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书话》 上 钱谷融 主编 陈子善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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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书话
主编 钱谷融
陈子善 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前记
林语堂（1895—1976）学贯中西，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屈指可数又卓有成就的双语作家。他早期主要用中文写作，中期主要用英文写作，晚年又回复中文写作，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都堪称风靡一时，影响久远。林语堂一生致力于“中西文化融合”，具体而言，就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特别是在把中国儒家文化赋予新的内涵，“把渊深的中国文化通俗化了介绍给世界”（曾虚白语）方面，贡献甚大。林语堂这种独特的中西文化观，不仅体现在他众多的英文小说、传记和文化评论、中英文文学和语言学研究，以及中英文散文和杂文等作品之中，同样不同程度的体现在他的中英文书评、序跋、读书随笔和编刊札记，也即我们现在广义的称之为“书话”的作品之中。
在有名的《八十自叙》里，林语堂说过如下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指林语堂自己——笔者注）什么都看。希腊、中国和现代作家的作品：宗教、政治、科学，无所不包。爱读《纽约时报》的“标题”栏和《伦敦时报》的第四社评；也爱看“花边”新闻和科学、医药新闻；看不起一切统计学——视为探求真相的一种不完全的办法，也看不起一切学院术语——视为缺乏精细了解的掩饰之道。
由此应可明了林语堂读书求学的路径。在林语堂，只有不可解之人，没有不可读之书。他读书又多又杂，与周氏兄弟颇为相似。但他不像周氏兄弟那样有日记存世，在他漫长而又多姿多彩的文字生涯中到底购读了多少中外书刊，恐怕已经无法确切统计了。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既是林语堂著述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儒家经典他当然潜心研读并“引起无限沉思想象”。但他对“发抒性灵”的明清小品更情有独钟，乃至不遗余力地倡导“小品文”，因而遭到三十年代文坛左翼人士的批评。他虽是“新文学”阵营之重要的一员，但他也喜爱鸳鸯蝴蝶派的才子佳子小说，公开撰文推介《蓝田女侠》和《花田金玉缘》即为突出的一例。
而自《圣经》起，经莎士比亚到伍尔芙的庞大繁杂的西方文学经典，林语堂也广泛涉猎，一部《新的文评》的编选，足见他对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的熟稔和识见。可喜的是，这些完全个性化的阅读和著述方式，在林语堂的书话文字中也都有生动的展示。
与林语堂的其他文字一样，他的书话有一份作者的真实性灵在。林语堂的书话，哪怕是比较规矩的论评，也不板起面孔，端起架子，令人望而生畏，而是如至友对谈，推诚相与，亲切会心，意到笔随却又自成一说，颇有大品的分量，小品的味道。用林语堂自己的话说，那就是“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善拉扯，带情感，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士谈心，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欲罢不能，欲删不得，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也许你会不同意林语堂书话中的一些观点，但你不能不承认，读他的书话是一种愉快的“发现”经验，可以容你尽情深入思索（假如你有思索的资源的话）。他的书话极具文化素养，是有学问、有见地，又属于好文章的一种性灵文字。
一九九四年秋，笔者应邀到台北参加林语堂诞生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题曰“三十年代自由主义文学的代表——林语堂”，这是笔者涉足林语堂研究的开始。虽然早在八十年代初，笔者就读过林语堂早期名著《剪拂集》和《大荒集》，以及晚年的《无所不谈合集》，但因已有别的研究课题，对林语堂的作品只是爱好而已，远谈不上系统的研究。而今承浙江人民出版社美意，又蒙林太乙先生惠允，编选这部《林语堂书话》，总算可以稍稍弥补这个缺憾了。
应该指出，这部《林语堂书话》并不是林语堂书话文字的首次结集。在此之前，已有有心人编过《林语堂书评序跋集》这样的书。本书的不同之处在于：一、编选范围更广，编排体例更费斟酌；二、为了完整表现林语堂书话的特色，不节录，不摘编，都是全文照录；三、尽可能根据最初刊本校勘。
全书分为“读书种种”、“学问与智趣”、“小说谭”、“辞书纪事”、“书林叙录”、“书与人”、“著译自述”和“编辑滋味”八辑。除了译著如《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中的有关章节，以及二、三篇尚未找到的英文序跋外，林语堂的书话文字已大体尽于此矣。不过，过于专门的，如《读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书后》、《再论〈歌戈鱼虞模古读考〉》等文，虽在古音学研究上很重要，限于篇幅，也只能割爱。
林语堂著作等身，又是长期使用双语写作，以至他的作品，特别是他自己所看重的“文字精华所在”的英文作品中译本的出版，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甚至真赝糅杂，十分混乱。他晚年自编过一份中英文著译书目，但也只是取其荦荦大端，遗漏不少。目前所能见到的较具规模的林语堂作品集有两种，一种为《林语堂经典名著》（1986 年4 月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初版），另一种为《林语堂名著全集》（1994 年11 月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初版），均有明显的不足，前者更是错误百出，如把他人的翻译的《彷徨飘泊者》（英文独腿诗人W.H.戴维斯著）误作林语堂的译文收入书中，等等。因此，编订一部搜寻齐全的林语堂全集（含全部中文、英文著作和英文著作的可靠中译）还有待海内外林语堂研究者的共同努力。这部《林语堂书话》只能在书话文字的范围内尽可能做些挖掘增补工作，《谈画报》、《〈水浒〉西评》、《关于〈京话〉》、《〈人间杂记〉序》、《林如斯译〈唐选诗译〉序》、《谈郑译〈瞬息京华〉》、《怎样研究英语》等文都是不为人知的林语堂逸文，首次编入他的作品集。此外，入选的林语堂英文作品的中译，也尽量选用林语堂生前认可的译本，如无，则只能择善而从了。
几十年来，林语堂著作刊印种数不可胜记，版本亦夥，却鲜有校勘精良的本子，如今能够从旧报刊中找见的文字也多有鲁鱼亥豕之误。尤其是林氏英语作品之汉译，多由他人操觚，其汉语专名的回译颇成问题。如收入本书的《〈中国传奇小说〉英文本前记》一文，译者据拼音臆断，竟将唐代段公路所撰《北户录》译作《背葫芦》，将宋代朱辅所撰《溪蛮丛笑》译作《七蛮丛夏》。仅此一例，书中文字校理之艰巨可想而知。本人受托编辑此书，很想搞出一个像样的本子，然心有所向而才力不逮，且编事初竣，即赴日本讲学，亦未暇细审。幸赖绿林书房同仁善为审理校订，厘正多多。值此付梓之日，特志谢意。
是为编者记。
陈子善
一九九八年一月于日本东京都立大学
●总序
钱谷融
称之为“书话”的一类文字，现在写的、读的和谈的人渐渐多起来了。
但是，如果要考究这种文体究竟起于何时，创于何人，或初见于何书，倒又没有一定之说。包括“书话”的名目，其始用和沿袭的源流，似乎同样的不甚明白。恐怕它与其他各种文体一样，是经过不短的历史而逐步形成的吧。
中国自古就有为书籍（藏书）写题跋的传统。题跋的形式一般都比较简短，内容则相应广泛，诸如版本、装帧以及购藏经过，读后的印象、心得之类，都有所涉及。甚至也有借题发挥地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社会风习发些议论的。可谓不拘一格，最为灵活自由。大凡爱书的人每得一种新书，在诵读赏玩之余，总不免要随手写上一些有关该书的话题。这种文字可能也就是后世所谓书话的发端。但较之于传统的题跋，现在的书话在写法上大多更侧重于对书的内容、义理的品评、阐发，这也是势所必然，因为传统题跋中的某些重要话题，如版本等，对于晚近新刊书籍来说，几乎已经无话可说了。
这从一个方面也可以说明，“书话”的文体和内容有其因时代不同而变化的特点。不过，作者的手眼和品性的高低，在书话中却是一目了然的。
书话看似学术中的小品，其实也是很难写好的。它首先要求作者有丰富的读书经验。读书不多，就无以鉴别书的品质优劣。勉强议论，往往无的放矢，不得要领，而这又与作者的学识有关。书话贵在体现作者独到的品书心得，不仅提供有关书的知识，而且也需研求学问，抒发一己之见。即使是对事实、材料的陈述，也能见出作者辨析、取舍的独出心裁。所以，书话中的高手，往往也就是学问上的大家。博约精审，同样可以作为书话作者的基本要求。此外，书话的行文虽无一定之规，但严格说来，也有相当的约束。立言有据，言简意赅，阐明书品，指示路径，这应该是书话的文体精神。空发议论，枝蔓无度，则是书话的大忌。书话自然也得有情趣，能使人从字里行间品味作者的性情，体会到读书的愉快。但这往往是由一词一句引人会心一笑，如果一味铺陈，专事抒情，即使文字颇为耐读，却也大失书话的旨趣了。
近代学者中，可称以“书话”名家者，有叶德辉、傅增湘、周作人等人，但更多的则是在专门著述之余，以题跋、序文、札记、叙事等形式，留下了极为可观的书话作品。如这里收录的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林琴南、刘半农、蔡元培、顾颉刚诸人，都是其中彰明较著者。在作者本身，或许对此并不经意，但对现今的读者来说，仍不乏裨益。从中既可领略近人的学术境界、品书趣味，也能看出书话这种文体在近代的流变。
我平时虽然也很喜欢读题跋、书话一类的文字，却并不是此道中人。现在浙江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这套《近人书话系列》，又有主编之命，且嘱为序，自感庸陋，深以任非其人为惭，但盛情难却，不得不敬献绵薄稍尽襄助之责，故略陈鄙见，以就教于广大读者。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日
●林语堂书话
◇读书种种【近人书话】
读书的艺术
诸位，兄弟今日重游旧地，以前学生生活苦乐酸甜的滋味，都一一涌上心头。不但诸位所享弦诵的快乐，我能了解，就是诸位有时所受教员的委屈磨折，注册部的挑剔为难，我也能表同情。兄弟今日仍在读书时期，所不同者，不怕教员的考试，无虑分数之高低，更无注册部来定我的及格不及格，升级不升级而已。现就个人所认为理想的方法，与诸位学友通常的读书方法比较研究一下。
余积二十年读书治学的经验，深知大半的学生对于读书一事，已经走入错路，失了读书的本意。读书本来是至乐之事，杜威说，读书是一种的探险，如探新大陆，如征新土壤；佛兰西也已说过，读书是“魂灵的壮游”，随时可以发见名山巨川，古迹名胜，深林幽谷，奇花异卉；到了现在，读书已变成仅求幸免扣分数留班级一种苦役而已。而且读书本来是个人自由的事，与任何人不相干，现在你们读书，已经不是你们的私事，而处处要受一些不相干的人的干涉，如注册部及你们的父母妻室之类。有人手里拿一书本，心里想我将何以赡养父母，俯给妻子，这实在是一桩罪过。试想你们看《红楼》、《水浒》、《三国志》、《镜花缘》，是否你们一己的私事，何尝受人的干涉，何尝想到何以赡养父母，俯给妻子的问题？但是学问之事，是与看《红楼》、《水浒》相同。完全是个人享乐的一件事。你们若不能用看《红楼》、《水浒》的方法去看哲学史、经济学大纲，你们就是不懂得读书之乐，不配读书，失了读书之本意，而终读不成书。你们能真用看《红楼》、《水浒》的方法去看哲学，史学，科学的书，读书才能“成名”。若用注册部的方法读书，你们最多成了一个“秀士”、“博士”，成了吴稚晖先生所谓“洋绅士”、“洋八股”。
我认为最理想的读书方法，最懂得读书之乐者，莫如中国第一女诗人李清照及其夫赵明诚。我们想象到他们夫妇典当衣服，买碑文水果，回来夫妻相对展玩咀嚼的情景，真使我们向往不已。你想他们两人一面剥水果，一面赏碑帖，或者一面品佳茗，一面校经籍，这是如何的清雅，如何得了读书的真味。易安居士于《金石录后序》自叙他们夫妇的读书生活，有一段极逼真极活跃的写照。她说：“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收藏既富，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日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你们能用李清照读书的方法来读书，能感到李清照读书的快乐，你们大概也就可以读书成名，可以感觉读书一事，比巴黎跳舞场的“声色”，逸园的赛“狗”，江湾的赛“马”有趣。不然，还是看逸园赛狗，江湾赛马比读书开心。
什么才叫做真正读书呢？这个问题很简单，一句话说，兴味到时，拿起书本来就读，这才叫做真正的读书，这才是不失读书之本意。这就是李清照的读书法。你们读书时，须放开心胸，仰视浮云，无酒且过，有烟更佳。现在课堂上读书连烟都不许你抽，这还能算为读书的正轨吗？或在暮春之夕，与你们的爱人，携手同行，共到野外读《离骚》、《诗经》，或在风雪之夜，靠炉围坐，佳茗一壶，淡巴菰一盒，哲学经济诗文史籍十数本，狼藉横陈于沙发之上，然后随意所之，取而读之，这才得了读书的兴味。现在你们手里拿一书本，心里计算及格不及格，升级不升级，注册部对你态度如何，如何靠这书本骗一只较好的饭碗，娶一位较漂亮的老婆--这还能算为读书，还配称为“读书种子”吗？还不是沦为“读书谬种”吗？
① 此为十月二十六日为圣约翰大学讲稿。后得光华大学之邀，为时匆促，无以应之，即将此篇于十一月四日在光华重讲一次。——原注。
有人说，如林先生这样读书方法，简单固然简单，但是读不懂如何，而且成效如何？须知世上决无看不懂的书，有之便是作者文笔艰涩，字句不通，不然便是读者的程度不合，见识未到。各人如能就兴味与程度相近的书选读，未有不可无师自通，或事偶有疑难，未能遽然了解，涉猎既久，自可融会贯通。试问诸位少时看《红楼》、《水浒》何尝有人教，何尝翻字典？你们的侄儿少辈现在看《红楼》、《西厢》，又何尝须要你们去教？许多人今日中文很好，都是由看小说史记得来的，而且都是背着师长，偷偷摸摸硬看下去，那些书中不懂的字，不懂的句，看惯了就自然明白。学问的书也是一样，常看下去，自然会明白；遇有专门名词，一次不懂，二次不懂，三次就懂了。
只怕诸位不得读书之乐，没有耐心看下去。
所以我的假定是学生会看书，肯看书；现在教育制度是假定学生不会看书，不肯看书。说学生书看不懂，在小学时可以说，在中学还可以说，但是在聪明学生，已经是一种诬蔑了。至于已进大学还要说书看不懂，这真有点不好意思吧！大约一人的脸面要紧，年纪一大，即使不能自己喂饭，也得两手拿一只饭碗硬塞到口里去，似乎不便把你们的奶妈干娘一齐都带到学校来给你们喂饭，又不便把大学教授看做你们的奶妈干娘。
至于“成效”，我的方法可以包管比现在大学的方法强。现在大学教育的成效如何，大家是很明了的。一人从六岁一直读到二十六岁大学毕业，通共读过几本书？老实说，有限得很。普通大约总不会超过四五十本以上。这还不是跟以前的秀才举人相等？从前有一位中了举人，还没听见过《公羊传》的书名，传为笑话。现在大学毕业生就有许多近代名著未曾听过名字，即中国几种重要丛书也未曾见过。这是学堂的不是，假定你们不会看书，因此也不让你们有自由看书的机会。一天到晚，总是摇铃上课，摇铃吃饭，摇铃运动，摇铃睡觉。你想一人的精神是有限的，从八点上课一直到下午四五点，还要运动，拍球，哪里还有闲工夫自由看书呢？而且凡是摇铃，都是讨厌，即使摇铃游戏，我们也有不愿意之时，何况是摇铃上课？因为学堂假定你们不会读书，不肯读书，所以把你们关在课堂，请你们静坐，用“注射”、“灌输”的形式，由教员将知识注射入你们的脑壳里。无如常人头颅都是不透水的，所以知识注射普通不大成功。但是比如依我方法，假定你们是会看书，要看书，由被动式改为发动式的，给你们充分自由看书的机会。这个成效如何呢？间尝计算一下，假定上海光华、大夏或任何大学，有一千名学生，每人每期交学费一百元，这一千名学费已经合共有十万元。将此十万元拿去买书，由学校预备一间空屋置备书架，扣了五千元做办公费（再多便是罪过），把这九万五千元的书籍放在那间空屋，由你们随便胡闹去翻看，年底拈阄分配，各人拿回去九十五元的书，只要所用的工夫与你们上课的时间相等，一年之中，你们学问的进步，必非一年上课的成绩所可比。现在这十万元用到哪里去，大概一成买书，而九成去养教授，及教授的妻子，教授的奶妈，奶妈又拿去买奶妈的马桶，这还可以说是把你们的“读书”看做一件正经事吗？
假定你们进了这十万元书籍的图书馆，依我的方法，随兴之所至去看书，成效如何呢？有人要疑心，没有教员的指导，必定是不得要领，杂乱无章，涉猎不精，不求甚解。这自然是一种极端的假定，但是成绩还是比现在大学教育好。关于指导，自有编成指导书及种种书目。如此读了两年可以抵过在大学上课四年。第一样，我们须知道读书的方法，一方面要几种精读，一方面也要尽量涉猎翻览。两年之中能大概把二十万元的书籍，随意翻览。知其书名作者内容大概，也就不愧为一读书人了。第二样，我们要明白，学问的事决不是如此呆板。读书必求深入，而欲求深入，非由兴趣相近者入手不可。
学问是每每互相关连的。一人找到一种有趣味的书，必定由一问题而引起其他问题，由看一本书而不得不去找关系的十几种书，如此循序渐进，自然可以升堂入室，研磨既久，门径自熟；或是发见问题，发明新义，更可触类旁通，广求博引，以证己说，如此一步一步的深入，自可成名。这是自动的读书方法。较之现在上课听讲被动的方法，如东风过耳，这里听一点，那里听一点，结果不得其门而入，一无所获，强似多多了。第三，我们要明白，大学教育的宗旨，对于毕业的期望，不过要他博览群籍而已（be a well-read man），并不是如课中所规定，一定非逻辑八十分，心理七十五分不可，而也不是说心理看了一百八十三页讲义，逻辑看了二百零三页讲义，便算完事。
这种的读书，便是犯了孔子所谓“今汝画”的毛病。所谓博览群籍，无从定义，最多不过说某人“书看得不少”某人“差一点”而已，哪里去定什么限制？说某人“学问不错”，也不过这么一句话而已，哪里可以说某书一定非读不可，某种科目是“必修科目”。一人在两年中翻览这二十万元的书籍，大概他对于学问的内容途径，什么名著杰作版本、笺注，总多少有一点把握了。
现在的大学教育方法如何呢？你们的读书是极端不自由，极端不负责。
你们的学问不但有注册部定标准，简直可以称斤两的，这个斤两制，就是学校的所谓“七十八分”“八十六分”之类，及所谓多少“单位”。试问学问之事，何得称量斤两？所谓英国史七十八分，逻辑八十六分，如何解释？一人的逻辑，怎么叫做八十六分？且若谓世界上关于英国史的知识你们百分已知道了七十八分，世上岂有那样容易的事？但依现在制度，每周三小时的科目算三单位，每周两小时的科目算两单位，这样由一方块一方块的单位，慢慢堆叠而来，叠成多少立方尺的学问，于是某人“毕业”，某人是“秀士”了。你想这笑话不笑话？须知我们何以有此大学制呢？是因为各人要拿文凭，因为要拿文凭，故不得不由注册部定一标准，评衡一下，就不得不让注册部来把你们“称一称。”你们如果不拿文凭，便无被称之必要。但是你们为什么要文凭呢？说来话长。有人因为要行孝道，拿了父母的钱，心里难过，于是下定决定，要规规矩矩安心定志读几年书，才不辜负父母一番的好意及期望。这个是不对的，与遵父母之命媒灼之言恋爱女子一样的违背道德。这是你们私人读书享乐的事，横被家庭义务的干涉，是想把真理学问孝敬你们的爸爸妈妈老太婆。只因真理学问，似太渺茫，所以还是拿一张文凭具体一点为是。有人因为想要得文凭学位，每月可以多得几十块钱，使你们的亲卿爱卿宁馨儿舒服一点。社会对你们的父母说，你们儿子中学毕业读了三十本书，我可给他每月四五十元，如果再下二千元本钱再读了三十本书，大学毕业，我可给他每月八九十元。你们父母算盘一打，说“好”，于是议成，而送你们进大学。于是你们被称，拿文凭，果然每月八九十元到手，成交易。
这还不是你们被出卖吗？与读书之本旨何关，与我所说读书之乐又何关？但是你们不能怪学校给你们称斤两，因为你们要向他拿文凭，学堂为保持招牌信用起见，不能不如此。且必如此，然后公平交易，童叟无欺。处于今日大规模生产品（ mass production ） 之时期， 不能不划定商货之品类（standardization of products）。学问既然成为公然交易的商品，秀士、硕士、博士既为大规模生产品之一，自然也不能不“划定”一下。其实这种以学问为交易之事，自古已然。如子张学干禄；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未易得也。”关于往时“生员”在社会所作的孽，可参观《亭林文集·生员论》上中下三篇。
到了这个地步，读书与入学，完全是两件事了，去原意远矣。我所希望者，是诸位早日觉悟，在明知被卖之下，仍旧不忘其初，不背读书之本意，不失读书的快乐，不昧于真正读书的艺术。并希望诸位趁火打劫，虽然被卖，钱也要拿，书也要读，如此就两得其便了。
原载1931年2月《中学生》第12期
论读书①
本篇演讲只是谈谈本人对于读书的意见，并不是要训勉青年，亦非敢指导青年。所以不敢训勉青年有两种理由：第一，因为近来常听见贪官污吏到学校致训词，叫学生须有志操，有气节，有廉耻；也有卖国官僚到大学演讲，劝学生要坚忍卓绝，做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料想战国的土豪劣绅亦必好训勉当时的青年，所以激起孟子这样不平的话。第二，读书没有什么可以训勉。世上会读书的人，都是书拿起来自己会读。不会读书的人，亦不曾因为指导而变为会读。譬如数学，出五个问题叫学生去做，会做的人是自己脑里做出来的，并非教员教他做出，不会做的人经教员指导，这一题虽然做出，下一题仍旧非指导不可，数学并不会因此高明起来。我所要讲的话于你们本会读书的人，没有什么补助。于你们不会读书的人，也不会使你们变为善读书。所以今日谈谈，亦只是谈谈而已。
读书本是一种心灵的活动，向来算为清高。“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所以读书向称为雅事乐事。但是现在雅事乐事已经不雅不乐了。今人读书或为取资格，得学位，在男为娶美女，在女为嫁贤婿，或为做老爷，踢屁股或为求爵禄，刮地皮；或为做走狗，拟宣言；或为写讣闻，做贺联；或为当文牍，抄账簿；或为做相士，占八卦；或为做塾师，骗小孩……诸如此类都是借读书之名，取利禄之实，皆非读书本旨。亦有人拿父母的钱，上大学，跑百米，拿一块大银盾回家，在我是看不起的，因为这似乎亦非读书的本旨。
今日所谈，亦非指学堂中的读书，亦非指读教授所指定的功课。在学校读书有四不可。（一）所读非书学校专读教科书，而教科书并不是真正的书。今日大学毕业的人所读的书极其有限。然而读一部小说概论，到底不如读《三国》、《水浒》；读一部历史教科书，不如读《史记》。（二）无书可读因为图书馆极有限。（三）不许读书因为在课室看书，有犯校规，例所不许，倘是一人自晨至晚上课，则等于自晨至晚被监禁起来，不许读书。
（四）书读不好因为处处受注册部干涉，毛孔骨节，皆不爽快。且学校所教非慎思明辨之学，乃记问之学。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礼记》早已说过。
书上怎样说，你便怎样答，一字不错，叫做记问之学。倘是你能猜中教员心中要你如何答法，照样答出，便得一百分，于是沾沾自喜，自以为西洋历史你知道一百分，其实西洋历史你何尝知道百分之一。学堂所以非注重记问之学不可，是因为便于考试。如拿破仑生卒年月，形容词共有几种，这些不必用头脑，只需强记，然学校考试极其便当，差一年可扣一分。然而事实上与学问无补，你们的教员，也都记不得。要用时自可在百科全书上去查。又如罗马帝国之亡，有三大原因，书上这样讲，你们照样记，然而事实上问题极复杂。有人说罗马帝国之亡，是亡于蚊子（传布寒热疟）。这是书上所无的。
今日所谈的是自由的看书读书：无论是在校，离校，做教员，做学生，做商人，做政客，闲时的读书。这种的读书，所以开茅塞，除鄙见，得新知，增学问，广识见，养性灵。人之初生，都是好学好问，及其长成，受种种的俗见俗闻所蔽，毛孔骨节，如有一层包膜，失了聪明，逐渐顽腐。读书便是将此层蔽塞聪明的包膜剥下。能将此层剥下，才是读书人。并且要时时读书，不然便会鄙吝复萌，顽见俗见生满身上，一人的落伍，迂腐冬烘，就是不肯时时读书所致。所以读书的意义，是使人较虚心，较通达，不固陋，不偏执。
① 十二月八日复旦大学演讲稿，又同月十三日大夏大学演讲。——原注。
一人在世上，对于学问是这样的：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自认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大学生自以为心理学他也念过，历史地理他亦念过，经济科学也都念过，世界文学艺术声光化电，他也念过，所以什么都懂。毕业以后，人家问他国际联盟在哪里，他说“我书上未念过”，人家又问法西斯蒂在意大利成绩如何，他也说“我书上未念过”，所以觉得什么都不懂。到了中年，许多人娶妻生子，造洋楼，有身份，做名流，戴眼镜，留胡子，拿洋棍，沾沾自喜，那时他的世界已经固定了：女子放胸是不道德，剪发亦不道德，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读《马氏文通》是反动，节制生育是亡种逆天，提倡白话是亡国之先兆，《孝经》是孔子写的，大禹必有其人……意见非常之多而且确定不移，所以又是什么都懂。其实是此种人久不读书，鄙吝复萌所致。此种人不可与深谈。但亦有常读书的人，老当益壮，其思想每每比青年急进，就是能时时读书，所以心灵不曾化石，变为古董。
读书的主旨在于排脱俗气。黄山谷谓人不读书便语言无味，面目可憎。
须知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人很多，不但商界政界如此，学府中亦颇多此种人。然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在官僚商贾则无妨，在读书人是不合理的。
所谓面目可憎，不可作面孔不漂亮解，因为并非不能奉承人家，排出笑脸，所以“可憎”；胁肩谄笑，面孔漂亮，便是“可爱”。若欲求美男子小白脸，尽可于跑狗场、跳舞场，及政府衙门中求之。有漂亮脸孔，说漂亮话的政客，未必便面目不可憎。读书与面孔漂亮没有关系，因为书籍并不是雪花膏，读了便会增加你的容辉。所以面目可憎不可憎，在你如何看法。有人看美人专看脸蛋，凡是鹅脸柳眉皓齿朱唇都叫做美人。但是识趣的人若李笠翁看美人专看风韵，李笠翁所谓三分容貌有姿态等于六七分，六七分容貌乏姿态等于三四分。有人面目平常，然而谈起话来，使你觉得可爱；也有满脸脂粉的摩登伽，洋囡囡，做花瓶，做客厅装饰甚好，但一与交谈，风韵全无，便觉得索然无味。黄山谷所谓面目可憎不可憎，亦只是指读书人之议论风采说法。
若《浮生六记》的芸，虽非西施面目，并且前齿微露，我却觉得是中国第一美人。男子也是如是看法。章太炎脸孔虽不漂亮，王国维虽有一条辫子，但是他们是有风韵的，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简直可认为可爱。亦有漂亮政客，做武人的兔子姨太太，说话虽然漂亮，听了却令人作呕三日。
至于语言无味（着重“味”字），那全看你所读是什么书及读书的方法。
读书读出味来，语言自然有味，语言有味，做出文章亦必有味。有人读书读了半世，亦读不出什么味儿来，那是因为读不合的书，及不得其读法。读书须先知味。这味字，是读书的关键。所谓味，是不可捉摸的，一人有一人胃口，各不相同，所好的味亦异。所以必先知其所好，始能读出味来。有人自幼嚼书本，老大不能通一经，便是食古不化勉强读书所致。袁中郎所谓读所好之书，所不好之书可让他人读之，这是知味的读法。若必强读，消化不来，必生疳积胃滞诸病。
口之于味，不可强同，不能因我之所嗜好以强人。先生不能以其所好强学生去读，父亲亦不得以其所好强儿子去读。所以书不可强读，强读必无效，反而有害，这是读书之第一义。有愚人请人开一张必读书目，硬着头皮咬着牙根去读，殊不知读书须求气质相合。人之气质各有不同，英人俗语所谓“在一人吃来是补品，在他人吃来是毒质”。因为听说某书是名著，因为要做通人，硬着头皮去读，结果必毫无所得。过后思之，如作一场恶梦。甚且终身视读书为畏途，提起书名来便头痛。萧伯纳说许多英国人终身不看莎士比亚，就是因为幼年塾师强迫背诵种下的果。许多人离校以后，终身不再看诗，不看历史，亦是旨趣未到学校迫其必修所致。
所以读书不可勉强，因为学问思想是慢慢胚胎滋长出来。其滋长自有滋长的道理，如草木之荣枯，河流之转向，各有其自然之势。逆势必无成就。
树木的南枝遮荫，自会向北枝发展，否则枯槁以待毙。河流遇了矶石悬崖，也会转向，不是硬冲，只要顺势流下，总有流入东海之一日。世上无人人必读之书，只有在某时某地某种心境不得不读之书。有你所应读，我所万不可读。有此时可读，彼时不可读。即使有必读之书，亦决非此时此刻所必读。
见解未到，必不可读，思想发育程度未到，亦不可读。孔子说五十可以学易，便是说四十五岁时尚不可读《易经》。刘知几少读古文《尚书》，挨打亦读不来，后听同学读《左传》，甚好之，求授《左传》，乃易成诵。《庄子》本是必读之书，然假使读《庄子》觉得索然无味，只好放弃，过了几年再读。
对《庄子》感觉兴味然后读《庄子》，对马克斯感觉兴味，然后读马克斯。
且同一本书，同一读者，一时可读出一时之味道出来。其景况适如看一名人相片，或读名人文章，未见面时，是一种味道，见了面交谈之后，再看其相片，或读其文章，自有另外一层深切的理会。或是与其人绝交以后，看其照片，读读文章，亦另有一番味道。四十学《易》是一种味道，五十而学《易》，又是一种味道。所以凡是好书都值得重读的。自己见解愈深，学问愈进，愈读得出味道来。譬如我此时重读Lamb 的论文，比幼时所读全然不同，幼时虽觉其文章有趣，没有真正魂灵的接触，未深知其文之佳境所在。也许我们幼时未进小学，或进小学而未读过地理，或读地理而未觉兴味；然今日逢闽变时翻看闽浙边界地图，便觉津津有味。一人背痈，再去读范增的传，始觉趣味。或是叫许钦文在狱中读清初犯文字狱的文人传记，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由是可知读书有二方面，一是作者，一是读者。程子谓《论语》读者有此等人与彼等人，有读了全然无事者，亦有读了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所以读书必以气质相近，而凡人读书必找一位同调的先贤，一位气质与你相近的作家，作为老师。这是所谓读书必须得力一家。不可昏头昏脑，听人戏弄，庄子亦好，荀子亦好，苏东坡亦好，程伊川亦好。一人同时爱庄荀，或同时爱苏程，是不可能的事。找到思想相近之作家，找到文学上之情人，必胸中感觉万分痛快，而魂灵上发生猛烈影响，如春雷一鸣，蚕卵孵出，得一新生命，入一新世界。George Eliot 自叙读卢骚《自传》，如触电一般。尼采师叔本华，萧伯纳师易卜生，虽皆非及门弟子，而思想相承，影响极大。
当二子读叔本华、易卜生时，思想上起了大影响，是其思想萌芽学问生根之始。因为气质性灵相近，所以乐此不疲，流连忘返，流连忘返，始可深入，深入后，然后如受春风化雨之赐，欣欣向荣，学业大进。
谁是气质与你相近的先贤，只有你知道，也无需人家指导，更无人能勉强，你找到这样一位作家，自会一见如故。苏东坡初读《庄子》，如有胸中久积的话，被他说出，袁中郎夜读徐文长诗，叫唤起来，叫复读，读复叫，便是此理。这与“一见倾心”之性爱（love at first sight）同一道理。你遇到这样作家，自会恨相见太晚。一人必有一人中意的作家，各人自己去找去。找到了文学上的爱人，他自会有魔力吸引你，而你也自乐为所吸，甚至声音相貌，一颦一笑，亦渐与相似。这样浸润其中，自然获益不少，将来年事渐长，厌此情人，再找别的情人，到了经过两三个情人，或是四五个情人，大概你自己已受了熏陶不浅，思想已经成熟，自己也就成了一位作家。若找不到情人，东览西阅，所读的未必能沁入魂灵深处，便是逢场作戏，逢场作戏，不会有心得，学问不会有成就。
知道情人滋味，便知道苦学二字是骗人的话。学者每为“苦学”或“困学”二字所误。读书成名的人，只有乐，没有苦。据说古人读书有追月法、刺股法，及丫头监读法。其实都是很笨。读书无兴味，昏昏欲睡，始拿锥子在股上刺一下，这是愚不可当。一人书本排在面前，有中外贤人向你说极精彩的话，尚且想睡觉，便应当去睡觉，刺股亦无益。叫丫头陪读，等打盹时唤醒你，已是下流，亦应去睡觉，不应读书。而且此法极不卫生。不睡觉，只有读坏身体，不会读出书的精彩来。若已读出书的精彩来，便不想睡觉，故无丫头唤醒之必要。刻苦耐劳，淬励奋勉是应该的，但不应视读书为苦。
视读书为苦，第一着已走了错路。天下读书成名的人皆以读书为乐；汝以为苦，彼却沉湎以为至乐。必如一人打麻将，或如人挟妓冶游，流连忘返，寝食俱废，始读出书来。以我所知国文好的学生，都是偷看几百万言的《三国》、《水浒》而来，决不是一学年读五六十页文选，国文会读好的。试问在偷读《三国》、《水浒》之人，读书有什么苦处？何尝算页数？好学的人，于书无所不窥，窥就是偷看。于书无所不偷看的人，大概学会成名。
有人读书必装腔作势，或嫌板凳太硬，或嫌光线太弱，这都是读书未入门路，未觉兴味所致。有人做不出文章，怪房间冷，怪蚊子多，怪稿纸发光，怪马路上电车声音太嘈杂，其实都是因为文思不来，写一句，停一句。一人不好读书，总有种种理由。“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最好眠，等到秋来冬又至，不如等待到来年。”其实读书是四季咸宜。古所谓“书淫”之人，无论何时何地可读书皆手不释卷，这样才成读书人样子。顾千里裸体读经，便是一例，即使暑气炎热，至非裸体不可，亦要读经。欧阳修在马上厕上皆可做文章，因为文思一来，非做不可，非必正襟危坐明窗净几才可做文章。
一人要读书则澡堂，马路，洋车上，厕上，图书馆，理发室，皆可读。而且必办到洋车上理发室都必读书，才可以读成书。
读书须有胆识，有眼光，有毅力。胆识二字拆不开，要有识，必敢有一自己意见，即使一时与前人不同亦不妨。前人能说得我服，是前人是，前人不能服我，是前人非。人心之不同如其面，要脚踏实地，不可舍己耘人。诗或好李，或好杜，文或好苏，或好韩，各人要凭良知，读其所好，然后所谓好，说得好的道理出来。或竟苏韩皆不好，亦不必惭愧，亦须说出不好的理由来。或某名人文集，众人所称而你独恶之，则或系汝自己学力见识未到，或果然汝是而人非。学力未到，等过几年再读，若学力已到而汝是人非，则将来必发现与汝同情之人。刘知几少时读前后《汉书》，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责以童子轻议前哲，乃“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后来偏偏发见张衡、范晔等，持见与之相同。此乃刘知几之读书胆识。因其读书皆得之襟腑，非人云亦云，所以能著成《史通》一书。如此读书，处处有我的真知灼见，得一分见解是一分学问，除一种俗见，算一分进步，才不会落人圈套，满口烂调，一知半解，似是而非。
原载1933年2月《申报月刊》第3卷第2期
烟屑（选一）
吾不读书时即读书时，读书时即不读书时。着笔时即不着笔时，不着笔时即着笔时。不读书时读书，其书活；不着笔时着笔，其文化。
凡人练习文字，必先求得一本心所好读之书。心好其言，则并其文亦无意中得之。苟所言无味，硬着头皮去读，怒目相向而谓能习得其文采，必无是理。
何者为心所好读之书？书中句句的话打上心头，如有你胸中意见被作书人先说出，便是。此亦是缘分，拾句老话，先天注定也。
意思是主体，文采是面目。吾好某人敬某人，则声音笑貌无意中与之相似。今有心恶其人言谈之无味，而专学其声音笑貌之美者，结果必学不像，并俳优亦做不成。此时下教作文学作文之方法也。傻极，亦无谓极。
明末文学观念大解放，趋于趣味，趋于尖新，甚至趋于通俗俚浅，收民歌，评戏曲，传奇小说大昌，浩浩荡荡而来，此中国文学一大关头也。故十七世纪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放光明。而世人不察，明末清初文学史当从头做起也。
即并文学书画合而观之，十七世纪亦当列之第八世纪之后。
王维生于六九九，吴道子七○○，李白七○一，颜真卿七○八，杜甫七一二；又韩愈生于七六八，白居易七七二，柳宗元七七三。创作精神，勃然齐放。何以如此，我不说出来，说出来人家骂死我也。
袁子才七十九岁时作书与洪稚存云：“枚带眼镜已二十多年，须臾不离。今春在西湖桃庄，偶然去之，大觉清爽，因而试之灯下，亦颇了然。故特写蝇头，上污英盼。似此老童，倘到黔中应童子试，学台大人其肯赏一枝芹菜否？”《小仓山房尺牍》卷六）此老天赋独厚，从此细处可看得出。盖子才少与胡稚威同荐博学鸿词，稚威初见即曰：“美才多，奇才少，子奇才也。”《胡稚威哀词》，《小仓山房文集》卷十四）想此老定有一番英灵气象驰骋于眉头眼梢间也。
耕读同一原理。文人作文，如农夫耘田，有一草便随手拔除，不待吉日；有一句话，一点真意思，便执笔书下。若摄影家然，看见好景便摄，防其相镜排好，天公不做好，不让你摄时也，尤防所摄人物挂朝珠穿朝服排八字脚时也。
不作文的人，不知读书趣味。时时写作，读书方得到好处。愈常写作，读书益愈大。
看书须先看反面的书。吾向不看理学的书。近来将《小仓山房文集尺牍》一气读完，看他口诛指戟，笑詈理学之矫，痛快万分，而无意中却懂得理学立场。喜理学既不可能，惟有恨理学去读它。若不喜亦不恨，永远读不进去也。故恶意读书，亦读书之一法也。
吾前谓翻印袁中郎，“偷他版税，养我妻孥”，戏言之也。大杰标点《中郎全集》，我亦加入，书畅销。由是有人替大杰管账，算他版税可得千余元，实则到此半年我未拿到分文，大杰仅拿到百余元。然《中郎全集》已有五种翻印版本，总数在五万以上。中郎中郎，即使我偷得你版税，亦可谅我矣！
其实我看袁中郎，原是一部四元买来的不全本。一夜床上看尺牍，惊喜欲狂，逢人便说，不但对妻要说，凡房中人甚至佣人，亦几乎有不得不向之说说之势。时未读文集也。然此中有个道理，能说尺牍中语者，其人之英灵气魄已全毕现，其文中亦必无迂腐气门面语，此可断言也。故曰文章观气魄，妙语主空灵。气魄足，必有佳品。屠赤水亦是此中一个。
吾喜袁中郎，左派不许我喜袁中郎，虽然未读袁中郎。因此下譬，左派好卢拿卡斯基，吾亦不许左派喜卢拿卡斯基，虽然吾亦未读卢拿卡斯基。
晨起，盥罢，执笔记一点意思，无意为文，而偶然写成一文，此文必佳。
或浴罢看书，迫得起来执笔，或灯下独坐，文思涌上心头来，一开头欲罢不能，此文亦必佳。
作文有五忌。前夜睡不酣，不可为文。上句写完，下句未来，或写一段，气已尽，不可为文。文句不出我意料之外，不可为文。精神不足，吸烟提神而仍不来，不可为文。心急，量窄，意酸，亦不可为文。
为文有五宜。心有所喜悦，执笔直书其意，宜。有一意思，积久欲说而未说，今日看一段新闻，听一句话，添上新意，与前意吻合，宜。偶然得开头一二句话，夺口而出，觉得甚佳，虽未有题目，宜。同一事物，得一新法表之，意虽人人所知，而体格特别便于发挥，宜。（如余前作《怎样写再启》，不过以此新法写人之心理前后矛盾，此体格之新也。内容安插甚容易。《文心》一书亦不过以新体格说旧话而已，而能看之不厌。）读书时确能发前人所未发，宜。五者有其一，尽管下笔，必无迂腐雷同之弊，而得尖新之趣。
原载1935年9月16日《宇宙风》第1期
读书与看书
曾国藩说，读书看书不同，“看者攻城拓地，读者如守土防隘，二者截然两事，不可阙，亦不可混。”读书道理，本来如此。曾国藩又说：读书强记无益，一时记不得，丢了十天八天再读，自然易记。此是经验之谈。今日中小学教育全然违背此读书心理学原理，一不分读书、看书，二叫人强记。
故弄得学生手忙脚乱，浪费精神。小学国语固然应该读，文字读音意义用法，弄得清清楚楚，不容含糊了事。至于地理常识等等，常令人记所不当记，记所不必记，真真罪恶。譬如说，镇江名胜有金山、焦山、北固山，此是常识。
应该说说，记得固好，不记得亦无妨，以后听人家谈起，或亲游其地，自然也记得。试问今日多少学界中人，不知镇江有北固山，而仍不失为受教育者，何苦独苛求于三尺童子。学生既未见到金山、北固山，勉强硬记，亦不知所言为何物，只知念三个名词而已。扬州有瘦西湖，有平山堂，平山堂之东有万松林，瘦西湖又有五亭桥、小金山、二十四桥旧址，此又是常识，也应该说说，却不必强记。实则学生不知五亭桥、万松林为何物，连教员之中十九亦不知所言为何物。今考常识，学生曰，万松林在平山堂之西，则得零分，在平山堂之东，则得一百分，岂不笑话？卫生一科，知道人身有小肠大肠固然甚好，然大肠明明是一条，又必分为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又是无端添了令人强记名词，笑话不笑话？弊源有二：一，教科书编者，专门抄书，表示专家架子。二，教员不知分出重轻，全课名词，必要学生硬记。学生吓于分数之威严，为所屈服，亦只好不知所云的硬记，由是有趣的常识，变为无味的苦记。殊不知过些时候，到底记得多少，请教员摸摸良心自问可也，何故作践青年精神光阴？
原载1935年11月16日《宇宙风》第5期
“古书有毒”辨现代青年的保姆太多了，保姆多，就难免养成良医之子多死于病的症象。
现代青年的良医也太多了，谁都要训告他，禁他读这个，劝他读那个，甚至青年自己也好做良医，未满三十的时候就欢喜做文章，自居堂上，排八字脚，做老大哥，禁止其他青年子弟读这个，劝告其他青年读那个。普天之下，莫非保姆、良医、训育主任、检查委员。我也不懂他们一班遗老劝告的是什么，遗少禁止的是什么，只觉得大家好干涉他人的事罢了。正如十三妹所说：“我的少爷，你酸死我了。”富家子弟爬上树，就有慈母嚷道：“你快下来，别跌伤了！”走到水滨，马上有保姆一把给扭回来说：“仔细，你别跌进水里去！”结果弄成一个身不出门庭，目不睹市井，树既爬不上，沟又跳不过，太阳晒不得，野风吹不得的文弱白面书生，太阳一晒，马上昏眩；野风一吹，玉山立倒，呜乎青年！
我倒不这样想。古书有毒，也让他们尝尝；西书有毒，也让他们尝尝。
以前罗斯福（非现任美国总统）教他三个儿子，就是大热天带他们出去走崎岖的山路，攀山越岭，跳涧升木。大战以前德国海军，必在烟雾蔽海风浪接天之时，才开出去大洋操练。个人也曾在北平西山看见一对德国夫妇教一个四五岁小孩由石上跳下，下山时，一直在后赶他跑，跑了跌，跌了又跑。在教育上，我想道理相同，攻乎异端，斯利也已，怀疑怀疑，一直怀疑。皮肉筋骨是可以训练的，跌几回伤也不碍事。文明人牙齿都蛀，就是因为吃的奶油白面做的点心，入口酥溶，牙齿无所用其技，所以任你如何刷牙，还是要蛀。现代父母多叫儿子啃骨头面包头，就是这个道理。
古书有毒，也不过一二革命领袖一时过激的话吧。不想这久乎受保姆娇养看管的青年，头脑简单，便信以为真。视为一种天经地义。毒在哪里，毒到哪里，也不批评，也不思考，囫囵吞进去。我就不信青年这样容易受人欺负，这也是保姆太多之所致，少年症象已经造成了！古学诚不能无病，现代人也决不能单看古书，这何消说，但一见古书，便视为毒品，未免有点晒不得太阳、吹不得野风的嫌疑。现代人贵能通古今，难道专看什么斯基译作，读洋书，说洋话，打洋嚏，撒洋污，《史记》、《汉书》不曾寓目，《诗经》、《左传》一概不识，不也是中洋毒么！这样读书，不是洋书也有毒么？所以毒不毒，在人善利用他是非鉴别的聪明，不是把古书束之高阁，便可自谓清白身体。古书有毒，则胡适之早已中蛊，梁任公早已疯痫，周作人、周树人早已七孔流血，郑振铎、傅东华虽未能撰著一部《中国小说史略》，抄抄唐宋传奇，毒虽未深，亦当呻吟床褥矣！若谓青年学力未定，何以知周作人、周树人乎？
且使古书有毒，洋书古书，除苏俄革命以来之文学，未必就无毒。矛盾还多着啊！人家也有布尔乔亚呢！然而有毒无毒何以辨？何以西洋旧小说LeCid 可以翻译，中国旧小说《七侠五义》便不可翻印？何以DonQuixote 可以放心阅览，《儒林外史》便不许寓目？何以柏拉图可以赏识，《孟子》便不许涉猎？苏格拉底可以奉为典要，孔子便不许说些人情天理？何以ClarissaHarlowe 可以讽诵，《红楼梦》独不许经目？夫柏拉图与孟子之雄辩一也，苏格拉底与孔子之正名一也，ClarissaHarlowe 与《红楼梦》之缠绵伤感一也，Don Quixote 与《儒林外史》之滑稽讽刺一也。呜呼，孔、孟、吴、曹何不幸而生为中国人，柏、苏、利查逊、索蕃提何幸而生为洋大人！
孔、孟、吴、曹又何不幸而生为现代中国人之祖宗！
以毒而论，义侠小说之毒一，在提倡忠孝节义（未知是否，代为持此说者揣摩而已）；言情小说之毒二，在读者学宝玉好吃女人胭脂；诗文小品之毒三，在吟风弄月。然吾谓三毒皆不足为患。何以故？现代忠臣孝子本来无多，绿林豪杰今日学生生下来就少有这副骨架，其不足为患一。世上本来没有许多女人肯让你吃她口上的胭脂，偶而有之，也不致妨碍读书功课，其不足为患二。现代人风也不大会吟，月也不大会弄，风吟不来，月弄不得，何足为患？虽然风不因你之不吟而不吹，月不因你之不弄而不照，即使果然被你吟成弄到，也早已变成“可爱的春天”了。即使“可爱的春天”是前进的，“吟风弄月”是落伍，风自为风，月自为月，你自为你，我自为我，本无中西洋风、中西洋月之别，偶然吟吟弄弄，也不见得就伤你的盛德。你的姐姐妹妹，也可以放她们到后花园跑跑，到大公园走走，不一定大家关在深闺里，你们兄妹才保得住你们的清白啊！
原载1936年6月1日《宇宙风》第18期
读书与风趣
黄山谷说：“三日不读书，便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这是一句名言，含有至理。读书不是美容术，但是与美容术有关。女为悦己者容，常人所谓容不过是粉黛卷烫之类，殊不知粉黛卷烫之后，仍然可以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男女都是一样。我想到谢道蕴的丈夫王凝之。我想凝之定不难看，况且又是门当户对。道蕴所以不乐，大概还是王郎太少风趣。所以谢安问他侄女“王郎逸少子，甚不恶，汝何恨也？”道蕴答道：“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复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我个人断定，王郎是太不会说话，太无谈趣了。所以闺中日与一个虚有其表的郎君对坐，实在厌烦。李易安初嫁赵明诚，甚相得。何以故？因为志趣相同。
后来明诚死于兵乱，易安再嫁一位什么有财有势的蠢货，懊悔万分。道蕴辩才无碍，这我们知道的。凝之弟王献之与宾客辩论，词穷理屈。这位嫂子倒能遣侍女告诉小叔“请为小郎解围”。乃以青绫步障自蔽，把客人驳倒。这样看来，王郎也是一位语言无味的蠢才无疑，人而无风趣，不知其可也。
凡人之性格，都由谈吐之间可看出来。王郎太无意见了。处于今日，道蕴问他看电影，他也好，道蕴说不去，他也好。要看西部电影他也好。要看艳情电影，他也好。这样不把道蕴气死了吗？《红楼梦》大观园姊妹，都是在各人的说话中表达出来。平儿之温柔忠厚，凤姐之八面玲珑，袭人之伶俐涵养，晴雯之撒泼骄憨，黛玉之聪慧机敏，宝钗之厚重大方，以至宝玉之好说怪话，呆霸王之呆头呆脑，都由他们的说话中看出。你说读书所以养性也可以，说读书可以启发心灵，增加风趣也可以。只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断断不可以。
或谓清谈可以误国。我说清谈可以误国，不清谈也可以误国。理学家“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一样的误国。东晋亡于清谈之手，南宋何尝不亡于并不清谈者之手？所以以亡国之罪挂在清谈上头是不对的。纣王亡于妲己，你想这个昏君，没有妲己就可以不亡吗？虐主暴君亡国，都得找一个替身负罪。由于昏君暴主政治不良，武人跋扈，像嵇康洁身自好的人犹不能免于一死。所以清谈是虐政生出来的，不是虐政由清谈生出来的。向来儒家，倒果为因，不思之甚。
见1974年10月台湾开明书店初版《无所不谈合集》
补梁任公论读书的兴趣
今日入学读书最难。入小学读教科书，入中学也是读教科书及文选，甚至入大学仍旧是读教科书及文选、通论、概要之类。这样讲，入学读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今日大学毕业，有的就未读过，见过，摸过，嗅过《史记》、《汉书》，只读过“鸿门之会”，但是读过鸿门之会，并不是读过《史记》。《史记》就不曾摸过，嗅过。有的也许读到孟姜的故事，但是读过孟姜的故事，并不是读过《左传》。念了几篇文选式的《国风》，不是便念过看过《诗经》。念过“齐人一妻一妾”篇，也不是便念过《孟子》，看过《孟子》。这样的教育，可怕不可怕？
另一个原因，就是学校制度，摇铃上课，摇铃下课。功课排的那样密，把一天精神最好时候，给上课时间占去，不让在图书馆自由看书。大概上午八时至十二时，是严禁看书。上课时间，又是考问的时间多，考问便不许开书看，开书看是违校章应受处罚。稍为中人以上的学生，只好规规矩矩坐在课堂，听别的学生念错答错。这时如果中人以上的学生精神十足，想要翻书看，而碍于校规，冤枉不冤枉？
再一个原因是，假定你看书真看得有趣，欲罢不能，教师又必阻止你，想法禁止你念下去。比方说，你看某种法国历史，拿破仑的战争，你非看下去不可，但是教师明明指定，你看到第一百七十三页第二段为止，这样你就没法子把那部十九世纪法国历史一气读完。这样把一部法国历史，或是《三国志演义》，一曝十寒，断断续续，拖过一年才读完，岂不是笑话吗？你只得顾到学校，顾到注册部的好处，牺牲自己，若肯读，若不肯读，糊里糊涂。
念了所谓法国历史，挨过一年，得了学分，算是“法国历史我读过了”，这笑话不笑话？
假定你因为研究拿破仑，发生兴趣，想看看拿破仑皇后约瑟芬，或其他姑表侄女的故事，你怎么办？假定你发生兴趣，因拿破仑，而对于把拿破仑战败的英国名将惠灵吞感觉兴趣，你怎么办？假定你觉得拿破仑这个人有趣，并想“拿破仑法律”或改革米突制研究一下，你怎么办？假定因拿破仑专与奥国做对头，与奥国公主结婚，因而对奥国皇室特别的努力，发生兴趣，想要一直看到维也纳会议， 你又怎么办？ 假定因维也纳会议， 而对Metternich 亲王这个人发生兴趣，你怎么办？假定你偶尔发见滑铁卢之战以前，惠灵吞早在西班牙击败而控制拿破仑，你又怎么办？你没法子，因为星期四上午十一时，你还得念几何代数。这样不是学校阻止你，抑制你对一样科目发生兴趣而深入吗？怎么叫做“法国历史我念过了”？
故曰，今日入学读书最难。
这种大学教育的毛病，西方学者，不是不知道。好书就是好书，名著就是名著，为什么不叫念？所以MortimerAdler 办约翰大学，专叫学生彻底去看原书。关于达尔文的天演论，不叫你看某教科书的撮要，而叫你看达尔文的名著本书《物类原始》。不叫你读什么《经济通论》，却叫你彻底看过亚当斯米斯的《国家的富有》原书。以前芝加哥大学校长，也是极力革新芝加哥大学制度。现在哥伦比亚大学，由Mark Van Doren，Jacques Barzun 这些人的支持，也规定叫大学一二年级生必定选读一二十种的欧美名著。这样哥伦比亚大学“学院”毕业生，不至于连达尔文的《物类原始》都没有念过那样丢脸那样荒谬的情形。
梁任公是前代第一聪明人。他的“治国学杂话”都是这派提倡“为读书而读书”，专讲读书兴趣的话。精警语极多，我在此地录几句：“你进学校只是求文凭，并不是求学问，你的人格先已不可问了。”“所以在学校中，不读课外书，以养成自己自动的读书习惯，这个人简直是自己剥夺自己终身的幸福。”“吃现成饭，是最没有意思的事，是最没有出息的人才喜欢的。
一个问题，被别人做完四平八正的编成教科书样子给我读，读书自然是毫不费力，……但是专门喜欢读这类书的人，久而久之，会把自己的才能汩没哩。
在芝加哥笔直的马路和崭新的洋房里舒舒服服混过一世，这个人一定是过的毫无意味的平庸生活。若要过有意味的生活，须要哥伦布初到美洲时。”又梁任公一篇在东南大学暑期学校讲演“学问之趣味”，也极力主张“兴趣”二字，短短一篇，寓意无穷，都是任公先生自己吃过甘苦的话，好得不得了。
凡想走上读书之路的人，必须详细领略详细体会。
新的自然科学教学法，已经不教人现成的知识，只教人视察结论的方法。
文科何独不然？
见1974年10月台湾开明书店初版《无所不谈合集》
论恶性读书
记得以前江进之《雪涛小书》有个笑话，说有个暴发户，买了一所新居。
朋友送他礼物为贺，有送金鱼的，也有送白鹤的，作为家园点缀。过了几天，这位土豪见他的朋友，谢他送礼的好意说：“你送来那对金鱼，颜色很好看，可是吃起来，其味平平。”又对送鹤的朋友说：“这种野禽，清炖总是有点腥气，还是红烧为妙。”焚琴煮鹤，是古已有之。但是尝金鱼肉，却实异想天开。我无以名之，姑名之为恶性吃鱼。（故事未查原书，或有记错。）
恶性读书，等于恶性吃金鱼，而其起因，是原于恶性考试。考试本来有其用处。譬如公司雇用人员修理机器，自必考验其技术，文官叙用，也必考验其学力，这自不必说。但是为考试而读书，便成恶性读书。听说台湾留美的教育专家非常多，考试名目非常繁，分组非常细，计分非常精，配合非常密。有这么多的教育专家，这样用心研究，才造成今日这样上下配合无微不至的考试制度，成为教育制度的中心。有这样无可伦比的考试制度，才有今日无以伦比的恶性读书。鹤肉清炖也好，红烧也好，总与养鹤旨趣相去甚远，那么那些煮鹤专家，所为何事？
恶性考试艺术，就是煮鹤艺术。可惜被煮的是我们男女青年，所以我于心不甘，想要说几句良心话。
煮鹤艺术也有精通富有经验的专家，但是我都不感兴趣，因为这是与养鹤情趣完全相反的。而且劝诸位专家，勿太自鸣得意，因为这会影响于学生读书的情趣。有这种恶性考试，必然生出恶性读书。
什么叫做恶性读书？恶性读书有三恶，即恶（阴平）、恶（去声），及恶（入声）。凡恶性读书，恶性考试，恶性教学，恶性出题，必有两大前提。
第一前提最要，是恶（去声）。凡是书都可恶，而凡学生必定恶读书，绝不会有学生好读书一回事。学生必定是恨书本，不强迫不读，不督责不读，不考试不读，而根本不会读，不想读。这是第一大前提。所以教师对学生的态度，是严阵以待，要盘查，要究诘，要故意非难，要缉私防弊，其中便成师生对峙的形势，略与缉私与走私之阵势相同。教师若肯时时检查，日日盘究，即可使这些本来恶读书的学生不得不好好呆读，而得优良的成绩，这样的学校就是优良的学校，这样的教师就是优良的教师。有时我觉得缉私与走私旗鼓相当，教师未必全赢，学生未定全败。煮鹤专家又生恐有漏网之鱼，逸飞之鹤，或逃到屏东，或飞去淡水，这样制度犹有缺憾，不够精密。设若置设联考制度，布个天罗地网，一网打尽，不怕你青年学子能逃乎天地之间。
所以这制度是非常周密，非常令人满意的。
第二，是天下的书都有恶处（入声），好书也可以寻出恶处来。这一点，非常重要，是考试制度之基础。天下的杰作，都有精彩处，也有欠精彩处，笔力不到处，议论平常处，不关紧要处。能抓到这些无关重要处，恶劣无聊处，就可做考试的题目。于是考试的技术，日益精良，而成为恶性出题。据中外教育家的经验，天下的学问可考的是名物年月，不可考的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领悟。譬如中国小姐、世界小姐，可考的是腰围尺寸，不可考的是不可捉摸的声音笑貌。考试学问也是一样。比方你要学生赏识《清明上河图》是可以的，要考他的欣赏是没有法子的。但是教师自可另想方法，考试《清明上河图》人物数目，骡车几辆，马匹多少。假定《清明上河图》人物是三千七百八十五，马匹是一百卅五，大船是四艘，风筝是两个，这就有法可考了。假定学生真能这样硬念硬记下去，便可说是考试优等，他就是好学生。
在这图上，要依捉迷藏的用意，点出这图上极难找的东西（有人出恭否，妇人穿红裤绿裤的各有多少？）这种题目，非常便利考试，愈能压倒学生，愈可证明教师高明。世上学问，就如一片《清明上河图》，可令人心旷神怡，但是能找出其恶处，不关紧要处，考问学生，教师的责任就完了。
教育为考试，考试为升学，我真不知道那里搬来这样的教育制度。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但是能教记问之学就是今日之良师。这是恶乎可（阴平）的良师，恶乎可的教育。
见1974年10月台湾开明书店初版《无所不谈合集》
姚颖《我的书报安置法》跋
跋曰：我久想做一篇文章，专谈书报之安置法，得姚颖先生来稿，题目既然触目，如有人夺我至宝然，一读下去，又尽发我心窍里所谓独得之秘。
噫，吾乌可无言乎！夫读书雅事也，既为注册部据为专有，他人不得稍有觑觎于其间，则俗矣。藏书亦雅事也，而偏有暴富商贾，以藏书自文甚陋，非善本不购，非全本不置，既购之，则又封之锦帙之内，藏之庋架之上，以豪于清客之前。然书本卷卷齐全，则未尝抽阅也可必，书页无卷耳（美文所谓dog’sear）签注，指痕，汗迹，烟屑，枫叶，则未尝赏读也可知。然则藏书亦陋事矣。许獬《古砚说》署尽天下古董收藏家，最得此理，已先获我心，今则又得姚公阐发此理，心中如发奇痒。可见如肯说老实语，见从己出，千古自有同契之人。夫王云五“四角”，为图书馆员言之也，与吾奚关哉。穷书生须另有办法，如《浮生六记》所言室中布置至理，使小中见大，大中见小，虚中若实，实中若虚。此理得，则穷人书斋可作天府之游，小小书房亦可享绛云之乐。夫书报不可分类。分类，科学也；不分类，艺术也。五尺板架之上，须使诗文齐有，门类错综，经济与美术并陈，诗词与考据栉比，俨然一小天地，则五尺板架富矣。假令一睹而知其为一部《资治通鉴》，则不读《资治通鉴》之时，此架等于虚设，且不欲过目，则此五尺板架贫矣。女子之所以为贵，在其心理之神秘，若坦然无隐，便索然无味。巴黎、维也纳古城之可爱，亦正在偏街陋巷之中，时可发见异事异物，住十年犹未能知其底奥。藏书亦然。科学与文学并肩，稗官与经说交颈，岂不雄奇，特世人不理会此理耳。夫书须有个性，装潢不可一律，此吾所以始终不买《四部丛刊》也。一本书须记得一本书购来之景况，或在屯溪购得，或与友人争购，诸如此类，皆其个性也。及其排在书上，忽要查起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乃如猎户出猎，觅之于上，搜之于下，东窥西探，及其得之，已出微汗，喜何如也。或已翻到某书，而偏偏第三卷遗失，不知谁人借去，沮丧半日，又是何等悲壮。如此则小小书橱，亦可幻为洋洋大观，有美女之蕴藉，有古城之神秘，此亦小中见大之道也。吾尝见美国留学生，二架书橱，竟仿图书馆法，分一千门类，欲求经济学史某书，则对口应曰“五八○·七三A”，反掌得之，不觉咥然其笑，盖不失其为留美学生也。至姚公谓书做枕头的话，十年前吾已发明此理，有诗为证：青莲诗集厚，久读人困卧。本是枕诗眠，醒来诗枕我。书必可寝可餐，然后读得精透，腹中有物也。
五月廿日语堂跋
原载1934年6月20日《人间世》第6期
谈画报
良友主编为出夏季专号叫我撰文，但夏季这题与我最无缘，因夏季是四季中我所最恨的一季，想写来也未必有什么好话，春秋二季各有所长，冬天愈寒冷愈叫人精神焕发，惟夏季炎热则令人昏昏欲睡，出门既不堪，终日蛰卧屋中亦非办法，故不取也。
我想还是出我自己的题目，说画报。据一般文人及高谈“文字”者看来，总以为画报是“茶余酒后”之消遣小道，难登大雅之堂，正如有高谈文学的人对鄙夷幽默一样。此辈眼光如许之高，事非救国则不为，言非高论则不发，本来大学二年级生态度如此，也不足怪，但事实上这班人却常把目前切身关系弄糊涂了，文学弄成廊庙祭品也是这班人所作之孽。你想不是这班急急欲登大雅之堂的道学，何以在旧时中国文学的园地，小说永远被蔑视遗弃而《三国》、《水浒》、《红楼》未能收入四库全书呢？
其实画报之未列入“文学”，倒是画报之幸。一登彼辈所谓“大雅之堂”，便要失了生趣，要脱离与吾人最切身关系的种种细小人生问题。在我看来，今日画报比文字刊物接近人生的切身问题，而比文字刊物前进。何以言之？
西洋杂志文早已做到（一）通俗，（二）有趣，（三）切近人生问题（如“云之彩色从何而来”，“幸而我未生男儿”等），即有高深题目，亦能写得雅俗共赏，博而能达，浅不伤雅，人人念得下去。中国一般杂志还是文人抄书的玩意，受了道统之遗毒，什么“动向”、“检讨”、“鸟瞰”、“趋势”，一本二百页杂志，无一篇看得下去，——我莫能名之，只称它为“不近人情的文字”。这只是“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古文之变相。Addison 在十八世纪初办《伦敦日报》，凡其撰者，篇篇入情，句句入理，时人称为“将哲学由天上搬到人间”，因为他能小中见大，用浅近的话谈出高深的哲理，这是一班大学教授所不能为，而实在是杂志文的正宗本旨。今日为杂志写文者谁肯写得浅不伤雅博而能达呢？其实都是方巾作祟，文人不肯放去空架子而已。推其故，也是中国杂志文尚未演出此种笔调，大家为杂志撰文，还是用贾谊《治安策》的笔调，是写给在上看的，非写给在下看的。吾看画报，反能“通俗”、“有趣”、“切近人生”，能反映我们衣食居住的生活，反而近情，所以说画报比文字报进步。将来中国教育果普及，工人农人都能看报，文字刊物也非走上这条路不可。
其次，画报已经能相当的弥补中国影片的缺憾。西洋影片有所谓“教育影片”，其内容包括（一）各地的风光，令人引起爱自然之美，（二）动植物之生活，（三）科学之秘密，（四）实业工业物料制造之手续等，令人得不少知识。试就中国范围举数例：（一）四川盐井是如何样式，（二）古法造纸造墨之程序如何，（三）桂林山水如何甲天下，（四）北京胡同生活如何，（五）蒙古之服装风俗如何。这些都是“教育电影”应做而中国影片公司所不敢做或未曾做的事，而这种知识常常被我由看画报得来。影片银幕所不收，曲尸文学所不谈，反而被画报注意到了。这也是我所以说中国画报前进之一理由。
我在等着看中国杂志有这样近情文字的一天，也等着看中国有少抄书本多谈人生的撰稿人。在目前，中国还没有受这种训练的文人，能把文字看轻一点，材料看重一点，也还没有能写近情的文字的投稿者，所以我还是在荒野瞭望，看画报过瘾。
二十四年，六月卅日晚草。
原载1935年7月15日《良友画报》第107期
一九三四年我所爱读的书籍
（一）《野叟曝言》——增加我对儒道的认识。儒道有什么好处此书可以见到。
（二）舒天香《游山日记》——可谓最得写日记妙旨之作。
（三）《袁中郎全集》——向来我读书少有如此咀嚼法。在我读书算一种新的经验。
去年也看到几种有用的类书：《历代名人生卒年表》（万有文库本，极便翻检，惜未全，应逐渐增补），《中国图书年鉴》（杨家骆编），《思想家大辞典》（世界书局），《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谭正璧编，光明书局），《十三经索引》（开明书店）。我是半路出家的和尚，又好便利翻检之书，所以对此种治学工具之书很注意。
原载1935年1月5日《人间世》第19期
二十四年我爱读的书
1.《老残游记》二集（良友）
此书经余于本秋译成英文，越译越爱，所以虽然寥寥六回，留下很深的印象。其第二、三、四回虽然可爱，而动人最深处是在第五第六回。
2.《蓝田女侠》（一折书）
此书在故事体裁上，虽然脱离不了旧小说窠臼，而其文笔白话及描写伎俩却不在《老残游记》之下。换句话说，取其文字高人一等。因其不为人所注意，故特提出。
3.《花田金玉缘》（一折书）
此书在才子佳人小说中，结构比较紧张，故事比较近情，短短一篇，叙来一段佳话，亦自可快性怡情。伟大谈不到，清逸则有之。读时系在杭州富阳道上，只因入迷，路上风景全然不看，至今为同行者所取笑。
4.《秋镫琐忆》（大东书局本，又收入世界书局美化文学丛刊）可称《浮生六记》第二。
原载1936年1月1日《宇宙风》第8期
◇学问与智趣──【近人书话】
《印度智慧》序
译者按：中印两国，同为历史数千年，名闻全球的古国，其与西洋各国之接触，亦为时不暂。而时至今日，西洋“先进诸国”一部分人士，对之仍为一“谜”，甚而误解百出。这不但无补于各国本身，简直有碍全人类的和平前途。语堂先生为使各国人士更明了中印两国对人类发展史上所贡献的智慧起见，乃费数年功夫，编译《中印智慧的宝库》（TheWisdomofChinaandIndia）一书。该书系于一九四二年由美国兰达姆屋出版社（Random House，Inc）出版。
内容先介绍印度古今经典和印度教的《精神知识之歌》，佛教的经典等；继介绍中国经典，如老子的《道德经》，《庄子》，孔子的《中庸》，《孟子》，以及《诗经》等。总之，举凡影响东方民族数千年来的生活，而成为不朽的中印智慧，莫不搜罗编入。使读者（尤其西方友人）手此一册，对于东方的思想，以及东西思想的关连，能一目了然，茅塞顿开。本书对于中印思想之源流，发展以及互相影响的密切关系，尤有特别的阐剖和说明！译文未经语堂先生校阅，错误之处由译者负责。
我不是梵文学者，但比这还要好一点，因我是看好那些具有不朽智慧的书籍的人。印度智慧和中国智慧合编的目的乃使读者愉快地欣赏该国文学之优美与智慧。在编纂本书时，倘若我到印度旅行一趟，那我就有更多的享受了。可不是吗？同诗人、森林、圣人，以及第一流贤人接触，窥探古印度心理所发现的第一次觉悟，时而天真烂漫，时而深沉直觉，但时时都是诚恳热情，致力于精神的真理和生存的意义——这种经验必能予任何人以高度的刺激。尤其是印度文化如此的异样，必会有更多的贡献。我们可以从印度的文学作品中看到印度的思想与道德，而其文学作品，三千年来已经不断地活跃，并教化了它的人民。在没有看到印度丰富的思想及其真实的精神之前，我们是不能明了它并希望分沾些民族的自由与平等。而这些就是我们从这道德与政治混乱的世界中，不断地企图以各种花样来创造的东西。
依照中国的礼仪，我仍将印度智慧的部分编列在前头，这是与书名的次序恰恰相反。我在书名上将中国放在前头的原因，是因为我极端怀疑一般读者不相信印度有丰富的文化，创造性的想象，机智与幽默，像中国所能贡献的一切。同时在宗教及想象文学上，印度是中国的老师，在三角学、二次方
程式、文法、语音学、动物、寓言、棋学以及在哲学上鼓励过波加奇奥、哥
德、赫德固、叔本华、埃默生，甚至也可能影响过老伊索。
一般西方人对印度的态度概而言之，可以用包括四点不确实的句子来说：“我所知道的印度，就是所有的印度人都是佛教徒。佛教哲学中的涅槃即消灭的意思，显然印度对于世界文明毫无贡献。”第一个不确实，就是印度人都是佛教徒，其实整个民族并不是。性质上说，印度人已经拒绝了佛教，正像犹太人已经拒绝基督徒一样。第二个不确实，就是涅槃的意义从未被正常确定和合理的人的知识所了解。第三个不确实，就是印度除佛教以外实际上产生了广大丰富的想象文学和哲学，而印度的文化具高度的创造性。第四个不确实，就是印度教及佛教思想排除了物质主义以及根据这些宗教而发动的非武力抵抗运动，他们都否认其对现世界的教训。佛教教人曰：最大罪恶为无知与无思，神圣生活乃始于此；而道德的虔诚，下问的精神和自我检讨乃建于此，这种对印度无思的罪过也应停止了。若将印度问题或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当做一个不可接触的题目，这对于任何人都是毫无利益的。我坚信这一代的老政治家们已经绝望了，我们必须开始教育新的一代使他们更正确地了解印度民族。
关于印度今日的国教——印度教——的教义及其领袖如甘地和尼赫鲁等的基本资料可以从印度敬神录方面的第一段找到。印度思想的特点是在于宗教和哲学不可分离。在印度方面，哲学和宗教之间没有“关节”的必要，而在现世界探寻这遗失了的“关节”的问题亦不存在。印度哲学和上帝的知识正像中国哲学和道德问题一样不可分离。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已临世纪末；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高度专家化和分工化的思想究竟能否将科学、哲学和宗教重新综合起来的问题。但很显然地，印度产生了太多的宗教而中国则太少。
印度宗教精神的小支流流入中国，而泛滥了整个东亚，印度的毛病的确太多了。举凡感到宗教精神缺乏的人，到印度比到他国为佳，这似乎较为合理和妥当的。现在只有在印度宗教还是个生动的情绪，而基督教那让人家打你的另一个嘴巴的教义，在印度却变成了国民运动，由群众实行起来了。只有在印度实行，而不是在别的国家。印度的奇特现象即是全世界和平主义者的奇特现象。但和平只能从非暴力与不信武力获致。而非暴力只能从印度来，因为印度人似乎相信它。
原载1946年3月20日《宇宙风》第142期
《中国智慧》序
我们谈到中国的文明时，连印度也认它为一种人性、合理与容易明白的文化。整个说来，中国文明的性质是人文主义，非宗教和非神秘主义的。这只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真实性。我完全同意其人文主义，不同意其非神秘主义，因为凡有广大与深刻的精神基础的文化必为神秘感的。倘若“非神秘主义”
被解释为现代的奴隶，浅薄的机械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崇拜，精确观察与表列，而他们则似以为可自满自足了。此乃现在最流行的思想方式，我必排斥这种对中国文明估量过低的思想。事实上，任何科学部门，不管为研究石头与矿物，或是研究宇宙线，研究至相当深度时，神秘主义必油然而生。卡雷尔博士（Dr. AloxisCarrol）与埃丁顿博士（Dr.A.S.Edington）则为明证。十九世纪那些浅薄的合理主义者很天真相信“一片草为何物”的问题，可以把“一片草”当为纯粹的机械现象而获答案。现代科学的态度则认为不可能。
自华尔·惠特曼（WaltWhitman）用他的深刻神秘主义提出该问题以来，未有一人能回答它，今日也没有科学家将擅自回答此问题。
中国对哲学的特殊贡献乃在不信任系统哲学。我承认此点必能使大学二年级生感到苦恼，因为他们热情有一种毫无缺隙的系统，可以据为堡垒而对抗任何可能的进攻。他们想要说出罪犯是先天而非后天，或说罪犯是后天而非先天，他们并要为之证明。但是中国人的答案却认为地球上没有这种气泄不通的系统，这种系统只有在迷惑与逻辑化的笨头笨脑中方有存在。
我们的国际世界很快就临到一个时代的终结，我们的现代知识世界也是如此。思想的世界正在有规定地支离破碎了。因为我们的传统价值已经逝去了。这把我们带到东西洋哲学的第二个差别里来，即是估量（approach）和价值的差别。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似乎是观察得很确切与表述得很小心的事实！我们的道德价值已经消失了，它们并且消失得太奇特，这一点我将加以说明，中西哲学在估量上有一定的差别，即对于价值的估量与事实的估量，这个差异乃由于接近东方与西方所产生的奇异现象。最令西方的旅行者惊异的，即认为中国人没有精确感，尤其是对于事实与数字。据说若请两位中国人同意于两方邻近城市的距离里程或人口的数量，简直成为绝望。中国人同样不能明白为什么概而言之还不充足。另一方面，这亦使中国人同样惊奇一个西方的作家要投寄一篇杂志的文章并希望刊出时，为什么必须斤斤论究鸡蛋或牛油输入英国的百分比，或者是阿比西尼亚的棉花纤维的米突尺，或者是数百万工作时间的损失表呢？更混账不过的就是政治家们对开辟第二战线问题的普遍臆测，他们认为此问题可由握有“一切事实”的“军事”领袖们来解决，而对任何道德、心理与政治问题毫无判断之感。倘若中华民族曾经受过这种统计的迷惑，那他们早就不敢执武器来对抗日本军队了。在表示中国人忽略事实方面，举一位中国学者为例，他曾严肃写出人类的心脏是在胸部的右边；他的技术真是不可名状——他简直连以自己的手都摸不出心脏的位置。另一方面，中国人可以反过来回答说：“心脏在左或在右究竟有什么差别？倘若把胸部割开，你当然可以看到它，倘若不割开，他就没有办法见它。总而言之，甚至把它割开，你都不能奈何它哩。”西方将回答说：“啊，是的，但我们要科学化和精确地找出心脏在哪里！”中国人则将再回答说：“不管你在何处找到心脏的位置都没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就是把你的心脏放在正确的地方。”此事乃约略表现事实的占量与价值的占量之别。
中国的人文正义（Humanism）或孔子主义都集中在某种的人情价值上面。
我们若不认清估量的广大差别，则西方的读者将感到失望。孔子主义是排斥物理学及形而上学，而集中于人与人的关系价值上。我们对于人与人的关系并不能有多少发现，有亦微乎其微，但孔子主义说得好，知识有基本与表面之分：表面的知识是事实的世界，而基本的知识则为人与人的关系及行为的世界。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根据孔子的观点来说，少数也许很多，而多数也许太少。
因为中国的人文主义精义是在于从正确地估量人的价值来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即人伦），以达到有理性的人的行为（即做人）。大意如此，但其意义则非常深远。孔子主义的观点认为政治必须补助道德，政府只是暂时的弥缝工具，法律是秩序的表面工具，警察是为道德上未成熟的个人而设的愚蠢发明物。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道德成熟的人只从教育和文化及从启发礼乐而产生来的道德感才能培养出尊严和自尊的行为。完成社会与政治的秩序的方法观念，是和西方经济学者与政治科学的学生的方法有天壤之别的。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此种相反之观点遂与西方社会及政治哲学之机构大相径庭。孔子对任何文明的最后试验，则在于它究竟会不会产生好儿子、好兄弟、好丈夫、好朋友和好个人。具有脆弱的敏感，而热烈地避免伤害他人的情感。这也许是文明的最后目的；也许不是，但我们怎能知道？也许在将来第二十五世纪的人民看来，今日我们个人或国家的社会行动似乎极端古僻。也许今日有些所谓世界的领袖，在第二十五世纪的人看来不过是具有部落思想的野蛮人，正像我们现在对汉尼拔（Hannibal）的观念一样。不过这种自欺的观念暂时必须继续的。
但是，倘若我们对自己说现在知识的蜕变与价值的崩溃，而号召着恢复某种人类价值时，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开始了。研究任何人类价值的估量，技术与哲学的基础并没有。只有机械的技术，与物质的方法继续支配着我们大学教授的思想时，则此种价值之不能被重新发现已是明显的事实了。所谓“唯物主义”我并不指物质的进步，因这是反对西方的普遍论据的。我是完全拥护物质的进步的。我所指的是作为方法，技术与观点的科学唯物主义，已经很绝望地麻痹了欧洲的人性，并把它抛入极端崩溃与混乱的状态中。
由于科学唯物主义侵入我们的文学与思想的直接结果，遂使世界陷入支离破碎的地步，这是可以证明的。人道主义的教授们乃被贬低到寻求机械主义的规律来支配人类活动的地位，“自然律”愈严格，与自由意志愈空想时，则教授们的知识的喜悦就愈大了。唯物史观把历史当做决定论的鸟笼，而跌入鸟笼的两足动物的人则朝着供应食物的方向跳动着。我们这时代最令人钦佩的精神并不是意外，也不是最伟大的，而是顶流行的悲观论。我们国际的动乱是建立在我们的绝望哲学上面；像鲍德莱（Baudelaire）的绝望，休斯曼斯（Huysmans）的绝望，哈代（Hardy）的绝望，德雷萨（Dreiser）的绝望，伊里奥特（T.S.Eliot）的绝望，普劳斯特（Proust）的永久懊悔，萨姆巴特勒（Samuel Butler），丁因格（Dean Inge），赫斯黎（Al－dous Huxley）的温和悲观主义，毕卡索（ Picasso），立体派（Cubist），超现实主义者（Surrealist），佛洛伊特主义者（Freudians），精神病者（Psychopaths）与苛刻的审美学者（Hyperaesthetes）等极端的绝望。只有像华尔·惠特曼那种健强的心理，没有受过科学精神之苦，他们是和生活本身，与伟大的人道主义保持密切接触，只有他们对平民保留着无量的爱和忠诚的。我很有趣地指出新英格兰文化之花是很接近中国的文化；惠特曼在他的神秘主义与他对这血与肉的人道主义的爱，托鲁（Thoreau）在他的和平主义与他的乡村理想，以及埃默生（Emerson）在他那洞察与讽刺的智慧。那枝花不会再开花了，因为工业主义的精神已经摧残了它。
我们对于人性的观念已经被曲解被贬抑了。其基础已被打出宇宙以外了。这机构不能再支持了；其中有一部分必须打破。从这些零乱片断的现代知识中，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新的世界，而东方与西方必须合作来建造它。
原载1946年6月30日《宇宙风》第143期
西方人文思想的危机
——阐述中国与印度的智慧为
《二十世纪之人文科学》序
正中书局编辑《二十世纪之人文科学》，对于本世纪中外文史、哲学、宗教、艺术、作有系统的叙述，分别请各位专家担任，又已有陈大齐、李玄伯诸先生作前言与结语。这确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参考书。涤夫先生要我写一篇序言，我想最多在这人文科学的发展趋势及其方法，作全面较扼要的研讨，并指出西方人文思想的危机。
本来“人文科学”这个名词，作分科之学讲可以，但是以科学二字，作自然科学讲，列为“准确科学”，便有毛病。若太认真，一定要冒科学的招牌，抄袭自然科学的方法，第一，必把人生哲学中，凡不能以科学化验方式测量的部分排出于研究范围之外，而集中于可以衡量统计部分。这就可使人文研究因范围缩小而变质了。第二，科学的态度只是实事求是，不加善恶的论断。科学只有观察推论，而没有主观成分容乎其间。人文科学硬要仿效，也就取超乎伦理之态度，对于修身齐家，好好恶恶宗教信仰等等的论断，置之不理，而后可成其所谓纯科学的客观研究。于是今日思想的混乱，不能由哲学家社会学家得到指导。学术界愈分门别类，愈失去重心，乃发生博而不能约的现象。第三，人类生活到底与草木金石不同。凡是人生哲学的中心问题，如善、恶、神、永生、心术、意见，及立身做人的道理，都没法研究了。
西方比较专家的学者，每每鄙夷这些口头禅，视此等问题为无足重轻。既然无法研究，索性不研究罢了。
我尝为《中国与印度的智慧》作一篇序文，阐明此意。此文曾在Wellesley女子大学演讲，演讲之后引起该校师生几天的辩论，因为这篇议论实指出风行的社会科学的缺点。以后也曾登载《大西洋月刊》。我所以言此，是证明西方学界实有这种现象，在学理上成个问题。文中初言中西人生哲学重点之不同，而指出今日西方对于伦理之忽略，然后推论“超乎伦理”（amorla 或作“外乎伦理”）的客观科学态度之所由来。兹节译后段数节，也可为今日人文科学家的当头棒喝，而思有以纠正之。
“ 我想有趣的研究一下， 何以人文科学教授（professors ofthe humanities）由道德的城堡败退逃出，途中只怕善恶观念之复萌，或任何感情用事的心理，怎样他们一生只怕卷入是非场中，怎样修炼功夫，把一切事物只当做机器物体的现象，可拿来分析，比较，解释，怎样他们变成伦理的（惧怕阳光的）蝙蝠，极力避免褒贬论断老生常谈，如畏蛇蝎，终于憎恶自由意志，而将良知推出学问研究之外。联合神道学院（纽约）的教务长，曾在Fortune 杂志文中，举出一事，非常有意义而有代表性的。他请一位科学同事在早课礼拜时对学生讲话。这位科学同事婉谢不敏，理由是他研究的范围只限于“准确的知识”。善恶问题显然无法归入“准确的知识”，而上帝也难以数学方程式表现，所以善恶是那位教授的“越境地”。我们对于这样情形，怎样办呢？……
“我们可以有趣的研究科学的物质主义如何侵入人文科学，及大学教授如何由观感的错误，想抄袭摹仿自然科学的方技法宝，出卖人文科学。矿石或动物的研究，自然无所用其良知。因为自然科学只需要客观及外乎伦理的态度。在偷袭科学方法而应用于人文科学之时，他们天真自信，此去可使人文研究成为真科学了，就把那外乎伦理的客观方法整个搬过来。但是不加臧否的态度，在自然科学是一种美德，在人文研究，却是而必是一种罪恶。建立在这种基础的人文科学必陷于褊狭不正确，因为所研究的对象及事实与自然科学不同……
“因为在十九世纪中叶，自然科学飞黄腾达，声誉日隆，所有的人类的研究也赶紧自称为‘科学’。这时代文史的研究都好用‘机体’、‘自然律’、‘发源’、‘演化’这些名词。孔德（Auguste Conte）在一八三○年间已开始这风气，把社会学叫做“社会物理学”（Social Physics）而称社会为一种‘机体’。‘社会是个机体’，这一句话有何意义，永远没人说得出来。
戴恩将这些名词加于文学史（戴恩所著《英国文学史》序中一句名言：“善与恶，同白糖与硫酸一样，是一种产品。’），马克斯加之于经济学，左拉加之于小说，连文评大家Sainte Beuve 也称他的文人传记巨著（ Port Royal）为‘灵魂的科学。’我们倒不需要远溯十九世纪，现代的例多着呢。
有一天Dr.J.B.Watson（行为心理学创设者）异想天开，发见他若把‘知觉’‘意志’‘情感’‘记忆’‘觉悟’淘汰净尽，而缩小范围专门研究神经的刺激与反应，用仪器衡量，就可以开始把心理学变成‘真科学’。……“今日世界之瓦解，可以证明是由于科学的物质主义侵入文学思想的直接结果。人文科学的教授已陷入一种境地，只管在人类的活动中，求得机械式的公例。愈能证明这些公例的严整，愈能证明人类意志没有关系，这些教授心里就愈愉快。所以有经济历史观，把人类历史，当做一种两脚动物因寻求食物原料而断定去向的演进。马克斯也自然以他的定数论及唯物辩证自豪。因科学的物质主义必然走上定数论、宿命论，而定数论（否认自由意志）必然走入悲观。所以现代最风行一时的思想家（不是最伟大而是最风行的）都是悲观主义者，并非偶然。我们国际的混乱是基于哲学上的悲观：Baudelaire 的悲观，Huysmans 的悲观，Hardy 的悲观，Dreiser 的悲观，T.S.E－liot 的悲观， Proust 的长恨， Samuel Butler， Dean Inge，AldousHuxley 的悲观，Picasso 的激烈悲观，及那些超现实派的画家，佛洛伊德信徒，心理变态者，激越唯美派等。只有理智健全的Walt Whitman 未曾感患那种科学风气，日与人生人类相接近，才能保存那对人类平民的博爱与信心。我可以有趣的指出新英格兰（美国东北部）文化全盛时期的巨子（十九世纪中叶）都接近中国的文化：Whitman 的玄学及爱好有血肉的人类，Thoreau 的反战主义及接近大自然，Emerson 的妙悟能力及格言式的讲解。那烂灿的时期过去了，因为工业时代的精神已给他摧残了。”该文末附拙作一首英文诗，以佛洛伊德对人类心理的剖析代表现代人对人类魂灵深处观念的坠落。这首诗我自己翻译不来，姑录于此，以结本文。
No more privacy
of mind and body；these students of mental history Have stripped the fig-leaves，dispelled all mystery，Have sent the naked，shivering soul to the scullery，And turned the toilet into a public gallery. They’ ve dulled the glamor of love， soured the wine of ro-mance. Plucked the feathers of pride， exposed to naked glance The Inner Sanctum of sovereign mind， dethroned from itsdais，And crowned the rand－smelling Libido in its place.若要看今日思想之混乱、悲哀、愤激，走投无路的情形，我想萨尔忒（Jean Paul Sartre）可以当代表。
见1974年10月台湾开明书店初版《无所不谈合集》
答灵犀君论《论语》读法
某日《社会日报》有灵犀君《告林语堂》一文。原因上期《论语》有一篇《择偶论》，记者按语谓“无友不如己”的话：“见得圣人不通，友中有不如己者可，无友不如己者不可。此自私自利，近于杨朱之学。天下人皆守此训，则交友将如三角恋爱之追逐。我要贤于我者，贤于我者必不要我；不肖于我者要我，我必不要不肖于我者——天下尚有友乎？故曰圣人不通。”
灵犀君作评谓：“当我念书之时，念到‘无友不如己’的一句，也和林君发生同样的疑问，觉得这话无论如何，不能自圆其说，便大着胆向先生驳问。
先生笑道：“你读书真是读到牛角尖里去了，‘无友不如己’这句话，若照你的解释，天下尚能有友可交乎？须知所谓不如己者，便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意思。因交友之道，须择其道同于己，志合于己的而交之，不要交那和自己意志不相和的朋友。’于是我乃恍然悟到圣人到底非不通，我若笑其不通，将反被圣人窃笑于地下矣。我恐林君被窃笑，特举以告之，未知林君认为鄙老师的解释通也不通？”
愚按：“不如己”不得强作“道不同”解。先生少发疑问，不愧灵犀一点通，惜轻信师言，灵机顿塞，而自谓恍然，殊为可憾。大约因尔时学力未足，未敢自信，易被垫师蒙蔽。然塾师欺人，思之痛心。吾知先生此时再思之，必系疑问派，而非恍然派也。世间塾师惯技，专在塞住学者灵机，乱答宇宙间疑问，使学者不复思索，宇宙不复有问题，而名之曰教育。此特其一例耳。“无友不如己”一语，本圣人故甚其辞，当日圣人如此说出，门人便如此录下，不暇为之作咬文嚼字之推敲，因此益见得《论语》所录不失当日口气而为可贵。吾人燕居闲谈，有多少矛盾语，过甚语，一经发表，必生误会。此与吴稚晖谈话之所以令人栗栗危惧、有钮惕生在座，李石曾在座，便有对证，更可怕。《论语》一书之妙正在多圣门师生燕居闲谈谐谑语气，矛盾语多，过甚语多，不假修饰语多，反而从此可见得圣人幽默。须知《论语》一书，未经圣人过目，即系未经圣人同意发表。若骂人“贼夫人之子”一语，孔子看见必删去无疑，以替门徒留面子。盖《论语》所录，或有若曾参之徒所记（故独称曾子有子），或子夏、子游门人所记，故芜杂不一。且门人妒忌，在所不免。子路既死，无门人，故无人替他说话。然“贼夫人之子”、“无友不如己”，正系圣门燕居闲谈口气，原不预备发表。吾人读《论语》，应作如是观读之。孔子谓割鸡焉用牛刀，原系幽默，子贡看的太正经，乃由夫子纠正之，谓“前言戏之耳”。圣人戏言之证甚明。
读《论语》贵读语气。失其语气，则不可解。且必如此读法，而后夫子之个性活跃纸上。孔子语气幽默，例证正多，兹举二例：阳货欲见孔子……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
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
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
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
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吾将仕矣”，盖以阳货为污浊不足与丘语，用白话释是：“好！我要做官了。”这是何等幽默不屑与辩之神气！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匵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用白话解是：“出卖啊！出卖啊！我在此地等出卖啊！”这又是何等幽默语气。塾师生吞活剥，不会理解圣人之幽默，歪窜乱改，无有是处。圣人如许潇洒，如许浪漫，如许狂热，如许多情，如许兴奋，如许伟大，塾师以道学先生论孔子，则孔子之伟大，彼尚未梦见，何足以谈《论语》？必欲如此解法，即孺悲欲见，不见已甚，又必“取瑟而歌，使之闻之”，又将如何解法？乡愿读《论语》与汉儒读三百篇一样见识。故曰“乡愿，德之贼也”。
足下老师彼等人也，非此等人也，虽读《论语》，实是不曾读。高明以为然否？
原载1933年7月1日《论语》第20期
论孔子的幽默
——《论语》杂评
孔子自然是幽默的。《论语》一书，很多他的幽默语。因为他脚踏实地，说很多入情入理的话。只惜前人理学气太厚，不曾懂得。他十四年间，游于宋、卫、陈、蔡之间，不如意事，十居八九，总是泰然处之。他有伤世感时的话，在鲁国碰了季桓子、阳货这些人，想到晋国去，又去不成，到了黄河岸上，而有水哉水哉之叹。桓魋一类人想要害他，孔子：“桓魋其如予何”
的话，虽然表示自信力甚强，总也是自得自适君子不忧不惧一种气派。为什么他在陈、蔡、汝、颍之间，住得特别久，我就不得而知了。他那安详自适的态度，最明显的例，是在陈绝粮一段。门人都已出怨言了，孔子独弦歌不衰，不改那种安详幽默的态度。他三次问门人：“我们一班人，不三不四，非牛非虎，流落到这田地，为什么呢？”这是我所最爱的一段，也是使我们最佩服孔子的一段。有一次，孔子与门人相失于路上。后来有人在东门找到孔子，说他的相貌，并说他像一条“丧家犬”。孔子听见说：“别的我不知道。至于像一条丧家狗，倒有点像。”
须知孔子是最近人情的，他是恭而安，威而不猛，并不是道貌岸然，冷酷酷拒人于千里之外。但是到了程、朱诸宋儒的手中，孔子的面目就改了。
以道学面孔论孔子，必失孔子原来的面目。仿佛说，常人所为，圣人必不敢为。殊不知道学宋儒所不敢为，孔子偏偏敢为。如孺悲欲见孔子，孔子假托病不见，或使门房告诉来客说不在家，这也就够了。何以在孺悲犹在门口之时，故意“取瑟而歌，使之闻之”，这不是太恶作剧吗？这就是活泼泼的孔丘。但这一节，道学家就难于解释。朱熹犹能了解，这是孔子深恶而痛绝乡愿的表示。到了崔东壁（述）便不行了。有人盛赞崔东壁的《洙泗考信录》。
我读起来，就觉得赞道之心有余，而考证的标准太差。他以为这段必是后人所附会，圣人必不出此。这种看法，离了现代人传记文学的功夫（若Lytton Strachey 之《维多利亚女王传》那种体会人情的看法）离得太远了。凡遇到孔子活泼泼所为未能完全与道学理想符合，或言宋儒之所不敢言（“老而不死是为贼”），或为宋儒之不敢为（“举杖叩其胫”，“取瑟而歌，使之间之”），崔东壁就断定是“圣人必不如此”，而斥为伪作，或后人附会。顾颉刚也曾表示对崔东壁不满处：“他信仰经书和孔、孟的气味都嫌太重，糅杂了许多先入为主的成见。”（《古史辨》第一册的长序）
读《论语》，不应该这样读法。《论语》是一本好书，虽然编的太坏，或可说，根本没人敢编过。《论语》一书，有很多孔子的人情味。要明白《论语》的意味，须先明白孔子对门人说的话，很多是燕居闲适的话，老实话，率真话，不打算对外人说的话，脱口而出的话，幽默自得话，甚至开玩笑的话，及破口骂人的话。
总而言之，是孔子与门人私下对谈的实录。最可宝贵的，使我们复见孔子的真面目，就是这些半真半假、雍容自得的实录，由这些闲谈实录，可以想见孔子的真性格。
孔子对他门人，全无架子。不像程颐对哲宗讲学，还要执师生之礼那种臭架子。他一定要坐着讲。孔子说：“你们两三位，以为我对你们有什么不好说的吗？我对你们老实没有？我没有一件事不让你们两三位知道。那就是我。”这亲密的情形，就可想见。所以有一次他承认是说笑话而已。孔子到武城，是他的门人子游当城宰。听见家家有念书弦诵的声音，夫子莞尔而笑说：“割鸡焉用牛刀。”子游驳他说，夫子所教是如此。“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孔子说：“你们两三位听，阿僵是对的。我刚才说的，是和他开玩笑而已。”（“前言戏之耳”。）
这是孔子燕居与门人对谈的腔调。若做岸然道貌的考证文章，便可说“岂有圣人而戏言乎……不信也……不义也……圣人必不如此，可知其伪也。”
你看见过那一位道学老师，肯对学生说笑话没有？
《论语》通盘这类的口调居多。要这样看法才行。随举几个例：言志之篇，“吾与点也”，大家很喜欢，就是因为孔子作近情语，不作门面语。别人说完了，曾皙以为他的“志愿”不在做官，危立于朝廷宗庙之间，他先不好意思说。夫子说：“没有关系，我要听听各人言其志愿而已。”于是曾皙砰訇一声，把瑟放下，立起来说他的志愿。大约以今人的话说来，他说：“三四月间，穿了新衣服到阳明山中正公园。五六个大人，带了六七个小孩子，在公共游泳池游一下，再到附近林下乘凉，一路唱歌回来。”孔子吐一口气说，“阿点，我就要陪你去。”或作“我最同意你的话”。在冉有、公西华说正经话之后，曾皙这么一来放松，就得幽默作用。孔子居然很赏识。
有许多《论语》读者，未能体会这种语调。必须先明白他们师生闲谈的语调，读去才有意思。
“御乎射乎”章——有人批评孔子，说“孔子真伟大，博学而无所专长”。
孔子听见这么说：“教我专长什么？专骑马呢？或专射箭呢？还是专骑马好。”这话真是幽默的口气。我们也只好用幽默假痴假呆的口气读他。他哪里是正经话？或以为圣人这话未免杀风景。但是孔子幽默口气，你当真，杀风景的是你，不是孔夫子。
“其然，岂其然乎？”章——孔子问公明贾关于公叔文子这个人怎样，听见说这位先生不言、不笑、不贪。公明贾说“这是说的人张大其辞。他也有说有笑，只是说笑的正中肯合时，人家不讨厌”。孔子说：“这样？真真这样吗？”这种重叠，是《论语》写会话的笔法。
“赐也，非尔所及也”章——子贡很会说话。他说：“我不要人家怎样待我，我就不这样待人。”孔子说：“阿赐，（你说的好容易。）我看你做不到。”这又是何等熟人口中的语气。
“空空如也”章——孔子说：“你们以为我什么都懂了。我哪里懂什么。
有乡下人问我一句话，我就空空洞洞了，无一句话作回答。这边说说，那边说说，再说说不下去了。”
“三嗅而作”章——这章最费解，崔东壁以为伪。其实没有什么。只有孔子嗅到雉鸡作呕不肯吃。这篇见《乡党》，专讲孔子讲究食。有飞鸟在天空翱翔，飞来飞去，又停下来。子路见机说，“这只母野鸡，来的正巧。”
打下来贡献给孔夫子，孔夫子嗅了三嗅，嫌野鸡的气味太腥，就站起来，不吃也罢。原来野鸡要挂起来两三天，才好吃。我们不必在这里寻出什么大道理。
“群居终日”章——孔子说：“有些人一天聚在一起，不说一句正经话，又好行小恩惠——真难为他们。”“难矣哉”是说亏得他们做得出来。朱熹误解为“将有患难”，就是不懂这“亏得他们”的闲谈语调。因为还有一条，也是一样语调，也是用“难矣哉”，更清楚。“一天吃饱饭，什么也不用心。真亏得他们。不是还可以下棋吗？下棋用心思，总比那样无所用心好。”
幽默是这样的，自自然然，在静室对挚友闲谈，一点不肯装腔作势。这是孔子的《论语》。有一天，他说：“我总应该找个差事做。我岂能像一个墙上葫芦，挂着不吃饭？”有一天他说：“出卖啊！出卖啊！我等着有人来买我（沽之哉，沽哉，我待贾者也）。”意思在求贤君能用他，话却不择言而出，不是预备给人听的。但在熟友闲谈中，不至于误会。若认真读它，便失了气味。
孔子骂人也真不少。今之从政者何如，孔子说：“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斗筲”是承米器，就是说“那些饭桶，算什么”！骂原壤“老而不死是为贼”。骂了不足，还举起棍子，打那蹲在地上的原壤的腿。骂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真真不客气，对门人表示他非常生气，不赞成冉求替季氏聚敛。“由也不得其死然。”骂子路不得好死。这些都是例。
孔子真正属于机警（wit）的话，平常读者不注意。最好的，我想是见于孔子家语一段。子贡问死者有知乎。孔子说：“等你死了，就知道。”这句话，比答子路“未知生，焉知死”，更属于机警一类。“一个人不对自己说，怎么办？怎么办？我对这种人，真不知道怎么办（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也是这一类。“过而不改，是谓过矣。”相同。“不患人之不己知，求为可知也。”——这句话非常好。就在知字上做文章，所以为机警动人的句子。
总而言之，孔子是个通人，随口应对，都是道理。他脚踏实地，而又出以平淡浅近之语。教人事父母，不但养，还要敬，却说“至于犬马，皆能有养”，这不是很唐突吗？”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就是说“如果成富是求得来的，叫我做马夫赶马车，我也愿意”。都是这派不加修饰的言辞。好在他脚踏实地，所以常有幽默的成分在其口语中。美国大文豪Carl Van Doren 对我说，他最欣赏孔子一句话，就是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说：“再，斯可矣。”这真正是自然流露的幽默。有点杀风景，想来却是实话。
见1974年10月台湾开明书店初版《无所不谈合集》
孟子说才志气欲
我是自小爱孟子的。孟子是儒家中的理想主义者，文字中有一种蓬勃葱郁之气，令人喜欢，令人感动。在儒家中，我就是推崇孟子。其气派得力于子思。孔门中颜回乐道安贫，善体会、善思考，退而自省其私，亦足以发，但是他不大说话。话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曾子在孔门弟子中年最幼，又最聪慧，大概好学而近思，但是仍突不出孔子范围。孟子之时，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须知杨、墨皆有精深系统，倘使曾、颜尚在，必定抵挡不住。只有孟子雄辩之才，足以出来招架。荀子学问虽好，却反对人欲；主张制礼节欲，以性为恶，以善为“伪”。——这一脉思想戕贼人以为仁义，如戕贼杞柳以为桮棬，与告子一样，故必流于虚伪冷酷。他的仁义是外来的，与告子相同，即所谓“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真不足取。荀子既然要制礼节欲，又主张“严刑罚，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属，皆知己所愿欲，举在于是，故其赏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举在于是，故其罚威”。所以他教出来的子弟，当然是法家，如韩非、李斯之徒，全非孔子面目。后来焚书坑儒，乃荀卿的大弟子所为，可说是荀派的报应。只有孟子能发挥性善之说，言孔子所未言，又能推广仁义之本意，说出仁义本于天性，使孔子的道理得哲学上的根据，及政治上的条理。他又雄辩，又弘毅，又自信，又善讽喻、善幽默，是一种浩然大丈夫气象，我们读《孟子》，可使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倘使从此下去，儒道岂不是很快乐平易的人生观吗？
不幸，我们所见的所谓孔学，都是板起长脸孔的老先生，都没有孔子之平和可亲，或孟子的泼辣兴奋。七百年来道学为宋人理学所统制，几疑程、朱便是孔、孟，孔、孟便是程、朱。程、朱名为推崇孟子，实际上是继承荀、韩、释氏（戴东原语），不曾懂得孟子。邵康节批评程伊川，最中肯。康节将殁，伊川去看他，向他问道。康节笑着对他开玩笑说：“正叔（你这人）可谓生在生姜树上，将来必死于生姜树头。”伊川再问，康节张开两手示意。
伊川不解，康节才说：“面前路径须令宽，路窄时自身且无所着，何能使人行？”我们七百年来所行的就是伊川这条窄路。理学道理，也全是生姜树头的道理。
现代青年人，应该多读《孟子》，常读《孟子》，年年再读《孟子》一遍（《万章》、《告子》、《尽心》诸篇最好）。孟子一生都是英俊之气，于青年人之立志淬砺工夫，是一种补剂。孟子专言养“志”养“气”，“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是积极的。荀子专讲制民制欲，是消极的。“圣人与我同类”、“人皆可以为尧舜”、“人无有不善”、“养其大体为大人”……这是何等动人的话？少时常听我父亲引《孟子》说：“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这句话不知如何，永远萦绕在我心上。
这样的人生观，不是很好的吗？人无有不善，就其善而养之。人生社会有什么了不得的问题，何必谈什么玄虚？做人的道理讲好了，还有什么可怕？这样循这条路走去，就可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孔子只讲君子，孟子才提出大丈夫三字）。就使不能建立什么彪炳的事业来，至少也可以成一个有操守气节的人。
孟子着重“志”、“气”。要人养“志”、“气”，养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田地，这叫做人气，这也就是“仁”。仁者人也，就是有人气的人；在英文最好译为man-hood.在孟子看来，仁就是manhood.就是大丈夫。向来仁讲为静，智为动。实在大丈夫也有静时，如诸葛亮之卧龙岗，只是静中却有“志”在里头，并非沉寂，也非寂灭。孟子说：“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这里头专靠一“志”字，若无“志”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还不是每夜精疲心竭爬上床完事？
最好是孟子讲“才”字。孟子要人“能尽其才”。富岁子弟多赖（即懒），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而殊也”。孟子也明白人“才”善恶与环境的关系。“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
“可以为善”四字，是性善的精义，是说有可以为善之“才”（性恶、性善之辩，二千年来辩得一塌糊涂；孟子说可以为善甚明，陈兰甫《东塾读书记·孟子篇》，讲得清楚了当，再不必争执）。既然人无有不善，只能不失其本性，使吾固有之善，可以培养滋长。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
孟子言“才”，与性字同。牛山有材，是牛山之本性，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旦旦而代之，则夜气不足以存，所以濯濯，人见其濯濯，以为未尝有材，“此岂山之性也哉”？古之教育，皆是养“才”；今之教育，皆是补恶，是旦旦而伐之一类，哪里还有雨露之养、时雨之化意义？
这“才”字、性字，连“欲”包括在里头。那时还未有宋儒将理与“欲”分开，理、“欲”是合一的，人生必有“才”，“才”有高低利钝不同，但是必有“才”，有“才”便有“欲”。孟子言“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欲”之含义甚广，非限于犬马声色。宇宙万物生生不息，是宇宙万物各尽其“才”，各有其“欲”。宇宙无“欲”，则宇宙寂灭。人生的期望、愿望都是“欲”。人生没有期望、愿望，便已了无兴趣，陷于死地，形存神亡。草木有草木之“欲”，才能欣欣向荣。人而无“欲”，也就完了。我看青年子弟，男男女女，无非一堆私人之欲望，各有所求，求学之进，求事之成，求父母健康，求出洋留学，求传子传孙，求成家立业，何一非“欲”？
说“欲”有害，也不过如说钱财害人；钱财私欲，非能害人，在于你自己，非“欲”之罪也。
好了，算我孟子派中人罢了。
见1974年10月台湾开明书店初版《无所不谈合集》
论孟子的文体
“喝！孟子。”——这“喝”字是佩服称赞的感叹词，是给孟子喝彩的语气。国语中能用文字表出感叹之声音者不多。“啊”阴平，“嘎”阳平，都有点勉强。“乁”上声里头就有几种不同的感叹。《儿女英雄传》就以“嗯”
字表出，“嗯！你这么一个人”（《国语辞典》引）。至于“乁”去声有承诺及答应意，用“欸”表出，实在不清楚，也难表达语调，实在不如直用注音字母省便，直截了当。此外如以“哼”表达hum！越出注音字母的通常范围，真是无可如何。“ㄏㄨㄚ拳”作“豁拳”、“划拳”、“搳拳”，一样也是尴叹。北平戏院中叫彩的声近“ㄡ”，不知应怎样写法。难道造一个“叹”①字吗？
我想用“喝”字表示赞叹孟子的了不得，赞叹他的才气。才气与文字分不开，有才者必有其文；有其文者，必有其才。《孟子》的思想内容且不说，单说他的文字风格，就有一种磅礴之气。“喝！孟子”是感叹词，但是国语中在路上碰见熟人或所亲热的人，向他招呼，我就不知道怎样呼法。我的意思是举手招呼，如在台语说“林兮”、“杨兮”。若说“喂，喂”，不好意思吧。英文如熟人路上相逢喊Hi！那是非常亲热而天真自然的口语。中文同音的“哈”、“咳”、“嗨”都有愁眉不展长吁短叹的意味。我若在路上碰见孟子，还是Hi！
① 作者所处的汉语环境不使用简体字，这个“叹”字并非感叹之“叹”，而是口字旁加一个注音字母ㄡ，故有造字之说。——编者。
我想在此专讲孟子的文体。孟子能诡辩，善辩，好辩，并能近取譬，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他的辩才无碍。这且不去管他，所要在他磅礴的文气，在他文章体格上，找不出什么太史公笔法，也不应该谈什么古文臭“义法”、“章法”。孟子在文字上，是性灵派中人，能发前人所未发，倒不在乎什么呼应，章法；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得不止而已。此种文字，文气特别雄厚。
章法他是有的，但不是桐城谬种之所谓义法。
第一，孟子为文好重叠。若说文法，重叠可省；若说文气，重叠是好的，并非赘瘤。《孟子·公孙丑》章，接连三次言“自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看来似乎重叠，而反复周徊三次言之，则感叹之情特别深厚。说不定塾师厌他烦复，谓第三句可省，但是省了就有伤文气。“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得我者而为之”，也是这一类动荡之文笔。“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不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不死，死伤勇”，都可以作一唱三叹念法。“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也是雄辩之才华文气。
在这种精辟透彻的议论文，孟子常很泼辣，也管不到近乎鄙俗字眼儿。
“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搂”字似不便出于道学的口，学校作文，当认为不雅，应删去。但是删去，又失了那雄辩的力量，因为是与上文“紾兄之臂”同等，搂乎不搂乎之问，同于上文紾乎不紾乎之问。陈仲子不吃他阿哥的鹅，皱着眉头说“恶用是鶂鶂者为哉！”便是近于白话俗语口气。鶂鶂就是Quack，Quack.他母亲杀鹅给他吃，正要吃时——阿哥回来，看见他吃鹅肉，说“是歍歍之肉也”取笑他。
于是陈仲子“出而哇之”。所以孟子批评陈仲子，说他要真做到充分的廉操，只好做蚯蚓，又是不文不俗（“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所以孟子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斥杨、墨为“无父无君”。齐人一妻一妾章“所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都是这类嘻笑怒骂不大“得体”的文章。
孟子好辩，所以文中问辩反驳之语颇多。《论语》问答是片断的，到了《孟子》，便有近于现代文的对白。许仲子一节有很好的例。以下是孟子与陈相的会话：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
曰：“然。”
“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
曰：“否，许子衣褐。”
“许子冠乎？”
曰：“冠。”
曰：“奚冠？”
曰：“冠素”。
曰：“自织之与？”
曰：“否，以粟易之。”
曰：“许子奚为不自织？”
曰：“害于耕。”
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
曰：“然。”
“自为之与？”
曰：“否，以粟易之。”
我想这是一段很近自然的会话描写。诸子中难见这样完全逼近口话的问答。
见1974年10月台湾开明书店初版《无所不谈合集》
《关雎》正义
古代儒家解经，道学的气氛就甚厚，非自宋朝理学才开始。屈原香草美人之歌，也必解做思君之作。《诗经》男女思慕之情诗，必作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说法，自毛公已经如此。似乎抒情诗，除了成孝敬，厚人伦以外，不会有什么文学价值。
“关关雎鸠”，便是一个好例。此篇称为诗教之始，所以列为第一篇，毛、郑以下，二千年来无异辞。
本来诗歌发于男女相悦思慕之情。无男女思慕之情，便无诗歌。《关雎》乐而不淫，歌文王后妃夫妇琴瑟和鸣之乐，以表示周公之化行于南国，原也相宜。只不应该把这篇及《周南之什》整个解作歌颂后妃“不妒忌”之美德，以为天下妇女之楷模。《关雎》据毛序是歌后妃“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思念另一个贤女作文王之配。“卷耳”是歌“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波私谒之心”。“螽斯羽”本来言子孙众多，毛序又必加上两句“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诚如郑笺所云“凡物有阴阳情欲者，无不妒忌，维蚣蝟不耳，故能诜诜众多”。“桃之夭夭”好言“之子于归，宜其家室”，也是很正当的婚歌，毛序又必加上“不妒忌，则男女以正”。
仿佛女人一妒忌，则男女不得其正，丈夫无法讨小老婆也。这种说法，自然是周公所制的礼，非周婆所制的、宜乎二千年来，天下男子无不赞同。这就所谓“后妃之德”可以化行南国的；女人不妒忌，就是《周南之什》的重要教训。此乃国风诗人所示夫妇和鸣婚姻美满的秘诀。至于男子呢？窈窕淑女之“窈窕”，早已解为“幽闲深宫”，不指美貌，康成以为“幽闲处深宫贞专之善女”，故无妒忌之必要。
《关雎》三章，是言君子思窈窕淑女，不大像淑女求君子。求之不得，乃至“寤寐思服”、“辗转反侧”，一夜靠枕无眠。其思慕之情原与“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相同。不管是男求女的，或女求男的，到了毛、郑手中，若说文王求淑女，不大好意思，所以便成女求男的，以为丈夫簉室。这个意思，郑笺、孔疏都讲得非常透彻。孔疏说：“毛以为后妃求贤女之不得，则觉寐之中，服膺念虑思之。又言后妃诚思此淑女哉！诚思此淑女哉！其思之时，则辗转而复反侧，思念之极深也。”然则思念淑女，至发昏热，并非文王，乃后妃代发热昏也。真是咄咄怪事！
我想象在台北，可有这一幕：“妈，你怎么睡不着，翻来覆去？”孩子问。
“儿也，你不知道。你爸想娶一个年轻女子到我们家了。”
“妈，这不很好吗？你应当学文王后妃。她真好。她也失眠。倒不是怕她先生讨小老婆，是愁她先生娶不到小老婆。想到发热昏，真真足以模范。”
“谁说这种话？”
“学校里的老师。”
第二天，张太太、李太太，约同赖太太、杨太太，一齐打到学校里去。
老师早已闻风，由后门逃出去了。这几位太太没法，只有把学校里的《诗经》课本全都撕烂了。
不作如此想，《关雎》还是一篇很好的情歌。
见1974年10月台湾开明书店初版《无所不谈合集》
元稹的酸豆腐
拙作论苏东坡与小二娘一文中，偶然提及“古时文人学士，一面玩弄女人，一面又忸怩作态，或板起面孔，满脸酸豆腐气”。昨日收到发表的剪报，犹觉骨鲠在喉，吐之为快。昭明太子以《闲情赋》为陶渊明白璧之瑕，便是腐。郑文焯评苏东坡不应在燕子楼梦盼盼（“盼盼更何必入梦”）亦是腐。
孔子不删桑中濮下之诗，便是不腐。腐者好作腐语，酸者为腐之尤。“盼盼更何必入梦”固然腐语，然集酸腐之大成，其惟元微之。
《西厢记》的事，大家知道，本于元稹的《会真记》。《会真记》是元稹身历之事，经宋王铨指出，张君瑞即元微之，元微之即张君瑞，无论元稹与崔莺莺为中表，普救寺之乱军，元微之之赴考年月，及其所作《续会真诗》、《梦游春词》等等，皆其《会真记》所言，若合符节。这是古今人考据确凿无疑的结论。西厢待月，是中国文学第一艳事艳史，所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会真记》为至情流露之文，流传至今，不但文情并茂，单就文字写法曲尽之妙，亦当算为第一流不朽之作，所以陈眉公将文中所记莺莺札，收入《古文品外录》。
但是《会真记》，古人读来，便不觉其迂，今人读来觉得，张生自辩之辞，腐气触鼻，酸味冲天。古人男女不平等，读之若无其事，茫然不觉，斯为怪事。只有《金批西厢记本》眉批，斥之曰：“尔自薄幸，忍为此腐语耶？”
因为张既与莺莺海誓山盟，同荐枕席，在莺莺者情脉脉，意绵绵，而张生弃之，自辩之辞竟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昔殷之辛，周之幽，据万乘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其后又谓：“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过已补，而莺莺不得不骨化形销矣。倘使司马相如与文君私奔之后，中途弃之，斥为妖孽，而自谓善“补过”，便无当垆可歌可泣的下文。这样相如的长安朋友，也应额手称善曰：“补得好，补得好。”
腐与酸之别在此。莺莺与元稹为中表。莺莺母郑氏与元稹之母为姊妹皆为郑济之女，同一外祖父也。既在宋楼东相见相悦定情，在莺莺以为“没身之誓，其有终矣”，在元稹则始乱终弃。长安为繁花之地，娶韦氏女丛为妻，迎新弃旧之意已决，故又作古决绝词。据《梦游春词》，谓“一梦何足云，良时自婚娶”，是元稹之自述。况且“韦门正全盛，出入多欢裕。甲第涨清池，鸣驺引朱辂。广榭舞葳蕤，长筵宾杂厝”。痛哉微之，乐哉微之。
大凡男女薄幸，所在常有。男人变节，女子改志，是常有的事。始乱终弃，始乱终弃好了。不必骂情人为妖孽，比之妲己、褒姒。也不必“补过”，内心有疚，不提罢了。大凡元稹之酸豆腐三块，请细论之。
第一，《会真记》叙极香艳之事，作者系当事人。既然原原本本现身说法；又既然记莺莺缄报始终不渝，愿侍巾栉之语；又既然写出合欢情景，“肤润玉肌丰，无力慵移腕。多娇爱敛躬，汗光珠点点……慢脸含愁态，芳词誓素衷。”在当时，以莺莺之才之文，可以终始，姿德并茂，才艳兼称，未尝不可为佳偶。何以两三行后突来自辨之词？”稹特与张厚，因征其词。张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何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娇宠；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云云。”此则悖德忘恩者之所为。元稹够不上为情人，不说罢了，忍心罢了，何必作此丑态？
若以此等文字，译为英文，称莺莺为siren 为vampire，读者必却而反走。
《西厢记》止于警梦，因此等丑语，决无法上台，一上台必为观众唾骂离座而去。此种悖德忘恩之行动，无论男女观众，必不能同情。所以我用英文改编《会真记》，借朋友杨巨源，辱骂元稹无情无义一顿。
第二，莺莺情人私札，文字自是可以媲美《左》、《史》、《庄》、《骚》，金本眉批推许至谓“女子才华，古今推李清照。崔氏此札，有过之无不及。”
的是确论，但是，以现代伦理而论，元稹不应将此札示人，更不可发闺房女子之私。西洋规矩，名为kiss and tell，最为人看不起的事。元稹做法不同，逢人便说，其人品不高可见。《会真记》自叙“张生发其书于所知，由是时人多闻知。”元稹所行，是登徒子，为薄幸郎，为轻薄儿，与长安寻花问柳少年所行无异。在英文为“一只羯，一个屣，一名跖”（a cad， a heel，ajerk）。元稹诗才自不必说。其依宦官崔潭峻，在穆宗时为短期宰相，有点那个。这且不去管他，那时牛、李之争，文人不易做，我们也不苛求。柳宗元、刘禹锡都吃过中官的亏。但要他当古今第一艳事的男主角，真太不堪了。
第三，更不堪的，是他的《古决绝词》。大家认为指莺莺的，你自己薄幸好了，何以疑莺莺之不贞。《古决绝词》第一解，是拟牛郎织女一年一相逢之事。第二解说：“水得风兮，小而已波。笋在箨兮，高不见节。矧桃李之当春，竞众人之攀折。我自顾悠悠而若云，又安能保君皑皑之如雪。感破镜之分明。睹泪痕之余血。幸他人之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不我夺。”因此第三解：“有此迢递期，不如生死别。天公教是妒相怜，何不便隔相决绝。”
辱没情人，更无有如此之毒者，内心之愧，由此可见。后来元稹见莺莺，各已嫁娶，莺莺不见，赠词有“为郎憔悴反羞郎”之语。此其所以为莺莺。论理莺莺应见元稹而狠狠地咬他一口。莺莺果未尝咬他一口，不屑咬也。不屑咬也者，以为元稹之肉不屑咬也。
原载1965年10月18日台北《联合报》副刊
论文
——读《近代散文钞》
上篇
近日买到沈启无编《近代散文钞》下卷（北平人文书店出版），连同数月前购得的上卷，一气读完，对于公安竟陵派的文，稍微知其涯略了。此派文人的作品，虽然几乎篇篇读得，甚近西文之familiar essay（小品文），但是总括起来，不能说有很伟大的成就。其长处是，篇篇有骨气，有神采，言之有物；其短处，是放足妇人。集中最好莫如张岱之《岱志》、《海志》，但是以此两篇与用白话写的《老残游记》的游大明湖听书及桃花山月下遇虎几段相比，便觉得如放足与天足之别。真正豪放自然，天马行空，如金圣叹之《水浒传序》，可谓绝无仅有。大概以古文做序、跋、游记、题词、素描，只能如此而已。“简练”是中文的特色，也就是中国人的最大束缚。但是这派成就虽有限，却已抓住近代文学的命脉，足以启近代散文的源流，而称为近代散文的正宗。沈君以是书名为《近代散文钞》，确系高见。因为我们在这集中，于清新可喜的游记外，发现了最丰富、最精彩的文学理论，最能见到文学创作的中心问题。又证之以西方表现派文评，真如异曲同工，不觉惊喜。大凡此派主性灵，就是西方歌德以下近代文学普通立场。性灵派之排斥学古，正也如西方浪漫文学之反对新古典主义。性灵派以个人性灵为立场，也如一切近代文学之个人主义。其中如三袁弟兄之排斥仿古文辞，与胡适之文学革命所言，正如出一辙。这真不能不使我们佩服了。
一、性灵
西洋近代文学，派别虽多，然自浪漫主义推翻古典文学以来，文人创作立言，自有一共通之点与前期大不同者，就是文学趋近于抒情的、个人的：各抒己见，不复以古人为绳墨典型。一念一见之微，都是表示个人衷曲，不复言廓大笼统的天经地义。而喜怒哀乐、怨愤缠绵，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了。近代文学作品所表的是自己的意，所说的是自己的话，不复为圣人立言，不代天宣教了。所以近代文学之第一先声，便是卢骚的《忏悔录》，所言者是卢骚一己的事，所表的是卢骚一己的意，将床笫之事、衷曲之私，尽情暴露于天下，使古典主义忸怩作态之社会，读来如晴天霹雳，而掀起浪漫文学之大潮流。Ludwing Lewisohn 在最近出版《美国之表现》（Expressionin America，这是一部最好的美国文学史）序言概论近代文学一段说：“Literature，in other words，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lyrical and subjective in both origin and appeal.”“换言之，文学之来源与感力，愈来愈是抒情的与主观的”。就是说，近代文学由载道而转入言志。袁中郎《雪涛阁集序》说：“古之为诗者，有泛寄之情，无直书之事；而其为文也，有直书之事，无泛寄之情，故诗虚而文实。晋、唐以后，为诗者，有赠别，有叙事；为文者，有辩说，有论叙。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与其人，是诗之体已不虚，而文之体已不能实矣。”也一半是指散文转入抒情的意思。所以说性灵派文学，是抓住近代文学的命脉，而足以启近代散文的源流。
性灵就是自我。代表此派议论最畅快的，见于袁宗道《论文》上、下二篇。下篇开始说，则“爇香者，沉则沉烟，檀则檀气，何也？其性异也。奏乐者，钟不借鼓响，鼓不假钟音。何也？其器殊也。文章亦然。有一派学问，则酿出一种意见；有一种意见，则创出一般言论。无意见则虚浮，虚浮则雷同矣。故大喜者必绝倒，大哀者必号痛，大怒者必叫吼动地，发上指冠。惟戏场中人，心中本无可喜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事，而欲强哭，其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今之文士，浮浮泛泛，原不曾的然做一项学问，叩其胸中，亦茫然不曾具一丝意见，徒见古人有立言不朽之说。又见前辈有能诗能文之名，亦欲搦管伸纸，入此行市，连篇累牍，图人称扬。夫以茫昧之胸，而妄意鸿巨之裁，自非行乞左马之侧，募缘残漏，盗窃遗矢，安能写满卷帙乎？
试将诸公一论，抹去古语成句，几不免于曳白矣！其可愧如此！”这段话，比陈独秀的革命文学论更能抓住文学的中心问题而做新文学的南针。
二、排古
文章者，个人之性灵之表现。性灵之为物，惟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然文学之生命实寄托于此。故言性灵之文人必排古，因为学古不但可不必，实亦不可能。言性灵之文人，亦必排斥格套，因已寻到文学的命脉，意之所之，自成佳境，决不会为格套定律所拘束。所以文学解放论者，必与文章纪律论者冲突，中外皆然。后者在中文称之为笔法、句法、段法，在西洋称之为文章纪律。这就是美国哈佛白璧德教授的“人文主义”与其反对者争论之焦点。白璧德教授的遗毒，已由哈佛生徒而输入中国。纪律主义，就是反对自我主义，两者冰炭不相容。其实，一七九五年，英人杨氏（Edward Young）在ConjectureonOriginalCompsition 一篇奇文，早已认清文学的命脉系出于个人思感，而非所可勉强仿效他人（it grows，itis notmade.参见下文章孕育论）。杨氏说：“我们越不模拟古人，越与古人相似”（“The less we copy theancients，the more we resemble them”）。所以不肯模拟古人，一则因为无暇；二则，因为古人为文也是凭其性灵而已。
袁宗道《论文》下说：“然其病源，则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若使胸中的有所见，苞塞于中，将墨不暇研，笔不暇挥，兔起鹘落，犹恐或逸，况有闲力暇晷，引用古人词句耶？故学者诚能从学生理，从理生文，虽驱之使模，不可得矣。”《论文》上篇是专骂人学古的：“且文之佳恶，不在地名官名也。
司马迁之文，其佳处在叙事如画，议论超越，而近说西京以还，封建宫殿，京师郡邑，其名不雅驯，集子长复出，不能成史，虽子长之佳处彼尚未梦见也。而况能肖子长乎？……彼摘字句入己著作者，是无异缀皮叶于衣袂之中，投毛血于淆核之内也。大抵古人之文，专期于达，而今人之文，专期于不达，以不达学达，是可谓学古者乎？”《雪涛阁集序》也说：“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
三、金圣叹代答白璧德
中国的白璧德信徒每袭白氏座中语，谓古文之所以足为典型，盖能攫住人类之通性，因攫住通性，故能万古常新。浪漫文学以个人为指归，趋于巧，趋于偏，支流蔓衍，必至一发不可收拾。殊不知文无新旧之分，惟有真伪之别，凡出于个人之真知灼见，亲感至诚，皆可传不朽。因为人类情感，有所同然，诚于己者，自能引动他人。金圣叹尤能解释此理，与西方歌德所言吻合，答沈匡来书说：“作诗须说其心之所皆然者，须说其心之所同然者。说心中之所诚然，故能应笔滴泪，说心中之所同然，故能使读我诗者应声滴泪也……若唐律诗亦只作得中之四句，则何故今日读之犹能应声滴泪乎？”
凡人作文，只怕表情不诚，叙物不忠，能忠则诚，自可使千古读者堕同情之泪。圣叹言“忠”一字甚好。《水浒传·序三》说：“格物亦有法，汝应知之。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何为忠？天下因缘生法，故忠不必学而至于忠，天下自然无法不忠。吾既忠，眼亦忠，故吾之见忠。钟忠，耳忠，故闻无不忠。吾既忠，则人亦忠，盗贼亦忠，犬鼠亦忠，盗贼犬鼠无不忠者，所谓恕也。”古人为文，百世以后读之应声滴泪，就是因为耳忠眼忠而物亦忠，吾既忠，人亦忠。于己性灵耳目思感不忠的人，必不能使人亦忠。作者与读者关系，说来无过如此。
四、金圣叹之大过
圣叹看来，似西欧文艺复兴时期人物，对于人生万物，每有拍案惊奇之赞叹。观其论诗，谓“诗如何可限字句？诗者人之心头忽然之一声耳，不问妇人孺子，晨朝夜半，莫不有之”（《与许青屿书》）。真如已入室升堂，知道文章孕育所在了。所谓“吾书至此句，此句以前，已疾变灭”，亦甚佳妙。又观其论唐诗句无雷同，实已窥到创造之心境。《与许祈年书》的全文甚好，抄录于下：“弟□唐人七言近体，随手间自钞出，多至六百余章，而其中间乃至并无一句相同。弟因坐而思之，手之所捻者笔，笔之所载者墨，墨之所着于纸者，前之人与后之人，大都不出云、山、花、木、沙、草、虫、鱼近是也。舍是则更无所假托焉。而今我已一再取而读之，是何前之人与后之人，云、山、花、木、沙、草、虫、鱼之犹是，而我读之之人之心头眼底，反更一一有其无方者乎？此岂非一字未构以前，胸中先有浑成之一片，此时无论云、山乃至虫、鱼，凡所应用，彼皆早已尽在一片浑成之中乎？不然，而何同是一云一山一虫一鱼，而入此者不可借彼，在彼者，更不得安此乎？”
这简直就是上引的EdwardYoung 的文章孕育论，也就是Croce 的艺术单纯论（the unity of a work of art），因为他表彰文人之文是出于文人个性自然之发展，非可仿效他人，亦非他人所可仿效，非能剥夺他人，亦非他人所能剥夺。
但是不知如何，圣叹始终缠绵困倒于章法句法之中，与袁枚及公安诸子等所言文章无法大相刺谬。我于他处曾经指出圣叹之病，现在又䌷绎其言，知道并不冤枉他。我也坐思其故，圣叹实一极有理性之人，有科学头脑，无科学题材，故在文学上运用其理智，发明章法句法及为唐诗分解，这些尝试，都含有Hegel 穷探逻辑的意味。《答韩贯华书》中说：“弟比来……止是闲分唐人律诗前后二解，自言乐耳……弟因寻常见世间会说话人，先必有话头，既必有话尾。话头者，谓适开口，渠则必然如此说起，盖如此说起，便是说话，不如此说起，便都不是说话也。话尾者，既已说过正话，便已亟自转口云……今弟所分唐律诗之前后二解，正是会说话人之话头话尾也。”他虽然知道不可限诗字句，但他所感到趣味的，是这些语言逻辑上的承转的问题。
何以说不冤枉他？试读以下《水浒传·序三》论《史记》庄生与《水浒》之文。“吾旧闻有人言，庄生之文放浪，《史记》之文雄奇，始亦以之为然，至是忽咥然其笑。古今之人，以瞽语瞽，真可谓一无所知，徒令小儿肠痛耳。”
读者至此觉得甚妙，以为圣叹将揭穿宇宙文章寄托性灵之大秘奥。又说下去：“夫庄生之文何尝放浪，《史记》之文何尝雄奇，彼殆不知庄生之所云，而徒见其忽言化鱼，忽言解牛，寻之不得其端，则以为放浪；徒见《史记》所记皆刘、项争斗之事，其他又不出于我人报仇，捐金重义为多，则以为雄奇也。”读者又谓将见《史记》庄生行文之秘奥，而“得其端”了。及读接句下文，听圣叹发挥行文之“端”，乃大失望。接句下文是：“若诚以吾读《水浒》之法读之，正可谓庄生之文精严，《史记》之文亦精严……何谓之精严？
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呜呼，子长、庄生岂知字法句法章法之为何物乎？呜呼，吾虽不欲使圣叹下第，其可得欤？
庄生，文之最放者，取其最放，而诬以精严，裹其女足，授以尖鞋，使天下之士赖句法章法裹足尖鞋以效庄生，岂非滑天下之大稽乎？
下篇
数月前读沈启无编的《近代散文钞》二卷，得其中极多精彩的文学理论，爰著《论文》篇，登《论语》十五期，略阐性灵派的立论；意犹未尽，屡思续作，不图一期过一期，至今未果。性灵二字，不仅为近代散文之命脉，抑且足矫目前文人空疏浮泛雷同木陋之弊。吾知此二字将启现代散文之绪，得之则生，不得则死。盖现代散文之技巧，专在冶议论情感于一炉，而成个人的笔调。此议论情感，非自修辞章法学来，乃由解脱性灵参悟道理学来。桎梏性灵之修辞章法，钝根学之，将成哑吧，慧人学之，亦等钝根。盖其所言在肤革，不在骨子，在容貌，不在神髓。学者终日咿唔摹仿，写作出来，何尝有一分真意见、真情感流露出来？无意见无情感则千篇一律，枯燥乏味，读之昏昏欲睡，文字任何优美，名词任何新鲜，皆死文学也。性灵之启发，乃文人根器所在，关系至巨，故不惮辞费，再为下篇，以明文章之孕育取材及写作确不能逃出性灵论范围也。吾知士大夫将不直吾言，然吾说我心中要说的话，士大夫不论不足畏也。士大夫岂懂得性灵为何物乎？袁中郎叙陈正甫《会心集》曰：“……迨夫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此种不知趣之士大夫何足论文？知趣是学文之始。不相信士大夫，是学问始。
一、性灵之摧残与文学之枯干
有意见始有学问，有学问始有文章，学文必先自解脱性灵参悟道理始。
古文盛行时，文字成一问题，故修炼辞藻，可虚糜半世工夫。今则皆用质直文字，文章即说话，能说话便能做文章。巧话有巧文，陋话有陋文。故今文人所苦者，无话可说而已。无话可说，乃无病呻吟，萎靡纤弱，甚有盈篇累牍，读完仍不见说一句真知灼见的话。尝推其故：塾师教作文，不教说心中要说的话，心中不可不说的话，只教说得体的话，是摧残性灵的第一步。将来小学生成士大夫、委员、秘书，起草宣言，满篇皆得体文章，乃此种作文教学为厉之阶也。及至士大夫发宣言，作演讲，洋洋洒洒，无一句老实话，恬不知耻，报纸强迫刊载，学生引为楷模。于是朝野以应酬文章相欺相诓，是摧残性灵之第二步。然发宣言作演讲，犹系应酬文章，非文学也。宣誓必念总理，自述必言追随，犹可说也。若文学而说得体之话，违心之论，则何足以传？宣言演讲之刊载，非人好刊载也，强迫人刊载也，非人好读也，畏而疑之，不得不读也。若文学作品，汝有何官方势力迫人刊载，汝死后有何权力，迫人传诵乎？是汝下台而汝文与汝共下台，汝死而汝文与汝共死。
文章何由而来，因人要说话也。然世上究有几许文章，那里有这许多话？
是问也，即未知文学之命脉寄托于性灵，人称三才，与天地并列；天地造物，仪态万方。岂独人之性灵思感反千篇一律而不能变化乎？读生物学者知花瓣花萼之变化无穷，清新都丽，愈演愈奇，岂独人之性灵，处于万象之间，云霞呈幻，花鸟争妍，人情事理，变态万千，独无一句自我心中发出之话可说乎？风雨之夕，月明之夜，岂能无所感触，有感触便有话有文章。惜世人为塾师所误，文法所缚，不敢冲口而出，畅所欲言而已。拿起笔来，满脸道学，忸怩作丑态，是以不能文也。吾心所感所憎所嗔所喜所奇所叹何日何处无之。
盖因世人失性灵之旨，凡有写作，皆不从心，遂致天下文章虽多，由衷之言甚少，此文学界之所以空疏也。试取今日洋洋洒洒之社论，究有几句话，非说不可，究有几个文人，有话要向我说，便知此中之空乏。人称三才之一，而枯干至此，不及花鸟，岂非大奇？
二、性灵无涯
性灵派文学，主“真”字。发抒性灵，斯得其真，得其真，斯如源泉滚滚，不舍昼夜，莫能遏之。国事之大，喜怒之微，皆可著之纸墨，句句真切，句句可诵。不故作奇语，而语无不奇；不求其必传，而不得不传。盖“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言伍”（《谭友夏诗·归序》）。不与众言伍，斯不得不传。袁中郎曰：“夫天下之物，孤行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小修诗叙》）学文无他，放其真而已。人能发真声，则其穷奇变化，亦如花鸟之色泽，云霞之变态，层出无穷，至死而后已。小修《中郎先生全集序》曰：“至于今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即方圆黑白相反，纯疵错出，而皆各有所长以垂不朽。”
知心灵无涯，则知文学创作亦无涯。今日中国几万个作者，人人意见雷同，议论皆合圣道，诚为咄咄怪事。
三、文章孕育
文章有卓大坚实者，有萎靡纤弱者，非关文字修词笔法也。卓大坚实，非一朝一夕可致，必经长期孕育。世事既通，道理既澈，见解愈深，则愈卓大坚实。性灵未加培养，事理不求甚解，人云亦云，及既舒纸濡墨，然后苦索饥肠以应付之，斯流为萎靡纤弱。《论语》收到稿件，每读几行，即知此人腹中无物，特以游戏笔墨作荒唐文字而已。《论语》提倡幽默，幽默亦非一朝一夕可致，非敢望马上成功也。所刊载亦有萎靡纤弱文字，而中仅有一二句可喜者，此一时不能免之现象也。故提倡幽默，必先提倡解脱性灵，盖欲由性灵之解脱，由道理之参透，而求得幽默也。今人言思想自由，儒道释传统皆已打倒，而思想之不自由如故也。思想真自由，则不苟同，国中岂能无幽默家乎？思想真自由，文章必放异彩，放异彩，又岂能无幽默矣？
吾尝谓文人作文，如妇人育子，必先受精，怀胎十月，至肚中剧痛，忍无可忍，然后出之。多读有骨气文章有独见议论，是受精也。既受精矣，见月有感，或见怪有感，思想胚胎矣。乃出吾性灵以授之，出吾血液以育之，务使此儿之面目，为吾之面目。中途作官，名利缠心，则胎死。时机未熟，擅自写作，是泻痢腹痛误为分娩，投药打胎，胎亦死。多阅书籍，沉思好学，是胎教。及时动奇思妙想，胎活矣大矣，腹内物动矣，母必窃喜。至有许多话，必欲迸发而后快，是创造之时期到矣。发表之后，又自诵自喜，如母牛舐犊，故文章自己的好。
四、会心之顷
一人思想既已成熟，斯可为文。然一人一日中之思想万千，其中有可作文者，有不可作文者，何以别之？曰，在会心二字。凡可引起会心之趣者，则可为作文材料，反是则决不可。凡人触景生情，每欲寄言，书之纸上，以达吾此刻心中之一感触，而觉湛然有味，是为会心之顷。他人读之，有同此感，亦觉湛然之味，亦系会心之顷。此种文章最为上乘，明末小品多如此。
周作人先生小品之成功，即得力于明末小品，亦即得力于会心之趣也。其话冲口而出，貌似平凡，实则充满人生甘苦味。
会心之语，一平常语耳，然其魔力甚大。似俚俗而实深长，似平凡而实闲适，似索然而实冲淡。施耐庵所谓“所发之言，不求惊人，人亦不惊，未尝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际，世人多忙，未尝闻也”（《水浒传序》）。
会心之顷，时时有之，施耐庵曰：“盖薄暮篱落之下，五更被卧之中，垂首捻带，睇目观物之际，皆有所遇。”金圣叹曰：“诗者，人之心头忽然之一声耳，不问妇人孺子，晨朝夜半，莫不有之。”（《与许青屿书》）此语与上引袁中郎“妇人孺子真声”说正合。文人放弃此心声，剽窃他人烂语，遂感觉无话可说，其愚孰甚？
陶靖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何等平常语，亦是何等佳句。
李太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亦是何等平常话，亦是何等佳句。吾人阅此景此情，何日无之，惜不敢见真。见真则俯仰之际，皆好文章，信心而出，皆东篱语也。
文章至此，乃一以性灵为主，不为格套所拘，不为章法所役。《谭友夏诗·归序》曰：“法不前定，以笔所至为法。趣不强括，以诣所安为趣。词不准古，以情所迫为词。”是为天地间之至文。
原载1933年4月16日、11月1日《论语》
第15 期、28 期，副标题为编者所加
小品文之遗绪
从前西滢说过，现代白话文体分两大派，一以胡适之为代表，一以周作人为代表。西滢此话曾在哪里发表过。但我只是由他口头听来，现在也记不清他是如何说法的，姑就我的见解说说。一人有一人的笔调，本难于分类，所谓两大派，亦只是就大体上分出而已。两者之中，也没有什么鸿沟。但此两大派之分法，却甚有意义，推之于古今中外之论文，皆可依此略分其派别出来。周作人不知在哪里说过，适之似公安，平伯、废名似竟陵，实在周作人才是公安，竟陵无异辞；公安、竟陵皆须隶于一大派，而适之又应归入别一系统中。愚见如此。
两大派之区别，依我们的见解，在于说理与言情。此两辞皆就广义讲。
“言情”系包括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非言爱情而已。无论何名辞，总容易被人曲解附会。周作人用欲“载道”与“言志”，实同此意。但已经有人曲解附会，说言志派所言仍就是“道”，而不知此中关键，全在笔调，并非言内容，在表现的方法，并非在表现之对象。现代人总喜欢在名词上推敲，而不知所言为何物，甚不足取。比如你说“个人笔调”，便有人说个人是与社会相反；你说“性灵”，也便有不懂文学的人说这是与物质环境背道而驰。
中国人向来总是这样不求甚解胡里胡涂了事。以上所分“说理”与“言情”，也只是在文章的笔调上说法，无关社会学意识形态鸟事，亦不关兴国亡国鸟事也。故吾尝曰，《人间世》提倡小品，不能兴感，亦不能亡国，只想办一好好的杂志而已，最多亦只是提倡一种散文笔调而已。
小品文笔调，言情笔调，言志笔调，闲适笔调，闲谈笔调，娓语笔调，名词上都不必争执，但确有此种笔调，正实比正名要紧。现代散文确可分说理与言情两派。说理文亦可夹入言情，言情文亦可常常说理。其不同在行文上，说理者以明畅为主，首尾相顾，脉络分明，即有个人论断，亦多以客观事实为主。言情者以抒怀为主，意思常缠绵，笔锋带情感，亦无所谓起合排比，只循思想自然之序，曲折回环，自成佳境而已。换句话说，说理文如奉旨出巡，声势煊赫；言情文如野老散游，即景行乐，时或不免惹了野草闲花，逢场作戏。说理文是教授在讲台上演讲的体裁，言情文是良朋在密室中闲谈的体裁。（“闲适”笔调便是此义，与“有闲阶级”无干，不得引《马氏文通》之例，数其罪而诛之，因写闲适笔调并不比写载道文多费工夫或者反是忙人的文章也。）适之文似大学教授演讲格调，他本攻哲学，回国后又多作小说考证，因此不觉中自然形成说理笔调。想当时若少作考证，多写随笔，亦未必如此。但此亦自成一体。在此体中又可依各人议论风采之不同，或沉着厚重，或爽利透辟，或魄力雄浑，只要文字优美，皆可成为艺术。不过此类文章大体上不免带忠厚老实气味耳。
小品文笔调与此派不同。吾最喜此种笔调，因读来如至友对谈，推诚相与，易见衷曲；当其坐谈，亦无过瞎扯而已，及至谈得精彩，锋芒焕发，亦多入神入意之作。或剖析至理，参透妙谛，或评论人世，谈言微中，三句半话，把一人个性形容得惟妙惟肖，或把一时政局形容得恰到好处，大家相视莫逆，意会神游，此种境界，又非说理文所能达到。谈话中常有此种境地，不然古人何以有“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一句话呢？晋人清谈，宋人语录，常有此番光景，启人智慧，发人深思，一句道破，登时妙悟，以此行文，何文不妙，以此攻道，何道不通？且其来得轻松自然，发自天籁，宛如天地间本有此一句话，只是被你说出而已。此法行文，较之濡墨摛翰，苦索枯肠，刻意求工，翻《佩文韵府》作赋者，其相去何只千里？曾闻蔡孑民夫人言，蔡先生“饭硬他亦吃，饭烂他亦吃，饭焦他亦吃”。此是何等妙语，隽逸轻松，甚得机趣，但出之偶然，得来全不费功夫。好的小品文，亦是如此，正是王充、章学诚所谓论人适如其人，论事适如其事之境地。不过达到如此境地，亦不容易耳。
小品文之写法，容专篇叙述，此地仅讲此派笔调在汉文之遗绪。英文散文也分这个派别，我们可以借来说明这个意思。尝在哪里看见一本《英国文学史》，就是把英文散文笔调分为两派，立为图表，各自相承为一统系，一以乔索为祖，一以贝根为祖。贝根整洁细密，即系代表说理一派；乔索散逸自然，即系代表闲谈一派；贝根凝重，乔索轻柔；贝根下笔如举手千钧，踌躇再四；乔索下笔如行云流水，无拘无碍。如何精细划分是不可能的，但大体上，贝根派若骈四俪六之Lyly，若幽谷古雅之Milton；若辩才无碍之Burke；若典雅都丽之Gibbon；若温文持重之Macaulay.便是，此派文章，都颇费经营，修辞造句，颇费苦心。又一派则浑浑噩噩，不知写作润饰为何物，只是春水奔江，滔滔而下，如吏断狱，出口成章，如盲女唱曲，字字如珠，若无中生有之Defoe，若绘影绘声之Fielding，若想入非非之Sterne，若入木三分之Swift.若细腻温柔之Lamb，若滑稽突梯之BernardShaw.便是。近人中若Beer-bohm，Lucas，皆承此派之遗绪。至如当代Bloomsbury派之Virginia Woolf，E.M.Forster，LyttonStrachey，更显然恢复十八世纪风味，追继Sterne 之宗祧，行文皆翩翩栩栩，左之右之，乍真乍假，欲死欲仙，或含讽劝于嬉谑，或寄孤愤于幽闲，一捧其书，不容你不读下去。此即是吾所谓现代散文大家，余吾不欲观也。
在中国，向来闲谈文体不发达，一则因为死文言不便闲谈，二则因为深受假文学观念之遗毒，做文章的人全在遣词用字堆砌辞藻上下工夫，不然便是讲什么章法格套，说什么“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此语果确，《论语》作者未尝高吟低唱，只是子路出，子贡入，一句一句一句写下来，既无句法，又无章法，有何文可言，而何以行得如此之远？因有此错误的作文观念，故古文中极少好散文，类皆似三寸金莲，一步一摇，未得天足女子步伐自然之美，古人或者因其工而以为美，今人看来只有因其拘而叹其苦而已。若言本色之美，《左传》尚有叙事写景魄力，太史公犹能下笔淋漓生动，如鸿门之会等。太史公以下便不堪过问，文字无复灵健可言。其步伐极束缚，其题材极限制，其气力极薄弱，气力既薄弱，由是以工代逸，舍本色之美，求雕琢之美，写起一人传记，总是寥寥三百字，多便写不下去。若大家赞之《五柳先生传》，通共一百二十五字，事实极薄弱，描写极模糊，虽然清淡，决不是所谓好散文。
故中国好的散文，大部全在白话小说，但此种散文，多半叙事，而非议论。议论之佳者如凤姐之评人论事，玙姑之谈道，逸云（《老残游记续集》）
之谈爱，聊有西洋小品闲谈风味。文学革命以后，既以说话行文，自然要演出以闲谈说理笔调一派，在谈话之中夹入闲情及个人思感，此即吾所谓个人笔调。但吾不大与时人同意，惟有西洋祖宗才算祖宗，惟有哈尔滨小品①才算小品。于是此小品文遗绪之问题便发生了。中国古文中虽少好散文，却也有不少个人笔调之著作。若用另眼搜集，倒也有趣。在提倡小品文笔调时，不应专谈西洋散文，也须寻出中国祖宗来，此文体才会生根，虽然挨骂，亦不足介意。其搜集标准，亦不尽以古时所谓小品为标准（如柳宗元之讽谕小品《三戒》等），而当纯以文笔之闲散自在，有闲谈意味为准。最好如屠隆《冥寥子游》一类，与十八世纪之Sterne 相同，叙事夹入闲情，说理不妨抒怀，便悲涕与笑声齐作，忧愤与幽逸和鸣。总之，我所要搜集的理想散文，乃得语言自然专奏之散文，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善拉扯，带情感，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士谈心，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欲罢不能，欲删不得，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此是吾所谓理想散文。
周作人谈《中国文学的源流》一书推崇公安、竟陵，以为现代散文直继公安之遗绪。此是箇中人语，不容不知此中关系者瞎辩。试读《白苏斋集》伯修《北游稿小序》末段，而细味其笔调：今日晨起栉罢，长孺《北游稿》寄至，余读一过，为写此数行，砚冻人懒，不知便可称《北游稿序》否，又不知便可当复丘长孺否？纵欲作书，亦不过“何时更北游”五字而已。万历丙申冬日。
此书原系信意信手写出，极欠齐整，而淑正（新安詹濂字）却誊得如此齐齐整整，遂不成模样矣。家三弟在家读书作文，学作忠厚人，亦快事也。浼不作书，又作此数行，可笑，可笑。宗道顿首。
此文声调，非周作人行文声调而行？有耳者当能闻见，无耳者强辩，亦如井蛙语海，夏虫语冰耳。周作人得力于明文，肚里有数码也。
公安之外，实有不少此类文章。Virginia Woolf 在《自己的房间》一书开头用一个“但是，你说”，极得闲谈自然笔调《有不为斋丛书·序》曾偷来用），但是黄道周之《文心外符》起句亦是“若其贫富贵贱，隆污迟速，可眠而言也”。其斗然而来的起句法，亦无甚异。舒白香《游山日记》，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曹亮采《绣虎轩尺牍》，皆有此自然不羁的笔调。
① 原文如此。
贯华堂《水浒传·序》是一篇绝好的个人笔调文章。在此短文中，我只能特举笠翁说说。此种笔调，到李笠翁已是洋洋洒洒的大文，去现代散文已不远，只有文言白话不同而已。其理由甚简单，笠翁才思超逸，事事自发机杼，“一家言”无一句抄袭人家，故写出必是个人笔调，而因此笠翁之文，至今无一篇不读得。又因其作文如说话，纯然以语言自然之节奏为节奏，遂洋洋洒洒而来，去五柳先生文字甚远，而变为繁长，正如今日白话散文比文言繁长一样。尤其在其所作曲中之宾白别开生面，竟然是现代白话文，笠翁尝见到此层而为其最自负之宾白文字繁长作辩曰：
总之文字短长，视其人之笔性。笔性遒劲者，不能强之使长。笔性纵肆者，不能缩之使短，文患不能长，又患其可以不长，而必使之长。如其能长，而又使人不可删逸，则虽为宾白中之古风史汉，又何患焉。予则乌能当此，但为糠秕之导，以俟后来居上之人。
白话散文此种趋势，笠翁早已见到。所谓宾白中之古风史汉，笠翁亦应坐一把交椅。
原载1935年2月20日《人间世》第22期
再谈小品文之遗绪
Jung 治心理，以言人个性之派别为主； Sainte-Beuve 治文评，也好言“性灵之家系”（natural family of minds），以为文人个性，各有派系，派系同者，虽然或者时代先后不同，而上下千古，自能心心相印，其文章学问气质品类如出一轨，如同系子孙，面貌声音同出一脉者。倘使生在当时，自然声气相求，如苏子瞻与黄山谷，结为莫逆之交，即使生于异世，后人读前人之书，亦必如语从己出，道破自己胸怀郁抑，或者他人所不可解，反能体会入微，于是咿唔终日，爱不忍释，思之不已，梦寐随之，此袁子才、袁中郎所以皆有苏东坡“后身”之说也。吾在心理学，厌Freud 而好Jung.而在文评，尤主Sainte-Beuve 性灵同脉之说。在小品文遗绪中，也可将此说略略印证出来。倘如吾将苏东坡、袁中郎、徐文长、李笠翁、袁子才、金圣叹诸文中怪杰合观起来，则诸人文章气质之如出一脉，也自不待言了。
大概诸人皆赋性颖悟，见解超人，胸中有万丈光芒，自然不易以心为形役，俯就世俗格套，因此其文章也独往独来，有一片凌云驾雾天马行空之气。
现在只就小品文笔调一端，也可看出诸位共同之点。苏东坡文从胸间流露出来，固不待言，若其《陶然亭》、《赤壁赋》、《喜雨亭》诸篇，亦皆妙在画出胸中一点心境，文主心境，正是小品文之本来面目。袁中郎之旷达自喜，潇洒自在，也正是小品文之本色。在公安派举出“信口信腕，皆成法度”八字，及主“文贵见真”，“文贵己出”，“反对模仿”诸说，已在文学理论上建起现代散文之基础。此派行文，全如黄庭坚所谓“如虫蛀木，偶尔成文”。
自此以后，李笠翁有“文贵机趣”之说，袁子才有“文章无法”之论。金圣叹在讲笔法上似迂腐，而其文学眼光，又能打破一般俗儒鄙视稗官小说之论，远继中郎重视民歌、文长批评《西厢》之遗绪。这些各种倾向，对于古文迂腐见解，都含有解放的作用，打破桎梏，排斥格套，善出机抒，不守成法，虽然被“以时文论古文”之辈所深恶痛绝，也是极自然之事。然而自我们现代眼光看来，无论作品，或是文学见解，都还是这几位可以说有点价值，与现代人性灵有点接触。
文学见解且不讲，且讲诸位行文之笔调，及其思想之内容。除子才时亦好弄玄虚排比典故外，诸位之文都近于平易浅淡，笠翁文体甚得语言自然之势，前已说到，若金圣叹那种行文，更是与说话一般无二。笠翁善用个人笔调，叙述日常琐碎，寄发感叹，尤长于体会人情，观察毫细，正是现代散文之特征。如果文言散文有所谓现代的，笠翁定可当之无愧了。其所著《觉世十二楼》，在中国短篇小说之演化上，尤不应轻轻看过，恐古来中国人所写短篇小说，对人物之描写，事理之推敲，尚无如此发挥方法。笠翁、子才二人之人生观，又可以说是现代的人生观，是观察的、体会的、怀疑的、同情的，很少冷猪肉气味，去载道派甚远。这种怀疑的、观察的、体会的、同情的人生观，最是现代思想之特征，甚足动摇人心，推翻圣道。子才、笠翁虽然表面上站在儒家方面，持此态度以往，实足动摇儒教的基础。至于金圣叹，此公评人文章，句句叫好叫绝，代人算一优二优，一折二折，实则自己行文，全无举业时文味道，尽是意到笔随，闲散自在，断断不是拘泥章法之辈所做的文章。
吾尝称赞其伪托贯华堂古本《水浒传·序》为一篇绝好模范小品，现在在此再来说说。此篇好在何处？全在“闲散自在”四字，即所谓小品文之闲适笔调。且以此为《水浒传·序》亦奇矣。作序本有二法，一是学者做法，历叙与该书同类的古人书中之系统，借此炫示一点学问，道来却无半点心头的话；或者平铺直叙作书之原委，参校之用心，搜罗之不易，编纂之疑难，再来两句“鲁鱼亥豕，在所不免，海内大雅，赐以匡正”的老话。此全非小品文之做序法，乃上言说理派文学教授之忠厚老实做序法。小品文作序法，仍然来得闲散，自天边海角讲起，或就茅庐草屋讲起，只诉说一点作书之衷情，余者尽置之度外，或有牵涉本书，也是轻描淡抹而过。然表面虽未尝说到本题，却一字不离本题，未尝用意专为此书作序，却是本书一篇绝好的序。
倘使载道派为《水浒》作序，亦不过在天下治乱兴亡方面发挥高论，再来以几句警世劝善的门面话自为掩饰而已，其结果非如佛头着粪不可。圣叹作此序，乃专在描写作书者之心境，以心境为主，乃纯然小品文作法，而此篇遂成一才子奇书上之绝妙才子序文。
吾想一人将此序精读，小品文作法已思过半矣。圣叹批评文章，专在点出人家字法、句法，吾批圣叹文章，乃全在点出其逆字法句法大放自然之处。
起句“人生三十未娶，不应更娶……”夫三十娶妻也未与著书何干，又与《水浒传》何干，经他此一点，已离题千里矣。此语似故出惊人，然实有胸肠透露出来，如闲谈中应有闲散态度而已。朝日初出，苍苍凉凉，澡头面，裹巾帻，进盘餐，嚼杨木，诸事甫毕，起问可中，中已久矣，中前如此，中后可知，如此一放，已谈入日常琐事，又离载道派之天下国家甚远矣。然读者已得如闻至友闲谈之乐，“起问可中，中已久矣”，即所谓得语言自然之势。
“每怪人言，某甲于今若干岁”，“于今若干岁”虽文言，实语言格调。“夫若干岁者，积而有之之谓，今其岁积在何许（语言格调），可取而数之否？可见已往之吾，悉已变灭。不宁如是：吾书至此句，此句以前，已疾变灭”。
此处已是纯然所谓个人笔调，盖全出己见，不曾遮拾前人，而体会细微之情，正是小品文本色。下句“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谈，其谁曰不然？”
又转入一段，与起句一样唐突，而实与起句一样闲散，盖纯本思想自然之序下去，此所谓“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然亦何曾多得？”又是如闲谈，借一句问话转下去。“有时风寒，有时泥雨，有时卧病，有时不值，如是等时，真住牢狱矣”。此处真情真景，逼现目前，而因个人笔调，笔锋又带情感矣。若以下“舍下薄田不多……舍下门临大河……舍下……仅老婢四人”。此皆非序《水浒》，而叙作者个人生活，无关《水浒》一百○八人的事。实则全篇笔调如此，不必一一举例，作无谓之推敲。
此篇之所以动人，全在其说浅近实情的话，就眼前叙述，不贪高骛远，架空而言。因此写来，字字逼真，最好是以下几句：“吾友毕来，当得十有六人。然而毕来之日为少，非甚风雨，而尽不来之日亦少；大率日以六七人为常矣。吾友来，亦不便饮酒，欲饮则饮，欲止则止，各随其心，不以酒为乐，以谈为乐也。……所发之言，不求惊人，人亦不惊，未尝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际，世人多忙，未曾常闻也。”
大概此文写来如说话，虽用文言，却是全然闲谈的语调。最怪今日之人行文，何以不学如此写法，因而怪行文之难，自己胸中无一句实话，只能雕章琢句，拾人矢橛，奉为珠宝耳。有些塾师改文，不得此旨，遇有一二真诚可喜之句，反叱为悖谬不雅，全然改削，所留下惟与人雷同全失个性之得体文章而已。行文欲其难，则甚难，欲其易，则亦甚易。伐柯伐柯，其则不远。
苟能人人各抒性灵，复出于闲散自在之笔，则行文甚易，而文章之奇变正无穷，何至如今日之沉寂空泛。至若等吃冷猪肉之辈，必欲吮毫濡墨，寻章摘句，“吟成五个字，撚断数茎须”，以自文甚陋者，此又是载道派勾当，与吾辈无涉。到底应当如何摹仿前人，如何抑制自己，说也说不来，自有彼辈中人能道其奥妙，吾辈不便干涉也。
原载1935年3月20日《人间世》第24期
《游山日记》读法
我读舒白香《日记》，喜其文笔闲散，甚得日记体裁，因劝亢德把它翻印。本想略加批注，以明私人好恶，而时间不容如此做法，只好改写一篇读法。然而绝对非摹仿谁何，闲人不必瞎猜。惟吾既称此书足为日记模范，亦应说说其为模范道理，一则可以指出要著，二则可以防入迷途，并非叫人囫囵吞枣把此书整个奉为理想杰作也。
日记所以为贵，在“私”之一字。论文是写给大家读的，尺牍是写给一人读的，日记是写给自己读的。论文材料是天子、王、侯、部长、科长之事，尺牍材料是朋友借贷感兴抒怀之事，日记材料是朝夕会谈中夜问心之事。故论文公，尺牍私，而日记私之又私。
然就范围言之，日记广于尺牍，尺牍又广于论文。论文谈大不谈小，尺牍、日记大小皆可谈。小之又小者，日记可以列入，在尺牍，非至亲至友便不相宜。举例以明之，随意臧否人物，叙述曲直苦衷，可以入尺牍、日记，而不可入论文。天池寺牝犬求交，雄鸡守节，今日吃豆，明日吃藕，系小之又小者，可以入日记，而非至亲至友便不宜入尺牍。
故论文只谈要紧事，尺牍可谈要紧不要紧事，日记并可谈最不要紧事。
惟有好的尺牍写来必似日记。谈不要紧事，方是佳翰；写无事忙信，才算知交。牝犬求交、雄鸡守节材料皆可收入尺牍，便是尺牍圣手。至牝犬求交、雄鸡守节竟能运用入论文，斯为文章大家。孟子鱼与熊掌之喻，小之又小，便是如此随手拈来。
论文能大不能小，日记、尺牍能大能小，故日记、尺牍范围比论文广。
故能写好论文者，未必能写好尺牍，能写好尺牍者，必能写好论文。是故教小学生作文，只须教写日记；日记做得好，能小能大，能叙事，能描写，能发议论。
此书有小有大，有记蚊记汗，亦有论佛论道。有叙事，有回忆，有会话，有自省，有骂和尚语，有敬樵夫语，有嘻笑怒骂，有巧譬罕喻，有透彻议论，有幽默风格，所以称为模范，而所最贵在幽默风格，于正经中杂以诙谐，闲散自然，涉笔成趣。
姑就其小而又小者言之（卷六页一）：
茂林阻雨，留三日始还，尚余藕粉少许，纸数幅，贻之；尔后并纸亦竭。去年贫无立锥之地，今年贫锥也无；吾行箧惟纸颇富，今可谓锥也无矣。
此不是怎样了不得文字，然正是学生作文应学文字。末句似重叠，然正是其自然处。
雄鸡守节，牝犬求交事，初见卷二页三。
诸寺多畜一雄鸡，雏而入山，当不知有牝鸡之晨。天池独畜一牝犬，老矣，亦不知牡，是境可修心之验也。
到了卷六页六：
天池雄鸡忽无疾而毙，老僧为诵往生咒，荼毗而瘗之后山。予戏作挽词云：“伏维鸡公……。”
隔日丙寅所记是：
山农有欲以伏雌饷我者，素性不喜为口腹杀牲，比曾笑言如不可却，则留作公鸡雏妾，不谓鸡公立时死，西辅疑其命犯孤鸾，予即以为此殆如柳翠前身，虑红莲毁戒体耳。
到了卷八页四，作者自毁“境可修心”之论：丙子……竟有一牡犬求偶于寺，时时喧争，命逐去而阖其扉，扉又以舆台憧憧，不能久阖，物固以类聚者哉；吾初谓天池牝犬不知有牡，乃竟不然，殊自悔誉过其实。今始悟乐道人善，乃谓之益耳。
全书以议论言，当以卷八丁丑条，页五至七“庸人颂”为第一。此盖古今来骂道学第一篇杰作，与袁子才《笑杨笠湖书》媲美，真可谓尽嘻笑怒骂之能事了。文长，兹不录。
以罕譬言，当以卷六页九丁卯条以寒热喻国脉盛衰为第一，以卷六页一壬戌条以四时喻贤圣。第一条略如：秦始皇好吃热药，以助火纵欲。其始也亦殊快意，浸假而遂生陈涉之痰，动项羽之火，痰火炽而中风亡矣。唐太宗好吃阴药，故体貌润泽，未尝有疾，浸假而酿成高宗之痿，明皇之泻，赖有徐狄之参蓍，挽回元气……
此真所谓妙语解颐矣。第二条略如：至若孔子之德……则所谓秋分之际……有似卉木落实，为年来种子，正秋分事也。
颜子一间未达，秋分之朝。曾子闻道稍迟，亦秋分之暮……孟子则丹枫黄菊之秋也，风景殊佳，气节则过中矣。原宪清寒，居然十月坤卦也……递降而至于秦皇、汉武、晋祖、唐宗，以及李斯、王莽、刘曜、朱温之徒，苟非酷暑，即是严寒，未尝不生物成物，而炉箑皇皇，宇宙间无宁日矣……
这是罕譬而喻，文字活泼，是吾所谓好文章。
在议论方面，以上几条以外，能发挥独见者，有“不知子都之美无目辩”（卷九页四）、“妓功甚巨论”及“老人不应犹好妓乐辩”（卷九页二），而后者尤能议论风生，当与袁子才《与朱石公书》、《与杨笠湖书》及龚定庵《论私》并读之。
但是以日记论，以小品论，以个人笔调论，全书吾却推《想吃肉》（卷五页七）、《喜夜谈》（卷五页八）及《睡状元冤解》（卷九页四）为第一。
议论文属阳性，抒怀文属阴性，在《日记》中，我仍喜欢小品抒怀自由自在之文，故全书推《喜夜谈》文为第一，以其小品风调最纯熟也。因为特别欲表彰此类笔调，故虽略长，亦抄于此。
予比晓钟动即不复寐，辗转待日出始起，亦不为晏，然生平有坚卧不醒之名，竟有薄暮过我，犹问曾否朝餐者，予亦唯唯不敢辩。尝戏语白厂：“吾属当不睡则醉，不醉则睡；睡与醉，虽有罪不加刑焉。”白厂翻盏大笑，叹为典切；其实白厂未尝醉，予未常睡也。拙性喜昼夜不寝而长谈，惜世人多忙，谁肯过我？或问“曾见某人”？辄云：“彼长睡何由得见”，其不相识者，恶得不信？今试举一二长谈之人以证。吾往初入都。因吴名香、兰雪而识乐莲裳。三子者，或同来，或一二人来，谈辄达旦。往往一人病，二人引以为戒，不复来，然予必往问其疾，则又谈达旦，病者或因谈而愈，辄又悔其相戒也。莲裳比戏语兰雪，与舒白香谈，可以令人死，兰雪则谓子未尝读白香小词，乃真令人死耳。三子皆奇才宿慧，声入心通，虽欲不谈，亦忍俊不禁。即此可言，予不睡非难，不谈难，谈亦非难，能使我敢于妄谈者，难其人也。……大空敏绝有鉴裁，以冲度掩其机锋，鲜有知其善谈者。每觞佳客，辄相约一谈。否则虽适在坐，必私语曰：“某某客且至，君可去矣。”
其风趣如此。至亲中曾连榻长谈而不厌，自少至老，未尝笑我渴睡者，则别有西桥姐丈、果泉廉使及朴园外甥、家从子长德、建侯诸人可证。然则相识朋旧之不屑过我，不肯过我，不暇过我长谈者，相遇虽疏，其过亦不专在我（语案：《日记》文字至此为上乘）。顾疑我无时不睡，以致传闻异辞，一若区区在世犹未下床也者（所谓闲适笔调，娓语笔调，便是指此种语句），此睡名之所以重乎？抑果众人皆醒而我独梦乎？冤之久者不易白，故历举同乡诸公之曾久处而长谈者，以证吾梦而常醒，盖谈非梦中事也。脱诸子都复不承，谓予妄证，则予且自疑是梦，正好酣眠，亦不暇哓哓辩矣。
上乘小品，上乘幽默，皆见于本段，而末句“脱诸子都复不承”一转，乃行云流水之笔，不可强求，非才子莫办也。试以此文笔调与周作人笔调合读，便知娓语笔调平淡文章之趣。学者果能夺破古文笔法重围而出，学学亦当不难。即使学不像，亦较书“夫今天下”好。呜呼，吾提倡闲适笔调，有何辜哉！
白香之幽默，来得自然轻松，使幽默化其讽刺，斯不流于尖酸。姑举二例。卷一页九：妙华欲重诣都下，住西山戒坛之太阳洞。谓此洞一虎守门中……心偶妄动，则虎有怒色，若严师之督弟子者……此虎数十年守洞，未尝食僧。戊午春，一道士谓能伏虎，乞居此洞，僧亦惮是役之险，乐让道士。居才五日，戒坛巡山僧过之，不见虎守洞，以为道力所驱也。入洞相访，则道衣与一足存焉。予笑曰：“此虎既善护法，仍旧茹荤，殆亦若萧居士（白香化名）乎？”……猎者，矢不虚发，近诸山皆有获，独黄龙虎不入彀，足见其高纵远虑，不婴外患。惜予留连信宿，闻声相慕而已……（白香曾谓闻虎吼，大慰岑寂故云。）
又举一例。白香高雅，自然觉得俗人可笑，但亦平平温温，不涉酸刻。卷九页三壬午条有煮鹤之喻：
亭午，数游人相过，知客僧延款甚殷。一蝟髯蛙腹者叹曰：“真好庐山，南北行半日不尽，脱可种菽麦，何难致富。敝乡之山甚宜树艺，惜宽广逊之。故古人独夸此山。”予闻之甚乐。昔人有酷好鹤而蕃其种者，一贵人见而乞焉，不得已笼献其一，甚有德色。翌日造请，贵人者殊不称谢，其人不能耐，遂自夸鹤美。贵人颦蹙摇首曰：“昨已尝试，味反出雁鹅之下，奚足贵耶？”
此段作者以“予闻之甚乐”了之，若在不善用幽默者，便多事矣。不能幽默者始需要辱骂。此种杀风景事书中甚多，而尤以俗僧势利者尤多。卷三页八甲午条和知客僧与行者在清净禅林互骂便是。又卷四页七己酉条“知客僧忽请化斋，意在化缘”一节。最好是卷八页五丁丑条，写一些掾吏“说官话，唾官痰，着官衣。……亦不屑赏鉴天池，却仰面望铁瓦问曰‘生铁乎？’熟铁乎？……”一段。卷七页三悔不失节条亦幽默。余数例已见黎厂跋。
大概此书不必人人读，问生铁熟铁之徒更不可读，以其读了“全然无事”也。然则谁可读，谁不可读，何为凭准？曰，先读卷八页五丁丑条庸人论看看。读此条而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非把全书读完不可。读了得一二句喜者，便可将卷八、卷九（尤其是卷九前五页）读完，余随意翻读。卷一亦须一读。至读庸人论而觉全然无事者，决不可买此书，免花冤枉钱也。
卷二平常。卷三叙家世、亡姐、亡兄、亡弟事，不觉得有何可取。卷三末页九丁酉条，初叙佣仆宗慧甚好，后发议论便觉乌烟瘴气。白香好由小见大，而大处便道学气。真奇怪，中国文人究能须臾不谈忠孝节义否？中国人看了此类文章，习以为常，我以西洋眼光读来，觉甚奇怪。卷四页十“理明则心开”一类文章太平常而太多，大可不读。
卷五页二“天池一雄鸡”条，可见幽默与道学之高下。夫鸡只美矣，称其“五德”便是中国人之道学，最令人作呕。“六德”、“七德”（“吃得”
与“笑东家吃不得”）便是幽默可喜，到了“八德、九德”又是道学。倘非有第六德第七德，便全条索然无味，惟其中补入第六条第七条，便觉得幽默之润饰，化板重为轻松矣。使正经与诙谐相调和，是提倡幽默之意义，及将来中国散文解放后必走之路。
卷五页三至四“文人之事”条，记作者对文章之见解，甚重要。“文人之事，所以差胜于百工技艺，岂有他哉？以其有我真性情，称心而谈，绝无矫饰，后世才子可以想见陈死人生前面目，如聆謦欬，如握手膝，燕笑一堂，不能不爱，则称之，称则传，传斯不朽”。寥寥数语将一切文章神秘道破，胜读一部《文章百法》万万。其比摹仿者为勒石人亦妙。
卷五页五记见纪晓岚事，称之为“纪丈”。又记其少在乌鲁木齐，他处亦记其少在“塞外”、“西塞”归来。书中言其在“恭亲王”“怡邸”事多节。记乐莲裳亦有几条。
卷七页六辛未条第一节，用个人笔调。页七“危峰冷月”条便是所为“遐想”。
卷九页七、八，骂僧不骂佛，可见其对二氏之思想。惟学问未到者可不读。大概此老思想观点与袁枚相近，而又确实能谈。莲裳谓“与舒白香谈，可以令人死”。白香自谓人家“不屑过我，不肯过我，不暇过我长谈……其过亦不在我”。今白香长睡地下矣，然得黎厂、海戈把他校点，知堂先生给他作序，我给他作读法，亢德给他印行，而倘使世人仍旧多忙，大家不屑读他，不肯读他，不暇读他，而聆白香夜谈，其罪当亦不在黎厂、海戈、知堂、亢德及区区也。但勿以“坚卧不醒”之罪加白香，则幸甚矣。
原载1936年4月16日《宇宙风》第15期
宗教与脏腑
《论语》曾刊龚定庵论肾主记忆及通呼吸语，以见古人生理观念之一斑：苏东坡上张安道书亦有鼻液下咽之养生妙论。近偶读俞正燮《癸巳类稿》，“书人身图说后”，更觉其味湛然。据篇首第一句俞所见书，是“西洋罗雅各、龙华民、邓玉函所释其国人身图说”。“其国”二字甚妙，盖谓其国人身与中土人不同也。俞谓“此书在中国二百年矣，未有能读之者”。考此三人中，邓玉函于一六二一年莅华，一六三○年逝世，在华期间最短，故译书当在此九年期间内。论文大旨，是阐明中外人脏腑经络确有不同，而结论谓因脏腑之不同，故宗教亦不同，其中演绎根据，似只凭直感而已，恐怕不易用科学方法证明。俞氏之言曰：其人南怀仁于康熙时上穷理学书云，一切知识记忆，不在于心，而在头脑之内，亦不出此书之旨。惜脏腑经络，事非众晓。脏腑不同，故立教不同。其人好传教，欲中土人学之。不知中国人自有脏腑经络，其能信天主教者，必中国脏腑不全之人。得此等千百，于西洋教何益？西洋人倘知此，亦当殷然自惜，掉首茇舍，决然舍去者欤？！
俞所谓中外脏腑不同，据他看这本书的结论是这样的中土人肺六叶，彼土四叶；中土人肝七叶，彼土三叶；中土人心七窍，彼土四窍；中土人睾丸二，彼土睾丸四；中土人肠二，彼土肠六；中土人肝生左，肺生右，肝系在心系左，彼土心系在肝系左；中土人心带五系，彼土心有大耳二，小耳十一，则所谓四窍者，又有二大孔，十一小孔。
按西洋人身解剖学发达于十七、十八世纪，血脉循环之理发明于Harvey（参见Buckle《英国文化史》）。罗雅各等所译一书著作既在十七纪纪初叶，固然未必尽是，如所谓心有十一小耳，未知究何所指。然大体上，比中土高明，如中说肝在左，心在右，似错误的太离奇了。未知中国人观察力，何以如此薄弱？心之搏跳，到底可以按手扪得。至于睾丸四，当系指副睾丸或指摄护腺，在图说上，与睾丸同形，显然为四，未免使俞惊叹。
俞考定生理之法有二：一，自扪；二，引证古书。儒药所以为儒，就在此点，自扪法，可行于睾丸，故俞曰“及儒自扪睾二，隐约其四，睾之文耳”。
“文”当指睾丸之输管等，隐约合睾丸扪之似有四也，殊不知西人却不是如此扪法。引证古书尤妙。其论据是《洗冤录》、《汉书》、《素问》、《战国策》等，真令人哭笑不得。根据这些书，他证明“人生实异”，不可强同。
有一段很妙：“向读《金楼子》，言纣剖比干心有十二穴，其事无所出，或此是西方古说，梁元帝得之西僧者，因以附之比干。此书初译，幸与儒之不读书不通经脉脏腑者商之，故得存其异趣。”其意若曰，若不幸与通经脉读诗书之儒商之，必改为七窍，而西土异趣遂不得传。他据《灵枢》、《本神》，知道男子如精是藏于肾的，“肾藏精，精者髓也。《海论》云，脑为髓海，是精由脑随脊而下。今据此书，则西洋人生源已异。古经言精路不由与胃膀胱，不为不净。精髓督脉而下，故谓之精，而此书言要肾积质具（与？）积溺，则佛书以出精为出不净，自是西土禀赋不同，亦不足怪。”这是俞的精出脑说，及精实净说。
他又说子宫中西不同，曾引《汉书》，证明“羌以妇人肠为子宫”（虽然论据甚薄弱）：“羌汉不同，则西洋与中土不同，均不足怪。”他引佛书描写子宫形状，代表西土曰：“佛家禅秘要法云，子藏在生藏之下，熟藏之上。如猪胞，如芭蕉叶，如马肠，如臂钏，形上圆下尖如贝齿。此书（《人身图说》）言子宫有颈，以硬肉成，能缩展拳张，长圆而空，如狗喉管，皱缩不平，则非膀胱之渗者。可知言子宫外广而短，户有细皮阻冷气，亦为中土人所不能言。”
以上可见俞氏一般论调了，读了甚有趣，但不疑其篇末匆有宗教与脉络之怪论也。古读书人好作零星笔记，好随意揣测下论断，极少缜密理论，大抵与俞相似。闻友言有西人问，相传中国女人阴户是横的，未知确否，是与俞一般见识，且发见于二十世纪，俞不足深责矣。
又《癸巳类稿》十五卷《天主教论》，将拜日教、拜火教、佛教并为一谈，名为西土，也有相当滑稽。其说耶稣，竟谓“尔撒（即耶稣）圣人者，亦阿丹（即亚当）当圣人之后。……或通其妻，托求异术。尔撒告妻，畏人缚发。于是夜暗系其发，仇至遭擒，便被杀害。其徒愤恨天不垂佑，乃奉天主，不复事天。”是将《旧约》犹太英雄参孙事，误托耶稣，且耶稣无娶妻。
其考十字架，谓系“翘手脚视日”，符拜日教之义。末云：“今天主教皆罗刹，力距佛，佛以罗刹名被之夜叉戾厉，洋人巧器，亦呼为鬼工，而罗刹安之。其自言知识，在脑不在心，盖为人穷工极巧，而心窍不开，在彼国为常，在中国则为怪也，乃好诱人为之，而自述本师之事，亦不求所本。然则耶稣在罗刹为持世之人，而他部之人入其教，则亦无心肝之人矣”
原载1934年2月16日《论语》第35期新旧文学
文学本无新旧之分，惟有真伪之别。现在所谓新旧文学，不过谓白话与文言之不同而已。其实这都不是新旧文学之分野界线。文言白话，只是表现思想情感之工具，其不同，犹如画家或用油彩，或用水墨；书法家或用羊毫，或用紫毫，还是毫末问题。凡能尽孟子所谓辞达之义，而能表现优美的情思的，都是文学。近日新旧文人好相轻，新文人看不起江湖奇侠旧小说，老学究看不起“鸳鸯蝴蝶”新文学（借用鲁迅先生语），都是内容问题。若张恨水之《啼笑因缘》，虽用白话写来，只好归入旧文学。若《浮生六记》，虽用文言，不得不视为新文学。旧文学之病，在于所写不是忠孝节义的烂调，便是伤春悲秋的艳词，或是僧尼妖怪之谈屑。一则专学古人，少有清新气味，二则与我们情感相差太远，所以不得不旧。各家文集，翻来检去，无非些除腐之“贾生论”，懵懂的“治河策”，缠足式的诗词，应酬式的墓志，及半迷信的笔记，求一周、秦诸子豁达豪放之文章乃不可得。所以最有见解的纪晓岚，在他感觉处处古人已先我而言之、立志不著时，已代旧文学宣告死刑。
近读岂明先生《近代文学之源流》（北平人文书店出版），把现代散文溯源于明末之公安、竟陵派（同书店有沈启无编的《近代散文钞》，专选此派文字，可供参考），而将郑板桥、李笠翁、金圣叹、金农、袁枚诸人归入一派系，认为现代散文之祖宗，不觉大喜。此数人作品之共通点，在于发挥性灵二字，与现代文学之注重个人之观感相同，其文字皆清奇可喜，其思想皆超然独特，且类多主张不模仿古人，所说是自己的话，所表是自己的意，至此散文已是“言志的”、“抒情的”，所以以现代散文为继性灵派之遗绪，是恰当不过的话。由于性灵之培养，乃有豪放之议论，独特之见解，流利之文笔，绮丽的文思，故能在纪晓岚宣告死刑之旧文学，觅出一条生路。
于此尤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我们一看这些人的作品，大半都含有幽默意味。有张谑庵、金圣叹、郑板桥、袁子才，都是很明显的例。英文散文始祖乔索，散文大家绥夫特，小品文始祖爱迭生，或浑朴，或清新，或尖刻，也都含有幽默意味。其实这些人都不是有意幽默，乃因其有求其在我的思想，自然有不袭陈见的文章，袁伯修所谓“有一派学问，则酿出一种意见；有一种意见，则创出一般言语”。人若拿定念头，不去模拟古人，时久月渐，自会有他的学问言语。
原载1932年12月16日《论语》第7期
论学问与知趣
今日现行的教育制度，不知由哪里搬来，其罪恶罄竹难书。其目标、方法、制度，可以一言以蔽之：“教育为考试，考试为升学。”所以与学问为求知，求知在养趣之方法相去甚远，与启发心知，培养天才之旨趣相去又甚远。教育当局知之，教师知之，家长亦知之。家长为之伤心，子弟为之困苦，仁人为之长叹。但是制度已成，积重难返，真真“其谁与易之？”我想至少应该有人批评这种教育制度。我看十月十四日英文《时代周刊》书评栏中，讲到Kenneth E.Eble 新著《完美的教育》（A Perfect Education）一书，颇得教育人才启发心知的精义。所以想依照该周刊所说，摘要介绍一二语。
“心爱，学问及人生——这是教育的正当行业，但是美国的学校就很少看见此三事发生关系。”所谓学就是喜爱。学生应该对这喜爱某种学问之发见，发生狂喜。“但是从小学以至大学研究科，教师有一种特别天才，把读书乐处挤出，使变成干燥无味。”
“学问起于好尚，而终于惊奇。”但家长就不明白这道理，焦急他们子弟的教育，叫他们埋没这求知的旨趣。客氏惋惜那些师范学院，对于教师与学生往来最需要的唯一禀赋给摧残了——这就是“想象力，——对于观察一切关系，能运用诙奇出胜、奇思妙想（playful，fanciful.odd）的心思”。
他观察好的教师的班上，总觉得肚子里痒痒，感激涕零的好受。小学的教育是要在叫学生对这大千世界能以感情去体会， （see the worldfeelingly）大学教育应该帮助学生养出“自我的生活——自我的感觉）（a life of one’s own——a sense of self）大学学生最需要的是更多自由的时间，“自由的思考，能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多用自省的功夫”。高等教育的目标，应该叫人对于任何所行所做的事，养出可以终身行之的一种“风度”。“教育应该教我们顶天立地，我行吾素，宁作装痴作聋的奇士，勿作胡涂严肃的蠢才。”
这些话自然太超脱了，与俗见大不相同。但是仍然不失为一种深湛的教育思想。其所言好的教师，令学生腹中痒痒（visceral response）未必容易实现，但是指出迷途，教人想想是好的。让我们想想吧。
觉察，怀疑，是一切思想的主力。求知、养趣，是一切学问的水源，我想。
见1974年10月台湾开明书店初版《无所不谈合集》
◇小说谭——【近人书话】
说晴雯的头发兼论
《红楼梦》后四十回
今日翻阅到自己所作《论碧姬芭杜的头发》一文，忽然想起晴雯的头发，不禁有些话要说。晴雯被王夫人撵出大观园，就是因为她的一堆乱发，及衣冠不整，衣钮不扣，大有法兰西所谓negligee 意味。此中关系甚大，不可以不说。原来晴雯也是小品文一派的打扮。小品文在英文，亦称为不扣钮扣的意境（unbut-toned mood）。
晴雯坏处，在其野嘴烂舌；好处在其烂漫天真，也近小品文笔调。近来看到《中·副》常刊文寿先生所作论文要点（《论自然》、《说生动》等等），实获我心。文寿君不知何许人，大概与誓还诸君常相往来的。其所言，大致能发行文及文人培养的秘奥。曰自然，曰生动，曰生力，都是由“真”一字出发。
文章有典雅的，有闲适的。女人打扮有浓妆的，有淡抹的。做人有规矩的，有天真的。处世有认真的，有飘逸的。谁也知道，晴雯是黛玉的影子。
而袭人是宝钗的影子。读《红楼梦》的人，或偏于黛玉，或偏于宝钗。偏于黛玉的人，也必喜欢晴雯，而恶宝钗，兼恶袭人。女子读者当中，做贤妻良母好媳妇的人，却常同情于宝钗，而深恶晴雯，完全与王夫人同意，这里头就有人生处世的真理存焉。大抵而论，阮籍、嵇康之辈，必喜欢黛玉，尤喜欢晴雯；叔孙通、二程之流，必喜欢宝钗，而兼喜欢袭人。袭人后来嫁蒋玉菡，许多男人读者唾骂，那是另一件事，是理学妖孽之所忌，因为与理学之贞节观念冲突。大概袭人若终身不嫁，或学鸳鸯上吊自尽，必博得那些儒者的恭维，这些话外不提。我认为袭人之行为人品，比大观园任何男人还强。
何以《红楼梦》的男子，都那样不行，都是泥做的（贾政在内，贾赦、贾琏，更不必说），这又是话外。
宝钗与黛玉相对的典型，或者依个人的好恶，认为真伪之别，但是不是真伪二字可了。飘逸与世故，闲适与谨饬，自在与拘束，守礼与放逸，本是生活的两方面，也就是儒、道二教要点不同所在。人生也本应有此二者的调剂，不然，三千年叩头鞠躬，这民族就完了。讲究礼法，待人接物，宝钗得之，袭人也得之。任性孤行，归真返朴，黛玉得之，晴雯也得之。反对礼法，反对文化，反对拘束，赞成存真，失德然后仁，失仁然后义——这些话，不能说全无道理。但是人生在世，一味任性天真，无所顾忌，也是不行的。此黛玉及晴雯所以不得不死，得多少读者挥同情之泪。若晴雯撕扇，晴雯补裘，我们犹念念不忘。所以读者爱晴雯的多。但是做人道理，也不能以孤芳自赏为满足。我想思想本老、庄，行为崇孔、孟，差为得之。托洛（Thoreau）有一句沉痛的话：“我们留在过成年人的生活，想要说出童年时的梦境，但是未找到怎样说法以前，这梦境已经幻灭了。”（他日记里的话。）这也是归去来辞，勿以身为形役，何以存真，何以养生，何以保身的根本处世问题。
蘧伯玉行年五十，而后知四十九年之非，也是迷梦中的幻觉吧。
所谓黛玉与宝钗的相对典型，通常以为真伪之别。在好晴雯、好黛玉的人，爱晴雯、黛玉之“真”，而恶宝钗、袭人之“伪”。自首至尾，宝钗所说，无一句不是“得体”的话（宝钗的头发也必是光滑夺目的），黛玉无一句不任性率真，晴雯无一句不撒娇撒痴。难怪贾母及王夫人都喜欢宝钗、袭人，而逼死黛玉与晴雯。晴雯撕扇，晴雯补裘，何以可爱？爱其天真。因其天真，故不得不死。这所谓“真”“伪”的辨，最明显的例，是宝玉被父亲重打一段。事后宝钗来看宝玉，实实在在正言规劝宝玉一番，所说头头是道，真是大家女子的风度，你也不能说她是“伪”。但终不如黛玉来看他，静悄悄坐在旁边饮泣，一句话不说，只哭得眼红。所以黛玉成为宝玉的知己，而宝姐姐永远未能。
这是我们可以进一层，说说后四十回的问题。人性是复杂的，真中有伪，伪中有真，不是那么简单。曹雪芹懂得这人性之复杂。像袭人写来，也有好处，也有伪处。在这真伪糅杂之中，黛玉之尖利敏感，宝钗之浑厚宽柔，宝玉之聪明颖悟及好说呆话，都能写出各人活现逼真复杂的个性来。所以曹雪芹可以称为世界第一流大小说家。这性格的完整性，在文学创作中最难，而《红楼梦》后四十回，各人的性格之符合及统一，不但能保持一贯，并且常常真能出色发挥出来。
这一点，适之及俞平伯都没有看到。焦大骂贾府，是后四十回。不是局中人不能补出此段，焦大在前八十回并不出色。紫鹃最出色二事，都在后四十回。一为宝玉要把玉还给和尚，紫鹃一听见跑出来连同袭人两人硬把宝玉抱住不放。一为黛玉死后，宝玉夜中求见紫鹃，紫鹃还是不肯原谅，连开门请他进来都不肯。紫鹃无此二事，则亦平平人品而已。贾母在前八十回，只会享福作乐寻开心，到了贾府被抄，处患难时，才看出她的人品伟大。这是个性的深入。不然，贾母只是享福老太婆而已。柳五儿是后四十回才出色。
五儿闹夜一回，比起袭人不在家时的晴雯闹夜一回，写来更是细腻可爱。这是我最佩服的一回。那夜宝玉专等黛玉的芳魂入梦，宝钗、袭人在隔屋子防着，五儿在房里调情，及第二天早晨宝钗怎样旁敲侧击，说到适可而止，都是化工之笔。妙玉那个好洁神经变态的色情狂家伙，到底落了粗汉之手。诸如此类的妙文很多，而这么大规模的小说，千里灰蛇之线，真不容易下笔。
且前八十回，故事尚未发展，剧情尚未紧张。到了八十回末为止，宝玉的婚事犹未定，凤姐的骗局未决；黛玉未死，尚未焚稿断痴情；宝玉未因黛玉之死而发疯，及因黛玉之死看破世情，出家做和尚；大观园未抄，潇湘馆萧条未见，贾赦未在大观园请道士赶鬼除妖；探春未出阁；惜春未削发；平儿未救凤姐之女去投刘姥姥。这样单赏菊吃蟹，赋诗度日，成什么小说？
适之已承认曹雪芹确有未定稿，曹死之时，去前八十回脱稿九年。适之曾问过，这九年间，他干么呢？这已见于适之的考证文字。我问适之：“他写不出来吗？”适之说：“大概也是穷到潦倒不堪了。”我说：“这样他不能算为小说大家。”适之说：“其实他不能算为小说大家。”大概他描写人物，的确是天才本领，但若真正止写八十回，在故事结构上，伎俩实太差了。
但适之是认为必有未定稿的。我想雪芹死后，家中必有残稿，家破人亡，自然没人去理，或者遗失散佚都难说。二三十年后，琉璃厂程伟元留心文献，搜求残稿，由高鹗补订而成一百二十回本，都在情理之中，有什么不可能。
至如俞平伯怪最后收场，宝玉要做和尚，大雪途中遇见父亲，作揖一下，以为辞别，认为肉麻，令人作恶。俞平伯意思，这宝玉决不应赴考得功名，以报父母养育之恩，又在雪途中，在出家以前，最后一次看见父亲，与他诀别，应当不拜，应当是掉头不顾而去，连睬都不一睬，这样写法，才是打倒孔家店《新青年》的同志，才是曹雪芹手笔。何以见得十八世纪的曹雪芹，必定是《新青年》打倒孔家店的同志？假定与老父诀别一拜是肉麻，何以见得高鹗可以肉麻，曹雪芹便决不会肉麻？我读一本小说，可以不满意故事的收场，但是不能因为我个人不满意，便“订”为小说末部是“伪”。这样还算科学的订伪工作吗？
适之的考证，最要是张问陶说后四十回高鹗所“补”一句话。我想这“补”
字，是说“补订”、“修订”之补，与高序所言相符，却不能拿定说是“增补”。这不能说是什么新证据。其余只是关于后四十回的发展，有四五处与前八十回所暗示不符（雪芹曾有一百二十回的回目），如史湘云的“金麒麟白首双星”的话等。谁也应该知道，文人自初稿至杀青的时候，尤其在这样的巨幅，经过十年苦心经营，易稿再四，作者到了收场，应当与定初稿拟略有不同，或有删削。作者应有此权利。这不足为后四十回为高鹗“作伪”之证。脂砚斋本“畸笏”已经明明说有几句，因人家借阅而散佚，当时的情形可见。残稿一定有散佚，经过高鹗的整理补订才有个眉目连贯。这真是文学史上一件大事，我们不应作求全之毁，因为有些小出入而断定后四十回是“伪”。况且所谓脱节不符的，不是大处，是比较不重要人物（小红狱神庙等小节）。重要人物收场，都有极精细的、有根据的脉络可寻。（贾府被抄的原因，原是极小的事，读前八十回者，谁也不会注意。李纨为黛玉死时惟一陪她的人，又后来说“车也有借得的吗”？也是极精细之笔。）所以说高鹗是曹雪芹的应声虫，作伪才补成一百二十回，证据是不充足的。这与科学的所谓“证明”，显然不同。我们从大体观之，不应把曹雪芹斥为第三流，无结构，不能完稿的小说家，而把《红楼梦》最动人的情节，归功于高鹗。
《红楼梦》的伟大，就在结构，好像米兰大天主教堂。十二金钗，刻为十二神像，左右辉映，堂皇无比。
这样讲起来，程伟元及高鹗才是曹雪芹的功臣，天下万世爱《红楼梦》的读者，应该感激他们保存这名著残稿及补订编勘刊印流传之功。不然连宝玉是娶黛玉，或娶宝钗，我们还不知道。程伟元甲本初刻畅销，不二年又肯毁板而刻乙本。这是普通牟利的书商所肯为的吗？
见1974年10月台湾开明书店初版《无所不谈合集》
续论《红楼梦》后四十回问题
两月前我在纽约写一篇《论晴雯的头发》，下半牵涉到《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问题。大概是说，四十回中诸人的性格，不但与前八十回连贯，天衣无缝，并且能在性格上作出出人意表的发挥及深入（若紫鹃之出色行为，五儿之异军突起），不只是勉强顾到前后呼应而已。千里灰蛇之笔，本是《红楼梦》全书一百二十回读者所最佩服，千条万端，皆有前后照应，未尝遗漏。
这已经不容易。若单有八十回，则灰蛇去处，全无着落。倘使曹雪芹尚活在人世九年间，收拾不起来，补作之人，若无曹氏残稿作依据，反能使灰蛇重见于千里之外，便是奇迹，为古今中外文学史上所无之事。大抵是从文学伎俩及想象力出发点，评判其不可能。就事实讲，到底曹氏有无残稿、未定稿，高鹗是否只作补辑工夫而非续作的问题，非常重要。我想再谈一谈。
一、“补”与“续”问题胡适之、俞曲园都根据张问陶诗中小注后四十回为“兰墅所补”之“补”字。鲁迅《中国小说史》遂改用“续”字；谭正璧《中国小说发达史》竟用“作”字。如此以讹传讹，至使一般人以为后四十回，真是高鹗所作。“补”之原义甚明，此为张问陶（高鹗亲戚）及高鹗时人所周知，不能据为新证据。
高鹗自己也早就明说：
坊间缮本，及诸家所藏秘稿，简繁歧出，前后错见……此有彼无，题同文异。乃广集核勘，准酌情理，“补”遗订讹。（见程本高序）
高鹗所补，正是“修补”、“补辑”，可能在断稿残篇未能衔接处，加一两行，使相联贯，却万不能就此断为“增补”、“续补”。胡适之指程伟元所叙在鼓摊上购得十几回，说这是高鹗作伪之“铁证”。这是倒果为因。
必须先证明当时并无残稿、佚稿缮本在外流传，才能说是作伪。
二、曹氏残稿散稿问题
（一）曹雪芹死前三年，一七六○年，就有“脂砚斋四阅重评”的庚辰本，作者最亲的“畸笏”叟，在二十回眉批：“余只见有一次誊清时，与狱神庙慰宝玉等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叹叹！丁亥夏。”又甲戌本第二十六回眉批：“惜卫若兰射圃文字迷失无稿，叹叹！丁亥夏，畸笏叟。”这狱神庙及射圃文字，正是胡适之所引为程本与前八十回不符的可疑重要证据，但是确已“迷失”。这不能作为高本作伪之证。
（二）一七六二年三月（曹逝世前一年），畸笏已看见末回“情榜”（见庚辰本第十八回、十九回、廿七回，皆有关于情榜之眉批）。情榜末回当在佚稿之中。
（三）庚辰本第四十二回前有总评说：“今书至三十八回时，已过三分之一有余。”（原稿三十八回所书是四十二回之事）以此推之，三四一十二，可定原稿约一百二十回，至少一百多回。若是全稿仅八十回，应说是一半。
（四）当时一七六一至一七九一年，约三十年间抄本极多。或此有彼无（如庚辰本缺六十四回及六十七回），题同文异，或者漫漶舛谬，这是事实。因为据程序：“好事者每传钞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矣。”
（五）当时除了戚本、庚辰本外，尚有苏大司寇本及吴润生本。倪鸿《桐阴清话》卷七所引《樗散轩丛谈》：“《红楼梦》实才子书也……巨家间有之，然皆是录，无刊本。乾隆某年，苏大司寇家，因是书被鼠伤，付琉璃厂书坊装订，坊中人借以抄出，刊板刷印渔利。”惜未言乾隆某年。但是清清楚楚乾隆年间刊印是书的是程伟元。而且据近人所考，这正是苏大司寇在京中的年间。我们不敢肯定。但是很可能琉璃厂之“坊中人”，即程伟元其人，而程所据即苏大司寇本，加以鼓摊所得，成为高鹗补辑本。蒋瑞藻引《续阅微草堂》说“闻吴润生中丞家尚有真本”。（鲁迅《中国小说史》引）
（六）胡适之承认曹氏残稿不止八十回。“如果甲戌本已有八十回稿本流传于朋友之间，则他以后十年间续作的稿本，必有人传观钞阅，不至于完全失散……但我仔细研究脂本的评注，和戚本所无而脂本独有的‘总评’及‘重评’，使我断定曹雪芹死时，他已成的书稿，决不止现行的八十回。虽然脂砚斋说‘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但已成的残稿确然不止这八十回”。（《考证的新材料》，1927 年所作）
（七）当时社会，已有《红楼梦》狂，钞本不一，富贵“巨家”，像苏大司寇、吴中丞也有秘本。程伟元也是《红楼梦》迷，知道一般读者求全稿者甚多。所以于曹雪芹逝世后三十年间，留心搜集残稿及“诸家所藏秘稿”，发现补足一百二十回，是合情合理，有什么不可能？曹氏死后，家散人亡，大概稿也散佚，家中人若畸笏者，可以慢慢发现传钞。胡适之于曹雪芹逝世后一百六十四年后（1927）能发现脂砚斋钞本，为什么程伟元在曹氏过去后三十年间便一定不能发现其他钞本？胡发现敦诚赠雪芹诗写本，也是在一百六十年后（1922）。程伟元地近时近，更是可能。
三、高鹗作伪之证据不能成立
（一）曹雪芹写到八十回，血未呕尽，泪未流尽。《红楼梦》故事，尚未入主题，尚在人世，决无不写下去之理。《红楼梦》主题，不是风花雪月，儿女私情。他的主题，一是通灵宝玉之失而复得，是斩断情缘，还复慧根灵性，看破警幻仙姑之梦；又一是富贵无常，人生若梦，即贾府之败落（“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红楼梦》感人处在此不在彼。故未流雪芹未尽之泪，未呕雪芹未呕之血，不能止笔。必须写到结局，才能写出黛玉死后未死者无可奈何之哀痛。
（二）胡适之问：“如果甲戌以前雪芹已成八十回书，那么从甲戌到壬午这九年之中，雪芹做的什么书？难道他没有继续此书吗？如果他续作的书是八十回以后的书，那些文稿又在何处呢？”（胡适：《考证的新材料》）我也发这大疑问。如果有续完，程伟元该不该找到呢？
（三）这样统观全局，客观的证据都不能成立了。“补”字是误解。后四十回未备的，畸笏已明明说已散佚，不能怪高鹗。末回情榜，我也认为散佚。书之散佚，常在卷末。雪芹必把故事写入主题，才能完他著书的本意。而且结局，早已有成竹在胸，何难写去？
（四）清朝汉学家最好订伪，至康有为以孔子为集作伪托古改制之大成，这是今文家无聊的门户之见。但是风气已成，一听某书疑伪，读书人便喜欢取其伪，而不取其真。如果今文家对，我们不但古文《尚书》不必读，连《左传》、《毛诗》也不必读，去读《公羊》、《榖梁》、《韩诗》、《齐诗》好了。这话很长。像英国的莎士比亚，就有好事者谓莎士比亚不会著书，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好，莎氏所著的作者，应是培根（FrancisBacon 英国哲学家，1561—1626）或马逻（Christopher Marlowe 英国剧作家，1564—1593）。Bacon is Shakespeare 一书，我在五十年前就念到。他们也考出许多证据，但是西方学者，态度谨慎。在不能客观证明培根就是莎士比亚以前，还是认为莎士比亚是莎士比亚。我不能不判定高鹗有功而无罪。
见1974年10月台湾开明书店初版《无所不谈合集》
说高鹗手定的《红楼梦稿》
叹一枝仙笔生花，偏生得美玉有瑕。若说没续完，万千读者迷着他。若说有续完，如何学者说虚话？这猜谜啊，叫人枉自嗟呀，令人空劳牵挂。一个是泮宫客，一个是傲霜花。想此人能有多少笔杆儿，怎经得秋挥到冬，春挥到夏？
“枉凝眉”用《红楼梦》曲文原韵改作新近购到《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这本稿本，是《红楼梦》考证中一件重要新材料，使我们看到高鹗改稿补辑的实在情形。以前高鹗“伪作”
后四十回的话，到此又得重新估价，或甚至根本动摇。
此稿应称为“杨继振本”，或为“高鹗手定稿”。一九六三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分订十二册，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石印。原为杨继振所藏。
封面里头原题签作《红楼梦稿本》，下双行题“佛眉尊兄藏，次游签”。
据此翻印本的跋，次游是秦光第的字，杨继振的幕客。“佛眉”何人未详，可能就是杨继振以前的藏书人。再下一页，是“红楼梦稿——己卯秋月堇堇重订”。再下一页，是杨所题大字“兰墅太史手定红楼梦稿百廿卷，内阙四十一至五十卷，据排字本抄足□记”。据范宁的跋，“杨继振，字又云，号莲公，别号燕南学人，晚号二泉山人。隶内务府镶黄旗，著有《星风堂诗集》。
他是一位有名的书画收藏家……”书中每册首末都盖有“又云”、“又云考藏”等图章。最重要的是第七十八回末朱笔题“兰墅阅过”四字。
今程刻乙本，就是完全照这手稿所改的。比如这七十八回，改的厉害，是关于林四娘姽婳词及祭晴雯芙蓉诔那回。好几段删改的一塌糊涂。且举一二例。中有一段底本一百多字批评功名举业的文章被删去。姽婳词中有一次换韵也是他所改。
底本：
贼势猖獗不可敌，柳折花残实可伤；魂依城廓家乡隔，马践胭脂实可伤。（即阳唐韵，与上节同。）
改稿：
贼势猖獗不可敌，柳折花残血凝碧；马践胭脂骨髓香，魂依城廓家乡隔。
又如今程本同回宝玉说必用“长篇歌行，方合体式，或拟李长吉《会稽歌》，或拟白乐天《长恨歌》……”。其中或拟李长吉一句，系高手定本在夹行中所加。现在程刻乙本，就是经过这样修改过的文字。回回都是如此。
杨继振鉴定此稿为兰墅的“手定”稿。于七十二回（也删得厉害）末页有杨氏附记云：“第七十二回末，墨痕沁漫处，向明处看，有满文□字影迹，用水擦洗，痕渍宛在；以是知此抄本出自色目人手，非南人所能伪托。己丑又云。”又一行小字云：“旗下抄录纸张文字皆如此。尤非南人所能措言，亦惟旗人知之。”己丑当系道光九年，一八二九年（不会是一七六九年），去程甲本三十八年。三十七回首，也有朱笔批语：“此处旧有一纸附粘，今逸去。又云记。”
此稿情形大概如下：底本前八十回是所谓脂本，文字近甲辰本（1784），而改了以后则变成程刻本的面目。稿中两种笔迹：一是抄手的，笔迹平常；一是批改的，书法秀丽老到，在密行蝇头小字改处，犹间架分明，笔笔遒劲可喜。删时也有单字点去的，或上下直扛删去的，也有用勾勒把几行一段勾掉。细行密补，纸位不够时，用另纸二三行至十余行粘上。石印本都用单页另行印出，以存其旧。也有全回不改，或极少改的，看来是改后重抄正的。
凡与批改者笔迹相似的钞本章回，都没有改，可见得是改后誊清的。平常修改是使句读读来顺口，转节处分明，正像塾师改作文一样。现在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就是根据这“高鹗手定本”原稿。
这一点，真比脂本初稿高明。如第一回底本，开头就有许多文句太随便，高手定本改得好。如底本“虽我未学，下笔无文”（甲戌本缺），高本改为“我虽不学无文”。又“故曰贾雨村云”后转一段“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改为“更于篇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更”字改得好。所谓几回删改得一塌糊涂的，就是又把几行涂去，再在行中用行书细字密密添补，有时一页之中补写的字跟底本一样多。补写不足，再用另纸粘上。大概删改最多的是以下几回：廿四、廿五、廿九、卅六、五十八、五十九、六十五、六十六、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八。真是密密删改的，大半在后四十回，如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九、九十，及一百十七至一百廿回（九十一至九十五，无改字谅系誊正；一○八至一百十一，亦如此）。
纸张地位不够，另纸粘上的，前八十回仅两条，后四十回，从八十一回起，共廿一条，单一百十六回至一百廿回五回中，共十五条。八十二回末，又云批记：“目次与原书异者十七处，玩其语意，似不如改本。以未经注写，故仍旧后文标录，以存其旧。”
最重要的，此改后的文字，大体上全与程伟元的刻本符合。据跋文作者范宁说：“这本子上修改后的文字，百分之九十九都和刻本一致……”范氏说：“杨继振说，这个抄本是高鹗的手订《红楼梦稿》，不是最后的定稿……
乃高鹗和程伟元在修改过程中的一次改本，不是付刻底稿。”如此稿第七回回目便全留空白。
关于高鹗是“作伪”或是“修补”的大问题，范宁先生跋语中有一段如下：
其次，通过这个抄本，我们大体可以解决后四十回的续写作者问题。自从有人根据张问陶《船山诗草》中的赠高鹗诗“艳情人自说红楼”的自注说：“《红楼梦》八十回后皆兰墅所补。”认定续作者高鹗，并说程伟元刻本序言，是故弄玄虚，研究《红楼梦》的人，便大都接受这个说法。但是近年来许多新的材料发现，研究者对高鹗续书日渐怀疑起来，转而相信程、高本人的话了。这个抄本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些材料，我们看到后四十回也和前八十回一样，原先就有底稿。高鹗在这个底稿上面，做了一些文字的加工。这底稿的写作时间，应在乾隆甲辰（1784）以前。因为庚辰（1760）钞本的二十二回末页，有畸笏叟乾隆丁亥（1767）夏间的一条批说：“此回未成而芹逝矣。”仍保留着残阙的形式，但到甲辰梦觉主人序钞本时，就给补写完整了。……可见这补写的人，对宝钗后期生活是清楚的。这就是说，后四十回所写宝钗生活的文字，这位补写的人见到过。或者后四十回竟是出于他一人的手笔，也很可能。因此，张问陶所说的“补”，只是修补而已。
这正与我的解释“补”字相符。
紧接这段，下一段开头说：后四十回既大致可以确定不是高鹗写的，而是远在程、高以前的一位不知名姓的人士所续。这样一来，我们前面提到周春的话，就得到实物的证明了。
周春的话，是说“乾隆庚戌秋”（1790，即程刻前一年），有人“用重价购抄本两部，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二十回。”（见《阅随笔》）
这高鹗手定本，我的意见有六条。
一、这证明高鹗的冤枉。至少他不是“写”，而是“补”。他未尝作伪，而有底本作依据，前八十回及后四十回一样。
二、我很怀疑，此稿虽称为“高鹗手定本”，但是详看所添补，确为于红楼本事极熟悉的人。那么讲，所谓添补又非出高鹗手。我倾于相信，很可能是雪芹自己的手笔。况且稿本卷前题“己卯秋月堇堇重订”。己卯是庚辰前一年。“堇”，字典解为“土芹”，生于水者为芹，生于土者为堇。这个假定，关系太大了，看笔迹与我们所知或是雪芹手迹的“空空道人”四字相似。又高鹗所题仅说“阅过”而已，所题又是在七十八回末。这事尚待慢慢的研究。
三、一七六四年至一七九一年间抄本的情形极混乱，而且缮本也非常的多。正如程乙本高鹗的引言所说：“是书沿传既久，坊间缮本及诸家所藏秘稿，繁简歧出，前后错见……此有彼无，题同文异。”这些话是实。所以说：“按其前后关照者略为修辑，使其有应接而无矛盾。”又说：“广集核勘，准酌情理，补遗订讹。”这话也是实。
四、在混乱钞本中，大家已经承认，明明畸笏看见“后三十回”，明明有一百廿回目，八十回以后有雪芹的未定稿。在没有发见作伪的真证，我们应信程、高序言中的话。相反的，我们没有证据，证明曹家的后四十回散稿，全部散佚，不可复得。曹死后，朋友中有敦敏、敦诚、张宜泉、裕瑞、明义、畸笏等。
五、大家囿于成见，由于高鹗作伪续书，到高鹗核勘修补底稿的不同的假定，这一转变的太大，所以仍要假定，如有补续者必不是雪芹，而是另一某不知名姓的人。绕这大弯，真可不必。胡适考定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些小不符之处，正是畸笏所谓原稿散佚五六回。曹氏未经整理的后三十回佚稿中，有未尽符合处，不足为奇。大家排除先入之见，当认为后四十回不但不坏，而且异常精密，异常合理，不失本书大旨。
六、我们今日有文字比较清顺可念的《红楼梦》本可读，应该感谢高进士这样细心校勘的功夫。
见1974年10月台湾开明书店初版《无所不谈合集》
跋曹允中《后
四十回作者问题的研究》
曹允中女士将研究《红楼梦》后四十回稿寄示，阅来甚喜，知道对此问题关心者大有人在。大家实事求是，自然慢慢的可以得到真相。这十年来新出的材料，越后越多，诚如范宁先生《高鹗手定跋》的作者）所说：
近年来许多新的材料发见，研究者对高鹗续书日渐怀疑起来，转而相信程、高本人的话了。
陈受颐先生（现在美国）曾见我的《平心论高鹗》，对我表示同意，并谓想为文发表，至此尚未著笔。到底还是曹家女士先来。曹女士研究此事多年，观点论断，与我不约而同。此篇系旧稿，这回看见我新近所发表文章，才又鼓起勇气，略加整理发表。曹女士是律师，文中判决高鹗作伪证据不能成立。
此层公案，将来当上诉到大理院去，大理院便是天下后世爱好《红楼梦》的读者。所以我不惮辞费，在此再说几句话（曹女士于数年前逝世）。
一、新出材料，使我倾向相信大家所已承认的雪芹未定的后三四十回，确然存在。最重要的材料，还是曹氏生前手定庚辰本八十回中畸笏及脂砚一百七十七条的评语。又有周春所记程刻之前有人购到一百廿回本的话。庚辰本中第七十五回前单页甚重要：“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这乾隆二十一年便是丙子（1756），在甲戌本之后二年，去雪芹死前七年又七月。又吴恩裕在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七年间发见敦诚《四松堂
诗钞外集》、《鹪鹩庵杂诗》、《鹪鹩庵笔麈》及他的哥哥敦敏的《懋斋诗
草》，明义（我斋）的《绿烟琐窗集诗选》等（俱见吴氏《有关曹雪芹八种》），使我们更可明了敦诚、敦敏及雪芹的生平事迹及往来关系。别的不说，单说一点，敦诚是与曹雪芹最亲熟的人。《鹪鹩（庵）杂诗》中《挽曹雪芹》二首，第二首（《四松堂集》所无）起句是：“开箧犹存冰雪文。”他自然是热心爱护《红楼梦》稿的人。别人可能没有看到曹雪芹的残稿，敦诚当应看过。明义也说在“书未流传”之时“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余见其钞本焉”。这时候很早（约曹死前一二年）。又脂砚（个人相信是史湘云）在雪芹死后十年（1774）尚在，后四十回稿，不能完全遗失。明义的《绿烟琐窗诗选》题《红楼梦》诗竟有二十首。据吴恩裕说：其中前十七首，描写《红楼梦》里面的事实，大致不出前八十回。第十八首提到黛玉的《葬花词》，说是“似谶成真自不知。”
吴恩裕依所见的曹稿仅八十回的假定，对此句就费解了。因此他说：但黛玉死的成“真”在八十回以后，而当时尚无高鹗续书……因此明义写此诗时，当系结合著八十回以外的雪芹原来的回目。也可能结合雪芹和朋友们口述全书的未完内容而写的。若假定所见有后四十回稿，就无须这样周折的解释了。
二、曹女士所列胡适列举前后情节不符和脱漏五点。我在此简单附寄数语。大概适之本心是要考四十回的真伪，对于后四十回雪芹未定稿，未免有求全之毁，落了穿凿二字。适之是我的畏友，但是此等处穿凿实是穿凿。
（一）小红被丢开。小红既为凤姐看上调用，后来无影无踪。须记得这是第二十七回花生日的事。从此一直到八十回，共五十三回中，未见有小红。
凡是凤姐的事都是由平儿在场襄理。这丢开小红是在前八十回，不关高鹗。
我们并不能据此“证”明前八十回是伪作。倒是到了八十八回，高鹗“作假”，却没有忘记小红，又提起小红与芸哥来。同样的，史湘云据三十七回“自是霜蛾偏爱冷”，应该早寡，但据第三十一回“因麒麟伏白首双星”，又应当白发偕老。又要拆散，又要偕老，这是前八十回自身的矛盾，是不可能的事，不关高鹗。所以我看湘云寡后，躲在脂砚斋中与雪芹批阅《红楼梦》稿，便应“白首双星”之义。此等处适之正不应穿凿，借为证据。
（二）香菱不应谶。据谶语，香菱应被夏金桂磨死（自从两地生枯木，致使“香魂返故乡”）。第八十回香菱得宝钗领过去，得避金桂，但仍写“今后加以气怨伤肝，内外挫折不堪，竟酿成干血之症，日渐羸疲”。这样一直拖两年，到了一百二十回难产而死，实亦是因为身体熬煎不过，由金桂磨折致成虚弱所致。这不能算不应谶，不应如此穿凿。假如金桂没有误毒自己，简简单单把香菱毒死，就太没有文章波澜了。
（三）凤姐应曲文，但拆字谶语未明。凤姐晚景凄凉，被丈夫冷淡，又办贾母丧事，大观园佣人调动不灵，与铁槛寺弄权，炙手可热，遥遥相衬，是好文字。那副情景，倒叫人可怜。在此点，后四十回是大成功。“一从二令三人木”猜字谜，吴恩裕友人解“二令”为“冷，“人木”为“休”，“哭向金陵事更哀”，总算与曲文相符，只“一从”未明。曹女士“一从”的解法可取。
（四）和尚送玉一段，“文字笨拙”。这正是补稿实情，但与后四十回几十段精彩文字相较，愈可证明高鹗修补，而未尝作伪，并且证明作伪至足以乱真，真不容易。
（五）宝玉做八股，考举人。这项关于书中主人翁宝玉的人格，最为重要，也最表示俞平伯的穿凿。人家看破世情，要出家做和尚了，还要骂人家“禄蠹”。宝玉到后四十回，所以能深深动人，就是因为他已不似前八十回专说呆话吃口红而已。他读八股，取功名，是专为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尽了人子之道，才遁入空门。这时宝玉年纪较大了，人品也较成熟了，不是永不成器，谤僧骂道一个茜纱公子而已。宝玉聪明，处此难关，求得两全之计，一面遁入空门，又一面想报答父母，中个科名（“母亲生我一世，我也无可报答，只有这一入场，……出来时，太太喜欢，便是儿子一辈子的事也完了，一辈子的不好也都遮过去了”）。这是曹雪芹最高明的手笔，也是雪芹所以寄其悲愤哀痛于宝玉身上。怎么可以似陈独秀横冲直撞做法，一味捣蛋到底，这还可以论人么？宝玉赴考场的用心，一出场便遁迹空门，书中写得再清楚没有，何得含血喷人？话长了，不多说。
见1974年10月台湾开明书店初版《无所不谈合集》
论大闹“红楼”
我想凡人好瑰异立说，望文生义，歪缠曲解，穿凿附会，一时可以耸动视听，结果必纠纷愈甚，扑个落空，此《红楼梦》之所以闹得满城风雨，天翻地覆也。我想在此，略为指出：大家不可标新立异，假此假彼，来挑剔这“十载披阅，增删五次”及“漶漫不可收拾”矛盾重重的书，名为考证。要是下死劲望文生义，推其所必有，敲其所必无，将来纠缠必愈甚。
因为雪芹未定稿，与前必有不符，庚辰本出后，雪芹还在三年中拼命“易稿”，要挑剔是容易的。结果必如俞平伯的招供：“我尝谓这书（《红楼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魇’，你越研究越觉糊涂。”（这是平伯一九五○年十二月在《自序》的话）终于在《影印十六回后记》平伯把自己高鹗续书的话完全放弃推翻了。那末，以前在梦魇中所发望文生义的话，还不是梦呓吗？
《红楼梦》是四大奇书之一，所以二百年来费了多少文人的题词考证，本是应该的。自从瑞裕、袁枚的笔记，以至俞曲园臆测此书为纳兰成德而作，引起张问陶说他妹夫高鹗“补”红楼的话，后四十回之来源及作者，遂成一大猜谜，至今尚未解决。胡适之出，而红楼所叙为曹雪芹家身世之事乃大明。
这是适之的功劳。可惜适之受了清人考伪的风气，强订高鹗续书，以致在脂批及后四十回文字中讨债，推其必有，敲其必无，这事情遂大蹊跷起来。不料近二三十年间，由于大家热心搜集内府及外间流传版本，曹氏家世越来越清楚，连曹雪芹的西山家居在健锐营后的地点也找出来。因此又增加二十年来多少讨论红楼的文章。此中当以周汝昌考证新材料最多，用功最勤，收获最大；而吴恩裕、李玄伯、邓文如诸先生也发现不少材料。最近又发现高鹗手定稿本，使我们看见高鹗删补八十回前及八十回后的详情。胡适之晚年对于明我斋（明义）及懋斋（敦敏）的一些材料，都不乐谈。在一九六一年影印甲戌本的跋文中，也只谈各版本，只曾引周春所说在程刻以前有人以重价购到百廿回本的话。适之考证文章，一是一，二是二，极少废话。但是适之是相信雪芹家中有百廿回的残稿，而且动起发问，雪芹在去世以前十年间不将全书写完在干么呢？适之是第一发疑问的人。大陆因为要清算胡适思想而清算俞平伯，那些无聊文字，又是另一回事。
总而言之，由新材料的发现，高鹗作伪之说，已经打破了。
俞平伯已经放弃高鹗续书之说（可见于《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
容庚：向来就不主张高鹗续书那一套。
范宁：跋高鹗手定本谓“近年来许多新的材料发现，研究者对高鹗续书日渐怀疑起来，转而相信程、高本人的话了。”高鹗只有“修补”，未尝作伪。
吴世昌：新著英文《红楼考证》，相信后四十回一部分是曹氏原稿。
赵聪：友联版《序言》，认高鹗“实是一大功臣”。这是一篇极公允详明介绍红楼的文章，但对后四十回还持存疑态度，因为受了俞平伯的影响，尚有胶泥的意见。
潘重规：不相信高鹗作伪，但仍持以前蔡元培诸人的意见，把红楼视为明、清夺国玺的政治暗讽小说。
赵冈：相信后四十回不是高作伪，也不是雪芹原稿，是另一位雪芹的堂兄所续。说高鹗作伪是“绝对的冤枉”。
曹允中：就红楼第五回十二支曲文，证明后四十回完全与雪芹计划的《写作大纲》相符，而且高鹗未尝作伪。
我看最近后二者的文章，认为曹允中的态度是公允的，其方法就红楼本书研究立论，是正确的。赵冈的文章表面上是客观的，逻辑的，实际上仍是他七年前《红楼梦考证拾遗》一九五九年所作那一套，主观的矛盾的理论很多很多，不足取人相信。他专做这一类与平伯相同推敲字句、望文生义的考证，所以将来必更多纠纷。他看不起吴世昌的英文书说：“我认为这本书应该全部改写。”难免有“老王卖瓜”及王麻子剪刀之嫌。他批评且教训曹允中应该看什么书，什么书。自然我知道赵冈既有王瓜可卖，也委实看了不少书，有话要说，但是始终不能因新材料的发现，指出曹允中一个破绽。所指关于脂评的话，托为近人所考：脂砚系雪芹的堂兄曹天佑，其实就是赵冈自己所考。文字上那样确定，使人疑心真是新近的定案，这个太不应该了。
其实脂砚是何人，还没有定案。我以为“脂批”是史湘云、畸笏及曹雪芹本人三位所作，见我八年前所作《平心论高鹗》。赵冈翻箱倒箧，一意要证明脂砚非女人，即非史湘云，把周汝昌的证据，或曲解，或没有曲解便腰斩为二。看过赵先生《拾遗》一书的人，处处看见他的强词夺理。就如脂批“余则将欲补出枕霞阁中十二钗来”。枕霞阁即史家，书中正文史湘云就是枕霞阁，赵冈断为“种种假想的口吻，都是脂砚批书时玩的花样”。所有的理论都是如此，没有证明什么。
我所以要说这些话，就是赵冈文中根本否认曹君及我文中的方法。“那就是根据《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文字优美与否，是否与前八十回的伏线相吻合，来推断后四十回是否雪芹原著。这是最脆弱的一种证据。”赵先生根本不懂我及曹君的意思。所谓文字精彩，不是说高进士的诗文，是指著小说者刻骨描写个性及细微体会人物情节的“内功”。我可以引俞平伯、戚蓼生及王希廉的话，来说明这续书的不可能。赵冈未曾识得我们所考的是一本创作小说，他把续书看得太容易了。他说：“这就像别人出题目，我们来作文章，文章作得切题，并不能证明这文章不是我们所作，而是出题人自己所作。续《红楼梦》是个比较不容易作的题目，但是并非不可能。”赵先生此点看法，实在太欠聪明了。
须记得红楼是四大奇书，妙处不在文笔措词上的优美，而在描刻个性及入微体会个中的情节。俞平伯尚有这一点聪明，他在一九二一年早就说（此文收入一九五○年的《红楼梦研究》书中）：“我以为凡书就不能续。不但《红楼梦》不能续，凡续书的人都失败，不但高鹗诸人失败而已。”又说：“如读者觉得续书一事，并不至于这样困难，绝望，疑心我在‘张大其词’。
那么不妨给读者诸君一个机会试试。”他出的题目是第卅五回黛玉在院内说话，宝玉叫快请，下文便没有了，叫读者试补。“这不过是一页文章，续补当然极容易的，尽不妨试验一下。”平伯又说：“凡好的文章，都有个性流露，越是好的，所表现的个性越是活泼的。因为如此，所以文章本难续，好的文章更难续。为什么难续呢？作者有他的个性，续书人也有他的个性。……”以后发挥这个意思的文很长，可以参考。难不在文字优美，难在叫高鹗做曹雪芹的应声虫。
雪芹文笔所以能写出四大奇书之一，在于兔起鹘落的工夫。戚蓼生序写得最好：
夫敷华掞藻，立意遣词，无一落前人窠臼，此固有目共赏，姑不具论。第其蕴于心而抒于手也，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似谲而正，似则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其殆稗官野史之盲左腐迁乎？
后四十回所谓“精彩”文字之难得，就在此不在彼，双美护玉之文便是。五儿闹夜之文亦是。
王希廉也有这样的眼光：
有谓此书只八十回，其余四十回乃出另手。是何言欤？但观其通体结构，如常山蛇首尾相应，安根伏线，有牵一发全身动之妙。……觉其难有甚于作书万倍者，虽重以父兄，命万金，倘使谁增半回不能也。何以随声附和之多耶？”（《增评补图卷首“读法”》）
这就是赵冈所认为补《红楼梦》“比较不易的题目，但是并非不可能”。
也就是他认为“最脆弱证据”。这样讲，他的见解比王希廉还不如了。
见1974年10月台湾开明书店初版《无所不谈合集》
新发现曹雪芹手订
百二十回《红楼梦》本
千秋极艳冰霜笔，留与人间带泪看。
——张次溪
去年我写《平心论高鹗》序文，就提出一个问题，问一九六三年上海商务印书馆①影印的一百廿回《红楼梦》稿，出于何人之手？
我的假定是，此稿并非高鹗手订本，而只是高鹗所“阅过”看过的一本。
又假定此稿所添补文字应是曹雪芹所修改补订的亲笔字。这样讲，关系非常重大。就是说，我们所看的就是曹雪芹的手稿。今天要对诸君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此稿一出，以前胡适之说后四十回是高鹗作伪续书的论调，根本不能成立。一百七十年来通行的一百廿回本是依据程伟元的刊本，而程乙本的文字，就是完全与此稿相同（范宁的跋说是百分之九十九相同）。这本怎样改，程乙本就怎样照排。这些高鹗看过的添补、涂改，甚至重写整段文字，出于何人之手，便成了一个非解决不可的问题。今将一年来的思考研究，提出与诸君讨论。如果我们所看的是曹雪芹一百廿回的抄改本，这就是一种重大的发现。
这问题与我国文学的成就很有关系。《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一部创作，也是想象文学顶尖，最高峰。我想应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同列为世界十大小说之一。因为《红楼梦》之书，论人情世态之刻划描写，论场面的宽大，题材之深入，其感人的力量，与托尔斯泰、嚣俄之巨构，不相上下。因为他们所创造的人生社会，有造物化工之妙，堪称得“伟大雄浑”四字。
不幸这部结构缜密、布局恢伟、首尾相应化工的杰作，经过高鹗作伪之说，斩而为二，曹雪芹能属稿而不能完书，这部小说就变成残篇断简。若真到八十回止，宝玉尚未议婚，凤姐的骗局未成，黛玉未死，宝玉未疯，大观园未被抄，世事炎凉之变未来，人生若梦之大悲剧尚未演出，剩下来只是风花雪月瞬息繁华之景象，有细腻温柔的文字，而无人生若梦的幻境，没有什么深度可言。
所喜近四十年来，《红楼梦》发见的新材料真不少，因而使人转移不信高鹗续书之说。正如范宁在本稿跋文中所言：“但是近年来许多新提供的材料，研究者对高鹗续书日渐怀疑起来，转而相信程、高本人的话了。”就是说高鹗并不曾凭空捏撰，这与以前所说，社会所传，恰恰成一个翻案。最清楚的是俞平伯支持胡适之说最有力的人，已经取消自己高鹗续书之说。
当初何以这样引起这番纠缠呢？
第一，因为向来考证《红楼梦》的人，喜欢凭个人的好恶，以为论断。
蔡孑民先生志趣在于民族革命，推翻满清，所以他的《索隐》，也就指《红楼梦》为暗寓政治讽刺的小说（王梦阮也是这样）。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受了陈独秀《新青年》要打倒孔家店的风气，遂认为曹雪芹应该也是打倒孔家店的同志，能反抗忠孝道理就是“雅”，凡是存忠孝思想的① 此指《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承印者上海商务印刷厂，该书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编者。
便是“俗”人。在后四十回，宝玉不但中举，而且在出家之前向父母叩头诀别，感谢父母一辈子养育之恩，平伯认为“肉麻”。可见得后四十回是俗人所写。为甚么高鹗一定是俗，而曹雪芹一定是雅人，十八世纪的曹雪芹为什么一定是《新青年》的同志，就是捕风捉影之谈了，不成为考证。近来大陆的学人，硬派曹雪芹是“反抗资本主义”的同志，也是一样无聊。
第二，由于清末之人好“订伪”，成了一种学人的风气。自从刘逢禄要订《左传》之伪，直到魏默深、廖季平，而康有为（《新学伪经考》）都是这样。只有陈兰甫、孙星衍能作持平之论。梁启超谓老子无其人，《老子》书是战国时人的伪托。顾颉刚说大禹不是一个人。都能标新立异，耸动视听。
胡适之订后四十回为高鹗所伪作，也是同一路，说来非常动听。这是清末的思想，流入民国初年。此说一出，鲁迅马上接收（见《中国小说史》）。谭正璧（《中国小说发达史》）简直称后四十回为高鹗所“作”。这样随声附和，一般社会以讹传讹，此说似成定论。
向来说伪托的比说真传的总好听，这里头有心理作用。比方说，某处有古画陈列，这张是陈老莲，那张是王石谷。但是一个专家走进来，耳语低声说那张是假的，我们总觉得他比我们高明，所以你们看画展，只好说伪，不要说真，人家就认为你非常高明。是真知灼见。然而真伪岂那样容易辨别吗？
这就不可一概而论。
胡适之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由是拼命在后四十回里吹毛求疵，推其所应有，敲其所必无，在那里寻找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有什么矛盾不同。
事实上这些五六点不符，都不足为证。最要的是“小红狱神庙”及“卫若兰射圃”的文字在后的四十回找不到。庚辰本出，畸笏所批就告诉我们，在曹逝世以后四年，曹家的遗稿已有五六篇遗失，“狱神庙”及“射圃”两篇在内。这不足为证。适之认为小红看来十分出色，应该有下文，殊不知小红被撇开，自从二十九回到八十回共五十一回中就不再见，不能怪后四十回。
在此不谈这些，只说那时后四十回的考证有很多歪缠曲解，望文生义，捕风捉影之谈。名为小心求证，实是吹毛求疵。因此愈考证纠缠愈甚，闹得满城风雨，结果扑个空。这几年来，因为许多新材料的发现，研究的人才转过头来，承认高鹗是曹家的功臣，不是罪人。
现在讲这本一百二十回稿。我们须知当时胡适之、俞平伯早已明确断定雪芹确有八十回以后的残稿。残稿是有的，不过不是今日的后四十回罢了。
俞平伯由戚蓼生有正书局的印本，早已断定至少有一百一十回的原稿。曹氏的残稿，畸笏诸人明明看见，明明指出。这残稿的存在是最确定的事实。大家无异议，只说他遗失罢了。
今天要讲的是：这一百二十回“堇堇重订本”所改部分很可能就是曹雪芹的亲笔。
一、这稿本所改所补，不可能是高鹗所作，因为手笔完全不同。高鹗的书法见于程乙本的高序，是木刻的，有“高鹗叙并书”字样。假定这序文所刻字样，非高鹗写的，一定不会在高、程所编的本子出现。
二、这稿本卷前题为“己卯秋月堇堇重订。”堇堇应是雪芹别号。据雪芹的朋友张宜泉所署《春柳堂诗稿》有题“芹溪居士”注“姓曹名霑，字梦阮，号芹溪居士”字样，我们才知道他字梦阮，由这些朋友的诗文中可知又有“雪琴”、“雪芹”、“芹溪”、“芹圃”的号。我与蒋慰堂、庄慕陵先生研究好久，认为这“堇堇”很可能是雪芹的别号。向来文人每每以同音字代替：蒋梦麟亦作梦麐、孟邻，顾孟余又作梦渔，——这种例很多。堇就是芹，生于水为芹，在士为堇。蒋慰堂先生又说雪芹好用重叠字，如“空空道人”、“茫茫大士”。
三、卷前题“己卯秋月”，己卯是一七五九年，正合是雪芹最忙于改稿之时，就是庚辰本庚辰的前一年，去雪芹癸未一七六三年除夕逝世四年。
四、最重要的，这稿本添补的情形，绝对非平常编辑者对于字句加工情形而已。已是一作家用尽心血改订自己的稿及绘声绘影添补故事的情节。改他人稿，只求字句通顺而已，“修正”与“补写”、“重写”不同。许多回添补的情形，是重写而不是修正，是勾了五六行，或涂改四五行，再于行中密密用蝇头小字添上去，添了没地方，再用另纸粘上。所补的又是那么多，又是作者置身其中入神体会出来。如七十七回第五页描写晴雯将死，宝玉去看她，晴雯咬断指甲。加了很细心形容的动作，旧的一句涂掉，改的说“晴雯把手用力在口边狠命一咬，只听咯吱一声把两根葱管般的指甲齐根咬下，拉了宝玉的手，将指甲搁在他手里。”又两人换贴身衣服。原稿只说晴雯“伸手被内将自己贴身穿的一件旧绫袄脱下”。这句勾掉，改为“又回手挣着连揪带脱在被窝内将贴身的一件旧红绫袄子脱下递给宝玉。不想虚弱透的人，那里禁得这么抖擞，早已喘成一处了”。怎样脱这内衣，怎样穿上，改稿又是形容尽致。宝玉“已经会意，连忙解开外衣，将自己的袄儿褪下来，盖在她身上，却把这件穿上，不及扣钮子，只用外头衣裳掩盖了”。刚要系腰时，只见晴雯睁眼道：“你扶起我来坐坐。”（这里又是一些小动作，因晴雯快死了）“那里扶得起。好容易欠起半身。晴雯伸手把宝玉的袄儿往自己身上拉。宝玉连忙给她披上，拖着肐膊伸上袖子，轻轻放倒。……”这种小动作，如何“欠起半身”，如何病人无力把宝玉的袄儿“往自己身上拉”，宝玉又如何“拖着肐膊伸上袖子”，都是入神体会形容尽致的重写，而不是通常辑补修改字句的工作。这是原作者用尽心血写的。我所以说不但高鹗不能补，不需要补，就是任何人，除作者以外也不会用这种工夫去补。
五、程伟元辛亥一七九一年冬至出活字排本，现称为“甲本”，何以七十天内在第二年花朝，毁板又出“乙本”，这是个大谜。谁也不能在这短期间改补这些地方。俞平伯现在已经否认高鹗续书，认为以前作伪的说“不大合理”。他也疑问甲版、乙版两版距离之间“从辛亥冬至到壬子花朝，不过两个多月，而改动文字据说全部百二十回有二万一千五百余字之多，……这在《红楼梦》版本上是一个谜。（改的）文字之多，且不管它，为甚么要改，怎样改，也都是问题。难道刚排出一部新书，立刻有所依据？……若无依据，像他们这样多改、快改，非但不容易办到，且也似少必要……”
六、这稿不应题为“兰墅太史手定”本。七十八回卷末只有高鹗题“兰墅阅过”四字。
七、雪芹的笔迹与此改稿添补字样极相似，是同一路的。我们现在所知大概是雪芹笔迹，只有四字行书“空空道人”。这是曹雪芹所写篆书“云山翰墨，冰雪聪明”的下款，现归吴恩裕所藏（见《有关曹雪芹十种》影印）。
其中如空字之宝盖，及“道”字的走旁，都屡见稿中，可以对证。现在笔迹方面，只能说有八九成儿拿稳。但是我们知道再发见雪芹的题字或扇面不是不可能的。自一九三○年至一九五五年前后就有北平琉璃厂及天津、汉口古董商发现曹之书札及扇面。我们知道，雪芹在北平西郊健锐营中“著书黄叶村”时，就是卖画为生，清末旗人中常有收藏，虽然不多，可以发见。若然，我们对于曹雪芹的笔迹，可有更充分的佐证，而我们所看的就是世界大文豪著书改稿的笔迹。这部稿本就宝贵极了。
见1974年10月台湾开明书店初版《无所不谈合集》
俞平伯否认高鹗作伪原文
我在《大闹红楼》一文中提到今日有些研究《红楼》的人怀疑高鹗续书之说。这自然是与我八年前研究的结果相合。我着重文学的观点，认为后四十回除曹氏旧稿流传出来由高鹗整理补辑以外，任何人不能续。内中故事脉络之连贯，及人物个性口吻之密合，非出于曹氏不可。若有人续此书得到今日后四十回的成绩，其人之才必在曹氏之上。须知《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血”，正如张潮所云：“天地间之至文，皆血泪所写成。”胡适说此书是自叙，乃合西洋文学研究眼光。今以无此血泪之人，续此血泪哭尽之书，决不可能。胡适以后，研究者专在这“增删五次”钞本矛盾补凑漶漫不可收拾的今本中吹毛求疵，捕风捉影，作求全之毁，来证明高鹗作伪。大家随声附和，闻高鹗之伪，而不考察胡、俞诸人所谓订伪的证据，诚如王希廉所感叹：“何以随声附和者之多耶！”幸而新材料发见日多，高鹗整理各不同钞本的困难日明，大家知道当时钞本之混乱情形，对于高本的小疵，都能原谅了。
如此奇冤大白，我自然是大快于心。
上文说俞平伯也否认高鹗作伪之说，我想读者要看平伯的原文。他本来是支持适之的高鹗作伪说最有力的人，也可以说是毕生致力于此的专家。他的《脂砚斋辑评》及《八十回校本》都是极有帮助《红楼梦》研究者的专书。他最近肯幡然改他向来的主张，非常重要。文字见于《影印脂砚斋重评十六回后记》一文，载于《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页三三九。
及《谈新刊乾隆抄本百廿回稿》（即《高鹗手订稿本》）载于《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页四三七至四三八。
一、此文见于该篇所附《年表》后之“说明二”。
从上表后段看出一百廿回本的兴起，约在甲辰、己酉之间，一七八五——一七八九。离雪芹之死已二十多年。脂批已凋零了，殆另一回事。程氏刊书以前，社会上已纷传有一百二十回本，不像出于高鹗的创作。高鹗在程甲本序里，不过说“遂襄其役”，并未明言写作。张问陶赠诗，意在归美，遂夸张言之耳。（语按：张系高之妻舅）。高鹗续书之说，今已盛传，其实根据不太可靠。程乙本对程甲本，以七十天的工夫，却修改得如此之易且快，或者（语按：疑漏不字）是高鹗的成绩罢。
二、平伯校《高鹗手定稿本》（即杨继振本）的前八十回，不涉及后四十回，推敲高鹗所改的底本，作此抄本或在程刻本之先或在之后两个假定。
其在其第一假定中说：
我们不妨先说那人（语按：底本作者）在高氏之先。两本有相同处，是乙本从它，而非它从乙本。这可能不可能呢？上已说过，程第二排本乙，必须就第一排本来改字，但并不排除采用他本作为参考，以至于直抄一些文字的可能性。因甲、乙两本，从辛亥冬至到壬子花朝，不过两个多月，而改动文字据说全部百二十回有二万一千五百余字之多，即后四十回较少，也有五九六七字，（语按：根据汪原放计算）。这在《红楼梦》版本上是一个谜。文字之多且不管它，为什么要改，怎样改，也都是问题，难道刚排出一部新书，立刻有所依据？反面看来，若无依据，像他们这样多改，快改，非但不容易办到，且也似少必要——这里不妨进一步说，甲、乙两本，皆非程、高悬空的创作，只是他们对各本的整理加工的成绩而已。这样的说法本和他们的序文引言相符的。无奈以前大家都不相信它，据张船山的诗，一定要把这后四十回的著作权塞给高兰墅，而把程伟元撇开。现在看来，不大合理。从前我们曾发现即在后四十回，程高对于甲、乙两本的了解也好像很差。
在自己的著作里会有这样的情形，也是很古怪的。今谓有所依据，则甲本从某某来，乙本从某某来，两本即不免互相打架，也不甚奇，至多也不过说校者如程、高二人失于检点罢了。
我想不再多说了，来写别的题目。就这么一句话。在各抄本文字异同极混乱的情形中，程、高两人“广集核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及因“燕石莫辨”“惟择其情理较协者，取为定本”，我们不能再挑剔异同，以为订伪的证据，或另立诡异之说。校书难，校订《红楼梦》尤难。抄本有的错的离奇（见《平心论高鹗》第十一章），有的出于天然的遗漏，排本可有鲁鱼豕亥之嫌，即改本也可能有本人改错，然后看见改错，再为复原，改稿人也可有失检的地方。甲戌本的开头“旨义”文字就欠通。甲辰本文字不好，越钞越离曹氏旧本。程高所据后四十回底本，也可能已有文字毛病。但是我详看程高所依据的底本，第九十七回叙黛玉由傻大姐听见宝玉订婚的消息一路来贾母处要问宝玉那种疯疯癫癫的一段，及第一百十七回双美护玉那紫鹃抱住宝玉一段，还是底本的原文，并非高鹗所添改，我就相信这底本还是经过几次过录的曹氏原稿。恕我“许子之不惮烦”，就此而止。
见1974年10月台湾开明书店初版《无所不谈合集》
《平心论高鹗》弁言
本年正月起，陆续在中央社特约的专栏，发表了七篇文章，表示个人向来的意见，认为高鹗续书证据不能成立。从晴雯的头发说起，一直说到俞平伯及近人对此说的怀疑。只因高鹗续书的话，已经为一般人所接受，翻案文章，必有读者疑信参半，所以不惮辞费，说明原委。况且《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本结构有想象力的奇书，其后四十回真伪之辨，非常重要。这七篇文章，比较为一般读者而写的。把这论辩的要点指出来，文虽陆续发表，文体上有互相印证之处。《平心论高鹗》一文，长六万言，曾登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本，一九五八年发表，是比较给专家看的考证文字。这是一篇比较有系统的全面的研究。对于最近所见新书的材料的研究，大略可见于《跋曹允中文》、《论大闹红楼》及《俞平伯否认高鹗作伪原文》三篇。
关于这问题，最重要的新材料，就是一九六三年上海影印的《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即所谓“高鹗手定本”。我怀疑这稿本。高鹗是“阅过”，但不像普通编辑略加修补字句的加工而已，其所添补，是真用功夫，绘形绘声，添出许多故事情节细末的描写，似是原作者用心血写的，更不是高鹗在七十多天所写得出来的。倘是这钞本里面所改的不是出于高鹗，而是出于曹雪芹的手笔，其价值更不待言了。我们还是慢慢研究一下，若真出于曹氏手笔，这手稿可使我们研究这伟大作者易稿改稿的功夫，其宝贵自然不用说。
现在我们所知可能是曹雪芹的笔迹，只有“空空道人”四字（吴恩裕所藏，是题篆书“云山翰墨，冰雪聪明”八字的署名，见吴恩裕《有关曹雪芹十种》，上海中华书局1964 年）。吴注此四字是否雪芹所写“不能十分肯定”。此笔迹与“高鹗手定本”添改的字笔迹很相似。我们希望再有雪芹的笔迹可以发见。这稿本卷前题“红楼梦稿”，下双行记“己卯秋月堇堇重订”。“堇”
即雪芹。这稿本既是程伟元乙本所依据，又是高鹗题“阅过”，又不是高鹗在程甲本与程乙本相差七十多天中间所能为力添补的，那么，这添补出于何人，就成不能不求解答的问题。
五十五年七月一日林语堂序
原载1966年台北文星书店初版《平心论高鹗》
刘铁云之讽刺
《老残游记》一书，久已脍炙人口，惟其第一章“楔子”，实是讽刺中国国情的绝好文章，少有人注意。这一点也不是我们的牵强附会，有下文为证。我们觉得这篇讽刺太好了，所述的在风浪中的一只巨船就是中国的影子。
那些“高谈阔论”“演说”之后“敛了许多钱去，找了一块众人伤害不着的地方”高声喊着“杀！杀！杀！”的领袖，便是现代中国的英雄豪杰。由是我们可以对于刘鹗之艺术，加一层认识，知道他不仅是一位善描白妞歌术的小说家，并且是一位对于国家很有感慨的深刻的讽刺家。在最后描写那奉送洋罗盘救危的一段，尤可看出他是主张科学救国或是维新救国的人；至于因奉送洋罗盘而被骂为“汉奸”、“天主教”的人，尤其是刘氏在北京时，上书请筑铁道，及主张和外人合开煤矿，遭人谤毁，骂为“汉奸”的自己影子。
以下几段，值得爱好《老残游记》的读者，再精读一遍。
这船虽有二十三丈长，却是破坏的地方不少。东边有一块，约有三四丈长短，已经破坏，浪花直灌进去；那旁——仍是东边——有一块丈许长的，水波亦渐渐浸入。其余的地方，没有一处无伤痕。
那八个管帆的，却是认真的在那里照管；只是各人管各人的事，仿佛在八只船上似的，彼此不相关照。那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队里乱窜，不知所做何事。用望远镜仔细看去，方知道他在那里搜他们男男女女所带的干粮，并剥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
一霎时，离大船已经不远了。三人仍举着望远镜细看。及至离大船十余丈时，连船上人说话，都听得见了。谁知道除却管船的人搜括众人财物外，又有一种人，高谈阔论的演说。只听他说道：“你们各人，均是出了船钱坐船的，况且这船也就是你祖遗的公司产业；现在已被几个驶人，弄得破坏不堪，你们全家老小性命，都在船上，难道都在这里等死不成吗？就不想个法儿挽回挽回呢？真真该死的奴才！”众人被他骂得哑口无言，内中便有数人出来说道：“你这先生所说的，都是我们腑肺中说不出的话；今日被先生提醒，我们实在感激得很，只是请教有什么法子呢？”那人便道：“你们知道现在非钱不行的世界，你们大家敛几个钱出来；我们舍出自己的本领，顿起精神，拌着几个人流血，替你们争个万世安稳自由的基业；你们看好不好呢？”众人一齐拍手称快。
章伯远远的听见，对二人说道：“不想那船上，竟有这等的英雄豪杰！早知如此，我们可以不必来了。”慧生道：“姑且我们将帆落下几叶来，必须缓追那船。看他如何举动？倘真有道理，我们便可回棹了。”老残道：“慧哥所说甚是，依愚兄看来，这等人恐怕不是办事的人，只是用几句文明辞头，骗几个钱用用是了。”
当时三人，便将帆叶落下，缓缓的尾大船之后。只见那船上人，敛了许多钱交给演说的人，看他如何动手。谁知那演说的人，敛了许多钱去，找了一块众人伤害不着的地方，立住了脚，便高声叫道：“你们没血性的人！冷血种类的畜生！还不赶紧去找那个掌舵的吗？”又道：“你们还不把管船的一个一个杀了吗？”那知就有不懂事的少年，依着去打掌舵的，也有去骂船主的；俱被那旁边人杀的杀了，抛弃下海的抛弃下海了！
那个演说的人，又在高处大叫道：“你们为什么没有团体！若是全船人一齐动手，还怕打不过他们吗？”那船上就有老年晓事的人，也高声叫道：“诸位切不可乱动！倘若这样做去，胜负未分，船先覆了；万万没有这个办法！”慧生听得此语，向章伯说：“原来这里的英雄，只管自己敛钱，叫别人流血的！”……
说着，三人便将帆叶抽满，顷刻便与大船相并。篙工将篙子钩住大船，三人便逃将上去，走到舵楼底下，深深唱了一个喏，便将自己的罗盘及纪限仪器等，取出呈上。舵工看见，倒也和气，便问此物怎样用法，有何益处？正在议论，那知那下等水手里面，忽然起了咆哮，说道：“船主船主，千万不可为人所惑，他们用的是外国罗盘，一定是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他们是天主教……”
谁知这一阵嘈嚷，满船的人，都为之震动；就是那演说的豪杰，也在那里喊道：“这是卖船的汉奸，快杀快杀！……”
三人垂泪，连忙回了小船。那知大船上人，余怒未息，看三人下了小船，忙用被浪打碎的断桩破板，打下船去。你想一只小渔船，怎禁得几百个人用力乱砸。顷刻之间，将那渔船打得粉碎，看着沉下海中去了。
呜呼！殷人刻龟，铁云藏之，吾寻得其龟文而诠释之，岂非天下第一快事？
原载1933年2月1日《论语》第10期
《水浒》西评
白克夫人以四年精力，把七十回《水浒》译成英文，去冬美国英国同时出版，改名为All Men Are Brothers（《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在一切英译中国小说的事业上，可谓破天荒的工作。因为《三国》、《红楼》、《西游记》，虽皆陆续已有译本，但是或只是片段的，如李提摩太之译《西游》，自十几回以后，只说各回故事之轮廓而已；或是经过删削编过的，如王际真译《红楼》，虽然译笔流利叙述贯串，但是只能算为重编，全书约四百页，在分量上只保存原书六分之一罢了。实际上，非这样删削，把一百廿四回小说的全部译出，西洋书局决没有刊行之勇气。但在介绍翻译中国文学的方面，我们总引为遗憾。幸而白克夫人有此勇气，又因她已享文坛盛名，书局愿意出版，白克夫人又译笔极高雅，态度极负责，中国第一流作品居然得保存真面目与西人相见。现在西方批评家居然一致称施耐庵为东方荷马，这未始不是施的红运。
美国《新共和国》周刊（十一月二日）有Mark Van Doran所作一书篇评，题曰《东方荷马》，这样的批评《水浒》：“称这本书为有荷马作风的伟大的奇侠小说，还不能把书的精粹说出。……但是你看到这位中国作者之瑰奇伟大，不由得要作这样的比拟；只须于这比拟之外，再把罗贯中——如果他真是这书现行本之作者——与Rabelais，Cervantes，Fielding，Dumsa，罗兰歌及老宾汉传说无名作者等相比一下。但即使如此比拟，还不能把这书描绘出来，因为无疑的这是世界文学杰作之一，所以不可方物，只好就其本身去了解它罢……”结末作者说，“白克夫人之文字优美元以复加。像这样浩大的工程，她居然胜任愉快，得心应手，独出慧眼，始终不懈的完成，而给英国文学添了一种名译。”
这种的夸誉，在有身份的批评家是不肯轻易给予的。但是英国牛津大学Basil De Selincourt 在伦敦十一月十九日Observer 报上更加推誉备至。他开头是引了法国诗人的话说“我要求得三天来读荷马”，“但是他读《水浒》非六天不可，而现代人谁能腾出六天工夫呢？……但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书名已经暗示其伟大了。无论如何，你非腾出那六天工夫不可……也许托尔斯泰能写出这样一本书。……但是他生得太迟，也许太近西方。无论如何，在实质上，《水浒》是托尔斯泰式的。……你精细的读，就觉得一切平凡的起居琐细都充满了人生的意味。这种琐细繁叠的迫在我们身上，只有托尔斯泰最能表出其诗意；但是施耐庵——如是这真是这本伟大杰作作者之名——可以与托尔斯泰比拟而无愧了。”
白克夫人的英文是古朴浑厚，是得力于《圣经》的。她故意保存书中中国的成语，用最浅朴的字面表出。Selincourt 说：“无论原著如何伟大，若不是得一位斫轮老手之名笔，决不会叫我们塌地的佩服。白克夫人的文笔真足以当之。她得了这运用文字魄力之唯一的宝诀；她有她的方法使字义生动起来。有人也许以为现代已看不到质直生动的英文了；让他们读读《水浒》。
在这种稳健简朴舒淡的散文，英文固有纯朴的成语独自呈出一番新面目。这是一种创举，前例所无，然而却能浑成一片，不露痕迹。英文不颠不懈，像Defoe 之丰健，像Bunyan 之明畅；全书中到处有雅驯的辞句，这种辞句，在书成为家喻户晓之时，就会变成通行语。“Brother，rest your heart.”（中文当系：“大哥，请你放心。”）“Ah！ bitterness！”（“呵，苦呀！”）“All is on my body.”（“全在我身上”）“If they ask for death，they cannot die，and if they wish，theycannotlive.”（“求生不得，求死未能。”）
这种成语在中文，我们是司空见惯的，但在英文，确是精力饱满。世上果有此种奇事，白克夫人大概有点石成金之魔术吧。爱国之士，应当赶紧骂白克夫人，因为她暴露中国之迷信。她已经说过，不盼望高等华人能了解她的。
原载1934年3月10日《人言》第1卷第4期
英译《重编传奇小说》弁言
选择中国短篇小说以贡献世界读者，马上见出中外短篇小说技术与范围之不同。而且拿现代短篇小说的眼光，去重评古人短篇小说的成就，也是一有意义的工作。我在编译传奇小说时把历代传奇小说遍览一下，兹将私人所得的意见写下来，作为弁言。
一、所谓现代短篇小说，发源于十九世纪。由杂志的盛行，这种短篇文字适应一般读者及出版界的需要，所以异常发达。我想大家觉得这种短篇小说的技术，及其巧妙动人之处，远胜乎吾国的传奇小说。大概分为二类。一以莫泊桑、Poe、Bret Harte、Kipling 等为代表。此类小说，重情节结构布局，常有惊心动魄的事件，即如中国所谓茶余酒后的谈资，多离奇的情节，瑰异的人物，令听者击节兴叹。另一类以俄国短篇小说尤其以柴霍甫为代表。
事极平常，人物也常是酒徒醉汉及中等社会的平常人家，写来都似人生之一断片，并没有离奇的情节，也没有结末收场。柴霍甫曾写信给他友人说：“常人并不去北极探险，坠下冰山；只是上公事房回家与太太吵闹，吃白菜汤。”
因为柴霍甫文字功夫感人力量愈大，读来似无事，过后耐思量，作法又与西欧不同，所以在西欧近代文学发生极大影响。以现在英、美文学界而论，有意自许为前进的文人，还是写这一派见首不见尾、无章法无结构的“短篇小说”。
这样一来，我们所谓“现代短篇小说”，公平说法，不一定如莫泊桑等人的巧妙布局，也不要一味仿效柴霍甫散漫无章的短篇描写，后者去小说本义未免太远。小说总是小说，须有个故事，让读者欣赏感叹，才能够瘾。我姑下一公平广泛的定义：好的短篇小说，应使读者终篇时，有一种感叹，觉得增加我们认识人生的诙谐错综，或对某一种人得深入的了解，或引起我们对某一人物的惋叹怜慕与同情。大概我选择的二十篇，总是认为符于这条件，或有法重编润饰增改可使合于这条件。结果选唐人作品十篇，宋人六篇，明人无一篇（除非《中山狼》一篇算为明马中锡所作；据《说海》乃为宋谢良所作），清代惟有蒲松龄三篇，取之民间传说者一篇（内唐人段成式之《叶限》一节，也该算民间传说）。这去取之间也有出于偶然的，并非说明人所著无一篇是入选。然而大体上，从此也可看出历代传奇小说的盛衰。
二、唐胜于宋。汉、魏神仙六朝志怪的笔记，到了中唐晚唐（借用唐诗名词）始成有意的文学作品，而第九世纪上半期也是传奇发扬光大最盛时期。
这种传奇文字，不是以前零星志怪的笔记，是由文人加以结构想象以华美的文字写出的，略如以前《桃花源记》再润饰添补生动人物而成的。大概读者都觉得唐人传奇，短短一篇，意味深长，或委婉，或哀艳，情感浓厚，想象高超，以离奇瑰玮的人品，配浪漫义侠的事迹。唐代人奇事奇，想象力丰富，故作品浑厚，气派甚大。到了宋朝便少有这种气氛。胡应麟说：“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其笔端。”（《二酉缀遗》）所谓作意好奇，就是加上想象，调以文采，正正经经当它做文学著作。
第八世纪是唐诗全盛时期，我想第九世纪可称为传奇全盛时期。大概这种传奇文字到了元和、长庆间已盛行，作者日多，成为一种风气。士人求官做，投谒时送上去为行卷，再送谓之“温卷”。作者也署真名，与后来话本小说不同。故如牛僧孺朝中大臣，也以《玄怪录》行世，李复言《续玄怪录》，可见这书是风行一时。所有传奇名作大半属于第九世纪上半。第一时期，是白居易同辈的人，大约可称元和、长庆间作家，所纪也特多元和（公元806—820）间事。这一期有几位传奇名家，如白居易弟白行简（代表作如《李娃传》），居易朋友元稹（《莺莺传》），白行简的朋友李公佐（《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牛僧孺（《郭元振》，蒋防（《霍小玉传》）。比居易略早的有陈玄祐（《离魂记》），陈鸿（《长恨传》），是大历、建中时人，可见其时传奇风气已开。再晚一辈与诗人李商隐同时，大约可称为太和（公元827—840）间作者。其中我最喜欢李复言（《杜子春》、《定婚店》），因为他有《天方夜谭》的气味，以诡异为自然，又轻松，又灵活。说灵异故事最好是自自然然，略含神话意味，处于半真半假境界，说来自然有味；同时作者又有薛用弱（《王维》），沈亚之（《湘中怨解》），房千里（《杨娼传》）。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多去怪异灵变因果报应，却不能称为传奇。但其中《叶限》一书却是全世界最早关于Cinderella 故事的记载，比欧洲最早的纪录早七百年。再晚一辈，可称为咸通（公元860—873）时代作家，其中有重要作家，如裴铏（《昆仑奴》、《聂隐娘》），皇甫枚（《步飞烟》），袁郊（《红线》）。到了杜光庭（《虬髯客传》）已是唐末。所以我说第九世纪是全盛时期。
三、宋胜于明。这句话骤然听来，似乎故作惊人，因为通常总是认“三言”、“两拍”及后来的《今古奇观》为短篇小说集大成。但是有两点可解明我的意思。第一，所谓“三言”，内中佳作多半是宋、元话本。翻印旧刻，并非全由冯梦龙撰著。绿天馆主人序《古今小说》谓：“茂野重史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俾【近人书话】为—刻。”《通言》、《恒言》所收宋人话本真不少，如宋人的《京本通俗小说》现存七篇，全收入《警世通言》，另一篇《金虏海陵王荒淫》，也收入《醒世恒言》。就《京本通俗小说》八篇看来，话本式的短篇故事，有过明人作品无不及。单举较著名以《错斩崔宁》一篇，便明白我的意思。
《西山一窟鬼》及《拗相公》，也是上乘佳作。又《清平山堂话本》所刻，多宋人作品，中有一篇《简帖和尚》，在我看到的“公案传奇”中，此篇最合近代侦探小说条件。兹不赘。
第二点该说明的是：用现代眼光批评，冯梦龙的人格描写实平平。读了《今古奇观》之后，试想想有哪一位人物像唐人的虬髯客、聂隐娘使你念念不忘？故事的情节也每落圈套，叙述既已冗长，不如唐人传奇之简练。又平铺而来，不如西洋作品之巧妙。又不像宋人话本，每好加悬劝。其代表明末士人思想又属迂腐，少有如《阅微草堂笔记》的精到议论。松祥老人序《今古奇观》称冯梦龙所纂“三言”：“极摹世态人情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
我想备写悲欢离合是“三言”的本色，描写人物功夫是不够深刻的。读完悲欢离合的故事之后，想来却少回味。内中比较好的还算是说南北的宋人话本。
四、清代传奇作者，我独佩服蒲松龄。原因很简单，就是他的人物生动，且给人以人生出奥之感。以现代眼光言之，常人行为，每出常轨，不尽合理，每人有每人的弱点，读了叫你又同情，又感叹。马介甫怕老婆怕的奇怪，却是入情入理。后来老婆流为乞丐住破庙，马介甫还去看她，这是《聊斋》的佳处。其他如好笑的婴宁，写来何等生动。《聊斋》所以为一切志怪书之所不及，就在它描写人情的细致。纪晓岚不大明白这一点，他的意思传奇文字应当回去上追汉晋，专务简谈。这位老先生编了《四库全书》，反为“文体”
的观念所拘，所以他不满于《聊斋》，说：“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
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剧关目，随意装点……今燕妮之词，媟狎之态，经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到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这位博学多才的老先生竟会说这种笨话，故其《阅微草堂笔记》，也只能“上追汉晋”的简谈而已。柴霍甫诫常情以诡异，蒲松龄赋诡异以常情，这是他们各有独到之处。
拉杂书来，只算个人意见。英译《重编中国传奇小说》之去取，要顾到西方读者了解的限制，所以只收比较容易使世界读者了解的，给它重编。近代短篇小说技术与《今古奇观》之技术相差太远了，所以句句翻译，不加增删点缀，则外国人读不下去，重编的程度，各篇不同，李复言、蒲松龄的作品，增改的成分最少。兹将篇目抄录如下：一、冒险与侦探①《虬髯客传》。②《补江总白猿传》。③《简帖和尚》。
二、恋爱④《碾玉观音》。⑤《贞节坊》。⑥《莺莺传》。⑦《离魂记》。⑧《狄氏》。
三、鱼异⑨《西山一窟鬼》。⑩《小谢》。
四、儿童（11）《叶限》。（12）《促织》。
五、讽刺（13）《东阳夜怪录》。（14）《书痴》。（15）《中山狼》。
六、玄异（16）《李卫公靖》。（17）《薛伟》。（18）《张逢》。（19）《定婚店》。（20）《南柯太守传》。
见1978年12月台北开明书店初版《语堂文集》
《中国传奇小说》英文本导言
本书所收各篇，皆为中国最著名之短篇小说杰作，当然中国短篇小说杰作并不止此数。本书乃写与西洋人阅读，故选择与重编皆受限制。或因主题，或因材料，或因社会与时代基本之差异，致使甚多名作无法重编，故未选入。
所选各篇皆具有一般性，适合现代短篇小说之主旨。
短篇小说之主旨在于描写人性，一针见血，或加深读者对人生之了解，或唤起人类之恻隐心、爱与同情心，而予读者以愉快之感。小说当具普遍性，不当有基本上不可解处，不当费力解释，而后方能达到预期之目的。本书所选各篇中，若干篇具有远方远代之背景与气氛，虽有异国情调与稀奇特殊之美，但无隔阂费解之处。
人类喜听美妙之故事，自古已然，举世如此，中国亦复如此。在《左传》（大约纪元前第三世纪）及《史记》（第二世纪）中若干篇，有描写人物及冲突争斗之场面，皆极活泼生动。在第一世纪，神怪事件之记述甚多，但皆失之浅陋。短篇小说之成为艺术形式，实自唐代始（尤其在第八与第九世纪）。
此种具有充分艺术性之短篇小说即所谓传奇。传奇类皆简短，通常皆在千字以内，为古文体，遒劲有力，异乎寻常，极能刺激想象。后人模仿，终不能似。或用语体重写，故事放长，情节加富，亦不克超越原作。唐代非特为中国诗歌之黄金时代，亦系中国短篇小说之古典时代。在唐代，犹如英国之伊丽沙白时代，蹇拙之写实主义尚未兴起，时人思想奔放，幻想自由，心情轻松，皆非后人可及。当时佛教故事已深入中国社会，道教为皇室及官方所尊崇，在时人心目中，天下无事足以为奇，无事不能实现，故唐代可称为法术、武侠、战争、浪漫之时代。广义言之，宋朝为中国文学上理性主义之时代，唐代为中国文学上浪漫想象之时代。当时尚无真正之戏剧与长篇小说；但时人所写之传奇，则美妙神秘，为后代所不及。故本书所选，半为唐人传奇。
继唐人传奇之后，为宋人之话本，即当时说书人之白话说部。话本为小说上一新发展，与传奇同为中国短篇小说之两类。古典短篇小说最大之总集为《太平广记》，刊于纪元后九八一年，即宋朝初年，为纪元后第一○○○年前千年内文艺短篇小说之要略。若谓此总集象征一时代之终止，亦无不可。
唐代传奇小说之精华已尽于此矣。在传奇小说盛行之时，另有一种口语文学在茶馆酒肆之中日渐滋长，为当时一极通俗之娱乐。此时在宋朝京都，有各种性质不同之说书人，或精于历史掌故，或精于宗教秘闻，或精于英雄传记。
《东坡志林》中曾记，当时有父母为儿童所扰，辄使之出外听人说书。宋真宗（1023—1063）尝命臣子一日说一故事。近经人发现话本总集两部，各载有中国最早与最佳之白话小说若干篇，二书皆不著作者姓名，但自内容判断，作者当为宋人（十一与十二世纪）。一书为《京本通俗小说》，内有小说八篇，皆佳妙，计鬼怪小说二，犯罪小说一，极淫秽之小说一，此淫秽小说现今版本中多略而不录。本书选入之《碾玉观音》及《嫉妒》即采自京本通俗小说。另一本小说总集为《清平山堂》，据今所知，最早之版本当在一五四一至一五五一年之间。《简帖和尚》，据余所知，为中国文学中最佳之犯罪小说，文笔极洗练，此本即采自《清平山堂》。《清平山堂》中亦有数篇鬼故事，皆极恐怖可畏。一故事写一女鬼，将男子攫去，淫乱为欢。每一新男人至，必下令：“新人已至，旧者速去。”继则将旧人心肝挖出食之。此二白话小说总集中，不少篇经明人扩编或并于其他小说总集中者。
熟知中国文学者或将疑问，本书何以未将明代短篇小说总集若《今古奇观》等书中若干篇选入。明朝短篇小说总集若《今古奇观》者至少有五六部，而《今古奇观》乃最为人所熟知者，实则此书系选自另一短篇小说总集《警世通信》。其病在各篇皆为叙述体，介于唐代传奇及现代短篇小说之间；主题皆陈陈相因，叙述亦平庸呆板，其中趣味浓厚之故事虽亦不少，惟不能显示人类个性，意义亦不深刻。早唐及宋代古典短篇小说篇幅虽短，但在人生及人之行为方面，皆能予读者以惊奇美妙之感。
本书编译之时，曾设法将各种短篇小说依类选入。冒险与神秘小说中以《虬髯客传》为首。《虬髯客传》为唐代最佳之短篇小说：对白佳，人物描写及故事皆极生动，毫无牵强做作有伤自然之处。
爱情与神怪为小说中最多之题材。无论犯罪小说，冒险小说，或神怪小说，不涉及爱情者甚少，由此可见古今中西，最令读者心动神往者，厥为男女爱情故事。虽然如此，若男女情人，偶一得便，立即登床就枕，实属荒唐。
明朝爱情故事，此类独多，故本书内此类爱情故事，并未多选。本书所选之《莺莺传》，为中国最著名之爱情小说，上述缺点虽亦不免，至少尚有强烈之感情在。本篇所记，乃一大家闺秀追求性经验之故事，作者既为一杰出之诗人，而改编成戏剧《西厢记》后，又词藻华美，诗句秀丽，极尽中国文字精巧之能事，故早已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以此故事为本事，后人竟编出八本不同之戏剧。《狄氏》记有一夫之妇与人私通事，故事中有许多其他特点，颇为故事增色；虽系私通，但因婚姻不幸所致，是以其情可忽。最纯正之青春爱情故事当推《离魂记》；其中爱情与神秘兼而有之，且能两相融和，天衣无缝，尤为可贵，至于是否真有此事，自当无须追问，若执意追求，则不啻刻舟求剑，胶柱鼓瑟矣。
鬼在中国文学上，不外吓人与迷人两端，而以迷人者为多。美丽迷人之鬼，皆由穷书生想象而来。因穷书生，无论已婚未婚，独坐书斋之内，每想得一美女，与己为伴。盖夜深独坐之际，最乐之事莫若见一美丽之幽灵，悠然出现于暗淡之灯光下，满面生春，狡笑相诱；然后为之生儿育女，病则为之百般调护。《嫉妒》一篇写二女鬼迷人吓人事，作者原意在使读者读之颤栗。《小谢》一篇描写另一种女鬼，诙谐天真，轻松有趣，本身为鬼，而为人类之挚友。本篇作者蒲松龄（1630—1715），为本书各篇作者中唯一之清代人物。所作《书痴》一篇，系讽刺政治之作，记书签上一彩绣女郎，自《汉书》上走下，告一穷书生求官之道，并谓获取功名，不只在于满腹经纶。中国神怪小说作家数以百计，其描写深刻入微，故事美妙生动者，惟蒲氏一人。
蒲氏尤以写妒妇及惧内故事为人所熟知，亦最为人所不及。蒲氏特爱狐仙，所写狐仙化为女身以美色迷人故事甚多。蒲氏之杰作，本书选入三篇，儿童故事《促织》一篇亦在内。
唐代之幻想与幽默小说可谓自成一格，而以李复言四篇为代表。李氏名虽不若《南柯太守传》作者李公佐，然所作轻松诙谐，幻想超逸，充分具有唐代小说之特征，尤觉可爱。李氏生于第九世纪前半，正值传奇小说全盛之时。自唐代全部传奇观之，传奇名作五分之四皆写于第九世纪前半，此种传奇作家皆与李复言同时，如段成式（《叶限》之作者）。李公佐（《南柯太
守传》作者）、蒋防、徐永如、陈鸿、白行简（诗人白居易之弟）、元稹（《莺
莺传》作者）等皆是。第九世纪为唐代传奇小说时代。当时传奇小说风靡一时，宰相牛僧孺亦为当时极通俗之传奇作家，所写神怪故事内，有三寸高之侏儒从事战场杀伐，并有其他冒险故事。李复言写神怪故事，系继牛僧孺之后，自材料与技巧言，可谓青出于蓝。读此等故事，如置身神妙魔术世界，千奇百变，而事事如真，风味颇类《天方夜谭》，但觉乐趣横生。《叶限》亦写于此时，为世界上此等故事首先写就者。故事中有恶继母，恶姐妹，丢失之鞋，其写就早于欧洲一五八八年白瑞斯（Des Perriers），写成约七百余年。
本书之作，并非严格之翻译。有时严格之翻译实不可能。语言风俗之差异，必须加以解释，读者方易了解。而在现代短篇小说之技巧上，尤不能拘泥于原文，毫不改变，因此本书乃采用重编办法，而以新形式写出。在蒲松龄与李复言小说中变动最小。重编之时，若干故事中，作者曾有所省略，有所增加，冀其更能美妙动人。若与中国前代说书人或重编小说者相较，本书所更动之处并不为多。虽有更动，必求不背于正史，读者如对引用之材料来源感觉兴味，可参阅各篇前之《前记》。
《碾玉观音》与《贞节坊》曾在《妇女家庭良友》（Wom-an’s HomeCompanion）上发表过，《叶限》曾在《中国与印度之智慧》（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中刊行过。
原载1979年台湾德华出版社初版《中国传奇小说》
《中国传奇小说》英文本前记
《虬髯客传》
本篇为唐代通俗故事，以人物描写深刻，对白明快，脍炙人口。作者料系杜光庭（850—933 年）。杜为一杰出之道士，著述甚丰。本篇载于《太平广记》，为第一百九十三篇，但仍有其他版本，文字小异，或称作者为张说。
稗史中多有描写李靖故事，本书中《龙宫一夜宿》亦记李靖布衣时事。太原店中若干细节系本人增入者。
《白猿传》
本篇为《太平广记》第四百四十四篇，作者不详。原题为《初江总白猿传》。江总（519—594）将白猿之子隐藏，救得其性命。据称唐大书法家欧阳询（557—594）貌丑如猿，本文之作，盖以讽询也。或传询即白猿之子。
据此，本篇当写于第七世纪之初。
重编本篇之时，余将欧阳将军失妻于白猿作为本篇之主题。所增番人风俗材料得自唐宋三本志书：一为唐段公路之《北户录》，一为宋范成大之《桂海虞衡志》及朱辅之《溪蛮丛笑》。
《清平山堂话本》中，亦有一中国将军在广东山中失妻故事，名为《陈巡检梅岭失妻记》。
当然谁也听说过，欧阳将军怎样在战场上被擒斩首，怎样在纪元后五六九年降贼时他的全家灭门。不过，人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人说他罪有应得，因为他历代受朝廷恩宠重用，可惋惜的只是他父子一代名将，功勋彪炳，后来竟落得身败名裂，横遭奇祸。别的人，像江总就很同情他，相信他被陷从贼，势非得已。因为当时皇帝对他在南方的兵权，颇存疑虑。其实这些，全非切题之论。他在三十几岁的时候，遭遇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大大改变了他的脾气，他的情绪颇受打击。这位春秋鼎盛的镇南将军一变而成为一个阴郁、暴躁的苦命人了。他的朋友江总救了他的儿子，而在暗中把他扶养成人。
江总在他的小说《白猿传》里说到这位将军，但据将军的随员广东雷某——他是将军的一个老幕僚——说江总所记，只是故事的断片。欧阳将军是羞愤而死的。本篇是雷某所说的，他曾亲眼看见过。雷某如今已经是六十岁的老翁了。
《无名信》
本篇采自《清平山堂话本》第二篇。清平山堂为一印书店。此种话本，每篇可以零售，全书并无一总题，而书中各篇或为文言，或为白话，通常皆不署作者姓名。本篇原有三名，曰《简帖和尚》、《胡氏》，及《简帖僧巧骗皇甫妻》，小题为《公案传奇》，即犯罪神秘小说之意。本篇为茶馆酒肆中之通俗话本。在《古今小说》中亦有此故事。次于本篇之犯罪小说为《误杀崔宁记》，在另一宋人话本《京本通俗小说》中。
本篇原文中之洪某，为一乔装和尚之恶棍。重编本篇之时，作者对原文细节有所增减外，并力求读者同情洪某，使皇甫氏依恋洪某，不愿回归前夫，尤使中国读者读之惬意（原文中皇甫氏为一怯懦无能、忍苦受罪之妇人）。
但本篇仍依据原篇梗概重编，此外并无其他更动。
《碾玉观音》
本篇选自《京本通俗小说》。原文结局与本篇大异。叙一玉器匠之妻为一官员所弃，活埋于花园内，后化厉鬼寻仇。本文仅据原作前部，后遂自行发展，以艺术创作与作者生活为主题，申述大艺术家是否应为掩藏其真的自我而毁灭其作品？抑或使作品显示其真的自我？此为艺术上一简单主题。原文大概为十二世纪作品。
《贞节坊》
本篇系据一笑闻稗史中一简短故事重编。原文中亦有杀鸡一事。原作述一寡妇在接受贞节牌坊前夕，为仆人引诱失节，因未获贞节牌坊，自缢身死。
《莺莺传》
本篇为中国最著名之爱情故事，唐代诗人元稹作。元记此事托名为张君瑞事，实则显系自传。其中日期、事件、人物、与元稹本人情况皆极其真实一致，而作者本人之真情流露，尤非写个人之情史真传者不能到。仅将男主角易姓为张并未能蒙蔽其友人，其故事生动逼人，尤传播一时，引人疑猜。
元稹当时已与白居易齐名，号曰“元白”，颇为传闻猜疑所苦，而此事此情，又两不能忘。在诗中不用“双文”化名指情人时，偶一不慎，即露出莺莺名字，“双文”即指莺莺两字相重之意。莺莺为元稹初恋情人，实则元稹对莺莺之念念不忘，仍有其他原因在。
本篇大半依据元稹之原文《会真记》。直至元稹薄情，弃却莺莺，自行捏造荒谬之借口为止。元稹抛弃莺莺之时，以莺莺与历史上倾国倾城之美人相比，甚至竟与为害男人之妖孽并论。元稹尚厚颜称张友闻张与莺莺绝交后，誉张为“善为补过”。元稹虽为名诗人，后且身居高官，以人品论，并不见重于世。
由元稹之诗歌及传记中若干事故，即可断定元稹实写自己。其他各证姑不论，而证明凿凿者，即元稹之姨母亦郑姓，与《会真记》中夫人同姓；元稹之姨母亦尝为乱兵所迫，而为姨甥所救，与《会真记》事亦复相同。例证之多，不胜枚举。
本篇故事中改编部分，咸据元稹诗篇，计下列数点：一、《会真记》中有莺莺复张生信，文词并美，早已脍炙人口，却无张生致莺莺之信。文中只略称：“明年文战不胜，遂止于京，因贻书于崔，以广其意。”本意取元稹《古决绝词》之意补足之。元稹竟尔怀疑莺莺之痴情，卑劣下流，一至于斯！
二、《会真记》中有莺莺约张生幽会之诗，却将元稹先赠莺莺之诗略而未录。本篇从元稹之古艳诗中引用两首补足之。
三、本篇开始描写元稹回忆二十年前晓寺钟声一段，系据元稹《春晓》一诗中含义。
四、第一段中关于“似笑非笑”与香味之回忆，系采自元稹《莺莺诗》中“依稀似笑还非笑，仿佛闻香不是香”两句。
五、关于幽会之其他材料，系取自元稹寄与白乐天之《梦游春词》，词中记梦娶魏氏女事。在《会真记》中，写莺莺娇羞克己，寡言笑，但明断实际。所言当属不诬。
元稹友人杨巨源，亦唐代诗人，《会真记》中亦有之。
《离魂记》
本篇为《太平广记》第三百五十八篇，作者陈玄祐（公元766—775）。
元朝大戏剧家郑德辉取其义改编为《倩女离魂记》，与原作无大差异。再后，瞿佑在《剪灯新话》中将原文演义新编，情节加富。在此新本中，有姐妹二人，姐已定婚。未婚夫归来时，未婚妻已死。死后，女魂仍据妹身，与未婚夫相恋，旋即私奔，妹丧魂失魄，卧病床第。后姐魂回至妹处，妹遂醒，与情人若不相识。终遵姐意嫁之。此篇为《拍案惊奇》中第二十三篇。原本情节简单，尤为可喜。
《狄氏》
本篇选自《清尊录》，宋人廉布作。作者称在京都为太学生时，亲闻其事。本篇中学生运动呼吁收复失地一节，为余所增入。此为历史上人所熟知者，见宋周密《癸辛杂识》。
《嫉妒》
本篇选自《京本通俗小说》，作者不详。此种恐怖小说，当为茶馆酒肆所乐闻。故事中除一塾师外，所有人物无一非鬼，如此乃达到恐怖之极点，《京本通俗小说》中另有一鬼故事，亦用此篇笔法，将全篇角色逐一揭露，皆系鬼物。
《小谢》
本篇选自《聊斋志异》，清蒲松龄著。《聊斋志异》中四百五十余篇中三分之一已由盖乐斯教授（Professor Herbert A. Giles）译为英文。若干篇佳作未经选入，殊为美中不足。本篇由笔者更动若干处，以适合西方之读者。
《诗社》
本篇为《太平广记》中第四百九十篇。作者王翥（997—1057），为一多才多艺之学者，生于宋初。其时唐诗日衰，流弊日甚。作者写本篇，诙谐谲怪，盖讽当日之诗人也。因原作中禽兽之诗无翻译之价值，故此篇无异完全重编。原文中各诗人之姓名，皆暗示其个性，故其名不得不以英文译出之。
《书痴》
本篇选自《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见《小谢》。蒲为一博学鸿儒，才气过人。康熙岁贡，后应试不第。实则其才固不在时文，则通儒硕彦例多敝屣功名也。蒲氏对官吏之鄙薄多于其小说中见之，幽默泼辣，讽刺深刻。
《中山狼传》
本篇为宋人谢良作，另有版本称作者为马中锡。马曾修正或润饰原作，或亦有之。原文风格古典，狼言竟似《左传》文句，英文本自未忠实译出。
畜牲为吾人良友，为人类义仆，人类竟忘恩不仁，殊不应当。作者原在伸论人类对动物之残忍。志在讽世，风格典雅，亦不得不尔也。
《龙宫一夜宿》
以后四篇（《龙宫一夜宿》、《人变鱼》、《人变虎》、《定婚店》）
皆为李复言作，俱选自《太平广记》。李氏尚有一篇，余曾英译并载于拙著（Vigil of a Nation-John Day）亦以巫术邪怪为背景，篇中回答“何时闭口不言，最为难事？”《定婚店》为中国家喻户晓之小说。“月下老人”及“红线相牵”已成为中国极通俗之典故。
《南柯太守传》
本篇为唐代著名传奇之一，作者李公佐。李氏尚写有其他故事，亦极通俗。李氏生于第九世纪前半，与李复言同时。《南柯一梦》已成为中国极通俗之典故，意即人生如梦也。
《叶限》
本篇选自唐段成式之《酉阳杂俎》。段极喜记载奇异故事（段于863 年逝世）。研究民间故事诸学者曾研究此流传世界之故事，竟发现最早之写定乃在中国，颇耐寻味。斯拉夫民族故事中，亦有此类故事，其中亦有动物为友。日耳曼民族中亦有此类故事，其中亦记失去一鞋。中国故事中则此二点俱备。原作者称此故事系其仆人所述，该仆为永州土蕃。永州在今湖南省。①欧洲记载此故事最早者为DesPerriers，在其所著之（NovellesRecreation Set，）Joyeux Devis 中，出版于一五五八年。本故事富有历史兴趣，故忠实译出之。
原载1979年台湾德华出版社初版《中国传奇小说》
① 《叶限》故事见《酉阳杂俎·支诺皋上》。作者段成式称：“（此事）成式旧家人李士元所说。士元本邕州洞中人，多记得南中怪事。”按，邕州在今广西自治区，非湖南之永州。——编者。
◇辞书纪事──【近人书话】
《辞通》序
吾夙好治学工具之书，而今日学界最需要者，亦莫如治学工具之书。古之所谓通人者，通于经史义理词章之学而已。“六经”皆史，实斋、定庵早已言之；然“六经”又何尝非皆文，经学史论又何尝非皆义理之学？概而言之，儒者之学而已。间或别出专门，如顾亭林之精舆地，戴东原之精数学，段玉裁之精小学，钱大昕之精元史，龚自珍之精蒙古文，亦皆以经史之附庸视之。盖古人为学虽极繁赜，皆融会贯通于方寸之内，以腹为笥。凡有疑难，不能于腹中检得，或遇有典故，不能立指其出于《礼记》某篇，《史记》某传者，即不足为通人。当时风尚，遣辞以高深为贵，以浅近为陋，用语以僻奥为雅，以易检为俗。是故虽有治学工具之书，亦不为通人所重视。然自今人思之，实觉无谓：古人治学精神虽可佳，然其所虚糜之光阴实太多。我国学术上，若无《通志》、《通考》、《图书集成》、《经籍籑诂》等有系统之著作可凭，则虚糜光阴不知又将何若也。况今日治学更非昔比，以腹为笥，究不可能。福特有言曰，通人者即遇有难题知就何书翻检之人也。无论古今中外，治学工具之书，皆能指示修学门径，节省时间，且可触类旁通，引人入胜，其嘉惠士林，实非浅鲜，不可以编纂不如著作而轻视之。《辞源》之出也，学界视为福音，虽毁誉参半，然其节省吾人治学时间之功不可抹杀。
此类治学工具之书，愈多愈好，惜今人懒，不可多见耳。余曩闻开明书店编《十三经索引》而心喜，今读开明刊行朱丹九先生之《辞通》而心益喜：盖此书出而国文教师不必复为学生所窘，如昔日之朱先生矣。其引证之详博，搜讨之精审，远胜于《辞源》而与《经籍籑诂》相伯仲；所不同者，《籑诂》以单字为主，《辞通》以謰语为主。《籑诂》成于众手，《辞通》则为朱先生一人毕生精力所成就。其著作精神，视朱骏声盖无多让焉。所谓通者，通其异文之谓。古人用字每多假借，假借即别字也。因古今异写或方俗不同，一字常有异文，如吉蠲为饎，或作吉圭。有觉德行，亦作有梏；亹亹文王，又作勉勉。甚或人名地名亦无一定写法，西施亦作先施。计儿亦作计然、计■、计矶、计砚。汶山即系崏山、岷山、■山、蒙山。同是《史记》，庖牺又作宓戏。同在《汉书》，包牺又作炮牺、伏牺、虙戏、宓牺、虙牺、宓戏。
他如亵衣又作设衣，子规又作子巂、子鴂、子雉、子■、子■、鹈鴂、■■、鶗鴂，纷纭错复，漫无统记，于是学者苦矣。不过一书以通其异，即使通经宿学亦难免碰壁，宜乎朱先生之受窘也。有清以来，训诂大兴，而考异之学因为学者所注重。然或仅限于一家，如李富孙之《诗经异文释》，《易经》、《左传》、《公羊》等《异文释》，赵坦之《春秋异文笺》，冯登府之《三家诗异文疏》等及陈乔枞之《四家诗异文考》，皆其例也。其对于经史载籍文字通假作综合之搜罗者，如明方以智之《通雅》（释诂），清吴玉搢之《别雅》，钱坫之《十经文字通正书》，及阮元等之《经籍籑诂》（各字条末）等。其余零碎散见材料，凡小学之书几无处无之，若王疏《广雅》，郝疏《尔雅》、《经义述闻》、《十驾斋养新录》等。然未有如先生书之集其大成者也。其书虽以謰语重言二者为限，而单字假借已大半容约其中。若古书“夷”、“迟”通，可见冯夷、凌夷、倭迟条，夷又与雉、薙通，可见于辛夷条，其引证之详博。如陵夷引二十六事，陵迟引五十六事，又凌迟三，凌迟一，陵迟三（卷二，页25 至27）；又另条陵夷引二十六事，陵迟二事，栖迟一事；又另条陵夷一，陵迟一；逶迤作威夷、逶夷、逶虵、委蛇、袆隋、逶随、委佗、委它、隇■、逶移、猗移、委维、延维、逶陀、逶蛇、委迟、遗蛇、逶蛇、委移、委陀、逶迂、■迤（卷二，页104 至107）、倭迟、威迟、倭夷、威纡、郁夷（卷二，页36），共七十四条，诚可谓蔚然大观矣。凡此搜罗所得，实为中国文字学上之基本材料。昔英人著《牛津大字典》，先事搜罗材料至二百万条，而后英文各字在历史上之用法，形体，演变，皆了如指掌。
朱先生以一人精力，成就如此，使人惊叹。就此书中，作楷书形体之研究可，作音声演变之研究亦可，要在能分时代地方之系统耳。如上举凌迟条，见于碑铭者，即可研究。“遲”字见于汉《韩勑碑》、《张迁碑》、唐《龙龛道场铭》。逶迤条下，威夷见于晋陶潜扇上画赞，袆隋见于见汉卫尉衡方碑，逶随见于汉成阳令唐扶颂碑，逶维、延维见《山海经》。声音之变，如夷迟古通（古音j 近d），可以冯夷——冯迟，逶夷——逶迟，陵夷——陵迟，辛夷——新雉——新薙等为例。无论双声（变韵母不变声母）叠韵（变声母不变韵母），皆可就书中求其汇通之理及其出处时地等件。盖此书在今日实为我国文字学之宝藏，多方利用，是所望于善学者。
见1936年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初版《我的话·披荆集》
《形音义综合大辞典》序
这是一本精心结撰极合现代人需要的独家创作，在中国字书可以说是开一新纪元。以前段玉裁注《说文》，小徐作《说文系传》，朱骏声作《说文通训定声》，皆以一人毕生精力为之，而加以个人见解。其余《切韵》之改为《广韵》、《集韵》，多半是搜集材料，增广字数。《佩文韵府》，《经籍籑诂》，以多数学人通力合作，是属于编纂性质。民国以来有几部开山著作，如日人诸（桥）辙（次）的《大汉和字典》，张相的《诗词曲语汇释》，汪怡的《国语词典》，都是值得我们称赞的著作。所谓著作，就是说不限于抄袭补苴，而是直接由古籍及今语中的语文材料爬梳整理出来。此外如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商承祚的《殷墟文字类编》，丁福保之《说文诂林》，金祥恒的《续甲骨文编》等等，对于甲骨金石文，或加以整理排列，或多所发明，使我们对于文字之演变，比较清楚。
现代我们所需要的是一部给大学生、教师及一般人应用的字典，把中国文字形、声、义的演变关系综贯起来，以便检查。向来字书只定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对于字形、字音、字义，多少要明其流变汇通之迹。《诂林》材料虽好，却非一般人所能问津。以语文研究而论，我们对音声之演变，尚未有精细条理说得出来，还有什么双声叠韵，通转对转极其含糊的话。但是对于字形及字义之演变关系，都有不少学人研究过，朱骏声的《通训定声》，尤有大贡献。或疑朱氏以转注为引伸，以“令、长”二字为转注，乱许氏六书之例。实则以短长之长引申为县长、郡长、长辈之长，正是字的孳乳。
我于去年年初过台，得见此书样本，不胜惊喜，叹为佳作。后来经过多少周折，才得识王修明、高树藩二先生，又得借观所已排印的一部分。这才知道这书是二位以私人精力，共同商酌体例，由高君担任编纂，王君负责订正，历时十有一年，始获成书。因循二位之请，作弁言数语。这书一看，我就知道不同凡响，其立例甚严，一点没有避难就易。如对字形演变的所谓六书，细心抽绎各说，说可两通者，分录并存，瑕瑜互见者从善节述，尤多摘述近人高鸿缙、林义光、商承祚、丁树声等的意见；其间去取真是不易，检者却可以于十数行间，得其要领。又称引古籍、唐诗、宋词、元曲，及明清小说，必细举篇名出处，每每一字不得，就得翻检全卷。其次，这书以九品词定各字的词性，这真是开山工作，而是最吃力不讨好的，其间或有可议之处，但总是筚路蓝缕，替后人拓荒工作。我以为字书应举出字之词性，词性定而后用法明。第三，许多的字有“辨正”一条，或举出异体（如并之与竝，伏羲又作庖牺，仿佛又作髣髴）。或辨明形似，提防讹俗，或列举相对字义。
这尤是现代字书所应备的一端。所以我乐于写此数行，表示我对作者不辞劳瘁完成大业的钦佩。
见1974年10月台湾开明书店初版《无所不谈合集》
国语的宝藏
自从我发表《整理汉字草案》一文以后，引起几篇讨论的文章。讨论是好的，我最赞成陈香一文中的几句话：“整理字汇（单字）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所以没人尝试……为了后一代的便利接受与运用，为了不再空喊‘国文程度低落’，为了确保我们的传统瑰宝和国家民族的久远光荣，这项工作实在无理由不做，也绝对不容许我们这一代不做。”整理汉字是有迫切需要的，是应当做的。
大概所见几篇文章，都是赞成整理，并认为政府应该促成此事。有一两篇于整理之外，讨论连带问题，牵涉到中国国语“字学”及单音节双音节的词语问题。这些问题太大太宽，此地不拟讨论。但我觉得，此后关于辞典及字原学的工作，须用西洋语言学方法做法。如久道提出“义基”（各字意义所从出的字原）一层，凭据臆测，并非合于科学办法。如所举“酉”字下“如酒、醋、酱、醉、醒、配等字，均须有成熟的一段过程”，认为“成熟”是诸字的“义根”。其实酉是部首，不是义根，凡酒酱之类从酉，如凡水之类从水。又谓：“壮字的音基中，有庄、装二字。■壮的地方始可成为农庄或田庄。壮士之衣服称为服装或装备。当年的人出远门，大概是很雄壮的事，因此称为征途，既曰征途，所以亦要说行装。”这不是语言学，是走上了刘熙“释名”的路。何以故？方法不严密，论断多推测语而已。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也做过同样工作，但是已较有系统。这不是说古字没有通训，是说■“壮”而后可为“田庄”，是一百分臆测之词；且因为欲“壮”行色而后称衣服行李为“装”备，是完全越出科学范围。以前有西洋教士，说古“卿”字，与英文king 同原，中文“路”字，与英文road，route，音同义同，欲借此以证明古代中外语言相通。那末，好色的色，也正与英文sex 相符。这是不科学的工作。凡是科学，你可证其必有，也得让人证其必无。其中有无正反，都得有法参考复勘。到了可有可无，他人无法证其有无，方法上已经错误了。这样是是非非，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是无从争辩的，不如勿辩。说古某字与某字通，是可以证明的，可以引经据典为凭证。但是清朝汉学家做到相当程度，于字形变迁及文字通用，又有根据，而于声韵通转，便常常笼统附会。外国字原学，是靠音韵学为基础，外国语音韵史的声变一条一条，何时何地发见，都有过详细审慎的考据辩难，然后归论何字出于何源，都是凿凿有据的。字原学（etymology）本是最难的事，中国音韵声变尚未有有条理的考据，所以字形之演变，已有基础，字音之转变，犹待将来。
陈香先生文中，指出“这一代”及“后代”的话，使我想到这一代人对于国语的整理，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打下一个科学的基础，有足称述的。以后我们只要继续进行，有条理有系统的整理。这过去的整理国语，大概有两方面，一是统一国语及注音工作；二是搜集白话词语的工作。像汪怡（一庵）的《国语辞典》，张相（献之）的《诗词曲语辞汇释》及陆澹安的《小说词语汇释》，都是值得表彰一下。
国语统一及注音符号成立之经过，大家比较清楚。这不能不承认是这一代人可以告无罪的地方。自从民国二年读音统一会成立，通过注音字母；民国七年政府颁布；民国八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十七年国语罗马字颁布；二十四年仿宋国字注音铜模出现；是一贯有条理的工作，逐渐完成。这是吴敬恒诸人二十年间继续不停的基础工作。到了二十一年《国音常用字汇》出版，然后读音统一及注音问题，立定一个准则，告了一个段落。其中注音字母之增减，京音及长江流域中入声字的问题，曾经过专家十几年的争辩，然后决定。这是很好的成绩，由混乱复杂，走到划一简便的阶段。
其次，对于搜集研究国语的辞汇，也已经有很可观的成就。因为提倡白话为行文的国语，所以国语的宝藏，也应有人去搜辑。这一部分工作，有人已用毕生精力做到，这就是汪一庵先生的《国语辞典》。这部辞典，可以无愧称为开山工作，不是平常因仍抄袭前人作品的辞书所可比，所以应特别表彰出来。我个人可称他为伟大。有了这部辞典，然后我们可以说，中国国语，流行的白话，及以往白话文学中（小说、词曲）所用的辞汇，已经有相当满意的纪录，已经有人细心探讨、排比、分析、归结、编纂起来。这就是我所谓国语的宝藏，也是汪先生毕生精力寄存所在，我们真应该谢谢他。其范围非常广，引据出处，自《左传》、《国语》、《史记》、《汉书》至宋朝《京本通俗小说》、元曲、《红楼梦》、《水浒》、《儿女英雄传》、《儒林外史》、《警世通言》、《朱子语录》等等，都经过爬梳的工夫。用工之勤，工作之大，叫我们佩服。其下定义，也从新写定。他又是京音专家，与读音统一会、国语统一筹备会相终始，所以所记国音，尤为确切允当，例如“百”
字何处读为■■（百衲、百忍），何处读为■■（百分率、百无禁忌），何处可两读，都记得清清楚楚。“看”字何处读平声（看门、看管）；教书之教读平声，教授读去声，都是确据京音读法。无论你赞成京音标准与否，这可以称为实地纪录。况且政府既已明订国音标准，这国语辞典依照这标准做去，我们才知道各字及各辞的国音标准。这是合理的，有连续性的工作。
这部辞典，名为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所编，实际上负起责任的是汪一庵先生（民前三十四年至民国四十九年）。这个人是功成不居的，所以特别可以佩服。他为人温柔忠厚，不求闻达。自从民国二十年至三十四年，十五年中，埋头静心苦干（第一册民国二十六年出版，至三十四年第四册出版，完成巨著）。我在民国十四五年间国语罗马字开会时认识他。当时有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在座。他在开会时，也不大发言，是矜重老成一派。关于汪先生的一生工作，辞典外，还有速记术及诗词等，梁容若先生有文，刊于《传记文学》第四卷第一期，可以参考。此外民国三十六年上海出版，四十七年台第一版的《国音字典》，补《国音常用字汇》之不逮，也值得提出。
于搜罗研究白话文学所用辞语方面，还有两部。一是陆澹安的《小说词语汇释》（五十三年中华书局出版），是专收明清六十四种小说的白话辞语，并及元明戏曲的宾白。在方法上及成就上使我最佩服的，是张相（献之，民前三十四年至民国三十四年）的《诗词曲语辞汇释》（五十一年中华书局台版）。他的范围是诗、词及曲文三种。自然曲文中更多古代白话材料。这书尤注意虚字用法，于研究历史文法，甚有用处。他的方法，完全是用归纳法，略如《经传释词》或如俞曲园的考据，又是十分谨慎精细，可以增加我们对于元曲宋词的了解。这也是一人“十余年精力所萃”的杰作（见钟毓龙序），繁征博引，既且详尽，教你没法不佩服，也没法不赞同。平平常常的字面，如“则”、“不则”、“则甚”、“则剧”及“旋”、“渐”、“怎生”等虚字，都用极丰富的引例及上下文，来证明他的用法。原书俱在，兹不赘。
古人是没有福气看这本奇书的。
再《国语辞典》这样好的有用的书，初版纸张印刷，坏的不堪。今台版已出第四版，仍分为四大册，极为不便。理应从速从新排印，缩小为洋装一厚册，以便学生及一般人购置。
原载1965年10月11日台北《联合报》副刊
论英文读音
前天因为替学生买书，跑到书铺里去找些学生浅近的自修书，因而发见了有《英语备考》这么样荒谬的一本书。这书的“编纂者”并不著名氏，据书后只作“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大概因为书中各部系由他书集合而成，不便说谁是编纂者。里头有一章，题目为“读音之普通错误”通共不过四页，然而四页中荒谬绝伦之处不只两打。我以为这很能代表一班中国习英文而未习发音学者对于英人读音荒谬之见解。果使学生跟这短短四页的宝训去读音，则其读音之结果，早可以料想而知了。
中国学生于英文读音上每每受了拼音之欺愚，因而大上其当而大吃其亏，结果是庸人自扰。外人讲话时所绝对不见的音，我乃自以为是读音正轨，所以说什么外国话太难了，舌头强硬学不来等等固谦的话。故外人说lafpas- ten 或ha-pas-ten（减l、f、t），中国学生必定要说half-past-ten.外人说Chrismas（减t），中国学生必定要说Chris-t-mas.外人说jus-so，iusaz-you-pleaz ， las-night ； （ 参见Jespersen Elementarbuch der Phonetik11.8）中国学生必定要在s 的后头加一个明确的t.其余若common，London 的尾音亦一律读如on 字之音。相信拼音及字形而不肯严密观察西人实在口音的习惯，此乃普遍读音之所以错误，亦即我们今日之所以有这四页“读音之普通错误”。
学生所以不明白这一点道理，（一）就是因为没有听到正确口音的机会，（二）就是有这么荒谬的书来做他们读音的指导（字典亦其一端）。
商务的英文字典注音之荒谬是我几年前已经发见的。例如，很通用一本《袖珍英汉辞林》more，glory 都注长o，这是念一年英文的人也知道不对的（只要他口音正），所以学生念more，glory 作长o 音，我们并不能怪他们。
这并不是因为这字典上没有表那正音的符号。又如please，pleasure 二字之s 音，完全不同（z，zh），乃同注以代表z 之符号。assume，assure 之s亦大不同（s，sh），该字典亦混为一谈，惟于sure 字下却知道分出另注（sh）音。question 注为-chun 惟christian 不注。posturefigure 皆作长u，今日此音已非文人及普通社会所有，普通盖作-cher ger（或-gyer）。以此种字典给学生，直不啻教他们在英文会话上做笑柄。
总而言之，寻常学生理想中所要的英文的读音是死的，板滞的、抽象的、守古的读音，不是活的、有变化的、根据观察的、通行的读音。这一部分就是因为相信字典之故。相信受过发音学洗礼，肯表出实在通行之音的字典若《袖珍牛津字典》、《简明牛津字典》，尚可不致差谬，惟于各字在语中之变化不能穷其底蕴而已，但是相信老学究式的标音字典，则其遗误无穷。若《袖珍英汉辞林》及《英语备考》，皆系误人家子弟老学究式之注音也。例如《英语备考》谓perhaps 读若p’raps 之读法切宜避免，则无异于教外人说京话，不让说“甚mer”，必教他念“甚mo”；不让说“姑娘（去声）”、“丫透”，而必教他念“姑娘（下平）”、“丫头”。
《英语备考》的胡闹就胡闹在这一点，但是他却胡闹的特别。差不多发音学所承认的事都被它一笔勾销了，发音学字典Daniel Jones，An English Pronouncing Dictionary，字典学之先进家Pocket Oxford Dictionary，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等所注的读音差不多全被商务印书馆的英文编译所否认了，这是多么重大的事件！
We must carefully avoid the tendency to substitute for a inthefollowing terminations，-age，-ain，-ate-. We mustsay savage， captain，moderate and not savige， captin，moderit实际上凡-age 尾音大半都是为短i 之ige’故villiage，savage，marriage，carriage，据Jones 及《简明牛津字典》及一切我看过的国际音标都是注为-ij 之音，如villij.savage 自然应念为savige，captain 应念为captin（见《袖珍牛津字典》），moderate 应念为moderit（即轻读的短i），无论哪一本发音学的书都是一样注法。
商务编译是不是在这种地方叫人家念长a，captain，savage，marringe？
一样的荒谬，singular，necessary 念为singuler，necessery，据哪本书也是错的，虽然所有的字书注明这种轻音的ar 都是照er（国际音标之e）
读法，是一种不明了的中音。据《英语备考》大家应念为singulah，necessahry了。
凡-ed 尾音念出时都是轻音的短i（比寻常的短i 略宽），国际音标一律作id，但是据《英语备考》又都错了。
最可恶的就是-el，-il，-ent，-on，-om 等字尾之e，i，o 都得照念。
所举的例是model fossil，violent，present.《简明牛津字典》明白标明model 是念-dl，fossil 是念-sl.在这种地方我们可以看出著者简直不知其所语为何物，于此数字尚有抱残守缺不知何处得来的观念。我们现在明白了，学生之念common，cotton，London 之末音为on 字音原来是有所据而然的！
倘是念为cumn，cotn，Londn 自然应该打手心，而mother money 自然更应念为mother，money 而非muther，muny 了。ignorance，temperance 据以上necessahry 亦当作ignorance，temperance 而不作ignorence，temperence了！
到底model，fossil，violent，present 编译诸君以为应如何念法我现在还不明白。大概还在那边做相信eio 拼音的迷梦吧！
就这几点已足见是书之荒谬绝伦不足为法了。
一九二六，四，六
见1928年12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剪拂集》
我所得益的一部英文字典
字典的东西，从来未听见人说可当做有趣的读物，或做消夏的读品，更难使人所有眷恋，不忍释卷。然而我对于《简明牛津英文字典》（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及《袖珍牛津英文字典》（Pocket Oxford Dictionary），确有此种感想，而且自从二十年前初次相识之后，以至如今，眷恋之念，未尝少减。初十年钟情于《简明》，至《袖珍》出现，则又移爱于后者。十年以来，无论家居、远游，确乎不曾一日无此书。因《袖珍》名符其实，不满盈握，携带便利。既可开卷有益，自不妨于行李夹袋中，留出两双袜子的空位，来放这本不可须臾离的枕中秘。而且在我几年教书的经验中，确乎单单倚靠这本《袖珍》，作为疑难时的参考，除去少数生僻罕用的美国俚语外，不曾使我碰壁，也可见此书确能将现代通行文字收罗无遗了。又因其卷帙如此之小，反可找到通常较大字典所无的字，又能得到通常字典所不能给我的消息，自然益发佩服作者体例之善，搜罗之富，用功之勤，考察之精，因佩服而敬爱，因敬爱而恋恋不舍了。
不知此书之体例与内容的人，或将笑我之痴，实则我看见过关于此书的批评，多有表示同类的感想，或称为平日消闲最好的读物。我们开卷，于各字之下的一段，不闻见科学家、文法家宰割陈腐死尸咬文嚼字的臭汗，只看见一个活跃灵动似曾相识的英文辞语现身说法排列眼前，始知前之所谓相识者，实未尝相识，现在始能无间然；前之遥遥瞻仰形影模糊者，现在始得见庐山真面目。因为无论中文西文，每字有每字的个性，决非胪陈几个定义，分辨几个词类所能了事。语言文字之为物，本在日用应接之间，借作表示人类活动的情感意念的工具，字义之来，原本乎此，所以不但达意，且能传神，于逻辑意义之外，复有弦外之音。“痴”自别于“呆”，“呆”自别于“獃”，“苍”自别于“白”，“白”自别于“皓”，诗人本领，一部分专在此种功夫。在旧式辞典学家，将“痴”解作“呆”，将“苍”解作“白”，全然抓不到痒处，是得其躯壳，失其精魄，存其皮毛，伤其神采，不可复知“苍”、“痴”等字之本来面目了。假定现在来了一本牛津式的中国字典，字意不立定义，却尽力观察此“痴”字“苍”字在活动有意义的语言及文章上是如何用法，用于何地，用于何时，再略为分类，举出“痴想”、“痴笑”、“痴肥”、“情痴”、“痴婆子”、“假痴假呆”、“痴人说梦”等例，然后知“痴婆子”本非“呆婆子”，“痴想”亦不与“呆想”尽同，至此而后“痴”
字之神髓，可谓攫住。又于“苍”字下，引了“苍苔”、“苍竹”、“苍深”、“苍郁”为一类，“苍天”、“彼苍者天”、“苍苍者动摇”为一类，“苍白”、“苍鬓”、“河海苍茫”又为一类，知“苍深”、“苍郁”，不能代以“青深”、青郁”，即知“苍”字本义非与“青”字尽同，然后“苍”字之本性，聊可概见。此点乃新旧字典学之所以不同，而《牛津字典》之所以能使人百读不厌。
简明及袖珍《牛津字典》与他字书不同之一要点，即在此端。他看字义是活的，因时、因地、因语气、因语者、因所与语者，而随时变迁的。平常字典却把字义看做死的，可以用文法家分析的头脑割裂解剖，配入甲乙丙丁的封套中的。因为他看字义是活的，所以他知道字义是千变万化的，而且是与上下文不能分开的，字有多少种用法，便有多少种意义，所以字之举例，不但如旧式字书用来做定义的具体说明而已，简直成为字书所应搜集的材料本身了。一字用法的主要种类搜集完备，然后可以尽见一字的个性，而尽了字书对于此字的职任。例如英文young 字，通常解为“年轻”、“未成年”、“缺少经验”等二三义。其实这何曾看到英文young 字的用法与神采。无论英文怎样精通的人，也可以由《袖珍牛津字典》所录以下的用法，加增他对于young 字的认识。《袖珍》所举的例，有youngchild（幼童）；youngplant（幼嫩植物）；youngcivilization（年代未久之文化）；the night is yet young（夜未央）；I am not asyoung as I was（不如从前之壮盛，年富力强）；the young incrime（初期犯罪者，非怙恶不悛者）；the young Joneses（Jones 家中之幼辈），William Pitt the younger（父子同名，以theyounger指其子），这还算为普通易见的用法。此外还有通常读英文者似懂而实未尽懂的用法，也由这精细入微的《袖珍字典》指出了。例如young man，woman（原注常用于my，his，her，etc.后）系指“情人”。young ones 系指人类及动物之尚在父母养护中者。youngperson（ayoungperson）系英国佣仆用以指门外不相识之年青妇人。the young person 则系指未成年人，不可示以猥亵书画等物者。young things 则又系指普通幼儿而含有怜惜之意（按原文谓applied indulgently，etc.toper-sons.《综合英汉大辞典》编纂参用《牛津》译为“常用于纵容、宽容等之意，指人而言”），youngun 则等于youngster，指“童稚”。诸如此类，可见作者法乌勒弟兄（F.G.Fowler 及H.W.Fowler）审辨之精了。我们于读书疑难时，取此书检阅，遇有his young woman，young thing，a young person，theyoung person 依其注释解之，无不与上下文句义，若合符节，读者所已猜到七八分者，乃可涣然冰释，毫无疑义了。因作者之取材，本直出于现行语中，而又能指出此义所发生之上下文关系，我们遇见现行语中之此等名词，求其义于字典中，自然与作者所录完全相符。
所以我常说，教员与字典之不同，本在字典陈列死板的字义，至某字在某句之意义，则难于字典中所陈五、六、七、八定义中抉择，由是在句中的意义，不得不问之师友。既有一部《袖珍牛津英文字典》，到了相当程度以后，文字上的困难，完全可以求之字典，无师自通了。例如我前用的课本有一篇萧伯纳的演说，此篇是由新闻访员速记，中有加括弧中之二字hear！
hear！一班中学生或不知此二字所指，或以为此二字之义甚明，当然应为“听啊！听啊！”至于再问下去，此“听啊！听啊！”出于何人之口，到底表示说者何种态度，则或以为讥讽，或以为反对（如中文“你听！”）至令大家一查《袖珍牛津字典》，才明白是英人一种喝彩的方法（a form of applause），当然是极端赞成的口气，这是别种字典所不屑录，故找不到的。又尝有人来问我一段英文，用woolly（如羊毛的）一字指某种图画，我心知其意，而未敢必，待一翻查此书，乃明明有woolly painting 之例，指轮廓或渲染不明的图画。此种用法，在旧式字典，绝不收录。现代译家若肯如此处处留心，多参考此书，真可省造多少莫须有的罪孽了。
总之，凡字义都不是抽象的东西，乃寄存于多数成语中之一种比较共同的印象，其神采精魄，亦必求之于此活动的成语中。脱离了这些实例，就失了本字的命脉，而仅存一点抓不到痒处的逻辑意义而已。譬如“苍”字之义，何尝是“青色”之一个抽象意义，乃合“苍深”、“苍郁”、“苍茂”、“苍天”及言人书法之“苍古质朴”、“苍劲浑穆”等数用法所引起的一种共同意义。“朗”之不同于“亮”，“晖”之不同于“光”，皆因连带之印象不同，《袖珍牛津字典》能时时注意字义之千变万化附带关系，而保存其在活动语言中之变换用法（如“朗月”、“朗润”、“清晖”、“余晖”，或如上文所举hear！hear！之例），所以能成为“平日消闲最有趣的读物”。
其次，《袖珍牛津字典》之新颖可喜，就是在其词字之去取，能使我们找到通常字书所无而现代看书报的人所必欲知的字。这两本书的原名为《袖珍（简明）牛津通行英文字典》Pocket（Concise）OxfordDictionaryofCurrentEnglish，实在能名副其实，适用于现代读者的需要。
凡通常现代书报的文字，有须解释的，都不怕自我作古大胆的收入了。要知道通常字典家，免不了有多少成见（或说“家法”也可），有某种字总是不录。例如Tartuffe 是法国莫里哀（Moliere）滑稽剧中的一个有名的伪宗教信徒，素来字典不肯收录，然而现在读英国文学的却有时要遇见这字，说某人是个Tartuffe 就是说他是伪君子，只好到《牛津》来查。又如Cheshirecat本是一种猫，现在可说某人是个“拆西尔猫”（指人之无故常作“嬉笑”、“干笑”状者），已成为现行文字之一普通名词，然通常字书也“碍于成例”，不肯收录，读者要查时，只好向壁。欲问师友，师友也只能搔首向你“嬉笑”一下，也不得不请教《袖珍牛津》，《牛津》以现代读者为主，它独自搜罗的材料，是出于各种书报及日用词语，所以不论南非、印度、亚拉伯、土耳其、古语、今语、科学、美术，凡现代文通行之词语，为一般读书人所应了解者，一概收入。因有这种标准，所以所录每有他种字书所无。通常食物名词如SallyLunn（一种英国茶点），Hamburgh（一种葡萄，又指一种家禽），Julienne（以肉汤煮成之菜名），Seidlitz powder（含轻泻作用之沸腾散），Kromesky（鸡肉等做成的炸卷）。专门名词之含有特别意者如Grub Steet（穷作家，卖文为生者，或其住所），Mrs.Grundy（拘守礼俗反对新思想之人），Tommy Atkins（英国“丘八”），JakyllandHyde（二层人格），JimCrow（黑人）。现代名词如Shavian（G.B.Shaw 之幽默风格的），Gilbertian（sullivan and Gilbert 歌剧风格的，诙谐百出），kodak（一种小照相机，又作动词，伸引为攫住，或形容尽致），Dutch man（or I’m a Dutchman，如言“否则我不姓——，”） Dutch uncle（talk to me like a Dutchuncle，向我教训，宛如干爷教子），double Dutch（难懂的异语），French leave（take French leave，不别而行），French toast（单烘一面而在反面抹牛油之烘面包）。科学、美术名词而为一般读者所必知者如Oedipuscomplex（精神分析所言“父女症结”，父女间关系足引起精神压迫者），Mendelism（奥国植物学家GregorJohannMendel 所发明品性遗传论），hertzianwaves（电浪），hertzian telegraphy（无线电），chiaroscuro（图书明暗反衬法，文学上反衬法），Leit—motif（主题，音乐中象征某歌剧人物，或某事某意境之乐调）。至于欧战、飞机之各种新名词，及印度、南非洲、法文、德文各种收入现代英文之辞语，也是随拾即是，美不胜收，凡当代文人所应了解的辞字，已经搜罗无遗了。
此书之作，由Fowler 弟兄独力担任，依《牛津大字典》（新英文字典）之体例编纂，同时可以说是字典学之大革命。不过大字典系“历史的”，是把各字的用法，按时代一代一代搜罗记录下来，借此可以考察字义之流变（全书15，488 页，所用铅字可排成一百七十八哩之长，共五千万言，含有五千万界说，及几乎二百万的引例，编纂历时七十年，至去年一九二九年全书始出齐，洵为世界各国字典中之巨擘）。《简明》及《袖珍》却是依大字典的体例而单以现代语为范围。作者是久已闻名的英文文法学家，曾著The King’s English，把英国作家文字上的毛病，指斥辩证，至今一般文人奉为修辞学的典要，其审辨之精，早为英国文字界叹为独步一时。《简明》出版（1911）
已被公认为最良善的普通英文字典。《袖珍》之编纂起于一九一一年，欧战时，法乌勒弟兄投笔从戎，服务于飞机队。《袖珍》之序例为一九一七年两弟兄所合拟。翌年F.G.死于由行役得来的痨病，是书乃由H.W.一人续成，于一九二四年出版。H.W.仍旧进行其于一九一一年动手编纂的《现代英文用法》（Modern English Usage，一种普通作文的参考书，1926 年出版）。《袖珍》出版在后，所以能收入《简明》所无的战后新名词。现《简明》已有一九二九年增订本，《袖珍》增字，当然一并列入。我们研究英文的人，拜受二君之赐，真是不少了。
见1934年6月生活书店初版《大荒集》
《世界标准英汉辞典》之荒谬
中国出版界固然幼稚，但这是一时难免的现象，如英汉字典一类的书，应该愈出愈好，不应该愈出愈坏。因为字典的编辑，至少可以参考已出的字典，择善而从，不善者改之。这样做法，自然可以愈做愈好，后出居上。想不到世界书局新出的《标准英汉辞典》编辑，连这一点参考工夫都不肯用。
成语难懂，或英注晦涩，至少有商务的《综合英汉大辞典》可以参考。几年前出版的《综合》，已经把成语解释对了，几年后出版的《标准》来翻错，这是不可原谅的。这迫得我不得不出来说话了。
近来中国出版界都已知道《牛津字典》（简明与袖珍）之佳处。《综合》出时，我看见序文提起《牛津字典》（简明与袖珍包括在内，下仿此）非常高兴，查查内容，都还不失原旨。这部书给翻译家查查是够用的了。《世界》广告，也提起《牛津》，说是根据《袖珍牛津字典》及其他……。于是也引起我的注意，因为《牛津字典》是我的“爱人”，二十年来未尝须臾离也。
正想到书局去拿一本翻看一下，恰好有朋友把世界书局的说明书样本带来给我看。所谓样本，是一页，即原书之第二五一页自combustible 至come止。come 这种常用字，是《牛津字典》的拿手好戏，所以当它做例，是很好的。大概世界书局也是以为最得意的一页吧？
最先触目的是come to a head 翻译为“登峰造极”，怪不怪？这成语原是指脓包已现白头，《综合》所谓“疮已生脓头”，引申为事机达到紧张时候，如夫妇已感情不睦，近则势将破裂等（《综合》举阴谋到成熟时机之例甚好）。怎么会变成“登峰造极”？原来《牛津》英注是reach climax；按climax 此字并不甚深（即事机紧张之意）。
此外如come near doing，《综合》已经译为“几乎……”，并引“几乎溺毙”之例，甚当。而《世界》偏要译为“正当着手”（“正当溺毙”与“几乎溺毙”之间似乎有生死之别）；thing will come right《综合》已经译为“结局可至无事”，意义尚安（妥），而《世界》偏要译为“事实终可证实，终有水落石出之日”（实则原义为“事势可以转佳”）。凡事与愿违而自慰者，皆可作此语，与“证实”何与？与“水落石出”何与？且强盗杀人，买通法官，使水不落石不出，亦可谓事势转佳，对其同党亦可谓things will come right.（若依《综合》谓“结局可至无事”，义正合）。这些都是中国英汉字典越编越坏每况愈下的证据。这是不可原谅的。
古人称人文章为惊人之笔。若然，由“疮生脓头”，“事机紧张”之英语，变为“登峰造极”，是骂国家元首为脓包，可谓之惊人之译。在这样本页上“惊人之译”的例尚多。比如come round“过访”译为“漫游”，因为英文原注有visitor 一字，原指访客，误认为旅行家。come to blows“动武”，译为“开战”，英文原注有fight 字，但此处之fight 决非“开战”，此语决无两国开战之义，乃指由口角卒至动武（《世界》有“殴击”义，应依《综合》改为“卒至互殴”，而“开战”一义不可原谅）。come forward“上前：应募，自告奋勇”，译为“出席，到场”，因为英文原注有present oneself 语，误解为课室点名学生呼“到”之present 字。come off“脱落”（如树叶，毛发，钮扣）误译为“分开”，因为英文原注有detach 一字。“毛发脱落”与“毛发分开”似是两事。且同行者分开，河流分开，毛发分开皆言part，断断不可言come off.come into play“（机器部分，动力等）发生作用”，误译为“开工”（当系指工人工厂之开工）。这些都应归入“惊人之译”门类。
计共此一页样本上come字一条中（约占该页四分之三）发见三十个纰缪，不通，讹误，欠当，未安，马虎，失察，颠倒，疏忽，重复之处。因为我爱《袖珍牛津字典》，益发使我憎恶污辱《牛津字典》之人，故撰文将此三十条订证，投寄《图书评论》，上天有眼，当可发表吧！（注：已发表。）
须知《牛津》所以精审无匹，乃在使学者遇有疑难之处，检上去，总可检到与本段上下文相同之例句，若合符节。《牛津》好处，全在精审，而《世界》译法最不精审。且举几条例。
先说《牛津》之精确。come in 解为“进来”，无论什么字典也会的。
但《牛津》之特点优点，在于注重用法，指明用于何地。如打球时分击球及捉球二队，其入为击球者，谓之come in.学生读书遇描写运动之文字，有此字句时，翻检《牛津》，便可释然无疑。又赛跑得第三名，言come in third.这些用法。在他种字书都未能揭出，故亦未能替学者解疑。又如where do I come in？意为“我的分儿呢？” where does the jokecome in？”可笑的地方在那里？”含义皆不易从字面上推敲出来，故《牛津》必详举出来而为之注释。《世界》解释come in 用“进入；得权；入时”六字了之，大背《牛津》精神，学者检来仍是坠入五里雾中。
又如come to 有“复苏”之意（见《牛津》）。《世界》仅有come to life解为“复活，苏醒，精神恢复”。然英文常言he hascome to（完句），学生检此辞典岂不废然而返，或以为书本漏字？且cometoone'ssenses ，cometooneself 皆最常见而有特别意义，《世界》一概从略。
尤其荒谬者，就是遇有难解之成语，此书索性勾销。如《牛津》之coming nineteen（已满十八岁，未满十九岁）及twoyears come Christmas（到耶稣诞节满二年，或满二岁）等最费解而学者最须请教的成语，《世界》都不举出。这样避难就易，未免太取巧了。
这是我翻看一页样本之收获。如此《牛津》之精神全失，《牛津》之好处，编者尚未梦见，又何足言根据《牛津》，并以根据《牛津》为号召？这样根据《牛津》，只是污辱《牛津》。
中国人好马虎，而偏好附庸以精审著名之作品。然吾真想不到中国人之马虎程度有至于此极者！
我想世界书局所出其他《英汉字典》，必定比这本好。如果我的猜料不错，这本书允称为“世界最坏英汉辞典”。
见1934年8月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初版《我的话·行素集》
表现法的科学
——《开明英文文法》著者序
《开明英文文法》是把一种新的文法理论应用到中国的英文法教学上
面。它把一切文法形式和结构只当作表达意念的工具，把文法本身当作一种表现法的科学。它不是从外表讲到涵义，却是从涵义讲到外表，即从意念讲到意念的表现法。因此，它所讨论的不是词形和形式变化的界说和分析，却更深一层研究说者的心理，问一问说者心底里有什么意念要表达，以及用什么文法工具把它们表达出来。所以文法应讨论（1）意念，以及（2）意念的表现法。一切的文法变化和结构是和这两个问题有关，而附属于它们的。这一种革新的文法见解，创始于Benedetto Croce 的理想，而Otto Jespersen的Philosophy ofGrammar（《文法理论》， 1924 年版）和Ferdinand Brunot的La Pensée et la Langue（《思想及语言》， 1922 年版）这两部划时代的著作，更把它发扬光大起来。
中英文之比较
在某种程度以内，《开明英文文法》也含有中英两种语言的新的比较文法，说得精密一点，这是中英文意念范畴及各种表达意念的工具的比较。可是书中所举各点，其性质完全是实用的而非理论的，意在借此帮助中国学生克服某些心理上的困难。有许多普通的文法错误，很容易用这种心理方法矫正，也只有用这种方法才可以矫正。凡中英文在意念上有区别的地方，唯一办法当然要训练中国学生学得这新的思想方法。但如在多数状态下面，中英文有着意念共通的地方，如何阐明这两种文字表达方法的不同，实在是最有意义的事。因此，这样整理出来的英文法，它所讲的便是英文的思想法和表现法。学生应时时刻刻问自己：如果有了某个现成的观念，用英文应该怎样把它表达出来？
错误之由来
意念及其表现法的相差，仅仅是逻辑的，而非实际的。没有一种思想会无法表现；也没有一种表现的形式不循思想的径路。我们说话时在运用思想，有许多女人从说话里去找寻她们思想些什么。思想法和表现法实则彼此打成一片，不可分离的。因此，没有一种文法主张只讲表现法，而同时不讲思想方法的。文法错误的所以造成，大概由于思想途径和表现法习惯的错误。错误有两种：一是由于异邦人的思想法，这是学习外国语者所固有的；一是由于心理的原因，如观念的矛盾，心理的转变，人类的遗忘性，前后词儿的影响等等。仅仅知道些规则，不能免除学习外国语者或说本国语者的错误。所以教文法的唯一有效而近情的办法，是把它当作表现法的科学，由于反复而有系统的练习，养成思想法和表现法的正确而通驯的习惯。
要不要文法
教文法而结果不能保证表现法的正确，已经使许多人弃文法如敝展，主张用循序累积的阅读方法来代替文法条例的记诵。倘论这种方法着重在无意中养成习惯，而不重支离破碎的文法，这是很对的。可是主张循序阅读法的人却为“恐惧错综心理”所苦，把文法当作困扰学生的妖魔，这却不见得合理。其实我们只要——实则也应该——把文法当作各种表现法的一套系统的练习，是每个人说话时必不可少的，那就得了。主张“阅读而不学文法”的人，只要头脑冷静一点，就会承认这种阅读方法的价值在于就活的文脉中挑选表现法的变动，由于把这些变动排列在意念分类之内，再预备些有系统的练习，那末这种种表现法挑选起来，便容易得多而愉快得多了。事实不容否认，在某处碰见孤零零的一个表现法，然后隔了许久才发见它的类例，终不及把那个孤零零的表现法随即添上十来个同类同结构的例子来得有效而明确。照这样讲来，对于文法自无反对的余地了。
规则作祟
我觉得文法错误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由于拼命要求“正确”，怕破坏了文法规则。这种恐惧心理甚至达到蹂躏一切自然成语的境地。有些英国小学生在夜校里学过一点文法，开口说一句“Whom are you？”或“between you and I ”，而且还自鸣得意，其实他们吃亏的是由于那些捉摸不定的文法规则而生的一种心理紊乱。即在异国的学习者，像这种满纸“不可”、“不得”的规条的文法，颇足以使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密布陷阱和暗门的房间里偷偷摸摸地行走，而不是用浅近的英语来表达他们的意念。像“if war will break out next week”和“ I hadbeen sick before yesterday noon”这一类可恶的句子，就是这一种文法教学法的产品。就心理学上讲，正确是自然表现力的敌人，因而文法教学法非特不能增进学生表现的能力，实际反而成为遏止一切自然表现力的恶魔。“一切文法规则都有漏洞”但是规则之无用，还有一个更深的逻辑理由。天才语言学家Edward Sapir说过：“一切文法规则都有漏洞。”天下最令人难堪的事，莫过于一个学过或教过一些文法的大学毕业生，老是以“时制顺序”或“造句法”为盾牌，无异于一个律师以刑法条文为盾牌，突然批评你的极其通驯的表现法，或许教你把“let alone”改为“letting alone”，硬说这个应该用分词短语，或者把你的“The boat sails next Wednesday”改为“The boatwill sail，etc.”如果本书中的注释能够帮助教师对于规则的信仰发生动摇，发见英语的平易的方面，那末著者的心力便不算是虚掷的了。
一本没有规则的文法书
现在我们应该丢掉分门别类的规则和同样多的分门别类的例外，而对于英语中活的事实多加观察、要训练表现的能力，只有从学习善能表意而变化无穷的成语入手，不可套上文法的桎梏。文法既作为表现法的科学，就应该灵活而不生硬；它所应付的应该是说者的意向而非规则和界说。它应该比较具体，而不该在拉丁字源的术语的圈子里打滚。它也应该比较积极，不应该像一部刑法。本书著者的努力在于以观察现代惯用法代替这种分门别类的规则。英文是一件活的东西，应付它只有这个才是妥当办法。著者希望由于这个方法学生可以跟现代英文惯用法成立一种密切的交情，此外没有什么方法了。
末了，著者对于所有论文法而采取这相同的文法见解的作家，敬致谢意。
至于受惠于Jespersen教授和他的MordernEnglish Grammar（《现代英文法》）和PhilosophyofGrammar 的地方，凡用过这两本书的人当然是有目共见。本书中有许多地方我都采取了他的见解和例句，虽则在一本作为一般学校教本的书里，关于术语方面，我却不敢像他那样地前进。比方，八大词类已设法完全加以保留。最要者，关于这件似乎旁门左道的冒险，我从他以及Ferdinand Brunot 教授和Henri Fret 先生那里得到勇气不少。还有许多开明的项目和实例，都应该对于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简明牛津字典》）和ModernEng-lish Usage（《现代英语惯用法》）的著者致谢。
一九三○年五月廿六日
原载1940 年10 月开明书店初版《汉译开明英文文法》，张沛龄
译《当代汉英词典》缘起
编一部中文词典，以仿《牛津简明字典》，是我数十载的夙愿。民国三十三年，书成，共六十余册，由家兄憾庐及海戈先生编成。抗战初发，毁于兵火，仅余带走美国之十三册。三十年来常怀此志，一九六六年退隐台北，七载辛勤，始偿素愿，爰举大旨如左。
国语必有详确记载国语的词书，这个观点与字书完全不同。中国字书，一概以字为本位，不以语文中之词为本位。所以到现在，还没有由现代语言学观点编成的一本中国语文词典的专书。西方的英文、法文“字典”，都是以那些（国）的国语为本体，凡国语中的词的用法及文法词类，及其变化，都记载详尽。我国的词书，如《辞源》、《辞海》，虽然以词为单位，内容却偏于百科全书性质，未能就词论词，研究其在句中之文法地位及变化，也不能于单音组及数音组缀合所成之词，加以整理及分析。中国语文中平常的词，如“如果”，“倘使”，“一下子”，就不屑列入。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独具只眼，能辨明词意之孳乳，遂能于六书之“转注”加以新解释，以“长成”之“长”与“家长”之“长”，“命令”之“令”与“县令”之“令”（段氏“假借”之例）认为转注。因为他通达音声之理，所以能注重语言中之音声，通其语言之转变，而超出《说文》研究字形的范围。
中国向来无国语，因国语尚未统一，经五十年来国语统一会诸公（如吴稚晖、黎锦熙等）的高瞻远瞩，不断的讨论，始定北平话为国语。一九三二年《国音常用字汇》，一九四七年《中华新韵》颁布出版，而后读音始有统一的标准。又跟着一九一八年颁布的注音字母各处推行，始有今日普遍承认之国语与读音。又自从文学革命以来，以白话为文学工具，“教育部”乃成立《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经三十年之搜集材料，始由汪怡主编《国语辞典》，在抗战期间的一九三七年出版第一册，至一九四五年出版第四册，而后我们可以说中国国语有一部详尽准确的词书。对于已往的白话文学（诗、词、曲及明清小说）及现代北平国音所有的材料都已有系统的记录。这是开山的工作，前人筚路蓝缕之功，我们后学乃受其赐。所以我才敢梦想做一本更合时代的汉英词典。
一、范围——本书的范围，凡当代国语中通用的辞语，报纸、杂志及书籍可以见到的，一概列入。现在国语基本文法是白话的，但文言中传下来不少丰富的辞汇，已经混成一片。所谓文言与白话的区分并无严格的畛域。今日报章所见，文言与白话的成分各不同，但是白话既成了国人的文学工具，必定要吸收古代诗文中丰富的、锻炼过的、多含蓄的意象。如“集思广益”、“欲速则不达”、“飞黄腾达”、“通宵达旦”及“不即不离”，已经为教育界文人所通用的成语，绝非用白话所能达意。如今“而立之年”已成陈迹，士子亦不屑引用，认为炫弄而已，但是“不即不离”以白话翻译，已经失其传神之用。文言中许多常用的辞语，如“心许其人”、“其貌不扬”，还是通用的文雅词语。因为有了这些三千年锻炼下来的辞语，所以今日的语文，传神达意之妙，可以媲美英文、法文。凡这些辞语，都应该成为国语的一部分，在这词典都应该收入。
一国的语文，必须应时而变。如“超音速”、“原子能”是以前没有的。
我们细谈一九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的《中央日报》“经济部长”的话，就明白西洋所有的词语，我们都有了。他说：“今日的中国要积极发展高级化及现代化的基本关键工业”，“改善投资环境”，“探勘大陆礁层的石油资源”，而“由轻油裂解的设备，年产乙烯廿万吨以上。”这种思想比前精确多了，与古文“鸡有五德”，思想文字，全不同了。现代语文，英文、法文所能表出，我们也能表出。
二、定辞——定辞是本书的基要工作，目的为定单音组及多音组的辞语（words）及其文法词类。国语有多少辞语，到现在无人晓得。这个悲惨的局面，是作者发愤负起这重大责任的原因。
以前的字书，忽略“词”的形成及其词类。文言是多单音组的，现代的国语决不是。因为在文字上，我们已有部首的分别，如“胡、湖、糊、蝴”，不受同音字的困扰。在口语上，一定须解决这个困扰，所以胡成胡子，糊成浆糊，蝴成蝴蝶，虎成老虎，月称月亮，日称太阳。因为意思明了，是语言第一条通则，多音组的辞语自然而然演化出来。
今日的国语，八成是多音组的，文言的单音字必定加上一音。例如通常的助动词及介词：
能——能够但——但是
可——可以虽——虽然
必——必须且——而且
将——将要或——或者
需——需要如——如果
应——应该倘——倘使
我们文化思想的字就是多音辞。如问题、答案、会议、议论、相信、怀疑、服从、决定、研讨、梦想、推敲、推测、推动、推举、赞成、反对等，不一而足。所以，辞不定，就意象不明，学者捉摸不定。重字有沉重一义，而不能不举出严重（时局、病势）、隆重（典礼）、稳重、厚重（人品）。
相反的“轻”一字，孳乳成为轻浮（人品——形容词）、轻松（一下——动词）、轻易（不可告人——状词）。轻慢（鄙薄）是他动词，轻薄是形容词，或作他动词用（给他轻薄一顿）。没有这些多音组的词，我们只能说粗鄙光滑滑的字了。
三、情景——由以上所述，我们可知国语中，辞语有情景的限制，用处各有不同，或他地可能用，此地不能用。凡语言都始于“情景”，最平常如打电话叫对方不要挂起来，便是一种情景，英文为“wait a minute”，法文为“ne quittez pa”，德文为“ein Augenblick”，情景同而文字不同。这种情景的限制，必一一标出。
本书中（AC）即指经书、《史记》、《汉书》、六朝古文的古义，现在并不通行。在这部词典，古义从简，不过聊备一格而已，且不必举例。
（MC）即指中古白话，是已往白话文学，唐诗、宋词、元曲及明清小说，所有过去的白话，现在并不通用，出处可查《国语词典》。
（LL）指文言与白话相对。由古文中提炼出来之辞语，虽然或出《诗》、《书》、《易》，但已浑成国语之一部。但文言辞语不宜乱用，否则行文时，多古僻字句。
（DIAL）指方言辞语及用法。
此外很多辞语，用处用地都有情景的限制，如（Court）限于礼貌称呼时用之。
（SI.）即指俚语。此外，还有讥讽（satire）、戏谑（face-tious）、轻鄙（derogate）、谩骂（abuse）、鄙俚（vulgar）、文雅（literate）等用法，合时用之，则得宜。
（COII）指口语，在口语上用之，行文则难登大雅之堂。
四、传神——白居易说得好：“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上自圣贤，下至愚呆，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与元稹书》）他独得千古之秘，深知语言发乎情景，而寄托音声，始由音声生出意义。语言不但达意，且可传神。传神必有其地其时，故又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时而作。”文章诗歌，都有感人作用，必得其地，必得其事，必得其情，必得其景，然后感人也深。故本书于辞语之用处，三致意焉。
见1974年10月台湾开明书店初版《无所不谈合集》
两部英文字典
求解作文两用《英汉模范字典》增订本
张世鎏平海澜厉志云陆学焕编辑
商务·1935年定价二元五角
《双解实用英汉字典》
李登辉郭秉文李培恩编辑
商务·1935年定价二元五角
去年商务出了两本袖珍英文字典，其中《英汉模范字典》系增订本，其原本于一九二九年出版。模范以求解、作文两用为主旨，多列成语，引证用法，得社会欢迎，独步一时，乃理所当然。字典有定义而不举例，犹如画像有轮廓而无眉目，空空洞洞，令人疑神疑鬼，某字在某句果此义也，果彼义也，捉摸奠定。一有例句，则前之所谓轮廓者，骨肉丰盈眉目毕现矣。此《简明牛津字典》序文所谓“define，and your reader gets a silhouette；illustrate，and he has it‘in the round’”也。倘若真如《简明牛津字典》编来，直可以谓“血足荣肤，肤足饰肉，肉足冒骨”，可以令人颠倒，岂但得帘中模糊倩影而已？《牛津字典》魔力实全在此。模范本此义编辑，遂亦收用法明了之效。此书字义不用英、汉双解，而以余出地位，作举例之用，然后解之，亦是一办法。此次增订本，添加单字、例句、页数，总额较原本为十七与十四之比，又于原有种种附录之外，增补《注音人名地名表》（约七十页）及《略语表》，自然益臻美备。吾前曾劝学生以此字典作自修英文成语之用，每字咀嚼其用法，不彻底不放松，实为增进英文之最好良法，因用法既已了然，又句句已经译出，便利无比也。市上有所谓《英文成语辞典》，乃专讲冷僻字句，切不可读，因冷僻成语最难应用，程度尚低者运用不来，反成笑话。故反以此字典为最好研究通用成语之书。
《双解实用字典》与前书之不同，一在定义英汉双解，二在多收商业名词及专科名词，盖看重“实用”二字。此在其书后附录《商用名词表》更可看出。新名词及科学名词如nudism，technoc-racy、introvert、hormone他书所未收者，此书却已收入。新名词如第一字undism 实非列入不可，因上年清华英文考试题中有此字，而考卷中此字之错解至廿余种之多，有人将此材料寄交《论语》，未经刊登，而实一大笑话也。又此书之长处，能于每义之后，即加以例句，使定义得例句而益彰，胜于不分义举例者一筹。
关于新名词之收入，两书亦有未备者，如草裙舞之为huladance，同性爱之为homosexuality，二书皆未收。模范有新名词如cheka（苏俄侦缉反动派之秘密队）及movietone（有声电影）自然可喜，而hunger-strike 已收，hunger-march 未收，不无遗憾。将来两书增订时，《简明牛津字典》一九三四年之《新增附录》应酌量添入，盖此表多收美国俚语，近由电影势力传入英人语言文字中去。例如go-getter，get my goat，shimmy ， tabloid newspaper 等字今日皆极常用，学者每感有检查之必要（tabloid newspaper即“小报”之类，“实用”举tabloid news 而注为“简闻”嫌未详）。同表中又有cumquat（金橘）cumshaw（即酒资，源出中文“感谢”或曰“金沙”，未知孰是），皆与中文有关，尤应收入。
原载1936年3月16日《宇宙风》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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