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书话》　下　钱谷融主编陈子善编

　　◇书林叙录——【近人书话】
　　记翻印古书
　　近来出版界大转方向，一为大书局之大批翻印古书，二为小书局之出一折书，三为上海杂志公司及中央书店之大批翻印明书珍本——总括起来，仍是翻印古书大潮流中之各不同方向。此中有许多话可说，并且应该说。
　　第一，诸书共同之点，除了翻印旧籍以外，便是价钱便宜。因此其第二点便是，使古书普及流通。本来在印刷业大进步的现代，早应使书越出越便宜，乃是合理，无如书业陈陈相因，不合理事很多，乃使书越出越贵。幸而一折书出现，打开一条生路，其影响及于各大书局，使不廉价，便不足以与竞争。同时书一便宜，读者便增多，且不论版本好坏，提倡大家读书之习惯，其功就不小。此习惯养成，其间接影响于我国文化也非同小可。试想日本国民如何读书，日本出版业站在世界第三位，我们就应惭愧惶惑把“文章华国”
　　一块假招牌自己拆下来了。
　　一、大书局之翻印古书
　　前商务出《四部丛刊》，中华出《四部备要》，其功未尝不伟，《备要》颇合用，《丛刊》则近于保存文献，合于藏书家之赏好，而非一般人之读物。
　　就中单卖零本，每册四角，版精纸良，也不算贵，然大体上是不能说普及的。
　　《万有文库》标准较低，因此也较合普通家庭之用。此是旧话不提。新近中华有《古今图书集成》，定价仍嫌太贵。最特别的是开明的九本《廿五史》，把古籍装洋装，缩小篇幅；此例一开，遂有商务之《十通》继之。古书洋装，化大为小，化零为整，亦是现代书业早晚须走上之一条路。至今日预约之特有价值有关文献者，一为开明《廿五史补编》，二为商务之《丛书集成》、《廿五史补编》，仍非普及范围，而此项搜罗汇刊，确为学界一大贡献。《丛书集成》，以二三百元买到以前每部数十元至百余元之丛书百部，嘉惠士林，其谁曰不然？
　　二、一折书
　　学者不知摆什么臭架子，看不起一折书。我却说翻印一折书者功德无量。
　　书既一折，而且七扣，是诚便宜之至矣。吾尝六元钱选一大堆书，提不上公共汽车，只好雇汽车运回。尝想替现代读书人就各家所已出一折书目，拟出一张合值五元钱之国文自修丛书，到底无闲，未能做到。你想五分钱买一本《曼殊小说集》，五毛钱买一部《饮冰室全集》，七分钱买一本铜版《孟子集注》，三分钱买一本《随园诗话》，又三分钱买一本《陶庵梦忆》，又三分钱买一本《浮生六记》，一毛六买一本《曾文正公六种》，六分钱买一本《绝妙好词》，又六分钱买一本《白香词谱》，三分钱买一本《郑板桥集》，一毛八买一本《龚定庵集》，三分钱买一本《笃素堂文集》（内应有《聪训斋语》），一毛钱买一本《今古奇观》，一毛四买一本《儒林外史》，一毛六买一本《徐霞客游记》。八分钱买一本《虞初新志》（可代《古文观止》读），两毛钱买一部《明清十大名人尺牍》（姚惜抱、钱牧斋、归震川、顾亭林、侯朝宗、王阳明、吴谷人、王弢园、尤西堂、方望溪），又两毛钱买一部《近代十大名人尺牍》（曾涤生、樊樊山、康南海、林畏庐、俞曲园、吴挚甫、王益吾、章太炎、王壬秋、梁任公），七分钱买一本《苏黄尺牍》，三分钱买一本《李笠翁曲话》，七分钱买一本《桃花扇》，两毛半买一部《红楼梦》，四分钱买一本《莫泊桑小说集》，三分钱买一本《安徒生童话》，九分钱买一本《粉妆楼》，一毛钱买一本《孟丽君》，两毛钱买一部《经史百家钞》，四毛半买一部《十八家诗钞》……学者还要嗤什么道学鼻，排什么方巾架，不理他呢？ 05. 50. 07. 03. 03. 03. 16. 06.06.03.18. 03. 10. 14. 16. 08. 20. 20. 07. 03. 07. 02.04. 03. 09. 10. 20. 45. 311.这样随便开一张书目，花了三元一毛一（内《饮冰室》及《十八家诗》占去一元）
　　就够你雇一辆黄包车巍然跨两脚于一大包书之上回家了，也就够你自修国文两年了。（以上据新文化书局包纸纸上书目，约略打一折九扣。）若花五元钱，岂不是明明有一颇称完备的国文自修丛书吗？可见得买书怎样贵这句话现在也不大好说出口了。若说纸张不好，本不足介意；若说标点校对不好，也不见得，横竖新书店（如以前的新月书店）所出的书校对不比一折书强。
　　而且所谓自修书，多半是看，小半是读，不是做考证用，错字有的看得出来，有的如旧小说随便阅览，有什么关系？况且版口一律，携带便利，马路上车上厕上尽管看，丢了几分钱一本也无妨，配补容易。我颇想向出我的书的各书局商量，收回版权，合上《论语》、《人间世》各篇，出一文集，卖一毛钱，不知办得到否？不知学者所读何书，所为何事，所放何屁，还要骂他们。
　　还是尽我们的力量贡献意见，劝他们将好书收入要紧（如李笠翁《闲情偶寄》应全部赶紧添入）。
　　三、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及国学珍本丛书
　　前者为上海杂志公司，后者为中央书店所出版，二者皆属翻印明末清初珍本，于中国文献上，有特别贡献，于《人间世》所提倡明朝小品，给以阐扬的实证，兼以专搜禁书珍本，又非普通无宗旨之翻印古书所可比。二丛书定价都极低廉，中国文学珍本五十种，仅售预约十五元，国学珍本廿三（？）
　　种，仅售六元。国学珍本用楷书铅字排印，字迹清楚醒目，文学珍本中用明体者固然好，而字数多者，如《袁小修日记》、《拍案惊奇》、《尺牍新钞》等用新五号，笔画过细，终觉伤目力，吾甚不赞成。上海杂志公司的文学珍本出书在先，中央书店之国学珍本出书在后，既要避重复，自然内容不及前者，但亦有不少好东西。所以如尺牍一端而论，自然杂志公司之《赖古堂尺牍新钞》高明，中央书店所选《写心集》不及之，然而也不失为自修佳本。
　　实则《尺牍新钞》之二集三集（《结邻集》、《藏弃集》）何不列入？又汪儋漪所选《分类尺牍新语》文字简洁，语出性灵，尤有足多。上海杂志公司既拟出《媚幽阁文娱》及《古文品外录》，则中央书店未尝不可出《兰雪斋文致》。此类文选，言“娱”言“致”，主开畅性灵，文章逸致，皆比较读得进去，学者事半而功倍。中央书店所出卫泳编《冰雪携》（一种明末文选）
　　有极好东西。记得中央书店此丛书目中也有张潮《幽梦影》，实千古佳作。
　　总之，明末清初之文学，从这两部丛书可略窥一斑了。其闲散笔调（或“闲”字敬讳，可改用“萧散笔调”）风韵天然，正非未读其书者所可谩骂抹杀。明末人懂得尺牍之佳境（时人尺牍保存不少），又懂得笔调之情趣，又能评小说传奇，又能搜山歌淫词，民间文学，虽然从前被正统文学所淹没，到今日总应该又走红运了。毛声山之评《琵琶记》与金圣叹之评《水浒》，笔调见识，可谓一脉相传。
　　就中冯梦龙今年特别走红运。传经堂买到一部冯梦龙《山歌》，以百元卖出，又钞四本，又各卖得四十元，后得顾颉刚标点，周作人诸人作序乃由传经堂以连史纸仿宋字翻印（定价一元二，实价九角）。同时中央书店之丛书中也出冯的《黄山谜》（还有冯编的《广笑府》），其中传经堂本《山歌》所有的私情四句，咏物四句，私情杂体，私情长歌，桐城时兴歌，都相同，只可惜有约略十分之一最淫而最好的私情歌删去；此外又加上黄莺儿、谜语、挂枝儿、夹竹桃，为传经堂山歌所无者，居全书之半。在看厌了不生不死无病呻吟的文人诗的人，这种山歌是好的，文字是大胆的，想象是奇异的，况同一闷室里，忽然来一阵野外清风，沁入肺腑，顿觉凉爽。我想这一类淫词小调，有此二本，加以开明之《白雪遗音》，北新的《遗音续选》，中央书店又再添入《霓裳续谱》，也就蔚为大观了。《山歌》是苏州语，《霓裳》是北平语。
　　四、国学名著·《浮生六记》全本
　　又不是专刊禁书珍本，又不如一折书良莠杂陈，而实受一折书的影响大批廉价翻印有用古籍的，便是世界书局之《诸子集成》，及《国学名著》前后各集。名著第三集已出版，新近买来，全套十六种洋装十四册，装潢美观，仅售特价五元，非有一折书之例在前，决不如此。十四种中，除《十八家诗抄》、《古文辞类纂》、《史通通释》、《文史通义》、王临川、王阳明、郑板桥集、《袁中郎文集》、《花间集》、《绝妙好词笺》、《玉台新咏》、《八贤手札》外，值得特别提起的两种是：美化文学名著丛刊及艺林名著丛刊各一册。艺林名著所收《艺舟双楫》、《广艺舟双楫》，自是书法正宗，而《画禅室随笔》、《桐阴论画》、《画筌》、《画诀》等亦画论之精华。
　　我以为余绍宋编之《画法要录》，精而不繁，理而不杂，大可想法列入。美化文学名著丛刊所收，颇有味道，兼有编者朱剑芒为各篇作考。总而言之，皆属哀艳小品。内中《陶庵梦忆》、《影梅庵忆语》，早有市上流传便宜本。
　　叶绍袁（天寥）《窈闻》，系《午梦堂文集》中述扶乩语之一部，类似《西青散记》，但亦有佳文（《续窈闻》中第二○——二一页僧女问答一段不错）。
　　其哭女之情虽然可哀，但有天下至情，便有天下至文，如沈君烈《祭震女文》，袁子才《祭妹文》是也，固不必托扶乩神仙以出之。《秋镫琐忆》、《扬州梦》皆是上乘文字，与《浮生六记》同一脉。总而言之，编者眼光实在不错，但如世界自称为稀世珍本，则又未必，因《浮生六记》全本是伪托，《扬州梦》早列入说库，而《秋镫琐忆》于民国二十二年已由大东书局出单行本（《香畹楼忆语》亦有大东本）。《香畹楼》吾意不如《秋镫琐忆》；后者述夫妇闺房之乐，诗文共赏，月夜追踪，衣食不足，风韵有余，极似《浮生六记》，只文较短而事不详而已。《扬州梦》内有绝好文章，梦中人第一篇毕生妇及玉林芋珍二条是也；全书笔调闲散，描写琐屑，极其逼真，又极似《浮生六记》。梦中事之事甚趣，梦中人之人甚活，梦中情之情甚奇。
　　这本书的缺憾就是所称希世珍本之全本《浮生六记》是伪造的。朱剑芒跋中对此稿之真伪也稍疑惑，但不否定。稿本是苏州文人王文濡（均卿）所“发现”交世界出版的，不幸王先生于本夏归道山，无从起王先生于地下而质之。然王素尝造假书，本来令人可疑。朱跋已指出其游台湾琉球在嘉庆四年与前四记所记当年情形大相径庭（参考俞平伯所编沈氏夫妇年谱）。然这犹可说是笔误，我所以断定此二记是伪造的理由：（1）笔调全然不像；（2）
　　后二记作者胸中全无独见，决非“凡事喜独出己见，不屑随人是非，即论诗品画，莫不存人珍我弃，人弃我取之意”（见《浪游记快》首段）的沈三白所肯著于笔墨；（3）诗词恶劣平凡，懒洋洋无气骨，无神采；（4）于前四记夫妇间事实，全无补充；（5）竟胡闹用梁任公笔法，用梁任公新名词。《中山记历》第五，文笔尚无可议，所记风土文物甚详，当有所据，非向壁所可虚构。《养生记逍》第六，便只是抄书，繁征博引前人语句，却道来无半句胸中独见的话。倘使三白记之，必以自身经历琐屑证其独悟心得，决不肯如此大批抄书也。按此记所抄前人语，前后蝉绵相贯而下者，有苏子瞻语，范文正语，陆放翁语，林鉴堂语，邵尧夫语，朱晦庵语，王华子语（连抄四五条），杨廉夫语，应璩语，白乐天语，程明道语……令人作恶不作恶？
　　别的不提，单说他用“饮冰室”新名词也就够了。第八五页有论太极拳一段：
　　太极二字已完全包括此种拳术之意义。太极乃一圆圈，太极拳即由无数圆圈联贯而成之一种拳术。无论一举手，一投足，皆不能离此圆圈。离此圆圈，便违太极拳之原理……
　　只须屏绝思虑，务使万缘俱静，以缓慢为原则，以毫不使力为要义……
　　再抄一段，真伪自辨（九○页）。其中“精神”“认清”诸字已甚可笑，而虚字之用法，如“吾人”“和”，简直可定此伪记之死罪，使之百喙莫辩了。
　　有天然之声籁，抑扬顿挫，荡漾余之耳边，群鸟嘤鸣林间时所发之断断续续声，微风振动树叶时所发之沙沙簌簌声，和（注意和字）清溪细流流出时所发之潺潺淙淙声。余泰然仰卧于青葱可爱之草地上，眼望蔚蓝澄澈之穹苍，真一幅绝妙画图也。……
　　吾人（注意梁任公之吾人）须于不快乐之中，寻一快乐方法，先须认清（注意二字）快乐与不快乐之造成，固由于处境之如何，但其主要根苗，还从己心发长耳。同是一人，同处一样之境（任公笔调），甲却能战胜劣境，乙反为劣境所征服。能战胜劣境之人，视劣境所征服之人，较为快乐，所以不必歆羡他人之福，怨恨自己之命，是何异雪上加霜，愈以毁灭人生之一切也。无论如何处境之中，可以不必郁郁，须从郁郁之中，生出希望和（又和字）快乐之精神。……
　　均卿老先生实在太冒渎三白而儿戏我们了。所以虽还有他处可以指摘，恕我不浪费笔墨了。
　　十一月廿四日记。
　　原载1935年12月16日《宇宙风》第7期
　　论曲线
　　——评《古今文致》
　　家藏《古今文致》一书，是光绪十九年朱墨套印精镌版本，内有壬子冬杪刘士麟序，及天启癸亥王宇叙，也有屠隆、袁中郎、陈继儒、李贽诸明人佳作。其中妙文，尤在失名二篇：一为《让婚表》；一为《曲城说》。先抄《曲城说》数段，再讲曲线。这不但是天地间奥义及做人的道理，而且与中国艺术有关。
　　尝博求天地之理，统观万物之情，乾取其旋，坤取其转；四时取其循环，七宿取其周天；山取其回，水取其绕，龙取其蟠，虎取其踞，鸟取其回翔，松柏取其盘结。是故武夷九曲，擅名胜也；栏杆六曲，呈巧妙也；方塘四曲，开水鉴也；新月一曲，昭天文也。
　　春在曲江则愈佳，花开曲径则愈奇，觞流曲水则愈芳。是故物有物曲，心有心曲，事有委曲，言有衷曲，艺精于审曲，道纯于致曲，……曲之时义大矣哉。
　　又一段讲做人道理：
　　然而忧戚百至，可以曲解；馆谷不丰，可以曲就；世情难周，可以曲尽；人事拂乱，可以曲处；疾病扰我，可以曲守；横逆加我，可以曲忍；狂恶乘我，可以曲避。人呼我为牛，吾曲认之以为牛；人呼我为马，吾曲认之以为马。曲之独适于用也如是。
　　这样下去，大约文中有六七十曲字，曲达此曲字之妙用。上引一段，言“艺精于审曲，道纯于致曲”。这是有识者的知言。亦即王羲之一笔三折之意。包世臣、俞曲园写字多用偏锋，亦是此连贯回环左右照应之意思，不期然生波磔诙奇之妙用。所以我说书法难于画法，而画法必基于书法。这也不过是老生常谈而已。每见西画，古典派之无骨画固不必说，而近代派如毕加索（Pablo Picasso）之作，笔线戆直，全无轻重顿挫于其间。假定说他的画果然有什么功夫，但是笔法错杂，显而易见。盲目崇拜者，也应稍有东方人眼光，认其不足为鉴。卢奥误以粗犷为雄强有力，亦不足取。西画中懂得笔法者，似百中无一个。你说“林先生，你以东方画法评西洋画，是不该的”。
　　我说真不该；但是艺术至理，不分中外。国画之长处，在用笔、用墨、收放、浓淡之间。所可贡献于世界者以此。西人知其趣，而学不来。中国画家，至少应当摸门径，在此方面发展方是。
　　《曲城说》文中，又有一段讲曲直相配相成之用，甚好。
　　弓矢相为用，矢为直，弓为曲。篷樯相为用，樯以直，篷以曲。纶钩相为用，纶以直，钩以曲。规矩准绳相为用，准绳以直，规矩以曲。有戆谏，有讽谏；戆以直，讽以曲。
　　有忠告，有善道；忠告以直，善道以曲，……处治以直，处乱以曲。曲得其直，直在其中矣。
　　这一段，我想美学原理，尽在其中。为人必刚柔相济，外圆内方。若一人全不竖起脊梁骨，委蛇曲顺，也太少大丈夫气了。刚柔相济，而后得艺术和谐。中国式建筑，独发明弯曲屋顶，其意义全在与墙壁之直相配，而得艺术之调和。我想中国人的美术基础观念，更是从书法学来的。
　　见1974车10月台北开明书店初版《无所不谈合集》
　　介绍《曲城说》
　　明末万历、天启间，在现代文学讲，是了不起的时代。冯梦龙专致力于短篇小说，徐文长、袁中郎开始看见长篇小说的文学价值，李卓吾后来，金圣叹继之，总算得到解放的文学观法。
　　那时的小品文，尤有成就，为文人所偏好，也有小品文专集，重情趣，重风致，重闲适之作。这也可以说是纯文学的观法。（脱开“代天行教”的文学评价，以文论文，不以道论文了的评价）。这解放的文学观，单论文章丘壑，倒不一定有“致君尧舜”的话头。陈眉公（继儒，一五五八——一六三九）的《古文品外录》，就是这一类的文集。所以标明“品外录”，就是指载道以外的古文的怡情小品。《赖古堂尺牍新钞》是我所喜爱的，所集都是当时文人的笔札小简，能在书札上表出个人的意见，个人之观感，而文辞雅致，字字珠玑。现代人能写这种雅致的手简的已经不多了。当时并有《文府滑稽》的选辑，万历己酉年邹迪光撰，王穉登序。以湖广提学副使而撰滑稽文集（由庄子、列子、韩非一直下来到牛僧孺、柳宗元，都包括无遗），以名士如王穉登而能说出“谈言微中，可以解纷；游戏三昧，可以入道；方内方外，率是道耳”的话，在那时实在难得，因为现代人尚有不识幽默三昧者。这也是明末风气使然，如唐末传奇之风已成，连一个堂堂宰相牛僧孺，也要做鬼话连篇的《玄怪录》。
　　在这些小品文集中，我最爱一六一二年刘士麟编的《文致》，里头实有常人不注意，或不容易看到的文章。篇后又有很多时人的评语（徐文长、宗子相、唐伯虎等等），尤其是两篇妙文，作者失名，而两篇文章赖此得以流传。一篇是《让婚表》，又一篇为《曲城说》。《曲城说》太好了，就抄录下来，以公同好。
　　客有问于子曰，子号曲城，何也？曰，以其地名之。客曰，君子恶曲而尚直，请更为直。
　　曰，以曲为直，吾无能也。不知直之为直，未知曲之不为邪乎？尝博求天地之理，统观万物之情，乾取其旋，坤取其转；四时取其循环，七宿取其周天；山取其回，水取其绕，龙取其蟠，虎取其踞，鸟取其回翔，松柏取其盘结。是故武夷九曲，擅名胜也。栏干六曲，呈巧妙也。方塘四曲，开水鉴也。新月一曲，昭天文也。春在曲江则愈佳，花开曲径则愈奇，觞流曲水则愈芳。
　　是故物有物曲，心有心曲，事有委曲，言有衷曲。艺精于审曲，道纯于致曲。以应万几则为曲当，以裁万化则为曲成。以之布于三千三百，则为曲礼。曲之时义大矣哉！
　　曰，若然，则恶直而尚曲乎？曰，何其然也？弓矢相为用，矢为直，弓为曲。篷樯相为用，樯以直，篷以曲。纶钩相为用，纶以直，钩以曲。规矩准绳相为用，准绳以直，规矩以曲。有戆谏；有讽谏；戆以直，讽以曲。有忠告，有善道；忠告以直，善道以曲。
　　有大义灭亲，有父子相隐；大义以直，相隐以曲。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
　　处治以直，处乱以曲；曲得其宜，直在其中矣。此之谓善曲。直而有礼，曲在其中矣。是故曲直交相为用也。
　　曰，若是，子何独取于曲也？曰，吾将以直事君君不遇，以直规友友不从，以直律家家不若，以直处乡党宗族，乡党宗族以为方而弃。当斯时也，群斯人也，谓天益高，不敢不跼.谓地益厚，不敢不蹐。是故立必鞠躬，立常曲也。坐必揣隅，坐常曲也。济渡无舟，行常曲也。短衾独寝，卧常曲也。负戴曲吾体，提挈曲吾臂，跏趺草坐曲吾足，天日夺目曲吾首。然而忧戚百至，可以曲解；馆谷不丰，可以曲就；世情难周，可以曲尽；人事拂乱，可以曲处；疾病扰我，可以曲守；横逆加我，可以曲忍；狂恶乘我，可以曲避。
　　人呼我为牛，吾曲认之以为牛；人呼我为马，我曲认之以为马。曲之独适于用也如是。
　　是故揉木为耒，耒以曲，而适于用。吾其为耒乎？冶金为削，削以曲，而适于用。
　　吾其为削乎？屈竹为■簋，以曲而适于用，吾其为■簋乎？
　　客曰：善哉！子之曲乎！首有时而曲，亦不失为董宣之项。足有时而曲，亦不失为卫青之膝。体有时而曲，亦不失为陶潜之腰。臂有时而曲，亦不失为孔子之肱。子之曲其异乎人之曲与？
　　徐文长曰：篇中曲折变化，有武夷之致；而其援引事理人物，该括无遗，是以曲思运曲笔也。至其以直证曲之法，后罗一峰以巧证拙，柳宗元以智证愚，始而分别，终而狃合，皆文思委曲处耳。
　　见1974年10月台湾开明书店初版《无所不谈合集》
　　《大义觉迷录》
　　雍正此人太奇怪了，火气又大。他不像适之，人家骂他，他必哓哓置辩。
　　《大义觉迷录》便是这样四卷六七万字为清室及为自己辟谣的一部书。因为有湖南儒生曾静呈“逆书”给四川总督岳钟琪，怂恿种族革命而骂雍正皇帝害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耽酒，淫色，所以做出来希望“大白于天下的”。原来把曾静拿来杀头或凌迟处死，夷家灭族便可完事。雍正偏不出此下策，反故作宽容——此乃政治手腕，假仁假义，遂把曾静放逐，竟将曾静十三条供语与雍正捏造的十三条问讯刊出。问辞自然长于答辞，都是巧辩文字，不但对害父、逼母、弑兄、屠弟加以辩正，并人家说他喝酒，他也要辩两句并不怎样喝酒。这样看来，以一天下之主与一滔天重犯之乡僻寒儒落第书生对簿于民众读者的公庭上。未免有点所谓“失皇帝的身份”了。
　　据他卷首的上谕：
　　朕见逆贼之书，坦然于胸中，并不忿怒，且可因其悖逆之语，明白晓谕，俾朕数年来寝食不遑，为宗社苍生忧勤惕厉之心得大白于天下后世，亦不幸中之大幸事也。
　　因此在卷首另一上谕，他说：著将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悖逆之言及朕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颁布天下合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官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
　　这就奇了，经此一谕，不令人读此书便变成一种刑法上的罪案。这使我想到：（一）“天下是非公论”做皇帝的也是要顾到的；（二）当时谣谤实在满布西南、西北省份，雍正实在心虚，故必出此；（三）由雍正之自辩，反而透露许多今日不易得到的消息，连吕晚村、曾静之种族革命思想，也在此书保存了。乾隆皇帝大概早已见到此“欲盖弥彰”一层，所以把这雍正谕旨颁布并定“不读为有罪”的书列为全毁禁书。是乾隆聪明呢？还是雍正聪明呢？
　　我想雍正当局者迷，还是乾隆旁观者清。
　　此书实在有许多宝贵史料，尤其是关于雍正嗣位的一段疑案，当日种种不可外扬的家丑，都被他宣扬颁布出来了。卷一有两篇统共万余字的上谕，是力辟华夷种族之见，写得实在不错。卷一之末至卷三，是书之主要部分，“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也是最有趣的部分。卷四前一上谕力辟吕留良的革命学说，引了许多现在无从看到的吕氏《文集》及日记的话；又一上谕是驳诘严鸿逵的谤语，也引了许多严鸿逵日记的话。最后附以曾静长一万余字的悔罪书《归仁说》，文笔论调自然与雍正同一鼻孔出气。全书精彩实不在曾静的口供，而在那些似辩似议的鞫语。名为皇帝审重犯，实在是皇帝同重犯激辩于“天下后世是非公论”之前。
　　雍正为人奸险猜忌，大家知道的。他曾锢杀阿舅隆科多，贬放功臣年羹尧——两位同他阴谋继位的人。其先康熙因为诸王骄纵，皇储屡定屡废，弟兄起了火并，至康熙痛哭仆地。雍正得计登极之后，诸兄弟自然各怀异志，散布谣言，时有不稳之势。后来阿哥允礽也被锢禁。允禩、允禟，除了屏山宗籍之外，并勒令改名为猪狗（满语“阿其那”、“塞思黑”），而终于被杀狱中，这也是骨肉人伦之大变了。其对曾静虽然异想天开，借犯人之反正自省以为自己作宣传，而宽其性命，然而对于早已死去之吕留良并不宽容，将其裔孙、学生一齐捕拿。其先后做作，都可称为奸雄之主了。
　　《大义觉迷录》卷一辩华夷观念之名论，日人稻叶君山在所著的《清朝全史》（中华书局有译本）已经抄录一大部分，不再引录于此。内有精警语曰：
　　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圣德？
　　以后是讲“气数”及君德，即今之所谓“王道”也。若论事实，当时李自成实在也可怕。雍正辩明末失政的文中有这么一段的消息：不法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以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人民，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无孑遗，其偶有生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也。康熙四五十年间，尤其目睹当时之情形，父老涕泣道之者。
　　中国礼义之邦，道德仁义谈两千年，还脱离不了此种野蛮状态！然而四川人民虽然“竟无孑遗”，今日还是户口繁殖，有几千万的人巍然独存乎天地之间待人屠杀。中国民种强于蚊子苍蝇，真神圣不可思议矣。你说中国人的“种”真会“灭”吗？
　　在未抄录关于弑兄杀弟的一段，我先抄一条有趣文字，可见曾静之前后思想，亦可见当时之内地情形。
　　问曾静。
　　旨意问你书内云，“土田尽为富户所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等语。自古贫富不齐，乃物之情也。凡人能勤俭……你以富者日富，贫者日贫，俱归咎于君上有何理据呢？
　　曾静供：此是太平日久，民间辗转，积而成弊，固自然之势，不关君上。……岂知贫以游惰，而致富因勤俭而得。此等不齐，自天降下民已然，原非人力所能挽。盖天之生物不齐，因五气杂糅，不能一致；人之昏明巧拙，才质不同，乃造化之自然，虽天亦无可如何……况天道福善祸淫，更幽远莫测。其穷困者，安知不是天厄之？其丰亨者，安知不是天相之乎？
　　把贫富不齐由皇上肩上推到“天”，于是皇上、曾静皆无罪。（其实曾静口供，谁保不是朝臣代拟？即使确出于曾口，反省文字本来如此，不足重轻。还是应看问鞫语中所引曾著“逆书”文字，方是真正的曾静。）
　　关于害父逼母弑兄屠弟之辩，及当日谣言四布之情形一段，见于卷三页三三至页四四。兹抄录该段上谕原文于下：据曾静供称：“伊在湖南，有人传说先帝欲将大统传于允禵.圣躬不豫时降旨召允禵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按即皇后父佟国维之子，雍正称之为舅舅，曾阴助雍正登极，后杀之）所隐。先帝宾天之日，允禵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其他诽谤之语，得之于从京发遣广西人犯之口者居多”等语。又据曾静供出传言之陈帝锡、陈象侯、何立忠三人，昨从湖南解送来京，朕令杭奕禄等讯问，此等诬谤之语得自何人。陈帝锡等供称：“路遇四人，似旗员举动，憩息邮亭，实为此语。其行装衣履，是远行之客，有跟随担负行李之人，言从京师王府中来往广东公干”等语。查数年以来从京遣发广西人犯，多系阿其那（按即允禩）、塞思黑（按即允禟）、允■、允禵门下之太监等匪类。此辈听伊主之指使，到处捏造，肆行流布。现据广西巡抚金鉷奏报，有造作逆语之凶犯数人，陆续解到讯。据逆贼耿精忠之孙耿六格供称：伊先充发在三姓地方时，于八宝家中有太监于义、何玉柱向八宝女人谈论：“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按允禵为十四哥，雍正为四哥）。又云：“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随将允禵调回囚禁。太后要见允禵，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皇上又把和妃及他妃嫔都留于宫中”等语。又据达色供：“有阿其那之太监马起云向伊说皇上令塞思黑去见活佛，太后说：“何苦如此用心？’皇上不理，跑出来。
　　太后怒甚，就撞死了。塞思黑之母亲亦即自缢而亡”等语。又据佐领华赉供称：“伊在三姓地方为协领时，曾听见太监关格说皇上气愤母亲陷害兄弟”等语。八宝乃允■管都统时用事之鹰犬，因抄苏克济家私一案，圣祖皇帝特行发遣之恶犯。何玉柱乃塞思黑之心腹太监。关格系允■之亲信之太监。马起云系阿其那之太监。其他如允禵之太监马守柱，允■之太监王进朝、吴守义等，皆平日听阿其那等之逆论，悉从伊等之指使，是以肆行诬捏，到处传播流言，欲以摇惑人心，泄其私忿。昨据湖南巡抚赵弘恩等一一查出奏称：“查得逆犯耿六格、吴守义、马守柱、达色、霍成等经过各沿途称冤，逢人讪谤。解送之兵役住宿之店家等皆共闻之。凡遇村店城市，高声呼招：“你们都来听新皇帝的新闻！我们已受冤屈，要向你们告诉，好等你们向人传说。’又云：“只好问我们的罪，岂能封我们的口？’”等语。是此等鬼蜮之伎俩一无所施，蓄心设谋，惟以布散谣言为煽动之计，冀侥幸于万一而已。夫允禵平日素为圣祖皇考所轻贱，从未有一嘉予之语。曾有向太后闲论之旨：“汝之小儿子即与汝之大儿子当护卫使令，彼亦不要。”此太后宫内人所共知者。圣祖皇考之鄙贱允禵也如此，而逆党乃云圣意欲传大位于允禵，独不思皇考春秋已高，岂有将欲传大位之人，令其在边远数千里外之理？虽天下至愚之人，亦知必无是事矣。只因西陲用兵，圣祖皇考之意，欲以皇子虚名坐镇，知允禵在京毫无用处，况秉性愚悍，素不安静，实借此驱远之意也。朕自幼蒙皇考钟爱器重在诸兄弟之上，宫中何人不知？乃至传位于朕之遗诏，乃诸兄弟面承于御榻之前者，是以诸兄弟皆俯首臣伏于朕前，而不敢有异议。今乃云皇考欲传位于允禵，隆科多更改遗诏，传位于朕，是尊允禵而辱朕躬，并辱皇考之旨，焉有不遭上帝皇考之诛殛者乎？朕即位之初，召允禵来京者，彼时朕垂涕向近侍大臣云：“痛值皇考升遐大故，允禵不得在京，何以无福至此？应降旨宣召，俾得在京，以尽子臣之心”。
　　（语堂按：不知他人以此为何，余意能作此类文章之人最不敢信此一语。）此实朕之本意，并非防范疑忌而召之来也。以允禵之庸劣狂愚，无才无识，威不足以服众，德不足以感人，而陕西地方复有总督年羹尧等在彼弹压。允禵所统者，不过兵丁数千人耳。又悉皆满洲世受国恩之辈，而父母妻子俱在京师，岂肯听允禵之指使而从为背逆之举乎。（雍正此处文笔略乱，愈讲愈不可解。焉知康熙非重用允禵以监察年羹尧？读之愈滋疑窦。况年羹尧之不稳，正是事实。）其以朕为防范允禵，召之……见朕，其举动乖张，词气傲慢狂悖之状，不可殚述（此等处正是雍正要人读处），朕皆隐忍宽容之。朕曾奏请皇太后召见允禵，太后谕云，“我只知皇帝是我亲子。允禵不过与众阿哥一般耳。未有与我分外更亲处也”。
　　不允。朕又请“可令允禵同诸兄弟入见否”？太后方俞允诸兄弟同允禵进见，时太后并未向允禵分外一语之。此现在诸王阿哥所共知者。后允禵于朕前肆其咆哮，种种不法。太后闻知，特降慈旨，命朕切责允禵，严加训诲之。此亦宫中人所共知者。允禵之至陵上，相去太后晏驾之前三四月，而云太后欲见允禵而不得，是何论也？且何玉柱等云“太后因闻囚禁允禵而崩”，马起云向伊妹夫达色又云“太后因闻塞思黑去见活佛而崩”。同一诬捏之语，彼此参差不一者如此。且塞思黑之去西大同，在雍正元年二月，朕将不得已之情曾备悉奏闻太后，太后是而遣之者，并非未请慈旨，太后不知不允之事也。即允禵之命往守陵，亦奏闻太后。欣喜嘉许而遣之者，亦非太后不知不允之事也。雍正元年五月太后升遐之时，允禵来京，朕降旨封伊为郡王，切加教导，望其省改前愆，受朕恩眷。后伊乃回陵寝地方居住。其间，阿其那在京、塞思黑在陕，悖乱之迹，日益显著。是其逆心必不可折，邪党必不肯散，而雍正四年又有奸民蔡怀玺投书允禵院中，劝其谋逆之事，朕始将允禵召回京师拘禁之。是允禵之拘禁乃太后升遐三年以后之事，今仍云太后因允禵囚禁而崩，何其造作之舛错至此极耶？
　　以下是辩塞思黑母亲自缢而亡，及历数阿其那、塞思黑之罪。计此上谕，原为宽宥曾静、不准群臣所谓正法而作，竟成洋洋八千余字长文，雍正亦好辩而其苦衷亦可见矣。
　　此种文字颇似两方互诬驳诘的《申报》评前广告，使当时有《申报》，雍正必不惜几百元登一全页广告可知。然此类广告上之驳诘文字，每使人愈读愈糊涂，此文给人印象，亦复如是。乾隆全毁之，确有卓识。所可知者，诸王兄弟相继禁锢而死，确是事实。骨肉相残，亦云惨矣。
　　原载1935年6月20日《人间世》第30期
　　白话的音乐
　　——评《白雪遗音》
　　我今去了，你存心耐。
　　我今去了，不用挂怀。
　　我今去，千般出在无奈；我去了，千万莫把相思害。
　　我去了，我就回来！
　　我回来，疼你的心肠仍然在。
　　若不来，定是在外把相思害。
　　这首白话歌词，出自《白雪遗音》。这书编者华广生，编集成于嘉庆甲子（1804 年）。郑振铎曾据道光八年刻本选要，名为《白雪遗音选》。开明书店一九二六年初版。
　　这首诗情调之美，可入三百篇。《国风》有相思，无相思病，但这诗的闺怨情痴，与《国风》略同。明显的我们看见其白话的音节与《诗经》四言不同。《国风》虽是四言，也有依着自然语调突出四言的范围。如“子之还兮，遭我乎猳峱之间兮，并驱从两肩兮，揖我谓我儇兮！”便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作七言八言读，亦无不可。乐府歌行，本来不限字数，只要协音律；后来五言七言，律诗出而章法严。其实五律七律至五绝七绝，二十字或二十八字，整齐排比，命意遣词，不容稍懈，故言已尽而意无穷。这正如席上的冷盘，一口一口嚼去，沁人脾胃，在长篇记事诗，便不宜了。唐诗的好处便在此，短处也在此。五言古诗，可能五六十韵至百韵，但是便觉单调。虽可以记事（《木兰歌》、《孔雀东南飞》），但总觉得音节少变化。后来民歌方面自然而然随语言的自然音节而发展为长短句。
　　李白《忆秦娥》：“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我们念下去，自然觉得三、四、七言夹杂，音节特别悦耳。所以李白的《忆秦娥》及《菩萨蛮》，称为唐词之祖。后来温庭筠、韦庄诸人逐渐发展，到了五代冯延巳、李煜（后主），可谓奠定宋词的基础。这是因为词可以入乐，而诗不合乐调。北宋自从柳永多创新声，叙事抒情都好。以后苏轼、秦少游等发扬光大，长短句遂成为宋朝的特式。这是因为宋词脱了律诗的束缚，而抑扬顿挫，更得曲折之妙，自有其魔力。我们读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或“太匆匆，常恨朝来寒重晚来风”，觉得音调之美，自是唐诗所无的。
　　这是说白话有白话自然的音乐。宋词有白话的自然节奏。后来由宋词而元曲，更加错综变化，可以衬字，又扩大变化为传奇，我们才有《西厢记》、《牡丹亭》，洋洋洒洒的文字。这其间多少是子夜歌、竹枝词、劈破玉等民间赏识的歌词的功劳。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诗人极力讲格调炼字造句之时，民间情歌，却能畅所欲言，真情流露。桑间濮上所敢言，文人所不敢言，《白雪遗音》等无名诗人，又敢自然流露出来。其意境，因为真，常常是唐诗宋词所不能道到。故冯梦龙谓“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山歌序》）。文人的词，固然有隽语、奇语、豪语、苦语、痴语，没要紧语。民歌中词句，自不及苏黄之典雅，但是也有他的奇语、豪语、痴语、没要紧语。
　　柳永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固然好，但终不及《霓裳续谱》里面不知多多少少的痴语，来得天真。
　　欲写情书，我可不识字。
　　烦个人儿使不得，无奈何画几圈儿为表记。
　　此封书惟有情人知此意。
　　单圈是奴家，双圈是你。
　　诉不尽的苦，一溜圈儿圈下去。
　　这是文人所想不出来的。《霓裳续谱》题为乾隆六十年（1795 年）王廷绍撰，是根据津门三和堂颜曲师所录。“幼工音律，强记博闻，凡其所习，俱觅人写入本头。今年已七十余……”其中自然有许多游荡的词，但是音律节奏中，有许多天生好言语。
　　你来了奴的病儿去，你去了奴的病儿来。
　　你来了忧愁挂的云霄外。
　　你去了相思病依然在。
　　讲个明白，或去或来。
　　来了去，去了不来，倒把人想坏。
　　来了去，去了不来，倒把人想坏。
　　我所以拉了这些话，一面是要当今白话诗人，明白而且注意白话中自然的音乐节奏。自由诗体起于法国，输入美国，由胡适之介绍入中国。自由诗是没有韵律，没有定格的，但是念下去，应有白话中自然的音节。中国诗自古乐府到了如今，在节节解放之中，韵律逐渐自由，但是永远未尝脱离白话中自然的音节。再举《霓裳续谱》一例：细细的雨儿蒙蒙淞淞的下，悠悠的风儿阵阵的刮，楼儿下有个人儿说些风风流流的话。……吓的我不由的心中慌慌张张的怕。
　　一面我也想，希望文人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只怕白话鄙俚不文，又走入雕琢润饰做去。王国维说得好：“词忌用代字。美成（周邦彦）解语花‘桂华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代‘月’耳。梦窗（吴文英）以下，则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意足则不假代，语妙则不必代。
　　此少游（秦观）之‘小楼连苑，绣毂雕鞍’所以为东坡所讥也。”东坡素称少游的词，只对这两句，说他意思不过是说“楼下系只马”罢了，何必那些费词冗句。词人在文与白之间，难于浑成的。宋朝大词人，常常有浑成的句，纯出白话。李后主“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是浑成语。晏殊“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也是天生妙语，妙手偶得之而已。周邦彦“何由见得”，姜夔“几时见得”，都是很自然的白话。所以说，家常白话，可以入诗，只在做诗的人斟酌去取罢了。
　　见1974年10月台湾开明书店初版《无所不谈合集》
　　《初期白话诗稿》的线装本
　　刘半农编
　　民国二十二年北平琉璃厂南新华街星云堂书店影印流通
　　实价：棉边纸本一元六角，毛边纸本一元北平友人，越来越阔。信笺是“唐人写《世说新语》格”的，请帖是琉璃厂荣宝斋印的，图章是古雅大方的，官话是旗人老妈调的。这本用珂罗版印的《初期白话诗稿》，也是一样精致可爱的。深蓝的封面，洒金的红签，洁白的纸质，美丽的装潢，都令人爱惜。但是这并不是挖苦的话，因为它的
　　内容是胡适、李大钊、沈尹默、沈兼士、陈独秀、周作人、陈衡哲诸人《新
　　青年》时代的笔迹——“唐俟”（即鲁迅）之诗稿是周岂明代钞的，尤为宝贵。这类笔迹，虽然装潢美丽也是应该的。几百年后，也许可与道、咸、同、光名人手札，明代经师手简一样地有古董的价值。
　　见1978年12月台北开明书店初版《语堂文集》
　　《猫与文学》小引
　　上期读丰子恺先生《物语》，谈到葡萄、南瓜、鸽、猫，体会入神，想这种小品文何尝不是文学家修养要素之一？题目自然离开救国甚远，但是人生总是复杂的，应该引起我们的“知欲”的方面太多了；文学著作之成功也是复杂的，应该修养观察之处也太多了，文学著作要深要精，总不是随波逐流喊喊口号便可办到。把人生缩小到政治运动，又把政治运动缩小到某党某派，然后把某党某派之片面的，也许甚为重要的活动包括一切人生，以某党某派之宣传口号包括一切文学，同调于我者捧场，不与我同调者打倒——这是今日谈文学者所常犯的幼稚病。动机也许是出于至诚；所谓犯幼稚病不是说其人动机不诚，是说其人眼光太浅。把文学整个黜为政治之附庸，我是无条件反对的，这也是基于文学的见解，无可如何的一桩事。因此看了丰先生的文章，使我动起兴趣，翻译这篇幽默精深之论。我愿大家不要看不起小猫，只要你的心虚，你的眼细，可以从这小动物得到极大的教训。赫胥黎（《天演论》作者之孙）此篇原名Sermons in Cats，意思是猫身上所含蓄的演讲，劝人要做文人，先买一对猫，话似离奇，然而人生本来是如此离奇变幻的。
　　人之所贵乎有个灵知，也就在能融会贯通宇宙变幻出没之迹，单轨思想的仁兄也许梦想不到吧。
　　原载1936年8月1日《宇宙风》第22期
　　《励志文集》序
　　美国的马尔藤博士，著书极多，内容都是激励和兴奋青年人的文字，为文鞭辟入里，剀切详明，令人百读不厌。
　　这类的著作，称为《励志丛书》（Inspirational Book）极为美国人士所传诵。现在所译的这册书，正是他全部著作中的代表作品。从前曹孚译过这本书，书名改为《励志哲学》，不过该本尚欠完善，不合普及教育，现改译后，又将马博士著的《人人是一个王》的一本，原名（Everyman is a king）两本译在一起，改名为《励志文集》。
　　烦闷，消极，悲观，颓唐，是今日中国青年的流行病。也有人说过，这种种病态，是由客观的社会环境所造成，所以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不会变得良好些。以前我们不能期待这类病态消灭，然而我们却相信，个人的主观努力，与个人精神态度的改变，未始不可消灭这种病态，至少能灭杀他们的猖獗。环境可以决定我们的精神，我们又何尝不可决定环境！
　　中国的青年正沉沦于烦闷、消极、悲观、颓唐的苦海中。然而说来奇怪，今日中国的著作，未能激励青年的志气，兴奋青年的精神，而使青年人脱离烦闷、悲观等等的深渊。本书努力于有系统介绍正执的新生活，即使不是绝无，至少可称仅有。这是译者不揣浅薄，翻译这本书的最大的理由。
　　对于时代青年所经验到的烦闷、消极等等滋味，译者未曾错过。自读马氏的原书后，精神为之大振，人生观为之一变，烦闷、消极、悲观、颓唐的妖雾阴霾，已经驱除尽净，现在所面对着的，是光天化日下的世界和人世了，谨将此书介绍给同病的青年，希望他们从中获得同样的兴奋与影响。
　　关于译笔好坏的一点声明，原文不是纯粹的文艺作品，而是兴奋激励青年的文字，所以在翻译时，不强从直译，而唯尽力于保持原文的浓厚的兴奋性、激励性。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文即使蒙不忠实之讥，也在所不惜的。
　　见1986年4月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初版《林语堂经典名著》
　　《樵歌》新跋
　　——与章衣萍先生信
　　衣萍先生：
　　好好的一本供人欣赏吟咏的《樵歌》，为什么要做跋，又为什么偏要叫我这对于词学全属外行的人来做“跋”呢？却之生恐不恭，待要从命，又不愿班门弄斧，况且已有劭西及疑古玄同先生各有三五千言的跋文，把词韵应行推翻的理由，交代的清清楚楚。再写下去，岂不成个赘瘤？无已，只得把我读两篇跋文后的感想，拉杂写上。你若不嫌其为画蛇添足，就算做跋《樵歌》跋，而非跋《樵歌》吧。
　　劭西先生跋文大旨，仿佛是说凡文体初兴，起于民间，都是活跃灵动，等到流入“文人”手中，先就丧尽生气，咿唔摹仿，再自厘定绳律，加上桎梏，斫伤性灵，诩为能事。于是而这文体的元气尽，精髓竭，他种的文体，遂复崛起于民间，取而代之，古来诗赋词曲的演化，都是如此。虽然文学兴衰，体裁迭出，据表现主义的批评家，不仅是这么一回事，然而世上确有低能之徒，误认形骸为精魄，好作诗律韵律，强使诗人骚客就范，入他们的圈笼。中国文学的这种祸阶，当然要算沈约（去矜作《词韵》，还是玩弄他沈家的古董）。其实诗人骚客，应酬的词章不算外，若是有感而作，触动灵机，信手拈来，水到渠成，何曾填什么词，押什么韵？在项羽唱他的《垓下歌》，刘邦唱他的《大风歌》时，只是表现当日感慨，何曾是做什么七言诗？骚人墨客，若是有点创作的感兴，而不仅是骚人墨客，便要常对于这些格律不敬，汤临川所谓“予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须唱的曲调且如此，余更可知。所以高才诗人如太白与乐天，都不能确守沈韵，上当的还是那些限韵题诗的无知士女。就算李白借用阳韵，做一篇“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的《秋浦歌》，阳韵又与“白发三千丈”之句何涉？唐人以诗取士，颁行成式，这是以功令笼络文人，文人为求功名，想显进，屈就功令，做辕下驹，又与文学何干？至于词，既为诗余，又没有功令仕进的关系，又是比较接近白话，当然只好随时代与地域之不同，任其自然，惟以音韵之和谐为主，不必说学宋本是低能，就是找到有宋“名家”的真作，仍旧要发现“之佳”通用，“物质”杂出。我们若丢开场屋时文功名举业的见地，自然应认无拘束的音韵和谐为诗词的本然，而视拘泥守古的韵书为文学横受政治势力干涉的变相。
　　像朱希真这么一个跌宕旷逸的诗人，自然更要把诗韵不肯放在眼内。你想唱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才？
　　不须计较更安排，领取而今现在”的诗人，对于一东二冬，也肯顾到多少吗？
　　你看他老先生遇了“饥蚊饿蚤不相容，一夜何曾做梦”时，还是持那无为主义，“被我不扇不捉，廓然总是虚空，寺钟宫角任西东；别弄些儿骨董”，还能管到些不关痛痒非蚊非蚤与语言不合的韵脚吗？所以他说：“莫听古人闲语话，终归失马亡羊。自家肠肚自端详，一齐都打碎，放出大圆光。”大概他对世事如此，对于作诗功夫，也是如此看法。倘是端详的音韵和谐，自是畅适，若要古韵与方言音节有抵触之处，总也不出于“打碎”之一道。再说到三系附声，（穿鼻的ng，抵腭的n，闭口的m）的演变，据我看来，何只是有宋以后的一段故事。《樵歌》时把数韵合并，算不得什么稀奇。m 音的在方言中与n、ng 并合混用，不但“古已有之”而已，简直是古而又古，上溯三代了；鼻音读得不正没有赛过我孔老夫子。《三百篇》中，以m 与n、ng 混用的几篇，除了《秦风》、《豳风》各一篇外，都是《大雅》西周的诗。
　　至于孔子用韵赞《易》，一塌糊涂，n、ng 互混，m、ng 交押，与今日江浙人不相上下。屈原也是有名的傲视m 音党徒，朱希真若要援古为证，正是说来话长。我且举《三百篇》中ng、m 互韵的例。
　　（秦风）《小戎》：以参韵中
　　又：以音韵膺弓膝兴
　　又：以骖韵中
　　（豳风）《七月》：以阴韵冲
　　（大雅）《公刘》：以饮韵宗
　　（大雅）《荡》：以谌韵终
　　（大雅）《大明》：以林心韵兴
　　（大雅）《云汉》：以临韵虫宗躬
　　（大雅）《鲁颂·閟宫》：以綅韵崩腾明陵弓增
　　（大雅）《商颂·殷武》：以监严滥韵遑
　　这些谁也不能不承认是《三百篇》中最古的一部分，可见秦豳西周（今之甘肃）早有不大肯敛唇的方音，不待今人才把“林”先生念为Lin 或Ling了。
　　至于孔老赞《易》，无奇不有，于“民”以心韵躬正终，于“比”以禽韵中终，于“恒”以禽韵中容终凶功，于“屯”以禽韵穷。又于“屯”以民韵正，于“革”以信韵正，于“节”以成韵民，于“观”以宾民韵平。还有更加放诞的例，如“乾”以元天形成天命贞宁为韵，于“坤”以元生天为韵，于“讼”以中成正渊为韵，于“大畜”以正贤天为韵。在这些点上的放诞，恐怕连朱希真、徐志摩都赶不上孔老先生了。据我所知，m 音在秦陇方音消灭以外，鼻音的转变，在齐、鲁、陈、宋也确有其事，陈、宋恒声读和（姓韩转为姓何），齐人言殷如衣，这大概早已如玄同先生所谓法文音读法了，也不必俟之将来。在字的通假上，人名地名的互异，也可以决言古时方音对于m、n、ng 并不十分谨严，如古以曾为朁，以明为凤，戴胜之为戴赁，仍叔之为任叔，荏叔之为戎叔，甘蝇之为更嬴，垂陇之为垂敛，滥水之为陇水，这些都是周、秦、西汉的音变实据。《樵歌》的作者，真可以不管这些蚊蚤，不扇不捉，高枕无忧了，只累了我们一些不会作诗的三位古董同志，来替他扇蚊捉蚤，想起来着实无聊。
　　弟语堂十八，十，二十八。
　　原载1929年12月23日《语丝》第5卷第41期
　　冰莹《从军日记》序
　　冰莹女士的《从军日记》，是我怂恿她去刊成单行本的，所以有说几句话的义务。其实怂恿她发刊专书的，不仅我一人；据我所知，还有伏园先生。
　　但是不是我坚持力争的毅力，冰莹的书也就不会于此时与读者相见了。
　　冰莹以为她的文章，无出单行本的价值，因为她“那些东西不成文学”。
　　这是冰莹的信中语。自然，这些《从军日记》里头找不出“起承转合”的文章体例，也没有吮笔濡墨，惨淡经营的痕迹；我们读这些文章时，只看见一位年青女子，身穿军装，足着草鞋，在晨光熹微的沙场上，拿一根自来水笔靠着膝上振笔直书，不暇改窜，戎马倥偬，束装待发的情景。或是听见在洞庭湖上，笑声与河流相和应，在远地军歌及近旁鼾睡的声中，一位蓬头垢面的女子军，手不停笔，锋发韵流的写叙她的感触。这种少不更事，气概轩昂，抱着一手改造宇宙决心的女子所写的，自然也值得一读。冰莹说她的东西不成文章，伏园先生与我私谈时就生怕她专做文章。一位武装的冰莹，看来不成闺淑，我们也捏着一把汗等着看她在卸装归里后变成一位闺淑。但是这些已属题外闲话了……
　　这些文章，虽然寥寥几篇，也有个历史。这可以解明我想把它们集成一书的理由。大概在汉口办事而看那时《中央日报》副刊的读者，都曾赏识过冰莹这几封通信，都曾讨论过“冰莹是谁”的问题。说也奇怪，连某主席也要向副刊记者询问到冰莹的真性别。这大概是在革命战争时期，“硬冲前去”
　　的同志对于这种战地的写实文字，特别注意而欢迎。更奇异的，我曾译其中一篇为英文，登英文《中央日报》。过了两月，居然也有美国某报主笔函请英文《中央日报》多登这种文字。这真有点像《少女日记》的不翼而飞了。
　　我因此想这也许是冰莹文章的“骨气”作怪。总而言之，这几篇文章的确有过这种影响。至于今日太平无事的读者，读了会不会引起同样的兴会，那就无从预卜了。
　　冰莹现在沉寂下去了。文章既不肯做，又绝无“硬冲前去”的精神。我知道她正在安分守己，谋“读书救国”，及修炼“薄弱的心志”了。许多认得她的朋友都是劝她不要这样自暴其天才。但是这有什么法子？闺秀的文章既不便做，“革命文学”又非坐在租界洋楼所能向壁虚构。我想革命文学只有两种意义：一是不要头颅与一切在朝在野的黑暗、腐败、无耻、虚伪、卑鄙反抗的文学；二是实地穿丘八之服，着丘八之鞋，食丘八之粮，手拿炸弹，向******残垒抛掷，夜间于猪尿牛粪的空气中，睡不成寐，爬起来写述征途的感想。不要头颅的文学既非妙龄女子所应尝试，而保守头颅的“革命文学”
　　也未免无聊。至于实地描写革命生活的文字，惟有再叫冰莹着上武装去过革命健儿生活，但是我们已替她觉得，未免懒得很吧！
　　原载1929年1月《春潮月刊》1卷3期
　　跋徐訏《谈中西艺术》
　　徐君所言，自是一种看法，一种说法。然予诚不敢苟同。以中国艺术为分析的，西洋艺术为整合的，予以为不然。若一枝梅花，一句佳诗，小巧玲珑，意在疏朗，以一部攫住全部精英，使人神会，无所用于全部之描写也，况风水之学正系发源于全片景物的艺术鉴赏，或为五虎朝天，或为苍龙吸水，皆顾到全部之鉴赏处。若书法之重间架行列，画法之重经营位置，皆超乎骨法用笔应物类型局部问题。艺术之事，要在有中若无，无中若有，虚中见实，实中见虚，何所取乎全部之描写？故所谓分析的，恐只是注重潇洒空灵之意耳。至于所谓“中国艺术重要在于从自然中取来属于自己，把自己的能力与欲望放进去”，正是中国艺术强处。如予所谓中国美术，技术系主观的（如文人画、醉笔），目标却在神化，以人得天为止境；西洋美术，技术系客观的（如照相式的肖像），目标却系自我，以人制天为止境。艺术而不表现吾人之欲望，不以吾之欲望神化之，有何意味？良辰美景自是良辰美景，若不加三字“奈何天”，则缺乏诗意。盖人不加以唏嘘惋叹则辰不良而景不美也。
　　世上岂有辰自良而景自美乎？
　　原载1934年4月1日《论语》第38期
　　关于《京话》
　　书有不必序而自行，有乞人作序而终不行，然则书自书序自序。夫书已捧在手中，序说他好，不能增其神韵，序说他不好，亦不能减其光芒。犹如菜已夹在筷上，辨味者自知，何用他人褒贬？为此亦犹学人不著书，便须写学位，既著书，则其人之思想学问已见其手下著作，学位乃成个赘瘤。然世上偏有人看见他人夹筷，尚欲喊声你吃你吃，胡为乎如此？譬如月夜，一家人群坐庭中，月者众人之所已共见也，而仍有人喊曰今夜月亮好，脱口而出，而不知其所以然也。亦非有意为月亮作宣传也。此所以此书作者未尝命我作序，而我仍要作也。序曰：《京话》之难写，难于上青天，《京话》，地方通信之一种也，地方通信写成文学在中国尚少见；居南京写通信尤难于一切。
　　然吾编《论语》时，求各地通信之写如《京话》者遍国乃不可得，独姚颖女士之《京话》，涉笔成趣，散淡自然，犹如岭上烟霞：谓其有意，则云本无心，谓其无意，又何其燕婉多姿耶！吾乃喜而请其续写，彼喜而续写，乃使全国《论语》读者皆大欢喜。余乃谓《论语》之有此项通信，可遇而不可求也。揆其所以然，大约因文字之老到，思想之清丽有以致之。尤在能夹叙夹议一端。通信文章之能成为文学，全在此点，否则王婆诉说耳，断烂朝报耳。
　　近闻古文笔法之弊渐除，而新的文章作法复起，教者学者皆非于行文之事，求一捷径不可，而所求之径，愈趋愈迂，致使学者坠入五里雾中。新文章作法之言曰，文章分四类，叙事描写议论辩证是，以是欺五尺童子，而五尺童子遂皆受其欺愚，见一篇章曰，此篇议论文，此篇叙事文，自以为独得千古文章妙谛。结果乃叙者不议，议者不叙，而文章之神采灭矣。试思五尺童子，路见杀人，回家叙述其事于母亲，其人之神情，能不描写乎，其事之主因，能不悬测而定其是非加以议论乎？文章犹如说话；佳文犹如一夕佳话，非老学究谁有暇辨其为叙事乎议论乎？如此教子弟，是误人子弟，必使文章神趣全失，一湾溪水，变成沟渠，一座湖山，悉中矩度，而后老学究称快。欲知行云流水，烟霞湖山自然之趣者，由此书（《京话》）寻觅个道理出来可也。
　　廿五年七月语堂序。
　　原载1936年8月1日《宇宙风》第22期
　　殷颖《归回田园》序
　　我在《中央日报》副刊常常看见殷颖先生的文字，看了必读，因为这些文字清新可喜。大概是沉醉自然，或回忆故乡之作，一草一木皆足留恋。这是富有诗意的散文，是属于感怀小品一类。我想今日长篇阔论载道之文非常多，感怀小品就少了，其实文章所以寄意而已。长篇议论，只要出自己意，非抄袭前人，自可启人智慧。而小品之作，也是寄怀之作，颇多闲情逸趣，事在性情之际，只是写我胸怀。人生不能无感怀，有感怀则不能无寄托。所谓“薄暮篱落之下，五更卧被之中，垂首捻带，睇目观物之际，皆有所遇”。
　　有所感，有所思，且有言，且无言，必托之笔端而后快。作者自适其适，而读者亦得怡情悦性之乐。此日此刻之情，遂成为日后追思往事之篇章。所以文章有与造物争衡之妙。只要是写我所思，寄我之情，大如天地，小如飞虫，皆可入文，因为所写在我而不在物。或春日遣兴，或游子寄怀，气韵所至，不必拘亦不可拘。或偶有所感，一放即逝，或胸中多少郁积跌荡之气，借以舒发，不求人解，而常在可解与不可解之中，只要真诚流露，便是一篇妙文。
　　苏子《承天寺夜游》，原来一点没有事情可纪，只是月夜无眠，约张怀民相与步于庭中而已，而东坡写来，只此刹那所感之乐，真情流露，逐成极可爱的怡情文字。小品文之可贵在此。
　　见1974年10月台湾开明书店初版《无所不谈合集》
　　连金城著《文学与农业》序
　　云林县省立西螺农校连金城先生与我素不相识，以书求我作序。我读其书，觉得他用功甚勤，学识丰富，处处有他的个人见地，且为文洋洋洒洒，文字中有一种磅礴之气，所以把它一气读完。这书纵谈古今上下诗文与人生社会之关系，兼及古今诗体之演变，上自《三百篇》，下及今日的现代诗体，是农业与文学之专书，而兼及中国文学的鸟瞰，有相当的深度。本来文学与农业这个题目，似乎没人做过。农夫既不识字，而文人自己过耕樵渔猎的生活，能体会农民血汗之劳、饥寒之迫者，寥寥少数。所谓农民文学，材料不会很多。实则农民文学“我口吟我手”，天真烂漫自成佳语者，皆在民歌，而民歌最好的莫如《三百篇》。《魏风·伐檀》之篇“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正是农民情绪的本色。《豳风》有名的《七月流火》，正是农间歌词。《周颂》及《小雅》祭祀之诗，如《载芟》之篇，使当时农场收获“载筐及筥”盛会的情形跃现纸上。①《国风》歌男女之爱，质而绮，癯而腴，为后代晋、唐诗人所不能及。今日民歌中尚多这种材料。少时闻闽南民歌有此一调：郎（人）的三哥（情人）戴碗帽咧（瓜皮小帽），咱的三哥戴苦笠咧！拍算（打算）伊敢有确好咧（近来好些），算来算去差不多咧！（帽好多三字韵，读o 声）这是多美的情调！语气之幽默与凤阳花鼓略同。
　　其次，中国诗文一大主流，便是田园诗。我们要明白，中国向来传统观念，始终是“农夫第一”（郑板桥语，所以板桥常常骂秀才）。自谢灵运以下，田园诗人甚多。中国文人心中常是崇拜农夫，所以也常自取“半农”、“耕烟”等等为雅号。真正躬耕南亩的不可多得，而心羡农夫天性之纯朴及田园之美景，如王维的《渭川集》者，不知凡几。我想陶渊明是躬耕的一人，“带月荷锄归”、“夕露霑我衣”都是实录，“鸡鸣桑树颠”也是自己家园里的事。苏东坡也曾经做过短期的自耕农。《东坡八首》序言看得很清楚，大概初到黄州之时，实在逼得不得不如此，所以有“释来而叹”的话。序言“余至黄二年，日以困匮……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开之劳，筋力殆尽，释来而叹”。他也“能自接果木”。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诗中说：“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渊明、东坡诸人，日常生活未尝不接近农民（东坡在海南时所赏识的“春梦婆”便是一例）。
　　连金城先生这本书，不惜用数年工夫，研究及搜集这一类的诗文材料，由《周颂》一直到梁任公的《台湾杂诗》，于右任的《民治校园纪事诗》，都收入书中，其中有曾国藩的《爱民歌》，薛时雨的《秧歌》；贺双卿的哀怨吟草：“汲水种瓜偏怒早，忍烟炊黍故嗔迟，日长酸透软腰枝。”（这女子是否《西青散记》作者史震林所悬拟，不得而知，而感人极深。）元曲中① “载筐及筥”，语出《诗·周颂·良耜》。作者这里的概说与《良耜》相合，与《载芟》所述不符。——编者。
　　又有多少材料，马致远、白仁甫以及刘时中的小令描写旱灾，长十五调，都站在农民方面说话。所以这本书材料是丰富的，议论是跌宕的，不同凡响。
　　故乐写数行，以为弁语。
　　见1974年10月台湾开明书店初版《无所不谈合集》
　　《帝王生活续篇》序
　　家棫先生善读史，前著《帝王生活》已脍炙人口，于历代帝王之私生活，衣食住行，多有指陈。现在续编又要出版，以简短的文字，叙述帝王个人生活的故事，容易引人入胜。其中尤注重帝王个人心理之影响政治，使读者对于许多历史事变，加倍明了，可以说是《廿二史札记》的体裁。
　　我想现代人一部《廿四史》从何读起，最近西洋历史的写法，是纪事本末体，凡所纪的事实，贯串本末成一篇章，历史再不是饾饤断片的事实，用工少而理解收获多。其次如赵瓯北之《廿二史札记》，博采史书同类的事实，分别札记。我们读史书的人所不注意的，得瓯北组织连比起来，然后读者看到，易有心得。这与稗乘野史无系统之杂记脞说，迥然不同。所以《廿二史札记》在史书中能独树一帜。
　　家棫先生所采也是正史，而有许多确具价值的秘史（如《蒙古秘史》）及近代新发现的史料（如清宫档案的雍正批谕），也用为考证的材料，此与平常琐记轶闻不同。这书里关于满清之事，如乾隆之文字狱，雍正之阴诈寡恩，慈禧的权变多谋，都是一般读者所应知道的。
　　见1974年10月台湾开明书店初版《无所不谈合集》
　　林如斯译《唐诗选译》序
　　汉诗英译是一门艰难的艺术，不惟难在两种语言有所差异，尤其难在所译之诗要依然像诗。在此方面已有颇多尝试，如亚瑟·韦利（Arthur Waley）者即以此著称。而以辞害意的翻译，则以弗罗伦斯·艾尔斯科（Florence Ayscough）为代表；余则多拘泥于格律。依我之见，格律固不可免，却是翻译的大忌。而有些译者则止于合乎格律即为诗一说。
　　好诗往往是声与意、思与言的完美结合。诗之为诗，在于其能弘扬精神，或妙手偶得，或浑然天成。词语为情感赋形，乃成思想的外衣，相互间不是天衣无缝，就是两相抵牾。不可名状的情感领地毫无定则可言，要么合辙，要么背道而驰。汉诗尤其如此。汉诗有好坏之分，有些出自大师之手，有些则极尽熟练摹仿之能事。唐诗常以四行或八行为例，往往形式优美，蕴含着精致奇特的情感。所言之意必须以五绝或七绝说尽，至多以五律或七律道完。
　　凝炼简约乃是诗歌创作的本质。诗的背后往往是含有不尽之意的宏大场面。
　　抒情短诗尤其如此；叙事诗固然行数更多，并且往往是古体诗或前唐体诗。
　　但即使是抒情短诗也可以用古体，可以不受唐诗韵律的严格束缚。
　　在我看来，尽管译事艰难，但基本的要则只有两条，首先，要对诗的本原有所认识，其次，要在英译的过程中不丢失诗之精髓。以上两者实则合二为一，即要把真正的诗同词语的一般性组合加以区别。我欣喜地看到，本书的译者在此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一九七○年于台北
　　原载1970 年6 月台北中华书局初版《唐诗选译》，季桂保译
　　《西部前线平静无事》序
　　《西部前线平静无事》一书已经轰动全球，公认为大战以来最伟大的战争小说。这已成定谳，无庸我再来赘述了。幸而中国出版界逐渐进步，在去德文原书出版九月以后，中国的读者也可以读到这书的译本，总算是一件可喜的事。
　　原来战争在文学上可从几方面看法，一种是歌颂武功，追述英雄，替历代帝王及其走狗留下其黩武扬威狰狞面目的印象（从诗人尹吉甫以至喜做什么《东征赋》、《武军赋》的汉魏诗人在此类）；一种是描写小百姓，在兵戈战乱时期，受尽颠沛流离之苦（自从《国风》许多叙述士女旷怨的诗人以至作《新丰折臂翁》的白居易，及作《石壕吏》的杜甫均在此类）。这两种的文学作品，说也奇怪，都是一班****政治下充满了崇拜英雄思想的好百姓所欢迎的。再一种的看法，就是战争的哲学家如Nietzsche 在那里所喊着：你须爱和平，当他做新的战争的预备而爱短期的和平胜于长期的。
　　只有弓箭在身，才能安心静坐，不然就谈论短长，评人是非。让你的和平是一种的胜利。
　　或是如坐交椅上的新闻主笔，一面啜香茗，吸雪茄，一面做起慷慨激昂满纸杀气的社论。纸上谈兵，大有灭此朝食之慨。但是以上种种，都未能获得战争二字意义之精要。等到那位社论家，着了草鞋，佩上枪刀，在血花飞溅、枪林弹雨中，拿起枪尾刀向另一素不相识，同有妻子，只穿着与己不同的制服的人背后或腰部戳进去，战争又是另外一件完全不同的事了。
　　所以在以上各种不同的看法以外，还有一种看法，就是丘八自身对于战争的看法，而Remargue 这本书所以能轰动一时，就是他能把战争的真相，及丘八的感情活跃的、赤裸裸的描写出来。如说用枪尾刀戳入，须戳在腹部，不在胸部，刀尖较不易夹在对方的排骨中，灵动不来，这才是谈战的社论家所应细心体会的一层。又如在初次受炮击的战壕中的新兵，炮火停时，每每发觉满裤污湿，也是好谈英雄主义者赴前线时所应防备的一点。Remargue 叙述炮击有这样一段说：
　　大地对于兵士，比对于任何人更为有用。当他的身体坚伏在地面上的时候，当他因受弹火的恐怖把他的面孔连他的四肢深伏在地中的时候，大地就是他唯一的朋友，他的兄弟，他的母亲。在她的沉静和坚固中，他消失去他的恐惧和哀叫；她掩护他，延长他十秒钟的新生命，再怀抱他，永远怀抱他。
　　这才是战争的真相，是英雄的本色。
　　因为自从科学昌明，古今“英雄”所见，要略略不同了。在机关枪、野炮未发明以前，我也相信有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英雄，也相信有赤手空拳履锋冒刃的勇将。所谓“勇”者，为的是膂力过人，可以从万夫锋刃中杀奔出来，安稳无事的走过去，并不是说在机关枪扫射的范围内拍拍胸膛，与铁面无情的子弹碰高下。这便是古今战争，因受科学影响的一点不同了。Remargue 给我们看的不是英雄，只是与你我相同的丘八。恐怖，恐怖，永远在恐怖及神经错乱如醉如狂的状态中自卫与杀人，而且杀人就是所以自卫，自卫不得不杀人。Remargue 在序上说：这本书，不是一种控诉，也不是一种供认，尤其不是一种奇侠故事，因为死并不是一件奇侠故事；在于生命危在旦夕的人。这本书不过能简单的讲关于虽然或者尚未中弹，却已受战争戕贼毁伤的一代人的故事。
　　Remargue 好像是说，他不懂什么尚战与非战主义，他也没有什么浪漫与古典的色彩，不过他所写的却是人类史上真真实实的一页史实。Remargue 对他初次刺死的尸身说：“朋友呵，今天轮到你，明天轮到我。但是如果我险里逃生出来，我要反抗这蹂躏我们俩的东西：从你，夺去生命；而从我呢，也是夺去生命。朋友呵，我答允你，这种事不许再实现了。”
　　尚战非战的议论太长了，非我们所能讨论。不过有一层，有些东西，任凭如何，了结他们的几条狗命，也未尝不可。但是从前为了某姓刘的、某姓宋的历代帝王万世子孙之业，现在为了某某汽油大王，某某资本大家，去杀你对面素不相识的，同有妻子的，只有制服不同的一个人，却是怎样一回事呢？中国人素来酷爱和平，并不好战。此中是何道理，现且不去计较（听说因为中国人是写实主义者，恐怕也有几分是处），我想就乐得趁这酷爱和平的本性，博个美名，去做世界大同宣传者吧？横竖战争上是不会有什么贡献的，那末，这本书的销路，在中国应该不至于十分坏吧？
　　十八，九，廿七夜
　　见1934年6月生活书店初版《大荒集》
　　书与人──【近人书话】
　　说福禄特尔与中国迷
　　晨起阅“中副”一篇陈之藩所著《剑河倒影》之八，说到剑桥学者人才辈出，不觉心喜，深中下怀。作者说：“路上先经过王家学院，是出凯恩斯、出弗斯特的地方；然后过三一学院，是出牛顿、出拜伦的地方；然后是基督学院，是出密尔顿、出达尔文的地方；……”作者接着说：“那么，怎样才办出一个剑桥来？……多买些茶壶茶碗，教授自掏腰包，学生辩到深夜。我有时感到困惑，有时感到焦灼。”我想剑桥或牛津的教育很简单。如李格（Stephen Leacock）所说，“就是导师每星期请你到他私室喝茶，跷起双腿，向你冒烟，冒到你的天才出火。”这段文字，真使我发思古之幽情。
　　话说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我国国势不振，屡战屡北，给外人看不起。实际上，不应单怪外强侵略、清室昏瞆，也当怪我们自己抱残守缺，暮气沉沉，大有龙钟老态的形象。但是国人少知道，在十八世纪，欧洲也曾经发过中国迷的一段历史。中国的文化礼教，曾经被欧人称为世界最高的文化，捧到天上去。其中热烈崇拜钦慕中国文化者，当以福禄特尔（Voltaire）坐第一把交椅。际此大家谈中外文化交流之时，也可以略说此中的关键。
　　原来这对中国之热烈崇拜，起于物质的艺术品，而终于对文化礼教的认识。当元世祖时代，马哥孛罗游华二十年，亲友早以为他死了，一日回来斐尼斯，行李包袱里倒出来的中国绸缎丝织品及宫中古玩，使邻家围观的人眼睛都突出来。但是马哥孛罗的游记，虽然影响遍及欧洲，然而对于儒家哲学思想却乏较深的认识。到了十八世纪，那是所谓Rokoko 时代，中国迷已成为一代风气。那时欧洲的习尚，男人梳辫子，女人把扇子，公卿穿绸缎，士人藏磁器，宫庭妃嫔乘轿出入，米兰主教也坐轿子，年节放鞭炮。路易第十四的爱后Madame De Main-tenon 凡尔赛故宫别墅，装饰了满屋的中国木器。大概Rokoko 时代建筑园囿所崇尚的是亭台、水榭、窗格、板桥、鱼池、雉苑等。
　　所谓English-ChineseGarden，也是取中国曲径通幽之义。我们现在看得到的十八世纪的王公大人的肖像（如英王乔治第三、美国华盛顿），都是留辫子。凡在德国莱比锡、哈勒、德勒斯敦诸古城，我看到多少收藏的中国磁器，而奥京Schoenbrunn 故宫所藏，尤琳瑯夺目。我在巴黎时的房东，有一把路易第十四时代传下来的破轿子，也看做一件珍宝。
　　这东风西渐的气象虽由艺术品而来，却不能不推源于耶稣会的教士，像利玛窦诸人对于中国精神文化的了解。万历年间（1601）他们在北平开设教堂。利玛窦诸人是身穿长袍，口操华语，念过四书，能“子曰”、“诗云”、与士大夫往来的。他们先把《大学》、《中庸》、《论语》翻成拉丁文。到了康熙朝有耶稣会教士Pere Noel 加上《孟子》与《孝经》，于一七一一年出版。
　　十七世纪德国大哲学家莱布尼兹（Leibnitz，1646—1746）开这研究中国哲理的风气。他读过易经象卦，对于术数之理，最感兴趣。他是与牛顿同时独立发明微积分的数学家，又是发明他最得意的二元算术（ binary arithmetic）恰似象卦，并可借此证明无极生太极之理。因为他认识耶稣会Grimaldi 教士得与在康熙朝的天文家南怀仁（Verbiest）往返通信，力阐他的数学。这就是柏林普鲁士科学学院的创设人（原名Berlin Societyof Science，后改为Academy，普通也称为Leibnitz Society）。他是主张世界大同主义的人，旨在沟通中西思想，所以这柏林学院的缘起是说专以“沟通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为宗旨。一七○七年三月廿八日并请得普庭奏准在柏林学院开设农桑养蚕研究所。接着是他学生A.H.Francke 大放厥词，主张耶、孔并行不悖，引起狂潮。大哲学家服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
　　佩服莱布尼兹的理论，也极力推崇中国的伦理教育，在莱比锡及耶拿大学当教授，（这正是我肄业过的两间大学）。因为一七二一年发表《论中国的实践哲学》（de SinarumPhilosophia Practica）一篇谬论触犯教会，被逐出国，后来召回为哈勒大学教授。这都是莱布尼兹思想发生的重大影响。那时学界整个乱了，甚至有人抗议为什么以中国《史记》的纪年与耶教《旧约圣经》的纪年不符，而怀疑《圣经》。这就是福禄特尔把中国礼教哲学托到天上去的背景。
　　福禄特尔是欧洲十八世纪第一思想权威。那是所谓思想“启明”的时代（The Enlightenment）继十五六世纪文艺复兴而起的。
　　文化潮流，都是经过几十年几百年酝酿而来的。他著作等身，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特别对于当时的固封的神权思想，极尽其热讽冷嘲的能事。记得他有名的讽刺是，教士谓：世上一切是上帝为人安排的；他说：“人类的鼻梁是上帝为你要戴眼镜而安排的。”他也有一句名言：“我不和你同意，但是我至死也要拥护你不同意的权利。”这是那一代“开明”的学风。
　　他替中国人文主义说了不少好话，而最重要的是他一本五大册的《世界各国礼俗与精神通史论》。（Essai Sur I ’histoiregénérale et Sur les moeurs et I’esprie des nations 简称Essai Sur lesmoeurs）。开头足足有二百页，是讲中国的文化教育及伦理思想。福禄特尔提倡理智的开放，排斥神权super natural 思想，天然走入人文主义，所以中国以伦理为中心的思想教育，为他深所佩服。他对中国的崇拜，一句话可以代表：“欧洲的王公大人听到这样的举例，应该怎么办？钦慕，惭愧，尤应是仿效。”（Admire and blush but above all imitate）“这些人（东方人）就没派过教士来欧洲传教；只有我们把我们的意见连同我们的货物，输出到天涯海角。”这种论调与莱布尼兹差不多相同。莱氏说：“看到今日道德的沦丧及极端的放浪，我几乎相信中国应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道学（natural theology）的宗旨与实行，好像我们派教士教他们由神启示的道学。”总而言之，他们两位都相信上帝。
　　（福禄特尔相信：“就是没有上帝，也得假设一个上帝出来。”“If God did not exist，He would have to beinvented”）但对于人文主义的推行，他们两位都是健将。
　　当时激起这个洪流，不论赞同与不赞同，中国孔家思想占了学人思想的中心。也有人不像福禄特尔的十成仰慕中国；也有人致疑这是耶稣会教士的一面宣传。因为十六世纪以来，葡萄牙及荷兰水手在商埠所见卑鄙、欺诈、畏怯、残忍、龌龊的事实，并不完全与孔孟思想相同。官吏的贪污，衙役之势利，士兵之懦弱，他们都看过了。当时与福禄特尔齐名的卢骚，便不与他同意。《法意》作者孟德斯鸠（即严复所译Monte-squieu ， del ’espritdeslois，1764）本他法治的思想，自然更看出人治的弱点。福禄特尔与他辩过。因为康熙朝虽盛，孟德斯鸠没有忘记，在朝的明明是满人。孟氏最看不起的，是中国人的“奴隶性服从，”二是一切宗教、信仰、风俗、礼教的单调统一化。八股举养出懦弱无能的书生，他们没看到，但是顾亭林、颜习斋所亲身感觉亡国之痛，他们会想象到的。卢骚的批评中国为满清所克服的话，非常中肯，你说中国教育文化怎样好，为什么庞大帝国给满人征服呢？”如果学术曾经澄清伦理，如果学术真教人为国流血，如果教人勇敢壮毅，那么，中国的人民应该都是聪敏、自由、没人能克服了的，事实上并不然……如果公卿大夫的贤明，法律的所谓良善，连民数户口这样的众多，都不能保护他们的国家被外夷所制服，那末，所有的贤人有什么用处？”想来我也有时感到困惑，有时感到焦灼。
　　见1974年10月台湾开明书店初版《无所不谈合集》
　　读《萧伯纳传》偶识
　　一、王尔德善谑
　　赫理斯（Frank Harris）为萧伯纳生平第一知己。萧少时，落魄困顿十余年，得赫氏之提拔，于所编《星期六报》使撰剧评，萧始知名。一九三○年赫年已七十五，撰《萧伯纳传》，稿脱而逝。未死之先，嘱将此稿交萧整理付印，内多嘲萧氏语。据萧氏编辑后语云，“除事实之更正外，未加改窜”。
　　去年由伦敦Victior Gollancz 出版。内容赫氏所记王尔德嘲萧之语：他一生没有仇敌，也没有一位十分要好的朋友。
　　将萧氏性格完全绘出。萧氏编辑后语也引一句王尔德嘲赫之语：赫理斯无论什么王公权贵之门，都曾被邀赴宴过——一次。
　　因赫氏生平潇洒不羁，为现代文明最彻底之叛徒，凡有宴会，出辞谈吐，辄伤英国人士所谓风雅。如与教会女执事同座，他便大谈肉体曲线，视女执事如同战后时期之伦敦舞女。倘是主人知他脾气，使与孟浪的女子隔座，他又大讲起耶稣人格之高尚。所以“一次”，便是如此。王尔德之善谑，由此可见。
　　二、赫理斯论作文要诀
　　赫理斯文字极优美，少游德，肄业于海得堡，学得一口极畅晓德文，到英国时投身报界，自觉行文执笔，每带德文腔调，乃立誓五年不看德文书籍，惟绥弗特（Swift 即《小人国》、《大人国》作者，号称英国散文第一大家）
　　及《圣经》不离案上。在萧传中，赫氏自云：我费了几年精神学会德文，又费了加倍的时间摒绝德语，冀能遗忘。凡作家决不可梦想精通多种现代文字。
　　此语甚确，中国人学英文，而写作不露痕迹者，可以屈指计算。作论文犹容易，作小说而能达此境地者，尚未之见。陈友仁以一口英语见称于世，其故乃陈氏不懂华语，华语中之意象、成语、句法、语调，自然无从搀入。但据英国记者连森氏在The Chinese Puzzle 书中批评起来，陈氏英文仍有破绽，即较英人比较好用拉丁字源的长语。此为华人作英文者之通病。陈氏服膺Morley， Froude 等史论家，特好用historic secular，redeem，process等字，高雅有余，清淡不足。然作英文贵清淡自然，非多带口语不可。
　　三、作外国文之难
　　关于以上，尚有数事可为例证。丹麦叶斯伯森（Otto Jes-persen）为当代第一流语言学家，尤精英语，著作等身，可谓毕生专研英语之人，其论英文古今文法，英人莫不折服。但是叶氏每用英文撰著，必请英友摩尔斯密司教授代为修正，始敢发表。作外国文之难，于此可见。王尔德以法文著《沙乐美》，然《沙乐美》之文，多叙风花雪月，与六朝文相似。作六朝文易，作三代古文难；堆砌腴词易，作平淡语难。外人或可学作四六，但决不能写一部《水浒》。康拉德（Joseph Conrad）以波兰人写英文航海小说，丝毫不露破绽，世称奇事。但是康拉德航海多年，与英国水手晨昏交头接耳，故能有此成就。
　　四、不朽之新法
　　萧传中言：萧氏虽然自知著作等身，满篇语花语妙，但身后万世，能否不朽，尚难预卜。因请罗丹（Rodin）代造一半身石像，自谓千余年萧书不传，罗丹之杰作必传。此求不朽之一妙法也。按此法非由萧氏发明。中国人作诗，请名人作序，父母病殁，请名人作行状，以冀该序该行状将来刊入名人集中，与文并传后世，其用意与萧氏相似。
　　五、文人与洗服匠
　　萧氏一生，最忌文人互相标榜之恶习，任何文人会社，不肯加入（提倡社会主义者除外）。此种互相标榜，萧氏谑拟为并开洗衣店，交换洗衣，你洗我的，我洗你的，说来似较风雅，实则与自洗相同。
　　六、萧伯纳一人三父
　　萧氏自谑，谓有三位父亲。这三位，就是生他的父，给养他的母舅，及与他的母亲同居的音乐家。又谓因此，他的戏剧《错因缘》（Misalliance）
　　中始有三个父亲的人。（“the man withthree fathers”）他的生父对他的恩德，起于送他出世，而亦止于送他出世。据萧自述，他的父亲，“甚易相处——在清醒的时候”。惟有一滑稽性，好喝自己坍台，萧氏之幽默。可说是他所遗传。萧氏有一位伯（叔）父，也好饮酒。
　　有一天忽然立志，同时戒酒戒烟，吃得不消，乃拼命吹喇叭解嘲。及至喇叭仍然不能解闷，便娶老婆，后来娶老婆也不能得到所意想的个中乐趣，乃决意买一部《圣经》及一副望远镜。《圣经》读厌时，便拿起望远镜，窥眺达尔其沙滩上淴浴的女人。这位“戒酒”先生后来自尽。
　　赫氏全书之文诙谐多类此。
　　七、吃荤吃素与女人
　　萧伯纳吃素，赫理斯吃荤，各相持不让，书中赫氏每以谑萧。据赫氏意，萧氏剧中描写女人之失败，都由于吃素所致。虽然，赫氏承认，萧氏并非全无****。他说萧氏为剧评记者时与坤角往来，但是“他生理上拜倒裙下者极少数，所以可说是第一男子，曾在戏院里打滚，而能留下处女载道者”。他说因此萧氏书中的女人都是没有血肉的，只有形骸，没有“神秘，温柔，仙骨，风韵，魔力”。她们只会开口大谈“生机”哲学，却不会哭、啼、笑、吻，忽詈骂，忽言好，忽亲热，忽矜持。因此他的女人写来都不会神气活现。
　　萧氏描写妇人最成功者，赫氏认为是肯利拉（Candida）。肯利拉赫氏认为不但是萧氏著作中最成熟之作品，并且认为她是英国文学人物中最成功者之一。
　　关于吃荤，赫氏有这么一段生动的描写：有一回萧伯纳做一篇文章讲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原是赫氏专行（著有专书，成一家言），便写信问他：你不懂得莎士比亚是谁，为什么要讲到他？
　　萧伯纳回信说：
　　雷公为誓，谁敢说我不懂莎士比亚？我比天下任何人还懂得不朽的威廉，云云。
　　赫氏回书说：
　　请你那一天到露依亚咖啡馆吃中饭。你尽管有野草凉水可以慰你魂灵的渴望，而我也可证明你对于莎士比亚丝毫不曾懂得。
　　“他来了。我叫一个大牛排，一块可观的牛酪，及两三种酒。其时佛特立在座，也同我一样。萧氏只要一个铜子的面包，及一点矿水。他先吃完，坐着看我们，好像老吏看囚犯，身旁便是定死刑者应戴的黑帽。我心里还想要一块大牛排。佛特立也有此意。但是萧氏那副脸孔把我们吓住了。我便与佛扯扯拉拉，我要他先开口，他也等我先开口（我们几乎吵架起来）。记不清谁先屈服了。无论是谁，大概是这样讲的，‘如果你要再来一碟，我可奉陪’。我仅记得我们两人都再来一大牛排，而那眈眈虎视老吏的手似乎渐近那顶黑帽了。
　　“后来萧氏与他争辩，他不肯屈服，于是再斟酒，再来一大牛排。若非当时佛特立好意把牛排抢去了一半，今天我也不在此地了。自从那顿中餐之后，我一个人已非昔比了。
　　“过几天，报载佛特立死了。”
　　八、萧伯纳之谨愿
　　萧伯纳为文大放厥词，而处事接物，却是十分谨愿，未能免俗。赫氏著书之前，寄信与萧，谓将为之著传，萧大慌起来。初则力劝搁笔，后来赫坚执不从，已经动手，萧乃不得已改变态度，顺水推船，供给生平事实。书成时，赫将萧原函一一发表，示其矛盾，与萧开玩笑。萧氏所以慌张，因为萧氏是英国所谓绅士（gentleman）极守礼俗，而赫则反是。初赫著《王尔德传》（此书Heywood Brown 称为最读得下去的名传之一），自然牵涉不少****事项。及（似是一九二八年？）自著《性史》，将个人浪漫猥亵之事和盘托出，文既巧妙，又无忌惮，甚至性交情景，叙述得历历如画，真是开千古以来未有之先例。书出后，名大杀，虽享文名，报章再也不敢发表他的作品。（萧夫人因女仆看见这本《性史》，把它烧毁，因是赫极看不起萧夫人，书中多不敬语。）萧氏一听此位作者，要写起他的传，自然慌张起来，后来编书时，萧前后辩证，忸怩作态，读来如看一副戴高帽挂白领结的英国士人的活相。
　　因萧虽然为文放诞，而其发论，多本常理，所谓“滑稽之中有至理”，并未一味荒唐无稽者所可比。萧之幽默，在于洞达世情，看穿世故，就其矛盾，发为诙谐，人以其别具只眼，视为新奇，一读捧腹。故萧氏最特色处在他的庸见（commonsense），赫氏评萧为“浑身庸见”最为的当，以庸见，而发为庸谨之行，不足奇也。
　　九、萧伯纳论君子小人之分
　　萧氏滑稽之中有至理，可以其论君子小人之分为证。萧氏说：小孩生下来，他的吃、穿、享用，都是由社会赊账。所以小孩长大，自然欠一笔账。
　　在社会主义的国家，自然要开一张账单给他。小孩既长成工人，就得挣得一笔基金，一面还他幼年的账，一面留为日后告退养老之费。如果成年人在世所做工作，只能付账，他便是一位小人（common fellow），如果他能超过这个标准，还账之外，尚有建树造益于人世，他便是一位君子（gentleman）。
　　见1934年6月生活书店初版《大荒集》
　　再谈萧伯纳
　　一、萧伯纳的传记
　　最近有两本萧伯纳的传记出版，一本是亨德生（ArchibaldHendersen）所作。亨德生是萧伯纳所称为十九世纪后没人知道的美国北加罗来那省大学的一位教授；该大学里有一位研究萧伯纳的亨德生，也许借此扬名于后世。
　　亨德生是萧氏的老友，这本书是特别得萧的许可而作的，是唯一authorized的萧传。全书八百余页，萧之一生著作、思想、行述、家世，及关于他的笑谈轶事都搜罗收入了。但是我到底喜欢赫理斯（Frank Harris）所作的传，而不喜欢亨德生作的传。理由很简单，赫理斯是个文人，天才作家，而亨德生却是规规矩矩的编撰人而已。所以赫理斯的文，读来津津有味，有骨气，有风味，有诙谐，有深思，有警语，有观感，而亨作却只会作发皆中节的烂调，说不偏不倚的公道话而已；比之通常评传固无愧，比之赫作就逊色多了。
　　而且赫传篇幅只亨传的一半，读来反而可得极亲切逼真的萧伯纳印象。
　　赫传胜于亨传还有一层理由，就是两位作传的人对书中主人翁态度之不同。亨德生虽然也保持“学者面具”主持公道，批评萧伯纳，但是到底他是萧伯纳的崇拜者；萧伯纳在赫传的跋中称亨传为巨著“ monumental biography”，尤其使我们怀疑。因为学者虽然也是忠实，到底不大肯说由衷之言。赫理斯只是文学界的叛徒，他虽不标榜公道，写出来的却字字是心声。
　　他不是萧的崇拜者，他是萧的畏友，要挖苦就挖苦，要嘲弄就嘲弄，所以他画来的一副神像，反而逼肖。我主张凡读书人，要研究任何学术上的题目，必先从反对批评的书看起，再看正面的书。
　　二、萧伯纳的法螺
　　赫传态度之长处，可由以下数段证明。赫理斯挖苦萧伯纳，说萧一面表示痛恨美国，一面却全盘抄袭美国的广告宣传法。“萧伯纳最初的宣传也不过是通常的方法。从头他就喊着‘给我大车与喇叭’，现在大车与喇叭不通行了，他又喊着‘给我无线电与银幕’。在他少时与人辩论时，他懂得附庸风雅，使大家心目中将他与某名人之名联络起来。他记得一次在他与海恩门辩论时，他站起来说：“马克思主义已经死的像羊肉了。杀死他的是我萧伯纳’。”
　　于是赫理斯便有以下一段挖苦的妙文：
　　他（萧）最先认识有声电影的宣传用途在这一点，他一生演讲的训练，使他极占便宜。他模拟莫梭利尼，甚至模拟萧伯纳自身，从此可证明他是极伟大的表演家，就是假冒的极端；然而似乎在他中年作戏剧时所摇旗呐喊反抗的就是假冒。他甚能批评他扮演手段的高下，而从有声电影看见他年已将老了，嘴势也已渐不像样了。从此他便改用无线电，这无线电可将他的声音远播全球而不引起他个人曲线美的问题。
　　读过《英雄与美人》（Caesar and Cleopatra）一剧的序言的人，都记得萧伯纳曾提出一个问题： Better than Shakespeare？（萧伯纳是否比莎士比亚好？）在一八九六年，萧氏写一篇莎士比亚的剧评（那时伦敦Lyceum戏院正在演Cymbeline），他说：除了荷马以外，古来没有一个有名的作家，连司各脱在内，像莎士比亚这样被我看不起，当我以自己的头脑与他的头脑比较一下之时，我对于他不耐烦的程度，有时使我觉得不如爽性给他开棺投石，因为我明白知道莎士比亚及崇拜他的一班人所能懂得的，只有这一类的看得见的侮辱。
　　但是记得萧伯纳又在那里说过“他是世界上最没有得充分登广告的人”，这便是萧氏法螺之一斑。
　　三、萧伯纳论耶稣
　　对于耶稣个人做基督，自称上帝之子，能复活升天等传说，萧伯纳是绝对排斥的。尤新奇的，就是他不相信耶稣的性格是温良的，慈爱的，人道的，悲壮的，哲学的，都可以说，但不能说他是温良。萧氏说：称耶稣为温良、谦虚而柔弱，这是卑鄙的近代的假托，在福音书中，毫无根据。
　　其实东西伟人的人格，都被小人误认。就是我们的孔子何尝是温良恭俭让？貌似阳虎，何尝温？一方坠费，一方欲往见以费叛的公山弗扰，又骗蒲人不适卫而出围，出围后适卫而主张伐蒲，何尝良？不见孺悲便罢，又必取瑟而歌，与人难堪，何尝恭？狐貉之厚以居，什么也不食，何尝俭？不肯卖车葬颜回，何尝让？可是我们只好学孟子说：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我们若肯不戴眼镜去重读《论语》，孔子的人格自会活跃纸上。
　　四、幽默秘诀
　　萧伯纳有一次说：
　　我的方法，请注意，是用最大的苦心去寻求应当说的话，然后用最放肆的语气说出来。其实呢，真正的笑话，就是我并非说笑话。
　　五、萧之自述
　　萧伯纳曾经作以下一段的文批注自己，语颇中肯：“他很容易与人亲热，……所有萧伯纳的朋友，都说他是好虚荣的可笑。萧是一个不可救药而永不停止的扮演员，在社交上如在他本行上，施用他的伎俩……他写信封时，把字写在左边的上方，留一空白，做邮差拇指拿信的地位……他不用apostrophe（撇号）及引用号，说这些符号有碍观瞻，……他喜欢研究发音学与速记术，……他喜欢机器如小孩喜欢玩具一样，曾经一次，无端无由的买一架商店所用的收银记账机……在伦敦时，他每天早餐之前，在皇家汽车协会的游泳池游泳，冬夏不变，……萧实在不是好社交的人，……他没正经事不出门，……不探朋友，……他谈锋尖利，为人所怕，……他有水银式的机智，能即刻正视应付无可逃避的环境，……他行文时，无论谈什么题目，总是神出鬼没，难以预料。”
　　六、萧伯纳论金钱
　　萧伯纳之幽默，在于认清现实。一般人的信仰，总是受俗见所囿，传统所蔽，很少人肯用脑力去认清事实的，所以有人肯“用最大的苦心，去寻求应当说的话，然后用最放肆的语气说出来”。自然撇开云雾，重见青天，令人读来心旷神怡，而成其所谓幽默。
　　这一类的幽默，是根据一种见解的，与荒唐语不同，由以下论金钱一段，可以证明。萧在MajorBarbara 的序言，有一段话说：世人普遍的爱钱，是我们文化唯一的吉兆，是我们社会良心唯一健全的地方。金钱是世上最重的东西，财富代表健康、体力、信义、慷慨、美丽，犹如贫乏代表疾病、懦弱、耻辱、卑鄙、丑陋，这是如日月经天无可讳言的事实。还有最大的长处，就是金钱能使卑下的人身败名裂，而使高尚的人胆壮心雄。只有一部分的人求之不得，一部分的人任意挥霍之时，金钱才是一种祸害。换言之，只有在不合理的社会情形中，人生就是一种祸害之时，金钱才是一种祸害，因为金钱就是生活，犹如钞票就是金钱；这两样是不能分离的，金钱是在社会上分配生活用的货币。公民第一义务就是要求可以容易拿得到钱。但是在给四个人每人三先令做十时或十二时劳工的酬劳，而给一个不工作的人一千镑时，这种要求是不能达到的。国民最需要者，不是改良风俗、较便宜的面包、俭约、自由、学术文化、救济妓女、勉励青年，也不是三位一体的恩惠、慈爱与结连；国民所最需要者是金钱。我们所应攻击者，不是罪恶、痛苦、贪污、神父、君主、民主、垄断、愚昧、美酒、战争、灾疫，也不是那些社会改良家牺牲的东西；我们所应攻击的是贫乏。
　　见1934年6月生活书店初版《大荒集》
　　读《邓肯自传》
　　一
　　以沙多拉·邓肯（IsadoraDuncan），不但是十九世纪第一跳舞艺术家，并且是人格伟大而很有文学天才的奇女子。看她自传的引言及末章，谁都不能否认这句话。我们只知道她是现代艺术舞的开创者，是现代女子服装解放的先锋，是复兴希腊美术精神运动的努力者，到读了她的自传（MyLife，伦敦Victor Gollancz 出版），才明朗在我们的心目中浮泛出来一位光明磊落才气过人的女子，一位愤世嫉俗抱有大志的艺术家，一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革命者，而同时是极富情感、灵机颖悟、深好文学思想的一个人。
　　谁也想不到在女子作品中，有这样的文字：这是如何希奇令人惊诧的事！要认识一个人，须经过透视一层皮肉，而发见一个魂灵；——经过一层皮肉，而发见娱乐、官感、幻景。啊！尤其是发见所谓幸福的幻景——经过一层皮肉、皮相、幻景——发见人所谓恋爱。（364 页）
　　这简直是尼采的笔调了。以下一段也是具有尼采的风味，因为她是极端崇拜尼采的人。
　　恋爱之神异，在于其音调之高低，宫商之交易；一男子之爱与另一男子之爱相比，犹如听贝多芬的乐曲与听普希尼的乐曲的不同，而那弹出这不同的节奏音响的乐器就是女人。我想一个女人只亲爱过一个男子，也像一个人只听过一个作家的音乐。（365 页）
　　又如：
　　人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谁能发见？上帝自己也莫名其妙。统观这一切的悲欢离合；一切的龌龉与光明；这充满着欲火而同时又充满着义气、美丽、光辉的肉体——究是怎么一回事？上帝知道，或是魔鬼知道——但是我疑心他们俩也都在莫名其妙。（361 页）
　　邓肯的文字是含有诗意，充满人生的神秘，是成熟满意的文字，因为她的一生是充满着诗意及神秘，因为她不但享过人生的艳福，也尝过人生的苦涩，与李易安（清照）相仿佛。以下一段，便是我所谓成熟满意的文字：世人只会吟咏与恋爱，真无道理。须知秋天的景色，更华艳，更恢奇，而秋天的快乐有万倍的雄壮、奇艳、都丽。你真可怜那些妇女识见褊狭，使她们错过了爱之秋天的宏大的赠赐。……（374 页）
　　在一本原非文学作者的自传中，处处发见这种文学，这种感叹，真是意外的收获了。
　　邓肯的艺术舞，可惜当时没有电影为之保存。她一生的热诚、兴奋、欢腾、苦泪，尽在这本书中遗留给后世。我们读这本书，如看见一位天才女子的兴奋、热诚、沮丧、悲哀、苦笑、血泪。这是邓肯晚年的哀歌，也就是一切理想家的哀歌。
　　二
　　最近五十年欧洲艺术舞之产生，实由邓肯一人的魂力提倡而来。一向舞台上的跳舞多半是ballet（芭蕾舞）式的，总是一拍一跳，舞女束腰敞裙，只立在足尖，旋转翻滚。这种跳舞，已失去人类自然行动之美，成为一种女性的武艺罢了。从邓肯恢复希腊的艺术舞以后，舞术始得解放，才有基于人体上自然律动的舞术，也才有赤足露腿近于希腊式的服装。现代西洋女子去了三五十年前的束腰短褂，而易以长身的外服，一部分也是邓肯的恩赐。就是我们中国小学生跳舞时两手作波动势，也是由邓肯某日在意大利Abbazia城看见梭叶在风中摇动得了神感而创设的。
　　凡事创设不易，必须经过社会的非笑、误会，或盲目的恭维，到了成功以后，还要成为市侩弋利的货品。邓肯初以解放的简单的服装，表现人体美，男人还没什么，却引起不少太太们的误会。在美国表演时，有一次落幕后，一位有钱的贵妇好意地对她规劝：“不行啊，那样——坐在前排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啊。”
　　初次（在德国）表演Tanhaeuser 时，我的透明的衬衣，显示我身体的各部分，就引起那些穿浅色长袜ballet 舞女的恐慌。到了最后，连可怜的可心玛（即作曲者Richard Wagner 之寡妇）也慌张起来。她叫她一个女儿送一件长的白里衣给我，要求我穿在我透明的纱巾之外。但我坚执不从，我须依我的意思跳舞，否则宁不上台。
　　“不久你会看见所有的送花仙子都与我的服装相同。”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
　　但那时却有关于我的美丽的胸腿的争辩，讨论我的温柔丰润的肌肤是否道德的，应否用沙门鱼色的长袜掩藏起来。多少次，我得对她们讲到声嘶力竭，那些沙门鱼色的长袜是如何的不雅，而****的人身是如何的美丽雅洁，如果是每个人有雅洁的心地。
　　三
　　一人在穷困中不屈不挠的要达到她的理想，直到成功以后，又能持她的素志，将所有钱财积蓄，办一所学校，想完成她的艺术的梦，至于自身陷入穷困潦倒而逝世——这种人的行为是值得大家崇敬的。
　　邓肯生于美国西岸之三藩市。自幼同她的母亲，兄弟雷门，姐妹伊利沙白在穷苦中过活。她们一家四口，都是艺术家，都是不善较量锱铢，不善适应实际，伊利沙白除外。她天才颖悟，好读书，既闻希腊的艺术与人生观，神往不致，遂抱极大决心，要改造她所谓当时拘谨成法离开自然的跳舞。以一个弱女子，担负这样大的任务，兼要以艺术糊口，自然很不容易，要受多少的磨折。亏得有她过人的天才、坚毅、自信，也亏得有了解的母亲、弟弟，受尽折磨，不屈不挠，才有最后的成功。她们颠沛流离，由美而英而法，总找不到一位有钱兼有识见的主顾，肯完成她的愿望，使她表演她的艺术。在巴黎穷困时，虽有柏林某大戏院主要请她表演，只不许她裸腿赤足，邓肯竟回绝了他，挥之使去。这已经可以看见她的气魄了。后来机会到，在柏林表演，大家看她翩若惊鸿的做那种无拘无束不知哪里学来的神妙舞奏，俨然如临别一境界。一时轰动全国，每次表演，大众对她引起狂热的崇拜，尤其是一班青年学生崇奉她如女神，倾倒于她的人也不知凡几。后来竟有美国迷信的善男信女，抬病人到她戏院，谓见她表演，病可痊愈。邓肯的新舞术，竟成了一种风尚，英、法各国有人仿效。到了最近，我们还听见有什么“邓肯姐妹”，就是假她的名以为号召，而求射利而已。
　　邓肯既然知名，一时交游无非欧洲贵族、富商、艺术界名人，如D’Annunzio（邓南遮）、Eleanore Duse， Rodin Gordon，Craig’Thode，CosimaWagner 等。希腊王、保加利亚王也都倾心于她。这样不可一世的邓肯，谁也想不到她老时，连房间里的火炉都烧不起，真可谓是饱经沧桑世故（这并不是像中国的赛金花，请读者不要误会）。因为她到底是理想家，她虽很有钱，她还做一个大梦，要教出一班千余人的跳舞团，依她的理想去演贝多芬的第九合奏曲（此曲内有歌唱）。但是这一班舞团，却非从小孩时代未失自然行动之美之时教起不可。于是她典卖珠宝，把所有的积蓄，开办这样一个学校，所有学生的吃穿费用，由她一人供给，甚至于负债。因为她不善于办事，学生管理也不得法，终于失败。到大战时，巴黎的房屋都保不住，这是她生平第一恨事。她晚年之贫穷，大半是为办此学校所致。
　　邓肯的奋斗由成功转入失败。她两个乖巧的小孩不幸一天被汽车葬送于巴黎的塞纳河中。
　　从此她就陷入悲哀，不知道快乐。她百万富翁的丈夫，“只佩服她的肌肤”，而不了解她的艺术，后来也断绝关系了。不久她的俄国丈夫也死了。
　　她只一身孤零飘泊，仅对于艺术有真正的趣味。但是她所提倡的艺术跳舞，又被人抄袭仿效，为射利之途，而没有真正的大艺术继起，尤其使她烦恼。
　　到了晚年，真是穷困万分，连这本自传，也是为拿稿费应美国一书店之约，是在一架末出租金借来而店主常来索还的打字机上写成的，于一九二八年，她在法国南部尼斯城，在汽车中被一条卷入车轮的围巾绞死。她计划中一部写她一九二三年后到苏俄的生活的传记，遂不得与世人相见了。
　　四
　　邓肯为人跌宕有奇行，乐为人所不敢为，言为人所不敢言，生平可传诵之事极多。有一回，她在柏林表演回来途中被崇拜她的大学生所包围，将她马车的马牵走，由学生拉车到Siegesallèe（凯旋大街），在这街上，他们要求她演讲。她看见街上竖立歌颂武功的石像，于是站在马车上演说：世界最高尚的艺术，莫如造型。但是你们诸位爱好艺术的朋友，为什么容许这些丑陋不堪的东西巍立城中？你们看看这些石像。如果你们是学美术的，你们真正是艺术的信徒，你们就应捣毁这些东西。美术？这些东西叫美术？不是，这只是你们皇上梦想的英雄。
　　幸而这时有巡捕走来干涉，不然那些石像就要遭殃了。
　　她自述与意大利诗人邓南遮开玩笑的一段话，尤可看出她的浪漫天真。
　　邓南遮向来凡对女人进攻，没有不胜利的。因为他一鼓起他如簧之舌赞赏女人，可使被赞赏的女人沉醉，如入异乡，自信果是天地间第一美人。邓肯因此偏要与众立异，为第一不被征服的女子。尤其因为邓南遮对她的好友杜斯（Duse）有对不住地方，使她更加有意疏远他。屡次诗人向她讨好，总不得青睐。后来有一次，诗人说他中夜要来。邓肯乃同琴师将她的艺术室安排起来，满房置出殡时用的白莲花，还依西人入殓成例，点了多多少少的白烛。
　　诗人来了，看见黑幔之下这许多白花及烛火，已经惶惑起来。邓就领他到一沙发床，使卧上。起初邓为他跳舞，后来一边和着萧邦《出殡曲》的节奏，一边在诗人床前放置花蕊及烛火。再慢慢地把烛火一一吹灭了，只剩下他床头床尾几枝。此时诗人如陷入魔阵一样。于是她又一面跳舞，一面把床尾的烛火吹灭。她正要走来吹床头烛火时，诗人忽抖起非凡的勇气，猛然一跃，吓得一声冲到户外出去。邓乃笑倒在琴师的怀里。
　　五
　　邓肯与萧伯纳也有一段故事，是许多人知道的。有一回，邓肯写信给萧伯纳说：
　　我有第一美丽的身体，你有第一聪明的脑子，如果我们生一小孩，再理想没有了。
　　萧伯纳回信给她说：
　　不行啊，如果小孩生下来，也许身体像我，而脑子像你，那可不就糟了吗？
　　邓肯谈吐诙谐。SewellStokes 在IsadoraDuncanAnInti-mate Portrait 书上，记她谈到女人身胖的意见。那时，邓已经身广体胖了。她说：女人发胖，真不必焦急。为什么要焦急？老实说，女人的脑子近肚子，思想是从那里上来的。正像男子的脑子是在头上，思想是由上而下的。我不是说说而已——实有其事。
　　我个人所认为的伟大的妇女——Duse，BernhardtEllen，Terry（都是著名女演员）——壮年时都有大肚子。
　　邓肯一生轻财，恶珠宝。Stokes 书中记她有一天在尼斯同一位伯爵夫人攀谈。她们正谈妇人装饰之无意义。伯爵夫人同意她的说法时，她便把这位朋友身上挂的一条珍珠项链及其首饰一把抓起，走到水岸，扔在海里。
　　她记述她初次与她百万富翁的丈夫相会时，有一段描写，表示她的深恶富家子弟：
　　“你是否是一位艺术家？”
　　“不，不。”他极力的否认，如否认一种污蔑的话。“那么，你有什么东西？有什么大主张？”
　　“哪里，我一点主张都没有。”
　　“至少在世上总有一种志气吧？”
　　“一种也没有。”
　　“但是你做什么事？”
　　“没做事。”
　　“你一定总要做一件事。”
　　“是的，”他沉思着回答。“我收藏了一些极美的十八世纪的鼻烟盒。”
　　六
　　邓肯的跳舞，虽说发端于崇拜希腊的艺术文化，而见解、立说却是她自己的。她的艺术教师，不是希腊的石像，却是几位文学、音乐大家，是由WaltWhitman（惠特曼）诗中的节奏得来的，由尼采的文句与精神，由贝多芬、瓦格纳（Wagner）、萧邦（Chopin）的音乐得来的，尤其是由自然界山川河海树木花草天然的波动得来。她说她的教师是贝多芬、尼采与瓦格纳。“贝多芬创造跳舞的雄壮节奏，瓦格纳创造跳舞的形体，尼采创造跳舞的精神。
　　尼采是第一跳舞的哲学家。”她的自传里封面引尼采的话说：如果我的道德是舞蹈家的道德，如果我常跳跃到青霄，如果我的道理始末是要使重浊的变为轻清，使所有的躯体变成舞蹈家，所有的灵魂变成飞鸟；真正的，这是我道理的始末。
　　邓肯在书中说：
　　在健身房的运动，身体之训练自身就是目的，而在于练习跳舞的人，这种训练只是一种工具。那时要忘记你的身体：身体不过是已练好配好的一种器具，而所有动作，不应当表现躯体的动作，如健身运动，却应该借这躯体表现魂灵的思想与情感。
　　因此这种跳舞乃得称为艺术。跳舞家能随他一时的心境，由身体的节奏自由表现出来。有一回她跳舞表示美女之青年与死之奋斗，观众才告诉她，这就是Schubert（修伯特）的美女与死曲中的主题，果然奏来与Schubert 的音乐相合。萧邦、瓦格纳的音乐有些地方常不得其意，倒是靠她的跳舞表现出来。这是她特别的天才，跳舞能达到此境地，已经成为一种创作的艺术了。
　　七
　　女子自传最不容易，尤其是关于性的冲动的叙述。邓肯是解放的思想家，也许可说她比常人浪漫，但她的浪漫是有主义的，是诚实的。她关于性的快乐，及与Rodin，GordonCraig 性的历史，有几段极难得的妙文，我们不能历历叙述，但至少要再引两段，看看她对性的态度：我可以顺便声明，你们已经在我的自传中可以看出，我一生是忠实于我所爱的人。
　　若是他们不遗弃我，我是不至于脱离他们。因为我还爱他们，如同我从前爱他们一样。如果我脱离这许多人，其过只在男子的轻薄及残忍。
　　自传第廿四章，她自称为“尘凡恩爱之辩护（An Apologyof Pagan Love）”，有几段诚恳的言词，有一段说：我不明白，人生出世，此身就要受多少苦痛——长牙齿，拔牙齿，镶牙齿，而且无论如何正常的人，也有疾病、伤寒等等——为什么，机会到时，不可从这肉身也挤出最高度的欢乐来？一人经天用脑力，经营计算——为什么他不可在女人的怀中，得一点慰安，寻一点快乐，以消除日间的苦痛？我希望我给予快乐的人，也常有快乐的回忆如我快乐的回忆一样。
　　关于她生产的苦痛，养儿的快乐，尤其有诚实的描写。“有哪一个母亲曾经告诉人，婴孩咬她的奶头，奶涌出时，是怎样的感觉？”这种文字太好了。这本书是应该译成中文的。
　　见1934年6月生活书店初版《大荒集》
　　谈劳伦斯
　　朱柳两位老人正在黯淡的灯下闲谈，因为此时虽是民国卅五年，苏州城外居户大半还未有电灯。在廿八年曾经因为沪宁公路通行，苏州的马路上屡次发现汽车的踪迹，后经吴门人士一体反对，报上也曾有过一次剧烈的辩论，才把汽车禁绝了。柳先生饭后无事，过来找朱先生攀谈，在这黯淡的灯光之下，看得最清楚的就是朱先生一支旱烟，下垂着一个烟袋，一卷烟云缭绕而上。
　　“早晨在我的箱箧里翻出一部旧稿，”朱先生指红木桌上一部黄纸的书稿说，“看来倒还有趣。但这是不预备发表的。”
　　“怎么不发表？”
　　“一则还有末段两章未译，一段译得不甚满意。起初我也想发表，拿给一家书局看，书局不要。过了半年，书局忽然来信要了，我迟疑莫决起来，主张不发表。我想一本书如同和人说话一样，也得可与言而与之言，才不至于失言。劳伦斯的话是对成年人讲的，不大容易懂，给未成熟的社会读了，反而不得其旨……
　　“报上也常听见劳伦斯的名字，大概是说他诲淫罢了。”
　　“自然，日报上哪里有什么别的东西可谈，就是谈，人家也不懂。现代孤芳自赏的作者，除非不做书，或做趋时的书，就得被人拖到十字街头示众，顶好还是可以利用做香水肥皂的广告。这是德谟克拉西的恩赐。大家都识字了，日报就是大众唯一的读物，日报逢迎读者，读者管住日报，除了奸淫杀掠以外还有什么可谈呢？只有卖便药式的文章及广告才能把得住读者。你告诉读者科学的理论，他们要听吗？现在的作社论，传宗教，讲文学，都是取法于卖便药的广告；文人，教士，政治都跟江湖卖膏药的庸医差不多。文字以耸人观听为主，你说这便药是椰粉加香料做的，吃了病也好，不吃病也好，还有人肯买你的药吗？我颇不愿使劳伦斯沦为走江湖卖膏药的文学，所以也不愿发表了。”
　　“那末，劳伦斯与中国的《金瓶梅》何别呢？”
　　“其间只有毫发之差罢了。庸医、良医不是都带眼镜，都会按脉，都会打针吗？我不是要贬抑《金瓶梅》。《金瓶梅》有大胆，有技巧，但与劳伦斯不同——我自然是在讲他的《却泰来夫人的爱人》。劳伦斯也有大胆，也有技巧，但是不同的技巧。《金瓶梅》是客观的写法，劳伦斯是主观的写法。
　　《金瓶梅》以淫为淫，劳伦斯不以淫为淫。这淫字别有所解，用来总不大合式。老柳，你也许不相信，劳伦斯是提倡肾囊的健康，但是结果肾囊二字，在他用来不觉为耻，不觉为耻，故亦无耻可言。你也许不相信，《金瓶梅》描写性交只当性交，劳伦斯描写性交却是另一回事，把人的心灵全解剖了。
　　这在于他灵与肉复合为一。劳伦斯可说是一返俗高僧吃鸡和尚吧。因有此不同，故他全书的结构就以这一点意义为主，而性交之描写遂成为全书艺术之中点，虽然没有像《金瓶梅》之普遍，只有五六处，但是前后脉络都贯串包括其中，因此而饱含意义，而且写来比《金瓶梅》纲腻透彻。《金瓶梅》所体会不到的，他都体会到了。在劳伦斯，性交是含蓄一种主义的。这是劳伦斯与《金瓶梅》之不同。”
　　“这怎么讲法？”
　　“你不看见，当却泰来夫人****给麦洛斯簪花于下身之时，他们正在谈人生骂英人吗？劳伦斯此书是骂英人，骂工业社会，骂机器文明，骂黄金主义，骂理智的。他要人归返于自然的，艺术的，情感的生活。劳伦斯此书是看见欧战以后人类颓唐失了生气，所以发愤而作的。”
　　“现代英国人也失了生气吗？”
　　“在我看来倒不，但在劳伦斯看来如此。若使我们奄奄待毙的中国人给劳伦斯看来，那简直无话可以形容了。我想他非用北京最下流的恶骂来骂不够出气。你要明白他的全书旨意，须看准他所深恶痛绝的对象。他骂英国人没情感，男人无睾丸，女人无臀部，就是这个意思。麦洛斯表示轻鄙却泰来爵士一辈人时，却泰来夫人问：“他一辈人怎样？”
　　“你比我知道的清楚。那种女子式小白脸的青年，没有蛋。”
　　“什么蛋？”
　　“蛋！男人的蛋！”
　　她沉思这句话的意义。
　　但是问题是不是在这点？
　　一个人呆笨，你说他没有头脑；一个人促狭，你说他没心肠；一个人懦怯，你说他没有肝胆，一个人若没有一点大丈夫气，你说他没有睾丸。这人就是靡靡不振了。
　　朱先生翻起他的旧书稿说，“我念一段给你听听。工业制度社会规矩，小白脸的无人气，都骂在里头。你明白他对战后英人的愤慨，你就难怪他所以不惜用极粗鄙淫猥的话骂他们的理由。这是一种的反抗，不这样，骂不出气的。麦洛斯说：“他们一辈子是最卑鄙的贱流。上校常对我说：“老麦，英国的中等阶级一口饭就得嚼三十次，因为他们的肚肠太窄了，一粒小豆般的东西就可以塞得肠胃不通。天地间就没有看过这样小姐式的鸟，又自豪，又胆小，连鞋带结得不合式都怕人家见笑，又像陈老的野味一般霉腐，而又自以为尽合圣道。所以我吃不消，再不振作了。叩头，叩头，舔屁股舔到舌头也厚起来了，然而他们还是自以为尽合圣道。而且都是一班乡愿小人。就是乡愿的小人！一代小姐式的乡愿小人，一人只有半只睾丸。’”
　　康妮（却泰来夫人）笑了。雨还淋淋不住。
　　“他一定痛恨他们。”
　　“不。”他说，“他不管了。只是讨厌他们。这有不同。因为，他说，连丘八近来也跟他们一样拘泥小气，睾丸一样不全，肚肠一样窄小。这是人类注定了应走的命运。”
　　“连平民，连工人，也这样吗？”
　　“全伙都这样。他们的人气都完了。汽车、电影、飞机把他们还遗留的一点人气都吸完了。你听我说，一代不如一代了，越来越像兔子，橡皮管做的肝肠，马口铁的脚跟，马口铁的面孔。马口铁的人！这是一种鲍罗希微主义慢慢的把人味儿杀贼了，代以崇拜机器味儿。金钱，金钱，金钱！一切现代人只把人情人道贼害创伤当作玩乐，把老亚当、老夏娃剁成肉脍。大家都一样的。世界都一样的：把活活的一个人闷死了，割掉一张茎皮一金镑，割掉两只睾丸两金镑。****还不是机器的脔吗！——大家都一样的。我们出钱，叫他们替我们割掉阳物。给他们钱，钱，钱，叫他们把人类的阳气都消灭了，而只留下一些孤弱无能的机器。”
　　“这书前后就是这样一个脉络贯穿着，时时爆发出来为谩骂淫鄙，而同时优美的文字。劳氏的文字之美是不必说的。所以他全书结构，写一战后阳萎而断了两腿的公爵，要一健全的中等阶级女子做夫人，及夫人求健全性爱于代表作者主义的园丁麦洛斯。所以他引HenryJames 的话，处处骂他们的金钱崇拜，为崇拜狗母（bitch-goddess）——狗母就是金钱的富有及商业的成功。却泰来夫人康妮看见她的丈夫管工厂，着发财迷，就恐慌起来。所以她想到将来的英国，想到她自己为这样的人类怀孕传种，就不敢想下去了。所以麦洛斯说：
　　“我要把机器全部消灭，不使存在于世上，而把这工业时代收拾的干干净净，像一场恶梦。但是我既然没有这本事，所以只好沉默下去，自顾自的生活。”
　　劳伦斯意思是要归真返朴，回到健全的、本能的、感情的生活。
　　“我明白了。”柳先生说，“那末，他描写性交，也就是带这种玄学的意义？”
　　“是的，性交就是健全本能的动作之一。他最痛恨就是理智、心灵，而没有肉体。在这点，他和赫胥黎AldousHuxley 诸人一样，讥笑不近人情的机器文明，也和孔孟一样，主张‘道不远人，人以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劳伦斯有多少东方思想的色彩。在书的前部，有一段记述几人的闲谈，说未来世界，女人生产也不要了，恋爱也不要了。但是扁纳雷夫人说：“我想，如果恋爱也没有了，总有别的东西来代替。或者用吗啡。空气中都散布一点吗啡。……”
　　“政府每星期六散布一点吗啡于空中。”捷克说。……
　　“我们身体都可不要了，”又一人说。
　　“你想我们大家都化成烟，岂不好吗？”康妮（讥笑的）说。
　　“所以康妮在以下一段就心里想着说：
　　“给我肉感的德谟克拉西，给我肉身的复活。”
　　“因此你也可以明白他描写性交的意义了。”
　　柳先生说：“但是你所谓他全书的命脉，文学最具特色的性交描写与《金瓶梅》是怎样的不同？”
　　“是的，我们是不健全的，像一人冬天在游泳池旁边逡巡不敢下水，只佩服劳伦斯下水的勇气而已。这样一逡巡，已经不大心地光明。****是不淫的，但是待要脱衣又不脱衣的姿态是淫的。我们可借助劳伦斯的勇气，一跃下水。”
　　“劳伦斯有此玄学的意味，写来自然不同。他描写妇人怀孕，描写性交的感觉，是同一样带玄学色彩。是同大地回春，阴阳交泰，花放蕊，兽交尾一样的。而且同西人小说在别方面的描写一样，是主观，用心灵解剖的方法。
　　我的译稿是不好的，不及他文字之万一，姑就一段念给你听吧。
　　他也已露了他身体的前部，而当他凑上时，她觉得他赤身的肉。有一时，他在她身中不动，坚硬而微颤。到了他在无可如何之发作中开始振动时，她的身中发觉一种异味的快感在摇摇曳曳的波动。
　　曳曳摇摇的，如鸿毛一般的温柔，像温柔的火焰腾跃，翻播，时而射出明焰，美妙，美妙溶化了她全已溶化的内部。像钟声的摇播浮动，愈增宏亮。她躺着，不觉她最后叫出细小的浪声……她的子宫的全部温润开放，像潮水中的海葵，温柔的祈求着他再进来，为她完结。她热烈的保住他，而他不全然脱出，而她觉得他的细蕊在她的身中活动起来，而神异的节奏在神异的波浪中浮动充溢她的体内，起伏膨胀直到充满她缠绵的感觉，然而开始那不可形容的动作，其实不是真正的动作，只是一种感觉的清澈无底的漩涡，旋转直下，深入她一切的肉质及感觉，直到她变成一团旋流不断的热情，而她躺着发出不觉的呜咽不明的呼声……
　　这种文字，可谓淫辞了。但是我已说过淫字别有意义，用在劳伦斯总觉不大相宜。这其间的不同，只在毫发之差。性交在于劳伦斯是健康的，美妙的，不是罪恶，无或羞惭，是成年人人人所常举行的。羞耻才是罪恶。所以他在书后有一段说：
　　诗人及一切的人都在说诳！他们叫我们相信我们所要的是情感。我们需要的是这锐敏的，溶化的，相当可怕的肉欲。只要有一人敢这样做，不要羞耻，不要忏恶，不要后悔！
　　假如他过后羞惭，而叫我们也羞惭，那岂不淫秽！
　　……朱先生放弃他的译稿，看见柳先生的脸上又回到清净的神态，露出妙悟的笑容。柳先生此时似乎明白了，也觉得可以听下去，而不觉羞惭，而反以霎时前羞惭之心为淫邪。
　　“劳伦斯真难读啊！”柳先生吸一口烟慨叹地说。
　　朱先生起立，推开窗户，放入一庭的月光与疏影。墙外闻见卖夜食者的叫卖声。
　　原载1935年1月5日《人世间》第19期
　　哥伦比亚大学及其他
　　佛烈思纳一九三○ 年著一书，名为《英美德大学》（ Abra-ham Flexner：Universities American，English and Germa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0）。此书为最近评论三国大学最透辟详尽的著作，全书三百八十一页。读了这本书，英美大学的内容也就了然于胸中了。佛氏是美国教育家，所说都是内行话，虽然对于美国各大学，上自哈佛，下至加利福尼亚，攻讦无遗，实际上却是代表美国大学教授心中敢怒而不敢言或者偶尔私谈的一般意见罢了。书第一章为“大学之理想”，可与Car-dinal Newman：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及Woodrow Wilson：My Idea of a University 并读。我想研究教育学的人，若能把这三篇精读体会，胜于留学三年研究教育测验多多了。
　　佛氏于一九二八年，应牛津大学之邀作罗特思讲演（Rhodes Lectures罗氏记不清是非洲或是哪里做帝国主义生意发横财的富翁。此讲座基金宗旨，专为联络操英语各民族之学术界）。此书即系在牛津演讲材料扩充而成的。自一九二八之秋到一九二九夏天佛氏重游英德，参观二国大学，搜集材料。一九二九至一九三○间，佛氏又以全年功夫搜集文献，及整理书稿。一九三○年五月，牛津大学印刷部先将印稿清样，装订三十份，由佛氏分发欧美大学领袖，征求批评与匡正。十一月这本书才出版。
　　书中专讲美国大学内容的一章有一百八十二页，占全书正文之一半。那理由，据作者说，是因为美国大学材料特别多。因此虽占一半，也不能说是过分。其中对于美国大学之招生标准，教授科目，研究方法，学位程度，体育地位，经济状况，都有成篇可诵的好文章。如果不是作者身份隆重，称引确凿，我们几乎疑是作者在造谣，作齐东野语了。
　　此地姑就其惊人事实，笔录下来。这不是有意诬蔑留美博士硕士。我实相信，在各大学念好书是可能的事；表示作者尚有天才或是常识的博士论文，也非找不到。就如商业化的芝加哥，也有几位学者大师做教授，大家用功寻觅自会寻得出来。请有志留学青年，不要灰心，你要到美国大学读书，大学是容许你的。
　　一、美国大学成绩不亚于中国大学．．．．．．．．．．．．．
　　美国大学毕业生的程度怎样，我们很想知道。佛氏说：“但是以普通学生而论，我们仍旧可以老实说，在四年肄业之后，美国大学学生，在知识上，是一伙东拼西凑未经训练的漂亮哥儿姐儿（attractive boys and girls），大半还未受过严厉的中等教育训练。哥伦比亚学院教务长总算熟识美国大学青年。他近来说：“我深信现代大学青年道德尚未成熟，社交上粗糙，与知识上未开化之程度相同。’”（67 页）
　　二、博士论文不怕没材料．．．．．．．．．
　　在哥伦比亚及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目录中，作者举出精要的几条：“中学便餐室的管理问题”，“公立学校的安装水管问题”，“初等学校佣人服役之分析”，“善购物料须要教育之证据”，“学生坐位姿势及书桌尺寸之研究”。（103、104 页）
　　须知这种治学是各有渊源的。克孙教授（Professor Casonof RochesterUniversity）在国际心理学会第九年会所读的论文是《寻常讨厌事物之原来与性质》。克孙教授，用了几年考据功夫，考据出来二万一千种讨厌事件，但是后来除出重复及许多“伪讨厌”（spurious annoyances）之例以后，将该表减至五○七件。这五百零七种，克孙教授排比起来，定其分数，由零至三十。饭菜里有毛发订二十六分。“卧床不洁”二十八分。“看见秃驴的光头”两分，“蟑螂”（油虫）二十四分。呜呼油虫何罪，而定二十四分！！（128页）
　　心理教育二门虽然特多低能，自然科学也不肯让步。甘沙司（Kansas）省立农学院科学博士论文，题曰《棉布里衣所含微生物成分之研究》有这样惊人的结论：“从所得到的结果，我们可以合理的相信，贴身的衣服含有多少微生物……在炎热天，身体可许充分出汗，这汗甚有加增微生物生育速率之可能性。以穿在身上久暂不同之里衣互相比较，证明穿得期限愈久，微生物愈多。”
　　三、博士论文做法．．．．．．
　　博士论文，既然如此简单，结论发明又如此公允，岂非谁个不知，哪个不晓呢？须知此中有秘诀在。《论语》一期卖一毛钱，若将此法和盘托出，未免太便宜。无已，姑举其一二，以示门径，要在读者举一反三罢了。博士论文作法，有一定的要诀。大抵这样做法是不会失败的：（一）问题，（二）书目，（三）×与个人关系，（四）×与社会关系，（五）×与国家关系，（六）×与世界关系，（七）结论。×也许是书桌尺寸，也许是中国皮蛋，都没关系。但列表必多，曲线升降图必有四五幅，统计必有点零，如三五○·四八之类，折合为百分之几。最要在能发邮寄的问题单，名为questionaire，叫社会填写，再把答案整理一下，便是一篇科学化的论文。且让佛氏以真凭实据拿出来罢。
　　耶律大学有所谓InstituteofHumanRelations 研究人伦大端，而注重分系化departmentalization.有学生作纽遮西省破产者之分析。于是他发了问题单，开始作社会调查。这问题单是这样的：这位破产者是住在洋楼，或是洋楼之一层，或是另租房屋？有几间房间？请填明是否住近通风井（air shaft）？睡觉几个小时？好忧虑吗？
　　在他住房——同样的在他办公室——附近，有否趸车房，戏院，坟地，汽车房，马厩，巡捕房，酒店？（118 页）
　　这样一千五百份的问题单发出去，就有统计可做，有○○○○·○○可写，有百分之几可算了。再就各种数目，拟出一个公式，也就很科学化了。
　　譬如查特教授在研究书记人物之书（Analysis of Secretari-al Duties and Traits by W.WChartersandI.B.Whitley＄2.50）中发明（一）做书记的人有八百七十一种职务，如“开足钟表，锁抽屉，称邮件，赶走乞丐光棍……”
　　（二）书记须有四十四种品性，如幽默，镇静，想象力等。这些职务是难呢是易呢？这些品性哪里学来？答案是以下两种公式：
　　H
　　H E
　　S
　　S J + +
　　，页（） 105关于考试之效力，芝加哥大学有这样简单的公式告诉我们：Rs12345678.
　　1 1 1
　　1 2 1 1 4 123 1 612345
　　1 7 123456 1 81234567
　　2
　　2 2
　　2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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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S R S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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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是大家可以明了，博士论文，不是人人做得来的。
　　四、哥伦比亚函授学校之招生．．．．．．．．．．．
　　如果你看见哥伦比亚大学家居研究学校的广告，切不可轻易写信去询问。一询问，便有函电交驰而来，函是函信，电是电话。你要惊异这大学招徕生意之本领。有人随便写信去询问过，第一封回信是（140 页）：
　　哥伦比亚大学
　　所爱的学生：
　　我有先见之明吗？在我每日收到很多的信中，我常选择几张来回答。
　　老实告诉你，在有几位的函中，我灼察诚意与兴味之证据，这几位，正是我们所欢迎的学生。
　　我多么愿意让你看我们收到的来信，表示满意于我们用函授方法灌输知识的“开放门户”。
　　如果我没相错了你及你的好动机，一定于几天之内，收到你填好的格式，或就在这写字间会谈。
　　我快乐的期望着。
　　因为该位没有回信，过两三天，又来一封信（141 页）：
　　哥伦比亚大学
　　所爱的问讯者：
　　我小的时候，妈妈常叫我外出买送东西，而在我的指头上缠一根绳，叫我不要忘记。（ When I was a littlefellow，motherwould，etc.）
　　我们，不论老少，常好忘记。这张短函是提醒你，不要忘记你想由函授学校增加知识的好动机。
　　我们已经快乐的许你不给费的谈话服务。
　　现在你要把你的动机变成决断，而让我们早日收到你谈话的邀约。
　　我们再附上格式一张。也许你上次的格式已经遗失。请不要迟疑。别人正在等着啊。
　　这位仍旧不理，于是一星期后，有这封迫紧的通信（141 页）：
　　哥伦比亚大学
　　最后通讯
　　所爱的溜学者：
　　你不对我们负一点义务吗？昨天在昨夜死了（Yester-day died last night），留下多少未还的债务。耶律大学费罗不司教授说：“最耐久的快乐是心灵的快乐，而最快乐的人就是有快乐的思想的人。”所以我们乐于看见你对于修德进业的兴趣，即寄给你说明书并灵敏的许你享受我们顾问的服务。
　　我们没有收到你的回信，觉得莫知所以。你岂不对你自身，及对我们负点义务吗？到底有何事使你错过这种优待？
　　我们早一点约会吧！至少也写几行说你对于这样重要的事，何以失了兴味。
　　仍旧无信，于是教授打电话来。“溜学者”仍旧倔强，该教授乃留他的姓名及电话号，以为“溜学者”万一回转念头之宝筏。我回想到新新公司伙计不理主顾之神情就生气。
　　哥伦比亚函授学校，曾一年收入三十万美金。（1929 年会计报告）
　　见1934年6月生活书店初版《大荒集》
　　说汤因比教授
　　汤因比教授，这回应京都产业大学之聘，讲学一月，取道香港回英，顺道来台廿四小时，专为参观故宫古物。因他年事已高，避开一切演讲招待，惟事先曾约我会谈。只因这世界闻名第一流作家过台，本国学者慕名求见，谋一交谈机会者，自亦不少。所以十三日晚，由阎振兴、于野声及我，以私人名义，邀约此间历史教授及宿学之士聚宴。此事却多蹊跷。因汤因比夫妇每夜八时就寝，本来怕应酬烦剧，雅不欲破例奉陪。后来由于总主教及高化臣先生交涉，乃允赴宴，约定举杯相酌为止，即可退席。谁知那天请来的贵宾，都是矫矫不群的一时名士，虽然不能统统邀来，到会的倒也各有专长，或者是留英名宿，或者是历史专家，真是济济多士，同聚一堂。后来所谓举杯相酌以后，一直谈下去。因为大家谈得来，汤氏和李济之谈殷商文献，和顾翊群谈近代思想，和王雪艇谈故宫文艺，一点没有退席之意。于是那晚宾主真真尽欢而散了。
　　汤先生对我国历史很熟，尤其是上古时代的文化，所以我那天特别安排，请何联奎副院长给他看一点龟甲文（故宫所藏不多）及安阳发掘出土的陈列，又给他看所藏满洲文。他很清楚满洲受中夏文化影响比蒙古更早。金人（满洲族）克汴京时，就知道要求苏东坡的诗文为胜利品。他书中讲到武王伐纣而殷商的文化保留在宋，并非商亡而文化遂中断。那天看龟甲文，我们特别指出龟甲文虽与大篆小篆不同，却是一脉相承的（以“女”、“母”二字为例。）这于他非常重要，因为他注意中国文化不断相承的系统与他所研究古代文化兴亡之迹是有关系的。那天晚上，我们和李济之也谈到商周鼎革的年代。因为武王伐纣建朝，相传为公历元前一一二二年。偏偏有些鬼好标新立异，考证出来，说周朝建国应改晚九十年为一○三○年，而有些汉学家总是趋时好新，立即采用。这层我十年前曾向董彦堂先生请教，因为他是深究殷历的专家。实际上还是旧说是。董先生断定周朝建国是在公历元前一一一一年。
　　汤先生名著《历史的研究》（The Study of History）共十二册，是专研究古代文化兴亡的迹象及条理。由上古希腊、罗马、巴比伦、埃及，以至中古的阿拉伯文化及现代文化的演变，因又推到今日大英帝国之溃灭，东亚民族之复兴，以及美国文化命运的将来。所以称为历史哲学，不是断代分国的研究而已。所以内容包涵至广，包罗万象，不愧称为体大思精之作。加以他学问之淹博，文字之优美，念起来给人家一种希有的精神上愉快。他又处处有他的见地，不与人同，引起的辩论真不少。实际上他所研究国家兴亡盛衰之理，就是《周易》所寻求的精义。也不外东坡所谓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理。因为他研究的尺度那么宽，所以他的看法，也相近于中国史论家的看法，而迥异乎现代时髦的西方学者。这部伟著自一九二一年开始计划，一九三四至一九五四年连续发表，成十册。到了一九六○年（据序言）又出第十二册，名为《重新估价》（Reconsiderations）起初五册，以希腊文化为范本，到了《重新估价》最后一册，又扩充以《希腊及中国文化》（Hellenic-sinic Civilization）为范本。书中又屡及中国阴阳循环起伏的观念。他的思想，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他能在考论史实之中，特立一章论《发思古之幽情》。这在专论事实的西方史家，实在不可多得。
　　第二天早上，我在他的旅馆特别长谈，汤因比此行专为参观故宫文献，事先声明以私人资格访台，不愿发表任何政治意见。我也撇开政治不谈，专谈学术。我们所谈虽然是随兴所之，大体上还不出历史哲学范围。因为他最反对二十世纪西方学者冒科学之美名，作支离灭裂的观法，只承认零断事实，而忘了大本大经，甚焉者只讲唯物，而忽略唯心论点。这是我所深深同感的。
　　所以他在第九册《历史的定例与自由》一长篇十几万言的文字，力斥现代史学家（Latter-Day Students of His-tory）之离经叛道而终陷于虚无主义。
　　在那一章，汤因比这样一直骂下去，称他们为Antinomians“无法派”。这实在是现代思想最深的病源。因为既已否认世事冥冥之中有主宰者，结果必不畏天命而无所不为。换句话说，这些人认为historyisonedamned thing after another 若用中文译来，差不多就是“说历史是一堆干屎橛。”历史是无意义的，而不必有意义。然而他们正在美其名曰“科学”。（第9 册第202 页）汤氏说，人家控告这些历史家，把历史变为胡闹（making nonsense of history）时，这些人可自诉“无罪”，因为据他们说来“说（历史）胡闹就是等于被称为‘科学’”。（我的立论相同，可参见《二十世纪之人文科学序言》。）这就是目前西方思想隐伏的危机。也可以说，是西方富有的社会（affluent society）所已发出开始崩溃的讯号，也是小人无所忌惮之时。汤氏的书，有正人心，息邪说之意，能看出这一点的人，自然是属少数，所以汤氏的书引起不少的争辩。
　　我们也谈到Joseph Needham（李约瑟）及Julian Huxley（赫胥黎）诸人。李约瑟是《中国的科学及文明》（Science andCivilization in China）巨著的作者，到一九六五年止已出五册。赫胥黎乃祖是《天演论》作者赫胥黎， Aldous Huxley 是他的弟弟，因为这名门的关系，赫氏的思想还是倾向物质主义，欲以科学方法揭尽宇宙的秘密。我认为不可能，汤氏也与我同意。
　　李约瑟抗战时期，曾在重庆数年，而思想非常左倾。剑桥倒出了这位怪杰。
　　他的书跟汤因比的《历史的研究》都曾经在台湾翻版，他也是汤因比的朋友，同在Charham House 的世界问题讨论会，所以我们也谈到李氏。以前我在巴黎主持联合国文教组织的“文艺组”，屡次同李约瑟谈天说地，知道叶梦得的《石林燕语》，沈括的《梦溪笔谈》，他都看过，（他是非常佩服宋朝沈括，汉朝张衡的人，）也能写汉字，所以算是了不得。要谈中国古代的医学、数学、天文、物理的各种发明，非他不可，因为他有雄厚的西方科学知识做基础，能作比较，而明中国科学的地位与价值。我们的“轭”字，在我们只是一块驾牛马之横木，在他以比较的眼光看来是世界历史上一大发明。要是谈葛洪的炼丹，还是他化学的知识讲得清楚。欧洲的化学，导源于十五六世纪的点金术，是通过阿拉伯的点金术而直承葛洪之余绪。我告诉汤因比，在学术上，他阐发中国的科学史之功，是空前绝后的。第四册A 讲到中国的物理声光（墨子的光学，黄钟大吕的声学），以及磁电，（宋朝的各种指南针的制造，以及汉朝的磁勺等等）。第四册B 讲中国的机器工程已出版，还有第四册C 之纺织、造纸、印刷工程还没写完。第五六册化学，化学工程及生物学还在撰稿中，台湾既有翻印版，顺便提到。
　　汤因比的宗教感甚深，书中到处都是。只不能当他为通常教条主义的信徒。他的看法，略与庄生之“必有真宰”（《齐物论》）“以天为父”“与天为徒”不“与人为徒”（《大宗师》）之境界差不多。我知道他要坐船绕好望角回英国，船上五星期，他可以静中写作。所以问他身边带什么书，他说带了中古时代圣奥古斯丁之《上帝之城》及巴斯葛的《思想》（BlaisePasclsPensées）二书。这使我异常的兴奋。因巴斯葛（1623—1662）是我的偏好。他的思想与庄生相同，有时连文字读下去，也分不出是庄生写的，还是巴斯葛写的。他们两位同样对于人生有涯，知也无涯，不能以有涯治无涯，发出深痛的哀鸣。“且环顾宇宙，我为一物，是已，而我非物物。由我之赋形，固不足知万物之始于无，由我之渺小，更无从测知宇宙之无垠。”（巴氏语）。庄生之“和以天倪”及“道通为一”“得其环中”一说，就是巴斯葛的FindTheirUnityinGod，而庄生之所谓“道枢”恰恰是巴斯葛之所谓复归于一。由巴斯葛的文字更可发明庄生之真意。巴氏说他“不能原谅笛卡儿”，我也不能原谅笛卡儿，因实证主义而把哲学范围缩小。大概汤因比，分出理智主义，及超理智主义（Trans-Rationalism.）单相信理智主义的人，对于超理智主义，根本不会了解。这是汤因比之思想见解过人之处。讲到这个时候，我们相视莫逆，而有曲高和寡之叹。
　　这样谈了两三个钟头，一直到飞机场。在飞机场咖啡室里，我还对他说：“我们算是少数党。”（We are in theMinority）可为知者言，不足为外人道也。就是这样欣然分袂，送他上飞机。我心里想，张横渠之气魄，不图于今日复见。
　　见1974年10月台湾开明书店初版《无所不谈合集》
　　◇著译自叙──【近人书话】
　　《剪拂集》序
　　据说出文集是文人的韵事。在作者死后，朋友们替他搜集遗著以表示其爱好珍惜者且勿论。在作者生时刊行的，至少也应有悲欢交集的一种感叹，然而在于我却是如枯木似的，一点的蓬勃的气象也没有。我惟感叹一些我既往的热烈及少不更事的勇气，显然与眼前的沉寂与由两年来所长进见识得来的冲淡的心境相反衬，益发看见我自己目前的麻木与顽梗。这自然有种种的原因：一是自己年龄的不是，只能怪时间与自己；一是环境使然，在这北伐业已完成，训政将要开始，天下确已太平之时，难免要使人感觉太平人的寂寞与悲哀。
　　在这太平的寂寞中，回想到两年前“革命政府”时代的北京，真使我们追忆往日青年勇气的壮毅及政府演出惨剧的热闹。天安门前的大会，五光十色旗帜的飘扬，眉宇扬扬的男女学生面目，西长安街揭竿抛瓦的巷战，哈达门大街赤足冒雨的游行，这是何等的悲壮！国务院前哔剥的枪声，东四牌楼沿途的血迹，各医院的奔走弃尸，北大第三院的追悼大会，这是何等的激昂！
　　其实，拿“三一八”屠杀而论，通共不过杀了四十八个青年，这在长了二年见识的我们，还值得大惊小怪吗？然而在当日，却老老实实不知堕了多少青年的眼泪，激动多少青年的热血，使青年开过几次的追悼会，做过几对的挽联，及拟过多少纪念碑的计划。到如今，纪念碑一个没有成立（除去燕大魏女士以外，刘和珍是没有的）。不但往日的热血与悲哀，愤慨与眼泪只剩些冷冰冰的纸上空文，甚至欲再观一个青年烈士追悼会而不可得。这种活泼有生气的青年团结，大概是再看不到了。我们朋友当中做无名英雄的固然不少，而往日的学者与教授，正在效忠党国的也自颇不乏人。时代既无所用于激烈思想，激烈思想亦将随而消灭。这也是太平人所以感觉沉寂的原因。
　　有人以为这种沉寂的态度是青年的拓落，这话我不承认。我以为这只是青年人增进一点自卫的聪明。头颅一人只有一个，犯上作乱、心志薄弱、目无法纪等等罪名虽然无大关系，死无葬身之地的祸是大可而不必招的。至少我想如果必须一死，来为国牺牲，至少也想得一班亲友替我挥几点眼泪，但是这一点就不容易办到，在这个年头。所以从前那种勇气，反对名流的“读书救国”论，“莫谈国事”论，现在实在良心上不敢再有同样的主张。如果学生寄宿舍没有电灯，派代表去请校长装设，这些代表们必要遭校长的指为共产党徒，甚至开除。致于无书可读，则寄宿舍代表愚见亦大可以不必做，还是做年轻的顺民为是。校长尚如此，国事更可知了。这一点的见解是于“莘莘学子”实在有益的。
　　所以这书中的种种论调，只是一些不合时宜的隔日黄花，读者也尽可以隔日黄花视之，好在作者并无立说立言藏诸名山传诸后人的梦想。激烈理论是不便于任何政府的，在段祺瑞的“革命政府”提倡激烈理论是好的，但是在这革命已经成功的时代，热心于革命事业的元老已不乏人，若再提倡激烈理论，岂不是又与另一个“革命政府”以不便？这是革命前后时代理论上应有的不同。
　　然而我也颇感觉隔日黄花时代越远越有保存之必要，有时夹在书中，正是引起往日郊游感兴的好纪念品。愈在龌龊的城市中过活的人，愈会想念留恋野外春光明媚的风味。太平百姓越寂寞，越要追思往昔战乱时代的枪声。
　　勇气是没有了，但是留恋还有半分。远客异地的人反要做起剪纸招魂无谓的举动；南下两年来，反使我感觉北京一切事物及或生或死的旧友的可爱。魂固然未必招得来，但在自己可得到相当的慰安。往昔的悲哀与血泪，在今日看来都带一点渺远可爱的意味。所以我只把这些零乱粗糙的文字，当做往日涉足北京文坛摄来的软片。摄照的工艺实在粗糙得很，又未经照相专家照例应有的修改。不过所照的当日正人君子、学者名流的影子实在多，而因为是偶尔随兴所暗摄的，正人君子又不曾刮脸修发正襟危坐来向我排八字脚，事后又未加以点缀修饰，所以正人君子的面孔看来仍旧逼肖而特别亲切。在当日是无何等意义的，时移境迁看来也就别有隽趣。虽然还是粗拙得很，却也索性粗拙为妙。这就是我所以收集保存它的理由。或者因为所照的学者名流，当日虽是布衣，现在都居荣官显职，将来一定还要飞黄腾越，因而间接增加这些他们布衣时代的遗影的价值，也是意中事吧？吾文集之无聊，于此已可想见。
　　十七，九，十三。
　　原载1928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剪拂集》
　　《大荒集》序
　　因为想把这五六年来的零篇文字集成一册，便为保存，所以想起集名。
　　向来中国人的文集取名，都很雅致，如同书斋的取名一样，可以耐人寻味。
　　因此想到已出的《剪拂集》，而以为此集命名，应该与上集集名意义稍微联贯，才有意思。最初想到“草泽集”、“梁山集”，都觉得不当。因而想到“大荒集”这名词。因为含义捉摸不定，不知如何解法，或是有许多解法，所以觉得很好。由草泽而逃到大荒中，大荒过后，是怎么个山水景物，无从知道，但是好就在无人知道，就这样走，走，走吧。
　　不过有一点，大荒旅行者与深林遁世者不同。遁世太清高了，其文逸，其诗仙，含有不吃人间烟火味，而我尚未能。也许戈壁荒漠过去，就是深林，与木石交，与鹿豕游，那末下一次文集便须以“深林集”或“鹿豕集”名，但也许过去正是新都的十字街头，也是可能的。总而言之，在荒野中的人尚不知道。
　　在大荒中的人，也有特种意味，似乎是近于孤傲，但也不一定。我想只是性喜孤游乐此不疲罢了。其佳趣在于我走我的路，一日或二三里，或百里，无人干涉，不用计较，莫须商量。或是观草虫，察秋毫，或是看鸟迹，观天象，都听我自由。我行吾素，其中自有乐趣。而且在这种寂寞的孤游中，是容易认识自己及认识宇宙与人生的。有时一人的转变，就是在寂寞中思索出来，或患大病，或中途中暑，三日不省人事，或赴荒野，耶稣、保罗、卢梭等人……，前例俱在。
　　吾生平读书绝少，无论中外文学，都是这样。因为不阿世好，所以也不赶看时行所尚的书。但是有时偶然得一好书，或发现一新者，则欢喜无量，再读三读而获益无穷。这就是孤游者之快乐。但是我相信，凡读书的人都应如此，必须得力于一家，不可泛览，以致博学而无所成名。曾子高于子夏，就在这一点。读书应取其性情相近者而精读之，才容易于见解思想上有所启发，如此时久日渐，自然也可有成就。常人学与思，总是学占大部分而思少，就是因为所学是趋时之学，不一定与自己思想能发生活的关系。要多思不如少学，才不会精神浪费，但要如此，又非取孤游办法不可。凄凄皇皇，汲汲成名，人云亦云，是不足取的。我想从容的、慢慢的、如野游般沿路读来才好。像Samuel Butler 那样孤芳自赏的作家，是我所佩服的。
　　有人出书，是因为偶然先想到一个书名，觉得太好了，然后去做书；有人是先做好了书，才想起书名，甚至屡次易名，如同家中的宁馨儿，先生出来，再给取名，却因为宠爱，连起三四个绰号，也不觉得重复。名之来源，常人都不知道，有时做父母的也不知道。大半总是偶然呼出，觉得顺口、好听，而有什么极小事故的关系。《大荒集》，是先想出书名，属于第一类的。
　　今晨想到书名，觉得音韵好，义也可取，所以把一时感想写成一序，序既写好，又感觉不得不赶紧搜罗著作，编集起来，待看能合书名否？
　　这只能是序书名，并非序书。至于书之内容皆系革命以后之作品。但料想已无《剪拂集》之坦白了。而且并非包括我革命以后的最好作品。最好的还是我游欧一年与我的小孩的通信，而那些通信的最好部分，并不是我写的。
　　语堂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原载1934年6月生活书店初版《大荒集》
　　《行素集》序
　　以一向未读新闻学的人当编辑，向来未读文学概论的人评阅文稿，只胡乱做将去，遂有今日一方交口称誉又一方嫉恶铲除之《论语》。起初亦学编辑评论时事，期期难免有许多应时点缀文章。但一则厌看日报，二则时评文章，自觉无聊，三则风头越来越紧，于是学乖，任鸡来也好，犬来也好，总以一阿姑阿翁处世法应之，乃成编辑不看日报之怪现象。只因报既不看，要人到码头也，未到码头也；大会闭会也，未闭会也；宪法起草完毕也，未完毕也；训政时期已过也，未过也；全然不知道。而与亢德已有前约，一篇文章，期期非交不可。于是信手拈来，政治病亦谈，西装亦谈，再启亦谈，甚至牙刷亦谈，颇有走入牛角尖之势。真是微乎其微，去经世文章远矣。所自奇者，心头因此轻松许多，想至少这牛角尖是我自己的世界，未必有人要来统制，遂亦安之。孔子曰：汝安则为之。我既安矣，故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
　　此篇所收，类皆《论语》廿七期以后《我的话》栏中所发表及廿七期前三五篇比较成篇文章。余一年半来所作拟选六十余篇收入《披荆集》。此集则毫无披荆斩棘之志，若必为命名，可名之《行素集》。
　　廿三年六月廿二日龙溪林语堂自序
　　原载1934年8月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初版《我的话·行素集》
　　《无所不谈合集》序言
　　一九六四年冬，马星野先生来美，约我为中央社专栏撰稿人之一。我自一九三六年辞去《论语》半月刊、《人间世》、《宇宙风》的编辑责任，赴美专著英文书籍，中文写作此调不弹已三十年。马先生给我这个好机会，复归旧业，不免见猎心喜，欣然答应。自一九六五春至一九六七年间陆续撰文发表。后因与香港中文大学订约编纂《当代汉英词典》，势难兼顾，乃又中辍。计三年间所作不下一百八十篇，前出一、二集已经售罄，读者向隅。乃与开明书店商量，连同一九六八年所写（本应为三集），汇为合集，复分类排比或略补注篇题，以求详备。甫琴先生毅然首肯，且拟重新用老五号字排印，为重修定本，耳目一新。甫琴先生半世知己之隆情厚意，铭感不忘。
　　书中杂谈古今中外，山川人物，类多小品之作，即有意见，以深入浅出文调写来，意主浅显，不重理论，不涉玄虚，中有几篇议论文，是我思想重心所寄。如《戴东原与我们》、《说诚与伪》、《论中外之国民性》诸篇，力斥虚伪之理学，抑程朱，尊孔孟，认为宋儒之以佛入儒，谈心说性，去孔孟之近情哲学甚远，信儒者不禅定亦已半禅定，颜习斋、顾亭林已先我言之。
　　此为儒家由动转入静之大关捩，国人不可不深察其故。“论东西思想法之不同”，是我一贯的中心思想，尤详述此议，心所谓危，不敢不告。
　　开明书店，意将此《合集》与以前《论语》半月刊、《人间世》、《宇宙风》及《语丝》、《晨报副刊》所发表文字汇为《语堂文集》，二书合刊为本人全集，与本集所言互相发明，以见本人之一贯旨趣。
　　关于我的著作目录，请阅黄肇珩《林语堂的写作生活》文后，及《语堂文集序言及校勘记》。
　　一九七三年春日七十八老人林语堂序
　　原载1974年10月台湾开明书店初版《无所不谈合集》
　　《语堂文集》序言及校勘记
　　拿笔杆的人，年纪大了，灾梨祸枣的罪也愈深重了。加之我在国外多年，不大注意国内出版，乱译乱集拙作的书也愈多。或改窜书名，或以他人译品充当作者中文原著，或把七十万言的长篇小说节译不到十分之一，也不肯标举“节译”二字。
　　我想译品很简单，只要标出译者姓名，译笔文句可由译者负责。我看到有译者名字的就放心，而最感苦恼的是，看到文笔不甚简洁的篇章充为原著（我一看译文中有“人们”两字，就知必是赝品，因为我向来不肯用“人们”
　　二字）。在新加坡时，也曾买到一部香港人间书屋出版的《语堂杰作选》，全书伪托，且不必说我不曾用中文写过短篇小说，文字略似初中毕业生所定，又染了时下欧化冗长的恶习，不免心中作恶，但也无可如何。
　　我对作书与出书的态度，曾在重版《生活的艺术》序言说过：余向读者，不喜咿唔，亦不喜新旧八股。见西洋教授之作则皱眉。惟主识主悟，有一二性灵之言则喜，有真知灼见之言则喜。如饮佳茗，沁入肺腑。积历年所悟所好，不装腔作态，不拾唾余，不炫鸿博，不示诡秘，抒我一己之见，畅所欲言，遂成是书。读者与我同调而好之亦好，所见不同而訾议之亦好，我亦无可如何也。书出风行海外几三十年，至此不衰，亦可见中外人士之有所同然也。笠翁、孟德熔为一炉，亦一快事也。中译本断版甚久，致偷版盛行，其中错误百出，不堪卒读。今特重行出版，爰书数行，以弁其端，不作新序，序亦无益。一九五五年初夏序于法国甘城。（见1955 年有不为斋版《生活的艺术·版记》）
　　这无可如何的态度，也非胸中有何抑塞未宣之气，不过带点憔悴江南倦客意味而已。我所遗憾的是，三十年来著作全用英文（见黄肇珩著拙作出品总目三十三种），应是文字精华所在，惜未能直接与国内读者相见。三十三种中，译成中文部分的仅九种。有几部翻译过相当满意的，也有不满意的，真赝糅杂。有友人想将中文出版的书整理一下，出一定本，我也很同意。兹将国内各版本开列总目，略加按语如下：
　　（甲）没有问题的
　　1.《开明英文读本》三册（初中用）。一九二九年初版，一九三七年修订版。又台湾开明书店版。
　　2.《开明英文文法》。一九三○年八月上海开明书店初版，一九四九年廿二版。又刊行台湾版。又一九五九年山田和男译日本文建书坊版（极精美）。
　　3.《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Mypeople）。一九三六年黄嘉德译（原文引用中文材料由作者供给），上海西风社。一九五五年台北中行书局翻印，未标明译者姓氏，文字同。
　　4.《生活的艺术》（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特许全译本一九四一年二月，上海西风社初版（中文材料由作者供给）。又一九四○年十一月越裔译，世界文化出版社，二册。此译不错，引用中文无误，又凡引用中文各段，附加英译。日本译文多种，所藏有一九五六年阪本胜译，东京创元社本，书名作《生活之发见》。
　　5.《啼笑皆非》（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一九四五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初版，同年同书馆上海初版。第一至十一篇译文出徐诚斌手，第十二篇至二十三篇由作者自译。又有陈封雄译本，书中声明仅译出十六章。这是抗战时期中（原著1943 年出版）对友邦政策的批评。
　　6.《京华烟云》（A Moment in Peking）上、中、下三册。一九三九年郑陀、应元杰合译，上海春秋社出版。郑、应二君虽未相识，也未接洽，但总算负责译完。译文平平，惜未谙北京口语，又兼时行恶习（看隔院之花，谓“看看他们”），书中人物说那种南腔北调的现代话，总不免失真。曾约郁达夫翻译，并加批注送他参改，可惜未能完愿。又一九五二年见台北文光书店翻印版，文字同，而将译者名字删去，并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字样。这本是书店故伎，翻印本无妨，使读者认为我的中国文字，似不应该。
　　7.《语堂文存》。一九四一年上海林氏出版社选刊。此为本人所选，尚未发见赝品。内容选自《剪拂集》、《披荆集》、《行素集》、《大荒集》（见下第8、9 条）及《论语》、《宇宙风》文章。
　　8.《我的话》上册（《行素集》）、下册（《披荆集》）。一九三六年上海时代图书公司。文字全出《论语》半月刊，无赝品。这是我办《论语》时期最个别的文章。一九四一年香港光华出版社有盗印本。只要文字不糊涂，盗印不必究，究也无用。
　　9.《大荒集》一九三四年上海生活书店连史纸线装精印二册。这是我自己选的。一九五四年见香港世界文摘出版社盗印本，文字同。又发见一九六六年台北志文出版社翻印本，文字同，而书末《〈浮生六记〉译者序》以下七篇，系窃自《我的话》羼入。
　　10.《语言学论丛》。一九三三年上海开明书店初版。一九六七年台北文星书店翻印。
　　11.《平心论高鹗》。原刊一九五八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本。一九六七年，台北文星书店刊单行本。
　　12.《无所不谈》中央社专栏槁。一九六七年台北文星书店印行。
　　13.《无所不谈》二集。一九六七年台北文星书店印行。
　　（乙）他人所译或改窜选集他人所译，得作者许可而文字可观的，有14、15、16 三种。
　　14.《匿名》（The Secret Name）。一九五八年，中央社。
　　15.《逃向自由城》（Flight of the Innocents）。张复礼译。一九六五年，中央社。
　　16.《风声鹤唳》（ALeafintheStorm）。徐诚斌未完译稿，一九五四年香港海星图书社。原书廿二章，徐君仅译首七章。这是中日抗战儿女长篇小说。
　　各种文集、选集，内容最乱，有的名同实异，名异实同；有的是出自《生活的艺术》及《吾国与吾民》译本的专书割裂而成的，连我自己看了也迷乱起来。如志文出版社所刊《我的话》，并非《我的话》（第8 条），却是由各书集成，只是加以分类功夫。内容大体上是根据一九四一年人文书店《有不为斋文集》所辑成的。志文所刊《语堂随笔》，也是由《生活的艺术》、《吾国与吾民》二书割裂而成。我想只不要改头换面，或以译品冒充原著，而肯标明出处，翻印的人都是有功于作者、读者，应该向作者要版税才是。
　　至于内政部登记“版权所有”，连我也看糊涂了。此后不知内政部许我登记不许？
　　我所反对的有三书：
　　17.《讽颂集》（ With Love and Irony）。计有蒋旗所译《讽颂集》，一九四一年上海国华编译社。又有林俊千译，名为《语堂随笔》。又志文所刊《讽颂集》，是根据蒋旗所译，只删去译者名字，作为“林语堂著”。这译本，及林俊千译本，“噫，勿折吾柳”，原文是《诗经》“将仲子兮”，都由译者又由英文译成中文。
　　18.《瞬息京华》（A Moment inPeking）（第六条），把七十万言长篇小说，缩短为十分之一，这在作者是一种损害。
　　19.《中国传奇小说》。一九五五年，有台湾天祥出版社刊行。这书原文名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1961pocket-books，中文题为《英译重编传奇小说》。这是我精心结撰之作，故事是重编的，不只翻译。取唐、宋小说及《聊斋》，独不取冯梦龙所作，因为小说技巧较差。早希望有人译成中文，所以看见译本，心里高兴。可惜为什么不标出译者名氏？
　　（丙）英汉对译
　　凡英汉对译，我很欢迎，因为便于青年自修之用。我向来读书主自修，反对替先生念书。成绩好的都是靠自修。以前曾以所译《庄子》十一篇交世界书局，作英汉对译出版，不知如何，该书局糊里糊涂，只将英译印出，大失所望。又ModernLibrary 刊行拙译《老子》（Wisdom of Laotse），每章附以举译《庄子》与《老子》互相印证的章段，排比为《释义》，以庄解老，比什么《解诂》还实在，比王注还透彻，早应出对译本。所藏计八种：（1）《浮生六记》西风社版，又有香港华文出版社及三民图书公司版（1974 年由台湾开明书店重印）；（2）屠隆著《冥寥子游》西风社版；（3）《锦秀集》。详细注译，梁乃治编注，一九四一年上海朔风书店（内有张潮《幽梦影》之部分）；（4）《语堂佳作选》，朱澄之编译，一九四一年上海国风书店，内容选自With Love and Irony；（5）TheBest Essays of Lin Yutang 中文译注，顾宗沂选注，一九四一年上海中英出版社；（6）《新中国的诞生》（原为《吾国与吾民》修订版末章），王乔治选注，一九三九年上海林氏出版社（系冒充，并非吾家林氏）；（7）汉英对照《有不为斋古文小品》（附有《幽梦影》），一九四八年西风社，又香港影印翻版，无书局名称；（8）《语堂汉英译作精华》，一九四一年香港世界文化出版社，又同社一九五四年重排版。
　　我认为这一批书，个人虽然未得版税，实在是有益青年的书。我很希望有功夫编出英汉对照一九六○年美国出版的TheImportancet of Understanding.这是有计划的翻译中国短篇名著，上自司马迁《货殖列传》，王充《论鬼》，墨翟《非攻》，韩非《说难》，庄子《马蹄》，《楞迦经选》，《首楞严经选》，《宗臣报刘一丈书》，下至苏东坡《石钟山记》，李清照《声声慢》，《黛玉葬花诗》，《杂事秘辛》，金圣叹《恸哭古人》及《留赠后人》，及史震林的怪文章，及张岱、陈继儒等的小品，共一百零七篇。
　　张潮的《幽梦影》也全部译出。
　　见1974年10月台湾开明书店初版《无所不谈合集》
　　《作文六诀》序
　　近来《作文讲话》、《文章作法》的书颇多。原来文采文理之为物，以奇变为贵，以得真为主。得真则奇变，奇变则文采自生，犹如潭壑溪涧未尝准以营造法尺，而极幽深峭拔之气，远胜于运粮河，文章岂可以作法示人哉！
　　天有星象，天之文也；名山大川，地之文也；风吹云变而锦霞生，霜降叶落而秋色变。夫以星球运转，棋列错布，岂为我地上人之赏鉴？而天狗牛郎，皆于无意中得之。地层伸缩，翻山倒海，岂为吾五岳之祭祀？而太华昆仑，澎湃而来；玉女仙童，耸然环立，供我赏览，亦天工之落笔成趣耳。以无心出岫之寒云，遭岭上狂风之叱咤，岂尚能为衣裳着想，留意世人顾盼？而鳞章鲛绡，如锦如织，苍狗吼狮，龙翔凤舞，竟有大好文章。以饱受炎凉之林树，受凝霜白露之摧残，正欲收拾英华，敛气屏息，岂复有心粉黛为古道上人照颜色，而凄凄肃肃，冷冷清清，竟亦胜于摩诘南宫。推而至一切自然生物，皆有其文，皆有其美，枯藤美于右军帖，悬岩美于猛龙碑，是以知物之文，物之性也，得尽其性，所得其文以表之。故曰，文者内也，非外也。马蹄便于捷走，虎爪便于搏击，鹤胫便于涉水，熊掌便于履冰，彼马虎熊鹤，岂能顾及肥瘦停匀，长短合度，特所以适其用而取其势耳。然自吾观之，马蹄也，虎爪也，鹤胫也，熊掌也，或肉丰力沉，颜筋柳骨；或脉络流利，清劲挺拔；或根节分明，反呈奇气。他如象蹄有隶意，狮首有飞白，斗蛇成奇草，游龙作秦篆，牛足似八分，鹿鹿如小楷，天下书法，粲然大备，奇矣奇矣。所谓得其用，取其势，而体自至。作文亦如是耳。昔人批点《左》、《国》、《史》、《汉》，辄喋喋惊叹，以为文高不可及，非八股笔法所可衡量。岂知古人行文本无笔法，本无体裁，亦尽其性，犹斗蛇游龙马蹄鹤膝之尽其势而已。势至必不可抑，势不至必不可展，故其措辞取义，皆一片大自然，浑浑噩噩，而奇文奥理亦皆于无意中得之。盖势者动之美，非静之美也。故凡天下生物动者皆有其势，皆有其美，皆有其气，皆有其文。后世文人，作文章轨范以自茧，笔法章法以自缚，仁义道统以自绳，是非毁誉以自戒，先斫丧其生命，桎梏其性灵，使之不动，不动而欲得其势，其美，其气，其文，愚孰甚焉？结果削足就履，得一条臭裹布，无复马蹄之遒劲，虎爪之雄强，鹤胫之削拔，熊掌之圆浑矣！作《文章六诀》，以阐此理，是为序。
　　原载1934年3月1日《论语》第36期
　　《语言学论丛》弁言
　　这三十余篇论文，是十余年来零零碎碎断断续续随时发表仿佛讲学的文字。五年前因穷卖与开明书店，随后偶有关于古音的著作，也收入集中；其中有几篇不曾发表过的。开明排装如发寒疟，有五日一发的，有数月一发的，也有每春复发的。而我校对也差不多以四季气候为转移，五年于兹，有志事事竟成，今日果然校完，可见人不可无恒心。
　　这些论文，有几篇是民十二三年初回国时所作，脱离不了哈佛架子，俗气十足，文也不好，看了十分讨厌。其时文调每每太高，这是一切留学生刚回国时之通病。后来受《语丝》诸子的影响，才渐渐知书识礼，受了教育，脱离哈佛腐儒的俗气。所以现在看见哈佛留学生，专家架子十足，开口评人短长，以为非哈佛藏书楼之书不是书，非读过哈佛之人不是人，知有世俗之俗，而不知有读书人之俗，也只莞尔而笑，笑我从前像他。这几篇中能删改的字句，已被我删改了。
　　关于上古方音的论文，有一篇《陈宋淮楚歌寒对转考》，本应收入此集中，与《燕齐鲁卫阳声对转考》并读的，但是因为已登载《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祝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出版》依例于五年内不得转载他处，所以只好抽出。
　　二十二年四月二十日自序于上海
　　原载1933年5月开明书店初版《语言学论丛》
　　重刊《语言学论丛》序
　　《语言学论丛》是我三十年前的著作，一九三三年上海开明书店初版，现在已不易购得。后来我走入文学，专心著作，此调久已不弹，然而始终未能忘怀本行，凡国内关于语言文字学的专书，也时时注意。当代语言文字学家如罗常培、赵元任、翁同和之于音韵，周法高之于文法，董彦堂之于甲骨，诸先生都能潜心研究，有所发明，见古人所未见。我于甲骨文自不必说，已由董彦堂奠定科学的基础，对于说文时有所发明；而音韵训诂的研究方法，日益精密，今人胜于古人，这也是时代使然。譬如清朝学者，对于古音之通转，可以双声叠韵二字了之，未免过于笼统；而音变之时地及其演变的程序，皆不甚了了。段玉裁考证《诗》三百篇之脂支，绝对不可通用，而此三韵之发音不同，今日始明。况且古来所设古音，由秦而汉，而六朝而隋、唐，上下一千多年，不能一概论之。地理方音，关西与江左定然有别，也当寻求其迹。《颜氏家训》就常指出当日方言之不同。
　　我们此去可做的工作尚多。钱大昕发明“古无轻唇音（即f 音）”，但是轻唇音究竟何时开始，在何代何地，应当再加考证，并考出P 音转入f 音的条件及音理。四声演变，到沈约始定，而北方入声之转入阴阳平上去，及南音上声字常转入去声，何时演变，都是考证的大好材料。在文法上，不是反对美国的标准音，而是反对他们二位所标美国芝加哥一带很重的美国方音（即中北部音），因为二氏用意在表示美国与英国方音之不同。结果呢，把October，clock 之o 标为“后a 音”，因此同时把not，pot 之o 与are，far之a 混为一谈，又把open 及door 两字极不同的o 音，混为一音，这怎么可以呢？以后学生真正把over，open 之o 念同door 之o，你能怪他们么？这寒碜不寒碜？又glass 不念为后a 音，而念为舌前的短a 音，岂不别扭？为什么我们要教这种方音很重的音？二氏标美国中部音，是求准确的科学记录工作，与我们何干？原来英、美二国的标准音很相近，而方音相差很大。据世界英语语音权威DanielJones 下的定义，标准音是最不显露任何方音之音（伦敦俗音及牛津腔都不能算标准音）。以美国总统而论，罗斯福大家称为标准音，而甘乃迪便是方音色彩很浓的口音。这回我所请的彭蒙惠女士，她的口音是最少方音色彩的音。我用DanielJones（英国）音标，她发她的美国标准音，不发生什么问题。精细的讲，她还是美国音，但是，是美国人所认为是上流的，好听的，不杂方音的标准音。我反对二氏的音标最大的理由，是他们把国际音标原有长音符号〔■〕一概勾掉，而这长短的区别恰恰是英语学好学坏的关键。学生无法认清长短，怎么会学来清楚分明的英语。
　　因为国内的英语师资较差，尤其在乡下，所以音标工具及示范唱片愈加重要。我想酒吧女发的音，有时比大学读书本出来的教师还纯正。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她们是从美国兵里整句学来，大学生是字字拼来的。单字有单字的念法，整句有整句的念法。在句中发出时，单字音的轻重长短，每每起了变化（略如国语“不要”变为“别”，“不用”变为“甭”）。就使没有极端的变化（“不要”变为“别”），而本字之轻重长短都受了影响。又两个t 碰在一起时，必省一音。我听过英语广播what time 第一个字字尾之t念出来，成为t-time，这也是课本未尝注意句中字之结合读音所致，所以课本上不可不把这些字与字结合时之轻重快慢变化，明白讲出来。这样教的人与学生，都可有个标准可凭了。
　　原载1967年台北文星书店重刊本《语言学论丛》
　　◇书林叙录──【近人书话】
　　给郁达夫的信
　　——关于《瞬息京华》
　　达夫兄：
　　得亢德手札，知吾兄允就所请，肯将弟所著小说译成中文，于弟可无憾矣。计此书自去年三月计划，历五阅月，至八月八日起稿，今年八月八日完篇。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之勇男儿，非无所为而作也。诚以论著入人之深，不如小说。今日西文宣传，外国记者撰述至多，以书而论，不下十余种，而其足使读者惊魂动魄、影响深入者绝鲜。盖欲使读者如历其境，如见其人，超事理，发情感，非借道小说不可。况公开宣传，即失宣传效用，明者所易察。弟客居海外，岂真有闲情谈说才子佳人故事，以消磨岁月耶？但欲使读者因爱佳人之才，必窥其究竟，始于大战收场不忍卒读耳。故卷一叙庚子至辛亥，卷二叙辛亥至新潮，专述姚家二姊妹，曾家三妯娌，外亲内戚，家庭之琐碎，及时代之变迁。卷三乃借牛、曾二家结怨，写成走私汉奸及缉私锄奸之斗争，重心转入政治，而归结于大战。由是旧派节妇孙曼娘反成抗×精神之中心，牛家叛、徐黛云出而为锄奸杀兄之领袖。至陈三环见黛云之入游击队，阿通肖夫之从戎，阿梅之受辱，素云之悔过不甘为汉奸，为×人所杀，曼娘之惨死乡下，木兰之逃难，遂入开战初半年范围。廿七年元旦，木兰陪夫挈女，在四十万难民之旋律中，载满一小车孤儿向天台山进发。适遇开赴前方军队，万民欢呼之声，如裂帛，如洪涛，排山倒海而来，军士唱着“还我河山”之歌，——河山响应，动天地而泣鬼神，易惨戚为悲壮，木兰亦心动神移。此时由朱门闺秀转入山居贤妇之木兰，又一转而置身大众入无我相境界矣。天台山和尚送木兰至门外，远眺木兰全家入难民队中，渐行渐远，至不可复辨，不知所终而止。故其争以坐禅得无我，木兰乃于人群接触中得之，此书中女主人翁姚木兰精神态度转变之经过也。弟既无暇自译，所以必求兄亲译者以此。非敢以无聊因缘，污吾兄笔砚。大约以书中人物悲欢离合为经，以时代荡漾为纬。举凡风尚之变易，潮流之起伏，老袁之阴谋，张勋之复辟，安福之造孽，张宗昌之粗犷，五四、五卅之学生运动，三一八之惨案，《语丝》、《现代》之笔战，至国民党之崛起，青年之左倾，华北之走私，大战之来临，皆借书中人物事迹以安插之。其中若宋庆龄、傅增湘、林琴南、齐白石、辜鸿铭、王克敏，及文学革命领袖出入穿插，或藏或显，待人推敲。至故事自身以姚木兰、姚莫愁二姐妹为主人翁。木兰嫁入曾家，曾家三媳妇：曼娘古，木兰新，素云迷醉租界繁华，适成今日中国社会之断片。
　　重要人物约八、九、十，丫头亦十来个。大约以《红楼》人物拟之，木兰似湘云（而加入陈芸之雅素），莫愁似宝钗，红玉似黛玉，桂妹似凤姐而无凤姐之贪辣，迪人似薛蟠，珊瑚似李纨，宝芬似宝琴，雪蕊似鸳鸯，紫薇似紫鹃，暗香似香菱，喜儿似傻大姐，李姨妈似赵姨娘，阿非则远胜宝玉。孙曼娘为特出人物，不可比拟。至曾文伯（儒）、姚思安（道）、钱太太（耶，及新派人物孔立夫（科学家）、陈三（革命）、黛云（女革命）、素云（“白面女王”）、莺莺（天津红妓女）、巴固（留英新诗人），则远出《红楼》人物范围，无从譬方。以私意观之，木兰、莫愁、曼娘、立夫、姚思安（木兰父，百万富翁，药店茶号主人）、陈妈、华大嫂为第一流人物。孙亚、红玉、阿非、暗香、宝芬、桂姐、珊瑚、曾夫人、锦罗、雪蕊、紫薇、银屏次之。他若素云之势利，环玉之贪污，雅琴之懦弱，莺莺之无耻，马祖婆（牛太太）之专横，姚太太（木兰母）之顽固，不足论矣。以全书结构而言，木兰、莫愁、立夫、姚思安，为主中之主。孙亚、襟亚、曼娘、暗香、红玉、阿非、迪人、银屏为主中之宾。牛黛云、牛素云、曾夫人、钱桂姐、童宝芬，为宾中之主。珊瑚、莺莺、锦罗、雪蕊、紫薇、环儿、陈三、陈妈、华大嫂又为宾中之宾。地理背景以北京为主，苏杭为宾。以逃难起，以逃难终。全书以道家精神贯串之，故以庄周哲学为笼络，引《齐物论》“梦饮酒者，日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旦暮遇之也”为格言。
　　Those who dream of the banquet wake to lamentation and sorrow.
　　Thosewhodreamoflamentationand sorrowwake tojointhehunt……This is a paradox，Tomorrowasagemayarisetoexplainit ；but that tomorrow will not be until ten thousand generation shave gone by.Yetyoumaymeethimany day justaroundthecor-ner.书长三十六万言，凡四十五回，分上、中、下三卷。书名Moment in Peking，似可译为《瞬息京华》，唯吾兄裁之。
　　九月四日弟语堂于纽约
　　原载1937 年10 月16 日《宇宙风》第49 期，
　　原题《关于我的长篇小说》
　　我怎样写《瞬息京华》
　　以一个向来不曾写过短篇小说的人，装着偷天的胆量，突然尝试长篇小说，似乎太不自量。况且我向来小说就看得少，中西文都是如此，有闲读书，每好读与思想有关的文字，至于小说，只有在旅行时期，才敢享这闲福，来解客中寂寥。但是以前在哈佛上过小说演化一门科目，Bliss Perry 教授有一句话打在心头，就是西方有几位作家，在四十以上，才开始写小说，Richardson 便是。我认为长篇小说之写作，非世事人情，经阅颇深，不可轻易尝试。而理想中批评长篇小说：尤以人物之生动为第一要义，结构犹在其次。人物生动活现，小说就算成功。人物不生动、故事结构虽好，终算失败。
　　这是与戏剧重情节显然不同的地方。因此，素来虽未着笔于小说一门，却久蓄志愿，在四十以上之时，来试写一部长篇小说。而且不写则已，要写必写一部人物繁杂，场面宽旷，篇幅浩大的长篇。所以这回着手撰著《瞬息京华》，也非竟出偶然。
　　凡小说之撰著，下笔的文章未必尽与初心所期相合。然而在结构复杂之小说，作者胸中自不可无一个型范。此书之写作，起于民廿七年八月八日，止于廿八年八月八日。原期以一年写就，果如所愿，这是我最得意的事。写作之先，计划约五月，自廿七年三月抵法国南部开始。这五月中就是该书的计划时期，时代之研究，材料之搜罗，情节之布置，人物之安插，起场收场，大约都有个头绪。每每思有所得，即记入札记小册。人物之年龄，各人在某年之岁数，都列成表格，不然这个地方，最容易出岔。其实札记所得也无多，日或三四条，或十余条，一小册尚记不完。只是晨夕暇时，偶有佳思，就便记上，而主要还在所谓腹稿，得之于心，欣然自喜而已。既然谓之“喜”，自然不忘。问题所在，还是书中人物性格之形成，及亲戚关联之配置，与因缘之离合。譬如木兰这样一个女子，须配以何种性格的丈夫，在故事中始得相宜，至以金配水之论得，曾孙亚性格遂定。在此期间，犹有一事可记者，即读《红楼梦》，故后来写作受《红楼》无形中之熏染，犹有痕迹可寻。我是五体投地佩服《红楼梦》技术的人，所以时时以小说作家眼光，精研他的文学伎俩，又与往常被动式的阅读《红楼梦》不同。
　　故事之构成如此，写作却又不同，就与原定计划，时有出入。譬如最初拟定立夫娶爱莲，阿非娶丽莲，莫愁嫁襟亚，姊妹成为妯娌，这案后来逐渐翻了，也有计划配置时改的，也有写作后改的。有的人物，本来重要，到写撰时，因事势所迫，冷淡了，搁在一边，而以余地极力专写他人。故常有反宾为主，反主为宾之事。有的人物，本不重要，后来故事一展开，遂拉不住缰，只好听其所之，到自己收场而止。书中迪人（木兰之兄）与银屏事件便是一例，此段事故现竟成卷上之中心点。至于枝叶点缀，自然都是涉笔成趣而来，如莫愁在苏州舟中赏月以打萤火为名打木兰脚腿、规其失礼，便属此类，著笔写那段时，连这主意都没有。又如陈二和环儿的因缘也原不着重，所以卷上卷中，环儿都冷在一边，到了卷下才把她抬高出来。其中笔墨专靠运用上段材料，连累起来，始觉省力，又得前后照映之用。如立夫论“植物情感”一篇科学文，原也不过发挥发挥道教与科学相近之私意，后来竟成立夫入狱的罪状。此等处，与其说得之无心，不如说是废物利用罢了。环儿出奇的“野合”，也成为立夫赤化嫌疑的证据，也是临时掇拾得来。又如开场木兰父女水变银银变水定数之论，到了收场，也随手拾来做日本定数不能征服中国之大理由。
　　写此书时，书局老板，劝我必以纯中国小说艺术写成为目标，以“非中国小说不阅”为戒，所以这部是有意的仿效中国最佳小说体裁而写成的。在我个人研究，中国小说技术，约有数点可谈。
　　（一）重人物，不重结构，人物杂，布景宽。中国小说名著未有不如此者。演义本是历史之小说化，且勿论，如《红楼梦》、《水浒》、《金瓶梅》，哪一部不是如此？哪一部成功不在复杂人物之描写？所以《瞬息京华》体裁，也是故意如此，虽然结构也极力使他缜密，聊补中国小说之缺点，这点做得到，做不到，就不得而知也，做不到，还认为余事。所以一段一段的写去时，用意专在借家常小事描写人物性格之不同。目标在人，而不在事，借事以知人而已。香山之会，便是如此。事之极平常者，若能表现不同性格，就可令人读之不厌。以《红楼梦》为例，园中姊妹，观花斗草，奚落取笑，本无西洋所谓“紧张”情节，何以百读不厌？乃因李纨有李纨的话，凤姐有凤姐的话，探春之硬，平儿之柔，宝钗之厚重，黛玉之尖酸，俱由口中的话，活跃纸上。家常细故，足以吸引读者之原因本此。此我研读《红楼》之心得也。
　　（二）注重日常生活，家常琐细，尤着重雇仆丫头喽啰。这样大小兼顾，显然是中国小说之特点，源出于中国人生哲学。人生求“居之安”三字，故家庭生活即人生，人生即家庭生活。此点与第一点相关，若不着重人物性格之描写，则家庭琐屑淡然乏味，情节既不紧张，不可卒读矣。《瞬息京华》开场，虽然以逃难散离入手，乃故意紧张，以吸住西洋读者而已，至木兰为曾家所收留，乃由紧张而入悠闲，引入家居静闲的主要阶段。
　　（三）文章波澜。伏笔的话，西洋有之，即所谓故事线索。波澜的话，却未之前闻。然文章无波澜，则事不真。例如某一回极力写大雨，不如在大雨过后的下一回点出雨后波澜之迫真。因雨中说雨，雨时坍屋本不希奇。雨后桂花不香，鲈鱼出潭，明月重晕，读者始真真觉得雨中的情味，雨后的波澜。小说家伎俩拙者，雨时极力写雨，下回全然忘却，则读者犹觉未曾下雨耳。
　　（四）分宾主。中国长篇小说冗长，合则为一，分为三四，至五，六七八九十段故事，五六七八九十段因缘。西洋小说，所谓并行结构，例也常见。
　　十九世纪作品尤多，越来越务求紧张，遂趋删汰并行结构的倾向，而专注意某一对男女情节之发展。即有并行，也不过二三段因缘并进而已。中国小说人物既多，复杂尤甚，因此不能不为宾主之分了。有主必有宾，有正必有副，以收衬托之用。或有评注人，赞叹作家伎俩，百忙中写出小事，以安闲配紧张，以细腻衬奔放，其实在作者有心安插，也不甚难。
　　于此应补说一句。就是在我写作时，所有会话，是故意以中文想象出来，然后译英。如此始使西洋读者读时如阅中文译品，得中文意味耳。
　　廿九年，五月十六日
　　原载1940年5月16日《宇宙风》第100期
　　谈郑译《瞬息京华》
　　这篇似乎为《瞬息京华》而谈现代文体，却实为现代文体而谈《瞬息京华》的郑译本。书名《京华烟云》尚不失原意，郑陀、应之杰合译。二位都不认识。前郑译《吾国与吾民》，文笔尚雅洁，无通行现代文毛病。《京华烟云》却不然，瑕瑜共见；几段译笔，可以对付，几段便使作者头痛了，夫译事难，译《瞬息京华》尤难。何以故？小说中人物，系中国人物，闺淑丫头，系中国闺淑丫头，其人物口吻，自当是中国人之口吻。西洋小说译本所见佶倔聱牙之怪洋话，不宜再是于此书之中译。作者编是书时，写会话必先形容白话口吻而后写成英文，译者读了英文，复意会其中国原文，难免不尽符合。例如迪人受银屏错怪，喊“那真冤枉”，冤枉本不易译，勉强译为英文之unjust，今展转而成郑译之“这真不公道极了”。二语之间，相差无几，而口吻已全失。故此书非由作者于难译处，细注原文供译者参考，必有乖谬未当之处，所以特请达夫译中文。一则本人忙于英文创作，无暇于此，又京话未敢自信；二则达夫英文精，中文熟，老于此道；三，达夫文字无现行假摩登之欧化句子，免我读时头痛；四，我曾把原书签注三千余条寄交达夫参考。如此办法，当然可望有一完善译本问世。今达夫不知是病是慵，是诗魔，是酒癖，音信杳然，海天隔绝，徒劳翘望而已。
　　本文非为纠正错误而作。一部几十万言的译作，发见错误不难，且翻译错误，在我久已司空见惯，中文译者无误者本来寥寥无几。天下间批评容易作事难，且郑译也有几段可令作者满意，内如清廷捕牛似道诏，红玉遗书，及阿非祭四妹文，并非肚里全未吃过墨水者之作。书中人名地名误译也不少。
　　如孙亚作新亚，牛似道作牛思道，静宜园中之漪澜轩作环水台，思过斋作自省室，蜃楼作迷魂塔，暗香斋作澹芳斋都不甚雅，但也不足怪。大体上，此书译笔，以现行译品水准衡量之，还不能算是最坏，其中佶倔聱牙的句子，恐怕读者看惯了，还以为现代文本来应该这样写法。
　　我之所以秉笔直书为此文者，正为此点——即所谓佶倔聱牙的字句，是本来应该，或是译者文笔未臻纯熟，文辞未能达意所致。此问题系将来中国普通文字问题，而非仅关郑译应译某书问题。私意对此，早有一肚子话要说，不过借此发泄罢了。原来不中不西非牛非马的句子，初见于未成熟者的译作，读者因其为翻译，以为没有办法，虽然满腹不快，也不敢深罪。后来一些人直译及欧化文法之说盛行，青年争相仿效，而不中不西之文遂见于中文创作，卒使一般创作字句之累赘冗长拖泥带水程度，亦与最不达意之译品相等，作者且文其过而饰其非，谓不如此，不科学，不严密，不合文法也。在此风既成之后，青年遂以为文字无简练之必要，且愈累赘冗长，愈拖泥带水，愈有洋味。于是十年前不敢发刊的字句，今日竟敢公然刊行，十年前教师所认为不通亟应修改之句，今日教师虽欲修改，亦不敢修改。夫新名词，非不可用，新句法亦非不可用。有助达意传神，斯用之，有关思想缜密论证谨严，亦宜用之。但无论中西，行文贵用字恰当。用字得当，多寡不拘，用字不当，虽句法冗长，仍不达意，不得以摩登文体为护身符，而误以繁杂为谨严，以噜嗦为欧化也。总之，欧化之是非姑勿论，用字须恰当，文辞须达意，为古今中外行文不易之原则。我认为句法冗长者，非作者愿意冗长，乃文笔未熟，未得恰当文语以达其意而已。
　　本书译者，在此风气之下，也喜搬弄此种玄虚，请举数例。在此数例，都可证明，冗长即用字不当或工夫未到之结果。
　　八二页曼妮对木兰说，“这些事情都是前定的……好像你和我会面，假使你不失散，我怎样会和你会面呢？有一种不可见的力量控制我们的生命……”曼妮系前清山东乡下塾师的姑娘，何能说这句洋话？读者或以为译文应该如此冗长，或以谓中文没法表示此句。“不可见的力量”者何，神明也，作者原意“冥中有主”四字而已，在英文不得不译为there are unseen forces gov-erning our lives，正中文“冥中有主”也。故曰冗长即文笔未熟所致，未得恰当词语以表其意，与“文法谨严”无关。再看首句“前定”二字完全达意。何以故？因译者用字恰当，故无需累赘。“失散”、“会面”二语亦不当，应作“走失”、“相会”。“你不走失，我们怎能相会呢？”上假使二字可省。
　　四九九页丁妈“帮着支配菜单”，实“助理点菜”也。
　　五四一页“澹芳俯倒了脖子”，实怕羞低头不语也。“俯倒脖子”不知是何种白话？”俯脖子”不成话，“俯倒脖子”更不成话，“俯倒了脖子”简直是一故意噜嗦的鬼话。原文benther head 三字，应作“低头”。
　　五四四页木兰说：“季先生，我老早想和你会面，盼望了好久了。”实“久仰”两字也。最多是“久仰大名”。原文只有I have so long wamted to meet you Mr.Chi 数字。
　　三○二页迪人初回国见银屏，一进门便亲吻，银屏故意推却，说“别性急”。英文作slowly，slowly，now.译者竟直作“慢！慢！现在。”
　　五七三页钱玄同骂古文家为“罪恶的种子”，“文学界的私生子”，实指“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论达意传神，“罪恶的种子”自然不及“谬种”，冗长诚一无是处。
　　二一九页木兰将要分开两腿投石，“做出那不合妇女典型的姿态”实指不合闺淑体统。典型二字滥用。
　　二七八页珊姐说“让我们折一枝桂花来行一下酒令”，可以“折桂传杯”四字代之。
　　三一二页迪人向锦儿求欢，锦儿道：“你是主子，应当使出自己的尊严来。”不达意。应作“你是主子应有主子的身份”。
　　一八二页平亚将死，曼妮伏在平亚身上“吸出一块粘膜”，何不说“吸出一块痰”？
　　三九二页有这么一句，“那当家师太相信她是另一个犯了过失而发愤出家的年青美丽姑娘”，应作“另一失身匪人削发为尼的姑娘”。
　　四二五页“人们总是从单纯粗俗的脾气升进至有教养典型的多，从有教养回到粗俗的少。”不得要领。应作“大凡世人多由野人之俗，转入雅人之俗，惟有少数能由雅人之俗，再转入俗人之野”。原讥牛似道以“国章”、“国栋”命儿孙名，乃雅人之俗，与苏东坡子名“过”，袁枚子名“迟”相衬。
　　四七六页曼妮母亲居首座依序齿惯例，译者作“但是她到底受了尊老习惯的支配。怀玉妻子年纪简直要比她轻上一代呢”（少一辈也）。
　　所举各例，似通而实不通。然今日所见文字，通与不通程度与此相埒者，比比皆是。甚至中学生作文，除此类文体而外，几乎无所适从了。
　　白话文学提倡以来，新思想输入如洪涛怒潮，学者急求新知，而思想文字愈趋洋化，本极自然。但是因此纯粹白话为何物，遂不为人所注意，白话乃极不白，去浅白清白之义甚远。文言虚饰萎弱之病，白话作家有过之无不及。欲救此弊，必使文复归雅驯。而欲求雅驯，必须由文人对于道地京话作一番研究，不得鄙白话之白而远之。鄙白话之白，简直不必有文学革命。且鄙白话之白，易之以文言可，代之以洋语不可。“痰”不必作“粘膜”，“点菜”亦不必作“支配菜单”也。“天意”亦不必作“上天的意志”，文句加长，而词义未必精严。
　　在论文中，有时多加新名词无妨，在小说人物口中，便须用纯粹白话写出。然白话中极寻常一个“依”字，现代作家就少能用，必用“答允”二字。
　　书中五○四页莺莺与环玉讲条件，问他肯依不肯依，译者作“肯做不肯做？”
　　便是下乘北京话。后来环玉驳她“你管钱就是要管我”，译者竟作“控制我”。
　　如此白话怎么行？环玉问她何以必定要求这一点，莺莺答“这样能增进我的幸福（叫我快活）。”天津妓女决无此口吻。我不自译此书则已，自译此书，必先把《红楼梦》一书精读三遍，揣摩其白话文法，然后着手。
　　此书译本描绘口吻，可谓多半失败，且常夹杂上海话。
　　三一页“妈妈，”珊姐劝着道，“什么事情都是上面注定的；没有人可以确定他们的前途是祸是福。你还是莫要这样伤心，致妨碍身体。要赶的路程有长长一段呢，许多人的生命都还依靠着你。假使你身体健康，吾们子女辈的肩头负担减轻不少。吾们现在还确不定到底木兰可真失踪了没有；吾们还要想法去搜寻她呢……”
　　据鄙见当译如左：“妈，”珊姐劝道，“凡事都由天定，是吉是凶，谁也保不定。请妈快别这样，保重些好，前途要赶的路还远着呢。这一家大小都靠你一人。你母亲身体平安，也减少我们做儿女的罪戾。况且现在还不准知木兰可真失踪没有，还正在想法去找呢……”搜寻女儿，搜字极不当，“搜寻她”更不成话。
　　二一六页莫愁论乾隆书法，（乾隆）又是个提倡文学艺术的人（应作“又是右文之主”）……他的字……柔软和圆润的轮廓里含蓄力量（应作“外柔内刚”）。
　　二二七页银屏说：“讲智慧，人比狗高，讲忠实，那是狗比人高了。
　　（讲聪明，狗不如人，讲忠心，人不如狗。）……假使我等得变成黄面的老婢女（黄脸老婆），再不嫁，人家要问我，‘你期待（等）谁呢？’这叫我如何回答呢？”
　　在文字上，以“期待”代“等”，最多是故意通俗的小疵，在丫头口吻中，便万万犯不着。
　　此外，此书亦有草率嫌疑。所引古诗较僻者难检，本不足怪。但陶渊明“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何以变成“但愿适心意，湿衣何足数”（五二六页）？郑板桥“聪明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何以变成“贤明难，由贤明而后变为鲁钝更难”（四八二页）？又五八八页洪昇著四婵娟，何以变成“洪深”著“四美人”？
　　三二○页陈琳檄愈头风，何以改为“把他自己的头痛治好了”？
　　三七七页木兰引《红楼梦》宝钗咏螃蟹时——
　　眼前道路无经纬
　　皮里春秋空黑黄
　　既然说明《红楼》出处，何难检出？
　　再五九七页木兰问宝芬识字否，宝芬答以“粗识之无”，译者竟作“我光识‘戚’和‘吴’这些字。木兰知道这是她客气话，如果她能说，我光识‘戚’和‘吴’这些字，她当然识得许多字。”“粗识之无”这通常俗话，岂真难于意会出来？
　　三十年元旦于罗山矶
　　见1942年4月桂林再版《宇宙风》第113期
　　《吾国与吾民》自序
　　在这一本书里头，我只想发表我自己的意见，这是我经过长时间的苦思苦读和自我省察所收获的，我不欲尝试与人论辩，亦不欲证定我的各项论题；但是我将接受一切批评，盖孔老夫子说过：“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正区区之所窃比焉。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而她的民族生命，涵育着太复杂的内质，欲加以阐述，势难免于牴牾歧异之见解。任何人苟有持相反之论旨者，鄙人准备随时供给可能的材料以便利之。它是真理终是真理，它将克服任何巧黠的私见。人类对于真理的领悟，只在稀有的一刹那，这领悟的一刹那倒是永存的而不是私见能永存。是以大规模搜集证据，整列排比，五色缤纷，令人目眩，结果仅能导致腐迂之结论，渊博而无当。因为陈览真理的领悟，需要较为简纯的风格，其实亦即为见理精深的风格。
　　写了这本书，我将冒犯许多阐述中国的著作家，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祖国的同胞和一般大爱国家。此辈大爱国家——鄙人与之实互不相涉，因为他们的偶像，不是我的偶像，他们的爱国思想也不是我的爱国思想。说不定我也同样爱我的国家，可是我常小心翼翼在他们面前隐藏起来，因为人或许穿着爱国主义的大褂，过久则破碎而零落，而人方穿了破碎的大褂，炫耀过市，——在中国，或在世界各处，——服之终身而弗渝。
　　我堪能坦白地直陈一切，因为我心目中的祖国，内省而不疚，无愧于人。
　　我甚能暴呈她的一切困恼纷扰，因为我未尝放弃我的希望。中国乃伟大过于她的微渺的国家，无需乎他们的粉饰。她将调整她自己，一如过去历史上所昭示吾人者。
　　我也不是为了西方的爱国分子而写这一本书，因为我怕摘引我书中的片段，比之怕爱国人的误解更为厉害。我这一本书是写给淳朴而忠恕的一般人的，忠恕之道为古代中国之特长，今则已成绝响，我的这一本书，只能受知于这样纯朴的观点。我所说的话，是只说向那些尚未丧失人类基本德性的人们，因为只有这些人才能理解我。
　　我首先应该感谢赛珍珠女士，她自始至终给我亲切的激励，付印之先，她替我通篇翻阅过我的原稿。其次应感谢李君，他在排印期中，给我以很有价值的批评。其次应感谢丽琳潘菲小姐，她替我排定格式，校对校样，又做了索引。葛恩夫人、茀立茨夫人和史登堡夫人，她们给我不少精神上的帮助。
　　我应该说明这一次写作，叨光于内人之力者实属不浅，她耐心地帮助我完成全部工作，它的况味只有著作家的内子才能体会得到。
　　原载1936 年上海西风社初版《吾国与吾民》，黄嘉德译
　　关于《吾国与吾民》
　　亢德来函叫我写一篇《我怎样写》。但最近我正在写《生活的艺术》一书，想赶在本月底完稿，每日三千字一段，自九时半至十二时半坐在书斋工作，像机器一样，不容少许停顿或出岔，此刻书记在忙着抄改，只好偷闲写一点点，我想拉杂报告一些关于这两本书的消息。
　　《吾国与吾民》著于民国廿三年春、夏、秋三季，全部是在庐山山居时写的，通共约十个月。那时又是《人间世》最热闹时期，兼办《论语》，所以可算是忙里偷闲的工作。自“有闲阶级”之口号发生，“忙闲”二字常在我脑中盘旋。什么是忙，什么是闲，越想越糊涂。忙者未必有功于世，鸡鸣而起孳孳为利是也；闲者未必是新名教罪人，删《诗》讲《易》作《春秋》之某翁是也。现在物质主义侵入中国，大概若非谈出口入口通货膨胀之徒，便不足齿于忙人之列。我即异于是。张山来说得好：“能忙人之所闲者，始能闲人之所忙。”皮鞋用机器制造，产量才大，才叫做忙，叫做摩登；由皮匠手制的，而三日甚至六七日做成一双，产量便小，便是闲，便是封建。无奈好皮鞋都是手制而不是机器造的。造凡是艺术，都是心手俱闲时慢慢产生出来的。六七日做双皮鞋，才做出好皮鞋，而皮鞋始成艺术。甚矣乎，新旧时代精神之相反也。在我看来，打个入厂时刻卡片按时入厂之厂工，未必便文明到怎样，而在家里慢慢一针一针做去的皮匠，未必便野蛮到怎样——如果在生活的艺术标准上衡量起来。皮匠如何一针一针钉去，本不该我事，我的意思不过说我的著书也是在青山白云芒鞋竹杖影中写出来的，也是心手俱闲时一段一段一章一章写出来的。我只知道像皮匠这样一针一针钉下去，其为功为罪，为革命为******，皆可勿论。
　　这样讲离题似远而实近。我不通按图索骥分甲乙丙丁讲下去，因为半小时内就得再起稿写书。我忙人也，忙人只好用闲适笔调优游自在，用野老谈天方法做文章，不然便急死了。横竖还有十五分钟，何妨瞎谈一下。《吾国与吾民》已将出第十一版，此十一版系修订而加插图的，尺寸略加大。初版错误都已改正。插图用照相，共十六页。德文、法文、挪威文译本早已出版，还有几种尚未出版。中文译本已请友人在翻译中，不久即可在本社出版。
　　现在写的讲生活之艺术，名为The Impor-tance of Living.起初我无意写此书，而拟翻译五六本中国中篇名著，如《浮生六记》、《老残游记二集》、《影梅庵忆语》、《秋镫琐忆》，足以代表中国生活艺术及文化精神专书，加点张山来的《幽梦影》格言，曾国藩、郑板桥的《家书》，李易安的《金石录后序》等（见辛报说我译《浮生六记》全本上王均卿之当，实则此全本出版我首在《人间世》为文辨伪）。然书局老板意见，作《生活之艺术》在先，译名著在后。因为中国人之生活艺术久为西方人所见称，而向无专书，苦不知内容，到底中国人如何艺术法子，如何品茗，如何行酒令，如何观山，如何玩水，如何看云，如何鉴石，如何养花、蓄鸟，赏雪、听雨、吟风、弄月。……夫雪可赏，雨可听，风可吟，月可弄，山可观，水可玩，云可看，石可鉴，本来是最令西人听来如醉如痴之题目。《吾国与吾民》出所言非此点，而大部分人注目到短短的讲饮食园艺的《人生的艺术》末章上去，而很多美国女人据说是已奉此书为生活之法则。实则因赏花弄月之外，有中国诗人旷怀达观高逸退隐陶情遣兴涤烦消愁之人生哲学在焉。此正足于美国赶忙人对症下药。因有许多读者欲观此中底奥及一般吟风弄月与夫家庭享乐之方法，所以书局劝我先写此书。不说老、庄，而老、庄之精神在焉；不谈孔、孟，而孔、孟之面目存焉。这是我写此书之发端。
　　三月初动手，写了二百六十页，忽然于五月初一夜在床上作起序来，乃觉今是昨非，将前稿尽行毁去。因原来以为全书须冠以西方现代物质文化之批评，而越讲越深，又多论辩，至使手稿文调全非。自五月三日起乃重新编起，至七月底全书七百页，所以在这三月里如文王囚在羑里一般，一步也走不开。然而并不叫苦，反如受军事训练，一切纪律化、整齐化、严肃化。要在早睡早起，夜眠必足，眠足则翌晨坐在明窗净几，一面抽烟，一面饮茗，清风徐来，鼻子里嗅嗅两下，胸部轩动，精神焕发，文章由口中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念出，叫书记打好初稿，倒也是一种快乐。夜眠不足，文章便吐不出来。《吾国与吾民》是在打字机上自己打出的，而这书是口述而由人笔记的。
　　平常也无甚腹稿，只要烟好茶好心情好，便可为文。
　　在纽约如何讲品茗供花等等题目呢？原来我带来不少此类书。陈眉公《宝颜堂秘笈》、王均卿《说库》、开明圣经纸五册《廿五史》全部运来，又有《文致》、《苏长公小品》、《苏长公外纪》、《和陶合笺》、《群芳清玩》、《小窗幽记》、《幽梦影》，以至燕儿蝶儿匡儿图我都带来，只忘记带《欣赏篇》、《说郛》、《樵歌》、《寒山诗集》，至悔。哥伦比亚中文图书馆丛书备得不少，但我懒得出门，至今未去查过。屠隆《冥寥子游》给我全部译出列入书中了。我最快活的是集中国咏命遣怀一类诗四十余首，其达观味道实与Omar Khayyam 相等，如白居易对酒诗“昨日低眉问疾来，今朝抆泪吊人回”：“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及“不开口笑是痴人”之句，与Omar 何别？觉隐诗“一脉青山景色幽，前人田产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又有收人在后头”。何尝不警悟？李密庵《半半歌》何尝不冲淡？东坡《述怀行香子词》，何尝不高逸？《骷髅赞》何尝不悲壮？……这样把乐天、东坡、石田、子畏……等等诗人请来欢聚一堂，唱和酬咏，倒也可以凑成代表中国诗人人生哲学的“人生曲”，名为The Human Symphony，又名为A ChineseFantasia.语不多谈了，已写过时候，可见《宇宙风》文本月不该写的，后悔无及。
　　七月十三早于纽约
　　原载1937年10月16日《宇宙风》第49期
　　《生活的艺术》序
　　这是一篇私人的证言，是一篇关于我自己的思想和生活经验的证言。我不想在客观的立场上发表意见，也不想建立什么不朽的真理。老实说，我颇看不起客观的哲学；我只想表现个人的观点。我很想把这本书题名为“抒情哲学”，用“抒情”一词去代表一种极端私人和个人的观念。然而，这个书名太美了，我非放弃它不可，因为我恐怕把目标定得太高，因而使读者期望太大，同时也因为我的思想的主要成分是实事求是的散文，这个水平线是比较容易维持的，因为比较自然。让我低低地躺着，紧贴着土壤，和草根地亲近着，我便会觉得十分心满意足。我的灵魂在沙土里舒服地蠕动着，觉得快活。有时当一个人沉醉在这土地上时，他的神灵似乎那么轻飘，使他以为是在天堂。可是事实上他不过是站在地上的六尺之躯啦。
　　我也很想把这本书全部用柏拉图对话那种方式写出来。把私人偶然想到的话说出来，把我们日常生活中有意义的琐事插进去，尤其是在美妙恬静的思想的草地上闲荡着，这是一种多么便当的方式啊。可是，不知怎样，我并没有这么做。我不晓得什么缘故。或者我怕这种文章方式现在很不流行，也许没有人要读它，而一个作家终究是要人家读他的著作的。当我说“对话”
　　时，我的意思并不是指报纸访问记之类的对话，或那些切成许多短段落的时评；我的意思是指真真好的，长的。闲逸的谈论，一说就是几页，当中有许多迂回曲折，后来在最料不到的地方突然一转，绕过一条捷径，而回到开头所讨论的问题来，好像一个人爬过一道围篱回家去，使他同行的伴侣惊奇不置一样。啊，我多么喜欢爬过后门的篱笆，绕着小路回家啊！至少我的同伴会承认我对于回家的道路和周遭的乡野是熟识的……可是我不敢这样做。
　　我并不独出心裁。我在这里所表现的观念早已由东西许多思想家再三思想过、表现过了；我由东方借来的真理，在那边都算是陈旧平常的真理。虽然如此，它们却是我的观念；它们已经变成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如果它们在我的生命里生了根，那是因为它们能在我的思想上表现一些独出心裁的东西；我第一次碰到它们时，我的心思便本能地表示同意了。我喜欢它们，因为它们乃是思想，而不是因为表现这些思想者是什么重要的人物。老实说，我在读书和写作的时候，是绕着小路走的。我所援引的作家有许多是默默无闻的，有许多也许会使中国文学教授大惑不解。我所援引的如果有些是名人，我只在我直觉的认可之下接受他们的观念，而不是因为这些作家是著名的。
　　我有一种习惯，就是去购买一些冷僻无闻的旧书的便宜版本，看看可以在这些书里发现什么东西。如果文学教授们知道我的思想的源流，他们一定会对这么一个俗物表示惶骇。可是在一个灰烬罐里拾到一粒小真珠，是比在珠宝店窗内看见一粒大真珠更快活的。
　　我的思想并不深刻，所读的书也不广博。一个人所读的书如果太广博，便不知道是为是，非为非了。我没有读过洛克、休谟、或柏克立的著作，也没有念过大学的哲学课程。由专门技术上说来，我所用的方法和我所受的训练都是错误的，因为我不读哲学，而只直接拿人生当课本读，这是不依传统的哲学研究方法——错误的方法。我的理论根据有些是：我家里所雇用的老妈子黄妈，她具有培养中国良好女人的一切思想；一个满口咒骂的话的苏州船娘；一个上海街车的卖票员；我的厨子的老婆；动物园里一只小狮子；纽约中央公园一只松鼠；一个说过一句好话的船上膳务员；一个在某报天文栏上写文章的记者（已经死了十多年了）；箱子里所收藏的新闻纸；以及任何一个不消灭我们的人生好奇意识的作家，或任何一个不消灭他自己的人生好奇意识的作家……我怎么能够枚举得完呢？
　　我因为这样缺乏学院式的哲学训练，所以比较不怕写一本哲学的书。为了这个缘故，一切看起来似乎比较清楚，比较容易；这在正统哲学家的眼中，不知是不是一种补偿。我颇为怀疑。我知道一定有人会埋怨我所用的词字还不够长，埋怨我把东西弄得太容易了解，最后又埋怨我缺少谨慎，埋怨我在哲学的圣殿里没有低声下气地说话，没有用矜持的步伐轻轻地走着，没有露着一种应有的恐惧样子。勇气似乎是现代哲学家最罕有的美德。可是我始终是在哲学的境界外徘徊流浪着的，这倒给我勇气。你可以根据自己直觉的判断，思索出自己的观念，创立自己独特的意见，用一种孩子般的厚颜，在大庭广众之间供认这些见解；这么一来，世界另一角落里的确有一些具着同感的人，会跟你表示同意的。一个用这种方法创立观念的人，常常会在惊奇之中发见另外一个作家也说过同样的话，也有过同样的感觉，但或者用一种较容易，较优雅的方法把思想表现出来。这样，他发见了一个古代的作家，而这个古代的作家做了他的证人；他们变成永久的精神朋友了。
　　所以，我对这些作家，尤其是我精神上的中国朋友，是应该致谢的。我在写这本书时，有一群温厚和蔼的天才和我合作；我希望他们喜欢我，跟我喜欢他们一样。因为，在一种很真实的意义上说来，这些神灵是与我同在的，他们和我有着精神上的交通，这是我所认为真实的交通方式——两个不同时代的人想着同样的思想，具着同样的感觉，彼此完全互相了解。我在著作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些朋友曾用他们的贡献和忠告，给我以特殊的帮助：第八世纪的白居易，十一世纪的苏东坡，以及十六、十七两世纪间那一大群独出心裁的人物——浪漫风流，口若悬河的屠赤水，戏谑诙谐，独出心裁的袁中郎，深刻沉着，堂皇伟大的李卓吾，感觉锐敏，熟悉世故的张潮，美食家的李笠翁，快活有趣的老快乐主义者袁子才，和谈笑风生，热情洋溢的金圣叹——这些人全是不依传统的人，这些人因为具着太多的独立见解，对一切事物具着太深的感觉，所以不能得到正统派批评家的喜悦，这些人因为太好了，所以不能遵守“道德”，因为太有道德了，所以在儒家的眼中是不“好”的。
　　这群精选出来的伴侣人数不多，因此他们的存在使我享受到更宝贵，更诚恳的喜乐。这些人物有几个也许在本书里没有提到。可是他们依然是跟我同在这部著作里的。他们在中国恢复他们的重要地位，不过是时间问题……还有另外一些人物，虽然较不著名，可是他们的恰切适当的言论是受我同样欢迎的，因为他们把我的意见表现得那么好。我叫他们做我的中国的亚密厄尔（Amiel——瑞士作家，1821—1881——译者注）——一些说话说得不多，可是始终说得很近情的人，我钦佩他们的明达懂事。此外更有东西各国，古代今代的不朽哲人，他们跟伟大人物的无名祖宗一样，在有灵感的当儿，说出一些比他们所知道的更睿慧的话，最后又有一些更伟大的人物：我比较不当他们做精神上的伴侣，而当他们做师傅，他们的明朗的理解是那么近情，又那么神圣，他们的智慧已经变成完全自然的东西，因此似乎表现得很容易，丝毫不需要努力。庄子就是这么一个人物，陶渊明就是这么一个人物：他们精神的简朴纯真，是较渺小的人们望尘莫及的。在本书里我有时在相当的声明之后，让这些人物直接向读者说话，有时则替他们说出来，好像是我自己在说话似的。我和他们的友谊维持得越久，受他们思想的影响也就越大；我的思想在他们的熏陶之下，是倾向于亲昵，不拘礼节，不可捉摸，无影无形的类型的；这种影响正和父母对良好家庭教养的影响一样。要指出某一个相同之点是办不到的。我也想以一个过着现代生活的现代人的立场说话，不但以中国人的立场说话而已；我不想仅仅做古人的恭敬的翻译者，我只要把我个人吸收进自己现代脑筋里的东西表现出来。这种程序是有其缺点的，可是在大体上说来，一个人这样却能做比较诚实的工作。因此，我所选择和弃掉的东西都是根据个人的见解的。我在这里不想把任何一个诗人或哲学家的思想全部表现出来；要根据本书里所举的例证去批判他们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在结束这篇自序时，必须照例地说，本书的价值，如果有的话，应该大部分归功于我的合作者的有益建议，至于一切错误，缺点，和不成熟的见解，是应该由我完全负责的。
　　我要向华尔舍先生与夫人（ Mr. and Mrs. Richard J.Walsh）表示很大谢忱，第一，谢谢他们鼓动我著作本书的念头，第二，谢谢他们有用而坦白的批评。我也得感谢华特先生（Mr.Hughwade）帮助我做本书付印和校对的工作，感谢佩佛女士（Miss Lillian Peffer）替我编好书后的索引。
　　林语堂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于美国纽约城
　　原载1941 年2 月上海西风社初版《生活的艺术》，黄嘉德译
　　《啼笑皆非》序跋三种
　　一、原序
　　此书之作，因有些不得不说的话，待要明白晓畅把他说出。
　　今日世界正需晓畅平近道理，用晓畅平近的话申说出来。当代乱世学者越讲越糊涂，要辟邪说明明德者却须明畅为主。
　　当代的问题是道术沦丧及其振兴的问题。一把沙尘，可起信念。读了万卷条顿哲学，不如听一朵野玫瑰说法。
　　这些话不知从何说起。皇天默佑，赐我勇气把它说到底。
　　第三次大战乌云已笼罩天边。大家眼快心灵，寻个活路出来。
　　二、中文译本序言（为中国读者进一解）
　　本书原名BetweenTears and Laughter，作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三月中旬脱稿，七月纽约出版，年底已五版。当时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盖一感于吾国遭人封锁，声援无方。再感于强权政治种族偏见，尚未泯除。三感于和平之精神基础未立，大战之宗旨未明，《大西洋宪章》之适用范围未定，自由与帝国之冲突难关未破。甚或为帝国主义张目，或倡武力治安，或斥世界平等联邦而盛倡武力挟制天下。以此国外民众彷徨炫惑，莫知适从。时余憧憬乎第一次大战之际，威尔逊高举正义之旗，天下闻风而起，一若世界新纪元即将实现，不禁为之慨然。盖自《凡尔赛和约》以后，世事每况愈下，各国尔诈我虞，廉耻丧尽，正义无存，以致造成一般悲观气氛。理想家不敢复言“了结战争之战争”，现实主义者愈昌言强权政治，而“第三次大战”之名词，已迭迭见诸文字报章，出诸政界名流之口。好梦打破，花落乌啼。余有感于怀，乃作是书，以究世乱之源。其言苦，其志哀，虽谓用血泪写成，未尝不可。
　　是书主旨，可以一言蔽之，即由现此战事战略之处置，明强权政治之存在，由强权政治之存在，推及物质主义之病原，追溯欧西百年来学术思想上自然主义、科学定数论及悲观思想之所由来，而后指出最近科学思想之转变，可以打破唯物观念，改造哲学基础，复建精神与物质之平衡配合，使人道主义得超越自然主义之上。由人道与自然之新配合，宇宙观、人生观必随之而变，即见老、庄与恩斯坦相去不远，东西哲理，可以互通，而人道得以重立于人间。
　　书分四卷。卷一论“局势”。陈叙今日世界之危局，及第三次大战之伏机。卷二论“道术”，指出道术之沦丧，及以物质主义方术解决危机之错误。
　　卷三论“征象”，批驳现行战后和平之各种论著，以见今日思想之症结。卷四论“治道”，由学术思想上分析近百年来文化之去向，及推陈人道扫地之史因，并由科学穷极思变之新倾向，透入一道曙光，重立自由意志论。以内容言之，卷一多谈亚洲复兴所引起之新局面。卷二多论种族偏见，欧化愚见，数学迷信，机械心理等小枝节。卷三多举今日西方讨论和平之方案，卷四专谈学术思想哲学基础问题。
　　读此书者，应从头读起，顺序而下，以见前后贯串。盖本书构法，似抽芭蕉，钱大昕“养新”之余意也。今日战事及国际政治，仅系外层而已；剥其外层，便见强权政治（卷一、卷二）；再剥强权主义，便见物质主义（卷三），复剥第三层，便见科学定数论，自然主义、悲观主义（卷四《当代篇》、《化物篇》），是为诊断之结论。最后三章（《齐物》、《穷理》、《一揆》），乃言哲学人道之新建设，及世界和平之原理。末附后序，以寄感怀。
　　世人有可与言者，有不可与言者。吾不欲失人，故以此书译出，公诸吾国读者。吾不欲失言，故请断章取义歪曲事实之专家勿读吾书。惟求得关心治道之有心人，读到一、二道得衷曲之处，颔首称善，吾愿足矣。不可与言者，姑无论矣。复可为与言者进一解：一、本书原著，系为西方人士而作，所谓对症下药也。不知其病，便不解医士何以开此药方。若物质文明，提高生活程度，非不美也。矫而正之，因其过犹不及也。提高生活程度，不应反对；惟以提高生活程度为人生文明之全部，混文明、文化为一谈，便须反对。今日果有人，以为叫世人每日有四杯牛奶可喝，世界便会良善和平起来，不喝牛奶或居竹篱茅舍者，便是野蛮，此便须反对。经济保障，使老有所终，幼有所养，不应反对；惟以经济保障代替世界之自由平等，而认为此次战争目的之终点，并且舍弃自由平等，以求经济保障，而瓜分人国，攫取物资，召未来战祸，便应反对……
　　二、物质文明好，物质主义不好，言其过也。是犹充实国防好，穷兵黩武不好，亦言其过也。西方字面加“主义”（-ism）者，常含有过分之讥，若“物质主义”、“武力主义”（materialism militarism）是也。又如“商务”。原为“commerce”，第加-ism，便成“Commercialism”，即所谓“金钱主义”而寓贬意，亦言其过也。反观吾国，物质文明之病，在于“不及”，而不在“过”。人家已过，我尚不及，故非赶上不可。吾国今日正应大声疾呼，提高生活程度，一救吾民之穷，使衣食住行得以改良，而衣食住行无一非物质条件，故必赶上物质文明。今日吾民穿的苦，吃的苦，住的苦，行路苦。民生主义便是我们共同的好梦，大家应赶紧把我们的国家弄好，希望老百姓大家穿得好，吃得好，住得好，行路便利，成一富强康乐气象。且应大家留心，这个世界并不是好世界，是强权世界。故尤应大声疾呼，提倡生产救国，靠一股气赶入工业时代，否则不能自存于世界。此为富国之唯一基础，建国之大前提，即因工业化而生出西方工业社会之复杂问题，亦所不顾。惟日本学西洋物质文明，并学其物质主义，及其所生之商业主义、侵略主义、帝国主义，是则不可不于理论思想上，先为之防。
　　三、东方西方皆有精神文明，皆有物质文明。孟子言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及斧斤以时入山林等。曰亩，曰桑，曰斧斤山林，无一而非言物质。倒底物质讲得不彻底，故“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之物质文明，人家已做到，我在孟子二千余年后尚未做到。然孔子言可以去兵去食而不可去信，便是孔教视精神重于物质，精神物质皆兼言之，而得中和平稳之论。西人治科学穷宇宙之理，岂非精神方法，民主政治成功，岂非精神教育？故言东西文明之异同，乃言各有畸轻畸重而已。西方学术以物为对象，中国学术以人为对象。格物致知，我不如人；正心诚意之理，或者人不如我。玄通知远，精深广大之处，我不让人；精详严密，穷理至尽，人定胜我。是故上识之士，以现代文化为世界共享共有之文化。本国文化，亦不熔铸为世界文化之一部，故能以己之长，补人之短（如欲发展中医，必先能将中医打进“西医”——即世界唯一共同之医学——圈子里去，混为一部，然后可以贡献于世界医学）。尝谓近代真能学贯中外者，惟总理一人，因其能兼容并蓄，融会贯通，故并能救西方资本主义之弊。总理常言：“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是善读《易》者，何来不许中国人读《易》？中识之士，眼光所及仅限本国，不足以言补救世界文化，但亦可采人之长，补己之短。下识之士，仅知有我，不知他人；人家大好科学排在目前，尚不知袭来而为己用，若不肖子孙，不知发扬光大祖业，惟日数家珍以示人。但此辈尚不失为中国人。惟有洋场孽少，认为固有文化整个要不得，不曰士大夫意识，则曰小资产阶级，并忠孝廉节，一切詈为封建，必欲行其根本毁灭中国旧社会之阴谋而后已。此辈一见西方文物，则捧屁而恭闻，稍谈孔孟《周易》，则掩鼻而却走，是为亡国灭种思想，名为摩登，实则买办之流亚，民斯为下矣。
　　本书第一至十一篇，由著者自译，十二篇以下。由徐诚斌先生译出。此次回国途中，校阅略觉匆促，未当之处，容再版时修正。原文所无，译文中加释加注之处，以[……]号别之。
　　林语堂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八日于重庆
　　三、中译本后序
　　我的辞已尽，话已毕了。在每个时代，必有自由之神与反动妖魔同时存在，凡是和平的战士，何去何从，务必审慎抉择。谁曾经看见和平之神被摒门外，而犹踯躅檐下，依稀而不忍去，就要看见她低头无言，转移玉步，搭讪着走开。和平与权力是两位妒妇，永不能同居一室。我们的当局现在同那个娼妇厮缠鬼混，狂饮作乐，而和平女神窗外窥看，听见屋内狂浪作谑行令传杯之声，就黯然回步，永不再来了。因为和平之神是一位名门闺秀，只有好逑君子，她才肯临门。但是那些主持国家大政的当局，却是些乡愿德贼；他们并不爱她，只爱娼妇，而且她也知道。所以她就此退入朱门深户，等到她知道我们真诚爱慕她，而不爱那权力婊子之时，才可重睹她的芳颜。
　　所以我恨那娼妇，并恨那些寻花问柳的人，因为我还为他们的子女后代担心。和平女士就在我们的篱上盘桓，但是她永不肯进来。因为这时屋内，正在灯红酒绿，醉舞酣歌。我的朋友正在醉生梦死，踌躇满志。可不要小觑那娼妇啊，因为她自有她的魔力。男人一见她肌肤莹润，美色夺目，就如醉如痴，作起狂望，自比陈后主、隋炀帝，或是什么骚人墨士。他们眼看版图之大，朝代之盛，就相告曰：“这回我们就看可将天下版图收入我囊中了。”
　　原来权小姐这家娼妇的酒易醉，因为里面有药。
　　然而好景难再，千里搭凉棚总有拆散之一天。前夜醉舞酣歌，已成尼布嘎尼萨王国亡无日之末宴了。一场狂梦，忽然惊醒，将见劫运临门，豪户破产。拍卖行员将走入巨室，将祖宗的供像一一编号登记，倒箧翻箱，沸沸腾腾。一个粗夫就坐在娟妇前夜所睡的床褥，试试弹簧好坏。回头搬运家具的人就要进来，满脚污泥大步踏过地毯。祖宗的供像就和扫帚水桶七歪八斜装运到拍卖行里去，等到一切搬完四壁皆空之时，这家的子女兄妹携手，怪可怜的从中门走出，也不掩户而去，就此流为破落户了。房子出卖，新主人搬进来，又从新裱糊墙壁，把新安乐椅放在壁炉前，说道：“鸿运新开了。”
　　但是，和平女士，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未打定主意呢。那些男人正在开席饮权小姐的香槟酒，有几个灌醉了，有几个还清醒。和平战士，大家高声呼喊，也许她还可听我们的话，也许她还可以不走。只要我们对她说：“我们一致挽留你。无论你什么条件，我们都可答应，这是我们无条件的投降。因为我们要请你来保护我们的子孙，以你的温柔宽厚福庇他们。”
　　这是些简单平淡的话。但是如爱默生所说：“除非我们有爱慕好尚之情，最简单平淡的话也听不懂。”仿佛这颓丧年代的强权政治家及学界批评家，中了什么风魔，已经失了爱慕之心情及好尚的勇气了。所以他们麻木不仁，无能建设和平。但是到了世人望治之心复怀热烈的情调，而另一年代的人复能鼓起爱慕好尚的勇气时候，那时和平之神就会蹑足入我室内，从背后两手掩我们双目，轻声附耳说：“你猜是谁？”那末在我们毫无准备之时，她便不邀而来，诚心在我们家里住下去，来陪着我们，保佑我们及我们的子子孙孙。
　　原载1945年1月重庆商务印书馆初版《啼笑皆非》，林语堂、徐诚斌译
　　《苏东坡传》序
　　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存心给他写本传记的念头，已经存在心中有年。民国廿五年我全家赴美时，身边除去若干精选的排印细密的中文基本参考书之外，还带了些有关苏东坡的以及苏东坡著的珍本古籍，至于在行李中占很多地方一事，就全置诸脑后了。那时我希望写一本有关苏东坡的书，或是翻译些他的诗文，而且，即便此事我不能如愿，我旅居海外之时，也愿身边有他相伴。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现在我能专心致力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
　　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的。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做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在一个多才多艺、生活上多彩多姿的人身上，挑选出他若干使人敬爱的特点，倒是轻而易举。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怜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珈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汇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不可数见的。而苏东坡正是此等人！
　　他保持天真淳朴，终身不渝。政治上的勾心斗角与利害谋算，与他的人品是格格不入的；他的诗词文章，或一时即兴之作，或是有所不满时有感而发，都是自然流露，顺乎天性，刚猛激烈，正如他所说的“春鸟秋虫之声”；也未尝不可比他的诗句：“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他一直卷在政治漩涡之中，但是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苟苟营营的政治勾当之上。
　　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因是之故，一直到今天，读者仍以阅读他的作品为乐。因为像他这一等人，总是关心世事，始终抗言直论，不稍隐讳的。他的作品之中，流露出他的本性，亦庄亦谐，生动而有力，虽胥视情况之所宜而异其趣，然而莫不真笃而诚恳，完全发乎内心。他之写作，除去自得其乐外，别无理由。而今日吾人读其诗文，别无理由，只因为他写得那么美，那么遒健朴茂，那么字字自真纯的心肺间流出。
　　一千年来，为什么中国历代都有那么多人热爱这位大诗人，我极力想分析出这种缘故，现在该说到第二项理由。其实这项理由，和第一项理由也无大差别，只是说法不同而已。那就是，苏东坡自有其迷人的魔力。就如魔力之在女人，美丽芬芳之在花朵，是易于感觉而难于说明的。苏东坡主要的魔力，是熠熠闪灼的天才所具有的魔力，这等天才常常会引起妻子或极其厚爱他的人为他忧心焦虑，令人不知应当因其大无畏的精神而敬爱他，抑或为了使他免于旁人的加害而劝阻他、保护他。他身上显然有一股道德的力量，非人力所能扼制。这股力量，由他呱呱落地开始，即强而有力在他身上运行，直到死亡封闭上他的嘴，打断了他的谈笑才停止。他挥动如椽之笔，如同儿戏一般。他能狂妄怪癖，也能庄重严肃，能轻松玩笑，也能郑重庄严。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他享受宴饮，享受美酒，总是热诚而友善。他自称生性急躁，遇有不惬心意之事，便觉得“如蝇在食，吐之方快”。一次，他厌恶某诗人之诗，就直说那“正是东京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
　　他开起玩笑来，不分敌友。有一次，在朝廷盛典中，在众大臣之前，他向一位道学家开玩笑，用一个文词将他刺痛，他后来不得不承担此事的后果。
　　可是，别人所不能了解的是，苏东坡会因事发怒，但是他却不会恨人。他恨邪恶之事，对身为邪恶之人，他并不记挂心中，只是不喜爱此等人而已。因为恨别人，是自己无能的表现，所以，苏东坡并非才不如人，因而也从不恨人。总之，我们所得的印象是，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他的这种魔力就是我这鲁拙之笔所要尽力描写的，他这种魔力也就是使无数中国的读书人对他所倾倒，所爱慕的。
　　本书所记载的是一个诗人、画家与老百姓之挚友的事迹。他感受敏锐，思想透彻，写作优美，作为勇敢，绝不为本身利益而动摇，也不因俗见而改变。他并不精于自谋，但却富有民胞物与的精神。他对人亲切热情，慷慨厚道，虽不积存一文钱，但自己却觉得富比王侯。他虽生性倔强，絮语多言，但是富有捷才，不过也有时口不择言，过于心直口快；他多才多艺，好奇深思，虽深沉而不免于轻浮，处世接物，不拘泥于俗套，动笔为文则自然典雅；为父兄、为丈夫，以儒学为准绳，而骨子里则是一纯然道家，但愤世嫉俗，是非过于分明。以文才学术论，他远超过其他文人学士之上，他自然无须心怀忌妒，自己既然伟大非他人可及，自然对人温和友善，对自己亦无损害。
　　他是纯然一副淳朴自然相，故无需乎尊贵的虚饰；在为官职所羁绊时，他自称侷促如辕下之驹。处此乱世，他犹如政坛风暴中之海燕，是庸妄的官僚的仇敌，是保民抗暴的勇士。虽然历朝天子都对他怀有敬慕之心，而历朝皇后都是他的真挚友人，苏东坡竟屡遭贬降，曾受逮捕，忍辱苟活。
　　有一次，苏东坡对他弟弟子由说了几句话，话说得最好，描写他自己也恰当不过：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所以，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不无缘故。
　　苏东坡一生的经历，根本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在玄学上，他是个佛教徒，他知道生命是某种东西刹那之间的表现，是永恒的精神在刹那之间存在躯壳之中的形式，但是他却不肯接受人生是重担、是苦难的说法——他认为那不尽然。到于他自己本人，是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在玄学方面，他是印度教的思想，但是在气质上，他却是道地的中国人的气质。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人生最长也不过三万六千日，但是那已然够长了；即使他追寻长生不死的仙丹露药终成泡影，人生的每一刹那，只要连绵不断，也就美好可喜了。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维持众生万物。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刹那显现间的一个微粒，他究竟是那一个微粒，又何关乎重要？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这就是这位旷古奇才乐天派的奥秘的一面。
　　本书正文并未附有脚注，但曾细心引用来源可征之资料，并尽量用原来的语句，不过此等资料之运用，表面看来并不明显易见。因所据来源全系中文，供参考之脚注对大多数美国读者并不实用。资料来源可查书后参考书目，为免读者陷入中国人名复杂之苦恼，我已尽量淘汰不重要人物的名字，有时只用姓而略其名。此外对人也前后只用一个名字，因为中国文人有四五个名字。原文中引用的诗，有的我译为英诗，有的因为句中有典故，译成英诗之后古怪而不像诗，若不加冗长的注解，含义仍然晦涩难解，我索性就采用散文略达文意了。
　　林语堂
　　原载1979 年台湾德华出版社初版《苏东坡传》，张振玉译
　　《武则天传》序
　　民国三十三年春天，我有中国西北长安之游。有一位考古学家，劝我到武后之父的坟墓废址去看看，他提到那儿的青铜马及其他兽类，确是异乎寻常。那是他自己发现的，在城外约四十哩，为普通游客足迹所不至，所以也为人所罕闻。他的热忱可感，我不觉为之心动，于是相偕乘汽车前往。长安西北部平旷无垠，自周以降，古代帝王的陵寝，丘陵处处，高约一二百呎不等，亦有相距甚近者，皆久而颓毁荒弃，无人一顾。一带黄土山冈，不见草木。广远辽阔，寂寥无声，简直是一片沙漠景象。
　　究竟走什么路线到达那所墓园，现在已记忆不清，但开车必有二小时之久。到了那长方形的墓地周围（约一百码宽，两百码长），一见那些青铜兽，我大吃一惊。这位武则天女皇帝——因为她确是皇帝，她若觉得这个称呼尚称满意，当然无问题——灭唐兴周后，追赠她父亲孝明高皇帝，号称太祖。
　　那些铜马都站在台座上，其大小一如真马，毫无损坏。表面十分滑润，金与翠锈在阳光中闪烁发光。友人与我皆非专家，无法确言那些兽相为何等金属所构成。但品质之高，手工之精，则断然无疑。若把此等古代宝物竟视如敝履，诚属可惜。对这位纪元后第七世纪后半世纪统治中国的传奇性的女王，这次是我唯一的一次亲眼看见亲手抚摸到她的遗物了。
　　我写这本武氏传，是对智能犯罪做一项研究。她的野心已到疯狂的程度，但方法则精确可靠，稳扎稳打。她冷静镇定，方寸不乱。疯狂与不疯狂，到底区别何在呢？谁有资格决定？无论如何，武则天的按部就班对丈夫皇朝的进行推翻之所以成功，就是由于她敏锐冷静的智慧与厚颜无耻胆大包天的野心合二为一的结果。若是她的行动犯罪，她却时时能使之合理合法。她的狡黠，她的机敏圆滑，她的强悍无耻，是无可置疑的。自古以来，似乎是这样：杀一个人的人是凶手；杀三个，杀六七个，那他生来就是罪犯；若用组织完善的机构杀几百人，那他是头脑清晰的真正的凶魁罪首；倘若他杀了千万百万，他就为历史上的英雄，要想谦谢这个头衔，也终归无用了。……无论在往古，在今日，疯狂是没有什么稀罕的。像尼赫鲁赞美罗马暴君尼禄这等事，现在仍是司空见惯，无日无之的。
　　武则天这个女人是古今少有。与其他高贵的女人是不易相比的。既不是埃及艳后克丽拉，也不是俄罗斯凯萨琳女皇。她一部分像英国伊莉莎白女皇，一部分像法国亨利二世的皇后凯萨琳·德·美第奇。她有那位英国女皇的精力，有法国皇后的残忍。当然，她是匈牙利与波希米亚马莉亚德莉萨皇后的正相反的人物。武则天公然蔑视道德家，历史家不知把她在位年间的年号怎样称呼，也没法决定对她的称呼。因为她是皇帝的情妇，是篡夺帝位的人，是皇后，更混乱的是——她是“女皇帝”，所以我称为“武氏”（Lady Wu）。
　　她粉碎的传统，创始的改革，引起的紊乱，超过历史上任何阴谋险诈的男人。
　　倘若路易十五的情妇杜巴蕾杀害了玛莉安诺耐特及国王的三个姑母，囚禁了路易十五年，同时还进行谋杀并消灭法国波旁皇家全族，认为她们杜巴蕾家的人比波旁皇族更优秀，并且把十几名里塞留家人都送上断头台，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找到一个可与武则天分庭抗礼的女人。
　　我不是把这本书当做小说写的，而完全是当做历史传记写的。因为若当做小说看，那些书中的事实便会认为不可置信。不可信的事永远是真的，而真的也往往不可信。书中的人物，事件，对白，没有不是全根据唐史写的。
　　不过，解释说明之处，则以传记最客观的暗示含蓄的方法。事实虽然是历史上的，而传记作者则必须叙述上有所选择，有所强调，同时凭借头脑的想象力而重新创造重新说明那活生生的往事。
　　至于叙述的口吻，我决定用武后的孙子邠王守礼的看法为观点，借以产生直接的真实感。这是一个典型的家族故事，一方面是唐朝王公李家，一方面是武后武家，是这二家的仇恨故事。邠王守礼自十二岁到二十七岁，一直与叔父太子旦及其子女幽禁在皇宫里，在被迫害的方面，演出服从忍受的角色。他曾亲眼看见两个弟兄被打死，两个婶母（旦妻）暗中被谋杀，还有武后其他儿媳妇被折磨而死。他终于看到这出大戏剧的收场与武家的败亡。在大唐恢复之后，又在明皇玄宗之下，他也安富尊荣的过了二十九年的太平日子。邠王守礼生于纪元七四一年，活了七十岁。
　　本书中事实完全以《旧唐书》与《新唐书》为依据。其他有关此一时期之历史著作，也都是以此书为主要根源的。《新唐书》为《旧唐书》之修正本，但《旧唐书》做为研究之用更富有价值，而《新唐书》则以简洁文雅胜，这也正是修正《旧唐书》之宗旨。《旧唐书》叙事较为详尽，直接对白较少，此外尚含有很多书函奏表，朝廷告示；而《新唐书》为文字简洁之故，就把这些材料略去了。另外，《旧唐书》之产生也曾根据几个同代作者所著的数部短史。这两部唐史含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其中十之七八为当代人的传记，其中有人生戏剧，偶发事件，直接的对白——这样的内容在整部的《旧唐书》二百卷中占一百五十卷，《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中占一百五十卷。从这些列传系谱表，及有关礼仪、音乐、风俗、舆服、外藩、地理、天文、五行星占——五行星占一项记载的，除去天文气象之外，从双生儿、四胎儿、三条腿的猪到母鸡变公鸡等等怪事——从如此之多的资料，不难于构想武后这个亘古未有的女人的所做所为的那些非常之事了。在一般颇为流行的稗官野史中的故事，如武后早期跟疯和尚的淫秽丑闻，下诏令百花在冬季开放等，都于史无据，本书自然弃而不取。至于她与美少年面首张氏兄弟那段纵情放荡，则见于正史，并且她美梦之终于成为泡影，也是因此而起的。
　　在武后的权力气焰达于极盛之时，她确是自信身为半神之体，是弥勒转世。其实所有自信是半神之体的无知男女，结果还不都是泥腿泥脚，只是淫乱污秽假神假圣的怪东西，是粪土秽物与虚荣隆盛而不可分的东西，其情形与武后的情形正复相似。
　　武则天是一个顽强任性野心极大而又非常聪明的女人。中国历史上，也可以说世界历史上，女人从未做过的事，她做出来了。在一般中国人的想象中，她晚年的荒淫败德，使她执政时惊人的才干黯然失色。在中国历史上，她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在世界历史上她当得的地位也足与伟大的邪恶之徒遗臭万年了。
　　原载1979 年台北德华出版社初版《武则天传》，张振玉译
　　《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绪言
　　本书是个人探求宗教时经验的记录，记载自身在信仰上的探险、疑难及迷惘；与其他哲学和宗教的磋研，以及对往圣先哲最珍贵的所言、所诲的省求。当然，这是一次兴奋的旅程，但愿我能叙述明简。深信这种对崇高真理的探求。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循他自己的途径，每一途径人人无异。哥伦布是否曾在美洲登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确实曾去探险，且历经探险途中所有的兴奋、焦虑和快乐。如果麦哲伦选择另一条更长、更曲折的路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也无关紧要。各人路径不同是必然的。虽然我很明白，目前去印度，搭乘喷气机是又快速又便捷的方法。然而，为了更迅速、更正确的认识上帝而搭喷气机去得救，我怀疑这对你会有多大的益处。我确知很多基督徒从来没有做过这种探索，他们在摇篮时代，就已找到基督，而且像亚伯拉罕的妻子一样，把上帝带到每一个他们去的地方，即使最后进入坟墓，神也和他们同在一起。宗教有时使人安逸而且近乎骄矜自满。这种宗教，好像家具或财产，你可以把它带走，而且无论所往何处，都可携它同行；在近代较粗俚的美式英文里，就有所谓人可以“得到宗教”或“出卖宗教”那句话。有许多教会是把宗教放在手提箱里出卖，带着它周游各地，这是获得宗教的一种便捷方式。
　　然而，我怀疑这种宗教的价值。我获得宗教走的是一条险路，我认为它是唯一的路；我觉得没有其他的路是更妥帖的。因为宗教本身是个人自始至终面对那个令人惊悸的天，纯属自身与上帝之间的事；它自个人内心生出，不能由他人“赐予”。宗教最好像田野边生长的花朵。盆栽和花房培育出来的，容易失色或枯萎。
　　因为这是自身的经验，故事中一切值得提及的。当然就以个人的亲身探讨，瞬间的怀疑、瞬间的领悟、及所获得的启示为基础。虽然本书不是自传，但是有些地方必须提到个人的环境和背景，使故事的发展易于了解。这绝不是平凡无奇的发现，而是一次性灵上充满震惊与环险的旅程。其中常出现类似雅各在梦中与上帝搏斗的故事，因为追寻真理极少是种愉快的体验；常有出现类似令哥伦布船上水手们惊恐的风景、船难及罗盘偏差；也常出现疑惑、踌躇、叛变及渴望返航的威胁。我曾航行在恐怖的地狱之火的雪拉恶礁及法利赛党、文士及有组织信仰该亚法派的漩涡。我是终于通过了，但费了不少手脚。
　　本书不是为那些没有时间谈论宗教，且永远不可能加入追寻行列的人而写，因为本书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也不是为那些完全满意于他所了解的、自觉已有可靠的寄托、那些永不会有任何疑虑且自满自足的基督徒而写。那些自信在天堂上已有定座的人，我与他们不起共鸣。我只对那些会问：“在这次旅行中我们到哪里去”的人说话。旅客在航程中为求心安，认为必需先看测程仪，并且找出正确的经纬度，我是对这种人说话。
　　我觉得近代世界及当代的历史“都好像是在做一种不知何往的冒险，因此如果我们肯问自己——我们现在去哪里呢？”就是得救的第一个征兆。我能想象出有一艘鬼船，一艘无人驾驶的潜艇，因核子反应能的驱使而全自动的航行。而这艘鬼船上面，时而有乘客争论，争论是谁在驾驶着这艘船以及它往哪儿开，因为显然它是无人驾驶的。有人发表意见说那艘潜艇是自动行驶，而更富想象力的人就主张它是自有的，因机器各部分的偶然接合，不经过任何工程师的设计就自然形成。在这激烈的争辩中，我察觉这些挫折、困惑、不满的心态产生，于是有人喊：“我什么地方也不要去，我只想留在这里。”我深信这是一幅近代世界的写实。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有人驾驶着这艘船。但有许多证据显示它是自动而无人驾驶，富于想象的人就说这艘原子能潜艇是自有的。这种想象使它的拥护者十分满足和骄傲；因为他们在冥想中，认为事物偶然的接合（螺旋钉及螺旋钉洞的巧合相配，主轴及主要推进器直径的全等），是庄严而伟大的概念，他们认为那些心智较低的人，一定没有这种概念。可是船上大多数的水手及乘客却被另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所盘踞，他们是从哪里来？最后又会在哪里登陆？
　　我不为取悦任何人而写，相反的还可能使有些人不高兴，因为我所说的都是我个人直接的观点。容忍在教友中是一种难得的美德。世上所有宗教都差不多这样，特别是基督教，它已经硬化，放入箱里，敷上防腐剂，不容许任何讨论。很奇怪，对于宗教，每个人都认为他所拥有的是独一无二的真理。
　　在演说中要求通过美国联邦宪法的富兰克林说：“我越老，越常怀疑我对别人的批评。”真的，许多人，许多教派，都认为自己拥有一切真理，而别人任何地方意见与他们不同，都是大错特错的。斯蒂尔——一个新教徒，在一篇献辞里告诉教皇说，我们两个教会对他们信条的正确性唯一不同的意见是，罗马教会是无误的，而大英教会也永远没错。虽然好多人认为他自己的无误性差不多和所属教派一样高，但很少人表达得像一个法国妇人在和她姐妹的小争论中说的那般自然：“除了我自己以外，我没遇见过一个经常是对的人。”
　　可能有许多人想给我们一种“装在箱子里的拯救”，许多人想保护我们免于异端的诱惑，忧虑我们是否得救，当然值得赞赏的。但另一方面，在这种“装在箱子里的拯救”，却常在我们的信仰上，加上过重的负担。这就是所谓教条及灵性上的独断主义；其中我最反对的就是灵性上的独断主义。这种过度的保护及负担，可压扁了很多年青的心。
　　写到这里，我想到父亲曾说的一个故事。我们住在南中国海旁边的漳州。
　　有位牧师住在离漳州约五六十英里的地方，每月照例要回城里两次。当时父亲约十二三岁左右。祖母因为是基督徒，奉献她儿子的劳力，免费为这位牧师搬运行李。父亲当时与寡母相依为命，常去卖甜食，雨天就改卖油炸豆。
　　漳州人喜欢在雨天吃油炸豆，因为（豆）子炸脆以后，味道很像美国的玉米花。他是个好挑夫，遵从祖母的吩咐去抬行李，牧师太太随行。父亲告诉我，这个女人把每一件东西都放在扁担两端的篮子里面，不只是衣服、铺盖。其实这些东西对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已经够重了，可是那女人还加上一些瓶瓶罐罐，最后又添了一个三四磅重的瓦炉。而她却对我父亲说：“你是一个好孩子，一个强壮的孩子，这点东西你不会在乎的，我知道你一定担得起。”其实她没有必要把那个瓦炉搬来搬去的。我还记得看过父亲肩上的疤痕，当然它不是单单这些行程造成；可是我常常想起那些装行李的篮子，那些瓶瓶罐罐，以及那个不需要搬运的瓦炉。这使我想起各个宗教的祭司们常喜欢加重青年信徒的重担，还对他们说：“你是一个好孩子，一个强壮的孩子，你可以担得起。你只要信，你将发现它是真的。”往往使那些年青人的肩头长出脓包。
　　见1994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初版《林语堂名著全集》，谢绮霞译
　　《印度支那语言书目》译本弁言
　　戴密微（Paul Demieville）君系瑞士支那学者，前在安南法国远东学院（Ecole Francaised'ExtrêmeOrient，Hanoi）与编辑该院学报事，与马斯贝罗（Maspero）共事多年，尤心折马斯贝罗之学，而师事之。其于中国史书载籍，皆尝博览。兼通梵书及中古印文，与英美之“支那学家”迥乎不同。
　　余于十四年夏，回厦门，由余弟幽介绍，得知其人，盖是时君方任职于厦门大学也。戴君为人，谦默寡言，而书法秀丽，且于近代汉文书报，（如《语丝》、《猛进》等），亦时注意浏览，于西方支那学者，可谓不可多觏，是年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创办《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余以戴君住安南多年，于南土语言情形，尤多实地研究，乃邀之作《印度支那语言书目》一文，以便登载。是年十二月得戴君来稿，而时以研究所经费支拙，周刊已停止出版，稿遂搁置。今日之所谓以科学方法治国学者，不外比较的与历史的研究二义，暹语与汉语最近，缅语、藏语次之，是印支语言与中国语之比较，为治中国语言学者所宜急切注意。戴氏此文，实为关心此学者，辟一门径。故抽暇译出，以供参考。戴君应Sylyain Lévi 之邀赴日研究佛学，去今已两年矣。
　　十七，一，十八，译者记
　　原载1933年5月开明书店初版《语言学论丛》
　　《浮生六记》英译自序
　　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她并非最美丽，因为这书的作者，她的丈夫，并没有这样推崇，但是谁能否认她是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她只是在我们朋友家中有时遇见有风韵的丽人，因与其夫伉俪情笃，令人尽绝倾慕之念。我们只觉得世上有这样的女人是一个可喜的事，只愿认她是朋友之妻，可以出入其家，可以不邀自来和她夫妇吃中饭，或者当她与她丈夫促膝畅谈书画文学乳腐卤瓜之时，你打瞌睡，她可以来放一条毛毯把你的脚腿盖上？也许古今各代都有这种女人，不过在芸身上，我们似乎看见这样贤达的美德特别齐全，一生中不可多得。你想谁不愿意和她夫妇，背着翁姑，偷往太湖，看她观玩洋洋万顷的湖水，而叹天地之宽，或者同她到万年桥去赏月？而且假使她生在英国，谁不愿意陪她去参观伦敦博物院，看她狂喜坠泪玩摩中世纪的彩金抄本？因此，我说她是中国文学及中国历史上（因为确有其人）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并非故甚其辞。
　　她的一生，“事如春梦了无痕”，如东坡所云。要不是这书得偶然保存，我们今日还不知有这样一个女人生在世上，饱尝过闺房之乐与坎坷之愁。我现在把她的故事翻译出来，不过因为这故事应该叫世界知道；一方面以流传她的芳名，又一方面，因为我在这两位无猜的夫妇的简朴的生活中，看她们追求美丽，看她们穷困潦倒，遭不如意事的磨折，受狡佞小人的欺负，同时一意求享浮生半日闲的清福，却又怕遭神明的忌——在这故事中，我仿佛看到中国处世哲学的精华，在两位恰巧成为夫妇的生平上表现出来。两位平常的雅人，在世上并没有特殊的建树，只是欣爱宇宙间的良辰美景，山林泉石，同几位知心友过他们恬淡自适的生活——蹭蹬不遂，而仍不改其乐。他们太驯良了，所以不会成功，因为他们两位胸怀旷达，淡泊名利，与世无争，而他们的遭父母放逐，也不能算她们的错，反而值得我们的同情。这悲剧之原因，不过因为芸知书识字，因为她太爱美至于不懂得爱美有什么罪过。因她是识字的媳妇，所以她得替她的婆婆写信给在外想要娶妾的公公，而且她见了一位歌伎简直发痴，暗中替她的丈夫撮合娶为簉室，后来为强者所夺，因而生起大病。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她的爱美的天性与这现实的冲突——一种根本的，虽然是出于天真的冲突。这冲突在她于神诞之夜，化扮男装，赴会观“花照”，也可看出。一个女人打扮男装或是倾心于一个歌伎是不道德吗？
　　如果是，她全不晓得。她只思慕要看见，要知道，人生世上的美丽景物，那些中国古代守礼的妇人向来所看不到的景物。也是由于这艺术上本无罪而道德上犯礼的衷怀，使她想要游遍天下名山——那些年青守礼妇女不便访游而她愿意留待“鬓斑”之时去访游的名山。但是这些山她没看到，因为她已经看见一位风流蕴藉的歌伎，而这已十分犯礼，足使她的公公认为她是情痴少妇，把她驱出家庭，而她从此半生须颠倒于穷困之中，没有清闲也没有钱可以享游山之乐了。
　　是否沈复，她的丈夫，把她描写过实？我觉得不然。读者读本书后必与我同意。他不曾存意粉饰芸或他自己的缺点。我们看见这书的作者自身也表示那种爱美爱真的精神，和那中国文化最特色的知足常乐恬淡自适的天性。
　　我不免暗想，这位平常的寒士是怎样一个人，能引起他太太这样纯洁的爱，而且能不负此爱，把他写成古今中外文学中最温柔细腻闺房之乐的记载。三白，三白，魂无恙否？他的祖坟在苏州郊外福寿山；倘使我们有幸，或者尚可找到。果能如愿，我想备点香花鲜果，供奉跪拜祷祝于这两位清魂之前，也没什么罪过。在他们坟前，我要低吟Maurice Ravel 的“Pavane”哀思凄楚，缠绵悱恻，而归于和美静娴，或是长啸Massenet 的“Melodie”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悠扬而不流于激越。因为在他们之前，我们的心气也谦和了，不是对伟大者，是对卑弱者？起谦恭畏敬，因为我相信淳朴恬退自甘的生活，如芸所说“布衣菜饭，可乐终身”的生活，是宇宙间最美丽的东西。
　　在我翻阅重读这本小册之时，每每不期然而然想到这安乐的问题。在未得安乐的人，求之而不可得，在已得安乐之人，又不知其来之所自。读了沈复的书每使我感到这安乐的奥妙，远超乎尘俗之压迫与人身之苦痛——这安乐，我想，很像一个无罪下狱的人心地之泰然，也就是托尔斯泰在《复活》所微妙表出的一种，是心灵已战胜肉身了。因为这个缘故，我想这对伉俪的生活是最悲惨而同时是最活泼快乐的生活——那种善处忧患的活泼快乐。
　　这本书的原名是《浮生六记》（英译Six Chapters of aFloatiug Life）其中只存四记。（典出李白“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之句）其体裁特别，以一自传的故事。兼谈生活艺术，闲情逸趣，山水景色，文评艺评等。现存的四记本系杨引传在冷摊上所发现，于一八七七年首先刊行。依书中自述，作者生于一七六三年，而第四记之写作必在一八○八年之后。杨的妹婿王韬（弢园），颇具文名，曾于幼时看见这书，所以这书在一八○一至一八三○年间当流行于姑苏。由管贻萼的诗及现存回目，我们知道第五章是记他在台湾的经历，而第六章是记作者对养生之道的感想。我在猜想，在苏州家藏或旧书铺一定还有一本全本，倘然有这福分，或可给我们发现。廿四年五月廿四日龙溪林语堂序于上海。
　　上序于《天下》英文月刊本年八月创刊号发表后，正在托旧书铺在苏州常熟访求全本（闻虞山素有世代书香之风，私人藏书者甚多）。过两星期得黎厂由甬来札，谓全本已为苏人王均卿老先生（文濡，即《说库》编者）所得，而王又适于二月前归道山。过数日又见《新园林》郑逸梅先生记均卿先生发现全本事。访之，谓亲闻于王，于去年发现；此书或已付印，或在遗稿中，不甚了了。又访王之家族，闻均卿先生遗物现在封闭，一时无从问津。
　　到底如何，未见稿本，无从鉴别。惟个人以为苏州家藏沿袭三代以上者不难发现此书全本。尚望留心文献，不以此为好事者，留心访求，报我好音，不胜感祷。又王弢园（天南遯叟，有《弢园文集》、《弢园尺牍》、《艳史杂钞》等）、石硺堂（韫玉，袁文笺正者）及其他文人集中有发现关于三白生平文字者，亦祈示知。英译四记已陆续登《天下月刊》第一、二、三、四期。
　　廿四年十一月六晚附记。
　　顷阅世界书局新刊行《美化文学名著丛刊》内王均卿所“发现”《浮生六记》“全本”，文笔既然不同，议论全是抄书，作假功夫幼稚，决非沈复所作，闲当为文辩之。十一月十六日又记。
　　原载1935年11月20日《人间世》第40期
　　《卖花女》英汉译注本弁言
　　萧伯纳在中国虽然闻名已久，他的书有中文译本的并不多。到底中国思想茅塞理路不清的同胞还不少；要是看看像萧氏这样以“攻乎异端”，甚至宣传“异端”为能事的文章，一定能启发他们的新知，于他们的思想见解有益的。像本剧中健谈雄辩的打扫夫杜立达，就是萧氏的化身；杜立达的攻击middle-classmorality，就是萧氏思想之一部分。middie-classmorality 为什么要攻击，取笑，奚落，市侩们自然不懂；因为市侩们自古就站在卫道方面。但是读书人也要犯上思想不清的罪过，却是真堪痛哭流涕的事。
　　市侩们因为不懂萧伯纳，却又抵不过他的三寸舌，所以以“俏皮家”三字把萧伯纳了结。这真是荒唐之至。萧伯纳自己说过：“Mywayofjokingistotellthetruth；itisthefunniestthinginthe world”——把“真理”与“俏皮”合婚，这也是萧氏自己的俏皮话。也就是他的至理名言。萧氏的幽默——其实一切的幽默都是如此——是专在写实，专在拆穿人生社会，教育，政治，婚姻，医学，宗教……的西洋镜；这是萧氏艺术之宝诀，幽默之真诠。看惯西洋镜的人——自然是“大多数”——奉西洋镜为真理，因而不得不视拆穿西洋镜的人为滑稽。病在他人者指为荒唐，或“一笑置之”，病在自己身上者则指拆穿者为捣乱，非辞严义正，声讨诛伐不可。
　　比方本剧的伊丽莎，说她做穷苦的卖花女时还可以卖花，但六个月以后口音改正，社交的礼貌学好，成了“闺媛”，却非“狼狈”出嫁，找一个男人“卖身”不可——这句话是“笑话”呢，还是“真理”呢？又如欧洲大战时，英国人士一致“爱国”，深恶德人侵犯比利时的中立，以及视条约如“废纸”，非来加入战争拥护“公理”不可，但萧伯纳却说视条约如“废纸”本是历史上的常事——这句话又是“笑话”呢，还是“真理”呢？前者被视为荒唐滑稽，后者却好似卖国奸贼的举动了。真理有知，也当为英人恸哭长叹！萧氏自己说过，有一次他去找眼科医生，医生惊诧着说：“你的眼睛与众不同呀。”
　　“什么毛病？”
　　“一点没有毛病。”
　　“那么何以与众不同呢？”
　　“因为你一点毛病没有啊。”
　　世上眼力全无毛病的十分之一，而有瑕疵的十分之九。所以萧氏提出来的问题便是：我们还是要故意戴上眼镜，使我们的眼力与十分之九的人相同呢，还是葆真全璞，受那因为观察与众不同而被指为怪诞不经的苦痛呢？
　　本书的名称也须一翻解释。Pygmalion 是古Cyprus 岛上的王，曾雕刻一座绝世佳人的象牙像，后因思恋其美，至于爱上这座牙像，坐立不安，无法可想，只好祷求爱神Aphrodite 使这牙像变成一个活人。Aphrodite 允其所请，Pygmalion 遂与此女子——名叫Galatea——结婚，过甜美生活，并生下儿子，取名Pa-phos.在本剧中，Higgins（即Pygmalion，原序中说他就是英国鼎鼎大名的发音学家Henry Sweet 的影子）是一位发音学教授，他改去了卖花女Eliza（即Galatea）的伦敦土腔，把她教成一位可以充当公爵夫人的闺媛；以后问题便是要如何将Eliza 处置才好？所不同者， Pygmalion 爱上Galatea， Higgins 却只预备与Eliza 做好朋友。原书有序及很长的小说体裁的尾巴，还在发他的妙论。并叙述Eliza 嫁给Freddy 的结局，因为过长，从略。萧氏特别把don't，they've，you'd，that's 的撇号（'）删去，写成dont，theyve，youd，thats，本版一仍其旧。读者所应注意的有以下数种常有的缩写：
　　s 代表is， has，如theres， hes， whats， whos s 有时代表us，如Lets give him ten. d 代表would， had，如theyd， youd， whood ve， v 代表have，如youve， theyve， havnt re， r 代表are，如yours， theyre， arnt nt， t 代表not，如lsnt， cant， hasnt ll 代表will，如itll，theyll，thatll但I'm，I'll，she'd，we'll，等如将撇号删去，长元音势将变成短元音，或与ill，shed，well 等字相混，it's 又恐和its 相混，所以撇号仍旧，并不删去。
　　注中“俚语”指vulgar，为通人学士所不宜用：“白话”指colloquial，少见于文言（literary）：“殊语”指slang，slang 为classdialect，指流行于某一阶级、职业，或团体中的词语（如航业，学堂，商界，军界各有其通行的俗语），译为“殊语”，取其代表“殊别”阶级或团体的语言之意。
　　Pygmalion 作于一九一二年，一九一三年初次表演，一九一四年刊行。
　　译者一九二九年三月八日
　　原载1933年11月开明书店修正初版《卖花女》
　　◇编辑滋味——【近人书话】
　　插论《语丝》的文体
　　——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
　　岂明在《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一文中说起《语丝》的缘起，并把《语丝》的特色精神表白的剀切详尽，使一班读者借此可以明白《语丝》的性质，并且使《语丝》的朋友也知道《语丝》之所以为贵。这虽然有点似乎自夸，但是总比以何种目标，何种“使命”自豪的机关报胜一筹，因为《语丝》始终就没有什么“使命”。《语丝》只是（如岂明所说）“我们这一班不伦不类的人借此发表不伦不类的文章与思想的东西”。所以有时忽而谈“盘庚今译”，有时忽而谈“女裤心理”，忽又谈到孙中山主义，忽又谈到胡须与牙齿，各人要说什么便说什么。但是他的宝贵就在这一点。“办一个小小周刊，不用别人的钱，不说别人的话”，要表白得比岂明的话更确当实在不容易，除非我还可以补一句，就是“甚至于不用自己的钱”。这一点并不十分容易，若是合以上二条观之。但是，那篇里头还有几句话很可以值得注意，很有意味的——“大家要说什么都是随意，唯一的条件是大胆与诚意，或如洋绅士所高唱的所谓‘费厄泼赖’（fairplay）。”这句话引起我一些意思，不妨来剀说几句，或者也不仅以关于《语丝》的文体为限。
　　斥文妖
　　“不说别人的话”即有“诚意”，这一样就不容易。我想凡能与此条件相符的，有真正诚意的人，他的言论都是有益于世，即使其人的思想十分的“■弹”，我个人还是相信其有益。这话或者有人不懂，有人以为若江亢虎、章士钊一流人如此其“■”如此其“弹”，蔑以加矣的复辟崇孔一类的思想，即使加以“诚意”条件，难道还是有益吗？但是一细想，这问题又未免太理想了。章士钊、江亢虎之流根本就没有所谓思想（这话又有人不懂，容下文阐明），更提不到思想之诚意不诚意。昨天在英文《导报》发现江亢虎对西洋绅士讲《书经》，初看时未免惊异，但是以为学术原与政见无关，江参政于复辟之余未尝不可以随便讲学，后来一拜读，什么二帝三王之德政咯，尧舜政治为世界最古之民主政治咯，《书经》的文是最好的文范咯，“文明”
　　即“文学之明”咯，“文以载道”咯都来了，甚至于今古文篇数且分不清楚，于是乃恍然大悟政治思想不清的人要叫他于学术有清晰的思想“压根儿”（借用玄同语）就没有这回事。思想不清的人，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思想，自然没有所谓“诚意”，自然不会“不说别人的话”。至于思想本非不清的人，却仍旧可以乏诚意，这是我们所谓“文妖”。近来观察一些名流的议论，有文存的及无文存的，使我渐渐越发相信吴稚晖的“野蛮文学”论。尽管你的笔墨如何高明，尽管你的文存文集如何风行一时，尽管你什么主义唱的高入云际，一察其人的行径，乃是其文足道，其人不足观（惭愧的很，我就是曾经佩服过《甲寅》文字的一个人）。这就是其文章未尝包藏着诚意的思想——此非野蛮文学而何？何况徒以文字行一时者岂独《甲寅》一家而已！
　　诃鳄鱼
　　野蛮文学而外，还有一种思想的蟊贼根本不能“不说别人的话”的，就是一种自说为中和稳健，主持公论的报纸。世界上本没有“公论”这样东西。
　　凡是诚意的思想，只要是自己的，都是“偏论”，“偏见”。若怕讲偏见的人，我们可以决定那人的思想没有可研究的价值；没有“偏见”的人也就根本没有同我们谈话的资格。因为他所谈的“公论”都是一种他人的议论调和而成的，“甲方固然有几分是处，乙方又何尝绝无理由。”其实这种人又何必出来说话，除非以为既身居于文人学子之列不能不照例出来说几句，完全为面子关系，所谓“中和”者以此，所谓“稳健”者亦以此，并没有什么稀奇。我们每每看这种人及这种报的自号中和，实益以见其肉麻。惟有加以思想之蟊贼的尊号，处之与“耗子，痨虫，鳄鱼”同列而已。因为我们宁愿看张勋的复辟，而不愿看段祺瑞之誓师马厂，宁愿见金梁的阴谋奏折而不愿闻江亢虎的社会主义宣传，宁愿与“安福系”空拳奋斗而不愿打“研究系”的嘴巴，于政治如此，于思想界亦如此。因为最可怕的就是这种稳健派的议论，他们自身既无贯彻诚意的主张，又能观望形势与世推移，在两方面主张之中谋保其独立的存在，“年年姐姐十八岁”其实只是思想之蟊贼而已。因为虎狼猛兽我们可以扑灭，蟊贼，狐狸，耗子，痨虫我们却无法预防。所以张勋可以一败不振，段祺瑞却反要变为民国功人，“安福派”可一攻则破，而研究系却仍旧可以把握政权。我们听张勋的大谈复辟尚觉得其有些人气，若说段祺瑞张起捧张，冯起捧冯，忽而命孙督苏忽而命郭督奉的执政府，实在无聊已极无话可说，简直与苏、扬妓女“依要那能没那能奈吻啥不可以”的倚门卖笑伎俩无异，分不出谁是娼妇谁是政府。其实政界如此，言论界亦如此，野鸡生涯实不限于野鸡也。我们听折中派稳健派的谈复古，还不觉得怎么样，因为他们本不足惜，若是听他们也来讲革命二字却免不了要不胜肉麻之至。
　　《语丝》文体之二大条件
　　以上因为谈“偏见”之重要，及人之不可无偏见，夹叙些不相干的话，实则因为要有强毅贯彻偏见的人并非容易，但是同时我们要承认惟有偏见乃是我们个人所有的思想，别的都是一些贩卖、借光、挪用的东西。凡人只要能把自己的偏见充分的诚意的表示都是有价值，且其价值必远在以调和折中为能事的报纸之上。所以我主张《语丝》绝对不要来做“主持公论”这种无聊的事体，《语丝》的朋友只好用此做充分表示其“私论”、“私见”的机关。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绝对要打破“学者尊严”的脸孔，因为我们相信真理是第一，学者尊严不尊严是不相干的事。即以骂人一端而论，只要讲题目对象有没有该骂的性质，不必问骂者尊严不尊严，等要派代表赴赛会时再挑一个面孔尊严的不迟。数月前曾经拜读某名流批评近来论坛的肤浅鄙薄或者就是指没有学者态度的言论。个人觉得学者态度与“绝不生气”的中庸主义是分不清楚的。
　　我们应否骂人？
　　Taine 曾经问得好，倘是我们发现吾侪同类中有一条“鳄鱼”（此乃得恩的“鳄鱼”，广义的；非吴稚晖的“鳄鱼”，狭义的），历史家的责任是不是要单取学者科学的态度来充分描写颂扬它，还是要不要下一个评判，要不要骂它？个人以为骂人不骂人全在其人。（一）有没有感觉非骂不可的神感，（二）敢不敢骂。因为大家公认，骂本有相当的用处，世界绝没有人不承认奸臣是该骂的，或者不承认背义弃信忘恩负义的朋友、不贞之妇、不孝之子是该骂的，但是我们觉得骂不贞操的思想家，似乎比骂不贞操的妇女更加重要，所以唯一的问题是该骂之范围与定义而已。有人觉得段祺瑞、章士钊该骂，有的便觉得他们情有可原。此见仁见智，本不能相迫。若以为章士钊很好，段祺瑞很好，也就让他很好。大概所以不骂的人，原因都是因为他们觉得样样都很好很满意的。我曾经同一位留学生谈话，那时在曹锟时代，因顺便讲到我们还得革命一次，忽然被他吓了一跳，因为他很生气的说：“What！ a third revolution？”这个What！真使我吓得非同小可。这位留学生不用说的，他已有小孩、包车及部里好些个差事了，虽然他刚回来是很有用似的。这回同他又谈到段祺瑞，说起一些不敬的话，也弄得他不大肯回答我。所以骂与不骂全在其人，愈有锐敏的思想的人，他以为该骂的对象愈多，有感到骂人的神感的人，自然也同时感到骂人的神圣。自有史以来，有重要影响于思想界的人都有骂人的本能及感觉其神圣。当耶稣大闹耶路撒冷圣殿怒鞭○○○时，简直与鲁智深大闹瓦官寺一样，并没有什么学者态度可言。所以尼采不得不骂德人，萧伯纳不得不骂英人，鲁迅不得不骂东方文明，吴稚晖不得不骂野蛮文学，这都是因为其感觉之锐敏迥异常人所致，所以骂人之重要及难能可贵也就不用说了。若有人以为吴稚晖骂章士钊便是失了学者尊严，吴稚晖只能回答：谁要你的野蛮学者的尊严！这也是可与以上所说偏见之重要的话联合起来，凡有独立思想，有诚意私见的人都免不了多少要涉及骂人。我们若读过H.G.Wells，Shaw，Mark Twain 骂人的文章也就知道骂人之难能可贵。他们那种一动起气来所做的文章，读起来真可使我们生起勇气，并不像学者所做无人气的文章一样。所以我说，骂人本无妨，只要骂的妙。何况以功能言之，有艺术的骂比无生气的批评效力大得多。即以文学革命而言，虽然是胡适之平心静气理论之功，也未始非陈独秀“四十二生的大炮”及钱玄同谩骂“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以与十八妖魔宣战之力。
　　由是观之，骂人之可以已明矣。
　　费厄泼赖
　　所以说第一只是没有感觉骂人之必要，第二是不敢骂人，这两种是不骂人之至因，与学者态度无涉，除非学者都是一些甄无畏、蒋士都（真无味，僵似土）先生（外国语所谓Profes-sor Dryasdust）。所以要骂不骂似在于人，只要骂的有艺术勿太粗笨，此外于《语丝》并不应有何条件限制。再有一件就是岂明所谓“费厄泼赖”。此种“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惟有时所谓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此义。骂人的人却不可没有这一样的条件，能骂人，也须能挨骂。且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即使仪哥儿，我们一闻他有了痨病，倘有《语丝》的朋友要写一封公开的信慰问他，我也是很赞成的。最可厌的Kipling，昨天看见他有肺膜发炎之症，我们还是希望他能早日痊愈。大概中国人的“忠厚”就略有费厄泼赖之意，惟费厄泼赖决不能以“忠厚”二字了结他。此种健全的作战精神，是“人”
　　应有的与暗放冷箭的魑魅伎俩完全不同，大概是健全民族的一种天然现象，不可不积极提倡。
　　这篇东西刚写完送到小峰那里去，看见第五十六期的《语丝》刚出来（因为这期稿子来得迟的缘故）。里头看见鲁迅一篇《并非闲话》，有一段话正足以表映这篇所说的关于偏见与偏心一点，免不了要加说两句。鲁先生（姑作鲁先生）说：这两三年来，无名作家何尝没有胜于较有名的作者的作品，（亚孟——记者插说道）只是谁也不去理会他，“任他自生自灭”。因此他曾经有一个提议，谓应有人搜集了这些小作品出一集本介绍于世。这是一个好不过的意思。但是鲁先生又说：因他是偏心的，评是非时他总觉得他的熟人对，读作品是异己者的手腕大概不高明。所以也不集了，因为他不做那样东西：法官，批评家。我想选文这一点尤可证明人之不可无偏见，偏见乃是人真正自己的思想，偏见（即鲁先生之所谓“偏心”）乃可以代表自己，所谓公允之评实不过足以代表他人及他人的时髦。倘是我们能看得到一本诗及小说选是代表鲁先生或无论何人据他的“偏心”实在所好的（不必有什么理由）——这本诗集，当可名之为《无名作家的诗集》——这样的一本，必更有实在的价值，比起现在流行的什么白话文选、白话诗选，不管作品如何只管作者有享盛名，有出过文集的必照例收容，若不知名的照例淘汰。比起这样文集岂不是于文学界上更有贡献？又岂明文中所谓不“打落水狗”及“平地上追赶猢狲，也有点无聊、卑劣，虽然我不是绅士，却也有我的体统与身份”，也正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费厄泼赖”原来是岂明的意思。
　　十四，十二，八日
　　原载1925年12月14日《语丝》第57期
　　《论语》缘起
　　《论语》社同人，鉴于世道日微，人心日危，发了悲天悯人之念，办一刊物，聊抒愚见，以贡献于社会国家。大概其缘起是这样的。我们几位朋友多半是世代书香，自幼子曰诗云弦诵不绝，守家法甚严，道学气也甚深。外客来访，总是给一个正襟危坐，客也都勃如战色。所谈无非仁义礼智，应对无非“岂敢”，“托福”。自揣未尝失礼，不知怎样，慢慢的门前车马稀了。
　　我们无心隐居，迫成隐士，大家讨论，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谓“养晦”，名士所谓“藏晖”的了。经此几年的修养，料想晦气已经养的不少，晖光也已大有可观；静极思动，颇想在人世上建点事业。无奈泰半少不更事，手腕未灵，托友求事，总是羞答答难于出口；效忠党国，又嫌同志太多；入和尚院，听说僧多粥少；进尼姑庵，又恐尘缘未了。计议良久，都没出路，颇与失意官僚，情景相似。所幸朋友中有的得享祖宗余泽，效法圣人，冬天则狐貉之厚以居，夏天则絺绤必表而出之；至于美术观念，颜色配合，都还风雅，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红配红，绿配绿，应有尽有。谋事之心，因此也就不大起劲了。其间，也曾有过某大学系主任要来请我们一位执教鞭，那位便问该主任：“在此年头，教鞭是教员执的，还是学生执的？”那位主任便从此绝迹不再来了。也曾有过某政府机关来聘友中同志，同志问代表：“要不要赴纪念周？做纪念周，静默三分钟是否十足？有否折扣？”由是党代表也不来过问了。
　　这大概是去年秋间的事。谋事失败，大家不提。在此声明，我们朋友，思仰圣门，故多以洙泗问学之门人做绰号。虽然迹近轻浮，不过一时戏言，实也无伤大雅。例如有闻未之能行者自称“子路”，有乃父好吃羊枣者为“曾子”，居陋巷而不堪其忧者为“颜回”，说话好方人者为“子贡”。大家谋事不成，烟仍要吸，子贡好吃吕宋烟，曾子好吃淡巴菰，宰予昼寝之余，香烟不停口，子路虽不吸烟，烟气亦颇重，过屠门而大嚼故也。至于有子，推己及人，虽不吸烟，家中各种俱备，所以大家乐于奔走有子之门。有子常曰：“我虽不吸烟，烟已由我而吸。”由是大家都说有子知礼，并不因其不吸，斥为俗人。闲时大家齐集有子府上，有时相对吸烟，历一小时，不出一语，而大家神游意会，怡然而散。
　　一天，有子看见烟已由彼而吸的不少，喟然叹曰：“吸烟而不做事可乎？
　　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颜渊呒然对曰：“尝闻之夫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难为了我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至三年之久！积三年所食，斐然成章，亦可以庶几也矣乎？”
　　子路亦曰：“尝闻之夫子，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于是大家决定办报，以尽人道，而销烟账。
　　惜其时子路之岳母尚在，子路以办报请，岳母不从。事遂寝。
　　今年七月，子路的岳母死。于是大家齐立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
　　三嗅而作，作《论语》。
　　大概办报的消息传出之第二天，就有友人来访。我们依例各序宾主让座之余，大家端容正色肃肃穆穆的谈起来。友人便问：“吾兄为什么要办报？
　　敢问宣传什么主义？”
　　“没有！没有！”我连忙的拱手回答。
　　友人怕我未曾听懂，又进一步问：“诸位办报，持什么主张？”
　　“岂敢！岂敢！”是我固谦的回答。
　　其时朋友有点慌张起来了。“诸位办报应该有个立场呵！敢问你们站在什么立场上？”
　　“请坐！请坐！”我仍旧很和气的答他。于是那位朋友，不知怎样，竟悻悻然扬袂而去了。
　　第三天，又有一位朋友投刺来访，也是听到办报的消息，也是来寻根究底的。“好吧，请见。一办报，此身已非己有的了。我已许身于社会与国家了。”我对听差的说。这位朋友，看来更加孟浪。寒暄之下，那位朋友很唐突的问：
　　“你们钱哪里来的？是孙是胡？是汪公？是蒋公？”
　　“不知道。”我说。
　　“怎么不知道？”
　　“委实不知道。”我回答。
　　“未必然吧！”朋友摇头的说，“四者之中，必有其一。”言下颇有“齐天大圣跳不出如来五老峰下之意。”
　　“都不是。”
　　“怪事！怪事！”那位朋友说。
　　“我们很有钱，难道凡有钱便是怪事吗？”
　　“那末，钱哪里来的？怎么不知道？”
　　“钱是由我们同人中一位高门鼎贵的友人来的。我们但知他豪爽，至于他这钱哪里来的，我们怎知道？而且羊毛出在羊身上，将来这钱要看读者出的，读者这钱哪里来的，我们更不敢穷究了。”
　　到此，那位虽然大失所望，悻悻然见于其面，遂无话可说了。
　　沉默良久，朋友又发问：“你们为什么要办报？”
　　“不知道。”我说。
　　“又是一个不知道！怎么说？”
　　“我们同人，不知怎样，忽然高兴起来，想要办报，所以叫做不知道。”
　　“凡人做事，都应该有个理由。岂可做事，而自己莫名其妙？”
　　“凡人想做的事，都应有个理由。”我更正的说，“实做的事，都是本人莫名其妙。譬如某人成巨公，某人成名将，他们知其所以吗？世事类多如此，何必向天追究。比如青年择业，年少气盛，都抱有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之雄心，乳臭未干，便拿定主意，我要学矿学工程，我要做牙科博士。及至学成，也许牙医做有名知县。矿师成模范校长，报馆主笔忽然经理煤炭，回国领事改办公共卫生，当其呱呱堕地时，何尝敢做这种打算？凡事，其来也茫然，其去也兀突，我们阅历所见，无非类此。不但男子择业，我们办报，不甚了了，就是女子择婿，也是大多茫然。倘是花前月下，女子问天：“我某女士呵，何以偏遇某先生？”有谁答得出？大概最后决定，都是看看自己年纪，算算自家前途，在几个无甚足取的青年中，择肥而噬，碰碰造化，托以终身罢了。若要过于认真，便遇痴汉，这也是你我所亲验得来的了。当今女子，从小就做起美满姻缘的梦，留下祸苗。须知世上哪有这许多品德才貌兼全的人，可以供她称心满意？因此做起亲来，“良人”不够分配：“良人”不够分配，乃多半事与愿违；事与愿违，婚姻乃多破裂。这就是你们一班好讲理由、理想、主义、主张的人的罪办报也是因缘际会，有人肯执笔，有人肯拿钱，由是这报就“应运”而生了。
　　“那末，你们办这报的因缘际会，际什么会呢？”
　　“你真要知道？”
　　“我真要知道！”
　　“因为我们同人中有一位的岳母死了。”我据实的奉告。
　　但是这回因为我太老实，由是又开罪了那位朋友。他便怏怏不乐，认为一无所获，废然而返了。
　　原载1932年9月16日《论语》第1期
　　我们的态度
　　《论语》半月刊以提倡幽默文字为主要目标，很引起外间的误会，犹如幽默自身就常引起国人的误解。这种的误会，我们早就料到，而已由收到的外稿证明。有人认为这是专载游戏文字，启青年轻浮叫嚣之风，专作挖苦冷笑损人而不利己的文字。有人认为这是预备出新《笑林广记》供人家茶余酒后谈笑的资料。有人认为幽默即是滑稽，没有思想主张的寄托，无关弘旨，难登大雅之堂。有人比我们如胡椒粉，专做刺激性的文章。这些误会，都是不能免的，因为幽默文字，在中国实在很少前例，尤其是成篇的幽默文字。
　　我们只觉得中国做社论的人太多，随便那一种刊物拿来，都有很正当高深的理论。近见《时事新报》中学生征文的成绩，也都能切中时弊，负有经世大才。所以这种文字之多，一是由于小学作文的教学失策，十二三岁的学生起码就要做“救国策”，破题就是“今夫天下”的烂调；一是因为大学研究经济政治的人太多，书本上的学问既深，主义名词信手拈来就是一大套。
　　两种之弊，都使中国学者尚空谈，失了独特的观察力。一方面政客军人，一发宣言通电，又篇篇言之成理，可诵可歌。结果文章经世的作者普天下，而蕞尔上海一市的改良，就没有办法，与租界相形见绌，永远留为中国的耻辱。
　　遇有国事，大家喊口号，发宣言，拍通电，执笔不会乏人，此日人所以讥我们为“文字国”。在这文字国中，文章与思想已截然为二事，思想已为文章的附庸，装饰品，作为社论家挥毫濡墨的材料而已。此类的社论愈多，愈足养成文人重浮言不务实际的风尚。况且社论家都知道他们的空言无补，不会于武人主持下的外交内政，有丝毫影响，所谓尽言论之责，亦止于言论而已，稍有庸见的记者，都应自杀。
　　所以我们不想再在文字国说空言，高谈阔论，只睁开眼睛，叙述现实。
　　若说我们一定有何使命，是使青年读者，注重观察现实罢了。人生是这样的舞台，中国社会，政治，教育，时俗，尤其是一场的把戏，不过扮演的人，正正经经，不觉其滑稽而已。只须旁观者对自己肯忠实，就会见出其矛盾，说来肯坦白，自会成其幽默，所以幽默文字必是写实主义的。我们抱这写实主义看这偌大国家扮春香闹学的把戏，难免好笑。我们不是攻击任何对象，只希望大家头脑清醒一点罢了。
　　原载1932年10月16日《论语》第3期
　　编辑罪言
　　《论语》至此已两度蜜月矣。其初办时，亦无非想占便宜，自己生子，自己接生，无庸乞怜于编辑之门。校样来时，又可从容大刀阔斧加以修正，实为一快事。及蜜月初度，外稿纷来，信箱拥挤，邮使喊冤，编辑抽屉，又改为大皮箱，于是撰稿之外，又平添阅稿工作，前之所谓育子，今又专为他人接生。我们顾到读者的利益，作者的热心，不敢不细阅一番，以免埋没天才，甚或有从纸篓中重复救济出来的。看到好稿时，拿起剪刀，挖起浆糊，作接生工作，固然快乐；一无足取之稿，阅后断然送入纸篓，也不怨悔；惟有在可取与不可取之中的稿件，在将弃未弃之际，倒令人生出一种悲哀。将文人精力构成的文字，送入纸篓，于心总有点不忍。此时将为接生乎，将为打胎乎，倒成一问题。但是《论语》篇幅到底有限，不能不斟酌去取，所以接生一次，总也须打胎十数次，忍心害理，暴殄天物。这真不是我们初办本刊时所梦想得到的工作。
　　我们所希望可以补过者，在盼望各位在本刊格调未成之时，互相勖励，继续努力，标准放高一点。如一位通信者所说，提倡潇洒、伟大、雄浑、涵蓄、优美、爽利、深沉、慷慨、健全的嘻笑，勿陷入浮浅、纤巧、哀郁、卑劣、俏皮、刻薄、尖酸、衰弱的呻吟。
　　原载1932年12月1日《论语》第6期
　　编辑滋味
　　向闻人言，编辑生活甚苦。然编辑之初，自谓编《论语》不同，必大乐。
　　近来尝遍各种滋味，始知其中甘苦各半。先说其苦。稿不患少而患多，汗牛充栋，整理不暇，投稿者来函相责，限期索还，不稍宽贷，稍有怠忽，即加詈骂，万一遗失，无法报销，升天落地，求之不得，如丧考妣，其苦一也。
　　来稿之中，每附函札，类皆失学青年所作，或报我以母丧，或告我以失恋，或果有辗转流离，栖身异地，欲求上达，摸无门径者，爱莫能助，何以为怀？
　　且所质问，类皆无从答复。若“中国有一好中学否？”青年有无出路？”等。
　　敷衍答复，未免欺人，老实奉告，于心不忍，其苦二也。《论语》既未左倾，又未腐化，言论介乎革命与******之间，收稿亦如之。然革命之稿，皆味同嚼蜡，******之稿，则锋发韵流，乃动辄触犯为政长者，留一弃十，心殊不甘，其苦三也。且之际，武人操政，文人卖身，即欲高谈阔论，何补实际？
　　退而优孟衣冠，打诨笑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胡求，强颜欢笑，泄我悲酸，其苦四也。然吾亦有四乐。借文字因缘，与诸益友函札通往，一乐也。无名作家，被我发现，二乐也。独坐编辑之椅，笔则笔，削则削，三乐也。邮使敲门，每见尺二信封，多出部院公署，始而惊，继而喜。何以喜？
　　由于中央党部，监察院，行政院，豫皖鄂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发见天才，供我以******稿件，故喜。至此其味乃大甘。
　　原载1933年4月16日《论语》第15期
　　谈女人
　　本刊出世不久以后，便有人写信来严词责问：“你们谈不谈女人？如果不，为什么不？请明白答复。”其时不知如何，未将此信发表，亦未作复。
　　大概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吧。但是《论语》出世，于今将近一年，关于女人，实在未曾谈到，这是昭然若揭的事实。一方，固然因为世人谈到女人，头脑清楚的很少，而《论语》向来是提倡头脑清楚的。女人乃世人所最好谈，亦最不易谈，尤其因为在中国谈女子的鲜有不稍微带《九尾龟》中章某之傲慢，而在嫖赌场中负有制服女性本领之豪杰者，也颇不乏人。加之电影广告一班香艳肉感之描写，益发令人危惧，恐怕我们一谈女人，便有《九尾龟》式或电影广告式的稿件纷至沓来。就是在《论语》第七戒严重声明之下，仍然有不少大学生投来香艳肉感之作，被我们送进字纸篓。又一方，因为顾虑到幽默文学在初创时期易引一班误会，以为我们办报系寻开心。因此故意把格调提高一点，装装假道学，以博孔家店老伙计之赞美。由是而女人成为《论语》中子所罕言之一，实则女人在圣人如在阿Q 之心头上，未尝须臾离也。我们有时翻阅西洋幽默刊物如New Yorker， Punch， LifeJudge 及La Vie Parisienne 之类，自觉道学气不知高几百倍，未免矫枉过正有避之若浼之嫌。近来更觉得谈已走入牛角尖之政治，不如谈社会与人生。学汉朝太学生的清议，不如学魏晋人的清谈，只不要有人又来将亡国责任挂在清谈者之身上。由是决心从此脱离清议派，走入清谈派，并书“只求许我扫门前雪，不管他妈瓦上霜”之句于案上玻璃片下以自戒。书完奋身而起曰：“好！我们要谈女人了！”请以《女论语》始。如果我们清谈的力量，能造成如晋代谢道韫“咏絮才高”一班的风雅女子，也可以替未亡国粉饰太平做一种点缀吧。
　　原载1933年7月16日《论语》第21期
　　与陶亢德书
　　我孕育《论语》，使之出世，鞠之育之，爱之惜之，面目粗具，五官俱全，今将有远行，交先生抚养，安能无数句叮咛语耶？人人视其文章，亦各如其血脉骨肉，今举众胎儿以托于子，又安可无数句叮咛语耶？吾不知话从何说起，惟子知其饥则哺之，寒则衣之，毋使傲慢荒嬉，亦毋使失其赤子之心天真之乐。吾知子之爱之，故以托子，吾不知话从何说起也。
　　《论语》个性最强，却不易描写，不易描写，即系个性强，喜怒哀乐，不尽与人同也。其正经处比人正经，闲适处比人闲适。或余心苦。而人将疑为存意骂老朽，或余心乐，而人将疑为偷闲学少年。然苦乐我自尝之，不求人理会，人亦未必理会。或有人所视为并不幽默者，我必登之，或有视为荒唐者，我必录之。此中景况，惟有神会，难以形容。大概有性灵，有骨气，有见解，有闲适气味者必录之；萎靡，疲弱，寒酸，血亏者必弃之。其景况适如风雨之夕，好友几人，密室闲谈，全无道学气味，而所谈未尝不涉及天地间至理，全无油腔滑调，然亦未尝不嘻笑怒骂，而斤斤以陶情笑谑为戒也。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最吾辈纵谈之范围与态度也。吾集天下健谈之友于一室，半月一次，使天下窃闻我之纵谈，是办《论语》之意义也。散会之后，各人回去规规矩矩做人，营商发财，做顺民，均无不可。
　　《论语》地盘向来完全公开。所谓“社”者，全、潘、李、邵、章诸先生共同发起赞助之谓也。其玄虚，亦与上海弄堂中某某学会，某某大同盟相等。《论语》向来所刊外稿多而社稿少，《论语》早已公之天下矣。《论语》之成功，即国人共同之成功也。初办时并不知天下有许多同志，有许多清新可喜文章，今果有之，是《论语》公开政策之酬报也。今来稿既多，选择不妨比以前严格，即有熟人，文章欠精彩，不妨退还，日后彼且将谢汝。在本刊方面，总期以篇篇可读为目的。
　　阅稿似难而不甚难，然不可不慎。最怕是埋没好稿。亦有好文佳句埋没于游词废句之中，宁可改作，不可放弃。大概阅文以听其声调为主。一人有一人之声调，发现一新作者，如闻一新调。声调有弱者，伪者，油滑者；有清和，闲适，冲淡，沉厚者，一览便知。
　　以上皆先生所知。先生所知而卒不免叮咛，盖老妇态也。子知老妇之心而谅之可耳。尚有许多话一时说不出，子亦谅必知之矣。
　　原载1933年11月1日《论语》第28期
　　再与陶亢德书
　　语堂顿首。前以《论语》编辑事托先生，今又将孕育《人间世》矣。《人间世》不可不出，亦犹《论语》之不可不出。吾非有意孕育，彼自投胎而来也。是《论语》与《人间世》只可算是姊妹刊物，彼此彼此。若云偏爱何方，则吾必曰二者皆偏爱。惟《论语》已立足得住，先生抚养以来，更形活泼可爱，吾甚放心。《人间世》初出，只好多放几分力量。且俟其长成，立足得住时，亦非托先生抚养不可，故将来个性虽有不同，总是一番面目。弟自《论语》出世，发现许多清新文章，人人学得说心坎里的话，不复蹈常袭故，摹仿咿唔。特以《论语》专登幽默文字，在范围内固然亦自可观，而幽默范围以外，终觉有许多大好文章向隅，不便收纳，或者以格调不合，不来投稿。
　　弟由编《论语》之经验，知国中能文之人颇多，或因不得相当发表之便利，坐听好稿埋没抽屉中，供鱼蠹之侵蚀，不亦大可哀乎？每思扩大范围，而《论语》个性甚强，根脉甚旺，不忍摧残，莫如就其个性使其尽量发扬光大，而另编小品文刊物以容纳之。幽默本为小品文别出之一格，而难于其他小品文，能作幽默文者如此，则能作小品文者当十倍之。且幽默文章之出现，盖有赖于以前小品文之陶养，倘使吾办《论语》于白话文学之前，则其失败可必，是小品文与幽默文应相辅而行，互相灌溉，而如中日外交之“共存共荣”也。
　　盖幽默之为物，在实质不在皮毛，在见解不在文字，必先对社会人生有相当见解，见解而达于“看穿”时，幽默便自然而来。小品文即在人生途上小憩谈天，意本闲适，故亦容易谈出人生味道来，小品文盛行，则幽默家自然出现。故弟尝谓“提倡幽默，必先提倡解脱性灵，盖欲由性灵之解脱，由道理之参透，而求得幽默也。今人言思想自由，儒道释传统皆已打倒，而思想之不自由如故也。思想真自由，则不苟同。不苟同，国中岂能无幽默乎？
　　思想真自由，则文章必放异彩。放异彩，又岂能无幽默乎？”（《论语》二十八期，《论文下》）弟之愿二者“共存共荣”，此中有大道理在。何时约兄同到洋泾浜上，共举香槟，其快慰当奚如？恐外间或有误会，请将此函发表于《论语》上。
　　三月十八日
　　原载1934年4月1日《论语》第38期
　　跋《西洋幽默专号》
　　亢德编好《西洋幽默专号》，拿来给我看看，他说西洋幽默，他是外行，要征（求）我的意见如何。我说，第一，用意可说“尽美尽善”。何谓尽美？
　　据亢德说，本刊阴历新年要出一《中国幽默专号》，那么，在阳历新年出一《西洋幽默专号》，做个幌子、护身符，可谓用意甚佳。不然《中国幽默专号》出时，大家见有孔子、孟子幽默起来，岂不连孔、孟都也骂为亡国奴吗？
　　既有马克·吐温、哈伯、柴霍甫诸位西洋祖宗做护身符，大概即使孔、孟幽默，也就没有人敢骂了。这用意真周到，甚有诗意，故曰尽美。何谓尽善？
　　善是“善哉”一类的感叹。此中有讽刺，如《小儿制造厂》讽刺科学文明，如《天堂捷径》、《尼姑》讽刺僧尼。有以清淡笔调谈出人生之切身问题的文章，如《中彩票》、《冬日的早起》、《画诀》把人的心灵变幻细腻的描写出来（个人最喜是此类幽默）。有《妇人直觉乃胡闹》、《睡在床上的危险》，在诙谐嬉笑之中发挥真理。有《运棺者》、《溥仪印象记》，用轻快笔调所作的游记，表示幽默笔调处处可为文章之润色，增加文章之趣味，故谓之尽善。想《论语》编者亦决不犯戒条，说自己所编的刊物不好也。第二，近日已有遗少在唱幽默亡国之高调了。我看此期发稿，乃感西洋亡国同志正是不少，莎士比亚便是其一，尼采便是其二，赫胥黎之孙便是其三，乔索便是其四，大学教授莫卢亚，便是其五，柴霍甫便是其六……其余未见本期之作家，若荷马、大仲马、巴尔萨、狄更司……固无论矣。不算犹可，一算则凡伟大文学未有不见幽默成分于其中者。若然，所谓亡国同志真遍天下矣。
　　但是实际上，俄有柴霍甫、托尔斯泰之幽默而不亡。英有莎士比亚、乔索之幽默亦不亡。法有大仲马、巴尔萨亦不亡。美有马克·吐温、亨利亦不亡。
　　然而幽默果能亡我大中华，是真所谓“吴之亡也有西施，无西施亦亡”。夫岂但西施而已，周幽之亡也有褒姒，无褒姒亦亡。商纣之亡也有妲己，无妲己亦亡。稍有眼光读史者，便能理会，不必我哓哓也。再以近事为证。东北之亡，在民国廿年九月十八日，《论语》发行在廿一年九月十六日，然则至少东北之亡不亡于《论语》也明甚。倘吾三年来未到过沈阳，则二年来长居沈阳之女子私生子皆与吾无涉。读者其韪吾言乎？
　　原载1935年1月1日《论语》第56期
　　《论语》三周年
　　在三年前此日，《论语》呱呱坠地，可是其呱呱是笑声，不是哭声，虽然他是法文所谓enfant terrble（好在人前说毫无顾忌的老实话的小孩）。
　　但是，一则因他天真，本无恶意，也与人不怀宿怨；二则他可哄人笑；三则大人长者实在终日拘束的甚是无聊，一旦有一小孩直指客人鼻上一只苍蝇，须上一粒饭粒，心里顿觉一阵凉爽，所以也就任他去了。说放肆也有时有点放肆，若不是长者宽厚为怀，早就打他一下嘴巴，以后他也就慢慢不敢放肆专学说些客套去了。可是这小孩，虽好嘻嘻哈哈终日，究非不上进的村童可比，也颇自知自好，客人须上有一粒饭粒，他必要指出，但叫他怎样无理取闹，或者口吻粗鄙，骂人王八，他也不来的。因此上下都爱他，偶有不顺，也只说他淘气，笑笑完事。
　　因此《论语》居然度过三岁了。其实也是现代与往日不同了。若在往日，小孩在人前淘气，或在学堂玩笑，都要挨鞭杖。即使学生在课室看见一只蝴蝶，喝声好看，都要遭先生白眼一下。现在可就不同了。你看学堂还给球教学生踢，若有小孩喜欢看蝴蝶，教师也趁机会，说说毛虫化蝶的道理给他听。
　　教科书还有图画给学生看。这样一来，念书可就快活的多了，不似以前子曰诗云叫人坐冷板凳。因此学生身体也强健起来，精神也活泼了。现在读书人会跑，会跳，也会游泳，也会踢球，比以前读书人的身体就大大不同了。这是什么道理呢？原来小孩生下来，本有一股天真活泼之生气，学生中你敲我一背，我拧你一下，都不是坏根性，也是无害于读书上进的。大概小孩愈聪明，愈活泼，愈淘气。倒是那些终日静坐循规蹈矩的小孩，本来元气不足，将来长大更加无用。所以聪明的教师看见某生淘气，心里早就想到自己童年也是在学堂捣鬼者之一，口头虽然不得不喝他一声，心里却甚怜爱，明白这个小孩将来非同小可。因为他书的确念的好，所以有时虽然在课室和同学捣鬼，也装做不见，由他去了。若是他真不念书，一味顽皮，那就不同。苟能知上进，闲时淘气吵架，倒不能算为坏根器，是合乎自然。你想这种教学心理，不是比以前进步吗？所以《论语》也安然淘了三年气。
　　我们眼看这小孩做三岁生日，想想倒也不容易。别的小孩有的出痧，有的惊风死了。他还是一个圆脸蛋，终日嘻嘻哈哈兜着人笑。本来三岁上下的孩子，最易患病，最多波折，有时好好的小孩，不知怎的，会无疾而终。我想《论语》所以今日无恙，还是靠他平日有说有笑，能吃能玩的充实元气吧。
　　现在他算长大了，虽然未多见世面，但是也不能让他放肆无礼，大人跟前说话，也应顾忌一点，不过也不应常吆喝他，管教太严；千万不可使他失了活泼天真，慢慢的沉闷，慢慢的虚伪，不敢再说说笑笑，将来闷成一个无名病出来，那可不是玩的。
　　原载1935年11月1日《论语》第73期
　　《论语文选》序
　　——《论语丛书》小引
　　幽默本非易事，办幽默刊物更难。《论语》佳稿源源而来，惊为吾所意料不到。然每期四万字，虽大约篇篇可读，究非篇篇值得重读。外间批评《论语》，期望殊殷，到底幽默是否成功，似乎又应撷其英华，通盘估量。《论语》创办至此一年又半矣，倘此一年半中有幽默成功之作品三四十篇，已符吾最奢之奢望。为此之故。屡思选择佳作，另印单本，看看结果如何。盖亦略含有知我者其惟《论语文选》乎，罪我者其惟《论语文选》乎之意。所选之幽默敦厚恬淡清远者为主，而讽刺之作，倘奇妙有文采者，亦列入。文之为物，本难划定鸿沟，佳思之来，顺其自然，不应强之入我板套。此盖性灵派文人所不为也。料想佳作当不止三四十篇，先选第一集，以后陆续出第二第三云云集可也。
　　廿三年三月十七日
　　原载1934年4月16日《论语》第39期
　　《有不为斋丛书》序
　　但是，你说，干么又要出丛书？这话似有来由，所以也得答个清楚，省得教人捉摸不定，弄不灵清。
　　原是朋友当中有几部我心中很喜欢的书稿，若不给发表，殊为可惜。故此早就想向书局接洽，给他印行，又见这些书稿目前都不约而同，有些相类，若分途印行，同好收买，也有种种不便，所以不如并在一起罢了。不但读者购买便利，并且体式装潢也可一律一点；每次出书，又无须重行接洽条件。
　　刻书本是好事，市上所出正合下怀的书又寥寥无几。既然有心里很喜欢的书稿可出，可巧又有书局肯拿钱印行，三言两语，一说则合，所以就大胆出了。
　　早晨在床上肚里盘算，眼前就有七八种，若仍旧用工下去，自然还有别种可出，一则可以借以鼓励自己，专心著作，二则亲朋好友，同道文人，或者有这个便利，鼓起兴趣，多多著述，或写作，或翻译，或编纂，络绎而来，也把不定。原来想起个丛书名目，叫做“性灵丛书”，以表所好。后来转想，人心不同如其面，天下事物，有好之者，恶之者必有甚焉。虽说做人须竖起脊梁，不可像蜗牛一样，逢人见面，只顾把头缩到壳里去，蛰做一团。然而在此世事纷扰的当儿，多一种名目，总是多惹一层是非，不如来一空空洞洞名目，旁人抓不到把柄，同味儿的人自会内中去寻出乐处；含沙射影口沫喷人的人，也就不甚碍目，索性当做无事过去了。我也乐得个清静。
　　可是要想清静，也自知是做梦吧？东家是个普罗，西家是个法西，洒家则看不上这些玩意儿，一定要说什么主义，咱只会说是想做人罢。做人并不容易，先要近情，可是情字就不容易讲。人情是怎么一回事，人又是什么动物，有谁晓得？苏格拉底言“自知”，一人自知自己的喜怒哀乐，不偏不倚，能得中和，又能用点精神分析工夫，断了出来我何以有这些成见、主张、立场、偏好，一百人中怕也没有一两人说得开交。况且今日口沫喷人之徒，就不容人近情，拈个花，采个草，也都“碍道”。这样个世界，人还活得下去吗？总是见地不广，执之过激所致。孔夫子尚许点也风乎沂浴乎舞雩，让今日东家西家弟兄听见，还不把孔老夫子喷个满脸口沫吗？其实孔夫子哪里曾说过儒者终身只好风乎沂浴乎舞雩，国家的事全可不管了？也不过孔夫子知道人情，必使近情，然后得其常情之乐；得其常情之乐，然后活得下去。人既活得下去，天下乃可太平。不然再有公西华欲辅君行政，夫子又何必哂之呢？向来儒家明明有夫子昭训在前，尚且常落了“矫”字、“伪”字之弊。
　　今日之人不读圣贤书，又只懂得西洋文化之皮毛，难怪其矫情更甚，其实中西文化哪里有像现在中国人这样不近情呢？即使列国时代墨家，比较是认真主义的人，有门人问墨子行义救国哪样为要，墨子尚且不肯强人，叫能筑版墙的筑版墙，能搬砖瓦的搬砖瓦罢了。使墨子处于今日，亦当说周作人、鲁迅学水师，却不能以水师救中国，便是这个道理。墨家尚且如此，何况是以中庸为本之儒家，又何况是西洋几个名哲？大凡今日中国社会变乱，思想凌夷，难免有人目觇时艰，救国心切，出为浅薄井见之论，也不必见怪。只要大家保存一个“诚”字，保存一个公道，不要自己陷了轻薄滑头，将来总有造出近情容忍的文化之一天。若说国势阽危，哪容许你有闲情别致，认识你自己，了解你自己，又非确论。难道国势阽危，就可不吃饭撒尿吗？难道一天哄哄哄口沫喷人始见得出来志士仁人之面目吗？恐怕人不是这样一个动物吧。人之神经总是一张一弛，不许撒尿，膀胱终必爆裂；不许抽烟，肝气终要郁结；不许讽刺，神经总要麻木，难道以郁结的脏腑及麻木的神经，抗日尚抗得来吗？况且孔子之时，世风也不胜于今日，孔子尚且有闻人歌而乐必和之之闲情别致，你能说孔子忘周吗？
　　所以这部丛书，也就放胆出了。原来范围无定，或者曲从时势之要求，多出几本西洋名著的译本，也不一定。但是目前几种，却是显然专抒性灵之作，而且都是明末清初的作品，或翻印，或编选，不然便是关于明人小品之谈话。你何以要谈明人小品呢？这是必有的疑问，不然明天太阳不从东边上来了。在我方面，只是认文字佳作，认为性灵文字，必好而乐之。在向他人说来，也有几种道理。一则，清初以来，袁中郎倒霉，这些文学沉没下去，大家又去做正宗文章，翻印出来叫大家容易看得到，替袁中郎出出气。二则，这些文章，正如周作人先生所谓“那样底旧而又是这样底新”，原来新就是摩登。然而在外国，摩登二字，又不似现代中文用法，仅用于女子之烫头发及高跟鞋而已。摩登是指现代，最有名的英文丛书，名为《摩登丛书》，然你试一查书目，不但这样的新的作品如陀史托斯基之《穷人》有，《圣路易之桥》有，即十八、十七、十六世纪以至西历纪元前三五世纪之希腊戏剧也有，可见摩登二字全不是这样解法。亚里斯多德、柏拉图死后二千年，他们文章才有生命哩，才新的希奇。柏拉图《共和国》那章讲优生学，才新的教你诧异。所谓《摩登丛书》，也不过以现代人为本位，凡摩登人可读之书皆可列入。三则，文化是有源流的，不溯其源，无从知其流。古书西洋人也主张读的。现代中国人只肯读一九三四年的西洋书，不肯读柏拉图，哪里会懂得西洋文化之底蕴？又不肯读古书，又何从知中国文化之底蕴？四则，中国人说古的都是坏的，西洋人虽然自由激进，时时另求新路进展下去，却没有说这句话。如此看来，现代中国人实在过于摩登了，不然便是错解摩登。五则，文学与科学不同，西洋读医学的人不必读希腊的Hippocrates，摩登医生，我也主张大可不看《素问》、《灵枢》、《洗冤录》。但是如果是研究文学，我却主张应读读《离骚》或是无名氏《十九首》。原因是古今人都是圆胪方趾，悲欢离合之际，大同小异也。所以那样的旧仍然可以这样的新，原因是你虽摩登，有飞机可坐，有无线电可听，未必便是变成方胪圆趾动物，仍然躲不出悲欢离合之情也。袁中郎气愤当时政治，与你并无两样，你不必便看他如狗矢，一文不值也。李香君之气节识见，胜于今日须眉男子万万，你不必以明末青楼视之也。况且中国人最重读史，乃因史者鉴也，有许多地方可以借鉴，因今推古，设身处地，你不但可了解前人，也可借此了解自己，而合于苏格拉底“自知”之义。鲁迅读史有得，始能深刻批评中国文化，若学一般留学生，单看辛克微之，鲁迅当不知中国文化为何物，又哪里去戳穿中国人之魂灵呢？况且古人看月发愁，闻鸟思家，听蝉醉喜，踏雪吟诗，月也、鸟也、蝉声也、雪景也，古今并无二样，你也未必不坠千古同情之泪，独据飞机头上，厌月憎鸟恶蝉鄙雪，而能沾沾自得也。不能沾沾自得，古书便仍可读。
　　廿三年八月五日龙溪林语堂序于牯岭
　　原载1934年10月1日《论语》第48期
　　发刊《人间世》意见书
　　十四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唯一之成功，小品文之成功也。创作小说，即有佳作，亦由小品散文训练而来。盖小品文，可以发挥议论，可以畅泄衷情，可以摹绘人情，可以形容世故，可以札记琐屑，可以谈天说地，本无范围，特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与各体别，西方文学所谓个人笔调是也。
　　故善冶情感与议论于一炉，而成现代散文之技巧。《人间世》之创刊，专为登载小品文而设，盖欲就其已有之成功，推波助澜，使其愈臻畅盛。小品文已成功之人，或可益加兴趣，多所写作；即未知名之人，亦可因此发见。盖文人作文，每等还债，不催不还，不邀不作。或因未得相当发表之便利，虽心头偶有佳意，亦听其埋没，何等可惜？或且因循成习，绝笔不复作，天下苍生翘首如望云霓，而终不见涓滴之赐，何以为情？且现代刊物，纯文艺性质者，多刊创作，以小品作点缀耳。若不特创一刊，提倡发表，新进作家即不复接踵而至。吾知天下有许多清新可喜文章，亦正藏在各人抽屉，供鱼蠹之侵蚀，不亦大可哀乎？内容如上所述，包括一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故名之为《人间世》。除游记、诗歌、题跋、赠序、尺牍、日记之外，尤注重清俊议论文及读书随笔，以期开卷有益，掩卷有味，不仅吟风弄月，而流为玩物丧志之文学已也。半月一册，字数四万，逢初五、二十出版。纸张印刷编排校对，力求完善，用仿宋字排印，以待小品精雅之意。尚祈海内文士，共襄其成。
　　原载1934年4月1日《论语》第38期
　　说小品文半月刊
　　我向最恶写五六百字随感，盖自知无此本事也。因五六百字随感，须做得如浮雕，一笔不苟，或如虎步者，步步有力，方值得咀嚼玩味。然另有一法，即心头偶有佳意，信笔写下，如写文人日记一样，虽可发表，却非为发表而作，只须见真存真，自亦可读。如此无拘无碍作法，或且可勉强做做看也。吾欲说小品文半月刊，先说小品文。言其小，避大也。世有大饭店，备人盛宴，亦有小酒楼，供人随意小酌。吾辈只望与三数友人小酌，不愿赴贵人盛宴，以其少拘牵故也。然吾辈或在小酒楼上大啖大嚼，言笑自若，倾杯倒怀之乐，他人皆不识也。世有富丽园府，亦有山中小筑，虽或名为精舍，旨趣与朱门绿扉婢仆环列者固已大异。入其室，不闻忠犬唁唁之声，不见司阍势利之色，出其门，亦不看见不干净石狮子。惟如憺漪子所云：“譬如周程张朱辈拱揖列席于虙羲氏之堂，忽有曼倩子瞻，不衫不履，排闼而入，相与抵掌谐谑，门外汉或啧啧惊怪，而诸君子必相视莫逆也。”程朱载道，子瞻言志。小品文所以言志，与载道派异趣，故吾辈一闻文章“正宗”二字，则避之如牛鬼蛇神。昔韩退之传毛颖，苏子瞻赋黠鼠，大概亦吾辈中人。然天下大矣，何路不可走，各行其志，汝为汝，我为我，有何大不了？我赋苍蝇，汝作程克俊赦河南州军文可也。再说半月刊。周刊，半月刊，月刊，季刊，文字各自不同。周刊太重眼前，季刊太重万世。周刊文字，多半过旬不堪入目，季刊文字经年可诵。月刊则亦庄亦闲，然总不如半月刊之犀利自然，轻爽如意。月刊譬如一师一旅，随军行役粮草马匹甚多，出发不便，半月刊稍近游击队，朝暮行止，出入轻捷许多，余意半月刊以每期四十余页为当，月刊每期八九十页亦已尽可过瘾。今人所办月刊，又犯繁重艰涩之弊，亦是染上带大眼镜穿厚棉鞋阔步高谈毛病。半月刊文约四万，正好得一夕顽闲阅看两小时。阅后卷被而卧，明日起来，仍旧办公抄账，做校长出通告，自觉精神百倍，犹如赴酒楼小酌者，昨晚新笋炒扁豆滋味犹在齿颊间。
　　原载1934年5月20日《人间世》第4期
　　论小品文笔调
　　文本无一定体裁，与书法同。或称人曰，某书法学赵学苏，皆是骂人的话。所谓书法之体者，皆个人之体而已，盖不熔炼前人，自成一家，即不成书法。若与前人悉同，曰摹曰拟可耳。为文亦然。惟自客观立场研究文学，比互参校，乃可辨出异同。而于异同之间，分出门类。文选所分，如赋、论、表、檄等，系就其内容言之，非赋、论、表、檄各有不同笔法也。西洋分文为叙事、描景、说理、辩论四种，亦系以内容而言，亦非叙事与描景各有不同笔法。惟另有一分法，即以笔调为主，如西人在散文中所分小品文（familiar essay）与学理文（treatise）是也。古人亦有“文”、“笔”之分，然实与此不同。大体上，小品文闲适，学理文庄严；小品文下笔随意，学理文起伏分明；小品文不妨夹入遐想及常谈琐碎，学理文则为题材所限，不敢越雷池一步。此中分别，在中文可谓之“言志派”与“载道派”，亦可谓之“赤也派”与“点也派”。言志文系主观的，个人的，所言系个人思感；载道文系客观的，非个人的，所述系“天经地义”。故西人称小品笔调为“个人笔调”（personal style），又称之为familiar style.后者颇不易译，余前译为“闲适笔调”，约略得之，亦可译为“闲谈体”，“娓语体”。盖此种文字，认读者为“亲热的”（familiar）故交，作文时略如良朋话旧，私房娓语。
　　此种笔调，笔墨上极轻松，真情易于吐露，或者谈得畅快忘形，出辞乖戾，达到如西文所谓“衣不钮扣之心境”（unbuttoned moods），略乖新生活条件，然瑕疵俱存，好恶皆见，而作者与读者之间，却易融洽，冷冷清清，宽适许多，不似太守冠帽膜拜恭读上谕一般样式。且无形中，文之重心由内容而移至格调，此种文之佳者，不论所谈何物，皆自有其吸（引）人之媚态。
　　今日西洋论文，此种个人笔调已侵入社论及通常时论范围，尺牍，演讲，日记，更无论矣。除政社宣言，商人合同，及科学考据论文之外，几无不夹入个人笔调，而凡足称为“文学”之作品，亦大都用个人娓语笔调。故可谓个人笔调，即系西洋现代文学之散文笔调。若Lytton Strachey 以此笔调，起传记文学之革命，称为现代传记宗师，亦仅如此关系而已。若美国Time 周刊，以小品笔调记时事，亲切而有意味，博得社会欢迎，亦仅此关系而已。盖现代人心思灵巧，不以此种笔调不能充分表其思感，亦不能将传记中之人物个性，充量描写出来。此理甚易见得。试将袁子才之《祭妹文》与归有光之《先妣事略》文相比，便可看出两种文体传情达意之力量相去有如霄壤之别。归所叙为其先妣事略，为他人之先妣事略亦未尝不可，惟袁子才之祭妹则断断非袁妹不可。归有光那样矜持，无论文胜于情，即使情胜于文，亦客观之情而已，何能如子才放声大哭，一字一泪乎？所以说来，亦只是古典派与浪漫派之不同而已。若侯朝宗与李香君一段哀艳之情，写来只有四百八十五字之《李姬传》，全将个人伤感隐伏起来，矜持至此，真气煞人也。惟在古典派批评家看来，此正侯公子之文学功夫。可见古今观点实在不同。——在白话刊物中举例，则《现代评论》与《语丝》文体之别，亦甚显然易辨。显然《现代》派看来比《语丝》派多正人君子，关心世道，而《语丝》派多说苍蝇，然能“不说别人的话”已经难得，而其陶炼性情处反深，两派文不同，故行亦不同，明眼人自会辨别也。《语丝》之文，人多以小品文称之。实系现代小品文，与古人小摆设之茶经、酒谱之所谓“小品”，自复不同。余所谓小品文，即系指此。且现代小品文亦与古时笔记小说不同。占人或有嫉廊庙文学而退以“小”自居者，所记类皆笔谈漫录野老谈天之属，避经世文章而言也。乃因经济文章，禁忌甚多，蹈常袭故，谈不出什么大道理来，笔记文学反成为中国文学著作上之一大潮流。今之所谓小品文者，恶朝贵气与古人笔记相同，而小品文之范围，却已放大许多，用途体裁，亦已随之而变，非复拾前人笔记形式，便可自足。盖诚所谓“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一不可入我范围矣。此种小品文，可以说理，可以抒情，可以描绘人物，可以评论时事，凡方寸中一种心境，一点佳意，一股牢骚，一把幽情，皆可听其由笔端流露出来，是之谓现代散文之技巧。故余意在现代文中发扬此种文体，使其侵入通常议论文及报端社论之类，乃笔调上之一种解放，与白话文言之争为文字上之一种解放，同有意义也。余意若郑元勋《文娱》，刘士鏻《古今文致》，陈继儒《古文品外录》（注）等明人所选“外道”文章，内中亦大有佳品，差足见出“小品文”之用途及范围非可以笔记偶谈漫钞丛录等尽之也。
　　《人间世》以专登小品为宗旨，所以关于小品之解释，必影响于来稿之性质，而来稿之性质，又必限制本刊之个性。在此本刊个性尚在形成期间，似应把小品范围认清。余意此地所谓小品，仅系一种笔调而已。理想中之《人间世》，似乎是一种刊物，专提倡此种娓语式笔调，听人使用此种笔调，去谈论人间世之一切，或抒发见解，切磋学问，或记述思感，描绘人情，无所不可，且必能解放小品笔调之范围，使谈情说理，皆足以当之，方有意义，本刊之意义只此而已，即同于《论语》中所云，“集健谈好友几人，半月一次，密室闲谈”，至谈话内容与题材只看各位旨趣之高下耳”。宇宙之大，万象之繁，岂乏谈话材料。或谈古书，相与勉励，而合于“相与观所尚，时还读我书”之意。或谈现代人生，在东西文化接触，中国思想剧变之时，对于种种人生心灵上问题，加以研究，即是牛毛细一样题目，亦必穷其究竟，不使放过。非小品文刊物所弃而不谈者，我必谈之，或正经文章之廓大虚空题目，我反不谈。场面似不如大品文章好看，而其入人处反深。须知牛毛细问题辨得清，则方寸灵明未断，国家大事亦容易辨得是非来。读书养性，正在此等功夫，世人不察也。其与非小品文刊物，所不同者，在取较闲适之笔调，语出性灵，无拘无碍而已。若非有感而作，陈言烂调，概弃不录。至于笔调，或平淡，或奇峭，或清新，或放傲，各依性灵天赋，不必勉强。惟看各篇能谈出味道来，便是佳作。味愈醇，文愈熟，愈可贵。但倘有酸辣辣如里老骂座者，亦在不弃之列。因论小品文笔调，想及本刊，附书数语于此。
　　作者注：按《媚幽阁文娱》，崇祯刻本，较不易得，余所得仅初集（参阅本刊〔即《人间世》〕第二期沈启无《闲步庵随笔》）。《古今文致》余所见有崇祯刻《兰雪斋增订文致》本，及天启刻“王永启评选新镌”本，系刘士鏻原选，王永启增删。计刘增订本与王本比较，删王本一○二篇，增五十七篇。王本有光绪间文玉山房翻刻，颇易得。《古文品外录》，陈继儒选评，董其昌、蔡祖芬同校，共二十四卷，皆古人所不理之“外道”文章也。
　　原载1934年6月20日《人间世》第6期
　　《人间世·辜鸿铭特辑》弁言
　　《辜鸿铭特辑》之出，并未提倡什么宗旨，只是一天晚上，肚里盘算，关于辜鸿铭材料有七八篇之多，觉得此人值得研究认识。你说，阿猫阿狗也值得研究么？我说，辜鸿铭并不是阿猫阿狗，而且如果阿猫阿狗肯用头脑，有独特的见解主张，亦是值得认识研究。你又说，他妈的反动尊君尊孔，也值得研究吗？我说，反动也值得研究，而且依本年行价，尊君是反动，尊孔却非反动，老率也不过反动一半而已。你又说，他的思想有毒。我说，有毒也得研究。今日随波逐流之人太多，这班人才不值得研究。倒是难得一闻彻头彻底开倒车的人的见解，来让我们分析体会，到底有毒无毒，毒在哪里，并且看看其思想系统是否一贯。譬如尊孔是无毒，尊君是有毒，这有毒与无毒之两方面是否有必要的关连，如非有这样坦白无伪的思想家给我们分剖，就不易明白。况且一绝顶聪明人，用了终身思维工夫，评判东西文化，著成《春秋大义》（原文为《中国民族之精神》），替我们揭要发凡，点出要着，我个人是想看看他如何说法的。你又说，如果有毒如何？我说，不同你讲了！
　　你这人大概很容易中毒。你也很容易丧志，蚊子一叮，便会发循还疟，秋风一吹，便会患肺膜炎。你是卫生家，我不同你讲了。
　　老实说，《人间世》并非为此等读者办的。
　　本期因加此特辑，原有读者随笔，杂俎，诗，译丛，书评等为篇幅所限，只得从略，读者谅之。
　　原载1934年9月20日《人间世》第12期
　　关于《人间世》
　　凡创作的理想，必经过相当的试验、误会、坚持，然后成功。本刊出版以来，经各方投稿者的赞助，始有今日，近来外稿越来越多而越好，更能接近原来的理想。但是在本人仍认为心中想要实现的理想杂志尚未实现，其能实现与否须靠撰稿人帮忙，所以把这一点意思写下。
　　本刊宗旨在提倡小品文笔调，即娓语式笔调，亦曰个人笔调，闲适笔调，即西洋之Familiar Style，而范围却非如古文之所谓小品。要点在扩充此娓语笔调之用途，使谈情说理叙事纪实皆足以当之。其目标乃是使人“开卷有益，掩卷有味”八个大字。
　　要达到这八个大字的目标，非走上西洋杂志之路不可。西洋杂志好的就是叫人开卷有益，掩卷有味。中国的杂志文字，轻者过轻，重者过重，内容有益便无味，有味便无益。如某杂志一翻开目录，就是××之鸟瞰，××之展望，××之检讨，××之动向，老实说，谁曾去读这些文章，故曰有益而无味。如小品之风也月也雪也金鱼也，味倒有矣，而益则无，虽可读，却非不可不读，读了也毫无所得，故曰有味而无益。然在西洋杂志却常见既有味又有益的作品，增加我们的知识，启迪我们的灵机，非但可读，并且不可不读。我尝给他分析一下，得以下结果：（一）意见比中国自由。因用了个人笔调，篇篇是有独见，得自经验，出自胸襟的话，或牧师叙述为何不叫他的儿子做牧师，教科书书局编辑揭教科书之黑幕，某人赞成纳妾，某人反对蜜月旅行，大家自由的、大胆的发挥下去，这是有价值的文学，也即是诚实的文学。中国所以如此大家依样画葫芦，因为中国人善骂，怕骂便不能说出心中的话，而结果流为白茅千里世界。
　　口未开已先知其卫道，笔未下已可断其投机。故必有人敢挨骂。吊诡谲奇，才能打破这个伪道学的局面。《论语》曾经有过两篇大胆的文章，一是洋人写的《开房间》，一是女子写的《一月一次的刑罚》，便是此种大胆的文字，也是诚实的文字。
　　（二）文字比中国通俗。西洋杂志撰文者，并不把文字看成宝贝，就是用笔说话而已。而且因为西洋杂志是要给家家户户妇人小子看的，他们已经演成极通俗的杂志文体。叫人人看得下去。
　　（三）作者比中国普遍。中国文字成为一种阶级的专利，报上投稿者，都是靠笔吃饭的人。这些人三成是书呆子，七成是未曾好好读书的。我自己两者兼而有之。我们这般人谈天说地有什么价值？叫我写一篇番薯种法我是写不来的。因为你也是文人，我也是文人，说来说去还是我们的玩意儿，看谁书袋掉的厉害，笔锋炼的尖利，谁便是高手。但是这种文字有什么价值？
　　西洋人没有这样尊重文学，所以杂志投搞的人，也各种各式的人都有。有卖汽车的教人卖旧汽车的秘诀，有救火队长叙述救火的内行话，我读了也有味也有益。中国教科书的黑幕，有书局老板敢写出来吗？中国银行界怎样靠公债维持，写来岂非有味而又有益的文章，但是银行经理，他肯执笔吗？交易所伙计他敢执笔吗？上海爱多亚路宝成里之夜生活，小瘪三鸦片鬼不乏能文之人，他们肯特写出来吗？中国纳妾者、离婚者多多少少，他们肯赤条条把他们的实情实理讲出来吗？再浅一点，男女同学是好是坏，此中不乏问题，为何没人肯来反对或辩护，或叙述他或她的经验？更浅一点，结婚男女第一年经验如何，谁肯老实写来？再高一点，考试院成立以来所干何事，有人能系统的记载及说明其苦衷吗？这些都可代表西洋杂志的文章题目。可见中国杂志是死的，西洋杂志是活的。西洋杂志是反映社会，批评社会，推进人生，改良人生的。读了必然增加知识，增加生趣。中国杂志是文人在亭子间制造出来的玩意，是读书人互相慰藉无聊的消遣品而已。
　　本刊为要打开此一条路，先将两种想法开始做去。
　　（一）提倡“特写”。特写是西洋杂志所谓Features.特写之特征是材料须直接由现实社会去调查搜寻，然后组织成篇，或加以批评意见。西洋记者都受过这种训练，要钻入社会中去访察材料，不容你随便拿起笔来，抄抄书乱放屁。从前美国记者AgnesSmedley 住上海，这位美国姑娘才厉害哩！她不会说中国话，但是不到几个月，已写成上海工厂生活之大文，竟有许多我们都还不知道的事实。她就是跑，她不轻视外勤工作，所以她的材料是活的。
　　文笔好见解好的人，写出来自然好，因为他能抓到重要问题，而不失于琐碎，又能运用轻松笔调，写来叫人喜欢。譬如西洋ArthurRansome，WalterDuranty便是此类有学问有思想的上乘记者，他们的文章声价非常之高。本刊登过的《王德林》、《牙行》、《马来人》及《斗行》诸篇便属于特写性质。随举一二题目，如《古北口之战》、《我入关的经验》、《今日之青岛》、《易培基之行踪》、《一年来之江民声》便是，只要大家有好脚腿，肯跑，便有文章可做。
　　（二）辟“西洋杂志文”一栏。从下期起，取消“译丛”，而添此栏，每期四五千字。宗旨：A、叫许多不懂洋文的人也可看到西洋杂志文；B、叫人看西洋杂志文之体裁笔调及材料是怎样个样式。我们不管文学不文学，此栏并不要介绍西洋文学，只是叫人见识见识西洋杂志是怎样有益而且有味与社会人生有关之文字。要想投稿的也可以来。
　　话虽这样说，非破除文人阶级，等到中国的银行经理、救火队长、教育行政官、书店老板、流氓瘪三、狱卒监犯都肯撰稿，我这理想终久不会实现。
　　今日杂志文一大毛病就是：文人笔力太好而脚腿太坏。
　　原载1934年10月20日《人间世》第14 期，原题《关于本刊》
　　且说《宇宙风》
　　“二三诸女，已能做大鞋否？”此一代名臣曾国藩家书语也。夫以掌天下之权衡之中兴名将，不谈国事，不讲仁义，乃拳拳不忘于诸女做大鞋，弟辈养猪种竹，腐儒必讥其迂，今人必斥其不革命，但天地之大，何所不容？
　　人情事理，何止一端？孔子见朝燕居，本来不是一副面孔。忠臣思君固可，慈父教女做鞋亦无不可。今人抒论立言文章报国者滔滔皆是，独于眼前人生做鞋养猪诸事皆不敢谈，或不屑谈，或有谈之者，必詈之为不革命，为避开现实，结果文调愈高，而文学离人生愈远，理论愈润，眼前做人道理愈不懂。
　　这是今日不新不旧不东不西不近人情的虚伪社会所发生的虚伪文学现象，而《宇宙风》之所以刊行于世。
　　文学不必革命，亦不必不革命，只求教我认识人生而已。孔子亵裘长，短右袂，与仁无与；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与义无与；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与礼无与；不得其酱不食，不撤姜食，与智无与。四者无与，而仍不失为孔子。吾人不幸，一承理学道统之遗毒，再中文学即宣传之遗毒，说者必欲剥夺文学之闲情逸致，使文学成为政治之附庸而后称快，凡有写作，猪肉熏人，方巾作祟，开口主义，闭口立场，令人坐卧不安，举指皆非，右袂不敢谈，寝衣亦不敢谈，姜酱更不敢谈，若有谈食精脍细者，必指为小市民意里奥罗基（bourgeois ide-ology——编者）而怒骂之。做人如此，只好退入蜗牛壳。这只是思想未成熟青年一斑之见，欲以一主义独霸天下，以一名词解决人生一切问题。殊不知人生不如此简单，可尽落你名词壳中。文学亦有不必做政治的丫环之时。故此文学观吾无以名之，名之曰“不近人情的文学观”。其文不近情，其人亦近情。人已不近人情，何以救国？
　　实则古人何尝如此，西洋人亦何尝如此？古人要人人安居乐业，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而后天下太平。西洋人要人人尽情工作，尽情作乐，皆所以得人情之正。现代人生观是诚实的，怀疑的，自由的，宽容的，自然主义的。
　　现代中国人的人生观，承理学道统之遗毒，仍是虚伪的，武断的，残酷的，道学的，坐禅式的，真有朱子“一闻钟声便觉此心把握不住”之慨。然不有现代人生观，何以为现代人？况且宋朝理学将心把握得住之时，遂发现有缠足之风大盛及提倡贞女烈妇，禁止寡妇再嫁等不近人情的人生观。愈道学，去孔子之近情哲学愈远。
　　即以通行文体而论，也是不近人情。故也是非现代的。时行白话作势装腔甚于文言。“他是触到了难比的深度同阔度”是何鬼话？”而今日即被他们利用来掩盖同活生生的现实的雄姿的工具了”是何屁话？一人行文，不肯平淡，不肯通俗，徒以搬弄辞藻为能事，以炫其实，与做艰深古文者何别？
　　故今日杂志虽多，而近情可读之文章极少。所谈既皆乏味，文体尤为艰涩。
　　西洋杂志文已演出畅谈人生之通俗文体，中国若要知识普及，也非走此条路不可。杂志之意义，在能使专门知识用通俗体裁灌入普通读者，使专门知识与人生相衔接，而后人生愈丰富。
　　《宇宙风》之刊行，以畅谈人生为主旨，以言必近情为戒约；幽默也好，小品也好，不拘定裁；议论则主通俗清新，记述则取夹叙夹议，希望办成一合于现代文化贴切人生的刊物。正是以庆幽默之成功，无论何种写作，皆可有幽默成分夹入其中，如此使幽默更普遍化。所以不专谈救国，也不是我们不愿救国，只是不愿纸上谈兵。若有人相信此时之国尚系纸上空谈之所能救，不妨投稿他处谈谈，我们也很愿意看。此外也别无成见。惟有矫情君子理学余孽，必诛无赦。我们誓以此刊与新旧道学作战，若有新旧八股先生戴方巾阔步高谈而来，必先以冷猪肉招而诱之，而后痛打之。
　　原载1935年9月16日《宇宙风》第1 期，原题《且说本刊》
　　与又文先生论《逸经》
　　又文兄：
　　你办《逸经》我甚赞成。即使没有别的原因，单看目前《人间世》第四十二期出版一个月我应得的几本尚未送到，而北四川路至愚园路并不很远，——这就可以令人明白我何以主张办报非自己办不可。
　　《逸经》与《人间世》性质不同，而却有相同之点。中国人素来皆自认为前进，他人皆落后，自己是爱国，他人皆消闲，因此凡做一事，必有许多人起来任义务检查员，给你指出迷途，归入正路。大概态度以为这个国唯有他才可以救。政治家文学家皆是如此，何其不自量也！所以言幽默，便有人说这是《笑林广记》；言小品文，便有人说这是恢复古式的笔记；言“闲适”
　　笔调，便有人说这是“消闲”；言明末文人反对摹仿文学，便有人说这是叫人摹仿明人。这一类高明的批评家，理论只能如此，你哪里去同他辩？现在你出来办《逸经》，高明的义务检查员看来自然又有话可说了，而可以批评《人间世》者批评《逸经》。“逸”字与“闲”字相近，而“闲”字与“消闲”相近，而“消闲”、“有闲阶级”又与“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相近，其弊类《文通》作者不应姓马，此其一。《人间世》提倡小品文便是笔记，而《逸经》载野史轶闻亦便是恢复笔记，此其二。所以我想在这小品文与笔记用法上面说说几句话。
　　高明的批评家，似乎不曾查到笔记体裁可以别开生面，小品文范围用途也可以发展扩充，犹如高明的批评家梦想不到幽默也可于茶余酒后之外别有启迪灵知润饰文章助长思想之用途，《人间世》提倡小品文笔调，以谈话腔调入文，而能为此笔调者尚少。愚见以为西文所谓谈话（娓语）笔调可以发展而未发展之前途甚为远大，并且相信，将来总有一天中国文体必比今日通行文较近谈话意味，以此笔调可以写传记，述轶事，撰社论，作自传，此则专在当代散文家有此眼光者之势力。此种笔调甚平易而实亦甚难，非“健谈”者写来便薄弱，无气力，而“健谈”岂易事哉？芥兰菜炒牛肉片人人会炒，而炒得老嫩相宜耐人咀嚼，岂是易事？
　　兹本此义，姑以愚见以为可发展之几点说说。
　　（1）斯脱奇Lytton Strachey 以小品闲散笔调作传记，在传记学中别开生面，似小说，似史实，于叙事之中加以幻想，于议论之中杂以轶闻，此有可采者一。中国人做传记太幼稚了；史论太道学，传记太枯燥，少能学太史公运用灵活之笔，百忙中带入轻笔，严重中出以空灵，所以中国传记技巧上极其幼稚。你想道学先生替人家做墓志铭，哪里懂得什么空灵细腻？今日读不到一本好的《袁子才传》、《金圣叹传》、《苏东坡传》、《曾国藩袁世凯传》，——即是有也都是考证家戴玳瑁眼镜的玩意，哪里会有一点文学意味？今日可作的传记很多，若李鸿章，若曾国藩，若张宗昌，若徐树铮，何一不可运用生花之笔做一本极好传记？
　　（2）轶事等于西洋anecdotes，扩充起来便是episodes 而成为成段的描写。中国人记笔记的伎俩，我最反对，一事仅仅一段十几行二三百字便完，这都是文言之束缚所致。我的意思是：除了不分类，不整理，无议论，无描写的零乱随笔以外，也应用白话写出较可读较生动的成段文字。一段轶事至少可以写成一二千字在篇文章。我看此刻新闻记载，还不是“陈仓暗渡”、“珠胎暗结”的老套，哪有什么生动的描写？中国这种散文非弄得他灵活一点不可。大家少写史论，与其于千百年后评古人某者“自知不明”，某者“自信不笃”，替古人做训育主任，还不如用心理学的知识与文学的技巧把他写成一段体贴入微的心理素描。以体会代武断，以心理代道学，譬如骂秦桧骂严嵩者多矣，但是谁曾写出秦桧的心理来？古人鄙夷小说为稗官小道，今人既然承认小说是文学，何妨运用小说解剖心理之技术入于笔记？
　　（3）时评及时事记载今日都不见得有人用闲谈笔调写出。我不是说记载必不可严谨板重，然而于严谨板重之外，不妨别开生面，化板重为轻松，变严谨为幽默。最好的例，便是纽约的《泰晤周刊》（Time Magazine，非《泰晤士日报》）。此刊数年前为大学毕业青年所创办，即以纯粹口语及闲谈笔调叙述国家大事及时闻。一用此笔调便有许多材料严重记载所以不能用者可以列入。同时持负责态度，求不失实，不似一般小报。《泰晤周报》风行一时，销路六十万，便是因为他的记载特别灵活，人家读得下去。细想今日一切文字所以如此板重枯燥，都因有鬼吓煞人也。写作方面，有学究鬼，有考证鬼；批评方面，有刻薄鬼，有道学鬼。左派言古代幽灵复活，我言古代幽灵向来就不曾死去也。吾甚愿见文笔轻巧而内容负责不失实的时事记载各地通信，《逸经》可勉于斯否？
　　原载1936年3月5日《逸经》第1期
　　中国杂志的缺点
　　——《西风》发刊词
　　《西风》与世人相见在《宇宙风》之后，而发端在《宇宙风》之前。我每读西洋杂志文章，而感其取材之丰富，文体之活泼，与范围之广大，皆足为吾国杂志模范。又回读我国杂志，而叹其取材之单调，文体之刻板，及范围之拘束，因愤而有起办《西风》之志。所愤者何？一、愤吾国文人与书本太接近，与人生太疏远，几乎书本之外，不知有所谓学问。敷陈事理多，而观察现实少，发挥空谈多，而叙述经验少，时或标榜主义，以为争名角胜之场，虽一时闹得满城风雨，于社会人生无与也。至于宇宙一大学堂，社会一大典籍，全然不看。尝闻有经济学博士，学成归国，或询以西洋经济现状，曰，吾念书太忙，未暇研究；又询以中国经济问题，曰，吾初回国，尚未留心。文人如此，杂志何能脱离抄书窠臼？故中国杂志长于理论而拙于写实，其弊在于空浮，而杂志反映人生这功遂失。二、愤文人之架子十足，学者之气味冲天，摛翰濡墨之际，摇头挠腮，吟哦自得。加以文字传统之束缚，道学传统之压迫，使行文者全失自然之神趣。好高骛远，不着边际，少有由衷之言，必得之见。据笔直书者，文字既然呆直，思想更加因袭，少有突破重围，发为独特清新之论者。故中国杂志格调高而神趣失，其弊在于板重。三、愤文字成为读书阶级之专技，非文人决不投稿杂志，事业家不为也。于是撰述乃成书办吏役之专长。西洋书报撰著者银行家有之，陆军大将有之，探险家有之，狱吏狱犯亦有之。藉是西洋杂志范围亦随之而广大。在中国既以一切撰述委之文人，而撰述亦遂成一艺无成之文人之逃荒地。无怪乎社会初则以撰述委之文人，继则以此而鄙视文人之撰述。吾编《人间世》时，提倡“特写”，提倡“西洋杂志文”，即本此意。然非另办杂志，专译西洋杂志文字，不足以见中西杂志文字与内容相差之巨，而为将来中国杂志辟一蹊径。其未办《西风》者，非虑西洋杂志缺乏精彩文字供吾翻译，特以精力有限，筹备未熟耳。兹得黄嘉德、黄嘉音昆仲，赞成斯旨，乃从旁怂恿出而主编，此今日《西风》之所以出世也。西风东渐，不自今日始，翻译西洋报章，林则徐、魏默深早已提倡在先。特今日所见翻译西报文字，又皆犯格调太高之病，不曰介绍西洋文学名著，便讲西洋政治经济，而对于西洋人生社会家庭风俗，不屑谈亦不能谈也。长此下去，文学何能通俗，杂志何能普及，终成文人之玩意，你读我的我读你的而已。吾辈同人，向不知西洋文学为何物，独于西洋人生之甘苦，风俗之变迁，家庭之生活，社会之黑幕，谈之不厌，且谓从此可更亲切认识西洋文化之真面目。较之高谈阔论“巴尔干形势之鸟瞰”而不识巴尔干地图之流，其志趣之高下为何如也。
　　原载1936年9月1日《宇宙风》第24期
　　所望于《申报》
　　《申报》在中国有六十余年的历史，有上十万的销路，在中国可谓资格最老势力最厚的大报。在一国的大报中，我们就可看见国内时下文化之程度及读者之精神上需要，因报纸之内容总是应时代之转变及读者之好恶而时时演化的。美国之有《纽约泰晤士报》及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不但是美国报界之光荣，也是美国一般社会之光荣。在这新中国建设时期，我们不希望大家阔论高谈，只希望大家将手头的事做好，社会上各种事业有改进的现象。谁能替上海办一进步的中学，其功在千篇的救国策之上。因为中国将来要进步是要这样进步的，不在政治上，而在普通社会上努力。在这样观点上，《申报》是使我们失望的，因为我们对它的期望愈大，所以对它的督责愈严。也是因为他报所办不到的。以它雄厚的资本可以办到。兹随举数端为例。《申报》编法对于广告地位似乎无一不可退让，而对于新闻地位，则悉可通融。去年看见第一张第三版让出一页紧要新闻地位，除两旁几行的地位外，是绝对不让广告侵犯的。乃因此地位为登广告者所争夺，近渐见其阵势动摇，壁垒不完了。且查各版排法，亦纯以广告为本位，以新闻为补白。
　　本来在编辑上有系统，以广告与新闻地位截然划开，或居上，或居下，只要不自乱其例，对广告家是有法对付的，而广告收入也不会受影响。其次，小品副刊二三种，自相重复，虽然各有不同，而在一报编制止，似太说不过去，使人疑心《申报》有缺乏材料、以小品文字作广告陪嫁丫头之嫌。第三，以“自由谈”而论，今天见第四张，明天见于第五张，或前或后，或上或下，且第五张自身之叠法，就没一定。这未免太不为读者着想了。第四，特约通信太不注意，即使偶而有之，也不精彩，特约通信应由有名记者拿定题目，出发各地，搜访材料，然后写成篇章，可有议论，有记述，有严肃，有幽默，只要作者文字优美，读来有味有益，可以引人入胜。在小规模的日报，我们不便责备，而以资本雄厚之《申报》，不在这方着想，未免有对不住国民、对不住读者的地方。第五，国外大报皆有书评，良以出版最形活跃，日报读者必赖报纸之介绍指导，所以国外大报都载极有价值的书评，而《申报》阙如。最近辟“出版界”一栏，只是一个开端，应该扩充，以符《申报》读者之望。第六，“读者论坛”在国外或本国报上，占极重要地位，是给本市市民发表意见的，其范围多注重本市市政之改良，或临时发生问题，以供大家公开讨论。这是关于市民生活重要的一项（《字林西报》“读者论坛”就是发表这种通信）。这栏做的好，可以使本市生活时时改良，有时也可以得到十分活泼的争辩。这一栏是文明社会文明国民应有的“言路”，在此栏中也可看出一般市民的知识程度。本篇文字正是日报上应有的读者通讯栏的性质，因为本篇是以上海一居民的资格说话的。德谟克拉西不德谟克拉西，就是看我们中国市民能不能对于公共事业，加以督察？
　　原载1935年10月16日《宇宙风》第3期
　　《申报》的医学副刊
　　《申报》的医学副刊本来是为滩浪医生之利益而设的，而非为《申报》读者之利益而设的，这是日月经天毋庸讳言的事实。其所灌输与读者的“健康常识”，最注重白浊、白带、遗精、早泄、淋病，及其他与便药销路有关的疾病，这也是明眼读者早已鉴别的，我也不来累赘。只因一来还看得起《申报》，看它这六十多年资格的报界先进似应负起报界先驱的责任，不可自甘堕落；二来，我因要看出版广告，不得不订阅《申报》，天天看到这种副刊，替《申报》难受；三则近来越闹越不成话，一家报馆出了四种同类副刊，这在一个报的编例，太讲不过去了。所以我还要说几句话。计我收藏起来的，有五月三日之《青春生活》，次日星期一之《健康之路》，又次两日星期三之《现代医药专刊》，不想今天五月十二又发现素来不甚注意的《申报医药专刊》。论其内容，惟有后者稍微成样，其余都是变相的广告而已。西洋医师道德，各人自重，不肯滥登广告，中国这种“职业道德”尚未形成，也不必苛求。这且不去管他。将来有碍职业道德之事，还得待像西洋已有的一种医师协会自己出来取缔。这样的医道之尊严，自会逐渐提高。一方面，极希望中国医学会出来担任这医学卫生常识的副刊，真正灌输康健卫生常识及无所为的宣传，一面排斥欺人的便药，一面纠正庸医恃以恐吓青年之瞎说，而灭除这种瞎说所引起心理上的遗害。比如青年最需要性病及性卫生之常识，但不科学的宣传之害比****还大；犯****者因受广告之张大其辞的恫吓所发生心理上的恐慌比****为害尤烈，这是现代医学所公认的。卖便药者必先张大其辞说性病之害，然后便药卖得出去，与和尚必先极力形容十八层地狱之可怕，然后有人烧香，原是一样道理。《申报》这种便药广告，是利益读者，还是遗害读者，主持报务者不乏老成持重之有心人，请详思之。
　　原载1936年6月1日《宇宙风》第18期

《林语堂书话》 下 钱谷融 主编 陈子善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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