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墨炎书话》 上 姜德明 主编 倪墨炎 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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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墨炎书话
主编 姜德明
倪墨炎 选编
北京出版社 1998年版
●序言
姜德明
去秋“现代书话丛书”问世后，引起爱书人的广泛兴趣，评家多有，有人更誉为“中国书话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信哉斯言！这是知者之见，也是对所有参与这一丛书编辑出版工作人员的一大鼓励。
目前，凡得到书话丛书的读者，以及评家、写家们关于书话的特点各有理解，侧重点不一，这是很正常的，也是好事。因为只有在众说纷纭和各自的实践中，书话创作方能不断发展，日臻完美。我没有更新的看法，但愿在继续摸索中别有体味，并借鉴他人的长处。
从编辑这套丛书的开始，我便讲过作家一般是爱书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藏书或喜欢写书话，也可以说爱写书话的毕竟是少数。为此，我们选题中计划的人选极为有限。当然，像资深的书话作家曹聚仁、叶灵凤先生，当时由于操作过程中的一些技术性的原因而未能收入第一辑，这是很遗憾的。好在远见的出版家早就声明，一年后续出“现代书话丛书”第二辑。现在这一预想已经实现。曹、叶两家的书话不仅收入丛书，而且都是在海外亦未曾结集过的文章，这是曹雷、小思两位女士辛勤搜集的结果。曹雷为了搜集父亲的遗稿，甚至自费访港，这一行动令人感佩。这次除了尽量容纳前辈书话作家的作品外，为了反映近三十年来某些追随者热衷于写作书话的实际状况，亦吸收了晚辈三家，即胡从经、倪墨炎和笔者的作品。其中有新作，也有一部分从他们历年出版的书话集中选来。
写过书话的前辈和同辈作家，当然不限于两辑丛书中的这十几人，但因版权等各种条件的限制不能尽收求全，如茅盾、叶圣陶、俞平伯等先生的序跋集，李一氓的《一氓题跋》，冯亦代的《书人书事》，谢国桢的《明清笔记谈丛》等都是书话著作。好在这些书出版时间较近，似乎在书市上不难见到。
借此，我想再介绍几位喜欢书话的作家。
老作家赵景深先生除了专门从事古典戏曲文学外，尤爱文坛掌故和书话。1946 年他在《上海文化》中以《书呆温梦录》为题，发表了一组现代文学书话。最初他对于新文学书籍颇为热心搜集，后来才转向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研究。这次他写了《袖珍诗册》、《髭须》、《扬鞭集》、《鬼与人心》、《茵梦湖》、《狂飚社》、《徐志摩手迹》、《挂枝儿》、《诗经今译》等题，多则几百字，少则数十字，是典型的书话文字。他在文后赘言：“晦庵的书话极富于情趣，有好几篇都是很好的絮语散文，意态闲逸潇洒，书话本身就是文艺作品。我因为喜爱它们，便每天从《文汇报》上剪下来保存。”
看来赵先生这组文章是拟晦庵书话而作，也是对唐弢书话最早的一位鼓吹者。他又说：“我感谢晦庵，他让我把十几年前的爱侣，重新唤归来，让我俩再温了一番旧情。”遗憾的是赵先生此后未能续温旧梦，再写书话。
散文家何为亦爱藏书和书话，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联合晚报》的副刊《夕拾》上，开辟了《书海摭拾》的专栏，写了很多书话。这家报纸的总编辑是陈翰伯，《夕拾》的编者是冯亦代。此外，何为还化名在《文艺春秋副刊》小型杂志上连载了几篇书话。这从他1982 年出版的散文集《小树与大地》下辑所收的旧作中可见端倪，如《新月诗选》、《西班牙的黎明》、《伦敦杂记》等即是。他承认自己的作品近乎晦庵的书话，记叙与抒情兼而有之。
又说：“我是《书话》的热心读者，同时又是《书话》散文的拙劣临摹者。”
不久以前，他在致笔者的信中还以未能续写书话为憾。
林辰先生于1948 年7 月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一本《鲁迅事迹考》，此书对我有计划地搜集鲁迅及新文学资料大有启示。他写的虽属考证文字，却无枯燥之感，其中如《论〈红星佚史〉非鲁迅所译》等应以书话视之。林先生收藏的新文学书刊颇丰，我常向他求教。
1945 年4 月，重庆中华书局出版了杨世骥的《文苑谈往》，这是谈近代文学版本和作家的一部书话集，他是继阿英之后搜集晚清民初资料最为勤奋，创见亦多的一位书话作者和研究家。他的书话有的千余字，有的上万字。
篇幅过长的失去了书话的特点，怕是与引录原文过繁，又想面面俱到有关，是否妥当，可以研究。
建国后从事新文学史料研究最有影响的是上海丁景唐先生。他关于鲁迅、瞿秋白、左联五烈士的研究论文，间或亦以书话的形式出之，绝大部分还是论文及资料长编。
已故瞿光熙先生，六十年代初在《新民晚报》上开辟了新文学书话的专栏，篇幅短小，一书一事，娓娓动人。1984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遗著《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正是当年他在报上连载的作品，实为一部书话集。我看也是受了唐弢书话的影响。
新时期以来，写书话的队伍不断扩大，海外人士亦有参加，这是令人可喜的。书话本是冷漠无闻的事业，或被认为副刊上的补白文章，更不为出版界所重；如今一下子热了起来，但愿这刮起来的不是炒作之风。书话的写作要靠甘于寂寞的人埋头资料，默默耕耘，来不得半点浮躁和虚夸。风光之后，最好顺其自然，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到头来还是要回到故纸堆中去有所寻觅有所发现，写点豆腐块似的补白文章。扬名与发财似与书话无关。
“现代书话丛书”的编辑工作至此告一段落，感谢合作者给予我的帮助和支持！如有不周之处，希望谅解。敬盼读者不吝指正。
1997年6月于北京
●倪墨炎书话
第一辑书坛偶拾
秋瑾及《歌两章》
乙巳正月（1905 年2 月）出版的《东京留学界记实》第一期，刊有《歌两章》，我以为是未曾收入《秋瑾集》的秋瑾佚作。
1904 年8 月，周韬甫偕同夫人徐毓华赴日本东京留学。徐毓华原有肺病，到东京后病情有了发展，于12 月12 日病逝。18 日在清国留学生会馆开追悼会。到会的中国女留学生陈撷芬、林宗素、潘英、秋瑾、刘震权等共十三人。
由林宗素读祭文，陈撷芬、林宗素、秋瑾等相继演说，演说内容主要是要争取女权，妇女也要为救国救民作出贡献。演说后，女留学生们共歌一曲，并在会馆后面空地上摄影留念。《东京留学界记实》第一期记录了她们所唱的歌曲（有曲有词）。今将歌词全文抄录于下：二十世纪风云紧，女权日渐伸。
雄心游万里，病躯异国入膏肓。
哀我子矣具此志，方期善果兴，谁料忽摧折，志未达而业未成。
连枝悲号风，同行之雁痛离群。
魂兮归来鉴我此心，一曲泪沾巾。
万里乘风业未终，镜台香冷德帏空。
骖鸾撒手归何速，想象音容魂梦中。
歌曲原无署名。我认为是秋瑾之作，理由是：一、秋瑾多才多艺，能诗能词能写弹词，尤其可贵的能以简谱谱曲。当时女留学生中能作曲者，似乎只有秋瑾一人。二、这首《歌两章》，在内容上和她作的歌曲《勉女权歌》等完全一致，在遣词造句上也极相似。三、秋瑾常常作歌，但又常常随作随佚，不加收集。吴芝瑛《记秋女侠遗事》中说：“女士原作绝佳，有上下千古、慷慨悲歌之致，惜随手散佚，不得见矣。”四、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出版的《秋瑾集》的《编例》中说：该集所收文字，曾校核过《白话》、《女子世界》、《中国女报》、《小说林》、《神州女报》等五种杂志。但是，没有查核过《东京留学界记实》，这可能是漏收这首歌曲的原因。
在《东京留学界记实》第一期中，还记载了秋瑾发起重组“共爱会”的情形。大会是1904 年11 月的一天在留学生会馆召开的。重组后的“共爱会”
改名为“实行共爱会”，由女留学生们选出会长陈撷芬，书记潘英，招待秋瑾。陈撷芬是轰动一时的“苏报案”的《苏报》创办人陈范之女，她虽是会长，斗争却很不坚决。她父亲一度想把她嫁给某商人作妾，她准备“接受父命”。由于秋瑾坚决反对，并发动女留学生一起反对，这件婚事才作罢。“实行共爱会”的会长是陈撷芬，灵魂却是秋瑾。徐毓华追悼会，实际上是“实行共爱会”成立后的一次集会。了解这样一个背景，我们似乎更可以肯定《歌两章》的作者是秋瑾无疑了。
1981年10月
秋瑾和夏瑜
秋瑾于1907 年7 月15 日在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至今整整七十五周年了。最近无意间发现了短篇小说《轩亭复活记》。
《轩亭复活记》，无生著，1907 年作为《女子世界》的增刊印行。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主人公名为夏瑜。小说写革命者夏瑜在轩亭口牺牲后竟又复活了。这内容虽然有点荒诞，但它多少反映了人民群众希望烈士不死的心愿。同年，竞存书局出版了《秋瑾再生记》，黄民编，小说内容和《轩亭复活记》完全一样，而主人公的名字由夏瑜干脆改为秋瑾了。这“黄民”也很可能是小说的真正作者。1912 年上海复社出版《黄剑血》，又把《轩亭复活记》收入集内。
鲁迅当时很可能接触到《轩亭复活记》。《女子世界》是当时有影响的革命刊物。它不仅鼓吹争取女权，而且宣传反清的革命思想。它创刊于1903年12 月，稍迟于《浙江潮》的问世；停刊于1907 年，前后共出版十八期。
《女子世界》及其增刊引起鲁迅的注意，是很自然的。再者，《轩亭复活记》的作者黄民，曾编有《秋雨秋风》一书，1907 年由鸿文书局出版，该书共两编，第一编为传记、遗文、遗诗、公论、哀悼诗文、讽刺游戏文等六部分；第二编为遗稿、公论、哀祭诗文及评林、事迹、供词。这是一本内容充实的秋案文献集子兼纪念册。在秋瑾牺牲后短短几个月内就收集材料、编辑付印而成书问世，如果不是接近秋瑾的人是不大可能的。鲁迅很可能注意到他的著述。据周作人《彷徨衍义》中说，鲁迅是十分关注徐锡麟、秋瑾一案的，他曾特地赶到留学生会馆趁人少时查阅报纸的有关记载。
以上推测如果可以成立的话，那么鲁迅在《药》中以夏瑜暗喻秋瑾，是受了《轩亭复活记》的影响。当然，也不能排斥鲁迅可能根本就没有看到这本印了几次的小说。那么，他的以夏瑜暗喻秋瑾，和黄民便是不谋而合了。
1982年7月
俞平伯的《冬夜》
俞平伯是著名的红学家，他在青年时期却是著名的诗人。他的诗集《冬夜》，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创建时期里继胡适《尝试集》、郭沫若《女神》之后，又一受人注目的新诗集子。朱自清对它评价很高。他在为《冬夜》写的序言中说：“在才有三四年生命的新诗里，能有平伯君《冬夜》里这样作品，我们也稍稍可以自慰了。”他又说：“去年只有《尝试集》和《女神》，未免太孤零了；今年《草儿》、《冬夜》先后出版，极是可喜。”《草儿》即《草儿在前集》，是康白情写的新诗集子。
《冬夜》，1922 年3 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第二年再版。我曾从旧书店购得此书的三版发稿底本，上面有几处文字改动，但不像是俞平伯的手迹，估计是俞平伯把校改本寄给“亚东”，由“亚东”过录到发稿底本上的。可见此书还有三版。诗集的第一首诗是《冬夜之公园》，取前面两个字作了书名。全书共五十八首，都是抒情短诗。
诗集出版后，引起了不同的反响。有人说好，有人不敢苟同。后来亚东图书馆把各种意见荟集起来，出版了《〈冬夜〉〈草儿〉讨论集》。不同的意见集中到一点是“不解”——有些诗不容易懂。听到这些意见，诗人很有自己的想法。诗集原有一篇自序，再版时诗人把它删了，代之以《致汪君原放书》。他在信中说：“作诗不是求人解，亦非求人不解；能解固然可喜，不能解又岂作者所能为力。”又说：“诗集有序，意欲以祛除误解，却不料误解由此而繁兴。”这就是删去原序的原因。
新诗在草创时期，“不解”是通病。胡适的“解放小脚”诗有的也不好懂。郭沫若完全自由式的“一的一切，一切的一”那些诗句，至今还有不同理解。《冬夜》已不容易找到了。为了让读者一见庐山面目，且抄录三首短诗的全文于下：
《冬夜》付印题记
花影底绰约，却是银灰色的。
影儿虽碍花啊，花终不愿抛撇她依依的影。
俞平伯二二年，二月七日，杭州城头巷。
起来
说你无知，你莫要怪！
你怎么不起来？
起来！
十，二十九，杭州。
所见
骡子偶然的长嘶，鞭儿抽着，没声气了。
至于嘶叫这件事情，鞭子拂他不去的。
我在这里抄录的都是短诗，完全是出于篇幅的考虑，在《冬夜》里有不少长诗，有的长达数十行。但这些短诗却很代表了俞平伯早期诗作的风格。
他的诗作虽然不是一目了然，但和后来的某些人有意弄得费解的朦胧诗却是两回事。朱自清在为《冬夜》写的序中说：“平伯底诗，有些人以为艰深难解，有些人以为神秘；我却不曾觉得这些。我仔细地读过《冬夜》里每一首诗，实在嗅不出什么神秘的气味；况且作者也极反对神秘的作品，曾向我面述。或者因他的诗艺术精练些，表现得经济些，有弹性些，匆匆看去，不容易理解，便有人觉得如此么？那至多也只能说是‘艰深难解’罢了。”“只要沉心研索，似也容易了然。”朱自清的说法，大概确是事情的真相吧。
1982年6月
宗白华的《流云小诗》
宗白华是我国著名的美学家。宗白华步入文坛之初，是一名编辑。从1919年初到1920 年5 月，他编辑《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发表了不少作家、诗人的作品，其中包括还发现了郭沫若，为初创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极重要的贡献。他又是我国现代早期的诗人之一。他之所以能发现郭沫若，接着两人又成了好友，就因为他们都爱好新诗。但宗白华的创作新诗还是后来的事。
据宗白华在《我和诗》中说，他在编《学灯》时，“康白情、郭沫若的创作引起我对新体诗的注意。但我那时仅试写过一首《问祖国》”。1920 年，他辞别编辑岗位去德国求学。第二年，在异域的生活中，他开始了连续不断的中国新诗的创作。他说：“民国十年的冬天，在一位景慕东方文明的教授的家里，过了一个罗曼蒂克的夜晚；舞阑人散，踏着雪里的蓝光走回的时候，因着某一种柔情的萦绕，我开始了写诗的冲动，从那时以后，横亘约摸一年的时光，我常常被一种创造的情调占有着。黄昏的微步，星夜的默坐，大庭广众中的孤寂，常时仿佛听见耳边有一些无名的音调，把捉不住而呼之欲出。
往往是夜里躺在床上熄了灯，大都会千万人声归于休息的时候，一颗战栗不寐的心兴奋着，静寂中感觉到窗外横躺着的大城在喘息，在一种停匀的节奏中喘息，仿佛一座平波微动的大海，一轮冷月俯临这动极而静的世界，不禁有许多遥远的思想来袭我的心，似惆怅，又似喜悦，似觉悟，又似恍惚。无限凄凉之感里，夹着无限热爱之感。似乎这微渺的心和那遥远的自然，和那茫茫的广大的人类，打通了一道地下的深沉的神秘的暗道，在绝对的静寂里获得自然人生最亲密的接触。我的流云小诗，多半是在这样的心情中写出的。
往往在半夜的黑影里爬起来，扶着床栏寻找火柴，在烛光摇晃中写下那些现在人不感兴趣而我自己却借以慰藉寂寞的诗句。”这就是他最初的几十篇小诗诞生的心情。寂寞，惆怅，是他不少诗的主题，但也有不少是追求光明、热爱祖国的诗篇。
宗白华把他早年创作的新诗编为一集，名曰《流云》，1923 年由亚东图书馆用仿宋字精印出版。全书收诗四十八首。此集后来改名为《流云小诗》，作为《创作诗丛》之一， 1947 年由上海正风出版社印行，装帧、排印、纸张都远不及初版。
《流云》有一篇序，说明了诗人创作的契机。它的全文如下：当月下的水莲还在轻睡的时候，东方的晨星已渐渐的醒了。我梦魂里的心灵，披了件词藻的衣裳，踏着音乐的脚步，向我告辞去了。我低声说道：“不嫌早么？人们还在睡着呢！”他说：“黑夜的影将去了，人心里的黑夜也将去了！我愿乘着晨光，呼集清醒的灵魂，起来颂扬初生的太阳。”这序言是不分行的诗，是诗人的内心独白，表明了他写诗的初衷。
宗白华很喜欢郭沫若，在《学灯》上大量发表郭沫若的诗，但他自己的诗，却和郭沫若风格迥异。郭诗热情奔放，像滔滔大河一泻千里，而宗白华的诗，却沉静而富于哲理，像涓涓而流的清溪。这里不妨抄录几首，以飨读者：
夜
一时间
觉得我的微躯
是一颗小星，
莹然万星里
随着星流。
一会儿
又觉着我的心
是一张明镜，
宇宙的万星
在里面灿着。
晨
夜将去。
晓色来。
清冷的蓝光
进披几席。
剩残的夜影
遁居墙阴。
现实展开了。
空间呈现了。
森罗的世界
又笼罩了脆弱的孤心！
飞蛾
一切群生中
我颂扬投火的飞蛾！
唯有他，得着了光明中伟大的死！
问祖国
祖国！祖国！
你这样灿烂明丽的河山
怎蒙了漫天无际的黑雾？
你这样聪慧多才的民族
怎堕入长梦不醒的迷途？
你沉雾几时消？
你长梦几时寤？
我在此独立苍茫
你对我默然无语！
从诗人的心里流出这些诗的时候，他正在德国学哲学，这或许是它们富于哲理的因素之一。一般的说，抒情的诗容易感人，但宗白华把说理和抒情揉合在一起，又写得娇小玲珑，不愧为“流云小诗”，因而为当时不少读者所欢迎。
1985年5月23日
何植三的《农家的草紫》
新文学运动初期，写新诗的人不多，除了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鲁迅等几员大将外，年轻的诗人就屈指可数了。何植三是年轻人中的一个。
何植三是浙江诸暨人。诸暨属绍兴府，因而有时也称绍兴人。“五四”运动时，在家乡海湾的一所小学里教书。二十年代初，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并旁听鲁迅、周作人等人的课，因而和鲁迅、周作人有往来。他还参加了北大学生董秋芳等组织的文学团体“春光社”。到北京后他开始发表诗作，发表最多的地方是《晨报副刊》。1922 年前后是他写诗的旺盛期。
他曾把1922 年和1923 年上半年这一年半期间的诗作荟集起来，名为《农家的草紫》，交上海亚东图书馆。这集子被搁到1929 年才出版，这时诗人的诗兴已逐渐退潮，不复是诗坛的一名开拓者了。
《农家的草紫》由周作人作序。当时新诗创作正由兴盛转向冷落，社会上对新诗的指谪和叹息较多。周作人却不是这样的看法。他在序中说：“现代新诗之不能满人意，大抵都是承认的，其实这也是当然的事，不值得什么悲观与叹息。我们屈指计算新诗之产生，前后不过八年，这七八年在我们看去虽是一大段时间，但在文化发达的路程上原算不得什么；我们倘若不明白这个道理，期望每年出十个诗人，每月出百篇佳作，不但太性急，也不免望太奢了。”周作人的说法是对的。关于新诗的指谪和叹息来自过高的要求，由苛求而叹息，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周作人接着又说：“我们只要看出这新诗改造的路不曾走错，现在一时的消沉是不足介意的，只须更向前走去，自然可以走到别一个新的境地。我觉得新诗的第一步是走了，也并没有走错，现在似乎应走第二步了：我们已经有了新的自由，正当需要新的节制。不过这第二步怎样走法，我也还说不来，总之觉得不是那些复古的倾向，如古风骚体或多用几个古字之类，反正第二步是跟着第一步走的，真正在那里走的人，各人都会去自己试验出来。”周作人肯定了新诗第一阶段的成就，指出了第二阶段的发展方向——复古倒退是不行的。在总方向明确的前提下，诗人们都应该各自创造，走自己的路。周作人对于新诗初期的估价和分析，无疑是正确的；对于今天研究新诗发展的历程，也很有意义。
周作人在序中还鼓舞年轻的诗人们：“凡是诚实地做诗的人，无论力量大小，都于新诗的发达上有所贡献，有发表的价值，不必问这诗集有几天的寿命。”这对诗人何植三无异也是很大的鼓舞。
至于何植三的诗，周作人希望读者“自己去评骘”。但是有一点，就是他“诗中的乡土气”，周作人认为值得提出来给予鼓励。他说：“在好些小篇里，把浙东田村的空气，山歌童谣的精神，表现出来，很有趣味。”
“乡土气”确是何植三诗作的一大特点。他的大部分的诗取材于江南农村。他善于写江南农村富有诗意的景色，和江南农村和谐的生活，如：
夏日农村杂句
1
清酒一壶，独酌，伴着荷花。
2
清清的田禾里，遮着绿苹，浮出咻咻的小鸭。
3
“谁教你玩的？
我的妹妹！”
葱管盛着萤火。
4
母牛也鸣嗥了，皎洁的月的夜呵。
5
午后——
社庙里的石凳，睡得这么多的农夫呵。
6
放着送饭去的篮，徘徊竹篱间，捉蜻蜒的儿童呵。
7
“谁呢？
好凄凉——唱《孟姜女》。”
“那是光棍阿德。”
8
许多叶儿卷舒的欢迎，晚来的风。
9
太阳没了，晚风来了；蝉声止了，萤火亮了。
或许诗人的家乡是有山有水的富饶之地，或许诗人没有接触过生活的底层，因而他的笔下很少农村苦难的生活。他的好几首诗，简直就是使诗人陶醉的男耕女织图。但是诗人的几首叙事诗却是有抗争的。《何尔美夫人》写何尔美战死于福建，夫人带着儿子苦苦挣扎在农村。大伯逼她改嫁，恶少常来纠缠。“她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睬；只仰着头儿看苍天，含着眼泪教儿子。”后来儿子害病死了，她就投江离去了人世。《爱素嫂嫂》写了一位农村嫂嫂，上山采茶，因为得到男工送的几个野果，又因多做工回家迟了点，虽然她奉献了全部工钱，却被丈夫打了两个耳光和桑条没脸的乱抽。她只得在“春雨的淅沥”中啜泣。
诗人也写了些校园生活和北京城市生活的诗，但从总体来说，他把诗集称为《农家的草紫》是合适的。草紫，即紫云英，是春天开遍江南田野的花。
何植三的富于乡土气的诗确是初期新诗坛的紫云英。可惜他后来没有再出版新的诗集。
1987年2月28日
敬隐渔和他的《玛丽》
敬隐渔是有才华的作家和翻译家。可惜他英年早逝，成了文坛上一闪而过的彗星。在短暂的文学生涯中，他又成了文坛纠纷中的尴尬人，但他的成绩，并未被人忘却。
敬隐渔是我国第一个翻译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多夫》的人，罗曼·罗兰写信鼓励他的翻译，并在经济上帮助这位在法国留学的年轻人。敬隐渔又是第一个将《阿Q 正传》译成法文并在法国发表的人。罗曼·罗兰读了他的译文，对《阿Q 正传》极为称赞，并给敬隐渔写了封信，表示他的好感。敬隐渔一面把这封信的译文寄给创造社的《洪水》编辑部，一面把这封信涉及《阿Q 正传》的内容写信告诉鲁迅。不意《洪水》编辑部扣住此信不予发表。
这件事鲁迅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中有所披露。郭沫若为此专门写过一篇《一封信的问题》，对此事表示怀疑，并说：“我对于这个问题，始终是保持着怀疑的态度。当然我并不是怀疑鲁迅先生，而是有点怀疑敬隐渔其人。”其实，郭沫若为此事辩解，是他不知内情。虽然郭沫若写此文时鲁迅、敬隐渔都已逝世，但敬隐渔当年尴尬人的地位可以想见1.敬隐渔还有一件尴尬事：他原是创造社的一员。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发表创作和译文不少。他除把《阿Q 正传》译成法文外，还译了鲁迅的《孔乙己》、《故乡》和郭沫若的《幽谷关》、《鹓M 》等等，后编成《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家作品选》，由巴黎理埃德尔书局出版。可见其法文造诣之深。郭沫若曾称他是“创造社的中坚分子”，成仿吾甚至夸称其为“创造社所发掘的天才”。但他好像不大注意文坛上历来存在的门户之分，他竟也给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写稿。这当然引起创造社一些人的侧目而视。这边淡漠，他就更给那边写稿，而由此更使这边冷漠。郭沫若在《一封信的问题》中说：“敬隐渔赴欧洲以后，创造社的刊物上便不再见他的文章，而他的文章却每每发表在文学研究会有关系的刊物上，罗兰评《阿Q 正传》的信，他为什么不寄给文学研究会转致，或‘请他们发表’，而要‘寄创造社’呢？鲁迅先生的对于文学研究会的关系更加亲密，你怕敬隐渔是不知道吗？我敢拿人格来保证，那位‘天才’决不是那样迂阔的人！因此我敢于说：问题实在是有点近于莫须有。”郭沫若当然是不知内情而有这段话的，但这段话中也恰恰透露了当年文坛确实存在的门户之见。是的，敬隐渔干吗不将那信寄文学研究会刊物呢？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的迂阔！他做梦也不会想到，门户之见竟会促使某些人把那信扣压，他或许还没有明白创造社某些人对他本人也已相当讨厌。虽然罗曼·罗兰的那信还称赞到他译的郭沫若的作品，他满以为这会得到他的创造社同人们的欢心，真是太天真而迂阔！这真是“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他的创作很有才气，也很有个性。他出版过一本小说集《玛丽》，却也记下了某些他作为尴尬人的陈迹。这本集子共收作品四篇，第一篇《养真》，原是发表在创造社《创造周报》上的，发表时题为《苍茫的烦恼》。第二篇《玛丽》也是发表在《创造周报》上的。第三篇《袅娜》则是发表在与文学研究会有关系的《小说月报》上的。第四篇《宝宝》还没有找到它的出处，可能是未经发表直接编入集子的。而这本集子是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1925 年12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①敬隐渔的某些生平材料，参见刘传辉《〈阿Q 正传〉的法文译者敬隐渔》，《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9 期。
《养真》写“我”在山中疗养。见到了远亲的少女养真。他很爱她，她却是“若有情若无情”的态度。后来她去成都女校学习了，通过几次信，她的来信却“都不过是些普通印版式的明信片”。一天他在山中漫步，见一人家，原是富绅，“因川滇之战，土匪蠡起”，匪徒来抢劫，烧了房子，妻子逃避不及，被烧死，从此富绅带着小女孩隐居山中。在这家中还住着一位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的胡先生，“他自幼失了家庭的依靠，自己努力与生命奋斗，远游过东西洋，又刻苦用功，学贯中外”，因遇到战乱，又不愿与某些军人政客同流合污，才避居山间。“我”把与养真的关系，在闲谈中作了介绍，老先生却发了通“世间女人只粘了点男人的灵魂”的高论。“我”在这里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告别了“玫瑰色的曙光”洒遍了的山峰。这篇小说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动荡，战争不断，土匪四起，民不聊生，洁身自好者以隐居山林为乐。从中也透露了作者的生活态度。《玛丽》写“我”在上海，于旧历的年终，“或许也是我可怜的生命最后的一日”，写信给成都旧日的恋人玛丽，向她叙述了自己苦难的身世，和到上海后的遭遇。他到上海，好不容易到平民女学校教法文，可学生们嫌他“声望不够”，于是又“衣食无着”。
后来一位先生介绍他创作和翻译，每千字十元，足可维持生活而还有余。不意有一天这先生那里来了位阔人，先生十分谦恭，介绍他是某军军长代表。
“我”抬头一看，原来就是四川的绑匪头子。“我”讨厌“官场的假面具”，当即就告辞而去。于是他又陷入了生活潦倒的困境。《袅娜》写“我”在上海住处，房东家有三姊妹，都长得秀丽动人。袅娜是老大，渐渐的为“我”
所爱。后来才知袅娜已有丈夫，是轮船上的舵工，十日九在外，而且是一个“黄肿大脸、魁伟的老瘾客”。“我”实在觉得他与袅娜不配，但袅娜安于这样的生活，对他忠贞不二。“我”终于离开了这个家。《宝宝》写一个女人，与“父母是云南底大粮户”的年轻人结婚，生活过得很美满。后来“西南的战祸，云南的匪乱，他的父亲被杀，庄宅被毁”。幸亏他在学校里学得一点工业知识，在一家工厂谋了个小工头的职位。不意工潮时起，收入渐不够用。他变得爱酗酒，爱发脾气。家境下落，往日的亲友逐渐远离。他在穷困、苦闷中，终于离她出走，再不回来。她在痛苦的生活中，把一生的希望寄托在唯一的宝宝身上。
这四篇小说，取材固然独特，构思也不同一般。前三篇都用第一人称，最后一篇才是用第三人称写的。作者不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甚至可以说四篇小说都无动人的故事，写的多是日常生活，但作者十分注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常常有整段的人物的内心独白。这些心理描写或内心独白，却不使人有厌烦、空洞之感，而是写得很生动，很合情理，很说明人物的性格，而“我”
的种种内心活动，又常常写得很抒情。在写作气质上，他和后他约十年才成名的徐訏，似较相近。他的文字优美、老练而又干净。这里随便举出《养真》开头的第一段：
我倦卧了半天，才撑起来，伸一个懒腰，揉揉眼睛。已是落日满山，岗峦蒙上一层紫罗了。我的影子倒在坡下，怪伟大的；和我的身子比较，显出我小得可笑又可怜。将歇的蝉声越噪得刮耳。我受了这种暗示，陡觉渴得厉害；因渴又感到饿乏。急忙跑下山径，一身轻绝，不似在走，似在清气中飞腾。
这里有风景描写，有人物的行动和内心活动，都融合在一起。这是小说的开头，很能吸引住读者。
敬隐渔1902 年出生于四川遂宁县的一个农村小镇。父亲是中医并开中药铺。兄弟五人，老大早逝。老二也能行医，老三以说评书为业，都青年时逝世。老四在天主教修院读书后，在一些天主教教堂里做事。敬隐渔十岁左右，父母先后病故，他被送到遂宁县天主堂。十二岁时，在成都天主教修院中读书，学习法文和拉丁文。二十岁（ 1922 年）左右离开四川到上海，在一所天主教学堂里工作。不久，就开始翻译作品并创作。1925 年赴法留学。
在法期间，曾与鲁迅通信，并将罗曼·罗兰主持的《欧罗巴》杂志寄给鲁迅。
据《鲁迅日记》载，从1926 年2 月至1927 年10 月，他先后给鲁迅写信七封，鲁迅接到前三信都给予回信，并在收到第三信后，特地购买小说33 种，托北新书局寄去。这可能是为敬隐渔编译《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家作品选》提供材料。此后四信，鲁迅不再回复。1929 年因发精神病（据说是“花痴”），由友人设法将他送回上海。《鲁迅日记》1930 年2 月24 日记有：“敬隐渔来，不见。”有人认为，可能这时鲁迅已知道他患了精神病。这当然是合理的和理想的解释。但也可能别有原因，鲁迅日记中常记有“不见”的人，并非都是患精神病的。文坛上历来都有对人造谣中伤的小人。敬隐渔的《阿Q 正传》译文还没有在法国发表，北京的《京报副刊》上就有人说敬的译文“恐与原意有许多不合处”。这类流言是否也曾传入鲁迅的耳朵？鲁迅后来对敬隐渔的来信不复，和他的“不见”，恐怕是有联系的吧。敬隐渔患病回到上海后，已不能写作和翻译，否则文学研究会中人或许会伸出援助之手。就在1930年，敬隐渔终于跳海自杀。这是由于精神病发作呢，还是由于穷困潦倒无以为生呢？现已无从查考。这就是他的一生。他的作品有很大的自传色彩。他早年的不少经历，写进了他自己的小说。因而，了解他的身世，对理解他的作品是很有益处的。
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和翻译家，还不到三十岁，就这样死于非命，匆匆告别了他曾经热爱的文学事业，告别了给他带来疙疙瘩瘩麻烦的文坛，告别了充满忧乐的人生，而给人留下了惋惜和遗憾。
1992年8月18日
梁实秋的《骂人的艺术》
梁实秋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出过四种文艺评论集：《偏见集》可说是梁实秋文艺理论代表作，和鲁迅论争的文章大都收集在这集子里，已由上海书店影印出版；《浪漫的与古典的》和《文学的纪律》是中外文艺的评论集，最近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中的一种，出版了两书的合订本；《骂人的艺术》可能因为作者署名为“秋郎”，有些人不知道“秋郎”即梁实秋，以至这本书也不大惹人注意。
严格说来，《骂人的艺术》是文艺随笔、短评、杂文的合集。在本书正文之前，梁实秋写有一篇《自序》，文字不长，却很说明本书的性质，全文如下：
自序
民国十六年五月一日至八月九日上海时事新报的青光》一栏，是由我编辑的。在这三个多月的期间，我在青光》上写了不少的短篇文字。本来这些不曾用心写的东西，不值得再来印行。但是我想：一个夙性严重的人忽然发疯一般作了三个月不严重的文字，在我自己是一件可纪念的事；同时还有远道的朋友因为买不到时事新报，看不见我的文字，我很想给他们看看。所以我决计把那些庞杂的短文聚集起来，删去了一大半，把比较通顺的留在这里。
这集里面没有“文学”，没有“艺术”，也没有“同情”，也没有“爱”，更没有“美”。里面有的，只是“闲话”，“絮语”，“怨怒”，“讥讽”，“丑陋”，和各式各样的“笑声”。我恐怕读者寻不到他所要寻的东西，所以预先声明在此，免得误购后悔。
秋郎八月二十四日上海
可见，收入本集的四十七篇，是从梁实秋在《青光》上所写的八九十篇短文中选出来的。本集是他编《青光》副刊的额外收获。
本书的第一篇短文就是《骂人的艺术》。作者认为：“骂人是一种高深的学问，不是人人都可以随便试的。”他归纳骂人的艺术共十条：（一）知己知彼：譬如你骂他是“屈死”，你先要反省，自己和“屈死”有无分别。
你骂别人荒唐，你自己想想曾否吃喝嫖赌。否则别人若有某种短处，而足下也有同病，那么你在骂他的时候，只得割爱。（二）不骂不如己者：“要骂人须要挑比你大一点的人物，比你漂亮一点的，或者比你坏得万倍而比你得势的人物……你才不吃亏。”（三）适可而止。（四）旁敲侧击。（五）态度镇静。（六）出言典雅。（七）以退为进。（八）预设埋伏：“有眼光的骂人者，便处处留神，或是先将他要骂你的话替他说出来，或是预先安设埋伏，令他骂回来的话失去效力。”（九）小题大做。（十）远交近攻：“一个时候，只能骂一个人，或一种人，决不宜多树敌，否则回骂之声纷至沓来，使你无从应付。”读了这篇文字，可知严肃的梁实秋的幽默感。
本集中多数是五六百字的短文，超过千字的不多。言简意赅，十分耐读。
这里不妨抄两则于下：
吃
据说饮食男女是人之大欲，所以我们既生而为人，也就不能免俗。然而讲究起吃来，这其中有艺术，又有科学，要天才，还要经验，尽毕生之力恐怕未必能穷其奥妙。听说美国哥仑比亚大学师范院（就是杜威克伯屈的讲学之所），就有好几门专研究吃的学科。甚矣哉，吃之难也！
我们中国人讲究吃，是世界第一。此非一人之言也，天下人之言也。随便那位厨师，手艺都不在杜威克伯屈的高足之下。然而一般中国人之最善于吃者，莫过于北京的破旗人。从前旗人，坐享钱粮，整天闲着，便在吃上用功，现在旗人虽多中落，而吃风尚未尽泯。四个铜板的肉，两个铜板的油，在这小小的范围之内，他能设法调度，吃出一个道理来。富庶的人，更不必说了。
单讲究吃得精，不算本事。我们中国人外带着肚量大。一桌酒席，可以连上一二十道菜，甜的，咸的，酸的，辣的，吃在肚里，五味调和。饱餐之后，一个个的吃得头部发沉，步履维艰。不吃到这个程度，便算是没有吃饱。
荀子曰：“无廉耻而嗜乎饮食，可谓恶少者也。”我们中国人，迹近恶少者恐怕就不在少数。
名片
名片不是什么特殊阶级所特有的，人人都可享用。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娼妓走贩，只消你有一个名字，再只消你有几角钱，你便可印一合名片。
名片的种类式样之多，就如同印名片的人一样。有足以令人发笑的，有足以令人骇怕的，也有足以令人哭不得笑不得的。若有人把各式的名片聚集起来，恐怕比香烟里的画片还更有趣。
官僚的名片，时行的是单印名姓，不加官衔。其实官做大了，人就自然出名，官衔的名片简直用不着。惟独有一般不大不小的人物，印起名片来，深恐自己的姓名太轻太贱，压不住那薄薄的一张纸，于是乎把古往今来的官衔一齐的印在名片上，望上去黑糊糊的一片，就好像一个人的背上驮起一块大石碑。
身通洋务，或将要身通洋务的先生，名片上的几个英文字是少不得的，“汤姆”“查利”都成，甚而再冠上一个声音相近的外国姓。因为名片也者，乃是一个人的全部人格的表现。
梁实秋的这些短文，是道地的杂文，所针对的主要是社会现象。他写得舒徐和缓，用字也不刻薄，但也有力。
《骂人的艺术》赢得了读者。它于1927 年10 月由新月书店出版，第二年3 月即再版，以后每年重印一次，我藏有的是1930 年4 月的第四版。
1988年4月25日
高长虹的《草书纪年》
《新文学史料》上发表的《〈狂飙丛书〉略目》（陈漱渝编）中，有一栏是“见于出版预告的《狂飙丛书》”的书目。其中有《草书纪年》一种。
此书不但见于出版预告，而且后来确已出版，我有藏。
《草书纪年》是一本长36 开的书，蓝色软面平装，封面上只“草书纪年”
四个大号老宋字，没有任何图案，也没有别的文字。作者长虹，插图尚莫宗，1929 年上海狂飙出版部印行。它不是《狂飙丛书》的一种，而是属于狂飙社的《儿童丛刊》。《儿童丛刊》共两种，另一种是《鹿母夫人》，由沐鸿译，长虹选。
《草书纪年》收有絮语散文式的寓言四十篇。每篇最短的不到一百字，最长的四百余字。有几篇的寓意令人深思。这里不妨抄录几篇：
海滨的世界
海滨有一个小池，它看见好多好多——它所想象不来的多——的水都流入海中。它向着海讥笑道：“你要那么多的水有什么用处呢？”
海没有回答它，因为它的声音那样小，使海不能够听到。
一次胜利
两个小儿在林中打架，他们各被他的对手摔了一跤。“我得到了一次胜利！”两儿都各想着，从欢跃中跑出了林外。
等待
有人想着：“明天到来的时候便好了！”
又有人想着：“明天到来的时候便糟了！”
世间只有这两种人，他们都悲戚地度过了今天。
从上面几篇寓言中可见，有的寓意比较浅显，而且前人也已说过，缺少新意，如《海滨的世界》、《一次胜利》；有的寓意较深，耐人寻味，如《等待》。
在这本集子中，还有一些寓言，好像本身并没有太深奥的寓意，但它却会使人产生种种联想，如：
红的分类
红有两种意义：——
那在太阳的脸上是代表光明；但那在人类的脸上的却是代表羞耻。
调和
小船向湖祈道：“让我载人过去，但我不妨碍你的流动。”
湖没有回答，但她展开一条道路给它。
于是，人在船上过去，水在船下流动着。
这两则寓言记的都是日常所见的现象，但作者把它们联系起来，或加寓言的想象，使人感到颇有新意，说明作者的思路是敏捷的。
集中也有几篇，作者故作艰深，而令人费解。鲁迅说过：高长虹“大约因为受了尼采的作品的影响之故罢，常有太晦涩难解处”。本集大概也是这样的情况。
高长虹年轻时，在北京从事“狂飙运动”，随后又是鲁迅领导的莽原社的骨干，很为鲁迅赏识。他出版过诗集七种、小说集四种、散文集三种、文艺评论集五种。智慧使他在文坛上得到声誉。但声誉使他狂妄，狂妄使他攻击鲁迅，狂妄使他的智慧停滞不前。《草书纪年》以后，他的作品越来越少了。
1985年11月8日
冯至的《北游及其他》
古籍中有珍本，现代书籍中也有珍品。冯至的诗集《北游及其他》，是《沉钟丛刊》之六，1929 年由沉钟社在北平自费印刷，印一千册。据陈翔鹤的回忆文说：书印出来后，销售并不利索，很大一部分堆在宿舍里。可见流传于社会的不多。待到冯至成名以后，人们回过头再去找这本诗人二十余岁时出版的诗集时，它早已成为藏家的珍品了，连收藏丰富的上海图书馆也无藏。
《北游及其他》系米色道林纸精印，大32 开，毛边。封面左角是一幅木刻画：一个人正在悬崖上向大海俯视，整个天宇像一口沉重的大钟。扉页背面有一行说明：“封面画系采用日本永濑义郎的木雕《沉钟》。”木刻版画下是一颗竖的长方形的篆刻：“沉钟”。这大概是该书装钉后，用朱色印泥盖上去的，至今仍鲜红耀眼。（那么，作者或他的沉钟社社友曾将石章披了一千次！）整本书的装帧：朴素，厚实，有抒情味。
本集收诗四十五首，共三辑。第一辑《无花果》，十六首，写于1926至1927 年夏，在北京大学宿舍里。第二辑《北游》，写于1927 年冬，在哈尔滨，是既有连续性又各自独立的十二首诗。诗人在本集的《序》中说：“有时我也常在冰最厚，雪最大，风最寒的夜里戴上了黑色的皮帽，披起黑色的外衣，独自立在街心，觉得自己虽然不曾前进，但也没有沉沦：于是我就在这种景况里歌唱出我的《北游》。”作者称它们是一首“长诗”。第三辑《暮春的花园》，是诗人在哈尔滨当了一年中学教师后回到北平的1928 年秋至1929 年夏写的。《序》中说：“归终我又不能不离开那座不曾给我一点好处的大都市，而又依样地回到我的第二故乡的北平，……北平，你真是和我的朋友一样，越久，我同你的话越说不完了，在你的怀中有我的好友，有我思念的女子，我愿常常地在你的怀中欢咏。”诗人歌咏了他的寂寞，他的梦幻，他的友谊，他的钟情的相思。
看这阴暗的，棕绿的果实，它从不曾开过绯红的花朵，正如我思念你，写出许多诗句，我们却不曾花一般地爱过。
若想尝，便请尝一尝吧！
比不起你所喜爱的桃梨苹果；我的诗里也没有一点悦耳的声音，读起来，会使你的舌根都觉得生涩。
这是本集的第一首诗《无花果》。它像是诗人自谦的诗序。这里再引录一首本集最末的诗《十字架》。《无花果》写于1926 年，此诗写于1929 年。这一头一末的两首诗，或许可一睹诗人笔下当年的风采：我们静静地坐在湖滨，凝望着礼拜堂的尖塔，望着它沉在夕阳的光中，映出来血红的基督，负着血红的十字架。
我想我梦里的基督，是一篇罗曼的牧歌；你却把手儿一指，“为着爱，基督又流血了！”
你仿佛在这样地诉说。
在我的生命中也没有别的希望，
无非是一首朴素的牧歌：
夕阳也绯红地把我们照映——
好在呀你并没有注意这一层，
并没有把这必然的运命说破……
半个世纪以后，诗人在《冯至诗选》的序中谈到他早年的诗时说：“诗里抒写的是狭窄的情感、个人的哀愁，如果说它们还有一点意义，那就是从中可以看出五四以后一部分青年的苦闷。”《北游及其他》中的二十七首诗被选入了这本选集（《十字架》没有入选），几乎每首入选的诗都有程度不同的修改，有的半首重新改写了。毫无疑问，这些修改和重写都是很有道理的。然而这本原版的《北游及其他》也就更有意义了。
1992年11月12日
刘大杰的《寒鸦集》
刘大杰是最早评论鲁迅作品的一员，并受到鲁迅的注意。
鲁迅在《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中说：“在《长夜》……上，有一篇刘大杰先生的文章，我却很感激地读毕了，这或者就因为正如作者所说，和我素不相知，并无私人恩怨夹杂其间的缘故。然而尤使我觉得有益的，是作者替我设法，以为在这样四面围剿之中，不如放下刀笔，暂且出洋；并且给我忠告，说是在一个人的生活史上，有了几张白纸，也并无什么紧要。”
刘大杰的这篇文章题为《呐喊与彷徨与野草》，发表于1928 年5 月出版的《长夜》半月刊第四期上。当时以创造社、太阳社一些成员为代表的“革命文学”作家正在围攻鲁迅。刘大杰的文章却首先声明：“近来曾有人批评鲁迅不是革命文学的先觉，没有接受革命的潮流。还有人说他不是无产阶级的作家，不过是醉眼陶然逢人骂骂而已。我不责鲁迅没有做革命的文学，我讨厌以最新的招牌，来攻击人的徒辈。我不失望鲁迅不是无产阶级的作家，我厌恶以无产阶级来装饰自己的资产阶级者。”
刘大杰在文章中说，他读了《呐喊》、《彷徨》与《野草》，认为：“他是一个写实主义者，以忠实的人生观察者的态度，去观察潜在现实诸现象之内部的人生的活动。”又说：“在中国写实主义的作家里面，鲁迅是成功的一个。他有最丰富的人生经验，他有最锐利而讽刺的笔锋。”
在指出鲁迅的创作方法中存在现实主义也存在象征主义的最早的一批评论家中，刘大杰也是其中的一个。他认为鲁迅的创作方法是有发展和变化的。
刘大杰在这篇文章中是这样评论鲁迅的：“他在第一篇《狂人日记》里面，就是写现实与理想的争斗，真与伪，黑暗与光明的冲突，对于旧礼教的怀疑，对于习惯眼睛底下的颜色的反抗。从《狂人日记》以后，至《彷徨》诸篇，作风一直没有变过。等到《野草》，才离开写实主义，很明显的现出神秘的象征的情调来。在《呐喊》与《彷徨》里面，作者很强的把握着现实的色彩，他的观察现实的眼，比任何人都要锐利。在这个社会里所发生的种种悲剧，作者通过了现实的个性，描写出来而得到成功。他对于社会的丑恶与人类的伪善，不加指摘的实在的暴露出来。到了《野草》，作者一切都变了。”
《野草》是怎样的变了呢？刘大杰认为它是衰老、失望的产物。他说：“到了老年，走了长期的人生之路，一切都到了心灰意懒的时候，写出来的东西，容易偏向神秘的理想的浪漫的世界去。”其实，《呐喊》所收作品写于1918 至1922 年，《彷徨》各篇写于1924 至1925 年间，而《野草》各篇则写于1924 至1926 年间。三部作品是紧密衔接的，《野草》并非鲁迅老年之作。或许刘大杰所说的“老年”是指创作上的衰老。他在这篇文章中又这样谈鲁迅的创作：“他由《彷徨》到了《野草》，由壮年到了老年，由写实时代到了神秘时代了。在《野草》里，很强烈地现出诗的感伤的与病的色彩来。《呐喊》的作者，是对于人生对于社会对于一切，都还抱有一点希望，如阿Q，如单四嫂子，如孔乙己等，都还在人生的路上挣扎。到了《彷徨》，是由失望而走到绝望之途，如《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酒楼上》的吕纬甫，《祝福》中的祥林嫂，都是这类的人物。至于《野草》，人生已经走近坟墓了。《过客》与《希望》两篇，很沉痛地表现了人生的虚幻与微小。由《呐喊》而至于《彷徨》，由《彷徨》而至于《野草》中的坟墓，这是鲁迅作品的内心的移动的过程。鲁迅的心是老了，是到了晚年了。”
刘大杰在文章中还说：“鲁迅的发表《野草》，看去似乎是到了创作的老年了。作者若不想法变换变换生活，以后恐怕再难有较大的作品罢。我诚恳地希望作者，放下呆板的生活（不要开书店，也不要作教授，），提起皮包，走上国外的旅途去。好在自己的生活史上，留下几页空白的地方。不要满足过去，也不要追怀过去。未来，伟大的未来，快望着黑暗向前冲去。不要管旁人的明枪暗剑，也不要迎合今日的新招牌，趁着还有点精力，努力着写出几本伟大的东西来。我们在期待着，期待着……”
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和结束，刘大杰重复着同样的说明：“我不是鲁迅的仇敌或朋友，对于他没有成见的爱与憎。我今天所说的话，全是我自己所要说的，不是友谊的赞美，也不是谩骂的复仇。”
二十四岁的刘大杰写的这篇论文，有切中肯綮之处，也有言之过甚之处，特别是对生在“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的《野草》的现实性积极性的一面几乎没有看到。鲁迅对这篇文章显然是抱着保留的态度的，但并不憎恶。然而，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篇文章是二十年代研究鲁迅作品有见解的重要论文之一，但近年出版的《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没有收入。《长夜》半月刊1928 年4 月创刊于上海，出至第四期停刊，现在是很难找得到的了。此文曾收入刘大杰的文艺评论集《寒鸦集》，1929 年上海启智书局出版，1934年再版，已绝版达半个多世纪。笔者藏有此书，为使读者能了解此文，因而在本文中引录稍多。
《寒鸦集》收入论文十三篇，二篇是评论当时的作家的，即本篇和《郁达夫与〈迷羊〉》，七篇是关于外国文学的（其中一篇是译文），四篇是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另有《小序》一篇。刘大杰当时既搞创作，又搞评论，又搞翻译；既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又研究外国好几个国家的文学，几乎涉足了文学的各个领域。
1992年4月14日
虞琰的诗集
鲁迅在《登龙术拾遗》中说：“也可以从文坛上去做女婿。其术是时时留心，寻一个家里有些钱，而自己能写几句‘阿呀呀，我悲哀呀’的女士，做文章登报，尊之为‘女诗人’。待到看得她有了‘知己之感’，就照电影上那样的屈一膝跪下，说道‘我的生命呵，阿呀呀，我悲哀呀！’——则由登龙而乘龙，又由乘龙而更登龙，十分美满。然而富女诗人未必一定爱穷男文士，所以要有把握也很难，这一法，在这里只算是《登龙术拾遗》的附录，请勿轻用为幸。”新版《鲁迅全集》在“女诗人”处加了一个注：“当时上海大买办虞洽卿的孙女虞岫云，在1932 年以虞琰的笔名出版诗集《湖风》，内容充满‘痛啊’、‘悲愁’等无病呻吟之词。一些无聊的杂志和小报曾加以吹捧，如曾今可就写过《女诗人虞岫云访问记》。”
我是在读了这条注文才知道有这么一本诗集的。后来我终于在旧书店遇到了虞琰的《湖风》。它系上海现代书局于1930 年（不是1932 年）出版，由叶灵凤作封面装帧。我还藏有1932 年印的第三版，说明它还有读者。全书收诗三十七首。虞琰当年是上海爱国女校的十九岁学生。她曾在杭州西湖边疗养了六个月，这本诗集，就是半年湖边生活的产物。集中多数作品是“有病呻吟”之作，如《病中》：
听
更深
寂静中
远处钟声，黑夜底孤吟！
愿
人们
莫相问
杜鹃黄莺，花落与春深。
病
消沉
任窗外
雨打风侵，慰我有何人！
集中有少数作品写到了西湖之外，但和西湖边上的吟唱是同样的格调，如《别故乡》：
阔大无边的海面，映着鱼鳞般的波浪闪耀，遥望故乡啊！渺小！
在那里，有庄严的龙山，有美丽的小河；当每一个的黄昏天晓，我曾独坐在那泰平桥，河面的野菱随着那船儿动荡，两岸的芦获跟着那秋风颤摇。
如今啊！是别了！
虽这里的太阳依旧的升沉，月儿依旧的辉照，奈行一步一步远！
故乡啊！
鱼鳞般的波浪啊！
渺渺！
这样的诗篇能否用“痛啊”、“悲愁”等词来概括，这里且不说，但格调并不昂扬却是事实。虞琰在本集之末写有《后面要说的几句话》，其中说：“朋友呵！我简直不知道我在呻吟，当然更不知道什么叫做颓丧，我只感到我的痛楚，并且当着慈爱的西湖，我的痛楚，才得尽量的觉发而倾诉；假使这心声是呻吟，这色彩是颓丧，那也惟有慈爱的西湖才得怜恕我啊！近来我也很想写些有生气的东西，几月来鼓着勇气来写，结果总是失望的走入旧路，即使写成，也好似含着眼泪装着苦笑。这样，又何苦呢？”这是坦率地谈了她写这些诗篇的心境。
虞琰的诗是不值得称道的。但我总觉得新版《鲁迅全集》这条注释不够妥善贴切。鲁迅原来是不指名的，指的是一种社会现象，现在“女诗人”坐实为虞琰了；鲁迅原来鞭挞的主要是企图“乘龙而更登龙”的人，现在却把虞琰也一起鞭挞了。虞琰的诗消沉而至于颓唐，但并不是反动或反革命的诗。
在那个时代，就是有些追求进步、参加革命的作家，也写过颓丧、消沉的诗，何足为奇。至于她生在有钱人的家里，也不是她的罪恶。无论如何，十九岁的女学生虞琰，应该是无辜的。
在1931 年3 月1 日上海马来亚书店出版的《马来亚》半月刊第二期上，有一则题为《虞岫云女士诗集第二集》的广告，全文是：“虞女士的诗集，第一集《湖风》已由现代书局出版了，曾得到各方面的好评。现在她的诗集第二集将近编好，已承她允许交由本书店出版，爱读虞小姐的诗的，请拭目以待。”留心多年，却未曾见过虞琰的第二本诗集，一些现代文学书目也不见记载，或许永远是个预告吧。
1992年8月17日
恽铁樵和他的《人生意味》
不久前在旧书摊看到一堆线装铅印的医药杂志，无人过问。杂志上刊有丁福保等人的文章，有收藏价值。一问价钱，每本一元。共十二本，我全部买下。出人意料的是：其中有一本不是杂志，而是恽铁樵著的《人生意味》一书。
恽铁樵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有他的一席之地。他祖籍江苏武进，1878 年出生于浙江台州，曾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专攻英文四年，毕业后在中学任教，课余译巴尔扎克、莫泊桑作品，自己也写小说。1910 年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第二年起主编《小说月报》。鲁迅用文言文写的小说《怀旧》就是经他之手发表的（发表时署名“周逴”）。他在该小说之末还写了一段批语：“实处可致力，空处不能致力，然初步不误，灵机入所固有，非难事也。曾见青年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短灯，无有是处，亟宜以此等文字药之。”
这段文字，十六卷本《鲁迅全集》注释中抄录有误，因而我在此全抄一遍。
他可说是对鲁迅创作公开发表评论的第一人，因此他也为现代文学爱好者所注意。
不幸的是，这位主编先后死去三个儿子、六个女儿，三个儿子都死于伤寒。他发愤学医，尤其研究伤寒。不意第四个儿子果然又患伤寒，他自己悉心治疗，竟然获救。以后邻里间患病，亦多有他医好者。医名日振，求医者日多，1917 年他索性辞去主编职务，而开业从医，很快就成了海上名医。他还著书立说，如《内经见智录》、《伤寒辑义按》、《脉学发微》、《温病明理》等等。尤以《伤寒研究》著称，不久前我在旧书摊遇见，线装厚厚两册，要价只十六元。终因与我的专业毕竟相距太远，以后用处不多而没有购下。难能可贵的是，他主张革新中医，融合西医。他所著的《保赤新书》、《生理新语》等书，都以“参用西国学说”、“媾通中西，一炉共冶”而自称。1989 年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还出版了《恽铁樵遗著选》，辑入从未出版过的《见智录续篇》和《读金匮翼》两种。
《人生意味》完成于1929 年底，出版于1930 年。我所得的是1931 年的再版本。因是自费印书，流传不多，也未见有人介绍过。这是他从医后的晚年著作，是谈他对人生见解的颇含哲理的书。他认为人生观是指导人的一切的。他说：“人生观之研究不彻底，则各种学问之研究不得究竟，时无论今古，地无论东西，万有学问，可谓皆对此一的奔赴。”他很重视“上古天真论以无为为乐、恬淡为训”。他认为这也是人生观的问题。只有在人生观研究上有彻底感悟，“则不期无为而自无为，不期恬淡而自恬淡，虽终日碌碌，心神安谧，日接绚烂，淡泊自如；反是，虽名山古刹，佛火蒲团，亦魔障自生而致死也”。他又认为，人活着应该有自己所追求的目标。他说：“西国哲学家谓，人类乃追目的性动物。此语甚耐人寻味。其含意，与庄子‘哀莫大于心死’句同。”他解释说：人有追求的目的，“虽处穷困不堪之境，亦油然有生气”；若人不再有追求，“其心已死，无复生气”，正如庄子所说。
他对于“西人偏重物质”，“种种设施无非欲达到乐利目的”，很不以为然。
他说：这和“宋儒抬出天理克制人欲”，都是走了极端。以至“科学愈发达，贫富愈不均。下层社会蠢蠢欲动，上层社会乃非常恐慌”，也都是“偏重物质”造成的。在治病与养生上，他认为养生更重要，“治病是对人，是外的；养生是对己，是内的”，“自当以内为主，抑养生不讲，亦何能治病”。这些都是他很有见地的看法。
他比鲁迅早出生三年，早逝世一年，真正是同时代人。他们晚年同在上海一地生活了九个年头，但没有任何联系。
1995年12月5日
张申府的散文集《所思》
看到张申府的随笔散文集《所思》，真是喜出望外。张申府是我党创建时期的领导人之一。他曾和李大钊发起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 年他在巴黎介绍周恩来入党，并成立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1922 年他去德国建立中共柏林支部，他和周恩来介绍了朱德入党。1923 年底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部长。1925 年因党内某些问题发生争执，负气离开党组织。以后在多所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北京图书馆工作。1986 年以九十三岁高龄病逝京华。
《所思》于1931 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收入他自1919 至1930 年的随想录、杂感、短论等。全部内容共十六题：一、所思（其一），含哲理性格言式絮语一百三十九则，作于1927 至1928 年间；二、所思（其二），含哲理性格言式絮语十三则，作于1925 年；三、肺腑语，含随想录短文三篇，作于1924 年；四、生之反映，含絮语和随想录短文十三篇，作于1928 至1929 年间；五、数之哲理，随想录一篇，作于1919 年；六、人生意义，含絮语六则，作于1930 年。以上六题是该书主要部分，全书二百三十一页，这六题占一百五十六页。其余十题，作者称为“副篇”，多数都是一篇一题的随想录或短论。作者在该书序言中说：这些文字虽断断续续写于十二年间，但“有种一贯的东西在其间”，他举出两点，那就是（一）相反而相成，矛盾之谐和；（二）科学法以至纯客观法。他还说：他最早写文章时，“还没怎么注意到现在流行的所谓辩证法等。但人只在能如实地看事实，其实是都不难得之的”。这就是说，他从事实出发，同样可以得到合乎辩证法的看法。确是这样，他的许多絮语中充满着辩证法思想。如：两人之间无自由。
有什么？
有仁；有恕；有谐和；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还有：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
还有：亲者勿失其为亲，故者勿失其为故。
这就是说，即使只有两个人，也没有绝对的自由，因为必须受到两人之间的种种相互制约。又如：世人恶矛盾，不知矛盾之中，正见进境。
世人恶矛盾，由于恶现实，由于恶客观。
这是静的文明造成的耽于幻想。
这是直接宣传：事物在矛盾中前进，而这是现实的客观存在；只有静态文明造成的耽于幻想的人，才会看不到这点，因而厌恶矛盾。作者还写了不少揭露帝国主义、鼓吹爱国主义的絮语，如：中国人必须有信仰。
中国人必须相信中国。
“中国不亡，是无天理”，是害死了中国的话。中国人而说这种话，当然“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但是什么是“天理”？）
中国人从此一定不再说这种通身奴气为虎作伥的话。中国人必须相信中国人必能超过了一切，拯救了人类。必须真这样相信，必须自觉地而非自欺地这样相信，必须切实在事实上实现这个相信。
今日的帝国主义乃是一种制度。帝国主义之为制度，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最后必至一级。它的效用，一方在为资本主义延残喘，一方在替资本主义掘坟墓。
帝国主义有两翼：一为武力，一为宗教。
有人说，帝国主义要灭人种。这不尽然。人要牛马拉车，耕地，骑着玩，吃肉：倒不见得要灭牛马之种。
这些絮语见解深刻，爱憎分明。这在二十年代是十分难得的。就是在今天，也仍然很有现实意义。作者还有一些絮语，对人们的进取、学习、生活有着指导意义，有的简直可以作为人们的座右铭，如：“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丧尽了古今多少豹，害尽了古今多少人。
必须完全明白了现在，才可以知未来，也才可以知过去。
自由之要义在独立。
这后一句絮语，对民族对国家来说是如此，对个人来说，政治上、经济上、学习上、学术研究上、文艺创作上，何尝不是如此。凡事不通过自己的头脑，人云亦云，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敢走，别人没说过的话不敢说，没有追求真理的勇气，没有创新求进的气魄，从本质意义上来说，岂不作茧自缚，何有自由。
《所思》中还有一些见解，在今天看来，并不完全正确。作者早期比较推崇罗素，引述他的话较多。作者也引用了一些尼采、弗洛依德的话，但有一定的保留态度。周恩来在《论知识分子问题》中说：“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张申府的思想很杂，研究罗素哲学着了迷，他想把孔子、罗素、马克思、弗洛依德、爱因斯坦的思想熔于一炉。”这种情况，在我党初建之时，不足为怪，而且“思想很杂”者也不止张申府一人。
纵观《所思》，要求革命，反帝反封建，热爱祖国，探寻救国道路，是其贯穿始终的主流。
1992年2月
胡兰畦的《在德国女牢中》
我手头有一本胡兰畦著的《在德国女牢中》。它先是在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杂志上连载，后作为“妇女生活丛书之四”，由生活书店于1937年4 月在上海出版。我读后，以为它是我国报告文学中为数不多的杰作之一。
过去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或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都没有提到它，是很不公正的。
胡兰畦1901 年出生于成都。年轻时由于不满封建婚姻，冲出家庭，去重庆等地当教师，结识了陈毅等人。1925 年奔赴广州参加革命。1926 年考取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大革命失败后，追随何香凝参加妇女运动。1928 年她在江西参加反蒋活动。1929 年2 月蒋介石电令胡兰畦等十一人离开江西。这年底她以出国考察为名去了德国。在德国由廖承志、成仿吾介绍加入共产党。1931年7 月她陪伴宋庆龄从柏林回国，然后再回德国。1933 年春，因从事抗日宣传活动，被刚上台的希特勒政府逮捕，坐牢三个月，出狱后被驱逐出境。以后她在法国、英国、香港、苏联，1936 年回国。上海“一·二八”战争中，她任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团长。1939 年夏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四十年代她在江西办农场。以后她到过解放区和做过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1949 年她在上海迎来了解放。1957 年她在北京被划为“右派分子”。1979 年初她回到四川，后任四川省和全国的政协委员，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 年12 月在成都逝世。
《在德国女牢中》写的是1933 年春夏间她在德国牢中三个月的生活。这是一个天还没有亮的早晨，几个武装的和便衣的警察冲进她的住处，先是翻箱倒柜的抄家，接着把信件、纸单、稿子、中文或德文的书籍和照片等等捆成几大包，与人一起带走。住在对面小间里的一位女工，被连累受到查抄，抄出一本《资本论》的笔记，也被带走。她知道，她之所以被捕，是因为在很多大会上作过抗日反帝的演讲。
牢中有犹太人、俄国人，多数是德国人，关在一个院子里的都是政治犯，都有觉悟，互相团结。牢里吃得很苦，常常土豆糊当饭。有一次放风时，一位犹太妇女塞给她一块巧克力，这使她感动得热泪直流。后来她用这块褐色巧克力在牢房的天花板上写了一行字：“被压迫的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我们为争取世界劳苦大众的幸福而斗争！”她有机会的时候，设法买来了糖和纸烟，送给大家。
在牢房里，有的墙上写标语，有的墙上画画，在大牢的白漆窗框上竟刻有马克思、列宁的像，在马桶盖、马桶边上则刻了希特勒、戈林。她和女禁搞好关系，弄到一段铅笔和一些纸片，就在各牢房间传递消息。
在牢里听说蔡特金在莫斯科逝世了，为了表示哀悼，她们在放风时，以整齐的步伐绕着圈走，并把拳举在肩上，由那犹太人带头，唱起了国际歌，歌声由低逐渐响亮，致使狱警们惊慌失措，十几支枪从楼上窗口对准着她们。
她们在牢里传阅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还把它改编成剧，偷偷地演出。
难友们为她在狱中庆贺生日，给她送来了在牢里很难得到的苹果、草莓。
还有一束玫瑰鲜花是狱外一位德国妈妈送来的。鲜花中还有德文打字的字条：“牢狱的生活，固然不好，然而在牢狱中过生日，也是生活上的好纪念，希望你不要愚笨地利用这宝贵的时间。我爱的孩子！”
当时希特勒上台不久，法西斯统治还没有后来那么严密。如果中国驻德公使馆出面交涉，胡兰畦是很快可以保释的，那位苏联难友就很快由苏联大使馆保走。但中国公使馆知道胡兰畦参加革命活动，有意不去保释。在德的中国革命人士只好写信给国内宋庆龄请求援救。这年5 月13 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林语堂等去德国驻沪领事馆，抗议希特勒政权对进步人士和犹太人的迫害，举出了一批受迫害的著名人士名单，其中有胡兰畦。不久胡在德国获释，她就去了法国。《在德国女牢中》是在法国写成的。
这部长达十四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用文学笔法真实地记叙了狱中生活，生动形象，透露了作者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它先是在巴比塞主持的法国《世界报》上连载，接着被译成德、俄、西班牙文在各国发表。苏联因此在1936 年邀请她出席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高尔基称她是“真正的人”。
高尔基逝世时，她参加守灵和执拂。
《在德国女牢中》1981 年在四川再版。1995 年出版《胡兰畦回忆录》时，该书又作附录。再版本略去了初版原有的黄新波、蔡若虹、陈烟桥的共十一幅插图，而且竟还从头到尾在文字上通改了一遍，将二三十年代的语文改成八十年代的语文，这实在令人吃惊。历史文献性的名著，应该照历史原样排印，通改一遍，不伦不类，真是一件憾事！
傅东华的《山胡桃集》
傅东华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翻译家和编辑家。他翻译的《堂·吉诃德》、《飘》等，和他编辑的大型刊物《文学》等，令人难忘。他也写散文，数量不多，却颇有个性。
他有一本集子叫《山胡桃集》，1935 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收散文二十八篇。第一篇就是《山胡桃》，他是以第一篇篇名为集名的。
山胡桃是他家乡浙江的特产，“杭州小胡桃”名扬四海。他在《山胡桃》中特别写了吃胡桃的乐处。他说：吃山胡桃先要攻破那铁硬的硬壳，而“里面仍有许多曲折纡回的硬隔膜，非经一番爬搜抉剔的功夫，轻易吃不着它的肉。然而吃山胡桃的趣味正在这里”。他还引证说，吃花生也是这样：“花生粉不如花生肉，花生肉不如带衣的花生，带衣的花生不如带壳的花生。此其故，在于剥、摸、嚼三种动作不仅是吃花生的手段，却正是吃花生的目的的一部分。”作者由此生发开去，认为世事曲折那才有价值，人生有着一个个环节那才有意义。作者的结论是：“山胡桃要层层的剥才能吃到肉，人要息息的做才能得到经验。”经过这么一番议论，这篇散文就显得很有哲理。
读完《山胡桃集》，我发现傅东华的散文，几乎每篇都“有许多曲折纡回的”。本书中的《火龙》、《杭江之秋》、《故乡散记》、《父亲的新年》等篇，看题目就可知道是叙事散文，或写景散文。照一般作家的写法，写杭江的秋色，写故乡的风情，写亲人的故事，都可娓娓写来，引人入胜，作者当然也可从中抒怀述情。但傅东华却采用了夹叙夹议的写法。写了一点景色，他就议论一番；写了一些风情，他又议论一番；而他的议论又颇有点杂文风味，写得弯弯曲曲。《山胡桃集》所收文字分为三辑：漫谈辑十一篇，批评辑八篇，短论辑九篇。前面提到的几篇散文，都列在“漫谈辑”中。或许，他的着眼点正在于“漫谈”。
我手头还有他的一本《创作与模仿》，是1947 年上海博文书店出版的。
全书十二篇文字，一半翻译，一半创作，全是文艺随笔。创作的几篇，如《诗的创作》、《创作与模仿》、《风格与人格》，都是作为编辑向初学写作的投稿者说的。它们都写得旁征博引，富于知识性，但仍然夹叙夹议，有的地方还颇曲折迂回，读起来不免有点吃力。你要吃山胡桃吗，“要层层的剥才能吃到肉”呢！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傅东华的《休士在中国》一文。它发表在大型刊物《文学》创刊后不久。其写法和鲁迅的《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很不同。
文章一开头，就对休士来上海所得到的招待不及萧伯纳的隆重、热闹，大为不平。笔头一弯，竟来了这么几句：“萧翁是名流，自配我们的名流招待，且唯其是名流招待名流，这才使鲁迅先生和梅兰芳博士有千载一时的机会得聚首于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们的名流心目中的那种名流，且还加上一层肤色的顾忌！”从字面上看，这当然是讽刺鲁迅和梅兰芳的。鲁迅理所当然地提出抗议。因为他会见萧伯纳是主持招待的宋庆龄邀请的，而招待休士，鲁迅没有得到邀请，即使得到邀请而不出席，也会有种种原因，怎么就可断定鲁迅认为他“不是心目中的那种名流”和他是黑人作家才不予会见呢！傅东华对鲁迅的抗议似乎感到意外和吃惊。他一面将鲁迅的抗议信全文刊载在他主编的《文学》上，一面又撰文说明他那段文字中几处所提到的“名流”
都不包括鲁迅在内。同期《文学》上又刊出该刊编委会致鲁迅的信，说傅东华那段文字“疏忽则诚有之，然而决不是对于先生有恶意”。那时鲁迅和傅东华之间并无矛盾，更不存芥蒂，经过说明，鲁迅也就释然了，以后仍和傅东华往来。现在回过头去看这场笔墨官司，大概确系傅东华的“疏忽”造成；而他的“疏忽”，窃以为和他的行文喜欢弯弯曲曲、碰碰撞撞大有关系。
傅东华的散文自有他的读者，正像世上自有爱吃山胡桃的人。笔者从小就喜欢吃杭州小胡桃，以致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别断了一颗大牙。
1993年10月23日
《爱眉小札》的手稿本
徐志摩因飞机失事去世后，在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当编辑的光华大学毕业生赵家璧，为纪念他这位恩师，1936 年3 月出版了《爱眉小札》排印本。它包括：爱眉小札（徐志摩1925年8月9日至9月17日的日记）、志摩书信（1925年3月3日至5月27日致陆小曼书信十一封）、小曼日记（1925年3 月11 日至7 月11 日）。1936 年6 月又以珂罗版影印《徐志摩先生爱眉小札真迹手写本》一百部，线装，编号发售。风流诗人的恋爱日记和情书，编印成册，理所当然地成了畅销书。手迹影印本，当时徐志摩亲友买去一大批，社会上流传不多，现在早已是藏家高价搜求的珍品了。
对照《爱眉小札》的手迹本和铅印本，发现两者很有一些不同之处：1.手迹本有的一些文字，为铅印本所无。例如，1925 年8 月11 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话：“有同情的朋友是难得的，我们现有少数的朋友，就思想见解论，在中国是第一流。他们——如‘先生’，如水王，如金——都是真爱你我，看重你我，期望你我的。”在铅印本中删去了“如‘先生’，如水王，如金”等字样。又如8 月19 日至20 日之间，有这样几个字：“赍人寄户西腰微昆理姚”，后面则是空白。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呢？铅印本中无这行字，手稿本中又何以要保存这行字呢？又如，9 月10 日日记的最后，手稿本上有这么一句：“见了我的报告不知作何感想，咳！”铅印本则无此句。再如，9月17 日的日记最后是一首诗，诗后有这么一句：“这首我看还过得去，通篇还有连贯的地方。”铅印本就无此句。这类例子还有一些。
2.在手迹本上，有些文字旁边，注着别的文字，大概是徐志摩拟修改的。
例如1925 年9 月17 日所记的一首诗中，有一句原是：“这里就是有名的满菊隆。”在“菊隆”两字旁注了“家弄”两字。铅印本这句诗就作：“这里就是有名的满家弄。”又如，同一首诗中有一句是：“这年头活着不易，这年头活着不易！”在“活着”两字旁注有“做人”两字，诗人是否有修改的考虑：“这年头做人不易，这年头做人不易！”但铅印本仍为“活着”。
3.从手迹本上可以看到，原文的有些内容被抹去了。例如，1925 年9 月11 日记有：“你今天还说永远是我的，又偷给我两个吻……，我没法不信你。”
在“两个吻”之后，手迹本上有一大段空白，估计是比“两个吻”更不便于让读者见到的文字，是手稿影印前被用白纸遮去的。而铅印本中，连“又偷给我两个吻”这一分句，也被删去。手迹本中空白的地方很多，有的多达二三行，估计都是一些肉麻的文字被陆小曼付印前抹去的。要是像《金瓶梅》洁本那样，删去的字用□□□表示，那几乎每页都会有□□□。
4.在手迹本上，凡是人名的地方都是空白。这是将真姓名隐去了。在铅印本中，这些地方都加上P、M、W 等英文字母，以代替人名。如果有人一一考证出P 是谁，W 是谁，他们缘何进入徐志摩陆小曼正热恋着的生活圈子，那一定会掌故迭出，趣闻连篇，十分叫座的。
赵家璧在《商务版〈徐志摩全集〉序》中谈到：“关于徐志摩的日记，他没有每天都写的习惯。但是他常常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地点，写下一二十个片段；更有为某个心爱的人写下一个本子的，《爱眉小札》就是求爱时期专写给小曼看的一个实例。灰蓝色布封面，天地头很宽的雪白连史纸，十行蓝格中，作者用毛笔写下秀丽的手迹，字里行间，表达了当时诗人一团火热的真情，单单那个古色古香的狭长本子，令人一见就心爱。我们当时影印了一百册真迹手写本，现在连我自己都不留了。”
我藏有这本《爱眉小札》真迹手写本。那是在旧书店一个堆放破字帖旧地图的角落里翻到的。我还找了本略大点的旧字帖，两本书对摺着去付款，果然以两本字帖的价格买下了。我正洋洋自得地高兴了好几天时，有人告诉我，某君在我翻过的那破纸堆中，竟然找出五封林则徐书信手稿。这真使我后悔那天没有再仔细翻那纸堆。但我不研究近代史，虽然林则徐手稿在拍卖行中可得到高价；而这本珍贵的《爱眉小札》却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有用。
我不是把它放在书橱里，而是同其他珍本一起放在箱子里，每年还换一次樟脑呢！
1996年3月10日
徐志摩的纪念册
抗日战争胜利后，赵家璧主持的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了陆小曼编的《志摩日记》。它编入原《爱眉小札》一书中的《爱眉小札》、《小曼日记》两部分，新增加《西湖记》、《眉轩琐语》和《一本没有颜色的书》三部分。陆小曼新写了序。她在序中说明：原编入《爱眉小札》的《志摩书信》，这次抽下了，她想另行“编成一部小说式的书信集”。
《西湖记》是徐志摩1918 年9 月7 日至10 月28 日间的日记。当时他还不认识陆小曼，这些日记当然与陆小曼无关。但这些日记却记下了当时文坛许多要人的行踪。它记下了曾与胡适、汪精卫、马君武、陶行知、任叔永、陈衡哲、朱经农等去海宁看潮。日记中还这样写汪精卫：“他真是个美男子，可爱！适之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
它还记下了徐志摩与胡适一起去郭沫若住处走访，郭沫若第二天回访，以及他和适之对郭沫若诗作“陈义体格词采皆见竭蹶”的印象。它记下了与陈西滢的交往，与陈独秀的交往，与田汉夫妇的交往，与郑振铎的交往。《西湖记》中还附有多帧照片，有胡适、汪精卫、马君武、陶行知、莎菲等人一起观潮的镜头，有汪精卫、徐志摩、朱经农、陈衡哲、马君武等人正儿八经分两排坐着站着的合影，有胡适摄的徐志摩在花坞或葛岺的照片，徐在照片下自题小诗一首：“我是从悲伤沉闷中，/来到这天然的胜处，/地窟里潜行的流涧，/又见了树色与天光。”有徐志摩摄的胡适的照片，徐在照片下题词：“适之，你为什么愀然呆有所思？你的病容也不曾全减。”此外，还有胡适的另一张照片，朱经农的照片，朱经农与徐志摩“在花坞万竹林一破庵中”的合照，蔡元培的照片（边上题字：蔡先生将赴欧，适之摄的）。这些照片使读者一睹这些人物的历史风采，大大加重了《西湖记》的价值。
《眉轩琐语》是徐志摩1926 年8 月至1927 年4 月的日记，记下了他和陆小曼婚后的生活。卿卿我我，恩恩爱爱，游山玩水，闺房趣谈，虽然偶而也写到胡适等人，但主要是记他们两人狭窄的生活。其内容远不及《西湖记》的广阔。
《一本没有颜色的书》是朋友们为徐志摩陆小曼题字题画的纪念册。第一个题诗的是胡适。他在1925 年8 月16 日题诗一首，到了第二年，他把诗修改了重新题写了一遍：“不是怕风吹雨打，/不是羡烛照香重，/只喜欢那折花的人，/高兴和伊亲近/花瓣儿纷纷落了/劳伊亲手收存/寄与伊心上的人/当一封没有字的书信。一九二五年作瓶花诗寄给小曼，后来稍修改了几个字，今天重写了呈小曼。适之。”徐志摩陆小曼的婚恋，周围的人议论颇多。梁启超做他们的证婚人，一面证婚一面骂他们，说他们的结合是不道德的。胡适却一直支持徐陆的婚恋，两次为他们题诗就表明了他的态度。在纪念册上，第二个题诗并作画者是闻一多。他录写了李商隐的《碧城三首》之一：“碧城十二曲阑干，犀辟尘埃玉辟寒。阆苑有书皆附鹤，女床无树不栖鸾。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原隔座看。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晶盘。”其中“皆”字原诗作“多”。这首诗历来被认为是讽喻诗。闻一多反其意而用之，以颂徐、陆情书频频（“有书皆附鹤”），而终于结合（“无树不栖鸾”）。
他据诗意又画了一图：月照当空，仙女伫立阑干边，阑干下云海滚滚，或许她正在迎接良辰佳期的到来。在纪念册上，还有印度诗圣泰戈尔的印度文题词，可惜笔者不通梵文，无从介绍；还有杨杏佛录写《菩萨蛮·雪中望钟山》，字幅旁并画陆小曼素描头像一幅；还有林风眠的画；还有顾颉刚的题诗。俞平伯则以端庄的楷书题写了他创作的词：“小扇团团雪，轻罗剪剪冰。懒循芳砌听蛩声。恰讶一枝红艳，傍闲庭。似泫饧脂淡，偏怜泪粉清。幽姿甚意媚宵行。愁语夜风引屟，误流萤。南柯子用清真韵咏秋海棠。平伯。”俞平伯的这首《南柯子·用清真韵·秋海棠》后改题为《南柯子·和清真》，编入线装本《古槐书屋词》，词句上有较大修改。
诗人邵洵美在法国留学时学过画。他常有一些画作，但发表的不多。在这本纪念册上，他两次题诗作画。第一次，他画了一把茶壶、一个茶杯，画上题诗云：“一个茶壶/一个茶杯，/一个志摩/一个小曼。洵美。”我国历来有把茶壶茶杯隐喻男人女人的说法。邵洵美如此画如此诗，实在是对徐、陆的戏谑的玩笑。第二次，他用毛笔画了个人的影子，画旁诗云：长鼻子长脸/没有眼镜亦没有胡须/小曼你看/是我还是你的丈夫。洵美。”此画此诗，就更为戏谑。这也反映了诗人、画家邵洵美与诗人徐志摩、画家陆小曼之间的亲密无间。
在这本纪念册上，还有陈西滢、张振宇、曾孟朴、日本某画家、叶誉虎、陈小蝶、任叔永、章士钊、杨清磬、吴经熊、江小鹣、杨振声及徐志摩、陆小曼自己的题诗题画。
这本纪念册竟有这么多名人的墨迹，真使人大饱眼福。虽然不过是聊聊几句诗或几笔画，但它们都生动流畅，没有拘束，表现了各自的艺术个性，进行着感情的交流。它们漾溢着融洽的氛围，给生活增添了不少的乐趣。
徐志摩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了二三十年后，重又成了不少人的热门话题。《徐志摩全集》（其实并不全）重印了。各种名目的徐志摩诗、散文的全编、全集、选本、精选出版了。《爱眉小札》又重新热销。上海书店率先于1987 年影印出版当年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排印出版的《爱眉小札》，不久又重印，印数一万五千册。198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排印《爱眉小札》，并将《志摩日记》中的《小曼序》、《西湖记》、《眉轩琐语》作为附录，但没有编入纪念册《一本没有颜色的书》。1989 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爱眉小札及其续编——徐志摩陆小曼情书》，收入《爱眉小札》、《志摩书信》、《小曼日记》、《眉轩琐语》，又编入徐志摩致陆小曼的三十封信，也没有编入那本没有颜色的纪念册。这些重排本都一印再印，印数都是五位数。但由于都不印纪念册，纪念册也就更显得珍贵了。
在已出版的为数不少的种种徐志摩研究的著作，竟也没有一本涉及纪念册《一本没有颜色的书》的，其实它对于了解徐志摩是有着不应忽视的内容的。
1996年3月
陈铨和他的《野玫瑰》
不久前，在第三套《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的编委会上，戏剧卷的责任编委老聂提问：有人主张选入陈铨的《野玫瑰》，但也有不同意见，编委们的意见如何。对这问题，大家事先没有准备，因而只能说些个人的即席想法，有表示赞成入选的，有表示“感情上总感到有点别扭”的，有对它的艺术性是否够入选条件表示怀疑的。我在初中时看到过这个剧本，印象中是抗日的，而且在国统区风行一时，因而认为是可以入选的。
回到家里，就找出这个剧本重新看了一遍。它写一个女子为了民族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和肉体，打入华北敌伪政权头子的家里，做了那头子的小妾，但窃取了重要情报，解救了郊区一支抗日游击队。她原来的恋人这时也成了国民党特工人员，也打入到这敌伪政权头子家里。他见到她，认为她是卖身求荣，十分鄙视。但他的行动很快被敌人发觉，正当他危急之时，她出现在他的面前，原来她就是他的上级。她解救了他，并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这个四幕剧的主题是坚持抗日，痛斥卖国，无论如何是应该肯定的。
有的同志之所以会“感情上总感到有点别扭”，无非是因为这剧本是歌颂国民党特务的。国民党特务破坏革命，残害人民，大家都很痛恨，但应该把抗日的特工人员区别开来。国民党抗日特工人员，既然是抗日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员，为民族利益而不惜牺牲一切，为什么不应予以肯定呢？正如国民党军队的台儿庄战役一样，应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给予歌颂的。
至于这剧本的艺术性，不妨和当时的进步剧本比较。此剧情节紧张，引人入胜，因而能风行一时。由于过于追求情节的曲折和不断的悬念，难免有“硬编”的痕迹。但当时的一些著名的剧本，今天看来也不免有艺术上粗糙之处。从艺术性来看，我以为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是够格的。
陈铨，1905 年生于四川富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方语文系，后留学美国，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大学任教。他偶有作品在《新月》月刊上发表。他的长篇小说《天问》（上下两册），也由新月书店于1929 年出版。
1930 年他又赴德留学。返国后一面在大学任教，一面从事创作，陆续面世的有长篇小说《彷徨中的冷静》、《革命的前一幕》，短篇小说集《死灰》，小说戏剧集《归鸿》，剧本《黄鹤楼头》等等。他还著有学术著作《中德文学研究》，翔实地介绍了中国小说、戏剧、抒情诗对德国文学，特别是对德国著名作家歌德、席勒等人的影响。1940 年他在任教于西南联大期间，与林同济、雷海宗等人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鼓吹权力意志和渲染某些法西斯主义的言行。1941 年他在重庆任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兼中国青年剧团编导，后又任正中书局总编辑。《野玫瑰》是这时期作品。它于1942 年4 月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以后多次重版。陈铨后来还创作了多种剧本。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南京的大学里任教。从他的经历看，他是一位有政治倾向的教授、作家。对于他的作品，我们当然要注意他的经历，但对具体作品仍应具体分析，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1989年10月30日
丰子恺的雕版画集《画中有诗》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印刷条件的限制，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的许多报刊的封面图、插图、题头装饰，除采用木刻画外，还采用我国传统的雕版工艺印刷术。木刻版画与雕版的区别在于：木刻版画是由画家直接在木板上雕刻创作；雕版则由画家画图，再由雕版师雕刻在木板上，然后进行印刷。在大后方，雕版工艺一时相当盛行，还出版了雕版画集，最著名的是丁聪作画的《阿Q 正传插画》。
这本《阿Q 正传插画》是以丁聪的画稿，由成都著名的雕板师胥叔平手刻的。吴祖光在为这本画集写的序中说：“胥先生所用的工具是最原始的直线的刻刀，就用这一把简单的刀来镌刻最细微的花纹，传出原作神韵，不爽毫厘。所以仅就木刻这一项，已堪称手工业的珍品。”茅盾也为这本画集作序，称赞说：“大后方的困难到极点的铸版印刷的条件，好像画家们除了开画展便没有用武之地似的。小丁却战胜了这一切的困难，我们现在又幸运地读到了他图画的《阿Q 正传》。”所可惜的是，这本雕版手拓画集当年印数很少（不过几百册罢），流入上海的更少。我搜求多年而不得。我所藏的是抗战胜利后，上海出版公司用原雕版画铸成锌版印刷的。锌版可以大量印刷，但失去了雕版手拓的韵味。
不过我终于搜求到一种雕版手拓画集，那就是丰子恺的《画中有诗》。
这是丰子恺据古代诗歌中的佳句作画，然后请雕版师木刻，用土纸手拓印成的。画家在《自序》中说：“余读古人诗，常觉其中佳句，似为现代人生写照，或竟为我代言。盖诗言情，人情千古不变；故好诗千古常新。此即所谓不朽之作也。余每遇不朽之句，讽咏之不足，辄译之为画。”又说：“吾于是读诗作画不息。近来累积渐多，乃选六十幅付木刻，以示海内诸友。”这篇自序写于1943 年元旦，当时丰子恺住在重庆沙坪坝。那么这些画当作于1942 年或再早一些时候。
丰子恺是据古代诗歌的佳句作画的，所画的环境、人物、衣着等却都是现代的，所谓“不问唐宋人句，概用现代表现”。有人对这种作法提出质疑，画家自有他的道理。例如，作“贫贱江头自浣沙”图，画家所画的“浣沙”
者，不是古装的西施，而是短发旗袍的女子。画家说：“颜如玉而沦落于贫贱者，古往今来不可胜数，岂止西施一人哉？我见现代亦有其人，故作此图。”
画家还称质疑者：“君知其一而不知其他，所谓泥古不化者也，岂足与言艺术哉！”因而画家画古代诗句涉及的军人，也一律是斜角皮带、高统皮靴，甚或还有一顶鸭舌帽。
画家作画期间，正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画集中的不少画是以征战为题材的，如《天生凯旋门，盼待汉家军》、《死且不辞何况酒》，其中有些是盼望战争早日结束、向往和平生活到来的，如《奏凯归来解战袍，山容水态仍然好》、《百战归来缓步绿杨芳草》、《卖将旧斩楼兰剑，买得黄牛教子孙》、《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等。画集中的多数画幅，是反映民间日常生活的，如《大树垂枝保我赤子》、《儿童不知春，问草何故绿》、《借问过墙双蝴蝶，春光今在阿谁家》、《两小无猜嫌》、《为他人作嫁衣裳》、《满山红叶女郎樵》等等。善于写民间生活而富于情趣，是丰子恺漫画历来的特长。
这本书的雕版木刻者是谁，画集上没有署名。它和丁聪的《阿Q 正传插画》的雕板工艺风格不同，但亦属上乘是毫无疑问的。
这本《画中有诗》由文光书店印制发行于1943 年，共八百册；1945 年5月再版，印数是二百册。我所藏的是再版本。该集封底上印有“广西省图书杂志审查证礼书字第一九五号”字样，难道它的初版是在桂林出版的？再版时，已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理应在上海印刷，但从再版所用的质地很差的土纸（包括封面）来看，它无疑是重庆印制的。很可能它早就手拓印制好，后来再印上版权页的。据收在《丰子恺研究资料》（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的《丰子恺年谱》（丰华瞻编）载：《画中有诗》在1948年还出版了“沪版”。
黄炎培的《延安归来》
黄炎培是著名职业教育家、民主人士。他和毛泽东有过一段被人简称为“窑洞对”的对话。这段对话就记录在他的著作《延安归来》中。
历史进入了1945 年。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战场态势来看，抗日已进入了最后阶段。中共和党外有识之士，希望建立各派政治力量合作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国民党却提出要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继续实行一党专政。国共谈判因此中断。黄炎培、褚辅成、冷遹、王云五、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七人，在参政会上先后主张国共应恢复商谈。他们就为此事决定去延安一行。
蒋介石不好表示反对，还接见了他们。《延安归来》就是记他们7 月1 日至5 日在延安的所见所闻。王云五临行时患病，没有成行。
《延安归来》的内容共三部分：一、延安归来答客问；二、延安五日记；三、诗（两首）。该书由国讯书店1945 年7 月在重庆出版，10 月在上海再版，生活书店总经售。延安韬奋书店曾翻印。不久此书即绝版。
黄炎培写延安，很客观。他写那里所见到的人：“不论男女都是制服，女子学生短装短发，都代表十足的朝气。当地老百姓，衣服也都很整洁，衣料是蓝或白的土布。绝对没有褴褛污秽的流浪者。”他写到领袖人物：“毛泽东，依我看来，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黄炎培还这样介绍中共的著名人物：“朱德先生一望而知为长者。此外轰轰烈烈的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诸位先生（徐向前先生在病中没有能相见）在一般人想像中，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粗犷傲慢样子。”他介绍了“变分田政策为减租保租”。他介绍了学习劳动模范的“大规模吴满有运动”。他介绍了那里的信用合作社、银行以及货币的兑换。他介绍了那里“医院不多，但有若干医疗队，巡回各乡村替老百姓看病”。他介绍了公务员的供给制，“衣食用品都是公家供给的”。他介绍了那里“有延安大学，有医科大学，有自然科学研究院”。他看了秧歌剧，“最欣赏赞美的是一出《兄妹开荒》。”
他看了《三打祝家庄》，“是旧式的平剧，而特别添上若干部分的新资料”，很使他难忘。
有一年沈叔羊在重庆开画展。有一幅画是一壶酒，上写“茅台”两字，几个杯子。沈叔羊要黄炎培题字。黄炎培忽然想起一种传说：二万五千里长征中间，有红军在茅台酒池里洗脚，就题了一首七绝打油诗：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
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不料这幅字画就挂在毛泽东接见他们的会客室里。真是太意外也太有意思了。
在延安五天观察下来，黄炎培不但有客观的评价，而且内心实在还很赞赏很钦佩。他在编入该书的日记中说：“他们现时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这都是我们多年的主张，也曾经小小试验过，为了没有政权和军权，当然一切说不上，路线倒是相同的。”这等于不打自招和中共“一鼻孔出气”。后来国民党当局就说他“通匪”，指使特务去抄了他的家。
临别前，毛泽东问他有什么感想。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也”。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认为毛泽东的回答很对。他写道：“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这段“窑洞对”的谈话，表明了黄炎培和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就是在今天，仍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1997年2月11日
第二辑书苑纪事
刘半农的诗和赵元任的曲
赵元任的歌曲集已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赵元任是国内外闻名的语言学家、作曲家。他为不少诗人的作品谱过曲，其中谱得较多的有刘半农的诗作。诗曲结合，也是新诗坛和新歌坛的一个好传统。
赵元任和刘半农是1924 年在巴黎开始合作的。那时赵元任正在注意中国单字声调的实验法，听说刘半农的《四声实验录》出世，特地打听了刘半农的住址前往拜访。他看到的是：“房子已经够小了，可是桌椅板凳锅灶碗盏之间，发现东一个音鼓，西一个留声机，留声机可不是专为唱留声片用的，乃是为转动音浪计用的。那时他的更大规模的《汉语字声调实验录》论文的实验工作已经快作完了。”从此他们成了好友。他们不但在语言学研究上有共同的语言，而且在歌曲的创作上也志趣相投。1925 年他们都回到了祖国。
以后，赵元任就陆续为刘半农的诗作谱曲。赵元任曾说过：“半农的诗调往往好像已经带了音乐的‘swing’在里头，这些年来跟他编曲和讨论乐律问题也都像成了一种习惯似的。”两人合作的歌曲中，流行最广的是《教我如何不想她》。歌词全文是：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
微风吹动了我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
月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月光。
啊！
这般蜜也似的银夜，教我如何不想她？
水面落花慢慢流，水底鱼儿慢慢游。
啊！
燕子你说些什么话？
教我如何不想她？
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
啊！
西天还有些儿残霞，教我如何不想她？
这首诗作于1920 年9 月4 日，当时诗人在伦敦。诗人的孪生次子三女在八月间诞生。一家五口，就靠他官费留学生的费用过活。生活的困难，更使他想念祖国。这首诗中的“她”即指祖国。全诗四节，每节都是触景生情，使他遥念祖国。热爱祖国的深情漾溢于字里行间。赵元任也是多年浪迹海外的游子，也同样的热爱祖国，因而是刘半农这首诗的知音。他以同样对祖国的深情为这首诗谱了曲。歌曲本来就是贵在真情。这首曲成了赵元任一生中得意之作中的一首。词诚曲真，珠联璧合，它很快就在海内外的青年中，特别在祖国的游子中流传开来。直到八十年代的今天，仍为人们所爱唱。
刘半农作词、赵元任作曲的较为流传的歌曲中，有一首《听雨》，词的全文是：
我来北地已半年，今日初听一宵雨。
若移此雨在江南，故园新笋添几许？
这诗写于1918 年3 月。刘半农是1917 年10 月间只身到京，经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推荐，任北大法科预科教授的。诗的意境很美，想念故园之情扣人心弦。赵元任为它谱的曲，抑扬顿挫，如诉如怨，以音乐的语言抒述了诗人的深情。这首歌曾传唱一时，是“五四”以来的名歌之一。
在刘半农作词、赵元任作曲的名歌中，《织布》也是其中之一。这首歌的词和曲都带有民歌的色彩。查刘半农的《扬鞭集》，《织布》的原诗是：织布织布，朝织丈五，暮织丈五，尚余丈五！
这首诗写于1921 年10 月5 日，诗人在巴黎。当时诗人写了好几首题为《山歌》、《小诗》的诗，内容都是同情劳苦人民的。《织布》也是相仿的一首。它经赵元任谱曲后，诗的内容有了变动：织布，织布，朝织丈五，暮织丈五。
今人化古，尚余丈五。
吁嗟辛苦！
我估计，可能是出于谱曲的需要，赵元任和刘半农商量后，由诗人增补的。原诗意思是：织布的人早也织，晚也织，但永远是织不完的。加了一句“今人化古”，就更形象化：织布女工（一般多是女工）织呀织呀，从年轻少女织到白发老妪，乃至“化古”，但她仍然没有织完，“尚余丈五”！这就使这首诗写得更深刻了。最后也就会有很自然的感叹：“吁嗟辛苦！”从这里也可见刘半农和赵元任的合作是何等的亲密乃尔！
刘半农和赵元任还曾计划合作国歌，一个已写了词的初稿，一个已谱出了曲。当赵元任的曲从美国寄到时，刘半农已重病卧在榻上。当时敌寇入侵，国难深重，国民党当局已无意再选国歌。这是两人的最后一次合作。
刘半农于1934 年7 月14 日病逝于北京。赵元任闻讯，极为悲痛，特地写下了一副挽联：“十载凑双簧，无调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点，叫我如何不想他。”表达了对这位交往了十年的老友的哀悼。
1986年7月22日
赵景深的童话研究
赵景深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已悄然过去了，报刊上见不到有何纪念的文字。早在纪念日几个月前，蒋星煜先生就在《书城杂志》上发表《怀念赵景深教授》一文，愤然说：“以赵景深教授在戏剧、文学、教育、出版、新闻各界的广泛而深入的影响来说，他身后不应该这样冷清、寂寞的。”蒋星煜建议为赵景深编一本纪念集，但应者寥寥，令人感叹！
赵景深的建树确实是多方面的。他既搞创作，又搞翻译；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特别对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的研究成绩尤著，甚至曾斗胆补充和纠正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一些不足和差错，这些补充和纠正至今仍被《鲁迅全集》的注释所吸收；他也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为数不多的奠基者之一。
以中国古典文学而论，称中国为“诗国”、“散文王国”，都是当之无愧的，但儿童文学在中国却历来得不到重视。“五四”以后的新兴的儿童文学几乎是“白手起家”的，而赵景深又是创作又是翻译又是理论建设，作了多方面的努力。
我手头有一本赵景深的《童话论集》，就是我国第一部童话的理论专著，1927 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这部论集收入他自1922 年至1927 年间的关于童话的论文十六篇，编为三辑，第一辑四篇是概论童话的，第二辑五篇是研究中国童话的，第三辑七篇是评介外国童话的。这些论文探讨了什么是童话（童话具备哪些特点），童话与神话的联系与区别，童话与民间故事的联系与区别，童话与小说的不同。他还认为童话本是给儿童看的，但不少童话“目的是在社会，并不是想把这些东西给儿童看”，例如，“我以为叶绍钧君的《稻草人》前半或尚可给儿童看，而后半却只能给成人看了”。他的许多精辟的见解，为我国早期童话理论的建设提供了初步的基础。
在这本《童话论集》中，还收有题为《童话的讨论》的与周作人往来书信九封。这组专题讨论的通信，从1922 年1 月至4 月在《晨报副刊》上连续发表时，就引起文学界的广泛注意。用通信讨论问题的形式后来也为不少报刊所采用。赵景深在其五封书信中再次阐述了他对童话的种种见解，而周作人在其四封书信中对童话的性质、特点、起源、演变，童话与故事、寓言、神话、传说的关系，对安徒生、王尔德、爱罗先珂的童话的比较和评论，都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更为重要的是，周作人所写的四封信，后来没有收入自己的集子，因而这本《童话论集》不但为儿童文学研究者所重视，也为周作人研究者所宝贵。它已成为现代文学爱好者难觅的珍本。
赵景深早在1924 年就编过一部《童话评论》，由新文化书社出版。它收集了“五四”时期报刊上发表的周作人、郭沫若、郑振铎、胡适、赵景深、胡愈之、张闻天、夏丏尊、张梓生等人的有关童话的三十篇论文，是研究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必须一读的论集。赵景深还编写过《童话概要》，1927 年北新书局出版；《童话学ABC》，1929 年ABC 丛书社出版。前书书末附有《童话书目》，后书书末附有《童话研究书目》，都颇有史料价值。
在赵景深一生的建树中，他在儿童文学理论建设上的贡献较少为人所知，这是我写这篇短文的动因。
1995年4月8日
陆侃如与沅君的小说集
淦女士是驰名于二十年代文坛的女作家。她先是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发表作品。她的第一本小说集《卷葹》，很受鲁迅的器重，曾被编入《乌合丛书》于1927 年问世。它收《隔绝》、《旅行》、《慈母》和《隔绝之后》四篇作品。该书由司徒乔作封面，画着一个裸体女子被捆绑着漂在大海波涛之中。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选入了《卷葹》中两篇小说《旅行》、《慈母》，并特别称赞《旅行》，说它是“名文”，“虽嫌过于说理，却还未伤其自然”。《卷葹》中的小说，几乎都是写青年女子追求婚姻自由、反对封建礼教的故事的。对女青年的复杂心理的描写，尤为小说所见长。《旅行》中有一段女青年的话：“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可是我们又自己觉得骄傲的，我们不客气的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鲁迅认为这类描写有它的典型意义：“实在是五四运动之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在淦女士笔下的女主角，往往都有着这样的时代烙印。
《卷葹》在1928 年再版时，署名改为“沅君”。陆侃如写的《再版后记》中说：
《卷葹》初版共四篇，作者曾以“淦女士”名在《创造》上发表，故初版封面亦署此名。“淦”训“沉”，取庄子“陆沉”之义。现在作者思想变迁，故再版时改署沅君，其实与淦是一人。
初版有误排者，再版均改正。最重要的是：《隔绝》的女主人纗华女士之名，取义于张平子《思玄赋》的“纗幽兰之秋华”句。（李善注云，“纗者即系囊之绳也。”）作者写“纗”作“■”，《创造》误排作“维乃”，后来《木犀》及北新均沿误为“维乃华女士”，而这位女主人便变成汉妖巫维汜的后裔了。此虽无关宏旨，然也不能不改正。
还有并非手民之误，如《隔绝》男主人原为“青霭”，现为使之与《隔绝之后》一律起见，改名“士轸”。
再版所加二篇：《写于母亲走后》曾在《莽原》上发表过（署大琦）。《误点》是作者三年前未完稿，最近方补完的。因风格相近，故附卷末。
以上的话本该作者自己向读者说明的。只因作者秉性疏懒，故托我代说。
一九二八，二，二五，陆记这篇后记告诉了我们：作者从“淦女士”改名为“沅君”的缘由，以及作者还有笔名“大琦”；作者对她笔下人物的名字，颇费斟酌而有出处的；再版加入两篇的发表经过和写作情形。
《卷葹》之后，女作家又出版了《春痕》，署名仍为“沅君”。《卷葹》的扉页上录有：“ 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温庭筠：《达摩支曲》。”录词表达了作者在作品中所歌颂的对于爱情的执著。在《春痕》的扉页上则录有：“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九歌·少司命》。”
表达了作者对于爱情的心意。《春痕》的后记对于了解这部小说也很重要，全抄于下：
《春痕》后记
《春痕》作者告诉我：
《春痕》是五十封信，假定为一女子寄给她的情人的，从爱苗初长到摄影定情，历时约五阅历。
作者又说：
这五十封信并无长篇小说的结构，虽然女主人的性格是一致的，事实也许是衔接的。
又说：
每一封信里也许讲的两件事，故标题极难定；现在避难就易，姑以首二字命篇。
因记之以告读是书者。
一九二八，二，二五，陆记据说《春痕》的书信有作者自己的爱情生活在内。但它不如《卷葹》那么充满反抗的激情，结构也较松散，正如鲁迅所说是“散文的片断”了。以后，女作家很少写小说了。陆侃如把她散见于报刊的八篇小说编集为《劫灰》。
它在思想上和笔力上，都远差于《卷葹》。《劫灰》扉页上的录词是：“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小雅·节南山》”。在写《春痕》后记的同时，陆侃如又为《劫灰》写了后记。这篇后记概论了沅君的小说，全文如下：
《劫灰》后记
《劫灰》是作者的第三小说集。她的小说分集，大概视风格与题材而定，而风格与题材又可察命名与题词而知。例如第一集的风格与题材可以“卷葹”二字与“ 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二句表之；第二集可以“春痕”二字及“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二句表之。独这第三集是合若干篇风格不同题材各异的作品而成，想不起一个适当的命名，故即以首篇之名名全集，而题词“我瞻四方，蹙蹙靡所聘”二句也只能代表首篇。总之，这一册是“杂碎”。
各篇中有的在《语丝》、《莽原》上发表（署沅君或大琦）；有的在《现代评论》上发表过（暑易安）。只有《潜悼》及《EPOCH MAKING……》二篇是作者未发表的近作。
《劫灰》已成“杂碎”，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不及《卷葹》。鲁迅曾风趣地说她美满的爱情生活，使她不再歌唱了。以后她的兴趣转入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和陆侃如合作写出了《中国诗史》等著作。
不久前，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冯沅君创作译文集》，收录了沅君的全部创作和译文。这在积累文化和提供研究资料上，都是很有意义的。但可能由于编者的某种考虑，三本小说集的后记都未辑入这部集子；而这些后记是研究沅君创作不可或缺的。本文抄录了三篇后记，动机之一，也在于为读者保存和提供今天已不易找到的研究资料。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了《卷葹》，书店迅即售完。这说明沅君的创作至今还是有很多读者的。
1982年5月
张竞生的书和书店
张竞生的《美的人生观》
近来在报刊上不断读到关于张竞生的文章，有人说：“看到张竞生的名字及其‘业绩’，正如在厨房角落里看到一只蟑螂干一样，虽然明知臭气已经消失，却仍不免引起恶心。”并完全否定张竞生的《性史》。但另有人却说《性史》本身是没有什么的，只是当年一些书坊看到“性”方面的书赚钱，就乱编滥印，还攀援张博士，以至败坏张博士的名声。我不藏《性史》，因而关于《性史》就没有发言权。
但我藏有张竞生的《美的人生观》。翻阅一过，觉得它是一本正经的书，有些见解也很有意思。可见，对于张竞生的“业绩”恐怕也不必一概“恶心”。
什么是“美的人生观”呢？作者说：“人生观是什么？我敢说是美的。
这个美的人生观，所以高出于一切人生观的缘故，在能于丑恶的物质生活上，求出一种美妙有趣的作用；又能于疲弱的精神生活中，得到一个刚毅活泼的心思。……他是一个科学与哲学组合而成的人生观，他是生命所需要的一种有规则、有目的、有创造的人生观。”
作者指出，美的人生观的构成系统，横面的排列是：美的衣食住，美的体育，美的职业，美的科学，美的艺术，美的性育，美的娱乐；这七项“共同奔赴的独一无二之目的，即美的人生观”。本书的第一部分即论述这七个方面。美的人生观的构成系统从纵的综合来看，是：美的思想，美的情感、智慧、志愿，美的宇宙观。这些内容就是本书论述的第二部分。
张竞生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美的人生观》先是校内作为讲义印出的。
周作人看到讲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在1924 年8 月27 日《晨报副刊》上发表《沟沿通信之二》中说：“前几天从友人处借来一册张竞生教授著《美的人生观》，下半卷讲深微的学理，我们门外汉不很懂得，上半卷具体的叙说美的生活，看了却觉得很有趣味。张先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等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但周作人又说：书中“有些地方未免太玄学的”。
如“美的性育”项下的“神交法”，很有点类乎中国古书中所说的“意通”、“情玩”，从现代生理学观点来看，是很容易弄出毛病来的。又如，张竞生介绍性交后用温水冲洗阴道的避孕方法，周作人也很不赞成，认为这种方法早已为先进的医学界所否认，“不但于生理上有害，于美感上尤有损害，这也是讲美的生活的人所不可轻忽的”。周作人对于这部书的结论是，“总之，张先生这部书很值得一读，里边含有不少很好的意思，文章上又时时看出著者的诗人的天分，使我们读了觉得痛快，但因此也不免生出小毛病来”。
周作人的评论给了张竞生极大的鼓舞，他不但决定将《美的人生观》正式出版，而且要编一套《审美丛书》。他主张：“集合国内外对于生活，情感，艺术，及自然的一切美具有兴趣和有心得者凑成了这部《审美丛书》，（一）希望以‘艺术方法’提高科学方法及哲学方法的作用；（二）希望以‘美治主义’为社会一切事业组织上的根本政策；（三）希望以‘美的人生观’救治了那些丑陋与卑劣的人生观。”《美的人生观》作为这套丛书的第一种于1925 年5 月自费出版。7 月重印，由北新书局和北大出版部总经售。
可惜世事多变，整套丛书的计划没有能实现。
1989年4月20日
张竞生和美的书店
写了《张竞生的〈美的人生观〉》以后，竟犹未已，再想对张竞生的“美的书店”说几句。
关于美的书店，鲁迅在《三闲集》的《书籍与财色》一文中提到过，新版《鲁迅全集》为此有一个注：“张竞生，广东饶平人，法国巴黎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教授。著有《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等。
1926 年起在上海编辑《新文化》月刊，1927 年开设美的书店（不久即被封闭），宣传色情文化。”需要商讨的是：美的书店是否“宣传色情文化”？美的书店当年在上海福州路山东路口开张后，于1927 年6 月出版的第一套丛书是《新文化文艺丛书》，收有左拉著、修勺译的《实验小说论》；接着，于1927年12 月，出版《性育小丛书》，收有张竞生著《性书与淫书》，是一本32开八十二页码的小册子。该店于1928 年4 月又出版《烂漫丛书》，收有卢骚著、张竞生译的《卢骚忏悔录》第一书，黎锦晖编的《留欧外史》第一集《留德外史》。张竞生译的《卢骚忏悔录》第一书、第二书、第三书于1928 年11 月由旅欧译述社仍名为《烂漫丛书》一齐出版。于此可见最迟在1928 年11 月美的书店已被封闭，已译好和印好的《卢骚忏悔录》只得改书店名称发售了。可以想见旅欧译述社也是张竞生所办的。美的书店还于1928 年4月出版《爱术丛书》，收有张竞生编《爱情定则》，该书于1929 年11月由“好青年图书馆”再版。1928 年，美的书店还出版《婚姻丛书》，收有《霭理斯婚姻论》（金钟华、杨虎啸译）。现在所能看到的，美的书店存在的一年时间里，所出版的就是这些丛书。它们好像没有一本称得上是“宣传色情文化”的吧！
卢骚的《忏悔录》共十二书。张竞生后来又译出了第四书至第十二书。
全部《忏悔录》译稿，1929 年9 月由世界书局出版。它是我国第一部《忏悔录》的全译本。出版后颇受读书界注意，至1932 年已四版。张竞生在全译本的序中说：
卢骚为自然主义及浪漫派与情感文学的首领。他的《民约论》为世界革命的先锋。
他的《野美儿》为自然教育的先声。他的具有文学与哲理两长的《忏悔录》实集情感派之大成。他的功勋岂是一班胸有成见的古董先生们所能污蔑抹煞？一个天才而又富于奋斗的卢骚当然不能全璧无瑕，岂能因其些少错误而忘其大德？我人为崇拜其学说而钦仰其人，岂必学其恶而遗其善？故我们不妨为浪漫派，但不必学卢骚放下五个子女于育婴院，虽则在他也有相当的理由。我们不妨主张自然主义，但不必效他反对文明。我们崇仰情感，但不必去蔑视理智。卢骚有他的伟大，我们有我们的伟大。正不必相模仿，也正不必因卢骚有些错误而遂蔑视其伟大！知乎此理，然后可与谈卢骚。
当年梁实秋正在攻击卢骚，郁达夫、鲁迅正在驳斥梁实秋。张竞生不但全译了卢骚的代表作《忏悔录》，而且提出了比较公允、正确的对卢骚的见解。
这好像和“宣传色情文化”更远了吧！
张竞生编著《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性史》、《爱情定则》，开办美的书店，出版《婚姻丛书》，翻译《忏悔录》，可见他是研究社会学，他重点研究爱情、婚姻、家庭和性科学。他的《性史》我虽然无缘读到，但估计不过是一本性知识性科学的书。他的《美的人生观》中就有“性育”一节，认为美的性生活不应只是肉欲的发泄，而应看作一种娱乐，“由娱乐而有精神的愉快，由精神的愉快而后精神上才能产生极大的功作用与极美的成绩”。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竟著书撰文谈论性生活，而且竟还谈论性生活有什么美不美，这实在是奇谈怪论，甚至是惊世骇俗了。因而他被低级趣味的小报称为“性学大师”，编造一些荒乎其唐的“新闻”，以作为无聊读者谈笑中的佐料。国民党政府也就装模作样地封闭了美的书店。
1989年5月4日
诗人陆志韦
陆志韦是新文学运动初期的诗人。他的诗集《渡河》1923 年由亚东图书馆出版，曾引起广泛的注意。后来他转移了兴趣，不再活跃于诗坛，因而为新诗爱好者逐渐淡忘。现在通行的几种现代文学史，除内容翔实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提到他一句话以外，几乎都没有提到他。其实，他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史上，是有贡献的。
陆志韦在新诗的内容和形式上，都有自己的主张，有自己的追求，因而也都有自己的特色。他在《〈渡河〉自序》中说：“我作诗只是为己，不愿为人。”他是主张诗歌表现自我的。又说：“我的诗教里有一个信条，以为创造时不许丝毫杂以道德的观念。”他主张诗只是抒发性情，反对理性，“善恶的判断常和美的享受相争”。他还提出了他写诗的两条原则：“第一呢，我对于种种不同的主义，可一概置之不问。浪漫也好，写实也好。只求我的浪漫不是千篇一律的浪漫；我的写实不是写科学的实。”这是就他的写作方法而说的。反对千篇一律，反对用写科学的方法写诗，这都是无可厚非的。
“第二呢，我决不敢用我的诗做宣传任何主义或非任何主义的工具。……俄罗斯的奴隶每天写五行十行的为马克思捧场，这样的要命也是太可怜了。”
这说明他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苏联初期的文学和对马克思，都很不了解，而且怀着抵触的偏激情绪。他的这种文学理论主张和政治偏见，和后来的新月派的某些人有相似之处。但再看看他的创作实际呢？他不可避免地有着“善恶”，有着“主义”，有着“道德的观念”。他的多数诗篇是爱国的，是同情弱小反对强暴，是忧国忧民的。限于篇幅，这里且举一首写于1920 年的短诗：
爱心
春天没田种，夏天不灌水。
秋来折着腰，到处拾剩穗。
我收集人家剩下的爱心，折断了腰也救不得性命，我为救性命折腰到如今。
乡邻怜我苦，给我一升米。
明知嗟来食，不堪养兄弟。
我吃的是哀怜不是爱心，我还折了腰谢我的乡邻，我总为救性命湿了眼睛。
快种一斗豆，快种几亩稻。
今年不努力，明年饿死了。
哪里有不劳而得的爱心，晓星种起直种到黄昏星，若要救性命走断你脚胫。
种豆一万石，种稻一千顷，逢到大荒年，散与陌路人。
（九年十二月）
在诗的形式上，陆志韦也作了不断的探索。他是我国新诗形式最早的探求者之一。他学贯中西，读过大量的中国古典诗词，“一杜二李”（杜甫、李商隐、李贺）给他的影响最大。他也苦读西洋诗。他说：“我费在西洋诗上的时间反比中国诗多些。”其中尤其是英、美的诗。这就使他在新诗形式的探求上有着深厚的基础。他在《渡河》的第二篇自序《我的诗的躯壳》中说：“我的诗的形式经历过好几回的蜕化。就这一本小册子里还找得到好几期的化石。”他自述大致经历过这样几种形式：（一）“破除了四声做长短句”。（二）“用白话填词”。这两种形式都没有成功。（三）以“古诗的格调，试用白话改写”。这一类是白话诗，读起来有古诗词的格调，但不像古诗词那样有严格限制。诗人说：“我以为中国的长短句是古今中外最能表情的做诗的利器。有词曲之长，而没有词曲之短。有自由诗的宽雅，而没有他的放荡。”他所说的“长短句”，是指形式整齐的有长句和短句的新诗。
前面抄录的《爱心》就属于这一类。（四）“舍平仄而采抑扬”。他主张不用平仄，但要“一抑一扬，自成节奏”。他十分强调诗的节奏。他说：“诗的美必须超乎寻常语言美之上，必经一番锻炼的功夫。节奏是最便利，最易表情的锻炼。”《爱心》就是不用平仄而有节奏的诗。（五）无韵和有韵。
诗人写过有节奏而无韵的自由诗，但他更写有韵的诗，“这本诗十之八九是有韵的诗”。他的诗的押韵，（1）破四声，“我用节奏尚且要废平仄，押韵当然不主张用四声。”（2）无固定的地位。（3）押活韵不押死韵，“用国语或一种方言为标准，不检韵书”。所以他的押韵，是大致的顺口罢了。
陆志韦的诗歌形式的主张，是在1920 年左右提出来并实践的。当时正在批判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格律诗主张自由的新诗，因此陆志韦的新诗形式的探讨，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1926 年起，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人办《晨报诗镌》。1927 年起，他们又办《新月》，对新诗的形式展开了讨论，他们提出了“新格律诗”。陆志韦的不少见解，才重新为诗坛所重视。他是“新格律诗”的前驱者。
但陆志韦后来的诗作没有更引人注意。他在1932 年出过一本《渡河后集》，是自费印刷的。后来他还自费印过《不酉小唱》、《不值钱的花果》，但都没有得到较大的反响。这位美国芝加哥大学生物学部心理学系的毕业生，哲学博士学位的获得者，曾意外地来到诗坛，终于又悄悄地离开，驻足于语言学的研究了。他的《古音说略》、《诗韵谱》、《北京话单音词词汇》、《汉语的构词法》等专著，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陆续问世。1955 年他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1985年7月
许地山编《达衷集》
前个时期有些同志在讨论现代作家的学者化。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作家，既搞创作，又能翻译，还能研究整理古典文学。他们既是作家，又是翻译家，又是学术研究专家。后来又有些同志在探讨现代作家的知识结构。不少作家以文学知识为主干，在文、史、哲、经等方面有着相当深厚的基础，甚至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丰富的知识。这些探讨，对促进当代作家的努力学习，加深研究，合理改革知识结构，无疑是很有益的。
不久前，我在旧书店无意中购得一册许地山编的《达衷集》。它是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的辑集。许地山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是著名作家。
他的小说集《缀网劳蛛》、《危巢坠简》，散文集《空山灵雨》，都有过广泛的影响。他又是宗教史的著名研究者，他在佛教、道教方面有多种编著出版。他的专著《道教史》，至今仍然是道教研究中的权威著作。他还对印度哲学、文学和梵文，有广泛的研究，他出版过专著《印度文学》，翻译出版了印度神话《二十夜间》、《太阳底下降》和《孟加拉民间故事》等书。但他对鸦片战争前的历史有如此大的兴趣和很有研究，却是出人意料的。
《达衷集》的原稿两大册，藏于英国牛津大学波德利安图书馆。它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领事馆中存放的函件及公文的底稿。许地山认为它们“于中英关系的历史上，可以供给我们许多材料”，因而他花了四个星期的工夫，把他们抄了下来。许地山把这部稿本与模斯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对照阅读，进行了标点、补缺、纠错等整理工作，1928 年交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原稿本中，许地山发现夹有“尺牍类函呈文书达衷集中卷”的标题和目录，因而认为这部稿本的原名是《达衷集》。
《达衷集》共两卷。上卷是述胡夏米的货船安号，因没有能在广州贸易，而驶到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卫、朝鲜及琉球等地，沿途与各该处的官吏及商人往来的文件。第二卷汇录了乾隆、嘉庆两朝公班衙与广州督抚关部等交涉的案件。许地山在《达衷集》的《弁言》中说：“第二卷比较重要，因为我们从中可以寻出租界、领事裁判权，及外国金融在中国发展的历程。”
读《达衷集》，不但能增进历史知识，而且可以了解当时英国商人和中国沿海城市的地方官吏交涉的情形，和读某些枯燥的史料不同，而颇有情趣。
例如，胡夏米在道光十二年（1832 年）三月上闽浙总督禀：大英国的商胡恭禀闽浙总督大人，现在英吉利国的船从榜葛刺国来，要行到日本国进口收泊。此英国船所带进口系西洋布，羽纱，大呢，绵花，时辰表，千里镜货等；虽然极妙样，却价钱更低，买者可得利。因我英国闻盛地出香茶叶，故情愿或以银买之，或以货贸易之，则华英两国，彼此有益矣。夫英人凛遵清朝制度，预先应敬禀大人仍照垂顾，准英商买卖，照例纳饷，万望姑容。况且皇上怀柔远人之至意，并皇恩特应及英人。盖清国与英国良久相友交易，两国商人体面妥当相办。及英国之例应允清国的人到英国的各地方进口收泊，买卖不禁。所以我英商恭禀大人准英船与内地人贸易买卖，则远商沾感无尽。
恭候示饬遵，为此禀赴大人台前。大人是聪明智慧，必定细细思想贵省获大利。若允英国的富商带本地之各货，以贵省之物产贸易，察夺施行。
道光十二年三月
这份禀文是按中国格式写的：凡提到“大人”、“清朝”、“皇上”时，都高出两格。文中的“榜葛剌国”今通译“孟加拉国”。大概是这封禀文写得彬彬有礼，表示遵守清朝制度，愿意按规定纳饷，态度谦恭，因而得到了总督大人的许可，还给商船送去了肉食。所以接着又有一封《胡夏米谢帖》，全文如下：
英吉利国船主胡夏米多多感谢总督大人差员送我猪羊各物，今都受了。各人都欢喜，多谢美意。今时我的船要快快上城，正是。
道光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这类文件书中有不少。这是双方交涉顺利的；或交涉才开始，双方都显得彬彬有礼。也有交涉不顺利的，往来函件措词都比较强硬。作为主权国家，不允许外国商人随便登岸贸易，是理所当然。外国商人强行登岸贸易，强词夺理，没有道理。在广州，甚至发生“凶夷刃毙内地民人”的案件，我国地方政府坚决要求对方交出凶犯，义正词严。当时的清政府不像后来被兵舰大炮所吓坏的那样，能严正地维护主权国家的尊严。最后在广州的十家英国洋行具结，保证回国查证凶手，“不敢狥庇”。这恐怕也是中英外交史中很重要的材料吧。
《达衷集》的下卷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至嘉庆十四年（1809年）
间英人在广州与中国地方政府的往来文件。这里交涉的，有禁止华人借英资本及受雇英人的问题，有英商请求专利的问题，有禁止部分商品（棉花等）
入口的问题，有税收规定的问题，有英国护送商人的兵船必须停泊外洋面的问题，以及有其他种种临时发生的案件的处理问题。这里且举乾隆六十年（1795 年）四月的《粤督批英商啵啷所禀十一事件》，从中可见英商提些什么要求，两广总督又是怎样批复的。这件文字稍长，但读来还是很有趣的：■咭唎大班啵啷呈禀事件，四月初一奉两广总督部堂张大人批。
“第一件，英吉利国货船到广，不拘甚么货物，甚么船，买卖东西，该上多少税，给一个一定单子，我们分文不敢短少。”
查货物有粗细，价有高低，不能悬定。此条，五十八年贡使在京曾经恳请，已奉部驳，应毋庸议。
“第二件，■咭唎国的人，在广、澳门，经河路来往，向来人要税，货亦要税。若是应该有税，也求赏个单子；若是没有，求免上税。”
查此条人货上税，原系从前陋规，已于五十八年十一月间出示禁革，并将需索陋规之兵役逐名重责，沿河枷示。今应再行出示，重申例禁。如有仍前需索情事，准夷人具呈禀控，以凭究治。至上澳下澳所带各件，如系外洋货物，系自进口起货时已经上税，应免其再行输纳。并其余衣服、行李，及随身刀佩，日用食物等项，均免其输纳。惟置买内地货物，来往携带，若不照例纳税，恐有内地汉奸觅搭夷船，渐启漏税之弊，仍应令其照前输纳。
“第三件，我们买卖在广东都上过税，向来到澳门又要上税。求大人查明；若有这个，我们上税，若是没有，省得上两遭税。”
查一切洋船来澳，经由大关者，下货物抽税；经由澳门者，货落夷船无税，起货时上税；从无两次征税之例。惟上澳下澳经过总巡口、西砲台、佛山口、紫泥口、澳门口，有担规银两，系属正项，仍应输纳，亦只应将置买内地货物，按担输纳。其已经[纳]税之外洋货物，及衣服食物，仍应免税。
“第四件，我夷人为身体怕有病，喜欢行走，到广东不能进城，也不能到阔野地方活动，求大人查核，或准进城，或在城外指一个地方，或准骑马，或准步行，我们就不生病了。”
查广东人烟稠蜜（密），处处庄围，并无空余地，若任其赴野闲游，汉夷言语不通，必致滋生事故。但该夷等锢处夷馆，或困倦生病，亦属至情。嗣后应于每月初三、十八两日，夷人若要略为散解，应令赴报，派人带送海幢寺陈家花园，听其游散，以示体恤。但日落即要归馆，不准在被（彼）过夜。并责成行商严加管束，不准水手人等随往滋事。
“第五件，我们买卖船水手甚多，万一有病，连别人都染了。或在河边，或在海岛，准我们盖搭几间草房子；有了病，就移他到草房子里住，也好养病，也免染别人。”
查黄浦船到，向许在附近岸上暂盖寮篷数间，船去即行拆毁，已属格外体恤。今若于黄浦改建草房，船来固可供夷人之栖止，船去交谁看守？若听夷人自行看守，是须夷人在黄浦终年长住。彼处并无官署驻劄，倘有汉民赴彼扰诈，以及水火盗贼等事，不能防范。应毋庸议。
“第六件，我们买卖货船起身后，还有人留在广东；向来一起身，就催落澳，求大人着他们有要紧事情，或多留几日，或随便到澳门。”
查货船去后，夷人各有紧要事，准其宽限二十日，以资料理；但不得过事挨延，有干例禁。
下面还有五条，是关于买办代理人不要一人把持、要求交税不要通过中间人、要求同意让他们请广东人学中国话、要求一人犯罪不要牵连别人等等，限于篇幅，不再抄下去了。文中有时写“■咭唎”，有时写“英吉利”，是原文如此。文中[ ]号和（ ）号内文字，都是许地山加的，前者表示补缺，后者表示纠错。
像这样的历史材料，不但今天的文学研究者，就是搞创作的人，读了能了解历史上的情形，能扩大知识面，多少是有用的吧。
1987年3月15日
陈果夫的文学作品
近年来，报刊上不断报道陈立夫的文化活动。他研究《易经》，研究书法，研究孔孟学说，研究人生哲学，主张加强海峡两岸文化和经济的交流。
这使我想起其兄陈果夫。兄弟俩在国民党中地位显赫，人所共知。然而，和陈立夫有其业余爱好一样，陈果夫始终是文学爱好者。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写了不少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还出版了好几种文学作品集。
就我所能见到的材料看来，《果夫小说集》似乎是他的第一本文学作品集，上海现代书局于1928 年12 月出版，收入其1919 至1928 年间的作品十二篇。这些作品曾发表在《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其家乡湖州办的《湖州》月刊和《碧浪》杂志，以及上海的《时事新报》。陈果夫生于1892 年，1911 年毕业于南京第四陆军中等学堂，即加入同盟会，并赴武昌参加革命军。1913 年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到上海。
以后在钱庄、证券交易所工作。1924 年应蒋介石之召前往广州，从此在官场青云直上。他的大量作品，就是在上海这段时期写的。他的小说短的几百字，长的2000 余字，都近乎现在的“微型小说”。文字虽短，每篇却都有意思，如《不事生产的人》讽刺一生以营造自己的大坟墓为事业的人；《返老还童》写一老爷爷接受返老还童术后，成了他大孙子那样的少年，引起了一系列喜剧性的误会；《战争利器之大发明》、《理想中之小发明家》可说是科幻小说，前者畅想各种稀奇古怪的战争武器，后者畅想日常生活中的小发明，如船有双套，外圈的船在风浪中颠簸，内圈的船却平稳如在陆地，可免晕船之苦。最长的一篇《大家庭中之故事》8500 余字，是由十五则不连贯的小故事组成的，写得也都很有趣。陈果夫的小说文字精短，却全部口语化，决无聊斋式语言，因而可读性很强。
陈果夫也写剧本。《窗帘》就是他的小说戏剧合集，1931 年由上海黎明书局出版。为什么这集子名为“窗帘”呢？作者在该书前言中说：当年现代书局经常出版“反动”（即革命的进步的）作品，有关部门去检查时，他们就拿出《果夫小说集》说，陈果夫的作品都在我们这里出版的，我们怎么会出“反动”作品呢？这样，他陈果夫的小说集，就成了现代书局的“门帘”。
这次，就干脆称为“窗帘”吧。这本书的封面，就画成了一幅窗帘布。《果夫小说集》是64 开小本子，《窗帘》却是大32 开，毛边，厚厚一大册。它收小说七篇（六篇是《果夫小说集》中有的），戏剧十一篇。这些戏剧和他的小说一样，都很短小，近乎现在的“生活小品”，每出或每幕反映一个生活场景，并无真正戏剧性的情节。最精彩的是《幼年时代之孙中山先生》，四幕剧，第一幕写十一岁的孙中山眼见强盗抢劫，第二幕写十二岁的孙中山眼见邻居家园被官吏占领，第三幕写十四岁的孙中山因留辫子而受人侮辱，第四幕写十七岁的孙中山乘轮回国在海关遭到四次搜查并被敲竹杠。这四幕戏毫无剧情上的联系，只是展示了四个生活片断，说明少年孙中山所面对的社会和他怎样成长起来。当然，这样的剧本只能放在案头，是无法搬上舞台的。
他还写过剧本《合作之初》，1932 年由中国合作学社出版。笔者未能见到。
陈果夫也写诗。他所写的《车水歌》、《牧童歌》，1936 年由赵元任谱曲。上海音乐出版社1987 年出版《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时，对这两首歌收不收进去颇为踌躇，后经中央有关部门和领导人批准，终于收进去了。这大概是新中国成立后，陈果夫的文学作品首次在大陆重印吧。
1992年7月19日
卢剑波和他的几本书
卢剑波是一位被人们遗忘的作家。他是巴金的挚友。1924 年9 月，正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高三的巴金，与这位同龄人第一次见面。当时他们都是二十一岁，都信奉无政府主义。在同一信仰的青年群中，卢剑波是活跃的一员。他下笔快，也写得多，被大家称为“才子”。此后，他和巴金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最近出版的《走过半个世纪——笔会文粹》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巴金的《记剑波和他的小书〈心字〉》。此文原是《心字》的编后语。
卢剑波把他当年在报刊上发表的散文、杂文寄给巴金，巴金从中选出约一半二十六篇，编成《心字》，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中的一本，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书名是卢剑波自己定的，表示这些文字都流自他的心泉。
巴金在这篇后记中，谈了他和卢剑波的相识，谈了卢剑波的为人，谈了他的文字的特点，谈了他们的友谊。
出版于1946 年11 月的《心字》是卢剑波的第四本杂文集。他的第一本杂文集《有刺的蔷薇》，由上海光华书局于1929 年5 月出版，道林纸印，32开，毛边本。此书连自序和后记在内，共收入1927 年1 月至1928 年2 月所写文章三十五篇。这些文章都有其独特的个性。第一篇《凶兽和羊》，写他在鲁迅《华盖集》中读到“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想起《俄国虚无党人的故事》中说的“驯服的羊，会变成残暴的猛虎”。自己七八年前曾想做“凶兽样的羊”，但到现在早已是“羊样的羊”，乃至是“驯服的羔羊”。
他好像并不遵循鲁迅那十个字的原意，而是认为“无产阶级，急进的革命党人，甚至于渺渺小小的我，也是有一朝会以驯服的羔羊，变成残暴的猛虎的机会”的。在《报偿》一文中，他指出：十年媳妇十年婆，她一旦做了婆，便以自己的尊严和权威来对付自己的媳妇；受尽虐待的学徒，一旦做了师傅，也同样去虐待他的徒弟。作者说：这是“中国人的恶根性”，是应该为“猛勇而真挚的青年破坏家所注意”。在《关于艺术》一文中，批评了有些人以“民众艺术”、“革命艺术”之名，而使“低级趣味的作品便流行起来”。
他十分赞赏一位德国音乐家的话：“我的乐作不是以供诸君娱乐为目的的，我是想用以诱导世间的风俗的向上的。”这本集子中的大部分文字，是对种种社会现象，特别是思想文化领域的现象，进行了评析；有几篇文字，还对自己的思想作了自我解剖。在这本集子中，多次谈及鲁迅和引用鲁迅的著作，除第一篇引入《华盖集》中《忽然想到（七）》的话外，还在《血痕》中引用了《野草》中的《希望》和《过客》的话，在《未来派画家的思想》中引用鲁迅评论陶元庆绘画的话，在《清晨起来》中引用鲁迅译爱罗先诃的《桃色的云》中的话，还说：“我读爱罗先诃的《桃色的云》，我最爱其中的土拨鼠。”集中有些文章的题目如《碰壁之后》、《有刺的蔷薇》，也都明显受到鲁迅的影响。这说明卢剑波对鲁迅的崇奉和对鲁迅著作的熟悉。在这本集子里，锋芒所向，还批评了一些人，有胡适、郭沫若、梁启超、江亢虎、丁文江、黄炎培、张君劢、张东荪等。集中也有几篇文字抨击了布尔什维克的“独裁”。
卢剑波的第二本杂文集《生与生之表现》，收散文十九篇，1931 年10月出版于上海新时代书局。抗战初期，他的第三本集子《路》，1938 年9 月，在重庆今日出版合作社面世。它是本只有四十二页的薄薄的小册子，收文五篇，书前有邓天矞的序和作者的自序，邓天矞是作者当时的夫人。《心字》以后，他没有再出过集子。他译过一本《海涅诗选》，1929 年3 月由上海亚细亚书局印行。在《有刺的蔷薇》的自序中，他提到“我所编的诗集《芳醪与酖毒》”，笔者未见过；查过几种工具书，不见书目；是编集自己的作品还是编集他人的作品，亦不详；它是否已出版，且存疑。
卢剑波于1991 年病逝，享年八十七岁。纪申先生在《悼念剑波四哥》中说：卢剑波从三十年代起就在四川的中学里教书，抗战胜利后受聘于四川大学执教，一直过着孤独的清苦的生活。他通世界语、英语，又学德文、俄文，晚年还攻希腊文，但没有再写什么作品。
1996年12月14日
鲁迅和《守常全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李大钊烈士碑文》中说：“在全国解放前，李大钊同志的一部分著作虽曾由他的亲属编集，由鲁迅先生作序，但在反动统治下一直没有能发行。”这是指三十年代编集《守常全集》的事。
李大钊牺牲后，他的侄儿李兆瑞（后改名李乐光）立意搜编遗稿。经过几年的勤苦抄录，他编成文集四卷，交周作人保存，自己离开了北京。1933年4 月29 日，守常夫人赵纫兰和女儿李星华访问周作人，商量出版文集事宜。
周作人就与上海的曹聚仁联系。曹聚仁一面表示群众图书公司愿意接受这部稿子，一面就请鲁迅写序。
鲁迅并没有忘怀这位“诚实，谦和，不多说话”的他所敬仰的老战友。
他很快就为《守常全集》写好了序，并主张这部书不要向反动派送审，可从快出版。他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说：“《李集》我以为不如不审定，也许连出版所也不如胡诌一个，卖一通就算。”如果送审，“给碰一个大钉子，正是意中事”。但这部书终于没有出版。鲁迅在1933 年年底，编集《南腔北调集》时收入了这篇序，并在文末写了如下一段附记：这一篇，是T 先生要我做的，因为那集子要在和他有关系的G 书局出版。我谊不容辞，只得写了这一点，不久，便在《涛声》上登出来。但后来，听说那遗集稿子的有权者另托C 书局去印了，至今没有出版，也许是暂时不会出版的罢，我虽然很后悔乱作题记的孟浪，但我仍然要在自己的集子里存留，记此一件公案。
据新版《鲁迅全集》注释称：这里的“T 先生”是指曹聚仁，“G 书局”是指群众图书公司，“C 书局”是指商务印书馆。过去不少人以为，大约是商务印书馆送审文稿，果然“碰了一个大钉子”，因而不能出版。如果是送审而“碰钉”，鲁迅何以要说“很后悔乱作题记的孟浪”，又何以要把它说成“一件公案”呢？不久前，我们看到了1935 年2 月9 日曹聚仁给周作人的信，其中有如下一段话：前奉大示，说是先生将把李集的稿子寄给我，我正在等候着。我的私见，此间既有检查机关，索性让他检查去，李先生的文章，毕竟关于学术的多，未必不通过也。检查方面的事，我来负全责；序文等等，请先生设法一下。行严、孑民诸先生的序，我亦可设法的。
这段内容很说明几个问题：（一）到1935 年2 月，即离鲁迅写序已达二年之久，稿子原来还在周作人手里。（二）所谓稿子到了商务印书馆，该馆送审而碰了钉的说法，现在看来是不能成立的。稿子根本没有送给商务印书馆，更不要说“送审”了。（三）在鲁迅写序言的二年之后，曹、周竟还在商量请谁另行写序的事。他们保存和拟出版李大钊的著作，是好事，是应该肯定的。想另请人写序，可能是出自便于出版的考虑，但竟然拟请章士钊写序，简直是无理。这可能是鲁迅生气地说“很后悔乱作题记的孟浪”的原因之一。
《守常全集》在1939 年终于由北新书局托名“社会科学研究社”出版。
书刚出版，就遭到租界当局的查禁。只有少量为识者购得，成为收集者的珍品。
李大钊著作出版的曲折经历，说明黑暗的旧社会是没有出版自由可言的。鲁迅不顾个人的安危欣然写序，不是什么“孟浪”，而是表现了他对老战友李大钊的真挚的深情厚谊和十分崇敬的心情。
1983年11月18日
周建人的文学活动
周建人是自学成才的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和科普作家。他为宣传进化论和普及生物学知识，取得了显著成绩。他在1930 年出版、鲁迅为之写小引的《进化与退化》，就是从他“十年来所译的将近百篇的文字中，选出不很专门，大家可看”的八篇论文编成的。周建人还译过《人类的特性与分布》、《遗传论》、《原形质》（均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生物进化论》（开明书店出版）。他还著有《人体的机构》（北新书局出版）、《有趣的植物问题》、《有趣的动物问题》，以及多种中等学校的植物学、动物学的教科书。
新中国诞生的前夕，他还写了专著《论优生学与种族歧视》一书，阐述了人类优生学与达尔文学说的关系，指出了社会进化论的错误。
周建人由研究民俗学而研究社会学，又结合他的生物学知识，写了不少关于恋爱、家庭、性生活方面的文章。他在《妇女杂志》上发表《新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一文，爆发了一场论争，刊物的编者章锡琛还就此而被敲破了饭碗。以后他辑著了《性与人生》、《性教育》，翻译了《性与遗传》等书，分别由开明书店和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封建思想浓厚、风气闭塞的中国二十年代，能翻译和写作这些书，是有一定的胆识的。
然而，周建人也是十足道地的文学家。他是文学研究会早期的会员，入会编号是65 号。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文学旬刊》第一百期上公布特约撰稿者名单中，就有周建人。他也是《语丝》的撰稿人，曾在《语丝》上发表了《什么主义能祸中国呢》、《麻痹与刺激》、《民族的衰颓》、《阻滞进步的旧习惯堆积之为害》等杂文。1934 年9 月《太白》创刊，周建人（克士）也是特约撰稿人，几乎每期都有一篇科学小品发表。《白果树》、《记湖州人卖蛟》、《讲狗》、《乌米饭》、《关于蜈蚣》、《谈谈头发》、《蚤的生活》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随笔散文。这个时期，是他写作科学小品的丰收期。这些文字优美、知识丰富的散文，后来编入他的《花鸟虫鱼》一书，由开明书店出版。可惜这本书现在已很难找到了。
使人感到意外的是，周建人竟还写过小说。这在今天大概是很少有人知道的吧。我所见到的是短篇小说《艺兰家》，发表于1933 年7 月出版的《现代》第三卷第三期上，署名克士，这是周建人常用的笔名。小说五千余字，分四节，写一位叫“恒先生”的失业知识分子的遭遇。恒先生热爱兰花，精心护理。初春的黄昏，回到家来，“他便点着了被老鼠咬坏的蜡烛，轻轻的拿出小缸里的兰草，横放在桌上，反复的照看夹在叶间短小的花蕊，有时凝视着淡红或绿色的花外的苞叶，面上现出微笑，自言自语着，好像在陈述他的断续的希望”。兰花还常常给他带来快乐的梦。天气渐渐暖和，“有一天
他终于发见了盆中的一枝果然是梅瓣——是一株小形的赤花的蕙兰的梅瓣”。这高兴，简直使他不安了好几天。他把这株梅瓣兰花带到了茶店里，让同样爱好兰花的朋友观赏。恒先生得到梅瓣兰以后，希望这新品种很快繁殖起来。他把衣被卖了，换来了芦帘、喷壶等养花工具。夏天过去，天渐渐凉了。恒先生的温饱都成了问题。他只得去向富豪借钱，以住房作抵押。春又来了。“恒先生的梅瓣的叶子发着乌绿色，倒有繁茂起来的样子，但恒先生日常生活的费用一件不能减少，反增加了每月应该付还的利息！”后来，恒先生走了，在这个镇上消失了，他的梅瓣也没有人知道下落。周建人笔下的这位恒先生，不同于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方玄绰、陈士诚，他追求生活的美，更为读者所同情。
如果在文学家中还要分类的话，周建人是散文家。他的科学小品是很好的随笔散文。他的小说并不追求曲折离奇的情节，而是以舒徐的笔触细致地描绘生活，充满着散文的美。
我希望有人收集他的文章结集出版。
1986年11月13日
杜亚泉和他的《博史》
从旧书店购得一本《博史》。我见过娼妓史、乞丐史、黑门流氓史，赌博史却是第一次见到。《博史》的作者杜亚泉，是著名的科学家、编辑家，还是我们绍兴籍的先贤。1988 年绍兴市委宣传部编印过一本《越中先贤精神赞》，内中就收有杜亚泉的事迹。
杜亚泉1873 年生于绍兴农村小镇伧塘。原名炜孙，号秋帆。后改名为亚泉：亚是从化学惰性元素氩字省笔而来的，泉是从几何学上线字省笔而成的。
他说：“生在世上，没有用途，就像化学惰性元素的氩，没有面和体就像几何学上的线。”这是他的自谦之意，也用以鞭策自己。
他十六岁考取秀才。考秀才的主要内容是四书五经，主要形式是写八股文。但年轻的秀才却对现代科学知识深感兴趣，他以自学而掌握了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相当高深的知识，还掌握了日文。外文的掌握使他大大开拓了阅读的视野。他还爱好广泛浏览现代社科的书刊。1899 年，他二十六岁，蔡元培主办的绍兴中西学堂聘请他为数学教员。但他并不留恋安定的教席生涯，一年期满，他就离开了学校。
他于1900 年来到上海，以“科学救国”的巨大热情，办起了亚泉学馆和《亚泉杂志》。亚泉学馆公开招考学员，传授现代科学知识。这可以说是我国私立大学或私立专科学校的雏形。《亚泉杂志》是我国国人自办的宣传自然科学知识的最早的中文期刊。它25 开，线装，每册正文十六页，共出版十期。由于学员少和订户少，在赔完老本以后，亚泉学馆和《亚泉杂志》都只得停办。
《亚泉杂志》虽只办了十期，它却作出了贡献，在我国科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它首创好几种化学元素的中译名。创刊号上杜亚泉译述的《化学原质新表》中，就有他创造的铍（Be）、氩（Ar）、镨（Pr）、钆（GD）、鉣（Tm）、镱（Yb）等的中译名，至今仍为我国科学界使用。由于他创造了“氩”，后来出现了“氧”（原名“养气”）、“氢”（原名“轻气”）、“氯”（原名“绿气”）等等。该刊还率先介绍化学元素周期率，及时反映国外科学新成就，并能注重实验而介绍化学分析方法。这在当时都是很有意义的。
办亚泉学馆和《亚泉杂志》碰了钉子以后，他于1903 年回到了绍兴，得到徐锡麟等人的支持，办起了越群公学。但越群公学的命运并不比亚泉学馆好一些，不到一年，这所传播现代科学知识的私立学校，终因经费困难而夭折。
第二年，1904 年，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聘请，杜亚泉出任该馆编译所理化部主任。从此，他在这所我国首屈一指的大出版单位工作了二十八个春秋。
许多国内外有影响的图书经他之手而出版，倾注了他的心血。如他主编的《动物学大词典》（二百五十余万字）、《植物学大词典》（三百余万字），由于引用了大量我国古籍和日本著作的记载，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他编著的《高等植物分类学》、《下等植物分类学》、《中外度量衡币比较表》、《化学工艺宝鉴》，他与寿孝天合译的《盖氏对数表》等等，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或实用价值，有的还多次重版。他编著的大学、中学、小学的数、理、化、生各科的教科书，多达二十余种。他真正称得上著作等身。在他的等身著作中，竟还有著作《人生哲学》、译述《处世哲学》，而且还有一本《文学初阶》。从中可见他的学识的渊博，和研究兴趣的广泛。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位主要研究自然科学的专家，竟主编风行全国的大型综合性刊物《东方杂志》达九年之久，为这本刊物的不断进步作出了贡献。他既然能写出《人生哲学》、《文学初阶》这样的著作，他的主编《东方杂志》也就容易理解了。
然而他还有一本更使人感到意外的著作，那就是《博史》（赌博史）。
翻阅了全书以后，却也释然了：他是把它作为科学史来写的，特别与数学有关。全书共十四章，从最原始的赌具“博棋”、“骰子”论到现今最流行的西洋牌和麻将牌。作者在论述博具的发展过程中，还不断与外国的博具进行比较，如第五章对宝应象戏与日本将棋的渊源关系进行了考证。他认为，日本槃中双陆，是中国魏（曹操）时的双陆流入的，日本将棋是中国唐时传去的，西洋象棋是中国南宋时传去而变成的。纸牌的情况也类似。中国唐时的叶子戏、马吊，约于南宋时传入西洋，发展而成现行的扑克牌。至于麻将牌，作者认为是由明朝天启间的马吊牌，发展为明末清初的默和牌。《红楼梦》四十七回所写斗牌，即为默和牌。至清代中叶以后，由默和牌而发展为麻将牌。所有赌具都可用于娱乐。因而《博史》也是娱乐史。
在1932 年“一二八”战争中，他在闸北的住房被毁。当时商务印书馆在战争中被炸，毁坏严重，不得不疏散（暂时辞退）人员。杜亚泉是该馆台柱式的编辑部骨干，他也不能幸免。带着国仇家恨，他举家迁返故乡绍兴。1933年12 月6 日因患肋膜炎而未得到及时治疗而谢世，终年六十岁。《博史》是他回绍兴后写的，1932 年由开明书店出版，是他的最后一部著作。
1989年1月28日
潘汉年的文学活动
潘汉年于1924 年加入创造社，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新文学运动中早期的文学家，也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曾和语丝社有过联系。他写过一篇《苦哇鸟的故事》，寄给了《语丝》编辑部，周作人还为此和他通信。这篇故事和他们的通信，都刊载在1925年7 月出版的《语丝》第35 期上。
潘汉年在创造社，开始是“小伙计”，主要搞出版编务工作。有人说潘汉年主编过1925 年创刊的《洪水》，可能是记忆之误。《洪水》前期由周全平编辑，后来的编辑工作则由郁达夫主持。潘汉年偶尔给《洪水》写稿，但数量很少，如1926 年12 月出版的《洪水周年增刊》上有他的《还是吸烟》一文。
1926 年4 月，潘汉年主编的《A11》周刊创刊。当时创造社的出版部在上海闸北宝山路尚德里A 字11 号，这里也是“小伙计”们活动的场所，因而取了这样一个刊名。在刊物上撰稿的也都是“小伙计”们。周刊的发刊词和第一期编后记，都是潘汉年写的。周刊约出四至五期，每期都有潘汉年的文章，如《一点子消息——访孙伏园记》等等。周刊以发表杂文、短评为主，刊有悼念邵飘萍、批判国家主义等文章，革命倾向是明显的。
继这份周刊以后，潘汉年又主编《幻洲》周刊。它于1926 年6 月12 日创刊，性质和《A11》差不多，只出版了两期。潘汉年除写了两期编后记外，还在该刊发表了《幻想中的OA-ZO》和《青鸟馆》等文。
过了不久，潘汉年和叶灵凤另办了一种《幻洲》，于1926 年10 月16日创刊。两种《幻洲》常常使人混淆，其实是并不相同的。这《幻洲》分上、下两部，上部叫《象牙之塔》，由叶灵凤主编，常发表小说、诗歌等作品；下部叫“十字街头”，以发表随笔、杂文为主，由潘汉年主编。潘汉年每期都要为“下部”写很多文章，有时一期十多篇，几乎是由他一人包下来的。
他写的文章尖锐泼辣，嬉笑怒骂，不拘一体。其中《水番三郎日记》连续刊载好几期，是近乎小说的生活记事。在1927 年2 月出版的《幻洲》第九期上，刊载有《汉年启事》云：“我不日要离沪他往，幻洲下部仍由我负责编辑。
但投稿诸君惠稿时，切勿由我个人转交，请径寄宝山路三德里B22 号幻洲编辑部，俾免遗误，至要，至要！”在该刊8 月出版的第十一期上，刊有《本刊迟延出版的声明——并纪念失踪的汉年》一文，大致称：潘汉年离开本刊后，托人代编“下部”，但因遇到种种困难，加上叶灵凤也离沪，以至刊物迟迟不能出版。到了1927 年10 月出版的第二卷第一期上，刊有潘汉年《我再回上海》一文，谈了他在近八个月中“灰色，刺激，苦厄，病痛和流浪逃避的生活”，如今又回来主持刊物的笔政了。
潘汉年这八个月到哪里去了呢？原来，他应郭沫若之邀，投入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第一线，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革命军日报》总编辑等职。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上海，继续编辑《幻洲》，重新投入革命文艺运动。
这份《幻洲》引起了身在厦门的鲁迅的注意和好评。他在1926 年11 月9日给韦素园的信中说：“较可注意的倒是《幻洲》（《莽原》在上海减少百份，也许是受它的影响，因为学生的购买力只有这些），但第二期已不及第一期，未卜后来如何。” 1927 年1 月鲁迅到了广州，仍很注意这本刊物。
他在26 日给韦素园的信中又说：“最风行的是《幻洲》，每期可销六百余。”
1928 年1 月，叶灵凤主持的《现代小说》创刊，潘汉年开始时参加了一些编辑工作，并写了不少短篇小说。开始几期，几乎都有他的一二篇作品。
这年6 月，光华书局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离婚》，收短篇小说八篇，大部分是在《幻洲》和《现代小说》上发表过的。潘汉年原打算再编一本短篇小说集《苦杯》，在《离婚》中已有预告。但我多年探求没有见到这集子，可能他的打算并没有实现。他还打算写一部长篇小说，并在《现代小说》上连续发表了两章。后因刊物停办，小说就没有继续发表，估计也半途夭折了。
在《现代小说》创刊不久，1928 年4 月，潘汉年主编的《战线》周刊创刊。他在第一期上写了《〈战线〉的开场》，表示反动派禁止了《幻洲》，但禁不了革命者的意志，新的刊物又创刊了：“他们自有他们的权威，我们自有我们的热血，你看吧，我们的《战线》又在这里开场了！”《战线》和《幻洲》一样，也以发表战斗的杂文、随笔为主，所不同的是也发表一些小说。他自己的短篇小说《浮尸》就在该刊发表。《战线》出到六期，即到1928年5 月，又被查禁。这时《现代小说》还在继续出版。他的一些文章就又转到这份刊物上去了。他还支持叶灵凤编小型月刊《戈壁》（1928 年5 月创刊，出至第四期停刊），他说：“戈壁者，幻洲被禁后的一片沙漠也。”可见它也是《幻洲》的继续。
1928 年起，创造社、太阳社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并展开了论争。
这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但在论争中也有一些“左”的偏见，特别是对鲁迅的围攻，显然是错误的。当时党中央领导层中的有识之士，主张停止论争，团结对敌。潘汉年在《现代小说》三卷一期（1929 年10 月出版）上，较早地发表《文艺通讯——普罗文学题材问题》一文，纠正了某些“左”的观点。例如关于题材问题，他就指出：“与其把我们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普罗文学的题材，何如凭各自所身受与熟悉一切的事物来做题材呢？至于是不是普罗文学，不应当狭隘地只认定是否以普罗生活为题材而决定，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这和鲁迅所说的不论是什么题材，只要作者的世界观确是无产者，那他写的就一定是无产文学的观点是一致的。在1930 年2 月出版的《拓荒者》一卷二期上，他又发表了《普罗文艺运动的自我批评》，为扭转当时党在文艺工作上的“左”倾宗派主义起了一定作用。作为党中央宣传部的干部，他为进步文艺界的团结作了重大的努力，在尊重鲁迅、成立左联等工作中也都作出了贡献。左联成立时，他在成立大会上作了题为《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的报告，后在《拓荒者》等刊物上发表。为了把左翼文化团体联合起来，便于加强党的领导，潘汉年还为成立“左翼文化总同盟”作了很多工作，包括筹备创办《文化斗争》等刊物。他是当时左翼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以后，潘汉年较多地参加到实际的斗争中去了。1933 年夏去了江西苏区，参加文学活动的机会就比较少了。
1982年10月
柳亚子的诗和《左袒集》
作为柳亚子文集之一的《磨剑室诗词集》，最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该集收诗人自1903 年至1951 年目前所能收集到的全部诗词。全书两千页，厚厚两大册。集中并有多达四十六页的诗人手迹、稿本和生活照片，极有文献资料价值。
我曾从1956 年《新观察》上读到过柳亚子的《左袒集》。这次得到《磨剑室诗词集》，就连忙查总目录找《左袒集》，但没有。再读《编者的话》，其中说：“编排的体例也按照亚子先生生前手订的顺序排列，原来各卷的名称都加以保留。新收集的诗词，则作为补编，单独成一辑，排在本书的最后。”
这样看来，柳亚子后来大概并没有编成《左袒集》。
《左袒集》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它的内容大概主要是讴歌左翼革命者的，尤其是讴歌左翼作家的。当时在《新观察》上发表的是《新文坛杂咏》和《读文艺新闻追悼号感赋》两题。据说《左袒集》是柳亚子抄赠阿英，阿英选出几首，略加注释，交《新观察》编辑部的。《新文坛杂咏》共十首，歌颂鲁迅、田汉、郭沫若、蒋光慈、茅盾、华汉、叶绍钧、陈勺水、谢冰莹、丁玲等十位作家。其中歌颂鲁迅的一首是：逐臭趋炎苦未休，能标叛帜即千秋。稽山一老终堪念，牛酪何人为汝谋？
诗中“稽山一老”即指鲁迅，稽山在今绍兴境内，鲁迅为绍兴人。“牛酪”云云，因鲁迅曾以“孺子牛”自居，还曾有过“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的话。歌颂郭沫若的是：太原公子自无双，戎马经年气未降。甲骨青铜余事耳，惊看造诣敌罗王。
诗中“太原公子”原指李世民，因其父在隋时曾任太原郡守。晚清革命党人都喜以“太原公子”自称。这里是指郭沫若。说“戎马经年”，是指郭沫若在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中将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后两句是说甲骨、青铜的研究，在郭沫若来说是“余事”，但造诣惊人可敌罗（振玉）、王（国维）。歌颂茅盾的是：篝火狐鸣陈胜王，偶经点缀不寻常。
流传万口《虹》与《蚀》，我意还输《大泽乡》。
《虹》、《蚀》、《大泽乡》都是茅盾的作品，《大泽乡》就是写“陈胜王”的。写丁玲的一首是：人言徐淑过秦嘉，但论文章语未差。检点情场哀艳剧，重呼韦护泪如麻。
“韦护”是丁玲作品中的人物。后两句似指胡也频的牺牲和当时丁玲处境的艰危，诗人对她表示了深深的关怀。
《读文艺新闻追悼号感赋》共三首诗，悼念了李贤江、蒋光慈、张采贞、李尚贤等四人。我查了一下《文艺新闻》，“追悼号”是1931 年9 月15 日出版的，刊登的也正是对于这四人的悼念文。
我在总目录中没有查到“左袒集”，就按目录中年份的线索，终于查到了《新文坛杂咏》和《读文艺新闻追悼号感赋》，它们被编在1931 年的《丹青集》中。
柳亚子还有不少诗，是歌颂、赞扬、鼓励左翼作家和进步作家的。如1928年写有《读蒋光慈所著说部名〈野祭〉者，感其哀艳，即题一绝》。1930 年6 月写《观南国社演〈卡门〉，示馨丽》。1931 年又写有《南国一首，为田寿昌作也》：
南国豪华付逝波，尚留泪眼看山河。
宝刀骏马休闲却，痛饮黄龙事若何。
此诗写于南国社被反动派查封以后，读来沉痛感人。这时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加紧，对革命作家横加迫害，柳亚子旗帜鲜明地站在革命作家一边，写下了一系列诗篇。在左联五烈士牺牲后，他就写了《存殁口号五绝句》，每首都是写一生一殁的，五首共写了十人：鲁迅、柔石，田汉、黄素，郭沫若、李初梨，叶灵凤、潘汉年，丁玲、胡也频。当时传闻潘汉年、李初梨、黄素已牺牲。后知道此说不确，诗人又特地写了《续存殁口号两首》，重新讴歌了潘汉年、李初梨、黄素三位生者和徐殷夫、李伟森、冯铿三位殁者。
其中一首是：
黄郎黑狱漫长哀，倘许年时卷土来。
一卷流传红日记，罡风吹折岭头梅。
前两句是写黄素的，后两句颂冯铿。冯铿著有《红的日记》，并曾以“岭梅”为名。至此，柳亚子为左联五烈士都写了悼念诗。
柳亚子还写过《有悼五首》（即《哭恽代英五首》）和《题郁达夫〈蕨薇集〉》等。这些诗，大概都可以称为“左袒”之作吧。
1985年8月28日
杨铨的一首诗
在电视连续剧《洒向人间都是爱》中，有一段杨铨（杏佛）不顾反动派的威胁，坚持战斗，终于被反动派杀害的情节，现存的几种《鲁迅传》也都写了杨铨牺牲的事。当年，杨铨和宋庆龄、鲁迅是民权保障同盟的支柱，是并肩战斗的战友。屠杀吓不倒杨铨，也吓不倒宋庆龄、鲁迅。
杨铨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留学美国，是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的创办人之一。回国后在企业任职，在高校任教。1924 年任孙中山秘书。1927 年春，他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的身份，与周恩来、罗亦农合作，共同组织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1928 年起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他是国民党的元老。他信奉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为之坚持不懈地斗争。
最近我在翻阅《现代评论》时，发现了杨铨的一首诗，读了很受感动，对于他的坚持斗争和不怕牺牲，似乎有了更深的理解，现将全诗抄录于下：
牺牲与堕落
杏佛
在革命的急流中，那里有徘徊的余地，不能逆流向前猛进，便是无条件的向后崩溃。
我也知宝贵青春，青春早鼓翼弃人飞去，我也知爱惜健康，三十五年的浪费毕竟消磨未死。
恋爱，似经秋的败叶，有时也因风自起，翱翔于天际云间，然而不久终于无根下坠。
富贵功名，所为何事？
惟为创造牺牲的丘墓，中间有无穷的乐趣。
人们，你苦黑暗么？
请你以身作烛。
用自己膏血换来的，方是真正光明之福。
同志们，我疲了！
但是不敢后退。
与畏缩落伍的行尸作伴，还情愿和被创的战士在血泊中僵睡。
十六年八月二十二夜不寐作
这首诗写于1927 年8 月决不是偶然的。这年“四·十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 月18 日蒋记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七·十五”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但蒋、汪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国民党军事力量中，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之间，形成新军阀的激烈的派系斗争。在这样的形势下，蒋介石为寻求帝国主义的更大支持，以退为进，于8 月13 日宣告下野。汪精卫企图乘机收拾局面，但又遭到国民党内各派系的抵制和反对。而国民党新军阀和北洋老军阀正在勾结起来，在各地对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进行血腥的屠杀。作为国民党的左翼人士，杨杏佛认为正面临着“牺牲与堕落”的抉择。他因此而“夜不能寐”。这首诗正是他当时心境的表白。
1989年4月8日
徐懋庸和他的《打杂集》
徐懋庸是三十年代来到左翼文坛的。他擅长杂文。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是应该有他的一席之地的。
大概文坛确是“多事”之地吧。自从跨进文坛以后，耿直而近于固执的徐懋庸，开始了他坎坷的一生。
在那个年头，杂文是很受冷落的，“杂文家”简直成了奚落人的称呼。
反动派当然很讨厌尖锐而触着他们痛处的杂文；不愁生活的文人在提倡闲适清淡、玲珑剔透的小摆设式的“小品文”，他们是反对带刺的杂文的；就是在左翼文艺队伍中，不少人也认为“伟大的作品”只能产生于小说、戏剧、诗歌，而不可能产生于杂文。当时有些报刊上讨论“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几乎没有人能看到鲁迅杂文的伟大。难怪在有些报刊上，即使是鲁迅的杂文，有时也只能处于补白的地位。
就是在杂文的这样的恶运面前，徐懋庸却爱杂文。他爱读杂文，爱写杂文，爱鼓吹杂文。他说：“现在倘有人说某人是‘杂文家’，那一定含着轻蔑之意，所以有的人是不愿接受这个名称的，但是我愿意；而且，我愿意连着这名称，把它所含的轻蔑也接受下来。”“我之所以不管人们轻蔑，自愿做我的‘杂文’，就是因为相信在现在这个时代中，‘杂文’对于社会实在很有点用处。”（《〈打杂集〉作者自记》）他对于杂文的态度是耿直而近于固执的。
徐懋庸翻过不少古书，又通外文，能搞翻译，因而他的杂文，常常旁征博引，读来令人有浑厚之感。他思路敏捷，落笔快速，因而针对时弊，常常十分及时。他从1932 年下半年开始在《自由谈》上写杂文起，一年间就有了几十篇，在朋友的怂恿下，他编了第一本杂文集《不惊人集》。他说：“编好之后，想不出一个书名，偶而记得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句子，对于文人的苦心，颇觉悲悯。因为自己不拟做这样的文人，所以随便用了‘不惊人集’四字。照例是想出就算，不管它的好坏了。”（《〈不惊人集〉前记》）
这似乎说明这本杂文集的名称是信手拈来的，但也寓意着他的杂文决非粗滥之作，并以不断的精益求精自勉。
《不惊人集》交给书店，搁了两年，还没有出书，他的第二本杂文集却已编好了。这就是《打杂集》。他在该书的《作者自记》中说：“我在两年以前，就表明我只是个文化界的打杂者，直到现在还没有专门的行业，那么一向所做的当然是杂文；杂文做得多的人倘是‘杂文家’，那么我当然也是‘杂文家’；‘杂文家’如果应该轻蔑，那么我当然也是应该被轻蔑的。我觉悟这一切，所以直直白白，名这回的集子曰：《打杂集》。”
《打杂集》收他在1933—1934 年间的杂文四十八篇，内容实在杂得可以，然而在驳杂中，也透露了那个社会的动向，那时文坛的脉搏，以及作者对这一切的慧眼只见。譬如，反动派在杭州筹办“时轮金刚法会”，有人指责这是“提倡迷信，于国民思想怎样有害”，作者认为这种肤泛之论“可以说是不识时务”，因为，“阔人们何尝真个迷信因果报应，倘若迷信这些，他们的行为还要两样”。这就尖锐而深刻地指出了反动派的“胜会”是另有所图的（《关于时轮金刚法会》）。又如，有一篇《四川的神奇》，文章的开头是说：“久闻四川是神奇的世界，那里的人民过年过得特别快，从同一纪元算起，在同一时期内，别地方的人们方到二十四年，四川人至少已到四十多年了。”这就吸引了读者很想知道这种“神奇”。读下去才知道，作者是要说，四川军阀征粮征税，有的地方已预征到了二十多年以后，有的预征四十多年，甚至有预征七八十年的。这就具体而微地揭露了反动派的残酷搜刮。当时文坛争论的翻译问题、大众语问题、翻印古书问题，作者都有独到之见。但作者的立论，也有偏颇之处，如引征金圣叹的“极微论”，以与论语派的写“苍蝇之微”相呼应；如为周作人的打油诗辩护。这在当时都受到人们的非议。不过，《打杂集》总的说来倾向是好的，它是一本瑜多于瑕的杂文集。
徐懋庸编好《打杂集》，把它交给了鲁迅。鲁迅把它介绍给生活书店，并写了一篇序。鲁迅在序言中赞扬“这些杂文的和现在切贴，而且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鲁迅还说：“我是爱读杂文的一个人，而且知道爱读杂文还不只我一个，因为它‘言之有物’。我还更乐于杂文的开展，日见其斑烂。第一是使中国的著作界热闹，活泼；第二是使不是东西之流缩头；第三，是使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显出不死不活相。我所以极高兴为这本集子作序，并且借此发表意见。”这对徐懋庸的钟情于杂文，当然是极大的鼓舞。
徐懋庸是勤奋的。1935 年他又出版了《街头文谈》。他还写过《法国革命史》、《文艺思潮小史》、《社会主义讲话》等小册子。他编过两种以发表杂文为主的刊物。他还翻译了《斯大林传》等多种读物。他积极参加左翼文艺运动，当了左联的干部。二十七八岁的徐懋庸，打杂的劲头真足，打杂的面也真广，其打杂之杂，真比他的杂文还要杂。
就在他担任左联干部的时候，左联内部发生了“两个口号”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他几乎弄到两面都受指责的地步。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坎坷吧。
但这位戆直的青年，终于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是革命者。1938 年，他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他在晋冀鲁豫、冀热辽、冀察热辽等地从事党的文化教育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他是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三分团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武汉大学副校长等职。在这漫长的十几年里，他主要在做文教方面的具体工作，为党培养干部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但他仍然不间断地在报刊上写些杂文，到文坛上做些打杂的工作。1951 年，他出版了一本书《鲁迅——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就是收集他从1941 年至1951年所写的关于鲁迅的七篇文章而成的。在这些文章中，他谈自己所受于鲁迅的影响，深情地怀念着鲁迅对他的教诲，鼓励人们学习鲁迅的革命精神。在这些文章中，也有一些珍贵的鲁迅的传记材料。
1957 年，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鼓舞下，徐懋庸又拿起了他的打杂之笔。短短一个时期内，他在《人民日报》第八版、《人民文学》、《文艺报》等地方，写出了一批杂文。他的杂文，仍然是那样的旁征博引，知识渊博，读了使人有浑厚之感；仍然是那样的思路敏捷，措词尖锐，敢于说真话，敢于提出问题；仍然是那样的落笔快速，产品丰富。然而，耿直难免粗疏，固执往往偏狭。他的杂文中也不无可议之处，也仍然是瑜瑕互见、瑜多于瑕的情况。不料，他却为这些杂文挨了棍子。而棍子之最烈者，是姚文元。他竟对徐懋庸的杂文，一论二论三论四论而至于八论，恣意歪曲，无限上纲，非把徐懋庸置于死地不可。从此，徐懋庸被剥夺了在文坛上打杂的权利，人们再也读不到他的浑厚而明快的杂文了。
在“四人帮”的十年浩劫中，徐懋庸也不能幸免。“四人帮”粉碎后，他还来不及享受胜利的欢悦，在遗憾和委屈中，永辞了曾经愿意为之打杂却给他带来无数坎坷的人世！
徐懋庸的杂文是值得一读的，不仅是《打杂集》。如果把他一生的杂文，经过挑选，编排成集，那不但可以感到一些时代的脉搏，而且也可以见到一颗耿耿于人民、耿耿于革命的心在热烈地跳动。……
1982年5月
茅盾的自选集
知人莫如知己。作家自选集是作家自己向读者推荐的作品，因而为读者所欢迎，也为研究者所重视。
有位海外学者，从《鲁迅自选集》及鲁迅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草鞋脚》等集子中没有选入《阿Q 正传》，因而得出结论，以为鲁迅并不把《阿Q 正传》视作最好的作品。这结论不一定正确。一个很浅显的道理：这些鲁迅自选集和小说集子，所选入的都是短篇，而《阿Q 正传》可以说是一个中篇了。因而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鲁迅因考虑篇幅关系而没有选《阿Q 正传》，并非有别的原因。但这位学者注意从作家的自选集来观察作家对自己的作品的看法，我认为是值得称道的。
我想起了茅盾的自选集。我想以茅盾自选集为代表，来考察一下自选集的研究价值。
天马书店于1933 年出版的《茅盾自选集》，可以说是茅盾自选作品的最早的一本吧。该集选入小说四篇：《创造》、《陀螺》、《林家铺子》、《小巫》；随笔三篇：《叩门》、《雾》、《浴池的速写》。这七篇作品前有一序文：《我的回顾》。这篇序文回顾了他从1927 年开始写小说以来五年间的创作历程，是茅盾对自己最初阶段创作生活的简要总结。他说：“我在五年来亦已胡乱写成了一百万字的小说，可是这些作品当真有点意思么？我所能自信的，只有两点：一、未尝敢‘粗制滥造’；二、未尝为要创作而创作，——换言之，未尝敢忘记了文学的社会的意义。这是我五年来一贯的态度。”
这不但表白了他的创作态度，而且申明了他的“为人生”的文艺观。
茅盾又说：“每逢翻读自家的旧作，自己看出了毛病来的时候，我一方面万分惭愧，而同时另一方面却长出勇气来，因为居今日而知昨日之非，便是我的自我批评的工夫有了进展；我于是仔细地咀嚼我这失败的经验，我生气虎虎地再来动手做一篇新的。我永远自己不满足，我永远‘追求’着。我未尝夸大，可是我也不肯妄自菲薄！是这样的心情，使我年复一年，创作不倦。”
接着，茅盾在序文中又论述了自己的几种作品产生的经过，并说：“当作我的短短五年的文学生涯的‘里程碑’来看时，我就觉得《创造》、《陀螺》、《大泽乡》、《林家铺子》、《小巫》等篇对于我颇显得亲切了。《叩门》等三篇随笔因为也多少可以表示我的面目，想起来时也有亲切之感。”
这里可见茅盾对自选的几篇作品的评价和态度。《大泽乡》序文中提到了，正文中却没有列入，可能是被临时抽掉的，因为它是写农民起义的。
毫无疑问，这本《茅盾自选集》和这篇序文《我的回顾》，对于研究茅盾创作道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后来茅盾有了第二本自选集，并对这第一本自选集采取了不满意的态度。第二本自选集就是上海春明书店于1947年出版的《茅盾文集》。该集选入小说十一篇：《春蚕》、《小巫》、《官舱里》、《苏嘉路上》、《列那和吉他》、《委屈》、《船上》、《过年》、《太平凡的故事》、《秦岭之夜》、《过封锁线》等；散文八篇：《黄昏》、《雷雨前》、《白杨礼赞》、《风景谈》、《谈鼠》、《“森林中的绅士”》、《为“亲人们”》、《忆冼星海先生》等。这个选目值得注意。该集有一篇作者自写的后记，更是研究者所不应忽视的。
这篇《后记》一开头就说：“十多年前，曾经为了某种要求，出了一本自选集，抗战时期这自选集也在内地印过，然而显已不合时宜。……为什么我觉得那本自选集‘不合时宜’了呢？这有两方面的理由。第一，它选于十多年前，那时我的观点和现在当然有不同之处；第二，那时我写短篇小说和杂文可说是刚开始，所积不多，那个‘选’字是有点勉强的。”这就是茅盾对第一本自选集的不满意的所在。于此也可见，茅盾的创作有了发展，他对自己作品的看法也有了发展。
茅盾在《后记》中又说：“本来选一本集子可以有多种的标准，我现在的目的则在包罗那些能够反映社会各方面的动态的作品，至于技巧之如何，虽亦在选择时作为条件之一，但决不是主要的。”在这样的方针下，抗战前的作品只收了四篇小说、二篇散文，字数只占总字数的五分之一。抗战以来的作品，在当时更有现实意义，因而选得多些。
茅盾在《后记》中还谈了一些作品的含意。例如，《白杨礼赞》与《风景谈》，他说，是写“多么可敬而可爱”的人物的，“祝福这些纯洁而勇敢的祖国儿女，我相信他们不久就可以完成历史付给他们的使命，而他们的英姿也将在文艺上有更完整而伟大的表现”。这里的“完成历史付给他们的使命”是指解放全中国，建立崭新的人民的政权。茅盾认为文艺应该表现这些英雄们。茅盾对作品含义的自我说明，对于理解和研究这些作品是十分重要的。
如果说，第一本《茅盾自选集》初步地总结了他最初的五年的创作成绩，那么，第二本《茅盾文集》体现他创作进入第二阶段的成果。在茅盾的创作历程中，这两本自选集可说是两座自我总结的里程碑。
茅盾还有第三本自选集，那就是1952 年开明书店出版的作为“新文学选集”之一的《茅盾选集》。“新文学选集”包括现代作家二十四人。二十四种选集中，大致已故作家是后人选的，在世作家是自选的。这套选集由茅盾主编，其中的《茅盾选集》由茅盾自选。《茅盾选集》收作品十篇：《春蚕》、《林家铺子》、《赵先生想不通》、《微波》、《夏夜一点钟》、《第一个半天的工作》、《官舱里》、《儿子开会去了》、《列那和吉他》、《脱险杂记》等。这些作品前，刊有作者的自序。
茅盾的这篇自序，比过去自选集的序言或后记，更系统更深刻地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探讨了创作上的得失。自序评析了最早的三个中篇《蚀》三部曲的《幻灭》、《动摇》、《追求》。茅盾写道：“当我写这三部小说的时候，我的思想情绪是悲观失望的。这是三部小说中没有出现肯定的正面人物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又说：“一个作家的思想情绪对于他从生活经验中选取怎样的题材和人物常常是有决定性的。这一个道理，最初我还不承认，待到憬然猛省而深悔昨日之非，那已是《追求》发表一年多以后了。”严格的自我评析切中了创作中的要害。
自序又评析了《三人行》。茅盾接着写道：“《三人行》（也是一个中篇）就在认识了这样的错误而且打算补救这过去的错误这样的动机之下，有意地写作的。结果如何？失败。”原因是：“这一个作品是没有生活经验的基础的。这一作品的故事不现实，人物概念化，构思过程也不是胸有成竹，一气呵成，而是零星补缀。这些，都是这部小说的致命伤。”茅盾由此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徒有革命的立场而缺乏斗争的生活，不能有成功的作品。”
自序又评析了《子夜》。《子夜》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成功的一部长篇小说。瞿秋白、鲁迅都有高度的评价。但茅盾仍然严格地要求自己，着重谈了《子夜》的不足。他说：“这一部小说的准备工作算是比较做得多的。”
“这部小说的描写买办金融资本家和反动的工业资本家的部分比较生动真实，而描写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的部分则差得多了。但最大的毛病还在于：一、这部小说虽然企图分析并批判那时的城市革命工作，而结果是分析与批判都不深入；二、这部小说又未能表现出那时候整个的革命形势。”对于这些不足，茅盾又深挖了所造成的原因。他说：“《子夜》写作过程给我一个深刻的教训：由于我们生长在旧社会中，故凭观察亦就可以描写旧社会的人物，但要描写斗争中的工人群众则首先你必须在他们中间生活过，否则，不论你的‘第二手’材料如何多而且好，你还是不能写得有血有肉的。”茅盾从创作实践中得出了文学创作中具有真理性的结论。
《茅盾选集》收入的都是短篇作品，茅盾在自序中简要地评析了自己的具有代表性的几部长篇，是为了使读者有一全面的了解。接着自序又评析了短篇创作，特别是收入选集的几篇。茅盾写道：“在横的方面如果对于社会生活的各环节茫无所知，在纵的方面，如果对于社会发展的方向看不清楚，那么，你就很少可能在繁复的社会现象中恰好地选取了最有代表性、典型性的，即是具有深刻的思想性的一事一物，作为短篇小说的题材。对于全面茫无所知，就不可能深入一角：这是我在短篇小说的写作方面所得到的一点经验教训。”这确是宝贵的经验之谈。
茅盾的这第三本自选集《茅盾选集》，对自己创作的总结，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前两种自选集。它算得上是茅盾创作历程中自我总结的第三座里程碑。
新中国成立后，茅盾还有新的自选集，如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年6 月出版的《茅盾选集》，以及《茅盾短篇小说选集》等等。前面介绍了三种茅盾自选集，无非是想说明，从三十年代开始出现的作家自选集，是作家自我总结创作经验的很好的形式。茅盾的自选集是典型的例子，其他作家的自选集同样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作为选集的一个品种，自选集必将因读者欢迎而保持和发展。
1986年1月4日
王实味到延安前的文学活动
王实味是1937 年底到延安的。到延安以前，他已出版和发表了百万字左右的著译。这些著译，对于了解王实味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是十分重要的。
王实味于1925 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时年十九岁。进北大后，他的思想进步，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第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正当的恋爱活动受到支部书记的无理指责，他负气不再参加支部的组织生活。不久，1927 年夏，他离开了学校，去南京工作。
在北大两年中，他热爱文学，并开始了文学创作。当时活跃的文学青年常在《晨报副刊》上写稿，王实味也没有例外。在1926 年2 月27 日出版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他的小说《杨五奶奶》。这篇三千多字的小说，写河南农村小镇上一个方圆五里内大名鼎鼎的“母老虎”，仗着祖辈做过官、丈夫开着店的权势，欺压周围百姓。有人如果在街上碰着她，不是被她臭骂，就是被打耳光。但她也有倒楣的时候。有一次李武举赶集把小毛驴拴在她家商号前的一棵树上，“母老虎”杨五奶奶见了暴跳如雷，破口大骂。那知李武举也是有权势的人，性起把她家商号招牌都砸烂，只得由她男人出来赔罪，还请客吃饭，才算了事。她也欺压家里的人。她的媳妇不堪凌虐，喝官粉死了。娘家来了一帮人，用小锥乱刺“母老虎”的下体，在每个创口里塞进一粒大麦，当地叫“秧了大麦”，是对女人的最耻辱的惩罚。这篇小说没有贯穿全篇的故事情节，严格说来是篇人物速写。但人物性格还是描绘出来了，对话也很生动。作者采用了不少民间语言，因而和当时文坛流行的学生腔不同，也没有采用方言土语而诘屈聱牙的句子，文字流畅。这都说明，二十岁的年轻作者在生活素材积累和艺术素养上都已有了相当的准备。
当时《晨报副刊》的主编已由徐志摩取代孙伏园。王实味在寄小说时附了给编者的信，说明像作品中所写的那种人物，他的家乡就有，是来自生活的。这信的部分内容由编者摘要附刊在作品之末。从附信看来，这是王实味和徐志摩第一次打交道，以后徐志摩还不断对他有所帮助。作品发表时署名“叔翰”，是王实味又一个笔名；他的本名是王诗薇，“王实味”是他常用的笔名。
王实味还给胡适、徐志摩等人创办的《现代评论》写稿。他的小说《毁灭的精神》就发表在1927 年10 至11 月出版的该刊第148 期至152 期上。这篇长达一万余字的小说，写自小父母双亡的农民秦顺，由同村的陈大娘照料下长大。陈大娘有两个女儿，大的出嫁了，老二和秦顺青梅竹马，十分友爱。
秦顺长大成人后，勤苦、忠厚、和爱，人又长得很漂亮，为姑娘们所倾倒。
秦顺却只爱陈二姊。陈大娘很喜欢秦顺，但因二姊要比他大五岁，她还是把二姊嫁出去了。这使秦顺十分痛苦。二姊出嫁后不久，丈夫病死了。秦顺仍然爱她，终于结合。他们有了孩子，建立了“温甜柔蜜的家庭”。不料有一天督军（省长）统辖的大兵进入村庄，烧杀淫掠，奸污了陈二姊又杀死了她，还杀死了他的爱儿和陈大娘。刹那间秦顺失去了美满家庭，失去了亲人，使他几乎不能自制。这天晚上，他用利刃杀死了二十多个熟睡中的兵匪。最后他真的疯了，举起长刀往自己的头上砍去，他倒下了。小说揭示了当时农村的天灾人祸，军阀横行，农民的生活毫无保障。在思想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超过了《杨五奶奶》。
《毁灭的精神》在艺术上也较成功。作品开始时，是一大段风景描写，写出了和平宁静的农村的幽丽妩媚，“是怎样一幅丰饶地表现着大自然之真美的图画”。和这样的美景相和谐的，是秦顺有着爱妻爱儿的小康的和睦美满的家庭生活。接着作者用倒叙的手法，写了秦顺四岁死爹、九岁死娘的穷苦的孤儿生活，和陈大娘一家怎样照料爱护他，使他逐渐成长起来。这主要说明秦顺拥有一个和睦小康的家庭是来之不易的。可是这样的由勤奋劳作建立起来的小康家庭，也仍毁于一旦。这样的穿插着倒叙的写法，使情节波澜起伏，而不是平铺直叙。勤劳、善良、漂亮的秦顺，温柔和蔼的陈二姊，慈祥的陈大娘，都写得很有自己的个性。
这篇小说的末尾署的日期是“十五年七月北大四斋”，可见还是王实味学生时代的作品，而发表时，他已在南京了。
王实味到南京后，在国民党党部机关里当小职员，业余仍搞文学创作。
在爱好文学的青年中，与他往来较多的，是北大文科预科比他低一届的同学张天翼。张天翼当时也在南京机关里当小职员，正在成功地发表小说，并给鲁迅写信和寄作品，得到鲁迅的鼓励，作品在鲁迅、郁达夫主编的《奔流》上发表。可能是受了张天翼的影响，王实味也给鲁迅寄信和作品。在《鲁迅日记》1928年10月19日有这样一段记载：
晴。上午得语堂信。得张永成信。得史济行、徐挽澜、王实味信，午后复。复陈翔冰、雷镜波信。寄矛尘信。寄淑卿《奔流》。寄紫佩、羡蒙《语丝》。寄还王实味小说稿。
晚得吴祖藩信。
从王实味给鲁迅寄信和稿说明：他最初的作品发表在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和胡适、徐志摩等人办的《现代评论》上，仅仅是投稿而已。他当然知道“现代评论派”与鲁迅的激烈论争。但他仍十分向往鲁迅。
我们当然不能乱猜王实味寄给鲁迅的是一篇什么样的小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之后不久，在1929 年1 月出版的《创造月刊》第二卷第六期上发表了王实味的小说《陈老四的故事》。当时的创造社和鲁迅的论争已接近尾声，和“新月派”的论争正在展开。这更说明王实味的文学活动是不限于某种团体某类刊物的。他写他的作品，他投他的稿。
《陈老四的故事》写农村木匠陈老四有一个克勤克俭的老婆，生有三个儿子，家庭生活和睦。他痛恨有钱人，因为多次受到有钱人的欺侮。近来陈老四交了好运，生意兴隆：霍乱和白喉正在乡村流传，人死了要做白皮棺材，大木匠铺是不肯做这种起码活的，他的小木匠铺就忙碌了起来。小说最后的结尾写道：
陈老四的高兴会延长下去，到无尽止的时候，或则悲哀就会接着来了，这有谁知道？
陈老四呢？他倒很自在，他想：这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还要挂多少时候？就是再换一种，这也没有关系，只要人再死得多些，好让他发财。
这确实是陈老四们不管“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生活哲学。但从中也反映了作者王实味的政治态度。
在同一年里，1929 年10 月出版的《新月》第二卷第八期上，王实味又发表了小说《小长儿与罐头荔枝》，署名“实微”，是他的又一笔名。顺便在此补记一下：《毁灭的精神》和《陈老四的故事》发表时都署名“实味”，以后的著译也都署“实味”这个笔名。《小长儿与罐头荔枝》写朱二的女人在朱二死后，为生活所迫，领着十岁的儿子小长儿，去城里石公馆五姨太那里做佣人。进石公馆第三天，小长儿看到五姨太开荔枝罐头请客人吃。他不识那从罐头里取出来的一颗颗淡红色的小东西，但他相信一定很好吃。贪馋促使他铤而走险——去五姨太房里偷罐头。正当他从橱架上拿着花红柳绿的罐头时，被五姨太发现了。小长儿一气之下，把罐头向她的脑袋扔了过去。
不用说，小长儿和他的妈当夜就被赶出了公馆。
这篇小说讲究布局，结构严谨，写儿童的心理尤为见长。小长儿听母亲说将带他进城去做佣人，他是那么向往，那么激动，以至夜里都睡不着觉。
进了公馆，许多东西都是第一次见到的，那滴达滴达地响、上面有个洋人头儿东歪西歪的自鸣钟，那洋木盆子放上黑片子就会唱大戏的留声机，那大镜子，那养花的瓶子，那墙上挂着的美人图，那绣花的帐子，那好看的花被窝，那红木头上嵌白石片儿的架子，那架子上的小缸儿、小碟儿，都使他十分新鲜、惊奇。他倔强，进公馆后他不卑不亢。他在花园里走着玩时，园丁老头问：“喂，你是谁呀？”他半天才回答：“谁？我姓朱！”他发现园丁老头很和善，就又喜欢了他。正因为他倔强，才会把那罐头向姨太太扔去。这些心理描绘和性格刻画，都写得十分生动，风趣，而又很真实。这篇小说，比前面介绍的几个作品，在艺术上更为成熟。
王实味在发表了几个短篇小说后，还出版了中篇小说单行本：《休息》。
它作为徐志摩主编的《新文艺丛书》的第八种，1930 年4 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这丛书的前七种，是三种创作和四种翻译，三种创作是：沈从文的《旅店及其他》、胡也频的《一幕悲剧的写实》、徐志摩的《轮盘》。于此可见徐志摩对王实味这个中篇小说的重视。
《休息》是用书信体写的。由假托名为“秋涵”的人写给“实微”的十一封信组成。十八岁的秋涵中学毕业后，考取了邮务员，被派到河南小集镇驻马店邮局工作。起初他以为每月可赚二十八元薪金，从此“老母弱妹，可以过较安适的生活了；负债也可以慢慢地偿清；虽然脱离了学校，自己还可以半工半读，也不虑无钱买书了”。但工作不久，他就大大的失望了。他被分派在挂号科，每天填写挂单，以及封装，核对，销号。这种机械的重复的工作，每天要十六小时。下班以后已精疲力尽，那里还谈得上什么娱乐，读书！他诅咒这生活：“使我想起便悲愤欲狂的，便是这万恶社会剥夺了我应受的教育，压迫着我拿宏富的精力来干这么牛的工作，斫丧我心灵的活泼，使我变成一架肉做的机器！”在极度的苦闷之中，有一天夜里，他跑到野外希望散发一下满腔的郁闷。不意受了风寒，接着大病一场。在九死一生的病中，他得到了同事们的救助，发现了周围的人们都是那么辛劳和贫困，同时也看到了世态炎凉。后来，他的母亲病死，这给了他不小的打击。在救国无门、救民无路、个人前途又很渺茫的困境中，秋涵终于投河自杀，以求疲惫的身心能够得到永远的休息。
王实味在1923 年中学毕业，考上了河南留美预备学校。在那里打下了深厚的英文基础。第二年，留美未成，考取了邮局的工作，时年十八岁。《休息》所写正是他这段邮局生活。因而这本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自传的色彩。小说所写的救国无门、救民无路、个人前途渺茫的困境，正是王实味自己当时思想境界的写照。
王实味的几个短篇小说都是写农村生活的，《休息》是写城镇职工生活的，题材是扩大了。但就艺术性来说，《休息》并不成功。它名为小说，没有贯穿全篇的故事情节；除写信者本人外，也没有着重刻画的人物。十一封信，是写信者随时的所见所闻而发表的感想，对黑暗社会的诅咒，对个人苦闷的发泄，都不是通过形象来表达，而是直接付诸理性的语言。这里显然缺少形象思维。十一封信，简直可以看成十一篇不高明的社会评论。那些诅咒和怨恨的语言，也翻来覆去的重复，读来令人感到拖沓而生厌。从这部小说的序言中知道，它写于1925 年12 月，作者还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到1930年才得以出版。它的艺术上的不及那些短篇小说也就可以理解了。
王实味的小说总的说来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不差的。但由于分散发表在几种刊物上，时间相隔也过长，几乎一年才发表一个作品，给人的印象不深，因而没有引起文坛和读者的注目。1929 年他离开南京到了上海。他希望筹集一笔款子寄回老家，同时自己要成立小家庭也急于用钱。在创作上不很得手的情况下，他就转而从事翻译文学作品——在他似乎比创作更有把握。他译的第一本书是德国现实主义作家霍布门（今通译霍普特曼）的《珊拿的邪教徒》，由徐志摩编入他主编的《新文艺丛书》，1930 年中华书局出版。为什么要译这部书，《译者序》的开头这样写道：……为了要想法子弄饭吃，译者开始译这本书。所根据的是去年所出的英译本。像许多译书的人一样，我所会的外国文也是只有英文一独门，但为了要吃饭，却又不能不译书——因为此外找不出吃饭的法子来——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译者所以译这本书，除了上述的那大原因而外，也因为自己很喜欢它；喜欢它描写的入微和想象的丰富，尤其喜欢篇中那种蓬勃的人性之热与力。……
在这篇《译者序》中，王实味还指出：这小说在他之前，已有郭沫若据德文原著译出的中译本，书名为《异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按一般情况说，郭沫若据德文原著译的，应该比从英译本转译的更可靠些。但他发现郭译错误不少。他举出三段例子，每段都举出郭译、英译、王译进行对照。就事论事，王实味的意见是对的。当时郭沫若远居日本，对王实味的意见没有反应。
但商务印书馆很重视王实味的意见。后来王实味也为他们译书是并非偶然的。
王实味译的第二部小说是法国现实主义作家都德的《萨芙》，作为《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的一种，1933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的一课》、《柏林之围》等，我国很早就有人翻译，还被编入中学教科书。
他是一位爱国主义的作家。
接着，王实味又译出了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的长篇小说《资产家》，1936年由中华书局作为《世界文学全集》的一种出版。徐志摩于1931 年因飞机失事遇难，他主编的《新文艺丛书》就告一段落。中华书局另行编辑出版《世界文学全集》丛书。《资产家》是“原旨是描写美色对私有世界的扰乱和自由对私有世界的控诉”（高尔斯华绥语）的《福尔赛世家》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它正以现实主义的力度赢得了世界的读者而载入文学史册。
王实味翻译的第四部译作是美国戏剧家奥尼尔的九幕长剧《奇异的插曲》。剧本全部演出的时间长达五小时。它在1928 年纽约首演时极为轰动，并连演半年不衰。王实味第一个把它译成中文，也由中华书局作为《世界文学全集》的一种于1936 年出版。张梦麟在为此书写的序中，称这个剧本“深刻地触到了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这正是剧本轰动一时的原因，也是王实味所以译他的初衷。
勤奋的王实味很快又译出了英国作家哈第（今通译哈代）的长篇小说《还乡》，作为《现代文学丛刊》的一种，1937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哈代的小说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乡村人民的不幸和灾难，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和宗教观念的虚伪，同时也写出了旧的宗法社会的必然灭亡。《还乡》的内容也是如此，它是哈代的重要长篇小说之一。
王实味1929 年到上海后，1933 年曾到东北去教书一学期，后又回到上海；1934 年患病到杭州去休养一段时期；1935 年回河南重操教书旧业。他真正在上海的时间不过四年多。在这四年中，他却译了五部世界文学名著，计近百万字。他还为中华书局《英汉对照文学丛书》译注了英国作家金斯莱的长篇小说《水孩子》的缩写本，为商务印书馆英汉对照读物译注了《非非小姐传》。他的工作量是惊人的。
在埋头翻译工作的时候，他并没有忘怀于创作。1933 年4、5 月，王实味曾有一篇作品寄给胡适。在现存胡适往来书信中，有一封他给王实味的信，全文如下：
实味先生：
尊稿为审查所搁置，延误甚久，十分抱歉。现已取回，送呈先生，千万乞原谅。
有几处有审查人校记，想先生不见怪。
匆匆，问安。
胡适上廿二，五，三十。
这篇作品既已经过审查，为什么还要退还呢？当时胡适是《新月》月刊的编者之一。从1929 年的第二卷起，《新月》已不能按时出版。
到1933 年6 月1 日出版第四卷第七期以后，《新月》就不再出版了。
王实味的稿件经审查后拿回来时，第四卷第七期已在印刷，以后又不打算续编刊物，胡适只好把它退还。
王实味除以上所介绍的著译外，还可能在其他报刊上写过稿。特别是他在南京的两年间，很可能在南京的一些报刊上发表过作品，但估计不会太多。
像《小说月报》、《文学》等大型刊物，及所有左联机关刊物或左翼作家办的刊物，都已找过，因而重大的作品遗漏的可能性不大。上面所介绍的五种小说，在王实味的创作中是有代表性的。
从王实味到延安前的著译看来，他同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他不满于反动统治。他有过救国无门、救民无路、感到前途渺茫的苦闷，但他始终追求进步，向往革命，希望变革旧社会。他后来终于毅然找到了去延安的道路，并在延安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合乎他的内在的思想逻辑的。他当时是要求进步、向往革命的青年。
1989年11月
黄宝珣和她的耕耘出版社
耕耘出版社是一个人办的，是一个女人办的，她叫黄宝珣。凡是耕耘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的版权页上，都印有“发行人黄新”字样，黄新就是黄宝珣。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一个人办一个出版社并不希奇，上海就有不少一个人办的“皮包书店”，照样出版图书。可贵的是，耕耘出版社办出了成绩，办出了名堂。它所出版的图书，不少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国家出版社的重印，至今仍有保留价值。
黄宝珣于1928 年进入《生活》周刊社工作，主要处理读者来信。抗日战争爆发后，生活书店总店迁到重庆，她任总管理处经理室秘书兼文书科长。
从1939 年起，国民党反动派严重迫害生活书店，到皖南事变后，生活书店在全国各地的五十多家分店先后被封和被迫停业，只剩了重庆的总管理处和重庆分店。生活书店被迫疏散职工。黄宝珣被调往上海，接着又到香港，一度在香港中苏友好协会的出版社工作。1941 年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她到桂林。1942 年冬，她一个人办起了耕耘出版社。她自己立下了十分宝贵十分重要的一条：不以赚钱为第一或唯一目的。
耕耘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古代史》，第二本书是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以后还出版了其他社会科学著作。接着，出版《自学丛书》，收有顾震白著的《国文作法》等。又出版文艺方面的“耕耘文丛”，收有：
茅盾等著的《青年与文艺》、穆木天等译的《春之颂》、胡风等著的《论诗短札》、葛琴的小说集《磨坊》、柳无垢译的《阿莱凯姆短篇集》等。
正当耕耘出版社的业务蒸蒸日上之际，1944 年日寇大举进攻湘桂，9 月桂林吃紧。黄宝珣决定把耕耘出版社迁往重庆。在桂林二年间，“耕耘”已出版了十几种图书。全部存书，及纸张等物资，一大批在桂林火车站遭到大火焚毁，另一批在火车站久候不运，只好放弃。黄宝珣只身逃到重庆，并不气馁，再次白手办起耕耘出版社，继续出版进步书籍。抗战胜利后，耕耘出版社迁到上海，进一步发展业务。这期间该社出版了胡绳的《思想方法和读书方法》、许涤新的《经济论衡》、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史纲》、张天翼等著的《论阿Q》、谢冰莹的《在日本狱中》等等。在刚到上海时，该社赶在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从渝到沪之前，出版了译稿《解放区见闻》，轰动了上海，三千册一销而空，起到了很好的政治宣传作用。
耕耘出版社没有门市部，所出版图书都是由书店、书摊代销的。它也没有编辑部，黄宝珣总是力争名家的稿件，同时还临时请人看稿、编辑，尽力使出版物精益求精。例如，在桂林开始筹划、在重庆出版的《女作家自传选集》，就不是一本剪剪贴贴的书，很有保存价值。它收有子冈的《自愧与自勉》、安娥的《我怎样离开的母亲》、白薇的《跳关记》、林北丽（林庚白夫人）的《二十七年的旅程》、彭慧的《简单的自传》、叶仲寅（演员）的《我的自传》、褚问鹃（业余作家、军队刊物编辑）的《生命的印痕》、赵清阁的《也算自传》、谢冰莹的《平凡的半生》。这些文章，除安娥的一篇外，都是应黄宝珣之约而写的，有的是谢冰莹代为催促而来的，并由谢冰莹帮助编辑。黄宝珣还曾向何香凝约稿，何香凝改为题词，全文如下：耕耘出版社函命余追述奋斗成功经过，抚今追昔，不愿多述，忍痛奉题拙诗以报命：历史再虚谈，愧看先烈血，国破又民饥，羞在人间列。
何香凝题于桂林（印）
三十三年六月
何香凝的题诗是手迹制版印在该书扉页上的，这就大大增加了该书的价值。这首题诗大概未曾收入何香凝的诗集或文集吧？我所藏的《廖仲恺何香凝诗词手迹》未见此诗。耕耘出版社注意提高出书质量，我还可举出一例。
该社出版的艾明之的短篇小说集《饥饿的时候》，收作品九篇。艾明之是名家，作品也都不差，黄宝珣又请丁聪画了五幅插图，朱金画了四幅插图，共九幅，文图相得益彰。我就是为插图吸引而购买此书的。
黄宝珣的出版工作为革命者和进步人士所赞赏。经柳亚子先生荐引，1945年8 月的一天，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曾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接见了她。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为她题词：“又工作又学习。”周总理题词：“努力于人民出版事业，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耕耘出版社于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并入三联书店，黄宝珣也“归队”参加工作。经过结算，尚结存二千余元，她全部捐献给抗美援朝购买飞机大炮。
1992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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