几乎都要提到编集此书的进度。1984 年12 月，老姜来上海，他告诉我这本书已编得差不多了。他说：“范用这个人真有意思。他的读书情趣，是和我们一致的。要不是范用，恐怕不会有人拍板约我编这本书。”老姜还说，已和范用商定，书名就叫《北京乎》。在招待所的斗室里，老姜来回踱着，口中念念有词：“北京乎！北京乎！这书名实在太好了，很有韵味，也很合乎那个时期北京的神韵！”我看老姜简直有点陶醉了。但这部书到1992 年才出版。从1985 年编讫交稿时算起，前后经历了七年。老姜在一篇文章中说：“印成一本书已接近浴血抗战的时间了，实非意料。”但老姜一再声明：“并不责怪三联。”
　　我以为，这期间范用已离休，他可能也有爱莫能助的苦衷。当这部分上下两册的厚实的散文随笔集送到老姜手里时，他又一次想到了范用。老姜在文章中说：“此书的装帧设计也是第一流的，多亏了老出版家叶雨（范用）同志的亲自动手。”
　　近几年来，不但口碑，在寿于金石的书报杂志的文章中，我也不断读到对于范用的赞誉。从文章中我知道了：没有范用，就不会有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的图文并茂的新版本！从文章中我也知道了：没有范用，世上就不会有那本大受读者欢迎的《傅雷家书》！我也是从好些文章中知道了：现代杂文大家——聂绀弩、夏衍、唐弢、徐懋庸、胡风、柯灵、廖沫沙、秦似、
　　曹聚仁的杂文集，厚厚一大本，几乎包括了这些作家的全部杂文，也都渗透着范用的心血。曹聚仁女儿曹雷，为《曹聚仁杂文集》与范用有过接触。她对范用的工作作风十分敬佩，她说：“多几个像范用先生那样懂行的领导干部就好了。”可是《曹聚仁杂文集》是到1994 年才出版的。这还是版权页上印的时间。我是1995 年7 月姜德明兄来上海时送我一本才见到的，当时上海的书店还没有面市。其他几家的杂文集早在十来年前已出版了。其迟出版的原因一定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否与范用离休有关？有篇文章这样写道：“范用离休了。说话不太顶用了。他还有许多想法难以实现。”可见，范用不是“几个”，而确是“一个”。
　　我和爱好相仿的朋友，是范用花费心血出书的受惠者。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到范用离休，由于出版周期的原因，延续到1987、1988 年间，我们每月到书店，几乎总要抱回几种经范用之手出版的书：前面提到的八大家的杂文集，每出一本，我们总是喜滋滋地抱回一本；那套长36 开有丛书名称的丛书，收入黄裳《珠还记幸》、丁聪《昨天的事情》、姜德明《书味集》、董乐山《译余废墨》、董鼎山《西窗漫笔》等等；同样长36 开没有丛书名称的一套书，收有梅志的《往事如烟》、杨绛的《将饮茶》、陈白尘的《云梦断记》、流沙河的《锯齿啮痕录》、金克木的《天竺旧事》等等，都是我们所爱读的；《朱自清序跋书评集》、《叶圣陶序跋集》、《俞平伯序跋集》是套不是丛书的丛书，而且开风气之先，后来不少作家的序跋集，在其他出版社不断地推出；朱光潜的《诗论》、阿垅的《人·诗·现实》、卞之琳的《人与诗：忆旧说新》、袁可嘉的《论新诗与现代化》、赵瑞蕻的《金果小枝·西诗小札》，内容有共同之处——都是诗论，封面各异，环衬装帧却一致，出自范用之手；萧乾的《负笈剑桥》、黄宗江的《卖艺人家》、冯亦代的《龙套集》、楼适夷的《话雨录》、罗皑岚等的《二罗一柳忆朱湘》等等，都是单本，有的是旧著新印，有的是新作编集，有的写下人生足迹，有的录记故人音貌，都使我爱不释手；唐弢的《晦庵书话》、赵家璧的《编辑忆旧》和《文坛故旧录》、杨宪益的《译余偶拾》、黄裳的《翠墨集》、《榆下说书》和《银鱼集》、曹聚仁的《书林新话》、叶灵凤的《读书随笔》（一、二、三集）等等，都是书话随笔类的集子，每集封面各异，而扉页都是由范用亲自设计的一样的格局和装帧，使它们成了一套没有丛书名称的系列大书，可见范用在策划时的匠心。
　　我那时每月至少两次到上海最大的新华书店，我最向往的就是来自范用那里的书。我工资不低，又有稿费收入，以稿养书，绰绰有余。和我阅读兴趣相同的一些朋友，常常会被范用弄得“破产”。他们有时买到心爱的书，会兴高采烈地说：“范用这个老头策划的书，好像就是冲着我们来的！”有一次，我在外面开会，会后去新华书店转了转，抱着三大册的叶灵凤的《读书随笔》回办公室。胡启明同志看到了，翻了翻，即有爱不释手之态，与我商量可否让给他，理由是我经常去书店随时可买到。我婉言拒绝了。接着他让了步，要求借给他回家去看一晚，我也拒绝了，因为我晚上也要先睹为快。
　　第二天一早，老胡特地请了假去书店，不料跑了两处，此书都已卖完。他要我到上海书店问问栈房里是否还有此书，我和那里的营业员较熟。不料得到的答复是：“这书销售很快，我们已去添货了。”老胡当时失望的神情，至今我还记着。老胡是文革中离开出版界的老干部，领导上正在安排他的工作，暂时坐在我们图书处帮助处理一些事情，不久他就去一家出版社任社长。我理应对他客气点。但他并不生我的气，因为他完全理解我的心情。他喜欢读人物传记和读书随笔类图书，也是范用的读者。他后来终于托北京的朋友买到了叶灵凤那部书，还特地来告诉我这个消息。然而到1988 年以后，却很少有去一次书店能抱回几本书的盛事了。有时一些买书的朋友碰在一起，会若有所失地异口同声说：“范老板离休了！”直到近一二年，可以抱回来的书又逐渐多了起来。
　　范用离休后，写他的文章逐渐多起来了。你在台上，有权有势，虽然从心底里觉得你花好叶好，有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是不会来恭维的。你下台了，无权无势了，只好在自己家里走来走去，玩玩酒瓶，和几位老作者老朋友烧几个菜聚一聚，还相互抬举为“烹调大师”、“京中一绝”了，人们也就可以放心地来说说心里久已想说的花好叶好的话了。这是近年写范用的文章多起来的一个原因吧。但这里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怀旧未必都是向后看的，有时倒是出于向前看，因为历史总是螺旋式前进的。例如前几年社会风气不好时，人们就说：“雷锋不见了。”近年社会风气开始好转，人们又说：“雷锋回来了。”可见，怀旧么，有时总难免有弦外之音。……
　　1996年4月14日
　　意外收到王子野的信
　　从报纸上看到王子野先生逝世的消息，不禁一怔，心想：又少了一位正直的学者。
　　我和子野先生从没交谈过。我于1976、1977 将近两年间被借调到北京参加《鲁迅全集》注释的一些工作。在“四人帮”粉碎后，子野先生作为国家出版局的领导人，曾到各注释组工作的虎坊桥的一个大院里，来开过两次座谈会。他当然知道与会的二三十位芸芸众生中有一个倪墨炎，因为当时从外地借调来的人员很少；何况，我是由国家出版局出面向上海借调的，他也应该是知道的。可是，我不是那种人：散会以后喜欢和领导人攀谈攀谈，或者有意提些领导人感兴趣的问题，或者有意提些问题可让领导人卖弄一番知识；而子野先生也不是那种人：散会以后喜欢与与会者聊聊天，或者说些并不幽默的幽默话，或者问些不成问题的问题，以显示其“平易近人”和“不耻下问”。因此，散会以后，我们总是各走各的，后来我的工作告一段落，要回上海了，我也没有想到要去向他告别。
　　然而，在我的心目中，对子野先生是十分敬重的。这不是因为他是领导人，而是因为他是有学问的学者。大约是1964 年前后吧，他和姚文元为美学问题发生了争执。当时意识形态领域中已“山雨欲来风满楼”，报刊上的大块文章已有很浓厚的“大批判”的火药味，姚文元的文章又那么咄咄逼人。
　　可子野先生却无畏地横刀立马应战。姚文元来一篇，他就去一篇；再来一篇，他再去一篇，大有为了捍卫自己的观点而不惜牺牲一切的气概。我第一次看到他时，见他留的是平头，斑白的头发直立着，颇有“怒发冲冠”之姿。我心想，他果然是硬直的。
　　子野先生令我十分敬佩的，还有他的勤奋学习的精神。他十四岁到亚东图书馆当学徒。四年学徒生涯，业余自学所获得的知识，远非一个中学生可同日而语。后来他参加革命，到了延安，都仍苦学不辍。他当了官，是“儒官”，不以官名行世，而以学者著称。
　　我从北京回到上海，在上海市出版局工作。我所在的是图书出版管理部门。八十年代初，政府部门对图书出版工作的管理好像比现在要紧一点，对出版社的干预好像也比现在多。对于上级部门的各种动向，我们当然十分注意，而且十分敏感。阅读国家出版局的机关报机关刊也就成了我们经常性的课题。《出版工作》1982 年第九期上，发表署名王子野的大块文章《坚持两分法，更上一层楼》，毫无疑问，这是指导全国出版工作的。他在这篇长文中，忽而有一段文字对《邓肯自传》大加赞扬，并认为这部书“只印了17500册”太少了，他火气十足地责问：“为什么这么一部非常有价值的著作却只印这么一点点”，而一些武侠小说却在毫无限制地大印特印？！我读了这段文字，真的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他的指责至少有两个问题：1.《邓肯自传》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而该社没有出版过一本武侠小说，你这样拿《邓肯自传》与武侠小说的出版作对比的批评，是毫无道理的。《邓肯自传》是上海出版的，而当时上海也没有出过一部武侠小说，就上海地区而论，你这样的对比批评也是不合适的。
　　那么你的批评是就全国范围来说的，即从全国范围而论，一面《邓肯自传》印数太小，一面武侠小说大印特印。如果这样的批评能够成立的话，这不正是国家出版局的责任吗？你自己却何以一点自我批评都没有，却一味的指责下面呢？2.《邓肯自传》印了17500 册，在当时来说已不能算少，而且这是书店的征订数，既没有限制也没有加码，是正常出书，何指责之由？我这个人容易激动，一时冷静不下来，立即奋笔疾书，把上述内容写成一封信的形式。我知道这些内容不宜公开发表，但至少也得让国家出版局的领导人知道：他们的指责并不都是正确的，有时该指责的倒是他们自己。
　　子野先生的那一段话中，我以为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对《邓肯自传》并没有“坚持两分法”。邓肯是著名舞蹈家，她的这部自传对于舞蹈艺术和美学研究，毫无疑问，都是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的。从文学的价值来说，它又是一部成功的传记文学。但在这部自传中，也有一些有争议的内容。例如，邓肯在这部自传中一再宣传她的裸体舞蹈的理论和实践。她的裸体舞，并非“三点式”或“一点式”，而是“全开放”的，包括两腿之间。她得意地写道：“我穿的透明的图尼克把我舞蹈着的身体各个部分暴露无遗，……就造成了相当的骚乱。”有的观众看不下去，送来了内衣内裤，她拒绝了。她说：“一般人对于我这双漂亮的大腿议论纷纷，争论激烈：我裸露光滑发亮的皮肤究竟是否合乎道德，应不应该用可恶的肉色丝质紧身衫把它遮盖起来。”
　　她多次坚决表示：在美的思想指导下，裸体是“多么美丽和纯洁无邪”。邓肯所创导的这种裸体舞，世界各国，至今也还有争论。又如，邓肯在这部自传中，以不少篇幅鼓吹“性解放”。她说：人有一个身体，常会有种种痛苦，如牙痛、感冒等等；但身体某些部分也会给人带来快乐。“既然如此，只要有机会，为什么就不可以从你这个身体上汲取最大的快乐呢？”正是在这样的享乐主义的性解放的观点指导下，她津津乐道地写下了与不少人发生性关系的详细经过。她曾和一位素不相识的“长得很漂亮”的观众，在他工作室的地板上，得到了“最大的快乐”。她裸体躺在海滩边，拉住了“刚从海里游泳上来”的“美丽的默祷塑像一样”的青年，使她得到了无比的“欢畅”。
　　她还大段的描写男子的裸体美，“那洁白柔软、光滑发亮的身躯，以其全部光彩，照耀在我眼前”，是怎样使她陶醉。她主张男人不断的更换。她有一句名言：“只体验过一个男人的女人，就像只听过一个作曲家的作品的人。”
　　她本人就是不结婚的。这样的“性解放”的理论和实践，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恐怕也是有争论的吧。诸如此类的内容，子野先生却一句也没有涉及。
　　这部自传中，还有其他可商之处。我就据此写了篇《对〈邓肯自传〉也要坚持两分法——与王子野先生商榷》。我的文章最后说：解放前也出版过《邓肯自传》，有些“裸体舞”和“性解放”的内容是删节了的，现在全译出来，也未尝不是好事，但广大读者并不知道这些内容；如果把这些内容集中起来，以批评为名，予以介绍，这部自传一定会畅销，印几十万册是不成问题的。
　　届时，指责此书印得太少的同志，一定会大加赞扬了。
　　信和文章写好后，我想要不要寄给王子野先生。但我从未和他交往过，又是他的下级之下级，贸然寄去，不免唐突。我决定都寄给原刊编辑部，他们肯定会给王子野先生看的。信和文章寄出后，我已一吐为快，似乎意见已经说出，对于信和文章的是否被采用，倒反而不是很关心了。大约过了三四个月，有一天中午，我办公桌上放着一个大信封。有同事告诉我，是北京那个刊物的一位编辑来上海组稿带来的。我拆开一看，竟是王子野先生的一封信。它写在毛边纸制成的笺纸上，钢笔直行书写，全文如下：
　　墨炎同志：
　　你给《出版工作》的来信来稿，我看了感到高兴，你愿意和我讨论《邓肯自传》问题，表示十分欢迎。
　　读了来信来稿之后，我有点意见，坦率地向你提出，供你参考。
　　关于对《邓肯自传》评价应该采取两分法，完全赞成。我的赞扬是基本肯定，但有保留，所以文章中交代了一笔：“关于她的艺术成就和对她的自传如何评价，需要另写文章。”可惜这篇文章至今尚未下笔。
　　你主张两分法，这很对，可是你的文章没有体现出这种精神，而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难道她书中大段大段提到艺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人民，艺术要为人民服务等主张，不值得肯定和赞扬吗？难道她对艺术创作的刻苦钻研的精神，“为了学会做好一个简单的舞姿，我曾历经多年的奋斗、辛勤工作和探索”，这样的精神，不值得肯定和赞扬吗？难道她敢于向权威挑战的创造革新精神不值得肯定和赞扬吗？为什么在你的两分法中一句不提呢？邓肯的艺术也不是没有弱的一面，她的艺术理论、美学理论很多地方明显受了尼采哲学和康德哲学的影响，带有抽象的神秘的色彩。她把马克思和列宁的共产主义理想，同柏拉图的理想国，和释迦牟尼、基督教的梦想，混为一谈，简直荒谬至顶。这些方面应当是我们首先批判的题目。你的文章也没有接触这方面的问题。而仅仅提出裸体舞和性解放来批，当然这些也应该批。
　　裸体舞是舞蹈中历来有争论的问题，正如绘画中的模特儿问题一样。邓肯有她一套理论，这套理论源出卢梭，远溯到古希腊。我们现在不提倡是对的，但是也不能用三言两语或者摘引一段描写就贬得一钱不值。书中对性生活的一些描写的确是糟粕，批评中指出一下就可以了。既然是污笔，何必照抄，集中起来发表起什么作用？她的性解放的行为来源于她对爱情、婚姻、家庭的一套奇特的看法，这倒是应当着力批判的。一部书好不好，要看主流，主要倾向，主要内容，不能只抓住几句几段污笔就予以否定。要是这样的话，古典文艺作品有几部是白璧无瑕的呢？像《红楼梦》这样著名的作品不是也能找出不少这样的污笔吗？为了防患起见是否也要控制印数呢？
　　像邓肯这样的艺术巨人，思想是很复杂的，人们有不同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学术问题，正需要经过研究、争鸣，逐渐得出统一看法。何必为此而担心思想混乱呢？
　　希望你写出一篇全面评价邓肯的文章。我很高兴和你讨论。
　　此致敬礼！
　　王子野
　　十二、一。
　　读了子野先生的这封长信，我很感动：1.以子野先生的地位，他完全可以在我的信、稿上批示：“评论邓肯是个复杂的问题，目前不宜展开讨论，信、稿留存编辑部作参考。”这样既枪毙了我的信、稿，而且还没收了我的信、稿。但子野先生没有这样做，而是在百忙中写了这么一封长信，以平等的态度与我讨论，多少也表现了他的民主作风。从这里也可见，他确是“儒官”，不是“官油子”，处处保持着学者的本色。2.子野先生希望我写一篇“全面评价邓肯的文章”，是真诚的，并非为了否定我眼前的这篇文章而另出一个难题。有人告诉我：他很重视邓肯和《邓肯自传》。听说《邓肯自传》的新译本已经出版，他在北京搜求，没有买到；托人在上海搜求，也没有买到；托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熟人购买，回信是“已经卖完”，因而使他非常恼火。
　　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听说王子野很重视这部书，就用初版小32 开的纸型，用大32 开的开本重印了几千册，并分精装、平装两种，立即给他寄去一册。
　　他在发表那篇大块文章时，其实已拿到了书，但余怒未消，因而节外生枝地插入了关于《邓肯自传》的那段话。他认为，像邓肯这样的艺术大师，应该有很多人来研究，一时找不到知音，他多少有点寂寞感。这大概也是他在大块文章中情不自禁地插入关于《邓肯自传》那段话的又一原因。而这点，多少也反映了他的纯正的“学究气”。3.他给我写这封信，心平气和，是善意的。虽然他在信中写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话，但我在文中也写了“题为两分法实缺两分法”一类的话。
　　我承认我的文字或许没有准确地掌握好分寸。何况，他在信中说了他对《邓肯自传》也“有保留”的地方，原拟“另写文章”，“可惜这篇文章至今尚未下笔”。从字里行间，他作为年长者鼓励后辈的拳拳之心，我是领会的。
　　读完信后，我就去找那位来自京都的编辑。他正在一间屋子里烤火。我问他：子野先生近来身体可好？他口头是否有什么嘱咐？……他一概摇头。
　　我从他脸上读到了官气十足的四个大字：无可奉告。我建议可否发表王子野先生给我的信，作为他对那篇大块文章的补充，他头也不转过来说：“编辑部没有这样的安排。”他仍然伸着手在火盆上烤火。我想：火盆的火再旺，也是改变不了他的冷漠的神态的。
　　我敬重学者的子野先生。他的信我也就一直珍藏着。
　　人生在世会遇到许多人。有的人虽曾天天见面，过后却印象不深；有的人虽只交往一次，但久久难忘。人是这样的相同，又是这样的不同。
　　访书奇遇
　　这是1976 年的事。这年春天，我被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工作。在我担任责任编辑的集子中，《且介亭杂文》和《且介亭杂文二集》是由华东师大的教师注释的。为了和注释者联系工作，这年秋天我就从北京出差来到上海。
　　那时我家住在上海愚园路。这是一条幽静的马路。解放前不少高等华人和上层知识分子聚集在这里。我住的院子就是当年邵洵美等人办出版印刷公司的地方，至今大门口的矮房里还住着美术印刷厂的职工。从我住宅向西走200 米，就是静安寺庙弄，这里有郑振铎的故居。再往西走，穿过乌鲁木齐路，就是愚谷邨，是林语堂、陶亢德编辑风行海内外的《论语》等杂志的地方。我有晚饭后散步的习惯。每天，在夕阳的余辉下，我就在这些地方穿街走巷，想象着当年的文人雅士们怎样在这里匆匆地送走充实的或贫乏的人生。
　　有时我也驻足在十字路口的招贴栏前。散步本来就是一种悠闲的活动，目的在于休息，在于运动体肢；何况，招贴栏前还可了解一些社会动向，有时还能读到令人发噱的文字。一天，我在胶州路口的招贴栏上，在交换房屋、对调工作、修理家用电器、出让木器家具等等的招贴中，发现一张用苍劲的钢笔字写成的小条：
　　出让全套《文艺报》。价格面议。接洽地址：愚园路××弄××号沈。
　　我简直被这张小条惊住了。在当时，《文艺报》无论与“四条汉子”还是“文艺黑线”都是有牵连的。这人怎么敢公开招贴出让，胆子实在太大了。
　　眼下不是还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嘛！但我又想：此公既然收藏全套《文艺报》，一定是爱好文艺的，或许还收藏有现代的旧书刊呢！倒不妨去看一看的。于是我就把地址抄了下来。
　　第二天是星期日，上午八时，我就根据所抄地址找上门去了。离我家不远，不过二三站公共汽车的路程，这是一个幽静、整洁的里弄，我所找的门号在弄内深处，门口种着一株枝茂叶盛的夹竹桃。我揿了电铃，一个小伙子来开门，待我说明来意，他就转向里面喊道：“爸爸，又有人来买你的《文艺报》了！”接着，一位七十多岁的清癯的老叟出来，连声说：“真抱歉，真抱歉，《文艺报》昨天下午已有人买去了。”我悄声问：“老伯是否还藏有其他旧书旧刊？”不等他回答，我立刻通报了我所在单位，我的姓名，并向他说明：我爱好现代文学，正在用心收藏“五四”以来的旧书旧期刊。他好像略知我的姓名，对我打量了一下，扬手让道：“那就请里面坐吧！”
　　这是一间明亮、整洁的书房兼卧室：靠北墙是单身小床，南窗下是写字台，台上报纸堆中夹着一本《革命文物》。它是当年唯一有点内容的刊物，连不玩文物的人也看起来了。房子中间是一张玻璃面的小圆桌，两边放着藤椅。他让我在小圆桌旁坐下，自己坐在对面，说：“我看过你写的文章。早就猜测你大概在出版社服务的。解放前我也是搞这一行的。”我喜出望外地询问他在哪家出版社工作过？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却说：“我编过杂志，也编过书。”我不再问他在哪家书店工作过，也不问编过哪些杂志和哪些书，那个年头人们多有这样那样的顾虑，我只向他请教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文学界和出版界的一些事情。他兴致来了，从北京文坛谈到上海文坛，从“京派”
　　内部的派系谈到“海派”名称的来源；从北新书局、人文书店、朴社、新月书店，谈到当年自费印书的盛行，最雅致最高贵的是线装铅字精印本，甚至有人把自己的情诗精印成小巧玲珑的豪华本，专为求爱用。他一再为自己的茶杯兑水，也为我泡了一杯绿茶。从他的谈话中，我知道了二十年代他在北京工作，以后定居上海，解放后改行在中学教书，六十年代初退休。他熟悉的是京派、新月派、论语派方面的作家和作品，绝口不提左翼作家的事。他的兴致勃勃的谈话，几乎没有间隙，为着礼貌，我不看手表，但从隔壁厨房传来阵阵的炒菜油香，我估计已到十点半了吧。我心想：他那么熟悉文艺界和出版界的情况，一定有不少藏书吧？或许另有藏书室？今天可有一睹为快的缘份？他大概看出了我的神情，谈话戛然而止，站起来说：“今天就让你看看我的破书吧！”说着，他在西壁上一拉，像变魔术似的，哗的一声，打开了壁橱的门，里面整整齐齐装满了书，还飘出来樟脑的馨香。这时我才发现，东西两壁全是上顶天花板、下踏水泥地的壁橱。东边三橱，西边三橱，每橱分上中下三层。他随手打开的，是西壁靠南的第三橱的中层。
　　我惊奇而愕然了。他欣然地说：“这西边三橱，全是定居上海后收集的，东边第一橱是在京时购置的，另两橱全是旧杂志。我这一生不抽烟，不吃酒，不嫖妓，除了一天两杯绿茶，所有零花就是买书了。”
　　我探头看了他随便打开的那一层，共三格，每格是两排书。这里是《论语丛书》，《人间世丛书》，林语堂的集子，邵洵美的集子；虞琰的诗集《湖风》，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曾今可、张若谷、傅彦长、邵冠华等人的集子，都是我所不藏的；最下面的一格，竟还发现叶灵凤的几种集子也插在那里。
　　“你把叶灵凤归在论语派？”
　　“我随便打开的这一层，最乱，放的是论语派和不好归类的一些人。叶灵凤可以把他放到创造社那一橱去，也可把他列入现代派，他后来和傅彦长等人也接近过。”
　　我关上了开着的橱门，转向东边第一橱。啊！这里简直是一个宝库。我真为金光灿烂的宝贝镇住了。我爬上小木梯，从第一层看起。这里是我国新文学的第一批著作：全套的《晨报丛书》、《新潮丛书》和《新潮文艺丛书》，十分难得的《清华文学社丛书》，大量的北新书局的书，鲁迅著作的初版本毛边书，刘半农的著译；钱玄同的几种大开本的音韵学和语言学的书，也收集齐全了。
　　“我不懂音韵学、语言学，但既然是钱玄同的书，我当然也都搜罗来了。”
　　沈老先生在旁这么说。
　　周作人的书放了整整一格。周作人的著作，三十几本，是齐全的。周作人的译本，也一本不缺。周作人编的书和写序跋的书，大致完备。我收集多年，才收集齐周作人的著作，但译本不齐，不少写序跋的书还是在这里第一次看到。真不容易啊！
　　“老伯喜欢周作人吧？”
　　“是的！”他毫无忌讳地干脆地回答。
　　我忽然想起，他这么多“反动派”的书，“汉奸”的书，文化大革命初期“横扫一切”、“大破四旧”的时候，是怎么在劫而脱逃的呢？
　　沈老先生淡淡一笑说：“我是退休教师，冲击自然少些。更重要的，红卫兵‘扫四旧’前，我已有了准备。我买了墙纸，把两边壁橱糊住，每边再贴上毛主席不同时期照像八幅。红卫兵即使知道这两边是壁橱，他们也不敢撕毁伟大领袖的像啊！”
　　“您真行！”我笑了起来，他也爽朗地笑了。
　　“那后来怎么又把墙纸撕了呢？”
　　“这样整整糊了九年，我可憋得慌啊！我多么想看看这些书啊！多么想摸摸这些书啊！今年二月，我一位同事平反，抄去的书也还给他了。我就在一个夜里把墙纸撕去烧了。我抱着大把的书睡了一夜。现在虽然还在喊‘反击右倾翻案风’，但大家都不想再乱来了。你不是去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了吗？我们都希望我国的文化复苏啊！”
　　厨房间不但传来锅灶的菜香，而且还传来碗勺声：快到吃中饭的时间了。
　　但我还不想马上就走。我心里嘀咕着：此公爱书如命，这些藏书是不肯卖掉的。但他已高龄了，这些书在他身后可有安排？他可有子女也爱好文学或书籍？我一边在小木梯上往下爬，一边说：“老伯的子女可也有爱好藏书的？”
　　他让我仍在小圆桌边坐下，自己也坐到对面的藤椅上，叹口气说：“我有三个儿女。老大在一家钢管小厂当工人。他们厂礼拜是星期三，今天上班去了。老二原插队在安徽，今年暑假考取大学，回上海当‘工农兵大学生’了，是学物理的。刚才你门口遇见的就是。老三是女儿，现仍在安徽农村插队。我一生积储起来的这些破书，他们没有一个喜欢的。”
　　“那么，日后您送给哪家单位？”
　　“公家图书馆我不送！一个国家是不是富强，不靠吹牛，要看人民是否富裕，所以有句话，叫‘藏富于民’。图书也一样，要‘藏书于民’，公家藏书最不可靠。秦始皇阿房宫的藏书在哪里？历朝历代的内府藏书在哪里？
　　当年上海首屈一指的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还不毁于炮火之下！听说中华书局的藏书，因为藏书的房子要用，工宣队就把藏书搬到外滩附近的一座什么破楼里。光是那些书、报、刊在卡车上甩上甩下，就让人心痛啊！我们学校是上海历史悠久的名牌中学，图书馆藏书不算少，可是前几年烧的烧，偷的偷，还剩多少！再说，海内外的孤本珍籍，哪本不是私人保存下来的！
　　近年上海印的《容与堂水浒全传》、《脂评石头记甲戌本》，原来不也是私人藏书，想不到现在成了尊法贬儒的‘武器’！不敢夸口，我的破书中，相当一部分，就是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也是缺藏的。当年要是给唐弢、钱杏邨知道了，他们还不天天在我屋前屋后转！……”
　　“老伯真有见解，所说极为精辟！”我由衷地说。他淡淡一笑，呷口茶，继续说：“……我这些破书，要让给和我一样爱书如命的人。老弟有意，当然也是人选之一。”“承蒙老伯垂青，十分感谢。”好事来临，我的心房剧跳起来，“老伯要是肯把全部藏书让给我，真不知要怎样厚答您老才好！我个人财力有限，但我有几位爱书的好友，如《人民日报》编副刊的姜德明、钱杏邨的女婿吴泰昌……。”“现在我可不能出让！”他的眼神变得忧郁起来，“这些书伴了我大半辈子，我怎么忍心把它们搬走。没有了这些书，我每天做些什么呢！必须等我行将就木之时，我躺在床上已不能看书了，我才能让给你们。这时我会为它们找到了好主人而感到宽慰。”
　　“对，对，老伯说得合乎情理。”
　　“你要是想看我的破书，就欢迎你来。但有一条规矩，任何人都不许把这里的书带出大门。”
　　这时进来一位五十开外的妇女，说：“已快一点钟了，真该吃饭了。老二肚子饿得厉害，已在厨房里吃过了。这位客人也在这里用餐吧！”
　　我站起来礼貌地喊道：“伯母！”
　　“我内人过世已快二十年了。她是刘妈！”沈老先生说。我改口叫：“刘妈！”一丝红云从她脸上掠过，她出去搬饭菜了。
　　我赶紧向沈老先生告别，临走留下了地址。
　　在上海办完公事，我就去了北京。在北京开过几次鲁迅著作注释的大型讨论会。我们还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来自各省市的鲁迅著作注释组。工作很忙，1977 年的春节我没有回上海，由于发生了地震，我们在抗震棚里讨论注释稿。大热天，我们去了武汉，在武汉大学讨论《花边文学》等集子的注释。
　　不久，我们又去了长春，和吉林师大、延边大学的教师一起讨论《二心集》、《伪自由书》的注释。我们又去沈阳，与辽宁大学教师一起讨论《准风月谈》等集子的注释稿。这年我没有时间回上海。国庆前夕，我写信给我爱人，要她假日中去拜访一下沈老先生，向他问候。很快我爱人回信说：沈老先生对她的拜访似乎并不怎样高兴。老先生说：“我答应过你丈夫，在我不行了的时候，我的藏书可以让给他。现在你们是不是盼望我早日不行，所以你才来看我啊！”我不知道是我爱人不善词令，以致引起老先生的误会；还是老先生另有不愉快的事，才对看望他的人表示厌烦。
　　在工作告一段落后，我就离开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年3 月我的工作岗位又回到了上海。我虽然时常想起沈老先生，坦率地说也很向往他那精彩的藏书，但由于他对我爱人的拜访有过那样的误会，我也不敢贸然去打扰。
　　何况，我在他那里留有地址，他有事会主动找我的。
　　这样竟匆匆一年过去了。1979 年4 月间的一天，和我同室办公的胡启明同志偶尔与我谈起，约二月前的一个星期天，他在静安寺新华书店闲逛，一个青年问他：你要不要旧书旧刊？我家有一批旧书刊要卖掉。老胡当时身边没带钱，他对旧书旧刊也并不渴求，竟连那青年的地址也没有问。
　　我猛然想起沈老先生。这天下午我请假匆匆去看望沈老先生。大门虚掩着，敲了几次，无人回音。推开老先生的书房，烟雾迷漫，四个人正在打麻将，两壁壁橱已折除，露出白墙壁。
　　“你找谁？”
　　“沈老先生。”
　　“我父亲三个月前已过世。八索我吃！”
　　“那老先生的书呢？”
　　“你大概就是和我父亲谈好要买他书的那位倪先生吧？”“是的，是的。”
　　“我父亲病危后，天天念着要找你。你留下的地址，和煤气票、自来水票一起压在小圆桌玻璃板下，不知什么时候丢了。他只知你姓倪，也住愚园路。刘妈到好几条弄堂里去找过，就是找不到。二筒，我和啦！”我看清楚了，说话的人三十多岁，颜容苍老，他就是沈老先生的大儿子吧。他把牌一推，与牌友们算着：“门清，嵌档，自摸！我父亲死后口眼不闭，我想一定是等你！”
　　“那老先生的书呢？”
　　“父亲死后，我家老二，星期天特地上书店找过你，以为你喜欢书，总常常跑书店的。东风，拍！南风！”另一副牌已砌起，他一边聚精会神地打牌，一边说：“后来实在找不到你，书就卖给了旧书店！”
　　“啊！”我倚在门上，差一点昏倒了。
　　我离开了沈家，沉重地走在愚园路上。走了约一百米，刘妈拿着个纸包追了上来。她喘着气，说：“老先生哪里是病死的，是气死的！在安徽的那个阿三，给一个医生送了许许多多东西，买通了一张证明，去年夏天，就病退回上海了。她在安徽已经有了男人。他也是上海人。阿三回来不久，他也回到上海。以后阿三天天吵着闹着，要书房间给他们做新房。老先生的大房间已给阿大夫妻住了，书房间让出，叫他住灶披间去！”
　　她眼角上有了颗水珠，继续说：“58 年那年，老先生夫人过世。我男人是57 年过世的。我把四岁的女儿托给我阿姊，来老先生家帮忙。那时阿大十三岁，阿二十岁，阿三七岁。还不是我操劳拉扯大的。老先生一死，他们要我走了。那些书共卖了五百元，送给我三百元，说是留个纪念！”
　　“全部书只卖了五百元！”我惊讶地说。
　　“旧书店的人说，要在两年前，他们再贱也不要。还说是反派角色的书多，不知有不有单位要呐！”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这时她把纸包递给我，里面是十本书。她说：“旧书店那天来搬书，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塞进麻袋，再是一麻袋一麻袋往卡车上甩。装了满满一卡车。当时我想起了你。你也像老先生那样爱书如命，你总有一天会来看老先生的。我趁他们不注意时，就抽出了十本，给你留着做个纪念。”
　　我从她微微颤抖的手中接过十本书，五本是良友图书公司的硬面精装本：梁得所作《未完集》、倪贻德作《画人行脚》、鲛人作《三百八十个》、大华烈士译《十七岁》、赵家璧译《今日欧美小说之动向》。这五本书不是一套丛书里的，但开本装帧相仿。三本是今代书店出版硬面精装本：《田汉散文集》、叶灵凤作《未完的忏悔录》、杜衡作《叛徒》，这三本书也不是一套丛书里的，但开本装帧也相仿。两本是商务印书馆的硬面精装本《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杨骚著《记忆之都》、李广田著《画廊集》。这十本书都像新书一样，有护封的两本，护封也是新的。它们散发着樟脑的芳香。在刘妈看来，硬面精装的书当然是最好的。可以想见，十本书，她是分三次抽下来的。
　　十分感谢她给我这么多好书，我从袋里摸出二张十元钞送给她，说：“我没有别的东西送你，请你收下。”她却生气了，用力推了回来，说：“我若要钱，就不留下这些书了。这是老先生给你留作纪念的。”
　　我知道她对沈老先生很有感情，忽而想到了她今后的生活：“他们要你走，你到哪里去呢？”她欣然笑道：“我和女儿一起过。女儿在纺织厂做工，去年已结了婚，女婿也是纺织厂的。他们对我还孝顺。”我握了握她粗糙的双手，向她告别。
　　经过千方百计的向旧书店打听，后来才知道了沈老先生的一大卡车旧书的下落：一小部分旧书店留下作为自用的资料；一小部分存在旧书店仓库里，而一半已卖给了北方某油田的图书馆。
　　人们说：人间沧桑。在图书世界里，何尝不充满着悲欢离合的故事。……
　　沈老先生为什么要口眼不闭呢？
　　愿他安息！
　　1991年6月
　　第六辑书林杂言
　　《书城杂志》发刊词
　　我们的杂志降生了。这年头，办严肃的杂志难，办读书的杂志更难。办读书的杂志而要力争经济自立更是难上加难。我们简直是自讨苦吃。然而，我们是乐观主义者，我们爱书的事业。领导，同事，各地同行，各行各业的作者，许许多多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给予我们热情的鼓励和援助，更成了我们未曾退缩的力量。
　　我们深知，杂志的降生，只是千里之行的第一步。我们不能笑得太早，今后的步履或更艰难。也正因此，我们就更热爱它。我们将以有限的然而也是无穷的精力，将以宝贵的然而决不吝啬的心血，爱护它，养育它，使它成长，以期为国家为人民多少起一些有益的作用。
　　多么美好的刊名啊：书城杂志。这是我们近乎吹牛的愿望：“一卷在手，坐拥书城！”然而这也是我们诚实的心地。或许它远不是一座书城，只不过是一架小小的书橱，一只小小的书架，但我们可以自信的是：这里有供你咀嚼的思想，有供你吸收的知识，有比较及时的信息。丰富人民群众的读书生活，是我们的第一宗旨。
　　我们的第二宗旨是：为编者作者读者架桥。在这座既虚幻又实在的城里，书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可以了解彼此的甘苦、心愿和需求；他们会发现，彼此的灵犀其实是相通的。世上传媒工具很多，但为图书的编者作者读者架桥的地方却极少。市场经济正在繁荣神州大地。我们这座小小的书城也是一个市场——不但是图书信息市场，而且是智慧蒐萃和交流的市场。
　　不同的人生追求，会有不同的人生见解，不同的人生乐趣。对于读书，也就有了种种南辕北辙的看法。“人生识字糊涂始”么？”书中自有黄金屋”
　　么？让人们自己去得出结论吧。然而在芸芸众生中，总有那么一些人愿意与书打交道。即使说不上“嗜书如命”，但闲来喜欢随便翻翻、以读书为乐的人，大约也不是少数吧。清朝赵翼《消闲》诗中有句：“高枕北窗寻乐地，拥书南面作长城。”看来这位乾隆时期的诗人，是把“坐拥书城”看作人生一乐的。我们特地把这两句诗印在本刊封面上。今后本刊每期封面上，都将印上关于读书的名言，以博爱书者的会心的一笑。还有一位古人说得更绝了：“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这种说法，在一见书就头痛的哥儿小姐那里，是要被骂成“十三点”的。但我们仍然要在这里像传教士那样的布道：爱书吧！书能扩充你的知识，书能提高你的品位，书能给你带来无穷的人生乐趣。……
　　1993年4月28日
　　《书友文丛》总序
　　我们深信：开卷有益。
　　我们深信：读书可以怡然自娱。
　　因此，我们愿意提倡读书，愿意在书界打杂，愿意编这套“书友文丛”。
　　现代生活节奏的日益加紧，使人们更关心休闲的生活，要求提高休闲的质量。休闲本来是各有所爱、各得其所的事。看电影，守荧屏，兜马路，逛商场，上公园，走亲戚，几个朋友围打扑克，三五知己相聚喝茶，黑白子斗智，保龄球强身，都无所不可。当然，也可以在卧室兼书房的斗室里，或者在小小的亭子间辟成的书斋里，坐拥书城，自得其乐。如果邀集志趣相投的书友，在书斋里高谈阔论，交流阅读见解，更是高雅而赏心的乐事。
　　在休闲的时间里，人们大都喜欢读短小的文字，这或许是近年小品散文走俏的原因之一。读书随笔是小品散文的一种，是一种较自由的文体，可容的题材也比较广阔。它可以写书人书事，可以侧重写人，可以侧重写事，也可以侧重写书；它可以是读书札记，诸如史料考证，版本书话，钩沉辑佚，掌故琐记，乃至一段古文的释义，一条注文的纠错，一篇赝品的辨伪，都无所不可；也可以是读书随想，可以接近于书评，可以接近于鉴赏，可以接近于创作谈，乃至于接近社会文化现象的短论。至于写作谋篇更无拘束，既可以是文章，也可以是日记，书信，访谈记录；既可以笔致凝重，也可以生动轻松；既可以絮絮如谈家常，也可以机智而妙语连珠。
　　我们不大赞成把读书分为求知和求趣两类。好像一种是为“致用”而读书，一种是为“趣味”而读书。其实，在读书生活中，常常是求知而得趣，自娱中得知，两者总是相辅相成，不可能分离而对立。我们也不赞成指定某种书“你一定要读”，如有异议，就唠唠叨叨地讥笑人家是不懂“书趣”。
　　其实，真正该被讥笑的是谁呢？读书本来就是见仁见智、各行其道的事，何必强人所不愿？人家爱吃蹄胖，你非让人家吃排骨，岂非傻事！
　　本丛书所辑内容广阔甚或驳杂，写法多样且各有风格，但各书也有共性，那就都是读书随笔或准读书随笔。我们相信：它们会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我们——参与编辑出版本丛书的同志们，是爱书的一群。我们愿意以书会友，以书为友。我们愿意为书的事业竭尽绵力！
　　（《书友文丛》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
　　开始落坡和继续走俏的书
　　——《瞭望》周刊笔谈
　　近几年，包括1995 年，我认为有两类读物比较走俏：一类是党史、政史重大事件内幕的纪实作品；一类是随笔小品散文。
　　写重大事件内幕的纪实作品，在1995 年，已有渐渐落坡的趋势。这是因为，重大事件的内幕，总是要写完的，例如庐山会议彭德怀事件、遵义会议选择了毛泽东、审判“四人帮”的台前台后活动，等等，都已写得差不多了，最多还可以补充某些细节，但总体上一般读者已了解了。这类作品的走俏，是最大程度上满足了广大读者希望了解种种事件内幕的好奇心理，如果炒来炒去都是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内容，人们当然不会感兴趣。因此，前几年热心写种种事件内幕的作者，近年已转而去写党史政史重大人物的传记了。这些传记，已进入了文学传记或历史传记的领域，虽引起了文学界和史学界的重视，一般读者却没有时间和兴致去读这些砖头也似的大著，只好望书兴叹了。
　　这种情况，为遍及全国各地的文摘书摘类报纸杂志编者们所注意，他们从那些大部头传记著作中摘出某些精彩的段落发表，受到了一般读者的欢迎。这可说是“纪实作品热”的延续。
　　写重大事件内幕的纪实作品的渐趋落坡，还由于这类作品自身的原因，那就是作品的粗糙，乃至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粗制滥造的作品，必然为读者所冷淡乃至厌弃。1995 年发生了一件事：赵舒在《人物》杂志上发表《叶永烈著〈胡乔木〉一书指谬》一文，指出该书中某一章的一些硬伤性的错误。
　　叶永烈认为此文有些内容失实，损害了他的名誉，并以他“一级作家”的身分索赔一百万元。此事终于对簿公堂，法院还在审理中。在我认为，这是纪实作品发展史中不应小看的一件大事，是这类作品现状和走向的重要信号。
　　人们大概还记得，八十年代初，科幻小说曾一时走俏。可是在某些作者笔下的科幻小说越写越粗糙，越写越粗制滥造，科幻小说成了虚幻小说、荒唐小说、破案小说、凶杀小说，乃至夹入色情内容。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有位作者写了“恐龙蛋化石孵出小恐龙”的“科幻”内容。不久有人指出：“恐龙蛋化石”是石不是蛋，任何石都是不能孵化的。科幻作品可以想象世上还没有发生的种种事物，但都必须有科学依据。而“恐龙蛋化石孵出小恐龙”是违反科学常识的。这事引起了一场小争论。我认为，这实质上是“科幻小说”
　　要不要姓“科”的问题，小小的争论却是科幻小说现状和走向的重要信号。
　　我当时在一篇小文章中写到了这件事。但某些作者并无警觉，他们的“科幻小说”终于渐渐为读者所厌弃。“纪实作品”失“实”，和“科幻小说”不姓“科”，是同样的事。我希望有些作家应从中吸取教训。
　　写重大事件内幕的纪实作品有渐趋落坡之势，近年掀起的随笔散文热，却仍方兴未艾。这里的所谓“随笔散文”是指三四千字以内的纪事、怀人、抒情、写景、状物的散文，还包括读书札记、掌故笔录和书话诗话一类作品。
　　1995 年，一套又一套的随笔散文丛书出版，名家辈出，佳作如林。这些丛书虽非均为国家出版社印行，印数却都不低。特别是读书随笔一类作品，竟编成规模不小的丛书，而且每种初版印数都在万册以上，可说“空前”。据笔者所知，这类丛书还有新的策划，将在1996 年面世。报纸副刊历来是发表散文的重要阵地，而读书随笔已在全国有影响的报纸副刊上占了重要的一席之地。老牌散文类期刊已不像过去那样吝啬篇幅去刊载“书斋小品”；老牌读书类杂志也已明显压缩在外行看来玄乎难懂的探讨外国哲学思潮的篇幅，而大大增加了中外文史掌故、文坛轶事和史料考证等读书随笔。近年连文学史上的随笔散文也同样走俏。以各种名目翻印旧书的随笔散文丛书，出了一套又一套；多卷本的现代作家的散文选集，源源不绝，颇使有些出版社发了点小财；名家的散文六十年集、七十年集，不断在书店上市，又很快在售缺。
　　随笔散文热的掀起，一是因为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而短小灵活的随笔小品最能迅速反映加快了的生活节奏和由此而产生的各种思潮；二是因为生活节奏加快，人们无暇去读宏构巨制，而短小的随笔散文正合时宜；三是因为生活节奏加快，人们极需提高休闲质量，阅读随笔小品，既可使身体和思维松弛，又可得到与影视、音乐、绘画不同的艺术享受。
　　看来，随笔散文在新的一年里将继续走俏。虽然，随笔散文中已出现了一些无病呻吟、矫揉造作的作品，为读者所不满，但还只能说是少数的现象，和不“实”的纪实作品、不姓“科”的“科幻小说”，不能同日而语。
　　1996年2月
　　书话随笔是零食
　　——《现代文坛偶拾》小引
　　生长在农村，家境不算富裕，因而从小没有养成吃零食的习惯。但农家的孩子，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零食吃的。春节期间，炒花生、香葵子、爆开豆，几乎每家都有的。清明前后，镇上有艾饺了，农家孩子难得吃上艾饺，但从田埂边采来叫“黄花”的野菜，做成“黄花麦果”，放上几粒糖精，倒也香甜可口。立夏以后，鲜罗汉豆上市了。这更是孩子们兴高采烈的一个盛季。
　　贪吃的孩子这时常常肚子硬梆梆的发亮。初夏到了，屋后的黄瓜棚又成了孩子们的流连之所。初秋的菱角，冬天的荸荠，也都是吸引孩子的佳品。但是，不论哪种零食，都只好吃得适可而止，否则母亲就会狠狠地说：“伤食！光吃零食不吃饭，人是不会壮的！”
　　在城市里，零食更多了，不但孩子们吃，成年人也吃。
　　我不反对零食。带着泥土芬香的瓜果，有着地方特色的各种小吃，品种繁多的种种糕点，给人间增加了许多欢乐。当然，母亲的话也是不错的：光吃零食，“人是不会壮的”。
　　我这篇小引怎么扯到零食上去了呢？聪明的读者其实早已明白我的意思了。人们常常称书籍为精神食粮。食粮不外乎两种：正食和零食。教科书，什么什么“概论”，什么什么“史”，正儿八经的大部头，要正襟危坐地读，大概是“正食”吧。而像我这本小书中的文章，是介绍我国现代文学的一些零碎知识的；写得随意，读起来可能也较轻松，而且它们的篇幅都不长，只要有几分钟闲暇，就可读上一篇，大概可算是“零食”吧。靠这样一本小书去考博士研究生，大概是不行的，你得去吃“正食”。
　　然而，零食也有营养。新鲜瓜果有多种维生素，奶油、巧克力都是高油脂、高蛋白。因而，零食和正食又是相通的：它有时可以补充正食的不足，有时也可发展而成正食——西餐的奶油、土司，就和零食更为接近。有些书话、札记、随笔，可以补充文学史所无法顾及之处，这对考博士研究生者，恐怕不至于完全无用。那么，有时间、有精力的时候去吃“精神正食”，精力差、时间短的时候吃吃“精神零食”，或许可谓两相宜乎！
　　如果有人读了我这本小书，因而对中国现代文学有了兴趣，想要进一步深入堂奥，这更是我额外的收获。不管怎样，这本小书，大约不至于使读者“伤食”。这点我倒是有自信的。
　　1984年国庆之夜焰火映照之下
　　文集漫议
　　近年来，上海出版了不少文集和全集。文集或全集多数是赔钱的。这么多的文集或全集出版，说明上海确有一批有事业心的出版家，顶住了赔钱或不赚钱的压力，孜孜不倦地在那里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贡献。这是很感人的。
　　近年上海出版的文集或全集，有很多特点。
　　全集要全，这是理所当然的。文集不是全集，但也要有较全面的内容，至少有代表性的著作都是应该编入的。文集不是选集。选集往往从选家的某个角度或某种需要来选择内容，一个著作家可以有几种选本，它体现了选家的意图、眼光、水平。而文集，应该包括著作家不同时期的代表作。有的著作家政治上思想上走过曲折的道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他是时代的弄潮者，在另一时期他可能是观潮者甚至是阻潮者。对这类复杂的著作家，如编文集，我以为他的进步的、落后的乃至反动的著作，都应该编入。全集更应如此。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在出版的《章太炎全集》规模较大。已出版的第三卷是《訄书》的初刻本、重订本和《检论》。这是同一本书的三种版本。它反映了章太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变化。鲁迅在议论到章太炎的思想变化时曾说：“革命之后，先生亦渐为昭示后世计，自藏其锋芒。浙江所刻的《章氏丛书》，是出于手定的，大约以为驳难攻讦，至于忿詈，有违古之儒风，足以贻讥多士的罢，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竟多被刊落。”鲁迅又说：“一九三三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从《訄书》到《检论》也反映了章太炎的这种思想变化。全集的编者把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编在一起作为一卷，表现了编者、出版者的气魄，使这部全集更具有完整的历史文献价值，给研究者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在陆续出版的《柳亚子文集》也是一部大型多卷集。最近出版的作为这部文集的第二种著作的《磨剑室诗词集》，收罗也较完备。它编入了柳亚子1903 至1951 年的目前所能搜集到的全部诗词。它按照诗人生前手订的顺序排列，原来各卷的名称都加以保留；新收集的诗词，则作为补编，排在本书的最后。这样的编排体例，眉目清楚。茅盾说过：“柳先生的诗，反映了前清末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一长时期的历史，亦即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称之为史诗，是名副其实的。”纵观《磨剑室诗词集》，半个世纪来，近现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几乎都有爱憎分明的反映，近现代许多著名的政治家、理论家、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几乎都有涉及，称之为史诗，确非过誉。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蒋光慈文集》，所收作品也较全面。
　　《丽莎的哀怨》是失败之作，当年曾受到革命文艺界的批评。它反映了蒋光慈世界观的复杂性。文集把它收入，我以为是很对的。
　　全集和文集的编辑体例，也很值得探讨。全集或文集的主要读者，应是大专师生、研究工作者，属于层次较高的知识分子。因此，文集所收的各种著作应尽可能保存历史面貌，没有必要怕读者阅读上会有什么困难而打乱重编。《章太炎全集》、《柳亚子文集》都是这样编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蒋光慈文集》、《张天翼文集》也都是这样编的；而《冰心文集》、《李季文集》却是打乱重编的。冰心在1923 年出版的《超人》和1930 年出版的《往事》，都是小说散文的合集。现在这两本集子中的小说部分编入文集第一卷，散文部分编入文集第三卷，读者就无从看到《超人》、《往事》的历史面貌。作者当年把一个时期内写的小说散文编在一起，总有它一定的主观的或客观的原因，而这种原因正是后来的读者所要研究的；尤其要研究作者某个时期的思想倾向、创作特色，更应从这些合集入手。作为文集，把作者原来的集子打乱重编，我个人总觉得是多此一举。当然，如果编作家的小说集、散文集、诗歌集，那是另一回事。我曾见外地出版的《叶紫文集》，把鲁迅为叶紫小说集《丰收》写的序，冠在文集之首；把叶紫为这集子写的后记，编在散文、随笔部分；把小说编在小说部分。这样把一本集子一分为三的做法，好处到底在哪里，我至今还没有领会。
　　全集或文集都具有一定的文献资料价值。如果编者能加上前言、后记，交待集中内容的历史情况，或加上必要的注解说明，那更可增加这些全集、文集的文献资料价值。《章太炎全集》在这方面做得较好。第一、二卷都有《编者说明》和《校点记》，交待了所依据的版本情况和校点原则。第三卷冠有长篇前言，介绍了从《訄书》到《检论》的各种版本、各版内容变动的情况，还考证了某些文字成文的年代等等。这篇前言本身就有很高的资料价值。有些古代著作家的文集、别集重新整理出版时，也常冠以前言，但实际上往往是一篇谈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论文，而不涉及这部文集、别集在重新整理上有什么特色。我个人以为，这种论文应该拿到刊物上去发表，用来作为前言其实是并不“称职”的。在现代著作家的文集中，交待版本情况最为周到的，我以为当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天翼文集》。这部文集，对编入的每本集子，都详细注明初版的出版单位和年月；而且对每篇作品的写作日期、最初发表的日期和处所，也都详加说明；有的作品先收入这本集子，后来又收入那本集子，也有详细交代。现代作家的文集近年来出版了几十种，还不见别的文集对作品的写作、发表、出版情况作如此详尽的说明的。我个人很喜欢这部文集，每次翻阅查考时，常常感谢文集的编者沈承宽同志所做的周到的工作。
　　近年上海出版的全集文集，多数都附有文献资料性的照片，装帧也较讲究；现代作家的几种文集，装帧更为新颖。这是很为读者称道的。
　　在出版了不少全集文集的基础上，应该总结经验教训，同行中进行必要的交流，以期使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1985年10月
　　从《星底梦》想到怎样评价沦陷区文学
　　丁景唐同志把他的第一本书送给我，这是一本诗集——《星底梦》。它是1945 年3 月以“诗歌丛刊社”名义自费印刷的，收入诗人发表于1943 年初至1945 年春的作品。（此书最近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重印，《中国四十年代诗歌选》也选录了其中的几首诗。）这些诗写于沦陷后的上海，发表于日本侵略者控制下的杂志《女声》上。黑夜弥漫着祖国的大地，寻求光明成了这本诗集的总主题。字里行间，那压抑而抗争的时代特点，那追求民族解放、人生自由的火热的心，至今读来仍十分感人。如《我爱》中的诗句：我满怀着喜悦的心情，/去亲近光亮；/爱灯蛾拍火，/殉葬它的志向！又如《五月的雨》写“流不尽烦厌的日子”中，到书本中去寻求真理，结尾时写道：趁大雨滂沱，路途泥泞，/黑夜的灯光下，/且去书堆中找寻阳光的温暖！最使人感动的，是《向日葵》那首诗。它塑造了在风暴中坚强不屈的民族战士的形象。为使读者了解这本诗集，且把这首诗的全文抄录如下：
　　向日葵
　　风雨之夜，我怀念着荒郊中，那野生的葵花。
　　那野生的葵花，生就有一副倔强的性格，——钢铁铸成的脊骨。
　　在荒郊中，它撑住了黑暗，在风雨中，它喜爱逞斗！
　　在风雨中，它喜爱逞斗！
　　任狂风在林梢咆吼，暴雨在泥土上爆炸，向日葵迎着风暴的袭击。
　　等待雨过天明，炎阳中就又将绽花，向日葵，这英勇的硬汉！
　　向日葵，这英勇的硬汉！
　　在荒郊中，它撑住了黑暗，在风雨中，它喜爱逞斗。
　　掩不灭的是一颗热切地
　　面向太阳的葵心！
　　当时诗人根据组织的命令隐蔽在上海进行革命斗争，而发表这些诗篇的《女声》编者关露，是根据组织的命令打入敌阵编刊物的。两个共产党人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通过诗篇，他们却进行心灵的交汇。因而当《星底梦》出版的时候，关露在《女声》上发表评论说：“近来惨淡荒凉的这片诗领土中突然看见这本小小的册子《星底梦》，好像在一片黑寂的海里看见一只有灯的渔船一样。”说得何等确切，何等深刻，何等生动。编者和作者确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从《星底梦》，我想起了怎样评价抗战期间沦陷区文学的问题。过去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凡是沦陷区办的刊物，都是“汉奸刊物”；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作品，都是“汉奸文学”。因而，在现存的几种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都不屑提及沦陷区的文学，那个时期成了一片空白。这种一概而论的做法当然是不公正的。
　　我认为，评价沦陷区文学，应实事求是地从分析作品入手，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有的报纸、刊物掌握在敌人手里，但革命的作家可以巧妙地利用那版面发表自己的作品。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
　　因此，不能由于发表在敌人掌握的报刊上，就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指为“汉奸文学”。而且，对于敌人控制的报刊，也要从它们的内容、形式进行具体分析，像《女声》这样的刊物却由共产党人关露在当编辑，这样的事实也应该正视。这里面就有着复杂的情况，不能用简单化的办法对待。
　　根据我所接触的沦陷区文学作品来看，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是曲折地或隐晦地鼓吹民族革命，崇尚民族气节，追求光明，诅咒黑暗，鼓舞沦陷区人民与侵略者斗争。在敌人严密的法西斯统治下，这类作品不可能很多，也不可能大量流行，但并非没有，《星底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类的小说、散文、诗歌，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
　　第二类是娱乐性和知识性的作品。它们既不宣传抗日，也不主张卖国。
　　例如在当时报刊上连载的某些“言情小说”，写恋爱婚姻，悲欢离合，有的作品也笼统地谴责恶势力，或骂几句军阀，侵略者抱着眼开发闭的态度，不予干涉。这类作品有的还被搬上舞台、银幕，使寂寞的文坛有了一丝光彩，使市民们枯寂的业余生活中有点娱乐的机会。当时还有大量的“知识小品”
　　在报刊上发表。谈古说今，不涉时事，用以消闲，也多少使人们长点知识。
　　它们的大量涌现，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这类娱乐性知识性的作品，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虽称不上“抗日文艺”，但也是有益无害或无益无害的。对这样的作品如果都斥之为“汉奸文学”，显然是不妥当的。
　　第三类是真正为侵略者张目、为美化卖国行径效劳的作品。它们把侵略说成“共荣”，把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沦陷区说成“王道乐土”，把投靠侵略者、充当卖国贼说成“和平事业”。这类作品出现在当时的报刊、电台、银幕上，它们是货真价实的汉奸文学、卖国文学。在当时它们就遭到广大人民的唾弃；至今读来，它们的厚颜无耻仍令人发指。对这类作品，我们应该予以坚决的批判。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沦陷区的文学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清理过。既不对汉奸文学进行必要的批判，让人们知道它们的毒性；也不对进步的、爱国的作品给予必要的评价，重新使读者看到它们的面目。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空白地带。这种情况，现在应该是改变的时候了。
　　1986年12月20日
　　鲁迅与出版及其他
　　——《鲁迅与书》后记
　　在开始写这些文章的时候，事先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编完这本书，自己读了一遍，觉得倒还是有点系统的。
　　近几年来，我们出版界是有成绩的。在很短的时间里，解决了十年动乱所造成的“书荒”，而重新开始呈现了繁荣景象。但在有一段时间里，书店里也陈列过一些不大好的书。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起了鲁迅。鲁迅在旧社会处于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下，为了革命事业和文化事业，还节衣缩食，常常以自己有限的一点收入，自费印刷肯定要亏本的书，这不是很值得我们想一想吗？于是我给《读书》写了一篇《鲁迅办出版社》。无非想以鲁迅的事迹供同行们参考罢了。
　　该文发表后，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的同志和我联系，希望我索性把鲁迅有关编辑出版的各方面的事都介绍一下，刊登在我国第一本出版年鉴上。这就是收在本书第一辑中的五篇文章。有感于鲁迅对不知名的青年作者的关怀，写了《鲁迅为初出茅庐的人写序跋》和《鲁迅爱人才》两文，先后发表于《文艺报》和《文汇报》，现在也收在第一辑中。
　　发表了《鲁迅为初出茅庐的人写序跋》以后，有些同志鼓励我撰文介绍有关鲁迅作序跋的书。这就是本书第二辑中的一些文章。当它们陆续在《书林》等刊物上发表的时候，原是想限于介绍青年作者的作品的。但后来涉及到了《何典》。那时几个地方争着要出《何典》，上海也有一个单位要印。
　　领导上要我发表意见。我的意见是否定的，即认为此书不值得作为一般读物重印，更不值得几家争着印。后来北京终于有两家几乎同时出版了此书。当然，作为中国古典小说史研究资料，《何典》的出版是无可厚非的，但由和文学专业无关的出版社出版，似乎大可不必。《<何典>的发现和对它的评价》一文就是在这种情景下写成的。这样，介绍鲁迅序跋的书，就涉及到了古典文学领域。1981 年是“国际残废人年”。我想到了爱罗先珂。他不但能作诗作童话，而且到过欧洲几国和亚洲的印度、日本、中国，掌握好几种语言。
　　他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惊人活动，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是一位盲人！《人物》发表我介绍他的生平、他在中国的活动，以及鲁迅翻译他的作品并写序言的文章后，为了不使这位外国盲诗人孤单，我又介绍了作为散文家的内山完造。
　　鲁迅也曾为他的散文写过序。这样，介绍鲁迅作序跋的书，就又扩而及之于翻译作品了。
　　收在本书第三辑中的文字，是对鲁迅手书古代诗文的字幅的解说。文章排列的先后也是以字幅的年份为次序的。这些文章中的相当一部分发表在人民日报文艺增刊《大地》（原名《战地》）上，其余部分刊载于光明日报《文学》副刊、《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等处。这些文字可说是拙著《鲁迅旧诗浅说》的续篇，但我那本书已重印了两次。为了不增加已购买拙著的读者的负担，我把它们收到本书中来了。这些文字，和本书其它辑的文字，都是读书随笔一类，我相信它们会融洽相处的。
　　关于鲁迅的书，起初是在一张小报式的半月刊上连载的，曾发表过十二篇，现在收在本书附录中。我相信，这些文章对于留心现代文学资料的读者，多少还是有些用处的。
　　蒙赵家璧先生为本书作序，谨致诚挚的谢意。
　　1982年10月30日于上海
　　关于《鲁迅全集》的议论
　　最近期间，对于《鲁迅全集》颇多议论。有的刊物发表了洋洋万余字的颇有见解的大文，有的杂志邀集一些人座谈，将发言稿刊出，就占了半本篇幅。一些学术类、读书类、文摘类刊物又争先恐后的转载、摘录，更形成了议论纷纷的氛围。其实这些议论概括起来不外乎两个问题：一、对各地纷纷出版《鲁迅全集》应怎样估价？二、应该怎样编好新的鲁迅全集？
　　鲁迅逝世已达六十周年。我国《著作权法》规定：“公开的作品，其发表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 月31 日。”这就是说，早在十年前，出版鲁迅著作已无须付稿酬。这使我国不少出版家进一步认识到鲁迅的伟大，并以宣传鲁迅精神为己任，不约而同地乃至争先恐后地出版或筹划出版鲁迅全集。
　　我国最西的省（区）捷足先登，重排出版了以1938 年版二十卷本为底本的《鲁迅全集》。1938 年版《鲁迅全集》是我国第一部《鲁迅全集》，是在抗日战争初期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出版的，是很有历史意义的。但这部全集不可能反映六十年来鲁迅研究的成果，它没有收入鲁迅书信、鲁迅日记，也没有收入大量的鲁迅的集外文；虽然它收入了鲁迅的大部分译文和鲁迅整理的部分古籍，但这两项的缺漏也很多。由于它没有注释，很难满足今天一般读者的阅读；由于它的严重的缺漏，也很难满足研究者们的需要。实际上，在今天重排印制这套书，可说是一种浪费。何况，它印制得很粗糙，甚至还不及六十年前的印制质量。
　　我国最北的省也不甘落后，出版了一部八卷本的《鲁迅文集》，收入鲁迅全部著作，选收“文艺书简”，不收日记，也不收译文和整理的古籍，也没有注释，但有“专家撰写的导读”，“对各篇的时代背景、思想内容及有关人物事件，作了简要的说明和介绍”。这实在是聪明人想出来的聪明办法。
　　要对鲁迅著作作新的注释，谈何容易，而这“导读”，只要没有常识性错误，即使写得十分平庸，你也奈何它不得。虽有这样的“导读”为“特色”，但这部《鲁迅文集》的总体价值似还在重印1938 年版《鲁迅全集》之下。
　　我国最南的省也闻风而动，据说已拉起一支队伍，“原拟出版《鲁迅全集》新校勘本”，现在“原定计划已经搁浅”。不久前读到参加“新校勘本”
　　的一位先生的文章，他认为1981 年版《鲁迅全集》的有些文字没按鲁迅手稿校勘，是错的。其实，错的是这位先生自己。这是普通的常识：编辑出版任何作家的全集，必须采用作家的最后的改定本，或作家生前指定的本子，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采用原始手稿，因原始手稿不能反映作家在最初发表时校样上的修改和后来出版时各种版本上的修改。如手稿和改定本确有重要出入，也只能加注，而不能擅自改动原文。这位先生振振有词的“编《全集》应恢复手稿原状”的主张，很可能对鲁迅著作正文制造混乱。十分庆幸这样的“新校勘本”的“搁浅”，否则后果真不堪设想。
　　我国最东的东海边上的省，历来以出版一些作家的作品的“全编”著称，当然也不会忽视出版鲁迅全集的责任，就邀集了一批专家和非专家，在度假村之类的地方，商讨编辑出版《鲁迅全集》的事。大约还没有商讨出所以然来的时候，有人就匆匆向报界发布了一些新闻，引起省内研究鲁迅有一定威望的人发表声明表示反对。于是又有反对之反对。这么沸沸扬扬的一闹，使人们感到出版鲁迅全集的事已不能等闲视之，希望有关主管部门及时采取必要措施。
　　我国最西、最北、最南、最东的四省（区）出版鲁迅全集如此的热气腾腾，一些腹地的省区，当然不会无动于衷，有的省已出版了《鲁迅小说全集》、《鲁迅散文全集》等等，也都是没有注释的。至于各种鲁迅著作的“全编”、“选编”、“选读”的先后出笼（有些是必要的正常出版），不在此一一列举了。这种东南西北中的情况如听其发展，那真可以达到“到处出版鲁迅著作而鲁迅著作亡”的境界的。
　　针对鲁迅著作出版中的混乱状况，有关主管部门采取的一些措施，诸如新的《鲁迅全集》注释本仍由原国家出版社出版，停止重印1938 年版《鲁迅全集》，都是十分及时十分必要的。因此，近期一些人所议论的各地是否可以自行出版鲁迅全集的问题，应该说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
　　近期议论得较多的另一个问题，即应该怎样编好新的鲁迅的全集。有人主张鲁迅全集应扩大内容，应编入鲁迅的译文和鲁迅辑校的古籍，所谓“由三大块组成”。这样鲁迅全集应是三十或四十卷。但我认为编辑这样庞杂的鲁迅全集并不可行：1.鲁迅翻译的外国作品是否应收入他的全集，应慎重考虑。在1938 年版《鲁迅全集》出版之际，梁实秋在《我与鲁迅》一文中曾说：“偶从书店走过，看见《鲁迅全集》很整齐的放在书架上。那编制的方法很是新颖，因为翻译的小说和文章也列入全集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虽然费滋哲拉德译的《鲁拜集》是向被收在译者的全集里面，那是因为实际已近于创作的原故。”为此我求教于一位长期担任出版社领导的资深翻译家，他思考后回答说：“在欧美作家的全集中，我想不起哪一位的全集中包含译文。日本作家中是否有这类情况不清楚。”他最后说了句并非“玩幽默”的正经话：“外国没有的中国也可以有嘛！”冯雪峰主持的1958 年版十卷本《鲁迅全集》，不收译文，而另编十卷本的《鲁迅译文集》，一定是广泛征求意见慎重思考后作出决定的。另外，我国现已出版的鲁迅同时代的大作家的全集，如《郭沫若全集》、《茅盾全集》、《巴金全集》，都不收译文，而另编译文集。我认为，这些全集的编辑、出版，代表着我国国家水平。《鲁迅全集》是否有必要改变这样的编辑体例和格局呢？
　　2.在《鲁迅全集》中收入鲁迅辑校的古籍，问题更复杂。鲁迅在《三闲集》末尾附有《鲁迅译著书目》，其中列有辑录校勘的《唐宋传奇集》等六种古籍。当时有人攻击鲁迅“有闲、有闲，第三个有闲”，鲁迅以这份书目，显示“在过去的近十年中，费去的力气实在并不少”。鲁迅在这份书中还列入了他校订的别人创作或翻译的小说，以及他编印的画集和他所编的杂志。
　　这说明，鲁迅把他辑录的六种古籍列入这份书目，并非要把它们视作“译著”，而只是表明他曾经做过的一项工作。鲁迅后来两次计划编印“三十年集”，拟收入几种校辑的古籍，也有着相似的用意。1938 年版《鲁迅全集》贸然编入鲁迅辑较的几种古籍，未必合乎鲁迅的原意，未必是考虑周到的做法。辑校古籍是具有学术价值的资料工作，但并非是学术著作。鲁迅辑集、校勘、抄录的《嵇康集》，是使其更完整更合乎历史原貌，但其作者仍是嵇康，而不可能成了鲁迅。
　　3.怎样编集《鲁迅全集》，也应考虑读者的需要。需要鲁迅著作的人多，需要鲁迅译文的人要少一些，需要鲁迅辑校古籍的人更少。出版一部包括“三大块”的鲁迅全集，只需要著作部分的读者无异大大加重负担。从读者需要的实际出发，还是出一部包括鲁迅所有著作的《鲁迅全集》为好，另外再出《鲁迅译文集》。鲁迅译的《死魂灵》、《毁灭》、《表》等作品，应出单行本。鲁迅校辑的古籍，上海古籍出版社已影印出版六函四十余种，研究者已可比较方便地看到鲁迅辑校古籍的原貌，不但《鲁迅全集》可以不收入，我对是否还要出版《鲁迅辑录古籍丛编》也有怀疑。鲁迅辑校古籍原计划影印七函，第七函因经费困难而停印。七函之外，还可以再编二三函。如能把这些古籍继续影印出版，倒真是功德无量之事。
　　如果我以上的意见不错的话，那么新编《鲁迅全集》和《鲁迅译文集》，应该在1981 年版《鲁迅全集》和十卷本《鲁迅译文集》的基础上进行。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必须补充、修订，但也不要夸大它的欠缺，其许多文字、内容和资料仍是可用的。因此新编鲁迅全集和译文集，不必过于畏难，而应尽快筹划上马。要是几年过去而仍毫无动静，不但读者会有意见，而且也会有“占着大道挡着车”的说法吧。
　　1996年7月26日
　　关于重印《鲁迅译文集》
　　不久前，在《中华读书报》上读到记者赵武平先生写的《〈鲁迅译文集〉再版待何年》，其中写到，记者去人民文学出版社采访，有人告诉他：“《鲁迅译文集》近年内几乎不可能再有重版机会。”原因是两条：一、“《鲁迅译文集》再版最大的困难，就是鲁迅所译的许多作品，仍然处于著作权保护期内，要出译文集就必须逐个与原著作权人联系，而这项工作做起来困难极大，而且也不是一两年内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二、“鲁迅所译的作品，当时多属转译，而现在国内基本上都有从原文直接译过来的较好本子，从普通阅读欣赏角度出发再印《鲁迅译文集》并无必要；如果要为研究者专用而再版译文集，其有限印数恐怕也难让人接受。”我读了以后，很感意外。
　　我认为，以这两条理由而长期不重印《鲁迅译文集》是站不住脚的。先看第一条理由。我花了一天时间，对《鲁迅译文集》中的原作者逐卷作了查考，发现大多数已在著作权有效期之前逝世（即逝世已在五十年以上），有的原作者虽逝世较迟，但生前表示过同意鲁迅的翻译，还提供过资料。请看：第一卷中，《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的作者凡尔纳死于1905 年；《域外小说集》中的作者安特来夫死于1919 年，迦尔询死于1885 年；《工人绥惠略夫》的作者阿尔志跋绥夫死于1905 年；《现代小说译丛》是多人集，九位作者中只有明那·亢德没有能查到生死年月，其余八位都死于五十年之前；《现代日本小说集》是多人集，六位作者中只有一位江口涣（死于1975 年）还在著作权保护期内。第二卷中，《一个青年的梦》的作者武者小路实笃，死于1976 年，但作者当年完全同意鲁迅翻译，还寄来了中译本序言《与支那未知的友人》和日文原本的勘误表；《爱罗先珂童话集》和《桃色的云》的作者爱罗先珂死于1952 年，但他当年就住在鲁迅家里，完全同意鲁迅的翻译。第三卷中，《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的作者厨川白村死于1923年；《思想·山水·人物》的作者鹤见祐辅死于1971 年，他还在著作权保护期内。第四卷中五部作品，三部的作者蔼覃、高尔基、契诃夫都逝世已五十年以上；《小彼得》作者至尔·妙仑逝世于1951 年，《表》作者班台莱耶夫死年不详。第五卷中，《近代美术思潮论》作者生卒年不详；《壁下译丛》是多人集，十位作者中七位逝世在五十年以上，一位还在保护期，两位生卒年不详；《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的原著者片上绅，死于1928 年。第六卷四部著作，作者卢那卡尔斯基和蒲力汉诺夫，逝世都已远远超过五十年。第七卷《十月》和《毁灭》，作者雅各武莱夫和法捷耶夫都死于五十年代，但法捷耶夫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曾来中国参加纪念鲁迅的活动，对鲁迅译他的作品表示无上光荣。第八卷《竖琴》、《一天的工作》，都是多人集，两书收入十六位作者的十五篇作品，我没有细查他们的生卒年，多数大约逝世不到五十年；《山民牧唱》的作者死于1956 年，也是在保护期内的。第九卷是《死魂灵》作者，果戈里死于1852 年。第十卷《译丛补》是多人集，绝大多数作者去世在五十年以上。
　　从上面的考察可见，一、绝大多数大部头著作无著作权问题，在著作权保护期内的，多数是短篇的单篇作者；二、至今还有著作权的作品，都集中在俄罗斯和日本两国。如果我们向这两国的使领馆或两国文化交流机构说明，为了纪念和研究鲁迅，将重印鲁迅在六七十年前的译作，请他们帮助解决著作权问题，他们一定会乐于协助的；而尚在著作权保护期内的作者继承人，大都会对先人作品经鲁迅翻译进入中国而感到荣耀，是不会漫天要价或无理纠缠的。《曹靖华著译集》中有相当一部分原著出自俄罗斯作家，并未发生版权纠纷。这样的事，怎么会“困难很大”，“一两年内也难以解决”呢？是否想以此吓唬别人也吓唬住了自己？
　　看来，真正的阻力是第二个原因，即认为重印《鲁迅译文集》成本很大，而印数很小，会大大亏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物，品位高，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收入相对差了点，这是事实；因此，凡事要顾及效益，也是应该的。但我以为重印《鲁迅译文集》未必会亏本。这套译文集只印过一次，纸型仍可利用，是否能用原纸型重印呢？当年漏收的译文，可另编第十一卷，我赞成把《药用植物》等自然科学译文也编入。第十一卷也用铅字排印，以与前十卷配套。据我所知，如用旧纸型重印，印数在五千册以上，不会亏本，而且有微利。《鲁迅译文集》原无注释，这次重印并辑补，也没有注释，是供研究之用的。我们有那么多文科大专院校、研究机构、省市级图书馆和一大批专业工作者，《鲁迅译文集》重印一万册也是很快会卖完的。请相信全国人民对鲁迅的热爱，请相信鲁迅译文全集的价值，请不要悲观！
　　出版鲁迅作品，应该有点鲁迅精神，推三推四，拖拖拉拉，是不合乎鲁迅精神的。我衷心希望能及时地出版新的鲁迅全集和重印鲁迅译文集，请不要太辜负众望！
　　1997年1月1日
　　要注意历史文献的版本
　　——从宋庆龄促鲁迅医病书谈起
　　从《书城杂志》编辑部转来河南一位中学教师（要求不公布姓名）的信，询问：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年谱》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中所收的宋庆龄吁请鲁迅入院治病的信，文字为什么是不一致的？这位中学老师读书很仔细，两种书对照阅读，就发现了问题。其实事情并不复杂，因为宋庆龄促鲁迅医病的信有两种手稿，有些研究者编写者不注意历史文献的版本，对两种手稿没有加以区别，以至产生了混乱。
　　鲁迅晚年，由于工作劳累和心情不愉快，身体日益衰弱，1935 年至1936年间大病小病不断。1936 年5 月11 日，史沫特莱请来当时上海最好的美国肺病专家邓医生，为鲁迅检查病情。经过检查，邓医生断定鲁迅已“甚危”，认为鲁迅是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史沫特莱听邓医生这样的诊断，不禁热泪下流。在场的包括鲁迅在内的不谙英语的人，也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史沫特莱很快把鲁迅的病情告诉了宋庆龄，宋庆龄就给鲁迅写了敦促治病的激情洋溢的信。全文直行书写如下：
　　周同志：
　　方才得到你病得很厉害的消息，十二分的耽心你的病状！我恨不能立刻来看看你，但我割治盲肠的伤口，至今尚未复原，仍不能够起床行走，迫得写这封信给你！
　　我恳求你立刻入医院医治！因为你延迟一天，便是说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险！！
　　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一个病人，往往是不自知自己的病状的，当我得盲肠炎的时候，因我厌恶入病院，竟拖延了数月之久，直至不能不割治之时，才迫着入院了。然而，这已是很危险的时期，而且因此，还多住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假如我是早进去了，两星期便可以痊愈出院的。因此，我万分盼望你接受为你耽忧着、感觉着极度不安的朋友们的恳求，马上入医院医治。
　　假如你是怕在院内得不着消息，周太太可以住院陪你，不断的供给你外面的消息等等
　　……
　　我希望你不会漠视爱你的朋友们的忧虑而拒绝我们的恳求！！！
　　祝你痊安
　　宋庆龄六月五日
　　鲁迅是宋庆龄发起并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主要成员，曾多次共同商讨与反动当局的战斗策略。为抗议德国纳粹党人的暴行，曾共同去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抗议书。当鲁迅知悉他们曾营救过的共产党人黄平仍被囚在天津狱中时，即写信给她和蔡元培，要求继续采取措施。当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来华时，宋庆龄出面接待，鲁迅即应邀去她寓所会晤并共进午餐。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停止活动后，宋庆龄和鲁迅仍常有联系。有一次，两人一起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看电影《夏伯阳》，看完电影后，苏联领事希望大家发表感想。鲁迅说：“我们中国现在有数以千计的夏伯阳正在斗争。”给了宋庆龄深刻印象。宋庆龄一直视鲁迅为自己的亲密战友。这次写信敦促鲁迅治病，不称普通常用的“鲁迅先生”，而称为“周同志”，就是视为战友的意思。
　　鲁迅很珍视宋庆龄的信，一直宝藏在自己身边。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的这封亲笔信的原件一时找不到，幸亏信的全文，
　　作为许广平写的《关于鲁迅先生的病中日记和宋庆龄先生的来信》一文的附
　　录，发表在《宇宙风》杂志上。出于展览的需要，有关单位于1956 年请宋庆龄亲笔重抄一遍她当年的信。她欣然同意。她在重抄时，改动了一些文字，并采用了横写形式，全文如下：
　　周同志：
　　方才得到消息你病得很厉害，我十分耽心你的病状！
　　我恨不得立刻去看看你，但我割治盲肠的伤口至今尚未复原，仍旧不能起床行走，迫不得已才给你写这封信。
　　我恳求你立即进医院去医治！因为你迟延一天，你的生命便增加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了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一个病人，往往是自己不知道自己的病状。当我得盲肠炎的时候，因为厌恶进医院，拖延了数月之久，直到不能不割治的时候，才被迫进了医院，然而这已是很危险的时期了，因此多在医院住了六个星期，假如我早进医院，两个星期便可痊愈了。我万分盼望你接受为你担忧、为你感觉极度不安的朋友们的恳求马上进医院去医治。假如你怕在医院听不到消息，周太太可以住院陪你，不断的供给你外面的消息等等……
　　我希望你不会漠视爱你的朋友们的忧虑而拒绝我们的恳求！！
　　祝你早日痊愈！
　　宋庆龄1936年6月5日
　　宋庆龄重新抄写了自己二十多年前的信，并改动了一些字句，表明她对鲁迅的深情不减当年，她仍然深深地怀念着当年并肩战斗的这位战友。
　　自从宋庆龄重抄了她当年促鲁迅治病的信后，有一种说法逐渐地蔓延开来，说是宋庆龄1936 年写的信，是她在病床上口述，由秘书记录代笔的；她在1956 年重新抄写的信，才是她的亲笔信。以后，书刊引用和展览展出，多采用了重抄信的文字或手迹。1976 年10 月至1977 年2 月，在鲁迅逝世四十周年之际，我国先后去日本仙台、东京、名古屋、神户、广岛展出的鲁迅生平事迹，采用的是宋庆龄的重抄信手迹；展览会印发的画册《中华人民共和国鲁迅展》，也一样。1977 年5 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图片集》，1981 年7 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画传》，都采用了宋庆龄的重抄手稿。
　　在鲁迅诞生百周年前夕，宋庆龄1936 年手写的原信，终于被重新发现，现存上海鲁迅纪念馆。它确是宋庆龄亲笔手迹，是钢笔用蓝黑墨水，写在两页16 开大的白纸上，直行书写。这说明过去流传的秘书代笔云云的说法是不合事实的。1981 年9 月25 日，在上海市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的大会上，以宋庆龄的原信手稿，原大原色复印，并特制了与原信大小相配的大信封，赠送给每位与会者。1982 年5 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纪念宋庆龄同志》画册，也是采用了该信的原信手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12 月出版的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编的《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所收的也是原信的文本。
　　我认为，宋庆龄促鲁迅医病的原信（即直写手稿），是历史文献，是两位伟大的革命者息息相关的历史见证。我们今天展览和在著作中引用，都应该用原信的手迹或文本。该信的1956 年重抄手稿（即横写手稿），是珍贵的纪念品，应该认真加以保存。1984 年出版的《鲁迅年谱》第四卷却仍然援引该信1956 年重抄稿的文本，在文末还加了这样一个注：“此信最初由宋庆龄的秘书根据她的口述写成。一九五六年宋庆龄重新抄存，个别文字作了修饰。
　　这里据重抄稿收录。”这不免使人感到意外。《鲁迅年谱》的主编是德高望重的鲁迅研究界的泰斗，参与编写者也都是著名的专家。他们的收录和加注，当然会在读者中引起不必要的混乱。好在在此前后，陆续出版的几种《鲁迅传》和其他有关鲁迅的著作，所引用的都是该信的原信文本。两种手稿文本并用的混乱局面应该结束了。
　　今天重读宋庆龄促鲁迅医病的信，不但两位革命者之间的真挚感情深深地感动了我们，而且一位在病床上给战友写信，而另一位不是“轻伤不下火线”而是重病不忘战斗，终于不久就牺牲在战斗的岗位上。他们为中国革命而奉献一切的精神，将永远激励后来者的前进。
　　1996年11月28日
　　关于现代文网史的编写
　　——《现代文坛灾祸录》自序
　　鲁迅在1933 年6 月致曹聚仁信中说：“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其他如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文祸史……都未有人着手。”自此以后，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都相继问世——不论规模如何，内容怎样，但总有那么一个名目的史了；而且后来又有了乞丐史、流氓史、黑社会史。但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文祸史。
　　我们已有禁书目录的著作，已有介绍历代重大文字狱的图书，但它们都还不是文祸史。可见编写文祸史之难。
　　鲁迅生前很注意文祸方面的史料，这在他的书信和日记中都有很多反映。鲁迅当然不是要写文祸史，他是古为今用，用历史上的文祸材料来讽喻、抨击当时的文化专制统治。如《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隔膜》、《买〈小学大全〉记》等，至今读来仍很有意思，而且掌故迭出，情趣盎然。
　　鲁迅在这些文章和一些书信中，对有些文祸作了具体的十分精彩的分析，可说是文祸研究的典范。他还多次指出，有些被禁或得祸的著作，并非都是攻击了统治者，而是别有原因。例如，有的是“忠而获咎”，有的则是“私仇为多”。而正是这些文祸，更可见统治者的文化统制的严密，而且专横，凶残，黑暗。对于整理文祸史料以便于更深层的研究，鲁迅也有过一些设想。
　　他在《买〈小学大全〉记》中指出：“近来明人小品，清代禁书，市价之高，决非穷读书人所敢窥视，但《东华录》，《御批通鉴辑览》，《上谕八旗》，《雍正朱批谕旨》……等，却好像无人过问，其低廉为别的一切大部书所不及。倘有有心人加以收集，一一钩稽，将其中的关于驾御汉人，批评文化，利用文艺之处，分别排比，辑成一书，我想，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鲁迅接着又说：“借此知道一点演成了现在的所谓性灵的历史，却也十分有益。”这就是说，一代的文化统治可以深远地影响到几代以后的文化，甚至影响到国民性的某种程度某种方面的形成。一部文祸史或文网史，要是真正能反映鲁迅所指出的深刻的内容，那真是完成了深重的历史使命。它的意义当然不是一般史书所能同日而语的。
　　写一部从先秦到清末的文祸史或文网史或文化统治史有一定难度，能否就近写一部现代文祸史或现代文网史呢？然而更难。1977 年初，我有幸去唐弢先生府上拜访。闲谈中，唐先生希望我去旧书店时替他留心《清代文字狱档》第9 册。他其余各册都已有，只缺这一本。1936 年间，唐先生曾向鲁迅商借《清代文字狱档》，鲁迅当时手头在用，托词没有奉借。唐先生是经常跑旧书店的，几十年间竟还缺这么一本，可见购买旧书真是可遇而不可求。
　　由这本书而谈到唐先生还搜集了不少现代文网史料，如国民党当局内部印发的各种查禁书目，查禁图书的公文，盖有查禁印章的图书和文稿，等等。我不禁问了一句：“唐先生是否可以写一部现代文网史？”他立即笑了笑摇摇头说：“谈何容易！”他之所以笑了一笑，大概认为我太天真。其实，唐先生在《书话》中早就谈过写文网史的事。他说：“我的搜集禁书材料，大概开始于一九三五年。有一次，和鲁迅先生闲聊，谈到了图书检查的情形。鲁迅先生问我能不能编写一部中国文网史，我说这个工程过于浩大，自己力不胜任。鲁迅先生点头同意了。可是说来奇怪，从此以后，凡是见到禁书的记载，好像都和我有了关涉似的，不知不觉地留心起来。长夜披读，手自摘抄，分类排比，积久成帙。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几个月，抄写材料连同别的一些稿件，终于在一次亡命中丢失。以后虽继续搜寻，恢复的却不到五分之一。”
　　这真令人遗憾。
　　然而，我认为，唐弢先生的搜集文网材料，还由于他的研究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正是在文网严密的环境中生长和发展的。不了解这样的环境，怎么能理解鲁迅何以提倡杂文，而且杂文竟然成了现代文学中的一种独立的文体，并产生了鲁迅之后的唐弢、徐懋庸、巴人、聂绀弩、曹聚仁、孟超、秦似、丁易等等一大批杂文作家，以至政治家瞿秋白、小说家茅盾、文艺理论家胡风、戏剧家夏衍，也都写过数量不少的精彩的杂文；不了解这样的环境，怎么能正确地深入地理解现代文学史上一场又一场的论争，例如近十年来有些人认为鲁迅骂梁实秋为“资本家的乏走狗”，是“太过分”，是“防卫过当”，是“谩骂不是战斗”，但这些人是否知道梁实秋在文艺论争中竟暗指对方“电线杆上写武装保卫苏联”、“到××党去领卢布”，这在当时是可以指引当局去查封对方的书刊、书店，乃至更进一步的政治迫害的，论争中岂能采用这样的卑劣手段为助力？不了解这样的环境，也就无法理解现代的不少长篇名著和多幕名剧，何以一次又一次的修改，难道仅只是艺术上的原因？严肃的研究者就要对照不同的版本，理出种种文字变化，从中固然可以看出作者在艺术上的走向，而且也可看出作者承受种种政治压力的能耐……。毫无疑问，认真地研究现代文祸史，是认真地研究现代文化、现代文学的重要的一个方面。
　　但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很薄弱的。我们现在连一本比较完备的《民国时期禁书总目》都还拿不出来。国民党当局对于进步图书，中央禁，地方禁，没有公文规定要禁的图书当地党政军部门也随时可禁，这都使编写禁书总目造成很大困难。但是否可以先编一部有文字根据的包括中央和省市两级的禁书总目呢。一部比较完备的禁书总目，对于研究中国现代史、政治史、党派史、文化史、文学史等等，都是会很有用的。我们现在也还没有一部像《清代文字狱档》那样的民国时期文网档案汇编。如果把分散在国家和一些省市的档案馆、图书馆的有关档案材料，和过去书业同业公会的有关档案材料，编集起来，内容会是相当丰富的。其意义和价值，当然会远远超过禁书总目。只有在坚实的整理史料的基础上，中国现代文祸史或文网史的研究，才会不断地取得成果。
　　我在工作之余读一点现代文学，也写了一些不成什么气候的关于现代文学的著作，不可避免地接触了不少现代文网史料。1983 年初秋，《出版史料》编辑部为了扩大稿源，邀我和编辑部两位编辑一起去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史料。我在十天时间里，抄录了大量国民党当局在1927 至1937 年间的文网史料。由此而引发兴趣，后来我又在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市出版局档案室抄录了不少文网史料。经过整理，我写成了一系列文字，在《新文学史料》、《出版史料》和其他一些报刊上发表，也有一些文字还没有发表过。现在我把这些文字重新整理，写成《现代文坛灾祸录》一书。它大致包含这样一些内容：一、关于左联、创造社、太阳社、我们社、引擎社等文学团体的“取缔”；二、大批书刊的被禁和许多书店的先后被封的内幕；三、从图书审查到原稿审查的机构、制度的演变；四、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产生、设置、工作制度及其突然消亡；五、通过邮检控制书、报、刊的流通；六、查禁书刊的印记、双方都以伪装书刊斗智等杂记。这当然远不是现代文网史，充其量不过是“史料长编”一类东西，虽然篇幅也不算很长。但它也有自己的特点：一、所录的历史文件、档案材料都是第一次披露，别人用过的不录；二、所录大量的历史文件、档案材料，都是全文抄录，不搞摘句式的引用，以保存历史原貌；三、严格根据史料提出实事求是的看法，因而纠正当年记载错误，纠正当事人后来回忆的错误，在本书中可说比比皆是。
　　这本小书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它将像荒芜的土地上瑟瑟生长的小草，却告诉人们这里是底蕴肥沃的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要是有开垦者们的不断投入，这里同样会结出稻粱和各种果实来的。
　　1996年11月小书付印后的第二天
　　●选编后记
　　倪墨炎
　　谈到我的书话，先得谈我的藏书。姜德明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我“起步晚”，这是事实。我较有规模地藏书，起步晚；我不间断地写书话一类读书随笔，起步也晚。
　　我初中毕业，1950 年，到上海谋生。正逢百废待兴，新华书店、人民邮局都在公开招考练习生，我都报了名，后来经过考试我却进了郊区的一所市立中学，那里设有人民助学金，家境困难的学生管膳管宿。当时上海不但旧书店林立，而且街头巷尾随时可以见到临时性的旧书摊。旧书价格十分便宜，常常一二根棒冰钱就可以买一本不薄的书。我从高中一年级开始，在报纸上写些短文和顺口溜诗，稿酬作为日常费用。偶而到市区去，有时省下棒冰钱乃至车费，买下一本旧书。我买的第一本书而且一直被保存下来的是鲁彦的《屋顶下》，是新书，特价，只几分钱。以后陆续买的旧书或特价书有沈从文的《边城》、艾芜的《南行记》、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赵树理小说集》等。在高二的时候，我买到一本艾芜的《文学手册》，使我的文学知识真的茅塞顿开，至今我还记得当年阅读时欣喜的心情。当时买书完全是为阅读，遇上了，便宜，就买下，说不上是藏书。我也买过二三本世界名著（包括苏联名著）的缩写本，读后大倒胃口。它们粗制滥编，根本与文学无缘，这种书我当然不会保存下来。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工作，兴趣开始集中到中国现代文学，开始注意搜集与鲁迅有关的书。这时上海众多的个体经营的旧书店，公私合营而联合成立上海旧书店。该店总店设在福州路，淮海中路、四川北路、南京西路、静安寺都设有分店，货源充足，而且开架供应。台静农编《关于鲁迅及其著作》（1926年未名社出版）、钟敬文编《鲁迅在广东》（1927年北新书局出版）、李何林编《鲁迅论》（1930 年北新书局出版）等早期鲁迅研究著作，及一批抗日战争时期土纸本的书，如《中国作家与鲁迅》（1942 年学习出版社在桂林出版）等等，都是在福州路和淮海中路的上海旧书店店堂里购得的。1960年，我由组织部门抽调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工作。这时的上海旧书店，已不能公开出售胡适的书、“胡风分子”的书、右派分子的书；报纸上批判谁了，谁的书就得从新华书店的书架上拿下，也得从上海旧书店的书架上拿下。
　　为此，上海旧书店福州路总店在二楼开设了一个“单位内部供应处”，每次去都得持单位介绍信。这供应处的书源仍很充沛，除“胡风分子”的书外，胡适的、梁实秋的、林语堂的、周作人的书，都能在此买到。我每次去，都有收获，要不是自己财力有限，是有很多书可以购得的。到1965 年间，1949年以前出版的有关鲁迅的书，我大致齐备了。我在1984 年出版的《鲁迅与书》中介绍了解放前出版的六十四种有关鲁迅研究的书，基本上都是根据自己的藏书写的。除有关鲁迅研究的书外，我也收藏了一些与鲁迅关系密切的作家的书，如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冯雪峰、胡风、萧军、萧红的书。可见，我藏书的目的是很明确的，是为研究鲁迅作准备。
　　到了“文革”后期，我与姜德明先生相识。我们志趣相投，往来书信频繁，谈的都是关于现代文学书刊的事。1976 年初至1978 年初，我被借调在北京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就经常到老姜的办公室闲谈，谈的也都是现代文学书刊资料的事。与老姜的相识，大大鼓舞了我搜集旧书刊的热心，也增长了很多旧书刊的知识。那时我常往来于京沪之间。上海旧书店改名为上海书店，逐渐恢复业务，二楼内部供应处也开始恢复。每次返京我总替老姜带去一些旧书；自己也购买一些，所购的主要还是有关鲁迅和新文学运动早期的书。
　　我回到上海工作后，工资不断提高，稿费也有增加，住房面积有所扩大，就比较放手地购买旧书旧杂志。凡是过去影印和后来陆续影印的杂志、报纸副刊，从《新青年》、《晨报副刊》起，数十种之多，我是搜集齐全的；我还购置了不少原版旧期刊。我忘不了上海书店总经理毕青先生的帮助。他说：“只要我们仓库里已留下二套，第三套就卖给你！”旧书也是这样。有些图书杂志我很想得到，但四处碰壁，就寄书目给他，过几天他就打电话给我，要我备好款子去取书刊。由毕青、刘华庭等先生的介绍乃至亲自引路，我几次去过淮海中路上海书店的长乐路仓库、群众书店的自忠路仓库、南京西路上海书店的二楼栈房、四川中路上海书店的栈房，收获都不小。我的大批旧书旧杂志还购自文庙旧书市场。八十年代中期，这里旧书很多，不少是退还的抄家物资。我在这里一次买到六十多本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一次买到二十余种良友文学丛书。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上面提到的几家上海书店分店已不存在了，更不要说仓库和栈房了。文庙里也已难得买到一二本民国时期的书。上海旧书业已无可挽回地衰落，我的藏书增长率也进入了低谷。八十年代中期，我开始收藏现代文学丛书。丛书之多，那真如浩瀚的海洋。每集齐一种丛书，真乐处无穷，这大概和集邮者、钱币收藏者的乐处一样的吧。
　　我已从有明确功利目的的藏书进入了享受收藏乐的藏书。这大概也是一大发展吧。我的藏书还扩大到史学领域；受鲁迅的影响，还收集了不少画册。
　　藏书的乐处，与我写书话随笔一类文字的乐处，是同步增长的。
　　最早鼓励我写书话随笔一类文字的是老姜。“文革”结束后，他仍编人民日报文艺副刊。过去他在副刊上创设的栏目，如“书林漫步”、“编辑忆旧”、“书话”等，也得到了恢复。他不但约名家写，也欢迎初出茅庐的人撰稿。收在本书中的《秋瑾及〈歌两章〉》、《郁达夫退出左联实情》、《鲁迅和〈守常全集〉》等篇，就是通过老姜之手在他编的副刊上发表的。关于《守常全集》一文还是为纠正唐弢先生的一个差错而写的。这些篇发表时都还得到老姜的称赞。接着老姜办起了《战地》杂志，后改名为《大地》杂志，那是文艺副刊的扩大和延续。我在1977 年出版了一本《鲁迅旧诗浅说》。在几种版本的《鲁迅诗稿》的后半本都附有鲁迅录写古代诗文的字幅。我每幅都写一篇文章。这些文章我写得很用心，先是弄清鲁迅所录古代诗或文的来龙去脉，原作者的创作含义；再弄清鲁迅何时所写送给何人，是出于何种动机。这组文字共得十四篇，有好几篇最初是发表在《战地》或《大地》杂志上的。原拟在《鲁迅旧诗浅说》再版时，将这组文字编入作为附录的，后编入了《鲁迅与书》。我至今很喜欢这组文字，现考虑到本书篇幅的限制，只选入了《夏曾佑“可恶之至”诗》一篇，以让读者略见一斑。编入《鲁迅与书》的还有我写的最早的一批书话，所介绍的都是鲁迅写序跋的书，共得十七篇。这些文字发表在《人物》、《读书》、《书林》和其它报刊上。现选出《徐懋庸和他的〈打杂集〉》编入本书。《鲁迅与书》是我的第一本书话随笔集，内容坚实，富于知识性资料性，1984 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印数七千册，没有重印过。
　　我在“文革”前也曾在报纸副刊上写过读书随笔，但那是很零碎的，从1978 年起，我却乐此不疲地写下去了。我发现这种文体，很适合像我这样八小时坐班的人去写，只有晚上和节假日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正好拿本书随便翻翻和写点短文。1979 年，新民晚报的副刊编辑陈榕甫先生约我写个专栏，每篇不超过七百字，每月发二三篇。一年下来的写了二三十篇。我将这些短文补充些内容，与发表在其他报刊上的短文编在一起，成为《现代文坛偶拾》，1985 年10 月由学林出版社出版。这本小书得到了读者意外的欢迎，初版一万四千册，不到一年重印一万三千七百册，又不到一年第三次印刷二万八千册，累计共印五万五千七百册。这对我是不小的激励。
　　我在1984年出版了《鲁迅后期思想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革命活动考述》（上海文艺出版社）和1990年出版了《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等专著，一度影响了书话随笔的写作。但1989年我又出版了《现代文坛随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现代文坛散记》（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出版了《现代文坛短笺》（学林出版社）。它们都是书话随笔的结集。我也从这些书中选出几篇编入本书。大致是早出版的书多选一点，晚出版的书中少选一点。本书中约有一半不到点的文字，是近年发表没有编过集的。1996 年我出版了《现代文坛灾祸录》（上海书店），其中有些文字也可以说是书话随笔一类的。
　　我在写书话的经历中，也不断地读别人写的书话，深感近几年来书话文体的形成和发展，已拥有了广大的读者。有关书话的某些议论，也引起了我的一些思索。
　　关于资料与散文美。唐弢先生说过：“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这大约是普遍能认同的经典性的关于书话的定义了。在《晦庵书话》的序中，唐弢先生接着上面的一段话，又说：“我以为书话虽然含有资料的作用，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我对那种将所有材料不加选择地塞满一篇的所谓书话，以及将书话写成纯粹是资料的倾向，曾经表示过我的保留和怀疑。”这话也是很有指导意义的。我要说明的是，收在本书中的“书丛散记”一辑，恐怕真的“纯粹是资料”。我本来就是作为文学史资料来写的，连续发表在《新文学史料》杂志上，现在之所以把它们混在本书中，意在扩大书话的题材，一本一本的书可以写书话，一套套的丛书是否也可以写书话呢？我想应该是可以的。不过，要是当初就作为书话来写，我应该写得舒展些，现在显然太实。唐先生接着又说：“一位我所尊重的老朋友，对我说我在《科学小说》里谈到儒勒·凡尔纳的故事漏掉了许多材料的时候，我的吃惊，我的发呆，我的失声而叫，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不知道唐先生的这位朋友提出的是什么材料，如果是离题的，那任何文体都是不会接受的，唐先生似乎不必那么吃惊；如果并不离题，那是否也可以考虑吸收一点，难道材料一多真的与“散文因素”那么水火不相容吗？以至唐先生竟“失声而叫”了。其实，唐先生的书话，包括这篇《科学小说》是很有材料的。只是我在这里想要提醒学写书话的年轻朋友，不要把唐先生的话理解为：写书话只要蜻蜓点水似的“一点”材料好了。我读了近年的一些书话，深感所缺的不是“抒情”而是材料，有的书话就是某本书的内容复述，连起码的版本知识、有关史料都没有，或者像一篇书评、像一篇赏析文字。书话的核心就是史实、掌故、版本知识以及对这些史实、掌故、知识的观点，倒不是抒情。如有志写书话，我认为，应该在史料故实上下苦功。
　　关于什么样的书可以写书话。这问题好像还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但我已思考了好久。有人曾问我：是否拉到什么书都可以写成书话？我的回答是：能写书话的书至少要具备两条：一是比较鲜为人知，人们耳熟能详的书何劳你去写它；二是要有点意思，或在见解上会有所启迪，或在性情上能引起共鸣，或能引发介绍一段史实或一种知识，或很有趣可供人解颐。我以为，选择写书话的对象必须慎重，宁缺毋滥。我编《书城杂志》后收到过不少选材平庸的书话。这些书话都没有被采用。要是不论什么书都可以写书话，那跑进图书馆真可以批量生产了。
　　写书话中遇到的问题，应该怎样对待，怎样认识，我希望能各抒己见地切磋、交流。
　　收在本书中的六辑，我想不必再作说明了。黄裳先生写了一些旧书业中的人，我很喜欢看。我写了几位我接触过的编辑、校对、出版工作者。他们也是书人。大概读者也愿意一读的吧。
　　1997年2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