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书话》　钱谷融 主编 张先觉 编
　　刘师培书话
　　主编 钱谷融
　　张先觉 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叙意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又名光汉，别号左盦，江苏仪征人，近代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出生于一个世传经学的家庭，自幼受家学传统影响，博涉经史。十九岁膺乡荐，二十岁赴试未中，归滞沪上，与章太炎、蔡元培等相识，遂赞成革命，并任《警钟日报》、《国粹学报》编辑，昌言排满复汉。未几，《警钟日报》被封，被迫至安徽芜湖，与陈独秀等任教安徽公学、皖江中学，并发行《白话报》。嗣又亡命日本，晤孙中山，正式加入同盟会，为《民报》撰稿，并创办《天义报》、《衡报》。后因与章太炎失和与在同盟会中受冷落，便偕夫人何震归国，旋为两江总督端方收买，入其幕府。辛亥革命爆发，随端方入蜀，任教四川国学院、国学学校。一九一三年秋赴太原依阎锡山，旋又经阎推荐至北京投附袁世凯，参与“筹安会”活动，为袁称帝效劳。一九一七年受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越二年病故，时年三十六。
　　刘氏短暂一生，治学勤敏，著述丰富，其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者多达七十四种（包括诗文），“凡关于论群经者二十二种，论学术及文辞者十三种，群经校释二十四种”（蔡元培《刘申叔事略》），内容广涉经学、史学、文学、伦理、教育、文字、音韵、训诂、校勘、历算、音律、民族、地理、方志等各个方面，而以研治群经成就尤显突出。其治经颇为推尊徽州戴氏及高邮二王，强调从文字训诂入手，博征史籍，匡谬正误，故多超越前贤之见；其次，对汉、宋诸家有较深研究，明其得失，不囿门派之见，故能取其所长避其所短，多有创获；再次，治古而不泥古，尊古而不排今，并汲取近代西方学术成果与治学方法，从中西比较中创获新见，在经学研究史上颇具革新意义。
　　本书辑录《刘申叔先生遗书》中书序、题跋、读书札记及其他有关书事文字，凡一百十四篇（则）。这些文字虽然简略，却也出入经史，泛滥博文，意趣甚广，反映着作者治学与著述的各个方面。为阅读翻检方便，编者依其内容略事归类，爰作八辑：读书随笔、读书续笔、经史题检、诸子校义、集部跋语、编者有言、西窗披襟、书事漫志。其中读书随笔、读书续笔二辑，为作者生前编定，辑名亦系原题，其余辑名均系编者所拟。
　　刘氏深通中国典籍，学识宏富，其所征引，往往又非一般读者所能得见，加以出处间有不明，故给标点勘校带来许多困难。编者由于识见所限，工作中自当存在不少缺失，敬希博雅诸君不吝指正。
　　本书标点及引文核订承来凤仪先生审理，特此说明。
　　张先觉
　　一九九八年四月
　　●总序
　　钱谷融
　　称之为“书话”的一类文字，现在写的、读的和谈的人渐渐多起来了。
　　但是，如果要考究这种文体究竟起于何时，创于何人，或初见于何书，倒又没有一定之说。包括“书话”的名目，其始用和沿袭的源流，似乎同样的不甚明白。恐怕它与其他各种文体一样，是经过不短的历史而逐步形成的吧。
　　中国自古就有为书籍（藏书）写题跋的传统。题跋的形式一般都比较简短，内容则相应广泛，诸如版本、装帧以及购藏经过，读后的印象、心得之类，都有所涉及。甚至也有借题发挥地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社会风习发些议论的。可谓不拘一格，最为灵活自由。大凡爱书的人每得一种新书，在诵读赏玩之余，总不免要随手写上一些有关该书的话题。这种文字可能也就是后世所谓书话的发端。但较之于传统的题跋，现在的书话在写法上大多更侧重于对书的内容、义理的品评、阐发，这也是势所必然，因为传统题跋中的某些重要话题，如版本等，对于晚近新刊书籍来说，几乎已经无话可说了。
　　这从一个方面也可以说明，“书话”的文体和内容有其因时代不同而变化的特点。不过，作者的手眼和品性的高低，在书话中却是一目了然的。
　　书话看似学术中的小品，其实也是很难写好的。它首先要求作者有丰富的读书经验。读书不多，就无以鉴别书的品质优劣。勉强议论，往往无的放矢，不得要领，而这又与作者的学识有关。书话贵在体现作者独到的品书心得，不仅提供有关书的知识，而且也需研求学问，抒发一己之见。即使是对事实、材料的陈述，也能见出作者辨析、取舍的独出心裁。所以，书话中的高手，往往也就是学问上的大家。博约精审，同样可以作为书话作者的基本要求。此外，书话的行文虽无一定之规，但严格说来，也有相当的约束。立言有据，言简意赅，阐明书品，指示路径，这应该是书话的文体精神。空发议论，枝蔓无度，则是书话的大忌。书话自然也得有情趣，能使人从字里行间品味作者的性情，体会到读书的愉快。但这往往是由一词一句引人会心一笑，如果一味铺陈，专事抒情，即使文字颇为耐读，却也大失书话的旨趣了。
　　近代学者中，可称以“书话”名家者，有叶德辉、傅增湘、周作人等人，但更多的则是在专门著述之余，以题跋、序文、札记、叙事等形式，留下了极为可观的书话作品。如这里收录的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林琴南、刘半农、蔡元培、顾颉刚诸人，都是其中彰明较著者。在作者本身，或许对此并不经意，但对现今的读者来说，仍不乏裨益。从中既可领略近人的学术境界、品书趣味，也能看出书话这种文体在近代的流变。
　　我平时虽然也很喜欢读题跋、书话一类的文字，却并不是此道中人。现在浙江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这套《近人书话系列》，又有主编之命，且嘱为序，自感庸陋，深以任非其人为惭，但盛情难却，不得不敬献绵薄稍尽襄助之责，故略陈鄙见，以就教于广大读者。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日
　　●刘师培书话
　　◇读书随笔——【近人书话】
　　《公羊》、《尔雅》相通
　　近儒以《礼运》、《孟子》附会《公羊》，惟未及《尔雅》。予按《尔雅·释诂》首列始字之训，继列君字、大字之义，而《公羊传·隐公元年》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
　　曷谓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此《公羊》、《尔雅》相通之证。
　　贾生《赋》多佛家言
　　西汉之时，佛教未入中国，而贾生《 赋》则多佛典之言。试详释之：《 赋》曰：“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续转兮，变化而嬗。”此即佛家“不生不灭”之说，所谓“其来无始，其去无终”也。又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此即佛家因果之说，所谓现在之果，即过去之因；现在之因，即未来之果也。又云：“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此即佛家轮回之说，所谓堕众生界、堕畜生界也。又云：“小知自私兮，贱彼贵我；通人达观兮，物无不可。”此即佛家平等之说，所谓无人、无我、无众生相也。又云：“拘士系俗兮，攌如拘囚；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此即佛家解脱之说，所谓解尘缚得大自在也。又云：“纵驱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此即佛家一死生之说，所谓无所系恋，无所罣碍，无所恐怖，而生大无畏之想也。
　　以上六则，皆《 赋》近于释典者。盖贾生此赋，半出于《楚》、《骚》，半源于《庄》、《列》，故能具此思想也。
　　“儒林”、“文苑”、“道学”分传之由古代之时，匪特道与艺合，亦且道与文合。《论语》“则以学文”，郑注以为道艺。《诗·大雅》“告于文人”，《毛传》以为文德之人。《佚周书》谥法解，以道德博厚为文；而韦昭注《周语》，亦以文为德之总名。故古代文人，莫不范身以德义，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后世文人无行，小有才名，未闻大道，荡检逾闲，为道德之大蠹。故蔚宗作史，即别《文苑》于《儒林》。后世文与道分，亦道与经分。《宋史》遂特立《道学传》别之《儒林》之外。近世汉学家斥其非，然若膺渊如诸公，奚能备古代师儒之选耶？
　　音韵反切近于字母
　　反切之学，中国传之已久。反切者，上一字定位，故同位之字为双声；下一字定音，故同音之字为叠韵。此不易之理也。中国之初，虽未明字母之用，然近儒知字母之义者，有刘继庄、以三十二音为韵父，以三十二音为韵母，音有喉音、鼻音诸音。江慎修、《四声清切韵》。洪初堂《示儿切语》。
　　三家，而以戴东原之说为最当。案：戴东原作《转语》二十章，其书虽不传，然其序有云：“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则其义亦可以比之，而通谓非字母之嚆矢乎？”此即同声之字可通用之证。
　　盖中国之韵书有三类：一曰今韵，一曰古韵，一曰等韵。至金人韩道类作《五声集韵》，始以等韵合今韵。南宋吴才老作《韵补》，又以古韵合今韵。而近人刘凝、熊士伯之书，复以等韵合今韵。盖切韵虽出于西域，上字为切，下字为韵，见《郡斋读书志》诸书。然观其大纲，不外统本韵之字各归于母，以五音总天下之音。帮、滂、并、明、非、敷、奉、微，唇音也。
　　端、透、定、泥、知、彻、澄、娘，齿音也。晓、匣、影、喻，牙音也。来、日，半齿半舌。凡三十六字，分为五音。江氏《四声切韵表》云：“音韵有四等，一等洪，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其说甚晰。邹叔绩《五韵说》云：“古韵之部类，即等韵之摄。古人之内言、外言，即等韵之等。
　　古之字纽，即等韵之字母。”言古韵、等韵相贯之法最为明切。今即其说申之：盖古人韵书多分部类，《切韵指掌》亦分为廿部。自刘鉴《切韵指南》创为十六摄，摄之名自此始。是等韵之摄，即古人之部类也。《颜氏家训·音辞篇》云：郑氏注六经，有内言外篇之别。又《通志·七音略》亦有内转、外转之目。而《切韵指南》亦有内外目之辨。江先生云：“大抵开口为外言，为外转，为侈；合口为内言，为内转，为侈。”见《四声切韵表》。是古人之内言、外言，即等韵之等也。又案：《广韵》用纽之法，或一等一纽，或两等合纽。其于一等二等也，必一等一纽；其于三等四等也，多两等合纽。
　　凡一等一纽者，其字母不余于廿；两等合纽者，其字母不余于卅。此《广韵》五等即世声之明证。江晋三有诰。谓注古音必从字母，引《中庸》“孛”作“勃”，《孟子》“曷”作“害”为证。是古人之字纽，即等音之字母也。
　　此皆古韵、等韵相贯之证。等韵长于音，古韵长于文，此其不同之点。知等韵、古韵之相贯，即知由双声、叠韵可以通反切矣；知反切之理，即知字母之不难制造矣。今欲造中国之字母，莫若师戴氏“转语”之意，而参以洪氏《示儿切语》之法，以三十六字母定位分等，悉采广音所用切音上一字各归其母，并列其等，复仿洪氏《四声首和表》之意，区音为四等，按韵按等，凡字在某位者即属某母，则中国字母似不难因端寻委矣。
　　盖居今日之中国，舍形字而用音字，势也；废各地之方言，用统一之官话，亦势之所必趋也。然以古字同音通用例之，则此例并非无所本矣。特字母教授之法，说者纷纭，殊难定断，姑发其凡例，以俟通儒之采择焉。
　　景教源流
　　景教之说各异，张氏石洲云：“景者，丙也。丙纳音火，唐人讳丙，故曰景教。”景教即火教。朱氏《无邪堂答问》据之，遂谓“景教，大秦教，即火教，与天主教无涉”。愚按：此说非也。景教即耶教之别派，与火教异。
　　按《通典·职官门》云：“祆者，西域天神，佛经所为摩醯首罗也。武德四年，置祆祠及官常，有群胡奉事，取火咒诅。贞观三年，置波斯寺。天宝四年七月，敕：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其两京波斯寺改为大秦寺。”案：《通典》谓群胡取火诅咒，是祆祠为奉火教者所建也。谓波斯经教出自大秦，是波斯寺为奉耶教者所建也。宋敏求《长安志》云：“布政坊西南隅有胡祆祠，醴泉坊又有旧波斯胡寺。”
　　又云：“义宁坊有波斯寺，贞观十二年太宗为大秦国胡僧阿罗本立。”由是观之，祆祠奉火教，出自波斯；波斯寺奉景教，出自大秦，其不可合为一明矣。案：洪氏《元史译文证补·景教考》云：“中国东晋时有聂斯托尔，为东罗马教士，教王流之于阿昧尼亚，当时附其说者散居东方，自称聂斯托尔教，自里海以东以至中土。”其说甚确，今取其说证之。姚宽《西溪丛语》云：“唐贞观五年，有传法穆护何禄，将经教诣阙，敕令长安崇化坊立祆寺，号大秦寺，又名波斯寺。……会昌五年，敕大秦穆护火祆等六十余人并还俗。”
　　按“何禄”即“阿罗本”。《丛话》以大秦穆护与火、祆并言，是两教判然各异。故张邦基《墨庄漫录》谓祆神出西域，与大秦穆护同入中国也。惟姚氏以大秦寺为祆寺，则语焉未详，未足为据矣。如据此而以景教为火教，则《四裔编年表》云：“周灵王二十一年琐罗阿司得著经书，为波斯之圣，即火教之祖。”是火教兴于周末，非如景教之创于六朝时也。且《景教流行碑》言三一妙身“阿罗诃”，即“琐罗阿司得”之对音，言三一分身“弥施阿”，即“聂斯托尔”之转音，朱氏误以“弥施阿”即创祆教之“摩醯首罗”，此所以合火、景二教而为一也。且《景教流行碑》又云：“室女诞生于大秦，判十字以定四方。”尤景教出于耶教之确证。盖大秦即罗马，耶稣创教之时，犹太已为罗马属地，故亦称大秦，其曰波斯教者，谓此教由波斯传入也。后儒因其与火教同为波斯所传入，遂混而为一，殊不知景教之源流，非出于波斯火教也。
　　“有教无类”
　　“有教无类”，若如朱注，说与下文“道不同”章相反。盖“类”者非指善恶言，乃指贵贱言也。考之《王制》，国之俊选，与公卿之子，并升于太学。是殷制教人，不以族类也。《周礼》卿大夫职掌选贤兴能，是周制教人，亦不以族类也。古者王公之子，不能学则下侪于士庶；士庶之子，能学则上侪于显位。而春秋之世，则世卿在位，贵族在官，惟在上者有学，而在下者无学，此才智之士所以多出于有位之人也。孔子此语，所以破当时等级之分，言当以有学无学分贵贱，不当以有位无位别贵贱也。“大同”之义，至此而愈明矣。
　　《孟子字义疏证》解“理”字戴氏《孟子字义疏证》论“理”字最精，其以《孟子》“条理”二字解“理”字，与西儒以“秩序”二字解“理”字者同一妙解。至其论天理人欲，谓理者情之所不爽失者也，盖以理出于欲，使所欲而正，即谓之天理；使所欲而不正，即为非天理，与王船山所云天理即在人欲之中者同一精语，所谓王道不远于人情也。若王阳明谓有人欲即无天理，则袭禅学之皮毛，非定义矣。
　　性善性恶
　　孟子言“性善”，故谓人人皆具有仁义礼智。盖人所秉于天者既同，则所得之权利当无不同，不得有彼此之差。此孟学所以出于公也。荀卿言“性恶”，故以礼义为君主所制，有礼义即有法律，故以臣民当服从君主之下，使之不得自伸。此荀学所以流为私也。观西儒霍布士言性恶，而以专制政体为善、卢骚、陆克言性善，孟德斯鸠言良知，皆以共和之政为善。则孟、荀学术不同益可见矣。
　　富贵贫贱
　　上古之时，在位者皆富人，而贫者则居下位。故贵、贱二字偏旁从贝。
　　贵者，物不贱也。《说文》云：“贵，物不贱也。从贝臾声。”字当作■。
　　引申之为尊贵之贵。贱者，贾少也。《说文》云：“贱贾也。从贝戋声。”
　　引申之为卑贱之贱。是古代之民以贫富区贵贱，贫者必贱，富者必贵。《洪范》之言五福也，言富不言贵，所以明富者之必贵也。则贵即该于富之中。
　　《洪范》之言六极也，言贫不言贱，所以明贫者之必贱也。则贱即该于贫之中。《洪范》又云：“凡厥正人《孔传》以正人为正直，非也。王伯申以为为长之人。既富方穀.”穀者，受禄于朝之谓也。是当此之时，惟富人乃居上位。《论语》“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言富则必贵也。又即《说文》贝部观之，贤者，多财也。引申之而为圣贤之贤。是古代以富人为贤也。又如古籍称大人、小人，大人为年长之称，又为贵者之称，又为有德者之称；小人为年幼之称，又为贱者之称，又为无德者之称。是古代以贵者为贤，以贱者为不肖也。故又以富人为贤。财者，人所宝也。财从才声，字与才通。而才又为才能之才。本义为草木初生。是古代以富人为才也。又如賓字下云：“所敬也。从贝，■声。”盖古代以远人为宾，而远人之来皆因贡献，贡献必以财货，故賓字从贝，亦古代重财之证。盖太古之世，富者操使民之权，故帝王即授以重位，乃由富而贵，与后世因贵致富者不同。今西国选举议员，亦以有财产者充之，亦其证也。此《周礼》所由言安富，而管子治齐所由行商贾之选举也。见第二册《政法学史序》。晋刘毅言九品中正之弊，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岂知古代选举之制，正与刘毅所言相同哉。及东周以降，贫贱之士，渐得进身于朝，战国时公卿爱士，而贫士之进者愈多。
　　恶富人之妨己位也，致发愤以斥富人。后儒不察，遂轻视富人，屏诸清流之外，此则古今之不同者也。
　　氏、姓不同
　　《国语·周语》言禹平水土，皇天嘉之，祚之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国，命为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此即氏姓不同之证。下文又云“亡其姓氏”，又曰“命姓授氏”，亦氏与姓并举之证也。氏与国同，“氏曰有夏”，言国以夏为名也。“氏曰有吕”，言国以吕为名也。
　　吕地近申，在今南阳府附近，即子重请申吕为赏田之地也，《左传·成七年》。
　　为四岳所封之故国，即《国语》所谓“氏曰有吕”也。《禹贡》言“锡土姓”，亦《国语》此文之确证。言国，言土，言姓，文异而语实同，惜注《国语》者不知耳！
　　孔门论学之旨
　　孔门之论学也，不外博、约二端。孔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颜渊之称孔子也，亦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故儒书所记，悉以博、约为治学之宗。如多闻，多见，博也：“择其善者而从之”，约也。多能，博也。“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约也。《中庸》言致广大，极高明，博也；尽精微，道中庸，约也。其有反乎博、约者，如执德不弘，即不博也。信道不笃，即不约也。故子夏戒之。若夫《中庸》言博学而归之于慎思，子夏言博学而归之于笃志，孟子言博学而归之于详说，皆博而继之以约者也。朱子《中庸序》谓：“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匪独道然，即为学亦然也。陈氏《东塾读书记》称日知所亡，月无志所能二语，予观“默而识之”，知也：“学而不厌”，无忘也：“多见多闻”，知也；“择善而从之”，识之无忘也：“切问”，知也：“近思”，无忘也：“知所亡，而无忘所能”，亦博学之义也。若夫汉儒说经，“稽古”二字，释以三万言，则博而不约。近世经学家亦蹈此失。陆、王末流，自矜顿悟，束书不观，则约而不博。博而且约，其惟朱紫阳、戴东原乎！
　　音近义通之例多见于《小尔雅》
　　古字通用存乎声音，故古音相近之字义即相同。郝兰皋作《尔雅疏》，王念孙作《广雅疏》，既知用此例以释古训矣。此例也征之《小尔雅》而益信。《小尔雅》为孔鲋所著，系孔氏之古文，晁公武说。周秦旧训多具于此书。试详考之：如懿、赜二字训深，而懿、赜为叠韵；莽、莫二字训大，而莽、莫为双声；赋、铺、敷三字训布，而赋、铺、敷之音近于布；钟、崇二字训丛，而钟、崇之音近于丛；祓、屑二字训洁，而袯、屑之音近于洁。推之媚训为美，夥训为多，蔡训为法，掠训为略，旧训为久，略训为界，捷训为疾，掇训为拾，没训为灭，非属双声，即为叠韵。此皆《广诂篇》之可证者也。又如盖、戴二字训覆，旬、营二字训治，履、庀二字训具，蔑、末、没三字训无，尼、切、戚三字训近，彻、接二字训达，斁、曙二字训明，户、扈二字训止，穷、充二字训竟，乃、若二字训汝，弯、挽二字训引，捷、集二字训成，拓、斥二字训开，辟、缺二字训隙，迭、递二字训交，亦同义而兼双声叠韵者也。皆见《广诂篇》。更即《广言篇》考之，如旰、晏之训晚，交、校之训报，沓、袭之训合，迪迹之训蹈，以及翥字训举，挟字训币，享字训当，辨字训别，旋字训还，捷字训及，奸字训犯，工字训官，惎字训教，贾字训价，登字训升，纪字训基，素字训故，徨字训往，皆取音通之字互相训释者也。又如金、皆训同，舒、布训展，索、略训求，延、衍训散，末、没训终，缩、读训抽，睇、题训视，亦音近之字而其义相同者也。见《广言篇》。若《释训篇》所载，旃字训焉，“恶乎”训为“于何”，亦此例也。
　　是则上古之时，一义仅有一字，其有同一字而字形不同者，则以方言不同，各本其土音造文字。故同声之字，义必相符。《小尔雅》一书，诚小学家之津梁哉！
　　古代以黄色为重
　　近代以来，种学大明，称震旦之民为黄种，而征之中国古籍，则五色之中独崇黄色。《易》曰：“天玄而地黄。”《说文》亦曰：“黄，地之色也。从田，■声。”盖神州之间，土为黄色，而上古之时，即以土色区种色。《易·系辞》云：“坤为地。”魏博士秦静亦曰：坤为土。而《坤卦·六五》则曰：“黄裳元吉。”盖坤为阴物，故汉儒之释《易》者，谓阴爻居中，皆称为黄。
　　试即《周易》全书征之：雷水为《解》，九二易阳爻为阴爻，象为雷地。《豫》卦也。故其词曰：“得黄矢，贞吉。”而《象辞》以“得中道”释之。火风为《鼎》，六五，为阴爻。故其词曰：“鼎黄耳。”而《彖辞》以“中”以为饰释之。泽火为《革》，初九，易阳爻为阴爻，象为泽山。《咸》卦也。
　　故其词曰：“鞏用黄牛之革。”重火为《离》，六二，为阴爻。故其词曰：“黄离元吉。”《象》词亦以得中道释之。皆阴爻居中称黄之证也。又案《噬嗑》之象为雷火，六二1言“得金矢”，六五言“得黄金”，金亦黄色之代表也。盖古代以黄为中和之色，《白虎通》云：“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始，万世不易。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常存，故称黄帝也。”《风俗通》云：“黄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四季，与地同功，故称黄以别之。”
　　故《月令》之记“中央土”也，色皆尚黄。如“其帝黄帝”，建黄旗之类是也。又南蒯占筮，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示子服惠伯，惠伯谓：“中不中，不得其色。”见《左传·昭公十二年》。《太玄经》亦曰：“黄不黄，失中德也；黄不纯，失中適也。”是古代以黄为中德。又黄训为光，《说文》黄字■声，■古文光。光为光辉之义。如《易经》“观国之光”，“辉光日新”是也。故震旦、支那之义，皆起于光、辉、黄，与皇通。《风俗通》云：“皇者，中也，光也。”与黄字训中、训光者相通。《尚书刑德考》亦云：“皇者，煌煌也。”故上古之君，皆称为皇。黄帝者，犹言黄民所奉之帝王耳。后儒不察，饰黄神、《河图握拒》云：“黄帝名轩，北斗，黄神之精，匈文曰黄帝子。”黄星、《拾遗记》云：“黄帝以戊己之日生，时有黄星之祥。”黄云《春秋演孔图》云：“黄帝之将兴，黄云升于堂。”
　　之说以附会其词，不足信也。又《风俗通》云：“俗说天地初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为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縆泥中，举而为人。故富贵贤智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引縆人也。”说虽荒渺，然足证古代人民悉为黄种。《风俗通》析黄土人、引縆人为二类，盖黄土人者，汉族之民，而引縆人者，则为异族之民。犹言引弓之民。与《尧典》之分百姓黎民者相符，不得以其荒诞而并斥之也。观《汉书·律历志》，谓万事起于黄钟之宫，亦古代重黄之证。此姜斋遗著所由以《黄书》为名也。后序所论甚精。惜后儒昧焉不察耳！
　　①“六二”应作“九四”。——编者注。
　　《周易》言位无定
　　《易·系辞》曰：“列贵贱者存乎位。”然《易经》之言位也，至为无定，如五为君位，二、三、四为臣位；而《乾》之九四，首言“或跃在渊”，则以臣位而有君象矣，君位岂有定哉？《乾》之上九则曰：“贵而无位。”
　　此非指隐沦不仕者言也，乃指功成不居者言也。如美华盛顿是也。且君而曰位，则君之去臣，犹乎臣之去民也，岂君位遂为无上之尊哉？此《孟子》所由言“天子一位也”。《日知录》“周室颁爵禄”条已知此义。
　　古人贵能让
　　《尚书》始于唐、虞，以《尧典》、《舜典》居首，犹之《春秋》之首隐公也。《公羊传》云：“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皆贵其能让君位，不以天下一国自私。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尧、舜、鲁隐，皆孔子所谓“以礼让为国”者也。《史记》本纪首五帝，世家首太伯，列传首伯夷，亦即斯义。后世私天下于一己者，可以鉴矣。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
　　《论语·尧曰篇》云：“虽有周亲，不如仁人。”释此语者，或谓纣之至亲虽多，不如周家多仁人。朱子说。或谓周之亲虽多，不如殷之有三仁。
　　见《正义》所引。二说皆非。此武王泛言用人之法耳，即立贤无方之意。言亲而不贤，不如疏远而贤，如二叔不咸，《左传》“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杜注以为夏殷之叔世不如此，即指管叔蔡叔言也。杜说非。不若太公辈之辅周，即其证也。下文言“举佚民”。佚民者，亦疏远之民也。且商纣之时，官人以世，见《书经》。故武王矫之。
　　“法先王”、“法后王”
　　西汉之时，法先王者有董子，故称仁义，贱五霸。法后王者有史公，故谓战国权变，亦颇有可采者，何必上古。贾生亦多法后王。是董子、史公之学，迥然不同。盖孟子法先王，荀卿法后王，降及西汉，两派犹存。后儒高谈皇古，而法后王者遂鲜矣。
　　析支即鲜卑
　　《尚书·禹贡》之“析支”，为雍州以外属国。《大戴礼·五帝德篇》作“鲜支”，盖鲜、斯二字古通。见顾氏《日知录》及阮氏《揅经室集·释鲜》篇中。斯、析二字音近，而支、卑二字古韵亦符，则“析支”疑即“鲜卑”也。近俄人称乌拉岭以东皆为西北利亚，西北即解卑之转音，乃鲜卑人之旧壤也。故《禹贡》雍州西北边境，亦为鲜卑国也。
　　游牧之制至三代犹存
　　游牧之制，至三代犹存。《禹书》言“莱夷作牧”，而《左传》言夏少康“为仍牧正”，哀公元年。足证夏代之制，游牧与耕稼并行。又《尔雅·释地篇》云：“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也者，耕稼之地也。牧也者，游牧之地也。《释地》为殷代之制，是殷代之时，仍以游牧与耕稼并重也。周代虽以农业开基，然《无羊》之诗曰：“尔牧来思。”《君子于役》篇曰：“羊牛下来。”则游牧之制，至周犹存。又考春秋之时，卫侯庐于曹，齐桓公归之牛羊豕鸡狗皆三百。《左传·闵二年》。齐人伐莱，莱人使正舆子赂之索马牛皆百匹。《左传·襄二年》，盖莱夷本禹时作牧之地也。推之秦用三百牢于鄜畤，《史记·封禅书》。吴征百牢于鲁，哀七年《左氏传》。而范蠡畜■畜彘，富比封君，《史记·货殖传》。足证春秋之世，牧畜蕃滋。秦汉以来，而牧畜之利日微矣。
　　火山
　　火山之说，中国书籍言者甚鲜。考《山海经·大荒西经》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郭注云：“今去扶南东万里，有耆薄国，东复五千里许，有火山国。其山虽霖雨，火常然。火中有白鼠，时出山边求食，人捕得之，以毛作布，今之火浣布是也。即此山之谓也。”
　　予按：郭注所引，乃南洋各岛之火山，非《山海经》之火山也。案：昆仑与今新疆相近，今天山南北二路，皆有火山，《新疆志略》云：“天山北路有火山，曰■山，天山南路有火山，有合州山，皆昼夜吐火不息。即《山海经》所谓炎火之山也。”即《山海经》所谓炎火之山也。又案：晋木广川《海赋》云：“阴火潜燃。”阴火者，即海中之火山也。则火山之说，非不见于中国书籍矣。
　　字有虚用实用之分
　　古人造字，由语言通之文字，故字音既明，则字义自显，初无俟于训释也。后世训诂既兴，有即以字音定字义者，见于诸经，不可枚举。如《易经》：蒙，蒙也。比，比也。剥，剥也。即以本字训本字，而虚用实用之分毕见矣。
　　又《诗大序》云：“风，风也。”《邶风·北风》篇：“其虚其邪。”《毛传》云：“虚，虚也。”《礼记·乐记》云：“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
　　《释文》云：“二乐字并音岳。”一举其音，而字义昭然，此由言语显明之故也。古同音假借之义，殆即由此而生与？
　　孔门弟子多治诸子学
　　孔门弟子如子贡之纵横家，说四国存鲁。樊迟之农家，子路之兵家，若有若从微虎欲入吴军，公良孺力战蒲人，而公孙龙亦以勇闻，皆兵家之流亚也。皆班班可考。而治道家、墨家之言者尤属众多。仲弓、仲弓言“居敬行简”，而荀子亦言子弓告人以太古。宓不齐如为单父宰时，颇用清净之术。
　　之流，用老子之术以驭民，曾点、琴张之徒师庄、列之狂以避世，即闵子骞等之高节，亦多师黄老之术。而澹台子羽、漆雕开韩非子以为不色挠，不目逃，即此人。则又近于释家之任侠，皆孔门弟子杂治诸子之证也。而兼治道、墨之言者，厥惟宰我。宰我初治黄老之术，故管异之谓宰予昼寝，近于庄老，明自然。《四书纪闻》曰：“宰我天资高明，有庄老明自然之意。问从井救人，即小仁义也。欲短丧，即临丧不哀也。昼寝，亦与原壤、子桑伯子所为相类。”厥后改治墨家之术。问从井救人，即墨家兼爱之旨也。问鬼神之名，即墨子敬天明鬼之旨也。故又问六宗。欲行短丧，即墨子节葬之旨也。善为说辞，即墨子辩学之遗也。故孔子于宰我之言，屡加驳诘，此即儒墨相争之证也。孰谓孔子不攻墨学欤？
　　《易》不言五行
　　两汉之儒，以五行释经者，如《春秋繁露》、《天地之行》篇，《五行之义》篇。《白虎通》、《五行》。《说文》五字下。郑君《书》注是也。
　　而以五行言灾异者，亦莫不附会经文，不知六经之书不言五行。孔子师文王之意，斥五行而从阴阳，故子思、孟子稍言五行，子思言五行，殆即《中庸》所言“天命之谓性”也。故郑以五行释性。即为荀卿所斥。而《易经》一书，始于伏羲，成于文王、孔子。伏羲之时，未有五行之说，文王、孔子不奉五行，故《易经》一书无一语涉及五行。西汉焦、京之流，以《易经》说灾异，杂糅五行之说，已与经文相违。而郑君之注《周易》也，则以金、木、水、火释四象，马融作注，复以四时生五行说《系辞》。宋儒作先天后天图，至谓《河图》、《洛书》皆以五行为主，可谓歧中之歧矣。近世巨儒不察其非，如孔巽轩、钱溉亭之俦，莫不以五行之说缘饰《易》义，而孙堂《汉魏二十一家易注序》云：“经曰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谓五位者，非即五行之谓乎？”背弃家法，莫此为甚。故杂五行以说《易》，皆非本经之家法也。惟《洪范》言五行，系出箕子之传，汉儒本之言五行，固合《洪范》之家法，不得以《周易》例之也。
　　《易》言“不生不灭”之理《易》言“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此二语即“不生不灭”之意也。上语言由灭而生，下语言由生而灭。陈师道谓“游魂为变”为回轮，而吕柟驳之曰：“灯熄而然，非前灯也；云霁而雨，非前雨也。”案：轮回之说过拘，驳之诚是。钱竹汀亦作论驳之。而吕说亦非。何则？烛灭为膏，融膏则复为烛；器毁为土，范土则复为器。故此国灭，而彼国兴，国之土犹自若也。若即此例以观之，则不生不灭之说似未可非。张横渠曰“聚亦吾体，散亦吾体”，即《周易》此二句之确证。立说最精。
　　《山海经》不可疑
　　昔郭璞之序《山海经》也，谓世之览《山海经》者，皆迂其闳诞夸迂，多奇怪俶傥之言。呜乎！此岂知《山海经》者哉。考西人地质学，谓动植庶品，递有变迁，西人地质学分地级为十二级，一曰花刚石层，二曰化形石层，皆无生物。三曰老林低安层，略有生物。四曰甘比里安层，始有水草。五曰昔卢安斯层，始有海中水族。六曰旧红砂层，始有陆地草木及昆虫及鱼族。
　　七曰煤炭层，始有呼吸类之动物。八曰比耳米安层，始有珊瑚及鳞介类。九曰得来散层，始有鸟兽。十曰鱼子石层，十一曰白石粉层，始有大鸟大兽。
　　至第十二层，始有人类。动物者，植物之所演也。人类者，又动物之所演也。
　　一种类兴，则一种类灭，此必然之理。观《山海经》一书，有言人面兽身者，有言兽面人身者，而所举邦国草木，又有非后人所及见者，谓之不知可也，谓之妄诞不可也。夫地球之初，为草木禽兽之世界。观汉代武梁祠所画，其绘上古帝王，亦人首蛇身及人面龙躯者，足证《山海经》所言皆有确据，故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曰：“伏羲龙身①，女娲蛇躯。”即西人动物演为人类之说也。观西国古书多禁人兽相交，《旧约》所言尤众。而中国古书亦多言人禽之界。故孟子言“则近于禽兽”及“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是也。
　　董子亦曰：“人当知自贵于万物。则上古之时，人类去物未远，亦彰彰明矣。
　　大约人类愈野蛮，则去物愈近；愈文明，则去物亦愈远。《山海经》成书之时，人类及动物之争仍未尽泯，此书中所由多记奇禽怪兽也。又《孟子》言帝尧之时，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左传》言禹铸九鼎“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宣公三年。则当时兽患仍未尽除也。故益焚山泽，而禽兽逃匿；周公驱虎豹犀象而远之，皆人物竞争之关键也，安得以《山海经》所言为可疑乎！上古之时，人能胜物，即优胜劣败之公例，故野蛮民族又为文明民族所争服也。观西人达尔文之书，其理自见。
　　① 原作“鳞身”。“龙身”乃误引《玄中记》之言。见《文选》李善注。——编者注。
　　西域道路古今不同
　　《汉书·西域传》言：从鄯善傍南山北渡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氐、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而陈汤之取郅支也，兵分两道，一道逾葱岭经大宛以至康居，此正道也；一道由温宿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至阗池西，此奇道也。盖汉之南北二道，与今之道路不同，南道今湮入戈壁，其北道则今南道也。陈汤之进兵，盖由今阿克苏而分道，一军越木素耳岭西北行，一军向喀什喀耳西南行，是为南北夹攻之策。后世如唐玄奘度淩山至清池，西经千泉怛罗斯，与陈汤西北行之道若出一辙。若丘长春《西游记》、刘郁《西使记》所由之程，则与之稍异。盖一则由今阿克苏而北，而绕克穆尔图泊之南；一则由今伊犁而西而绕克穆尔图泊之北耳，其渡纳林河则一也。地势无常，古今各异，信哉！
　　阳明格物说不能无失
　　阳明之说“格物”也，其言曰：“格，正也。正其不正而归于正也。”
　　陆澄录。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
　　徐爱录所记。又曰：“吾解格物，所谓如格其非心者。大臣格君心之非，是皆正其不正而归于正之义，而不可以至字为训。”《答顾东桥书》。又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徐爱录所记。又曰：“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学问。日长进一日，愈久愈觉精明。
　　世人教人事之物物上去寻，却是无根本的学问。”黄修易录所记。以上数条，皆阳明解格物之语。但阳明之说，主于良知，以《大学》之“明德”为良知，以去恶存善为“止至善”。故其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节也，以“诚意”
　　为主。以“诚意”为主，故以扞格外物解格物，而以“去人欲，存天理”为此节之宗旨也。但如阳明之说，训“格”为“正”，则格物即正心矣。《大学》何必区而二之乎？故王阳明之解格物，不若朱子之确也。朱子之解格物也，则用程子之意。其言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皆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又云：“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致乎其极。”与《中庸》“不诚无物”互相发明，诚千古不易之说也。阳明之初，亦从朱子之说，其所以谓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不过因己以格亭前之竹，以致劳神成疾耳。故谓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呜乎，独不观于西人之学，凡天下之物，无一非可格之物乎！则朱子之说，不当斥之也明矣。阳明良知之说，本不可非，其所以不从其格物之说者，则以阳明之说流于虚，不若朱子说之证于实耳。故特辨之。
　　《墨子·节葬篇》发微
　　《墨子·节葬》下篇之旨，自孟子斥之于前，荀卿斥之于后，士大夫偶有道及者，则众斥为异端。予谓此特由于未观《墨子》耳。夫墨子《节葬》之旨有二：一曰费无用之财；二曰损生人之性。前之一说，原于节用者也，故主于俭；后之一说，厚于兼爱者也，故主于仁。盖墨氏之旨，以为人所以生财，而生财则所以富民。今丧葬不节，则人之因服丧而废有用之日者多矣。
　　有用之日废，则生财之数愈乏矣。况厚葬则厚于以送死，而薄于养生，耗财之用愈多，而生财之数必寡；生财之数寡，盗窃所由兴也；盗窃之兴，刑罚所由立也。墨子以厚葬久丧为“国家贫”，“人民寡”，“刑政乱”之祖殆谓此。夫至于损生人之性者，则以人以有用之身，不当因哀而致毁，与《礼记》所言不胜丧，乃比于不慈、不孝同出一辙。谓之与儒家异则可，谓之为儒家罪人则不可。盖儒家之说，所以发人不忍之心，而墨家之说，则亦由不忍人之心而推之者也。但所引尧、舜、夏禹之说，则不过引前说以为己说之证耳，似未可据之为实。盖节丧、节葬，乃墨子所特创之说也。
　　《王制篇》言地理中多精言
　　《礼记·王制篇》有言：“广谷大川，民生其间者异制。”①此语甚有精理。近日以来，地学发明，而西人多以地理言政治。谓平原之国多行中央集权之制，山岳之国多行地方分权之制。故希腊以多山而分为无数小国，法国以少山而合为一统之国。盖山川之隔，人情风俗之所由异也。人情风俗既异，此邦国所由一分而不可复合也。中国山岳虽多，然地多平原，故一统之时多，而分立之时鲜少，《王制》之言诚精确矣。
　　① 原文作“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编者注。
　　理学不知正名之弊
　　中国民气积弱之原，实由于伪学之鼓煽；而伪学之兴，则由于不知正名，致谬说频仍，相沿莫革。吾试即其最著者言之，莫若诚、敬、忠、柔四字。
　　敬者，警也。言作事当加警惕也。即《尚书》“严恭寅畏”之意，而振发有为之义已隐寓其中，非仅主一无适之谓也。后世以主一无适为敬，内省而拘，外慎而泥，求其心而适以锢其心，适成其为拘浅之陋儒而已。故主敬与主静相混，何足为敬哉！诚者，真实无妄之谓也。且诚之言成，所以成己成物，故惟格物致知者能之。即各事征实之义也。而今之所谓诚者，以迂谨守其身，而托为老成持重，故世人之言诚者皆曰诚笃，直一无刺无非之乡愿而已，何足为诚哉！忠者，中心之谓也。故秉公理以行事者为忠。如《左传》有云：“上思利民，忠也。”曾子亦曰：“为人谋而不忠乎！”是忠字为普通之字，非仅指对君主言也。今也以对于君者为忠，岂对于人民者不当曰忠耶！且君而暴虐，为臣者犹尽心以助之，直一长君逢君之人耳，何足为忠哉！柔者，阴谋家之权计也。故老子、鬼谷子之书，多言柔字之用。今也以柔字为美名，使天下之士悉出于奴颜婢膝之一途，人人无争竞之心，人人无勇锐之气，何足为柔哉！伪学之兴，此其数端。盖秦汉以下，专制君主，悉以锄抑民气为宗，由是著书立说之儒，亦不惜曲学媚世，以献媚人君。宋儒既兴，沿波汨源，而伪学之行，厄千年而未革，使才智之士，悉陷溺其说而不自知，此则中国儒者之过也。
　　《春秋繁露》言共财
　　《春秋繁露·度制篇》大抵欲“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此均贫富之善策。盖贫者之日贫，皆由于富者之日富，孔子言“放于利而行多怨”者，即以富者各从其欲，而与小民争利也。《礼》言“君子仕则不稼，田则不渔，食时不力征①”，言不尽利以遗民也。不然，争利不可，兴利岂不可乎？三代井田之制，为均贫富之善策，虽以今日西人之文明，犹有贫民富民之争，以此见贫富之不易均矣。
　　① 《礼记·坊记》“征”作“珍”。——校者注。
　　西藏族正名
　　西藏族初居西藏、青海，并蔓陕、甘、川、滇之边陲，夏曰西戎，商曰氐羌、鬼方，周曰犬戎，汉魏之间分为大小月氏及先零羌、烧当羌各部。至于晋代，氐羌入居中国西北，即此族也。今甘肃边外及青海附近地，多为此族所居。若川、滇南境之土司，则西藏族与交趾、支那族杂淆之种也。又青海之民，虽多属西藏族，然当六朝之时为通古斯族，吐谷浑所居。元代以来，又为蒙古族所居，非纯全之西藏族也。西藏之地，则隋唐之时为吐番、党项所居，吐番为鲜卑秃发民即南京。之转音，乃通古斯族。党项之后为唐兀，即宋代之西夏国，以拓跋为姓，与元魏同。鲜卑种。拓跋本秃发之转音，则党项亦为通古斯民族矣。故西藏之民，多与通古斯族同化，亦非纯全之西藏族也。近人考西藏族者，多以近日卫藏之民亦多西藏族，殆失于考核者欤！
　　西周强大所由来
　　周自太王之时，既蓄翦商之志，至季历灭毕、程、义渠，东伐燕京余无戎，盖翦除邻国，奄有雍西，而兵力直达河东。文王为雍州牧伯，南兼梁荆，《书》郑注。故率三州之诸侯，而王化行于江汉汝坟。《诗序》。及受命以后，兼并密须、邗、崇诸国，奄有雍州全土，诸侯归者四十国。《纪年》。
　　故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及用兵伐耆，已由河西达河东，进逼殷都。盖周之谋殷已非一日，《论语》言文王事殷不可信。自文王开强大之基，故武王观兵诸侯，从者八百国，《史记》。旁及庸、今郧阳。蜀、今成都。羌、今甘肃西南。髳微、今四川东南。卢、今襄阳。彭、今眉州。濮今湖南省。
　　诸国，亦率兵从征，《书经》。非周室威力远被之证哉！此商亡以后天下所由归周也。
　　王季无迁周事
　　《竹书纪年》有王季由岐迁毕之文，一若文王初立之时即不居岐山，不知《诗》言“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郑笺》以高山即岐山。又《说文》岐字作“■”，释之曰：周文王所封。而《孟子》亦言昔者文王之治岐。是文王即位之初，仍居岐下，无王季由岐迁毕之事也。
　　太康失邦非避羿乱
　　《书序》云：“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自伪《书》以太康为后羿所拒，伪《传》遂言仲康为羿所立。而《帝王世纪》亦曰：“自太康以来……为羿所逼。”夫谧亦造作伪《书》之人，故造此说以证伪《书》。
　　然《左传》言后羿自鉏迁穷石，而下文即言因夏民代夏政，是羿迁穷石即代夏为君，当在帝相之时，非有拒太康立仲康之事也。故太康失邦，由于五观。
　　案《楚语》言启有五观，与丹朱、商均并言；《左传》言夏有观扈，与姺邳、徐奄并言，盖五观皆为启子，《国语》注。又为与少康争位之人，故《佚周书》言五观“假国无正，用胥与作乱，遂凶厥国”也。又《竹书纪年》言太康居斟■，而段玉裁释《五子之歌》谓灌亦作勘戈，戈、歌同音，《五子之歌》犹言五子往戡灌。盖戡灌与斟■密迩，皆在今寿光县。五观起兵伐戡灌，以逼斟■之都城，致太康避兵他适，而五观复拒洛汭以要之。《书序》言“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者，即言太康失邦由于五观耳。又据《佚周书》则五观后为彭寿所征，此太康所由复国也。自伪古文兴，而此事不可复考矣。《纪年》又言羿入居斟■，亦晋人所增之语也。
　　稷契非帝喾子
　　《史记》诸书，皆以稷、契为帝喾子，恐不足信。《诗·玄鸟》言：“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即《吕览》有娀氏女抟燕卵之说。《诗·生民》言：“履帝武敏歆。”即《郑笺》姜嫄履大人迹之说。盖上古人民知有母不知有父，故一则托言吞燕卵而生，一则托言履人迹而生也。至于汤祖帝喾，而文、武亦祖帝喾者，由于得天下后之饰词，犹之汉高祖自称尧后也，如以稷、契为帝喾子，何以《史记》只言帝喾娶陈锋氏、娵訾氏，而不言其娶有娀氏及姜嫄哉？如以帝喾为稷、契之父，何以殷周二代行禘天之礼，以天为始祖所自出，而托为无父而生之说哉？
　　夙沙即肃慎
　　《淮南子》言神农伐夙沙国，《佚周书》作“质沙”，其地在齐、鲁之间。盖“夙沙”即“肃慎”之转音，乃通古斯族所立之国也，初处今山东地，及为神农所攻，遂退居满洲，即《周书序》所谓“肃慎来贺”也。
　　秦汉说经书种类不同
　　秦汉说经之书，种类不同。有传，有记，有说，有故，有章句，有音，有微。传也者，以事实为主，杂引群书以补经文之缺，其源出于《左氏》。
　　传记也者，以典制为主，汇萃古籍，凡其义与经文互相发明者，则分类编辑，以与经文相辅，其源出于《礼记》。古有《三正记》、《别名记》、《亲属记》、《名堂记》、《曾子记》、《五帝记》、《王霸记》、《瑞命记》、《孔子三朝记》、《月令记》。说也者，就经文之义申明之，其源出于《墨子》之《经说》。故也者，就经文之字解释之，其源出于《尔雅》之《释诂》。
　　章句者，区分章节、辨析句读之书也。音也者，厘正音读之书也。微也者，发挥奥义之书也。其体各有不同。《易》有《周氏传》、《韩氏传》，《书》有伏生《大传》，郑康成称其特选大义以经属指，名之曰传。《诗》有《鲁诗传》、辕固《齐诗传》、韩生《韩诗传》、齐《诗内传》，《翼奉传》注引。《韩诗内传》、《文选》注引。《外传》，而《汉志》称其取《春秋》，采杂说。《礼》有《周官传》四篇。而《诗正义》称汉初为传者皆与经别行，盖犹《春秋》之有三传。《孝经》之有魏文侯传耳。此一体也。《书》有刘向、许商《五行传记》①，盖以事实为主。别为一书与《洪范》相辅。《礼》有后氏《曲台记》，汇他书以辅礼经。《乐》有河间献王《乐记》，汇他书以辅乐经。《春秋》有《公羊颜氏记》，杂引他书以辅《公羊》，盖犹《考工记》之辅《周官》耳。此又一体也。《易》有丁宽《易说》，《汉书》谓其言训诂，仅举大谊，此为说体之正宗。《诗》有鲁说，《礼》有《中庸》说，《论语》有鲁安昌侯说，《孝经》有《孝经说》，其体盖与《易说》同。
　　此又一派也。《诗》有《鲁故》、《韩故》、齐《后氏故》、《孙氏故》，均与《鲁传》、《齐传》、《韩传》画分。《论语》有《论语古》二十一篇，古，即诂也。伪《家语》不明此义，遂言孔安国为古文《论语训》二十一篇矣。《书》有大、小《夏侯解故》，盖考求字诂，专宗雅训。贾谊为《左氏传训》，故《鲁诗》复有《鲁训》。《后汉书》注引。训与故同。若毛公《毛诗故训传》，则合故与传为一书，故以训诂为主，复兼引事实。如《巷伯传》是也。此又一派也。《易》有京房章句，在《易传》、《易占》之外。《书》有伏生章句，有《大传》之外，郑康成、伏生《大传序》。有大小夏侯章句，在解诂之外。《论语》有张禹章句，在《论语说》之外。是则章句者，乃传、记、说、故以外，别为一类者也。盖以刺论经旨，疏通章句为主，此别一派也。若夫孔安国《尚书音》、见《经典释文序录》。毛公《诗音》见《经典释文》。皆与传注别行，而与传注相辅。后儒音义、音训诸书，则合音与故为一书，与西汉说经之书不同。《春秋铎氏微》、《虞氏微》，其书在秦汉之前，盖与韩非《解老》、《喻老》之书相近，就经籍之微意，萃为一书。
　　秦汉以下，此体鲜存、惟董子《春秋繁露》近之。此二类者皆说经者之别体也。若夫胡母生《公羊条例》、京房《周易占》，则另为一体。盖秦汉之间，凡说经能自成一家言者，则称为某氏学，然说经之书，各体迥殊，后人概以经注目之，失其旨矣。
　　① 刘向所撰《洪范五行传论》与许商所撰《五行传记》（亦称《洪范五行传记》）并非一书。——校者注。
　　汉人之称所自来
　　今世称中国人为汉人，习故言也，自古已然。《隋书·西突厥传》：“崔君肃曰：“……吐谷浑亦因憾汉故，职贡不修。’”“汉”，即隋也。《新唐书·郭震传》：“国家往不与吐蕃十姓、四镇而不扰边者，……顾天时人事两不谐契，所以屈志于汉，非实忘十姓、四镇也。”又《张说传》①：禄山入朝，以破奚契丹功求平章事。国忠曰：“禄山有军功，然而不识字，与之恐四夷轻汉。”“汉”即唐也。宋元以来，皆袭此称，从所习也。
　　① 此指《旧唐书·张说传》所附《张垍传》。——校者注。
　　用水火必时
　　《礼运》：“用水火金木，饮食，必时。”郑注：“用水，谓渔人以时渔，为梁，春献鳖蜃，秋献龟鱼也。”案：春秋之献，仅指饮食，必时而言，不得指为用水之证。今考《管子·禁藏篇》：“当春三月，萩室熯造，钻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兹毒也。”《轻重己篇》：“冬尽而春始，……教民樵室钻燧，墐灶泄井，所以寿民也”案：萩室，即樵室，谓缮屋。造，即灶字，见《周礼·大祝》注。“熯”，乃“墐”形近之讹。钻燧、墐灶，皆谓易火杼井，即淘井，谓易水也。古人易时则改水，故东坡诗云：“石泉槐火一时新。”据时俗，以清明日淘井，则宋时犹有行之者。改水、改火，故云用水火必时。郑注解用火不误，而解用水，则以渔人入泽梁当之，非也。
　　当作棔
　　《春秋传》：“ 动而鼓。”贾君注云：“ 为发石，一曰飞石。”《说文》亦云：“ ，建大木，迁石其上，发机以追敌。从■，会声。”又引《春秋传》此文及《诗》“其 如林”为证。案：《范蠡兵法》云：“飞石，重二十斤，为机，发行三百步。”则桧为飞石明矣。惟其字从■，故杜注训为通帛之■，不知古字本作桧。《大唐类要·武功部》载魏武帝令引《春秋》“桧动而鼓”，则桧字本从木，象建大木置石之形，其从■者，异文也。然桧字亦为借字，桧当作“棔”，机棔之义也。故《释文》云：“桧音古外反。”
　　后世误棔为桧，又误桧为 ，《说文》亦不能改正其文，惟存古义于其下，则知古书之误字多矣。
　　《黄帝内经素问校义》书后
　　《黄帝内经素问校义》一卷，绩溪胡氏澍著。训“时”为“善”，易“抟”为“专”，以及至人、名木二条均穷探声音训故之原，而立言曲当。惟原书“不妄作劳”，胡氏据全氏注本易为“不妄不作”，引征《四失论》“妄言作名”以为“妄作”对文之证，其说均确。又谓“作”与“诈”同，则其说不然。“作”即创始之义。不作者，即老子“不敢居天下先”之义。若改“作”为“诈”，岂“妄言作名”亦可称“妄言诈名”乎？又原书“若有私意，若已有得”，胡氏谓当作“若私有意”，犹言私有所念。“巳”与“私”同，犹言私有所得。案：“若有私意，与《诗》之“如有隐忧”同例。“意”与“臆”同，犹后世所谓“窃念”、“默测”也。若“巳”字，当从赵氏之谦之说，训为“已然之已，亦不必训为人己之己也。又原书“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胡氏以《天元纪·大论》之文为例，易为“金木者，生成之终始也”。案，“能、始”二字，义亦可通。古代“能”与“台”通，如“三能”亦作“三台”是也。《汉书·天文志》云：魁下六星，两两相比者为三能。
　　而《文选》庐谌诗云：“三台摛朗宇。”是“台”与“能”同。故《礼记·乐记正义》云：古以今“能”字为“三台”之字。疑此文“能”字亦系“台”字之借文。“胎”从“台”声，《尔雅》训“胎”为“始”，则“台”亦兼有始义矣。“能始”二字，叠词同义，与上文“征兆”同例，不必如胡氏之说也。若夫“虚无之守”，胡氏易“守”为“宇”。案“守”字从“宀”，居位曰“守”，则“守”字引申亦有居义，不必易字而后通。以上数则，均胡氏之千虑一失者也。然皇古医经以《内经》为最古，而《内经》一书多偶文韵语，惟明于古音古训，厘正音读，斯奥文疑义，涣然冰释。胡氏之书虽稍短促，然后之君子如有为医经作疏者，必将有取于斯书。则胡氏疏理古籍之功亦曷可少哉！
　　《易·系辞》多有所本
　　汉儒列《易·系辞》列“十翼”之中，以为孔子所作。汉儒称为《易大传》，前儒久有定论。惟《系辞》之文虽成于孔子，而其说均有所承。周人说《易》之绪言，赖此以传。《说苑·君道篇》引泄冶之言曰：“《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祖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动而万物变化。”案：泄冶所引之《易》，惟末句为今《易》所无，余皆载于《系辞》上篇。王伯厚《困学纪闻》谓泄冶在夫子前而引《易大传》文，疑《说苑》所记为非，不知孔子《十翼》之文多有所承。如《乾文言》释元、亨、利、贞，与穆姜所言悉符。穆姜所言，盖系《易》学相传之谊，孔子作《文言》取之。则《系辞》之中亦多旧谊。“君子居室”数言，必系周代说《易》者所传。故泄冶引其文，孔子采其说，不得以《说苑》为诬也。昔惠氏定宇谓《论语》多述前言，以证“述而不作”之义，今观泄冶所引，则惠氏之说益信矣。
　　古代医学与宗教相杂
　　古代巫官，咸兼医职。《说文》云：“医，治疾工也……古者巫彭初作医。”工，字即巫字之讹。医出于巫，此其证矣。案：医（醫）字从酉，酉系酒字之省形。古代之时，以巫为酋，即以巫为医。酋也者，巫之作酒者也。
　　医也者，巫之以酒疗人疾者也。故《周礼》酒官系于医官之后，此即医（醫）字从酉之微意也。又《世本》云：“巫咸，尧臣也，以鸿术为帝尧之医。”
　　王充《论衡》云：“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山海经·海内西经》云：“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郭璞注：“皆神医也。”
　　足证上古之医，均援引神术以治民疾。又《大荒西经》：“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郭注：“群巫上下此山采之也。”《周书大聚解》云：“武王既胜殷，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是以药治疾亦始于巫。
　　又《淮南子·说山训》：“病者寝席，医之用针、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钧也。”高注：“医师在女曰巫，在男曰觋。”石、针、糈、藉，皆所以疗病求福祚，故曰救钧。此亦巫、觋属于医官之证也。惟巫、医二职，古为兼官，故中国之医学多与宗教相参。《汉书·艺文志》别医药之学为二，列于杂技门，此指医学既精以后之学术言也。若皇古之医学，其与宗教相参者，则儒道二家之书，均杂淆其语。五行者，古代之宗教也，故医经多言五行。
　　而汉儒之言五行也，且以之援饰医学。郑康成《周礼·疡医》注云：“以类相养也。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辛，金味，金之缠合异物似筋。咸，水味，水之流行地中似脉。苦，火味，火出入无形似气。甘，土味，土含载四者似肉……凡诸滑物，通利往来似窍。”此儒生以五行附会医术之证也。
　　又《五经异义》云：《今文尚书》欧阳说：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肾，水也。《古尚书》说：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肾，水也。许意与《古尚书》同。郑驳之云：“今医病之法，以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则有瘳也；若反其说，不死为剧。”
　　是治经之士，以五行配合医术，说各不同。盖《灵枢》、《素问》，均言五行，儒生以其与《洪范》、《月令》相似也，遂更以儒生所传五行附合医经，更以医经之言入之儒书之注，此古医学赖经生而传者也。
　　《助字辨略》正误
　　刘淇《助字辨略》精确虽稍逊《经传释词》，然博引之功不可没也。惟讹误甚多，试录之如左：《论语》“未之能行”，“之”承上文所闻之事言，“之”为指物词，刘氏以为语助词，非也。又“而谋动干戈于邦内”，“而”即“如”字，刘氏以此“而”为转语，犹云“而乃”，非也”。《汉书·杨雄传》“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鸟，乘雁集不为之多，双凫飞不为之少”，“不为之多”，不因是而多也：“不为之少”，不因是而少也。刘氏以“不为之”，犹云“不以为”，非也。《左传》“难不慎也”，刘引顾氏《补正》云：“言不可不慎也。”案：“难”，即古“然”字之未改者。“难不慎”，即系“然不慎”。
　　此言忠不罪及其子，虽属可疑，然亦由于不慎也。刘引顾说非是。《左传·隐公元年》“尔有母①，繄我独无”，刘氏以“繄”为发语词。案：“繄”当训“何”，犹言“何我独吾②也”。《孟子》“奚而不知也”，刘氏谓犹言“奚为而不知”。案：孟子即以“而”代“为”，“奚而不知”，即“奚为不知也”。《左传·昭七年》“曰君以夫公孙段为能任其事”，“夫”即“彼”
　　字，与《论语》“夫人不言”之“夫”同，而刘氏则以为语助词。《论语》“亡之命矣夫”，旧注训“亡”为“死”。“亡之命矣夫”，犹言“亡乎”、“亡欤”也。而刘氏读“亡”为“无”，谓系“无之而非命”，而省文立说，均曲。《孟子》“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舍”即今语所谓“什么”，犹云“何为”也。刘氏从赵注以“舍”为止辞，非也。《论语》“汝得人焉尔乎”，“尔”即“否”字之义，犹云“汝得人否”也。刘氏从《朱子语类》说，以焉、尔、乎为语助词，非也。《史记·大宛传》“盖乃北海云”，“盖乃”犹云“疑”，即与《昭明文选序》“盖乃事美一时”之“盖乃”不同。
　　刘氏援彼例以“盖乃”为发语词，非也。韩愈《伯夷颂》“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余，一凡人沮之则自以为不足”，“凡人”犹言“庸”。刘以“一凡”为“大率”，与“大凡”同，失之。《三国志·蜀·后主传》“遂与京畿，攸隔万里”，“攸”即“悠”字，“攸隔”犹云“远隔”。刘以“攸”为语助，失之。《书·盘庚》“乃祖乃父”，“乃”字明系“汝”字，刘氏以为语助，非也。《荀子·性恶篇》“且顺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则兄弟相拂夺矣。且化礼义之文理，若是，则化乎国人乎”，“且”与“或”同。刘氏以为将词，未足尽其义也。《公羊·宣六年传》“勇士入其大门，则无人门焉者，入其闺，则无人闺焉者”，“焉”训为“于”，“于”有“在”义，言无人在门、无人在闺也。刘氏以“焉”为语己词，亦未足尽其义也。《礼·祭统》“天子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蚕也”，此言非无耕为之耕，非无人为之织也。盖言既有人为之耕织而犹欲躬亲，所以见祭祀之诚。乃刘氏释之曰：“此言天子诸侯，非以藉田之故不亲耕，王后夫人，非以祭服之故不亲蚕。”以“非”、“莫”为省文，立说似疏。自是以外，若以“见”字为人加于词，其说虽似，惟“见”字之用与“为”字“被”字同则未之明，言语亦欠晰。又如以《左传》数年为倒，亦非确诂，惟驳之者众，兹不赘。
　　① 母字下应有“遗”字。——编者注。
　　② “吾”为“无”之误。——编者注。
　　《史记》用古文《尚书》考略
　　《史记》述《尚书》，均古文说，金坛段氏恒指为今文，非也。近拟作《史公古文尚书义发微》，属草未成，先录心得之说数则，以见其概略。
　　《五帝本纪》“其仁如天”四语，即系释“钦明文思安安”。郑君以“虑深通敏”释“思”字，即系其智如神义。今文“思在塞”，郑注《尚书考灵曜》以“道德纯备”训“塞”，马注《尚书》同此，用今文说也。郑注《尚书》变用迁说。“富而不骄”二语，即系释“允恭克让”，“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疑释“光被四表”文。盖古文说以四色为四表，光为光华之义。
　　以黄、纯、彤、白象四方之色，谓之四表，惜无旁说可徵。若郑虽从古文作光，然以为“光耀四海”，已稍失迁说之真。《夏本纪》“能明驯德”，“驯”
　　为“骏”古字。“骏”、“峻”古通，《大学》作峻。史公之意盖与《大学》“自明其德”训合。郑本作“俊”以“俊徒”为贤才，兼人之称，与注《大学》异。《大学》注：“峻，大也。”盖以“明俊德”为明扬贤才，系疏说。
　　非古文说也。如《尧典》“钦明文塞晏晏”，为今文本，古文作“文思安安”。
　　郑氏注《尚书考灵曜》曰：“道德纯备谓之塞。”而马注《尚书》亦曰：“道德纯备谓之思。”此以今文“塞”字之义，释古文“安”字者也。郑注云：“虑深通敏谓之思。”与注文“塞”异，或用古文之说。《五帝本纪》“便章百姓”，盖古文作“平”，《说文》。《史记》代以“便”，今文代以“辨”。
　　《大传》及《后汉书·刘恺传》均作辨。“便”、“辨”义同。“便程东作”，盖古文作“豑”，《说文》。《史记》代以“程”，今文《大传》代以“辨”，“程”、“辨”义同。“居郁夷”，“居”字古文作“宅”。《说文》引。
　　《史记》代以“居”，古文别作或、作度，《周礼》注引度西曰昧谷。度、居、宅义同。“郁夷”古文作“堣夷”，《说文》。今文作《嵎■》，《正义》引夏侯等本。又《说文》别作嵎銕，亦今文。《史记》代以“郁夷”。
　　“郁”、“禺”声。“曰汤谷”，今本《史记》作旸谷。“汤”字古文作“旸”，《说文》。今文作“■”，《说文》别引，段以为今文。《史记》代以“汤”。
　　“汤”、“旸”、“■”，所从声同。“宅昧谷”，或本作“柳”，徐广说。
　　古文作“榴”，《周礼注》。今文代以“柳”，《大传》。郑注改为“昧”，“榴”、“柳”、“昧”声近，段以《史记》作昧，浅人所改，司马迁未见古文，安知易卯为昧。非也。故可通用也。《尧典》，寅宾出日，郑以春分朝日作生释之，而《五帝本纪》作“敬道出日”，迁以“敬道”释“寅宾”，为古文说。郑注盖兼今文说。
　　◇读书续笔【近人书话】
　　《礼经》公士大夫
　　《礼经·丧服》斩衰章：“公士大夫之众臣，为其君布带绳屦。《传》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贵臣，其余皆众臣也。君，谓有地者也。”
　　郑注释《经》云：“士，卿士也。公卿大夫厌于天子诸侯，故降其众臣布带绳屦，贵臣得伸，不夺其正。”又释《传》云：“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如注说，盖以《经》文公士之士，即卿士省称；公士大夫，即《传》公卿大夫。《传》文之士，则与室老并文，别为邑宰，与《经》公士之士别。
　　然汉代礼说均不与同。《白虎通义·封公侯篇》①云：“天子太子食采者，储君，嗣主也，当有土以尊之也。太子食百里，与诸侯封同。故《礼》曰‘公士大夫子子也’，无爵而在大夫上，故知百里也。”据彼说，知《礼经》公、士并文。旧说以公为三公，士为王世子。《通义》“子子也”三字，当作“士天子”，太子也。必知“士”即太子者，以《士冠》记云：“天子之元子，犹士也。”《戴记·郊特牲》同。《通义·爵篇》云：“王者太子亦称士何？
　　举从下升，以为人无生得贵者，莫不由士起。是以舜时称为天子，必先试以士。《礼·士冠经》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即其谊。故据以为说。其太子食采之制，即据《礼传》“君谓有地”而推。又按，《公羊·僖五年》会王世子传：“世子，犹世世子也”何氏《解诂》云：“自王者言之，以屈远世子在三公下。”《礼·丧服》斩衰曰“公士大夫之众臣”是也。说与《通义》相同。知东汉礼家，均宗斯说，《公羊疏》释何注云：“何氏引《丧服》者，欲言三公臣有为之斩衰，世子则无，是卑于三公之义。其说至误。近陈立《义疏》亦未达何说。不与郑注相同。若然经云公士大夫者，举大夫以见卿。《传》云“公卿、大夫、室老、士、贵臣；其余皆众臣”者，谓公卿大夫所属舍室老外，均为众臣。太子舍贵臣外，均为众臣也。传文士字亦与公卿大夫并文，与经相应，非与室老并文也。经传故谊，资是以明。
　　丧服之例，由天子以及庶人，皆指其称位，于士独否，其有言士为者，惟“缌麻三月”章云：“士为庶母，贵臣，贵妾，乳母。”又“齐衰不杖期章”云：“公妾以及士妾为其祖母。”据《通典》引马注云：“公谓诸侯也，共间有卿大夫妾，故言以及士妾也。”如彼说，则士妾之士，乃三等之士。
　　然以公士大夫条古谊证之，或此上二文所云之士，均谓太子。谓大夫以上无缌服，世子虽贵，仍从士礼，得为庶母、贵臣、贵妾服缌。故贵臣之文，正与上传士贵臣相应。案：马郑各注，以贵臣以下与上别为一经。故《通典》引马注云：“君为贵臣贵妾服也。”郑注亦云此谓公士大夫之君。公妾、士妾，经亦并文也。惟书缺有间，存以志疑。
　　① 以下引文出自《白虎通义·京师篇》“太子食采”章。此作《封公侯篇》，误。——校者注。
　　孔子生卒年月
　　孔子生日，据《公羊》、《穀梁》所书，均云襄二十一年十月庚子。今《公羊》注疏本石经本，均作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据陆氏《释文》云：传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有一月庚子，又本无此句。是《释文》所据，《公羊》与《穀梁》同，无十有一月四字。又据《左传疏》引贾、服说，均云襄二十一年孔子生，是左氏先师推说孔子生年与《公》、《\穀》同，所传月日亦当弗异。惟左氏家所推月日均据“三统术”。今即“三统术”考之：
　　《襄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汉书·五行志》引刘歆说“以为七月，秦晋分”。又：“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汉志》引刘歆说“以为八月，秦周分”。知是年时历失闰者再。时历所谓十月庚子者，于“三统”为八月二十一日，亦即“夏正”六月二十一日也。
　　《左氏·哀公十六年》经书“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据十四年经“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汉志》引刘歆说“以为三月，今本下衍‘二日’两字。齐卫分”。知是年时历亦再失闰，递推至十六年四月。知经书“四月己丑”，于“三统”为丑月十一日，亦即“夏正”哀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也。
　　据《左疏》所引贾、服说，以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又以孟僖子卒，孔子时年三十五又谓孔子年七十三。《家语》卒记解亦云七十三岁。夫哀公十六年，上距襄公二十一年，实七十四算。贾、服顾云七十三者，左氏先师均据“三统历”。知续经所书“四月己丑”，于“夏正”应属十五年，故减年立算。说者以贾说为自歧，亦由未考“三统历”耳。
　　《史记》以孔子之生当襄公二十二年，杜注据之，以与贾、服立异。金孔元楷《祖庭广记》引《世本》，亦云：“襄二十二年十月庚子孔子生。”
　　唐人各疏未引此文，宋金之际《世本》已亡，孔氏所引是否原书佚文，殊无确证。如其说，于周历、古四分历，均为西月二十八日。见成蓉镜《经学骈枝》。黄帝历同。见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日考》。夏历、颛顼历则为酉月二十七日。夏历襄公二十二年距入戊午蔀六十九年，计朔小余七百六十七，朔大余四十九，命起蔀名算，外得丁未为人正朔。由是递推，酉月朔小余五百，大余十六，得甲戌为朔日，庚子为二十七日。颛顼历襄公二十二年，距入丁巳蔀四十三年，朔小余八百二十九，朔大余二十，命起蔀名算，外余丁丑为人正朔。由是遂推，闰在五月后，计酉月朔小余五百二十一，朔大余一十七，得甲戌为朔日，庚子为二十七日。殷历、鲁历亦同。殷历襄公二十二年距入辛卯蔀三十八年，是年酉月，朔小余四百二十五，朔大余四十三，命起蔀名算，外得甲戌为朔日，庚子为二十七日。鲁历距入戊子蔀七十四年，是年酉月，朔小余四百七十六、朔大余四十六，命起蔀名算，外得甲戌为朔日，庚子为二十七日。其余“三统”亦为未月二十七日。案襄公十一年十月，日食。《汉志》引刘歆以为八月。又二十三年二月日食，《汉志》引刘歆说亦云前年十二月，是数年之间时历均再失闰。时历襄二十二年酉月，于“三统”为未月。是年“三统历”距入甲申统一千九十二年，子月，朔大余二十三，朔小余六十九，递推至于未月计，朔小余四十六，朔大余五十，命起甲申算，外得甲戌为朔日，庚子为二十七日。
　　至于孔子卒日，舍“三统”当为丑月十一日外，于黄帝历、周历、古四分历当为卯月十二日，见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日考》。殷历则为十一日，见成蓉镜《经学骈枝》。鲁历、夏历、颛顼历并同。鲁历哀公十六年距入丁卯蔀七十年，朔小余一百七十五，朔大余四十四，得辛亥为天正朔日。由是递推，得己卯为卯月朔日，己丑为十一日。夏历哀公十六年，距入丁酉蔀六十五年，朔小余二百五十七，朔大余十三，得庚戌为人正朔日，己卯为卯月朔日，己丑为十一日。颛顼历哀公十六年距入丙申蔀三十九年，朔小余八百一十八，朔大余一十三得己酉为人正朔日，己卯为卯月朔日，己丑为十一日。
　　盖颛顼历及夏历章、蔀纪首咸在立春，当从人正起算也。
　　《诗毛传》偶与《国语》异说
　　《左氏》、《国语》于所引各诗义多诠释，《毛传》训诂必与相符。惟《小雅·节南山》篇“弗躬弗亲，庶民弗信”，《楚语》载白公子张谏灵王云：“周诗有之曰：“弗躬弗亲，庶民弗信。’臣惧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韦注云：“言为政不躬亲之，则庶民不信也。”如彼说，是庶民弗信，义谓民不信上也。乃《毛传》则云：“庶民之言，不可信。”似庶民弗信，义与勿信庶民同，与《楚语》所诠迥异。陈奂《传疏》讹“言不可信”
　　四字连读，今君子不能躬率庶民，则庶民于上之言不肯信从，强以《楚语》之文附合《毛传》，似于传义不相合也。
　　“既生霸”、“既死霸”
　　《汉书·律历志》引刘歆《世经》云：“《周书·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今《周书·世俘》①误作“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序》曰：“一月戊午，师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壄，夜陈，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传》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武成篇》曰：“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今《世俘篇》同。咸刘商王纣。’‘是岁也，闰数余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明日闰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惊蛰。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今《世俘》篇并同。据刘说，知经传所云“死霸”，均谓朔日，后朔一日，则曰“旁死霸”。
　　经传所云“生霸”，均谓望日，后望一日，则曰“旁生霸”。顾《武成》于四月必云“既旁生霸”，于一月仅云“旁死霸”，不云“既旁死霸”。于二月复云“既死霸”者，盖生霸云“既”，所以表望日之迟，死霸云“既”所以表合朔之迟。故望在月之十六日者谓之“既生霸”，故望后一日亦曰“既旁生霸”。又朔日上承小月者谓之“既死霸”，则朔后一日亦当曰“既旁死霸”。若承大月，则死霸不云“既”。故朔后一日仅云“旁死霸”，不云“既旁死霸”。盖朔承大月小月虽同在月之一日，而合朔则有迟早之分。承大月者合朔早，承小月者合朔迟。故文增“既”字，以示别异。至月之望日，或值十五，或值十六，亦有迟早之殊，故于望值十六者亦增“既”字。知者武王伐纣之年入甲申统五百二十一年一月，朔日为辛卯，二日壬辰，上承大月，二月朔日为庚申，上承小月，故一月二日仅云“旁死霸”，二月一日必云“既死霸”。又是年四月，朔小余三十九，朔大余五，得己丑为朔日，加一望策计，小余二十，大余二十，得十六甲辰为望日，故望后一日不云“旁生霸”，必云“既旁生霸”也。
　　《周书》云“既生魄”者，舍《世俘》外，计有八事：《程典解》“惟三月既生魄”，《大开解》“惟王二月既生魄”，《大戒解》“惟正月既生魄”，《谥法解》“惟三月既生魄”，《本典解》“惟四月既生魄”，《程寤解》佚文“正月既生魄”，《文选》注五十六引。均有月无年；其有年月可纪者惟《柔武解》“惟王元祀一月既生魄”，似属武王元年。依“三统术推之，是年入甲申统五百一十八年，朔小余五十八，朔大余五十四，得戊寅为一月朔，加一望策计，小余三十九，大余九，得十六癸巳为望日。又《小开武解》“惟王二祀一月既生魄”，似属武王二年。是年入甲申统五百一十九年，朔小余五十，朔大余一十八，得壬寅为一月朔，加一望策计，小余三十一，大余三十三，得十六丁巳为望日。据此二证，知望在月之十六日者，经传必云“既生魄”。故望后一日必曰“既旁生魄”，文与相承，所以别望日之迟也。
　　又案《尚书·召诰篇》：“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此为周公七年事。《汉志》引《世纪》云：“是岁二月乙亥朔，庚辰望，后六日得乙未，故《召诰》曰：“惟二月既望，粤六日乙未。’”今以“三统术”推之，是① 此句及后文所引《周书》，指《逸周书》。——校者注。
　　年二月计，朔小余二十九，朔大余五十一，加一望策计，小余十，大余六，望日适当十六庚辰。此即经书“既望”之义也。盖《易·中孚》“月几望”，孟氏《易》“几”作“既”，以既望为十六日。故望在月之十六日者，经云“既望”，正与“既生魄”例同。后儒以“既望”为望后一日，非也。
　　“哉生霸”
　　《说文·月部》霸字注云：“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
　　从月，■声。《周书》曰：“哉生霸。’”又《尚书·康诰》：“惟三月，哉生魄。”《释文》引马注云：“魄，朏也。谓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
　　后儒据之以为“哉生魄”之文惟属于月之二日、三日。又《汉书·律历志》引《世经》云：“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鲁之岁也。后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顾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沫水。’作《顾命》。翌日乙丑，成王崩。”后儒据之。又以“哉生魄”之文，惟属于望前一日。今案：刘、许二说实非歧牾。
　　据子骏《世经》，以生霸为望。《法言·五百篇》曰：“月未望则载魄于西，既望则终魄于东。”哉、载古通。明未望以前均为载魄。故古籍所云“哉生魄”有确属月之二日三日者，亦有不系日名，为望前通称者。此例既明，知凡朔日上承大月者，由二日以迄望前一日，上承小月者，由三日以迄望前一日，均得谓之“哉生魄”。义与未望相同，不以望前一日为限，亦不以二日三日为限也。《书·顾命》先云“哉生魄，王有疾”，后言：“甲子，王乃洮沫水”，明“哉生魄”不必仅属甲午。《世经》必云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者，是月望日亦值十六乙丑。子骏欲明望非十五日，故云“甲子，哉生霸”。以见经文所云“哉生魄”兼该十五甲子，言非谓“哉生魄”仅属甲子日也。若云子骏释经惟以“哉生魄”为望前一日，考《汉书·王莽传》载：元始四年，群臣奏言：“今安汉公起于第家，辅翼陛下，四年于兹，功德烂然。公以八月载生魄庚子奉使朝，用书临赋营筑，越若翊辛丑，诸生、庶民大和会，十万众毕集，平作二旬，大功毕成。”据彼传所云，“载生魄”即《尚书》“哉生魄”。以“三统术”推之，平帝元始四年，距入甲子统一百七年，积日一千三百二十三，闰余十八，积日三万九千六十九，朔小余二十七，大余九，得癸酉为天正朔，是年酉月上承大月，申月朔小余四十七，朔大余五，得己巳为朔日。计朔小余九，朔大余三十五，得己亥为朔日，庚子为二日，此即朔日上承大月以二日为“哉生魄”之明证也。此奏亦出子骏之徒。使子骏说《书》果以“哉生霸”为望前一日，何奏文于月之二日亦称“哉生魄”乎？《康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据《古文尚书》说作洛在周公七年，具见《律历志》所引《世经》。《大传》谓周公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与古文说异。《大传》郑注以建侯卫即封康叔。《书·康诰》郑注，又训“基”为“谋”，谓谋作天子之居。是时周公居摄四年。具见《礼记·明堂位》孔疏，《周礼·天官》贾疏。然与古文说所云年月悉不相合，兹不复辩。《康诰》篇首所云与《召诰》所云同岁，马氏以为月三日者，虽据《礼记·乡饮酒义》月三日成魄为文，亦以《康诰》所云“三月，哉生魄”，即《召诰》所云“惟三月丙子朏”知者。是年二月乙亥朔，三月甲辰朔，上承小月，《世经》云：是岁二月乙亥朔，又其三月甲辰朔。故“哉生魄”在朔后二日。又据《世经》引古文《月采篇》三日曰朏，以证《召诰》惟三月丙午朏，证以马注，知“哉生魄”之义与“朏”相同。若朔日上承大月，则亦二日为“朏”，《世经》又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毕命·丰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书丰刑。“六月”二字系“八月”之讹，是年八月，亦上承小月，故亦三日为朏也。不必限以三日也。又案：周公七年三月，据三统历是月望日亦在十六己未，以子骏说《顾命》“哉生魄”推之，或《康诰》“三月哉生魄”亦即三月十五日戊午，即《召诰》社于新邑之日也。书此以备一说。
　　卦气
　　《唐书·历志》①引一行《卦议》曰：“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其说《易》本于气，而后以人事明之。京氏又以卦爻配期之日，坎、离、震、兑，其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颐、晋、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余皆六日七分……自《乾象历》以降，皆因京氏。惟《天保历》依《易通统轨图》。自入十有二节、五卦、初爻，相次用事，及上爻而与中气偕终，非京氏本旨及《七略》所传。案郎f 所传，卦皆六日七分，不以初爻相次用事，《齐历》谬矣。又京氏减七十三分，为四正之候，其说不经，欲附会《纬》文七日来复而已。夫阳精道消，静而无迹，不过极其正数，至七而通矣。七者，阳之正也，安在益其小余，令七日而后雷动地中乎？当据孟氏，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为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变，十有二变而岁复初。坎、震、离、兑，二十四气，次主一爻，其初则二至、二分也。”以上一行说。据彼说“知卦气古有三说：一以坎、离、震、兑用事”皆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颐、晋、井、大畜用事，皆五日八十分日之十四，余卦则六日七分，是为京氏易说。一以坎、离、震、兑二十四爻，爻主一气，不后主日，其余六十卦，卦主六日八十分日之七，是为孟氏易说。其一与孟氏说同，惟以五卦主二节，其同位之爻相次用事，爻直五日八十分日之五八八有奇，不与孟氏相同。是即齐《天保历》所主。此三说者，京说合于《稽览图》，孟说合于是。类谋其“天保历”所引《易通统轨图》证以《稽览图》亦有斯说。此汉代卦气说异同之大略也。郑康成注通卦验所主，亦为孟说。虞翻世传孟易，所说卦气顾亦同孟异京，具见李锐《周易虞氏略例》。乃惠栋易汉学于卦气三说，亦未分疏，如刘洪《乾象历》主京氏说，惠氏列入孟氏易说中尤误。故即一行说申明之。
　　《汉书·京房传》云：“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卦……宋祁云：“别本作六十四卦，依一行说。”当以作六十四为是。以风雨寒温为候。”孟康注云：“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四字当衍。为三百六十日。余四卦，震、离、兑、坎，为方伯监司之官。所以用震、离、兑、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时各专主之气。各卦主时，其占法各以其日观其善恶也。”据孟说，似以一岁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六十卦各主六日，计三百六十日，其五日四分日之一主以震、离、兑、坎四卦，卦直一日八十分日之二十五，与京氏本说亦不相同。
　　① 此句所引《唐书》，指《新唐书》。——校者注。
　　《佚书·汤诰》“维三月”
　　《汉书·律历志》引《世经》云：“《三统》，上元至伐桀之岁，十四万一千四百八十岁，岁在大火房五度。故传曰：“大火，阏伯之星也。’”
　　如彼说，成汤伐桀之年，距入甲辰统一千四百三十一年，积月一万七千六百九十八，闰余十六，积日五十二万二千六百三十七。小余一十九，大余三十七，得辛巳为天正朔。加大余二十九，小余四十三计，小余六十二，大余六，得庚戌为地正朔。由是递推，得庚辰为地正二月朔，己酉为地正三月朔。《史记·殷本纪》引《汤诰》云：“维三月，王自至于东郊。”即此月也。又《伯夷列传》索隐云“孤竹君，是殷汤三月丙寅所封”，所据当亦古籍。其曰“三月丙寅”者，为三月十八日，亦与“三统历”术符。《正义》本作“殷汤正月三日丙寅”，误。
　　《左传》“六律七音”服注《五行大义》十五引《乐纬》云：黄至变徵，以次配之，五音备矣。黄钟下生林钟，故林钟为徵，次黄钟；林钟上生太簇，故太簇为商，次林钟；太簇下生南吕，故南吕为羽，次太簇；南吕上生姑洗，故姑洗为角，次南吕；姑洗下生应钟，故应钟为变宫，次姑洗；应钟上生蕤宾，故蕤宾为变徵，次变徵。凡七音圜相为宫。例如黄钟之钟，既备十二钟以应六吕、六律，复备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宫。
　　《左传·昭二十年》“六律，七音。”《周礼·小胥》贾《疏》引服注云：“七律为七器音。黄钟为宫，林钟为徵，太簇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其曰七律为七器音，黄至变徵者，此举黄钟之钟示例。音即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律即黄钟、林钟、太簇、南吕、姑洗、应钟、蕤宾也。服氏之意，谓黄钟之钟，既备十二辰钟以应十二律，于十二辰钟外复备黄至宾七律之钟，以应七律音。《外传》曰：武王克商，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鹑火及天驷七列也。南北之轨七同也。凫氏为钟以律计，自倍半。此谓黄钟之钟倍半其律长之度，为高二尺二寸半。详凫氏疏。一县十九钟，钟七律。十二县二百二十八钟，为八十四律。此一岁之闰数。《魏书·乐志》亦引此注。
　　贾《疏》申服义云：此服以音定之，以一县十九钟，十二钟当一月，十二月十二辰，辰加七律之钟，则十九钟。一月有七律，当一月之小余，十二月八十四小余。故云一岁之闰。今以历术证之，此为一岁闰余之数，非一月小余之数也。贾说非是。寻服注之义，本于《周语》。《周语》本文，首论十二律，次论七律。服氏之义，盖以一县之钟既备十二律，复备七律，为数十九。
　　其曰一县十九钟，钟七律者，谓一县之内，七律之钟悉备，既有十二钟以应十二律，复有七钟以应七律，合为一十有九，非谓每钟七律也。其曰十二县二百二十八钟者，谓以十二乘十九，其数二百二十八也。其曰为八十四律者，谓以十二乘七，其数八十四也。其曰此一岁钟必十二县者，六律六吕之数也。
　　县必十九钟者，盖十二县之钟，均备十二律之钟各一，其黄钟之县，复备黄钟七律，蕤宾变徵。之钟、大吕之钟，亦备十二钟以应六律、六吕，复备大吕、为宫。夷则、为徵。夹钟、为商。无射、为羽。中吕、为角。黄钟、为变宫。林钟，为变微。七钟闰数者，诠明律以七计之故。七为一岁闰分之数，依“三统历”各术均一岁闰分七。与十二律应一岁，月数同。十二律与一岁月数应即《汉书·律历志》所谓黄钟始于子，在十一月；大吕位于丑，在十二月；大族位于寅，在正月；夹钟位于卯，在二月；姑洗位于辰，在三月；中吕位于巳，在四月。历合十二月七闰分而成岁钟数象之故，亦十九钟成一县，此服氏立说之大义也。
　　七音表
　　七音
　　钟名
　　宫徵商羽角变宫变微
　　黄钟钟黄钟林钟太簇南吕姑洗应钟蕤宾
　　大吕钟大吕夷则夹钟无射中吕黄钟林钟
　　太簇钟太簇南吕姑洗应钟蕤宾大吕夷则
　　夹钟钟夹钟无射中吕黄钟林钟太簇南吕
　　姑洗钟姑洗应钟蕤宾大吕夷则夹钟无射
　　中吕钟中吕黄钟林钟太簇南吕姑洗应钟
　　蕤宾钟蕤宾大吕夷则夹钟无射中吕黄钟
　　林钟钟林钟太簇南吕姑洗应钟蕤宾大吕
　　夷则钟夷则夹钟无射中吕黄钟林钟太簇
　　南吕钟南吕姑洗应钟蕤宾大吕夷则夹钟
　　无射钟无射中吕黄钟林钟太簇南吕姑洗
　　应钟钟应钟蕤宾大吕夷则夹钟无射中吕
　　五德相胜
　　《史记·封禅书》云：“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瑞。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
　　《文选·齐安陆昭王碑》注引邹子云：“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五德序次，二说实符。是黄帝与舜同土德也。若然，则虞舜以前，轩辕以降，非历四帝，德次弗周。顾考《大戴·帝系姓》、《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均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相次。五经家言亦云颛顼代黄帝。使如或说，则是帝三而德四也。若云少吴代黄帝，则歆、向以前，未铨此说。若云应列共工，则共工霸于羲农间，弗当列入黄帝后也。史文盖阙，考信靡由，惜夫！
　　“郑伯南也”先后郑异说《国语·周语》：“郑伯，南也。”韦解引郑司农云：“南，谓子男；郑，今之新郑。新郑之于王城在畿内，畿内之诸侯虽爵于侯伯，周之旧法皆食子男之地。”近儒据为先郑说。今考《左传·昭十三年》：“郑伯，男也。”
　　疏引郑众、服虔云：“郑伯爵在男服也。”是韦注所引非先郑说。盖韦解本作郑后司农，今本捝后字知者。《左疏》又引《郑志》云：“男谓子男也。
　　周之旧俗，虽为侯伯，皆食子男之地。”《诗》郑《谱疏》引《郑志》答赵商云：“此郑伯男者，非男爵，乃谓畿内子男也。先郑犹云故郑。之于王城，为在畿内之诸侯。虽爵为侯伯，周之旧俗皆食子男之地，故云郑伯男也。”
　　与韦解所引适符。知韦之所引即系《郑志》。韦解引后郑说例，标郑后司农，如《鲁语》“祖契”解引后郑司农云：“商人宜郊契也。”“肆夏”解引郑后司农云：“九夏皆篇名。”“怀和”解引郑后司农云：“和当为私。”又《吴语》“拱稽”解云：“郑后司农以为稽，计兵名籍也。”均其昭譣.盖韦叙既有郑大司农为之训注之文，郑谓先郑，虽解文鲜引先郑说。《国语解》谓郑、唐二君以为《常棣》穆公所作，即指先郑。然先郑、后郑，官名既同，故于郑后之说，必标后司农为别，此解之例当亦然也。今无后字，盖传写之夺耳。
　　《鲁语》云：“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韦解引郑司农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故余五耳。”此为《毛诗郑笺》说，郑下亦捝后字。
　　“克己复礼”
　　《论语·颜渊篇》“克己复礼”，《集解》引马融说云：“克己，约身。”
　　《左传·昭十二年》：“仲尼曰：“古者有志，克己复礼，仁也。’”《疏》引刘炫云：“克，训胜也，己，谓身也。”又云：“使礼义胜其嗜欲。”案：诂“克”为“胜”，刘说是也。《法言·问神篇》曰：“胜己之私之谓克。”
　　刘氏之说，盖本于斯。扬增“私”字为说者，苍颉造字，“自营为厶”、言己则私见，犹之言私则己见也。两汉君臣，引克己者十余见。《汉书·师丹传》，丹上书云：“孝成皇帝深见天命……以壮年克己，立陛下为嗣。”又云：“愿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观群下之从化。”
　　《五行志》中之下王音对曰：“皇天数见灾异……宜谋于贤知，克己复礼，以求天意。”《王莽传》云：“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己不倦。”《后汉书·安帝纪》诏云：“夙夜克己，忧心京京。”《郑皇后纪》云：“接抚同列，常克己以下之。”《梁节王传》诏报云：“今王深思悔过，端自克责，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蔡遵传》云：“克己奉公。”《何敞传》敞上疏云：“宜当克己，以酬四海之心。”《班固传·东都赋》云：“克己复礼，以奉终始。”《文选》张衡《东京赋》云：“思仲尼之克己。”《三国志·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刘表遗袁谭曰：“若留神远图，克己复礼。”又引《汉晋春秋》审配献谭书曰：“望将军改往修来，克己复礼。”综上诸文，虽马、刘二训或克两通，然约身立嗣，语实弗词。且克己奉公与厶对词，知兼私训。
　　是知孔言“克己”，即谓抑制己私，克犹“克敌”之“克”也。其有“克责”
　　并词者，犹云贬责。《左传》又谓楚灵王不能自克，杜注云：胜也。亦谓不能自抑耳。惟刘以嗜欲为说，义亦未昭。邢《疏》引刘释马，南辕北辙，于义尤歧。
　　武梁祠画像
　　济宁李一山出示所藏唐拓武梁碑，考订之如左：黄帝图：“造”字下，翁覃溪以为“共井田”三字。
　　舜图：“耕于历山，外养三年。”山、年协韵，亦古语也。
　　禹图：“退为肉刑。”案：荀子驳古无肉刑，有象刑。所驳为今文书说。
　　伏《传》谓唐虞象刑，《史记》汉文帝除肉刑诏，亦谓有虞氏。画衣冠为渺茫。亦今文书说，盖以禹前未制肉刑也。此云退为肉刑，亦谓肉刑始禹，盖欧阳、夏侯书说也。
　　闵子骞图：“爱有徧（遍）移。”“徧（遍）”为“偏”之假字。《汉书·张良传》“得天下不能徧（遍）封”，《史记》作“偏”。彼假“偏”
　　为“徧（遍）”，犹此假“徧（遍）”为“偏”。《三公碑》“偏雨四海”，亦以“徧（遍）”为“偏”，与此互明。
　　老莱图：“孝莫大焉。”《隶释》“莫”作“道”，盖所据拓本，莫缺下半，故以道字释之。
　　◇经史题检——【近人书话】
　　《韩诗外传》书后
　　《韩诗外传》赵校本，其所订正，迥出周氏注本上。如卷六“知其石也”
　　下有“因复射之至而金……”十六字，周本均捝。今考《书钞》一百六十。
　　《类聚》六。《御览》五十一。所引，均有此文。《书钞》无“金”字，《类聚》、《御览》“跃”作“摧”，无“熊渠”以下之文。卷三“楯折为三”，赵据《御览》改“楯”为“轭”，今考《书钞》一百四十一轭部。所引，亦作“轭”。卷六“夜行寝石”，赵据《新序》于“行”下补“见”字，今考《书钞》一百六十。所引，亦有“见”字。卷九“安往而不得贫贱乎”，赵据《御览》于“得”下增“吾”字。今考《书钞》所引，百卅六。亦有“吾”字。卷十“遇神渊”，赵据《御览》改“遇”为“过”，今考“书钞”所引，一百五十三。亦作“过”。则赵改旧本非臆说矣。惟所改或未尽，如卷一“坐置之沙上”，《书钞》所引，一百五十九。上有“跪”字。卷二“自拘于廷”，《书钞》所引，五十三。下有“尉”字。廷蔚为官名。卷五“其惟文王乎’，《书钞》一百零九。引“乎”作“也”上有“音”字。《初学记》十所引，乎上亦有“之间”二字。此均今本捝文也。卷一“至于阿谷之隧”，《书钞》百五十九。《御览》七十四。均引“隧”作“阳”。卷二“听微决疑”，《书钞》五十三。引“微”作“狱”。卷十“菑邱䜣及三蛟一龙”，《书钞》一百五十三。引“菑”作“蕃”，引“一”作“三”。此均今本讹文也。又卷一“聪者自闻，明者自见”。《说苑》《杂言篇》。作“耳闻目见而好干上”，《说苑》同。作“上忤其君”。卷二“授绥”，《意林》引《吕氏春秋》作“援”，疑“授”为“援”之误。两“自”字为耳目之误，“干”为午之捝。
　　因书之以补赵校之缺。
　　《周礼》行人诸职隶秋官说
　　《周礼》大行人以下十一职，并掌四方宾客及使令事，同属秋官。近孙氏《正义》谓：“司寇佐王刑邦国，诘四方，故以义类属之。”其说非是。
　　行人为掌使之官，古文“使”与“吏”同。周《夷敦》“王吏小臣守”，即“王使小臣守”也。《说文》云：“吏，治人者也。”《贾子新书·大政篇》云：“吏之谓言理也。”《汉书·王莽传》云：“夫吏者，理也。”是“吏”
　　与“理”同。古代理即法官，唐虞曰士，夏曰大理。郑君《礼记·月令》注。
　　《管子·法法篇》作“皋陶为李”。是吏、士、李、理，均以同部之字互名。
　　《说文》：“士，事也。”古“事”字盖与使、吏同，如《小子师敦》“飨事”即“享使”是也。而行人之官，亦有行理、行李之称。盖古代之使为出疆莅讼之官，与刑官合一。曰吏、曰理、曰李，均在内之称；曰使、曰行理、曰行李，均出境之称。《山海经》言巴人请讼于孟涂，《史记》言召公巡行听狱棠树下，亦使臣察狱之征。使臣所职，盖与周代迓士往四方成狱职掌相同。故周以宾礼及使命掌于行人，然职属秋官，仍符命使最初之意。故宣究其义，以俟考职官者采焉。
　　《礼记注疏校勘记》书后
　　《檀弓下》：“子思之母死于卫。”郑注云：“嫁母也，姓庶氏。”又云：“庶氏之母死，而哭于孔氏之庙乎？”①郑注云：“嫁母与庙绝族。”今案：经文“庶氏之母”，当作“庶氏之女”。“母”涉注文“嫁母”而讹。
　　《急就篇》卷一：“庶霸遂。”颜注曰：“庶氏之先，本出卫之公族，以非正嫡，遂号庶氏。《礼记》曰：“子思之母死于卫’，庶氏之女也。”则唐初之本，经文作“女”不作“母”。盖庶为子思之母所自出，非再嫁于庶氏也。误“女”为“母”，始于开成石经，然郑樵《通志·氏族略》卷五“庶氏”注云：“子思之出母庶氏。”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庶类别注云：“庶氏，卫公族，以非正嫡，号庶氏。《礼记》子思之母，庶氏之女也。”仍沿颜说。或宋本之中亦有作“女”不作“母”者。然足证抚州诸刻之误矣。
　　① 原文为“庶氏之母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编者注。
　　《王制篇集证》自序
　　《礼记正义》引卢植说云：“汉孝文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王制》之书。”
　　考《史记·封禅书》云：“文帝召鲁人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明年，“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作《王制》，谋议巡守封禅事”。《汉书·郊祀志》同。此《王制》作于汉文时之证。又考赵岐《孟子题词》言：汉文之时，“《孟子》、《尔雅》皆立博士”，而《王制》一篇，多掇《孟子》、《尔雅》，说书为汉文博士所辑，碻然可征。况巡狩之事，所言特详，与《史记》谋议巡狩封禅合。周尺东田，又系汉制，则《礼记》之《王制》即文帝时所作《王制》也。郑君《三礼目录》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记先王班爵、祭祀、养老之法度。”此于《别录》，属制度。《郑志》答临硕问云：“孟子当赧王之际，《王制》之作，复在其后。”驳《五经异义》云：“《周礼》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后大贤所记先王之事。”是《王制》作于汉文时郑君虽未明言，然一云出孟子之后，一云是孔子之后大贤所记，亦未尝定指为周人作也，不得据郑说以非卢说。近儒孙志祖、臧庸均宗郑难卢。孙之言曰：“文帝《王制》非《礼记·王制》，卢以书名偶同牵合之。”臧之言曰：“刘向《别录》云：文帝时所造书，有本制、兵制、服制篇，《礼记·王制》无言限制、兵制者，则非汉文书审矣。”不知兵制、服制本别自为篇，特本制存而彼篇亡耳。且卢氏为汉人，奚至误解汉事？孙、臧所言，非笃论也。盖《王制》一书，为汉文博士所辑，各出师说，汇为一编，故一篇之中，有古文说，有今文说，不拘于一经之言也。所记之制有虞、夏制，有殷制，有周制，不拘于一代之礼也。不拘于一经之言、故《史记》言其刺六经而成；不拘于一代之礼，故郑君以为所记乃先王之事。是则《王制》一篇与《白虎通德论》例同，乃杂采众家之说、历代之制而成者也。当西汉之初，叔孙通之流皆传古文以昭荀卿之传，及伏生、韩婴、辕固之学盛于燕、齐，而今文之学起。文帝之时，诸经咸立博士，古文、今文，说靡轩轾。故《王制》一篇，兼采今古文说。如首章言“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以天子非爵，与《公羊》制爵三等，今易天子为爵称殊。又言：“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与《公羊》上士、下士制殊。若夫分天下为左、右，曰二伯，郑注以为即周、召分陕事。又言“冢宰制国用”，宰官至周始尊，惟周官以理财属太宰足征。《王制》兼采周制，惟周制与古并举，故郑注《王制》必证某为殷礼，某为虞、夏礼，在当时均有所承。其注周官经，亦兼引《王制》，正以《王制》之中亦有周礼。是则考《王制》者，当首知语本某书为某家之说，继当知此制属某代，然后其说可通。若仅以一家之言、一代之制目之，失其旨矣。近人解《王制》者其误有二；一以《王制》为孔子改制之书，或以为合于《穀梁》，或以为合于《公羊》，不知《王制》所采，不仅今文；所采今文，不仅《公》、《穀》谓之偶取《公》、《穀》则可，谓之悉符《公》、《穀》则不可。一以群经非古籍，均依《王制》而作，不知此乃《王制》依群经而作也。若谓群经依《王制》作，则执流为源。不揣固陋，作《王制集证》，首定某制本某经，以证所采非一家之言；继定某制属某代，以证所辑非一代之制。其所不知，则姑从缺。是亦祖述卢氏之义耳。
　　《西汉周官师说考》序
　　昔仲尼闵王道之陵迟，忧礼乐之不正，周流应聘，还辕邹鲁，制作《春秋》，约以《周礼》，就是非之说，立动作之中，内而蒐、狩、烝、尝，外而朝、聘、会、遇，经有劝惩，佥与礼应。故班爵必首上公，书名弗遗三命。
　　至于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丘明作《传》，言必宗典，计数纤啬，概准六官。
　　其所诠揭，尤在地域。何则？太宰六典，职方九州，制缘地立，若车依辅。
　　周辙既东，声化沦息，杞即东夷，晋畺戎索，四海之内，盖方三千。《春秋》垂素王之法，明无外之规，援鲁史以逆礼经，审周道以知上世，稽古立制，在壹统类。故必谂旧章于象魏，被端委于裸饰，植九服之恒型，缅万邦于前宇，惠中国以委四方，称远迩以等贡献。庶振动从服，迄于通达，趋使安乐，靡介幽间。是以《传》形事实，则邾、莒为夷；《经》臬《礼》文，则荆舒进夏。吴光拟文于上国，秦术祛陋于西戎。周行之列，覃及采卫；王祭之供，弗遗芋楚。所以审后王之道，总天下之要也。是知《春秋》、《周官》，经区述作；聿稽授受，并肇孔门。孔子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荀卿子曰：“爵名从周。”又曰：“一家得周道，举而用之，不蔽于成积。”
　　此之谓也。圣人既殁，大义乖绝，儒学之徒，恉主约施，推类有方，举隅蔽积，迹平桓之版图，纮六经之令典，疆理既殊，礼文宜泮，各抒所知，著造传记。孟子言：“四海之内，方千里者九。”邹衍书曰：“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说《尚书》者亦曰：“王者不治，夷狄正朔不加，则君子所不臣。”俗说宗之，以为汤、武不能禁令，楚越不受制。荀卿难曰：“汤武者，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彼楚、越者且时享、岁贡、终王之属也。必齐之日祭、月祀之属然后曰受制耶？”是则方舆广狭，经说骈歧，举大举小，荀、孟殊原。荀准《周官》，与圣同契；孟符《王制》谊肇后师。
　　爰及西汉，《王制》业昌，五经家言，靡弗准焉。《周官》之学暗而不章。
　　孝平季年，说始芽萌，发见《周礼》，以明殷鉴。新莽制法，槷模斯频，凡所阐绎，盖出子骏。斯时本纪无说，通以《王制》，二书并文，莽传数见。
　　虽地有赢绌，制弗揆齐，其它品数，推放并准，以近知远，以浅持博，说有详略，例得互补，析二孤于九卿之中，别四伯于二公之外，斯其证也。东汉初业，雅达聿兴，众师踵业于南山，景伯振条于虎观，比义会意，冀别莽说，櫫杙古学，立异今文，典无巨细，概主劈析。后郑作注，稽业扶风，参综今学，附比移并，同事相违，疑炫难壹，今古之棥，至斯亦抉。师培服习斯经，于兹五载，窃以六代暨唐惟宗郑说，隋文阐义，鲜关旨要，西京逸绪，佽奥难见，顾鲜寻绎，莫能原察。用是案省班书，比佽甄录贾马诸说，亦间采刺《春秋》内外传，旁■《大戴记》、《周书》之属，以证同制，成《西汉周官师说考》二卷。虽复节族久绝，法数滋更，然故典具存，师说未替，辨迹逆源，咸有签验。庶圣王之文，具于簟席；太平之迹，布在方策。世之君子，或有取焉。民国二年正月仪征刘师培识。
　　《春秋名字解诂》书后
　　高邮王先生伯申作《春秋名字解诂》，得一百五十五条。近德清俞氏、长沙胡氏，匡缺补遗，咸有撰著。予治左氏书亦略诠数则，以补三家之缺。
　　鲁公子买，字子丛，“买”当作“槚”，槚为木名，《尔雅》有丛木。楚公子贞，字子囊，“囊”通作“襄”，“襄”义近贞。伍员字子胥，“胥”为“胥徒”之胥。员者，众也。《广雅》。宋乐筏，字子潞，“筏”读为“茷”，水中津筏也。潞，晋水名。祁奚字黄羊，《庄子》有“羊奚”，系菜名也。
　　卫公孙牟，字子之，“牟”，大麦也。“之”为秀茁之义。见《说文》。淳于光羽，字子乘，羽，羽葆车也。乘为车乘。秦子蒲，名蔑，“蔑”读为“篾”，浦苹席也。见《尚书·康王之诰》马注及《说文》。以上八条，均王、俞、胡三氏所未言。盖王、俞以改字讹，胡以不改字致误，穿穴比傅，其失盖均。
　　然王书缜密严栗，匪俞、胡所克逮也。
　　《读左札记》序
　　昔先曾祖孟瞻公昌明《左氏》之学，以《左氏》古义厄于征南，因掇拾贾、服、郑三君之注，疏通证明，作《左传旧注疏证》。上征子骏、叔重之师说，近采顾、惠、焦、洪之遗编，末下己意，以定从违。长编甫具，纂辑未成，伯父恭甫公赓续之，至襄公四年，后成绝笔。旁治《左氏》凡例，亦未成书。予束发受经，思述先业，牵率人事，理董未遑，先成《读左札记》一书，虽采辑未丰，亦考订麟经之一助也。
　　《尔雅虫名今释》序
　　近儒钱氏坫作《尔雅》以下四篇《通释》，于古人一丘一水必求其所在。
　　以今地证古地，以今音证古音，于近儒之书，均为征实。盖考古不能知今，则为无用之学，匪独地学然也，即物名亦然。以今物证古物，与以今地证古地，其功略同。昔宋儒罗愿、陆佃于古籍所详庶物，咸考其形状，证以乡曲之称，其学亦邻于征实，特不明声音训故，故物名起源言之未晰。至近儒高邮王氏作《广雅疏证》，凡花柳竹木，鸟兽虫鱼，皆购列于所居，故诠释物类，咸以得之目验者为凭。即郝氏疏《尔雅》，桂氏疏《说文》、咸以今物证古物，与王氏之文略同。仆幼治小学，知万物之形状，均可于声音训故求之，拟仿钱氏坫《释地》以下四篇之例，作《尔雅物名今释》，惟编纂未成，先成《释虫》一篇，以为博物学之一助。夫近儒之论物名也，谓一物数名，或由言语递转，或由方土称谓各异，此固不易之说矣。顾一物必有一物之名，而名各有义。试即《尔雅·释虫》一篇言之，其命名之义，约有十二例。如蟋蟀、螇螰、螉蝑，此以自鸣之声呼之者也。蛣■、蜉蝣、蛈蜴、诸虑、尺蠖、蒺藜、虰蛏、鼅鼄（蜘蛛）、蛴螬、果蠃，此以形状得名者也。寒蝉之属，此以所生之时名之者也。齧桑、守瓜、负版，此以所具之能名之者也。
　　草螽、土螽、土蜂、木蜂、桑虫，此以所生之地别之者也。蜻蜻、蠸舆、文白鱼，此以颜色别之者也。毛蠹、长踦，此以形体别之者也。王蚊、茅蜩、马蜩、大蚁、蠛蠓，此以种类大小别之者也。有以音近名者，如蛾罗、强蚚是。有以切语名者，如“莫貈”即“蛑”是。有以合音名者，如“齧桑”即“蠰”是。有以相似之物而同名者，如“渠略”，即“蛣蜣”是。以上诸例，岂惟虫类惟然哉，凡万物名字歧异，皆可以诸类求之。故今作《尔雅虫名今释》，先溯其得名之源，继以今名释古名，证明古物即今某物。得之目验者半，本于故籍者亦半，其所不知，则缺如也。
　　《晏子春秋》斠补》自序
　　《晏子春秋》元本已多讹捝，孙刻略依沈启南本，又较元本为逊。以今考之，有佚文，如《书钞》二十七、三十二引《晏子春秋》有“知之者昌，不知者亡”二语，各本均捝。有错简，如第七篇“堂上生藜藿”节，当作“七年而家无积，公自治国，权轻诸侯，身弱高国，燕鲁分争，百姓惛乱”。兼有捝，如第二篇“明君不屈民财者”数语，合以《治要》所引，当作“明君不屈民财，不穷民力，君屈民财者”云云。第七篇“公曰勿杀”下，证以《御览》所引，及《说苑·辨物篇》当补“而谢之”三字。卷五“夜移于晏子”，证以《说苑》，“子”下当补“家”字。又第一篇“今有之家”，“有”下捝“车百乘”三字。第八篇“善乎晏子之愿也，晏子对曰”，“也”下捝“载一愿”三字。“吾详问子何为，对曰”，“对”下捝“晏子对”三字是也。
　　衍、如第一篇“以随百官之吏民饥饿、穷约而无告，使上淫湎失本而不恤”，“吏”当作“使”，与下对文。“之”为衍字。第五篇“此北郭子为国故死”，“此”字不可通。《吕氏春秋·士节篇》、《说苑·复恩篇》均无“此”字。
　　“此”乃“北”字讹文。又第三篇“问之里人其故”，证以《韩诗外传》七，“之”为衍字。第六篇“而顺乎神”，证以《说苑·辨物篇》，“而”为衍文是也。误讹如第四篇“不以众彊兼人之地”，证以前文“地博不兼小”，则“彊”即“疆”。第三篇“国有义劳”，证以前文“上羡获”，“义”当作“羡”，“守则而不亏，立法仪而不犯”，证以后文“守于民财，无亏之以利”四语，“则”当作“财”。又第一篇“故曰送楚巫于东”，“曰”当作“因”。第三篇“佞不吐愚”，“吐”当作“杜”。第七篇“贪味”，“味”
　　当作“昧”，即《左传·文十八年》之“贪冒”是也。之字，而卢、王、俞、黄诸家或未及审正，因以孙、徐二刻为主，旁考唐宋类书所引，兼及明刊各本，凡诸子之文与互同者，亦互相勘正，疑义奥词，间加发正，如第二篇“怨者满朝”及第三篇“怨业”，各“怨”字均与“菀”同。第二篇“若其衣服节俭”，“若”当训“善”。第六篇“近而结”，“结”当训“诎”。又本书“傲”恒训“轻”，“华”均“侈”义是也。成《晏子春秋斠补》二卷。
　　惟第二篇“谓于民”与“节于身”对言，以第三篇“民有加利”及“厚民饶下”证之，“谓”疑“譄”误。《说文》：譄，加也。第四篇“君飨寡君”，谊不可通，疑“飨”为“贶”、“庆”诸字假音，亦并存其说，以俟折衷。
　　其所不知，则从缺如之例云。
　　《晏子春秋》篇目考
　　刘向《晏子叙录》言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汉志》儒家，亦列《晏子》八篇。而《史记·管晏列传》正义引《七略》，则云《晏子春秋》七篇。
　　盖误八为七，或《七略》为《七录》之讹。隋唐志皆七卷，盖合杂上下二篇为一。孙序谓合杂上下二为一，《音义》谓合两外篇为一，说互歧。《史记·管晏列传》索隐云：“今其书有七十篇。”十为衍文。张文虎《札记》引钱泰吉说。则七篇之本，唐所通行。然唐代亦有八卷本，《意林》卷一列《晏子》八卷是也。宋代所行，一为十二卷本，即《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玉海》、《通考》所载是。盖就七篇之本，各析为二，惟两外篇未析。孙氏星衍谓二当作四，非也。一为七卷之本，即《通志·艺文略》所载是。《崇文总目》谓八篇，今亡。《书录解题》谓卷数不同，未知果本书。《玉海》亦以卷多为疑。盖八篇之本，宋代已亡。元本八卷，四库本亦八卷。《拜经楼藏书题跋记》谓后人并合，以符《汉志》之数，其说近是。明刻均七卷，盖亦后人并合，以符《隋》《唐》志之数也。惟元本及明沈启南本均二百十五章，与《叙录》符。则篇目并合，各代虽殊，其残佚之文则鲜。顾犹有疑者，《史记·管晏列传》列越石父及御者二事，赞言“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则越石父及御者二事，均不载本书。今二事列于杂篇上，故管同援以疑本书。今考以上二节，虽为选注诸书所引，然实非本书之旧，王念孙《杂志》据《治要》于《问篇上》“景公问欲善齐政”章析之为二，其说是也。又考《杂篇下》“景公以晏子食不足致千金”章“景公谓晏子曰”下黄之寀本别为章，盖所沿亦故本。故校斯书者当删越石父、御者二章，析“问善齐政”章、“致千金”章为二，庶较元本为长。若谓无本即向本，则《叙录》有章数无章名，且无每篇若干章之文。《崇文总目》又言八篇今亡，则元本各章目亦系校者所分，不以删易为嫌也。
　　《〈史记〉述〈左传〉考》自序
　　《太史公自序》言：“年十岁诵古文。”又言：“为太史令，纳史记金匮石室之书。”古文者，即古文《尚书》、《左氏》、《国语》之属也。金匮石室者，汉代秘书所藏之所也。汉代秘府，有北平所献《春秋左氏传》及景武之际古文。《春秋经传》获于孔壁，兴与河间，此皆史公所克睹者也。
　　故史公作《史记》，均据《春秋》古经及《左传》。又当此之时，贾嘉为贾谊孙，世传左氏学，《史记》曰：“嘉世其家。”即世传左氏学也。而史公与之通书。孔安国为孔子之裔，躬藏孔氏古文，而史公从之问故。故《左氏》古谊，恒载《史记》，盖均贾、孔二子之绪言也。或谓史公之世，公羊之学盛行，而《自序》又引董生说，则史公所据之《春秋》，当属公羊。然《十二诸侯年表序》云：“孔子明王道，于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文，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王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词，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是史公以《左传》为《春秋》嫡传也。所谓“因孔子史记”者，即孔子所论史记旧文。盖孔子据史记旧文而为经，丘明即存史记旧文以为传。《三代世表》云：“孔子因史文次《春秋》……正时日月，盖其详哉！”《孔子世家》曰：“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非公羊家王鲁、新周、故宋之说也。约其文词而指博。”此均《春秋》因旧史之证，亦《左传》采集旧史之征。盖左氏以旧史之详补《春秋》之约也。此史公考订《左传》之词。又《五帝本纪赞》云：“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十二诸侯年表序》云：“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吴太伯世家》赞云：“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则史公亲见《左传》夫何疑乎！”《汉书·迁传》赞文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是班氏明言《史记》据《左传》也。若《史记》之于《公羊》，虽述董生之言，然《儒林传·董仲舒传》云：“广川人，治《春秋》。”又曰：“汉兴至于五世之间，惟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是史公仅以《公羊》为《春秋》别派，不以《春秋》即《公羊》，其曰“名为明于《春秋》”者，犹言世俗以为明《春秋》。疑盖之词，溢于言表。《十二诸侯年表序》云：“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颇”为“稍略”之词。是史公以仲舒述《春秋》于义未尽，安得谓史公说本仲舒，又安得谓史公以《公羊》为《春秋》哉？故知史公作书，折衷左氏，丘明绪说，赖以仅存。西汉张、贾而外，说《左》之书莫古于《史记》，师培治《左氏》久，因依《传》文之序，取《史记》述《传》文者，条比其文，排次众说，成《史记述左传考》若干卷，以存西汉古文之说。若夫引后儒述《传》之词，执为《左传》最先之谊，转以史公所载与《传》互违，此则昧本之学矣。近儒梁玉绳诸氏恒蹈此失，非师培之所敢循也。
　　《汉书·艺文志》书后
　　班《志》叙诗赋为五种，赋析四类，区析之故，班无明文。校雠之家，亦鲜讨论。今观主客赋十二家，皆为总集，萃众作为一编，故姓氏未标。余均别集，其区为三类者，盖屈平以下二十家均缘情托兴之作也。体兼比兴，情为里而物为表。陆贾以下二十一家，均骋词之作也。聚事征材，旨诡而词肆。荀卿以下二十五家，均指物类情之作也，侔色揣称，品物毕图，舍文而从质。此古赋区类之大略也。班《志》所析，盖本二刘。自《昭明文选》析赋、骚为二体，所选之赋，缘题标类，迥非孟坚之旨也。
　　许冲《上说文表》书后
　　许冲《上说文表》末言“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校议》云：“当作九月己卯朔二十日戊戌上。”此特改字以合建光元年之历耳。桂本改“光”为“元”未加诠释。今案“光”当作“元”，桂本是也。以四分术推之，惟灵帝元年改元建宁，岁在戊申，入庚子蔀。二十四年九月朔日为己亥，则许冲献书当在灵帝元年。许君生卒之年虽不克考，然《说文》成书，盖在安帝时，《后序》亦斯时所作。所谓“粤在永元困顿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者，永元十二年正月朔甲申与四分历合，《校议》说是也。桂谓甲申非干支，非是。特就撰书之年月言耳。《后序》言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冲表亦言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则许冲所献之书，较许君撰作《后序》时未曾增损一字。若《后序》作于永元时，则示部祜下上讳二字既为安帝改元后所增，诂字训词又从省削，字数安得悉符？故知许书成于安帝世也。冲表又云：慎前以诏书校书东观，以文字未定未奏上。校书在安帝永初四年，而云文字未定，此又说文成于永初后之碻征也。《后序》所言永元十二年正月朔，乃成书以后，上溯作书之岁，犹《史记》自序上溯太初元年也。灵帝元年，上距永元十二年虽历七十年，然《后汉书·夜郎传》云：“桓帝时，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
　　则桓帝之时许君尚克教授。灵帝元年许君未卒夫何疑乎？汉代经师多寿考，许君撰书于永元之朝，或年仅逾冠，迄灵帝元年，寿盈九十。冲疏言“今慎已病”，盖自知不克诣阙，故遣子献书，则许君之卒亦在灵帝初。若《说文》献于建光时，下去桓帝即位历二十七年，许君病于斯时，未必至桓帝时仍克教授也。则“延光”二字确为刊本之讹。然“元”讹为“光”唐本已然，张怀瓘书断以许君卒于安帝时，盖据斯而为臆说也。
　　《文史通义·言公篇》书后
　　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篇》谓：“古人之言，所以为公，未尝矜于文词，私为己有。”立说至精。夫《论语》立言，恒本古语；大戴集《礼》，半出贾、荀，前人论之已详。又古器铭文，语多相似，起止之词，述而不作。
　　则又同体之文，沿袭承用，略事窜点，便成新裁。即诗歌之体，亦复旨别语同。观《柏舟》互见于《邶》、《鄘》，《扬水》叠赓于《周》、《郑》，盖发端之词，递沿成语，故不期其符而自符。厥后孟德作歌，或采《郑风》之语，或断《小雅》之章，盖言以明志，义各有当，不必词尽己出也。又即汉人之作观之，“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乐府》两见其词：“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艳词叠沿其句，此由矢口而成，取习见之词入己作。
　　若夫汉碑之文，立词多同；又以文有定制，相沿已久，与钟鼎铭文同例。后世之文亦恒类此。如《真子飞霜镜》，释者定为晋物，其铭词曰：“阴阳各为配，日月恒相会。白玉芙蓉匣，翠羽琼瑶带。同心人，心相亲，照心照胆照千春，凤凰鸳镜南风清。”又《广事类赋·镜赋》注引《类苑》谓何都巡出一古镜，其蒂有铭，今以飞霜镜铭相校，前缺“阴阳各为配”二语，末缺“凤凰”句七字。又江少虞《皇朝事实类苑》谓，熙宁末年，南陵耕者破冢得古圆鉴，背郭有铭，亦与《真子飞霜镜》略同。惟“凤凰”句移于铭首，易为“凤凰双头南金装”，又易“各为配”为“合配”，易“恒”为“两”，余均相符。又宋姚宽《西溪丛话》谓何都巡出古镜，其蒂有铭，今与《飞霜真子镜》相较，惟铭末无“凤凰”七字，铭首另增“对凤凰舞，铸黄金蒂”
　　二语。与《类苑》所载者疑同是一物，惟《类苑》未引前四句。此数镜者，其铭词均略同，盖创始作铭之人，学者奉为研手句法，音韵俱出自然。传播既多，摹拟斯众，或略事损益，或传写致讹，此非古人不以雷同为耻也。古代文有定制，词有定施，虽沿袭前作，苟词得其宜，固不啻若自己出也。又考《事实类苑》记某镜铭云“当江写翠，对酒传红”，而《山左金石志》所记古镜铭有“当眉写翠，对脸敷红”二语，足证古代镜铭多点窜前人之作。
　　又予所得唐石，有《江阳洪夫人墓志》，其铭文曰：“陇树风悲，愁云月苦。
　　一闭泉门，宛然今古。”而扬州所出唐墓石之文，多与彼四语同，或于四语以前，另增他句。是古代碑志之文，亦多沿袭。明于此例，则古代之一文两见，词句多同者，不必尽疑其赝。此亦章氏《言公篇》之旨也。
　　◇诸子校义——【近人书话】
　　《老子斠补》自序
　　《老子》传于今者，文莫古于唐景龙碑，传本亦或为后人所改。注莫古于王弼。次则释文所详异字，唐宋各类书所引异文，亦多故本。如《类聚》三、《书钞》一百五十四引“如登春台”，《初学记》二十三引“谁氏之子”，均与各善本合是也。若“自遗其咎”，《治要》作“还自遗咎”，“其死也枯槁”，《类聚》八十八“也”作“曰”，亦故本异文。嗣外，则《初学记》十七引，“虚其心而实其腹”，《类聚》九引“涣若冰将释”，特损益助词，非必所据之本然也。又《书钞》二十七引“治大国”捝“大”字，卷七引“百姓心”捝“心”字，则系传写之捝。故《初学记》十七，《白帖》三十六，《御览》七十六所引，均有“心”字。至《书钞》一百四十九引“以为天下真”，《初学记》七引“江汉所以能为百谷王”，则误字耳。然王弼以前，本书讹捝已多，弼注又疏于诂，故欲绎旧文故谊，必求诸东周秦汉之书。盖《老子》之文，恒为《庄》、《列》所述，韩非《解老》、《喻老》诠释尤晰。迄至西汉，则《淮南》所述为详。《文子》之书，又袭《淮南》。其他述《老子》者，于周则荀、吕、商、墨，于汉则陆、韩、贾、桓、扬、刘。
　　或明著其文，或述其谊而殊其词，然所引均故书，所述亦均故谊。有足证今本捝字者，如“鱼不可脱于渊”，证以《喻老》，则“渊”上捝“深”字。
　　“子孙以祭祀不辍”，证以《喻老》，则“以”下捝“其”字，“不”上又捝“世世”二字。“唯施是畏”三语，证以《解老》，则“唯”下捝“貌”字，《广雅》云：“貌，巧也。”“径”下又捝“大”字。大即迂夸之义。
　　“生之徒”四语，证以《解老》，则“人之生”下捝“生而动”三字，“死地”下捝“皆”字。“十有三”即九窍四肢合数。“复众人之所过”，证以《喻老》，则“复”下捝“归”字。与“复归于无物”等同。“故能成器长”，证以《解老》，则“成”上捝“为”字成器长，即大官。是也。亦有仅捝助字，如“不出户”数语，证以《喻老》，则“户牖”二字上各捝“于”字，“知见”二字上各捝“可以”二字。“可以有国”，证以《解老》，则“可”
　　上捝“则”字。“深根固柢”，证以《解老》，则“深固”下各捝“其”字。
　　“弱之胜强”数语，证以《淮南·道应训》，则“刚强”下各捝“也”字。
　　“莫能”当作“而莫之能”。“受国之垢”数语，证以《淮南·道应训》，则“受”上各捝“能”字是。有足证今本捝句者，如“上礼为之”数语，证以《解老》，疑上捝“礼以情貌”。“祸兮福之所倚”，证以《解老》，疑下捝“有以成其功”是也。有足证今本讹捝相兼者，如“贵以贱为本”，当从《淮南·原道训》作“贵者必以贱为号”是也。有足证今本衍文者，如“柔弱胜刚强”，当从《解老》作“损即自卑。弱胜强”是也。有足证今本讹字者，如“少私寡欲”，《解老》以“不思”与“无欲”对言，而《文选》注谢灵运诗注。亦引“私”作“思”，则“私”为讹字。“不被甲兵”，《解老》“被”作“备”，即不恃甲兵之用。“以辅万物之自然”，《喻老》“辅”
　　作“恃”，“恃”盖“待”字之讹是也。“以其不病”二语，亦当从《喻老》作“以其不病，是以无病”。“若夫措其爪”，《解老》“措”作“错”。
　　“不可以示人”，《说苑·君道篇》“示”作“借”。“若冰之将释”，《文子·上仁篇》作“若冰之液”。“为天下捝”，《淮南·道应训》作“以为天下捝”，又作“其为天下捝”。“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喻老》作“知足之为足矣”。或因形近，或因义通，或损益助词，或属别义，亦古本老子之异文也。又如“或不盈”，《淮南·道应训》作“又”，《墨子》佚文作“有”。“又”、“有”古通，或复通“有”。“若可寄天下”，《庄子·在宥篇》作“则”，《淮南·道应训》作“焉”。“焉”、“则”、“若”义同，亦古本异文。后世而降，各本互有异同，凡与古籍所引相合者，均属未改之本。如“轻则失臣”，引于《喻老》，“长短相形”，引于《淮南·齐俗训》，则河上本为长。“故强字之曰道”，引于《解老》及《牟子》，“故人无弃人，物无弃物”，引于《淮南·道应训》，则傅本为长。“功成名遂身退”，引于《淮南·道应训》、《文子·上德篇》，则王本为短。是则讹捝之迹，非勘以诸子弗克明。其有阐《老子》古谊者，如“常道”、“常明”，《解老》以“不易”及“有定”训常，《文子·道原篇》引之与“变”并言，则“恒久”为常。
　　“治人事天莫若啬”，《解老》以“爱精神，啬知识相解”，《吕氏春秋·情欲篇》亦引此词，则事有所节为啬。“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二语，《喻老》以纣索玉版事相诠，《淮南·道应训》以子发用偷者事相诠，则利而用之谓之“资”。“则攘臂而扔”，《解老》谓圣人复恭敬尽手足不衰。
　　则“扔”即“因仍”：“攘臂”即行礼。“国之利器”二语，《韩非子·内储下篇》、《亡征篇》及《喻老》，均以“刑赏”释“利器”，以“见”释“示”，则此指臣窥人君赏罚言。推之“生而不有”数语，即《吕氏春秋·贵公篇》“生而弗有”诸义也。“辞”字同“始”毕说是。“故能蔽不新成”，即《文子·上仁篇》“自损蔽”，能盖同耐。“不敢廉成”，“不敢新鲜”
　　之义也。“却走马以粪”，“粪”为“粪田”，说见《解老》及《淮南·览冥训》。“若烹小鲜”，谊取“不挠”，说见《解者》及《文子·道德篇》，旧说昭垂，义非后起。若“太上下知有之”，《韩非·难三篇》所述异于《淮南·主术训》。“失德而后仁”节，《淮南·本经训》所述又异于《解老》。
　　若斯之属，亦足证古谊之歧。盖《老子》汉注，今既不传，欲稽古说，惟资诸子。诸子而外，则他籍文同《老子》而汉儒作解者，亦足匡王弼诸家之缺。
　　如“刍狗”见于《淮南》，《说山训》、《齐俗训》。证以高注，则“束刍”为狗，与刍灵同。“载营魄”见于《楚词》，《远游》。证以王注，则“载”训为抱。“营魄”，即灵魂。此亦故训之可稽者也。故师培校审斯书，惟征故谊。及故谊罕征，始互勘本书，以诤注说。如“常无欲，常有欲”，以下文“常无欲可名于小”相律，则“无欲”、“有欲”绝句。与常无为、常无名、《庄子》常无有同。而“贵食母”以下文“得其母”相例，则“食母”
　　即“得母”。食、德古恒互讹，如《周书》“王食”孙氏《斠补》易为“王德”。是《老子》书又德、得互用。“侯王无以贵高”，以上文“为天下贞”
　　相证，则“贵”为“贞”讹。高涉下高字衍。“质真若渝”，以上下两德字相较，则“真”亦“德”（惪）讹。古德（惪）字与真近。又“宠辱若惊”，“宠”疑训“贵”，与“贵大患”对文。“余食赘行”，“食”疑作“德”，与“行”对文。其所发正约百余事，按文次列成《老子斠补二卷》，以补王、洪、俞、孙所未备。若夫宣究义蕴，以经史大谊相阐明，或侈述微言眇义，高下在心，比傅穿泬，穷高远而乖本真，今辑斯编概无取焉。
　　《老子韵表》自序
　　近儒治韵学者详于经而略于子，然老、庄、管、晏、荀、吕之书，莫不有韵。惟《老子》纯属韵文，所用古韵，非惟足考古本音也，其有符于古合韵者，恒足征双声通转。如第十六章以“道”协“殆”，则以“道”、“特”双声，读“道”为“特”，犹《易·恒卦》以“道”协“始”也。第六十七章以“先”协“矣”，则以“先”、“斯”双声，读“先”若“斯”，犹《诗·小雅》“有兔斯首”，“斯”当读“先”也。第三章以“乱”协“治”，则以“乱”、“力”双声，“乱”音转“力”。第五十三章以“剑”协“采”，则以“剑”、“纪”双声，“剑”音转“纪”，是犹《说文》“耎”从“而”声，“■”从“玺”声也。第二章以“美”协“善”，则以“善”、“视”双声，读“善”若“视”。第五十六章以“贱”协“贵”，则以“贱”、“才”双声，读“贱”若“才”，是犹《说文》“贯”从“贝”声，“元”从“兀”声也。第二十七章以“妙”协“迷”，则以“妙”、“靡”双声，读“妙”若“靡”，犹“蛾眉”、“娥媌”之通转也。第八章以“争”叶“物”，则以“争”、“脂”双声，读“争”若“脂”，犹《楚词》以“匹”叶“程”也。古籍音转之例，得此益章。爰于校勘《老子》之余，萃上下两经各韵语，分部别居，辑为韵表，意所甄明，尤详合韵，俾世之览者，晓然于字音所转，必于本音之字为双声。则群籍协韵之歧，亦可援是递推矣。
　　《鬼谷子》书后
　　秦刊《鬼谷子》，据述古堂钞本，然亦非完帙。《书钞》九十九引《鬼谷子》云：“木虽蠹，无风不折；墙虽隙，无雨不坏。墙坏于有隙，木蠹于有节。”今《谋篇》捝上四语，于下语二“有”字复误为“其”。观《意林》所引亦作“有”，则“其”为误字甚明。又《书钞》一百四十八引《鬼谷子》云：“鲁酒薄而邯郸围。”注曰：“邯郸属。”下有捝字。此亦今本捝文也。
　　陈本改注《淮南子》，《类函》本改注《庄子》，均因今本捝此文而改引。
　　《谋篇》“载司南之车”，《御览》所引作“肃慎氏献白雉”云云，秦校定为注文，孙诒让《札迻》复据《事物纪原》所引，定为乐台注。今考《书钞》一百四十于引本文外，引本文“载”上有“必”字，秦本无。兼引注文“肃慎氏”云云。此为乐注。疑邯郸条亦乐注。《意林》引杨泉《物理论》云：“指南车见周官，亦见鬼谷先生。”则斯书晋已盛行，陶乐作注，均不必疑其赝也。
　　《荀子词例举要》序
　　昔高邮王氏作《经传释词》，近人德清俞氏继之作《古书疑义举例》，微词奥义，昭若发蒙，而周秦古籍均可读。仆少慕王、俞之学，拟举王、俞所未言者著为一书，以彰古籍文词之例。然俞氏引证简单，或不如王氏引证之浩博，今编此书，一循王氏之法。又念周秦故书，一书有一书之词例，惟先即每书之中，条举辞例，各自为编，然后勒成一书，庶几可以步王氏之尘乎！《荀子》一书，自垂髫以来，即朝夕披阅，又以王氏《集解》虽集众说之大成，然奥义隐词，未尽阐发，乃仿俞氏《诸子平议》例，胪列众说，以己意为折衷，成《荀子补释》，得义二百余条，均以阐明古训为主。然古训而外，间及词例，亦不下十余则，今即其关于词例者注而录之，别于《补释》以外，名曰《荀子词例举要》，世之精研文法者或亦有取于兹乎！
　　《荀子补释》自序
　　近儒所校子书，莫精于《荀子》。王氏《集解》，又集众说之成。然疑谊沉匿未发者，仍不下数十百事。如《修身篇》《菑然》，证以《论语》“涅而不缁”，“菑”与“缁”同；《礼论篇》“物取而皆祭之”，证以《礼记》“比时聚物”，“取”与“聚”同；《正名篇》“径易则不拂”，即《大戴》“径施则不拂”，“易”与“施”同；《大略篇》“六贰之博”，下言则天府已。即《周礼》“六典之贰”，“博”为“簿”省；《疆国篇》“辞赏也固”与“致命也恭”对文，“固”即《修身篇》“倨固”之“固”；《修身篇》“术顺墨”与“礼义倨”，“固执诈”与“精杂污”并文，“墨”即《礼论》、《乐论》篇“瘠墨”之“墨”；顺本误字，瘠与古文慎字近，因以致讹。后又易慎为顺。《礼论》以“瘠墨”与“惑贼”并言，“墨”与“贼惑”犹《左传》昏、墨、贼也。荀以刻死附生为墨，“附生”即“贪”，非墨子之“墨”也。《解惑篇》“斯观”，即《墨子》“干莘”之倒音；干、观古通，辛、先、斯，声转。《宥坐篇》“史付”，与《左传》“祝柎”为一人；《修身篇》“佞兑而不曲”，与偷儒转脱对文。“而不”二字为“耎”字之讹。前儒所诠，均非碻诂。又考《王制篇》“抃急”，与《左传》“弁急”同；《修身篇》“倚魁”，与《大戴》“畸鬼”同；《非十二子篇》“蕼然”、“蕼棣”互通；《乐论篇》“流僈”“僈湎”双声；《君道篇》“羿不世中”，“中”为簿籍；《性恶篇》“騹骥”，“騹”为赤马；与槿为赤色木同。《解惑篇》“宾孟”，与《史记·日者列传》“宾正”同。此亦前儒未诠之谊。
　　因此次己说成《补释》二卷，其有疑义俟决者，如《王霸篇》“朴力寡能”，上言“罕举力役”，疑“能”为“罷”之捝；《王》制篇同。《议兵篇》“奔命者贡”，上言“奔命者不获”，疑“贡”为“置”之讹；置犹舍。《非相篇》“焉广三寸”，“焉”，疑通咽；《臣道篇》“定其当而当”，“而”疑作“不”；即当否也。《成相篇》“春申道绌”，上承展禽言，疑系“鲁申”之误；《尧问篇》“缯丘封人”，下言见叔敖，疑系“寝丘”之假。亦附存其说，以俟博征。若夫《毛诗》、《左氏》、《荀》，为先师古文家言，凭斯可撷，谊为汉说所自生，亦依文诠释，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于西汉古文之学思过半矣。
　　《韩非子斠补》自序
　　《韩非子》旧无善本，乾道本虽至古，然讹捝已繁。近儒治斯书者顾、卢而外，有俞樾、张文虎、孙诒让三家。长沙王氏先慎因之辑为《集解》。
　　又日本儒生若物茂卿、蒲阪圆亦于斯书多诠发，然校审讹捝，说恒未罄。以今考之，知乾道以降，各本或篇有捝句，如《主道篇》“臣不陈言，而不得当”，下捝“不得越官语”。《有度篇》“先王以三者为不足”上捝“法数审赏罚”语。《忠孝篇》“所谓威者”①下捝“□□”，而“□□”语是也。
　　或句有捝字，如《五蠹篇》“文学者非所用”，与“行仁义者”对文，下文“修行义”当作“行仁义”，下文复言“习文学”，则文上捝“习”字。《南面裕孚案当作《饰邪》。篇》“国虽大”与上“国虽小富”对文，则“大”下捝一字。《扬权篇》“权不欲见素无为”，“见素”详《二柄》及《主道篇》，二语并文，则权上捝一字是也。又《解老篇》“所以有国之术”上捝“生于”二字，《五蠹篇》“其有功也”上捝“以”字。有因捝字而文互讹者，如《说疑篇》“晋伯阳、秦颠颉、卫侨如”下二字均涉下文衍，律以上文“续牙”诸名，盖本文捝二字，当作“伯阳、秦不虚、雒卫”《风俗通》佚文有雒卫，即雒陶也。雒、颉形近至讹。余均捝佚，“晋”字“颠”字，亦后人妄增是也。有因后人增字足义而衍者，如《外储说左上》“怠于行阵”
　　与“惰于田”对文，下文又言“怠于行”，则阵为衍文。《外储说右》“不加贵于山”与“贵于海”对文，则“加”为衍文是也。有因二本助字不同，校者并合而衍者，如《存韩篇》“而以与争强”，“与”、“以”用同，《外储说右》“有渐而以至”，“以”、“而”用同是也。有因形近而衍者，如《亡征篇》“而争事势”，“事”即“争”之衍。《南面篇》“两言始治”，“始”即“治”之衍是也。有涉上下文而衍者，如《解老篇》“立权议之士”，“议”涉上“议于大庭”而衍。《制分篇》“理当从顾作里。不得相窥”，“得”涉下“惟恐不得免”而衍是也。有既衍复讹者，如《守道篇》“巨盗贞平”与“大勇愿”对文，上文复以“愿”对“正”，则“平”为衍文，“贞”亦“正”字异体。《喻老篇》“王子期”又作“王子於期”《外储说右》同。
　　盖“子”讹为“於”，“于”又讹“於”，后人又于“于期”上增子字是也。
　　有因形近而误者，如《有度篇》“氓社稷”，“氓”即“泯”字。言此乃齐楚灭人国之事也，《左传》不泯其社稷是其征。《安危篇》“杀天子也”，“杀”即“殷”字。宋为殷后，故袭殷称，犹《晏子春秋·问篇上》亲殷即亲宋也。《难二篇》“而作葬”，“作”疑作“亡”。■、亡形近，“亡葬”即上文之不葬。《存韩篇》“取韩地而随之”，“随”疑作“隳”：“罢于内攻”，“攻”疑作“政”。即征胥。《有度篇》“雎阳之事”，“事”疑作“争”。《亡征篇》“小民右仗”，“仗”疑作“伎”。《八经篇》“相诲以和”，“和”疑作“知”是也。有捝书偏旁者，如《初见秦篇》“以此与天下”，证以下文“举荆”、“举赵”，则“与”当作“举”。《功名篇》“结之以成”，证以上文“不足于信”，则“成”当作“诚”。《外储说右》“知贵不能”，证以下文“歌不中宫征不可谓教”，疑“贵”当作“遗”。
　　又《显学篇》“显而荣者”，“者”当作“诸”，“诸”与“之”同是也。
　　自是而外，则《初见秦篇》“东服于陈”，当从《史记》作“保”，“保”、① 此语见《人主篇》，引作《忠孝篇》有误。——校者注。
　　“服”字通。《老子》“保此道”，《淮南》作“服”。《外储说左上》“得卫”，当从《新序》作“温”，难事四。“温”、“卫”声近。温、殷一声之转。《饰令》一篇，残佚孔多，当据《商君书》勘补。此均文字之亟宜校审者也。若夫诠明故训，前儒所陈，说或未当，或训词缺如。如《难三篇》“典成之吏”，“成”即狱讼之“成”。《存韩篇》“韩子”，“子”即所伐国之君。见《吕氏春秋·怀宠篇》高注。《有度篇》“关其佞”，“关”、“贯”义同。《说疑篇》“外接巷族”，“巷”、“隆”义同。《六反篇》“整穀”，“穀”与“慤”通。即诚慤.《奸劫弑臣篇》“不怨”，“怨”与“菀”通。《说林下篇》“可以得荆”，“得”与“德”同。《八经篇》“诡曰易”，“易”与“施”同。“后妃不疑”，“疑”与“拟”同是也。
　　师培近治斯书，详正文字，间申故谊，成《斠补》一卷，以补《集解》所未备。惟《八经》诸篇，讹捝之文，审正靡资，前儒所诠，或凭臆定，则日思误书不得不期于后之邢邵矣。
　　《吕氏春秋斠补》自序
　　《吕氏春秋》东汉已无善本，高诱《序》谓“既有脱误，小儒又以私意改定”，此其征也。今观《察微篇》“又反伐郢”，即《左传》入鄓事，“郢”
　　盖“鄓”讹，而高已训为楚都。《知度篇》“以柰何《淮南·主术训》同。
　　为宝”当从《文子·上仁篇》作“禁苛”，而高以“不可柰何”为训。《召类篇》“犨于前”，《新序·刺奢篇》作“拥”，则“犨”系“壅”讹，而高已训“犨”为曲。《审为篇》“君固愁身伤身，以忧之戚不得也”，《庄子·让王篇》作“以忧戚不得也”，则“忧戚”联文，而高已训“戚”为“近”。
　　《权勋篇》“若残竖子之类”，“若残”文当互乙，与《知士篇》“刬而类同”，而高已训“残”为“余”。《审分览》“夫其不明也”律以上文，“明”
　　当作“静”，而高已按文生训。是高说之讹，由于所据非善本。后世以降，则传写讹捝，校者复以私意妄更，故有高本不误而今本误者。如《仲春纪》“安萌芽”三语，《季春纪》“省妇事”，《仲夏纪》“静事无刑”，据高注所释，“则养幼少”二语当在“安萌芽”前，“事”当作“使”，“刑”当作“径”，与《淮南·时则训》同。今本均后人据《月令》所更。《必己篇》“尊则亏”，高以“高位疾颠”为训，与“亏”谊不合。盖《庄子·山木》作“议”，本书以“献”代议，谊均训倾。“亏”乃后人所更。《遇合篇》“嫫母执乎黄帝”，高以黄帝说之相释，与“执”谊不符。盖《论衡·遇合篇》作“近”，本书作“暬”暬即进御。执（執）乃传写之讹。《务本篇》“持谏”，高云，“不公正”则高本作“谀”《晏子·问下》“持谀巧以正禄”。《开春论》“皆来谓矣”，高云：“谓天子也。”则高本作“谒”。
　　《用众篇》“辩议不可不为”，高注“不可为”联文，则高本无下“不”字。
　　《义赏篇》“且成而贼民”，盖承上文“成乎邪”，言在“赏罚”二语上。
　　故高注先述此词乃说“慎”字，今本移“赏罚”二语下，则语不相维。《观世篇》“而佞进”，盖与“贤者在下”联词，在“不得休息”四字前，今本倒移其后，则谊不克通。此均今本乖高本之真者也。有晋本不误而今本误者，如《任数篇》“北怀儋耳”，《山海经注》引作阘.《大荒西经》。盖“阘”
　　通作“耴”，别本作“■”，因讹为“耽”，与《淮南》同。后人习闻南方有儋耳，又易为“儋”。此今本失晋本之旧者也。有唐本不误而今本误者，如《适音篇》“移风平俗”，《治要》引作“风乎俗”；《本味篇》“设朝而见之”，《书钞》一百四十二。引作“设朝见之礼”；《谕威篇》“必反诸己”，《治要》引作“必反人情”；《异宝篇》“不以利为利”，《书钞》三十八。引作“可谓以不利为利”；《音律篇》“阴将始刑”，《治要》作“阴气将刑”；《用众篇》“不可以为贤主”，《意林》引“以为”作“化成”；《任数篇》“已得仲父之后”，《书钞》引“后”作“教”；四十九。
　　《高义篇》不可谓忠臣，《书钞》引“忠臣”作“竭忠”；三十七。《古乐篇》“水道雍塞”，《选》注、《舞赋》注。《书钞》一百七。引“水”作“阳”；《去私篇》“腹■”，《书钞》引“■”作“■”；三十七。《侈乐篇》“其生必伤”，《治要》引“生”作“主”；主与民对。《任数篇》“习者曰”；《书钞》引“习”作“赞”；四十九。《论人篇》以验其人，《治要》引“人”作“仁”；《大乐篇》“狂者非不武”，《治要》引“武”
　　作“舞”；《下贤篇》“帝者天下之适”二语，《书钞》、卷一。《御览》七十七。所引“之”下均有“所”字；《知度篇》“是之谓重塞之主”，《治要》于“重塞”二字均为叠词。此又唐本胜今本者也。若夫《节士篇》“必见国之侵”，《晏子》杂上。作“方即与字之讹。见国之必侵”，则故本“必”
　　在“侵”上；《直谏篇》“免衣襁褓”，《说苑》《正谏篇》作“免于襁褓”，则故本“衣”作“于”；《当染篇》“贪暴可羞人”，故本盖作“贪暴苛扰人”，与《墨子》同；《当染篇》。《先识篇》“是不知所以亡”，故本盖作“所以存所以亡”，与《说苑》同；《权谋篇》。《用众篇》“是教也”，“教”下捝“大辩”二字；《节丧篇》“以生人之心虑”，“以”上捝“非”
　　字；《有始览》“阴阳材物之精”，“精”上捝“所以”二字；《大乐篇》“凝■以形”，“■”为“■”之讹；《不广篇》“草中之戒”，“草”为“莫”之讹；《当赏篇》“从焉氏塞”，“焉”为“乌”之讹；《任地篇》“无使之治”，“治”为“怠”之讹；《审分览》“坚穷”，“穷”为“叡”之讹；《情欲篇》“修节”，“修”为“循”之讹；《先己篇》“大水深渊成”，当作“水渊深大成”，均为衍字。《慎势篇》“以宋攻楚”，当作“以宋攻宋”，“楚”为讹文；《悔过篇》“要门而归之”，“归（歸）”为“■”之捝；《用民篇》“次官也”，“次”为“羡”之捝；《必己篇》“门闾帷薄，聚居众无不趋”，“众”即“聚”字讹文；《辨土篇》“土则蕃轓而不发”，“轓”即“蕃”字讹文：“而不”亦“不”之讹。《音律篇》“太簇”、“仲吕”二节互相错简，《去尤篇》“翔”、“祥”二字同字异文。据《庄子·达生篇》两“巧”字证之。虽致误之时，今莫克考，然积误相沿，盖非一日。故元、明各本，犹校毕刊为逊。毕刊既萃众说而成，嗣治是书，复有梁、蔡、陈三氏，王、俞、张、孙亦多勘审，惟补捝正讹，十仅得五，师培研治粗久，以为吕氏之书，恒与诸子相出入，非互勘诸子，莫克正高注之讹，非旁考唐贤所引，莫由证元明各刊之失。因以毕刊为主，校审异同得失，成《吕氏春秋斠补》二卷。高注训词章晰，洞达典礼，说或未达，亦匡厥违。
　　如《季夏纪》“凉风始至”，“凉”即《淮南·天文训》“温凉”之凉，义与“温”同。《慎行览》“以亡其大夫”，“亡”即《左传》“盟大夫”之“盟”。“亡”、“盟”音转。《长利篇》“协而耰”，“协”即《庄子·天地篇》之“悒悒”，“协”又训“和”。《求人篇》“归已君乎”，“归已”
　　即《庄子·逍遥游》之“归休”，“已”为终词。《贵性篇》“服是也，辱是也”，“服”、“辱”对文。《上农篇》“是为厉”，“厉”字绝句。《察微篇》“克夷”，“夷”为楚邦边邑。《报更篇》“堪士”，“堪”即沉伏之“沉”是也。若夫佚文捝句，散见群籍，亦粗事甄录，别缀卷末。惟《书钞》一百六所引歌白狐事，系《吴越春秋》之误。《意林》所引，亦恒以注文搀入。今概薙夷，以判伪真。是亦多闻缺疑之义耳。
　　《吕氏春秋高注校义》自序
　　《吕氏春秋》高注，以《治要》所引勘之，得佚注八条。若注有佚句，句有捝字，以及文字殊异者约百余则。因思高注旧文，唐代以降，删易孔多。
　　有因妄改注文而并改正文者：如《论人篇》“哀之以验其仁”，注云：“仁人，见可哀者则不忍之也。”后儒妄改为“其人”。由是注文“仁人”二字，亦易为“人人”。《大乐篇》“狂者非不舞也”，注云：“虽舞不能中节。”
　　后人妄改为“不武”。由是删易注文，更为“虽武不足畏”。有因删注复加窜易者：如《荡兵篇》注：“水以疗渴，今各本讹为汤。火以熟食，不可乏也。兵以除暴，亦不可偃。”“亦”承上言，后人删“不可乏也”四字，则“亦”字无所承，因改为“夫何偃也”。《骄恣篇》注：“自谓有过人智，故轻物。”物，人也，以人释物。后人删“物，人也”三字，则“必轻物”
　　无注文，因于故上增“曰”字。有昧注文之例妄更者：如《君守篇》注：“自以其言为当，是以知其言之当。”此就正文“言之当”言，后人疑“当”为复文，易“之当”为“之狂”。《贵因篇》注：“不知其贤而用之，故不治。”
　　此就用贤不知言，非言不用。后人以上文既言“不知”，遂于“用”上增“不”字。《荡兵篇》注：“若顺。”后人昧“顺”有若“训”，以“若”为“如”，遂易为“若被其化”，与《审分览》以“纵”原作纷。训“放”，《达郁篇》以“傲”原作贱。训“简”者同例。有因传写致误者：如《适音篇》“养孩”，注云“孩少”，今则并误为“侠”①。有因后人据形近之字妄改者：如《功名篇》注：“守，情守也。”后人改“情”为“清”。《适音篇》注：“事兵戍事。”后人改“戍”为“戎”。嗣外，则《知度》、《贵直》诸篇注文讹捝字达廿余，即句末“者也”诸词，亦多省节。此均今本之异于唐本者也。
　　夫《治要》所引吕书，十仅得一，又于注文多节引，以校元明各刊本，捝文佚句，篇必数见，则注文久非全帙矣。蛰居多暇，因掇引《治要》所引殊文，撰为校义。他籍所引，有为毕校所未载者，亦依次甄录。即高氏序文，亦援《书钞》九十九。所引，互审同异。虽高注旧本之观，未克悉复，然衡以毕刊，夫亦稍近古矣。
　　① 此语见《音律篇》，作《适音篇》误。——校者注。
　　《吕氏春秋高注校义》后序
　　予撰《吕氏春秋高注校义》成，继念注文讹捝，有不必证以他籍而明者：《季春纪》“行之是令”，注云：“行是之令”也，当作“行是月之令”。
　　淮南时则训作行月令。高说本之。今捝“月”字。《尽数篇》“为张为疛”，注云：“疛，跳动，皆腹疾。”则“疛”上捝释“张”之词。《先己裕孚案，当作《论人》。篇》“以自防御”，注云：“防，御仇也。”盖正文之“御”系衍文，高以“御仇”释“防”。《劝学篇》“无乃畏邪”，注云：“畏，犹死也。”盖“死”上捝“畏”字，当云：“畏，句。犹畏死也。”《尊师裕孚案，当作《诬徒》。篇》“于师愠”，注云：“故怨于师。”上云“愠，怒也”，则“怨”亦当作“怒”。《孟秋纪》“其帝少皡”，注云：“帝喾之子，挚兄也。”当作黄帝之子挚也，《淮南·时则训》注云：“黄帝之子青阳也。”此其征。今本系浅夫臆改。《论威篇》“过胜”，注云：“过，犹取也。”“取”当作“败”，与“胜”对文。《举难篇》“难胆”，注云：“难胆则恐，恐则离叛，故失所亲。”梁氏谓“胆”当作“赡”，则“恐”
　　亦“怨”字之讹。《爱类篇》“公取之代乎？其不与”，注云：“言公取石以代子头乎？其不与邪？”案，“不与”犹言“否欤”。高盖以“邪”释“与”，“邪”上“与”字碻属后人误增。若是之属，非惟背高氏之旨也，即吕书之谊，亦因斯而晦，此亦亟当订正者也。
　　《黄帝内经素问校义》跋
　　《黄帝内经素问校义》一卷，绩溪胡氏澍著。训“时”为“善”，易“抟”为“专”，以及至人、名木二条，均穷探声音训故之原。惟原书“不妄作劳”，胡氏据全杨本易为“不妄不作”，其谊甚允。复引征《四失论》“妄言作名”以证“妄”、“作”对文，“作”义同“诈”则殊不然。“作”即创始之义，“不作”者，与《老子》“不敢居天下先”同。若改“作”为“诈”，岂“妄言作名”亦可称“妄言诈名”乎？又原书“若有私意”，“若已有得”，胡氏谓当作“若私有意”，犹言“私有所念”，“己”与“私”同，犹言“私有所得”。案，“若有私意”，与《诗》“如有隐忧”例同。“意”与“臆”
　　通，犹后世所谓“窃念”、“默测”也。若“已”字当从赵氏之谦说，训为“已然”之“已”，亦不必训为人己之“己”也。又原书“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胡氏以《天元纪·大论》之文为例，易为“金木者生成之终始”。
　　案，“能始”二字，义亦可通。“能”、“台”古通，如“三能”亦作“三台”是。《汉书·天文志》三能，《文选》卢谌诗作三台。故《礼记·乐记正义》云：“古以今‘能’字为‘三台’之字。”疑此文“能”字亦“台”字借文。“胎”从“台”声，《尔雅》训“胎”为“始”，则“台”亦兼有“始”义。“能”、“始”叠词同训，与上文“征”、“兆”同。若夫“虚无之守”，胡氏易“守”为“宇”。案“守”字从“宀”，居位曰“守”，则“守”字引申，亦有“居”义，不必易“宇”而后通。此均胡说之失也。
　　考《内经》一书，多属偶文韵语，惟明于古音古训，厘正音读，斯奥文疑义，涣然冰释。胡氏之书，卷帙虽鲜，然后有为医经作疏者，必将有取于斯书。
　　则疏理古籍之功曷可少哉！
　　《法言斠补》自序
　　宋本《法言》其最著之本三：即治平监本，即本宋庠所藏李注及《音义》本。宋吴本《音义》称俗本。建宁四注本是也。元代纂图互注本，明世德堂本，均以温公集注为主，远则导源建宁本。近江都秦氏影刊治平监本，余姚卢氏所校本，依宋椠正明刊。亦为嘉定李氏所刊。而德清戴氏望复得影钞北宋嘉祐本，得于何所不可考。其副本为予所获，持与秦李诸刻互勘，如《学行篇》“无心”作“无止”，《重黎篇》“韦玄”作“韦玄成”，均与天复本合。《重黎篇》“守失其微”作“其徽”盖徽与善同。与《音义》所引或本合。“始六”作“始六世”，汉自高祖至武帝为六世，始六世之诏，言霍光之治本先皇之诏令以为基也。与温公所引李本合。若夫《吾子篇》“景差”
　　作“景 ”，《重黎篇》“栾布不涂”作“不倍”，并足征所据之古故治平各本，字或捝讹，均当据斯定正。由斯上溯，则引于六朝、唐、宋各书者均为故本。如《渊骞篇》“不屈其意”，旧钞本《华阳国志》引“意”作“志”；《吾子篇》“山■之蹊”，《御览》一百八十四。引“》”作“径”；《五百篇》“逆其所顺”，《类聚》二十。引“顺”作“从”；《寡见篇》“航安则人斯安”，《类聚》七十。引“人”作“民”，引“则”作“而”；《孝至篇》“或问‘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文选》注三十七。
　　引“泰”作“太”，引“乎”作“也”；也即古耶字。均与各本异文。又《重黎篇》“问……左氏”，《类聚》五十四。所引下有“传”字，此各本之捝字也。《学行篇》“吾未见好斧藻其德”，《御览》一百八十八。所引无“好”字，此各本之衍文也。《渊骞篇》“周之顺赧以成周而西倾”，《书钞》四十三。引“顺”作“从”，则“顺”与“自”同。俞正燮谓即慎靓王非。《问神篇》“天地之为万物郭”二语，《书钞》九十五。引无两“之”字，上“郭”字亦作“郛”，则两“郛”字为对词。《御览》六百八所引已作郭。是均确为古本。若夫《吾子篇》“‘子户乎？’曰：“户哉，户哉’”，《御览》一百八十四。引作“‘子户乎’？曰：“我户哉’，《学行篇》“其乐不可量矣”，《文选》注三十一。引作“其乐可量也”；《寡见篇》“良玉”二语下“何谓也”，《初学记》二十一。引无“谓”字；《五百篇》“知圣而不能用也”，《类聚》二十。引无“也”字；又“上曰知之”，“曰”作“若”。
　　咸足证今本衍捝之文。《意林》所引，厥善亦同。惟《五百篇》“既望，则终魄于东”，《书钞》一百五十。引作“月之望而魄落于东”，则系点窜本书。《先知篇》“民有三勤”节，《书钞》七十七。所引亦互易其文。《问神篇》“万物作类”，注以“各成其类”释之，《书钞》一百四十九。所引，则以“万物各成旧讹作邑。其类也”，为本书均不得据为故本也。自是以外，则各本李注，校以旧籍，所引亦多讹捝。如《学行篇》“怀金”，《孝至篇》“泰和”，据《文选》注所引注文，一捝“金，金印也”四字，三十一引。
　　一捝“天下泰和”四字。三十七引。则知北宋嘉祐本已乖故本之真。舍据他籍，订正奚从？至于诠释之词，则近儒治此书者，卢氏而外，有王氏《杂志》、洪氏《丛录》、俞氏《平议》、孙氏《札迻》均精音训。故补正前说，惟微旨奥训尚俟阐发。爰于校勘之余，撰为《补释》，综论厥例，析为九端。有于古本择所折衷者，如《渊骞篇》宋吴本，“巽以扬之”，“巽”系“翼”字讹，文当从李本。《问道篇》李本，“请问礼，莫知礼”，据下文，“礼”字增入，当从天复本。《修身篇》“糟莩”，当从柳本作“精莩”。“精”、“荧”对文。《寡见篇》“春木之芒”，当从吴本作“芚”。“芚”、“鹑”协韵是也。有以本书彼此互证者，如《问道篇》“他则苓苓”，即《吾子篇》“说铃”之“铃”是也。有据他书训故易旧说者，如《学行篇》“分其弓”，“分”当训“裂”。《问明篇》“举兹以旃”、“旃”当训“表”是也。有以同声之字训释者，如《问神篇》“其书谯乎”，“谯”，即《乐记》“噍杀”之“噍”。《五百篇》“险而无化”，“险”即荀子“检式”之“检”。
　　《重黎篇》“可谓伎矣”，“伎”即《史记》“枝梧”之“枝”。《渊骞篇》“叔孙通椠人”，“椠”即《荀子》“渐诈”之“渐”是也。有以音近之字训释者，如《问明篇》“匪尧之庭”，证以《考工》郑注，改“飞”为“匪”，则“匪”当作“飞”。《五百篇》“关百圣”，证以《礼记》“关毂”即“贯毂”，则“关”当作“贯”。《重黎篇》“肥矣哉”，证以《周易》“肥遯”
　　即“蜚遯”，则“肥”义同“蜚”。指超然高举言。《重黎篇》“天胙光德，而陨明忒”，证以《贾子》，以“盲”训“萌”，则“明”义同“盲”盲为冥义，此以忒对德，以盲对光。是也。有以声转之字训释者，如《渊骞篇》“蛛蝥之靡”与“壮士刺客”对文，则“蛛蝥”即“竖儒”。与“棳儒”为“侏儒”异文同例。《孝至篇》“天地之得”与“斯民之得”，“一人之得”
　　并文，则“得”即“中字”，与《周礼·师氏》故书“中”作“得”同例是也。有确正本字为讹者，如《问神篇》“不手”，“手”当作“■”，即“垂”
　　字古文。《先知篇》“修之以礼义”，“修”当作“循”，即“顺”字异体。
　　《渊骞篇》“忠不足相”，“相”即《说文》相字训为高貌是也。有改易旧注句读者，如《序篇》读终“后诞章乖离”为句，“动不克”为句是也。有杂引古事相诠证者，如据《三国志》、秦宓传。《华阳国志》以释李仲元，据《御览》所引刘向书以证“童乌”是也。若夫据《法言》所引经文，以证家法之授，据时制以诠立言之旨，意有所会，间著其词，惟谊为昔人所陈，则均从略。其所未备，始事引伸。惜侯芭诸家注文，只词弗具。莫由上稽汉说，斯可惜耳！
　　《白虎通义斠补》自序
　　近儒治《白虎通义》者有卢、庄、陈三氏。师培近读其书，复博考群籍，勘以元明诸刊本，成斠补一卷，因叙其端曰：《通义》自大德本以降，久乖故本之真，其残佚之文无论矣。文或幸完，亦复艰于习诵。故师培今治斯书，于三氏诠明而外，有据旧籍所引证其捝者，如《谥篇》“文者以一言为谥”，据《书钞》所引，九十四。下捝“文王武王是也”一语。《社稷篇》“亡国之社稷”，据《书钞》所引，八十七。下捝“盖掩之”三字。《封禅篇》“嘉禾者，大禾也”，①据《稽瑞》所引，房户连阔语注文。则连下捝“阔”字。
　　《御览》所引，“连”下亦有“阔达”二字。“必九尾者何？九妃得其所，子孙繁息也”，据《稽瑞》所引，则“何”下捝“九德也”三字。《礼乐篇》“节文之喜怒”，据《书钞》八十。所引，则“节文”应作“节民”，上捝“得”字。“瑟者，啬也，闲也，所以惩忿窒欲，正人之德也”，据《书钞》所引，一百九。则“瑟”下当有一“也”之文，或“啬也”诸字后人所加。
　　“德”上亦捝一字是也。有互勘他书证其捝者，如《爵篇》“楚胜郑，而不告从而功之”，以《公羊》“告从，不赦，不详”证之，则“不”下捝“有”
　　字，“功”当作“赦”。陈氏亦言“功”当作“赦”。《宗庙篇》“其怀任者也”，以《周礼》郑注“择取不孕任”证之，则“去”上当补“不”字是也。有勘以本书证其捝者，如《爵篇》“所以令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何也”，与下不相属，疑何上捝“周则令侯从公”六字。《宗族篇》“必桑弧者”下言“相逢接之道”，盖以“相逢”况“桑蓬”之音，则弧下捝“蓬矢”
　　二字“下桑者”亦当作“桑蓬者”。是也。有据旧籍所引证其讹者，如《封公侯篇》“子孙皆无罪囚而绝”，据《书钞》所引，四十八。“囚”为“恶”讹。《四时篇》“载成万物，终始言之也”，据《书钞》所引，一百五十五。
　　“言之”为“之道”之讹。《嫁娶篇》“妇人因夫而成”，据《书钞》所引，八十四。“夫”当作“适”。与上“适人”相应。《绋冕篇》“收而达故前葱”，据《书钞》所引，一百二十七。“葱”当作“兑”即锐字。是也。有互勘他书以证其讹者，如《嫁娶篇》“女必有黹绣衣若笄之”九字为卢本所删，证以《仪礼·昏礼》记，则为：“女必有正焉，若衣若笄”之讹。《五刑篇》“公家不出”，证以《王制》，“公家不畜刑人”，及“示弗故生”，“出”为“生”讹。《三教篇》“不教而成”，证以《繁露》“无其质，则质朴不能善”，“而”为“不”讹。《封公侯篇》“上以收录，接下”，证以《孝经》、《援神契》，“收”当作“敬”。《五行篇》“始复诺”，证以《周书·小开宝典解》，“诺”当作“落”是也。有勘以本书证其讹者，如《考黜篇》“虽反无益”，证以《嫁娶篇》“百亦无益”，“反”为“百”
　　讹。《蓍龟篇》“亦不自专”，证以下文“示不自专”、“亦”为“示”讹是也。有据本文之旨证其讹者，如《礼乐篇》“谓倾先王之乐明有法示正其本”，“倾”当作“顺”，“示正”当从吴本作“不忘”。《封公侯篇》又曰“孙首也”，“孙首”即“逊道”之讹，下“庸”字亦当作“虑”是也。
　　有据旧籍所引证其衍者，如《号篇》“与天地通灵”，《书钞》引作“与元通灵”，十二。则“天”为“元讹”，“地”为后人所附益。《绋冕篇》“行以蔽前者，尔有事”，据《书钞》所引，一百二十八。则“行”当作“所”，① 据下文，此处应是“宾连者，木名也”一语。——编者注。
　　“尔”当作“示”，盖“示”讹为“■”后人更为尔。“者”为衍文是也。
　　有互勘他书证其衍者，如《爵篇》引《尚书》“侯甸男卫作国伯”，证以《酒诰》“作”即“卫伯”两字之讹。《封公侯篇》“故礼曰，公士大夫子子也”，证以《王制》，“大夫”二字均“天”字之讹此当作“公士，天子子也”。
　　“公士”二字，盖以地则同公，爵则同士，故“佚礼”有此称，非《仪礼》公士大夫之公士也。至“天”讹为“夫”，别本又讹为“大”，后儒遂以为用《仪礼》，而古义以湮。是也。有据字形证其衍者，如《谏诤篇》“右弼主纠糺”，“纠”、“糺”当衍其一。《性情篇》“无不色青目■张者，“■”、“张”当衍其一是也。若夫传写致讹非互乙莫克通，亦参勘本篇之文以通其读，如《嫁娶篇》“下卿大夫，礼也”，故《丧服小记》曰，“礼”字当在“故”下。《丧服篇》“明死复不可见”，当作“明死不可复见”是也。其有后先错简词义弗属，亦钩核各词互相勘合，如《五行篇》“土在中央”节、“水味”节，《三军篇》“穀梁传”节，《圣人篇》“禹汤圣人”节，以及《五经篇》各节是也。又《通义》之文，简质近古，或所用非正字，谊有所伸，说亦附著，如《爵篇》“即言王侯”，“即”训为“若”；《圣人篇》“是为滋凉”，“滋凉”即“子谅”；《三正篇》“当因句其改之耶”，“因”、“改”对文；《天地篇》“性情生汁中”，“汁”与“协”同；《五刑篇》“不得服”，“服”与“衣”同是也。若夫古文、今文之殊，周礼、殷礼之别，则陈氏考订，博集众长，惟古文遗谊，或审别未谛，匡违正失，说均别见，非斠补所具也。
　　《风俗通义》书后
　　近儒治《风俗通义》者，惟卢氏《拾补》考订较精，嗣惟孙氏《札迻》发正廿六事。今考《皇霸篇》“董其是非而综其详开矣”，疑“略”讹“开”。
　　“阴阳布刚”，“刚”下疑捝“柔”字。“纳襄冠带”，似指讨子带言，“冠”为误字。“列言于周室”，“言”疑“名”讹。《正失篇》“长万物之宗”，卢校改为“‘宗者’长也。万物之长。”案，“万物之宗”当从《书钞》作“为物之始”。九十一。“牧子班录”，“子”为“守”讹。《十反篇》“弟子使客杀人”，《书钞》引作“弟子奕”，三十。则今捝“奕”字。豫章太守节文多讹捝，《书钞》作“豫章太守李章举汝南封新太山日、以今本周字为长。爽等为孝廉，日等未行，章病物故”，七十九。似较今本为昭。《声音篇》“乐之统也，与八音并行，然君子所常御者”，卢谓《初学记》引作“君臣以相御”。今考《书钞》引作“乐之纪也，与八音兼行，由君臣之相得”。一百零九。则今本“行”下捝六字。又“秦人鼓之以节歌”，《书钞》所引下有“象形也”三字，一百十一。“不知谁也”，《书钞》所引，“也”
　　上有“作”字。一百十。均为今本捝文。《山泽篇》“部者，阜之类也”，《书钞》引作“培/ 者”，一百五十七。此承上文引《左传》言，似以作“培/ ”为长。盖卢引《书钞》仅据陈本，故所引不能无失也。
　　读《道藏》记
　　西晋以前，道书篇目，略见《抱朴子·遐览篇》，次则甄鸾《笑道论》颇事甄引，均属汉魏六朝古籍。晚近所存，什无二三。即《崇文总目》、《中兴书目》所著录，亦复十亡其六。今之《道藏》刊于明正德间，经箓符图半属晚出。然地志、传记，旁逮医药占卜之书，采录转众，匪惟诸子家言已也。
　　故乾嘉诸儒，搜集旧籍，恒资彼藏。顾或录副未刊，致鲜传本。迄于咸、同之际，南藏毁于兵，北藏虽存，览者逾鲜，士弗悦学，斯其征矣。予以庚戌孟冬旅居北京白云观，乃暇阅全藏，日尽数十册。每毕一书，辄志其序跋，撮其要旨。若鲜别刊，则嘱仆人迻录，略事考订。惟均随笔记录，未足为定稿。兹先差拣若干条录成一帙，以公同好之士云。庚戌孟冬刘师培记。
　　《六帖》书后
　　归安陆氏作《宋椠白氏六帖类聚跋》，定帖注为晁仲衍作。又谓仲衍注《六帖》时，本与原书别行，故曰后集，至刊板时，乃合为一。今即明刊《白孔六帖》本考之，卷四十九《赐妇人门》白所载之目，曰石窌，曰赏延于室，曰妇人无爵，曰恩自宸极，均就赐及妇人言。孔所标之目，曰赐以宫人，曰赐美人六人，曰元宗以宫女赐知运等，曰赐宫人，曰赐女乐一部，曰赐宫女二人，均就赐以妇人言。岂孔据白书单行本，未见晁注，以至误会其意欤？
　　斯亦陆说之旁证也。
　　◇集部跋语——【近人书话】
　　《文选古字通疏证》书后
　　薛子韵先生作《文选古字通疏证》，明于古字通假之义。吾观《选》注，通假之义，厥有四端：一则正文与注本系一字而有古今体之殊，则曰某古某字，或曰某与某古今字。一则当时别本异字义或相同，则曰某或为某字，某本作某。此二端皆系于形。一则声义俱同，则曰某与某音义同。一则字之本义不同，因同一谐声，遂假其义，则曰某与某古字通。此二端皆系于声，均六书中假借通例也。盖李氏受业曹宪，当时小学未衰，于转注、假借二例，身通其蕴，且《苍》、《雅》诸书，并传于世，故凡云通假，其说均确有所承，惟间有一字而通者数处，亦有仅载某某两字古通，而牵连同类数字者，非比而观之，则假借之例不著。薛氏之书，间有漏缺，本系未成之帙，然古字同声通用之例证，以此书而益明，足与王氏《广雅疏证》媲美矣。
　　读《全唐诗》发微
　　《全唐诗》一书，收辑之富，为识者所共识。然卷帙既繁，考核未精，故误收之作甚多。如姚合八函三。《使两浙赠罗隐》诗首句“平日时风好涕流”。与罗衮之作同。十一函四。案，合与隐不同时，王定保《唐摭言》载此诗又以为姚洎所作。衮为洎副使，或衮代洎所为，非合诗也。唐彦谦十函五。《赠孟德茂》诗自注云：“浩然子。”案彦谦距浩然百余年，未必及见浩然之子，则此非彦谦诗矣。韩偓十函七。《大庆堂赠宴元珰而有诗呈吴越王》，与无名氏十一函八。之作同。案，偓未游吴越，则此非偓作矣。下文又和、再和、重和同。薛涛《十离诗》，十一函十。据《唐摭言》以为元微之幕客薛书记作，则此非涛诗矣。张乔以进士隐九华，而乔有《省中偶作》诗，十函一。以冯唐作况，则此非乔作矣。又如白居易《东城桂》第三首，七函五。与古乐府同，惟首句“遥知天上桂花孤”，“遥知”作“可怜”。
　　不得列入白诗也。欧阳彬诗有“桑柘斜阳里，儿孙落叶中”句，十一函九。
　　注言“彬有子作《田父》诗”云云，则此系彬子所作，不得谓之彬诗也。又全书之中，往往一诗两见，如韩续姬十一函十。《赠别》诗，与韩熙载之诗十一函四。同。李适《安乐公主移新宅》诗，二函二。与宗楚客之诗一函九。
　　同。杜牧《闻开江相国宋下世》诗，八函七。与许浑之作同。八函八。而书中并未注明一作某诗，此书于二诗互见者如李峰《西河郡太原守张夫人挽歌》注云：一作李岑诗，朱彬《丹阳作》注云：一作陈存诗，此三诗则否。此则辑者之疏也。自此以外，如裴度《凉风亭睡觉》诸诗，五函九。均似丁谓所为，不必定为晋公之作。又钟模《代京妓越宾答徐铉》诗，十一函六。张乔《杨花落》诗，十函一。孙光宪《采莲》诗，十一函六。薛涛《寄茗》诗，十一函十。均与他人之作重出，虽未能定其孰为误收，然考核之疏，即此可见。况唐宋名家之集，伪作实繁，如李翱《戏赠诗》，皇甫提《出世篇》，均六函四。均似后人依托，惜辑者之不知明辨也。
　　《全唐诗》中多载作者自注之词，亦有以后人之注误为作者之注者。如李绅八函一。《欲到西陵寄王行周》诗云：“西陵沙岸回流急。”注云：“钱王以陵非吉语，改名西兴。”案吴越建国，远在绅殁之后，此必后人所增注也。徐铉十一函五。《送从兄赴临川幕》云：“金柅亭边绿树繁。”注引《方舆胜览》。此书远成于铉后，此亦后人所增注也。若夫辑者注释之词亦多失考。如高宗一函二。之诗，有言太子纳妃、太平公主出降者。考太平公主出降在开耀元年，其时之太子乃中宗，注谓太子即弘，然弘纳裴妃系咸亨四年事，非与太平公主出降同时，则注文大非。又张昭十一函六。有《汉宗庙乐舞辞》，传言昭为南汉人。案，诗言“高庙明灵再启图，金根玉格幸神都”，又言“正抚薰琴娱赤子，忽登仙驾泣苍梧”，明系五代后汉高祖之乐章，非南汉之诗，则传文是误。然唐人诗序亦有讹文。如郑嵎九函十。《津阳门诗序》，首句言“开成中”，又言“旅邸主翁年且艾，自言世事明皇，复为嵎道承平故实”。诗言：“翁曾豪盛客不见，我自为君陈昔时。时平亲卫号羽林，我才十五为孤儿。”注引“开元以六军为亲卫”事，又言：“湟中土地昔湮没，昨夜收复无疮痍。”确系宣宗时事。此翁及事明皇，年必百余，而序言“年且艾”，此必序文之讹也。若夫诗题之字，讹者尤多。或系刊本之讹，如殷文圭十一函一。《赵侍郎看红白牡丹因寄杨状头赞图》诗，“看”
　　字上必有脱文。又张说《节义太子杨妃挽歌》，二函四。“节义”者，“节愍”之讹也。雍陶《题宝应县》，八函六。“宝应”者，“宝鸡”之讹也。
　　诗言“渭水梁山鸟卵看”，又言“闻说德宗曾到此”。孙元晏十一函七。《陆统》诗，“陆统”者，“凌统”之讹也。诗有“将军身殁有儿孤，虎子为名教读书”句。若此之流，未易悉数。其尤甚者，如李群玉九函三。《送秦链师归岑公山》诗，有“北省谏书藏旧草，南宫郎署握新兰”句，必系赠谏官迁省郎之作，与链师还山无涉。唐彦谦十函五。《题虔僧》诗，有“也 眉黛托腮愁”句，与题不合。此均系诗题之有误者也。若贾岛九函四。《寄柳舍人宗元》诗注云：“一本无‘宗元’二字。”案，子厚未尝官舍人，当从一本之文。即诗人小传中亦有误字，如顾云“分修宣、懿、德三朝实录”。
　　十函一。“德”系“值”字之讹。“萧项萧田人”，十一函三。“萧”系“莆”字之讹。此则刊本之讹，均当亟为厘正者也。
　　《全唐诗》中所载感时伤世之诗，均可与史书互证。如杨炯一函十。《和刘长史答十九兄》诗，言刘延嗣官润州，为徐敬业所执也。故诗有“石城俯天阙”诸句，又有“危言数贼臣”句。岑参三函八。《骊姬墓下》诗，言武惠妃之事也。诗言“献公恣耽惑，视子如仇雠。又言“欲吊二公子，横汾无轻舟”。刺讥之言可见。高适三函十。《辟阳城》诗，诗言“何得英雄主，反令儿女欺”。又云“母仪既云失”。祖咏二函九。《古意》诗，诗云：“夫差日淫放，举国求妃嫔。”又云：“楚王竟何去，独自留巫山。”李嶷二函十。《读前汉书外戚传》，诗云：“印绶妻封邑，轩车子拜郎。”又言：“宠因宫掖里。”均讥杨妃之宠，兼刺元宗之色荒。白居易七函六。《思子台有感》，序言“祸胎不独在江充。”诗言“但以恩情生隙罅，何人不解作江充。”
　　又言“但使武皇心似镜，江充不敢作江充。”郑还古八函二。《望思台》，诗云：“谗语能令骨肉离。”许浑《读戾太子传》，诗云：“佞臣巫蛊已相疑，身殁湖边筑望思。”温庭筠九函五。《四皓诗》，诗云：“但得戚姬甘定分，不应直有采芝翁。”均刺文宗之废立，兼悼太子之沉冤。自此以外，则权德舆五函八。《读穀梁》之作，诗云：“奈何赵志父，独举晋阳兵。”
　　又云：“群臣自盟歃，君政如赘旒。”指李怀光之事言。吴融十函七。《无题》之什，诗云：“沁园芜没伫秋风。”又云：“粉貌早闻残洛市，箫声犹自傍秦宫。今朝陌上相非者，曾此歌钟几醉同。”指韦保衡之事言。而戎昱四函十。《苦哉行》，则又伤回纥之横暴，诗云：“彼鼠侵我厨，纵狸授梁肉。鼠虽为君却，狸食自须足。”又云：“膻腥逼绮罗。”感时抚事，情见乎词。推之李华《咏史》三函外。王翰《飞燕篇》同上。均指陈宫闱之失，敷陈往事，以寄讽谏之忱。罗隐《咏史》诗，十函四。韩偓《有感》诗，《观斗鸡》诗，十函七。均历指邪臣之非。比物兴怀，以写离忧之思。汇而观之，可以考见唐代之秘史矣。其足以考证人物者，其证尤多。如岑参《送许拾遗思归江南拜亲》诗，三函八。许拾遗者，即杜少陵诗中所谓许八拾遗也。李渥有《秋日登越王楼献于中丞诗》，九函三。李渥者，即《唐摭言》所记之李渥也。此亦《全唐诗》有补于考史之征。
　　《樊南文集详注》书后
　　桐乡冯浩《樊南文集详注》于唐代史乘，征引靡遗。惟樊南《为安平公谢除兖海观察使表》注补云：“《白香山诗后集·送兖州崔大夫驸马赴镇》‘戚里夸为贤驸马，儒家认作好诗人。鲁侯不得辜风景；沂水年年有暮春’。”
　　按此诗年时姓地皆可相合，则崔大夫颇疑即是崔戎。但驸马之称，本集中不一，叙及《旧书》，既无可征，《新书·公主表》亦无此下嫁之主，白公只此一绝，更无他篇取证。按，冯氏所疑非是。《旧唐书·本纪》：太和八年三月，以崔戎为兖海观察使。沈氏《新唐书·方镇表考证》云：“太和八年，废沂海节度使为观察使，崔戎拜，寻卒，崔杞代。”是崔戎、崔杞均镇沂海。
　　李集所言乃崔戎也，白集所言乃崔杞也。《新唐书·公主传》云：“顺宗女东阳公主始封信安郡主，下嫁崔杞。”此杞为驸马之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云：“崔戎，字可大，充海观察使、安平县公；杞，驸马都尉。”此崔戎封安平之证。惟表不载杞镇沂海，则《新书》之疏。又考《世系表》，崔姓世系，则杞、戎同出博陵，杞系二房，戎系大房，皆为崔懿之后。以行辈推之，戎于杞为族曾孙，特出镇沂海。则戎先而杞后。惜乎冯氏未谙也。
　　宋于庭《朴学斋文录》书后
　　宋氏于庭作《拟太常博士答刘歆书》谓：“《尚书》二十八篇，帝王之事已备。孔子虽为百篇之序，或虚存其目，或并合其文，条列明白，子夏之言《书》有七观，莫逾于此。近闻多得十六篇，亦微文碎辞而已。”案，西汉博士以《尚书》二十八篇为备，宋氏知其说不可通，故创为斯说。今考“念兹，在兹”二言，为《虞书》佚语，孔子两引其文；《左传》襄十三年及哀六年。“惟彼陶唐”一节，为《夏书》佚文，孔子亟称其语。《左传·哀六年》。又尧、舜“执中”之训，商王告天之词，均以佚书载《论语》。推之荀引《禹谟》，孟引《泰誓》，则二十八篇之外，多为儒家所取，不得以帝王之事具备于二十八篇中也。宋氏又谓：“孔子序《书》，以存百篇之号，录二十八篇以明删书之旨。”《与王伯申学士书》。此言尤谬。伏生所传，本系百篇，《史记·儒林传》言：“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
　　《法言》亦曰：“若《书》之不备者过半矣，而习者不知。”又曰：“昔之说《书》者序以百。”均其明征。使伏生仅传二十八篇，则《大传》何以引《九共》，而秦火以后，若娄敬、董仲舒何以又均引《太誓》乎？则伏生所传之书，不以二十八篇为限，奚得以百篇为虚存之目，十六篇为微文碎辞乎？
　　《元宪集》书后
　　《元宪集》采自大典，亦多误收之作，如卷二有《在海外遇寒食发家书偶成》诗，题系节引。有“三过解泽流，六见槐花黄”句。元宪未尝谪海外，此误收者一也。卷二十《深州防御使驸马都尉钱景臻男忱可庄宅副使制》作于神宗朝，时元宪已殁，此误收者二也。卷三十六《成都府新建汉文翁祠堂碑铭》，《景文集》卷五十七亦有此题，惟“翁”作“公”，无“铭”字。
　　字句略同。据篇中“嘉祐二年，予知益州”语，与景文事迹合，亦非元宪之笔，此误收者三也。若夫字句讹捝，篇必数见，《元宪集》然，《景文集》亦然。如卷八次江都诗，诗与题不符，乃并诗题而讹者。惜无旧刊以正之。
　　《浮溪集》书后
　　《浮溪集》录自大典，故多误收之作，如卷二十一《乞祠与宰相弟》二书，确为汪应辰作。书言“目昏，以白汤沃洗，亦复稍明”。又言张敬夫、郑藻除官，而《文定集》卷十五《与李运使书》亦言目昏及白汤沃洗事；又言敬夫中批知袁州，次日除郑藻仪同，则二书作于一人，且作于一时。惟书中所言，均系孝宗时事，时藻已久殁，则书中自称之名，亦系后人妄更。若卷二十九《会于北禅》诗，题中明言应辰得多字，此亦当入《文定集》者。
　　卷三十《蜂儿行》，卷三十一《嘲人买妾而病》七律二首，亦非藻诗，与胡宿文恭集杂收陶诗者卷一《怨诗》初调示庞主簿及邓治中乃渊明旧作。同误。
　　均重刊斯集者所当芟剟也。
　　《苏诗合注》书后
　　苏诗用典平易，《合注》又集众家大成，然谬误亦时有。如《己未十月十五日狱中恭闻太皇太后不豫有赦作诗》云“犹许先生似正言”，山公引《职略》“宋改‘拾遗’为‘正言’”。案，《汉书》载宣帝谕夏侯胜谓：“先生正言，无惩前事。”苏用斯语，非官名也。卷十九。《以玉带施元长老，长老以衲裙相报，次韵二首》云“病骨难堪玉带围”，师注以“此诗为赴杭过润作”，冯氏以“赴杭”二字微误。案，佛印与坡公问答，屡称“内翰”，必苏由翰林学士出守杭州之日也。今列为“由金陵至泗之诗”，考核已疏，不得以师注为误。卷二十四。《复次韵谢赵景贶陈履常见和兼简欧阳叔弼兄弟》云“共寻两欧阳”，查注谓：“欧阳公四子，发、奕均早卒。”冯氏据《宛丘集·和伯墓志》云：“享年四十六。元祐元年葬文忠之兆，其卒年无考。”案，《文忠年谱》：伯和生于康定元年。“享年四十六”，则卒于元丰八年，非无考也。卷三十四。《赠诗僧道清》云：“为报韩公莫轻许，从今岛可是诗奴。”王注云：“次公曰‘诗奴’，则杜牧作《李贺诗集序》所谓‘奴仆命骚’之意。”案，此用郑都官“僧是诗家奴”语，王说非是。卷四十五。《王氏生子口号》云“太白犹逃水仙洞”，查注引《续仙传》孙真人救龙子事。案，此用织女诗儿梁玉清故实，若如查说，则与诗旨相违。卷四十六。又《次韵蒋颍叔、钱穆父从驾景灵宫》二诗，查注引《藜藿野人诗话》谓汉张宽自扬州守召。案，张宽扬州刺史，非广陵太守。此均亟宜辨证者也。卷三十六。然斯编体大，固非微瑕所克掩，是在审而观之耳！
　　◇编著有言——【近人书话】
　　《文说》序
　　昔《文赋》作于陆机，《诗品》始于钟嵘，论文之作，此其滥觞。彦和绍陆，始论文心；子由述韩，始言文气。后世以降，著述日繁，所论之旨，厥有二端：一曰文体，二曰文法。《雕龙》一书，溯各体之起源，明立言之有当，体各为篇，聚必以类，诚文学之津筏也。若夫辨论文法，书各不同。
　　或品评全篇，或偶举只语，或发例以见凡，或标书以志义。至于纂类摘比之书，标识评点之册，本为文之末务，岂学文之阶梯。自苏评《檀弓》，归评《史记》，五色标记，各为段落，乃舍意而论文，且蹈虚以避实，以示义法，以矜秘传，因一己之师心，作万世之法程。由是五祖传灯，灵素受箓，师承所在，罔敢或遗，可谓文章之桎梏矣。赵执信作《声调谱》，谓古人之诗，宜有音节，遂穿凿附会，无所不至，其失与论文之书同。或谓规矩方圆，非言克传，文本天成，妙手偶得，其言虽异，其失则同。震旦文人，会心言外，或知其当，然昧其所以。而字类分区，文辞缀系，咸矜自得，罕识本源，学者憾焉。幽居多暇，撰《文说》一书，篇章分析，隐法《雕龙》，庶修词之士得所取资。非曰竞胜前贤，特以启沦后学耳！是为序。
　　《群经大义相通论》序
　　六经订于孔门。《易》传商瞿，五传而至田何。何为齐人，是为齐人言《易》之始。《春秋》之学传于子夏，一由子夏授公羊高，公羊氏世传其学；一由子夏授穀梁赤，再传而至申公。高为齐民，赤为鲁产，由是《春秋》有齐、鲁之学。若夫《尚书》藏于孔鲋，而齐人伏生亦传《尚书》，《鲁诗》出于荀卿，而齐人辕固亦传《齐诗》。即《论语》之学，亦分齐、鲁二家。
　　是曰汉初经学，初无今、古文之争也，只有齐学、鲁学之别耳。凡数经之同属鲁学者，其师说必同；凡数经之同属齐学者，其大义亦必同。故西汉经师，多数经并治，诚以非通群经，即不能通一经也。盖齐学详于典章，而鲁学则详于故训。故齐学多属于今文，而鲁学多属于古文。观《白虎通》所采，以齐学为根基，五经异义所陈，则奉鲁学为圭臬，曷尝有仅治一经而不复参考他经之说哉！后世儒学式微，学者始拘执一经之言，昧于旁推交通之义，其于古人治经之初法去之远矣。今汇齐学、鲁学之大义，辑为一编，颜曰《群经大义相通论》。庶齐学、鲁学之异同，辨析昭然，亦未始非治经之一助也。
　　《两汉学术发微论》总序
　　自汉武采仲舒之言，用田蚡之说，尊崇六经，表扬儒术，仲舒《对贤良策》云：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上无以持一统，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史记·魏其侵列传》谓窦婴、田蚡，俱好儒术，欲设明堂以致太平。而《儒林传》亦言；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是儒学统一，乃董、田二人之谋也。而学士大夫，悉奉六经为圭臬，卑者恃以进身，《前汉书·儒林传》赞云：“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枝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贤者用之以讲学，如郑兴、郑玄、颍容之徒，皆闭门授经。由是有今文古文之分争，有齐学、鲁学之派别。然汉人经术，约分三端：或穷训诂，或究典章，或宣大义微言，而宣究大义微言者或通经致用。如平当以《禹贡》治河，仲舒以《春秋》决狱，王式以《诗三百篇》当谏书是。盖汉人说经，迷于信古，一若六经所记载，即为公理之所存，故援引经义，折衷是非。且当此之时，儒术统一，欲抒一己所欲言，亦必饰经文之词，以寄引古匡今之意。故两汉鸿儒，思想学术，悉寓于经说之中，而精理粹言，间有可采，惜后儒未能引伸耳！
　　此两汉学术发微论所由作也。发微者，就汉儒精确之论而宣究其理耳。故书中所采，半属汉儒说经之书。
　　《汉宋学术异同论》总序
　　昔周末诸子辨论学术，咸有科条。故治一学辨一事，必参互考验，以决从违。《礼记·中庸篇》之言曰：“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之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管子·七法篇》曰：“义也，名也，时也，似也，类也，比也，状也，谓之象。”此即名学之精理。而《庄子·天下篇》亦曰：古之为道术者，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是则古人析理，必比较分析，辨章明晰，使有绳墨之可循，未尝舍事而言理，亦未尝舍理而言物也。故推十合一谓之士，《说文》。不易之术谓之儒。《韩诗外传》。
　　汉儒继兴，恪守家法解释群经，然治学之方，必求之事类以解其纷，如《释名序》及郑康成《三礼序目》所言是也。立为条例以标其臬。如《春秋繁露》曰：“知其分科条，另贯所附，明其义之所审。“何氏《公羊解诂序》曰：“隐括使就绳墨”。而贾逵、颍容治左氏，咸先作条例。或钩玄提要而立其纲，如郑康成《诗谱序》说。或远绍旁搜以觇其信。如许君《说文序》及郑志说。故同条共贯，切墨中绳，犹得周末子书遗意。及宋儒说经，侈言义理，求之高远精微之地，又缘词生训，鲜正名辨物之功。故创一说或先后互歧，此在程、朱为最多。立一言或游移无主。宋儒言理多有莽无归宿者。由是言之，上古之时，学必有律。汉人循律而治经，宋人舍律而论学，此则汉、宋学术得失之大纲也。近世以来，治汉学者咸斥宋儒为空疏，江郑堂曰：“濂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原，独标性命之旨。”焦理堂曰：“宋儒言心言理，如风如影。”钱竹汀曰：“训诂之外，别有义理，非吾儒之学也。然近世汉学诸儒，解经多有条例，如戴东原之类是也。”咸合于汉人之学派。而治宋学者复推崇宋儒，以为接正传于孔、孟。即有调停汉宋者，亦不过牵合汉宋，比附补苴，以证郑、朱学派之同。如陈兰甫、黄式三之流是也。崇郑学而并崇朱学，惟不能察其异同之所在。惟取其语句之相同者为定，未必尽然也。
　　若阮芸台《儒林传序》则分汉、宋为两派。夫汉儒经说，虽有师承，然胶于言词，立说或流于执一；宋儒著书虽多臆说，然恒体验于身心，或出入老释之书，如张、朱、二程皆从佛学入门。故心得之说亦间高出于汉儒，宋儒多有思想穿凿之失，武断之弊，虽数见不鲜，然心得之说，亦属甚多。是在学者之深思自得耳。故荟萃汉宋之说，以类区别，稽析异同，讨论得失，以为研究国学者之一助焉。
　　《理学字义通释》序
　　昔东原戴先生之言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以渐求。”《与是仲明论学书》。又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乎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作者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古经解钩沉》序文。则欲通义理之学者，必先通训诂之学矣。昔宋儒之言义理者，以心字、理字为绝对之词。
　　凡性命、道德、仁义、礼智，皆为同物而异名。即北溪陈氏作字义，虽亲受朱子之传，然墨守师说，立说多讹。如论性、论才诸义是。此则宋儒不明训诂之故也。近世东原先生作《孟子字义疏证》，据《孟子》以难宋儒，而甘泉焦先生亦作《论语通释》，以继戴氏之书。仪征阮先生病宋儒高谈性命，作《性命古训》，并作《论语孟子论仁》，论皆折衷故训，不杂两宋之书。
　　及定海黄先生作《经训比义》，虽师淑阮氏之学，然立说多调停汉宋，与戴、阮之排斥宋学者不同。夫字必有义，字义既明，则一切性理之名词皆可别其同异，以证前儒立说之是非。近世巨儒，渐知汉儒亦言义理，然于汉儒义理之宗训诂者，未能一一发明；于宋儒义理之不宗训诂者，亦未能指其讹误。
　　不揣愚昧，作《理学字义通释》；《宋史》撰《道学传》，然宋人之学，兼伦理、心理二科，若《道学》二字，只能包伦理，不能该心理也。若日本哲学之名词，亦未足该伦理，故不若理学二字所该之广也。远师许、郑之绪言，近撷阮、焦之遗说周诗有言：“古训是式。”盖心知古义，则一切缘词生训之说自能辨析其非。此则古人正名之微意也。是为序。
　　《古历管窥》后序
　　古历多疏，今之通语也。夫蓂 筮朔，葭烬测寒，鸿蒙甫胎，象纬畴纪。
　　若乃五气既建，三正递统，运星辰于璿玑，笔云物于观台，固已躔离弗淫，天纪无扰。然《唐典》第详平豑，《鲁策》祇述归邪，所以审朓朒，校昏明，察发敛者，密绵之术，顾鲜考征，明筭以算，殆蔑闻焉。是盖古设日官，人存职举，课历密疏，随世昌否。是以祝融率职，地天曜焞；夏桀慆淫，春秋缩和。四子跻而昏中正，三苗乱而孟陬珍。覃迄东迁，邦自为正，失闰迄于再三，书蚀愆于朔晦，官失术废，不俟秦烬矣。炎刘之初，卮说歧出，虽或依世志年，以事缀日，然第次贷爽，传闻逖离。观于子长年表，虇舆共和览涉谍谱，谓乖古文，以彼纳事金匮，犹复年月靡征，加以经析今古，各赓家法，师习既别，持说亦殊，各创历元，配翕古事，是以三统独协于壁经，殷术恒通夫纬候。至于鸟火效瑞之年，雀书受命之祀，近距远截，说蔑准臬。
　　又或先苍帝于牺农，伺伯益于虞夏，虽未底厥醇，率持各有故，是则历法滋纷，咸源经术。经有五而异义彬，历歧七而殊说盛。或归异而出同，或数符而元易，然均各有循依，罕见凌杂。以始揆终，固节符之宛叶，据彼絜此，乃盾矛之互陷。故裒鸠众家，学崇仳办，研专一术，理尚因仍，本术所有，未容面违，旧文所无，弗俟培传。自北海诠经，差择始糅，一行以下，颇事盖裂。近则嘉定二钱，号称明历，搴翳钩伏，雺霿为闿.然子骏《世经》，益以凿度之年；邵公《解诂》，通以“超辰”之说。谊侈穿贯，拟陵前哲，不知刻舟以俟，剑或克求；适履无术，趾乃先截。若乃比参于辰，间黑以白，则是周璧起度，可假虑俿之尺，齐量贷物，不异田桓之釜。前历晦沦，或自兹始。予稚秉庭诰，志怡推策，恒以旧典志事，干枝牾乖，卯酉淆体，庚申互书。溯厥原始，佥出古文。又篆籀易爰，隶草淆混，数名之字，积画易讹，纠辨所先，尤资考历。虽历术殊轨，原寻匪易，然施不失宜，则数可坐致。
　　故勘审所及，咸缀别简，近息尘轨，粗施比集，郁湮之义、咸与挦■，类似之说，概从刊削，上起经传，旁及子史金石文字，次为上下卷，名曰《古历管窥》云尔。
　　《国学发微》序
　　序曰：诠明旧籍，甄别九流，庄、荀二家尚矣。自此厥后，惟班《志》集其大成。孟坚不作，文献谁征？惟彦和《雕龙》，论文章之流别，子玄《史通》溯史册之渊源，前贤杰作，此其选矣。近儒会稽章氏作《文史通义》内外篇，集二刘之长，以萃汇诸家之学术，郑樵以还，一人而已。予少读章氏书，思有赓续，惟斯事体大，著述未遑。近撰一书，颜曰《国学发微》，意有所触，援笔立书，然陈言务去，力守韩氏之言。此则区区之一得也。
　　《古政原始论》总叙
　　杨朱有言：“太古之事灭矣，孰志之哉？”见《列子·杨朱篇》。而屈平亦曰：“邃古之初，谁传道之？”见《天问》。夫二子生当周季，已悲稽古之难，矧生于千载以后者乎！然木必探本，水必穷源，况于人事！盖欲考古政，厥有三端：一曰书籍。五帝以前，文字未兴，史官未立，而《三坟》、今之《三坟》，乃伪书也。《五典》，复历久无征，间有记载之书，又以语失雅驯，为搢绅先生所弗道。见《史记·五帝本纪赞》。惟《世本》诸编，去古未远，如《列子》、《左传》、《国语》所引古史，以及《淮南子》、《白虎通》、《帝王世纪》诸书，咸可考证三古之事迹，惟不可尽凭。虽记事各殊，如言三皇五帝已各殊其人，其他可知。然片语单词，皆足证古初之事迹，其可考者一也。二曰文字。造字之初，始于苍颉，然文字之繁简，足窥治化之浅深，中国形声各字，观其偏旁，可以知古代人群之情况。予旧著《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即本此义者也。此可考者二也。三曰器物。木刀石斧，今虽失传，中国书所载雷斧，即石斧也。然刀币鼎钟，观近代金石书可见。考古家珍如拱璧。此可考者三也。惜中国不知掘地之学，使仿西人之法行之，必能得古初之遗物。况近代以来，社会之学大明，察来彰往，皆有定例之可循，则考迹皇古，岂迂诞之辞所能拟哉。此《古政原始》所由作也。
　　《经学教科书》序例
　　治经学者当参考古训，诚以古经非古训不明也。大抵两汉之时经学有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多属齐学，古文多属鲁学。今文家言多以经术饰吏治，又详于礼制，喜言灾异五行；古文家言详于训诂，穷声音文字之原，各有偏长，不可诬也。六朝以降，说经之书分北学、南学两派。北儒学崇实际，喜以汉儒之训说经，或直质寡文；南儒学尚浮夸，多以魏晋之注说经，故新义日出。
　　及唐人作义疏，黜北学而崇南学，故汉训多亡。宋明说经之书喜言空理，不遵古训，或以史事说经，或以义理说经，虽武断穿凿，亦多自得之言。近儒说经崇尚汉学，吴中学派掇拾故籍，诂训昭明；徽州学派详于名物典章，复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常州学派宣究微言大义，或推经致用，故说经之书至今日而可称大备矣。此皆研究经学者所当参考者也。大约古今说经乏书，每书皆有可取处，要在以己意折衷耳。
　　夫六经浩博，虽不合于教科，然观于嘉言懿行，有助于修身，考究政治典章，有资于读史，治文学者可以审文体之变迁，治地理者可以识方舆之沿革。是经学所该甚广，岂可废乎？然汉儒去古未远，说有本源，故汉学明则经诂亦明，欲明汉学，当治近儒说经之书。盖汉学者六经之译也，近儒者又汉儒之译也。若夫六朝隋唐之注疏，两宋元明之经说，其可供参考之资者亦颇不乏，是在择而用之耳。
　　一、每册三十六课，每课字数约在四五百言之间。
　　一、经学源流不明则不能得治经之途辙，故前册首述源流，后册当诠大义。
　　一、经学派别不同，大抵两汉为一派，三国至隋唐为一派，宋元明为一派，近儒别为一派。今所编各课亦分经学为四期，每期之中，于经学之派别必分析详明，以备参考。
　　一、经学派别既分为四期，而每期之中首《易经》，次《书经》，次《诗经》，次《春秋》经，次《礼经》，次《论语》、《孟子》、《学》、《庸》附焉，次《孝经》，《尔雅》附焉。盖“班志”于六艺之末复附列《论语》、《孝经》，今用其例，惟《乐经》失传，后儒无专书，不能与《礼经》并列耳。
　　一、所引各书必详注所出，一二私见附以自注，以供学者之采择。
　　《伦理教科书》序例
　　昔《宋史》特立道学传。道也者，所以悬一定之准则，以使人人共由者也。则宋儒之言道学，殆即伦理专门之学乎？然宋儒之学，兼言心理，旁及政治教育，非专属于伦理学也。故学无范围，有学而无律，且详于实践之伦理，而伦理起原言之颇简，不适于教科。夫伦理虽以实行为主，然必先知而后行。若昧于伦理之原理，徒以克己断私之说强人民以必从，殆《大学》所谓拂人之性者矣。今东西各国学校之中，伦理一科，视为至要，盖欲人人先知而后行也。中国人民当总发之时，即诵《孝经》及四子书，然躬行实践之人曾不一睹，则以教育之失其法也。故汇集前儒之说，萃为一编，以供学校教授之用。今将凡例列于后：
　　凡例
　　一、此册所言，皆伦理学之大纲，及对于己身之伦理。
　　一、心理学与伦理学关系最密，不明心理之作用，不能知伦理之起原。
　　故此册于心身之关系言之特详。
　　一、中国古代伦理学，皆各有所偏，此册所言，则矫其偏者而归之于中正，以期人人可以实践。
　　一、此册所采，由六经及周秦诸子起，若两汉宋明及近儒之说，亦旁采兼收，咸以合于公理为准，不立门户之见。
　　一、此册所言，不外振励国民之精神，使之奋发兴起。
　　一、此册所言，虽以国学为主，然东西各书籍亦用为参考之资。
　　一、义有难明，则加以注释，此皆由正文引申之义也，读者亦宜注意。
　　《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序例
　　昔戴东原先生有言：“自昔儒者，其结发从事，必先小学。小学者，六书之文是也。周官保氏掌之，以教国子；司徒掌之，以教万民。而大行人所称谕书名，听声音，又属瞽史分职专司。故儒者治经有法，不歧于异端。”
　　则六书之学，固周代普通之教科矣。吾观西周之时，史佚以《尔雅》教子；西汉之制，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则舞勺之童，刀笔之吏，皆能娴习雅诂，精通六书，不必其在儒者也。况乎作文之道，解字为基。故刘彦和有言：集字成句，集句成章。又谓观乎《尔雅》，则文义斐然。岂有小学不明而能出言有章者哉！夫小学之类有三：一曰字形，二曰字音，三曰字义。小学不讲，则形声莫辨，训诂无据，施之于文，必多乖舛。今之学者，于长卿、子云，咸推为文苑之雄，岂知司马作《凡将》，子云作《训纂》固俨然小学之儒哉！
　　则文学基于小学彰彰明矣。不揣固陋，编辑国文教科书，首明小学以为析字之基，庶古代六书之教，普及于国民。此则区区保存国学之意也。试将凡例列于后：
　　一、《中国文学教科书》计编十册，先明小学之大纲，次分析字类，次讨论句法、章法、篇法，次总论古今文体，次选文。此编为《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计三十六课，以诠明小学为宗旨。
　　一、中国文字先有字义、字音，然后有字形。故此编前数课首溯文字之起源，于字形起于字音之说举证尤烦。
　　一、自周代以六书垂教，而中国文字悉该于六书。惟六书之例浩繁，故此编于第五课以下，即诠明六书之例，而出以简约之词，于正例变例辨析尤严。刺旧说者十之七，参臆说者十之三。
　　一、此编于解识六书之后，首论字形，次论字音，次论字义。盖字音寓于字形，字义寓于字音。故观字形即可以知其音，聆字音即可以知其义，按之中国文字，历历不爽。
　　一、自篆文易为隶书，然后字失其形。故此编于字形之迁变记载特详。
　　一、中国之文字，察其偏旁即可知其所含之义。此又字形与字义之关系也。欲穷字义，当求之字形未变之前。故此编于古文大篆，各列数文以备参考。
　　一、高邮王氏有言：训诂之旨，存于声音。栖霞郝氏有言：凡音同、音近、音转之字，皆可通用。此即字义与字音之关系也。故此编辨论字音较字义为尤详。
　　一、此编所论音韵，约有三端：一曰古音，二曰今韵，三曰等韵。此皆音韵学之大纲也。
　　一、此编于论古韵之后，即论双声、叠韵者，以不明双声、叠韵之法，则考证古音及汉儒音读，均扞格难通。故约举双声、叠韵之法以发其凡。
　　一、切音亦审音之一助，故此编约论切音之法，以正音读，以瀹童蒙。
　　一、诗言“古训是式”，孔子言《尔雅》以观于古。盖不明古训，不能读周、汉以上之书。故此编于古今训诂之学，发凡起例，俾学者援类而求。
　　一、字类分析之法，另于下编详之，故此编仅述其大纲。
　　一、此编第三十课所论一字数音，多与廿一课所论双声相出入。三十一课所论一字数音，亦与十一课论假借相出入。然廿一课系论双声之作用，而三十课则论一字异读，由于双声义各有归，非复文也。
　　一、此编于古、今音读训诂之学，各分条例。有为近儒所已言者，有为近儒所未言者，非惟为国文入手之阶梯，且为读周汉古书者之门径。昔休宁戴氏有言：“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于小学文字者也。”又曰：“训诂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我心自然之义理乃因之以明。”嘉定钱氏有言：“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盖不通小学不能读古书，不读古书奚能工文？故此编所列，为读古书之门径，实则工文词之基础也。若以深文奥意目之，岂其然哉！
　　《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
　　读中国史书有二难：上古之史多荒渺，而记事互相歧；后世之史咸浩繁，而记事多相袭。中国廿四史，既不合于教科，《通鉴》、《通典》、《通考》亦卷帙繁多。而近日所出各教科书，复简略而不适于用。欲治中史，非编一繁简适当之中国历史莫由。
　　西国史书多区分时代，而所作文明史复多分析事类。盖区分时代近于中史编年体；而分析事类则近于中国“三通”体也。今所编各课，咸以时代区先后，即偶涉制度文物于分类之中，亦隐寓分时之意，庶观者易于了然。
　　中国史书之叙事，详于君臣而略于人民，详于事迹而略于典制，详于后代而略于古代。今所编各课，其用意则与旧史稍殊。其注意之处约有数端，试述之如左：
　　一、历代政体之异同。
　　二、种族分合之始末。
　　三、制度改革之大纲。
　　四、社会进化之阶级。
　　五、学术进退之大势。
　　今日治史，不专赖中国典籍。西人作中国史者，详述太古事迹，颇足补中史之遗。今所编各课，于征引中国典籍外，复参考西籍兼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
　　所编各课，于所采各书，必详注所出。所采取书计数百种。于古代地理，亦注以今名。一二私见，附以自注，以供学者之参考。
　　各课之后，偶附年表及帝王世系表、历代大事表，而职官、地理各表及封建、井田、学校等图亦偶列焉。
　　《中国地理教科书》序例
　　昔周代之时，崇尚地学、观形方氏掌辨天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则言地学者必首明区画。天官各职均言“惟王建国，辨方正位”，则言地学者必首明地势，司险“掌九州之图，而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周知其利害”，则言地学者尤贵洞明形胜。土训援地生“以诏地求”，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坟衍、原隰之名物”，山师、川师掌川泽之名，“辨其物与其利害”，则邦国之物产，乃治地学者所当知也。司险掌达九州之道路，合方氏掌达天下之道路，则道路之交通，又治地学者所当考也。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郑君云：即后世所传“述往古之事”。夫往古事迹犹传训不忘，况于古迹。又党正“属民读法，书其德行道艺”。夫时贤言行，犹巨细必书，况于先哲。若诵训掌道方志，小史“掌邦国之志”，志也者，贯穿今古之书也。则地理之沿革不得不详。况司会之职，于郊野县都掌其书契版图之贰，而设官分职与体国经野要政并垂。故职方氏之职云：“置其职，各以其所能；制其贡，各以其所有。”则官制税额，均与地学有关。后世志乘，均沿此例，惟记载较繁。若《一统志》诸书，于山川形胜附见于古迹之中，昧于设险守国之义。夫地理之学，不外考古通今，然近世之治地学者，各有所偏。官书案牍可以通今而不足以考古，图经史乘可以考古而不足以通今。
　　今编此书，力矫此失，以考古通今为宗旨，不复偏于一端。虽未能博考群书，然中国地理之大纲略于斯可睹矣。丙午十二月六日序。
　　《中国地理教科书》序
　　近世以来，治地学者析为天文地理、地文地理、人文地理三种。吾观苍颉有言，地日行一度，风轮扶之。岐伯亦曰：地为大气所举推之。玑衡齐政，著于虞廷；土圭测景，详于《周礼》。张衡天仪辨势审形，裴氏舆图按度计里，则天文地理固为古人所特详矣。《禹贡》一篇，地学之祖，详于导水导山之法，以山川定疆域，不以疆域定山川，并以勾股之形，定山川之高下。
　　又《尔雅》一书，有《释地》、《释丘》、《释山》、《释水》四篇，因义立名，区画昭然。而史公志河渠，桑钦著《水经》，穷源竟委，提要钩玄，则地文地理，亦为古人所不废矣。《泪作》、《九共》，详于厘土分方之法；而伯益《山海经》，又详叙山川物产。周代之初，邦中之版，掌于司书；九州之图，藏于司险。司徒知地域广轮之数，以辨五地之物生；职方辨邦国都鄙之民，旁及财用谷畜之数，推之《史记·货殖传》、《汉书·地理志》，于风俗、民情、物产，莫不明晰辨章。则人文地理亦为古人所特详矣。盖秦汉以前，舆地之书，咸崇实用；秦汉以后，舆地之学，崇尚空言。惟亭林著《郡国利病书》详于行政，景范著《方舆纪要》明于用兵，稍与空言有别。
　　而近世巨儒，精研地学，详于考古，略于知今。以考证标其帜，一城一邑，辩及千言。故地理之书日增，而地理之学日晦。夫人民之所栖托者，大地之上也，今也于海陆之区分，山川之流峙，邦国之建设，物产之盛衰，民风文化之变迁，不自知其所以然，犹之冥行而欲索途也。吾为此惧，编《中国地理教科书》，浅明简直，以便初学，使治地学者，可以由浅而入深。古人有言：知古不知今，是为陆沉；知今不知古，是为聋瞽。学者明于此义，庶可以治地理学矣。
　　《中国民约精义》序
　　吾国学子知有“民约”二字者三年耳，大率据杨氏廷栋所译和本卢骚《民约论》以为言。顾卢氏《民约论》，于前世纪欧洲政界为有力之著作，吾国得此，乃仅仅于学界增一新名词，他者无有。而竺旧顽老，且以邪说目之，若以为吾国圣贤，从未有倡斯义者。暑天多暇，因搜国籍，得前圣曩哲言民约者若干篇，篇加后案，证以卢说，考其得失，阅月书成，都三卷，起上古讫近世，凡五万余言。癸卯十月，以稿付镜今主人，主人以今月付梓来索序。
　　仲尼有言：“述而不作。”兹编之意，盖窃取焉叙中国民约精义。甲辰四月下浣。
　　◇西窗披襟──【近人书话】
　　《总同盟罢工论》①序
　　吾历睹中邦往述，凡揭竿斩木之变，虽由一二豪杰为倡率，然发难之萌，率胎于劳力之民。三代而上，田有定分，岁用民力，不逾三日。虽《传》言小人劳力以事上，然受产之则，布于朝，复稽时休民，俾有余力。故等仪之辨虽严，而下鲜谤 .东迁迹息，暴政朋兴，囊括民财，斩艾民力。观魏君重敛，残食于民，而《硕鼠》之刺兴。《诗》言“逝将去汝，适彼乐土”，言民去其国也。梁伯好土功，民疲不堪，而《春秋》书梁亡。《公羊传》称之曰“鱼烂而亡”，言民逃其上也。夫怀土之念，首丘之思，凡在黎氓，罔不同具。其所以轻于去乡者，则以避布粟力役之征耳。其在《易》之《涣》曰：“涣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涣其血，远害也。”其此之谓乎？特封建之朝，邻封密迩，罹虐之民，其象为去。混一之世，四方靡聘，罹虐之民，其象为畔。昔秦皇穷困万民以适其欲，筑阿房，设驰道，骊山役徒以巨万计。
　　百姓任罢，内外骚动。一夫大呼，云人响应。贾山《至言》论之曰：“秦帝以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人与为怨，家与为仇，故天下以坏。”由是言之，则民罢财尽，为群黎昌乱之阶，秦社之覆，咎由民劳，闾左戍卒，功未足多。山言具在，可覆审也。后世而降，国有罢民，则掩社之灾，其象隐肇。试观隋炀穿漕，众夫侧目；宋徽迁石，群盗满山；元侈浚河，而韩祸作；明兴矿利，而张、李变萌。此岂历数之不属哉！盖民有恒性，率亲利而远劳，至于给役万人，发他无艺，财力互罄，诅祝式兴，势必奋臂草泽以少抒其蕴。故世变之生，率以劳力之民为功首，夫奚英杰之足云。清室宅夏，矫虔之虐，施于士族，臣工黎庶，鲜亲其酷。故舍田仆灶丁外，乡鄙之众，以自食其力，备物给用，俱赡而交利。今则莫然。桑、孔之辈，骈肩于朝；豪商黠贾，欣盗其说以自殖。巨邑达都，工场臻密，进席市利，退杜民业，致农士工女靡所之雠其货。
　　及物值腾跃，细民仰屋嗟生，或背遗井里，以供富室之役。力作之劬，有苦隶虏。复靳其赁赀，俾所入弗胜自赡。虽秦隋辟王之暴，曾蔑是过。惑者不审，以为兴利术昌，则失业之民鲜，不知方今劳力之民，衡以向昔失业之民，疾苦滋巨。盖失业之民，境屯而躬佚，今则操业鲜休，瘁躬胼体，而艰屯之况若昔。蚩氓虽冥，亦何乐脧罄膏血，益殷户之侈，俾之以财力相君哉！加以贷耕之农，见十税五，采矿之夫，营道之卒，莫不躬罹棰楚，短褐不完。
　　及遥适殊方，则皙人复绳以苛则。民生多艰，实振古所罕睹。故抗税休市之变，交相踵而呈。
　　惜西国总同盟罢工之术，鲜有达者。吾友张继，以德人罗氏《总同盟罢工论》意主福民，以汉文移写之，俾为申儆齐氓之助。夫农夫释耒，工女下机，前哲虽垂为恒戒，然孟轲有言：“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又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姬赢而后，循孟说若金科。故兹之作民蠹者，结驷联骖，厉民以为养。农殖所入，恒恃役民。傥罗氏之策推行禹域，闾阎驿骚，纭若羹沸，则握政之人，丧其所依。即以甲兵相耀，其资粮履扉之供，亦匮竭莫复继。泯等威而均民① 《总同盟罢工论》，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罗列（A.Roller）著。——编者注。
　　乐，意在斯乎？盖处今之俗，匪有非常之源，不足言拯民。若谓矫除寇虐，仅恃绿林之豪，则罔恤民劳，冀兴大计，固未之前闻也。奚独于今而莫然！
　　故推论其说，以质张君。仪征刘光汉序。
　　《共产党宣言》序
　　《共产党宣言》马尔克斯、因格尔斯所合著①，欧美各国，译本众多，具见于因氏叙中，日本堺利彦君，曾据英文本直译，而民鸣君复译以华文，移写既成，乃书其端曰：共产主义同盟（Communist League）创于千八百三十六年。先是德人维特林替（Weitling）②以共产主义标其学，为德都青年所慕，嗣多亡命巴黎，乃潜结秘密会社，奉维氏学术为依归。及千八百三十九年，巴黎变起，德人多罹放逐，乃改赴伦敦。时会员渐众，德人、英人、丹马人、波兰人、匈牙利人、瑞典人多与加盟。及千八百四十七年，乃以共产主义同盟之名公揭于众。由春徂冬，开大会二次。时马氏及因氏均为社会主义大师，因氏著《英国劳动阶级状态》（The Condition of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马氏亦著《困贫之哲学》。（Philosophie de Mlisere）。嗣同居伦敦，适同盟成立，以宣言起草相委。次年二月初旬，遂以宣言公于世。自斯以降，欧洲政府威令日严，即此同盟，亦于[千]八百五十二年解散。然千八百六十四年，万国劳民同盟（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As-sociation）复兴于伦敦。现今万国社会党大会即权舆于兹。其宣言始由义人马志尼撰述，嗣为劳民所斥，仍由马氏起草，是为《万国劳民同盟宣言》，与《共产党宣言》不同。
　　夫马氏暮年宗旨虽与巴枯宁离析，至现今社会民主党利用国会政策陷身卑猥。然当其壮年，则所持之旨固在共产，观此宣言所叙述，于欧洲社会变迁纤悉靡遗，而其要归，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也。
　　惟彼之所谓共产者，系民主制之共产，非无政府制之共产也。故共产主义渐融于集产主义中，则以既认国家之组织，致财产支配不得不归之中心也。由是共产之良法美意亦渐失其真，此马氏学说之弊也。若此宣言，则中所征引，罔不足以备参考。欲明欧洲资本主义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编。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此则民鸣君译斯编之旨也。用书数语，以志简端。申叔识。
　　① 马尔克斯、因格尔斯，今译马克思、恩格斯。——编者注。
　　② 维特林替，今译魏特林。——编者注。
　　◇书事漫志──【近人书话】
　　《国粹学报》三周年祝辞
　　戊申孟春，为《国粹学报》成立之第四年，同人拟举行三周年祝典，乃系之以辞曰：昔虞卿弃相，穷愁著书；子云草《玄》，寂莫自守，不以学术为适时之具，斯能自成一家言。盖舍禄言学，其业斯精；以学殉时，于道乃绌。惑者不察，妄援仕学，互训■书之粹言；官师联职，周庭之成法。是则学古为入官之阶梯，变通乃趣时之捷径。道衰学敝，恒必由之间尝。盱衡今古，博征载籍。凡功令所崇，学官所肄，虽成风尚，鲜克昭垂。昔西汉初业，贱视儒生，世承焚经之遗，律设挟书之禁，然《诗》训炳于毛公，《书》编藏于伏胜，隐居求志，经训乃光。自汉武御宇，董生献言，罢斥百家，折衷六艺，今文既主学官，博士惟通家法，由是掇彼片词，竞言致用。《洪范》测灾，启小臣之言事；《春秋》折狱，诏酷吏以舞文。甚至纬学杂陈，讏言朋起，师语其弟，取青紫必自明经，臣蛊其君，逞车服以矜稽古，而经学遂至此而衰矣。迨夫典午以还，士崇文藻，庄老告退，山水方滋。然挚虞所编，昭明所录，藻缋虽极，性真未漓。自世尚词科，人娴小技，壮夫竞事雕虫，举子空矜走马，词涉揄扬，便谓和声以鸣盛，音流淫靡犹矜谲谏以主文。虽许身何愚，或比踪于稷、契，然立言不朽，实远逊于班、杨。甚至河东献赋，惟恃吹嘘；冀北空群，不辞荐剡，而文学亦至此而丧矣。及夫陈、穆修图，周、张论学，洛、闽为道学之宗，陆、王亦间时之杰，立说虽偏于执一，施教乃出于至诚。厥后学尚践虚，人矜作圣，考亭之书，既著令甲；余姚之学，遍及齐氓。心传必溯虞廷，性道惟宗孔氏，斥读书为玩物，齐主敬于致知。
　　或饰圣言以庇眚，或昌谠论以竞名。又或貌饰躬行，中藏谲诡，公孙曲学，胡广中庸，儒以诗礼发冡，伪德彰闻，士以乡愿为归，清流屏迹，而理学亦自此而亡矣。由是而言，学术甫萌之世，士以励己为归，学风丕振之时，说以徇人为美。励己则甘守湛冥，学祈自得；徇人则中怀躁进，说涉模棱。故思来述往，皆圣贤失志所为；而执古御今，乃策士纵横之习。若夫诵诗闻政，读史论兵，以《雅》、《颂》致升平，以经术饰吏治，名为用世之良规，实则干时之捷径，虽佥人所乐道，亦君子所羞称。试观周秦诸子，道家独尚无为；炎汉经生，高密不循师法。然一为九流之冠冕，一为六籍之大师。是则囷轮之材，羞合栋梁之用；闳达之彦，耻为媚俗之书。稽之在昔，有不爽者。
　　今也夏声湮堕，故训式微，易雅乐为侏■，饰奇技以淫巧。自诩识时之杰，渎陈济世之谟，由是土苴礼乐，糟粕诗书，说经则羞言服、郑，论文则俯视柳、韩。道异庄生，侈谈六合；学非邹衍，竞说九州。颓风所被，利禄所趋，举世率循，莫之或挽。或谓中邦之籍，学与用分；西土之书，学与用合。惟贵实而贱虚，故用夷以变夏，不知罗甸遗文，法郎歌曲，或为绝域之佚言，或为文人之戏笔，犹复钦为绝学，被之序庠，而六书故谊，四始遗音，均为考古所资，转等弁髦之弃，用学合一，果安在耶？盖惟今之人，不尚有旧，复介于大国，惟强是从，是以校理旧文，亦必比勘西籍。义与彼合，学虽绌而亦优；道与彼歧，谊虽长而亦短。故理财策进，始崇管子之书：格物说兴，乃尚墨家之学。甚至竺乾秘编，耻穷源于身毒；良知俗说，转问学于扶桑。
　　饰殊途同归之词，作弋誉梯荣之助，学术衰替，职此之由。加以吏矜竭泽，民痛屯膏，世崇歆莽之谋臣，献孔桑之策。既举世之混浊，复民生之多艰。
　　饥来趋我，低徘北门之章；旅食依人，托命东陵之上。世网既婴，倡优同蓄，欲泯仰屋之嗟，致辍析疑之乐。盖汲古之念虽殷，而说学之心莫副。人文衰歇，亦其一端。是则由今之道，无变今俗。浅夫舍旧而谋新，学士因贫而辍业，势必典籍日湮，丛残莫掇、侈言保学，安可得哉！然而鲁冡弦歌，不以干戈而辍；商歌金石，不因环堵而更。值风雨之如晦，与日月兮争光。凡此孤标，允宜取则。况复式于古训，尚有典型；即曰法贰后王，讵为不雅？所冀有志之士，共秉此忱，通塞有时，服习无改。卑之无甚高，讵必侈言经世；确乎不可拔，惟期毋贰尔心。虽晦明艰贞，守雌甘符于老氏；然离世特立，兴起不待夫文王。国学不堕，其在斯乎！此则师培区区之志，而欲与诸君交勉者也。故推论其说，以著于篇。
　　《衡报》发刊词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庄诠齐物，翟阐尚同。芸芸众生，禀性惟均。孰判其等，卑高以陈？恢恢大圜，群萌并育，孰划其藩？辨物类族。古亦有言，藏富于民。熟颛其利？蹛财役贫。往古来今，三弊同然。爰匡其非，泯私戒偏。民蠹有三，曰兵、刑、财。上挟其利，民婴其灾。懿惟军人。赋质凶残。
　　锯牙钩爪，艾民若菅。欺弱攻昧，上将凯还。戎马所经，千里朱殷。师或无功，鼓衰旗折。寄身锋镝，暴骨沙砾。鲸鲲既封，鸢鸟饱食。招魂不归，山河黯色。古有至训，佳兵不祥。谨告征夫，永矢勿忘。刑章之设，防民为首。
　　乱若丝棼。苛察缠纠。天网协张，有若罟筌。絷躬梏体，民陷徽缠。桓桓司虣，吮血磨牙。毁室破柱，万口咨嗟。屠伯狞狰，众鬼森厉。画地为牢，地天晦翳。法为民害，四海毒痈。弁髦典宪，责在吾徒。聚敛之术，盗臣是操。
　　竭泽而渔，吸髓屯膏。哀我农人，立锥无土。贷耕豪民，见十税五。亦有黠商，财力相君。垄断既登，至身青云。给役万人，牛驹同贱。短褐不完，民用嗟怨。爰荡其制，化私为公。共财之法，利与民同。凡此三端，施行孔迩。
　　爰发群蒙，以伸厥旨。嗟乎，运会循环，有如转毂。无陂不平，无往不复。
　　祝诅式兴，崇高必覆。物屈则伸，龙蛇起陆。自今以往，玄黄战血。群黎驿骚，土崩瓦裂。师徒倒戈，农工辍业。斩艾人治，无俾萌孽。污俗既涤，改弦更辙。货力不私，等威荡灭。无有远迩，大同为臬。是曰郅治，群情洽浃。
　　《衡报》刊行，意在于兹。涤残蠲暴，拭目俟之。今将宗旨列于后：一、颠覆人治，实行共产。
　　二、提倡非军备主义及总同盟罢工。
　　三、记录民生疾苦。
　　四、联络世界劳动团体及直接行动派之民党。
　　劝各省州县编辑书籍志启及凡例
　　尝考《周官》外史之职，掌四方之志。郑注释之曰：“若《晋乘》、《楚梼杌》之类。”是则诸侯各国志乘咸有专书。然吾观《春秋左氏传》备引《周志》、《郑志》之文，即外史所掌四方之志。然细绎其体，大抵汇录名贤绪言，旁及学术之大要，非仅如后世图经地志之例也。盖周代之初，民无私学。
　　东周以来，士尚私门撰述，而学派或因地而殊，郡国州邑有特殊之学，即有专门之书。顾六朝以前，求书之使相望于道，犹得采诗、陈书之遗法。故文章载藉皆聚于上，篇目并较然可按。后世以降，学士大夫纂述尤盛，而典书之官职同虚设，虽遇右文之朝，其能珍藏册府者不过十之二三耳。加以兵戈窃发，波动尘飞，烬余之书，又十不存一，士之仰屋著书，冀千秋万岁之名，将何恃以自壮欤！今者，太西学术，输入中邦，户肄大秦之书，家习劫卢之字。倚席而讲，匪博士之才；抱经以行，丧缩儒之业。自今以往更三数十年，其销蚀散亡，视今为何如哉！昔郑樵《通志》论校书之法，谓当因地而求。
　　近儒章氏实斋亦曰：治书之法，当责成州县学校师儒，讲习考求，著为录籍，载笔之士，果能发明道要，自致不朽。愿托于官者，听之。如是，则书掌于官，不致散逸。此诚存书之要策。然州郡师儒，通才罕购，别白精审，良非易事。且以官掌书，则遗民义士之书，既干禁目，必罹芟铲之灾，甚至启挟持之渐，以文网相绳。又或畸士鸣高，耻以著书自眩，虽著述渊富，亦必湮没不彰，较之遣官求书之法，其失相同。窃意欲保存旧籍，宜先编书籍志。
　　凡一州一邑，皆有部次之书。夫郡邑志乘，非无经籍、艺文各志，然附详纂述，事本旁及，仅具书名，不详优劣；或疏漏驳杂，考证靡资，非陋则芜，亦其势也。惟咸丰永嘉、仪征县志，著录故书，悉用朱氏《经义考》例，体例最优。然志乘咸出于官修，不能尽书而美善，故州邑编辑书目，宜属民而不属官，并宜特辑一书，不与志乘相附。推而行之，约有数善：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岂无忠信。名贤硕德，列士贞臣，僻壤遐陬，均有可述。然生平大节，往往形于楮墨，焜耀简编。昔孟子谓友善始于一乡，又谓诵诗读书可以知人论世。夫式庐表墓，表彰名德，承学之士，犹多兴起，况亲见其书，謦欬若接，可不思尚论其人乎？其善一也。先哲著述，非徒博闻嗜古，逞占毕之长，类多通于掌故，练于典章，以备世之急。咸洞明一方利病，谙悉风士人情，于兵、刑、钱、谷深求端委，可以坐言起行，若条其绪论，撷其精英，则私门论议，足补官府文移之缺。异日革新颁政，兴利除弊，或奉其言为导师，裨益乡闾，学该实用，其善二也。巫医卜祝，惑世诬民，咸有私习之书奉为圭臬，隐僻之区流行愈溥，荧惑众听，戕贼民生，风化僿塞。职此之由，今仿刘、班之例，方技术数虽列其书，然反复辨难，指隙攻瑕，黑白既昭，务去斯易，使乡曲之氓不为歧误讏言所夺，启瀹民识，即肇兴学之基，其善三也。昔蔡邕校定石经，以为四方之士，贿改兰台漆书，求合私家文字。夫文字点画之微，犹有四方传习之异，况纪载传闻，私书别录，各逞私臆，淆乱是非，别有伪造古典托名前儒，妄希诡合，疑似混淆。然郢书燕说，虽或取信于他方，而本色士民则耳目近接，闻见易审，若能考定篇章，覆审文字，参以嗜旧之传闻以判其真伪，庶几泾渭虽淆，淄渑可辨，其善四也。四善既彰，收效甚速。今也创办伊始，虽一州一邑各自为编，及渐次推行，凡一府之中，约取州县所录之书，辑为一郡书籍志，省垣之地，又约取各府所录之书，辑为一省书籍志，则天下文字，皆著籍录，异日名都大邑，设藏书之楼，或儒林之彦，文苑之雄，编辑一代之学案，汇刻一代之诗文，凡购求典籍，皆可案簿而稽，无旁搜博采之劳，收互证参观之益，修述故业，发明光大，以与皙种之学术争骖比靳，保存国学，意在斯乎！昔孔子欲考夏、殷之礼，谓夏礼吾能言，杞不足征；殷礼吾能言，宋不足征，由于文献之不足，则征文考献，必援地类求，虽圣如孔子，欲眷怀故国，不能于文献之外别有取资。况复学衰道丧，故训式微，后生小子、目不接前辈之典型，耳不闻先正之绪言，风流歇绝，一至此极，神州学术，谁延一线之传。
　　故欲谋保存，必先辑录，世有君子，仰前哲之芳徽，抒怀旧之蓄念，分类辑录，汇为一编，使枌社文献，赖以有征，师师相承，赓续于无穷，非惟闾里之荣，亦且邦家之光矣。先民有作，庶无愧焉。今将凡例列于后。凡例：一、歆、向校书，汇为《七略》，兰台作志，始著《艺文》之名。夫艺为六艺，文即俪辞，载籍浩博，非“艺文”二字所能该。《隋书》改“艺文”为“经籍”。夫经为四部之一。不足以该四部之全，考其缺失，与兰台同。
　　后世史书，因仍相袭。郑樵《通志》，名沿班史。马氏《通考》，名袭《隋书》。律以正名之义，均名与实违。今编萃各邑书目，拟改用“书籍”二字。
　　盖经籍、艺文，均书籍之一端，义有广狭，不可不辨也。
　　一、周孝王作《关东风俗志》，有坟籍志之名，见于刘氏《史通》，是为地志载书目之始。顾其书久佚，义例不详。自明以来，郡邑志乘，类志艺文，事由枝赘，式同帐籍。所见地志艺文，略师目录家。前轨者惟咸丰永嘉、仪征二志，义例为优。今拟取各邑艺文，勒为专书，不附志乘，用管氏庭芳《海昌经籍志》、孙氏贻让《温州经籍志》、廖氏平《井研艺文志》例也。
　　一、自封建易为郡县，汉魏之世，地沿古称。唐宋以来，分为各道、各军。元称行中书省，明乃建设省会，分隶各布政司。至于今日，其州郡之名，有沿古弗改者，有随地随时更易者，或古歧而今并，或今分而古合，欲明沿革，如治乱丝。今编辑书籍，既州邑各自为书，而著录之书，又以本土之人为限，而州邑之名复今古互歧，于古代著书之士，何由辨其为邑人非邑人乎？
　　然各邑志书，均有沿革一门，于历代裁割并省，记载特详，可约取其词，参考万氏《一统志表》，次为本邑历代沿革表一卷，然后参考群书，据乡贯以搜撰著，庶免混淆。案：州县方域古宽今狭，则以古代州县疏而近代州县密也。故古代一州兼今数州之地，古代一邑跨今数邑之疆，虽能辨古州县即今何州县，然古代一州县有今数州县之地，著书之士，其所产地，欲辨其在今某州某县，甚为难事。如汉余姚地有今余姚附近数县地，王充为余姚人，其所著书仅著录于余姚一县乎！亦旁见于附近数县。举此一例，其难可概见矣。
　　是在考古之家，确访其里庐祠墓，以确定其所生之地在今何处，然后列入某邑志中。
　　一、州县之地，有异地而同名者，钱氏竹汀所析甚多。如嘉庆《扬州府志·艺文门》误收福建兴化人之书，他邑志书必多蹈此失。此类俱当审正。
　　一、自昔图经地志，莫不扳援古人以为桑梓生色，然多有不核其实者。
　　如大夫种为邹人，而王深宁以为鄞人；老子墓近毫州，而《陈州志》以为陈产。名贤且然，况于儒林、文苑之才乎！此类俱当博考，不得袭前人之谬，使乡邦之文献真伪互淆。
　　一、韩非为韩人，墨翟为宋人，荀卿为赵人，尸子为楚人。然韩、赵、楚、宋，疆土浩大，前儒乡里，渺不可稽。然遗编记载，父老流传，或庐里存其故址，或祠墓表自后王，既有确证可凭，则乡贯不难逆臆。然后据乡贯以搜著述，庶考证不涉空疏。
　　一、隐秘之书，多缺著书者之姓氏，后世传闻异词。有同为一书，而著书之人其名互异，如明季《行在阳秋》一书，或以为刘湘客撰，或以为戴笠撰是也。然传闻既有异同，势难折衷一是，若削而不录，后世何稽？若此之流，两邑志书均应互为著录，并注疑词于下方，以备后儒之考订。
　　一、古代之书其不可信者凡二类：一曰伪托，乃赝作书籍假托名氏者也。
　　伪托之书，其作伪之人或不可考，其所托名之人乡贯虽或可稽，然其书既非己意所欲出，鱼目混珠之讥讵能免乎？一曰剿袭，乃干没旧籍妄托己名者也。
　　剿袭之书，书非己著，而坐享盛名。窃人之财犹谓之盗，而况窃其籍乎！凡此二类，采录宜严。然伪托之书，或间有精义，凡遇作伪之人确有主名而为本邑之人者，量加收录，而托名之人则不录。剿袭之书，既非心得，凡遇原作之人，确有主名而为本邑之人者，必详加收录，而干没之人则不录。若夫其书在真伪之间者，考究既难，亦姑为著录，以备参稽，并注存疑之词于下方，以俟来哲之决疑。
　　一、目录家原出刘向《别录》，昔人谓书名之外有所稽撰是也。晁、陈两家，咸守轨辙。至《马氏通考》之列经籍，间存叙跋，益以诸家论释之词，体裁大备。秀水朱氏《经义考》宗之，益加恢博，今宜参用马、朱之例。
　　一、《七略》之列，其实仅六。自荀氏创立四部，沿承至今。阮孝绪之《七录》，王俭之《七志》，分析近碎，不能夺荀氏之帜也。志乘书目，或以人为纲，盖用《剡录》之例，然渊源流别隐而不彰，今一以四部为次。盖后世史籍浩繁，不能尽隶于春秋，而九流之目，则佚三存六，又与古代不同，不得不用荀氏之例也。至子目分合出入，则《四库全书提要》辨析最精，分隶亦当，可奉为圭臬，惟稍易成规，以合大易变通之旨。今将子目列于左：
　　经类十三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小学
　　史类十六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
　　史钞谱牒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
　　子类十四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
　　杂家类书小说释家道家
　　集类五楚辞别集总集词曲诗文评
　　所分子目，或本邑书籍径缺此门，则用孙氏星衍《廉石居藏书记》例，标明某类书无用，便省览。
　　一、编辑书目，首据各史艺文、经籍志。《宋志》所无者，取倪灿《补志》。辽金元无艺文志，则取金门诏及钱竹汀《补志》。然各志所缺甚多，仍当参考各列传。如《汉书·叔孙通传》：“通为奉常，定宗庙仪法，及稍定汉诸仪法，皆通所论著也。”《后汉书·曹襃传》：“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襃诣嘉德门，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敕襃……依礼条正。”郑君注《周礼》引汉礼器制度，贾《疏》以为即叔孙通所定，而《汉》、《隋》二志，均无此书，则据各志，犹需考列传矣。然史书所作列传，于一代之人物不必尽书，即书之亦未必尽列其著述。故晁、陈、赵、郑、马、汉诸家，以及各家诗文集、笔记、金石碑版、藏书家目录均可参考。若《四库全书提要》尤多未备，一由山林隐遁之流不欲以著述自矜，虽有遗书，未经呈献；一由胜国遗编刊禁目者以千数，既去其籍，其详莫闻。则近代册府所储，亦不得谓之为全璧也。郡邑志书，间有书目，视《提要》所载，必多增益，然修志之顷，目录之学，既非专门，简陋之讥，谁能免乎？故编辑书目，宜参用郑樵求书之法。一曰即类而求。如经学家必多说经之书，词章家必多先贤专集是也。二曰因地而求。如名山大川，崇祠古刹，咸有专志，可援地类求是也。三曰因家而求。名门世族多为文献之宗，且牒谱之书亦可补官书之缺。四曰因人而求。职官政书，或录于吏胥之手，道书释典，或藏于佛老之徒，凡此之流，均可参考。循此四法，则事半功倍，易于成书。然犹有难者：一由古代之书出于后世，郑樵云：古之书籍，有不出于当时而出于后世者，有上代所无而出于今之民间者，引证甚多。见《通志·校雠略》中，兹不复引。然真伪互淆；如伪《孔传》、伪《三坟》诸书是。一由《通志》、《通考》均录艺文，然记录著书之人，只载姓名，未标乡贯，今年湮代远，无由订其为某代之人，更无由订其为某邑之人，非精于考证，曷能详备无遗哉。
　　一、古人编书皆记其亡阙，所以仲尼定书，逸篇具载；王俭《七志》举《七略》、《汉志》、《魏簿》，所缺之书别为一志；阮氏《七录》亦守其例。隋代亦然。至唐人收书，只详其有，不记其无，而亡阙之书无复著录。
　　然书籍存佚，有关学术风尚，惟朱氏《经义考》区别存佚，于存佚外别有二例：曰“阙篇”，简俄空，世无全帙也；曰“未见著录”，未见，购觅则难也。存阙二者，稽注尚易；佚与未见，易于歧淆。孙氏《温州经籍志》例，凡注未见者断自五代，绛云述古诸目所收为始。其《千顷堂书目》记明人之书多张空目，不在此例。《四库全书》著录及存目所载，不必目验，概注为存，释道两藏亦然。释家书据雍正中藏经馆重刊《龙藏汇记》，道家书据明白云霁《道藏目录》。今宜遵用其例。惟乡贯著述，晦而复显，隐秘之书，久而始彰，耻作玉堂之献，甘为名山之藏，虽为四库及藏书家所未收，然书苟未湮，亦概注为存，以待后儒之表章。
　　一、卷帙异同，关于省并，今于见存之书，宜详考旧椠、标题、卷数，其后人重编卷第异者，则注于下方。若亡佚之简，著籍多歧，今以最初著录之卷数为主，异者亦注之如上例。
　　一、各邑之中，不乏留心乡献之人，文征诗录，必多总集，然一总集中或列其人诗文数篇并无专集者，而此数篇中有关风化大义，学术源流，亦载入书目，仿《汉书·艺文志》某人文几篇、赋几篇之例，直书作者之姓名。
　　庶使后日缀文之士知所观感。
　　一、编书之家，多率尔操觚，有见名不见书者，如颜师古《匡谬正俗》，《崇文书目》列入论语类，顾烜《钱谱》，唐志列入农家类，是也。如此之流，其隶属某部，均应确审。至于古代子书，分合出入，史志多殊，惟《四库全书提要》集众家之大成，证订多精。诸书之分类，似宜以此为折衷。
　　一、刘《略》、班《志》，部次学术有互著之例，有裁篇别出之例。互著之例，如兵书权谋家有荀卿子、陆贾、伊尹、太公之书，而儒家复列荀卿、陆贾之作，道家复列伊尹、太公之作，是也。裁篇别出之例，如裁《管子·弟子职》篇入小学《礼经》、《三朝记》篇入《论语》是也。此例最精。盖目录之学，非徒簿记而已也，盖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至学有旁通，书有两用者，当用互著之例，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于一书之互著者，并当详注于下方，言此书兼见于某类，并阐此书之宗旨作用，以明其互著之由。
　　若一书之中有数篇别为一义，则当用裁篇别出之法，裁其篇章隶于他类，并注于下方，言此篇采自某书，庶学术流别，于焉大明。此固会稽章氏之旨也。
　　一、近人著述，别有三科。一曰掇拾，一曰校勘，一曰评点。掇拾者，取已亡之书，旁征博采，俾成完帙，虽鲜下己意，然汲古之功自不可没。若此之流亦宜著录。如郑康成《易注》辑于王深宁、惠定宇，卢植《礼记解诘》辑于臧庸堂。今编辑书目，于《高密志》中宜书郑元《易注》若干卷，下注王应麟、惠栋辑于《宁波志》中，别著王应麟辑《周易郑注》若干卷。《元和志》中别著惠栋辑《周易郑注》若干卷，庶已亡之书，易为见存之书，而辑书者之姓氏亦与著书者并垂。略举一例，余可类推。校勘者考订字句之同异，厘正音训，间与小学相通。近儒如卢绍弓、秦敦夫均校刊古籍，有稽古之功，亦宜量加著录。惟著录之书以有注释、案语及札记者为限。若夫钟鼎之家，射利之徒，或重刊旧本书籍，互相标榜，冀取浮名，无关撰述，宜加删削，以示谨严。至评点之书，无论经史子集，择其立言雅训者，附入诗文评之列。若夫乡曲俚夫，因陋就简，即古人之文妄加评点，以便揣摩诵习，此则君子之所嗤，岂可伺名于著作之林哉。
　　一、目录之书，非同传记，著书者风概，原可从阙，然知人论世，考寻斯在。子政、子固校上之篇，总括生平，《新唐书志注》，且补传缺，《四库提要》，首详乡贯，皆前事之师也。今于著述初见者，列其人籍贯、字号、科第及所终之官。正史有传，则云某史有传。若正史无传，而碑志传状见于私家文集者，则摘录其词，详征言行。其旨有三：一曰考佚。道咸以来，耳目近接，文献易征，师儒行实，无庸赘述。惟代远年湮，志乘莫载，或湮没无传，或传而不彰，幸遗书未泯，生平言行，犹可寻按，遗闻轶事，均宜牵连附书。二曰表微。达官 仕，声誉竞垂，其有艰贞忧愤，一意孤行，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时值晦匿，或有阙书，泰山毫茫，掇拾斯贵。三曰载言。
　　不朽有三，言亚于德，纪载达例，每详事而略言，然遴其法语，可想见生平，而训俗之词，尤宜博采。盖以人传书，不若以书传人。故表章名德，于征文之中，寓考献之旨，意主阐幽，不嫌歧例。
　　一、叙跋之文，出于本书，马氏系志录之后，朱氏冠书目之前。今宜于每书之下，先录叙跋，再及著录。各书惟序跋作者不一家，朱紫淆杂，雅郑杂糅，义主考稽，不释文义，但取其有关著作条例，传授原流，以逮其人生平皆载之，有删无改。有年月结衔者亦录之。其原书已亡或未见，则于序跋之下注所采之书，以示征实。至空泛之论，庸腐之谈，骈俪之文，徒费钞胥，无关考证，翦裁斯下，芟柞从严。
　　一、编次之例，既主分类；一类之中，又以时代为次。大率以科第生卒之年为次，无可考者，则以游处之人定之。若夫遗民义士，未膺兴朝爵命，则系名前朝，用《四库提要》录宋景熙、元朱希晦例也。故明季遗民之作，均当殿入明人之末。其有姓名廑具，事迹莫征，亦殿之一代之末云。方外、闺秀，概从其世。
　　一、举业文字，为利禄之阶，而杂剧列教坊之事，小说实奸盗之媒，凡此三科，古帙虽存，概不甄采，用孙氏《温州经籍志》例也。不得以千顷堂之收时文，《百川书志》之收传奇概之。
　　一、近世瀛海交通，东西各邦，学术输入，扶桑之书，大秦之籍，学士大夫，多有肄业及之者。然寻其体例，约有二科：一曰翻译，一曰编纂。其已刊之书，亦宜按译书、编书者之乡贯列入书目之中。盖翻译之例，释典已开其先，编纂之书，经桴实开其例，虽学术别分科条，多吾国所未有，宜别立专门之目。然翻译、编纂之书，流传之本，不及古书之百一，宜强为变通，仍揭《四库提要》之子目为纲，将新出之书，区隶各类。如东西史乘，宜隶别史、杂史二门；名哲传志，宜隶传记之门；五洲经、地图志，宜隶地理之门。若夫政法之书，亦分二类：空论者隶入法家，征实者附入政书。至于医药之书，农工之学，以及数学、兵学诸科，于吾国丙部之书，咸可分类附列。
　　如医学之书入医家，农学之书列农家，工学列艺术门，数学列算法门，兵学则列于兵家是也。惟哲理诸书，或自成一家之言，宜仿《墨子》诸书之例，并入杂家。此分别部居之大概也。惟佳编罕觏，俗笔流行，言不雅驯，有乖著述之体，亦宜删削，免贻泛杂之讥。
　　一、编次书目，既州邑各自为编，惟每编之首，宜列总序一篇，详述本邑人文之特色，推及学派之流别，文章之源流，使读其文者，备悉一邑学术之大概，庶与蹈空之作不同。一、地志书目，宜有限断。然郡邑之人，迁徙无恒，或本邑之人，侨居他郡，或他邑之士，来作寓公，或父子之间，籍贯顿异，如扬州名士多属徽产是也。又有同一人而乡籍两称者，以徐石麒之忠节，而籍有青浦、嘉兴之异，以阎百诗之淹博，而籍有山阳、太原之殊。盖一为桑梓之乡，一为侨寄之所也。今宜用孙氏《温州经籍志》例，凡自内出者，录父而删子，以父尚邑产，子则异籍也。自外入者，录子而遗父，以子已土著，父则寓公也。故编辑本邑书目，宜参考各邑志书，有名载他志而原籍本邑者，其始迁之人，著述亦得列入。即有名列本邑志书，而原籍实非本邑者，则去取宜严，期于不漏不诬，庶可传之来叶。
　　一、乙丁二部之书，多关一邑之掌故。一曰别史之属。别史之书，古代以国为限，如《吴越春秋》是也。后世则有以一地为限者，如《敦煌实录》、《邗沟要略》是也。一曰杂史之属。杂史之书，古代亦以国为限，如《越绝书》是也。后世则亦以一地为限，如唐人《奉天录》、《彭门纪乱》、《广陵妖乱志》是也。一曰传记之属。传记之书，皆以人区别，其偶有兼系以地者，如《汉中士女志》、《陈留耆旧传》是也。又有甄录一姓之书，如《预章列士传》之类是也。若一行之美，出自一族之人，汇而为书者，如宋浦江《郑氏旌义编》是也。一曰职官之属。职官之书，多官制官箴之类。六朝以前，有专记姓名乡贯及历官大略者，然咸以时代为断。又有以府寺为断者，如晋《东宫寥属名》、《大司名》、《寥属名》之类是也。又有以府寺一时之人为断者，如晋《齐王官属官》、《庾亮参佐名》之类是也。一曰政书之属。政书之属，以地为限，其例有二：有一州一邑法有专条，如《两浙转运须知》、《元祐广西衙规》之类是也。有贤守茂宰治绩永垂，如张全义《抚汴录》是也。一曰地理之属。地理之书，有记都城宫苑者，如《三辅黄图》、《洛阳记》、《东都记》是。其有仅记一邑者，如《邺县纪》、《鄱阳县图经》是也。自此以外，有仅详方物者，如《交州异物志》是也。有仅记川渎者，如《姑苏水利》是。有仅记名山洞府者。如《嵩山记》、《雁荡山记》是也。然书所记载，仅限一隅。一曰目录之属。古代目录之书，均以册府所藏为限，其以一邑之书为限者，始于唐河南《东斋史目》。又有以一族之书为限者，始于宋荆州《田氏书目》。以上所列，皆属乙部之书。若丁部之书，一曰总集之属，所录诗文，以一州一邑之人为限。如《丹阳集》、《洛阳集》是也。又有甄录同时之人其著作成于同地者，如《汉上题襟集》是也。一曰别集之属，名贤著作，裁篇别行。复有关于郡邑文献者，如侯圭《江都宫赋》是也。又有游客寓公以地标集，如武元衡《临淮启事》之类是也。所举九类，书籍浩繁，惟或纂自官师，或成于羁旅，舆地掌故，转益多师，不尽系桑梓，敬恭也。考各地邑志，于列传之外，皆列流寓一门，今帙略师其意。书之成于本邑人者，依类著录；其成于他邑人之手者，则别邑附录，列为外编。凡书之以地、以事系名者，分隶九类之中。游记或附地理金石，或附目录。桑梓之闻斯在，主客之辨宜严，汇而观之，或亦搜讨旧文之一助。
　　一、官撰之书，纂录不止一手，标题止据监修，凡郡人为官书监修者，义得入录，其同纂之人，则注名于下方。
　　一、郡邑各志，必多误收之书。若确有明征，宜别为辨误一卷，次于外编之后。
　　一、编辑书目，董其事者宜多识前言、往行，谙于著作体裁，然亦非一人之力所能蒇事，宜以一人总其成，而每乡酌任分纂者一二人，旁搜载籍，博访通人，随时诠次，容可观成。
　　一、州邑之中，世家儒族，或以藏庋相高，储藏之书，首以宋元椠本为贵。盖宝器奇觚，阅世则重，在书亦然。虽与本邑之学术无关，亦宜录入外编之末，以崇秘笈，以发思古之幽情。
　　一、州邑之书，有板刻久湮而椠本罕购者，有仅存传钞之本而未付剞劂者，海内所藏，不过数本。若此之流，宜将收藏家之姓氏注列下方，庶他日旁搜秘笈，可以按籍而稽。
　　一、书目志既成，宜将本州本邑之文汇为一本，或仿焦氏《扬州足征录》例，所采之文，不必以本土之人为限，惟取其事有关于本土者。或仿丁氏《山阳文征》之例，所采之文，不必其事与本土有关，惟以本土之人为限。至编辑之次第，或以时代相次，或以文体区分，俾与书目志并行，以彰本土人文之盛。
　　论中国宜建藏书楼
　　遐稽上古，言必考典。《左传·昭二十六年》云“言以考典，典以志经”是。故《尔雅·释言》训“典”为“经”。及稽之《戴礼》，则古代书在上庠，有典书之官，以诏国子之读书。《文王世子》篇。“典”为五帝之书，从册在丌上。许氏《说文》释之曰：“尊阁之也。”又以“丌”字象荐物之形，解“畀”字为“约在阁上”。徐氏《系传》曰：“典，《尚书》所谓大训，在东序阁，所以承物。”据此以观，则仓史造字之时，加册于丌，足证初有书契，早已建阁珍藏彼三皇五帝之书。周官所掌《典》、《坟》、《丘》、《索》之籍，楚史能谙，谅无不庋诸高阁，以示尊崇良法美意，其所从来者远矣。又考《周官》宰夫之职府掌“官契以治藏”。夫令史簿录，无当于文章钜丽之观，犹布在方策，无或失坠，况于典籍之重乎！昔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见于《史记》，则周代之时，藏书有定所，掌书亦有专官。然书掌于官，民无私藏。及周衰道废，孔子欲藏书周室，子路谓老聃可以与谋，盖当此之时，学术之权操于师儒，故孔子欲以私家之藏辅官府之不逮，惜有志未偿。降及暴秦，律令图书藏于宫禁，掌于博士，民间莫得而视，民间亦无复有书。西汉肇基，挟书除禁。至于武皇，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厥后陈农求遗书，刘向典秘籍，刘班所录，班班可考。然秘书之副，仅赐班斿，亡书能识，仅传安世。霍山以写书而获愆，东平以求书而见斥。盖当此之时，在上者以书籍自私，不复公之于天下。自此以降，光武明章，笃好文雅，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别于东都。及仁寿阁搜集新书，两晋六朝，率遵遗轨，《七志》、《七录》，篇目俱存。隋开皇间，牛弘遣求书之使，搜访异本。有唐中叶，命苗发求书江淮，而佥察御史兼掌求书。宋设秘书省，凡州县印本书籍，咸解赴册府，以补四库之缺。虽契丹、蒙古以异族宅诸华，然辽建乾元阁，元开弘文馆，秘府所纳，均有可观。明命有司访经籍藏之秘府，以资览阅。至于清代，四库所收，尤征完美。此皆书藏于上之证也。然馆阁校雠不尽向、歆之才，吏民检阅事干例禁，加以隐秘之书，伏匿不出，而山林枯稿之作，专门名家之藏，亦非一时征求所能集。况复中秘之藏，世鲜传本，而易姓改命之际，兵锋所及，文献摧残。观建章焚而秦籍烬，西都覆而《七略》亡，梁都陷虏，玉轴扬灰，唐将称兵，简篇零落，遂使觥觥巨册与国偕亡。
　　向使琅编秘笈，散布民间，藏书者非仅一人，流行者非徒一帙，虽有水火之不时，兵戈之窃发，书策散亡，当不若是之甚也。虽然，汉魏以下，鸿儒著作，日出而不可诎，穷册府所存不过十之三四耳；而世家儒族当全盛之时，物力滋殖，崇尚儒雅，多以藏庋相高，刊书之役，聚书之方，日新而月异，故方、晁、郑、王藏书甲于宋代。降及元、明，此风益炽，绛云、汲古，尤著有声。下至阮氏文选楼、鲍氏知不足斋、左图右史，异书灿备，咸足补官书之缺，作文献之宗，乃不数十年或罹兵燹，或出烬余，或子姓失德弃旧典若弁髦，或家国沦亡鞠艺苑为茂草，至并簿录不可见，况其他乎！呜乎！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今以书自私，上行下效，寒畯之家，虽欲检阅而无由。
　　当其盛时，亦欲以留意篇籍，博嗜古之名，传之来叶，以示子孙，曾几何时，而文籍湮轶、一至此极，非独自亡其书也，且使皇古相传之故笈由己由亡。
　　昔孟子谓上下交征利而国危，吾亦谓上下交争书而学危。言念及此，能无恫哉！嗟乎！三代以降，苛政日增，不知以学术导其民，并不以学术公之于世，虽庠序之间，藏经有阁，以嘉惠多士，然颁赐之籍，半属功令之书，且事领于官，簿录出纳，职守多亏，阅者裹足。惟近代江浙之间，建阁贮书，文汇、文渊，均饶善本，及阁毁于火，崖略仅存。若夫私家之书有公之一族者，如孙氏渊如藏书家祠不为己有是也。即有达观之士，鉴于聚书之易散，欲择宽闲远僻之区以传久远，仿史迁藏史名山，白香山藏诗东林寺例，于崇祠古刹，筑室珍藏，如阮氏芸台藏书杭州灵隐寺及镇江焦山是也。然地匪通都，艰于跋涉，阅书之士，展迹罕临。夫道书释典，均有藏室，二氏且然，况于典籍？
　　昔明侯官曹学佺谓：“释道有藏，儒何独无？”欲聚书鼎立；近儒章学诚亦欲于尼山、泗水之间择地藏书，法非不美，然仅托空言，以致好学之士难于得书，见闻狭隘，囿于俗学，并博闻之士多识之才，且不可多得，况欲窥古人学术之真乎！故国学式微，由于士不悦学。此非不悦学者之咎也，书籍不备，虽欲悦学而无从。此则保存国粹者之隐忧也。今考东西各邦，均有图书馆，官立、公立、私立，制各不同。上而都畿，下而郡邑，咸建阁庋书，以供学士大夫之博览。今宜参用其法，于名都大邑，设藏书楼一区，以藏古今之异籍。然经营伊始，厥有数难：世禄之家，鲜明公德，凿楹而藏，以矜私蓄，吝一鸱之借，蹈怀璧之讥，其难一也；若夫求书，遣官下檄郡邑，则顺、康之时曾行此法，而四方州郡，疲于应命，宪檄甫加，即报无书，见《顾亭林文集》。今仿其规，恐蹈覆辙，其难二也；梓人考工，以艺自植，市贾之徒，仅知射利，储藏虽富，索值必高，今公私交匮，巨资谁供，其难三也；传录文字，非由目验，时值右文，必多伪托。记事或昧是非，考古莫明存佚，赝鼎乱真，审定匪易，其难四也。有此四难，故欲建藏书楼，必先令一州一邑，普编书籍志，博采旁收，悉著簿录，他日按簿而稽，见存之籍，则檄郡邑上其书，秘异之编，或命写官录其副，前之所谓四难庶可免矣。及简编既备，栋宇落成，然后条列部目，按类陈列，典籍得其人，阅书定以时，以供专门之寻绎，以扩学者之见闻，庶载笔之儒，凌云之彦，专业是尚，师承并兴，即后来承学之士，亦兴起于斯，此则国学昌明之渐也。嗟乎！欧民振兴之基，肇于古学复兴之世，倭人革新之端，启于尊王攘夷之论，此非拘于则古昔、称先王之说也。盖国政浩繁，惟睹往轨者斯知来辙，非鉴于成宪，明其利弊之所在，无由试改革之端。且一国之立，必有特异之才，丰功伟烈，懿行嘉言，载籍浩博，班班可考，若能诵诗说书，知人论世，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爱国之心既萌，保土之念斯切，国学保存，收效甚远。乃惟今之人不尚有旧图书，典籍弃若土苴，亦独何哉？夫《汉书》以下，均志艺文以迄于今，载越数千，虽篇目可按，而传书至稀。宋代以下，铅椠之设益繁，由今考之，十不存一。幸考古之家，尤多善本，左右采获，足备储藏，若失此不图，一经兵燹，销蚀散亡，虽欲聚书，亦无及矣。则聚书之法，不可不筹，而藏书之楼，必宜先设。世有知言之君子，或亦措意于兹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