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书怀人录》　姜德明 著
　　梦书怀人录
　　姜德明 著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6-8-15　

　　总序

　　我们深信：开卷有益。
　　我们深信：读书可以怡然自娱。
　　因此，我们愿意提倡读书，愿意在书界打杂，愿意编辑出版这套丛书。
　　现代生活节奏的日益加紧，使人们更关心休闲的生活，要求提高休闲的质量。休闲本来是各有所爱、各得其所的事。看电影，守荧屏，兜马路，逛商场，上公园，走亲戚，几个朋友围打扑克，三五知己相聚喝茶，黑白子斗智，保龄球强身，都无所不可。当然，也可以在卧室兼书房的斗室里，或在小小的亭子间辟成的书斋里，坐拥书城，自得其乐。如能邀集志趣相投的朋友，在书斋里高谈阔论，交流阅读见解，更是高雅而赏心的乐事。
　　在休闲的时间里，人们大都喜欢读短小的文字，这或许是近年小品散文走俏的原因之一。读书随笔是小品散文的一种，是一种较自由的文体，可容的内容也比较广阔。它可以写人书事，可以侧重写人，可以侧重写事，也可以侧重写书；它可以是读书札记，诸如史料考证，版本书话，钩沉辑佚，掌故琐记，乃至一段古文的释义，一条注文的纠错，一篇膺品的辨伪，都无所不可；它也可以是读书随想，可以接近于书评，也可以接近于鉴赏，也可以接近于创作谈，乃至于接近社会文化现象的短论。至于写作谋篇，更无拘束，既可以是文章，也可以是日记、书信、访谈记录；既可以笔致凝重，也可以下笔轻松，既可以生动活泼，也可以严肃老到；既可以絮絮如谈家常，也可机智而妙语连珠。
　　我们不大赞成把读书分成求知和求趣两类，好像一种是为“致用”而读书，一种是为“趣味”而读书。其实，在读书生活中，常常是求知中得趣，自娱中得识，两者总是相辅相成，不大可能分离而对立。我们也不赞成指定某种书“你一定要读”，如有异议，就唠唠叨叨地讥笑人家不懂“书趣”。
　　其实，真正该被讥笑的是谁呢？读书本来就是见仁见智、各行其道的事，何必强人所不愿？人家爱吃蹄胖，你非让人吃排骨，岂非傻事！
　　本丛书所辑内容广阔甚或驳杂，写法多样且各有风格，但各书也有共性，那就都是读书随笔或准读书随笔。我们相信：它们会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我们——参与编辑、出版本丛书的同志们，是爱书的一群。我们愿意以书会友，以书为友。我们愿意为书的事业竭尽绵力！
　　主编
　　1996年夏于沪西

　　◇梦书怀人录（姜德明）◇

　　我的藏书（代序）

　　我的爱跑旧书摊和藏书，当然与喜爱文学有关。现在回想起来，恐怕与家庭和后来的生活、工作环境也不无关系。
　　我不是书香门第出身，父亲是个开纸店的掌柜，主要印制中式账本。可是他挺有生意眼，同时还广收旧账本及一切书册，有的拆改成新帐本，有的分类后送交两家造纸厂。生意兴隆时，还请天津相声演员戴少甫、太平歌词演员秦佩贤在一家商业电台上报过广告，甚至时常派店员到外地去收货。收来的货先堆在店铺的后屋里，我到店中闲串，偶尔从中捡几本有兴趣的带回家去看，记得有抗战前的《良友画报》、《论语》等杂志。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
　　有一年，店里论斤称来一批新文艺书，书上签着“长君”的名字，我留下了丰子恺的《西洋美术史》、曾孟朴的《鲁男子·恋》、夏康农翻译的《茶花女》。奇怪的是同时我还发现了一个日记本，字体与书上的签名相同，当是书的主人所写。日记里记着主人与一位家庭教师的关系，感情委婉，且含伤感，我怀疑这位“长君”是位少女。因而产生一连串的联想，那教师后来是走了，少女追随而去了呢，还是被迫远嫁？也许少女终于忧郁而亡？那个日记本我保存了多年，后来还是扔了。其实现在想来，那个“长君”也未必是女的，我的种种联想，不过是一个少年的青春幻觉而已。但是，它给我日后的喜欢搜罗丛残埋下了种子。
　　我上中学的时候，绝对不是个用功的学生。一切从兴趣出发，下午常常逃学，不是看电影、话剧、曲艺，就是往天祥商场去逛旧书摊。我说过，那里的二楼是一座开架的图书馆，我的不少知识和新文学藏本都得自那儿。我对它至今留有一种怀恋之情。二十年前，我重访那里，只留一家小小的书店，往日情景俱已不见，那是任何人也无法挽回的历史了。
　　1950 年我移居北京。新闻学校毕业后，我来到王府井大街的一家报社工作，与东安市场的数十家旧书摊为邻。我几乎每天中午都去那儿散步，顺便淘一两本旧书回来。我想，如果当年把我分配到新疆日报或西康日报，也许我就无缘收藏现代文学书刊了。
　　又因为编文艺副刊的关系，我结识了现代文学史上三位藏书家中的两位，即阿英、唐弢先生。郑振铎先生为我们写《漫步书林》专栏，是袁水拍约的。有一次他来送稿，水拍同志不在，是我接待了郑先生。谈了一小会儿，说的什么全不记得了。我不止一次地参观过阿英、唐弢先生的藏书，大开了眼界。他们两位也分别到舍下看过我那可怜的一点藏书。特别是六十年代初，中国书店在国子监开设内部门市部的时候，我们时常在那里碰面。先是各自挑书，然后我又看他们都选了些什么好版本。我几乎对每本我所不藏的书都艳羡不止，恨不得也一一搜得。然而，这又谈何容易呢！两位先生少不得都对我有所指点，告诉我什么是稀见的版本或查禁书，哪一本又是印数极少的作家自费版。他们是我的书友，也是我的老师。他们的重新写书话，也都是我约来的。可惜当时的往来书信，都在“文革”中失掉了。
　　我的新文学藏书原先是有个范围的，即限于散文、杂文和报告文学之类，长篇小说和翻译不是重点。而且淘书时十分注重书品，缺页短封面或无版权页的绝对不收，价钱太贵的也不收。因此我也漏收了不少应收而终于未收的好书，现在后悔不及。所以我劝今天的同好们，如果一旦看到需要的书，千万别犹疑，赶快拿到手中，机会难再啊！
　　藏书的内容亦如滚雪球，是连锁反应的。比如我原先不收线装书，但是有些新文艺书是以线装形式印制的，如《志摩的诗》、刘半农的《扬鞭集》、俞平伯的《忆》、《燕知草》等，我当然要收藏。又如，因为研究鲁迅，凡与鲁迅有关的古籍或与他有关的同时代人的旧体诗词集等，我也搜集了不少。诸如沈尹默、陈师曾、乔大壮、寿玺等人的集子，甚至他们的书法、篆刻集亦入藏了。多年来常跑旧书店，见到稀见的古代刻本，纸好墨好刻工也好，价钱又公道，舍不得不买，所以寒舍也有一两本古色古香的明版书。一旦被不明真相的朋友见到，誉我一句：“阁下真是博学呀！”我便连忙解释，并惭愧得无地自容。担心古代优秀的刻本流失之心倒有，“博学”说则没门儿。
　　现在连北京也很难看到旧书了。你到了琉璃厂，可能会看到几本，刚往那儿一站，好心的店员便过来劝你：“这都是供应外宾的。”没好意思出口的话是“你买不起。”看看那书价，还真是买不起，只好躲开。每年春秋二季的古籍书市，总会摆出一点旧书。但抢购者如潮，我这个六旬开外的老人挤不上去，多年来不敢问津。最近，偶然碰到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他说这次春季书市，他去了好几趟，抢购了几本，其中一本1905 年出版的语文教科书，至少比他的年纪还大。他住西郊，家里人禁止他出门挤公共汽车，他都是偷着跑出来的。这是一位真正的藏书家，淘书的兴致之高令人尊敬。碰到这位老先生之后，我的不想再买旧书的决心又有点动摇了。

　　最爱办报是夏公

　　夏衍同志说过，他一生从事的职业还是最喜欢办报。这是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深切的体会。在对敌斗争中，手持武器上前线自然是战斗在最前方，而从事新闻工作，特别是办报，也是在前沿阵地打仗。请想当日发生的大事，当日就要作出反应，第二天清晨便可告白于天下，工作起来是何等紧张，又何等痛快。一篇篇有力的文字，正如射向敌人心脏的一颗颗子弹，可置敌人于被动局面。人民欢乐，办报人捧着报纸也会有一种胜利的愉快感。对于有着无限精力和才干的夏公来说，办报，写社论和杂文，更是如鱼得水，发挥了他的所长。
　　从抗战开始主持《救亡日报》，后来在重庆参加《新华日报》的领导工作，以至解放战争期间在上海、香港先后参加《建国日报》和《华商报》的工作，他一直没有脱离新闻工作岗位。到了上海解放以后，他主管宣传和文化阵地，也没有完全脱离新闻工作，业余时间还坚持为《新民晚报》写专栏文章。直到50 年代初，他调到北京来，再也没有直接领导过报纸工作了。但是他一直关心报纸，与《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关系比较密切。早在进城初期，周扬、丁玲等同志都担任过《人民日报》文艺组的顾问，后来形势有变，不再开会，也就自行解散了。1956 年7 月1 日报纸改版，恢复了文艺副刊，当时代表中央领导《人民日报》工作的胡乔木同志，为文艺部请来萧乾同志作顾问。因为30 年代萧乾在《大公报》办副刊有着丰富的经验，我当时就受命协助他工作。他来了出了不少点子，介绍了很多作者，写了不少文章，办了不少实事。除此以外，对副刊支持最多的便是夏公了。当时文艺部的领导人林淡秋、袁水柏、袁鹰，在白区工作时都认识夏公，现在更常向他求教，除了请他出主意和写稿之外，并多次请他到编辑部来开座谈会。每次开会很自然地便以夏公为中心，连新闻出版界的元老胡愈之同志，也总是请夏公先发言。姚臻、林林、廖沫沙等同志，更尊夏公为老领导，表现得非常谦虚。夏公不是个夸夸其谈的人，也没有党八股，人们对他的尊重和爱戴出于一片真诚。60 年代初，我们在副刊开辟了《长短录》杂文专栏，很自然地又请夏公挂帅。本来唐弢同志另有编写现代文学史的任务，不拟参加，待我讲明是夏公提名时，他一口答应了。开篇的打炮文章，夏公指定沫沙同志写，作者也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1962 年夏天，我经手在副刊发表了关于英国朋友柯文南、把当年英国劫走的李秀成的宝剑送回中国的文章，还附有宝剑的照片。事隔30 多年了，我现在还保存了原稿和夏公的批示。此稿经夏公作过文字删改，手迹自然宝贵。
　　我之所以保存它却另有缘故。因为见报之后，政府某部门曾经兴师问罪，具体细节我已忘记，大概与当时有人正在批判李秀成向清政府写过自白书，有自首变节的嫌疑吧。我为之紧张了好几天。后来还是夏公出面来承担责任，认为发表此文无碍，替下级解了围。我大松一口气，怕日后再有反复，也为了感谢夏公的宽厚，有意留存纪念。去年夏天，我到北京医院去看夏公，偶然讲到此事，夏公说不记得了。不过他仍然讲了两点，一是他从大处着眼，代人受过的事很多。尤其是对下面干部经手的事，出了问题，他总是主动承担责任。一般同志是经不起出事的。第二点是当时他并不主管文物，何以由他批示，怕是主管文物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不在北京吧。
　　我还保存了几张他为出版《蜗楼随笔》，自己设计的排版格式。那是1982年的事，书中所收的是夏公在解放战争期间于香港写的杂文。书是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这类技术工作理应由责任编辑来做，可是夏公不忘本行，替别人做了，而且做得那么精细，连扉页、目录的版样都画好了。夏公不愧为老报人，他既会当总编辑，会管人，也会写社论，安排版面，更不轻视校对、画版样的工作。他不是那种不动笔，单会指挥人的新闻官。
　　他自觉地关心报纸工作，甚至我们没有去约稿，亦会主动投稿，有时还让我们为他用的笔名保密。如1981 年12 月8 日他给我的信中说：这几天来客不断，静不下来，昨天才勿忙写了一篇“低档”短文，请您们看看是否合用？
　　女排夺标后写了一篇“外行人”对体育运动的看法的文章，因为是“外行”，所以用了笔名（这个笔名在《人民日报》上用过一次）。此文是否适用，请酌。
　　对你们新辟的版面，我以为除了经常有些杂文（涉及面可以广一些，从国内外大事到社会现象）外，建议多组织一些知识性的短文，如科学小品、历史小品之类，当然也要有些对不良倾向的尖锐一点的批评。
　　夏公关于办好副刊的意见，对我们深有启发。提倡各种知识性的文章更是他一贯的主张。50 年代他对青年作家们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曾经引起热烈的反响，不想“文革”中被批判为没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口号，是棵“大毒草”。知识万恶，知识有罪！这样的错误我们不能再犯了！
　　夏公写的体育短文，用了“王一诚”的笔名，现在当然可以公开了。这不仅表现了他个人的兴趣和爱好，而且表现了老人对祖国荣誉的，以及对报纸的支持。他热爱生活，对他置身其间的大千世界从来没有冷漠过。1979 年，他就主动转来过几篇老同志的稿件，都是我们事先没有料到的。如3 月5 日写给我的信：
　　德明同志：
　　李一氓同志一文，嘱转交贵报，特奉上。
　　《战地》近期有关赛金花的文章，但见广告后迄未见到，如已出版，盼能惠赐一本。
　　致
　　敬礼！
　　夏衍
　　3.5
　　另一封则写于3月13日：
　　德明同志：
　　奉上司徒慧敏同志的一篇文章，希望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下。因为我在文化部十年，一直对科技工作抓得不紧，现在觉得内疚，而文艺（特别是电影、电视）要前进，不加强科学技术的研究是不可能的。文章可能长了一点，可以删节，请代我转送给秦川同志，请他审核。
　　问好！
　　如见到袁鹰同志，乞代候。
　　夏衍
　　3.13李一氓、司徒慧敏同志的文章，当然先后发表了。可见当年的老战友们每有新作，往往乐意先送给夏公过目、求正，夏公也乐于交给我们发表。秦川同志是当时报社的总编辑，夏公特别让我们转他审核，仍然是替一般干部着想，怕我们有为难之处。秦川同志一向尊重夏公。至于夏公想看的有关赛金花的文章，当指柯灵同志写的《从到》，该文载于1979年第1 期的《战地》增刊。
　　对于自己的稿件，夏公又不惜向晚辈的一般编辑求正，而且允许删节，表现出一种谦虚平等的作风，我不认为这仅仅出于客气。譬如1982 年7 月27日寄来稿件时说：
　　德明同志：
　　奉上《蜗楼随笔集》自序，请费神一阅，是否妥当。特别是后面两段，用意和用语，包括标点符号，都请斧正。书未出，此文最好搁一下。等适当时机再发表，如何，乞便告。
　　问好！
　　夏衍
　　7.27寄稿后并不求急于见报，并托编辑自由掌握发表的时间，这也是对编辑的信任，同时出于新闻工作的职业习惯和编辑艺术的考虑。当然，说到底还是对读者的尊重。这是多么高尚的一种敬业精神。
　　夏公住院期间，我曾多次去看他。差不多每次都在他午睡起床以后，而每次都看到他正坐在沙发前翻看京沪各地的报纸，并向我打听其他报刊上有什么重要的文章，包括向我打听他写的回忆《武训传》的文章发表以后，听到什么反映没有。他哪里像个94 岁的老人！人虽然变得愈加枯瘦了，心却火热得如同青年。
　　当我在美国洛杉矶听到他逝世的消息，想起两个多月前到医院向他辞行的时候，我怎么能想到那竟是与老人的最后一面呢！
　　1995年5月

　　夏衍谈画记

　　今夏苦热，我赶上个阴天去走访六部口。
　　一进夏衍同志的居室，见到老人身着一件淡青色的毛衣，正在看一本近日颇有争议的书。夏公早已足不出户，更不去书店，可是我在他的书架上发现许多书店里也未必能买得到的新书。如广东作家胡希明的一本集子，我连听也没有听说过；还有一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研究晚年高尔基的书，也是预想不及的。夏公说，这些书都是朋友们寄来的，也有陌生朋友相赠的。
　　这天，我也携来一本大书，是请夏公给我签名留念的。这是去年由浙江省博物馆编成、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夏衍珍藏书画选集》。前两年夏公华诞前夕，他把多年来收藏的近百件珍贵书画无偿地捐赠给家乡的博物馆，“以示对故乡人民的反哺之情和爱国之心”（见浙江省博物馆序）。这部藏画集的出版，也许是代表家乡人回报老人的一片心意，并把藏画公诸于众，以飨读者。画集为精装本，启功先生题签，共收作品四十三幅，自然是捐赠作品中的一部分，主要是“扬州八怪”和齐白石的作品。难得的是扬州八家的作品具备，是从三十几件藏品中选出来的，而齐白石的作品，画集收了十余件之多。其余为吴昌硕、陈师曾、黄宾虹、张大千之作。夏公的收藏是有范围的，并非一味嗜古，也不以数量取胜，只收自己所爱画家的精品。
　　他于此道有些痴迷，更多的时候是冷静和清醒，没有旧时藏家的某些陋习。
　　很多人看过他的藏品。六十年代初，曹靖华先生出版他的第一本散文集《花》，书名的“花”字，便是从夏公藏的郑板桥的墨迹中取来。画家叶浅予也到夏公家看过画。有一次，叶先生和夏公在王府井和平画店看一幅郑板桥的画，夏公以为那幅画的底子不好，叶先生抢着说，你不要我可要买了。
　　结果归叶所有。1958 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过一次齐白石画展，我见到有借自夏公的好几件精品，上面标有藏家的姓名。还有几件是老舍、艾青先生收藏的，作家中喜爱齐白石画的人还是不少。
　　夏公取出墨水笔，为我带来的画集签了名，署了年月日。真是好极了。
　　字体苍劲有力，恰如腕底生风，谁能相信这雄健潇洒的字会出自一位九十二高龄人之手。我问夏公，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搜集书画的，抗战期间呢，还是解放战争期间？
　　“当然是在全国解放以后了，战争期间怎么会想到收藏书画？抗战胜利后也没有条件，流动性很大，到处躲避特务的盯梢，何况那时想买画也没有钱呀。”
　　我想，夏公的画一定是在上海买的多。解放初期社会变革巨大，流散到市场上的古玩字画很多，不值钱。
　　“不，我收藏的第一张画，还是在北京买的。我那时我常到北京来开会，顺便就到琉璃厂去逛逛。有时是北京的朋友陪我去。吴祖光认识齐白石，我开始收藏的第一张画就是齐白石的。”
　　我问夏公，为什么在上海不买画呢，上海的文物商店不是很多吗？是不是平时工作太忙，抽不出时间去访画？
　　“那倒不一定。上海文物商店的字画确实不少，收藏家也多，但是南北两地还是有点区别的，所谓京派和海派的遗风吧。好像上海收藏任伯年、吴昌硕、黄宾虹画的人更多些，收藏北方画家的人就少，包括齐白石的作品。”
　　我问他，何以喜欢齐白石的作品？
　　“我喜欢齐白石的画有创造精神。他的画充满了活力和生活气息，不古板，也没有一点匠气，这是很不容易的。你把他的画跟别的画家一比，就是不一般！”
　　夏公结识了白石老人之后，接触渐多，特别是调来文化部工作，主管电影戏剧外，有时又兼管文物和美术工作，从齐白石手中得画方便多了。有的得自画家的当场泼墨，画件上还写着“夏衍老弟”的题款，甚是亲切。但是，每一幅画都付了钱。作为收藏家，夏公十分尊重画家的劳动，更不想以职务之便向画家索画。那是存心剥削画家的劳动，说得严重些是特权思想在作怪。
　　我想知道夏公何以喜欢“扬州八怪”的作品，不知还记得收藏的第一张“八怪”的作品是哪一家？
　　“齐白石与扬州八家的画有相通的地方，都富有创新的格调，我是调到北京以后，才开始收藏扬州八家的作品。那时除了工资以外，我还有稿费收入，差不多全用来买画了。我买的第一幅八家的作品是郑板桥的兰竹，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一直挂在我东城房间里的那一幅，现在已经收入这本藏画集了。”
　　那么最后收藏的一幅是哪一家呢？
　　“是八家之一的高翔的作品。”
　　“最难得的作品是谁的呢？”
　　“当然是高翔的作品了。因为八家之中，高翔的作品流传下来的最少，一向稀见，所以价钱就贵了。我的一本高翔的书法册页，还是陈叔通先生送给我的。陈叔老也是杭州人，他知道我喜欢高翔的作品，便把他保存的册页送给了我。陈叔老才是真正的收藏家。”
　　我想，夏公在八家之中，也许最推崇高翔。
　　“不，我最喜欢的还是郑板桥。他的字好，画也好。还有他的诗，也值得一读。”
　　我随意翻到藏画集中金农书法的一页，想知道夏公对金农书法的看法。
　　“有人特别喜欢金农书法，齐白石也一度学过。我虽然收藏了金农的书法，但不一定很喜欢。”
　　我有点好奇地问夏公，他在收藏画件时有无奇遇，或喜从天降，得来全不费功夫？
　　“怎么没有？那年在琉璃厂的小摊上，我只花了两三元钱，便买了清代画家闵贞的一幅小画，这个画家的篆刻也好，卖主以为是假画，我看是真的。
　　后来行家看了也说是真的。但是，这样的机会并不多，我也只碰上了这一次。”
　　我趁机请教，他是怎样来识别真假的。
　　“这就要凭眼力和经验了。当然，我也买过假画。恐怕从来没有买过假画的收藏家是不多的。因为作假画的古人、近人，他们笔下的功夫并不差，几可乱真呢！我上当较少的原因，还有两个有利的条件，一是我同画店的朋友熟悉了，他们干了一辈子，过手的真迹太多了，经验非常丰富，什么样的假画也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比如琉璃厂宝古斋的掌柜就是一位专家。我收藏的纳兰性德的书简，也是从他那儿买来的。现在我已经把这批信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了。再有我在文化部工作，与不少文物、书画鉴定家经常见面，我可以直接向他们请教，请他们帮助我欣赏、鉴定。”
　　我问夏公，有的鉴赏家是否陪他去选过画？回答是否定的。又问他叶浅予先生是否常陪他去买画，回答也是否定的，并说那次他们在和平画店是临时碰上的。他接着说：“同我一起常跑画店的有两个人，一位是齐燕铭，一位是田家英。齐燕铭是才子，精通书法篆刻。田家英也是内行，喜欢收藏书画。”
　　说到篆刻，我看到夏公的藏画上盖有一方图章“仁和沈氏曾藏”，不知何人所刻，也不知还有什么别的收藏印？
　　“我就这么一方收藏印，是齐燕铭同志给刻的。我说不上是真正的收藏家，只是爱好某些人的书画而已。我收藏这些东西，并没想过要留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永远保存在我们沈家。所以我拟了个‘沈氏曾藏’的字样。从我一开始收藏书画时，我就想到这些艺术精品迟早要归国家来保管。近两年我也想过，把它们捐赠给谁好呢？最后决定，还是送给我的故乡吧。”
　　夏公的所有收藏，在“史无前例”的时期，当然全被“造反派”们席卷而去。夏公说，幸好是文化部的“造反派”来抄家，总算有个下落，没有完全丢失，至于街道的红卫兵来抄家，席卷而去的主要是橱子里放的工艺美术品，恐怕全部都毁了。
　　看了夏公的这些藏画，自然可以联想到收藏者的艺术趣味、文化修养和爱好，那么这同主人的创作风格到底有无联系呢？诸如简练、含蓄、清淡、深沉之类？我冒昧地提了出来，夏公没有正面回答我，却说：“我不喜欢工笔画，所以在我的收藏中几乎没有一张工笔画。当然，我并不反对工笔画，我跟工笔画大家于非闇也是朋友。这是个人爱好的问题。
　　这也说明我是偏爱文人画的。包括画家的人品，我很看重。对郑板桥即如此。”
　　我突然想到八大山人的作品，因问夏公是否收藏有朱耷的画？
　　“八大山人与扬州八家也有共通之处，但八大山人的画历史更早，很珍贵，价钱也更高，尽管我很喜欢却买不起。我没有他的画。”
　　夏公随手翻开我手中的那本画集，指着最后一面说：“你看，我的这幅张大千的垂柳鸣蝉也不错呢！黄宾虹的这幅，还题了我的名款。为他举办祝寿会时，我去参加了……”
　　时间整整过去一个月了，我不记得那天是怎样结束这一场谈话的。说也奇怪，这天下午竟没有别的客人闯来，秘书林缦不在，夏公的女儿沈宁也不在。外间屋空空的，院子里静悄悄的，天还阴着，好一个安静的夏日午后。
　　该下点雨了……我走在路上这么想着。
　　1992年7月

　　夏日访夏公

　　夏衍同志从今年四月便住进了北京医院。
　　那天我去探访他，时近八月下旬，仍是34℃的高温天气。近来商店多装空调，门外空调器散出的热风扑向路人，更是热上加热。看看时间还有富裕，我顺路走进灯市口的中国书店。在旧书堆中，居然挑出20 年代商务版的“东方文库”本《现代独幕剧》三册， 64 开袖珍本，共收沈雁冰、胡愈之等人翻译的欧美独幕剧11 个，价10 元。意外收获，很是愉快。不想店内还新装了空调，让淘旧书的穷哥儿们也潇洒了一回。
　　一进病房，看见夏公正坐在沙发上看《新民晚报》，膝前还有别的几份报纸。我看他身着布制服、衬衣、汗衫里外三层，因问：“天这么热，对您的身体有影响吗？”夏公说：“没关系。我怕冷，不怕热。”近来他精神还好，不再发烧，只是肠胃有时不适。他又目光四射地投身于这纷纷扬扬的大千世界了。他可不想遁世，不久前还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关于电影《武训传》的长文。我跟夏公说，我还不知道当初您并不赞成拍这部影片，可是出了问题，您还是带头作了检讨。我也不知道当时周总理也作了检讨。夏公那时在上海主管文化宣传工作，赵丹很想续拍这部电影，而且认为武训可能是他演得最满意的一个角色。上海无钱投资，他们就到北京想办法。夏公意味深长地说，左联时代他们是“左”，解放以后他又不断地检讨“右”。不过左联时期的人，到了1935 年前后有点变化。那时阳翰笙、田汉等人都已被捕入狱，再不团结朋友，自己就要站不住了。闲谈中涉及三十年代的电影，我趁机发表个人的谬论，认为“文革”前我们的电影史也够“左”的，例如上海沦陷后，在日伪的严密管制下，一些民间影片公司拍了一些《白蛇传》、《杜十娘》等民间故事片，论家不予同情，认为脱离抗战，一味迎合小市民。
　　我并不排除当时有的片子商业气息重，艺术质量不高，但拍民间古装片，总比拍媚时的现实影片好。至少可以唤起人们的民族意识，发扬爱国精神，不能说全是消极。不久前，我在报上看到老牌电影明星袁美云女士的回忆，据云当年拍摄抗日影片受到阻挠，只能拍一些历史片来表达爱国之情。她自豪地说，一生拍了六十部影片，最满意的是古装片《西施》。当时申报的《西施》广告上写道：“大辱历历在目，国仇耿耿于心。”这说明当时流行古装戏并非偶然，观众也能够理解其中的弦外之音。后人对此应予理解，多作具体分析，不可要求过苛。夏公听后未作可否，却很认真地讲上海沦陷后，租界成为“孤岛”，我们党的活动能力很强，做了许多抗日工作。不过有的同志仍有左的影响，对于租界外非党领导的文化活动重视不够，似乎只有党所领导的活动才是抗日的。记得他同巴人同志谈过这个问题。夏公还提到，当时于伶、柯灵同志写了不少反映上海市民阶层生活的作品，读者和观众都有共鸣，可是亦曾被人误解。到了“文革”时期，更把夏公作为提倡小市民文学的带头人来批判。说起来这都是左的思想在作怪。我说最近看鸳鸯蝴蝶派作家平襟亚的散文，知道他办中央书店时印过一本漫画选集，日本宪兵队查出来，看作抗日漫画，把他抓去坐了一个月的牢。据郑逸梅先生介绍，平在抗战胜利后，腾出家中的一间住房，专门供郭沫若、田汉、洪深、袁雪芬等进步文化人聚会之用。至于请柯灵同志主编《万象》，更是进步的表现。解放前夕，他留在上海，没有投奔在海外的儿子。后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
　　儿媳即台湾著名女作家琼瑶。夏公感叹道，我们原先都瞧不起鸳鸯蝴蝶派作家。抗战八年，他们表现都不错，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
　　夏公让陪侍人员拿出一本摄影集《夏衍》，是浙江摄影出版社刚出版的“当代中国文化名人画册”之一。全书共收图片四百余幅。我很欣赏这部印制精良的画册，它以史实取胜，不以彩色炫耀，大量运用黑白照片，保持了历史的真实感，亦能体现出传主的品味和精神风貌。家属及编辑们费尽心思，搜集资料可谓完备。当然，“文革”十年部分是个空白，只选用了天安门广场一片红海洋的照片来代替。尽在不言中亦是对历史的某种评价吧，这种选择对所有的人来说都心照不宣。
　　我一页页地翻下去，惊讶大量照片都是初见。比如1920—1927 年，夏公在日本九州工业大学留学的生活，以前我们看到的照片就不多，这次收了近二十张，有的还是他十年前重访九州母校时，日本朋友赠送的。特别是1924年一张他与当时的女友蔡淑馨的合影，那是在一座西式木屋的檐下拍摄的。
　　时值夏日，夏公白衣白裤倚坐于木栏上，女友一身白裙侧立，各自穿了日本的木屐。多么漂亮潇洒的一对年青情侣。过去夏公从来不拿出来发表，在他的《懒寻旧梦录》回忆著作里也吝惜笔墨，很少涉及这些内容。我一边称羡，一边顺口说：“这名副其实的是一对爱人，那时还没有结婚吧。”不想夏公一时记错，忙说：“结婚了。”陪侍人员及时插话：“爷爷，没有！”夏公笑了：“对，没有。我们是回国后1930 年4 月在上海结婚的。”编辑们大概也很喜欢这张照片，放大后占了一面的篇幅。我很自然地联想起一件事。十年前夏公率团访问日本时，我是成员之一，奈良市为夏公举行了欢迎宴会。
　　夏公在席上作答谢讲话，当然仍是没有讲稿的即席发言。他说奈良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很喜欢这座风景优美的文化古城。还有，当年他的女友蔡淑馨就在奈良女子师范留学，他在九州读书，放假的时候常到奈良来看她。那天奈良的历届市长都出席了这个会，我见所有在座的日本朋友听了都很活跃，真是全场动容，举座为欢。我当时也非常感动，一位八十几岁的老人，重游青春时代留连过的旧地，心中升起了如梦如幻的温馨往事，这在晚年的夏公来说也是难得的经历。我坐在旁边想象两位青年伙伴的身影，默默一算，已经过去六十年了！这次看了画册，终于见到一对恋人的风采。青春多么美好！
　　翻到抗战时期的照片，有一张1941 年夏公与李一氓同志在香港的合影。
　　两人坐在灌木丛边的小石凳上。夏公指着照片跟我说：“看上去一氓比我的身体好。他比我胖，却有心脏病。”话中充满怀念故友的感情。因想1985年12 月，我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夏公从事文艺工作55 周年的纪念会，见到两位战友并肩而坐，赶上前去与两位老人握手，袁鹰同志抢镜头，为我留下一张珍贵的照片。又翻到一张1961 年夏天，夏公在北戴河与孙维世和女儿沈宁的合影。夏公望着照片说：“孙维世死得可怜呀！她是江青给害的。”我没有敢提孙维世的爱人金山，他曾经在夏公领导下作秘密工作，夏公颇为欣赏他的才气。谈起来怕引起老人难过。翻到一张放大的彩色照片，那是1992年10 月8 日，巴金先生来到杭州西子宾馆回访夏公的合影。在一片秋光之下，两位老人都坐在草坪的轮椅上，神态十分专注地相视而谈。两辆轮椅贴得那么近，夏公还打着手势。有趣的是两老都头戴软帽。巴老的袜子太短，露着脚脖子，正是忘情的片刻。草坪的边沿一排树木，远处是平静的湖面，情境很美，我称赞道：“金色湖边的散步。”夏公不动声色地说：“路都走不动了，坐在车里让别人推，不能说是真正的散步了。”
　　我跟夏公说，前些时候我去了一趟浙江衢州市。过去多半是在浙东跑，这还是头一回去浙西，深入到与江西、福建、安徽交界的地带了。夏公问我看了些什么，我说那里的自然风光宜人，又很少污染，真正是青山绿水。衢州人有福，吃的水都出自天然，不需任何加工处理都符合饮用标准。也讲到在江山市游了江郎山，看了戴笠在抗战中为他母亲盖的那所小楼。夏公仔细地听着，最后还嘱咐我：“趁着年轻还能跑路，要尽量多走些地方。”我笑着回答：“夏公，您不是开玩笑吧？我今年都65 周岁了，年轻与我早已无缘！”
　　夏公的秘书林缦来了。她每天下午都给夏公抱来一批信件和报刊杂志。
　　我钦佩老人的精神旺盛，虽在病院中仍然关心凡尘的是是非非。他告诉我日前中央组织部来人看他，讲到如今健在的大革命时代的干部，全国仅有三百余人了。我轻松地说：“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不敢轻易来看您，怕你太累，担心累病了。您是国宝，大家都得重点保护！我今天就呆得太久了。”
　　起立告辞，正待拉门而出，曹禺却领着吴祖强推门而入。今天曹先生没坐轮椅，扶杖闯行，很是威风。时间过迟，明明知道冰心老人就住在夏公楼下，已不便再去打扰了。
　　衷心地祝愿老人们都健康愉快。
　　1994年9月

　　艾青书简

　　我保存了诗人艾青给我的两封信。
　　艾老平时不讲废话，信文亦短。
　　1
　　德明同志：
　　感谢您三次送书，今寄奉拙著三本，因您是一个藏书家，不知这几本是否有存书？
　　今夏和您同游兴城，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三伏天。
　　祝您
　　健康！
　　高瑛问候您。
　　艾青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日
　　2
　　德明同志：
　　大作拜读，可作我们一次旅游的纪念。
　　我因年老多病，哪儿也不想去，整天在家里，暇时盼来玩。
　　高瑛问候你。
　　祝
　　近安。
　　艾青
　　一九八六年八月五日
　　诗人艾青是一位性格鲜明，极富幽默感的老人。
　　我喜欢读他的诗，亦爱他这个人。
　　八年前的盛暑，我有幸与艾青、高瑛夫妇，还有另外两位诗人，一起在兴城的海滨生活了十天，这地方是辽宁新开辟的疗养、旅游胜地。
　　艾老喜欢大海，有时竟趁高瑛同志不备，一个人偷偷地下楼沿着海滨去漫步。害得高瑛紧张地去追寻他。
　　我们夸高瑛，艾老默笑不语。
　　高瑛说：“你们没看见，我这么伺候他，人家不领情，还老骂我。”
　　诗人开口了：“她是我的大救星！”
　　我还看见艾老眼望大海，耳听涛声，正在书桌前写点什么，心想：这回有诗可看了。
　　可是诗人严格得很，至今也不曾发表写兴城的诗。
　　有次吃饭，一位同志说，艾老，我们把最好的座位留给您了。
　　艾老不紧不慢地回答：“现在什么也不能再诱惑我了！”
　　深沉、幽默，出口如诗。
　　艾老送我的三本书，两本是香港版的：一本是三联版的《艾青》，一本是时代版的《抒情诗选一百首》。还有是花城出版社出版的精装本《艾青短诗选》。签名题赠的时间是一九八五年十月十日。我赠他的三本拙作，丑陋肤浅得不值得一提书名。
　　隔了近一年，我才写出一篇散文《在海边，艾青说……》。文中记有诗人不少有趣的话，当然先要请他过目，因有第二封信中的“大作拜读”一说。
　　前年，诗人的《艾青全集》出版，作者签名送我一套。抱着精装五卷的大书，我感到自己是有福了。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唐弢的信

　　唐弢同志病逝后，我清理他给我的信札，觉得有几句话要讲。一是他对书信往来颇有鲁迅先生的遗风，基本上是每信必复。他学鲁迅是说到做到的。
　　二是他写信若用稿纸的话，必然是每格一字，连标点、括号亦各占一格，很合乎标准。这种功夫想非一日所养成。三是每信署名后面必注明年月日。过去我不曾注意，这次翻检排比信件之余，才知道可以省去不少考索的时间和精力。些微小节足见他的细心、周到。唐先生是有史料癖的，他早年搜集鲁迅的佚文，开新文学史料考证工作的先河。与友人通信时不忘方便他人，也是事出有因。第四是喜作长函。1972 年国庆日，他回答我关于鲁迅序跋文的事，竟伏案作书长达十页之多，少说也有四千字，排印出来已蔚然成文。对于写长信他也有所说明：“解开束缚，一时高兴，就将信写得那么长，可见人总是爱自由的。”（见1985 年6 月2 日致笔者函）自由是多么的可贵！不久以前参加一个纪念唐弢的座谈会，不少青年朋友带着他写的信来赴会，先生何独厚我一人？
　　我与唐先生亦旧书坊里的朋友。六十年代初，每星期日的上午彼此都在国子监的中国书店相见。我们不大迈进古籍线装部的门坎儿，只在新文学版本间流连。我常恨自己眼拙，精品多随他而去。一次，我先见到一本紫红色封面的《凯绥诃罗惠支版画选》，随便地放过了。又一想：也许是抗战期间叶灵凤在香港印的那个版本吧，较稀见，当即返回原处寻找，可惜已在他手中！又一次在海王村，我在一排书架前横扫一遍，估计难有好书漏网。不想他跟在我后边，一眼便从架上抽出一本鲁迅在东京印的《地底旅行》。此书极罕见，我不免大吃一惊，失悔莫及。唐先生则当场示我淘书的经验：“此书既小又薄，书脊上也无法印书名，插在架上很不显眼，你怎么可以轻易放过这种薄本小册呢！”我至今只存鲁迅在东京印的《月界旅行》，虽然也是珍本，但是《地底旅行》更难得，却白白地从我眼前滑过去了。
　　唐弢的新文学藏书，当然是国内第一家，我偶有所求皆能得到满足，对此我是非常感谢的。但是也有落空的时候。一次，我找他借三十年代出版的《当代尺牍选注》一书，时在1974 年10 月下旬，他来信称：“……抱歉的是：谭正璧编选的《当代尺牍选注》，我没有此书，连孔另境编的《当代文人尺牍钞》也没有，大约当时并不注意这类书，经翻检结果，只有一本土纸的《当代作家书简》（卫明编，上海普及出版社），和《日记文学丛选》（阮无名），《日记新作》（赵景深），《名家传记》（新绿文学社编）放在一起。你要的书，我常被考倒，遗憾得很。上述书中，如有需要，乞见告。当奉上。”后几种书我都有藏，没有再去麻烦他。但，借某书不存而顺告有关的其他书目，此亦藏书家无私之表现，其苦心也可以理解。因为我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告诉人家说没有某书，对方常有不以为意者。作人真难。粉碎“四人帮”之后，人们珍惜重聚之不易，常有征求墨宝的举动，我亦未能免俗，故有求于他。1977 年11 月20 日来函称：“屡蒙索字，不胜汗颜，实在因拙书大不像样，前些时曾专作一诗，展纸试写，结果因写得不好，撕了。诗为五绝，专以赠阁下者，辞云：“燕市狂歌罢，相将入海王；好书难释手，穷落亦寻常。’不知尊意如何？倘觉不恰，自当改削或另作，只怕别人见了，以为尔我竟以鲁、许自视耳，一笑！”
　　诗当然写得好，亲切而又真实，也是我们在旧书坊消耗时光的一个明证，焉有不当之理？稍后，他重又展纸奋笔，如今已成为寒舍的一件珍贵纪念物。
　　悲乎，我再访旧书坊时已不能与唐先生相见矣。

　　忘不掉的闲谈

　　“文革”当中，王冶秋同志奉周总理之命从干校归来，主管文物工作。
　　他甘冒风险地吸收了很多所谓旧文化部的人来工作，同时闻讯而找上门来求职的人也不少。人们急于为国家效力，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时每天夜里和假日，他在家里也不得安宁。所以一到星期日，他就躲到大女儿家去，我住的地方距他女儿家不远，彼此可以谈点文学和鲁迅，因此他常到寒舍来坐坐，偶尔还在这儿吃顿包饺子。
　　我们闲聊了大大小小的很多事。
　　他跟我说，一生中最使他心灰意冷的，是军宣队让他到湖北农村安家落户。到了目的地的那天夜里，他整宿没有合眼。天很冷，他点燃了劈柴，望着那堆毫无希望的火焰在发呆。心想：这一生难道就此结束了吗！
　　回到北京后，他也未必能完全放手工作。
　　有一次，琉璃厂的中国书店收进清华大学处理的一批线装书，其中还有不少是刘半农的藏书。我和冶秋同志去看了。我买了几册有刘氏签名的书，他为公家挑选了若干册与文物有关的，如研究玉器和金银首饰器物的书。隔了些日子，我同他谈起那些书，他不无气忿地说：“管事的军宣队、工宣队的某人，以为花钱买这种老古董毫无用处！他不批钱，我也没有办法。”而名义上，冶秋同志还是图博口的负责人。
　　忽然江青指名要见冶秋同志，事后他对我说：“哎哟，真是受宠若惊呀！
　　去见她，还不知道是祸是福呢？只好硬着头皮去了。到了那里，要我为她印《红楼梦》的一种版本。我如释重负地连忙声明，这事不属我管，是出版口的事。我可不敢高攀这个关系。”这些话现在听来极平常，可在当时正是江青不可一世之际，冶秋同志却毫不掩饰对这个“女皇”的反感。承冶秋同志对我信任，他知道我不会泄露这消息。
　　我不懂文物工作，有一次我说到鲁迅给韦素园写的墓碑，按说也是珍贵的文物。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冶秋同志竟利用假日，一个人到西郊的万安公墓去查访那块墓碑的下落。那是1974 年春天的事吧，他跑来跟我说，他先找到了李大钊同志的墓碑，上面已留下刀斧砍凿的裂痕，是红卫兵干的。他没敢在那里久留，因为人们正围着李墓在开批林批孔的大会。他以为实在莫名其妙。接着便在墓地寻找韦素园的墓。墓已平掉了。他只好根据旧时的记忆，按照大致的方向反复踏访。老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发现脚下半埋在土中的一块垫路的石板，正好是鲁迅先生书写的韦氏墓碑。好极了！他回来以后，马上通知了鲁迅博物馆。可怜得很，那时鲁迅博物馆连一辆平板三轮车都没有，更不要说汽车了，冶秋同志又打电话给北京市文管处，请他们帮忙出车，把墓碑挖出来，送到鲁迅博物馆去。事成之后，他满意地舒了一口气说：“真要谢谢文管处的同志们！”可是，我们还应该感谢谁呢？
　　在“四人帮”制造的文化大地一片空白的时代，人们忽然在书店里可以买到鲁迅先生的手稿选集和书信墨迹了。这在当时堪称奇迹，可是有谁知道这也是冶秋同志一手操办的。我保存了1971 年10 月31 日深夜他写给我的一封信：
　　“我有一个大计划，可惜不见得能实现。拟将鲁迅所有手稿、墨迹、书信都影印出版。……
　　现在全国各地手稿若影印出来，对于原稿可不再翻动，无论从备战或普遍能看到手稿都是大好事。可惜现在文物出版社已拆得七零八落，实现这一计划还须作很大努力。……北图就有鲁迅手稿八百页，抄得十分整齐，这是鲁迅亲自抄写的，去年竟在一个破庙中‘战备’，潮湿虫蛀，马上抽出放在北图的保险柜中作为特藏。但这些只是藏起来，总不是办法。想最近能向全国图书馆、博物馆发一文，调查一下鲁迅手稿墨迹情况，但能否实现，也还是问题。改日再面谈吧！”
　　请问，在当时恶劣的处境下，有谁能够作出这样具有战略眼光的考虑！记得当时他跟我说，当他到了北城的柏林寺，把手伸进了木箱，摸到鲁迅先生的手稿已经有些潮湿的时候，他立刻火冒三丈……请原谅这位老局长一时的脾气暴躁吧。
　　闲谈时也曾谈到过他在北平做地下工作时的某些往事。抗战胜利后，他接受党的派遣，在国民党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任少将参议。那时国防部演剧二队亦在北平。一个演剧队的朋友约他某晚到东华门大街的真光电影院（现为中国儿童剧场）去看话剧，只要在开场前穿着少将军服在前排坐一会儿即可。冶秋同志了解这位同志的政治面貌，他觉得这事并不太麻烦，便照办了。
　　事后党组织跟他说，以后再别这么大意了。尽管演剧二队地下党的力量很强，但终究是在敌人眼皮底下从事秘密工作，稍有半点马虎便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他一直也没有弄清楚，当时对方何以要他全副少将武装地出现在剧场里，但是他虚心地接受了组织的意见，并作为一个教训跟我谈了。说真的，当时我听了，以为这不过是一件小事，而冶秋同志那种认真、失悔的样子却使我深为感动。
　　1947 年9 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冶秋同志所联系的一个直通党中央的电台被国民党破坏，他不得不连夜逃离北平。在这次非常事件中，他不怎么谈自己的惊险传奇故事，却总是记挂着三个人对他的帮助。一是感谢吴晗教授为他换装，并安排他脱险到天津；二是只有书信往来，从未谋面的天津大公报的副刊编辑劳荣，冒着危险留他住了一夜；三是他身边的那位忠诚于他的勤务兵。当特务来抓冶秋同志扑了空时，便把勤务兵抓走，可巧冶秋同志又与特务们走了个碰面，当时的情况万分惊险，而那个勤务兵却沉着地装作根本不认识他，低头擦肩而过！多年来冶秋同志一直感念这位勤务兵，四处寻找他。他是自己的同志呢，还是仅仅出于一种正义感而有如此举动？至今也没有得到答案。我相信直到冶秋同志病倒在床上，甚至连话也不能讲了，一旦他头脑清醒时，也许还会想到那个救他一命的普通士兵。革命是艰难的，有时得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革命也离不开众多人的支持，如果没有了群众，还能谈什么革命！我似乎理解了，为什么冶秋同志常常会和我谈起他所想念的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普通人。
　　在我同冶秋接触的日子里，我没有感到他是一位作家，或者是一位文物专家，更不是什么高人一等的长官。他普普通通，一如常人，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革命者。这鲜明的印象早已留在我的记忆里。如今我多么怀念他，还有我们那种无拘无束的闲谈！

　　一事难忘

　　读了夏衍同志在1992 年《随笔》第4 期发表的《怀曹聚仁》，不由得想起三十几年前的一件小事。
　　夏公以简约的笔墨，公允地写出曹先生的大节和身上的某些弱点，实在是知人之论。遗憾的是曹先生生前未必能为众人理解。
　　1956 年之夏，人民日报恢复办副刊，我们工作虽忙，却十分兴奋。大概曹先生在海外也感受到国内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各方面都显示了活跃的形势，故有访问人民日报的打算。有一天，我在本报图书馆的柜台上发现海外出版的几本新书，是曹聚仁的《采访外记》、《采访新记》、《采访三记》、《采访四记》等。那时见到港台出版的书很新鲜，图书馆的张君跟我说，这是作者刚才送到报社传达室来的。我心中一动，连忙问道：“你们见到作者了？”
　　“没有。我们在电话中通知传达室收下书就行了。”
　　我想，此刻再追下楼去，曹先生也已淹没在王府井大街的人流之中了。
　　发生这种事该怪谁呢？邓拓同志不是多次批评过我们有优越感和大报作风吗！难道人家送书上门，当面去致谢不是起码的礼貌？何况又是一位来自海外的朋友。
　　多年来，我不曾忘记这件小事。
　　今天，因读夏公的文章，我又来到本报图书馆，取出当年曹先生送来的这几本书，看到图书登记上架的时间是在1956 年9 月26 日。《采访三记》的“前言”一下子吸引了我，那是作者写给女儿曹雷的一封家书。那时曹姑娘刚好初中毕业。曹先生说，他本想等女儿高中毕业后再开始与阿雷作朋友，彼此可以推心置腹地交谈问题，现在决定提前了。他告诉阿雷，父母是怎样地疼爱女儿。母亲邓珂云，正是因为有了阿雷才放下了笔，告别了战地记者的工作。他向女儿剖白，自己教了三十年书，是个本分而庸碌的人。自己决不会拖着儿女的脚跟，妨碍儿女们前进。他一生无胆量作坏事，也无能力作好事，内心很矛盾。“假使我死了，一定有许多人在拍手称快，要运用他们的幻想来构成对我的诬蔑与嘲弄。你们应该知道你们的父亲，只是一个不好不坏，可好可坏，有时好有时坏的人。他所想的所说的大体都是对的，他所做的或许有点折扣，社会上所有批评他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是中肯的。他一生是孤独的，但他站在热闹的斗争边缘上；他最不爱写文章，但他却不能不靠卖文以为活；他从来与世无争，处处让人，不幸却落在最爱相轻相妒的文人圈子里。”因此，他认为“一成文人，便无足观”，痛苦地告诫女儿：“将来长大了记住我的话：脱下长衫，莫作文人！”人们常说从家书中，最能见到人的真情，我想是的。曹先生一定还有很多更深沉的话要同女儿说。他当时正是个左右挨骂的人，大陆有人骂他是“逃离海外”的“反动文人”；海外又有人骂他北上采访是吹捧共产党。而他写的书却可证明他究竟是什么人。他需要有更多的人理解；他送来的何止是几本书，而是把他的心献给了我们。而我们呢？
　　现在图书馆经手其事的张君，早已死在我们河南叶县的“干校”。图书馆的青年同事们，如今有谁又知道这几本书的来历？

　　张友鸾

　　抗战胜利后在南京主办《南京人报》的张友鸾先生，五十年代初到了北京。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工作，七十回本的《水浒》，便是由他整理校注的。后来他又译写了《不怕鬼的故事》，亦是影响一时的好书。
　　1956 年夏，《人民日报》改版，作为文艺部副刊顾问的萧乾，带我去访问张先生，约他为副刊写稿。萧乾说，张先生办报多年，办副刊更有经验，而且是个多面手，善于写短小的文章。那天我们到了朝阳门内大街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见到了楼适夷等几位知名作家，却没有见到张友鸾先生。记得在现代文学编辑室里，还见到诗人刘岚山等同事在社内编印的油印诗刊《朝阳》。刊名当与社址所在地的朝阳门有关，更因“朝阳”含义美好，起这么个名字真聪明。人没有见到，张先生的稿子还是来了。他译写了一组中国古代寓言选，我们特地请黄永玉配了木刻插图，准备连载下去。可惜不久就“反右派”，寓言这种形式最易被人胡乱猜疑，任意上纲，作者、编者都不愿意再惹事生非了。从此我与张先生失去联系。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又想起了张先生，也没有忘记当年萧乾说的张先生的那些能耐。我特地到北新桥白米仓七号去看他。那是一个陈旧的平房小院，张先生的屋门紧紧地上了锁，邻居说主人刚出去不大工夫。我想，老人是不是去小酒铺喝二两了？那天，我带了我们报社印行的几本讽刺“四人帮”的漫画选集，留在邻居那里，托他们转交张先生。
　　近日清理出一封张先生给我的信，证明那是1977 年5 月间的事。信中说：“记得二十多年前，您曾和萧乾同志到出版社见访，我恰不在社；上月承猥临寒居，我又恰不在家：两度失迎，十分抱歉！犹幸潘兄约饭，一接謦欬，总算免了‘一面缘悭’之憾。
　　承约为《战地》写稿，甚为光宠！报刊掌故，所知道的不敢说少，但忘记得太多。现正想一个适当题目，迟日草成，再行奉报。
　　我也酷喜漫画。前办《南京人报》时，曾约高龙生作画，制版后均保留原作，前后百余幅。
　　虽遭‘燹劫’，犹有存者，惜乎不是佳品。闻高已逝世，此殆可以作纪念。他日晤见时，容以奉赠。
　　所赐报刊，读后颇多启发，谨致谢谢！
　　敬颂
　　撰祺！
　　张友鸾上
　　六月十八日”
　　令人惋惜的是，张先生的报刊掌故专栏终于未能实现，是不是我出题太死，限制了张先生动笔？是不是当时我催得不紧？我想，在报海浮沉一生的张先生，理应留下一部无限生动的报海掌故。
　　信中提到的“潘兄约饭”，那是潘际垌兄奉廖公承志之命去香港大公报编文艺副刊《大公园》，一度返京组稿，约请作者在安定门内的一家饭店用餐。记得到场的除张先生外，还有王世襄、唐瑜、朱家溍先生。
　　热情的老人，竟然主动要送给我漫画家高龙生的原作，这是出我意料的。
　　我怎能想到他保存有画家的真迹。我不能贸然行事，觉得自己不是承受此物的合适人选，因而辞谢。我想，如果我真的在接信不久即重访北新桥，高氏漫画原作肯定归我所有。我不会那么贪婪。这让我想起当年给鲁迅刻过名印的刘淑度老人，她曾主动示意要为我刻一块图章，我也婉谢了。我没有忘记，我是一个报纸编辑，不能借自己的职业节外生枝，获取不应得到的东西。同时，我更尊重老人们的感情，不能让他们劳累分神，更不能让他们感到报人没有一点自爱自重之心。
　　是不是我有点多想了？我现在倒有点后悔当时没有抓紧催他写稿。画可婉拒，多去看看老人不是更好吗？

　　林辰先生

　　人生易老，如今林辰先生也已80 岁了。
　　我一直把林先生看作是我的老师。解放前我读大学的时候，便开始读他在开明书店出版的《鲁迅事迹考》，从此对鲁迅研究史料发生了兴趣，后来写作这类考证文章，正是先生的启蒙。我与林先生又是编者与作者的关系，他交给我的关于三味书屋主人寿镜吾的文章，道他人所未道，至今是一篇翔实可据的权威之作。此外，我们也是旧书坊里的朋友，同是爱书人，谈起新文学的版本，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题。他送过我鲁迅设计封面、高长虹的《心的探险》，我送过他鲁迅作序的线装本《痴华鬘》。当我知道他正在研究《云谷杂记》时，即把自藏的清刻本送给他。因为此种古籍于他更为有用。
　　说到研究鲁迅与古籍的课题，那还是林先生从干校回来主动请命干的。
　　他天天去挤公共汽车，整日泡在北京图书馆，居然发现若干篇不曾发表过的鲁迅手迹和题跋。我敢说，没有他的这种自觉行动，鲁迅与古籍的专集不知何时才能完稿，而鲁迅佚失的文字也许还要湮没多年，甚至永远不能见天日。
　　这让我联想起他在抗战的大后方撰写《鲁迅事迹考》的艰难，因为在当时找一部《鲁迅全集》亦非易事。鲁迅史料研究的开山之作就是这样诞生的。
　　全国解放后，本来他可以在大西南过着安适的大学教授生活，为了注释《鲁迅全集》，他应邀北来，在出版社当了一名普通编辑，无名无利无职衔，住的是破旧的小平房，一干就是40 多年。据他的同事介绍，经他注释的几本鲁迅著作，几十年来极少改动，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说明他做学问的功力之深，同时也说明他思想的严密和科学。我常说，林先生拿出来的文章一篇是一篇，全站得住脚，就是不会写大批判文章。不，不是不会写，恐怕是不乐意写。保卫鲁迅，并不等于必须剑拔弩张地去申斥别人。林先生为文为人都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10 多年前纪念鲁迅诞生100 周年，在人民大会堂拍合影，以林先生对鲁迅研究的贡献和声望，以及他的年龄，我看可以在前排入座（哪怕坐在边上），可是比他年轻得多与鲁迅研究无关的作家被安排入座了，却不见林先生的影子。我站在第二排的长凳子上寻找他，忽然见他高高地站在我后几排的高凳上。那把年纪，那样差的眼神，若是稍不留意的话……我实在忍耐不住了，良心在命令我：“快去把他拉下来！”我跑上去，强把林先生拉了下来，让他站在我前边一排。林先生说：“你这是何苦呢！这是小事么。”我想说：“林先生，请您原谅我没有权力安排您入座。按说您应该有个座位的。”
　　今年春天，我参加纪念唐弢先生的学术座谈会，大厅里人很多，会议正进行中，一位朋友跑过来，让我临时出来一下。原来林先生听说我来了，要见我一面。我真想在大庭广众之下紧紧地拥抱他。他却平静地说：“我没有什么事，只想见见你。现在见到了就好，我身体不好，要先行一步了。”如此兴师动众地唤我出来，仅仅是为了彼此一见！这种友情难道是小题大做吗？
　　1992年6月

　　唐瑜印象

　　唐瑜离休以后移家香港，后来又随女儿迁居美国。
　　近年，他们夫妇已经回来过两次。朋友们舍不得他走。他们也忘不了北京。
　　唐瑜最恋朋友。抗战期间，他出钱在重庆盖了土房子，接纳文艺界的穷朋友们白住，被戏称为“二流堂”主。为此弄得他后半生吃苦不浅。“文革”
　　中，“四人帮”关他进牛棚，那么起劲地大批“二流堂”，目标何止唐瑜，又何止夏衍，意在周公啊！
　　他住在东城北梅竹胡同的时候，与我上班的王府井步行仅十分钟，有时我去他家喝杯咖啡，有时他给我送两张内部参考片的电影票来。他是从电影家协会的岗位上退下来的，是“老电影”了。三十年代在上海编写过好几个电影报刊，是左翼影评队伍里的一名战士，王尘无（中国电影史上杰出的影评家）曾经称赞唐瑜在《电影时报》开辟的“聋人随笔”，“以辛辣见长”，可惜自己连一个字也没有保存下来。
　　说他是“老电影”，不如说他是“老革命”。大革命后的血雨腥风中，他坚定地跟着潘汉年干，是“小开”手下得意的人。“文革”前夕，潘从监狱里出来，唯一去看的战友就是唐瑜。潘不怕连累唐，唐也不怕潘来访。潘案非同小可，这种同志间的信任可惊天地！
　　我问老头儿：“解放初，你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当个小头目，穿过军装吗？
　　我猜不出你穿军装是什么样！”
　　“当然穿过军装，但叫我好苦。真是个穿军装的老自由主义吧。”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在萃华楼饭庄办了两桌半酒席，请朋友们来“过节”。你既不是文联，又不是友协，办的哪门子席呀！只是为了朋友们好久不见，借此高兴一番而已。我记得有苗子、郁风、吴祖光、丁聪、高集、高汾，还有杨宪益、戴乃迭、白霞、赵沨……我挨着赵沨坐，谈起在广东的木刻家新波，他说：“那可是个真正的好人！”那半席是临时加了个小桌，给主人的儿女和儿女的小朋友们的有饭无酒之席。老头喜欢孩子也是出名的。
　　唐瑜还不声不响地办了一些仗义疏财的事。他捐钱给潘汉年的家乡宜兴，办了一座少年儿童图书馆。自己又编又写地在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纪念潘的文集《零落成泥香如故》，夏衍、李一氓、胡愈之、许涤新、吴祖光等都写了文章，最后他建议所有作者都把稿费捐出来，送到宜兴去。真是一呼百应，没人说二话。人们仿佛看到潘的家乡的孩子们笑了，潘也笑了。就连在报纸上读到受屈人的不幸，尽管素不相识，他也要辗转通过记者送点钱去，而且对当事者和无关的人严格保密。这次回来，他仍关心宜兴的那座儿童图书馆，又在潘的一次座谈会上倡议在潘的家乡造一座潘的铜像。他与潘的情谊是人间至高无上的革命感情。
　　他并不是个钞票多得无处可花的财主，在感情上却是个大富翁！
　　本来他还要在北京多住些时候，不想四岁的小外孙女自己可以拨弄越洋电话了，只要一听见她甜甜地叫几声：“公公、婆婆，我想你们了，快回来吧！”老俩口便沉不住气了。夜里睡不着觉，外公便悄悄地问外婆：“可以去订机票了吧……”
　　这样一个八旬余易动感情的老头能不可爱吗。
　　这样一个头脑清晰，能写工整的小楷，擅于作倾心谈的老人笔墨能不吸引人吗！
　　我喜欢他的散文常有越轨的笔致，有些词汇用得奇突而得当，有些又调皮、幽默，还有点掌故。我没感觉到他老了，他对生活充满了乐趣和希望，好像对什么事都关心，什么事也瞒不过他。读他的书，前有《阿朗小品》，今有《二流堂纪事》，我感到愉快而幸福。
　　1996年春

　　余所亚

　　余所亚先生病逝了。
　　这些年似乎很少人提到他的名字，只在前年香港出版的《美术家》杂志上，见到他发表了《谈木偶造型艺术》。这是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了。
　　余所亚先生在三、四十年代，是一位颇有影响的漫画家。全国解放以后，他自香港归来，一直在中国木偶剧团工作。在抗战时期的桂林，作家绀弩曾经为他写了一篇小说《一个残废人和他的梦》，副题是《演庄子义赠所亚》。所亚先生因患幼儿麻痹症，双腿致残。绀弩如此形容他的“站”：“他走路是用两只手抓住凳子，膀子笔直地撑着，让他的身体腾空起来，不，他的脚还拖在地上的……”就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他在画坛上赢得了声誉，参加了进步美术界的行列，也成为文化界大家喜爱的一位可亲可敬的朋友。
　　五十年代中期，我因参加副刊的编辑工作，在参考当年旧杂志报刊时，常常可以看到余所亚的作品。他的漫画很尖锐，都是刺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同时也看到了他创作的一些木刻作品。更令人钦佩的是，为了适应当时大后方印刷条件的需要，他还用木刻刀复制了一些苏联木刻，及中国木刻家的作品。只要读者需要，他是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的。当然，他也为杂志和书籍画了一些封面。风格豪放，又注重装饰美。
　　我还收藏了所亚先生创作的一本漫画集《投枪》，那是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在香港出版的。方型小册，薄薄的只有几页，印得却很精致。这可能是余先生出版的唯一的一本画集，反映了作者在香港时期的战斗生活。
　　如书名一样，他的漫画作品正是反法西斯的投枪。当他知道我存有这本画集的时候，他非常意外，也很高兴，便不客气地向我讨取。因为历经战乱，他早已不存此书。我知道这书对他来说是个极大的安慰，非常愉快地把这本画集送到他手里。
　　所亚先生住在东城大杂院的时候，我常去他家。每次到了那里，都为他受到的待遇感到不平，也常想：北京的小胡同里真是藏龙卧虎，谁会相信这里住着一位曾经享誉一时的老艺术家。环境虽然简陋，屋内却挂着叶浅予、关山月、新波等老朋友送给他的新作，可见他的精神生活并不贫乏。香港画家黄茅每次到京，大多住在华侨饭店，总把所亚接去聊天。用余先生的话说，他在那里一泡就是一天，而且第二天照样又去。他太寂寞了，他要看朋友，朋友也要看他。“文革”期间，新波同志可以离开广州的时候，到了北京就住在所亚的家里。
　　前几年，所亚先生因病住了宣武医院，我同方成一起去看他。他很激动，欲哭无泪。我们安慰他，他不断地跟我们讲起抗战期间的往事，中共组织是怎么关心他，周恩来同志又是怎样帮助他的……自从他移家西郊新楼，我们一面为他改善了居住环境而安慰，一面因距离太远也不能常去看他了。不想刚看到他发表了新作，正为他感到高兴时，他竟突然走了，但愿他走时没有感到寂寞。
　　1992年

　　拾来的“金子”

　　二十多年前，报社还在王府井大街办公的时候，我们文艺部与理论部同在一层楼上。中间有间储藏室，是扔弃废纸杂物的地方。有一天，我从废稿堆中发现用毛笔写的一封长函，竖行直书，不知是哪位老先生的墨迹。我好奇地捡起来一看，竟是杨东莼先生写给编辑部的一封公开信。如此对待名人，实在令人心冷。看看周围无人，我小心地收了起来。
　　何以不敢声张？因为这是向“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挑战的信。现在想来，此信的遭遇，一方面反映了“四人帮”控制的舆论阵地容不得反对意见；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被某位贤者所见，有意随手弃之，免得被“造反派”见了制造事端，加罪于写信人。那正是个大兴文字狱的恐怖时代。
　　我初次知道杨东莼先生的名字是1956 年。那次夏衍同志来文艺部讲话，建议我们请杨先生写稿，称赞他是位多面手，杂文写的挺好。这时候我才了解，早在战前他已经出版了《新唯物论的认识》、《本国文化史大纲》、《中国学术史讲话》、《古代社会》等著译。后来他为副刊写了一篇文情并茂的杂文《从剪辫子联想起来的》。
　　杨先生担任过中央文史馆馆长，1979 年以79 岁的高龄病逝。遗嘱不举行任何告别仪式，骨灰也不进八宝山革命公墓。这在当时并不多见，予人印象良深。说来亦怪，有的人总怕世人忘记，千方百计地宣传自己，可是很快就被人们淡忘了。然而那些存心让别人忘记自己的人，却又不易被人忘记。
　　杨东莼先生正是后者。
　　1971 年7 月19 日的《人民日报》，刊有山东省写作组的《批判孔丘的教育思想》长文；9 月25 日又发表了上海市委写作组罗思鼎的《学习鲁迅批判孔家店的彻底革命精神》。同当时自命得到了马列真传的骗子们一样，这两篇大批判文章也以伪装马列唬人，强词夺理，断章取义，胡言乱语。杨先生读后不能忍耐，于12 月8 日写了一封公开信据理以驳。全信长达千字以上，所以经过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寄出，证明作者事先仔细地思考过。他在信中不避风险地为孔子辩，亦为章太炎辩，指出孔子的言行实为进步，太炎先生并非孔家店人，两篇大批判文章纯属无稽之谈。这种不畏权势，维护真理的勇气能不令人敬佩！
　　说到治学风度，山东的文章抓住孔丘自称“天生德于予”，于是剑拔弩张地责斥道：“这难道不是天赋的论调？”杨先生则遍查《论语》，证明孔子单讲“天”者共有19 处，为孔子所自言者有16 处，指出这16 处，以“天”
　　指自然界者为多。此外则以指“天理”者为多，以“天”指天神或天帝者则甚少。这是因为“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缘故。一代学人的耿耿气节和严谨学风，在当时那些“左派”们看来一定非常可笑，甚至会看作是阶级异己分子唱的“反调”发出的“哀鸣”。这封义正辞严的公开信，也只能扔进字纸篓，送进了垃圾堆。
　　面对说假话、搞阴谋的骗子，明知他们是庞然大物，是沉默呢，还是针锋相对地揭露？杨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每逢翻到这封旧信，我觉得自己在垃圾中捡到的不是信而是金子。

　　无缘一面的劳荣

　　从事文艺副刊编辑工作四十年，我结识了一些天下名流，然而也有几位只是通信而不曾谋面的，天津的作家劳荣便是一位。
　　解放前，我在天津读书，并不知道那时劳荣正在天津《大公报》编文艺副刊。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位文坛过来人，在三、四十年代的文艺刊物上时见他的名字。他的作品我读的不多，诗、散文、译文都印象淡漠了，翻译作品是从世界语译来的倒是记得的。近年承他赠我两本新版的世界语译本，有一本是捷克作家彼得·贝兹鲁的诗集《西里西亚之歌》。又一份他在世界语大会上的长篇发言，足以证明多年来他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活动。这可不是什么热门生意，发财的窍门，弄世界语要耐得寂寞，也要一点虔诚。得到他的死讯后，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们失去一位世界语运动的积极分子。损失有多大，真是隔行如隔山，我说不清楚。
　　我保存了一本1950年1月北京大众书店出版的东欧作家小说集《被打穿了的布告》，是劳荣同志据世界语译出的。他在扉页上印着：“谨以此书献给十四年前被日寇杀死的父亲和母亲。”书中当然没有介绍他双亲被害的细节，给我留下的印象却很深。作家中遭此沉重劫难的似乎并不多。最近我才知道，他家境很苦，父母是上海郊区的菜农，他从上海贫儿院出来，还当过学徒。有此两点，换在某些惯于迎合时流的人身上，早就挂在嘴边，以资招摇了。
　　为了弄清这事，我找出劳荣写于1947 年的一篇散文《还乡杂记》，载于1950 年10 月上海文化工作社出版的《新生的历程》，这是劳荣的一本散文随笔集。这篇散文写了他于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的见闻，自然是一片惨胜的景象，其中也写到寻找双亲尸骨的事，大半是落了空。当时他为双亲立了墓碑，写有碑铭，现在恐怕在上海南郊的五里桥，再也找不到那块残碑断石了。
　　还有一件事，1947 年因叛徒的出卖，北平与党中央联系的一个地下电台被国民党破坏，当局四处搜捕与此案有关的“国民党少将参议”王冶秋。王在吴晗的协助下，连夜从清华园化装逃到天津。适值深夜戒严，王又不敢住店，在走投无路之下，只好投奔从未见过面的《大公报》编副刊的李先生。
　　李先生慨然接纳这位陌生的投稿人住了一夜，终于使王脱离了险境。解放后，冶秋同志多方打听李先生，迄无结果。后来我向当时也在天津《大公报》工作的傅冬女士探问，原来这位李先生就是劳荣。1979 年，我编《战地》增刊，向劳荣约稿，请他写《文艺副刊漫忆》，并说如果写到编者与作者的关系，无妨一写搭救王冶秋的事。他写来了，关于救人却轻轻带过。一不拔高，二不邀功，原文如后：“……只是王冶秋同志在逃离北平国民党的追捕由津去解放区之际，一天夜里突然跑到我家住了一夜。匆匆相识，匆匆送别，不过当时他并未讲因何而来和到什么地方去。我们也只有这一面之识。”（见《长工与园丁之间》，1979 年《战地》增刊第4 期）本来这是一个极富戏剧性的情节，又是仗义援救党人的壮举，当事者完全可以妙笔生花，百般渲染，若让“聪明人”碰上，决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然而，劳荣同志没有这样做。
　　这样质朴的老实人，我们太需要了。

　　卖书人

　　1994 年10 月26 日，一个卖旧书的人走了。
　　他来自河北农村，十六岁进京，在琉璃厂通学斋旧书铺学徒，掌柜的是他的舅父、著《贩书偶记》的孙殿起。解放后，他是中国书店普通的店员，又协助孙氏整理了《贩书偶记续编》、《琉璃厂小志》。
　　我久闻其名，但一向很少收藏线装书，与他并不熟悉。直到“文革”中期，因为要找几种鲁迅同时代人的诗文集，如陈师曾、姚茫父等人的集子才与他交往较多。这类书多为零本小册，有的还是石印、铅印本，买主卖家历来都不太重视，只有细心如雷梦水这样的贩书人才当回事。我偶有提问，总会得到可靠的答复：“见过的。这书不难找。”或称：“见过的。这书往日不希罕，近年也有人来找过。现在可难说了。”也许时隔一年半载之后，连我也忘记了的，或者认为全无希望得到的书，他会突然从座旁的书架上取下一本递到你的手中：“这是您要找的书，我留起来了。”个别的时候，有你事先未能料到的书，他也为你留着。譬如卞之琳先生战前在琉璃厂刻过一部木版新诗集《音尘集》，宣纸、红墨印，外加黄缎函套，真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他虽然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书没有下过工夫，但因为是线装本，通过了他的手，还是为我留了下来。当然，定价要稍贵些。
　　老雷并非独厚于我。有一次，我在他座后的书架上，见到四十年代初黄肃秋在北京出版的一本诗文集《寻梦者》，正是寒斋所无，他却摇摇头说：“不能卖给你。这是前几个月作者来找的，我好容易给他找到了。”我当然不敢掠美，只求他以后留意，也替我找一本。可是到底没有消息。我非常尊敬老雷对读者的这种热情和负责的精神。我亲眼见过，外省外县来的陌生读者，因当地政府新修县志，特地到北京来寻访旧县志，他不怕辛苦地蹲书库，一一满足了对方的要求。还有道士与和尚来寻找佛家典籍，老雷亦能对答如流，令对方喜出望外，满载而归。尽管我有时去逛海王村，在他那里一本书也没有买到，与他聊上几句也受益匪浅。有一次谈到版本的差异，他说旧时琉璃厂的书商有昧着良心赚不义之财的，专门作伪，连专家学者也受骗。又一次谈起抗战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长期在琉璃厂搜罗我善本书，有的卖旧书的奸商专门为日本人服务，整包整包地运到日本去，以至国内学者专家还得跑到外国图书馆去借书、抄书。他说，只有解放以后，人民政府才断了奸商的这条路。我动员老雷把这些掌故写下来，借以教育那些只图获利、不顾民族利益的人。他嫌自己的文化低，怕写不好。后来，他还是写了如《古籍的东流》、《古籍的回归》、《记书估古书作伪》等短文，现已收入他写的《书林琐记》一书中。
　　正好在老雷逝世的一个月前，即去年9 月26 日，他写给我一封信，我不知这是否他的绝笔，或者他那时已经预感到自身有什么不测，信中说：“敬恳者，弟年事已高，有一桩大事与兄商量，即弟旧存之两卷经卷，想献于政府，未悉给哪个单位比较合适？根据咱们的生活情况，应该有什么要求，做的要圆满一些。我总想不好，敬恳吾兄在百忙中帮我拟个呈文草稿……”读了他的信，我很感动，在此商品大潮下，他首先想到的是把文物献给政府，而不是到什么地方去拍卖，得个大价钱，或是异想天开地找个海外出美金的阔人。所谓两卷经卷，可以参考他写的一篇散文《西城取经记》（见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拙编《书香集》）。那是在1948 年国民党政府大崩溃的兵荒马乱中，他在北平西四北的悦古堂书坊，购得一卷北魏时写的《道行经》，另一卷是唐以前写的《妙法莲花经》。尽管卖家是熟人让了利，他一个卖旧书的还是咬紧牙关倾囊而出，才抢救下这两件文物。多年来他不想奇货可居，等个善价，而是默默地购来《魏书》，一字字地亲加校勘，做学问。真是老天不负苦心人，他惊奇地发现，自北宋靖康以来八百余年的一个讹误，竟然被历代学者忽略了。他把这一喜悦写进《西城取经记》，让我们与这个卖书人分享了快乐！
　　可惜我不会写呈文，更不会讲价钱，只好求助相关的朋友，立刻想到我熟悉的历史博物馆的文物专家史树青先生。史先生很高兴，并向我表示当此敦煌研究热中，老雷收藏的这两件文物十分珍贵，理应由国家来收藏。史先生还开列了博物馆两位负责人的名字，以便与老雷取得联系。我很快地将这一切函告老雷，并说国家一定会按照政策付给收藏者报酬。老雷在来信中不曾谈及自己生病的事，我怎么也想不到一个月后他竟然离开了这个世界。
　　稍后，我又有域外之行，匆匆上路了，也不知他的心愿到底完成了没有。
　　琉璃厂书肆培育了这位有教养的卖书人。数十寒暑，清贫如故，爱书的心却没有变。好容易晚年有了新居，也享受了专家的待遇，他却去了。他对得起读者，也对得起滚滚而来、又一本本从这里散出去的书。他为这古老的书坊留下些什么？以后人们还会记得他吗？
　　一个卖旧书的老人悄悄地走了。
　　1995年8月

　　许姬传

　　许姬传先生走完了他九十一年的生活历程，最后无疾而终。他的儿子来电话报丧，我深感突然和不安。不久以前还有朋友跟我谈起，自从许先生搬出西旧帘子胡同梅家以后，很难见到他，拟约我一起去探视。一来蒲黄榆那地方太远，二来他儿子白天上班后，许先生耳聋，听不见叫门，只能晚上去。
　　我当时说：“总得想办法去看他一次，已经有几年不见了。”然而，办法还没想出来，他却到西方仙游去了。
　　我赶到八宝山去同他的遗体告别，到者还是梨园界的朋友多，还有一位侯宝林。侯先生原来就是梅家的常客。凡是与梅家有往来的客人，又无人不识许先生。我同梅先生没有交往，只看过一次他的戏，台下见过两次。一次是在护国寺人民剧场看《赤壁之战》的彩排，那天梅夫人也去了。还有一次在东四八条的戏曲研究院参加座谈会，第一次听到梅先生在台下讲话，竟使我大吃一惊。怎么台上那样清脆婉转的歌喉，到了台下声音变得又粗又低，魅力哪去了？
　　梅先生逝世以后，因工作关系，我结识了许先生。特别是“文革”前夕，还有过一次难忘的合作。那时文艺界风声鹤唳，阶级斗争的弦到处绷得很紧。
　　我们报社文艺部的领导陈笑雨同志，由于批判鬼戏不力已被换掉，而由副总编辑王揖和总编室主任张潮来坐阵。现在这三位同志也已作古，我深深地怀念他们。当时王揖同志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找一位懂京戏的老专家来肯定京剧现代戏。我想了想，觉得许姬传比较合适。他是京剧界的旧人，既不是官，也不是党员，由他讲话很有代表性。起初王揖同志还有顾虑，后来实在想不出别人也就同意了。我同许先生研究了几次，最后商定以解剖《红灯记》为题，从艺术的角度作深入的分析。写出初稿，经过几番修改，总算在一九六五年七月十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目是《针针线线皆辛苦——谈的艺术处理》。在当时，让这么一位旧人占了党报整个版面的篇幅，实在也担了一定的风险。果然到了“文革”开始，便有人来问罪：为什么让这么一个专门贩卖帝王将相货色的“牛鬼蛇神”来歌颂样板戏？这不是存心给样板戏抹黑吗！是啊，那时候讲究革命人演革命戏，革命人看革命戏，尽管你是来叫好的，也要审查你配不配来捧场。
　　到了七十年代初，忽然接到许先生的来信，约我到他独居的张自忠路去一谈。我在一个大杂院里找到一间平房，屋里空荡荡的，地下放着一个蒸锅，里面剩有两个小花卷，他指着说：“这可以够我吃两天的。”我觉得有点惨然。这样的生活能支撑得住吗？不想，他找我是想发表他与邹慧兰女士合写的剧本《春农曲》，并且一再同我讲内容好，是歌颂新农村的大好形势的。
　　天哪，这都是什么朝代了，没有再继续批斗你就是万幸了，还妄想占领上层建筑的舆论舞台吗！他的书生气也真够可以的。他也不想想我当时的处境，自从造反派夺权以后，人家只准我在家编稿，当苦力使，不准出头露面，连我来看他也不能明说。但是，我同时也为这位老知识分子的天真劲儿感动了，至少到了这种地步他还没有拿自己当外人，仍要热情地歌颂农村的大好形势。我们究竟应该相信什么人呢！我安慰他说，现在连副刊都取消了，没有版面，以后再说吧。他失望了，脸色苍白，双目呆呆地望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两年，他约我到东四十条口的餐馆便饭，同时被邀的还有朱家溍先生。多年的习惯改不了，虽然处境艰窘，依然以朋友们小饮畅叙为风流。
　　饭后我们又去张自忠路他那里喝茶。离开饭馆的时候，他从破书包里掏出一个饭盒，把桌上剩下的鱼头和鱼尾装了回来，一边自我解嘲地说：“连骨头带汤，烩一烩满好。”我顿生感慨，心想当年他活跃在缀玉轩左右，能有如此寒酸吗？
　　闹地震的第二天，他被梅夫人接到和平门内西帘子胡同的梅宅。梅先生不在了，可梅家还保持着梅先生以礼待人的传统。从此，他在梅家一住多年。
　　直到梅夫人逝世后，梅家的儿女们又议定，缀玉轩的遗物一切照旧，许先生暂时也不要搬走。
　　他住在梅宅，生活安定，不时还写点什么。有时用宣纸写成横幅赠我留念，后面盖了好多印石，足以证明他此时的心情。例如一九七七年清明节，他偕梅家儿孙驱车香山，为梅先生扫墓，“时四凶就缚，海宇清宁，儿孙祭告，诗以誌感。”原诗如下：
　　清明时节倍清明，疾驶飙车到野坰。
　　山号万花花劲秀，垅盈乔木木常青。
　　流风艺苑绵佳话，爱国坚贞播远馨。
　　家祭儿孙齐祝告，四凶就缚慰英灵。
　　一九七八年，许先生又与梅夫人合作写就长文《忆兰芳》，找我商量。
　　这是粉碎“四人帮”后，最早为梅先生拨乱反正的一篇文章。梅先生一向谦虚，生前讲过他与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触和讲话，一律不要公开。这次梅夫人在文章中第一次披露了，表现了党对梅先生的尊重。在这前后，有一次梅夫人留我在缀玉轩中便饭，因为她中风后一直行动不便，就在挂有汤定之画的古松图的客厅里，在当年梅先生作画的那张柳木的大写字台上，摆出了几样可口的小菜，有两种还是派人到附近的四川饭店打来的。这一天梅夫人很高兴，一只大白猫凑近她，梅夫人还撕下馒头皮，沾了菜汤喂猫。说起“文革”中造反派的无礼，她还请许先生带我到她的卧房中看一件物证。那是一张撕碎了而又重新拼起来的照片，是梅先生同越南胡志明主席握手的合影。
　　她说：“不知这又犯了什么忌了！”我顺便看到，在梅夫人的床前，还有梅先生的一幅着色的西装半身照，是三十年代拍的。那么英俊，一对有神而又有情的眼睛充满了智慧、善良的光芒。我相信这是梅夫人最心爱的一张照片，一直伴着她。
　　梅夫人逝世后，我在梅家又参加过一次小聚，还有冯牧、黄宗江同志在座，记不得是为了什么事了。我们在东房用饭时，墙上挂有一幅黑白的放大半身像，是福芝芳早年的便装照。我跟许先生说，这是我见到的梅夫人最年轻最美的一张照片。可惜在已出版的有关梅先生的出版物中，都没有收这张照片。总之，一谈起梅先生，无论是他的艺术，他的人品，都离不开一个美字。这在世界艺术史上，恐怕也找不出如梅兰芳这样可以风靡几代人的演员了。
　　梅先生为我们创造了千古不朽的美，依傍梅先生一生的许姬传，用他那枝笔也参加了这一美的创造。他为我们留下了三本著作《忆艺术大师梅兰芳》（包括许源来先生的作品）和《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梅兰芳舞台艺术》（与朱家溍合著），都是以随笔形式写下的别具一格的京剧艺术史。至于那部三卷本的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将与京剧艺术永存。只要人们一谈起京剧，谈起梅兰芳，谈起梅家那些动人的故事，都会记得许姬传先生的名字。

　　怀梁永

　　梁永，是近十年来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有关现代文学史料文章的作者，原名钟鹏。他是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建筑工程系的一位老教授，五十年代初在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赶回祖国，先后在山东大学、青岛工学院执教。他在建筑工程专业上桃李满天下，晚年却全力以赴地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其研究方面之广及用情之专实属罕见。
　　大约十年前，由我的同事介绍，他来找我借穆时英的小说《白金的女体塑像》。我没有这本书，但是我领他在本报图书馆找到了这本书。三十年代的旧书，照例是不外借的，他就坐在阅览室里读了起来。当时他正在撰写一本《穆时英论》。我很佩服他的独立思考精神，不去抢什么热门课题。在当时研究现代都市小说和新感觉派小说的人还是很少的。
　　从此，我们相识了。他不时寄来一些新文学书话和札记，我也见到他不时在《文艺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新文学史料》、《鲁迅研究月刊》等报刊上发表研究成果。他的文章至少有两个特点，一是篇幅短小，开门见山，言之有物，没有学院气。二是不人云亦云，或炒冷饭。几乎每篇文章都提供一些新资料，大多是被人们忽略了的人与事。例如他介绍过人们少知的新文学作家叶鼎洛、徐霞村、施济美、张兆和，以及更加陌生的名字陈代等人。他常到各地去开学术会议，每次都利用机会去跑旧书店。有一次他跟我说，西安一家工科大学图书馆处理一些文科旧书，他闻风跑去，同学生们挤在一起挑选旧书。
　　我见到他写的最后一篇书话，是发表在1991 年9 月5 日《文学报》上的《戏剧家的散文》，介绍了熊佛西在抗战中出版的一本散文集《山水人物印象记》。这书我找了好久，甚至托余秋雨同志去查，连熊先生执教过的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亦不存。我写信去，问他书中是否收有《怀北平》一文，未见作答。以前他是每信必复的。十月中旬，我参加了中华文学史料学会的年会，就在报到的头一天，学会会长、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马良春同志不幸病逝。人们十分怀念这位重视文学史料工作，并发起建立史料学会的热心人。
　　会议结束前，有一项工作是发展新会员，我很快就想到了梁永先生，以为他最有资格参加这个学会。散会后，我马上寄给他一张入会登记表。不想几天后便收到来自西安的一份电报，通告梁永先生已于十月二十九日病逝。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怎么九月还在发表文章，十月就死了呢！现代文学史料工作正需要有志者来献身的时候，一下子死神夺去了两个人的生命，怎不令人悲从中来。
　　最近，接到梁永先生女儿的一封来信，她说：“家父一生酷爱文学，尤其是晚年稍得空闲，即全力投入现代文学之研究中去。数年来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奔波于大街小巷，热心搜集有关书籍、资料，如今书刊满室，遗稿数十万字，正待潜心研究，竟不能如愿，其悲何如！”
　　最使我感动的，梁先生的女儿说，当我寄去入会表格时，梁先生在病床上“为之欣慰”不止，因为这也是他的夙愿之一，马上命女儿代填了表格。
　　万万没有想到，填表后的第二天，他竟闭上了眼睛。他的女儿还是把表格寄来了，并说：“忆及此乃家父生前最后一桩心愿，故不揣冒昧，仍将表格寄上，如能追认，当慰家父在天之灵，也差可堪慰家母悲怀。……”我还没有碰到过为逝者要求追认为学会会员的事，我为梁先生及他的家属对此事的看重而感慨万端。这是清贫书生的圣洁愿望！如今还有多少人关心现代文学研究，更何谈文学史料工作。
　　我劝梁永先生的女儿，有机会的话把她父亲已经零星发表的短文搜集、整理起来，也许将来还能公开问世。这也是生者对死者的最好的纪念。我相信有远见的出版家还是有的。
　　1991年12月

　　谢老话北大

　　从北京大学走出来的谢兴尧先生，同我谈起他当年在北大读书的情景，那已是六十多年前的旧事。
　　谢先生在北大先上预科，大学念了4 年，当研究生又两年，前后七、八年，他对沙滩红楼充满了感情。虽然他是研究太平天国的学者，却喜欢散文，写过一组回忆北大的随笔《红楼一角》，受到周作人的称赞，而且触动周也写了一组散文《红楼内外》。
　　当年，北京大学的学生也有制服，春夏两季是白咔叽布的制服，秋冬两季是青色的制服。记得是四元一套，一双黑皮鞋也是四元。腰带五角，帽子好像也是五角，一共只要交八、九元就行了。学校可以垫付一半。制服穿的越旧越好，因为走在大街上可以让人们感觉到，这是北大的一位高年级学生。
　　不过绝大多数同学都不愿穿制服，似乎这与北大的民主风气不协调。同学们最爱穿的还是长袍大褂，但钱玄同教授偶尔也穿了西服来上课，平时则是中装。
　　钱先生在课堂上，或在教员休息室里喜欢侃侃而谈，声音很高，证明鲁迅先生有关的记述不差。说到这儿，又引出了一段故事。最早严复也在北大教书，北大图书馆所藏的善本书极多，严复过目不少。他治学严谨，作风精细，凡是他看过的书从来不在上面乱写乱划，而是随手写一纸条夹在书中，往往一部线装书里夹了几十张写满批语的条子。辛亥以后，严复曾是恢复帝制的头面人物，甚至支持袁世凯当皇帝，为士林所不齿。钱玄同先生是“五四健将”，他有时高兴地在教员休息室里当众宣布：“我今天又从图书馆的藏书里，发现了严复夹的纸条子，让我一一抽出来扔进了垃圾堆！”钱先生反封建的豪情和义愤令人可敬，可是现在想来，严复的那些读书手札若能保留下来，岂不是也很宝贵？谢先生说，他至今怀疑在北大图书馆所藏的诸子百家中，说不定还残存着当年钱先生不曾发现的严复手写的纸条，不知有无好事者去那里寻觅一番。
　　我问谢先生，当年他在北大时，对哪一位老师印象最深。他说北大国学门研究所主任沈兼士先生对他的影响不小。北大有那么多名教授，对于学生都很有吸引力。但一旦入门之后主要还得靠自己用功，舍得抛弃游戏和玩乐的时间。当然也要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他作研究生时，沈兼士先生无私地帮助过他。沈先生兼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馆长，他特别允许谢先生进入馆内查阅清代的档案。这对一个青年学生来说，是很特殊的照顾了。那时谢先生刚开始研究太平天国，他想取得第一手资料，足有一两年的时间，天天泡在文献馆里。重点注意的是道光年间的学术争论，以及咸丰年间的战争记载。
　　后来他写的有关太平天国领袖人物的文章，其中资料便全部得之于当时的文献馆。可惜的是档案尘封太久，数量浩繁，他虽有大志要翻阅一遍，后来为了求职谋生，不得不半途而废了。当年他从这些档案史料中发现了三大线索，准备长期坚持下去，查个水落石出。一是见到档案中常有“逆书一束，送军机处”的字样，这一批批的“逆书”，肯定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内容，是最珍贵的史料。二是清军搜得不少太平军的“功劳簿”，也送到了军机处。这“功劳簿”上当然会记录太平军中英雄模范人物的名单和事迹，更想一见。第三是太平军的旗帜和号衣等实物，这在清军档案里也有不少记载。遗憾的是谢先生不得不到处找饭吃，只好辞别了沈先生和文献馆，以及当时在文献馆当科员的单士元先生。此后终于无缘再发现这三项实物了。单先生也是北大的同学，现在是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如今两位老同学偶尔还会回忆起当年在文献馆的岁月，谈起沈兼士先生对青年的爱护。
　　谢先生给我看了海外印的一册图书目录，其中有台湾出版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在第36 辑中，收有他整理编著的太平天国资料8 种。近年日本也印了他的书。可惜的是这些年新发现的太平天国史料还不多，谢先生总是于心不甘。他还想着北大图书馆的藏书，想着故宫博物院的档案。他跟我说：“我已年老力衰，到了‘阎王要我今天去，不敢耽搁到明天’的年纪，再也不能挤公共汽车去查书，翻档案了。盼望年青人多下点苦工夫，一定会有收获的。”

　　方成的漫画

　　我与方成同于1951 年到人民日报编辑部工作，相交四十余年，似乎不曾见到他发过愁，是个“老天真”。
　　“文革”中他被打入“牛棚”，仗着心中有底，既未绝食，也没上吊，一切磨难都闯过来了。他的乐观精神和对生活的信念，恰是一个漫画家必备的品质。
　　漫画与杂文一样，从诞生起便具有战斗的传统，既是讽刺艺术，又是宣传武器。方成及他同时代的一批优秀漫画家，坚持了这一方向，诚如他在十几年前说的：“我国的漫画有好有差，也有画错的，但是还没发现腐朽肮脏的精神污染品，这是反映在漫画中的社会主义艺术之一大特色，外国人是佩服的。”（见1986 年四川美术出版社版《方成漫画选·自序》）这不能不说是漫画界的骄傲。这一特点是否与我们的漫画家，包括资格比方成更老的华君武同志等，大多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有关系呢？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报纸都需要漫画，漫画家更离不开报纸。漫画丰富了报纸工作的内容，报纸也培养、锻炼了一代代漫画家，推动了中国漫画史的发展。
　　从表面看，方成嘻嘻哈哈的，好像对什么事都漫不经心，可是你若把他的漫画按时序排列起来，你会发现几乎无不与时代息息相关，没有脱离现实、脱离社会的倾向。当然，他的作品也不是每一幅都那么完美，有的时过境迁了，也有画错的成了废品，如“反右派”的漫画即是。但，从总体看，那些反映了时代脉搏和人民心声的作品，至今仍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证明生活是不朽的，人民的斗争也永远不会幻灭。
　　方成在紧张的新闻工作岗位上，练就了政治敏锐和熟练的艺术表现能力。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创作，从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到干部的廉政建设，以至社会风气、人们的道德修养等等，莫不在他的创作里有所反映。而且极少标语图解式的说教，主要靠艺术手段来打动读者。干部中贪污腐败现象最让老百姓难以忍受，方成的漫画便多有抨击，光是“钟馗打鬼”不知画了多少幅。有一幅钟馗罢工熟睡，标题是《累坏了》，题诗道：“春眠不觉晓，鼾声惊飞鸟。人间鬼太多，钟馗累坏了。”对于医务界的不正之风，方成只是轻轻一刺，题为《听诊》。画面上医生的听诊器不是放在病人的胸膛上，而是习惯性地放在病人送来的礼品包上。医生的天职是看病，现在有的变成注意病人送来的红包了！更有讽刺重男轻女者，医生高兴地告诉产房外的家属：“是女孩。”垂头丧气的一老一少听后立刻变成了清朝的古人，标题是《传统表情》，真是一语中的。这种夸张很可笑，很离奇，又是实质性的批判，说是善意的规劝可以，说是丑化落后，给以重重的一击亦可。总之，让观者捧腹，当事者亦无言以对，准确性极强。一个对世事漠不关心的画家是不会用尽心思寻找社会病态来警喻世人的。
　　说到画家的素质，据我所见，方成是个酷爱读书的人，中外古今，多所涉猎，所以他的知识面很宽，不仅作画，还研究相声艺术和漫画理论，著作多有。长期以来他苦苦追求漫画的民族化，更提高了创作的文化品味。五十年代他画的《瞎子算命》，让美国麦克阿瑟将军坐在中国式的卦摊前，打着“麦铁嘴”的招牌，给艾森豪威尔将军算命，内容与形式达到高度的和谐，满足了国人的欣赏品味。近年有讽刺反对人才合理流动的《张飞卖肉》，刘备、关公来到肉铺门前，见到张飞正在剁肉，便冲着掌柜作揖相求：“让翼德和我们一块儿去……”掌柜的摆手拒绝：“不行，这里工作需要他，不能放！”这幅漫画和他那脍炙人口的《武大郎开店》、《神仙也有缺残》有异曲同工之妙，寓义深刻，也都是探索漫画民族化的成功之作。这又一次证明，没有必要的文化准备，若想得心应手地表现生活，有声有色地为当前形势服务简直不可想象。
　　方成的漫画受到那么多观众的欢迎，绝不是靠脱离生活，或迁低就俗地去迎合不健康的趣味，更不是靠板起面孔喊口号。如果问画家成功的秘诀，我想，这就是。
　　1996年春

　　舒婷的散文

　　舒婷写朦胧诗，我喜欢。朦胧是一种意境，是美，我为什么要反对？
　　舒婷写散文并不朦胧，是现实主义的，自然、质朴、亲切、有感情，我更喜欢。
　　近年来，她写诗少了，散文却多产。莫非她觉得如此可以扩大与读者的交流，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
　　我目睹过，青年文学爱好者们怎样狂热地喜欢她的诗。舒婷不应该不写诗。但，我盼望热爱她诗的青年朋友，也都喜欢她的散文。
　　《在澄澈明净的天空下》，是舒婷10 年前写的一篇散文。读过一遍，散不去的是淡淡的哀愁。再读一遍，更增加了点沉甸甸的感情。它让我想起半个世纪以前，萧红写的一篇小说《手》，也是写一个女同学的命运，同样都引起我心灵的震动。两个主人公都是劳动人民的女儿，萧红笔下的人物被同学们讥为“怪物”，舒婷笔下的人物被人讥为“蚂蚱”。一个帮父亲干染房铺的活儿，双手染成青紫色；一个父亲是木匠，自己的双手粗大而皮肤发干，“已有了40 岁女人的辛酸和阅历”。前者终于被学校踢出了校门，后者无声无息地经历了爱情和志趣的破灭，下乡回城后被安排在市政局修马路。我以为萧红和舒婷都是含着眼泪写作的。没有一颗善良的同情心，怎么会选中这样的题材。
　　插队时，舒婷曾经步行90 多里去看她的伙伴“蚂蚱”。写两人乍见，紧抱着滚在地上，连鞋也甩到水田里的场面实在动人。“蚂蚱”是最后一个回城的，不与任何同学往来，默默地嫁人，生了一个女儿。舒婷无限深情地说：“我不知道我的儿子和你的女儿会不会相识在蔚蓝清澈的天空下？”这感慨，当然亦是我们的。
　　舒婷散文的意境和魅力，离不开她诗人的气质和修养。譬如写到她与“蚂蚱”的相识：“我们的友谊究竟怎么开始？谁能说清草坪上的第一粒种子是鸟衔来还是风吹来的呢？”你看，这样的句子，像不像诗？
　　萧红也是用诗心来写作的。
　　除了《在澄澈明净的天空下》，我还读了舒婷不少新作，有的写人物，有的写心境，几乎篇篇可读。作为一个女儿、儿媳、妻子和母亲的舒婷，她鲜活地在尘间凡世与我们共同呼吸。她有时像个高傲的女神，有时又是个洗衣妇和厨娘；有时挑剔，有时热情，有时又是个调皮的淘气鬼！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对生活的那种执著劲儿。看上去她苗条得弱不禁风，眼神又不济，可是跑路、爬山她总在前头。别人不敢攀缘的地方她都敢闯。她性格倔强。
　　舒婷是真诚的，好就好在她从不作伪。

　　琐忆

　　四十年前，我走进了编副刊的行列。
　　邓拓同志曾经提醒我们，让我们随时关注《新民晚报》接近群众的经验。
　　从那时起我就同晚报副刊交上了朋友，六十年代初又成了它的作者。这当中学习到不少东西。
　　袁水拍（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看我们副刊的大样时，他不止一次地举着晚报副刊跟我说：“你瞧，人家这么小的版面，每天要有八九个题目。我们至少也得七八个题目。”有时他删文章，又让我一篇篇地挤题目，每篇少占两三行，版面上就能挤出一首小诗来。他这种一心替读者着想的做法，我想与他在《新民报》（晚刊）编过《夜光杯》大有关系。他对晚报是有感情的，化名给《新民晚报》写过探访成都巴金故家的散文。前些年我同巴老谈起这件无人注意的事，巴老却说他见过这篇文章，知道是袁水拍写的。
　　夏公在世时，不论是在家里还是住医院，我多次见他正仔细地读《新民晚报》，有两次还给我看从《夜光杯》上剪下的文章。看完接过去，又小心地收起来。据我所知，袁鹰同志自从五十年代初从上海调来北京，他也是无一日不读晚报副刊的。
　　前年年底我到洛杉矶去探亲，我自领了一个任务，每天到门外开信箱取信件和报纸。住了四个多月，最开心的是天天可以看到《新民晚报》的洛杉矶版。同时也打破了我看报纸最认真的记录，几乎连每条新闻和广告都读了。
　　由于时差的关系，有趣的是上海读者当天下午才能看到的报纸，我们在当天上午就看到了。当我从晚报上看到夏公逝世的消息，首先想到的就是老人再也看不到晚报了，《夜光杯》也失掉了一位最忠实的读者。
　　有天夜里，我与儿子全家去钢琴家孔祥东的新居作客，并听他弹琴。一会儿，《新民晚报》在洛城工作的三位同行也来了。这天晚上非常愉快，大家讲晚报，谈北京，话上海，几乎都忘了身在美国。若不是这三位还要赶回住处收上海的传真，他们不会提前走的。
　　1996年5月

　　夜访吕玉堃

　　演员与观众，台上台下彼此之间的交流不过几个小时而已。戏散之后，缘分已尽，各自东西，可谓了无瓜葛。然而，一个有魅力的演员，于观众的印象也许是历久不衰的。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电影明星吕玉堃，拍了几十部影片，可惜近四十年息影银坛，前年才看到他在山东拍的电视连续剧《郑板桥传奇》。他演郑板桥，人虽老而风度依然潇洒，可气的是我不过看了个“半桥”，因为配音的是别人。我一向反对演员的后期录音，口型对得再好，当时的表演情绪，后期补配对白怎能浑然一体？更何况他人配音，如演双簧，实为艺术上的一个骗局。这种声貌脱节、人物感情割裂的做法，从电影艺术发展史上看不能不说是个大倒退！此病缘于有的演员只卖皮相，不会说普通话，那么请到别处去发财好了。再有便是主事人为了节约开支，演员拍完戏就走，事后就近临时抓人来配音，这对观众和演员也极为不尊重。不能听到吕玉堃的原声真音，无法欣赏他那苍劲有味的台词，当然只能说看到半个吕玉堃了。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没想到在异域他国我却结识了吕玉堃，听到他那富有感染力的一口京白。到达洛杉矶的当夜，我们一家人吃过团圆饺子之后，儿子让我翻看他去年10 月在洛城举办个人画展的相册。见有画家丁绍光来剪彩，还有一张吕玉堃参观画展时与儿子的合影。吕先生今年已经七十五岁了，来美年余，一直住在女儿家。我儿子和儿媳妇与老人的女儿吕丽相识。听说老人平时愿与青年接近，性格热情开朗。
　　圣诞节的第二天，我们全家趁着假日去参观好莱坞的环球影城。巧得很，在排队的长龙中与吕先生不期而遇。如同中国人的过春节赶庙会一样，这里也是人挤人。我们在铁练子和铁栏杆组成的通道间反复绕行。儿子替我们作介绍时，由于不能停步，我便免了客套话：“我看过你演的不少电影，还在天津明星大戏院，看过你演的话剧《人之初》。”他略表意外，连忙说：“改日找个机会叙叙。”我边走边算计，看他戏的那年我十五岁，他二十五岁，正好过了半个世纪。
　　稍后，洛城华语电视台、广播电台分别播放了记者采访吕玉堃的节目。
　　特别是广播电台那次，由于听众通过电话可以直接参与，情绪至为热烈。其间有五、六位听众与吕玉堃在电话中作了交谈。一位女士是成都人，年轻时家中的姐妹们都喜欢看吕玉堃的电影，当年还保存有他的照片。一位来自江西的女青年，带来家乡人的问候。另一位与他失去联系四十年的老友，还在电话中问他有几个孩子。吕玉堃高声回答：“六个孩子啦。我现在住在大女儿家。”更有一位听众，年轻时在青岛看过吕玉堃演的电影《秋海棠》，当年传说吕玉堃为了化妆逼真，脸部留下十字形的伤疤，问他现在是否痊愈了。
　　吕玉堃回答，当时确有其事，不过发现伤痕后，很快改变了化妆方法，没有留下残疾。那老人在电话中一再重复：“没有留下残疾就好。那就好，太好了。希望你晚年幸福，在美国生活得愉快……”旧时小报上的一条花絮新闻，竟让这位观众挂怀了五十多年，岂非演员从观众那里得到了最好的报偿！
　　一个夜晚，我们全家应邀访问了吕先生。主人身着运动衫出迎。一问，老人果然天天练功。他说：“你知道，我父亲和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都是京剧演员，我自小也学过戏，练过功。”老人的父亲吕月樵是名老生。大姐吕美玉唱旦角，当年上海美丽牌香烟广告上画的美人就是她。可叹吕玉堃两岁丧父，十二岁丧母，从上海徐汇中学辍学后便流浪江湖，靠在小剧团里提词求生，穷得以一把牙刷走天下。后来进了陈大悲主持的上海剧院，偶被电影导演朱石麟发现，方才走上了银幕。成名后他曾与周璇、李丽华、周曼华等成为银幕上的搭档，更有幸拍过三部表现戏曲艺人生活的故事片。一是秦瘦鸥编剧、马徐维邦导演的《秋海棠》；二是吴祖光编导的《风雪夜归人》；三是田汉编剧、郑小秋导演、谢晋助导的《二百五小传》。后者一名《梨园英烈》，写戏曲艺人爱国抗日的故事。三部影片都完成于四十年代，是他从影生活的最好纪念，也是对梨园世家培育他的一个回报。
　　他在天津演的《人之初》，一名《金银世界》，是戏剧家顾仲彝根据法国剧本《小学教员》改编的。我们的谈话涉及到沦陷区话剧运动的一个有趣课题，为了适应当时话剧热的剧本奇缺，舞台上曾经出现过一大批世界名剧的改编本，而且绝大部分把人物和环境都中国化了。成功的剧作可以让观众一点也感觉不到是看外国戏。那些当时无法演抗日戏、又不甘心美化侵略者的人们，只好从外国剧本中求生存，这是有良心的艺术家反抗日本文化侵略的一种曲折反映。李健吾、柯灵、顾仲彝、周贻白、师陀、佐临诸先生，都曾经做出过贡献。可惜不为史家所察，或不屑一顾。
　　当年看过了《人之初》，我又去明星大戏院看吕玉堃主演、舒湮编剧的《精忠报国》。那天正好由B 角杨志卿演岳飞，不免有点扫兴。吕先生听后笑道：“志卿长得高大壮实，演岳飞比我有气势。解放初期，我们一起在武汉演话剧。他去香港，到了台湾。我去长沙参加了部队文工团。后来我从那里转业到地方，在江西落了户。”退休前，他担任省话剧团的团长，并且是省剧协的主席。
　　讲到天津，他说：“我也许是个天津卫呢！1945 年，我在天津演戏，有个姓卢的观众到后台来找我，自称是我家的邻居。一见面就叫我的小名阿土，还叫我哥哥、姐姐的小名，打听他们的下落。看打扮，那人像是‘地头蛇’。
　　第二天，他还领着我到北洋戏院的对面，指着一处房子跟我说，阿土，瞧见了吗？那就是你的血地，你就是在那儿出生的！我们一家到处卖艺，至今也说不准我是上海生的，还是生在天津。你说，现在还能打听到那个姓卢的吗？”
　　告辞时，吕玉堃送我一张他站在条幅前拍的彩照。条幅为他失散多年的一位初中同学题赠。诗平平，感情还真挚。佩庵是吕玉堃的学名。
　　汇中昔日喜同班，俊貌奇才吕佩庵。
　　今演板桥生栩栩，卸装仍否美儿男。
　　弹指别来六十年，化身怪杰睹尊颜。
　　赣江剧艺兄名显，白发同心互慰安。
　　归途中，小孙女在车中忽然问我：“刚才那位吕爷爷，是不是演孙悟空的？”这话问得好笑，莫非她刚才注意到吕爷爷说话时的手舞足蹈，一会儿回忆舞台动作，一会儿模仿天津人说话的幽默神情，觉得这老头灵活矫健得一如悟空？
　　童言无欺，无意间赞美了老人的活力。一个演员的艺术青春，实在是不能以年龄来计其短长的。我无法与小孙女继续交换这些看法，只好跟她说：“吕爷爷不是演孙悟空的。”她望着我说了两声“OK”，却默默地流露出一点失望的样子。
　　1995年3月于洛杉矶

　　名优祭

　　李少春
　　我也是个李少春迷。
　　迷他个文武全才，昆乱不挡。十多岁时我还不懂什么叫余派正宗，却已知道他唱得韵味十足，嗓音有情，有魅力。那时我在天津收听北京长安戏院的实况广播，少春（观众都习惯只呼其名）唱的是《奇冤报》。这可是一出唱工戏，光是一句叫白：“老丈，张别古……”足够您神味老半天的了。我还保存了一张他演《洗浮山》贺天保的原版照片，头戴黑软罗帽，青色箭衣背插双刀，黑三髯，白底靴……可惜后来弄丢了。
　　到了北京，看他演的《野猪林》，您瞧林教头那潇洒劲儿。满腔怒火全从眼神里流露，不是从脖子里暴青筋，也不是咧着大嘴狂叫乱吼，要不怎么叫艺术呢。《赤壁之战》里，他演鲁肃，浑身轻松自如，观众看得也随便、舒服。那年陕西省进京演秦腔《搜孤救孤》，中国京剧院内部招待同行一场戏，少春演《闹天宫》，这回可让我见识了他武功的底子。不知我一共看过多少回猴戏，只有他才算得真正的齐天大圣。别位在台上只顾挤眼抓腮，挠痒痒，是猴子无疑，而他演的是猴王，颇有大将气度，是个文猴、美猴、灵猴、可爱的猴。
　　快闹样板戏那年，我受命去报道全国兄弟民族歌舞汇演、泥塑收租院，还有京剧现代戏汇演。倒也不错，看了少春演的《红灯记》，他饰李玉和。
　　我信服这个李玉和，而且很多唱腔都是他琢磨的。可是江青硬是不让他上台，说什么有书卷气。您说多怪，难道舞台上的工人形象必得傻大黑粗，满脸横肉方为佳妙？
　　有一回到文化部开会，萧望东主持。刘长瑜穿着蓝棉猴来的。少春呢，脱下大衣，一身蓝呢子中山装，风度优雅，至少像位高中语文老师。他坐在我旁边，备有讲稿，却不抢着发言，还不时拿着黑杆的大金星笔在讲稿上找补点什么，透着那么谦虚、文静。这以前，我在王府井大街上也碰到过他。
　　那时他身体已不太好，常常失眠。但，一身中式短打扮，手里提着半斤小包的点心，仍然干净利索。王府井大街上人挤人，人家就是出众，有派。然而，风雨即至，邪恶临头，美将消逝矣。
　　想不到“造反派”那么狠，专朝少春的腰上踢，这是存心让他不能再上台。还让他提着桶，吃贴大字报的糨糊，您说这是哪一朝的刑罚！我当时曾想，凭他当年练就的那点功夫，可以先撂倒他几个丧尽天良的再说。可是这是不可能的，您想他平时待人多温和……从那以后，不管是在台上台下，我似乎再也没有看到过像少春那样富有魅力的演员了。
　　言慧珠
　　1954 年，那时我住在报社新盖的永安路宿舍楼。每天下班，我从王府井南口乘有轨电车，穿过前门大街，在珠市口下车，往西穿小胡同，抄个近路。
　　这样，每天都要路过民主剧场，免不了就瞧瞧当天贴的什么戏码。合适了，就临时买张票，进去听一场。
　　我在这儿听过两回杨宝森。一出是《李陵碑》，顶多半堂座，台上台下都显得有点凄凉。另一出是《空城计》，诸葛亮稳坐城楼对着司马懿唱“你连得三城多侥幸，贪而无厌又夺我的西城”，我却发现两旁琴童的行头破旧得真可以，一对白领子都变成灰抹布的颜色了。
　　有天晚上看了言慧珠的《春香传》，唱小生的是姚玉刚。风气所关，那时已没有多少人捧言慧珠了。然而，那天晚上她唱得有多好啊。她扮相漂亮，台风严肃，又有一条脆而亮的好嗓子，虽是朝鲜古典戏，同京戏似乎并无矛盾，整个演出显着一种和谐的美。特别是春香在牢房里的大段唱，如泣如诉，感情深沉，充分体现了她的梅派根基。一段反二簧声惊四座，真有人为春香流泪的。
　　六十年代初，去北展剧场看高盛麟、裘盛戎演的《连环套》，那天言慧珠是同俞振飞一起来的。她在台下的风度依然那样光采照人，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好像可以射透一切人。多年前，一位熟悉梨园掌故的老者跟我说：“慧珠这姑娘自小聪慧过人，在春明女中念书的时候就冒尖。1938 年同她父亲言菊朋合演《打渔杀家》，转过年就在北京独挑大梁了。先前是跟朱桂芳学的梅派戏《洛神》、《太真外传》，到上海就拜了梅兰芳为师，很得梅老板的宠爱，学了不少玩意儿。她身上有东西，您抽空儿可别忘了多瞧她几出戏。”
　　不想没隔几年“文革”就来了，不久她便在上海以身自殉。传说临终前，她有意身着心爱的行头，脖颈上系的是质软轻柔的白绫子……这行动当然换来“造反派”们的咒骂，说她是抵制样板戏的顽固派，至死还为帝王将相招魂。
　　一天，碰到黄宗江，讲起言慧珠的《春香传》，他说那剧本他给加工过。
　　又一天，碰到吴祖光，谈到言慧珠之死，祖光说，“文革”前她就自杀过一次，因为没戏演，让人救过来了。
　　她在舞台上创造了那么多美丽的灵魂，临死也要给世人留下个丽人的倩影。她爱美至极，不容他人来摧毁自己。当她临终打扮时，一定是相当庄严而又勇敢的，肯定也很痛苦。她无疑是在控诉，无声而有形。我想在她结束自己生命的一刹那，该是她一生中最美丽的时刻了。
　　孙景路
　　报上说电影演员孙景路病逝于上海。
　　作为一名观众，我不知她生于何年何月，原籍何处，也不知她何时习艺，何时初登舞台，又总共演过多少部电影……然而我从心底承认她是个杰出的话剧演员。别矣，演活了《日出》里翠喜的一位艺术家。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沪上无戏可拍的电影演员们纷纷北上淘金，孙景路大概是随顾兰君剧团来到天津的。那时我看了她好几个戏。她有条好嗓子，可以把纯正的京白送到最后一排。演戏泼辣，在台上生龙活虎，很妩媚。我看她演过李健吾先生的《青春》，当然也看了她演的翠喜。她是怎么捕捉到北方三等妓院老妓们的心态的，简直令人吃惊。有人演翠喜总是哭哭啼啼，满脸愁容，你说嫖客还能瞧得上她？有人又一味地卖弄风骚，那也不全是翠喜。孙景路不想争取观众的廉价同情，却让人恨她不得，怨她不得，又爱她不得，更用不着说是什么反抗恶势力的英雄了。她的心本该是冷了的，但对小东西的同情，说明她的心还是热的。在造型上，我还记得她腰间露出的那一小截粉红色的腰带，恰是旧时风尘女子的标志，正派人家的妇女从不这样打扮。
　　四、五年前，我在广州的松林饭店碰上刚从香港回来的阿朗兄。一起午餐时又碰上孙景路，她刚从深圳来。阿朗先介绍了一下，我发现她并不显老，尤其是脚底下的那双运动鞋，更有点不服输的味道。还有她那一口清脆的京白，立刻让我想起四十年前她演的翠喜。几天来都能在餐厅遇到她，总见她手里端着一个瓶子，装着她自制的辣酱。那天我对她说：“我看您还是回到舞台去演话剧吧。您不仅仍然可以演翠喜，也可以演《原野》里的花金子，《雷雨》里的繁漪、侍萍……”我不好意思跟她说，除了1947 年她同吕玉堃合演的电影《风雪夜归人》以外，这些年她演的电影我都印象不深。为什么总是让她演一些不懂事理的老妈妈，光是张着嘴傻笑和胡闹！我想她若回答的话，一定会带着寂寞的口吻说：“这能怪我吗？……”
　　可是，她当时只微微地一笑，什么话也没有说。
　　回到北京，碰到黄宗江兄，我说在广州碰到阿朗和孙景路了，并鼓动他：“你们这些话剧老将，演一场合作戏吧。还让孙景路演翠喜，让白杨演陈白露，你不演胡四就演张乔治，或者李石清。怎么样？再把令妹黄宗英令弟黄宗洛也拉上。”
　　他先是眯缝着眼睛认真地听着，继而突然用了一句北京土话冲我吼道：“一边歇着去吧，您哪！”
　　我隐隐地感到，在他的回话里显然含有一点调侃的意味。
　　1989年3月

　　庆云与燕乐

　　旧社会，一般人家不让少年子弟逛天津的南市，因为那里有妓院和流氓。
　　可是，南市偏偏有别处没有的玩艺儿。专演十样杂耍的戏院就有庆云和燕乐。
　　庆云东边的那条胡同口挂满了牌子，上面写满了妓女的芳名。这老式剧场，台下左侧是烧开水的锅炉。卖茶的，卖报的，卖花生、瓜子的，扔手巾把的川流不息。吸引我的是小蘑菇的相声。那时我十二三岁，从家里步行，过北大关，进北门，穿鼓楼，出南门，就是奔他去的。他的嗓子不如侯宝林，唱不是特长，说、学、逗可真神。过节时还添三人相声，直至五人相声。除了捧哏的赵佩茹，他父亲常连安、师父张寿臣、侯一尘都上场，真热闹。杂耍完了是话剧，由小蘑菇领衔的兄弟剧团演出。我看过《孝子》和《一碗饭》，近似闹剧，迎合小市民的趣味，继承的是文明戏的路子，揭露世态，常常脱离了剧情加上一大段说教。可有时竟能换来掌声，真怪。我还看过《前台与后台》，也许就是《秋海棠》吧？由变西洋魔术的陈亚南演男主角，他戏中串戏，还彩唱京剧《追韩信》，学的是周信芳。他的兄弟陈亚华也参加，还有唱太平歌词的荷花女、秦佩贤。耍坛子的格树旺也上台，只能演个听差的。
　　他耍起坛子来灵巧得很，演话剧又僵又硬，道白像背课文，观众只是看个热闹而已。
　　后来，小蘑菇改名常宝堃，抗美援朝时牺牲了，当时天津的老百姓特别难过，因为他自小卖艺，人们是看着他长大的。没见过他的，也在话匣子里常听他的节目。所以出殡时连黄敬市长也来参加。那时我已住在北京，从报上看到这消息，心里平静了许多。市长给一个艺人送殡是空前的，佩服他是一位懂得领导艺术的政治家。他的群众观点和人情味，令我至今难忘。
　　燕乐同庆云自然形成了分工，这里有小彩舞的京韵大鼓，还有唱乐亭大鼓的王佩臣，又称醋溜大鼓。唱词中掺杂了一点俗气，可仍然掩饰不住来自民间的那种醇美的土味。她的扮相总让我联想起那些能说会道而又十分泼辣的农村大嫂。张君、沈君的口技靠的不是麦克风，特别是那段火车进了老龙头车站的情景，用声音能传达出带情节性的场面，堪称一绝。相声有侯宝林和郭启儒，还有戴少甫和于俊波。印象最深的还有王殿玉的大擂拉戏。王先生在台上有股激情，也有幽默感。也许他是盲人，一上台马上便进入忘我的境界。大噪小噪，黑头青衣，有唱有白，锣鼓齐鸣，连双脚也派上了用场。
　　一个人竟能用丝弦编织出满台锦绣，太迷人了。如今，王先生还在吗？
　　杂耍结束，由徐家华、李倩影的女子文明戏来压轴。男角一律由女演员扮，所以台上常常有长得细皮嫩肉的“老太爷”出场，那胡子一看也是假的。
　　演出的戏名几乎全忘了，大多是家庭伦理悲剧，少不了哭哭啼啼。有的剧情还挺曲折的。文明戏是中国初期话剧运动的产物，也是个必经的阶段，那时已近尾声了，我不想奚落它当年的幼稚。现在六十岁以下的人，恐怕很少看到过文明戏。不久以前偶与新凤霞谈及天津演文明戏的演员音讯杳然，她说李倩影还在北京，已经七八十岁了。
　　听说，燕乐早已改成仓库。前几年我去天津，到了南市食品街，忽然想起当年的庆云戏院，便向一位街头的老人打听。那老者上下打量我一番，用乡音十足的天津话说：“嘛玩艺儿？庆云！你算问到家门口了。瞧见没有，咱俩现在站的这地方就是。”
　　我环顾四周，半信半疑。难道小蘑菇就是在这儿，眯起他那一双小眼睛，用手摸摸自己的光头，机伶活现地现场抓哏？……

　　小梨园和大观园

　　少年时代在天津听曲艺，我奔的是南市的燕乐和庆云。在燕乐，最老的演员是唱梅花大鼓的金万昌。个子高高的，像位胖掌柜，又像位资深的老校董。庆云最老的相声演员是张寿臣，偶尔也同徒弟小蘑菇捧哏，真是台上无大小，台下论辈份。他的相声并不火爆，但有余味。待我可以独自闯进“法租界”的时候，我慕名而去的是小梨园剧场，很想在那儿一见“鼓界大王”
　　刘宝全的真面目。那时紧邻的劝业场、天祥商场、泰康商场，数着泰康最败落。满楼漆黑，甚至有生煤球炉子的烟火。一楼只有几家店铺，也是生意清淡的卖西药什么的。二楼以上几乎都是住家。楼底有个电梯可通小梨园。当初建场时也可能繁华一时吧。
　　小梨园座位不多，房屋低矮。我远远地坐在后边看刘宝全。那天，他身披青边的坎肩，古铜色的长袍，面目清癯，头发雪白，脸色倒是红润的。“……
　　影背墙；影背后头，养鱼缸，茨菰水里长……”声调清脆高亢，绘声绘色，我是摒住了气听的，也只听了这么一回而已。此后，又看过一次由北京来的相声演员高德明，块头大，光头，哑嗓子，别的不记得了。
　　后来，小梨园更加衰落。望着那座灰暗的大楼，我常常想起《日出》里的潘月亭经理和黑势力人物金八爷。泰康商场的兴衰或许与这类人物的起落也有关？
　　对面天祥商场三楼的大观园剧场，我却去过无数次，那已是我念高中的时代了。说实在的，是为了去听白云鹏的。白先生的京韵大鼓属温婉的一派。
　　有时他唱起来像是在说白，我从他那里领略到“吟”字的神韵。他已届暮年，却是一位极有魅力的演员。唱白文雅，台上的风度富有书卷气，站在那里似乎可以涤尽俗尘，吸引着每个人都双目紧紧地盯住他。那时我同三两学友，常常在下午逃掉体育课，专门去听白云鹏。我也奇怪，以腔调高昂取胜的刘宝全先生，当然以演唱“三国”段子最拿手，可他唱起《大西厢》来更魅人。
　　白先生自然最适宜唱《红楼》了，可他那表现古战场悲壮气氛的《战长沙》，吟唱得也让人回肠荡气，怆然泪下。
　　抗战胜利后到底不是歌舞升平的时代，平时大观园的座位能上六成就不错了。与白先生同台的有李想容的京剧清唱，石慧儒的单弦，金业勤兄妹的车技，郭荣启的相声。郭的《打牌论》很受欢迎，那里面讽谕小市民的习气还是维妙维肖的。白先生的女弟子阎秋霞与师父同台演出，声音略显沙哑，忠实老师的艺术，台风严肃。然而，时代风尚使然，一上台要换上崭新的桌围，霓虹彩灯也突然亮起。有时，台口摆出捧角家送来的花篮。一旦唱起“聊斋”的段子《绿衣女》，她就身着绿色的旗袍，看上去确是标致。
　　压轴的该是白云鹏了，彩灯灭了，花篮撤了，观众也走了不少。然而，留下来的却都是真正的知音。他随着掌声，迈着稳定而安详的步子上场。青色马褂，浅灰色的哔叽长袍；藏青礼服呢的布底鞋一尘不染；一双白袜子，好像每天都刚刚洗过。他微声细语地面带微笑说：“刚才×××给您说了一段相声，现在换上学徒我来给您换换耳音，伺候您一段《晴雯补裘》……”
　　然后，他半折衣袖，露出一角雪白的袖口，潇洒地打起鼓来。他边打鼓，边用温和的目光扫视一遍观众，那眼神似乎在向每位观众致意，实在是周到之至，风雅之至。“……都只为王夫人怒追春囊袋，才引起了宝玉探晴雯，这位痴心的相公啊……”当他唱到痴公子洒泪与姑娘生离死别时，我落泪了。
　　我敢说，没有任何一位鼓书艺人曾经催我泪下过。只有他，白先生，这位我尊敬的老艺人。
　　四十年没有再听过他或他传人的吟唱了，连他的唱片也没有听过。然而多年来余音缭绕，总是驱它不去。我从他那里得到的艺术享受终生难忘，从那时便懂得大喊大叫决不是艺术，懂得什么叫淡雅之美，还知道一个艺术家应该讲点洁癖，要怎样从气质上培养自己，把感情溶进作品里，创造出表里浑然一体的魅人境界。
　　自从1950 年我离开了天津，再也没有踏进过这两个剧场，现在早已拆除了吧。

　　阿Q 是个胖子？

　　鲁迅笔下的阿Q 典型，自问世以来即争论不已，至今未停。阿Q 究竟长得什么样，画家们的理解也各有不同。丰子恺、丁聪、程十发等都画过《阿Q 正传》，近来北京又拍卖了一本1937 年7 月上海出版的叶浅予画的《阿Q正传》，一向不为人知，幸为同胞所得。画家蒋兆和久有创作阿Q 之意，那时他生活在上海，原想当面求教鲁迅后再动手，不料先生病逝。稍后他移居北京，画了一幅水墨的阿Q 像，似乎比别人的画传影响更大些。
　　1939 年底，周作人看了蒋兆和画的阿Q，有感而作《关于阿Q》，载于1940 年3 月号的《中国文艺》，开头便说：“阿Q 近来也阔气起来了，居然得到画家给他画像”。他提到了丰子恺和蒋兆和，不怎么喜欢丰先生的漫画阿Q：“这回所见，虽然不能说比《护生画集》更坏，也总不见得好。阿Q这人，在《正传》里是可笑可气而又可怜的，蒋君所画能够抓到这一点，我觉得大可佩服——那一条辫子也安放得恰好，与《漫画》迥不相同。”本来评论画家的创作，包括评论鲁迅原作，不管是否得当，都是可以讨论的，想不到周作人竟以知情人和权威自居，连起码的文学常识也不顾地说起胡话来。他不把阿Q 当作小说创作里的人物，强调“我在三十年前曾经认识真阿Q”，即绍兴姓谢的阿桂。为此还专门查出1915 年自己的日记，印证是什么时候与阿桂相识的，据以回忆了几件阿桂的事。得出的结论是，蒋兆和把阿Q 画得太瘦了：“在有些场面，特别是无赖胡扯的时候，阿Q 如是那么瘦便有点不相称的，实际上阿Q 本人也还比较的胖。”那么，画家把阿Q 画成个胖子就对了吗！想想实在荒唐。
　　当然，抛开周作人在这里的胡闹，如果光是听他讲生活里的阿桂，如何给鲁迅创作阿Q 带来某些影响，还是有意义的。同时别人也无法提供这些材料。
　　蒋兆和看了知堂的评论，当然不以为然，似乎也看出作者的言外之意，他紧跟着在下一期4 月号的《中国文艺》上发表了《阿桂与阿Q》。文章一开头便带有反讽的意味说：“近来阿Q 真的走运了；本来像他那样的人，已经是过渡的人物，他的事又似乎为君子所不齿，偏偏现在各刊物中又拿他来当作好的材料，这岂不是阿Q 又走运了么？”他指出知堂的回忆是想讲阿桂“不无好意”，“至于《阿Q 正传》中的事情，还说明白了都是他弟兄们的行为，似乎与阿桂并不相干，阿桂也就仅仅是知堂老人所知道的一个阿桂！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鲁迅先生偏偏要写出那样一个阿Q 来……”蒋兆和道出了知堂的真正目的，好像在说鲁迅把阿桂写歪了，“知堂老人这些证明，也不过是为了阿Q 辩护，然而也实在抱了莫大的苦心；因为人之常情，父母是希望有一个成器的儿子，国家希望有优秀的人民，纵然有了阿Q 类似的人物，我们可不以正眼去看他，况且君子是要隐恶扬善的，何况国家社会有了如此一个败类，更当得在可能范围中来粉饰一下，这确是一个伟大的学者，对于国家社会的苦心爱护，并不是出于偶然的感想。”我佩服画家置知堂对他说的那些好话于不顾，敢于戳穿这位名人的借题发挥，意在歪曲鲁迅创作阿Q的意义。话说到了点子上。画家鲜明地表示：“阿桂与阿Q，我们始终不能合而为一，因为阿桂是事实中的人物，阿Q 是社会大众一个抽象的典型，也就是作者创造的人物。”这样的理论难道还要画家来给他补课吗？周作人的失态和离题有点费解，也许一沾鲁迅，他就头脑不清了吧。
　　每位画家笔下的阿Q，都是画家读了鲁迅作品后的个人感受，一定会各有所重。蒋兆和说：“虽然是根据鲁迅先生的大著，实际上还是我自己对于阿Q 有个深刻的印象，所以我特别画他形容憔悴，垂头丧气，可是两手握着拳头，是必要挽回精神胜利的态度。”这应该得到论家的理解和尊重。蒋兆和本来可以根据想象来作画，他觉得那样还不够，因此在生活中不断寻找相近的模特儿。有一次，他在朝阳门外发现一个进城的乡下人，神态郁闷，面色焦黄，一了解，恰好此人当过农工，睡过破庙，画家的创作冲动来了，终于借他画出了阿Q.为阿Q 画像不是件举手可得的事。鲁迅早就提出过警告，弄不好会把阿Q 变成了“滑稽”。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梁社乾的英译本《阿Q 正传》，书面外封绘有赤足、小辫的阿Q，正坐在那儿吃旱烟，据说是位德国人画的。
　　作家章依萍介绍，鲁迅先生看后笑着说：“阿Q 比这还要狡猾些，没有这样老实。”可见光是形似不行，还得画出人物的性格和灵魂。鲁迅在《寄周刊编者信》中说过：“我的意见，以为阿Q 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按鲁迅的要求，蒋兆和笔下的阿Q 狡猾不足，宽厚有余，仍然缺少人物的某些心理动态。
　　阿Q 也是我们文学殿堂里一个永久的形象，今后还会有画家来再作尝试。我相信不会有人按周作人的要求，把阿Q 画成个胖子！知堂老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自作聪明，只能留给后人一个笑柄而已。

　　鲁迅与《漫画生活》

　　1934 年9 月在上海创办的《漫画生活》，出版到13 期便被国民党查封了。如今翻翻这本刊物处处留有刀斧砍伐的疤迹，说明漫画具有战斗的锋芒，当局像害怕杂文那样害怕漫画。
　　刊物的创办人是黄士英、黄鼎、吴朗西，又有蔡若虹、张锷、特伟、陆志庠的支持。无论画稿与文章都注重时局动向，针砭时弊，帮助读者认清所处社会的背景，可以说是一本政治性很强的漫画刊物，因此有人误视它为左联刊物。它得到了鲁迅先生的支持倒是不锗的。1935 年3 月23 日，鲁迅送给日本友人增田涉两期《漫画生活》，并在信中说：“《漫画生活》则是大受压迫的杂志。上海除了色情漫画之外，还有这种东西，作为样本呈阅。”
　　鲁迅能以这样的刊物送给外国朋友而感到欣慰。在鲁迅先生的藏书中，保存有一套完整的《漫画生活》。
　　鲁迅先后为这个刊物写过三篇文章，第2 期刊出了《说“面子”》，第9 期刊出了《弄堂生意古今谈》，还有一篇《阿金》，却被审查老爷抽下。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附记》中说：“《阿金》是写给《漫画生活》的，然而不但不准登载，听说还送到南京中央宣传会里去了。……后来索回原稿，先看见第一页上有两颗紫色印，一大一小，文曰：“抽去’，大约小的是上海印，大的是首都印，然则必须‘抽去’，已无疑义了。”鲁迅先生是很看重《漫画生活》的。
　　以前，我们看到过报纸被删检后开天窗的情形，漫画刊物被抽去而留下的一片片空白更让人触目惊心。如第2 期的《漫画生活》，被抽去漫画8 幅，文章一篇。胡愈之的《希特勒和佛教》删去了最后一大段。刊物的版面看上去支离破碎，百孔千疮，不忍卒读。每期刊物几乎都是这样，充分暴露了审查机关的丑态，本身就具有极大的讽刺性。当然，这也为研究现代文学史的人留下非常有说服力的实证。
　　当时漫画与文学结合得比较紧密，配合得很好，不仅鲁迅先生给《漫画生活》写稿，茅盾、巴金、老舍、郑振铎、王统照、蹇先艾、靳以、张天翼、陈荒煤、丽尼、黎烈文、曹聚仁等亦都供稿。作家与漫画家合作，提高了刊物的思想深度和阅读趣味，不致使一本漫画刊物在读者手中一掠而过。鲁迅先生非常支持这一编辑方针。这里有一个最有力的证明：1936 年初，他支持绀弩创办文艺刊物《海燕》，大力提倡杂文与漫画并重。为此他委托蔡若虹帮忙搜集漫画稿件，再由他选定交与绀弩发表。（见蔡若虹《活在记忆里的绀弩》）杂文与漫画都是讽刺的，两者都可发挥匕首式的作用。漫画刊物注重发表作家的文章，文学刊物也不放弃漫画家的作品，这也是三十年代不少刊物行之有效的编辑经验，也是鲁迅编辑思想的一种体现。只是多少年来，我们忽视了这两者的结合，无形中抛弃了这个好传统。

　　鲁迅与赵荫棠

　　作为语言学家的赵荫棠，我只知道他著有两部学术专著：《等韻源流》、《中原音韻研究》。作为文艺家，20 年代他在北京出版过一册编译的文集《风格与表现》，又与诗人许玉诺编过文学刊物《明天》，与女作家庐隐合编过文学刊物《华严》，与魏某（名待查）合编过文学旬刊《微波》。他在沦陷后的北京，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父与子》，长篇小说集《影》。当然，他还写过一些散文随笔，却不曾结集出版。现在如果翻查语言学家词典，一定会查到他的名字；假如去查文学家词典，估计会大失所望。建国前后，他已经与文学绝缘，人们在文坛上再也找不到他的踪迹。十年前我向人打听，一位甘肃师范大学的朋友告诉我，赵先生故于“文革”中。尽管他们同在一校任教，也无法说清赵的生卒年月。
　　赵荫棠参加编辑的《明天》、《华严》，我见过几册零本，是期刊。《微波》旬刊在阿英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虽然有记载，却未说明是单行期刊，还是附在报纸上的副刊，更没有记录创刊年月及出版期数。我估计阿英同志也没有见到原刊，尽管他是一位最早重视新文学史料研究的先行者，当时也无条件来作科学的记录。
　　我特别讲到《微波》，因为这与赵荫棠结识鲁迅先生有关。查《鲁迅日记》1925 年5 月6 日记载：“得赵荫棠信。”这是鲁迅与赵联系的最早记录。
　　但，不是他们最初的交往。事隔20 年后，赵荫棠说，有一件事逼得他不得不去找鲁迅先生。当时赵在北京大学选了先生讲的中国小说史课。他去教员休息室找到了鲁迅，开头便问：“《微波》旬刊，先生见到了么？”鲁迅很客气地回答：“见到了，是你办的么？”赵萌棠是受伙伴的委托，来问先生《微波》能不能与《莽原》杂志交换广告。鲁迅先生回答：“可以的，别的地方还有。”事情办得如此痛快，赵荫棠深感意外，觉得先生待人大量，一点也不狭隘。
　　至于课堂上听讲的印象，赵荫棠则有如下记载：“课目虽然是小说史，其实他（指鲁迅）讲的是尚未正式出版的《苦闷的象征》的译文。
　　他在讲课文之外能说许多笑话，这就是他能叫座的原因，也就是我当时气愤的原因。‘他只会讲笑话啊！’我心里想。我想错了，他说的不是笑话，却是愤世之语。例如老吴失败，老冯班师的时候，他说：“中国人妥协性最大，前几天还读《易经》，现在要读《Bible》（《圣经》）了。’我们大家都笑了，然而这是笑话么？”（见1944 年10 月29 日第6 号《中华周报》，赵荫棠：《回忆鲁迅》。）
　　这里讲的“老吴”指吴佩孚，“老冯”指冯玉祥。这笑话正是对北洋军阀乌烟瘴气政治的一种讥讽。赵的记载也有语焉不详处，如鲁迅讲《苦闷的象征》和讲中国小说史本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总之，鲁迅先生讲的中国小说史课受到欢迎还是表达出来了。魏建功当时也是听课者之一，也许与赵合办《微波》的正是魏君？
　　1925 年5 月29 日《鲁迅日记》里又记载：“晚有麟来。赵萌棠来。长虹、钟吾来。”据赵荫棠说，他在先生的屋里，看到桌上放着封好写好而未寄出的《莽原》杂志。在座的一位青年，通过姓名后知道是“荆君”，正是荆有麟。“刚坐下，把交换广告的事，同鲁迅先生说完后，又进来两位同学，一个是尚君钺，另一个是高君长虹。”这与《日记》中的记载也是一致的。
　　尚钺一名“钟吾”。谈话中，尚钺说：“少年文学家差不多是老文学家提拔出来的，像拔萝卜一样……”赵荫棠又传神地记下鲁迅的回答：“鲁迅先生说：“要是能拔出萝卜就算很好了。怕的是……’两手作拔萝卜势，‘一拔，一点东西也没有，是空拔！’大家都乐了。他真能讲笑话，他并不另起枝节，只从别人的话加以翻腾，便另外成格外出色，特别透骨的笑话。”当年，“老虎尾巴”里常常聚集了这样来聊天的文学青年。这几位都是《莽原》的投稿者。鲁迅与他们没有隔阂，甚至可以讽刺那些只图虚名而不肯用功的青年。
　　说笑话能说到“透骨”的程度，有几人能承受这般赞誉。
　　赵荫棠在发表《回忆鲁迅》时，附有鲁迅先生的一件遗墨，那是一个信封，上面写着：“内函并银两元，乞面交赵荫棠兄。迅托。一、十八。”经查1926 年1 月18 日《鲁迅日记》记载：“午后访李雯野，托其寄朋其稿费十二；遇张目寒，托其寄荫棠稿费二。”是否赵在《莽原》上发表了文章？
　　我没有查到。至少可以证明鲁迅先生这封信不是假的。不知原信是否仍保存在赵先生家属手中。
　　“在他（指鲁迅）出京之前，我和沈君去拜访过他一次。这次所坐的屋是南屋，书架上有很整洁的书，沈君很羡慕。”这事在《鲁迅日记》中也有记载。1926 年6 月9 日：“上午赵荫棠、沈孜研来。”从《鲁迅日记》上看，1925 年7 月14 日和1926 年1 月21 日，赵荫棠还给鲁迅写过信。后者当然是对18 日鲁迅托张目寒送函及稿费的回报。前信则不详。自从鲁迅先生出京以后，看来他们之间再也没有发生过直接联系了。
　　1996年春

　　胡适的签名本

　　二十多年前，从厂肆捡得胡适著的《墨家哲学》一册。当时要买它并不是为了要研究古典哲学，或认识墨翟的学问，而是看中胡适的签名，那是他题赠钱玄同的。胡适的书法优劣我不懂，至少自然潇洒，规整而有个人特点，一见便知是胡适的字。特别是他同钱玄同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马上便能让人感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氛围，想起两位先行者的丰采。此书的封面素白，除了书名以外，尚有“学术讲演录”及“学术讲演会印行”的字样，可能是北京大学的出品。原本搁置一边，我也没有去认真查考。几年后，我又在城内旧书肆购得学术讲演会印行的他人讲演录数种，内容是关于美术和文学的，证明胡适的讲演不过是系列演讲中的一种，可惜几种讲演录中都没有标明讲演的年月日，亦无出版的时间。
　　胡适是1917 年9 月应蔡元培校长的邀请，到北京大学来当教授的，《墨家哲学》当是他到了北京以后方才问世的。我查了《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1918 年3 月24 日，胡适曾在这天上午去西城的手帕胡同北洋政府教育部会场，演讲《墨翟哲学》。同年8 月10 日，胡适又将这个演讲改名《墨家哲学》印行出版。《年谱》误记为“学术研究会印行”。本书的篇目为：墨子略传、《墨子》考、墨子哲学的根本方法、三表法、墨子的宗教、《墨辩》、《墨辩》论知识、《墨辩》论“辩”、惠施、公孙龙及其他“辩者”、墨子结论等十一题。据此，我的这个签名本便有了着落，是七十多年前胡适的一本早期著作。书上的签名，正反映了他同钱玄同在“五四”前夕的友谊。
　　胡适的签名用毛笔竖行写在书的封面左上角：
　　“玄同先生。适。”
　　看到人名旁边加的人名号，以及句号的使用法，不由一笑。事隔七十多年人们已经感到不习惯了。但是，这在当时却是新鲜事物，正是初期白话文运动中提倡的新式标点符号。笔者少年时代所见的出版物，多是这种用法。
　　此例说明，当时从事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不仅在口头上提倡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符号，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身体力行，并不忽视这样的细微末节。这种严格的作风实在可亲可敬，表现出改革家的品性，前驱者们的执著精神。现在人名地名号早已废弃，句号的用法也有变化，后人却没有资格笑话前人。
　　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某些事物，谁又能断定今后不变呢。

　　知堂的藏书印

　　似乎没有人说过知堂是位藏书家，因为他同乃兄鲁迅一样，买书并不讲究什么宋元明善本精刻，大多为清末普通的刻本。趣向所宗虽然杂，却是为了个人的实用。但人们从他的读书笔记里可以发现，他的藏书还是有个范围的。比如广搜各种诗文笔记，仍以有关民俗民谣，草木虫鱼的杂书较多，而戏曲、小说则不是重点。
　　书与人的命运相关，自从抗战胜利后，他主要不是聚书，而是散书了。
　　解放初期，人们在北京城外小市的地摊上可以买到他的收藏，不免令人有今昔之感。其时我在城内的东安市场和隆福寺的旧书店里，也经常能见到钤有他藏书印的各种藏书，既有日文的，也有平装铅印本，更多的则是线装书，甚至书上还有他的墨笔题跋。限于当时的社会风尚，问津者并不多，我亦是择我所需而价又低廉者存之，大部分眼见其流落了。那时只要你作稍许破费，正是人人举手可得。此一时彼一时也，当年机遇如今难以再现矣。
　　藏书人一般都有使用藏书印的嗜好，这也是一种风雅的书斋趣味。当然，亦不是没有例外。有的爱书人，以为那样会破坏了书的原始美，不便轻易在书上钤印题跋。比如鲁迅先生的藏书即很少用藏书章，偶有题跋或写于另纸上。现代藏书家阿英、唐弢先生，笔者多有接触，他们的藏书也很少钤印。
　　有时特别心爱的书，或者藏本非得借出去不可，才临时钤上藏书章，以示郑重，也为了免生意外。但，周作人的藏书似乎都有藏书章，也许他已养成习惯，无论版本的贵贱，一旦归于苦雨斋，他便打上了藏书印。若遇自己特别珍贵、喜爱的，还不止用一种藏书印。从用印上又能看出主人的兴致，考其印文更可窥探他治学的某种隐秘，说起来也是很有趣味的。
　　一般说他平时收进的新旧书籍，多在上面钤着“苦雨斋藏书印”，朱文方形。特别是钤在线装宣纸的书页上，清隽秀雅，十分美观。如寒斋所藏雍正《御制园明园四十景诗》上下册，以及1930 年6 月北平图书馆印行的线装本明人笔记《笔麈》；同年10 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的平装本《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等，上面都钤有这方藏书印。
　　我藏有清咸丰4 年（1854）吴仲仙著《读诗一得》，扉页上有知堂题赠钱玄同的几行字，名后钤有二印。一为“知堂书记”，朱文长形，看来专门为题跋而用；另一方为白文方形的“作”字。后面这方小印，知堂颇为喜爱，他说：“……我曾利用汉砖上的一个‘作’字，原有外廓方形，将拓本缩小制为锌版，其古趣可与相比。”（见《知堂回想录·自己的工作（四）》）
　　知堂所云古趣可比者，乃老友陈师曾为周氏昆仲树人、作人、建人所刻的三方印，“省去兄弟三人名字的‘人’字，模仿汉人两个字的名字，我也得到一方白文的印章，文曰‘周作’，又另外为刻一方，是朱文‘仿砖文’的，很是古拙”。这另刻的一方朱文印，我怀疑是“周氏”印。此印见于寒斋所藏知堂著《欧洲文学史》版权页的印花上。这本书是北京大学丛书之三，1928年10 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姑且录以备查吧。
　　我收藏的道光会稽屠浚源著《小题咏物联珠》，是一部吟咏绍兴风物的小册子，如咏榆钱、梧船、莲房、芦笔、蕉纸等。又一部光绪山阴范濂镜的《世守拙斋尺牍》，都不是什么名著，却属于知堂日常爱读的风俗、日记、书简之类。两部小书都是同乡人的著作，书上钤了“知堂所藏越人著作”印，白文长方形。从这方印文人们可得知他在一段时期读书和藏书的兴趣，再印证他著作里的有关题目，不难发现他治学的动向和访书的用心。搜集乡先贤的著作，知堂与鲁迅先生亦有共好。
　　鲁迅及知堂的老友陈师曾殁后，琉璃厂的淳菁阁于1924 年2 月～1925年11 月，先后出版了《陈师曾先生遗集》10 册。实际以后问世的还有两册《北京风俗图》，加在一起是12 册。鲁迅日记中收有先生多次购买陈氏遗集的记录，而知堂更反复表述他对《北京风俗图》的喜爱。他于1950 年3 月18 日在上海《大公报》介绍此书时说：“师曾此卷，已极难得”；又说：“民国十七年由淳菁阁影印出版，大本两册，今淳菁阁早已关门，此书绝版久矣。
　　顷从友人处借看一过，觉得很有意思。”我有幸在坊间先后购得师曾遗墨共12 集，而且后两册《北京风俗图》，正出自知堂的苦雨斋，如此书缘可遇而不可求。我不知道他的藏书是何时散出的，令人吃惊的是知堂竟在这部书上钤印八方，实在是破纪录的一次异常举动，足以证明他对此书珍爱的程度。
　　这八方印中除“会稽周氏凤凰专斋藏”较常见外，其余七方都不常见，计为：“越人周作”、“作人长年”、“且以永日”、“荣木山房”、“稽山老孱”、“山上水手”、“周作人××”。这最后一方的钟鼎文，经我请教五位先生均不能肯定印文内容，现公表于此，求教高明。
　　凤凰专斋藏印是金石家张越承所刻，知堂1915 年5 月的日记中有在绍兴得此砖的记载：“17 日，在马梧桥下小店得残砖一，文曰凤凰三年七月，下缺，盖三国吴时物。”“乡人得之溪水中，故文字小有磨灭，弥增古趣。”按凤凰三年为公元274 年，知堂因得此砖而命为自家的堂号。“荣木山房”在知堂的笔名录和室名堂号中尚为初见，但50 年代初，他作文时用过荣记、木寿、木仙的笔名。“稽山老孱”，当有自谦和追慕扑拙之意：“且以永日”让人联想到他1929 年5 月在北新书局出版的杂文集《永日集》。最有意思的是一方“山上水手”，看了使人感到此印设计得智慧而隽永。所谓“山上”，当指绍兴的会稽山，“水手”则指他出身江南水师学堂，而最后终于没有当成一名真正的水兵。这方印语意双关，怀有热爱乡里和母校的感情，既写实又富想象，带有浓郁的文学意味，流露出青年时代的某种理想。这同鲁迅先生曾经用过“越山”、“会稽山下之平民”、“会稽男子鲁迅”的号有相近的意趣。
　　知堂的藏书印为何人所刻，共有多少方，笔者无力访查，这里仅以个人的藏书所见略作小记。有人说他的印章不下百方，材料不外青田石、寿山石等，仅有一块圤田黄石， 1945 年在南京监狱被监视的特警掠走了。齐白石给他刻过两方印，一为朱文，一为白文，印主的评价是：“老实说也并不十分喜欢”。比较满意的倒是陈师曾：“觉得很好”。再有便是琉璃厂同古堂的张越丞了。当年知堂、钱玄同、刘半农等常去求他治印。同乡人寿石工也为知堂刻过印，他平时用的名印即出自寿氏之手。人们从寺石工的印谱中可以找到周作人的名字。寿石工弟子金彝斋（禹民），“请他（指金）刻了好些，都很有意思。”大概解放后知堂使用的印，多为金氏刻的，可惜近年出版的《金禹民印存》中未见收入。
　　1994年11月

　　钱基博藏品说明

　　钱基博（1887—1957）著有《现代中国文学史》，三十年代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此书购藏以来我没有通读过，因为顾名思义，购书时想当然地目它为新文学讲话，不想书内涉及鲁迅、徐志摩等仅数语而已，更不论其他作家了。“现代”之名而“近代”之实。但是，我仍认为这是一本可读的书，譬如涉及的王闿运、陈师曾、罗瘿公、姚茫父等民国文士，我便在别的文学史里难以见到。我对于钱氏所知甚少，除了他还著有《版本通义》，曾执教于北京、上海的高等学府，以及他的公子是钱钟书外，别的就说不上了。前几年读了杨绛的《记钱钟书与》，其中有几笔写到钱氏，觉得钱基博也是个性情中人，有时天真得出人意外。当年他执教清华大学，暑假回无锡探亲，检查钱钟书的作业，发现儿子的作文不文不白，成绩欠佳，竟忘记自己的教授身份，把儿子打得“呜呜地哭”。怕别人听见，又用手去拧，而且不许哭出声来。如果只看这一面，真像市井里巷的一个晚娘。另一方面，他又珍赏钱钟书写给他的信，暗地里贴成一本册页，这又是温文儒雅的慈父形象。后来儿子写成说部《围城》，拿给老人过目，他表现得含蓄而得体，只是“莞尔而笑”；也许他看出了书中人物的原型，甚或猜疑儿子写到了自己。
　　因为抗战期间，父子两人确实同在湖南蓝田师范学院教过书。
　　引起我对钱基博先生顿生敬意的，却是另一本油印小册。那是我从旧书肆中得来。16 开本，薄薄的只有二十余页，封皮上有作者钱基博手书的《文物研究·赠品说明合册》。前者写于1953 年3 月，后者写于1952 年12 月。
　　那时钱氏正执教于武昌的华中师范学院。他写的这本合册，缘于献出一生所藏的文物古董，替学院成立了一个历史博物馆，以利教学。《文物研究》是篇独立的论文，计六章，泛论文物与考古学，文物之管理与研究，普通人家之收藏等等。后者则为个人献宝的记录，解释每件文物的特点和价值，附卷头语和跋。他说：“家无常物，不过旧物故纸以供标本研究，凡赠品二百一十一件，分十类”，这十类是殷墟龟甲、旧玉、铜器、历代货币、古陶、古瓷、旧砚旧墨、古拓、书画墨迹、图书金石等。赠品“自商周三代历汉唐宋元，以迄于明清，具体而微；昔以供国文教学之实物示范，今移以应文物研究之启蒙；皆数十年笔耕舌耨之余，以渐积累；其中亦有真罕，可遇而不可求；不敢自私，以竭区区而襄盛举，不胜大愿！”二百余件珍宝，摆在一起琳瑯满目，俨然一座小型历史博物馆的规模了！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欣逢盛世，乐于把一生心血换来的奇珍异宝，无偿地献给公家，这是可以理解的。
　　他在整理所藏时，一件件分类检验，或道其入藏经过，或讲述其文物价值。
　　每件文物的说明，就是一篇文物小品和题跋，当然也是散文。
　　我不懂文物，读了二百余篇赠品说明，确实得到了文物知识的启蒙，觉得件件有来历，物物是宝贝。钱氏讲到其中有“真罕”，或者当中也有一时难以判定其真假者，比如唐、宋、元的古画便很难说。我这里仅录晚清的两件较普通的赠品，怕是真的无疑，从中可见钱氏的收藏一斑，更可看出主人对它们的珍爱之情。
　　一件是张之洞手札。钱氏先介绍张之洞其人，肯定他兴学练兵，开厂办矿推行新政的功绩，接着写道：“此手札一册，凡十四通，得十五纸，乃其早年在武昌，尚未及办学校，而创办两湖、经心、江汉各书院以致监督梁鼎芬者，计其时都在戊戌政变前后，虽随笔草草，而真气溢于行墨，亦湖北文献之所系也！其书法出苏东坡。”文字简洁，见识准确，确是隽永的小跋。
　　另一件是《书经图说》两函十大册。这亦非宋元珍本秘籍，版本学家未必看得上眼，我从他的题跋中却看到一个学人的目光。原文是：“此系光绪二十九年，长沙张百熙管理京师大学堂奉旨纂辑，交大学堂编书局，延聘江南画师，凡有事实可图者，遂自为图。以三十一年成书刊行，派讲官轮班进讲而颁发各省学堂作读经课本，一以图为主而系以说。地理诸图，本清儒胡渭禹贡锥指，而人物衣冠以及器用，则依据昔顾恺之《列女传图》，宋聂崇义《三礼图》及明张居正《帝鉴图》。世传清宫词八十二绝句中第四十绝句曰：“宝鉴编成号治平，宣仁初政致清明。尚书图说曾钦定，更选儒臣值迩英。’注：‘同治初，孝贞皇后、孝钦皇后垂帘听政，命南书房、上书房诸臣，取历代帝王治术足资法监者汇纂成书进呈，命曰《治平宝鉴》。光绪癸卯甲辰间，命南书房翰林撰《书经图说》，按日呈览，书成颁行。丁未冬，又派儒臣七人轮班进讲，孝钦及德宗每日办事后，听讲于勤政殿。’《治平宝鉴》今不可考，而《尚书图说》此本仅存。按之上古，聆之当今，一言以蔽曰：“政权之转移，无不视民众之向背。’自古为然，于今尤烈！图绘工致，版刻精能，而楼台界画，人物勾勒，穷态极妍，犹见北宋画遗规。”此跋除了显示作者丰富的知识以外，更可见一位老知识分子正努力以唯物的观点来解释历史。
　　我不了解这些文物今天的下落，至少没有人讲起钱基博献宝的故事。这本油印的小册子散发出的精神，似乎与今天盛行的拜金主义格格不入，怎不令人感慨系之。

　　俞平伯题《怀珊集》

　　1955 年，俞平伯先生因《红楼梦研究》受到批判，被迫写了检讨，即《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有关个人研究的初步检查》。当时他的心境到底如何呢？
　　差不多是在他写检讨的同时，他还写过一篇题《怀珊集》的短文，是我从旧书肆购得的一本线装书《怀珊集》中发现的。意外的是，从文章里看不出作者正遭受围攻的窘态，相反地却表现出一种异常的平静和从容。俞先生处于逆境而不乱，果然是一位豁达的老人。
　　《怀珊集》，1957 年后上海印行，作者唐玉虬，为怀念病逝的妻子钱珊若而作的诗文集。我为书中的名流题句而吸引，即购下。作者有张元济、陈叔通、熊十力、叶恭绰、商衍鎏、冒鹤亭、陈寅恪、马一浮、吴宓、谢无量、潘伯鹰、夏承焘、唐圭章、周瘦鹃、郑逸梅等。还有一位便是俞先生。此文不见平伯先生的各种著录，当为集外的一篇佚文。唐氏夫妇抗战前住在西湖边上，抗战中全家逃难到四川。钱女士依靠丈夫教书、行医的微薄收入勤俭持家，抚育子女。她在成都写有《成都旅居慰外子玉虬诗》，可见生活之清苦：“年来米粒珍珠价，白饭青羹只自安。幸有郎君能卖赋，任他四壁不知寒。”抗战胜利后，全家回到故乡江苏。解放初，珊若女士病故。俞先生的短文虽是应酬之作，但是也为钱女士的贤慧所感。今照录如后，标点为笔者试加。
　　“尝闻妇人之美非诔不显，际兹创新宏运，女之有士行者，辄能以事功自襮于世，不待假宠于词翰，岂前修之言匪实，抑今昔之情殊耶。吾读唐玉虬先生悼亡之记而深有感焉，若钱夫人之懿微，良无忝于古之钟郝徽音，而其才艺亦颂椒咏絮之俦也。今得其稿砧大笔濡染，使闺壶淑慎之仪昭昭在人耳目，斯足以大慰逝者而凌云一笑矣。然仆窃重有感焉，神州妇学自昔薪传历数千载，实为华夏民族所托命，迹其茹荼啮雪之坚贞，补屋牵萝之憔悴，虽若毗于柔嘉，亦足以兴顽立懦，发人慨忼于百世之下。今固运会迁流，有异畴曩，然移其笃于伦纪之庸行，为兼善生民之大业，直指顾之间耳。吾知钱夫人之德，将借唐先生之弘文而为后之明达所钦迟矜式也。岁次乙未，俞平伯识于京都。”
　　俞先生称赞的是一位善良的平民女性，并联系到无数终年支撑着家庭重担的贤德妇女们，礼赞她们坚贞的品性，实亦“华夏民族所托命”。这似乎是有感而发了。当然，俞先生并没有在这里发挥他对妇女问题的见解，却可以看出，在这位“五四”时代的作家身上，仍然保持着对妇女问题的关切。
　　很难想象，一个对妇女的命运冷漠的人，会成为一位真正的作家，或《红楼梦》研究专家。在万斤重压搁在俞先生肩头的时候，他仍然如此冷静地为一个家庭妇女写赞词，还是值得一记的。

　　可敬的“傻公子”

　　浙江湖州南浔镇的藏书楼嘉业堂是1924 年落成的，主人刘承干于1910年二十八岁时开始了藏书生涯，后来更以刻书闻名。1994 年4 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李性忠著《刘承干与嘉业堂》一书，仅八十页，定价三元。去年曾见于书市，余以为新书易得，不忙购，日后竟久觅不得，又托书友直访出版社门市部亦大失所望。书上未标明印数，无法证明是印数过少，还是爱书人日多，忽然对这位藏书家发生了兴趣，以至造成这本书供不应求。
　　今日，书友偶过我家附近的小书店，意外地发现了几册，遂购两册，一册自存，一册赠我。我付值，朋友嗔我小器，我连忙说：“不论钱多少，你不收，下次我就不敢托你找书了！”书友方才勉强收款而去。
　　这是一本内容简洁的普及读物，我爱其重点突出，没有板起面孔旁征博引地讲空话，或东拉西扯地说些不相关的话。书前又附藏书楼外景二，刘承干于解放后捐献藏书十余万及藏书楼致浙江图书馆的亲笔札二。世人有放谈藏书如何升值者，也有伺机专门迎候海外豪客赏脸而换取美金者，而旧时的嘉业堂主却把价值连城的国宝和私产全部献与国家。两者相比，不禁令人心寒。
　　鲁迅先生在上海曾两度登门刘宅，专程去购嘉业堂的刻书。这无疑也是对刘承干先生的一种评价。因为刘氏所刻的多为清代的禁书，是稀见的珍本。
　　对于如此热爱文化，并乐于把珍籍公诸于世的藏书家，鲁迅是钦佩的，他在购得嘉业堂刻的禁书《安龙逸史》后不吝笔墨地写道：“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虽然从雅人看来，只是些庸俗不堪的知识。”鲁迅更赠给刘承干一个幽默的雅号“傻公子”，他说：“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所以他还不是毫无益处的人物。”
　　我藏有戊午（1918）年刘承干刻印的《嘉业堂丛书总目》一册，其中即有鲁迅欲购书目，可见先生也藏有这本线装书。书前有缪荃孙序，并自序。
　　刘氏称：“承干生平嗜书，与世俗之珠玉货财同顾，珠玉货财只可藏于己不能公诸人，而书则可为千百化身，以公诸天下后世，此其所以异也。”他所以斥资印书，担心的是：“著述家毕生精神之所注，不幸而束缚于瑶函锦贉之间，或飘流于鼓担织筐之内，表而出之，似于艺林不为无功。”因此广求“海内诸君子藏有未见之书助我，不逮当为刊播，以慰诸君子之盛情。”爱书不为私而有高远的理想，这才是真正藏书家的品格。
　　《刘承干与嘉业堂》的作者根据《鲁迅日记》里的线索，开列出鲁迅所购刘氏刻书的目录，共有二十余种。本书又另立章节，分别记述“傻公子”
　　与胡适、罗振玉、王国维、叶昌炽等学人和藏书家的关系。刘承干虽然自己也校勘整理图书，主要的功绩仍在藏书、刻书。他的藏书如今有的已散佚，书版却基本完好，国家出版社多年来即以刘氏的藏版重新印刷流传。刘氏不在了，精魂永在，造福学术，功于后世。
　　刘承干享年八十二岁，1963 年病逝上海。他是光绪三十一年的秀才，得过候补内务府卿衔，思想保守，以清遗老自居，曾捐巨资助修光绪陵墓，受过宣统的褒奖。知人论世，如果我们只攻其一点的话，这位“傻公子”也许就变成一位“愚公子”、“蠢公子”了。
　　但，纵观他的一生，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对，是一位可敬可爱的“傻公子”！
　　诸君若不相信，不妨去找一本《刘承干与嘉业堂》来翻翻。假的话，不过破费三元，一根冰棍钱。
　　今天的老百姓，不是仍然盼着社会上多出现一些各式各样的“傻公子”吗？
　　1996年3月

　　圣旦的《发掘》

　　“五四”新文学作家创作历史小说的，鲁迅堪称一位开拓者。从他早期创作的《不周山》，到晚年写的《出关》《起死》等，都闪耀着奇异的光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宝贵遗产。追随其后的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人亦各有结实的作品，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丰富了这一创作领域。
　　三十年代，有位叫圣旦的作家似乎专写历史小说，并在一九三四年五月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了一本小说集《发掘》。书中收了五个历史题材的短篇。
　　作者的名字在文坛上很陌生，六十多年来人们也没有闹清他的经历，作家词典里仍是个空白。一部工具书中仅有一行语焉不详的记载：“圣旦，江苏常州人。本姓刘。著有历史小说集《发掘》。”（见《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史料·索引》卷）连作家的生卒年月都失记，更无论其他了。
　　《发掘》中的《新堰》写隋末农民的暴动；《白杨堡》写明末饥民的骚动和士兵的哗变；《突围》写清代白莲教的起义；《诗狱》写清初吕留良的文字狱；《北邙山》写南唐灭亡前君臣的苟安误国。总之，写了被奴役人们的哀音和怒吼，以及那个时代阴云密布，暴风雨袭来前后的广阔历史场景。
　　小说写得紧凑，也有气势，不是浮泛的平庸之作。作者在书中有篇“前记”，没有介绍自己，却为小说的依据作了历史的考证。他坚守现实主义的原则，主要事件几乎都有史证和文字记载，人物的刻划又表达了现代人的爱与憎。
　　没有人会相信作者仅仅为了写历史而写历史。请看作者的自白：“埋葬在历史里的故事，自然是发掘不尽的，这一点微细的工作，也许可以证明‘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的一句格言。至于应如何看法，那自然，各要各的立场，各要各的见地。或者，历史警告着人们，‘不要再那么样’；但或者历史也告诉人们，‘又要那么样’了。”书名何以叫《发掘》，我们懂了。作者的理想和自信，以及小说针对的锋芒不也明明白白吗！这篇“前记”写于杭州，也许作者当时就生活在那里。我从《鲁迅日记》里又看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七日，圣旦曾托杨霁云寄赠一册《发掘》给鲁迅先生，至少说明他是心仪鲁迅的。以后是否还有联系，不能肯定。此外，柳亚子读过《发掘》，表示很佩服。曹聚仁与作者有交往，十分推崇《发掘》，认为这是一部杰出的历史小说集。他评价作者的历史小说，“都是用新史观来照明往史的尝试，描写得非常深刻。”（见《如寄录·天马书店》）曹先生还写了《从说到历史小说》一文（见《笔端》一书），他认为作者在历史知识、文学技巧方面都是有相当修养的，其成功并不偶然，特别是以知识分子说农民的话，说得这样真实，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我还藏有圣旦的另一本著作《诗学发凡》，洋洋二十余万言，从来无人提及，那是他继《发掘》之后，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在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
　　作者先论诗的演变，次述声韵，最后讲诗的规律。旁征博引，蔚为大观。柳亚子先生为该书作序，称赞他以科学的方法来整理中国的旧诗，很有道理，也很需要。曹聚仁作跋，认为《诗学发凡》中为现代青年立论的地方很多。
　　这部书进一步证明了作者在历史和古典文学方面的深厚修养。
　　一九三六年九月出版的《光明》第一卷第八期发表了圣旦的《岱山的渔盐民》，这一回不是历史小说，而是报告文学了。岱山是浙江定海县舟山本岛之北的一个岛屿，人口近五万。鱼盐民过着人间地狱的生活，日本鬼子又不断地越界侵鱼，官方无力反抗，使人们的生活过得更加凄惨。这年七月，正当渔盐民们在饥饿线上挣扎时，官■又来硬性圈地，扼杀人民的生路。人民愤怒了，与官方展开斗争，在暴动中有三十多位弟兄被打死！又有两万多盐民乘船逃生，“岱山，果真死了吗？”现实生活中的图画和历史场景中的人物命运何其相似？圣旦写历史，更写现实。实际上他的目光永远在注视着现实。
　　说来令人惋惜，据曹聚仁说，圣旦的年纪很轻，《发掘》出版的第二年便因病早逝了。那么，《发掘》是他的处女作，《诗学发凡》便是他的遗著了。

　　萧乾的题跋

　　1958 年“大跃进”，可谓一个狂热的年代。
　　正好头一年有人批评我年纪轻轻，何独喜欢30 年代的文艺，于是我在忙于大炼钢铁中一时头脑发昏，赌气卖掉了一平板三轮车旧书，以应“厚今薄古”和“大破大立”的形势。现在当然后悔莫及，若是开出售去的书目，不仅会让人吃惊，怕要让我伤心落泪了。
　　解放前我在读高中时所购的几本萧乾的书却保存下来了。书用透明的有光纸保护得完整如新，只是内文的纸张已经有点泛黄，留下了岁月的印痕。
　　当然，还有我所喜爱的作家，如鲁迅、巴金、叶圣陶、冰心、朱自清、萧红等人的书也不忍释手。我始终觉得萧乾的文字很美，读他的书不像隔着一层玻璃似的模糊，充满坦诚、恳切，有一种彼此直接交流的快感。我也没有想到，1956 年我们竟坐在一间办公室里共事了一段时间。
　　十几年前，萧乾还住在天坛后门附近的时候，我提了一包他写的书，请他在我的藏本上签名留念。其中的《人生采访》、《创作四试》，以及他编选的《英国版画集》，都是1947 到1948 年在上海出版的。这个年代对萧乾来说也是个大十字路口，一生中的一次严峻考验。尽管他那时思想深处仍有种种顾虑和矛盾，他还是从英国奔回祖国。他的行动不是盲目的，诚如他归来后编好《创作四试》时的自白：“从1936 年由津来沪后，我是有意地往战斗这个方向走。”回顾历史，检验他的作品，他是问心无愧的。《创作四试》，1948 年7 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小说选集，靳以主编的“水星丛书”之一。封面题字的是靳以，萧乾误记为钱君匋。我曾问过巴金，他确认是靳以写的。萧乾在我的藏书上题道：“‘试’者练笔之谓也。我本来是想先画点小幅的素描，然后动手画大幅的。（《梦之谷》不算数。）二十几岁就有此抱负。如今，马上就七十了，在创作方面，依旧就是这么几幅素描，真够寒伧的了。然而小幅的也罢，大幅的也罢，在我辞别人间之前，仍希望再画上几幅，以不辜负（朋友）对我的鼓励和期待。
　　萧乾1978 年岁末。”
　　多年来他的工作效率如跑快车，是作家中真正的劳动模范。请听他近年常说的：“我总想趁着还有口气儿，再写点什么。”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萧乾热爱音乐，也喜欢美术，却自称是个连圈子也画不圆的人，谁能想到他在1947 年却编选了一册百余幅作品的《英国版画集》，由上海晨光公司出版。我藏的是烫银精装本，用萧乾的话说，其印制水平与战前的出版物相比亦无逊色。
　　身在海外的萧乾，不时想把有益于国内的好东西介绍给同胞。他编这部版画集，一心要为中国艺术家介绍一种与国内木刻不同的纤细风格，兼及题材的多样。借此，他还想引起出版家关心书籍插图，认为若在国外，鲁迅笔下的阿Q 至少应该有十几位画家来作插图了。《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也应该有插图。
　　但是，《英国版画集》的出版，并没有引起美术界足够的重视，一方面印数过少，仅几百册；另一方面也因为在那个大动荡的年代，中国的艺术家们更热衷于粗线条的传单似的木刻制作，顾不上纤细风格和艺术题材。萧乾似乎亦有鉴于此，他很坦率地在“代序”中提到了战斗与艺术的关系，其实这与他当时在文学创作上的主张是一致的，他不赞成那些不能渗透到生活中去，言不由衷地为“战斗性”而表面化地去反映生活的作品。版画创作既应强调现实战斗性，也不应放弃抒情和精细的风格。
　　《英国版画集》出版之际，他在私生活中正遇到一件不幸的事：“1947年11 月，一个歹人轻而易举地就破坏了我这个风雨飘摇的家。”（见《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而他在这本画集的扉页上，还留下对那个歹人的感激之词。这对他自然是个不小的打击，也造成他极大的不愉快。他在我的藏书上题道：
　　“看到《战地》发了韩羽的《聊斋》插图，十分兴奋。47 年我编这本版画集，一个企图是提倡一下题材的多样化，版画材料的多样化（不是只刻木头，也可以刻石头，胶版等），另一企图即是通过序言，呼吁画家们把古今书籍的插图重视起来。不但《三言二拍》、明清杂剧可以插，连《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也大可一插。自然，“五四”以来的近代名著更应插，而且不限是一位画家插。此外，难道不可以请一些肖像画名手为茅盾、叶圣陶、巴金这些文艺界老人画画像，由《人民文学》先刊用，由国家绘画馆来永久收藏吗！这些统统属于作协与美协可以携手来办的大事。德明同志，你站在党报的重要文艺岗位上，希望你大力提倡一下。
　　萧乾1978 年12 月18 日”
　　《英国版画集》的出版，堪称在绘画艺术中的一次“洋为中用”的实践。
　　特别是在本书问世前后，连英国本身也没有出版过集三四十家作品于一册的版画选集。这不仅是我国出版史上的成绩，从中英两国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看，也是意义不同寻常的。
　　萧乾是一位热心的副刊编辑，三十年后他仍关心书籍插图艺术。尽管他已经离开心爱的职业多年，他没有忘情于此，又鼓动我热心这件工作。他是一位理想的副刊顾问。你若向他求点子，他会帮助你策划这，策划那，绝不会落空。
　　1995年12月

　　胡风与新波

　　除了鲁迅先生的具体指引以外，最早对新波木刻艺术作出全面评论的是胡风先生。
　　1937 年4 月上海潮锋出版社出版了新波的木刻集《路碑》，30 幅黑白木刻原版制成，是新波创作发展路程上的一块有纪念意义的碑石。
　　《路碑》中的每幅作品，用当时的用语来说，意识都是“前进”的。他写了人民的苦难，更歌颂人民的觉醒和抗争，特别是那些拿起了武器，参加了民族革命战争的人们。《长征》、《前进》、《铁的奔流》、《夜渡》等，包括《抗战归来之义勇军的遭遇》都是这类热情的颂诗。在艺术上，他更是全神贯注，一丝不苟，为了一根线条，或一块空白，往往要用去几天的时间研究。个人风格的形成，那时候已赫然可见了。
　　胡风应作者之约为《路碑》作序，讲到他最先见到的是新波为叶紫的小说《丰收》作的插图。他发现“作者采取主题的着眼点，不是平板的场景，也不只是人物的画像，我们看得出作者努力地想在一幅版面上用线条把那篇用文字抒写的主题现给读者。所以虽然主题依然是原作的主题，但他的把握角度和表现方法却是自己的……”新波苦苦追求的正是艺术的个性，到了晚年，这种个性更为鲜明，他的木刻就是一首抒情诗。
　　当然，初期创作中也不是没有矛盾，胡风就指出新波有的作品表现形式“流于空泛，变成了没有个性，像标语画似的东西了。我想，后者也许是由于作者被时论所移，想腾空地去把捉大题目的缘故吧。”晚年的新波透露过，当时虽然不叫突出政治，但机械地配合政治任务的情况还是有的。接受“时论”的号召，全凭政治热情进行创作，忽略艺术规律的标语画也便出现了。
　　新波是一位热衷追求艺术完美的画家，尽管他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比别的画家要快，办法也多，要想完全避免这种限制也难。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也是研究左翼文艺运动史的一个课题。
　　胡风和当时为《路碑》作序的日本作家鹿地亘一样，都不约而同地推崇《鲁迅先生葬仪》、《鲁迅先生遗容》等几幅作品。历经半个世纪有余，人们至今仍然喜爱这些作品，能受这殊荣的画家在现代美术史上能有几人。还有1935 年他创作的《聂耳像》，亦同样令人难忘。新波对鲁迅的感情保持终生，没有鲁迅就没有中国新木刻运动，也就没有如新波这样的一批青年木刻家。当时在鲁迅身边的胡风先生，亦如鲁迅那样关心和支持文艺青年。他非常看重这位20 岁的木刻青年，热情地期待新波“生气盎然的发展”，他说：“这发展，和民族的大众的求生存求进步的斗争一同，更大的成就当在将来。”这预言已由历史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回顾新波的一生，他正是这样走过来的，不愧为人民的一个好儿子。无论从他作人的大节和个人的品德修养，以及在艺术上的成就来看，他都是值得骄傲的。对于这样的艺术家，人们将永远怀念他。

　　徐志摩与《卞昆冈》

　　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以后，彼此有过一次有意义的合作，即1928 年4月两人开始在《新月》杂志上连载了合写的五幕话剧《卞昆冈》。同年7 月新月书店便出版了单行本。剧名像个译著名称，再加上江小鹣设计的封面极似古埃及的人像石雕，不读剧本真不知道这是一本什么书。
　　这是一个悲剧。主要人物有三个，卞昆冈是山西云岗乡村雕刻佛像的一名石匠，阿明是他前妻留下的孩子，还有他续娶的寡妇李七妹。阴毒的李七妹再婚后仍与人私通，并被阿明发现，终于设计害死了聪慧善良的阿明。从《卞》剧的主题思想来看，似无多少新意，也不可能寄寓何种深刻的道理，不过诗人还是非常热衷于此剧。当单行本尚未出版的时候，他便参加了《卞》剧的排演事宜，那是由中国戏剧社的王泊生、万籁天等参加演出的。但，由于诗人的出国等原因，此剧未能演成。1928 年6 月7 日，徐志摩在赴日本的途中写信给小曼，动员她一定去看王泊生他们的演出，并说：“我对于话剧是有无穷愿望的。”
　　《新月》杂志上刊有一则关于《卞昆冈》的广告，说明《卞》剧收入单行本时，著者又细心地修改过，与先前发表的“很有不同”，“处处看得出修改的进步”。这对有兴趣研究徐志摩作品的人来说，当然是个有益的提醒。
　　广告中介绍，书中有余上沅的序，徐志摩的跋。可是寒斋的藏本中却不见这个跋，我多年寻找此跋，别人的藏本里亦不见。这篇跋是写了的，可能已经失落。
　　余上沅事先看过《卞》剧的原稿，他认为“那是大部分志摩执笔的”。
　　故事的大纲则是小曼的，还有在人物对话方面，也是小曼的贡献，因为“志摩的北京话不能完全脱去峡石土腔，有时他自己也不否认。《卞昆冈》的对话之所以如此动人逼真，那不含糊的是小曼的贡献，——尤其是剧中女人说的话。”剧本的结构趋于平淡，无起伏，少高潮，人物的面貌含有一种忧郁和神秘的色调。究竟是诗人执笔的剧本，有的对话已近于诗剧的特点，如阿明对奶奶说：“太阳都快没了，那山上起了云，好像几个人骑着马打架呢，都快黑了，像是戴了顶帽子，白白的。怎么影儿都还没有哪，怎么回事？”
　　如此对白，在剧本里随处可见。
　　徐志摩逝世后，当时提倡爱美戏剧的北平小剧院的熊佛西、余上沅等人再次排演了此剧，似亦未成功。但，三十年代上海龙马影片公司却把《卞》剧搬上了银幕。我保存了一张《卞昆冈》公演时的电影说明书，从片名和影片本身来看，基本上是忠实于原著的。男女主角由王元龙、雪明珠主演，导演也是王元龙。这也是我国早期电影改编文学原著的一个实例，无疑的是一部严肃的文艺片。
　　如今出版界热衷印行作家的全集、全编，我有意翻检了徐志摩的几种全编和全集，也不见诗人为《卞》剧写的跋。当年《新月》的书籍广告上宣传，有了余上沅的序和徐志摩的跋，等于请读者到“后台”去参观一番。这更引起我寻找这篇跋的兴趣。顺便讲一下，我平时就不太相信有人所强调的全集、全编的那个“全”字。比如在我藏的新月书店印行的小型杂志《声色》创刊号上，有徐志摩的一篇散文《一个诗人》，可是在市上出售的诗人的散文全编或全集中亦未见收入。世上的事若想真正做到名实相副，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

　　熊佛西的人物小品

　　现在要想寻找一本熊佛西（1900—1965）的剧本、戏剧理论著作已经很困难了。他的两部长篇小说《铁苗》与《铁花》更不易见到，而最难得的是散文集《山水人物印象记》1944年5月广东曲江（韶关）大道文化事业公司
　　出版。1985 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印行的《现代戏剧家熊佛西》一书，在熊先生的生平纪事中误记这本散文集为1943 年3 月出版，可见执笔者也未见原书。
　　这本散文集共收作品三十篇，半是游记，半是人物小品。作者说，当年他对山水与文学的关系理解不深，甚至把山水看作是有钱有闲阶级的玩意儿。因此他是一位不怎么喜欢旅游的作家。抗战以后，他流亡到西南大后方，并在美丽的漓江边住了几年，他才开始写游记。除了四川和桂林以外，他还写了庐山，以及沦陷了的故都北平。他说，关于戏剧理论的文章，二十年来已写得差不多了，现在就个人所见的山水、人物，“不拘形式；不事藻饰，想到那里写到那里”（见《先来一段闲话》）。他写的人物有梁启超、柳亚子、泰戈尔、司徒雷登、许地山、徐志摩、田汉，以及画家齐白石、溥心畲、汤定之、王梦白等。没有列为专题篇目的还有张大千、王羽仪等。熊先生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也擅长水墨。抗战胜利后，为了筹措复员的路费，他还在贵阳举办过个人画展，作品达百余幅之多。战前他在北平艺术学院执教，同事中也有不少画家，关系非同一般。因此他所记的画人多能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读了《山水人物印象记》，我以为作者写山水，不如记人物有光采，而他的人物小品最可贵的是真实。尽管作者声称，他在写作时只想讲朋友们的长处，可是一旦放笔，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连人物性格上的某些缺点也自然地流露出来。同其他文学样式一样，散文的生命力也是真实，而熊先生又信奉现实主义，这正是他人物小品魅人的所在。
　　关于齐白石，作者没有避开他那“爱钱”的毛病，不过熊先生却有自己的解释。他以为画师“无酬不作画”的行动是无可非议的，人们为什么去苛求一位专靠卖画为生的人呢。他举徐悲鸿为例，两位画师的关系可谓亲密无间，但悲鸿先生所藏的白石作品，每一幅都是付了酬金的。这也是对艺术劳动的一种尊重。
　　熊佛西没有讳言画师在生活上的某些怪癖，如老人从来不请人吃饭；在画案的图章盒上小题大做地写着“诸君莫再偷”等字样，以及用自己的画去换门前小贩的吃食，却不肯掏现钱等等。起初小贩不懂，画师便说：“我叫齐白石，你拿这张画去卖，若不到四十块钱，你退给我，我再付你现款！”
　　这种表现一如顽童，似乎是写人物的缺点了，可是也难说其中就不包含着画师对小贩们的同情？白石老人出身农民，当过木匠，即使后来享誉画坛，在他身上也留有农民的烙印。又如平时他不见事先未约定的来客，凡生客不约而至，他必隔门回答：“齐白石不在家！”客不去，他又答：“齐白石已经死了！”类似这种戏谑，不是在某些农民身上可以找到吗？齐白石当然不是完人，作家也可以写人物的缺点。但是，以上种种又能说得上是什么缺点呢？
　　我们只觉得作家笔下的人物有血有肉，非常可信。
　　《故画家王梦白》一篇，真的要写画家的缺点了。这是一位非常自负的画家，北方画界的一名奇才。他为熊佛西画过一幅雏鸡，完工之后说：“我王梦白画的小鸡与齐白石绝对不同，他喜欢用墨点鸡，我则喜用干皴！你看看——是不是比齐白石的要高明？”在同辈画家中，王梦白独为推崇陈师曾，不屑齐白石。当年北平艺术学院聘请教师的名单上如有齐的名字，他必拒绝应聘。所以熊佛西说他：“艺人相轻，梦白乃最能代表此种积习之人物也。”
　　人们又批评王梦白疏懒成性，常常取酬后到期不能交件。但画家喜好“竹战”，只要有人在画桌旁置一牌桌，并说：“梦白，先画几笔吧，画了咱们好好打牌呢！”画家必欣然命笔，甚至一口气会连挥数纸。你说，这是写人物的缺点呢，还是在表现画家的才气？
　　当画家终因穷困潦倒而病故时，竟在他家的废纸堆中发现他的画稿三百余幅！证明世人说他疏懒成性是多么的虚妄。所以作家说：“故梦白非懒人，乃懒于以尽为应酬之耳。”写人物小品能达到这种境界，也称得上善于用笔了。
　　《旧王孙溥心畲》一篇，更显示了熊佛西的识见与勇气。知人论世，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说说容易，真正做到实难。溥心畲是清王室的后裔，自命为“旧王孙”。熊佛西对他的绘画成就评价不低，又说：“心畲的画充满了高雅与富贵的气氛，同时亦有无穷的诗意与书卷气。这是他作品的长处，也是他作品的短处。他的画挂在富贵人家或书香门第是非常相称的，太平年月以之点缀升平，那真是再好没有的宝物。但悬之于十字街头或生活穷苦的农工之家，又未免太不调和。这都是由于他的生活环境使然，他出身于帝王之家，平日受着封建贵族环境的薰陶，自然不能产生与大众生活接近的艺术。
　　假使他能突破他那象牙之塔的富贵环境，我相信他在艺术上必有更大的成就。只可惜他现在还困居在故都的一个古老破旧的王府里过着没落的旧王孙的生活……”这种直言褒贬，今天读来仍很动人，结论比较公允、科学。特别是作家还表扬了画家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清醒，即“九·一八”事变后，溥仪曾经再三约请这位皇族出关，他都严词拒绝了。这是表现人物灵魂美与丑的关键所在，是绝对不能省略的笔墨。作家把我们跟画家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1992年2月

　　熊佛西与徐志摩

　　现代戏剧家熊佛西只留给我们一本散文集《山水人物印象记》，1944 年5 月广东曲江（韶关）大道文化事业公司出版。书内共收散文30 篇，都是他1941 年秋到桂林以后写成的。
　　熊先生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读他的散文很自然地会使人联想起学人散文的特点。这本散文集从取材到运笔都不脱学人的气质，以内容扎实、文风质朴取胜，极少空泛浮华之词。
　　熊佛西与新月诗人徐志摩交往不浅，书中的《忆志摩》诸篇，在诗人研究资料中却未见收录。熊佛西笔下的诗人是活灵活现的，既可信，亦可亲，证明作者的笔是真诚的。
　　从《忆印度诗圣泰戈尔》一文中，也可见到作者与徐志摩的关系。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徐志摩是全程陪同的翻译，他曾约请熊佛西从北平到汉口与他们同行。泰戈尔与两位中国作家曾经在长江轮船上一起赏月，还把当时所得的诗句用梵文题在熊佛西的团扇上。过去我们只知道泰戈尔给梅兰芳题写过团扇，现在又新添了一段史话。
　　在《忆庐山小住》一文中，作者记1924 年之夏与徐志摩在山上的巧遇。
　　作者说，这次诗人是为了一位女郎而上庐山的，所记的场面颇富戏剧性。在牯岭一家外国人开的咖啡店里，西崽们只忙于迎合碧眼黄发的外国人，置久坐桌旁的诗人于不顾。诗人恼了，“拍桌大骂”，西崽们群起攻击，直至动手打人，结果文弱的诗人“大败而逃”。事后徐志摩对熊佛西说：“庐山风景虽好，但主权不在我们手里。我们一定要收回主权，把鬼子赶走！”
　　《忆志摩》一文，作者并不忌讳诗人的弱点。如讲到徐出身公子哥儿，在国内读北京大学，读腻了便出洋。出洋后念的也都是名牌大学，美国的哥伦比亚，英国的剑桥，可是从来也没有得过任何学位。有人曾为诗人惋惜或批评他读书无耐性，诗人的回答则很洒脱：“一个文人何必要靠学位来装饰点缀呢？最有力的表现还是他自己的作品！”这话在今天看来也不能说错，在当时却有点反世俗的气味。
　　熊佛西还为我们提供了诗人的一次超常举动，那也是在北平的时候。“他（指徐志摩）看着一位童子车夫拉不动车子的时候会跳下车来请车夫坐车，而他自己拉着车子飞跑！”这位自由主义的诗人，一旦感情冲动起来，是可以做出这种事的。熊佛西真是一位能够捕捉人物性格的写手，善于画出人物的眼睛。
　　在诗人遇难前夕，两人又有过一次互通心曲的交谈，那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熊佛西以为，当时诗人与陆小曼在精神上已经“脱离”了。
　　国愁家事缠绕着诗人，心绪很坏。熟悉诗人传记的人知道，由于陆小曼在生活上的挥霍无度和吸食鸦片，当时徐志摩的经济情况极差，不惜去干买卖房产的中间人，以便从中取得佣金。郑振铎也说过，诗人曾经靠借债度日。所以熊佛西形容诗人：他被人恭维为“当代第一才子”那样风光过，也被人骂为“当今混世流氓”那样狼狈过；他既过过挥金如土的生活，也过过穷愁潦倒的日子。
　　徐志摩在生命将要结束的阶段，向老朋友倾诉了平生最大的一件憾事，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思考。熊佛西写道：“某夜，我们在勺园小集，记得正是深秋的阴霾天气，北风虎虎的刮着窗纸，落叶纷纷在院内卷起。熊熊炉火，一杯清茶，我们互谈心曲，他说往事如梦，最近颇想到前线去杀敌！他恨不能战死在沙场上！他说他什么样的生活经验都已经历，只没有过过战场上的生活！他觉得死在战场上是今日诗人最好的归宿。”
　　我以为诗人的这一表白，反映了他当时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也符合他的性格特点。虽然其中也带着浪漫的色彩，可也不能说他的报国之心全是玩笑话。这让我想起另一位新月诗人陈梦家，“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的第二天，他不是真的奔赴抗日前线了吗？徐志摩的话是严肃的，熊佛西的笔墨也认真。不知别人的感觉如何，我是完全相信这两位作家的。读罢《山水人物印象记》，我进一步地认识了徐志摩，同时也感到熊佛西不愧为一位优秀的散文家。
　　1992年6月

　　凌叔华的画

　　作家凌叔华的小说集《花之寺》、《女人》、《小哥俩》，如今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不久以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还出版了她的一本散文选集，只是入选的作品太少了，不足以显示她在这方面的成就。
　　凌女士还是一位修养有素的画家，曾在海外多次办过画展。七十年代，她回到久别的国内旅行，还在北京的街头写生，重温了她的乡土梦。她在北京长大，对北京的大街小巷十分怀恋。一个自远方归来的老人，坐在小胡同里默默地写生，这情景亦如一幅动人的图画。
　　多年来她一直住在伦敦。最后病逝于北京。临终前，她还用笔写字，满纸尽是线条，谁也不知是些什么。也许是作最后的一幅绘画吧。
　　我无缘见到凌叔华的画，但从她的好友朱光潜先生的《论自然画与人物画》中却领略了她绘画的风韵。朱先生说：“作者（指凌叔华）生平用工夫较多的艺术是画，她的画稿大半我都看过。在这里我所认识的是一个继承元明诸大家的文人画师，在向往古典的规模法度之中，流露她所特有的清逸风怀和细致的敏感。她的取材大半是数千年来诗人心灵中荡漾涵泳的自然。……
　　作者是文学家也是画家，不仅她的绘画的眼光和手腕影响她的文学的作风，而且我们在文人画中所感到的缺陷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应有的弥补。……作者写小说像她写画一样，轻描淡写，着墨不多，而传出来的意味很隽永。”我们读过鲁迅先生赞美凌叔华小说的话，朱光潜先生评介凌女士绘画的文章也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
　　画家齐白石亦吟咏过凌女士的画。我藏有1933 年出版的线装本《白石诗草》一册，收白石老人72 岁以前的诗作，其中有一首赠凌叔华的诗，是画师在得到凌女士画的《夜景》后所作：
　　开图月似故园明，南舍伤离已五春。
　　画里灯如红豆子，风吹不灭总愁人。
　　齐白石早年与新文学界的人物接触不多，这是一段有趣的掌故。值得一记的是，我的这一藏本还有凌女士的毛笔签名，是送给沈从文夫人张兆和女士的。
　　这也说明，两位女作家都很喜欢白石山翁的诗。
　　1931 年，北平中华书局出版有诗人廉南湖的诗集《梦还集》一册，收作者1924 至1928 年的作品。其中至少有八题是写凌叔华绘画的。如《题凌叔华女士写高房山小帧》两首，那是画家在北京远郊上房山风景区的写生。诗人称道凌女士的笔墨：“便作米家山水看，春回犹带睡时妆。”又《叔华飞瀑鸣琴图为陈通伯作》两首，《叔华为通伯画菊》一首，这些画都是她为夫君陈源而作。廉氏以为前画的意境“闲逸似石涛”，对后者则赞曰：
　　一语缠绵岂暗投，银河迢递隔牵牛。
　　卷帘人瘦西风起，如此韶华未是秋。
　　诗有小注，引了画上凌女士的题字：“送我案上最爱的一盆花给你”，足见伉俪之间日常的情趣。不知这些画今藏何处。
　　又《叔华属题玫瑰团扇》两首，其第二首为：
　　隔墙柳色映鹅黄，南海明珠入梦芳。
　　移向鸥波亭子里，一生旖旎不离娘。
　　诗后亦有小注：“玫瑰色媚而香，甚旖旎，移地则茂敌，俗呼离娘草。
　　叔华辟画室于所居后院，与娘室互隔一墙云。”这大概是指东城史家胡同的旧宅。画家临终前数日，曾经躺在担架上重访旧居，并作呓语：妈妈正等着我吃饭呢！此情此景，如读一篇散文。又《题叔华花卉小卷》一首，《题凌叔华临夏珪溪山无尽卷子》两首，《凌叔华仿南田山水小册属题》一首。廉氏以为：“叔华醉心南田，能得其幽澹之趣。吴岱老对于古松亭子一帧爱不释手，有出蓝之誉，以此知鉴赏之自有真也。”
　　廉南湖，名泉，江苏无锡人。一九三二年殁于北京。他在清代当过小官，民国后隐居南北。他的夫人吴芝瑛亦文采风流，是秋瑾烈士的好友。秋瑾牺牲后，吴芝瑛为她收尸，并办理丧事，传为美谈。廉氏精词章，又是一位书画鉴别家，他如此推许凌叔华的画，想来事出有因。可惜在凌女士的散文中，似乎没有留下她与上述人物的交往记载。
　　“五卅”大鼓词我从旧书店找到过几本民国期间的新大鼓词，一本反映故宫盗宝案的大鼓词，那是站在批判易培基一边的。这是个冤案，三十年代初轰动一时，不想以文艺的形式亦有反映，当是反对易的一派所为，借以造成倒易的声势，实在不足为训，保存价值不大。又一册铅印线装的《科学救国大鼓书》，1925年6 月北观别墅编撰，歌谣研究会出版。初以为这不过是宣传科学救国的泛泛之谈，读后方知是配合“五卅”惨案而及时问世的带有政治色彩的通俗读物。作者的目光面向一般群众则是无疑的。鼓词开头讲到中国之弱是由于列强的政治压迫、经济压迫所致，而归根结底又是科学的压迫。接着便转述当时发生在上海日本纱厂的“五卅”惨案，唱道：“学生们抱不平在上海演讲，惹恼了租界的英人如虎如狼。您别看在中国的外国人都是绅士模样，那里头有许多的外国流氓；对待中国人行为卤莽，逮去几个学生收在他的巡捕房，大家伙二次出头求把学生放，捕头发令：对大众梆、梆、梆，居然开了枪！
　　有几位热血的同胞先把命丧，还有些没打死的也受了枪伤。查封了学校硬说是共产党，他一面调舰队开进黄浦江……”除了写人民高涨的反帝行动，作者又提出从“五卅”惨案中应吸取教训，要“各省快增加各种学堂”“再多选子弟去留学外洋”“我们前人放弃科学叫后人上这个当，现在要再不设法，以后儿孙可往哪儿藏？”“愿我国普及教育，转弱为强！”暂不论这结论是否全面，宣传新思想却很明显，旧鼓书艺人也写不出这样的作品。
　　我们已无法了解这位化名“北观别墅”的是什么人。出版此书的歌谣研究会，可能即当时北京大学的歌谣研究会。它成立于1920 年冬，由沈兼士、周作人主持，并出版过《歌谣》周刊。鲁迅先生当年也支持过它。胡适在1936年3月写的《歌谣·复刊词》中说：“歌谣周刊是民国14年（1925）6月28日停刊的……正当上海“五卅”惨案震荡全国人心的时候。”《科学救国大鼓书》恰在此刻出版，我猜想这很可能出于一位北大学人的急就章，说不定就是歌谣研究会的成员或关系密切的圈内人。

　　《女儿书》

　　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上海抗战，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热潮。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1933 年初又掠我华北，占领热河，开始了华北抗战。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人们的义愤，纷纷支援前线的抗日将士，反对妥协投降。刚刚经历过淞沪抗战的上海人民，不断写信到塞外前线，鼓舞士气，勇猛杀敌。当时上海《时事新报》副刊《春光》，每天至少接到十几封这样的来信，除了转到前线的，还以《上海女儿书》为专栏，选发了若干妇女的投书。后来写信者的范围已不限于上海，来自南京、镇江、浙江的都有，还有一位是北平东安市场萃芳林饭庄的女侍者，因改专栏的名称为《女儿书》。1933 年8 月，在上海女子书店主持人姚名达的慨然相助下，《女儿书》印成了单行本。寒舍藏有一册。
　　这本书共收来信59 件，是从三百余件来信中选编的，附题词新诗三首，及报社同人聂世琦的一篇“前言”。书为64 开毛边本，道林纸印，厚142页，扉页署“爱国女儿编”，版权页署弥罗社主编，列为“弥罗社丛书”之五。59 件来信各有标题，显系编者所加，如《这不是退后的时光》、《最后之血洗净耻辱》、《期待凯旋的那一天》等。总观信的内容，难免有重复或流于空洞处，但感情是真实的，不论是用了浅近文言的老者口吻，或稚拙直白的小女孩口气，或出自热情奔放的女学生和女工们的手笔，都同仇敌忾地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激情。每封来信都有署名，这些无名作者代表了普通的老百姓，特别是妇女们的心声。在民族战争的烽火中，如此迅速、集中地反映基层妇女抗日呼声的书，我见到的还不多，也许是唯一的一册。当时只印行了一千册，历经六十余年，存世的恐怕不多了。
　　执笔“前言”的聂世琦，我不知其详，他特别感谢女子书店姚名达的热情赞助，并感叹道：“如今政府改‘长期抵抗’和‘收复失地’，而在进行什么‘停战协定’了，可怜我们几千万的将士，他们掉了命，流了血，只收到这样的代价！”看来这本小书并非哗众取宠之作，亦非以女性为号召的不严肃之举。不久，芦沟桥事变爆发，人民更觉悟到：抗战的希望绝不能寄托在这样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府身上。
　　说到姚名达和女子书店，我不能不提到1994 年12 月3 日，赵清阁同志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的《女子书店与姚名达》一文。也不知我是怎样形成的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过去一直以为三十年代在十里洋场上海出现的女子书店，类如鲁迅先生讽刺过的上海女子咖啡馆和美的书店，不过是海派作风的噱头而已。殊不知姚名达先生是一位提倡女子职业的教育家，复旦大学的教授。他办女子书店，发行《女子月刊》，有功于推动我国妇女运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践妇女解放论者，是一位言行一致，捍卫女权的好男儿！”（见赵文）此时顿感往日的主观、无知是多么的可怕！
　　到了风雨如晦的“七·七事变”前夕，上海女子书店不得不停业，姚先生回到故乡江西，在国立中正大学执教。1942 年7 月7 日，他率师生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抢救伤员，不幸与敌军遭遇，徒手搏斗，壮烈牺牲！时年38 岁。直到近年，他才被地方政府追认为烈士，并在南昌西湖为他建立了纪念碑亭。当年他赞助出版《女儿书》，不过是他一生中做过的小事一件，却足以表明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读了赵清阁同志的文章，增加了我对姚名达先生的敬意，同时也激起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敌人欠下我们的血债太多了！中国现代出版史应该记下这位先行者的功绩，这家女子书店的佳话。尽管现在搜集女子书店出版的书刊已非容易，后人还是有责任来做这件事。

　　李健吾的散文

　　我见到的李健吾先生建国前出版的散文集有三种：《意大利游简》（1936年4 月开明书店出版）。《希伯先生》（1939 年2 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切梦刀》（1948 年11 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李先生以剧作和翻译享名，又以研究莫里哀和福楼拜而为人们所推崇。
　　他的文艺评论不仅见解独到，也以语言优美早有口碑，两本《咀华集》，至今为人乐道。他的散文亦见风格，明快、热情，有的时候甚至有点感情冲动，语言俏皮、夸张，如出少年之口。然而，我喜欢的也正是他这种不见雕饰的性格天然。
　　1933 年他有意大利之行，随时以书信的形式报告游踪，终于写成了一本《意大利游简》。从他的目光所及，我们不难体会到一位艺术家的趣味和气质。让读者跟着这样一位内行旅行真幸运。一打开书，你便被他的感情吸引，欢快、轻松、陶醉、思索，甚至发脾气，你不由自主，只好乖乖地跟着他作了俘虏。他去威尼斯，在火车上碰到一位无理的贵妇人，带着保姆和小女孩，强占了他的坐位。好不令人气恼，他感情冲动了：“三个阴性人”，“不问青红皂白，就三屁股坐在我的车位上。”算了，“犯不上男同女斗”，“犯不上和外国女人呕气”……看到这里，我们笑了。
　　我们跟着他四处参观艺术圣地，长了不少见识，感到一种充实和满足，可是也有凄凉和寂寞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荷着种族的重负，国家的耻辱，孤寂的情绪，相思的苦味，在人群里面，独自徘徊着。”最难忍受的是别人常常问一句：“你是日本人吧？”中国，似乎只能代表贫穷！这是当年无法摆脱的时代病。
　　《希伯先生》一书大多是短散文，共16 篇，分成“尔我”“生死”两辑，主要写于“七·七”事变以后，惜无具体年份。《希伯先生》只是集中的一篇，记一个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隐居在乡村的可爱而又可怜的人物。他的儿子被日军杀害了，自己也被迫逃亡。这是作者描绘的父辈人物当中的一篇。
　　作者的父亲是辛亥革命的风云人物，不幸牺牲，李先生有好几篇散文写了父亲的那些战友和部下。每个人几乎都有一段传奇的故事。我联想到李先生豪爽侠义、容易冲动的性格，是不是也受了众多父辈人物的影响？
　　《切梦刀》是个充满诗意和神秘感的书名，取自《晋书》王濬夜梦房梁悬刀的典故，又见民间印行的一本解梦的专书《增广切梦刀》。作者自称有很多的梦，梦与生命同在，与一切往事和逝去的人物同在，梦的负担何其沉重！“还有我那苦难的祖国，人民甘愿为她吃苦，然而胜利来了，就没有一天幸福还给人民……”一切幻想都成了梦！全书共收散文27 篇，亦以短小取胜。有的写于战前（如在清华园里写的《乘驴》等），有的写于沦陷了的上海（如《给北平》、《记野蕻》等），有的写于战后（如《获原大旭》、《小蓝本子》、《怀王统照》等）。战时人们虽然含有悲愤，同时也怀有希望，抗战胜利了却带来无尽的失望和苦难，于是作者只能在痛苦中大声疾呼：“先生，你有一把切梦刀吗？把噩梦给我切掉，那些把希望变成失望的事实，那些从小到大的折磨的痕迹，那些让爱情成为仇恨的种子，先生你好不好送我一把刀全切了下去？…… ”每读李健吾先生的散文，我的心总是同他的心一起急速地起伏跳动。隔了很久再读，依然如故。

　　最美丽的情书

　　在欧洲文学史上，阿柏拉与哀绿绮思的爱情故事是尽人皆知的。男女主人公是中世纪的法国人，由于阿柏拉身为教会的教师，并提倡唯理主义的哲学，受到宗教的迫害和世俗势力的阻挠终于无法与恋人结合，甚至残酷地受到斩断男根的惩罚。少女哀绿绮思随后也当了尼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她在修道院里与阿柏拉通起信来，倾诉了爱情的坚贞和难以抑制的情欲。留在世间的这一束情书，也不过六封而已，却赢得了全世界千百万读者的同情，被史家看作是最深刻最美丽的情书。这一对以悲剧而告终的恋人，被目为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情人。
　　这是一段真实的故事，古老的情书大约写于1128 年，1616 年在巴黎有过拉丁文本，1728 年在英国最初发现的可能就是这个本子。此后便以《阿柏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为名，出现了无数的英译本和各国文字的译本。凡是读过这部情书的人，一般都认为哀绿绮思的信写得比阿柏拉的还要感情强烈。她在信中说：“我明白我自己已经宣过誓，已经戴上女尼的面幕，已经认为我的爱情已经死了，埋葬了；但是从我的心底又会突然不意地涌出一股热情，战胜了这一切意念，并且淹没了我的一切理智和信念。”一对恋人生不能结合，互盼着自己死后对方能活着，最终合葬在一起。男主人公死于1142年，活到63 岁；女主人公死于1163 年。传说教会没有满足他们合葬的要求，也有传说合葬成功了，而且下葬时，阿柏拉虽然已死去20 年，依然面目如生，张开了双臂拥抱了哀绿绮思。这同我们民间流传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结局极为相似，说明在人民的心目中，真诚的爱情是可以战胜死亡的。
　　《阿柏拉与哀绿绮思》在我国的最早译本，是1928 年底新月书店出版的，译者梁实秋。1931 年已经印行了第3 版。新月解散后，版权转给商务印书馆，编入“世界文学名著丛书”重新问世。梁实秋的译本，根据的是1922年的英译本，而这个版本又是翻印的1722 年的英译本。梁译本问世后，胡适告诉译者所据的不过是个述意本，同时向梁实秋提供了蒙克利夫的英文全译本。总之，关于这部古老的情书集，光是英译本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发现了五、六十种之多，考证起来是大有文章的。比如梁的译本中有阿柏拉被哀绿绮思的婢女所爱的情节，可能即出于述意本的原译者的篡改和附会。但，梁实秋已不及根据胡适提供的版本改译了。数十年来，在我国读书界流传的，似乎只有梁实秋的这个译本。
　　1956 年6 月，香港上海书局出版了叶灵凤的新译本，书名与梁译本相同，只是阿柏拉的“柏”字与梁本的“伯”字不同。叶灵凤根据的是荷兰1947年翻印的1824 年的英译本。梁、叶两位都是著名的翻译家，也都是写小品文的能手，他们的译笔当然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如果把两者比较起来读，一定非常有趣。限于篇幅，现在我仅把情书第二函，即哀绿绮思写给阿柏拉的信各引一小段作为对照，只见稍有差别，不足论两者的高低：“我在此地看见的只是神的标记，而我口里讲的只是男人！”（梁译）“现在这里举目所见，全是神的记号，可是我却尽在谈着人的事情！”（叶译）
　　两位译者都非常推崇这部古典情书。叶灵凤以为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比起阿柏拉与哀绿绮思，“不仅显得浅薄，而且简直近似儿戏。”
　　（见叶灵凤的《译者序言》）至于梁实秋的意见，我愿举出当年新月书店的一则广告为凭，因为其中的语句与梁实秋在《译后记》、《再版后记》中的用语几乎一致，我怀疑它出自梁氏之手。
　　“这是八百年前一段风流案，一个尼姑与一个和尚所写的一束情书。古今中外的情书，没有一部比这个更为沉痛，哀艳，凄惨，纯洁，高尚。这里面的美丽玄妙的词句，竟成后世情人们书信中的滥调，其影响之大可知，所以这一部书，可以说是一切情书的老祖宗。最可贵的是，这部情书里绝无半点轻薄，译者认为这是一部‘超凡入圣’的杰作。”
　　1991 年春天，我在天津参加《散文》月刊的座谈会。有天夜里，主人招待我们看了一部法国电影《天堂窃情》，事先并不知道影片的内容，片名译得也有点近于鸳蝴派，不想正是阿柏拉与哀绿绮思的故事。我以为那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影片，特别是对女主人公的性格刻画，直到她临终时依然对圣父圣母没有丝毫的妥协。她是带着爱和仇恨走的。可惜的是，尽管北京也公映了这部影片，报上却默然无声，远不如对待武侠侦探或歌星笑星的胡闹那么热烈。这使我一想起来便感到非常的不是滋味，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了？

　　怀人的散文

　　这是一本不足百页的小书，由十多位化名的作家写的十七篇散文组成，它留在我手边已经四十余年了。
　　上海沦陷期间，柯灵接编了原由陈蝶衣主编的《万象》杂志。不久陈又编了一种综合性的杂志《春秋》。抗战胜利前夕，春秋杂志社拟出一套文艺丛书《春秋文库》，柯灵先生为它编书三种，头一本是《作家笔会》。另两种是石挥的《天涯海角篇》和晓歌的《狗坟》。《作家笔会》出版的时候已是1945 年的10 月。无疑的，它留下了日伪统治时代的烙印。在敌人的铁蹄下，作者与编者都无法尽情地抒发所感，畅言自己的爱憎。但是，多年来我不曾忽视《作家笔会》诞生的背景。当时柯灵为这本书写过一篇“题记”，未及收入书中，直到他近年出版散文集《长相思》时，方与读者见面。
　　《作家笔会》原名《怀人集》，后来想到应该隐晦一点始改今名。现在的青年读者也许难以想象，在当时“怀人”何罪？柯灵说：“当时上海和内地的联系已经完全切断，关山迢递，宛然是别一世界；而我所处的地方，沾一点点‘重庆派’或‘延安派’的气味，就有坐牢和遭受虐杀的危险。苍茫郁结之余，我却还想遥对远人，临风寄意，向读者送出我们寂寞婉曲的心情，表示我们对于祖国的向往，这就是这些怀人的文字的由来。”所有的文章，原为《春秋》杂志一个特辑的稿件，“原定计划，是想将远在内地的作家尽可能写到，但世乱纷纷，谋生日亟，结果大大地打了折扣；我自己一字无成，幸亏还有几位前辈和朋友帮忙，这是很可感谢的。”书中十几位作者的名字，几乎都是陌生的，我只能猜测一二。以“东方曦”、“吉灵”的笔名怀茅盾、台静农、李霁野的是孔另境：“子木”、“渭西”则是李健吾。“子木”合在一起是“李”，“渭西”乃“西渭”之倒置，更可从那文章的内容和风格来判断。我一向喜欢李先生的散文，他的文字总是那么热情，简洁，有的犹如戏剧舞台上的台词和俏皮话，很美。记蹇先艾那篇，让我们知道了他俩在厂甸的师大附中是同班同学，作者单刀直入地说明他们的友谊最初是建立在妒忌上面的。他俩的国文考试分数总是相差不了一半分，为了一年级上学期的国文分数低于对方，蹇先艾伤心得哭了。真是少年意气，连在报纸副刊上面投稿发表率，稿费的多少也成了彼此竞争的目标。还是在学校的时候，他俩就与诗人朱大枬在《国风日报》合编了副刊《爝火》。蹇先艾请刚刚归国的徐志摩来校讲演，第二天徐诗人便笑他们这些孩子连一杯白开水也没有给他润喉咙。蹇先艾又把徐诗人欣赏李健吾的小说《一个妇人的爱情》的“奖慰”带给了小伙伴。李先生那时还爱演戏，陈大悲说，周作人当面对陈讲：现下有两个新人的散文引他注意，一个是徐志摩，另一个是李健吾。李先生为此写道：“他（指徐志摩）一个留学生，我一个中学生。我的得意就不必形容了。”文字的简洁带来了节奏的跳跃，看李健吾的散文非得一口气读下去不可。
　　有一天，李健吾终于明白他的小同窗为何因只差一点分数而落泪了。蹇的父母早逝，当时寄住在北京亲戚家的门房里。“我明白你为什么考不了第一要哭，赚了稿费要一文一文去计算。你的身世折服了我。你把知足教给了我。”中学毕业以后，李健吾进了清华大学，蹇先艾留在城内读书。抗战开始，蹇先艾回到故乡贵州，“你跋涉了数千里水陆路程，仿佛肩负着民族的重量，不为人知，争一口浩然之气，丢下你相伴的北海去了。”蹇先生从此留在了贵州。
　　写林徽音的那篇，是千字文，然而写出了这位才女的倔强性格。李先生行文爱用夸张、强烈的语言，不时让你精神为之一振。他如此描绘林女士：“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她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她对于任何问题感到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感悟。生长富贵，然而命运坎坷；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的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爱真理，但是孤独，寂寞，忧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短短几句话，《太太的客厅》的女主人就立在我们面前了。他怀念远在昆明的梁思成、林徽音夫妇，到处打听他们的消息。当他听说林女士在街头提了瓶子打油买醋时，他激动地写道：“她是林长民的女公子，梁启超的儿媳。其后，美国聘请他们夫妇去讲学，他们拒绝了，理由是应当留在祖国吃苦……如今真就那样勇敢，接受上天派给祖国的这份苦难的命运？”怎样用简洁的文字来刻划人物的，李先生给我们作了示范。写散文不动一点感情怎么行。
　　《作家笔会》中还有一篇署名“葑菲”的记方光焘先生的散文，也使我久读不忘。作者是方先生的学生，他以细腻的笔触为一位正直的教授写照。
　　生活的艰难，竟使这位大学教授的小儿子失学在家，勉强在校的大孩子，却连乘公共汽车上学的车钱也没有，最后还是被迫让妻子儿女回到江西的老家。“当北风尖厉的时候，他自己也随学校到了潮湿的南方……”。我向柯灵先生打听“葑非”等人是谁，回信说可能是作家吴岩；还有《剧校回忆录》中的“殷芜”，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是谁了。柯灵说：“我没有《作家笔会》，也无法对证古本，回忆一下。我记性坏，对这类学问恰好是个‘马大哈’。
　　这本书是上海沦陷期间编成付印，抗战胜利初期出版的，流传不广，你能搜集到，很不容易。在朋友中，我只知已故的陈钦源有一本，他对藏书和你有同好。”当然，书中的怀人之作也不是每篇都精彩。限于条件，怀念延安的作家也只有丁玲和徐懋庸，主要是写西南大后方的文人。从总体上看，它为历史作证：身陷沦陷区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永远是心向着祖国的。

　　端木蕻良的画

　　端木蕻良先生有慢性病，宅内设一“家庭病床”。但他的情绪很好，报刊上时有新作发表。他给我的印象温文尔雅，书卷气颇重，对待朋友又热情，不是那种夸夸其谈的人。比如关于萧红，他本来可以写很多文章，说更多的话，而且是有话可说的。他不愿意，对此我多少有点理解。
　　不讲他在小说方面的成就，我还知道他旧学根底很深，新文学家中擅长写旧体诗词的他算一个。毛笔字很见功力，画也好。多年前，我向他求过两帧自制笺，裁宣纸，调墨润笔，题款，加盖印章，确属隽雅的小品，现在当无力承受这负担了。
　　端木先生在诗书画方面的才气，我是从他早年主编的《时代文学》上看到的。此刊创刊于1941 年6 月，那时他与萧红从重庆到香港不久，本是避“皖南事变”后的局势而来，不想香港战事又逼紧，结果刊物仅出四期便停刊了。
　　主编的名义还有周鲸文，实为挂名，主要在编《时代批评》。端木在刊物上连载了长篇小说《大时代》，并以“苦芹亭诗钞”为题发表旧体诗词。创刊号便打出鲁迅的旗帜，连杂文专栏的名字都借用了鲁迅生前拟出的杂文总集分类名称——“人海杂言”、“荆天丛草”。创刊号上有端木的诗《哀迅师》：
　　彤云霭霭八表昏，道阻且长夜混沌。
　　阿Q 唾弃随鞋抟，小栓咳嗽任血喷。
　　凿齿愿着贼一口，铸字曾入木三分。
　　志气由来多妩媚，四十年代倍伤神。
　　诗意浓郁，题旨亦深，可见他对导师的理解。翻看这份旧杂志，我想这当中也会揉进了萧红的心力。因为萧红也能画。创刊号上有许广平的手迹、与海婴的合影，还有荒烟创作的鲁迅木刻像，为萧红《生死场》所作的木刻插图，萧红为后者题了说明，并以手迹制版。端木和萧红对鲁迅先生的感情于此俱现。
　　端木为刊物画了很多题头画。他据作品的内容，或作辽阔的云天，或画香江的夜景，颇具装饰味，都不曾署名。如果不是本人提示，恐怕无人知道。
　　最有趣的是萧红的中篇小说《小城三月》在第二期上发表，端木不仅画了题头，还配了插图。这一次才署了笔名：金泳霓。标题字和签名则是萧红用毛笔写的。这是我求教端木先生以后才解开的谜。端木同样熟悉东北农村和小镇的生活，也理解萧红的构思，所以他配插图能够传达出作品的意境和风格。
　　题图画了一辆马车正在郊原的寒风中奔驰；插图画的是女主人公翠姨，“惟有她一个人站在短篱前面，向着远远的哈尔滨的市景凝望着。”亦文亦画，表现出他们在创作上的热情和编辑才能，正是端木与萧红旅居香港时期的一个生活侧面。我爱萧红的《小城三月》，我也爱端木为它配的画。抗战胜利后，香港海洋书屋出版了《小城三月》的单行本，书籍封面用了端木作的翠姨插图，依然没有写端木蕻良的名字。

　　石挥的书

　　余得黄宗江的散文集《卖艺人家》已四十余年，深爱之。其实在它问世以前，还有一本剧人的散文集《天涯海角篇》，石挥著，亦艺人流浪江湖之作。石挥的表演艺术，在中国话剧史上自有其不朽的地位，在舞台下他又握有一枝充满活力的笔。他的写作才华不容忽视。黄与石本为同道，也是密友，都能治剧本，写散文，并翻译作品，然而黄氏出身高等学府，石氏仅读过初中，全凭自学。
　　《天涯海角篇》，1946 年2 月上海春秋杂志社出版。全书共分四个部分，前两部分是散文《天涯海角篇》、《舞台语》；后两部分是译文《一个演员的手册》和《演技教练》。他的英文得益于佐临导演的指点，黄先生不仅提供他原版书，还代为介绍英语教师。石挥硬是从基本句法学起，终于可以译书。平时他爱慕知识，勤于笔耕，这本《天涯海角篇》便为柯灵先生所看重，编入“春秋文库”。石挥的成就一方面靠了个人的天赋和努力，一方面也是机遇良好，有幸得与两位贤者共事。
　　有人说石挥来自旧社会，身上染有江湖气，读他的散文却绝无轻浮之感。
　　这是一本流浪者严肃的自白，亲历心感，坦诚真率，非游戏之作。他的散文绝大部分写于沦陷了的上海，是在苦闷中完成的。他在本书“篇序”中说：“没有死过的人是不会知道死的快乐在哪儿，同时也只有活着的人才明白活着是多么痛苦！”1944 年，他有苏州、无锡之旅，写有散文游记。表面悠闲，实为逃避汪伪政权庆祝收回租界的演出。他是一个十分看重名节的人。少年失学后，他在北宁铁路的京沈段列车上当过服务员，在朝鲜牙科医生家当过小学徒，还在东华门真光电影院（现为中国儿童剧场）小卖部守过摊儿。他经受过贫穷和饥饿的折磨，这也使他较早地直面人生，得以观察常人不易接触的社会角落，所以他的散文充满了人间味，极富生活气息。行文多以口语出之，让人想到老舍先生。
　　他写北京小贩的吆喝声，人们可以领略北平四季的魅力。请看：“爱窝窝好馅儿呀！”叫开了春，“冰激凌雪花落，又甜又凉又好喝！”“西瓜啦大块儿咧！”这是暑天天棚底下午睡后的一般食物。什么时候听见吆喝“甜葡萄呕喂，大溜溜枣儿喂——”这是秋声的前奏，人们都该准备着收拾起夏天的衣服，再整理秋冬该用的衣物了。等到“芝麻节儿松枝儿来”，“卖蒲帘子儿来”，这已是花糕吃罢旧岁去，鸡鸣破晓又一年了。——《忆往昔其一》
　　再看他在车厢中目击的人生景象，你不由得又为他的用笔而战栗不止：你看见过火车上夹带烟土过重，在半路上车轴烧起来，曾烧死数百乘客的惨事吗？你看见过车员分赃不均，在火车上扭打起来，以致摔死在河里的惨事吗？火车上的警察与土匪勾结起来劫火车，车站职员扣留乘客行李，乘客冤无可白，撞死车站。警察没事练习打人玩，抓着几个衣衫褴褛的穷人，上海所谓之瘪三，一打打上几个钟头，只听得一片哀号求命声，渐渐地低下去以至失了知觉，死了完了，往野地一掷，自然有野狗来吃。什么是法律？女乘客被强奸，在火车上是一件最最平常的事！——《忆往昔其二》赤裸裸的严酷现实使他变得成熟了，生活成为他在舞台上创造不同性格人物的依据，也成为他创作散文的源泉。他的散文得力于他在底层社会流浪的经历。我以为石挥的散文并不比一般职业作家的散文差，人们不应该忘记他这本书。为此我曾求教于前辈柯灵先生，他在给我的回信中说：“石挥其人其艺，都值得一写。殉于反右一役，尤堪扼腕。斗争会炮火之烈，记忆力衰退如我，至今历历如在目前。”呜乎，生活造就的一个天才竟毁灭于人为的斗争之中。世间众生不过都是人生的过客，相敬相助且不及，相煎何酷毒！
　　斯人蹈海之际，难道真的会念及自己曾经说过的：死是快乐的吗？
　　1992年9月

　　孙楷第的藏书

　　古典文学研究家孙楷第先生，河北沧州人，晚年的学术论著即定名《沧州集》、《沧州后集》，两书均由中华书局出版。早年著作则有《元曲家考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等。“文革”中他的藏书损失惨重，全部古籍当废纸卖掉，我在琉璃厂的中国书店便见有散落在地的他的藏书，甚至还有笔记和手稿，看了不免令人心寒。如果不是面临巨大的打击，出于强烈的愤慨，文人是不轻易与自己的藏书绝缘的。
　　当时我在那里也捡得他的两本藏书，所费不多。一本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的刻本《沧州明诗选》，编者王国均。王为沧州人，热衷乡邦文献，费去二十余年的时间才有此收获。从成化年间到崇祯时代的明朝沧州人的诗作尽收其中。此书原为历史学家向达教授购得，封面上还有向达先生的墨迹：
　　“1962年11月至国子监阅肆得此册以赠沧县孙子书先生11月17日湘西向觉明谨记”。向达字觉明，是研究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的专家，著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十年代初，他与孙楷第曾在北京图书馆有同事之雅。
　　国子监地处雍和宫附近，六十年代初，中国书店在这里设有内部门市部，读者持有“购书证”方能入内。从向达教授的题字上，可见文人之间传递友情的方式，不禁令人向往。
　　另一本孙先生的旧藏是宋周密著、武英殿聚珍版《浩然斋雅谈》三卷。
　　上卷为文史考证，中卷为诗话，下卷为词话。书上盖有“沧州孙氏所藏书”印，并朱墨眉批、题跋和诗。书的封面上题道：“曼华先生暇览孙楷第赠29 年8 月5 日”。民国29 年是1940 年，即日本统治北京时期。扉页上又有孙氏的题记，足以反映他当时的心境：“弁阳老人此书甚佳，当呈南州高士读之。余所蓄老人书有《武林旧事》、《齐东野语》及此书，余如《癸亥杂识》等皆无之。承平时有购书之癖，力虽不能多致，然岁有所增，所费多或千金，少亦数百金。沧桑以来，人事艰难，乃绝无此兴，既不收书亦无共读书之人，思之黯然。”看来孙氏的大批藏书，多数来自抗战以前。
　　书上眉批皆工整的小楷，内有称许者，或作补正，有的又嫌书内议论甚迂而非之。还有离开了书而浮想旧事的抒情文字，如在卷下周邦彦条，引录周词以后写道：“此词南州高士在什刹海茶棚曾为余诵之，余听三遍始能成诵，高士因戏余所谓孺子可教也。”“曼华”何人不详，更不知何以又留在孙氏散落的藏书中。卷末有题诗，如后：“疏雨秋灯夜，空房独守人。如何长不寐，只是损精神。
　　29 年8 月4 日雨夜书”
　　听文学研究所的朋友说，孙先生临终前已语不成声，还用手指头在家人的手掌上写了一个“书”字！这是一个文人留给世人的最后遗言。是说一生受书之累，还是想念失散了的藏书？

　　作家写广告

　　今不如昔论总是不可取的。平时我常提醒自己：莫学“九斤老太”。可是遇到具体问题就另作他论了。比如谈及三十年代的书刊装帧，也许由于鲁迅先生的提倡，总体风格可以说是朴素典雅的，开本亦变化多端，所以有不少书友说，有些书刊一看封面便可断定是三十年代的。言外之意是当时的好。
　　那么，今天的装帧设计风格是否已变为以大红大绿的娇艳和烫金烫银的豪华为主了呢？若是，我肯定会沦为“今不如昔”论者。
　　更有不满意的是当今的文艺书刊广告，印象中几无可以吸引人者，更不要说吟味欣赏了。多年来官商的遗毒未尽，有些书刊广告写得不仅乏味，板着面孔像是在发布命令和通告。爱买不买，没有商量。现在的书刊广告，实为责任编辑写给新华书店的“征订说明”，而且限定几十个字，形成僵死的格式，再有文采的执笔者也创造不出奇迹来。当年参加办出版社的人本身便是知名作家，鲁迅、叶圣陶、巴金诸前辈写的书刊广告，即使不署名亦被人们欣赏玩味，不是都可以作为文学创作的一部分收入他们的全集吗？试问，如今有哪位作家还为自己或他人的著作写广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某种事物采取今不如昔的论调，怕不会是节外生枝的“九斤老太”吧。
　　谓予不信，我随手抄录下偶翻旧文艺期刊见到的有关老舍作品的两则广告。一则载于1934 年的《太白》杂志上，书名《小坡的生日》。那是一个中篇小说，作为生活书店“创作文库”之一出版。原文如后：“这个中篇决定了作者的风格，简美而富有诗意。在描写上，假幻拟的境界托出南洋的多种颜色，是梦与真实的交界，是艺术与童心的合奏。是中国的《爱丽思幻游奇境记》，给儿童或成人读，结果都是欣悦。据作者自己说：“这不是伟大的，而是我最满意的作品。’”
　　作者无可考。全文不足120 字，堪称精粹。内容概括得准确，用语得当，有推荐夸饰之辞却不嫌肉麻。我想即使由作者自撰亦无过分之感。另一则广告介绍老舍的五幕话剧《归去来兮》，重庆作家书屋发行。原文见于1943年4 月出版的《文坛》月刊。这则广告分行排列，简直是一首新诗。
　　它嘲笑发国难财的商人绅士，它警告无目的地生活的女性，它急呼都市忘记了抗战，它控诉商场污秽了艺术。
　　本剧对重庆生活有锐利的批判，本剧的人物是如此生动而深刻，本剧的气氛是幽默而又沉重，结尾更将你带到诗意的远境。
　　现在将这部心血凝成的艺术品，献给爱好老舍先生作品的读者。
　　这样的广告，难道不能作为作家的自白来看待吗？当然，我们仍像不能断定《小坡的生日》广告是作者执笔一样，也不能就此认定后者即出于老舍先生的自撰。但，至少出自一位熟悉老舍作品的高手是无疑的，竟或把它看作是作者为自己作品写的广告又有何妨？
　　老舍先生不是没有写过书刊广告。1934 年12 月《论语》半月刊便有他写的一则广告：
　　《牛天赐传》是本小说，正在《论语》登载。《老舍幽默诗文集》不是本小说，什么也不是。
　　《离婚》是本小说，不提倡离婚。
　　《小坡的生日》是本童话，又不大像童话。
　　《二马》又是本小说，但没有马。
　　《赵子曰》也是本小说。
　　《老张的哲学》是本小说，不是哲学。
　　我一向热爱鲁迅先生写的书刊广告，亦曾为叶圣陶、巴金两位敬爱的前辈搜集过他们写的广告，并鼓动他们重新公开发表。值得高兴的是，我把这些广告发表在人民日报出版社的“书讯”小报上，果然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正式报刊纷纷转载，如同发表新作。我还发现胡风先生为《希望》和《七月》等书刊写了不少广告，有的极富哲理，有的就是诗，或是精辟的短论。独立开来，一篇篇都是可爱的书话。可惜这些不曾署名的广告文字历来不曾收入文集。惋惜之余，我又发现《新月》和《现代》杂志上也有不少内容精粹文笔优美的广告，大体出自徐志摩、梁实秋、施蛰存先生之手吧！我切盼我们今天的出版工作者，能够学习前辈风范，把书刊广告写成书话。真想从鲁迅先生始，为新文学作家们开创的书刊广告文学编成一本小册子，再加上所介绍的书影，岂不也是一本亦文亦图的书话选集。

　　江绍原的《乔答摩底死》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一书，实为周作人与江绍原的往来书信集。因想旧藏江氏的某书中，有写在书上的一封致知堂的短简。找出1920 年7 月江绍原自费印行的著作《乔答摩底死》，果然在封二有1929 年3 月28 日作者致知堂书，经查《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书中未收此函。
　　江绍原（1898—1983），“五四”时期的作家，新潮社的主要成员，与鲁迅、知堂兄弟均为旧友，并一起创办了《语丝》周刊。1927 年江绍原到广东中山大学任教，就是鲁迅推荐的。“四·一五”政变后，鲁迅愤而辞职，江绍原也离开广州到了杭州。这本《乔答摩底死》，即他住在杭州时送给知堂的。人们都知道江绍原是位民俗学家，最著名的是上海开明书店为他印行的《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本来他是研究宗教哲学的，《乔答摩底死》乃是他赴美专攻比较宗教学、哲学以前完成的作品。当时由上海中华书局代印，自任发行者，代售者是北京大学出版部和杭州浙江第一师范书报贩卖部。不过寒斋所存的版本，在代售处的字样上，作者用毛笔打了个×。他给知堂的信也用的是毛笔，后边还用了一方名印。原信如后：
　　启明师：
　　这本旧著，因印就而未出售，尚存有数百册。现在想添上一段文字略说明：“出让”此研究题目之理由，“不顾血本”，赠送四方通信的朋友。作序的人的姓名拟涂去，免得迹近招摇。
　　这种办法，先生以为如何？
　　前寄汇票（面额一百四十元），请用印后交给来人赵妈，等她自己去取。胜家博士著的书，恐她污损，未教她带。新茶两罐，请哂纳。顺颂
　　老师
　　师母安好。
　　绍原、玉珂
　　十八年三月廿八日于杭州
　　新茶尚未上市，所献者系隔年的。廿八夜查《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江绍原于1929 年3 月18 日有信给知堂，此简正可接前信。信中提到的“胜家博士著的书”，是指英国查礼斯·胜家博士著的《宗教与科学》一书。信中提到的赵妈是江家的女佣。这次她北返探亲，怕随身携带路费不安全，特汇款到知堂处，待赵妈到北平后再去取用。
　　本年4 月6 日，周作人致信江绍原：“2 日晚赵妈到八道湾，收到书及茶叶两瓶，谢谢。”赵妈带来了书上有信的《乔答摩底死》及茶叶，取走了现款。
　　周作人怕赵妈到邮局有麻烦，事先已领回了。
　　至于《乔答摩底死》的内容，江绍原在书中的原题为《里的“法”“佛”和“涅槃”》副题是“（著作中）各种叙说释迦乔答摩末日情形的佛经的研究之一章，或名各种释迦牟尼佛涅槃记的研究之一章。”作者认为释迦（族姓）乔答摩（名）是佛教徒的幻想构成的释迦牟尼佛的自然身或曰本身。他说：“佛教徒只见释迦牟尼佛，却牺牲了释加乔答摩。我们只见有历史上的释迦乔答摩的一度生存，不见有佛教的释迦牟尼佛的‘应化’。”他认为当初地球上活着的只有释迦乔答摩，后来才有活在人们心灵中的释迦牟尼佛。由活的人变成佛的化身，并非忽然间一次完成的，而是渐进的。这个变化、推移、递嬗的过程，也正是他一心要探索的。他还
　　以修筑铁路来比拟自己的研究工作：“我的野心是：我如不能单独筑成这条
　　从乔答摩人到释迦牟尼佛的人佛铁路全路，至少修他一段。”这个研究课题当然有意义，也很有趣，我不知道江氏最终是否完成了修建这条人佛铁路的工程。不过从他向知堂老师表示：“不顾血本”地出让研究专题，很可能他早就转移到对其他课题的研究了。
　　江绍原企图涂掉写序人的名字，其中有一篇是胡适的。胡适的这篇序言写于1920 年4 月。有意思的是，我翻遍近年出版的《胡适年谱》、《胡适研究资料》和《胡适著译系年目录与分类索引》等比较权威的专著都不见记载或收录，这使我感到有点意外，当然也更加珍惜我的这本旧藏了。有些从旧书坊搜得的丛残，访书者一时也未必能认识其版本价值。我的这本《乔答摩底死》就是。为了保存史料，并供人研究，今将胡适的序照录如后：我的朋友江绍原先生很爱研究佛家的书。他研究佛书的方法却和众人不同。现在许多爱读佛书的人，何尝是“研究”佛书？他们简直是“迷信”佛书！因为他们对于佛家的经论，从不敢用批评家的眼光来研究，只能用信徒的态度来信仰。一部《大藏》里也不知有多少经是“佛说”的。稍有常识的人都该知道一个人终身决不能“说”那么多的经。但是现在这些“吞”佛教的人，都一一认为真是“佛说”的。他们说佛是万知万能的，自然能说人不能说的，能做人不能做的！这种态度自然无法可以驳回。他们既愿意囫囵吞，我们吞不下去的人只好在旁边望着妒羡。
　　有一些很有学问的佛学者，虽然不致这样迷信，却也不肯做批评的研究。他们说佛法是“圆融”的；因为圆融，故不屑学那不能圆融的人去做那考据批评的争论。即如我的朋友梁漱溟先生在他的《唯识述义》里说：“唯识家教你说一件东西不当一件东西，说一句不算一句话。你如果说了不算，这话便可说得；说了便要算，这便万要不得。这是大乘佛家的唯一要义。”如此说来，他们对于自己的话，尚且存一个“说了不算”的态度，何况古人的话，又何必要劳动我们去替他们做那考据评判的麻烦工夫呢？
　　我们对于这种广大圆融的态度，也无法驳他，也只好站在旁边妒羡！
　　我的朋友江先生不幸没有这种囫囵吞的口福。他又不懂得那“大乘佛家的唯一要义”。他想用批评考据的工夫来研究佛法。
　　我从前看见他做的一篇《圆觉经的佛法》，用《圆觉经》里的证据，证明这部经不是“佛说”的，是佛灭度后第几世纪的人假托的，是大乘佛教发生以后的书。他用的方法很合史学家批评史料的方法。我看了非常喜欢，屡次催他发表。现在他又用这种分析的，批评的，考据的方法，做了这部书，证明《遗教经》在那许多说“涅槃”的经之中，要算是最早又最可靠的一部；证明这经的教训是原始佛教的一部分。《遗教经》的本身是很简单的，江先生做这部考证的书，比较的还容易做。但是我希望看这书的人要懂得江先生做书的用意。江先生的宗旨是要用《遗教经》来做佛学研究法的一个例。他希望有人能用这种分析，批评，考据的方法来研究佛家书籍。
　　现在有整理佛书的必要，这是关心学术的人都该承认的。印度人有两个大缺点：一是没有历史的观念，一是文字障太大。因为没有历史的观念（印度人至今没有本国史），故人人可以托古，可以造假书，可以把千百年后的书假托千百年前的人的书。因为文字障太大，故一句话要作千万句话说，故二百几十个字的《心经》能说完的话可演成六百卷的《大般若经》，故有时说了几千万句的话其实不曾说得什么！
　　我们现在生在这个时代，那能有这么多的精神来花费在那么多没有条理没有系统的佛书上？我们现在应该赶紧做一点整理佛书的工夫，从那些糟粕里面寻出一点精粹来，从那七乱八糟里面寻出一点条理头绪来，然后做成一部《佛家哲学史》或《印度哲学史》。但是要做到这个目的，非有分析，批评，考据的方法不可。故我对于江先生这样研究佛学的方法，不能不表示很诚恳的欢迎，不能不发生很乐观的希望。
　　中华民国九年，四月，胡适。
　　这篇胡适早年的佚文，湮没了七十余年。另一篇序的作者仲九，写于1920年6 月26—28，在绍兴。这位仲九的名字比较陌生。他在《星期评论》上发表过小说《自决的儿子》。原名沈铭训（188—1968），仲九是他的字，也是笔名。绍兴人。他在给江绍原的序中，提出科学的时代、人口时代才是理想的时代，因此“释迦乔答摩到底也是一个人，不能逃出这种公例。他的说法，也有不错的话语，也有错的话语；也有在当时是不错的，在现在是不适用的。”
　　沈仲九赞扬江绍原的研究方法保持了科学的态度，这本书问世以后，必有迷信的佛学家来反对，然而《乔答摩底死》，“可为中国佛家革命的第一声”。

　　陆镜若与《社会钟》

　　提起春柳社，人们都熟悉李叔同和欧阳予倩，其实无论是在东京时期还是上海时期，陆镜若（1885—1915）都是一位更加活跃的骨干分子，可惜正三十岁便病逝上海了。读过欧阳予倩的《自我演戏以来》的读者，当可从书前的画页里见到陆君的便装留影和剧照，正如欧阳先生所赞，确是一位“漂亮的少年”。欧阳先生在书中还描述了他俩在东京常磐馆后台的初见：“我看见他长身玉立，那温和诚恳的态度，和那锐敏而神秘的眼神，在人面前和人说话的时候，叫人不可思议的就会和他亲近”。莫怪陆在东京倾倒了不少日本少女，回到上海又风靡了那么多喜欢他的观众。一个演员的魅力是最宝贵的，陆君珍惜艺术，作风正派，从未陷入女性观众的包围。
　　陆镜若常州人，父亲陆尔奎是商务印书馆编辑《辞源》的主任。他参加春柳社的时候，正在东京帝国大学文科读书。欧阳予倩说：“我们里头只有他研究过戏剧文学。”还称他是当时话剧的唯一通才，能编能译能导能演，又有组织能力，春柳社并无首领，实际行政管理也都由他承担。当年他们演出的外国剧本，如法国萨都的《杜司克》等，即由陆根据日本翻译，改名为《热泪》。1911 年秋，他辞去上海都督府的秘书，组织了一个新剧同志会，欧阳予倩亦应邀从外省赶来参加，并与陆在三马路的大舞台合演了陆编剧的《家庭恩怨记》，以及陆翻译的《社会钟》。讲到陆的舞台艺术，欧阳先生说，“他那真挚动人的地方殊不可及。我自投身剧界以来，再没有遇见谁演小生有他那样雍容华贵，而肝胆照人的。论起他到底素养不同。他在台上可以说一点俗气没有，一点过份的地方没有，这是多么难得啊！”当然，现在我们只能从前人的回忆里来领略陆在舞台上的风采了，而他所创作和翻译的剧本更难见到。因为尽管春柳社的文化素质高，一开始就比较重视文学剧本，但限于历史条件，绝大多数剧目还是仅有幕表而无脚本，虽然那幕表比一般的都要详细。根据资料，陆镜若除执笔上述两剧外，还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复活》剧本，易卜生的《赫达·格卜拉》，以及莫里哀的两个喜剧，原本早已失落了。
　　天才早逝，六十五年前欧阳予倩曾经以如此深沉的语言来怀念这位战友：
　　“他死了，同志会完了。也可以说：同志会完了，他死了！我生命的朋友只有他！我生平演戏的对手也只有他！”（以上引文均见《自我演戏以来》）
　　寒斋有幸藏了一本陆镜若的《社会钟》，是民国元年（1912）7 月28 日由上海文明书局印刷，新剧同志会编辑发行的“新剧本之第三”。全书一百零四页，没有译者说明，仅有天笑生的一篇序。至于新剧本之一、之二为何，一共又出版了几种仍待查。《社会钟》原名《云之响》，是日本新派戏作家佐藤红绿的作品。在这之前，陆还翻译了佐藤红绿的另一剧本《潮》，改名《猛回头》。两剧分别利用他两次放暑假回国的时间，于1910 年和次年在上海与黄喃喃、王钟声等合作搬上了舞台。《社会钟》写一农民仅因偷了人家一瓶牛奶而终身被诬为贼，害得一家人最后惨死。剧本的故事情节受了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的影响；农民的儿子石大被逼到绝路，烧了庙里的钟楼，杀了弟弟石二、妹妹秋兰后自杀，又明显地带有日本民族的色彩，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可是观众仍然接受了它。欧阳予倩说：“这个戏在当时表现着一种萌芽的社会革命思想，在辛亥革命以后的时期，这个戏也还是能引起一些观者的共鸣。”（见欧阳予倩《回忆春柳》）欧阳予倩在《社会钟》里扮演一位贵族小姐左巧官，因辞退、逼走了秋兰，而被观众看作一个坏女人。
　　中国戏剧出版社于1989 年出版了《中国早期话剧选》，书中收有陆镜若的《家庭恩怨记》和《社会钟》。可惜前者并非原本，只是当年演出过此剧的演员忆述本；后者根据的是1913 年《歌场新月》杂志第一、二期刊载的一个并不完备的残本。剧本共七幕，这里仅刊五幕。第五幕兄妹在松林相见，彼此都还活着，悲剧并未发生却误作终场了，而编者对此竟不曾怀疑，亦未加考证。按原本七幕各有标题，今本五幕中仅有一幕有标题，形式上极不统一，也不合规范。作为一本早期话剧的选集，编辑意图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工作起来难度会很大，整理者的劳动理应令人尊重。但是把一个有头无尾，残缺较多的本子当作完整的剧本介绍，不免是个较大的疏漏。由此可见整理新文学史料并非举手可得的事，若有人据此而研究剧本，并写出理论文字，简直不可思议，更何谈科学性和权威性了。
　　我没有根据自藏本进行过校勘，却愿抄录原书七幕的标题于后，以见其真正的规模。原题是：左元襄家客堂、石大郎家之破茅屋、左家花园、长安寺内之藤棚、松林、观音山之瀑布、长安寺之钟楼。
　　从事新文学研究要不要寻觅原刊初版本，或有无必要做一点版本的汇校工作，回答怕是肯定的，此又一例证也。

　　李涵秋

　　当代治近代通俗文学史而成绩卓著者，沪上魏绍昌先生也。近日承他送我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近著两种——《我看鸳鸯蝴蝶派》、《晚清四大小说家》（李伯元、吴趼人、刘鹗、曾朴）。他的书不从概念出发，没有空话，重史料（包括图片资料），文字亦轻松活泼，我很爱读。比如他讲“四大说部”（《玉梨魂》、《广陵潮》、《江湖奇侠传》、《啼笑因缘》）“五虎将”（徐枕亚、李涵秋、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头头是道，又摆“十八罗汉”（王西神、毕倚虹、程小青、郑逸梅、秦瘦鸥等）的龙门阵，也引人入胜。我不必正襟危坐便等于读完一部近代小说史，认识了鸳蝴派诸家的是是非非。
　　对于写《广陵潮》的李涵秋（1874—1923），我并无偏爱，也没有资格来偏爱，因为读过的近代说部实在太少，无法作比较。只是想起前几年夏衍同志也同我讲到过李涵秋，可见这位作家给人们的印象很深。夏公说：“二十年代，我们这些人（包括茅盾），都是看不起《礼拜六》派的，记得左联提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时，茅公还主张不吸收鸳鸯蝴蝶派。可见一斑。其实这一派应该正名为通俗小说派。他们的作品也反映了清末民初的世态。譬如李涵秋的《广陵潮》，写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动态、风俗人情，还是很有价值的。”（见1989 年12 月6 日致笔者函）夏公的话公允可信，但何独只举《广陵潮》而不及其他，我未曾请教。
　　手边正好有一本李涵秋逝世当年11月出版的纪念册《李涵秋》（贡少芹编著，上海天忏室出版部出版）和半本《沁香阁诗集》（上海震亚图书局1927年10 月印行）。这半本是指本书的下册，当时我从旧书摊上捡来时就是残本。
　　幸好其中附有一组“涵秋荣哀录”，亦是纪念作家的有关文献，可补《李涵秋》一书的不足。诗集收了李涵秋自17 岁至26 岁时写的诗。此后，他结束了湖北教家馆的游幕生活，回到故乡扬州即不再写诗。抛开他的少作不谈，最见精神和文采的还是他在湖北时期的诗作，大体已收在他诗集的下册里。
　　其中有《灯下著（广陵潮）说都有作》，可见他执笔时的环境和心情：“冰落银床枕席空，笔花茶火夜深红。虚庭帘织来蛸雨，古屋灯翻蝙蝠风。论事须超功罪外，对人常在醉梦中。世情参透从何说，画鬼应怜画太工。”凡是认真写书的，多恶官场生活，李涵秋也不例外。请看他在《席中赠报界诸君子想有同感》中写道：“吾舌吾所有，宁能媚公卿。岂为遭世忌，兼欲负狂名。”又出愤语：“文人无行成常例，不媚公卿枉读书。”所以朋辈中有涵秋善骂之说。对此他不欲多言，作诗加以表白“我已决意不复骂矣”，“于我夫何有，心慕归巢禽。有舌可嚼肉，有手可操琴。何必纸与笔，与世徒商参。”他不想妥协，只好回故乡，并作《自嘲》明志：“不涵春意只涵秋，当日题名已足愁。文字媚人同妾妇，酒旗误我不公侯。侧身天地一红眼，几度星霜催白头。但说莼鲈风味好，江南曾未有归舟。”有人劝他不必如此沉痛消极，甚至可以把名字中的秋字改掉，他作《涵秋字说》为答：“秋士能悲，悲固有能有不能乎。若悲则予之所能也，然而幽郁之气激者伤矣，因名涵秋以自警，他日所造其即在白鸥红蓼之乡乎，爱余曰，或曰汉秋，或曰延秋。质之秋风，秋风不言。”他并不想改名，然而排遣不去的仍是心中的一片秋意。
　　在扬州他靠卖文为生，说部多有，似乎都没有超出《广陵潮》的高度。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一方面逃避了世间纷争，一方面也就脱离了生活，创作的源泉便随之枯竭了。起初，他还能出入于扬州的酒肆茶楼，从“贩夫走卒，黄童白叟”的街谈巷议中寻取营养，描摹世态。后来闭门书斋，连茶馆酒楼也已绝步，若想完成惊世之作就难了。据《李涵秋》一书的作者提供，他晚年写作，只靠“里中贫无聊赖之好事者代为探访。凡有报告，以事实新奇与否定价格之多寡，计酬资约分三等：甲三角，乙二角，丙一角。有特别者则予最优之奖金五角。”呜乎，以此召引新奇故事，作为小说创作的素材，难说无聊之徒不会为奖金而胡编乱侃，李涵秋即使有生花之笔，还能再生龙活虎般地写出《广陵潮》那样的作品吗！

　　读遐翁词

　　番禺叶恭绰先生殁于1968 年，享年88 岁，其时正是“四人帮”肆虐的时代，诗人无声无息地悄然而去。
　　叶氏早年从政，在北洋政府做过官，30 年代初便脱离政界，专门从事文化活动。他热爱收藏古董和书画，多有鉴定和考证，著有《遐庵谈艺录》、《矩园序跋》两辑。更为后人称道的是，他为近代文人刻印了不少诗文集，留下很多珍贵的史料，为研究近代文学者所感谢。我藏有他的自著《遐翁词赘稿》一册，跋中说：“……今既垂耄，百无所就，词亦可知。亲故哀其荒落，为理旧稿，略依年代编次印出，备贻知好求教，此亦适形其陋劣，安所企于作者之林，更无当于今之文艺。其事已赘，故名曰赘稿云尔。”显然，这是作者晚年自费印的书，止于50 年代初所作，是他一生词作的结集。书前收有名儒夏敬观、冒广生40 年代初为他刊印《遐庵词甲稿》作的序两篇，道出叶氏的创作以词最见才气。叶氏又有《全清词》之编，他确乎是位词的爱好者。余从旧书肆所得的藏本，上面钤有“双虹阁”朱印一方，并有多处墨笔眉批，从手迹来看可能出自作者，因为眉批多注本事，那口气局外人是无法代替的。
　　从这些眉批中，大体可知词集的内容，如与友朋的交往及游历等，可考作者生平。有的还说明某词曾为某公所赞许，涉及的人物皆近代诗坛大家，如文道希，易实父、杨昀谷、朱疆村、冒鹤亭等。有的词则标出写作时间，如《兰陵王·题张红薇女士百花卷》眉批上说：“从政后有十年余未填词。
　　此为民国十五年南下后第一首，风格似一变。”有的补题某词作于庚子或辛亥，包含着重大政治事变的背景，是研究作家思想的依据。一阙《石州慢》，写中秋夜游虎丘，但不明何事有感，眉批曰：“时日本建满州国”，读者释然了。类此眉批，多处可见，如点明《梦芙蓉》是指斥西太后的；《西河》写淞沪之战；《减兰》为忆中山先生之作；《六丑》等写“日本将攻香港”。
　　《浪淘沙·广州中秋小极楼居不能见月》，更为隐晦，眉批曰：“此为日本监押赴沪事”；《望江南》批曰：“自港归时避不与陈等见面”，这在叶氏的传记中都是壮奉，表现出他在珍珠港事变后，不屈服于日寇，决不与汉奸陈公博之流接触。《清平乐》词中，有“愧逊淮南鸡犬”句，不看作者写的眉批，很可能会漏掉当年国民党上层的一大丑闻。眉批全文为：“自香港拟赴渝，飞机票已购妥，临时飞机被孔宋占去，并犬亦携走。又有财阀多人包飞机去渝，如徐新六等皆坠海死。”所有这些词作和眉批，足以勾画出一幅爱国词人的画像。人们可以理解，何以建国之初，老人便从海外来归，定居北京。至于他在新中国的吟唱，更见作者的一片赤诚，如《鹧鸪天·湛江开港喜赋》，他眉批道：“谓东西中南沙各岛亟应控制为门户”。
　　诗词的吟唱自来是表达作者感情的。我们讲了叶氏的大节，即他为公的一面，还有涉及他私生活个人感情方面的抒发，这也是古往今来诗人和词家难舍的题目。遐翁词稿中的这部分，写来委婉曲折，最能体现他细腻的感情和诗人的气质。对此，作者也有眉批，简略而含蓄，不想多置一词，仅标出“悼亡之作”而已。加不加这样的眉批是大不一样的，如一阙《浣溪沙》，题后原有小题“纪某女子事”，看似神秘，作者加眉批：“阮玲玉事”，我们才恍然，知道实与个人的私生活全无关系。他眉批的“悼亡之作”多有，前后数十年间，足证他对那位故人一往情深，老来也不避缠绵。如：“廿五年来梦欲沉，麝尘莲寸几关心，柳丝藤蔓又而今。净土泥翻培弱絮，愁波海转惜冤禽，白头禁得短长吟。”（《浣溪沙·秋感》）
　　“病怯新寒八月天，秋花犹馥小窗前，已无哀怨但缠绵。结习渐空休问影，梦游已倦不思眠，徘徊三十又三年。”（《浣溪沙·有忆》）
　　“卅年来长别，就中多少回肠，魂沉梦杳止何乡，误作鹊桥相望。历尽金凤玉露，依然银汉红墙，黄泉碧落两茫茫，空剩枯槎无恙。”（《西江月·七夕拟往幻住园，乃以事阻，感而有作》）
　　思念故人的感情几无日可断，读后如见枯坐冷屋的一位动情的老人。所谓幻住园，在北京西山秘魔崖下，是叶氏营造的生圹，占地十余亩。那里除了埋葬作者依恋的故人外，主人还想请当代名画家文人如齐白石等百年后与他在此园为伴。后来戏曲家罗瘿公、画家姚茫父逝世后，果然长眠于此。这也是叶氏风雅豪壮的一项义举。
　　叶氏长年思念的墓中人究竟是谁呢？这仍然是个谜。近读已故香港作家高伯雨的随笔，知道埋骨幻住园的女子名净持，生前为叶氏姬人，故于1916年9 月，次年3 月葬于西山幻住园。我佩服高先生的治学精神，他解开过近代轶闻中不少大小疑案。“文革”前我去过秘魔崖，见过罗瘿公、姚茫父的墓，净持女士的墓则印象全无，因为那时我对她与遐翁的故事一无所知。现在那里的旧迹怕已无寻，因为有的人好像存心让人们不记旧事，只余白茫茫一片最好。

　　《天津游览志》

　　手边有本《天津游览志》，似乎可以作为散文读物来翻翻。编纂者为研究北京风土的专家张次溪。此书作为“燕归来簃丛书第一种”，1936 年1 月由北平中华印书局印制发行。
　　张次溪久居燕城，青年时期在天津的河北省政府当过书记之类的职务，居留津沽数载，因此他对这个城市并不陌生。书中自然也少不了表格，包括里弄街巷名称，学校、机关、商店一览等，甚至连1935 年铁路行车时刻表及铁路票价、邮资价格等均有记载，这对研究现代经济史的人或许有用。对笔者来说最感兴趣的还是编纂者的文史修养，以及他以随笔的形式所描绘的津门风俗、见闻。余生亦晚，作者所描述的天津各种景观，我非常熟悉又很陌生，既感到亲切，也有获得新知的喜悦。那时我还是个幼童，对于这座城市可以说是茫然无知。
　　作者有搜集史料的癖好，在“丛录”中，收有作者从天桥冷摊上得来的稿本《津门小志》一册。这当然不是什么名著，也不知作者的姓名，写的是晚清生活却无疑。如说侯家后本弹丸之地，而酒家茗肆、歌榭妓院大都聚于此处。仅此一隅，一日一夜间可费至千金。全市饭庄约五百家，最著名者亦为侯家后的红杏山庄、义和成两家。“丛录”又收有水西庄查氏父子兄妹歌咏水西庄的诗作，并其他历史人物歌咏天津的诗文。如收有清乾隆年间《都门竹枝词》作者杨米人的《津门绝句》若干首，其中两首写道：“鱼盐泽国绕汀洲，丁字沽前碧水流。记得船山曾有句，二分明月小扬州。海图波涛接杳冥，趁风番舶正扬舲.东沽水合西沽水，杨柳青边杨柳青。”至于天津的方言差异，作者也不曾忽略，一一例举，言之有据。
　　作者还为三十年代中期津门的旧书业留下一篇访查记录，我以为这是珍贵的文化史料，如有了解三十年代沽上书市风景者大可一读。这里无妨摘录一段：“在天津市旧书摊总计起来有两个集中点，一是河北大经路一带，二是围城的四周。如河北的鸟市，河东地道外，以及谦德庄、三不管等处多少也有些。大经路一带由宇纬路往金钢桥，路过三四个书摊，这里最有名的是赵怡山、毓英山房，都是一间门面。书在屋内陈列，所陈列的除一部分洋装书外，还有线装书、中小学教科书、旧小说、旧杂志，各种杂书。这些地方每日很少有人光顾交易，只有星期六、星期日两天顾主比较多些。因为生意冷落，所以另外经营一种出租小说的事业，借此拉拢买卖。按余六年前，所得到的南通范伯子先生文稿两本，就是在赵怡山书铺内。这是我一生难忘的一个极大纪念。围城的四周，因为四周都有书摊铺，只好一一的分述。㈠东马路，在太平旅馆旁有一家旧书摊，他们卖书之外，还专买卖旧的字画碑帖，价钱很大，顾主多半是研究国学或有古董癖者，可是每日交易很少。㈡南马路的大陆商行，也有些书店的性质，因为他们贩卖旧书，其中以中外教科书为最多……㈢西马路就多半是地摊了，这里有小学的旧教科书、儿童故事、杂用本，以及小人书等等，顾主是许多小学生们，买卖多半以铜元计算。㈣北马路既有地摊，也有门面，多在北门旁边，以旧小说为主，兼卖别种旧书，顾主以学界比较多些”。
　　作者谈到鸟市的书摊，以唱本戏词之类的书为多，如评戏唱本、大鼓唱词和剑侠武杰、才子佳人的小说等，专门供应平民化的读物。旧书摊上则有破旧的课本、古老的经文、礼拜六派的小说杂志等。此外，更有十几家小人书摊，每看一套一个大子或两个大子。新书店以商务、中华为首，包括世界、直隶、有正书局等共24 家；旧书店有东门内的宝林堂、培远书庄、东马路的希古斋、鼓楼东的文运堂等四家，合共三十家。可惜作者未能写到天祥商场二楼的旧书摊。中外文报纸则有四十余家，其中光是晚报就有益世、华北、白话、新天津晚报等四家。从中约略可见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城市的畸形繁华和文化事业的商业色彩。
　　书中附录近四十张天津风光摄影，其中海河沿的船夫、北门里的鼓楼、南运河边上的明江池三层大楼……这更引起了笔者儿时的回忆。

　　天祥二楼

　　天津没有像北京琉璃厂那样古老的旧书集散地，似乎自清代以来刻版印书的风气也不盛行。“五四”以后北京出现了像东安市场那样的商场书肆，我不敢说天祥商场是否受了北京的影响，从初建的那一天起，便把二楼设计为书摊的集中地，至少在三十年代，这里已形成了购书中心。当代藏书家黄裳，抗战前还是一名南开中学学生的时候，便从这里起步搜罗版本了。诗人辛笛告诉我，当年他在天津也常去那里淘旧书。
　　相邻的劝业商场也有两家卖书的，却远远比不上天祥二楼的规模。这里不仅绕二楼一周尽是书摊，连三楼也有两家，其中一家还是专门经营西书的。
　　不过就我的记忆所及，这里始终显得很冷落，读者寥寥无几。我上中学时，有时下午逃学，常往这里跑。我把此地当作开架的图书馆，是我获取知识和搜集绝版书的最好去处。
　　我不认为这里的书摊主人有多么高明，但是若想从这儿购买进步书刊乃是举手可得的事。不论是哲学、经济学的社会主义理论著作，还是其他国民党查禁的书刊，只要你细心寻找，总会有所发现。我在这里见过蒋光慈、胡也频的小说和诗集，也见过郁达夫的全集和田汉的戏曲全集。抗战胜利后，李公朴、闻一多二烈士被害后的纪念集，也赫然摆在书丛中。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的《四世同堂》、《志摩日记》、《围城》等，我都得自这里。包括耿济之译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四本一套的《卡拉玛助夫兄弟们》，外加那个漂亮的纸盒封套，当时都带给我不少喜悦。当然也有羡慕已久却无力购回的书，比如四厚本黄色封面的《静静的顿河》，用精致的纸匣装置的《鲁迅三十年集》即是。我也奇怪，按说天祥商场二楼的这种文化氛围，与建立这个商场的宗旨怕是格格不入的，可是当事者竟长期容纳了它。是时代潮流的进步不可阻挡，有心提高商场的文化品位呢，还是整个商业的不景气使它的主人也无可奈何？
　　当然，旧时天祥商场的书肆也并非那么纯洁。我高中的一位同班同学，从那里偷偷地买来了伪造的张竞生博士的《性史》。从三楼卖电影明星和风景图片的摊子上买来了成套的春宫照片。如果你站在他们的摊前不想离去，摊主会轻声地主动问你：“要看《性史》吗？”
　　我至今保存完好的抗战胜利后、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文集单行本，以及几本历史剧，也都得自这些书摊。当时我们高二级的国文老师黄振镛先生，在给我们讲屈原的《离骚》以前，先拿出一节课的时间来讲郭老的话剧《屈原》。这在当时也是别开生面的一课。他带到课堂上来供我们参考的那本《屈原》，也正是我已购存的同一版本，当时我那种得意的心情至今犹能回味。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在北京西单商场旧书摊购得三册战前施蛰存和康嗣群编的文艺刊物《文饭小品》，实得其半，不久回津探亲，又在天祥商场得到了所缺的另外三册，正好凑成一套。我可不信神佛，但冥冥之中似乎又有哪位书神于暗中给以助力，想想也有趣。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袁水拍、陈笑雨同志率队到天津参观自由市场，在皇宫饭店住了一夜，我忙中偷闲地还是去了一趟天祥商场的旧书店。那时个体书摊早就没有了，只有一家国营旧书店，我有幸买到了几本稀见书。一是俞平伯线装诗集《忆》，一是袁水拍在抗战期间印的土纸书《冬天冬天》，还有一本是天津大公报原藏、联华画报在阮玲玉自杀后印制的纪念集。此后，我便与天祥商场的书肆无缘了。若是旧书店仍在，我想它也敌不过时新商品的冲击，就像北京东安市场残余的那家旧书店一样，不过是形同虚设而已。
　　历史的变迁已是人力无可挽回的了。听说北京的东安市场和天津的天祥商场，近期将要全部推倒，与外资合建新的商场。当万人欢呼现代化的新型购物中心行将出现时，我却来重温早已消逝了的书肆旧梦，难道仍想为它争得一席之地不成？

　　我与旧书店

　　我买的第一本书是什么，已经记不确切了，大概是一本小画册《鲁宾逊飘流记》吧。记得每逢春季，书店便到学校来设摊卖课外读物，而卖书的店员们则一律长袍马褂，像来参加什么典礼似地颇为隆重。此为平生接触贩书者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贩书者的形象却记忆犹新。他们贩卖的是文化，人亦文质彬彬。
　　1950 年夏，我移居燕市，因忙于工作、学习，东安市场的旧书店虽近在咫尺却难得光顾。到了1956 年风气有变，我又当了副刊编辑，才开始重温旧好，从此与旧书店更结下了不解之缘。说来也可怜，那时加上我从天津运来的旧书，“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版本，也不过是一书橱而已。当初进京时，不知怎么来的那股“左”劲，要跟一切旧物决裂，旧书旧刊全扔在天津了，害得我后来再一本本地补购，至今未能补齐。我主要是搜寻新文学的绝版书，在旧书店见过一些访书的名人，如廖承志、胡乔木、李一氓、邓拓等。常见的熟人则有阿英、唐弢、谢国桢、路工等藏书家。当然，也结识了几位老店员，加上叫不出名字的，见了面倒挺熟。我常向这些贩书者请教，他们摸了一辈子的旧书，谈起来头头是道，让人爱听。说句大话，他们过目的书，怕比一般大学教授见的还要多。当年嗜书的学人，哪一位没有结交过这样的书友？
　　来一趟书店，有时也未必能买到合心的书，但是能与贩书者聊聊也很开心，至少可以知道一点书林掌故，懂点买书的知识。你若想找一本较冷僻的书，只要向他们报个书名，他们马上就回答：“见过，见过……”即使手头没有，日后也许会在库房里给你折腾出来。你高兴得连连称谢，他会说：“货卖识家，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您说，这生意做得有多文雅。
　　我总记着鲁迅先生对琉璃厂的贩书者怀有好感。他在怀念李大钊同志时，形容李的模样：“有些儒雅，有些质朴，也有些凡俗。”因此他说李既像文士、官吏，也像商人，而这样的商人只能在琉璃厂的旧书铺、笺纸店中才能找到。鲁迅在《野草》的《死后》里，又生动地描绘了琉璃厂送书上门的那些聪明能干的书铺小伙计。他们打开包袱，可以跟主顾滔滔不绝地谈什么明版的，嘉靖黑日本……劝你留下来。书是商品，卖书也是经商，可是这又是个特殊的行业。琉璃厂是个有文化传统的地方，也是个有书香魅力的所在，贩书者应该永远保持着身上的那种文气，应当把买书人视为书友。千万可别一问三不知，或是冷冰冰地报个书价，收钱，开票，然后就“拜拜”啦您哪！
　　四十年来，我的藏书绝大部分来自西单商场、东安市场，什么隆福寺、国子监、琉璃厂、灯市口……都留下了我的足迹，这种情分我是忘不掉的。
　　说句实话，有时做梦还在店里挑书，而且还是多年不见、正在找的一些版本，尽管醒来空空，觉得做这样的梦也挺好。

　　书帐

　　我常常买旧书，的确没有想到要当藏书家，至今亦无个人的藏书全目或完整的购书帐。不完整的书帐，则在1970 年至1975 年有所记载，也未必全。
　　今天偶然翻出来，似乎还有点可谈的。
　　鲁迅先生有书帐，并且是编年式的，平日载于日记中，年末又有详目。
　　除了书名，购书年月及书价具备，前后记了24 年。个别年份还作了附言，发些议论。
　　我那几年的书帐没有什么意义，只能引起个人的一些回忆而已。此外，重看当年的书价，再与今天一对比倒也有趣。比如1970 年全年，我购书只用了23 元2 角1 分钱，其中一本鲁迅逝世那年在燕京大学出版的纪念册，当为稀见的版本，我却以1 角得之。现在如开列个详细的书单，介绍几种难得的书，不是如同说梦了吗。
　　1971 年似乎是我购书的丰收年，共用去114 元5 角。平均每月近10 元，可以买到几十本书，现在就难了。其中颇有若干种值得一记。如当年作学生时欲购而无力得之的四厚本金人译的《静静的顿河》，竖排、黄色封皮本，以3 元购得。当时曾有一种实现梦想的喜悦。原书扉页上还盖有“安娥”的印章，证明这本来是田汉夫人的藏书，亦现代女作家的签名本。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大略》，北京大学线装铅印讲义本，是新潮社上下两册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前身，当为世间稀见的珍本，我以1 元5 角购得。但，最不平常的是竟然购得郑振铎先生著的自用本《中国文学研究》上中下3 册。我为获得此书而大喜过望，同时亦顿生感慨，当时破例地在书帐上写下一段小跋，今录如后：“1971 年5 月21 日上午，与姚君同赴海王村中国书店看书，先得解放后出版的有关鲁迅研究的小册子数种，多为50 年代印，早已绝版。又得国庆10 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印本《西厢记》一册，重磅道林纸精装，以前未见过。姚君得武术旧书若干册。开完发票后，忽见架上有《中国文学研究》3 册，每册扉页上均盖有‘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印，封面右下角又各有‘西谛自用’钢笔书，年月署：1957、12、21.西谛先生的字自成一体，一见便知亲笔无疑，即购下。按此书于1957 年12 月出版，印一万册，定价4 元6 角，今以2 元3 角得之。西谛先生为藏书大家，何以自用书也流于书肆？此亦天下醉心藏书者所悲也。”
　　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人与书都正在遭受凌辱。西谛先生早已不在人世了，书仍然难以逃掉时代的厄运。先生有知，不知将作何感想。
　　我的书帐仅此数年而已，至于中断的原因，恐与去干校和政治运动频生有关。而且即使这几页书帐也是偷偷地写成。起初还是手持介绍信，打着寻找“大批判的反面资料”的幌子，才敢去琉璃厂海王村。
　　现在写书帐的自由是有了，然而环顾书市，拟购的书已如凤毛，因此写书帐的兴致也就无形消失了。
　　1993年1月

　　家藏《三字经》

　　小时候没有上过私塾，也没有念过《三字经》。但“人之初，性本善”之类的名句都记下来了。知道那是封建时代的启蒙读本，有些内容不应接受，取其精华还是可以的。诸如“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于今天的读者又有何妨？当然，更没有想到对它要展开大批判。然而在荒谬的“文革”
　　时代，《三字经》也逃不掉挨批的命运。我至今保存了一本1974 年8 月印的《批判资料》，其中全是旧时的启蒙课本，占首位的便是《三字经》，其余是《弟子规》、《闺训千字文》等共六种。
　　我们不认祖宗留下的好东西，外国人认。前些年在法兰克福的书展上，新加坡教育出版社的英译本《三字经》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在1990 年把它选入《儿童道德丛书》之中，作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三字经》亦潇洒一回，“走向世界”了。不知现在还有没有人担忧，不是凡是外国人叫好的，我们都得提高警惕，问一声为什么吗！
　　我从来不想研究《三字经》，但在访书过程中见到绝版已久的这类书，价廉物美，为什么不收藏呢。不过也不多，《三字经》仅得四种而已。
　　最主要的是1928 年章太炎重新修订加注的《重订三字经》，1933 年7月上海汉文正楷印书局出版发行。这是专印线装古籍的一家书局，排印讲究，校对认真，在当年的读书界很有口碑。太炎先生偏爱此书，难免有过激之言，如说“今之教科书固弗如《三字经》远甚也！”这个版本有两大特点，一是《三字经》为南宋人作，明清人补作了辽金以下的历史部分，章太炎看不上，并深恶“清人所增尤鄙”，故“重为修订，所增入者三之一，更订者亦百之三四”（见章太炎为本书的题词）。二是典章人物事类，一一加注，增添了这一读物的学术色彩。多年来这一版本之得以流通，自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我藏的第二个版本是光绪32 年（1906）刻印的《西学三字经便读》，这是配合当时变法维新，普及西方地理知识的一种通俗读物。它未必完全适合儿童，意在套用喜闻乐见的形式，争取更多的读者。如开首为：“普天下，五大洲，亚非美，合奥欧。洲之外，有五洋：太平洋、大西洋……”还有科学知识，如驳天圆地方说：“此类语，甚荒唐”，指出“地是球……运一周，七万余”，“因地转，分昼夜：球背日，则为夜；球对日，则为昼。”当然，也有说教：“圣天子，治维新；策富强，励兆民。尔蒙童，宜努力；学大成，报君国。”作者是谁，无可考。
　　我存的第三本《三字经》似为清末或民国初年的刻本，书名《真理三字经》，是教堂传教用的。开宗名义便以上帝为本：“造天地，山与海；及造人，神主宰。无不在，无不知；无不能，无不理……”总之是让你弃恶从善，信奉耶稣。无疑地这是一本普及宗教的通俗读物，想不到外国传教士也懂得利用《三字经》的吸引力。
　　我存的第四本是《绘图新三字经》，延安韬奋书店出版，作者是毕珩，绘图者是木刻家古元。限于当时的印刷条件，肯定是画家手刻制版印刷的。
　　这原本已是革命文物，我藏的是革命博物馆的复印本。更准确地说，这是农民识字课本，主要内容以农事为主，如“挖得深，锄得细；多拾粪，来上地；棉花里，撒芝麻；玉米旁，带豆荚”之类，包括宣传变工队、合作社、送公粮、改造二流子，等等。它带有浓郁的陕北特色，当然也是新文艺工作者为工农兵服务的一次实践。利用传统旧形式，上图下文填进革命的内容，开头便是：“陕甘宁，边区好。共产党，来领导。咱领袖，毛主席。能救国，能抗日……”应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各个阶级，各种人都想利用《三字经》来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至少都承认了它在民间流传的广泛性，以及它在人民间产生的力量。这大概就是各种重订、新编《三字经》不断出现的原因吧。
　　然而，流传最久的还是原本《三字经》，包括其中的人物故事一代代的还将流传下去。说来可笑，“融四岁，能让梨”，父母当年曾经以此教育过我；我曾以教育过我的儿女们。现在我的儿女，又用来教育他们的子女了。
　　几代人事先并没有商定过，行事如此一致，你道怪亦不怪。《三字经》的魅力不是有点神秘吗？
　　清名伶“十三绝”画像看过清代沈蓉圃所绘京剧名伶“十三绝”画像的人可能不少，当然是指彩色复印品。这十三位是程长庚、谭鑫培、梅巧玲、杨月楼、余紫云、朱莲芬、时小福、徐小香、杨鸣玉、刘赶三、郝兰田、张胜奎、卢胜奎。沈蓉圃是同治光绪间画人物肖像的名家，不仅求形似，更重神似。“十三绝”不是那种匠气十足的千人一面之作，绝对是古代人物画中的珍品。
　　梅兰芳先生一向注意搜集京剧史料，包括运用戏曲画、戏曲照片等来研究京剧，培养青年演员。北京沦陷后，“十三绝”为北京《三六九画报》社长朱某所得，一九四三年五月由他主持，约金佩山撰写了“十三绝”小传，加上各家题跋，合成一本《同光朝名伶十三绝传略》正式出版。朱某的背景不详，从他请当时的伪市长徐良题署封面，也可猜度他的为人。《三六九画报》是当时流行的一本游艺性的通俗杂志，除了报道京剧演员生活，还有漫画、掌故，以及武侠和言情小说的连载。抗战胜利后，又有《一四七画报》问世。编辑作风，一如前者，时间不长便停刊了。
　　为本书题跋的梨园界人士，如梅兰芳、余叔岩、尚小云、程砚秋、马连良、荀慧生、程继先、时慧宝等，都以手迹影印制版，为爱慕名伶文墨的读者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他如王瑶卿的《先外祖郝君兰田小传》、金仲仁的《十三绝图序》、景孤血的《题十三绝图咏》、翁偶虹的《十三绝图像赞》，以及谭小培率子富英、世英的《十三绝图谱诗并小序》等，都为“十三绝”增加了研究价值。书内又有为本书而“志感”的言菊朋、萧长华等人的文字，及图影多幅，堪称有关“十三绝”画卷的一本专书。
　　本书题记为首的是梅兰芳，撰于1942 年冬，那时他正蛰居上海。从他撰文的意义和题记的内容考虑，此文应当收入梅氏的文集，特抄录如后：沈君蓉圃所绘《思志诚》剧画像，先大父及徐小香、杨鸣玉、朱莲芬、时小福、刘赶三、余紫云诸先生共二十余人，均为当时名彦，向藏余家。以有关国剧史乘，适余创立国剧学会，即以陈诸会中，所以垂久远而示来兹也。厥后陆续征求，复得程长庚、徐小香两公之《镇坛州》，暨先大父《四郎探母》画像均为沈君所绘。同时又旁搜博采汇集同光以来之名宿照片若干幅，悉移国剧学会保存。自兰芳移家海上，不获瞻仰观摩者已将十稔，老辈典型时时悬诸心目。今秋复昌先生出所藏“十三绝”画卷，亦为蓉圃所作，神情妙肖，色泽妍雅，图中都凡十三人，皆与先大父并时杰出人才，较兰芳所藏尤为美备，洵剧史之瑰宝也。敬识数语，以志景仰。壬午冬日，梅兰芳记于缀玉轩之南窗。
　　梅氏收藏沈蓉圃的戏曲画这么多，何独不见“十三绝”？想来令人生疑。题记中又强调所藏戏画已近十年未见，说明日寇占领北京后，原物可能散落或毁于日伪之手。看来在当时的环境下，梅先生对藏品有难言之隐，只好欲言又止。我甚至怀疑，这珍贵的画卷“十三绝”原为梅家的珍藏，现在这位朱某却连得自何处也避而不谈。
　　怀着这个想法，我找到梅先生在1961 年4 月写的一篇《漫谈戏曲画》，发现作者终于道出了实情：“在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沈蓉圃画了许多的戏像，我收藏他的作品不少，如“十三绝”、“群英会”（程长庚、徐小香、卢胜奎）、“虹霓关”（时小福、陈楚卿和我祖父梅巧玲）等。……”画卷遭劫，梅先生在撰写这篇题记时，心情一定非常复杂。
　　梅先生生前没有再进一步说明“十三绝”画卷的详情，估计不会是后来从朱某手中购来，更不知这画卷今存何处。总之，梅先生如此重视收藏京剧史料实在具有远见卓识，其间的经过和波折，更可能包含着动人的故事。希望有人能作一番调查研究，写一篇“十三绝”画卷考，为京剧史上这一文献的来龙去脉留下史证。

　　杨大瓢的书

　　鲁迅与周作人都有搜集乡先贤作品的喜好，《会稽郡故书杂集》一书的编撰便是证明。晚年鲁迅已不及过问此道，周作人则兴趣依然。为此，他还刻了一方专用的藏书印“知堂所藏越人著作”，足见他这类藏书之丰。
　　当然，访求不遇的书也是有的。譬如数十年来他有意搜访清初杨大瓢的书就不那么顺利。1940 年6 月，他在《关于杨大瓢》（见1942 年北京新民印书馆《药味集》）中说：“我想蒐集一点乡贤著作，二十余年来多少有所得，可是说到杨大瓢，却颇使我为难，他的著书不知怎的这么不容易入手。”
　　求书心情之切流于笔端。
　　杨宾，字可师，号大瓢。康熙时代人。周作人已藏他的《铁函斋书跋》、《大瓢偶笔》，道光刻本，共十册。按说这不是什么珍本，而“书贾大有奇货之意矣。”厂肆贩书者摸透了读者的购书心理，大概早知道周氏弟兄专收绍兴人的著作，特意留心的。周作人又收存康熙中叶杨氏刊本《力耕堂诗稿》三卷，版本略佳，在三十年代却算不得善本。苦雨斋中的大瓢著书止此三种而已。
　　对于大瓢的诗，知堂没有详加评论，只说杨的《西湖杂咏六首》写西湖的情形与感触，同张宗子在《西湖梦寻》中写的意趣相似，境况亦相近。恐怕这与彼此写作的时间相距仅数年有关。1941 年10 月，知堂把《关于杨大瓢》收入文集时，又作“附记”，讲到他从杨氏后人手中，借得一本大瓢日记的手稿，“记康熙丁亥一年间事，甚可珍重，因借抄得一本，日后如有机缘，甚愿为之刊行，亦绝好传记资料也。”稍后他又作了一篇《杨大瓢日记》，收入他的《立春以前》一书。然而，愿为刊行的想法已不可能实现了。
　　有幸的是日记抄稿尚存北京图书馆，我的同事柯君有志清代诗文集的研究，他探得此稿，并发现知堂在抄稿上的一则不曾发表过的题跋，写于1963年，证明当时抄稿仍存苦雨斋，他依旧恋恋不舍。原文如后：昔日偶然得到杨大瓢《力耕堂诗稿》、《函斋题跋》及《大瓢偶笔》抄本，因写《关于杨大瓢》一文，于民国二十九年发表于杂志上，至三十年夏，乃承杨氏后人的杨子日记一册见示，系大瓢手笔，记康熙丁亥一年间事，甚可珍重，因借抄得一本，即此是也。
　　一九六三年五月三十日知堂。
　　知堂未见的大瓢著作，至少还有两种，一是他只闻其名的《晞发堂文集》，一是他连书名也不知道的《晞发堂诗集》。书各四卷，是铁岭杨氏于道光间编成的未刊本。文集中记大瓢父亲被流放事颇详，是杨宾传记中重要的一章。
　　诗文中大量涉及的晚明和清初史料也很重要。若为知堂所见，他为杨大瓢印书的决心怕更大。奇怪的是知堂没有提到，正在他为文介绍大瓢的同时，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于1940 年4 月印了一本《杨大瓢先生杂文残稿》。作为“吴中文献小丛书之十四”的非卖品，书前还有当时藏于苏州沧浪亭五百名贤词中的杨大瓢像。杨为浙人，怎么会是“吴中文献”？书前又有校印者苏州图书馆编纂委员会的序，讲到大瓢奉大母丧葬后已年过四旬，适康熙南巡，他“携弟迎叩御舟，请代父戍，不许。遂出塞寻亲。”后来父殁戍所，他才几经阻折，“奉母扶柩，归葬吴下。”道光二十九年季某见此大瓢杂文残稿，不能得，录以副本。“又有送大瓢出塞省亲诗文卷，同时获见，并录于后。”
　　书后的跋为咸丰八年吴人叶廷琯作，他说：“大瓢父墓在团山……近年有人得其墓志拓本，文为姜西溟撰，字已漫泐过半，嫌其墓久不保吁。”看来知堂无缘得见这一平装铅印的非卖本还不是《大瓢偶笔》。
　　自古以来，我国学人向有搜罗乡贤佚失著作之风，借以保存先人文墨，嘉惠后人。这是一个极好的传统，并非周氏兄弟的独好。不知现在还有无识者重视这一传统？应该说，正是有这样热心乡贤佚作的人，祖国文化遗产才得以一代代地保存和流传下来。目前各地方都在修县志，恐怕也无力顾及于此了吧。

　　法律的歌诀

　　我们是一个法律不太健全的国家，可是多年来“法律”又无处不在。村村店店都可以任意定法，到了“文革”时期更发展到“无法无天”的地步，这是人们记忆犹新的。
　　当惯了“驯服工具”的我，因为见多了违法的事，慢慢地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比如出门住旅馆，各家的店规就很苛刻。供旅客休息的大厅，改为咖啡座，宁可空着也不准客人坐。如果硬是过去坐了而不掏钱，显然便违了法。住旅馆先要读《旅客须知》，那口气可谓官气十足，是命令式的。一开口便是旅客“必须”如何，“不得”如何，“违反”者如何，如何“照章处罚”，等等。全然没有平等待人的客气话，更遑论尊重“上帝”了。
　　对这类怪现象，我气愤有之，但没有那么多耐性，出门之前先熟读了法律条文，或备好法律手册，准备与他们去斗争。所以寒斋没有什么法律书，似乎只有单位发的一本宪法，好像亦过时了，因为后来又修订过。作家协会发过一本有关保护作家权益的小册子，与法律有点关系，不知搁在哪儿了。
　　忽然想到我从旧书店买到过一本线装书，名为《大清律例歌诀》，光绪五年（1879）湖北书局刻的巾箱本。这可能是我自愿掏钱买的唯一的法律书，而且不是出于法律的吸引，以为它是歌诀，有韵的七言，新鲜、好玩而已。
　　为了好玩才读书，我又犯了忌。作者程梦元，合肥人，乾隆时代做过太守。
　　除了本书，他在乾隆二十四年还编刻过《盛世元音》五卷。他编撰的《大清律例歌诀》为了实用，方便当官的，所以为本书作序的潘从龙说，一部大清法律“朝夕翻阅亦未能尽记忆也”，程的“律歌一编，明白晓畅，简而能读，取古人读书读律之义，叶以声韵，切以音注”，不仅备官吏文人来读，亦可向老百姓普及法律知识，以便做到家喻户晓。歌诀最能接近大众，因此我不当它是法律书。歌诀的内容当然有不少无知的昏话，如《名例·仪制》中的“收藏禁书杖一百，私习天文罪亦均”；《刑律·斗殴》中又明显地在保护夫权：“妻有殴夫杖一百，妾殴加妻一等刑。夫殴妻伤减一等，殴妾至死徒三春”等。但有趣的是对当官无实绩而又好虚名的亦算犯法，如：“官员实无善政绩，自立碑词杖百应。遣人妄称己善者，重杖受遣减等惩。”授意别人宣传自己者至今不免，清朝是否真的这么执行了，对拍马和抬轿子的，法律又当如何？
　　从《军政·关津》条律中，看到了对边防人员的要求：“……不应给引而擅给，诈冒告给并杖行。势豪嘱托给批帖，影射出入杖百承。官吏听从给与者，并与同罪不知轻……”在这里，暴露了古之“势豪”乱批条子的违法行为。不管是否官样文章，连腐败的清政府在名义上都不得不治罪弄虚作假、当官无实绩和背后乱批条子的人，今天难道能坐视不问吗？我无法俱引歌诀中的有趣或荒谬的内容。总之，那处罚的手段也真够野蛮而原始的，只有一个打字！幸亏自民国以后已废除了杖刑，但是从反映民国时期的历史和文学艺术作品来看，那遗毒远远没有肃清，甚至更现代化，更令人怵目惊心了。

　　《中国儿歌集》

　　我读民间山歌、情歌、哭嫁歌等，总觉得那些无名作者绝大部分是妇女。
　　她们的压抑越深，就越想吟唱。她们的理想越渺茫，对于幸福的追求也越执著，感情也越细腻和深沉。儿歌尽管带着孩子的口吻，有嬉戏和幽默的色彩，我也认为是不知其名的妈妈们的创作。
　　某日于冷摊上得1923年1月江苏第一师范学校选辑的《中国儿歌集》一册，印于苏州，比顾颉刚先生选辑的《吴歌甲集》还要早三年，当是歌谣研究的早期史料。我想，这与“五四”以后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提倡采风有关。
　　除了顾先生以外，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常惠等学人都是参加这一活动的热心人士。
　　下面一首歌谣，出自云南腾冲县，是儿歌，更像是初为人妻的新娘子在洞房偷窥新郎时的心理写照：“新姑爷，倒穿靴，滑跌倒，慢着些。”倒穿靴是风俗呢，还是新郎幼小？
　　安徽芜湖县的一首，显然是年轻的妈妈跟娃娃在说悄悄话，却是回忆未出嫁前在娘家时的生活，一派少女的心态：“小板凳，歪一歪，我是妈妈的小乖乖；我是爹爹的能宝贝；我是哥哥的新姊妹。嫂子说我不栽菜，我能在家过几代。嫂子说我不栽葱，我能在家过几冬。我是塘里浮萍草，飘飘荡荡走掉了。”
　　各地唱的催眠曲，有哪一首不表达了妈妈们的爱心！请看：“杨树叶儿哗啦啦，小孩儿睡觉找他妈。乖乖宝贝儿你睡吧，马虎子来了我打他。”有了妈妈在身旁守卫着，孩子们一个个都睡熟了。
　　在妈妈的眼中，自己的孩子是世间最漂亮最可爱的，连缺点也值得夸赞。
　　如常熟县的一首唱道：“大头大头，落雨不愁。你家有伞，我有大头。”这里有母亲的骄傲，也表现出创作这首歌谣的母亲的智慧和幽默。苏州的一首歌谣，同样唱出母亲的偏爱：“小二二，拖鼻涕；拖到河底里，拾只金挖耳。”
　　拖鼻涕的脏娃娃也是美的，而且还会带来好运。
　　河北宣化的一首儿歌，是母亲哄娃娃睡觉时唱的，这位年轻的妈妈却跟婆婆开了个玩笑：“点着灯，抓起了钟。孙子唱，奶奶听。孙子打碎奶奶的小花碗，气得奶奶抓脚跟！”旧时的婆媳不平等，儿媳对婆婆不敢稍有怠慢；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对婆婆略表不敬，施以无伤大雅的报复。
　　总之，创作儿歌的母亲们都是可爱的，也都是天才。可惜没有一个人留下了姓名。现在，孩子们自小托在乳儿室、幼儿园里，不知年轻的妈妈们还有没有兴致创作新的催眠曲和儿歌。前两年，偶然在电视里听过流行歌星唱的一首催眠曲，歌词不是从生活中来的，一听便是文人的代拟之作，既无美感也无幽默，那母亲的打扮又像个刚下飞机的海外少奶奶。时代有别，新事物总要代替旧东西，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我这里又在贩卖七十多年前的旧货，怕是不智之举吧。愿读者恕之。

　　章行严诗词集

　　曾见香港某报纸副刊称，章士钊先生一向写诗甚少，估计不会出版过诗集。其实章氏在当年主办的杂志《甲寅》上，不时有诗作发表，后来不仅有诗集问世，还印行过一本词集呢。
　　按出版时间的先后，先说词集。辛巳六月，即1941 年夏，章氏有桂林之游，年底即有一册《长沙章先生桂游词钞》刊行。前有作者的序，后有本书校录者朱荫龙的跋。朱氏的斋名“甘寂寞室”。章先生在序言中说，在重庆时，于右任曾劝他作词，还送给他好多种词曲书籍，终于不能。这次游桂林，遇到朱荫龙琴可，年未三十而勤于文辞，尤笃于词，“尽出所藏词类各种本子贶余。余恣读之，且读且作，辄振笔不能休。两月余，成词几二百首。”
　　章氏又说：“余自少小来粗解行文律令，律令于诗古文辞靡不然，于词何莫不然？”作者如此看重词的写作，他的词写得的确自然，没有什么卖弄，如《永遇乐·北大同学招饮市楼用稼轩韵》：
　　“二十年来，重重师友，都无寻处。不合时宜，肚皮放大，出入由他去。偶然杯酒，宛然秋水，尔我书生如故。祗当年、愿持风气，世间妄道如虎。诸君无恙，沙滩笼月，醉后尚堪回顾。
　　一脉狂泉，几番钩党，彼是纷难主。吾今老矣，旧曲中郎，只许墙阴摇鼓。未须问，先生那里，作冯妇否？”
　　看来，他对当年社会上以他办《甲寅》杂志，封面上有虎头图案，故而称他为“老虎总长”，以及关于学界纠纷，即女师大学生运动事尚有保留，强调自己不过是书生而已。
　　又有《水调歌头·与人论诗作》，开头便写道：“诗者求诚事，无物莫轻涂。人间遍地禽犊，何必以诗呼。”这说明他对写诗作词看得极其严肃。
　　可惜这本词集只收词七十五阕，有不能尽兴之感。
　　癸未（1943）夏，先生有峨眉之行，途经沪州，又有《游沪草》诗集问世。门人冉仲虎于1944 年作序并为刊行，共收诗作五十余题。书中附《游沪草后集》是随行的潘伯鹰所作，仅二十余首。章氏有《过江津怀独秀》一首，诗曰：
　　“鹤山曾此住幽人，鹤去人空剩古津。我是山阳江上客，怕嫌闻笛失寻邻。”
　　世人皆知，三十年代初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入狱，章士钊为他作辩护律师，并手编了一本《陈案书状汇录》，由亚东图书馆印行。这行动出于正义，受到人们的尊敬。潘伯鹰同时亦有所作，题为《舟过江津行丈有诗吊陈独秀鹤山坪葬处同作一首》，诗中写道：“鹤山名不著，地僻人罕寻……丈人舟行过，倚栏久哀吟……雾迷江波涌，低徊天色阴。”真实地写出章氏当时的心情。
　　在章行严的诗词集中，我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些怀念诗友之作，如赠刘禺生、汪旭初、沈尹默、叶遐庵、吕方子、乔大壮诸人者，其中不乏近代文史逸话。当然，笔者所见甚微，章氏是否仅仅出版过这两本诗词集，我就不敢肯定了。

　　《思暗诗集》

　　少年时走在天津的大街上，随处可见华世奎写的商店匾额，尤其是“劝业场”三个大字，简直无人不知。
　　前些年在琉璃厂旧书肄，见到华世奎的一本诗集《思暗诗集》，1943 年由华的后人在天津印行。线装一厚册，可喜的是以华氏的手迹付梓，既可读诗，又可欣赏书法，我便买了下来。
　　《思暗诗集》分上下两卷。华氏在1902 年进京入军机，诗则从辛亥后写到1939 年为止。民国后他返居津门，思绪暗淡，显然与心境落寞、生活不得意有关。近人郭则沄在华的诗集序中说的好，华氏每以前朝遗民自居，常常在酒后“纵谈兴废事，辄痛哭不能自制”，翻翻他的诗集，便知道这话是不错的。如1915 年，即辛亥革命后四年，华氏从天津第一次重访故都时，他写了一首《甲寅九月入都有感》，笔墨间就表现了他对旧朝的思恋：“又御风轮入帝阊，凄凉天气近重阳。秋林红叶春争艳，昨日黄花今又香。何处楼台寻旧梦，谁家儿女唤新娘。夕阳无语空惆怅，姑向黄垆醉一场。”辛亥革命以后，清朝的遗老遗少，在天津作寓公的不在少数，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一，若想了解这些人的心态，华世奎的《思暗诗集》也是一个代表。
　　诗集中除了怀念前朝岁月，又有不少伤时哭穷的诗，是他卖字求活的写照，而且是愈老愈艰难。他在六十岁生日的述怀诗里写道：“一年睡梦一年酣，六十年来百不堪。心似丧家无主犬，身如缚茧可怜蚕。抚松元亮空三径，刻木丁兰剩一龛。忠孝我今都已矣，泣题斋额曰思暗。”情绪至为悲观，甚至形容自己如丧家犬，仍自视为前朝的遗民吧。乙丑（1926 年）除夕写道：“产薄丁繁政又苛，一年负债一年多。已穿茅屋终须补，岁暮能牵几处萝。”
　　后来，他从租界里搬出，自称生活落魄，写有哀诗：“肌髓全空骨似柴，此身端合萎蒿莱。”又一首说的更明白：“困守寒毡十七年，当年悔否饮廉泉。春衣典尽余尘桁，破砚磨穿亦石田。独恨此身穷不死，尽多同病苦谁怜。觉来又是晨炊近，检点囊中无一钱。”
　　旧时一位知名度很高的书法家，生活境遇如此凄惨，如果不读他的《思暗诗集》是无法想象的。这也是诗集中最令人同情的部分。

　　《蟑香馆别记》

　　《蟑香馆别记》是绍兴陈中岳所写关于严修的一本笔记，共九十四则，癸酉年（一九三三）线装铅印问世。作者是位诗人，在严氏身边工作近十年，还为严修编过诗集。笔记多为实录，间接得来者也不忘注明出处，大体是可信的。
　　蟑香馆是严修的书斋名。人们看重他的教育思想，以及他在办南开学校方面做出的贡献。晚年他洁身自爱，注重大节。一九二九年三月天津《大公报》悼念他的“社评”中说：“袁世凯炙手可热之时，北洋旧部鸡犬皆仙，独严以半师半友之资格，皎然自持，屡征不起，且从不为袁氏荐一人。”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也说：“洪宪时，先生（指严修）入京见项城，力劝帝制不可为，为袁氏谋者，言无不尽。”《蟑香馆别记》中关于袁世凯与严修的私谊较深也有记载，这更说明在关键时刻严修的品性和人格。
　　早在辛亥以后，袁世凯拟请他出任财政部长或教育部长，他就坚辞不就。
　　我注意到《别记》中有关严修与戏剧的几条记载，它生动地反映了严修思想的开明和平民化的生活作风，也是有关天津的戏曲史料。《别记》中说，严氏年青时喜与家人“讲求音律，暇或乘兴弦歌，珠圆至润，宛然常子和、陈德霖、时小福也。……公尤工吹笛，声可裂金石也。”而且直到晚年仍乐此不疲。他爱戏曲，能通音律，又不轻视伶人的地位。某年，以编《党人碑》、《桃花扇》而闻名的汪笑侬来津演出，在地方欢迎名单上，汪为首席，严为第二。当时有人以为不恭，而严氏竟不介意，座中与汪伶谈笑甚欢。又一九二八年，有人为“老乡亲”孙菊仙与严氏等三人合影，严氏以孙伶年长，甘坐一侧，这在当时也是少见的。早在一九二○年，孙菊仙八十生日时，严修便有赠诗：“少年仗剑去从戎，晚岁赓歌帝眷隆。烂熟五朝闻见录，光宣而上道咸同。”那张与“老乡亲”合影的照片尚留人世，笔者便见到过。
　　光绪三十年（一九○四）爱国知识分子潘子寅过朝鲜仁川，有感朝鲜亡国之苦，投海自尽，以醒国人。严修读了他的遗书深为感动，请袁世凯为之代奏朝廷，并邀人把投海事件编成戏剧，教育民众。剧中唱词“仁川江外水粼粼，莫忘通州潘子寅”句，即出严氏手笔。严修比较早地便认识到戏剧的社会教育作用，而且认为编制新剧，“其功不下教育”本身，所以天津奎德社编演的改良新戏《洞庭秋》、《荆花泪》、《丐侠记》、《一封书》、《玉箫缘》等，他都参与议论。《别记》中又说：“南开大学常演之《一元钱》、《一念差》等剧亦公所定名也。”此外，他还参加导演新剧：“某岁，天津学界俱乐部试演《照妖镜》新剧，公与范静生躬自导演。孙子文、李琴湘、邓澄波、马千里等分饰剧中人，一时传为佳话。”严修以一位名高位尊的旧时名流竟能追随“五四”新浪潮实在非同寻常。比如文中提到的马千里，便是当年天津《民意报》的主编，也是南开学校比较激进的教师，近年曾被邓颖超同志称为亦师亦友的爱国主义者。这些活动已是我国早期话剧史的资料了。人们不应该忘记这位热爱戏剧、热爱青年的老人。

　　《东洋风土竹枝词》

　　巾箱本《东洋风土竹枝词》一册，光绪11 年（1885）寿墨阁刊本。作者署名四明浮槎客，写序的叫娄东外史，显然这都是化名。此书一名《东洋神户日本竹枝词》，看来这更符合实际些。因为书中所收竹枝百首，歌咏的范围仅限于神户一地。神户为新开辟的商港，作者多写商贸活动，我怀疑“浮槎客”是清政府从事外贸工作的一位官员。从历史上看，我国出洋过海者，到日本的第一站多为神户。十年前，我访日时到过这个港口城市，那里的老华侨不少，从商的很多，唐人街也很繁华。
　　这位写神户风土的“浮槎客”，不注重风景和古老的岁时风俗，专写城市生活习尚，以及社会新闻。因此，内容较具体，不是过目即逝的虚词赘语。
　　当然，作者的思想仍很陈旧，写妓女的也不少，说不上有什么深刻的见解。
　　据作者说，在同治丙寅、丁卯间（1866—1867），神户开港时，英法与日本协议甫成，最早到达这里从事贸易的却是华商。竹枝词里写道：“兵库通商议未成，西洋兵舶港中横。何如六国纷争处，中国人先贸易行。”这一方面说明，西方对亚洲各国推行的都是炮舰政策，另一方面说明中国人做生意尚称机警，不想失去一切机会。有一首竹枝词还介绍，开港前，这里原是一片黄沙，十分荒凉：“山间海角小乡村，顿改繁华不可论。莫道堪舆无处证，平沙暗涨自成门。”当时日本在条约里限定不准西人贩运鸦片，也不准西人传教。对此，作者顿生感慨，认为“乃中朝有愧不及也”。诗曰：“昔日东西和议成，羡他立意恰精明。通商禁入洋烟土，西教居然不得行。”作者说，当年日本政府查得信教者要科以死罪，“昔年长崎入教民人四五百，拘集审明，禁置船内，驶至大海，洞穿船底，沉溺海中。”但是，到了明治维新后，“崇奉西教官民举国如狂，教堂遍设，教中人遇讼事，大得便宜，未知犹记沉海之民否？”因称：“冤煞长崎数百人，前因入教罪加深。而今举国如狂信，何必当年太认真。”从竹枝词里看，这位“浮槎客”对日本市民的剪发、着西装及盖大楼等，都持反对态度。对于日本的政治变革，则站在维系封建制度的立场。如对被裁革的封建贵族就非常同情：“裁革藩封世袭尊，一家无计度晨昏。娇妻美妾纷纷散，回首当年欲断魂。”又一首描绘了被剥夺权势的贵族们，不得不在街上拉车，靠卖苦力来维生，而姬妾多已投奔了妓院：“革裁世职为平民，改业推车度此身。妻女年轻歌舞惯，不愁送旧乐迎新。”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用竹枝词来写日本明治维新后的世象，想来并不多见。
　　竹枝词里又涉及美国轮船、日本铁路、通衢高架桥、电话电讯等市政和商贸建设，包括花旗、三菱等公司的名目，也足以证明这位作者是个有经济头脑的人。他看到日本电报的发达后说：“事实神妙，宜用于兵机军务诚为神速。自东人遍地皆设，各处货价均平如水，商旅无胜算可操。”竹枝词里还写到中国轮船第一次到神户港，华侨纷纷到码头参观的事实。“兵船扬武到东洋，旅寓华人晋谒忙。”最可叹的是，甲戊（1874）十二月中旬同治皇帝死，神户各国领事馆按国际礼仪在馆前下半旗致哀。作者对此不懂，却大言不惭地以为外国人“一闻凶耗即申哀敬，可见平日皇恩溥及海外也。”竹枝词里写道：“中朝龙驭上宾天，领事官衙旗半悬。海外同申衷敬意，可知宾服自天然。”这种昏昏然的盲目自大，正代表了当时清政府和绝大多数官员的共同心理，是一种阿Q 式的自尊。小小的一本竹枝词，让我们看到了一百二十年前，一个旅居域外的中国人的心态，以及对各种新事物的观感，非常有趣，也很真实。作为通俗诗歌的竹枝词，能够提供一定的史料，形象地反映实际生活，帮助人们接近人物的内心世界，应该说就有了保存的价值。

　　《日京竹枝词》

　　广东刻本《日京竹枝词》，一名《东京竹枝词》。据称尚有光绪间铅印本，未见。刻本是民国八年（一九一九）问世的。
　　竹枝词的作者陈道华，字堇堂，广东番禺人。《日京竹枝词》又名《三十六荷花院诗钞》，作者因又署名“三十六荷花院道人”。刻本为“愔庵丛著”之一。作者于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写成这本竹枝词，他在“自叙”
　　里说：“余年四十五旅箧东游，瀛岛樱花，瞬看两度。……海客余谭，雪泥一梦耳。”所记皆旅居东京时的一般见闻。从竹枝词中可以看到，清末的东京街道仍相当落后，如遇风雨也还是飞尘遮天，满街泥泞：“绿芜连坂柳连堤，两国桥南九段西。无数下驮京市路，风时尘扑雨时泥。”注曰：“东京数十里无石路，晴则风尘，雨则泥泞，士女多曳木屐。日人呼木屐曰下驮。”
　　竹枝词中写日本妇女生活者不少，有的写到日本女学生，这自然反映了日本社会的开化。有的写到东京的娼妓，又流露出旧士大夫的趣味：“十五年华初见世，向人心意未悠悠。衣红衣绿还衣紫，一夜三回上客楼。”附加的注文倒保留了一定的风俗史料，如说：“官许娼妓每夜限侍三客，衣分次序，红为始，绿次之，紫又次之，示人以信也。年轻而初款客，以纸特书曰：初见世。”还有一首写夫妇离异者，作者亦以旧眼光视之：“离婚一议总凄然，那忍生前话断弦。锦瑟有丝情可续，邻姬还弄坏柯连。”注中说明“坏柯连”是西洋乐器名，当是小提琴。
　　作者在竹枝词中偶尔也写到日本政治维新后的某些社会风气，如一首写归来留学生者：“佛界于今说法差，海航人采柏林花。少年博士东归日，昂首高坛讲国家。”注云：“日人维新法律，初效佛兰西，今则改采德意志，一时风靡。留学生辈新得博士而归者，每开坛演说，趾高气扬。”这种开坛演说，公开发表政治主张的风气至今仍有保留，特别是每当议会选举的时候，东京繁闹的街头，常有政治家登高疾呼。不过据笔者所亲见，如今东京的市民对此十分厌烦而冷淡。说者自说，行者自行，几乎无人理会。
　　作者以写东京的风景名胜为主，并东京博览会、劝工场，以及女伶、名优的活动，包括新剧《不如归》的公演，等等。这些内容对于当时的中国读者来说还是很新鲜的。近代写日本风俗民情的诗，当以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较闻名。这本《日京竹枝词》虽然比前者迟出了近三十年，但无论从思想到艺术都比不上。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也是在同一题材的创作上，后来者未必能居上的又一实例。

　　《汉口竹枝词》

　　《汉口竹枝词》，一九三三年八月武昌察院坡益善书局发行，平装铅印本。
　　一九一五年，汉口采风社曾以“汉口竹枝词”为题广征题咏，启事中说：“自昔歌谣，胥关文献，从来民俗，即系盛衰……”竹枝词恰可保存社会风貌的变迁。征集活动告一段落后，其中以广东番禺人罗四峰所写的百余首《汉口竹枝词》“推为第一”。作者清末时曾在汉口为官，任签捐局检察官等职。
　　民国后在汉口开设仁寿堂药店，作寓公。他写的竹枝词以市井生活为主，也许与他以往的职业有关，涉及行政官署及租界洋务者更多，为后人了解八十年前汉口市的情状，留下了可信的史料。
　　“湾环马路亘西东，德法英俄大略同。惟有东洋异风趣，酒楼歌院夜灯红。”（《各国租界》）这自然是记实写景之作，而《华景街》一首对洋人却略显不满：“华景街前马路边，鱼篮菜担免挑肩。争回几尺中华地，留与吾民作市廛。”注云：“华景街前数尺路，德人强欲划入租界，余时掌督署往交涉，力持不可，历陈、杨、瑞三督而案始结。”朝廷腐败，国已不国，些微争执，亦费周折。又《江汉关监督》一首写道：“汉关监督道台连，税款收将放子钱。今日尽还洋债去，不堪回首溯光宣。”写《各国领事署》：“各领恹张裁判权，都因立约太周全。他时再换通商约，仍是租期九九年。”
　　写《东洋兵房》：“租界东洋驻重兵，保商何必要连营。可怜卧榻横陈夜，时听旁人鼾睡声。”这里多少反映了半殖民地人民的不平之声。
　　对于城市的浮华风气和畸形繁荣也有所描绘，如《银楼》写道：“首饰银楼共结行，浙帮门面更辉煌。汉江遍是金银气，是否人家尽富康。”如《洋货》写道：“商战亡人急抵冲，闭关故步已难封。请看贸易通商册，洋酒香烟亦大宗。”
　　关于文化生活，有写影戏院、书场、花鼓戏、文明新剧，京班大戏和汉剧者。从《汉班戏园》中可见民初汉剧已不景气：“京调声高汉调低，余音袅袅似鸟栖。梨园冷落无人听，空见凋梁堕燕泥。”而《京班戏园》则较兴盛：“昆班歇后尚京班，汉口从前有几间。大汉舞台都改色，青衣说白更雍娴。”京戏曾经夺去汉剧的观从，现在京戏的观众又被谁夺去了呢？这也是个很有趣的话题。

　　《沈阳百咏》

　　清代写东北的竹枝词不多见，我只见过光绪四年（1878）沈水钓寒渔人太素生著的《沈阳百咏》一册。太素生的真名不详，自称挥笔于“浑河北岸之芦花草堂”、“版藏本宅”，显系私家自刻本。这本《沈阳百咏》亦不脱竹枝体的俗例，有诗必注，以岁时风土为主，很少独特的见解。但它通俗可诵，又因沈阳乃清朝发祥之地，不难从中找出有异于他省的景观。
　　书中写了不少满族和八旗子弟的日常生活，如《吹钱粮》一首，是说八旗于春秋二季关放钱粮的事。届时守城门的士兵们，按惯例要早晚吹海螺，谓之“吹钱粮”。春天自二月朔日起，秋天自七月望日起，各以半月为率。
　　诗中这样写道：“十二楼头雁阵遥，吹螺人又上今朝。边声直挟风声涌，早晚分明两度潮。”又，每年三四月间，满蒙汉八旗士子应童子试，“盛京将军遣协领一员先期校场验射，诸试子挥拳攘臂，饶有童心……”诗中唱道：“识字仍须学挽弓，教场昨夜换春风。”又一首描写考试武童者：“软红逐逐送银鞭，一串金铃响暮天。未必春光恋郎马，剧怜蝴蝶太翩翩。”注曰：“按考试武童为朝廷大典，每岁试一次则武童竞闹春风。考试时好骑串铃马游街，并有于马鞍后系大蝴蝶及绒球等物者。”关外少年崇好习武的风尚以及彪悍勇猛的得意之色如在眼前。
　　又有一些关于老百姓的饮食风俗，也很亲切。举凡“老北京”喜爱的小吃艾窝窝，及中秋节爱吃的自来红月饼等，原来都是沈阳人民的所好。若要寻根，当是满族进关后带进北京的，后来也成为北京汉人的风俗。这种民族间的文化互相融化的关系，在《沈阳百咏》中不仅一例可寻。如北京城至今流行的梅花大鼓，原来也是清代流行于沈阳的，特别是当地妇女们更为乐闻。
　　我没有研究过梅花调的起源，至少在一百多年以前的沈阳，并非奉天大鼓专美一时。而北京旧时冬季糊窗户喜用高丽纸，实亦沈阳人的习惯。书中的竹枝词不仅写到此事，并说明因“城距朝鲜国较近，以故糊窗多用高丽纸”。
　　这于研究风俗也很有趣。
　　书中还有几首竹枝词写到关外人畏寒的风俗，按说东北人是最耐寒的，这些描写却给研究东北人民习俗者提供了绝好的材料。如每年立秋后凉风将至，卖大糖者即开始上街，土人谓之“坏种”。何以如此敌视卖糖的？原来他是个报寒的使者。因为卖糖的小贩要敲铜锣，锣声一振则天渐寒矣。诗曰：“七月风光处暑交，卖糖人又出蓬茅。沿门似报新凉到，几点铜锣尽日敲。”
　　这当然也说明，关外人更希望着春天早日来到。
　　沈阳百姓过春节的风俗亦多姿多彩，书中多有描写，其中一首有关教书先生者：“一纸鸦涂报姓名，经文诗赋注纵横。笑他心苦分明写，似恐旁人认不清。”注中说：“按城中教读先生贫难糊口，每于春初之际，自书红纸报帖，遣人于大街小巷粘报姓名住址，并注诗文任附，经蒙并授及某日启馆，择吉来学字样……”原来古之教师亦一向清贫，别人过年贴喜联，教书先生自己不好意思出面，只好托人上街刷广告，借以推销自己，寻求来年的生路！
　　此亦人才自荐乎？

　　《镇城竹枝词》

　　《镇城竹枝词》，全书共收竹枝词50 首，甲寅（1916）仲秋刊刻于扬州，不著撰人姓氏，只附了有名无姓的子孙恭校字样。书后有光绪18 年（1892）
　　月如居士的一篇跋文，他以末首中“偶在他乡避乱时，闻来漫作竹枝词”等句，判断执笔者“殆郡人避难金坛时作也”。从整个竹枝词的内容看，他确实以一个普通难民的身份来记述道光二十二年（1842）7 月，英国军舰侵入镇江江面及镇城陷落的情形。一开篇镇江已是个恐怖之城：“夷人一自入圌山，直向长江左右环。城内人民忙欲走，谁知初八四门关。”“闺中少妇不梳妆，整日凭栏哭断肠。闻得夷人俱胆怯，不如投井或悬梁。”……当时受惊的百姓都从此门逃向乡野，英兵则一路严加搜检和掠夺，有诗曰：“家家遇鬼吓痴呆，门外提刀劈进来。衣服金银并首饰，被他掳掠实悲哀。”“火腿公鸡数只输，保来遭蹋可全无。令人取信何凭据，贴上门前纸画符。”本书的缺点是竹枝词后无一字本事和注解，因此难以断定这画符是否指英人书写的文字。请看城陷之后，敌人是何等的逍遥：“四门鬼子已屯兵，城垛今为一塌平。每值夕阳斜落后，登楼雅乐奏分明。”“各官逃去太荒唐，夷鬼来登府大堂。颁令人家多馈送，公鸡火腿并牛羊。”更令人愤怒者，英军忽发奇想，故意毁我文物古迹：“逆夷何故起痴心，掳尽银洋没处寻。忽欲差人扒宝塔，漫言顶上有黄金。”清府官员们临危逃命者有之，当然亦有坚守反抗，与城池共存亡者，如副都统海龄最后便自缢殉国。人民歌颂的是后者，其中一首还写到当时已被清廷贬于新疆的林则徐：“善领天兵林则徐，满城望若釜中鱼。人人举首欣相先，那是传言尽是虚。”谁是卖国的贪官，谁是人民的英雄，老百姓的心里有数。镇江父老在苦难中思念着林公，这细节分外动人。
　　7 月打下镇江，8 月初英舰便直发南京，侵入金陵江面：“火轮一路到南京，头队先将抵太平。远看盐船江上走，放开火炮怕屯兵。”英舰去了，镇江并未安生：“渐看夷船退镇江，沿途停泊却双双。谣传法兰西游奕，到此分肥有外邦。”屈辱的《南京条约》，正是由清政府在8 月底的南京江面上，于英国军舰上签定。人们忘不了这国耻大辱。
　　劫后的镇江表面上平静了，于是“本地官员已进城，衙门倾踏草都生。
　　暂将公馆来居住，抢案纷纷递禀呈。”这些抢案的被告当然不是英人，而是那些趁国难而大发其财的同胞。任何时代都会有恶徒和败类。至于那些失职的官员呢？竹枝词里留有这样一首诗：“知府祥麟守镇城，镇城一破便逃生。
　　若教殉难全忠节，也免差官扭进京。”这位知府到底被捉到北京去，我非史家，没有能力查到最后是怎么发落的。我在想，他若朝中有人，或者后门很硬的话又当如何？如此薄薄的一本线装小书，亦不知著者何人，竟留下不少史迹，应该感谢这位一百五十年前的作者。

　　《镇江沦陷记》

　　寒斋藏有一本无作者署名，亦无出版社名义的长形小册《镇江沦陷记》，铅印平装，110 面。扉页印有“非卖品”字样，并“作者附志”，原文如后：“此小册子，系由作者付印，并非书坊出版，敬谨送阅，不取代价，并贴邮票寄出，唯一愿望，在将个人经历，忠实报道于社会，以求增强抗战意识，激发敌忾同仇。诸君自己看过，请再转送别人，递次传观，以期普及，而广宣传，切弗随手抛弃，以惜抗战时之物力，区区微意，尚希垂鉴，是幸。”
　　最后仿照正式出版物的版权页声明：“欢迎转载翻印。”又书：“吾国春秋大义，有九世复仇之古训，又曰：“为国复仇，虽百世可也。’”印制时间是1938 年8、9、11 月，从书内提供的线索看，作者是镇江某公司的一位职员，他所记录的正是日本侵略者占领镇江屠城的亲见亲闻。他著书印书的举动是以个人的能力、财力为限，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来宣传抗战。时历半个多世纪，为后人留下一份抗日纪念品，也为侵略者留下一份罪证。作者说，日本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因为有外国记者的目击，还能冲破日军的严密封锁而公诸于世，而日军在镇江的暴行，由于消息的闭塞却不为人知，他有责任向国人揭露敌人的罪行。
　　本书共分9 章，分别是：沦陷前之种种，一月二十八日寇陷镇江，劫掠、奸淫、烧杀及伤害侮辱，其他种种，笔者的感想、杂录，逃亡后之所闻镇江消息。附1938 年7 月15 日上海《大美晚报》刊载的美国记者莫隆纳写的通讯《南京屠城记》。书中《奸淫》一章，记述受害的镇江妇女无异处于人间地狱。作者列举20 余例，个别的还有地点和姓氏。烧杀伤害部分，举有作者公司员工的例证。在《杂录》部分，揭露在镇江行医的一个叫大井弘的日本人，开业十余年，“镇人无负于他，而他施展阴谋，危害我国”，“去秋镇江枪毙汉奸秦蒋等人，闻汉奸内幕，系由大井弘主持，秦蒋既被获，大井弘亦即悄然离去。他在镇多年，对于镇江情形，自然十分熟悉，此次敌军抵镇，他已随来，往返沪镇，奔走极忙。敌军远来，不熟悉当地情形，倚畀他为顾问，自治会之产生，指挥谋划，由他一手经理。”日本帝国主义蓄意亡我已久，指使间谍深入我内地，以各种职业作掩护，收买汉奸，阴谋破坏，镇江大井弘仅其一例也。《杂录》中又记镇江自治会成立于1938 年1 月10 日，以尹姓、柳姓先后为会长，并徐姓翻译的劣行，等等。书后更宣扬抗战到底，“如果中途屈服，弃战言和，甘心做亡国奴，志气消沉，虽生犹死”。
　　读这样的书，自然不能按正式出版物那样来要求，文字也不讲究。若按报告和调查记来看，缺乏的部分还不少。但是，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 周年之际，重睹普通一国民的记实文字，仍然有意义。书中留下了当时函索本书的地点是：“江苏樊川一桂轩”，这是探访作者的唯一线索了。

　　《吕晚村手书家训》

　　鲁迅先生称许的《清代文字狱档》，故宫博物院编，线装铅印，共出了九册。我的藏本书品不一，因为是从京城几家旧书铺里零凑而来。当年如买全套的，书价可观。现在已经有了重排的铅印本，得来容易了。
　　书中所收雍正朝曾静、吕留良一案，读来令人心惊。现行犯曾静招供，他的反清是受了康熙朝吕留良著作的影响，结果吕氏全家获罪。尽管吕留良死去已有46 年，雍正仍把他戮尸枭示，子孙被斩。雍正初年刻的《吕晚村先生文集》，当然亦被抄禁销毁，世间几无留存。前些年，我在北京隆福寺偶然购得一部《吕晚村手书家训》，线装石印，上下两册，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
　　十一月上海国学保存会印行的“国粹丛书第一集”。这个团体的主干有邓实、黄节、刘师培、马叙伦等人，他们在1905 年还创办了《国粹学报》，以民族观点提倡国学。主编人是邓实。我没有见过这份学报，猜想是个带有排满色彩的刊物，不是纯学术园地，办到辛亥革命成功后才停刊。《吕晚村手书家训》的原稿先为锡山王氏所藏，邓实得到后付诸石印。邓的名字很陌生，我只在新出版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中才查到，知道他是广东顺德人，1877 年生在上海，1951 年逝世。神州国光社也是他创办的，并与黄宾虹编印出版了多卷集的《美术丛书》。看来人们久矣忽略了这位在晚清活跃一时的人物。他在付印吕氏家书时留有三绝，其中之一写道：“摩挲手泽泪潸潸，忌讳之朝例必删。可慨烧书烧不尽，尚留真迹在人间。”这就说明，没有等到清朝消亡，已经有人公开为吕留良鸣不平了，而且即使在雍乾两朝大兴文字狱的恐怖政策下，仍然有人冒了生命危险保存违禁的文稿。书是禁不绝，也烧不完的。
　　吕留良是浙江石门人，他的家书主要是写给他两个儿子大火和辟恶的。
　　这名字有点怪，都是乳名。信中似无多少违碍的议论，不过也有涉及他矢志不侍清室的文字，如郡守曾以隐逸荐他于朝，他立即作出反应，以削发为僧来抗争。这行动当然不是真的出世，而出于一种政治目的。他在信中曾经规戒家中子孙妇女，不论老少，一律不许烧香念佛，不准与僧尼老佛往来，并且婚丧行礼时，也不许用僧道及阴阳禁忌，等等。可是，一旦上面逼他就范，他又违心地遁入佛门。他给儿子大火的信中说：“昨橙斋得燕中信，云荐举事近复纷纭，夜长梦多，恐将来有意外，奈何！吾意及事至则难为计，欲先期作披缁出世之举，庶可幸免。汝在京即今当为布其说，云我厌弃世纲，已决意入山为住静苦行僧，不复与世周旋矣。我且避迹妙山，待燕中为定再作商量耳。”
　　待他真的出走进山，“一径南行，亲知皆有惋惜之言”，他能不动心吗？因道：“人生荣辱重轻，目前安足论，要当远付后贤耳。”吕晚村之受人尊敬，至少他语出真诚，是个言行一致的人。他的节操和品格，后人已有定论。
　　就在他行动之后的信里，又告戒子孙：“父为隐者，子为新贵，谁能不嗤！鄙父为志士，子承其志，其为荣重，又岂举人进士之足语议也。”据载，他的儿子并没按他的家训办，还是走了仕途。他们怎会料到，自己已经归顺朝廷当了官，已故的父亲获罪仍祸及了祖孙三代。残酷的雍正，把吕晚村的儿子也戮了尸，孙子拦腰斩断！当然，不论他们是否走仕途，都不会逃过这场灾难。悲剧的命运是注定了的。
　　吕晚村又是靠什么为生的呢？原来他是一位刻书贩书人，用现在的话说，他带着儿子编书刻书卖书，开了书坊，当了出版家。他的家书里难免有些封建说教的内容，也有颇见性情的某些细节。如他劝戒子孙爱护书，不使污损，不能随意折角之类，更有不少贩书的记录，读起来很有趣。他的刻书，看来也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他以明遗民自居，因此编选刻印了不少明人的诗文选集。他与桐乡人的张履祥共倡程朱之学，自然刻印的这类书亦多。他一方面卖书求生，一方面借以传播自己的治学思想和政治主张。雍正看透了这一点，恨之入骨，人死了也要治他重罪。
　　为了访书卖书，他与儿子常分别出差南京，家书中时有通报书市信息的文字。他写信给儿子：“程墨目下趱工，然须五月成书耳。书局有气色，甚慰……知寻得旧文十余种，乐不可言，此难得之珍也。寄时须缄固，付的当人方可，启岸尤稳，不可草草，更多方购寻之国表国门广业尤要。幾社文有友云，有至六集者，恨未之见也……见《朱子语类》即收买，不嫌其重，友人须此者多也。”他有意搜访前朝的遗文，自己到了南京回报家中：“程墨大题此间随印随发，苏州、杭州、芜湖、宁国皆来要书。因待北客，未尽发去，故未暇寄回。”又一信，记他在南京购得印书的纸张40 篓，并让店中补运大题3 捆，共270 部来。信中谈业务，安排书坊生意者所在多有，如：“《知言集》尚在搜罗，动手当在秋冬耳。《语孟说》已在分抄，来月可寄还矣。
　　《北盟会编》亦应收之书，但价昂则不必，非不易得者也。”另函称：“局中生意不佳，想非其时，亦旧书行将阑耶。若气色不旺，相急宜出新书帮衬之。”出新书就要投工备料，积压资金。有时看准市场，还把刻版带到书籍集散地的南京来刷印，可以节省开支和往返运输的时间。不过也有波折：“今日始发书至坊，北客尚未到，而坊人口角看火色颇佳，云去年秋冬北客问程墨不绝口，虽数千册亦早去矣。但，有一说可虑者，云此间坊贾止许外路人来此卖书，不许在此间刷印，未知此说如何？且看光景作商量耳。”这表明吕晚村处事干练，不是一个只尚空言的书呆子。请看他的另一封信，俨然一个富有经验的书贾：“此间北客陆续有到者，要等全场会墨出方买书，而金陵姑苏近地买者甚众，气色殊噪也。吾所最快者得黄俞邰、周雪客两家书甚富，而恨不能抄尽耳。今寄归李伯纪《梁谿集》九本，可向曹亲翁处借福建刻本一对，无者方录出，亦可省些工夫。又晁说之《嵩丘集》七本，书到即为分写校对，速将原本寄来还之，两家极珍惜，我私发归者，当体贴此意，勿迟误，勿污损也。黄家有《杨铁崖集》，比吾家本子多数倍，吾欲查对抄全……此间书一发完即归矣，然书籍留人，恋恋难释，意且在此结夏，大约秋初作归计耳。”贩书者应是爱书人，吕晚村可谓当之无愧。“书籍留人，恋恋难释”指的怕是佳本良册的诱惑，而不单纯为了生意经。这种访书得书的愉悦情怀，亦见于家书中收的《得山阴祁氏澹生堂藏书三千余本示大火》：
　　“阿翁铭识墨犹新，大担论斤直换银。
　　说与痴儿休笑倒，难寻几世好书人。
　　宣绫包角藏经笺，不抵当时装钉钱。
　　岂是父书渠不惜，只缘参透达磨禅。
　　（祁氏恭临济宗）”
　　我不知道禁书《吕晚村先生文集》中是否收了这诗，有兴趣者可以据此作一藏书诗话了。所有家书中的这些记载，当是吕氏传记的第一手资料，亦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到明末清初江南书市的风景。
　　吕晚村对卖书一事曾经向子孙作了自白：“吾之为此卖书非求利也，志欲效法郑氏则其为衣食制度之本，不可不先足备，正欲使后世子孙知礼义而不起谋利之心，庶几肯读书为善耳。若必置文章而谋治生则大本已失，所谋者不过市井商贾之智，孟子所谓蹠之徒也……吾向不忧汝钝而忧汝俗，此等见识乃所谓俗也。医俗之法，止有读书通文义耳。”最后，他的结论是：“与其富足而不通文义，无宁明理能文而饿死沟壑，此吾素志也，亦所望与汝辈同之者也。”晚村先生是不是把儿辈的有关矛盾解决了呢，恐怕没能办到。
　　因为他的儿子不是到底从了政，不再去卖书了吗！

　　《金陵卖书记》

　　《金陵卖书记》，光绪28 年（1902）出版，是清末一位出版家版书的自白，内容很有趣，让我们看到了九十年前出版界一位同行的种种活动。
　　早在三十年代，阿英为了寻找这本《金陵卖书记》便费尽了心思，不知盼了多少时间。他同沪上旧书店的人一向很熟，托了不少人去找。有一次听到粹宝斋书店的主人说，记得进过这本书，不知压在什么角落里了。阿英岂肯放过这个机会，即与店主蹲在地上一本本地翻检起来。真是老天不负苦心人，翻到最底层，“历数小时，始得之于乱书堆中，其快慰之情，殆可见矣。”（见阿英：《海市集》）事隔半个世纪，此种淘书的乐趣已难再现，我们只能从前人的记载中去间接感受了。
　　有幸的是前几年我也得到了这本书，乃是别人赠予的，除了书友的情谊可感之外，虽然亦兴奋一时，却没有当年阿英先生那样可资谈助的消息了。
　　一种是亲身体味挖掘和发现的快乐，一种是天外飞来，坐享其成，还是前者的经历更有兴味。
　　本书的作者署名公奴，从字面理解好像颇具民主思想，当然这只是从形式上妄断。作者原名夏清贻，字颂莱，号公奴。据《室名别号索引》一书的编者陈乃乾先生介绍，夏是清末上海开明书店的主持人，但其生卒年月及籍贯等均不详。光绪30 年（1904），开明书店还印了他编撰的《英特战纪》一书。阿英先生说，李伯元在所著小说《文明小史》第二十四回，讲到一个到济南考场赶考的书商，一边卖书，一边也参加应试，是个“维新的豪杰”，事后作了一部《济南卖书记》。显然这个人物是在影射《金陵卖书记》的作者公奴。
　　光绪二十八年在南京举行的壬寅乡试，可谓规模空前，因为这一年是补行庚子、辛丑因政治动乱而中断了两年的乡试。应试者到了足有两万多人，这也是书商向知识分子推销书刊的好机会。据有关的史料记载，恰好这一年，光绪皇帝又正式提出了取消八股文的旧例，改为首场考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二场考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三场考试四书、五经义。考试内容的改革，势必要影响应试者要寻找流行的政治新书来参考。书商公奴大概得风气之先，提前作好了准备，特地从上海“担筐挈箧”地贩来大批应时新书，满足了应试者的急需，生意眼是不错的。从这里我们可以想到，如果说清末也有较大规模的书市的话，那么一年一度的书市大体是设在乡试的考场以外，与乡试同时举行。南京考试后，下一年的乡试在开封举办，是时书商们又云集开封。
　　开明书店的一位股东王维恭，也仿公奴的《金陵卖书记》，事后作了一部《汴梁卖书记》。
　　公奴的边应试、边卖书，堪称文人经商之一例。如果他只是个卖书的商人，或许就不会写出一部《金陵卖书记》了。他在序言中说：“岁七月，以长者命赴试金陵，非始愿也。”看来他并不重视功名，对于卖书似乎兴趣更为浓厚。用今天的话说，他不单是个注重经济效益的出版家。他认为各地拥来的应试者，等于集中了全国各地知识界的代表，借此售书，也是“传播文明种子”的大好机会。事后检验他销书的结果，足证他的预见。书市历时月余，售书三千余册，提倡维新的书最为畅销，如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的《天演论》，加藤弘之的《物竞论》等都是人们争购的热门书。又“《明治政党小史》，尤见特色”，而且这些热门书都是“单行小帙，价廉易销”。
　　总之，这次贩书活动，适应了读者要求维新的思想，反映了当时读书界的动向。
　　我因此联想到另外一件事，在金陵举办乡试和书市的这一年，鲁迅本来正在南京求学，但在开幕的前三个月，他已离开了金陵远赴日本留学。就在他东渡的前夕，从他当时读过的书目中便可找到《仁学》、《天演论》、《物竞论》这三本书，而且他还特别留下来送给了二弟周作人。这种巧合，证明了公奴的调查是有根据的，印证了当时有为青年们的读书风气。公奴所进行的读者调查相当精细，如说购书读者的年龄在四、五十岁以上的仅有数人，绝大部分还是青年读者，因此他不无兴奋地写道：“可知文明之运命，端在青年，而文化之将开，确可预卜也。”这位开明书店的老板不愧一位开明人士。当然，他的书店与1927 年在上海创办的同名书店并无联系。据记载，至少到光绪33 年（1907），这家书店还在印书，何时关闭则不详。在本书问世以前，我们还很少能看到古代书贾从书刊发行的角度来撰写的专书，公奴却别开生面地研究了书籍在流通领域里的得失，探讨贩书的经验，研究读者的心理和书籍市场的信息，实为我国近代中国出版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史料。
　　作者既是参加乡试的一员，他身历其境，现身说法，在本书下卷即生动地描述了赶考士子的种种表现，淋漓尽致地写出了人们在考场内外亦悲亦喜的窘态和丑相。正因为作者具有抵触科举制度的思想，因此《金陵卖书记》也是一部关于清代科场见闻的真实记录，暴露和讽刺了科举的黑暗和一切陋习。作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金陵乡试绝不是什么发掘人才的盛举，而是“江南奴隶之制造厂”！我很奇怪商衍鎏先生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收录的清代科场掌故轶闻不少，何独漏掉了壬寅金陵考场的史料？也许商先生当年不曾发现这本《金陵卖书记》吧，或者忽略了本书下卷恰好是写考场生活的。
　　从发售书刊的角度，书中还列有售书总账和有关表格，分类颇细，如每个部类共销书若干册，记录得清清楚楚。销数最多的书是历史类，包括传记书。作者又分析其原因有两个：“一史皆事实，故译笔皆畅达，便于省览。
　　二此次科场兼问各国政事，故不得不略求其端绪。”这里说的历史书，当指各国近代历史及有关的政治书籍。
　　这位贩书者还善于倾听读者意见，及时反馈给写书和译书的人，并向出版家们提出各种建议和应该注意的事项。如说读者对书名只列人名者还不太习惯，认为应在《李鸿章》、《康有为》书名后加一“传”字。同时指出译书者应注意：“人地名勿歧出”，“和文名词勿多用”，“附图须精善”等等。看来这些话讲得都很在行。
　　作者结合书市的现状预卜了市场的前景。如说：“宪法诸书虽亦浅近，但专门学之名目已嫌太多，每有购其书而不能读者。”又说：“外交之书种类太少，果有善本，定可畅行，盖最为内地所欲知者也。”“生理学诸书，以婚姻卫生学最畅销。”这位贩书者观察顾客也相当用心，他描述那些来买男女生理卫生书的读者十分传神：“一见其图，喜跃不自己，然惟恐人见之也，故来购必以暮夜，避师友，屏群众，伺人少时以只身来。其择取之也，指以手而口不敢道也。”我不知道今天书店里的从业人员，有无如此细心地观察过读者！
　　公奴也批评了当时不健康的读者购书心理，如只重形式而不问内容者：“第一先择版式，洋装大字，朗若列眉，则书之善否不暇问矣。”又讽刺出版者为了营利而猎奇书名，他故意说：“予将著《无师自通外国史》及《西政不求人》，获利必不赀矣。”单纯从经济效益出发，古人今人在贩书时犯的是同样的毛病。
　　《金陵卖书记》的最后部分是上海开明书店发售书刊的目录，或称“书刊广告特辑”。这当然是近代中国出版史的第一手资料。全目共收书三百余种，尤为可贵的是每本书都附有定价。在文艺书中，当然少不了正在流行的林纾译作，如《茶花女遗事》等。当时开明书店提出的经营口号是：“广开风气，输布文明。”
　　下一年，即1903 年在开封举办的乡试规模要小多了，应试者只有五、六千人。开明书店又带去书刊二百余种，并《金陵卖书记》一百余册。原来这部《金陵卖书记》为非卖品，是免费赠送读者的宣传品。书一摆出，立时被应试的士子们一抢而空。这些情况在王维恭写的《汴梁卖书记》中略有记载，这又为关心古代书刊发行宣传艺术的人们提供了实证。
　　我至今没有找到《汴梁卖书记》的原版本，只从张静庐先生编辑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读到了部分内容。不过后者无论从见识和文采来说，都远远比不上《金陵卖书记》。

　　《为书籍的一生》

　　1963 年7 月，我从三联书店购得一本很有趣的书，至今一直珍藏着，它崭新得如同刚从书店里买回来一样。书的装帧设计一扫当时的流行公式，封面封底全部乌黑，字体翻白，只有书名的头一个字用红。书的内容稍后便有点犯忌，因为这是为沙皇时代的大出版家绥青树碑立传的。以过去的观点而论，此书从选题到装帧都富挑战性，所以书店默默地出版，读者悄悄地购买，30 多年了，我几乎没有看到过任何有关它的介绍和书评。这就是绥青（1851—1934）写的回忆录《为书籍的一生》，叶冬心译。
　　叶先生根据前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60 年的初版本节译。据介绍早在1922 年，作者就把书稿交给前苏联出版局了，一压就是三十几年，后来连原稿也下落不明，尽管当时很多作家支持出版也没用，如写长篇小说《夏伯阳》的富曼诺夫便称赞：“太有趣啦，哪怕是用来写一部小说都行。”后来多亏家属发现了底稿，使这部书才不至失传。
　　绥青从14 岁起就在莫斯科尼古拉市场的一家书铺里当学徒，从印通俗的木刻图画小书开始，他一步步地熟悉了出版业务和图书市场。青年时代即受到列夫·托尔斯泰的影响，一心要为平民出版定价便宜的好书。他脚踏实地地这么去做了，从而使他走上了成功之路。我读完此书，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也正是这一点。
　　到十月革命前夕，他的事业已经发展到一个高峰，1914 年绥青出版公司已占全俄罗斯出版物的25%.即使在这时，他也没有放弃出版便宜的书，坚持把俄罗斯的优秀文化，以及优秀作家的文艺作品推向平民读者。他把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作家的作品集，一本本有计划地向人民普及。他是书商，又是一个推广民族文化的使者，一个有远见有修养的文化商人。他从不为了赚钱而出坏书。托尔斯泰逝世后，他办的公司在出版托翁的全集上发生了意见分歧，有人只想出版50 卢布一套的彩色插图本，而绥青坚持除了这个彩色插图本外，还要出版10 卢布一套的全集。结果呢，出版这种便宜本，诚如他讲的，“一点也没有赚钱。我们的收入仅仅抵了开销。”他之所以要这么干，用他的话来说，不能光图赚钱，还要顾及一个出版工作者在良心上的责任，因为“我们都受到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无限的好处。”
　　高尔基评价他：“我认为绥青是非常之人，我极其敬重他。”
　　绥青的成功还有什么秘诀吗？有的。他认为，要出书就出丛书。他的经验是，即使再优秀的图书，如果不纳入系列而孤孤零零地出版，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一定被淹没在茫茫的书海里。他在俄罗斯最早推出了《平民百科全书》、《儿童百科全书》、《军事百科全书》以及《俄国历史图解》等等。
　　这不由得让我联想到30 年代的鲁迅、巴金先生，他们在印书时，不也是以出版丛书和定价便宜为己任吗？
　　“为书籍的一生”是神圣而又光荣的！

　　史料谈屑（六则）

　　一、也谈《遐庵谈艺录》
　　《文汇读书周报》载施蛰存建议重印叶恭绰著《遐庵谈艺录》一文，鄙人极表赞同。施先生说该书无出版年月及出版地点、部门，经查书中确无标志。据鄙人当年阅读香港报纸的记忆，此书似为六十年代初作者在香港自费印行，宣纸线装，精美异常。又一说为1961 年由香港太平书局印成。“文革”后期，鄙人于京城琉璃厂中国书店得《遐庵谈艺录》一册，同时又得作者的《矩园序跋第一辑》、《矩园余墨序跋第二辑》两册，亦宣纸线装，盖为同时所印也。从叶先生的两辑序跋集中，可见他收藏古物书画之丰，并热爱我民族文化之挚诚。至于书中涉及对古物书画之见解、考证、轶闻、掌故，堪称谈艺说文中之佳制，可读性较强，理应同时再版公诸于世。据闻叶先生又有《遐庵清秘录》一种，亦为六十年代初香港印，或与前三书同时付印，惜鄙人未见原书，不敢贸然道其究竟。叶先生在抗战胜利后曾印行《遐庵汇稿》两巨册，又有诗稿、词稿二集，毛边纸线装本，当然也是自费印行者，似与本题无关，今从略。
　　二、《犯罪的功劳》
　　解放战争期间，吴晗在北平与战友们编辑出版了一种“自由文丛”，先后出版了三辑：《社会贤达考》、《论南北朝》、《论南行》。第一本出版地点是上海，二、三本出版地点是香港。如果有人光凭版权页上的说明加以记录，却无法反映真实的情况。因为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用来迷惑当局的。后人不可不察。
　　寒斋藏有一本一九四七年香港华侨出版公司出版的小型刊物《犯罪的功劳》，内容以杂文为主，“编后”的语气也像写于香港，而有关的期刊目录中就此确定了它出版于香港。此外，文章后边有的还标明写于“香港·正门”，等等。事实果真如此吗？非也！真正的出版地点是上海。
　　查《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三分册，在贾植芳的条目中说：“一九四七年初主编《时事新报》文艺周刊《青光》，同年六月与尚丁、耿庸等人创办‘诗与杂文丛刊’，出了第一集《犯罪的功劳》即遭禁……”原来那位在“香港正门”的作者申右芷，就是当时在上海的耿庸。现在是拨开迷雾的时候了。辞典中应略加更正三处：丛刊的名称为“杂文·讽刺诗丛刊”：“第一集”应为“第一从”；创办时间不是“六月”而是“八月”。
　　三、“志摩”与“光摩”
　　某年余在旧书肆见到徐志摩诗集《小鱼集》一册，三十年代出版，急忙购下，以为这是别人代他编的选本，或书商的盗印本。仔细一看才发现作者是徐光摩。“志”与“光”一字之差，两者的字形极相似，粗心骗了自己。
　　没想到近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史料·索引》卷的编者亦被骗了，把《小鱼集》的作者也当成徐志摩。
　　又如现代文学史上有位知名的戏剧家陈大悲，同时又有一位作家叫陈大慈，我就藏有后者一九二九年四月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古玩》和一九三三年六月由黎明书店印行的《花椒》两本文集。“悲”与“慈”字音不同，形却相近，一经铅字印出，几乎分辨不出。一个大悲，一个大慈，字义相对，也算巧合。我不熟悉这位大慈的情况，考索起来也许不无趣味。因而又联想到三十年代的女作家林徽音，同时代不是还有一位男性作家叫林微音吗？害得不少人产生误解，造成张冠李戴。
　　唐弢同志逝世后，黄裳写了一篇悼念文字，不提唐弢，只提风子，于是又让不熟悉文坛掌故的人生疑。“风”与“凤”的字形字音几乎相同。有人便问：凤子不是位女作家吗？又如同是翻译家的荒芜与荒弩，年龄相仿，一位是安徽人，一位却是河北人，虽然他们也都是诗人，却到底还是两个人。
　　治现代文学史的朋友万万不可马虎。
　　四、男乎女乎？
　　“五四”以后，女作家的出现受到了社会的广泛重视，此亦时代风气。
　　有的投稿者以为，用个女士的笔名，必然会得到编辑的青睐，于是猎奇者，恶作剧者，投机取巧者所在多有。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作家因为逃避当局的政治迫害而有意混淆性别。如作家王任叔（巴人），用过碧珊的笔名。作家秦似，用阿娣的笔名，专门发表关于妇女问题的杂文。翻翻中国现代作家的笔名录，有些男性作家甚至堂而皇之地打出××女士的笔名。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如邱韵铎一名樱岛女士，顾凤城一名洁梅女士，胡云翼一名拜蘋女士，张若谷一名剑舞心女士，孙席珍一名织云女士，赵景深一名爱丝女士，又名露明女士。当然，这当中也许有为了好玩，或无所谓的。
　　这种风气大概到了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就不大常见了。但，对治新文学史者来说，有人来研究考索一下作家的笔名，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事了。
　　五、保留旧广告
　　一位想影印旧文艺期刊的出版家问我：“期刊上的书刊广告照印否？”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可惜不少重印的文艺期刊仍不存原有的广告，如《小说月报》等即是。
　　有一些广告可作考证版本的依据，如你想知道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与《国语文学史》有何区别，请看《新月》杂志上的广告：“作者本意只欲修改七年前所作《国语文学史》旧稿，但去年夏间开始修改时，即决定旧稿皆不可用，须全部改作。此本即作者完全改作的新本，表现作者最近的见解与功力。本书特别注重‘活文学’的产生与演进，但与每一个时代的‘传统文学’也都有详细的讨论，故书名虽为《白话文学史》，其实是今日唯一的中国文学史。”
　　又，新月版的平装本《志摩的诗》与线装本的同名书有何不同？请看广告：
　　“初版《志摩的诗》是作者自己印的，现在已经卖完了。这部书的影响大家都知道，‘作者奠定了文坛的基础。’然而作者自己还是不满意，拿起笔来，删去了几首，改正了许许多多的字句，修订了先后的次序。这本书的内容焕然一新，与旧本绝不相同。”
　　看了这两则广告，当知笔者提倡影印报刊必得保留旧时广告的苦心也。
　　六、错漏多有
　　近日购得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书籍装帧》一册，这类书不常见，很喜欢。因为这也是一本新文学书刊的图录，不仅美术工作者需要，治现代文学史的人也可以参考。
　　所收图录除个别的是一九一九年以前的作品外，其余都是一九一九——一九四九年的书，书名何以称为“近代”，不解。又，当年封面上的书名一般从右到左，不像今天一律由左向右，因此一九二九年周瘦鹃的《湖上》一书误为《上湖》了。不通。书中错字也不少，如沈从文的《从文子集》错为《丛文子集》；上海晨光出版公司误为星光出版公司。此外，列为“年代不清部分”的67 种书，依我看都是比较常见的，完全可以查清年月，如鲁迅译的《表》，丰子恺的《音乐入门》、韬奋的《展望》、胡风的《为了明天》、冯雪峰的《过来的时代》、周而复的《春荒》等。
　　最奇怪的是本书前无总目，文章无标题及作者署名，估计是编者写的吧，是前言、序、小引吗？文中论及诗集《生命的0 度》的装帧，竟不知作者是丁聪，更不把丁聪列入本书的装帧设计家的代表人物中！至少在本书中不是还收了他所画的另外几个封面吗？如《呼嚎》（沙汀）、《沸腾的岁月》（袁水拍）、《雾城秋》（艾明之）。
　　应该说这是一本很吸引人的书，又是一本令人不无遗憾的书。这是一本乍一看很美的书，但是又经不起读者的仔细端详。

　　书廊徘徊

　　收藏之乐无穷，可惜只有近十年来，人们才肯公开议论它。看那业余收藏家们的痴迷劲儿不免令人发笑，而那成果亦十足惊人。报上对此时有披露，有的收藏甚至填补了国家博物馆的空白，确实具有新闻价值。
　　藏书的趣味自来也吸引过不少人，不过怎样才称得起“家”，这标准很难划定。总之，我也勉强算是这个队列里的一兵，说不上“家”。以前我怕谈藏书，这有玩物丧志之嫌，易遭冷眼；也怕谈书斋，似乎那是“象牙之塔”，呆不得的。前些年，我们单位的一位领导人在大会上一时心热，夸口给知识分子解决一间小小的书房，结果引起纷纷然的抗议之声，那效果还不如不讲。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美丽的梦，要想兑现实在还有一段不近的路程。
　　我写过一些书话，每每情不自禁，自然流露了我对藏书的趣味，但也未敢放肆，不能尽抒个性。比如少年时代见到一位风度典雅的少女买了一本屠格涅夫的《春潮》，于是我也偷偷地买了一本。我一直以为这举动是莫名其妙的，而孙犁同志一口指出，这符合弗洛伊德的心理说。我想是的。这个记忆竟埋藏在我的心中这么多年，也不知此生何处再见伊人。
　　又如我在台湾出版的《书评书目》1978 年3 月号上看到，有人介绍徐志摩印的第一本线装诗集《志摩的诗》，在海外只有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有残本，被珍视为“孤本”。我不禁一笑，好像赛马中奖一样的得到了自我满足。比起我的所藏，那究竟算得上什么“孤本”呢！我前后即收得这书的全本三册，其中一册还是签名本，是徐志摩送给马素的。我曾将一册复本送给了诗人袁鹰。这种收藏的欢乐理应如实写出，也许可以鼓励一些朋友同来热衷此道。但我没有这样做，怕把别人引向邪路。
　　也有朋友取笑我的平时爱翻弄旧书，我便回答他：我既不会吸烟喝酒，又不会下棋、打扑克，更不想去跳“迪斯科”，那你让我干什么玩呢？我一直把藏书活动看作是较好的一种文化休息，格调不能说低。我胸无大志，也不想干扰和妨碍别人的宏图壮举，您就让我在书廊里任意徘徊吧。
　　书廊里琳琅满目，群莺乱飞，它不仅令我陶醉，而且填补了我生命的许多空白。即使毫无所得，我认了。
　　1987年6月

　　《余时书话》小引

　　集近几年我所写的中国新文学书话，编成这本《余时书话》。“余时”是我的笔名，取业余时间写作之意。书名不新潮，没有探案，没有武打，也没有脂粉，估计不能叫座，真为难了好心的出版家。
　　近年来我在翻检旧藏书刊时，那焦黄发脆的书叶早已经不起反复摩挲，事后往往是落华满地，爱也爱不得，碰也碰不得。书与人一样，彼此都老了。
　　我们相守了几十年，怎样才算个了结？我想最妥善的办法还是选择一些稀见的版本，一一写成书话，亦不枉我们相聚一场。这里当然包含了我耗去的一些光阴，以及我的一份感情。我为伊倾倒过、迷醉过、欢愉过，也曾经为之懊悔过、担心过，甚至想一把火毁灭之。然而，终于还是旧缘未了，不能负心忘情。一位琉璃厂贩书的里手来寒舍串门儿，瞅着我的藏书，给了我一句恰如其分的评语：“就您费的这点工夫，没得说了。”这是经验之谈，我找到了访书的知音。
　　为了保存这些发霉了的书，我蚕食了寒舍属于亲人的不少地方，承家人的忍让，我有愧了。其间亦曾求助过管房子的人，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对方的奚落和冷眼，人家说：“亏你说得出口，人还没地方住呢，你倒想给破书找地盘。谁让你买旧书的你找谁去！”我找谁去呢？
　　我着实有点寂寞了。
　　现在，《余时书话》是编好了，“小引”亦可收笔矣，可是我又为此书的销路担心起来。在目前的条件下出书，不是存心坑人家出版社吗？
　　我怀着虔诚的心向正直的出版家们致意，你们印书已近于行善了。真难啊……
　　1990年岁末

　　书摊梦寻

　　少年时代，我是从天津旧城北门西的旧书摊上开始寻觅课外读物的。从课本上知道了鲁迅、冰心、叶圣陶、巴金的名字，在地摊上才发现他们写过那么多书！又有从未见过的沈从文、曹禺、丁玲写的书。还有萧乾……
　　战前天津有商务、中华书局，敌伪时期有大地书局，可是我很少迈进那堂皇的门坎，最爱去的还是天祥商场二楼的旧书摊。多么诱人的绕场一圈的旧书摊啊！那是一座开架的图书馆，我的第二课堂。至今我保存了在那里搜罗的一些稀见版本和毛边书。那是一个少年寻觅知识的乐园，我忘不了天津的旧书摊。
　　1950 年我进了北京。天时地利，又让我先后与西单商场、东安市场为邻。
　　我是那两处旧书摊的常客。我的许多梦都留在书摊前。
　　现在几乎找不到真正的旧书摊了。可是我在梦中依然去巡游。常常在丛残中发现绝版的珍本，醒来却是一场空，不禁顿生寂寞。说真的，梦中所见的书格调高雅，连封面设计也不像今天的那样五颜六色，看了令人闹得慌。
　　我在书摊上，不过想寻找我从未见过而又有兴趣的书，并随时写点书话。
　　没有想过旧书可升值，然而近来有朋友跟我说：“老姜，这回你可发财了。几十年跑旧书摊，一共存了多少民国版的旧书？”
　　我这个人一向胆小怕事，明知对方是半开玩笑，心里却不免嘀咕：坏了！
　　难道有人误会我买旧书是为已经被打倒了的“民国”招魂？莫非有人又以为我意识超前，早就料到旧书会像古董似地可以参加拍卖？尽管我也知道升值和参加拍卖现在都不犯法。
　　如今我真的有点怕买旧书了，至少如一位不相识者在一家读书报刊上说的，有点不便再进旧书店。因为我实在说不清什么书可升值，什么书不能升值。怎么办呢？只好在自存的旧书堆中去寻梦。摊开几本旧藏，任意浏览翻检，居然在自家屋里摆起了旧书摊。我在书中寻找一些人弃我取、有益他人的物事，或作点介绍，或作点小小的考据，或补他人著译的散佚和微不足道的差误。如此这般，仿佛已经进入了两耳不闻窗外事，守着残书自得其乐的境界。这究竟是甘于寂寞有所追求呢，还是无意间有所逃避？我看您就马马虎虎甭问甭查啦。
　　我把近几年写成的书话编成一本小书，起名《书摊梦寻》，将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这是我退休后成为闲人的生活一瞥，也表达了我近时的心境和所感。还是我说过的，我这个人没什么出息，出门旅行见了世面，我就写点散文；坐在家中足不出户，我就写点书话。一辈子没有什么大志，既没有发财，也没有写过效忠信。
　　旧书摊的梦真的不去寻了吗？我也并不那么悲观。世上痴心寻梦的人正多，旧籍也不会就此灭绝。我仍将寻寻觅觅，并为天下的同好们祝福。

　　写在《北京乎》问世以后

　　交给三联书店的拙编《北京乎》终于出来了。看看我的序言，编讫写序是在1985 年的国庆前夕，前后经历了七年的时间。打走日本侵略者用了八年，印成一本书已接近浴血抗战的时间了，实非意料。但是，我并不责怪三联，因为新华书店订数太少，他们无法开印。我也主持过出版社的工作，深知同行们的甘苦。出版社不是慈善机关，不能光赔钱。若是，则上级早撤了你的职，或让你办的社关门大吉了。三联的同仁可以作证，为此我七年间从来没有催问过一次，尽管当初是他们的约稿。
　　如今我也糊涂了，究竟该怎样来估断我们的图书市场。这样一部选自1919—1949 年的中国现代作家写北京的散文选集，是我们的新文学出版史上不曾有过的。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搜集资料，因为从来没有现成的资料可找，得要翻检群书，并从零散的旧籍和报刊杂志上去寻觅。完成后看看目录，自己还着实高兴，以为这本书肯定会给出版社带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结果呢，我错了。此后便是寂寞冷然的七年，就像思念恋人似的，每一想起失去了音讯的所爱，心中总是空荡荡的不是个滋味。
　　今天，三联终于送来了《北京乎》，来人还略表歉意，我赶快反转来安慰他。我说书能出来就是胜利。其实他心里明白，这书是勉强付印的。我们两方心照不宣，若为名利计最好别干这种蠢事。我不会写长点的东西，假如不是犯傻，即使边学边写我也可能为哪个名人写本情史，或为某位财主写本传记了。七年的时间硬磨也会磨出来了吧。
　　我在本书序言中说过，编成这本书“我还是非常满意的。”现在仍不改口。听说戈宝权同志见到《北京乎》样书后非常高兴，他想不到竟有这么多作家写过北京，出行在即，硬把那本样书带到了大洋彼岸。另外，此书的装帧设计也是第一流的，多亏了老出版家叶雨（范用）同志的亲自动手。遗憾的是封面速写画的作者邵宇同志终于未能亲见。这样美的书也好久见不到了，由于印数不多，奉劝爱书的人欲购从速。
　　限于个人的见闻，我早就料到可能会有遗漏的篇目。在这静待出书的时间里，我又陆续发现了若干篇优秀的散文，几乎都是老作家写于抗日战争以前的。如孙犁同志当年在北平当小职员的时候，写过一篇逛天桥，看地台子戏的散文。顾随教授写过一篇清晨往太庙剜野生荠菜的散文。此外还有吴组缃、熊佛西、师陀、余冠英、陈敬容等写北平的散文。直到这次我送书给吴祖光时，他指着目录跟我说：“我也写过广和楼，比黄宗江的这篇还要早。”
　　天知道，他写的《广和楼的捧角家》我早就读过，可是我怎么能知道“绿英”就是他呢。那时他还是个少年学生，化名投稿给林语堂办的《宇宙风》杂志，居然登出来了。他说这是他进入文坛以前发表的处女作。还有张中行先生写的《北平的庙会》，当时用的笔名是张玄，也漏收了。编书时我定了一条，作者的身份不明，写得再好的也不破例收入。
　　三联书店的朋友说，有的读者建议，1949 年以后的作家写北京的散文选集也应出版。我现在可以诚恳地声明，我实在没有兴致再编了。希望读者谅解，并盼海内外有志于此者早日动手。
　　1992年

　　《书香集》序

　　1989 年秋，我编了《书香集》。一开始就不想编成一本介绍学习方法或讲读书心得的书，而是请作者就与书的结缘，谈些个人与书的命运及有关书的故事。
　　应邀作者每人一篇，共收作品41 篇。真的是以小见大，通过一本书透视了社会，照见人们的灵魂，留下了时代的悲欢。当然，也有讲购书藏书，或发表一点感触和议论的。
　　关于书名，我曾经说过：书名《书香集》本无深义，取其雅俗共赏而已。世间也确有带香味的书，这倒不是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今天才有的。我们的老祖宗在雕版刻书时代，便知道用上好的香墨印成带幽香的木版书。何况一本佳书在握，只要思想、意境、文笔好，即便用的并非香墨亦可异香扑鼻，令人神醉。
　　然而，作者之一的宗璞同志更喜欢含蓄一点的书名，我趁机请她帮我想一个更好的。她想过了，一时又没有理想的。过后她来信说：“在陪家父谈话时谈及集子之事，老人想得一名曰《忘言》，得意忘言乃读书之理。我觉得很好。《忘言集》，如何？冷僻否？”拙编竟然惊动了冯友兰先生，我甚感不安。“忘言”当然更有寓意，但由于时间和技术上的原因，到底还是用了近俗的《书香集》。不过他们父女对本书的热情不能不在此一表。
　　事隔六年，本书得以重新编订，书名依旧，新增加了不少篇。依然是每人一篇。
　　前后六十余位作者，职业并不限于作家，扩及到一切爱书人，有几位还是在旧书肆工作的老店员。
　　关于书，怕是永远也谈不尽的一个话题。
　　但愿爱书人的队伍越来越长。
　　1996年春

　　阅历人生

　　我与李辉相识的时候，彼此还是编者与作者的关系。后来他调到我们单位来，终于成为同事。我们年龄有别，是两代人，但业余爱好却相似。有暇时常常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聊天，八成离不开现代文学，离不开作家与书。我们都有很多美丽的梦，想编这个又编那个。李辉到底比我年轻，精力充沛，思想活跃。有一次，我把自己多年想做而无精力做的事转告他，希望他来完成。即当年沈从文写的《记丁玲》、《记丁玲续集》，最初在《国闻周报》发表时已经删节，后来在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之际又遭删节，原稿已不可查。
　　如能查出刊物与出书时的差别，也是很有意义的。李辉一口答应了。从此，他默默地在图书馆工作起来，不仅校勘出不少删略的文字，而且目光有所发展，远远超过我原先设想的规模。他深入地了解到沈、丁之间的矛盾，以史料为基础，写成一本有血有肉，有风有雨，有恨有爱，有情有理的非常吸引人的小书《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也是一种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求知和做学问的必由之路，一切观点和结论都在掌握了大量真实的材料之后，很多作品的诞生都要经历这一过程。
　　我先睹为快，一口气便读完了原稿，这是我近来读书时少有的情况。它的可读性在于以事实为依据，且有真知灼见可供我们比较、思考、品味，甚至可以通过两位作家的矛盾来认识社会，阅历人生。两位主人公都没有隐晦他们之间的矛盾。特别是丁玲同志，她很激动，一再向外界主动公开这一矛盾。她当然认为这是必要的，正确的。1992 年5 月10 日，羊城晚报《花地》上刊有苏策同志的一篇回忆沈从文先生的散文《他永远存在》亦可证明。1983年3 月，云南《个旧文艺》请了以丁玲为首的一批作家访问个旧，还在公园栽种桃树“文学林”，题字是沈从文的，“但是丁玲却变了脸色，匆匆走开”。
　　“李乔同志约丁玲、蹇先艾两位老作家去他的家乡石屏县访问，叫我和王松作陪。到了石屏吃晚饭的时候，大家从‘文学林’闲谈到沈从文，丁玲同志说：“他的作品你们都看过吧？都是些乱七八糟的、逗趣的东西，没有多大意思。’我这时才发现丁、沈之间有着很深的矛盾。”当然，苏策和蹇先艾同志都不同意丁对沈的看法。沈从文虽然没有公开发表对丁不满的文章，但是他在与友人的通信中还是发泄了不平。这些信到底也由别人公开了。当事者既然要使社会上周知此事，局外人也会自己作出判断。因为谁都明白，作者的文字一经公开，也就属于社会所有，连局外人的读者也有了发言的资格，并非多事。这是正常的，不足为奇。所以李辉同其他“好事者”一样，都顺理成章地介入了这一公案。包括笔者有内，非此即彼，总会有个人看法的。
　　我同意李辉写作《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一书的基本态度：“沈从文、丁玲，各自的文学成就和曲折的人生道路，本身就是独立的高峰，有各自的风景。他们即使从不相识，他们即使没有恩怨沧桑，他们的过去也可以作为独立的存在而丝毫不减其耀眼的风采。但是，历史既然安排他们相识在北京，相识在他们开创未来文学生活的起端，他们的恩怨沧桑，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折射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性格的复杂，反映这一代人的心境历程。”（引自本书第十六章：《沧桑永无终结》）世无完人。我读了李辉的这本书以后，丝毫也没有减弱我对沈、丁两位前辈作家的热爱，或是对他们多年来的坎坷生活失去了同情。我与沈、丁两位先生并不熟悉，但亦分别接触过几次，至今怀念他们，也尊敬他们。
　　1992年10月

　　古董摊前凑热闹

　　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里，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可真多。这是财富，弄不好也可能是个包袱。这里且不去详谈它。到了十年动乱时期古董又成了“罪恶”，非要扫除干净才算清白，方称革命。
　　愚昧、野蛮、荒谬的举动，不知毁灭了多少国宝，过去是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日本侵略者跑来劫掠焚毁，这一回是打着革命的旗号自我毁灭。风暴所及，深入到城市和乡村，直至每个家庭的各个角落，凡我国粹均在横扫之列。破坏的范围堪称空前！结果呢？现在各地又纷纷投资兴建假古董，很多地方还形成了规模不小的古董市场和古董热，连不懂此道只想发财的人也吸引来了。我说不清，有的地方连教师的工资都拖欠着，有无必要先造假古董？
　　我偶尔涉足古董市场，果然是万人空巷，摩肩接踵，场面确为壮观。对于真正爱慕文化，保存古董的人我深怀敬意。但，听内行人说，哪里有多少真货，大部分是假的。我们的同胞造假有方，这对只想见见世面，长点知识的人来说无害，若要收藏就得小心。我并不反对古董热，包括那些买了去卖，想从中赚钱的人，只要不违法犯罪，这对保存古董还是有好处的。相对“文革”中的自毁古董而言，这是个进步，也是对“文革”的批判和一种报复。
　　如嫌过热，能怪谁呢！
　　我非书香人家出身，父亲是在天津开纸铺的，他却喜爱收藏邮票，主要是大清龙票和民国初年的各种纪念邮票。一生所得，装满一个小手提箱。解放前，有个香港邮票商人慕名而来，出高价想收买他的龙票，他一张也没有让。解放初，家父病故，那小箱子一直由家兄保存。“文革”中街道的“造反派”来抄家，先抢走了那小箱子。它既是“四旧”，为什么不当场烧掉呢？
　　人们事后才明白，那些响应号召去抄家的“英雄好汉”们，有的是懂得古董的。他们趁机打劫，无异于明抢明夺。可能清查困难，似乎很少人因此而治罪的。想来可怕，连号召他们去抄家的康生、陈伯达、江青之流，不都是到保管抄家物资的地方去挑选古董吗！他们明里是“文革”首领，暗里是窃贼。
　　同他们论理，可就太天真了。
　　父亲此外再也没有什么古董了，但在他居室的门后却贴有一张汉代的鸭嘴铜壶图，还是专门请人用宣纸画的。小时候常听他向我们念叨此事。他相识的一位同行，自命懂得古董，不满足于本行的薄利。有一次，他在街上偶然买得一件古铜器，即鸭嘴铜壶，转手卖到租界一家古董行，赚了十几倍的利润。从此，他更看不上本行营生，又是喝酒，又是听大戏，只想等机会再发大财。不想，出手的这件铜器是稀世珍宝，外国人用了多少美金买走，那家古董行赚了何止十几倍的钱。他闻讯后先是大吃一惊，继而痛哭失声，终日里又悔又恨，常常不思饮食，自言自语地算计，若是直接卖给外国人的话，可以买多少房产，置多少亩好地。最后卧床不起，不时骂自己是个混蛋，一命呜呼了！父亲为了纪念这位朋友，也是警惕自己不谋妄得之利，特别根据记忆，请人画了这张图。所以我从小就模糊地意识到：古董可以使人发财，同时也可以要人的性命。
　　过去玩古董得有两个资本。一是有钱，二是有文化。最好两者得兼，这样的人越多越好，国宝因此可以保存下来。历史上和当代都出现过这样的人物，他们对国家是有贡献的。没有钱而懂得古董的人，多是专家学人，一生心血奉献给古器，没有他们亦难以保存好文化遗产。有钱的收藏家不是为了把国宝转移到外国去赚大钱，甚至仗义疏财替国家把流失域外的国宝买回来。无钱的学人们则千方百计地去搜寻、鉴定、研究古董，著书立说，启发人们更热爱古董，不使一件国宝外流。在这些人的身上你能闻到一点钱臭吗？
　　听说现在有人玩古董专等海外的豪客，一心侍奉外国人。如此玩古董岂不令人担忧，这样不是谁给的钱多，谁就可以把我们的宝贝拿走吗！幸好我们的法律跟了上来，但愿有个说法。不能穷疯了，连尊严和法律也不顾了。
　　我应两位青年朋友之邀，也挤进古董摊前来凑热闹。不过我们却不懂生意，也无法提供何者能升值，何物可投资，只是分工合作地躲进故纸堆中寻找自“五四”以来文人们所写的有关古董的散文。先集中，后挑选，限定每家各取一篇，汇成一本小书，名为《古董因缘》。无非想请大家看看他们与古董的一点瓜葛，以及他们与祖国文化遗产割不断的那点感情联系。似乎这是一本尚无前例的书。如果能给尘土飞扬，人潮躁动的古董市场送点徐徐清风，我们就知足了。
　　1994年10月

　　爱书人的肖像

　　吉辛的《爱书的人》
　　写过长篇小说《新格罗伯街》（中译本一名《文苑外史》）的英国作家乔治·吉辛（1857—1903），似乎人们更熟悉他的随笔集《四季随笔》。李霁野先生早在四十年前就翻译出版了这本书。吉辛写过一篇短篇小说《爱书的人》，我却非常喜欢。
　　在世界文学上，吉辛被公认为是一位善于写贫穷的作家，他一生便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他富有同情心，特别熟悉伦敦贫苦文人区的日常生活，《爱书的人》就写了贫穷而善良人的不幸。吉辛生动地描绘了伦敦的旧书市场，塑造了一个碰到了恶运而又酷爱藏书的老头。小说开头便写这人在旧书店紧盯住一个买了几本旧书的人，然后尾随人家到街上，胆怯地提出其中一本扉页上有签名的书是他的旧藏。他自称曾经有两万册藏书，而现在再也没有力量买书了。他是一个破产的失业者，每天仍倘佯在旧书店里。现在他只能依靠妻子菲薄的收入来维持生活。
　　对于自己的妻子，这个爱书人简直是自私的。他不曾给妻子带来过舒适的生活，反而想尽办法从她手中拿钱去买旧书。这位贤慧的妻子默默地承担了这一切。她爱丈夫，尊重丈夫的爱好，从来不说一句不高兴的话。
　　妻子终于病了，也许会不久于人世。妻子娘家的阔亲戚实在不忍心让她在发霉的旧书堆中养病，答应无偿地供他们夫妇在乡间别墅里食宿。但是有一个条件，即不得带这些发霉的书到别墅去。主人公本不愿离开伦敦的旧书店，但为了妻子的病，他同意到乡下去。一旦妻子知道不准搬书的条件，尽管明白乡间别墅的空气对自己的病大有益处，她还是毅然拒绝了对方的要求。她不能背叛自己的丈夫，她要陪着丈夫困守这些旧书。吉辛写爱书的人，实实在在地也写了这位贤淑的妻子。他歌颂了这个妻子的忠诚和牺牲精神。
　　丈夫也陷在深深的矛盾之中。他先是自惭，后来甚至仇恨起这些旧书来，以为因了这些书才耽误了妻子的病，是自己杀害了妻子。吉辛在小说里，让主人公讲了一段长长的自白，活画出某些藏书人的心态，很真实，也很痛苦。
　　主人公说妻子同他结婚时，他已经破产，她又比自己小二十岁，“她拿劳力赚来的钱养活我。……我还使她受饥受寒省下钱来让我买书。啊，说起来真羞死人呢！这是罪恶呀！这是我的罪孽！这种罪孽使我无形中做了书奴，永远不得翻身，其坏处有如赌钱和酗酒。然而我的结习难除，一见了书就不能自制，心里总是想买，买了后就自怨自艾，发誓以后不再买了，但总是不能戒除癖好。她从来就不埋怨我一句——甚至也不拿眼瞪我一下的。”（引温大雅译文）经过一段良心的自我谴责，为了妻子的生命，他终于瞒住妻子把藏书卖掉，欺骗妻子对方已同意把旧书搬到乡下去，然后同妻子离开了伦敦。
　　他们夫妇出发的时候，妻子的脸色显得好多了。这表面上的喜剧收场，实际蕴蓄着未来的悲剧，也许将要结束的不止是一条生命。主人公显得愈加衰老了，一想到他那心爱的藏书便老泪纵横。没有书，他怎么能活得下去？妻子的病如果出现了奇迹，果真好了，等她知道这是以丈夫失去了全部藏书而换来的，善良的她又怎么会得到安宁？她还能有力量活下来吗？吉辛不是一位善于以激烈的言辞来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作家，但是就在这篇写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小说里，也表现出他对社会不平等的强烈不满。吉辛决不是在写喜剧的收场，谁也无法抹掉这对夫妇必将毁灭的阴影。
　　都德的《他的最后一部书》
　　法国作家都德（1840—1897），在我国早就有了他长篇小说《小东西》的译本。他的短篇小说集《磨房书简》（有的译为《磨房文札》），又何止一两个中译本。他那著名的《最后一课》，早在四五十年前就编入了我国学生课本，至今为人传诵。《他的最后一部书》则塑造了一个“书迷”的形象，道出文人生活的凄惨。
　　一个作家死在他寒怆的房子里，藏书夺去了他住室的舒适和全部光线。
　　这些书将要流散到码头的旧书店去，而他的一本新书刚刚印好送来。他已不能亲见了。
　　醉心收藏的“书迷”适时而至，他一向趁着作家们新书出版心情愉悦时来讨签名本。即使受到冷遇也不在乎。这是一个贪婪的、对书籍有着强烈占有欲的可卑角色。都德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这个自私的小丑。当“书迷”终于被允许取走死者的一册新书时，“他不是伸手拿书而是饿虎扑食似地把书抢到手中。”然后把这猎物深深藏在衣袋底。但他仍然两眼盯住了什么，原来他又发现书店送来的还有几本专为“藏书成癖者”预备的精装本。这是那种“册页很厚，不磨边不卷角，天地很宽，周边花纹，有装饰图的书籍”。
　　他的眼神流露出馋涎欲滴的掠取欲望，“这个书迷正在慢慢地一点一点向桌边挨过去，简直看不出他在移动。他的手仿佛很随便似地放在其中的一本上面；他把书翻了过来，打开，掀起一页摸摸。他的眼睛跟着就闪出光来，血向两颊涌上来。书在他身上发动魔术了……最后，实在抑制不住了，他拿了一本在手中”。（引赵少侯译文）当我看到“书迷”终于窃去这本书而溜走的时候，我的心战栗了！都德借着这个贪婪者的形象来衬托文人之死，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世态写生。
　　都德不愧是写短篇小说的大手笔，同《最后一课》一样，这篇《他的最后一部书》也不过两千多字，思想的容量却很大。都德笔下的“书迷”，决不是一个真正的爱书人。作家把他写得愈可憎，那个文人和他的作品的命运也愈悲哀。世上有各式各样的书痴，都德笔下的这个小人物，提醒我们要警惕生活中某些披着风雅外衣的可卑的角色。因为我们在什么地方好像也见过这种人。
　　茨威格的《看不见的收藏》和《旧书商门德尔》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1881—1942），现在很多人都熟悉他的名字。他的《象棋的故事》和《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经常被人们提起。他是一位注重心理描写的作家，也是一位反法西斯的正义人士。他是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流亡巴西。1942 年正当德国法西斯十分嚣张时，他同妻子一道在寓所自杀。临终前他非常冷静，留有绝命书，歌颂精神劳动是最纯真的快乐，自由是世上最宝贵的财富，而自己“年过花甲，要想再一次开始全新的生活，这需要一种非凡的力量，而我的力量在无家可归的漫长流浪岁月中业已消耗殆尽。”“在我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说来业已沦亡和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了。”（引高中甫译文）茨威格的死是一个悲剧，当年曾激起了人们对法西斯的仇恨，至今人们对他的死仍然抱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很少有人谴责他们夫妇采取的行动是软弱的。
　　我开始注意茨威格这位作家，是在六十年代读了叶灵凤先生在香港发表的两篇随笔之后，一篇是《失去的书》，另一篇是《往事——失去的一册支魏格》。这本失去的书是三十年代美国一家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译本茨威格写的《爱书家的故事》。书很精致，开本很小，封面、字体和纸张都极讲究，其中就收了《看不见的收藏》和《旧书商门德尔》两篇小说，还有一篇散文《书是通向世界的门户》。这本可爱的小书，叶先生是在太平洋战争中失去的。
　　两篇小说反映的都是德国通货膨胀时期的生活，时间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看不见的收藏》写柏林一个专卖旧书和作家手稿的旧书商，来到偏远的一个小镇旧主顾家里收购藏品。主人是一个六十年来专门收藏古木刻和铜版雕刻的收藏家，现在他却双目失明了，靠领取养老金来过活。老人高兴地向客人打开柜子请他欣赏藏品。不幸的是他不知道在大战后的不景气年代里，家里人早已偷偷地把原作拿去易米，换上了同样大小的复制品。老人的双目是在战争服役期间失去的，战后的贫困生活又夺去了他多年的珍藏。妻子和女儿恳求旧书商不要给他们全家带来不幸，不要使失明的老人再受到致命的打击，请他共同参加了一场欺哄老人的骗局。他们假装见到了珍品，惊奇地称赞着这些画，不想毁掉老人最后的幻想。看到这场悲哀的骗局，我不禁为之泫然泪下。我们不想责备老人的妻女，连旧书商在内都是一些善良的人。
　　茨威格是一位善于挖掘人物心灵的作家，无疑地他歌颂了盲人收藏家的痴情和对人类文化的热爱。请看作家借着收藏家对家人说的一段话，多么生动地刻画出一切醉心收藏者共有的心态：“你们总是怀疑我，责备我把钱都花在我的收藏上，是呵，六十年来，我不喝啤酒，什么酒也不喝，不吸烟，不外出旅行，不上剧场，不买书，我节衣缩食，省吃俭用，就是为了这些画。……
　　只要我还活着，哪一幅画也不许离开我的家。得先把我抬去埋掉，才能动我的收藏。”殊不知说这话时，他的藏品早已飞走了。茨威格没有写炮声隆隆的战场，却从收藏家的故事里，让人惊心动魄地看到了战争强加给人民的灾难，诅咒了那些制造悲剧的统治者。茨威格的小说没有过分迷恋情节，而是着重在写人物的感情。这是一篇读了不能不引起人们思索的小说。
　　《旧书商门德尔》的主人公是维也纳城郊一个小咖啡店里的常客，多年来他就在这里的一张旧桌上堆满了旧书和信件，默默地干着他的营生。这是一位智者的形象，也像是知识的象征。他的头脑里有一种奇异的记忆才能，如果你问他某一方面的书籍，他马上会告诉你几十种书名，包括何年何月由谁家出版，以及价格等等。他就像一本活的图书目录和百科辞典，在某些方面连一些大学教授也比不上他。他还能记得什么人从他手里买去了哪一本难得的书。这一切都让我联想起，多年来我在琉璃厂旧书店里碰见的一些老店员们，他们的职业才能与门德尔极为相似。茨威格通过小说中的“我”，对这个旧书商致以衷心的赞美：从门德尔身上，“我当年作为一个年轻人第一次认识到了什么叫全神贯注，正是它造就出艺术家、学问家、真正的明哲和地道的狂人，看到了完完全全的沉醉造成的悲剧式的幸福和厄运。”
　　然而，门德尔又是一个可怜的小人物，除了旧书以外，他对世事一无所知。他对旧书有宗教式的虔诚，拿到一个珍本，他会为自己的脏手和黑指甲而感到惭愧；看到书有缺页或虫蛀，他会惊叫起来，感到非常痛苦。当第一次大战发生以后，他仍如旧日一样地生活着，甚至书呆子式地发信到敌国去催询收不到的书目杂志之类，结果被军事检查机关发觉，怀疑他是间谍，由警察逮捕入狱。当他受尽折磨被监禁两年后出狱的时候，他可怕得完全变成另外的一个人了。他的脸色像死人一样的灰白，一头白发，枯瘦如柴，两眼总是呆痴地望着前方。灵活机智的门德尔不见了。他常常白天俯在旧书上打瞌睡，身上散发着臭味。后来终于因为他多次偷吃小咖啡店的面包被赶出了门外。他被赶走时无言颤抖的神态是令人心酸的。待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小咖啡店门前，他麻木了，完全像一个梦游者。人们喝斥他，他竟吓得连手中唯一的一本旧书也来不及拿走便惊恐而羞愧地离去。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倒在街上，当天夜里就死去了。
　　这个小人物的经历，让我们联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那小咖啡店的背景让人联想到绍兴的咸亨酒店；那位同情门德尔的老女工，让人联想到酒店里的小学徒。茨威格不是一位写战争的作家，可他笔下人物的命运又同战争分不开。我觉得他的两篇收藏者的故事，没有一篇是单纯在写书斋的趣味或逸闻。当然，我也不怀疑茨威格真是个爱书人，甚至也许有收藏癖的，否则他怎么能如此生动而真实地表现这一切。
　　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些文学大师写过爱书人的故事。总之，从吉辛、都德和茨威格这三位作家的作品里，我得到一种极大的满足。这是一组爱书人的肖像画，每个人物都具有不同的性格和命运，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期待着再发现几篇同类题材的作品。我相信还会有的。

　　后记

　　把近年不曾结集的有关文章凑在一起，主要是书话与人物小记，因名《梦书怀人录》。
　　编书不易，起个书名更难。因为好书名已被前贤和当今高明用尽了。想到当年周越然的一本书话集倒亦干脆，他用了三个同样的字《书书书》。其实这书名并不一般化，念起来还带点音乐感，留有一定的空间，可以引起读者的联想和共鸣。可惜他另一本书名就太实了——《书籍与版本》，没味道。
　　我为不能给自己起个好书名而感到遗憾！
　　感谢《书城杂志》编辑部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的同志们，如果没有他们的出色工作，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印成这本书。当然，也要谢谢掏钱买这本书的读者，但愿大家能喜欢。
　　作者
　　1996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