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书话》　钱谷融主编　绿林书房辑

　　梁启超书话
　　主编钱谷融
　　绿林书房辑
　　浙江人民出版社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自序
　　我对于学问，件件都有兴味，因为方面太多，结果没有一方面做得成功，著述更不必说，始终没有专心致志好好的著成一部书。近几年来我名下的出版物，都不过一个学期中在一个学校的讲义，而且每学期所讲总是两门以上的功课，所编总是两种以上的讲义。我生平有种坏癖气，曾经讲过的功课，下次便不愿再讲，每次所讲总是新编的，匆匆忙忙，现蒸热卖，哪里能有满意之作？所以每次讲完之后，便将讲义搁起，预备从新校改一番才付印。但每到休讲期间，又贪着读别的书去了，假期满后，又忙着别的讲义。因此旧稿总没有时候整理，只好把他放在箧底再说，两三年此类的讲稿有好几种哩，这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便是其中之一种。
　　这部讲义，是两年前在清华学校讲的。清华当局指定十来部有永久价值的古书，令学生们每学期选读一部或两部，想令他们得些国学常识，而且养成自动的读书能力。这种办法，我原是很赞成的，当局因请我把这十几部书的大概，和学生们讲讲。我答应了，每隔一星期来讲一次，一学期间，讲了从《论语》到《礼记》这几部。本来下学期还打算续讲，不幸亡妻抱病，跟着出了丧事，我什么功课都做不下去，因此向学校辞职，足足休讲了一年。
　　现在虽再来学校，也没有续讲的机会。
　　说“要籍”吗？中国最少也有一百几十种。像这部讲义讲的不伦不类几部书，算什么东西呢？何况是现蒸热卖的粗制品。当起稿时，已经没有多翻参考书的余裕，脱稿后，连复看的工夫也没有，这样作品，如何可以见人？
　　所以许久不愿付印，为此。
　　清华同学们不答应，说各处纷纷函索传钞，不胜其扰；说现在《清华周刊》要编辑丛书，决定把他充当第一种，已经付印了。而且要求我作一篇序文，我无法拒绝，也只好随顺。
　　我想，一个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中国人，对于本国极重要的几部书籍，内中关于学术思想者若干种，关于历史者若干种，关于文学者若干种，最少总应该读过一遍。但是，生当今日而读古书，头一件，苦于引不起兴味来。
　　第二件，苦于没有许多时间，向浩如烟海的书丛中埋头钻研。第三件，就令耐烦费时日勉强读去，也苦难得其要领。因此，学生们并不是不愿意读中国书，结果还是不读拉倒。想救济这种缺点，像“要籍解题”或“要籍读法”
　　一类书，不能不谓为适应于时代迫切的要求。我这几篇虽然没有做得好，但总算在这条路上想替青年们添一点趣味，省一点气力。我希望国内通学君子，多做这类的作品，尤其希望能将我所做的加以是正，例如钱先生新近在《清华周刊》发表的《论语解题及其读法》之类。同时我也要鞭策自己在较近期内，对于别的要籍，能再做些与此同类的工作。
　　这部书里头所讲有许多是前人讲过的，并非全属自己创见。为什么不一一注明呢？因为（一）编讲义时间匆忙，没有查原书。（二）为学生们方便起见，若噜噜嗦嗦的引哪一说驳哪一说，倒反令人头痛，不如直捷了当，我认为可采之说就采入，省些闲文。总而言之，这部书不是著述，不过讲堂上临时演说，凡有与著述体例不符之处，希望读者原谅。
　　“先入为主”，原是做学问最大毛病，但人人都知道这是毛病，却人人都不容易破除。即如我这部书，讲《论语》推重戴望，讲《史记》推重崔适，也可以说是我个人的僻见，其实教一般青年不该如此。此外，各篇犯这类毛病还不少，我所以不甚愿意立刻付印，就是为此。既已付印，我不能不声明一下。
　　临了，我还想和青年们说几句话——诸君对于中国旧书，不可因“无用”或“难读”这两个观念，便废止不读。有用无用的标准，本来很难确定，何以见得横文书都有用，线装书都无用？依我看，著述有带时代性的，有不带时代性的。不带时代性的书，无论何时都有用，旧书里头属于此类者确不少。
　　至于难读易读的问题呢？不错，未经整理之书，确是难读，读起来没有兴味，或不得要领，像是枉费我们的时光。但是，从别方面看，读这类书要自己用刻苦工夫，披荆斩棘，寻出一条路来，因此可以磨练自己的读书能力，比专吃现成饭的得益较多。所以我希望好学的青年们，最好找一两部自己认为难读的书，偏要拼命一读，而且应用最新的方法去读他。读通之后，所得益处，在本书以内的不算，在本书以外的还多着哩。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梁启超，清华北院二号。
　　●叙略
　　在清末民初的知识界，论学问，梁启超未称第一流，论作为，此人影响甚巨。戊戌百日之事，虽败而声动天下，乃有二十年风云际会。梁氏登车揽辔，屡挫屡起。先是，追随康有为，聚徒授学。维新之际，煽动舆论，奔走甚力。以后鼓吹宪政，组织政党，又为研究系掌门人。既以政治为己任，学问一途则不无阻碍。然而，梁氏以学者身分预事，其影响当日政局乃至近世中国文化发展方向之锐力，不在其他，仍在学术。此即读书人之知识关怀。
　　所以，总结梁氏一生之事业，亦无外于读书致用四字。
　　所以，了解梁启超其人，亦不妨从其读书入手。
　　中国的读书人向来讲求“用世”，可是轮到他们参与治国平天下的机会不多，历史的机会似乎并不留存在卷帙浩繁的经史义例之中。此事想来原因复杂，未是三言两语所能括尽。若是简单说来，读书是否得法，大抵也是一个问题。自汉初叔孙通制定礼仪，董仲舒上书武帝推明儒术，孔子“苟有用者”的命题居然有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于是两千年来读书人就认定了汉儒的那套招数，那套知识结构。隋唐以下开科取士，帖括试题大抵不出当年汉儒诵习的那些经籍，莘莘学子大多被它牵着走，从那些被历史尘封的题目中去寻求济世之道。这情形实属荒唐，却一直延续到清季。
　　当然，自有少数读书人产生过怀疑。宋人的义理之辩多少出于某种精神危机，这跟汉儒纯以门户相见不同。迄乎明末清初，先进的读书人终于发觉半生苦读的学问不管用了。天下大势已非昔比，道咸以降，了无生气的中华帝国日益沉沦，此后一百年竟是祸乱不断。当存亡之际，读书人反观自身，不能不有所检讨。从顾炎武、黄宗羲论学避虚归实，继之颜元、李塨验之于用，到康有为、梁启超鼓吹新学而藉以变法改制，近三百年间读书风气可谓与时俱变。其间乾嘉诸儒虽意趣卑唯，而扭转前人空疏之风亦自有一功。近人论及清代学术史者，多有一代不如一代之叹，斯言未善如其实。但说从前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惟侈言道德义礼，以为学问。而康、梁之世，学问一事，已非十三经所囊括。学者之路径，之价值目标，既已蜕变，其知识空间亦豁然拓展，举凡声光电化，农矿工商，皆有与焉。
　　一百年前的维新变法虽以失败告终，终究是读书人极其辉煌之一页。以学问推动舆论，引新知变革弊政，中国历史上这等事情实无前例。变法图存，开物成务，非但需要某种历史机缘，亦取决于当事者人格与知识之力量。考察戊戌维新之经验教训，固有种种理路可以寻绎，当日学者读书之道亦自不能忽略。有曰，读书人之心性抱负、学术途径及知识来源，大抵不离其经眼之书。因之，我等受托缀辑“近人书话丛书”，乃以梁启超一种，略示维新人士倡言格物致知、开启民智之读书要旨。
　　是书辑入梁氏各种有关书籍文字一百余篇（则），包括题跋、札记、序言、演讲、要籍解题和目录学专文等。这些文章不仅显示梁氏博学多闻的阅读兴趣，而且其见识多有发人深省之处。比如，中学与西学之争，至今仍是知识界一大困局，梁氏调和之论则应时因事，良有见地。他倡导西学之同时，深虑中学式微，其间利害权衡，概乎高瞻远瞩。看上去仍是孰体孰用之老生常谈，其实是一个文化归属问题。梁氏之言，精神在在可见，比较后之新派人物独取实用之一端，何啻千里万里矣！
　　书中各篇均选自中华书局一九三六年出版的《饮冰室合集》。其中除少数专文较长需作节选之外，悉据原状点校，同时改正了个别错字。文章编排，按话题内容分为六辑，各辑标题均为编者所加。本书得以顺利出版，有赖多人操业，其中孙文光先生承担选文并作初步整理，来凤仪先生编纂比次及负责校订。文字校理与编辑工作容有不当或失误之处，尚祈博雅读者不吝赐教。
　　绿林书房
　　一九九八年二月十四日
　　戊戌变法一百周年之岁
　　●总序
　　钱谷融
　　称之为“书话”的一类文字，现在写的、读的和谈的人渐渐多起来了。
　　但是，如果要考究这种文体究竟起于何时，创于何人，或初见于何书，倒又没有一定之说。包括“书话”的名目，其始用和沿袭的源流，似乎同样的不甚明白。恐怕它与其他各种文体一样，是经过不短的历史而逐步形成的吧。
　　中国自古就有为书籍（藏书）写题跋的传统。题跋的形式一般都比较简短，内容则相应广泛，诸如版本、装帧以及购藏经过，读后的印象、心得之类，都有所涉及。甚至也有借题发挥地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社会风习发些议论的。可谓不拘一格，最为灵活自由。大凡爱书的人每得一种新书，在诵读赏玩之余，总不免要随手写上一些有关该书的话题。这种文字可能也就是后世所谓书话的发端。但较之于传统的题跋，现在的书话在写法上大多更侧重于对书的内容、义理的品评、阐发，这也是势所必然，因为传统题跋中的某些重要话题，如版本等，对于晚近新刊书籍来说，几乎已经无话可说了。
　　这从一个方面也可以说明，“书话”的文体和内容有其因时代不同而变化的特点。不过，作者的手眼和品性的高低，在书话中却是一目了然的。
　　书话看似学术中的小品，其实也是很难写好的。它首先要求作者有丰富的读书经验。读书不多，就无以鉴别书的品质优劣。勉强议论，往往无的放矢，不得要领，而这又与作者的学识有关。书话贵在体现作者独到的品书心得，不仅提供有关书的知识，而且也需研求学问，抒发一己之见。即使是对事实、材料的陈述，也能见出作者辨析、取舍的独出心裁。所以，书话中的高手，往往也就是学问上的大家。博约精审，同样可以作为书话作者的基本要求。此外，书话的行文虽无一定之规，但严格说来，也有相当的约束。立言有据，言简意赅，阐明书品，指示路径，这应该是书话的文体精神。空发议论，枝蔓无度，则是书话的大忌。书话自然也得有情趣，能使人从字里行间品味作者的性情，体会到读书的愉快。但这往往是由一词一句引人会心一笑，如果一味铺陈，专事抒情，即使文字颇为耐读，却也大失书话的旨趣了。
　　近代学者中，可称以“书话”名家者，有叶德辉、傅增湘、周作人等人，但更多的则是在专门著述之余，以题跋、序文、札记、叙事等形式，留下了极为可观的书话作品。如这里收录的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林琴南、刘半农、蔡元培、顾颉刚诸人，都是其中彰明较著者。在作者本身，或许对此并不经意，但对现今的读者来说，仍不乏裨益。从中既可领略近人的学术境界、品书趣味，也能看出书话这种文体在近代的流变。
　　我平时虽然也很喜欢读题跋、书话一类的文字，却并不是此道中人。现在浙江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这套《近人书话系列》，又有主编之命，且嘱为序，自感庸陋，深以任非其人为惭，但盛情难却，不得不敬献绵薄稍尽襄助之责，故略陈鄙见，以就教于广大读者。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日
　　●梁启超书话
　　◇书边吷语──【近人书话】
　　饮冰室书跋
　　陈庆笙《地名韵语》
　　《皇朝直省地名韵语》，新会陈庆笙先生所作也。书自顺天府尹以下，十八行省府州厅县皆编成四言，系以韵语。庆笙先生归道山，余获遗稿，同人索观传钞，不足应之，乃议付剞劂。而原书于东三省及新疆、台湾，编次皆阙。番禺韩君云台，续而纂之，复附各省都会及道里远近于卷末。既成，遂椠诸板，公之天下。癸巳十月刻竟，饮冰主人记。
　　叶鞠裳《语石》
　　前清乾嘉以降，金石之学特盛。其派别亦三四：王兰泉、孙渊如辈，广搜碑目，考存佚源流，此一派也。钱竹汀、阮芸台辈专事考释，以补翼经史，此又一派也。翁覃谿、包慎伯辈，特详书势，此又一派也。近人有颛校存碑之字画石痕，别拓本之古近者，亦一派也。其不讲书势，专论碑版属文义例者，亦一派也。此书专博不及诸家，而颇萃诸家之成，独出己意，有近世科学之精神，可以名世矣。戊午正月二十七日购得，穷一日之力读竟记。
　　《巢经巢诗钞》
　　郑子尹诗，时流所极宗尚，范伯子、陈散原皆其传衣，吾求之十年不得。
　　兹本乃赵尧生所刻，癸丑入都，印数十以诒朋辈之好郑诗者，此其一焉。
　　时流咸称子尹诗为能自辟门户，有清作者举莫及。以余观之，吾乡黎二樵之俦匹耳。立格选辞，有独到处，惜意境狭。
　　《高青丘集》
　　明有高青丘，略可比唐之陈子昂。惜后此何、李辈，力薄不堪负荷，故盛唐之盛，遂不可见，抑亦运会升降然耶？此本为二樵先生旧藏，有二樵手批数十则，良可珍秘。中间曾归陶子正，同年邵学吾得之黄晦闻节许，时甲寅三月也。越四年戊午正月，校读一过记之。
　　康长素《法国革命史论》
　　此南海先生《欧洲十一国游记》之一节也。以其论耸切恳挚，足以为病狂热者之药，故录诸报中。全论凡三万余言，其最博深切明者，为末段论法国不得不革命之原因；而推求我国现在果有此原因与否，此俟续出各号乃能次第录及焉。而右所录诸段，其于法国破坏后不能建设之因果，固已若指诸掌矣。鄙人所以兢兢焉不敢附和激烈派之破坏论者，亦正以此故。本报前诸号，夫既屡言之矣，而论者或为之说曰：建设之目的良，则破坏之现象亦良，建设之目的恶，则破坏之现象亦恶。据此以推论中国历史上革命之陈迹，谓颠覆政府，乃其破坏之手段，而帝制自为，则其建设之目的。革命之生内乱，非手段使然，而目的使然。于是得一结论焉，谓中国今后之革命，苟使为共和制而无君位之可争，则颠覆政府之后，革命家必不致相争，争夺不生，则内乱必不作云云。其言自以为甚辩，不知此乃不许人反诘之一面的供词而已。
　　吾则还问诸彼，法国大革命时代，其革命党所倡设之目的，良耶否耶？此彼辈所日日讴歌尸祝者也；其破坏之现象，恶耶否耶？彼辈虽有长舌，殆不能举历史上之事实而抹煞之也。夫当时法国诸党，其非若我国历朝鼎革之交诸豪杰之争为帝王，抑章章矣，而何以更迭相屠无一存者？祸且视争帝者倍蓰焉，岂不以群众相集，其利害万不能从同？况以一国之大，品汇万殊，有缘所处之地位而利害绝相反者，不必贵族与平民也，即贫者与富者，乃至此省人与彼省人皆有之，不可悉举。有缘学问见识之悬绝，同此一事，其利害本非相反，而此认为利彼则认为害者。此最普通而最可畏，读者当平心察勘之。
　　故意见无论如何，总不免于冲突，万事付之众议，则其冲突之程度愈甚。而在平时之冲突，则固有之法律及惯习，恒足以制裁之。若在秩序新破坏之时，惯习荡然，旧法律全丧其效力，而新法律未立，即立矣而民未习，效力无自而强。于斯时也，冲突之起，非借腕力无从解决之。质言之，则能杀人者胜，见杀于人者败而已。故欲实行其意见者，非假腕力末由，相屠之祸，所由不能免也。然此犹指彼实心公益无一毫自私自利之心者言耳。若夫其中有缘托美名以营其私者，又不在此论。夫当破坏时代，啸聚种种社会，其不能无此辈厕于其间，则岂待问矣！故法国大革命之恶结果，乃事所必至，理所固然，非不幸而偶遇之也。谓建设之目的良，则破坏之现象必良者，其何以自解于此？论者又谓诚使今后之中国革命，尽力于民党之调和而避其轧轹，则恐怖时代，可以不复见云云。此语抑谁不能言者，然天下事非言之难而实行之难，法之狄郎的士党，即此文之及伦的党也。吾前译皆通用此名，故今仍之。抑何尝不绞心血以求调和，而功卒不获就者，岂非吾所谓学问识见之悬绝，与夫假美名以营其私者必厕乎其间，而终无有调和之道耶？中国人与法国人，同为人类之普通性，岂其于此而独能免之？善夫！此文之言曰：破坏犹纵火也，不戢将自焚也。纵火之始，所焚者仅欲在此；而大风忽乘之，则将倒焚，无能自主。又曰：谬意纵火，岂能定大风从何方来耶？吾愿世之狂奔于感情者，勿易其言以祸国家也。
　　渊实君译《中国诗乐之变迁与戏曲之关系》
　　上文承著者寄稿，自云从东文译出，惟未言原著者为谁氏。以余读之，殆译者十之七八，而译者所自附意见，亦十之二三也。其中所言沿革变迁及其动机，皆深衷事实，推见本原，诚可称我国文学史上一杰构。惟其结论有清一代诗乐衰息之故，而专归咎于异族之篡国，则窃以为未免偏至之论也。
　　夫元之与清，其地位正同，元代法网之密，未见其不如清代，而戏曲反极盛于彼时，是知其原因别有所在。此不足为原因，即为原因，亦不过其小部分之原因，而非全部分之原因，且非重要部分之原因明矣。然则其原因究安在？
　　自唐代以诗赋取士，宋初沿袭之。至王荆公代以经义，然旋兴旋废。宋熙宁四年，始罢词赋，专用经义取士，凡十五年，至元祐元年复词赋与经义并行。
　　绍圣元年，复罢词赋专用经义，凡三十五年。建炎二年，又兼用经赋，自是终宋之世。及元遂以词曲承之，荣途所在，士趋若鹜，故元曲之发达，非直空前，且绝后焉。清承明旧，专用八股，八股之为物，其性质与诗乐最不能相容，是此学所以衰落之原因一也。宋代程、朱之学，正衣冠，尊瞻视，以坚苦刻厉，绝欲节性为教，名虽为儒，而实兼采墨、道，吾尝谓宋儒之说理杂儒佛，其制行杂儒墨。故墨学非乐之精，于不知不觉间，相缘而起。乐者乐也，苦行主义与行乐主义，正相反对。然宋学在当时，政府指为伪学而禁之，其势力之在社会者不甚大，逮元代而益微。及夫前明数百年间，朝廷以是为奖励，士夫以是为风尚，其浸润人心者已久。清代学术，虽生反动而学风已成，士夫与乐剧分途，不相杂厕，俨为一种之社会制裁力，莫之敢犯，是此学所以衰落之原因二也。与宋学代兴者，为考证笺注之学，而其学干燥无味，与乐剧适成反比例，高才之士，皆趋甲途，则乙途自无复问津者，是此学所以衰落之原因三也。宋元明以来，皆有所谓官伎者，而阀阅之家，又咸自蓄声伎，文人学士，莫不有焉，宋明时，文学家虽寒士，亦蓄声伎，见于记载者甚多，不可枚举。及本朝则自雍正七年，改教坊之名，除乐户之籍，无复所谓官伎，而私家自蓄乐户，且为令甲所禁，士夫之文采风流者，仅能为“目的诗”，至若“耳的诗”虽欲从事，其道末由，而音乐一科，遂全委诸俗伶之手，是此学所以衰落之原因四也。综此诸原因，故其退化之程度，每下愈况。然乐也者，人情所不能免，人道所不能废也。士夫不主持焉，则移风易俗之大权，遂为市井无赖所握。故今后言社会改良者，则雅乐俗剧两方面，其不可偏废也。
　　景祐《六壬神定经》二卷
　　宋杨维德奉敕撰。《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俱著录，卷首有宋仁宗御制序。据志维德所撰，向有遁甲七曜太一诸书，盖皆奉敕撰也。
　　仁宗号称英主，乃迷信此等术士之言，盖宋诸帝通习矣。然术数一科，在汉时已为七略之一，其源甚古，观此亦可存古术之一斑也。戊午六月。
　　《天问阁集》三卷存二卷，其下卷存一条明李长祥撰。长祥四川达州人，崇祯十六年进士，国变后屡思仗义规复，事监国鲁王，官至兵部左侍郎，《明史》无传，其事迹见全祖望所为行状。
　　祖望称此书丙戌以后作，杭人张南漪得之吴市书肆中云。盖修《明史》时所未见也。卷上为《甲申廷臣传》、《新乐刘文炳传》二篇，卷中有传十篇，皆纪当时死难诸贤，多足补史编之缺。《廷臣传》之末，有论一篇，论思陵失国之由，于廷臣略无恕词，虽黄道周、刘宗周亦有微辞，所见殊多独到处，而独屡袒杨嗣昌、陈新甲，颇与时论异。谢山谓其不免爱憎之见，不知其果尔耶？抑时论有门户，不足凭信也？谢山谓其于文不称作家，然《新乐侯》一传，法度森然，生气远出。吾于明人之文，乃罕见其比。戊午六月读竟记。
　　《西藏考》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赵之谦谓雍正初身至其地者，随笔记录之册也。中纪里程颇详核，所录《唐盟碑》全文，尤可宝。《唐盟碑》殆我国与他国为国际上平等条约，传世最古者。戊午六月。
　　《读史举正》八卷
　　清张熷撰。熷浙江仁和人，字曦亮，号南漪，全谢山为之墓志铭，述其行谊，在卷端。此书盖读史考据之札记，体例与钱竹汀之《考异》、王西庄之《商榷》略同，虽琐碎亦有极精到者。戊午六月。
　　孙与人《弟子职注》一卷
　　清孙同元撰。同元字与人，浙江仁和人。《弟子职》古代本别行，《汉志》列于孝经类，今惟附《管子》以传耳。清代王元启曾为单行注，同元此注晚出，纠正王注者颇多。同元为孙渊如门人，其学笃守汉师家法也。戊午六月。
　　《馀生录》一卷
　　明张茂滋撰。茂滋为福建巡抚张肯堂之孙。肯堂号鲵渊，国变后，死守翁洲，谋光复，不克死之。阖门从殉者二十七人，遗命茂滋毋死，以保宗嗣。
　　茂滋出走，濒于九死，而鲵渊门生故吏，及一时好义之士，百计脱之。事定后，茂滋记其崖略为此书。晚明忠义之盛，亘古所无，读此亦使人兴起也。
　　戊午六月。
　　杨星吾《留真谱》
　　杨君游日本，获见其国秘府及故家所藏唐宋以来写椠古籍，依原书格式，景刊其首叶，残本则景其所残之叶，小本或全景之，如御注《孝经》其有序跋藏记者并景之。凡经部二册九十二种，小学一册五十二种，史部一册四十七种，子部二册七十五种，医部二册六十八种，集部二册七十五种，佛部一册十九种，杂部一册二种，都四百三十种。陈百鼎而各献一脔，亦足餍味也已矣。杨君收藏称当代第一，其遗籍今在国务院，非久恐为大力者负之以趋，惜不复见续编也。戊午六月初六日。
　　成容若《渌水亭杂识》
　　容若小词，直追李主。其刻《通志堂九经解》，为经学家津逮。此书为随手札记之作。其纪地胜摭史实，多有佳趣；偶评政俗人物，见地亦超绝；诗文评益精到，盖有所自得也。卷末论释老，可谓明通。其言曰一家人相聚，只说得一家话，自许英杰，不自知孤陋也，可谓僧儒辟异端者当头一棒。翩翩一浊世公子，有此器识，且出自满洲，岂不异哉！使永其年，恐清儒皆须让此君出一头地也。戊午八月，病中读竟记。
　　万季野《庚申君遗事》
　　庚申君者，元顺帝也。相传实为宋末帝■之子，语似不经。季野先生此书，采《元史·顺帝纪》、《虞集传》及权衡之《庚申外史》、余应之《读
　　庚申诏诗》、袁忠彻《苻台集》之《庚申君遗事》、叶盛《水东日记》之《瀛
　　国公遗事》及何乔新、程敏政、黄训所纪载，凡十二则，谨加考证。知末帝入元，封瀛国公，时年实六岁，其生庚申君时，实五十岁。元之明宗，夺瀛国妻，庚申遂为明宗子。然明宗自言此非己子，元廷君臣，盖共知之。且其遗像不肖元诸帝，而肖宋诸帝，则其为赵氏一块肉，益无可疑。读季野自为书后两篇，盖铁案如山矣。吕嬴牛马之事，前史屡悬疑案。然天道冥漠，实有莫为莫致者，不得径指为遗民快心之谈也。清圣祖与海宁陈氏一公案，颇与此类，惜清代文网密，私家著述可为左证者少，后虽有季野，恐亦等于杞宋之无征也已。戊午八月六日，病榻读一过记此。
　　《南宋六陵遗事》
　　胡元妖僧杨琏真伽发掘南宋六陵事，为前史未闻之惨剧。世多知唐珏、林景熙两义士掩护之功，而当时主持而先后者，尚大有人在，王修竹也，谢翱也，罗锐也，各有事焉。此书备采诸家记载，会通而证疏之，可谓发潜阐幽也已。戊午八月六日。
　　浙江书局覆毕校本《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实类书之祖。后世《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永乐大典》等，其编纂之方法及体裁，皆本于此。唐宋明存书今佚者，多赖诸类书见其崖略；先秦学说今亡者，多赖此书存其梗概，此亦阳翟大贾之善居奇货也已。
　　《吕氏春秋》次序，《史记·吕不韦传》、《十二诸侯年表》，皆云八览六论十二纪，《太史公自序》又云：“不韦迁蜀，世传《吕览》。”盖始于八览，故亦以览名其书也。今本以十二纪居览论之前，恐非原次。季冬纪之末篇，曰序意篇，首维秦八年岁在涒滩云云，叙述著书之由，实全书总叙也。古书总叙，皆系全书之末，益可证纪本在览论之后也。戊午八月病中点读一过。
　　《慎子》（四部丛刊本）
　　此书全是明人掇拾诸书所赝造。其中如《孟子》“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其非慎到本甚明，竟牵入之。《战国策》楚襄王之传慎子，亦未即到也。《庄子·天下篇》，称慎到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其人必为古代一苦行头陀，安有尔许喋喋耶？守山阁辑本，是否原书已可疑，苟此本者，更不足道矣。外篇摭拾《列子》、《吕览》、《檀弓》等尤可笑。缪氏宝此燕石甚矣，曲士不可以语于学也。庚申除夕。
　　梁忠璇《经绎》
　　吾宗忠璇公斗辉，著《经绎》九卷，胡石青得之坊肆以归余。谨案《县志》：公花桥亭人，明万历二十五年举人，以榷监罗织下诏狱五年，与冯应京等四十余人，狱中讲学不倦，著《经世实用》、《黄河议》、《荐辟人物考》、《马政书》、《任官考》、《十三经绎》，皆狱中稿也。后遇赦，以天启二年任湖广通城县教谕，擢国子监学正，迁太平府同知，执法不挠，称铁面江防。以事去官，卒年九十。据本书李序，则公之下狱，实由上书争弊政，故以此罹逆罹忌也。书似刻于太平，故发刻人姓氏，多太平僚友。此书不脱明人谭经窠臼，自是时代使然，惟公之大节醇德，藉此以传一二，则吾子孙所宜永宝耳。
　　本书自序云：“万历壬寅孟冬识于北寺。”壬寅为万历三十年，距今三百十九年前也。辛酉三月三十日。
　　杨仁山《阐教篇》
　　石始佛教本纯倡自力，净土一门，像季后起，接引凡机，龙树所以有易行品之作也。我国净宗，已嫌他力气味太重，滋生流弊，日本真宗之拨无圣道，失之益远矣。居士兹作，可谓洞中症结。今国中自托净门者日多，而自力日替此编宁宜久閟耶？十年五月十五日。
　　陈兰甫校本《梦溪笔谈》
　　民国三年在广州得旧书数十种，此其一焉。顷偶翻读，书中有校识若干条，圈点若干处，其识语一望而辨为东塾先生遗墨，致足宝也。十年十一月。
　　廷灿谨案：此书无藏印。陶福祥刻本附校字记，其中有云，据东塾校本改。所校之字皆与是书相同，然则中间曾藏爱庐耶？
　　《曲江集》
　　《曲江集》最有研究价值者，为卷八至卷十二所与边将蕃国之敕书。若能细加考证，定有许多关于民族史之良资料。癸亥上元。
　　《刘蜕集》
　　言之无物，务尖险，晚唐之极敝也。妄自尊大，弥资匿笑耳。癸亥上元。
　　元和惠氏旧藏明万历本《路史》
　　罗长源《路史》，取司马子长所谓搢绅先生难言者而言之，嗜博而荒之讥，信所不免。然其比类钩索之勤，不可诬也。其国名纪之一部，条贯绵密，实史界创作；且其时《古本竹书纪年》及皇甫士安辈所著书，皆未亡佚，其所取材者，多今日所不及睹，故可宝也。此本为元和惠氏旧藏，每册咸有定宇先生名字小印，全部圈点，且有手批一百六十余条，校补文字十余处，虽未署名，观其考证之精审，与书法之朴茂，则为定宇手泽无疑也。手批有朱墨两种，墨笔亦十余条异书势者，惠家累代传经，或其父子祖孙所经读耶？
　　得此如捧手与二百年前大师晤对，欣幸何极！癸亥二月十五日。
　　第一册目录下有稽瑞楼小印，知尝归常熟陈氏。续检《稽瑞楼书目》，云《路史》二十四册，惠半农阅本，然则批点又出定宇前矣。今此本正二十四册，则衬纸亦惠氏之旧也。半农先生提学广东，吾粤人知有汉学，实先生导之。吾家有半农手书立轴，当与此书同宝也。二月十六日再跋。
　　《易馀籥录》二十卷
　　书为理堂著《易》学三书时，旁涉他学，随手札记之作，言《易》者反甚希也。吾未精读，偶翻卷四论声系，卷十七论曲剧各条，已觉多妙谛。癸亥三月。
　　汪容甫《旧学蓄疑》一卷
　　分子史评诗杂录四门，著随时札记以作著述资料者。各条下间附刘文淇、成蓉镜及其子喜孙案语。尤有题萱龄者，其姓待考。癸亥三月。
　　阮文达撰《焦理堂传》
　　此传于理堂《易》学所阐发略尽。其最缺憾者，则于史学不置一词也。
　　集中上伊汀州、姚秋农两书，深得治史症结，其识不在谢山下，是不宜简置也。理堂于义理之学，其见地亦不在东原戴氏下，此传所发未尽。又，《剧说》一书，亦理堂绝学之一，不当并书名而不叙也。癸亥三月，启超记于翠微山之奇觚庐。
　　陈兰甫《声律通考》
　　先生有《复曹葛民书》，叙述著此书之甘苦。末云：“古人云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今则无名山可藏，虽有门人数辈，皆为经生，不解音乐，欲传其人而不知谁属也。象州郑小谷见此书，叹曰，有用之书也，君著此书辛苦，我读此书亦辛苦。嗟乎，辛苦著书，吾所乐也，有辛苦读之者，吾愿足矣，若其有用，则吾不及见矣，其在数十年后乎？”启超夙不治此学，虽欲辛苦读之而不能也，顾深信言古乐未能逾先生书者。今国中沿海，西乐学者，既渐有其人，行且返而求诸吾国所固有，则舍先生奚以哉？所谓致用在数十年后者，其悬记决不虚矣。先生复郑小谷书，又言考声律时，购求陈旸《乐书》不得，可见寒士治学之难，难如彼而所成如此，先生益过人远矣。癸亥三月二十五日。
　　陈兰甫《切韵考》
　　《东塾集》四《与赵子韶书》云：“仆考切韵，无一字漏略，盖专门之学，必须如此；但恐有武断处，如段茂堂之于《说文》耳。仆为此甚辛苦，若有疏误，亦犹亭林先生之古韵，后人因而加密可耳。”读此可见先生著述之阅历甘苦。惟书中即据《广韵》为陆法言《切韵》，盖由《切韵》久佚，先生不获见也。光绪末，《切韵》残卷发见于敦煌石室，其本今有巴黎图书馆王静安影写印布。据称《广韵》部目及其次序，皆与陆韵不同，然则先生所谓此书以明陆氏之学者，其果为陆学与否，尚俟商榷也。吾于兹学未尝用力，不敢有所论列，记之以俟将来。癸亥三月。
　　陈子砺《胜朝粤东遗民录》
　　东莞陈子砺编修伯陶撰。子砺在晚清，仕至江苏提学使，鼎革后不复出，赁庑九龙，自号九龙真逸，书成于民国四年乙卯。胜朝指前明，子砺为清遗民，宣统犹在，不忍亡清，故目明曰胜朝。晚明风节之盛冠前史，而浙中及吾粤节士又冠他省，浙士得全谢山表章，诵芬不衰，而粤顾暗然，继今以往，且曶没矣，子砺悉心钩考于方志佚集中得二百九十余人，以县为次，自其行谊以至著述目录，靡不具载，搜采至博而断制至严，可谓良史矣。末附陈文忠、张文烈、陈忠愍三行状，忠愍状为独漉撰，文烈状为屈翁山撰，文忠状失撰人名氏，三状之辞，皆多为《明史》所不具者，文烈状尤瑰特，能传其人。癸亥腊不尽十日记。
　　吾二十六七年前，习与子砺游。见其人温温若无所试，于帖括外亦不甚治他学，未尝敬之也，不意其晚节皭然不滓如此。且尽力乡邦文献，岿然不愧古作者之林，不读此书，几失吾友矣。又识。
　　戴南山《孑遗录》
　　《孑遗录》以桐城一县被贼始末为骨干，而晚明流寇全部形势，乃至明之所以亡者具见焉；而又未尝离桐而有枝溢之辞，可谓极史家技术之能，无怪其毅然以明史自任而窃比迁、固也。所志不遂而陷大僇，以子长蚕室校之，岂所谓九渊之下尚有天衢者耶？癸亥腊不尽十日。
　　《忆书》六卷
　　《焦理堂遗稿》，赵叔跋而刻之，书中皆琐碎札记，内关于理堂本身传记资料者不少。其余关于当时社会风习，亦有可看者。癸亥十二月。
　　南陵徐氏覆小宛堂景宋本《玉台新咏》
　　总集之选，贵有范围，否则既失诸泛滥，又失诸挂漏，《隋志》总集百四十七部，今存者《文选》及《玉台新咏》而已。《文心雕龙》亦入总集实不当也。然《文选》之于诗，去取殊不当人意。《新咏》为孝穆承梁简文意旨所编，目的在专提倡一种诗风，即所谓言情绮靡之作是也。其风格固卑卑不足道，其甄录古人之作，尤不免强彼以就我。虽然，能成一家言，欲观六代哀艳之作及其渊源所自，必于是焉。故虽漏略而不为病，且如魏武帝谢康乐诗一首不录，阮诗仅录二首，陶诗仅录一首，然而不能议其隘陋者，彼所宗不在是，譬诸刻桷之匠，则楩楠豫章之合抱者无所用之也。故吾于此二选，宁右孝穆而左昭明，右其善志流别而已。赵氏小宛堂本，据宋刻审校，汰其羼续积余重刻，更并雠诸本，附以札记，盖人间最善本矣。属当草韵文史辄点读一过，记所感焉。甲子十一月二日。
　　王荆公选唐诗
　　兹选在初唐无王、杨、卢、骆，初盛之际，无陈射洪、张曲江，盛唐无李、杜及摩诘，中唐无韩、柳、元、白及东野，晚唐无长吉、义山、牧之、飞卿，而荆公自序言，欲知唐诗，观此已足者，谓欲知此诸家以外之唐诗耳。
　　不选大家，亦选家之一法，或此法竟是荆公所创也。《全唐诗话》亦无李杜。
　　然荆公别裁甚精，凡所选诸家，皆能尽撷其菁华，吾侪终以其不选大家，不得见其去取为憾耳。书在乾道间，倪跋已恫其沦没，清初宋牧仲得之，喜诧不自胜，委丘迩求重刻，今不及三百年，人间传本又稀如星凤矣。此为丘氏伟萧草堂初印精本，可宝也。甲子十二月十一日。
　　《谷音》
　　《谷音》二卷，宋遗民杜本所辑，宋元间节士幽人之遗什也。《四库提要》著录，粤雅堂有刻本，盖据毛氏汲古阁本。兹编无毛跋，殆明人手钞在子晋前者，但讹误字不少。
　　此编诸诗皆气象俊伟，风遒道上，极可赏，各人小传亦大佳。
　　阮仲嘉《瀛舟笔谈》
　　《瀛舟笔谈》十二卷，仪征阮仲嘉亨所著，用以纪述其伯兄文达公元事业学术文章行谊家世交游者。文达于嘉庆四年抚浙，十二年奉代入觐，旋移督吾粤。其在浙也，于节署之后园，葺屋三楹，榜曰瀛舟，故仲嘉以名其书焉，其所记亦以文达去浙之年为断。卷一至卷三，记文达平海贼蔡牵事，卷一总叙始末，卷二卷三用日记体，颇多有益之史料。卷四卷五，记文达治浙其他政绩。卷六记文达先德及其夫人事。卷七记文达重要著作，及其与当时诸经师之交谊。卷八卷九卷十，记文达与师友倡和之诗，及当时文界杂事。
　　卷十一录文达所著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卷十二记积古斋中金石。仲嘉以文达为之兄，又师事焦理堂，故其学富于常识，亦颇有别裁，此书实一种别体之年谱。以子弟记其父兄，故纤悉周备，惜所记有年限，文达在粤之遗闻逸事，吾侪所最欲知者，不可得见也。书中记其他掌故，亦多有关系，如顾亭林尝更名圭年，谢蕴山曾辑《史籍考》，（与毕秋帆似不相谋）谈阶平曾著《畴人传》，（文达似未见其书）皆他书所未见也。甲子十二月二十七日夜，榻上浏览，翌晨记之。
　　题《洪范疏证》
　　古书中真伪及年代问题，以《尚书》为最纠纷难理。东晋晚出伪古文公案，历宋明至清中叶，始完全解决。汉代今古文之争，迄清末尚未衷一是，而西汉以来公认为最可信之二十八篇，其编制之年代，亦次第发生疑问。最初为《金縢》，次则《尧典》、《禹贡》，皆在学者分别讨论中。《洪范》问题之提出，则自刘君子植此文始。刘君推定《洪范》为战国末年作品，其最强之证据，如“皇”字之用例，如“圣肃谋哲乂”五名之袭用《诗·小旻》，如“无偏无党”数语，墨子引作周诗，如东阳耕真之叶韵，与三百篇不相应，凡此皆经科学方法研究之结果，令反驳者极难容喙。其余诸条，亦多妙解，亟宜公表之，以供学者之论难也。十六年十二月十日梁启超记。
　　跋刘子植《好大王碑考释》
　　高句骊广开士好大王纪功碑，立于晋安帝义熙十年，原文千八百字，在关内汉晋石刻中，文字多至如此者已不概见。若包含史料之丰富，则更无足与比者。晚清光宣以还，学者始稍稍重视而董理之，陆存斋、郑叔问、杨星吾、罗叔韫、刘翰怡诸君，各有校释或跋记，法人沙畹亲至碑下，实测其所在地及高宽度数等，于是此碑年代地点形制皆确定，异文之可读者亦什得八九矣。顾此碑所以为重于学术界者，在其史迹，而碑中所举山水城邑部族之名称逾百，实史迹之骨干，非考知其今所在地及其与中外史传所记述名称之异同沿革，则尚论史迹无下手处，惜前贤举未暇及此也。门人永嘉刘节字子植，承其乡先辈孙氏父子、黄氏父子之学风，善能以核持博，在清华研究院两年，所业益大进，此篇则其今夏毕业成绩，得此而好大王碑之价值增重于畴昔者乃倍蓰矣。夫治史夙以明地理为难，而地理之在藩属四裔者为尤难——旧史所载，什九非由躬历，展转传述，已多影响讹谬，加以舌人重译，音变实繁，时代嬗移，异称踵出，其同地异名、同名异地者比比皆是，未经梳理，棼如乱丝，钩甲稽乙，动辄违迕，自昔读四裔史传者，未有不以此为大苦也。子植所持术，在应用近代学者所发明之音变原则，而以极忠实之态度，准据地望，融通诸史异文，以求其是，例如挹娄之递变为沃沮、夫租、夫馀、玄蒐乃至由沃沮递变为乌稽、渥集、窝集，又别变为勿吉、靺鞨，以今日中土语读之，若甚相远，然细按声变之则，持源以治其委，则其展转异名之由来，一一可指也。子植又善能发见大共名以适用之于专别名——如奄利为大水，其异称有淹、掩■、施掩、淹滞、盬、盐难、鸭绿等，后乃成为鸭绿一大江之专名。如忽本为城邑，其异称有忽、卒本、率宾、恤品乃至纥升骨、喙评等。通此一语，则本国旧传及东史所记载涉类此诸文者皆可解也。子植所以能爬罗极复杂棼乱之地理名称，使之若网在纲者，其操术大略如此。至如今平壤之外别有古平壤，而《括地志》所称高句骊都平壤城即汉乐浪郡王险城者，并非今之平壤，如韩与实为一族，《逸周书》注之寒秽，即碑文之韩秽，如非靺鞨，东史所记汉魏晋间靺鞨强盛者，以碑文反证，皆乖事实，诸如此类，创见非一。自嘉定钱氏、青浦王氏盛倡以碑补史，以碑正史之论，学者颇矻矻致力，然内地诸碑志，其碑主什九非历史上重要人物，其文虽偶有可补史阙，或是正史之讹误者，率皆末节，不足为轻重于学术界。
　　晚近四裔碑版颇出，若吐蕃会盟，若阙特勤，及此好大王者，皆以一石为一种族兴替唯一之史料，而治之较难，从事者卒少。子植之于此碑，虽未敢谓已尽发其秘，然循此涂以迈进，则金石证史之理想，庶着着可以实现矣。余既未专治此碑，于东史常识且极贫乏，愧不能有以补子植所未及，或匡其舛讹。喜此篇之成，能为金石学界开一新路，故略述其用力及得力处跋之如右。
　　戊辰孟秋新会梁启超。
　　跋程正伯《书舟词》
　　程垓正伯《书舟词》一卷，《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毛氏汲古阁有刻本，《四库全书》采之。杨升庵《词品》云：“程正伯，东坡中表之戚，故盛以词名，独尤尚书以为正伯之文过于词。”毛子晋跋所刻《书舟词》亦云：“正伯与子瞻，中表兄弟也，故集中多混苏作。”清代官书皆沿此说，故《历代诗馀》附录词话及词人姓氏，皆置诸北宋苏门四学士之间。《四库提要》以列《山谷词》后，《小山词》前，然《直斋书录》所序次，则后于稼轩，而先于白石，不以厕北宋作者之林也。朱氏《词综》同。余读正伯词，爱其俊宕，其中确有学苏而神似者。然通观全集，终觉不似北宋人语。又怪正伯既东坡戚畹，集中词逾百首，何以无一与元祐诸贤唱和之作，诸贤诗文词集亦无一及之？又王灼《碧鸡漫志》于北宋词人评骘殆遍，尤推重苏门诸子，何以亦无一语及正伯？又集中词题屡称临安，不称杭州，则诸词作于南宋无疑。
　　纵谓东坡中表幼弟可以南渡后尚生存，亦太牵强矣。记王文诰《苏诗总案》，于东坡母党诸程考证綦详，检之确无名垓字正伯者，于是益大疑。及细读本集卷首所载绍熙甲寅王称序云：“程正伯以诗词名，乡之人所知也，独尚书尤公以为不然，曰正伯之文过于诗词，今乡人有欲刻正伯歌词，求余书其首，余以此告之，且为言正伯方为当涂诸公以制举论荐，使正伯惟以词名世，岂不小哉……”玩其语气，是王称作序时正伯尚存，且甫被论荐，则正伯乃绍熙间人，上距东坡百余年矣。嗣偶翻《渭南文集》卷三十一见有《跋程正伯所藏山谷帖》一条，文云：“此卷不应携在长安逆旅中，亦非贵人席帽金络马传呼入省时所观，程子他日幅巾筇杖渡青衣江，相羊唤鱼潭瑞草桥清泉翠樾之间，与山中人共小巢龙鹤菜饭，扫石置风炉煮蒙顶紫茁，然后出此卷共读乃称耳。”案文，明是正伯携卷在临安逆旅中请题者，则正伯与尤延之、陆放翁同时，其决非东坡中表，益信而有征矣。词人姓氏及提要皆谓正伯眉山人，今考集中有“不知家在锦江头”，“且是芙蓉城下水，还送归舟”等语，则为蜀人无疑，是否眉山，尚待考也。杨升庵喜造故实以炫博，偶见正伯与坡公母党同姓，遂信口指为中表，其述尤尚书语亦不过袭王序耳。后人以其以蜀人谈蜀事，遂不复置疑，不知为所欺也。子晋跋谓“其词多混苏作，今悉删正”。今据钞本吴文恪百家词校之，阕数悉同毛刻，所谓删正者又不知何指也？正伯不失为宋词一名家，其年代若错误，则尚论南北宋词风者滋迷惑，故不辞详辨之如右。
　　跋四卷本《稼轩词》
　　《文献通考》著录《稼轩词》四卷，《宋史·艺文志》同。而引《直斋书录解题》注其下云：“信州本十二卷，视长沙本为多。”或误以为此四卷者即长沙本，实则直斋所著录乃长沙本，只一卷耳，十二卷之信州本，宋刻无传。黄荛夫旧藏之元大德间广信书院本，今归聊城杨氏，而王半塘四印斋据以翻雕者，即彼本也。可见《稼轩词》在宋有三刻，一为长沙一卷本，二为信州十二卷本，三即四卷本。明清以来，传世者惟信州本，毛刻六十一家词亦四卷，实乃割裂信州本以求合《通考》之卷数，毛氏常态如此，不足深怪。而使读者或疑毛王二刻不同源，而毛刻即《通考》与《宋志》之旧，则大不可也。近武进陶氏景印宋元本词集，中有《稼轩词》甲乙丙三集，其编次与毛王本全别，文字亦多异同。余读之颇感兴趣。顾颇怪其何以卷数畸零，与前籍所著录者悉无合也。嗣从直隶图书馆假得明吴文恪讷所辑《唐宋名贤百家词》，其《稼轩集》正采此本，而丁集赫然在焉，乃拍案叫绝，知马贵与所见四卷本固未绝于人间也。甲集卷首有淳熙戊申正月元日门人范开序，称：“开久从公游，暇日裒集冥搜，才逾百首，皆亲得于公者，以近时流布于海内者率多赝本，吾为此惧，故不敢独閟，将以祛传者之惑焉。”范开贯历无考，然信州本有赠送酬和范先之词十首，而此本几先之皆作廓之，盖一人而有两字。开与先与廓义皆相属，疑即是人，诚从公游最久矣。戊申为淳熙十五年，稼轩四十九岁，知甲集所载皆四十八岁以前作，稼轩年寿虽难确考，但六十八岁尚存，则集中有明证，乙丙丁三集所收，则戊申后十余年间作也。其是否并出范开裒录抑他人续辑，下文当更论之。此本最大特色，在含有编年意味，盖信州本以同调名之调汇录一处，长调在先，短调在后，少作晚作，无从甄辨，此本阅数年编集一次，虽每首作年难一一确指，然某集所收为某时期作品，可略推见。考稼轩以二十九岁通判建康府，三十一岁知滁州，三十五岁提点江西刑狱，三十七岁知江陵府，三十八岁移帅隆兴（江西）仅三月被召内用，旋出为湖北转运副使，四十岁移湖南，寻知潭州兼湖南安抚，四十二三岁之间转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五十间（？）以言者落职，久之主管冲佑观，五十二岁起福建提点刑狱，旋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五十四被召还行在，五十六岁落职家居，五十九岁复职奉祠，六十一二岁间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六十五岁知镇江府，明年乞祠归，六十七岁差知绍兴府又转江陵府，皆辞免，未几遂卒，其生平仕历大略如此。以上所考据本传，参以本集题注等，虽未敢谓十分正确，大致当不谬。此本甲集编成在戊申元旦，明见范序，其所收诸词，皆四十八岁前官建康、滁州、湖北、湖南、江西所作，既极分明，乙集于宦闽时之词一首未见收录，可推定其编辑年当在绍熙二年辛亥以前，所收词以戊申、已酉、庚戌等年为大宗，亦间补收丁未以前之作。丙集自宦闽词起收，其最末一首为辛酉生日，盖壬子至辛酉十年间五十三岁至六十二岁之作，中间强半为落职家居时也。丁集所收词，时代颇广漠难辨，似是杂补前三集之所遗，惟有一点极当注意者，稼轩晚年帅越帅镇江时诸名作如《登会稽蓬莱阁》、《京口北固亭怀古》诸篇皆未收录，《北固亭怀古》词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稼轩于绍兴三十二年，以忠义军掌书记奉表归朝，以嘉泰四年知镇江府，相距恰四十三年。作此词时年六十六，几最晚作矣。此决非弃而不取，实缘编集时尚未有此诸词耳。
　　然则丁集之编，当与丙集略同时，其年虽不能确指，要之四集皆在稼轩生存时已编成，则可断言也。若欲为《稼轩词》编年，凭借兹本，按历年游宦诸地之次第，旁考其来往人物，盖可什得五六。就中江西一事，稼轩家在广信，而数度宦隆兴（南昌），故在江西所作词及赠答江西人之词集中最多，其时代亦最难梳理，略依此本甲乙丙三集所先后收录，画分为数期，而推考其为某期所作，虽未能尽正确，抑亦不远也。惟四集中丙丁集所甄采，似不如甲乙集之精严，其字句间与信州本有异同者，甲乙集多佳胜，丙丁集时或劣误，似非同出一手编辑，若吾所忖度范廓之即范开之说果不谬，则似甲乙集皆范辑，丙丁集则非范辑。盖辛范分携，在绍熙元二年间，廓之赴行在，稼轩起为闽宪，故丙集中即无复与廓之往还之作，廓之既不侍左右，自无从检集箧稿，他人因其旧名而续之，未可知也。信州本共得词五百七十二首，此本四集合计除其复重，共得四百二十七首，但其中却有二十首为信州本所无者。
　　内四首辛敬甫补遗本有之。丙集有《六州歌头》一首，丁集有《西江月》一首，皆谀颂韩平原作。《西江月》之非辛词，《吴礼部诗话》引谢叠山文已明辨之；《六州歌头》当亦是嫁名。本传称：“朱熹殁，伪学禁方严，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弃疾为文往哭之。”时稼轩之年亦已六十一矣，其于韩不惮批其逆鳞如此。以生平澹荣利尚气节之人，当垂暮之年，而谓肯作此无聊之媚灶耶？范序谓惧流布者多赝本，此适足证丙丁集之未经范手厘订尔。戊辰中元，新会梁启超。
　　吴梦窗年齿与姜石帚
　　亡友王静安尝疑《梦窗词》中之姜石帚非姜白石。叩之，亦未能尽其说也。今以《草窗词》证之，知梦窗年代不能上及白石。仪征刘伯山毓崧叙《杜刻草窗词》，考证草窗年代经历极精核，据称草窗与梦窗唱酬，始于景定癸亥春暮，草窗年甫三十有二，梦窗之齿，应长于草窗五十馀岁，时已八十上下。其所以作此推断者，缘《梦窗集》中《惜红衣》调下题注有“余从姜石帚游苕霅间三十五年矣”一语。若石帚即白石，则梦窗从游时虽年仅弱冠，其交草窗时则已八十也，刘氏以谓昔人忘年下交，至可敬佩。考《草窗集》中关涉梦窗之词凡三首：一《玲珑四犯》，二《拜星月慢》，三《玉漏迟》。
　　《玲珑四犯》题为“戏调梦窗”，中有“年少恐负韶华，尽占断艳歌芳酒”，“还约在刘郎归后，凭问柳陌旧莺，人比似垂杨谁瘦？”等语，纵使梦窗忘年，草窗对于先辈，终不能如此谑浪，且此等语以调八十老翁，宁复情理耶？
　　《玉漏迟》题为“题吴梦窗花腴词集”，词云：“老来欢意少。锦鲸仙去紫霞声沓。怕展金奁，依旧故人怀抱。犹想乌丝醉墨，惊俊语香红围绕。闲自笑，与君共是，承平年少。”此是梦窗死后追述旧欢之作。依刘氏所证算，则草窗壮年，梦窗行将就木，安得云共是年少耶？然则二窗年辈，决非甚相悬绝如刘氏所云矣。刘氏因《梦窗集》中与石帚往还诸作，既以证梦窗之忘年下交草窗，又以证白石之忘年下交梦窗。案《白石歌曲》考其踪迹，其寓居苕霅，乃在淳熙丁未至绍熙壬子四五年间，下距景定癸亥七十余年，假定梦窗弱冠时从白石游苕霅，则其交草窗时，已非年逾九十不可，此必无之理也。然则欲考梦窗年齿，必须将其与白石之关系葛藤先行剪断，但石帚之为何如人，则只得付诸阙如矣。
　　伯山又推论石帚实白石年齿，谓：“其早年隐居箬坑之丁山，屡经奏荐，因秦桧当国不起。”此说不知何本？记在宋人说部中，曾见。决非伯山臆造，则可断言耳。考白石二十世孙虬绿撰《九真姜氏世系表略》临桂况氏蕙风簃传钞乾隆写本《姜氏家藏白石道人集》附录，见《香东漫笔》卷一。称白石曾祖俊民为绍兴八年进士，父噩为绍兴三十年进士，知汉阳县。秦桧死于绍兴二十五年，其当国时，与白石曾祖、祖父年代略相值，而其父尚未通籍，白石昔游诗序称“早岁孤贫”，其父卒于何年虽无从考，然《探春词慢》自序云，“予自孩幼从先人宦于古沔”，则其父出宰汉阳时白石尚孩可知，安得在秦桧当国中屡荐不起耶？使《梦窗集》中之姜石帚而在秦桧时为已享高名之微士，其人益非寿逾百龄不可矣。伯山又假定姜吴同游苕霅在嘉泰癸亥前后，而梦窗时甫弱冠，则年岁勉可相及。然白石自绍熙癸丑以后，客越客杭，自此终其身踪迹未再到苕霅，此按诸其诗词集显然可稽者，伯山改迟十年，于事实决无合也。然则白石、石帚非一人，当为信谳矣。乾隆写本《白石集》有洪武十四年八世孙福四志略称：“是编白石暮年自删定，录写两本，一付儿子，一诒犹子通，世世宝之。”《世系表》记夔子名琼，官太庙斋郎，琼能宝先人手泽且教率子孙世世勿替，必非俗子，梦窗所交石帚，得毋即其人而增减乃父之号以自号耶？姑书以备再考。
　　记《兰畹集》
　　读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卷三第十叶《千秋岁》调下注云：“《兰畹》
　　作张子野词。”第十八叶《水调歌头》调下注云：“此词载《兰畹集》第五卷。”欧公《乐府》刻成于庆元二年，知《兰畹》必在其前，惟未审为何时代何人所编。继读南唐二主词《捣练子》令调下注云“出兰畹曲令”，当即《兰畹集》。二主词，王静安已考定为绍兴末年辑本，则《兰畹》又当在其前矣。继又读《碧鸡漫志》卷二，云：“《兰畹曲会》，孔宁极先生之子方平所集。”孔自号滍皋渔父，与侄处度齐名，李方叔诗酒侣也，知其书本名曲会，会即集也，后人用通俗之称改作集，又省去曲字耳。王静安谓二主词注作曲令义较曲会为长，非也。曲即令复举不词，北宋无词名，凡词皆称曲子，或省称曲，曲会犹言词集耳。编者孔方平与李方叔为友，盖元祐间人，此书之成，或当先于《尊前集》，与杨元素之《时贤本事曲子集》时代略同，杨集专收北宋“时贤”，此集盖兼及唐五代，不限年代之词家总集，当以此为首矣。《花间集》亦断代。据欧集注则至少有五卷，卷帙不为不富，庆元时尚存，而此后藏家无复著录，盖佚于宋元之际矣。
　　方平盖孔氏之字，其名无考，王颐堂颇称道其词，以与晁次膺、万俟雅言并论列，今传世者惟黄载万《梅苑》中选存一首耳。颐堂又谓其自作之词隐名为鲁逸仲，《词综》有鲁逸仲词一首，然则亦方平作矣。
　　《历代诗馀》附录词话引玉茗堂选《花间集序》有“逮及《花间》、《兰畹》，香蔹金荃，作者日盛”语，则汤若士知有此书，是否明末犹存，不可知矣。
　　记《时贤本事曲子集》
　　读《欧阳文忠公集》卷一百三十二近体乐府二第二十四叶《渔家傲》调下小注引有《京本时贤本事曲子后集》一则，初不知何时何人所著，继读吴文恪《唐宋名贤百家词》之《东坡词》，其调名下小注引杨元素《本事曲集》者两条，《满庭芳》“三十三年漂流江海”篇，《满江红》“忧喜相寻风雨过”篇。引《本事集》者两条，《虞美人·买田阳羡》篇，《减字木兰花·双龙对起》篇。凡遗文五条，体裁相同，皆纪北宋中叶词林掌故。又读绍兴间辑本《南唐二主词》蝶恋花调下注云“本事曲以为山东李冠作”。李冠亦北宋中叶之“时贤”也，因此可推定以上所引同一书，其全名为《时贤本事曲子集》，且有前后集，省名则称《本事曲集》，再省则称《本事集》或《本事曲》，著者则杨元素也。欧集所引冠以京本二字，则当时有刻本且不止一本可知。遍考南宋簿录诸书，自《绍兴阙书目》下逮晁《志》、陈《录》、马《考》以至《宋史·艺文志》皆不著录，惟尤延之《遂初堂书目》载有杨元素《本事曲》，当为本书省名。此后公私藏目皆不复见，知此书南宋尚有传本，入元则全佚矣。考东坡词集中与杨元素赠答唱和之词，多至十三首，交情之亲厚可知。元素名绘，绵竹人，《宋史》有传。神宗时，以侍读学士出知毫州，历应天、杭州。据王文诰《苏诗总案》知其守杭在熙宁五年甲寅七月，时东坡方以同乡为杭倅，故过从尤契密也。本传称有集八十卷，不言有《本事曲子集》，或附全集中耶？今两集俱佚，不可考矣。张子野词《劝金船》调下题云：“流杯堂唱和，翰林主人元素自撰腔。”东坡词亦有《泛金船》一阕，题云“流杯亭和杨元素”，则元素固自能词，且晓畅音律，今张苏词具在，而元素原唱，并不能托严诗编杜集之例，以传于后，甚可慨也。
　　《本事曲子》既有前后集，想卷帙非少，据所存佚文，知其每条于本事之下，具录原曲全文，是实最古之宋词总集，远在端伯花庵草窗诸选本以前，且覙述掌故，亦可称为最古之词话，尤可宝贵，今诸选幸传，而此书乃并书名及撰人名皆在若存若亡之数。东坡词注所引，惟吴本有之，今所存汲古阁本，及四印斋翻元延祐本皆已删去，朱疆村辑《编年东坡乐府》亦未见吴本。吴本旧钞孤行，不绝如缕，非得此与欧集注及遂初目合参，几不复知世间曾有此名著矣。今故亟录佚文五则于左，他日若见他书更有征引，当续录焉。
　　《时贤本事曲子集》佚文
　　欧阳文忠公，文章之宗师也。其于小词，尤脍炙人口。有十二月词寄《渔家傲》调中，本集亦未尝载，今列之于此。前已有十二篇《鼓子词》，此未知果公作否？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渔家傲》“正月新阳生翠琯”篇。
　　子瞻始与刘仲达往来于眉山，后相逢于泗上，久留郡中，游南山话旧而作。东坡词《满庭芳》“三十三年漂流江海”篇。
　　董义夫名钺，自梓漕得罪归鄱阳，遇东坡于齐安，怪其丰暇自得，曰吾再娶柳氏三日而去官，吾固不戚戚，而忧柳氏不能忘怀于进退也，已而欣然同忧患，如处富贵，吾是以益安焉。
　　乃令家僮歌其所作《满江红》，东坡嗟叹之，次其韵。东坡词《满江红》“忧喜相寻风雨过”篇。
　　陈述古守杭，已及瓜代未交前数月，宴僚佐于有美堂，因请二车苏子瞻赋词，子瞻即席而就，寄《摊破虞美人》。东坡词《虞美人》“买田阳羡”篇。
　　钱塘西湖有诗僧清顺居其上，自名藏春坞，门前有二古松各在凌霄花下。子瞻为郡，一日屏骑从过之，松风骚然，顺指落花觅句，子瞻为赋此词。东坡词《减字木兰花》“双龙对起”篇。
　　案《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一“西湖处士”目下云：“按杨元素《本事曲》有《点绛唇》一阕，乃和靖草词。”又后集卷三十九“长短句”目下引《本事曲》云：“南唐李国主尝责其臣曰：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盖赵公所撰《谒金门》辞有此一句，最警策。其臣即对曰：未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云云。
　　此亦杨氏《本事曲》佚文，梁先生文中未引，兹附见于此。戊辰仲冬赵万里记。
　　《静春词》跋
　　《静春词》一卷，宋遗民袁易通甫撰。《知不足斋丛书》有《静春堂诗集》四卷，盖本八卷而佚其半。其词集，则《词综》御选《历代诗馀》附录之词人姓氏，及钱补《元史·艺文志》皆著其目，钱《志》诸词集目，一依《历代诗馀》移录，未必皆见原书。《诗馀》又似从《词综》稗贩也。顾传本绝稀。明清以来，官私藏目，无著录者。《词综》选其词二首，《历代诗馀》因之，外此即亦不复见矣。施国祁《礼耕堂丛说》称张讱庵藏有诗集后四卷之佚目，《诗馀》目亦在焉，引以说玉田词，甚自矜诧，则原书之稀见可想。此本凡词三十四首，钞自明吴文恪《唐宋百家词》。《百家词》无刻本者三种，此本并绝于著录，尤珍异矣。通甫，吴人，生宋景定三年，卒元大德十年，年仅四十五。黄溍为作墓志铭，龚■、陆文圭、杨载、虞集等皆为其诗作序。其于晚宋词人，与张玉田交最契，集中与玉田往还之词二首，《山中白云词》与通甫往还者亦三首，词品清空绵眇，亦玉田之亚也。从子廷灿，既手录斯本，乃命并录张词、黄志、陆序附于后，俾知人论世者有所资焉。戊辰初秋，新会梁启超。
　　岁晚读书录
　　苏彝士运河故道
　　同治八年，法人李涉之开苏彝士运河，全世界共诧为不朽之盛业，不知此乃古人之陈迹也。埃及第十九朝第二代之王曰西德者，谋开一运河，以沟通于尼罗河与红海之间，未成而殂。其子拉密士继之，遂卒其业。洎第二十六朝第二代之王匿克时，故道已湮，匿克踵而修之，广深皆过于昔，凡役工徒十二万人，欲使当时之三樯战舰，可以通航，偶因战乱，遂尔中止。后七十余年，波斯王大流士修之，工遂竣。时希腊史家海罗多德目击之，据其所记，则彼运河所在，距今之苏彝士一英里有半，西北行以沟接于尼罗东部之支流，全径九十二英里，其成于人力者六十四英里云。厥后为土砂所淤，至西历纪元后二百年，罗马皇帝沙里查再兴之，亦不久而淤。纪元后六百余年，亚刺伯人征服埃及，其酋阿蛮再兴之，百余年而淤，遂不复开，以迄于李涉。
　　由此言之，今世欧人所诧为掀天震地之伟烈者，数千年前之先民已行之，且不止一再焉，古今人何遽不相及耶？但其地承非洲沙漠之尾闾，淤塞最易，此前代之伟迹，所以不能永其传于后也。即今之苏彝士，亦常以此为患，则李涉之名，能与此河共不朽与否，正未可知耳。今世机器之用大进，人力可以胜天，然则李涉其或遂不朽也。
　　民兵与佣兵之得失
　　兵制之于人国，亦重矣哉。其兵为义务而战者，兵愈多则愈强，其兵为报酬而战者，兵愈多则愈弱，此可于吾中国唐府兵与彍骑征之，可于近世英德两国陆军之比较征之，可于古代罗马与加达治之胜败征之。而先例之最古而最显著者，尤莫如埃及。埃及自攘斥牧王，光复旧物以后，四征八讨，不戢其武，而服兵役者皆国中望族。当是时，盖常有胜兵五十万，遂孕出武族之一阶级，其位势优异于齐民，论者或以此为埃及固窒之一原因，斯固然也。
　　然埃及之所以伯九有，亦实在是。及第二十六朝以后，当我战国间。希腊人之侨于埃及者日众，埃王广募以为兵，本国武族，不胜愤懑，相率而去国者数万人，埃及遂自兹不复振，展转以夷于附庸。谓希腊军人之资格，不逮埃及耶，彼希人固以此时代电扫三洲，莫之能御矣。然自为战则勇，而为埃及人战则怯，岂有他哉？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此真古今得失之林也。
　　治具与治道
　　太史公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可谓至言。近世之立宪国，学者亦称之为法治国，吾国人慕其名，津津然道之，一若彼国中舍法之外，即无所以为治者。不知法乃其治具，而所以能用此具者，别有其道焉，苟无其道，则虽法如牛毛，亦不过充架之空文而已。故全世界中立宪国以数十计，而其声光烂然日进无疆者，仅数国也。道者何？曰官方，曰士习，曰民风而已。此其言虽若老生常谈，闻者鲜不以为迂，然舍此以外，则实无可以厝国于不拔之途，真欲救国者，可能无急哉！贾子亦曰：“今世以侈靡相竞，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呜呼！是不啻为今日言之矣。
　　学问与禄利之路
　　太史公作《儒林列传》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读者不得其解，谓是史公叹美当时儒学之盛，此误也。《史记》一书，凡称废书而叹者三。其一则《十二诸侯年表》，称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其二则《孟子荀卿列传》，称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并此文而三，皆以叹息于世运升降之大原也。盖古之学者，为学而学，自广厉学官之制兴，于是学者始为官而学，为官而学，学自此湮矣，故史公既历举六国及楚汉之交齐鲁儒生之抱道自重，复举叔孙通、公孙弘以后，公卿士夫之趋时承流，两两比较，而无限感慨，系于言外。班孟坚深知其意，故直揭曰：“禄利之路然，诚耻之诚伤之也。”日人后藤新平，治台有声，吾尝询以台湾教育之状。答曰：台人非欲仕进者，则不愿就学，欲教育之普及，殊非易易。吾闻其言，而欷歔不能自禁。夫台人此种思想，受诸故国者也。而全国中此等思想，则自汉开禄利之路以后，相传以迄今日，而痼疾中于膏肓者也。故科举一废，而举国几无复向学之人，学堂及外国留学生所以不绝者，恃变形之科举以维持之耳。欧美日本，几于无人不学，而应文官试验者，不及百之一，此正乃学之所以盛也。我中国若不能将学问与禄利分为二事，吾恐学之绝，可计日而待矣。
　　不悦学之弊
　　《左氏·昭十八年传》：“鲁人有见周原伯者，与之语，不说学，归以语闵子马。闵子马曰：周其乱乎。夫必多有是说，而后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无学，无学不害，不害而不学，则苟而可，于是乎下陵上替，能无乱乎？”呜呼！何其言之壹似为今日言之也。我国数千年来不悦学之风，殆未有甚于今日者。六经束阁，《论语》当薪，循此更阅十年，则千圣百王之学，精华糟粕，举扫地以尽矣。或曰：今者新学方兴，则旧学之销沉，亦非得已，日本明治初年，其前事也。虽然，日本前此之骛新学，则真能悦之而以所学名其家与传其人者辈出焉。日本之有今日，盖学者之功最高，我则何有？治新学者，以之为应举之敲门砖而已。门辟而砖旋弃，其用恰与前此之帖括无以异。夫前此学子虽罔不困于帖括，而帖括以外，必尚有其所学者，其所学之致用与否勿具论，要之，舍肉欲外，更有此以供精神上之愉快，于以维系士夫之人格，毋使堕落太甚，而国家元气，无形中往往受其赐。今也，旧学则视为无用而唾弃之矣，至其所谓有用之新学，其价值乃仅得比于帖括，吾国需此变形之帖括，何为也哉。《孟子》曰：“上无礼，下无学，丧无日矣。”是岂可不为寒心也。
　　警偷
　　《左氏·文十七年传》：“襄仲如齐……复曰：臣闻齐人将食鲁之麦，以臣观之，将不能，齐君之语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明年，“齐人杀其君商人”。《昭元年传》：“天王使刘定公劳赵孟于颍……刘子曰，子盍远绩禹功，而大庇民？对曰：老夫罪戾是惧，焉能恤远？吾侪偷食，朝不谋夕，何其长也。刘子归，以语王曰，赵孟将死矣，为晋正卿以主诸侯，而侪于隶人，朝不谋夕，弃神人矣。”是年冬，赵孟卒。夫于言语之间，而以悬断人寿命短长之数，其理若甚幽眇不可凭，实乃不然。人之所以托命于天地者，则精神为之君。偷也者，苟且图安于旦夕，而不恤其后者也。后之不恤，其精神哀哉耗矣。精神耗而营魄能存，未之闻也，此心理与生理相属之至道也。岂惟个人心理有之，即社会心理亦然。举国人而有偷食朝不谋夕之心，国未有不亡者也。故吴季札听郑乐而卜其先亡，锡西罗于西罗马之末叶，而决其不可救，亦于其人民之心理察之而已，故孔子以民不偷为贵。今吾国内治之艰巨，外侮之凭陵，壹不足惧，而惟君民上下之习于偷为足惧。
　　苟不思警，其何以十稔。
　　雪浪和尚语录二则
　　梅长公问和尚，如此世界坏极，人心坏极，佛菩萨以何慈悲方便救济，请明白提出，勿以机锋见示。和尚以手作圆相曰：国初之时，如一锭大元宝相似。长公疾呼曰：开口便妙了，速道速道。和尚曰：这一锭银，十成足色，斩碎来用，却块块是精的，人见其太好，乃过一炉火，搀一分铜，是九成了，九成银也还好用，再过第二手，又搀一分，是八成了，八成后搀到第三第四乃至第七八手，到如今只见得是精铜无银气矣。长公曰：然则如何处置？和尚曰：如此则天厌之，人亦厌之，必须一并付与大炉火烹炼一番，铜铅铁锡销尽了，然后还他十分本色也。长公曰：如此则造物亦须下毒手也。和尚曰：不下毒手，则天地不仁，造化无功，而天地之心，亦几乎息矣。
　　和尚尝示诸门弟子曰：天地古今，无空阙之人，无空阙之事，无空阙之理，自古圣人，不违心而择时，舍事而求理，以天下之事是吾本分之事，以古今之事是吾当然之事，所以处治处乱处吉处凶，皆是心王游行大中至正之道，今人动以生不逢时、权不在我为恨，试问你，天当生个甚么时候处你才好，天当付个甚么权与你才好，我道恨时恨权之人，皆是不知自心之人，故有悖天自负之恨，又安知死死生生升升沉沉，皆是自己业力哉？你不知自心业力强弱，不看自己种性福德智慧才力学行造诣机缘还得中正也无，却乃恨世恨时恨人恨事，且道天生你在世间，所作何事，分明分付许多好题目与你做，你没本事，自不能做，如世间庸医，不恨自己学医不精，却恨世人生得病不好，天当生个甚么好病，独留与你医，成你之功，佛祖圣贤，将许多好脉诀好药性好良方好制法留下与你，你自心粗，不能审病诊脉量药裁方，却怪病不好治，岂神圣工巧之医哉。你不能医，则当反诸己，精读此书深造此道，则自然神化也。果能以诚仁信义，勉强力行向上，未有不造到圣贤佛祖地位，向下未有不造到英雄豪杰地位。今人果知此义，则自不敢恨生不逢时、权不在我，自为暴弃之人也。
　　沧江主人曰：和尚可谓狮子吼也已。其所谓大炉火烹炼一番者，即陆象山所谓激厉奋迅，抉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吾辈心境陷溺既久者，非用此一番工夫，则无以自进于高明，而欲救举世人心之陷溺，舍此亦更无其道。但当用何种手段以行烹炼，则吾至今犹未能得其法耳。其箴流俗恨时恨权之蔽，真乃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今国中顽钝无耻之小人不足责，其号称爱国之士君子，殆莫不以生不逢时、权不在我二语自饰，遂相率委国事于不问。吾以为疾风知劲草，盘错别利器，时势愈艰，则英杰愈当思所以自效，吾侪生此时，天之所以厚我者至矣。若权之云者，则岂必其尸君相之位乃始有之，一介之士，皆可有焉，特其种类及其作用，有不同耳。谓时势地位可以困人，无有是处，其见困者，皆自暴自弃之结果耳。万险万难，皆可拯拔，惟举国人皆自暴自弃，则真无可言者。何也？以其既造此恶业力，则所受之报，未有不与之相应也。难者曰：今既举国人相率以造此恶业力，欲以一二人与之抗，无异捧土以塞孟津，亦何能为？然则谓时势不能困人之说非也。应之曰：佛法最明熏习之义，恶根固能熏善根以随染，善根亦能熏恶根以向净，而凡所熏者，以一部分成为个人所得之业，以一部分成为社会所得之业，而应报之迟速大小，则视其熏力之强弱何如，孰谓一二人不足以易天下也。彼圣贤佛祖，岂并时而斗量车载者哉！就令未能立挽狂流，亦当期效于方来，盖社会之生命赓续而无极者也。自古虽极泯棼之世，未尝无一二仁人君子，自拔流俗，而以其所学风天下，而乾坤之所以不息，吾侪之所以不尽为禽兽，皆赖此一二仁人君子心力之赐也。即国家之事，一切不许我自效，若乃自效于此，则谁能禁之！夫苟能自效于此，则所效者已大矣。是故人生在世，终无可以自暴自弃之时。而凡持厌世主义者，皆社会之罪人，天地之罪人也。
　　雪浪和尚者，明季大德，与憨山大师同称法门龙象者也。
　　使法必行之法
　　《商君书·画策篇》云：“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无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呜呼！何其一似为今日言之也。数年来新颁之法令，亦既如牛毛矣。其法之良否勿论，要之诸法皆有，惟使法必行之法则无之，夫法而可以不必行，是亦等于无法而已。是法治之根本已拨，而枝叶更安丽也。中国而长此不变，则法愈多愈速其乱而已。然则使法必行之法维何，则君民共守之宪法是已，而举其实必赖国会。
　　然则专制国遂绝无使法必行之法乎？曰：亦有之。上戴英断之君主，而佐以公忠明察之宰相，则法亦可以使必行，君相苟非其人，而复无国会，则凡百之法，皆益乱者也。
　　治治非治乱
　　《荀子》曰：“君子治治，非治乱也……然则国乱将不治欤？曰：国乱而治之者，非案乱而治之之谓也，去乱而被之以治，人污而修之者，非案污而修之之谓也，去污而易之以修，故去乱而非治乱也，去污而非修污也。”
　　《不苟篇》呜呼！治道尽于是矣。今中国之言治者，皆案乱而治之者也，数百年来之积弊，皆珍惜保袭之，不肯损其毫末，而日日施行新政不暇给，此犹治病者，未能祛寒热邪感，而贸贸然进以参苓，其死于参苓必矣。董子曰：“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此去乱而被之以治之说也。
　　君主无责任之学说
　　君主无责任，为近世立宪政体之一大义。而我国，周秦诸子实已发明之。
　　《慎子》云：“君臣之道，臣有事而君无事也，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君无与焉，仰成而已，事无不治，治之正道然也，人君自任而务先下，则是代下负任蒙劳也，臣反逸矣。故曰，君人者好为善以先下，则下不敢与君争善以先君矣，皆称所知以自掩覆，有过则臣反责君，逆乱之道也，君之智未必最贤于众也，以未最贤而欲善尽被下，则下不赡矣。苟君之智最贤以一君而尽赡下则劳，劳则有倦，倦则衰，衰则复返于人，不赡之道也，是故人君自任而躬事，则臣不事事也，是君臣易位也，谓之倒逆，倒逆则乱矣。”《民杂篇》《尸子》曰：“夫使众者，诏作则迟，分地则速，是何也，无所逃其罪也，言亦有地，不可不分也，君臣同地，则臣有所逃其罪矣。”
　　《发蒙篇》《管子》亦云：“心不为五窍，五窍治；君子不为五官，五官治。”
　　《九守篇》又云：“以上及下事谓之矫。”又云：“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则有司不任。”俱《君臣篇》今日中国之患，全在有司不任而有所逃其罪，非直逃其罪，乃反责过于君，而其所以致此者，则以君臣同地，而君代下负任蒙劳故也。三子之言，于君主所以必须无责任之故，发挥无余蕴矣。
　　所令与所好
　　《大学》曰：“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弗从。”可谓至言。今之政府，皆所令反其所好者也。盖今所谓立宪，所谓行政改革，乃至所谓一切新政，类无一非政府官吏所深恶痛绝，而顾乃以此令于僚属，以此令于人民，受令者早有以窥其隐矣。故从令者不得赏，不从令者不得罚，不宁惟是，不从令者反得赏，从令者反得罚，往往而见也，以此而欲天下之从之，安可得耶？夫尧舜率天下以仁，固善矣；即桀纣率天下以暴，然犹悬一宗旨以为率，而欲纠正之者犹有其的，反动力之起，犹有因缘也。若所令反其所好，则欲献可而所可者不待人献，欲替否而所否者不胜其替，则末如之何也已矣。鲁子家子曰：呜呼！吾其为无望也夫。
　　好修
　　《楚辞》曰：“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吾比年来所见人士，夙相期许者，往往不及数稔，便尔堕落。
　　其堕落之形态，亦有两途：宦达于时，沉溺于声色货利，以此为天下之至乐，而弃所学所志若敝屣者，一也。潦倒不得志，则嗒然自丧，奄奄无复生人气，若已僵之蚕，旦夕待死者，二也。推原其故岂由性恶，亦曰所以自养者无其具耳。凡人于肉体之外，必更求精神上之愉快，乃可以为养，此即屈子好修之说也。好修之道有二：一曰修德，二曰修学。修德者，从宗教道德上，确有所体验，而自得之于己，则浩然之气，终身不衰，自能不淫于富贵，不移于贫贱，此最上也。但非大豪杰之士，未易臻此造诣，则亦当修学以求自养，无论为旧学为新学，苟吾能入其中而稍有所以自得，则自然相引于弥长，而吾身心别有一系著之处，立于扰扰尘劳之表，则外境界不能以相夺，即稍夺矣，亦不至如空壁逐利者，尽为敌据其本营而进退无据也。其道何由？亦曰好修而已矣。今日中国人心风俗之败坏，实为数千年来所无。此恶浊社会，正如一大洪炉，金银铜铁砾石，入者无不融化，又如急湍旋涡，入者无不陷溺，吾于芳草之变萧艾者，惟有怜之耳，岂忍责之，且即吾身之能免融化、能免陷溺否，尚不敢自保，又安能责人？惟吾辈正以处此社会之故，其危险之象，不可思议，愈不得不刻刻猛省，而求所以自卫，自卫之道，舍好修无他术矣。夫吾辈一二人之融化陷溺，似不足深惜，而不知国家之命，实托于吾辈少数人之手，溺一个，则国家之元气斫丧一分，而此所斫丧者，皆其不可复者也。嗟嗟吾党，如之何勿惧！屈子又曰：“固时俗之从流兮，又孰能无变化。”又曰：“人生各有所乐兮，吾独好修以为常。”
　　怨天者无志
　　《荀子·荣辱篇》云：“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穷，怨天者无志。失之己，反之人，岂不迂乎哉。”呜呼！君子读此，可以审所自处矣。人之穷也，国之悴也，未有不由自己业力所得者也，欲挽救之，惟努力以造善业耳。荀子于怨天者，不责以他，而直谓之无志，可谓鞭辟近里矣。
　　或曰：既云知命者不怨天，又云怨天者无志，夫命固一定而不易者也，虽有志其奈之何，此二义得无矛盾？应之曰：不然，天亦何能尽人而一一为之定命。命也者，各人以前此业力所自造成者也，既已造成，则应业受报，丝毫无所逃避，无所假借。谓之有定，斯诚然矣，谓之不易，则不可也。何也？
　　造之惟我，易之亦惟我也。故《孟子》亦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明乎立命之义，则荀子之所谓志者可识矣。
　　欲恶取舍
　　《荀子·不苟篇》云：“欲恶取舍之权，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熟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是，则常不失陷矣。”今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惟见可欲可利，而不知其后有可恶可害者存，是得为智者矣乎。
　　◇时务之属
　　《经世文新编》序
　　《易》曰：“日新之谓盛德。”《书》曰：“人惟求旧，器惟求新。”
　　又曰：“作新民。”《中庸》曰：“温故而知新。”新旧者固古今盛衰兴灭之大原哉。故衣服不新则垢，器械不新则窳，车服不新则敝，饮食不新则馁败伤生，血气不新则槁暴立死。天之斡旋也，地之运转也，人之吸呼也，皆取其新而弃其旧也，新相知之乐也，新婚姻之佳儿妇也，新沐浴之舒身体也，及夫追怀故旧，则哀以悲也，人道未有不喜新而厌故者也。矧于抚有广土众民，而为天子，将以焜耀大业，平章百姓者乎？大矣哉！吾孔子之作《春秋》也，立新王之道，凡受命为新王者，布政施教于天下，必有先与民变革焉，立权度量，考文章，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异器械，殊徽号，变牺牲，其大经也，岂圣人好为更张哉，以为不如是不足以新民之耳目，而吾承天意以开新治者丕显，《易》曰：“乾元用九。”天下文明，王者作新名作新乐，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被之以新政，且日新又新，言以求进乎用九文明之治也。夫是之谓新国。《孟子》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夫圣贤之称古昔先民，过于今之所谓守旧之士也远矣。及其论治，则曰新民新国岂亦犹夫人之情欤？且夫不新之国，其君骄以偷，其臣贪以懦，其民愚以弱；其政紊，其事废，其器恶；其气则厌缄老洫；其屋室城池郭邑宫府委巷街衢园囿台沼椽采，皆湫隘嚣尘，沮洳灌莽，卑污迫逼，黄槁惊沙；游瞩其方，则蹙额疾首，不可终日矣，遑问其国之治否之何若矣。
　　求新之国，其君明以仁，其臣忠以毅，其民智以雄；其政通，其事精，其器莹；其气则华郁缤纷；其屋室城池郭邑宫府委巷街衢园囿台沼椽采，皆瑰玮丽飞，朱华高骧，平夷洞达，光焰炤烂；裴袌其乡，则心旷神怡，乐以忘返矣，遑问其国之治否之何若矣。夫能新则如此，不能新则如彼，太古之国，今无有存焉，存者亦不可以为国，开新者兴，守旧者灭，开新者强，守旧者弱，天道然也，人道然也。且夫泰西富强，甲于五洲，岂天之独眷顾一方民哉。昔尝考之，实自英人培根始也。培根创设奖赏开新之制，于是新法新理，新器新制，新学新政，日出月盛，流沫于各邦，芬芳于大地。诸国效之，舍旧图新，朝更一制，不昕夕而全国之旧法尽变矣。不旬日而全球之旧法尽变矣。无器不变，亦无智不新，至今遂成一新世界焉。泰西以培根立科为重生之日，盖重之也。中国号称文明之古国也，绵暧二千载，涉历廿四朝，政治学俗，若出一轨，负床之孙，已诵大学，而新民之道，通人魁儒，项背相望，熟视无睹，有若可删也。朱注：新者革其旧念之污。因荆公行新法而改为新念。于是二千载哲辟英相，咸以变更成法为戒，无敢言新政者，惟因循积弊，行尸走肉而已。以二万里之大，四万万之人，乃至学无新理，工无新制，商无新术，农无新具；任彼开新之夺吾利权，割吾土地，抱吾生命，而守旧之徒，且哓哓然曰“彼西法之尚新奇”，中国不当效也。岂知吾之守旧，固为先圣之所深恶痛绝哉。《易》曰：“穷则变，变则通。”昔尝窃取斯旨作《变法通议》以告天下，又欲集天下通人宏著，有当于新民之义者为一编，以冀吾天子大吏有所择焉。卒卒未暇，未之作也。吾友麦君曼宣过海上，出其《经世文新编》相示。启超已读竟，乃喟然叹曰：其庶几吾孔子新民之义哉！书
　　分通论、君德、官制、法律、学校、国用、农政、矿政、工艺、商政、币制、税则、邮运、兵政、交涉、外史、会党、民政、教宗、学术、杂纂，二十一门中，多通达时务之言，其于化陋邦而为新国，有旨哉。启超已慨拘迂之士，俾吾孔子明新之制，暗吻于天下，而致为人役。又喜麦君之书，条理精密，足以开守旧者之耳目，而使之矍然以兴也。故言为国之新旧，关于兴灭，以序其端。
　　《中国工艺商业考》提要
　　《中国工艺商业考》，日本绪方南溟撰。凡分十章：一、中国境域地理要略，二、中国政治，三、外国贸易沿革，四、外国贸易大势，五、中国与日本贸易情形，六、中国工业（上），七、中国工业（下），八、航海业，九、中国各港志（上），十、中国各港志（下），末附中国日本事物名目表。
　　南溟居中国三十余年，自中东事定，归而著此书，故叙述中国情形颇详。其中所论前明之时，上下奢华相竞，故工艺之业反盛；本朝崇尚俭德，政体虽整肃，而工艺实因以渐衰，其言具有精理，与葛履蟋蟀之经义相发明。又云：中国所兴制造之业，徒偏重于造船造兵械造火药等局，糜金甚巨，而无益民业。又言中国制绒织布缫丝炼铁等厂，皆缘官办之故，百弊滋生，即有号称半官半民者，亦皆以官法行之，其真为民业者盖寡，此中国工艺不兴之大原。
　　其言深切著明，洞中窾要。所述各港，只有上海、苏州、杭州、汉口、重庆、宜昌、沙市、九江、芜湖、镇江等处，其他尚不及，盖犹非大备之书。然每港列具情形，并考其所出手业，及各大行厂，莫不记载，其体例盖与《知新报》附印《新译东方商埠述要》相仿佛。特彼书所列较繁博，并不止中国一国耳。嗟夫！以吾国境内之情形，而吾之士大夫，竟无一书能道之，是可耻矣。吾所不能道者，而他人能道之，是可惧矣。
　　《近世中国秘史》序
　　长夏六月，赤日熛怒，炎炎俯空，自辰达酉，无寸时假借。旱云层叠，汔不成雨，郁蒸瘉增。东南作风晕，披襟欢迎，谓少苏息，乃挟炎沙，针肤熬骨，华氏气候表随风陡腾九十七八度。汗自顶放踵，流续如溜，空气压人，前后喘几不属。蚊虻蝇蚋蜞虱蜰蚤蛾蜮，作联队形，包围上下前后左右，公然对面恣搏噬，欲避不得避。逝将去汝，适太平洋海岸清旷所，赤足散发，被倭服作海水浴，心目一朗。二三素心人，剥毛豆，下麦酒，调冰凌凌然。
　　歌诗声出金石，和之，相与呼曰：此间乐！此间乐！及诵王仲宣“虽信美而非吾土”之句，又未尝不欷歔而反也。反所寓丈室，畴昔种种现象，忽复围绕，相与为缘。吁，吾又安适耶？吾又安适耶？发箧陈海外史乘，孤灯彻夜读。忽歌忽泣，继以起舞，倚枕卧，则梦栩栩然，与彼中伟大人物游。蘧然觉，嗒然曰：是又昨日太平洋岸海水浴之类也。寓邻邦人所设学校，校有图书室，室有图文旧籍杂史别史类百种余，旦夕依架下浏览者半月而强，心目所接者，与其时节及其境界，吁一致已。呜呼！茹荼飧蘖，谁则云乐；憎药讳痼，饮戚滋多。仆本恨人，愿抹几行眼泪，语侬家伤心事，与父兄子弟共其苦辛，不愿掉铜琵绰铁板，过屠门而嚼也。乃最录八篇，无以名之，名之曰《近世中国秘史》，布之云尔。甲辰六月晦扪虱谈虎客自序于日本横滨之扪虱谈虎处。
　　《仁学》序
　　呜呼！此中国为国流血第一烈士亡友浏阳谭君之遗著也。烈士之烈，人人知之；烈士之学，则罕有知之者，亦有自谓知之，而其实未能知者。余之识烈士，虽仅三年，然此三年之中，学问言论行事，无所不与共。其于学也，无所不言，无所不契，每共居则促膝对坐一榻中，往复上下，穷天人之奥，或彻数日夜废寝食，论不休，每十日不相见，则论事论学之书盈一箧。呜呼！
　　烈士之可以千古，尚有出乎烈士之外者，余今不言，来者易述焉。乃叙曰：《仁学》何为而作也，将以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南海之教学者曰：以求仁为宗旨，以大同为条理，以救中国为下手，以杀身破家为究竟，《仁学》者即发挥此语之书也，而烈士者即实行此语之人也。今夫众生之大蔽，莫甚乎有我之见存；有我之见存，则因私利而生计较，因计较而生挂碍，因挂碍而生恐怖，驯至一事不敢办，一言不敢发。充其极也，乃至见孺子入井而不怵惕，闻邻榻呻吟而不动心，视同胞国民之糜烂而不加怜，任同体众生之痛痒而不知觉，于是乎大不仁之事起焉。故孔子绝四，终以无我。佛说曰，无我相。今夫世界乃至恒河沙数之星界，如此其广大，我之一身，如此其藐小；自地球初有人类，初有生物，乃至前此无量劫，后此无量劫，如此其长；我之一身，数十寒暑，如此其短；世界物质，如此其复杂；我之一身，分合七十三原质中之各质组织而成，如此其虚幻；然则我之一身，何可私之有，何可爱之有。既无可私，既无可爱，则毋宁舍其身以为众生之牺牲，以行吾心之所安，盖大仁之极，而大勇生焉。顾婆罗门及其他旧教，往往有以身饲蛇虎，或断食，或卧车下辙下求死，而孔佛不尔者，则以吾固有不忍人之心。既曰不忍矣，而洁其身而不思救之，是亦忍也。故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古之神圣哲人，无不现身于五浊恶世，经历千辛万苦者，此又佛所谓乘本愿而出，孔子所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也。烈士发为众生流血之大愿也久矣。虽然，或为救全世界之人而流血焉，或为救一种之人而流血焉，或为救一国之人而流血焉，乃至或为救一人而流血焉，其大小之界，至不同也，然自仁者视之，无不同也。何也？仁者平等也，无差别相也，无拣择法也，故无大小之可言也，此烈士所以先众人而流血也。况有《仁学》一书，以公子天下，为法之灯，为众生之眼，则烈士亦可以无慊于全世界也夫，亦可以无慊于全世界也夫！烈士流血后九十日，同学梁启超叙。
　　《时务学堂札记残卷》序
　　丁酉秋，秉三与陈右铭、江建霞、黄公度、徐研甫诸公，设时务学堂于长沙，而启超与唐君绂丞等同承乏讲席。国中学校之嚆矢，此其一也。学科视今日殊简陋，除上堂讲授外，最主要者为令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坐论。时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札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湘中一二老宿，睹而大哗，群起掎之。
　　新旧之哄，起于湘西波动于京师，御史某刺录札记全稿中触犯清廷忌讳者百余条，进呈严劾。戊戌党祸之构成，此实一重要原因也。迄今将三十年，诸札册散佚殆尽，秉三顾辛苦守此卷，几于秦燔后壁中《尚书》矣。卷中诸生，有李虎村炳寰、林述唐圭、田均一邦璿、蔡树珊钟浩，俱从绂丞死于辛亥汉口革命之役。其署名蔡艮寅者，则松坡旧名也，时第一班四十人中，松坡盖最幼焉。启超五十生日，秉三出兹卷为寿，先以付印，而命为之序。呜呼！
　　此固吾国教育界一有价值之史料，而启超揽此，乃不胜山阳闻笛之感也。民国十一年壬戌正月二十六日，新会梁启超。
　　《自鉴》序
　　我初读演存这部书，正值张丁科玄论战，战得最酣畅的时候。演存是一位造诣极深的自然科学家，我虽不懂自然科学，但向来也好用科学方法做学问，所以非科学的论调，我们当然不敢赞同。虽然，强把科玄分而为二，认为绝不相容，且要把玄学排斥到人类智识以外，那么我们也不能不提出抗议了。人类的智识欲，曾无满足之时，进一步又想进一步。进步的程序怎么样呢？我们的智识，其初不过断片的。东一鳞西一爪，我们不能满足于这种状态，于是把许多鳞爪分类综合起来，从这件事物和那件事物相关系之间，求出共通的法则，是之谓科学。拿常识的眼光来看科学，许多地方才不是已经“玄之又玄吗”？科学规定事物和事物间的关系，是先以一切事物已经存在为前提。事物是否存在，怎样的会存在，我们为什么能知道他存在？……这些问题，科学家只能安放在常识的假定之上，还他个“存而不论”。夫专门研究一科学，其态度只能如此，且应该如此，这是我们所绝对承认的。然而人类的智识欲，决不能以此自甘，而真理最高的源泉，亦不能不更求诸向上一步。演存这部书所讲“无的境界”和“变的境界”，正是要把狭义的科学家所存而不论者，“论”他一番。所论对不对，另一问题。演存自己已经明白说过：“各人有各人的自由思想录，谁也不能证明谁的对不对”了。但我以为，虽然谁也不敢说自己的话一定对，然而谁也应该从这向上一步去，研究以求其渐近于对。演存这部《自鉴》，最少也使人认识这种研究之必要。
　　他自己研究所得的结果，最少也算在古今中外这种研究里头，加上他的努力而添一种光彩，我以为《自鉴》的价值，就在这上头了。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梁启超。
　　沈氏《音书》序
　　国恶乎强？民智斯国强矣；民恶乎智？尽天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德美二国，其民百人中识字者，殆九十六七人，欧西诸国称是。日本百人中识字者，亦八十余人。中国以文明号于五洲，而百人中认字者，不及二十人。虽曰学校未昌，亦何遽悬绝如是乎？吾乡黄君公度之言曰：“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中国文字多，有一字而兼数音，则审音也难；有一音而具数字，则择字也难；有一字而数十撇画，则识字也又难。”《日本国志》三十三。呜呼！华民识字之希，毋亦以此乎？
　　梁启超曰：天下之事理二，一曰质，二曰文。文者，美观而不适用；质者，适用而不美观。中国文字畸于形，宜于通人博士，笺注词章，文家言也。外国文字畸于声，宜于妇人孺子，日用饮食，质家言也。二端对待，不能相非，不能相胜，天之道也。抑今之文字，沿自数千年以前，未尝一变。篆文楷草写法小异，不得谓文字之变。而今之语言，则自数千年以来，不啻万百千变，而不可以数计。以多变者与不变者相遇，此文言相离之所由起也。古者妇女谣咏，编为诗章，士夫问答，著为辞令，后人皆以为极文字之美，而不知皆当时之语言也，乌在其相离也？孔子在楚，翻十二经，见《庄子·徐无鬼》篇。《诗》、《春秋》、《论语》、《孝经》，齐儒鲁儒，各以其音读之，亦如英法俄德，各以其土音翻切西经，又乌在其相离也？后之人弃今言不屑用，一宗于古，故文章尔雅，训词深厚，为五洲之冠。然专门之士，或乃穷老尽气，不能通小学，而山海僻壤，百室之族，知书者，往往而绝也。是以中国文字，能达于上不能逮于下，盖文言相离之为害，起于秦汉以后。去古愈久，相离愈远，学文愈难，非自古而即然也。西人既有希腊拉丁之字，可以稽古，以待上才。复有英法德各国方音，可以通今，以逮下学，使徒用希拉古字，而不济以今之方音，则西人文言之相离，必与吾同，而识字读书者之多，亦未必有以加于中国也。稽古今之所由变，识离合之所由兴，审中外之异，知强弱之原，于是通人志士，汲汲焉以谐声增文为世界一大事。吾所闻者，有刘继庄氏，有龚自珍氏，颇有所述造，然世无传焉。吾师南海康长素先生，以小儿初学语之声，为天下所同，取其十六音以为母，自发凡例，属其女公子编纂之，启超未获闻也。而朋辈之中，湘乡曾君重伯，钱塘汪君穰卿，皆有志于是业，咸未成。去岁，从《万国公报》中，获见厦门卢戆章所自述，凡数千言，又从达县吴君铁樵，见崔毅若之快字，凡四十六母，二十六韵，一母一韵，相属成字，声分方向，画别粗细，盖西国报馆，用以记听议院之言者，即此物也。启超于万国文字，一无所识，音韵之学，未尝问涂，瞢然无以测诸君之所长也。然窃窃私喜，此后吾中土文字，于文质两统，可不偏废。文与言合，而读书识字之智民，可以日多矣。沈学，吴人也，无字邃于西文，究于名理。年十九而著书，五年而书成，名曰《盛世元音》。
　　其自言也，曰：以十八字母可切天下音。欲学其技，半日可通，其简易在五大部洲一切文字之上。谓卢君之法，泥于古，不如己也。余告以崔君法，则谓画分粗细，不适于用，法未密，亦不如己也。余于卢君书未得见，崔沈二家，则其法略同，盖皆出于西人。或沈君更神而明之，有所独得欤？然吾之寡学，终无以测诸君之短长也。沈君以年少，覃心绝艺，思以所学易天下，常以西人安息日，在海上之一林春茶楼，挟技以待来者而授焉，其亦有古人强聒不舍之风乎？沈君属以书入报中，其书文笔，未尽雅驯，质家之言固如是，不能备求也。至其言论多有透辟锐达，为前人所未言者。呜呼，不可谓非才士也已。先以原序登，其书与法，俟诸别简，世之君子，或愿闻诸。
　　《中华大字典》序
　　岁甲寅，《中华大字典》将版行于世。其书凡二千余篇，四百余万言，阅六寒暑而蒇事，与编校之役者，百数十人，可谓勤矣。书局主者陆费君伯鸿属余为序。余惟书契之作，肇自史皇，五帝三王，改易殊体，封泰山者七十二代，靡有同焉。盖命书之始，依类象形，其后形声相益，乃谓之字。始皇焚书，古文熸焉，靡得言矣。秦时字书，李斯苍颉，赵高爱历，胡毋博学，流衍当代，都其文字，才三千三百耳。汉兴三百余年之间，古书稍出，相如、子长、扬雄、班固之徒，缀述古籀，搜剔彝鼎，递有增益。许君苴而合之，成《说文》一书，为文九千三百五十，其于秦篆殆三之矣。小篆既微，隶书攸盛，野王《玉篇》，祖述许书，写为隶体，升降损益，颇有异同，而分部悉合，故后世语小篆者宗《说文》，言隶书者称《玉篇》。六书之指，略备于斯。夫史有阙文，见叹宣圣；向壁虚造，鸿生所讥。后有蔑旧艺而善野言，摭俗书而乱古谊，斯则许君所谓未睹字例之条而玩于所习者也。欲以祛谬误，达神恉，不亦悖乎？有明一代，小学放绝，梅氏《字汇》，张氏《正字通》，独行于世，其建立部首，间出己意。嗜古之士，群焉訾謷，以为分合乖宜，复伤芜杂。夫六书八体，今昔殊形，由简之繁，久而愈赜，绳以旧列，讵可尽通。必执古以例今，胶柱而鼓瑟，斯亦未免高论矣。清初《康熙字典》分别部居，独取《正字通》条例，殆有见也。兹编匡俗正谬，远稽旧文，名物训诂，时标新解。下至域内方言，海邦术语，兼搜博采，致资研索，倘所谓凌越前贤以述为作者耶！抑犹有进者，近代词典，月异日新，博赡精宏，词事并著。东西学生，循是形声文字之原，以渐通夫天地人物之故，而周知当世之务，岂止广知识，备遗忘已哉。陆费君沾溉学者，宏愿靡涯，然则是编之作，殆犹大辂之椎轮已耳。
　　《孟禄讲演集》序
　　孟禄博士之讨论教育问题，余幸列末座闻绪论。余生平所受激刺，此次当为最剧要者之一。博士以极短之时日，观察中国教育现状，能洞悉其症结，以“毫不客气”的态度，对于吾侪为尽量之忠告，使闻者发深省。其示吾侪以应循之涂辙，又极平实，极致密，如持规矩以衡天下之方圆，可以接责效实，无所侥幸，无所逃避。其课吾侪之责任及馈吾侪以希望，如昏夜阴雨中，在吾当前视线所及之极际，示现一极庄严极绚烂之灵光，予吾侪以至可歆，而非努力孟晋则末由致。孔子曰：“知耻近乎勇。”吾闻博士之教，使吾耻，使吾勇。
　　博士所以饷吾侪者，至丰且切。然先民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博士所陈诸义中之根本义，则在教育职业之确立，与从事教育职业之人之彻底的自觉。吾侪既确信教育为国家所悬命，则知能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联络关系，实全民族荣悴之所由决定。今日立身教育界，而确认识其自身之价值及责任者，究有几人？有此认识而心力学力俱足以副之者，更有几人？言念及此，不寒而栗。吾以为欲实行博士所诏导，其先决之条件有二：一、不欲从事教育职业者，希望其自行退出教育界。
　　二、欲从事教育职业者，希望其勿怠于自己教育。
　　吾于博士所论，欲引申阐发者颇多，属讲课匆冗，而讨论集出版期迫，仅能以极简之语表所感最深切之一端，其余愿俟诸异日。十一，三，二十一。
　　梁启超。
　　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
　　《列国岁计政要》，西土岁有著录。欲觇国势察内政者，靡不宗此书。
　　岁癸酉，制造局译出一通，齐州之士宝焉。时阅二纪，继轨盖阙。今岁五月，知新报馆乃始得取其去岁所著录者，译成中文，附印于报末，乞叙。叙曰：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民史之著，盛于西国，而中土几绝。中土二千年来，若正史，若编年，若载记，若传记，若纪事本末，若诏令奏议，强半皆君史也。若《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唐会要》、《两汉会要》诸书，于国史为近，而条理犹有所未尽。梁启超曰：君子曷为尊史？史者鉴往以知来，察彼以知己。读其史，于其国之寖强寖弱，与其所以强弱之故，粲然秩然若数白黑面指经纬，斯良史哉。以故读断代史，不如读通史；读古史，不如读近史；读追述之史，不如读随记之史；读一国之史，不如读万国之史。后世之修史者，于易代之后，乃始模拟仿佛，百中摄一二，又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若何而攻城争地，若何而取威定霸，若何而固疆圉，长子孙，如斯而已。至求其内政之张弛，民俗之优绌，所谓寖强寖弱，与何以强弱之故者，几靡得而睹焉。即有一二散见于纪传，非大慧莫察也。是故君史之敝极于今日。以予所闻，西人之《岁计政要》者，其所采录，则议院之档案也，预算决算之表也，民部、学部、兵部、海部、户部、商部之清册也，各地有司、各国使员之报案也。自国主世系、宗戚岁供、议院、官制、教会、学校、学会、国计、兵籍、兵船、疆域、民数、商务、工艺、铁路、邮务、新疆、钱币、权衡，区以国别，分类毕载，冠以总表，籍相比较。国与国比较，而强弱见；年与年比较，而进退见；事与事比较，而缓急轻重见。自癸酉迄今，二十五年，其增益新政，万国所同者，有二大端：一曰学，二曰兵。
　　日盛月新，各不相让。即以区区之日本，昔之文部省，岁费不过十三万余元者，今且增至二百五十三万八千余元。昔之陆军、海军，两省合计，岁费不过九百余万元者，今且增至一万三千七百余万元，欧洲各国称是。其骤增之数，悬绝至不可思议。故学之极盛，乃至美国、瑞士，千人中不识字者，不过八九人，虽在妇女，其入学悉无分毫异于男子。教法日新，用力少而蓄德多，在学数年之功，所得与畴昔之十数年者可以相抵。兵之极盛，乃至易一新式枪炮，而每国所费至万万。岁入经费，其用之于兵者，殆过其半。日本今岁预算，岁入共二万三千九百七十五万余元，其费于海陆军者一万三千七百余万元，欧洲各国皆称是。学之日盛，地球将受大福；兵之日盛，地球将蒙显祸。然其机皆起于争自存，其原皆由于列国并立。中国以一瘠牛，偃然卧群虎之间，持数千年一统垂裳之旧法，以治今日，此其所以为人弱也。《管子》曰：“国之存也，邻国有焉；国之亡也，邻国有焉。”呜呼！可以自愧，可以自惕，可以自奋矣。卷端有比较表：一事也，国与国比较；一国也，年与年比较。户口之表，中国等恒居一；疆域之表，中国等居四；昔居三，今降而四矣。国用、学校、商务、工艺、轮船、铁路、兵力诸表，中国等恒居十五以下，或乃至无足比较焉。呜呼！观此而不知愧不知惕不知奋者，其为无人心矣。是故观美国之富庶，而知民权之当复；观日本之勃兴，而知黄种之可用；观法国之重振，而知败衄之不足惧；观突厥之濒蹙，而知旧国之不足恃；观暹罗之谋新，而知我可耻；观德之锐意商务，而知其将大欲于中国；观俄之阴谋，而知东方将有大变；观俄日之拓张海运，而知海上商权，将移至太平洋；观德美日之争兴工艺，而知英之商务，将有蹶衄；观各国兵力之日厚，而知地球必有大血战；观土希之事，列国相持不发，而知其祸机必蓄泄于震旦。有天下之责者，将鉴往以知来，察彼以知己，不亦深切而著明也乎？斯国史之良哉！
　　《西政丛书》叙
　　政无所谓中西也。列国并立，不能无约束，于是乎有公法；土地人民需人而治，于是乎有官制；民无恒产则国不可理，于是乎有农政、矿政、工政、商政；逸居无教，近于禽兽，于是乎有学校；官民相处，秀莠匪一，于是乎有律例；各相猜忌，各自保护，于是乎有兵政；此古今中外之所同，有国者之通义也。中国三代尚已，秦汉以后，取天下于马上，制一切法草，一切律则，咸为王者一身之私计，而不复知有民事。其君臣又无深心远略，思革前代之弊，成新王之规，徒因陋就简，委靡废弛，其上焉者，补苴罅漏，涂饰耳目。故千疮百孔，代甚一代，二千年来之中国，虽谓之无政焉可已。欧洲各国，土地之沃，人民之赜，物产之衍，匪有迈于中国也，而百年以来，更新庶政，整顿百废，始于相妒，终于相师，政治学院，列为专门，议政之权，逮于氓庶。故其所以立国之本末，每合于公理，而不戾于吾三代圣人平天下之义。其大国得是道也，乃纵横汪洋于大地之中而莫之制；其小国得是道也，亦足以自立而不见吞噬于他族。播其风流，乃至足以辟美洲，兴印度，强日本，存暹罗。西政之明效大验，何其盛欤？利、徐以来，西学始入中国，大率以天算格致为传教之梯径。自晚明以逮乾嘉，魁儒巨子，讲者盖寡，互市以后，海隅士夫，怵念于败衄，归咎于武备，注意于船械，兴想于制造，而推本于格致。于是同文馆、制造局、船政所各事，南北踵起。而旁行之书，始行于学官，象鞮之笔，渐齿于士类。然而旧习未涤，新见未莹，则咸以为吾中国之所以见弱于西人者，惟是武备之未讲，船械之未精，制造之未娴。
　　而于西人所以立国之本末，其何以不戾于公理，而合于吾圣人之义者，则瞠乎未始有见，故西文译华之书数百种，而言政者可屈指算也。吾既未识西人语言文字，则翘颈企踵仰馀沥于舌人之手，一新译政书出，购之若不及。虽然，所译之书，未必其彼中之良也；良矣，译者未必能无失其意也。即二者具备，而其书也，率西域十余年以前之旧书，他人所吐弃而不复道者，而吾犹以为瑰宝而珍之，其为西域笑也，固已多矣。又况并此区区者，乃不过燕吴粤一隅之地有通行本，而腹地各省乡僻绩学士，犹往往徒睹目录，如宋椠元钞，欲见而不可得。呜呼！中国之无人才，其何怪欤？乃从肆客之请，略撷其译本之最要者，或家刻本少见者，或丛刻本无单行者，得十余种汇为一编，俾上石以广流通。其华人之深通外事而有独见者，亦附数种焉。腹地之省，乡僻绩学之士，其或愿闻之也。虽然，其细已甚，欲免于西儒之笑难矣，慰情聊胜无，亦靡恧焉。若责以古贤编辑之体例，则俟译本遍天下，必有人从而抉择之、厘定之者。
　　《西书提要·农学》总序
　　论者谓中国以农立国，泰西以商立国，非也。欧洲每年民产进项，共得三万一千二百二十兆两；而农田所值，居一万一千九百三十兆两；商务所值，仅一千一百二十兆两。然则欧洲商务虽盛，其利不过农政十分之一耳。稼植之富，美国为最，每十方里所产，可养人二百。而化学家以为能尽地力，每十方里所产，可养人至一万六千，较美国今日所产，增十余倍，而美国所产，较欧洲尚增一倍有余。然则今日欧洲农政，直萌芽之萌芽耳。中国农政，又远在欧洲后，如三十四与十二之比例。西人谓设以欧洲寻常农学之法所产，推之中国，每县每年可增银七十五万，推而至一省十八省，当何如耶？推而至十年百年，又当何如耶？况中国去赤道近，日热厚，雨泽足，同用一法，所获又可加丰于欧洲，若推而极于尽地力之法，又当何如耶？故中国患不务农耳。果能务农，岂忧贫哉！今之谭治国者，多言强而寡言富。即言富国者，亦多言商而寡言农，舍本而图末，无惑乎日即于贫，日即于弱也。西人言农学者，国家有农政院，民间有农学会，农家之言，汗牛充栋。中国悉无译本，只有《农学新法》一书，不及三千言，本不能自为一部。今特立此门，采《格致汇编》中，与农学比附者益之，以明此事为切要之举，以俟后之君子，续译巨编，俾裒然成帙焉。
　　《俄土战纪》叙
　　西欧人恒言曰，东方有病夫之国二，中国与土耳其是也。土耳其所以削弱，其故有二；一曰内治不修，纲纪废弛，官吏贪黩，鱼肉其民，因循成法，莫肯少更，束缚驰骤，激成民变。二曰外交不慎，妄自尊大，不守公法，屡起教案，授人口实，取怨各国，合而谋之。呜呼！其与今日中国之情实何相类也。希腊之自立也，塞尔维亚门的内哥布加利亚罗马尼亚赫次戈纬纳之叛土也，六大国之以兵力胁土也，其事皆自俄罗斯发之。盖俄人承先君大彼得遗命之志，欲得志于东方者，历数百年，而其心未尝少渝也。东方有病夫国，俄之大利也。土既不悟，而犹屡授人以可抵之隙，一举而属国分裂矣，再举而欧洲各土，开协议会于土之廷矣，三举而黜其君，执其政，豆剖其地矣。
　　昔之泱泱雄国，囊括东西罗马之旧土，跨亚欧非三洲之沃壤者，今且■然不绝如线矣。犹复不思自振，祸乱将至，则补苴弥缝，以期苟安。及事之既平，又复晏然为燕雀之计，处堂以嬉矣。是以外侮间岁辄起，每起必丧师割地，日朘月削，而不复能国其国也。比者革雷得阿比西尼亚之事，西方论者，以为若在十年前，则土其必亡矣；今者欧洲诸雄，方并心注力于中国，无暇以余力及区区之土，而土遂获全焉。呜呼！与土同病者，其危可知矣，而况于倚强盗以作腹心，引饿虎以同寝食，而尚欲以苟延旦夕，为小朝廷者乎？呜呼！吾愿取汤君觉顿笔译俄土之事，悬诸国门，以为我四万万人告也。
　　译印政治小说序
　　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凡人之情，莫不惮庄严而喜谐谑，故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靡靡而忘倦焉。此实有生之大例，虽圣人无可如何者也。善为教者，则因人之情而利导之。故或出之以滑稽，或托之于寓言。《孟子》有好货好色之喻，屈平有美人芳草之辞，寓谲谏于诙谐，发忠爱于馨艳，其移人之深，视庄言危论，往往有过，殆未可以劝百讽一而轻薄之也。中土小说，虽列之于九流，然自《虞初》以来，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陈陈相因，涂涂递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虽然，人情厌庄喜谐之大例，既已如彼矣。彼夫缀学之子，黉塾之暇，其手《红楼》而口《水浒》，终不可禁；且从而禁之，孰若从而导之？善夫南海先生之言也，曰：“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无之人多。六经虽美，不通其义，不识其字，则如明珠夜投，按剑而怒矣。孔子失马，子贡求之不得，圉人求之而得，岂子贡之智，不若圉人哉？物各有群，人各有等，以龙伯大人与僬侥语，则不闻也。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
　　然则小说学之在中国，殆“可增《七略》而为八，蔚四部而为五者”矣。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缀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今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附于报末，爱国之士，或庶览焉。
　　《日本国志》后序
　　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赖黄子也。又懑愤责黄子曰，乃今知中国，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乃诵言曰，使千万里之外，若千万岁之后，读吾书者，若布眉目而列白黑，入家人而数米盐，登庙庑而诵昭穆也，则良史之才矣。使千万里之外，若千万岁之后，读吾书者，乃至知吾世，审吾志。其用吾言也，治焉者荣其国，言焉者辅其文。其不能用，则千万里之外，若千万岁之后，辁材讽说之徒，咨嗟之，太息之，夫是之谓经世，先王之志斯义也。吾以求诸古史氏，则惟司马子长有取焉。虽然，道己家事者，非愚呆蒙崽之子，莫不靡靡能言之，深周隐曲，若夫远方殊类，邈绝倜侏之域，则虽大智长老，闻言未解，游梦不及，况欲别闺闼话子姓数米盐哉，此为尤难绝无之事矣。司马子长美矣，然其为《史记》也，则家人子之道其家事而已。日本立国二千年无正史，私家纪述，秽杂不可理，彼中学子能完澈本末，言之成物者已鲜，况以此士之人，谭彼岸之书，异域绝俗，殊文别语，正朔服色器物名号度律量衡靡有同者，其孰从而通之？且夫日本古之弹丸，而今之雄国也，三十年间，以祸为福，以弱为强，一举而夺琉球，再举而割台湾，此士学子鼾睡未起，睹此异状，桥口咋舌，莫知其由，故吾政府宿昔靡得而戒焉。以吾所读《日本国志》，其于日本之政事人民，土地及维新变政之由，若入其闺闼而数米盐，别白黑而诵昭穆也，其言十年以前之言也，其于今日之事，若烛照而数计也，又岂惟今日之事而已。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顾犬补牢，未为迟矣。孟子不云乎，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斯书乎，岂可仅以史乎史乎目之乎？虽然，古之史乎皆有恉义，其志深，其恉远。启超于黄子之学，自谓有深知其为学也，不肯苟焉附古人以自见，上自道术，中及国政，下逮文辞，冥冥乎入于渊微。敢告读是书者，论其遇，审其志，知所戒备，因以为治，无使后世咨嗟而累欷也。
　　读《日本书目志》书后
　　梁启超曰：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矣。吾师南海先生，早睊睊忧之，大收日本之书，作《书目志》以待天下之译者。谨按其序曰：“圣人譬之医也。医之为方，因病而发药，若病变则方亦变矣。圣人之为治法也，随时而立义，时移而法亦移矣。孔子作六经而归于《易》、《春秋》，易者随时变《易》：“穷则变，变则通。’孔子虑人之守旧方而医变症也，其害将至于死亡也。《春秋》发三世之义，有拨乱之世，有升平之世，有太平之世，道各不同，一世之中，又有天地文质三统焉，条理循详，以待世变之穷而采用之。呜呼，孔子之虑深以周哉！吾中国大地之名国也，今则耗矣衰矣，以大地万国皆更新，而吾尚守旧故也。伊尹古能治病国者也，曰：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汤受其教，故言日新又新。积池水而不易，则臭腐兴；身面不沐浴，则垢秽盈；大地无风之扫荡改易，则万物不生；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黯；新则洁，旧则败，天之理也。今中国亦汲汲思自强而改其旧矣，而尊资格使耆老在位之风未去，楷书割截之文，弓刀步石之制未除，补缀其一二，以具文行之，譬补漏糊纸于覆屋破船之下，亦终必亡而已矣。即使扫除震荡，推陷其旧习而更张之，然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学。理则心伦生物，气则化光电重，业则农工商矿，皆以专门之学为之。此其所以开辟地球，横绝宇内也。而吾数百万之吏士，问以大地道里，国土人民物产，茫茫如堕烟雾，瞪目桥舌不能语，况生物心伦哲化光电重农工商矿之有专学新书哉？其未开径路固也。故欲开矿而无矿学无矿书，欲种植而无植物学无植物书，欲牧畜而无牧学无牧书，欲制造而无工学无工书，欲振商业而无商学无商书，仍用旧法而已。则就开矿言之，亏败已多矣。泰西于各学，以数百年考之，以数十国学士讲之，以功牌科第激励之，其室户堂门，条秩精详，而冥冥入微矣。吾中国今乃始舍而自讲之，非数百年不能至其域也。彼作室而我居之，彼耕稼而我食之，至逸而至速，决无舍而别讲之理也。今吾中国之于大地万国也，譬犹泛万石之木航，与群铁舰争胜于沧海也。而舵工榜人，皆盲人瞽者，黑夜无火，昧昧然而操柁于烟雾中，即无敌船之攻，其遭风涛沙石之破可必也。况环百数习于出没波涛之铁舰，而柁工榜人，皆渔户为之，明灯火张旌旗而来攻，其能待我从容求火乎？然今及诸舰之未来攻也，吾速以金篦刮目，槐柳取火，尤不容缓也。然即欲刮目取火以求明矣，而泰西百年来诸业之书，万百亿千，吾中人识西文者寡，待吾数百万吏士，识西文而后读之，是待百年而后可，则吾终无张灯之一日也。故今日欲自强，惟有译书而已。今之公卿明达者，亦有知译书者矣。曾文正公之开制造局以译书也，三十年矣，仅百余种耳。今即使各省并起，而延致泰西博学专门之士，岁非数千金，不能得一人；得一人矣，而不能通中国语言文字，犹不能译也。西人有通学游于中国，而通吾之语言文字者，自一二教士外，无几人焉，则欲译泰西诸学之要书，亦必待之百年而后可。彼环数十国之狡焉思启者，岂能久待乎？是诸学终不可得兴，而终不能求明而自强也。夫中国今日不变法日新不可，稍变而不尽变不可，尽变而不兴农工商矿之学不可，欲兴农工商矿之学，非令士人尽通物理不可。凡此诸学，中国皆无其书，必待人士之识泰西文字，然后学之。泰西文字，非七年不可通，人士安得尽人通其学，不待识泰西文字而通其学，非译书不可矣。然即欲译书，非二十行省并兴不可，即二十行省尽兴而译之矣，译人有人矣，而吾岌岌安得此从容之岁月，然则法终不能变，而国终不能强也。康有为昧昧思之曰，天下后起者胜于先起也，人道后人逸于前人也。泰西之变法至迟也，故自倍根至今五百年，而治艺乃成。日本之步武泰西至速也，故自维新至今三十年，而治艺已成。大地之中，变法而骤强者，惟俄与日也。俄远而治效不著，文字不同也，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察其变法之条理先后，则吾之治效，可三年而成，尤为捷疾也。且日本文字，犹吾文字也，但稍杂空海之伊吕波文，十之三耳。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使明敏士人，习其文字，数月而通矣，于是尽译其书，译其精者而刻之，布之海内。以数年之期，数万之金，而泰西数百年数万万人士新得之学举在是，吾数百万之吏士识字之人，皆可以讲求之。然后致之学校以教之，或崇之科举以励之，天下响风，文学辐凑，而才不可胜用矣。于是言矿学而矿无不开，言农工商而业无不新，言化光电重天文地理而无不入微也。以我温带之地，千数百万之士，四万万之农工商，更新而智之，其方驾于英美而逾越于俄日，可立待也。日本变法，二十年而大成，吾民与地十倍之，可不及十年而成之矣。迩者购铁舰枪炮筑营垒以万万计，而挫于区区之日本，公卿士夫，恐惧震动，几不成国。若夫一铁舰之费数百万矣，一克虏伯炮之微，费数万金矣，夫以数万金，可译书以开四万万人之智，以为百度之本。自强之谋而不为，而徒为购一二炮以为赍敌藉寇之资，其为智愚何如也！呜呼，日人之祸，吾自戊子上书言之，曲突徙薪，不达而归，欲结会以译日书久矣，而力薄不能成也。呜呼！使吾会成，日书尽译，上之公卿，散之天下，岂有割台之事乎？故今日其可以布衣而存国也，然今不早图，又将为台湾之续矣。吾译书之会，不知何日成也。
　　窃悯夫公卿忧国者，为力至易，取效至捷，而不知为之也。购求日本书至多，为撰提要，欲吾人共通之，因《汉志》之例，撮其精要，翦其无用，先著简明之目，以待忧国者求焉。”启超既卒业，乃正告天下曰：译书之亟亟，南海先生言之既详矣。启超愿我农夫，考其农学书，精择试用，而肥我树艺；愿我工人，读制造美术书，而精其器用；愿我商贾，读商业学，而作新其货宝贸迁；愿我人士，读生理、心理、伦理、物理、哲学、社会、神教诸书，博观而约取，深思而研精，以保我孔子之教；愿我公卿，读政治、宪法、行政学之书，习三条氏之政议，撢究以返观，发愤以改政，以保我四万万神明之胄；愿我君后，读明治之维新书，借观于寇仇，而悚厉其新政，以保我万万里之疆域，纳任昧于太庙，以广鲁于天下。庶几南海先生之志，则启超愿鼓歌而道之，跪坐而进之，馨香而祝之。
　　《新学伪经考》序
　　南海先生演孔之书四，而《伪经考》先出世焉。问者曰：以先生之大道，而犹然与近世考据家争一日之短长，非所敢闻也。梁启超曰：不然，孔子之道堙昧久矣。孔子神圣与天地参，制作为百王法，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
　　自荀卿受仲弓南面之学，舍大同而言小康，舍微言而言大义，传之李斯，行教于秦，于是孔子之教一变；秦以后之学者，视孔子如君王矣。刘歆媚莽，赝为古文，摭渎乱之野文，雠口说之精义，指《春秋》为记事之史，目大《易》为卜筮之书，于是孔子之教又一变；东汉以后之学者，视孔子如史官矣。唐宋以降，鉴兹破碎束阁六经，专宗《论语》，言理则剿贩佛老以为说，言学则束身自好，以为能经世之志。忽焉大道之失益远，于是孔子之教又一变，宋以后之学者，视孔子如迂儒矣。故小有智慧之士，以为孔子之义甚浅，其道甚隘。坐此异教来侵，辄见篡夺。魏唐佞佛，可为前车，今景教流行，挟以国力，其事益悍，其几益危。先生以为孔教之不立，由于孔学之不明，锄去非种，嘉谷必茂，荡涤氛雾，天日乃见，故首为是书以清芜秽。至于荀学之偏，宋学之浅，但明于大道，则支流余裔，皆入范围，非吾党之寇仇，固无取于好辩。启超闻《春秋》三世之义，据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尝试论之，秦以前据乱世也，孔教行于齐鲁。秦后迄今升平世也，孔教行于神州。自此以往，其将为太平世乎？《中庸》述圣祖之德，其言曰，洋溢中国，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孔教之遍于大地，圣人其知之矣。由斯以谈，则先生之为此书，其非与考据家争短长，宁待辩耶？演孔四书，启超所见者，曰《大义述》，曰《微言考》，并此而三。又闻之孔子作《易》、《春秋》，皆首著以元统天之义，所谓智周万物，天且弗违。呜呼！则非启超之愚所能及矣。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五年，六月朔，弟子新会梁启超。
　　重印郑所南《心史》序
　　启超欲求郑所南先生《心史》，养养然梦寐以之者十余年。乙巳四月，客有自署无冰者，以家藏本见赠。穷日夜之力读之，每尽一篇，腔血辄腾跃一度。既卒业，隐几瞢腾，睡则呓诵“誓以匹夫纾国难，艰于乱世取人才。
　　屡曾算至难谋处，裂破肺肝天地哀”之句，咿嘤作小儿啜泣声，同舍生眙之，谓其病也。呜呼！启超读古人诗文辞多矣，未尝有振荡余心若此书之甚者。
　　先生自跋曰：吾不知此书纸耶字耶，语耶法耶，誓耶诚耶，人耶鬼耶，神耶天耶，心耶理耶性耶？但启超读之，则如见先生披垢腻衣，手八尺藤杖，凛凛然临于吾前，滔滔然若悬河以诏我以所谓一是之大义者。呜呼！此书一日在天壤，则先生之精神，与中国永无尽也。先生所抱主义，至单极简；全书殆数万言，所陈说唯一义，反之复之，络之绎之，而不见其有一词之费。《诗》曰：“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荀卿释之曰，故君子结于一也。
　　先生之谓矣！今之少年，其貌为先生之容者盖比比，吾不敢谓其皆无先生之志。虽然，学先生者必于其本。本原一谬，其去千里。吾观先生性情之厚，其独得于天者，或非人人所能几，至其坚苦刻厉，力学自得之处，曷尝不谆谆然，示后辈以周行而俾之率由。一言蔽之，亦曰诚而已矣。今之少年，发愤于国之积弱，诟龟呼天，或且迁怒以及孔子。然日本四十年前维新之业，彼中人士，推论自出，皆曰食儒教之赐无异辞。吾读所南先生之书，而叹儒教之精神，可以起国家之衰而建置之者，盖在是矣，盖在是矣！夫先生盖舍儒教外，他无所学者也。先生之人格，求诸我国数千年先民中，罕与相类。
　　惟日本之吉田松阴绝肖之：其行谊之高洁肖；其气象之俊伟肖；其主义之单纯肖；其自信之坚确肖；其实行其所持之主义，百折而气不挫也肖；其根本于道心道力，予天下后世以共见也肖。呜呼！海西海东数百年间，两人而已，两人而已。顾以一松阴能开今后之日本，而先生乃赍志没，仅以区区之《心史》贻子孙，此盖所处之时势难易不同。而日本则一松阴唱之，十百千万松阴和之，而所南并世无一所南。岂惟并世，即距今六七百年，而所谓区区之《心史》，犹若隐若见于人间世，而举国中，知有先生者，尚不可多得，微论崇拜也。先生固言之矣，曰：“国之所与立者，非力也，人心也。故善观人国家者，惟观人心何如尔。此固儒者寻常迂阔之论，然万万不逾此理。”
　　又曰：“今之人，万其心，一于利，初若剞肝胆相授，熟窥于久实不然，坐空一世悉莫我与合。”又曰：“我始之待人为君子也，十必望其八九，久之则七六矣，又久之则五四三二矣，又久之至于一亦无所取者有之。”呜呼！人心败坏一至此极，欲国之不亡，岂有幸也？呜呼《心史》！呜呼《心史》！书万卷，读万遍，超度全国人心，以入于光明俊伟之域，乃所以授拯数千年国脉，以出于层云霿雾之中，先生有灵，尚呵护之。乙巳四月，后学梁启超校竟记。
　　《曾文正公嘉言钞》序
　　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信否尽人皆可学焉而至，吾不敢言；若曾文正之尽人皆可学焉而至，吾所敢言也。何也？
　　文正所受于天者，良无以异于人也。且人亦孰不欲向上？然生当学绝道丧人欲横流之会，窳败之习俗，以雷霆万钧之力，相罩相压，非甚强毅者，固不足以抗圉之。荀卿亦有言，庸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而严师畏友，又非可亟得之于末世，则夫滔滔者之日趋于下，更奚足怪！其一二有志之士，其亦惟乞灵典册，得片言单义而持守之，以自鞭策，自夹辅，自营养，犹或可以杜防堕落，而渐进于高明。古人所以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日三复，而终身诵焉也。抑先圣之所以扶世教正人心者，四书六经亦盖备矣。然义丰词约，往往非末学所骤能领会，且亦童而习焉，或以为陈言而忽不加省也。近古诸贤阐扬辅导之言，益汗牛充栋，然其义大率偏于收敛，而贫于发扬。夫人生数十寒暑，受其群之荫以获自存，则于其群岂能不思所报，报之则必有事焉，非曰逃虚守静，而即可以告无罪也明矣。于是乎不能不日与外境相接构，且既思以己之所信易天下，则行且终其身以转战于此浊世。若何而后能磨练其身心，以自立于不败，若何而后能遇事物泛应曲当，无所挠枉，天下最大之学问，殆无以过此，非有所程式而养之于素，其孰能致者。曾文正之殁，去今不过数十年，国中之习尚事势，皆不甚相远。而文正以朴拙之姿，起家寒素，饱经患难，丁人心陷溺之极运，终其生于挫折讥妒之林，惟恃一己之心力，不吐不茹，不靡不回，卒乃变举世之风气而挽一时之浩劫。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后儒先之言所能逮也。《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者，懦夫有立志。”又曰：“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况相去仅一世，遗泽未斩，模楷在望者耶。则兹编也，其真全国人之布帛菽粟而斯须不可去身者也。
　　《适可斋记言》、《记行》序
　　中国之为人弱，其效极于今日，而其根伏于数十年以前。西人以兵弱我者一，以商弱我者百。中国武备不修，见弱之道一，文学不兴，见弱之道百。
　　西人之始来也，非必欲得地也，灭国也，通商而已。通商万国之所同也，客邦之利五，而主国之利十，未或以为害也。害恶在？中国人士处暗室，坐眢井，懵不知外事，又疲散苶耎，苟欲弥一日之患，而狃于千岁之毒，彼族察是，故相待之道，曰欺曰胁。而我之遇彼也，如丛神与弈秋博，无著不谬，无子不死，一误再误，以讫于今。呜呼，不可谓国有人矣！启超自十七岁颇有怵于中外强弱之迹，顾乡处寡学，因驾南翔，求所谓豪杰之士，周知四国者，所见所闻，其象鞮之流，往往学此为衣食计，无通识，无远志；或有宿学清流，锐意新学，然未肄西文，未履西域，未接西士，隔膜影响，如贫子说金，终无是处，盖帖然概于心者不过数人。顾闻马君眉叔将十年矣，称之者一，而谤之者百，殷殷愿见，弥有岁年。今秋海上忽获合并，共晨夕饫言论者十余日，然后霍然信中国之果有人也。世之谤君者勿论，其称君者，亦以为是尝肄西文，履西域，接西士而已之人也，自命使以来可斗量也。吾有以窥君之学，泰西格致之理，导源于希腊，政律之善，肇矩于罗马。君之于西学也，鉴古以知今，察末以反本，因以识沿革递嬗之理，通变盛强之原，以审中国受弱之所在。若以无厚入有间，其于治天下若烛照而数计也。君书未获见，所见者二种：《适可斋记言》、《适可斋记行》，非君特撰之书也。
　　然每发一论，动为数十年以前谈洋务者所不能言；每建一义，皆为数十年以后治中国者所不能易。嗟夫，使向者而用其言，宁有今日？使今日而用其言，宁有将来？宋殇之于孔父，知而不能用，春秋罪之，是或有天运焉，则更何惑乎谤君者之百其喙以吠声也。吾请进一言，愿君捐虑覃精为其所欲为者，成一家之言以诏天下。荀卿不云乎，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穷极必变，天之道矣。四万万之人宁冥冥以沦胥欤？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日，新会梁启超谨叙。
　　《近著第一辑》序
　　民国九年春，归自欧洲，重理旧业，除在清华、南开诸校担任功课，及在各地巡回讲演外，以全力从事著述。已印布者，有《清代学术概论》约五万言，《墨子学案》约六万言，《墨经校释》约四万言，《中国历史研究法》约十万言，《大乘起信论考证》约三万言，又三次所辑《讲演集》约共十余万言。其余未成或待改之稿，有《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示的情感》约五万言，《国文教学法》约三万言，《孔子学案》约四万言，又《国学小史稿》及《中国佛教史稿》全部弃却者各约四万言。其余曾经登载各日报及杂志之文，约三十余万言。辄辑为此编，都合不满百万言，两年有半之精力，尽在是矣。
　　本编殊芜杂不足齿录，过而存之，藉觇异时学力之进退云尔。上卷即《欧游心影录》之一部分，彼书既中辍，录其可存者分别标题凡八篇。中卷专为研究佛典之著作，内中有《中国佛教史》之一部分，都凡十二篇。下卷研究国史及其他国学之著作及政治问题诸论文与夫无可归类者凡二十七篇，与三次所编讲演集无一从同焉。十一年双十节编定，启超记。
　　◇史部新序──【近人书话】
　　《春秋中国夷狄辨》序
　　自宋以后，儒者持攘彝之论日益盛，而彝患亦日益烈；情见势绌，极于今日，而彼嚣然自大者，且日哓哓而未有止也。叩其所自出，则曰，是实《春秋》之义。乌乎！吾三复《春秋》，而未尝见有此言也；吾遍读先秦两汉先师之口说，而未尝见有此言也。孔子之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国也；治万世也，非治一时也。故首张三世之义，所传闻世，治尚粗粗，则内其国而外诸夏；所闻世，治进升平，则内诸夏而外彝狄；所见世，治致太平，则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彝狄进至于爵，故曰有教无类。又曰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其治之也，有先后之殊；其视之也，无爱憎之异。故闻有用夏以变彝者矣，未闻其攘绝而弃之也。今论者持升平世之义，而谓《春秋》为攘彝狄也，则亦何不持据乱世之义，而谓《春秋》为攘诸夏也？且《春秋》之号彝狄也，与后世特异。后世之号彝狄，谓其地与其种族；《春秋》之号彝狄，谓其政俗与其行事。不明此义，则江汉之南，文王旧治之地，汧雍之间，西京宅都之所，以云中国，孰中于是？而楚秦之为彝狄，何以称焉，不宁惟是。昭十二年，“晋伐鲜虞”，晋也彝狄之；《春秋繁露·楚庄王篇》：“晋伐鲜虞何恶乎，晋而同彝狄也。”何注：伐同姓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成三年，“郑伐许”，郑也而狄之；《繁露·竹林篇》：“郑伐许何恶乎，郑而彝狄之也，伐丧无义叛盟无信，故大恶之。”桓十五年，“邾娄人、牟人、葛人来朝”，邾娄等也而狄之；何注：桓公行恶而三人朝事之，故彝狄之。隐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卫也而狄之；《穀梁传》：“或者卫也。伐太子之使，贬而戎之也。”哀六年，“城邾娄葭”，鲁也而狄之。何注：城者取之也，邾娄未尝加非于鲁，鲁数围取邾娄邑，不知足有彝狄之行。夫晋、郑、邾、卫，中原之名国也。鲁者尤《春秋》所托焉，以明王法者也。而其为彝狄，又何以称焉？董子云：《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彝狄而与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彝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竹林篇》。
　　大哉言乎！然则《春秋》之中国彝狄，本无定名，其有彝狄之行者，虽中国也，靦然而彝狄矣。其无彝狄之行者，虽彝狄也，彬然而君子矣。然则藉曰攘彝焉云尔，其必攘其有彝狄之行者，而不得以其号为中国而恕之，号为彝狄而弃之，昭昭然矣。何谓彝狄之行？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禁攻寝兵，勤政爱民，劝商惠工。土地辟，田野治，学校昌，人伦明，道路修，游民少，废疾养，盗贼息，由乎此者，谓之中国。反乎此者，谓之彝狄。痛乎哉！《传》之言也，曰然则易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彝狄也。昭二十三年。然则吾方日兢兢焉求免于《春秋》，所谓彝狄者之不暇，而安能彝人，而安能攘人哉？是故以治天下治万世之义言之，则其不必攘也如彼，以治一国治一时之义言之，则其不能攘也如此，吾卒不知攘彝之言，果何取也。徐君君勉既学于南海，治《春秋》经世之义，乃著《中国彝狄辨》三卷，一曰中国而彝狄之，二曰彝狄而中国之，三曰中国彝狄。进退微旨，于以犁千年之谬论，抉大同之微言。后之读者，深知其意，则哓哓自大之空言，或可以少息也；中国之彝患，或可以少衰也；天下远近大小若一之治，或可以旦暮遇之也。虽然，以孔子之圣，犹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然则世之以是书罪徐君而因以罪余者，又不知凡几矣。
　　《中国地理沿革图》序
　　读史不明地理，则空间观念不确定，譬诸筑室而拔其础也。郑夹漈病之，故以图谱厕二十略之一，刻意缔构，惜未睹其成。清儒治朴学，颇肆力及此。
　　若德清胡氏之于《禹贡》，番禺陈氏之于西域，皆以图附考，斐然可观；然所治者廑部分而已。晚清宜都杨氏，始有《历代地理沿革图》之作，上下古今，断代设治，洵吾学界一盛业也。惜纯用旧法，山脉河流，不便追寻；又割叶装订，极难检阅，其位置考证错舛之处亦复不少。夫作始本难，而技术复为时代所限，不足为昔人病也。独惜杨氏以后，迄无继起，斯真士大夫之羞也已。滕县苏子，以其极缜密之学力，极秾郁之兴味，极忠实强毅之责任心，竭十年之力，累易其稿，制成斯图。夹漈、宜都有知，可以瞑矣。抑吾更欲有所要于苏子者，图与表之相依若辅车也。清代官私著述之地理沿革表虽数家，然各有阙失，俱不便检阅。以苏子之学力，傥能踵斯图之后，更用今代体例，著一极浩博、极翔实之地理辞典，则所以饷遗吾侪者云胡可量？
　　苏子如有志也，则吾更愿有所贡于苏子。吾恨迄今未识苏子，吾乐贽此序以友苏子。民国十一年四月二十日梁启超。
　　《西疆建置沿革考》序
　　往者坎巨堤一役，举帕米尔千余里之地，拱手让之俄人，论者追原其故，窃咎吾国士夫，暗于西北地理，故外交之间，失败至此，至今以为恨。予尝叹西疆地辽远，环天山南北，广轮三万余里，东扼长城，北控蒙古，南连卫藏，西阻葱岭，屏蔽秦陇燕晋，若巨防然。缘边之地，壤接英俄，犬牙相临错，人民羠羯杂处，语言谣俗，与中土殊绝。英俄二国，复争惎其间，控驭一失当，则不幸往往有事。有清同光之际，界约屡订，藩篱渐撤，朝野动色，始以西陲为忧。于是建行省，设郡县，盖与内地侔矣。而二三学士，亦稍稍稽志乘，刺取其因革利病，各自为书，备谋国者采择。然大抵耳食旧闻，不能会其通，读者欲一观诸要难。盖自马迁、班固以来，纪大宛，传西域，率得之译史传闻；而佛国西域诸记，又每参以梵语，故一史所收，纪传互异，诸书错见，称谓不同，疏漏抵牾，亦势然也。余友徐子，前清之季，尝辟佐新疆大府，簿书余暇，辄钩考史传，旁及佛藏说部，方言译语，靡不研贯，证以所闻见，岁久成《西疆建置沿革考》一书。举凡域望之齵差，道里之远近，种姓之区分，郡邑之改并，与夫户口息耗，食货盛衰，民俗纯驳之不齐，皆衡论折衷，详其得失穷变之由，备著于篇，令当世得览，可谓体大思精者矣。徐子负奇才，意气不可一世。当居西疆时，驰匹马，绝大漠，所至察其山川形势，慨然有筹边之志。其所规画甚众，不得竟其用，而仅以书著也。
　　惜哉惜哉！读是书者，毋徒震于其考据之精详，而深原所以著书之意，此则能知徐子者尔。
　　《清代通史》序
　　昔读《亨林集·书潘吴二子事》之篇，窃叹力田、赤溟两先生，弱龄树志，抗迹迁固，奋然以私家之力，负荷国史，虽横撄文网，业弗克竟。然其所草创，能使一代大师如顾宁人者，推挹咏叹，何其卓跞而闳远也。清社之屋忽十二年，官修清史，汗青无日，即成亦决不足以餍天下之望。吾侪生今日，公私纪录未尽散佚，十口相传，可征者滋复不少，不以此时网罗放失，整齐其世传，日月逾迈，以守缺钩沉盘错之业贻后人，谁之咎也？亦既数数发愤思以自任，而学殖谫浅又多所惊，而志虑不专壹，荏苒鲜就，弥用增怍。
　　顾尝端居私祝，谓后起俊彦中，如力田、赤溟其人者，何遽绝于天壤，盖有之也我未见之耳。吾友蒋百里手一编见视，则萧子一山之《清代通史》，为卷三，为篇十六。已写定者仅上卷三分之二，为篇四，为文三十余万言。余穷一日夜力读卒业，作而叹曰：萧子之于史，非直识力精越，乃其技术亦罕见也。近世史学日益光大，若何而始谓之史，若何致力而可以得良史？此不乏能言之者。虽其原史之言，各有流别，或且相非；其所欲操之术，亦不一致，其孰为最餍心而切理者且勿论，然而实行其所信以之泐定一史，使吾人之理想得有所丽以商榷于世者，何其寥寥也。岂非阐理则易为言，责事则难为力。夫史之为物，兼天下之至赜与天下之至动，所取材者既患其寡，复患其多，既不容骋丝豪理想于事实以外，又非可平胪事实于纸上，如抄胥云耳。
　　于其至赜者勤而搜之，勿使漏；精而核之，勿使舛。无漏无舛矣，更求所以入吾范，勿使乱。于其至动者观其相生，观其相消，观其相荡；盬其主，絜其从，擿其伏，究其极。凡此举非冥索所能有功也。日日与此至赜至动之事实作缘，心力常注于其中，而眼光常超于其外。嘻！非志毅而力勤，心果而才敏者，其孰能与于斯？萧子之学，未见其止，但以所睹本书四篇论，其所述者为明清嬗代之枢机，为欧亚接触之端绪，为迹至棼而不易理，为几至微而不易析，读斯书何其乙乙而抽，渊渊而入，若视庵摩罗于掌上，而嚼谏果于回甘也。遵斯志也，岂惟清史渔仲、实斋所怀抱而未就之通史，吾将于萧子焉有望矣。夫力田、赤溟在今日，未知其视萧子何如？世有顾亭林，其必能衡而鉴之。民国十二年十二月一日，梁启超序于京师北海之松坡图书馆。
　　《地名韵语》序
　　地志之书，滥觞盖古。《周官·职方》，《汉书·地理》，纪载自昔，源流斯衍，类简而勿漏，详而易举。尔后著录日夥，搜集愈博，风土之记，汗及万牛；郡县之志，溢于五车。斯有资于肆索，顾不适于记诵。庆笙先生愍其若兹，刺取地名，系以韵语，爱自帝京，讫于黔滇，撮彼行省，都为一帙。韩君云台，续有补纂，根本旧区，辟置新土，以及都会所在，道里远近，罔不条分缕析，丝连绳贯，斯可谓行地之捷蹊，童拾之遐轨。昔荷池椠本，有道里经纬之表，申耆著述，有地理韵编之释，久已胫走宇内，服膺艺林。
　　斯编之作，未或让之。若因是以求夫沿革之迹，险要之区，人民风俗之大，耆旧物产之碎，纲举目张，星罗棋布，必有事半于曩而功倍于昔者。然则是书又岂徒供蒙求之用，获咫闻之益也乎？
　　《阳明先生传》及《阳明先生弟子录》序
　　阳明先生百世之师，去今未远。而谱传存世者，殊不足以餍吾侪望。集中所附年谱，诸本虽有异同，率皆以李卓吾所编次为旧本。卓吾之杂驳诞诡，天下共见，故谱中神话盈幅，尊先生而适以诬之。若乃事为之荦荦大者，则泰半以为粗迹，而不厝意也。梨洲《明儒学案》千古绝作，其书固以发明王学为职志，然详于言论，略于行事。其王门著籍弟子搜采虽勤，湮没者亦且不少。余姚邵念鲁廷采尝作《阳明王子传》、《王门弟子传》，号称博洽，顾未得见，不识视梨洲何如？且不知其书今尚存焉否也？居恒服膺孟子“知人论世”之义，以谓欲治一家之学，必先审知其人身世之所经历，盖百家皆然。况于阳明先生者以知行合一为教，其表见于事为者正其学术精诣所醇化也，综其出处进退之节，观其临大事所以因应者之条理本末，然后其人格之全部乃跃如与吾侪相接，此必非徒记载语录之所能尽也。铁山斯传，网罗至博，而别裁至严，其最难能者于赣闽治盗，及宸濠思田诸役，情节至繁赜纷乱者，一一钩稽爬梳而行以极廉锐极飞荡之文，使读者如与先生相对，■然见大儒之精义入神以致用者如是也。其弟子传，则掇拾丛残于佚集方志，用力之艰，什伯梨洲，而发潜之效过之。盖二书成而姚江坠绪复续于今日矣。
　　抑吾尤有望于铁山者：吾生平最喜王白田《朱子年谱》，以谓欲治朱学，此其梯航，彼盖于言论及行事两致重焉。铁山斯传正史中传体也，不得不务谨严，于先生之问学与年俱进者，虽见其概，而未之尽也；更依白田例重定一年谱，以论学语之精要者入焉。弟子著籍岁月有可考者，皆从而次之，得彼与斯传并行，则诵法姚江者，执卷以求，如历阶而升也。铁山傥有意乎？民国十二年三月新会梁启超。
　　《义乌吴氏家谱》序
　　谱牒之学，起于周汉，而极盛于南北朝。夫南北朝所以独尊谱牒者何耶？
　　自永嘉之乱，河洛沦为■腥，胡羯鲜卑氐羌诸裔，交错于中国，其后乃至如元魏之九十六族，咸减字译音以冒汉姓。于是神明遗胄，如范阳之卢、博陵之崔等，不能不各溯其祖之所自出，以自翘异，以示其子孙。故北朝谱牒之重，良有其不得已者存也。大江以南，虽自汉以来，次第置郡国；然土著之民，半属夷越，晋元渡江，中原衣冠阀阅，相从南徙，王谢郗庾之伦，惧播迁之后，数典忘祖。于是系固有之郡望，著其世次，使永不忘其所自来，此南朝谱牒之重，又良有其不得已者存也。或者曰：门阀之见，增憍慢，奖褊心，非所以善群。斯固然也。虽然，人性固恒恃其所观感激劝，而日以向上，为人子孙者，食旧德，诵先芬，知吾祖若宗所以立身砥行，效忠于国而光大其家者为何如，则往往悚惕鼓舞，求所以自建树，不坠其绪。《诗》不云乎，“夙兴夜寐，毋忝尔所生”。又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人人如是，则不肖者惧，而善者劝矣。若是乎谱牒之可以翊助世教，如此其重也。《隋书·经籍志》著录之诸谱，今无一存矣。然而故家名族，相传家乘，未经陈农之采，未入刘向之校，而体例谨严，纪载详备者，尚往往而有，谈国故者宝焉。延陵吴氏之谱，据于志宁序，谓创修者，实为东汉灈阳侯如胜。其信否虽不敢知，然以《隋志》所载，褚氏、江氏、庾氏、裴氏、虞氏、曹氏、明氏之家传家记世录等，其撰人多出魏晋之际。然则吴谱传自汉末，其事盖非不可能。又据明弘治桂钺之序，则覙述旧谱自灈阳侯以下世次，一无所紊，其佚名者则阙其名而但著其代，其支派之迁徙，皆朗然如列眉，非代有所受之，而能如是耶？吴氏自泰伯以来，以北人而首殖民于南服，姬宗受封命氏者数十，及周之衰，则零落殆尽，而吴乃绵历数千岁，至今为名宗。大江以南，血统之纯，世泽之远，未有能与吴氏抗颜行者。义乌之吴，吴氏支派之一耳。然其谱，自明洪武、弘治、万历，清顺治、雍正、乾隆、道光、光绪，未有经五十年不修者。其第十三修之本，成于光绪十年，距今亦仅四十一年耳。其族之长老，又复有十四修之举，其敬宗收族，继继绳绳之盛业，抑何其远耶！昔泰伯季札，以礼让仪型天下，实为吾中华民族道德之源泉，国之能与天地久长者恃此。今也承浇末之敝，贵争贱让，谬种流传，神明之胤，其不沦胥以亡者如发。吴氏子孙，其有能阐扬世德，以风天下者耶？此又非独一人一姓之事云尔。民国十四年二月十六日，新会梁启超拜撰。
　　《龙游县志》序
　　昔章实斋以旷代史才，不获藉手述作国史，乃出其绪余以理方志；方志托体之尊，自章氏始也。章氏论方志善矣！其所撰纂，自《和》、《毫》、《永清》诸州县志，以迄《湖北省志》，皆卓然自成一家言，且所业与年俱进。虽然，尚有未能尽慊人意者：专注重作史别裁，而于史料之搜辑用力较鲜，一也；嫉视当时考证之学，务与戴东原立异，坐是关于沿革事项率多疏略，二也；其所自创之义例，虽泰半精思独辟，然亦间有为旧史观念所束缚，或时讳所牵掣，不能自贯彻其主张者，三也。夫以章氏于斯学为大辂椎轮，势固未能立造极诣，且以羁栖幕府之身，所叙述者非所夙习，凭官力以采资料，既常不获如意，而咻而吠之者复日集其旁，则所就者不能如所期，亦宜然耳。独怪章氏晓音瘏口，弘阐斯学于今既百有余年，后之作者，匪直不闻有所光大损益，并踵其成规深知其意者且不一睹焉。士之识锢而志偷，不能有所负荷也非一日矣。吾友龙游余越园耻之，虽任国立法政大学教授，校课繁忙，犹矻矻述作，以四年之功，成其县志四十二卷。为纪者一，曰通纪，得卷凡一。为考者五，曰地理，曰氏族，曰建置，曰食货，曰艺文，得卷凡六。为表者三，曰都图，曰职官，曰选举，得卷凡八。为传者二，曰人物，曰列女，得卷凡四。为略者三，曰宦绩，曰节妇，曰烈女，得卷凡二有半。
　　为别录者二，曰人物，曰列女，得卷凡一有半。右二十三卷，是为正志。丛载一卷，掌故八卷，文征八卷，是为附志。都四十卷。卷首曰叙例，则自述其治斯学所心得，泐为一家言以诏来许，是为前录。卷末曰前志源流及修志始末，则马班序传之遗恉也，是为后录。越园之治学也，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纯采科学家最严正之态度，剖析力极敏，组织力极强，故能驾驭其所得之正确资料，若金在炉，惟所铸焉。其为文也，选辞尔雅而不诡涩，述事绵密而不枝蔓，陈义廉劲而不噍杀。凡此，善读越园书者，当能自得之，无取吾喋喋也。吾所欲言者，越园此书在方志学中其地位何如。越园之学，得诸章实斋者独多，固也；然以此书与实斋诸志较，其史识与史才突过之者盖不鲜。掌故、文征两部实斋特创，越园因之；然实斋之《永清志》掌故部分，题曰《政书》，杂厕书中紊其伦脊，其《湖北志》，则与正志并列为三书，未免跻附庸于宗国。越园别为附志，以隶于正志，主从秩然，其长一也。实斋著书义例，皆散见各篇叙传中，征引驳诘，动辄万言，其为后学开拓心胸，增益神智者，功诚不在禹下。虽然，此乃述学非作史也。故《和》、《亳》诸志之文，可移诸《永清》，《永清》之文，可移诸《湖北》，掎摭者讥其芜累，又何以自解？由此言之，谓实斋为杰出之史学批评家则可，谓所著述遂为良史盖未可。越园述学之恉，具见叙例。其正志，则以胸中绳墨自检束，而不杂置绳墨于壁牖间，以汩其构造之美，寓文理密察于洁净精微中，其长二也。实斋以鄙薄考证之故，所作诸志，惟凭固有资料，用自己独创之史裁，加以新组织，其资料有阙漏者，罕予搜补。越园之书，如《氏族考》，调集数百家谱牒，经极详慎之去取别择，而得其经纬脉络。其《清代职官表》，康熙后既无所凭借，乃搜断片于文集笔记诗歌质剂或祠壁井阑中，天吴紫凤缕错织文，常人所不注意者，字字皆呕心血铸成，其余他篇类此者尚夥，征引之书，不下四五百种，实为搜集史料辨证史料之最好模范，其长三也。实斋诸志皆有前志列传，谓所以辨祖述之渊源，用意良美，乃其《永清志》，于旧志之文删削殆尽，间采数十条，则以为驳斥之资而已。夫旧志泰半芜秽，见蔑固宜，然一切拉杂摧烧，则新著又安所据？越园以平恕之心，衡量前人，既不盲从，亦不轻僈，旧志舛者订之，可存者采之，一经甄冶，转成璆琳，其长四也。实斋知纪传相经纬之义，且极言宜采其意以用诸方志，乃其所作诸志，除《鄂志》之《皇朝编年纪》已佚外，余则仅有《皇言恩泽》等纪，纯属部分的官样文章，不足为全书纲领条贯，则作纪之志荒矣。越园通纪之作，综一县二千年间大事，若挈裘振领，为考表传略之尺度，俾得所丽，其长五也。实斋知族属谱牒之要，乃其《永清志·士族表》，专取科第之家，所载繁而不杀，一般民庶。概付阙如，其《和志》之氏族，《鄂志》之族望等表，今已散佚，计体例亦正相类，盖为《唐书·宰相世系表》之成法所束缚，不克自广。越园之《氏族考》，根据私谱，熟察其移徙变迁消长之迹，而推求其影响于文化之优劣，人才之盛衰，风俗之良窳，生计之荣悴者何如，其义例为千古创体，前无所承。其功用则抉社会学之秘奥，于世运之升降隆污，直探本原，其长六也。旧志艺文，猥芜特甚，实斋以正史艺文经籍志例绳之，厘正其名实，厥议伟矣。其所著关于此门者，《鄂志》已佚，《永清志》缺焉，独于《和州志》见其梗概，其大蔽则在执向歆《录》、《略》之旧，以强驭后世著作之分类，龂龂于校雠义法，而于作者年代，本书内容，反罕措意焉。越园之《艺文考略》，仿朱氏《经义考》例，详录其序例解题，或自作提要，间加考证，令读者得审原书价值，以年代为次，一展卷而可见文学盛衰之大凡，其长七也。实斋之《鄂志·食货考》，今所存者仅一篇，诚不愧为一代杰作，惜全豹未睹焉。若其《永清志》，则此等极重要之民生事项，悉以入政书之户科，与其他官书之陈腐条文相杂，芜累实甚。越园兹考，以户口田赋水利仓储物产及物价为次，什九皆凭实地采访，加以疏证；其必须参考官书格式者，则入诸附志之掌故，以期体裁峻洁，读者不迷，其长八也。实斋之重表也至矣。顾其所作诸志，于地理部分有图有考而无表。
　　越园创立都图表，道里远近，居民疏密，旁行斜上，一目了然，兼以与氏族考互证，其长九也。名宦与人物异撰，宜专纪宦绩，实斋言之备矣，然宦绩扬善隐恶，犹沿旧志成见。越园采康对山《武功志》之意，美恶并书，非但以存直道，亦将以儆官邪，俾图治者得所鉴焉，其长十也。越园书既成，使启超为之序，启超为校课所煎迫，日不暇给，仅得略事翻读，殊不足以窥其美富。顾吾常以为实斋以前无方志，故举凡旧志，皆不足与越园书较。以越园书较实斋书，其所进则既若是矣，无实斋则不能有越园，吾信之，越园宜亦伏焉。然有实斋不可无越园，吾信之，实斋有知，当亦颔首于地下也。夫方志之学，非小道也。吾侪诚欲自善其群以立于大地，则吾群夙昔遗传之质性何若？现在所演进之实况何若？环境所熏习所驱引之方向何若？非纤悉周备，真知灼见，无以施对治焉。舍历史而言治理，其言虽辩无当也。中国之大，各区域遗传实况，环境之相差别盖甚赜，必先从事于部分的精密研索，然后可以观其全。不此之务，漫然摭拾一姓兴亡之迹，或一都市偶发之变态，而曰吾既学史矣，吾已知今之中国作何状，此又与于不知之甚也。有良方志然后有良史，有良史，然后开物成务之业有所凭藉。故夫方志者，非直一州一邑文献之寄而已，民之荣瘁，国之污隆，于兹系焉。今者士之偷日以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与夫好行小慧，言不及义之流，既不足责，上焉者稗贩异域学说，不问其与国情相去若何道里，贸然欲见诸施行，或则墨守古训，不恤时俗变迁，以责无实之效，操术虽异，其为游谈则一而已。诚能一县中有如越园者一人，孳孳焉为其县泐一信史，以待国之良史受成焉以为言治理者之资，国其庶有豸也。夫越园之史才，固非可以责望于人人，虽然其书成规具在焉。创者难为功，因者易为力，但能如越园之勤求与其征实，虽无其才，亦安在不能为其书也。呜呼！其毋使《龙游县志》为我国方志学中独传之作也。民国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梁启超序于清华学校北院赁庐。
　　◇诗文叙意──【近人书话】
　　《曾刚父诗集》序
　　刚父之诗凡三变。早年近体宗玉谿，古体宗大谢，峻洁遒丽，芳馨悱恻，时作幽咽凄断之声，使读者醰醰如醉。中年以降，取径宛陵，摩垒后山斫雕为朴，能皱能折能瘦能涩，然而腴思中含，劲气潜注，异乎貌袭江西，以狞态向人者矣。及其晚岁，直凑渊微，妙契自然，神与境会，所得往往入陶柳圣处。生平于诗不苟作，作必备极锤炼，炼辞之功什二三，炼意之功什八九，洗伐糟魄，至于无复可洗伐，而犹若未餍。所存者则光晶炯炯，惊心动魄，一字而千金也。故为诗数十年，而手自写定者仅此。孟子曰：“诵其诗不知其人，可乎？”善读刚父诗者，盖可以想其为人。抑得其为人，然后其所以为诗者乃益可见也。刚父与物无竞，而律己最严，自出处大节，乃至一话一言之细，靡不以先民为之法程，从不肯借口于俗人所即安者，降格焉以自恕。
　　其于事有所不为也，于其所当为者，及所可为者，则为之不厌，且常精力弥满以赴之，以求其事之止于至善。不屑不洁，其天性也，顾未尝立崖岸焉以翘异于众，而世俗之秽累，自不足以入之。其择友至严峻，非心所期许者弗与亲也。其所亲者，则挚爱久敬，如其处父母昆弟之间者然，壹以真性情相见。当其盛年，鞅掌度支，起曹郎迄卿贰，历二纪余，综理密微，一部之事皆取办。盖在清之季，谙悉食货掌故，能究极其利病症结也，舍刚父无第二人。及清鼎潜移，则于逊位诏书未下之前一日，毅然致其仕而去，盖稍一濡滞忽已处于致无可致之地，烛先机以自洁，如彼其明决也。鼎革之际，神奸张彀以弄一世才智之士，彼固夙知刚父，则百计思所以縻之，刚父不恶而严，巽词自免，而凛然示之以不可辱。自刚父之在官也，俸入外既一介不取，且常以所俭蓄者周恤姻族，急朋友之难，故去官则无复余财以自活。刚父泊然安之，斥卖其所藏图籍书画陶瓦之属以易米，往往不得宿饱，而斗室高歌，不怨不尤，不歆不畔者十五年。呜呼！刚父之所蕴蓄以发而为诗者，其本原略如此。昔太史公之序屈子也，曰其志洁，故其称物芳，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喻此志也，可以读刚父之诗矣。刚父长余六岁，其举乡试，于余为同年，余计偕京师，日与刚父游，时或就其所居之潮州馆共住，每瀹茗谭艺，达夜分为常，春秋佳日，辄策蹇并辔出郊外，揽翠微潭柘之胜，谓此乐非褦襶子所能晓也。甲午丧师后，各忧伤憔悴，一夕对月坐碧云寺门之石桥，语国事相抱恸哭。既而余南归，刚父送以诗，曰：“前路残春亦可惜，柳条藤蔓有啼莺。”又曰：“他年独自亲调马，愁见山花故故红。”念乱伤离，恻然若不能为怀也。余亡命十余年而归，归后屡值世难，不数数相见。
　　刚父虽谢客，顾以余为未汩于世俗也，视之日益亲。去岁六月刚父六十生日，余造焉，甫就坐，则出一卷相属，曰手所写诗，子为我定之。余新病初起，疗于海滨，将以归后卒读而有所论列。归则刚父病已深，不复能相谭笑矣。
　　刚父既没，余与叶玉虎暨二三故旧襄治其丧。玉虎曰，此一卷者，刚父精神寓焉，且手泽也，宜景印以传后，子宜为序。乃序如右。刚父讳习经，亦号蛰庵居士，潮之揭阳人，光绪己丑举人，庚寅进士，起家户部主事，历官至度支部左丞，卒时年六十。其卒后一年，岁在丁卯三月之望，新会梁启超序。
　　《秋蟪吟馆诗钞》序
　　昔元遗山有“诗到苏黄尽”之叹。诗果无尽乎？自三百篇而汉魏而唐而宋，涂径则既尽开，国土则既尽辟，生千岁后而欲自树壁垒于古人范围以外，譬犹居今世而思求荒原于五大部洲中，以别建国族，夫安可得。诗果有尽乎？
　　人类之识想若有限域，则其所发宜有限域，世法之对境若一成不变，则其所受宜一成不变。而不然者，则文章千古，其运无涯，谓一切悉已函孕于古人，譬言今之新艺术新器可以无作，宁有是处？大抵文学之事，必经国家百数十年之平和发育，然后所积受者厚，而大家乃能出乎其间。而所谓大家者，必其天才之绝特，其性情之笃挚，其学力之深博。斯无论已，又必其身世所遭值有以异于群众，甚且为人生所莫能堪之境。其振奇磊落之气，百无所寄泄，而壹以迸集于此一途；其身所经历，心所接构，复有无量之异象以为之资。
　　以此为诗，而诗乃千古矣。唐之李杜，宋之苏黄，欧西之莎士比亚、戛狄尔，皆其人也。余尝怪前清一代，历康雍乾嘉百余岁之承平，蕴蓄深厚，中更滔天大难，波诡云谲，一治一乱，皆极有史之大观，宜于其间有文学界之健者，异军特起，以与一时之事功相辉映。然求诸当时之作者，未敢或许也。及读金亚匏先生集，而所以移我情者，乃无涯畔。吾于诗所学至浅，岂敢妄有所论列。吾惟觉其格律无一不轨于古，而意境气象魄力，求诸有清一代未睹其偶，比诸远古，不名一家，而亦非一家之境界所能域也。呜呼！得此而清之诗史为不寥寂也已。集初为排印本，余校读既竟，辄以意有所删选。既复从令子仍珠假得先生手写稿帙，增如干首为今本，仍珠乃付精椠，以永其传。
　　先生自序述其友束季苻之言，谓其诗他日必有知者。夫启超则何足以知先生，然以李杜万丈光焰，韩公犹有群儿多毁之叹，岂文章真价必易世而始章也！
　　噫嘻。乙卯十月新会梁启超。
　　《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
　　一
　　晚清两大家诗是什么？一部是元和金亚匏先生的《秋蟪吟馆诗》，一部是嘉应黄公度先生的《人境庐诗》。我认这两位先生是中国文学革命的先驱，我认这两部诗集是中国有诗以来一种大解放，这《诗钞》是我拿自己的眼光，将两部集里头最好的诗——最能代表两先生精神，而且可以为解放模范的，钞将下来。所钞约各占原书三分一的光景。
　　我为什么忽然编起这部书来呢？我想，文学是人生最高尚的嗜好，无论何时，总要积极提倡的，即使没有人提倡他，他也不会灭绝，不惟如此，你就想禁遏他，也禁遏不来，因为稍有点子的文化的国民，就有这种嗜好。文化越高，这种嗜好便越重。但是若没有人往高尚的一路提倡，他却会委靡堕落，变成社会上一种毒害。比方男女情爱，禁是禁不来的。本质原来又是极好的，但若不向高尚处提，结果可以流于丑秽。还有一义，文学是要常常变化更新的，因为文学的本质和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趣味”。趣味这件东西，是由内发的情感和外受的环境交媾发生出来。就社会全体论，各个各个时代趣味不同，就一个人而论，趣味亦刻刻变化，任凭怎么好的食品，若是顿顿照样吃，自然讨厌，若是将剩下来的嚼了又嚼，那更一毫滋味都没有了。我因为文学上高尚和更新两种目的，所以要编这部书。
　　我又想，文学是无国界的。研究文学，自然不当限于本国，何况近代以来，欧洲文化，好像万流齐奔，万花齐茁，我们侥幸生在今日，正应该多预备“敬领谢”的帖子，将世界各派的文学尽量输入。就这点看来，研究外国文学，实在是比研究本国的趣味更大益处更多。但却有一层要计算到，怎么叫做输入外国文学呢？第一件，将人家的好著作，用本国语言文字译写出来。
　　第二件，采了他的精神，来自己著作，造出本国的新文学。要想完成这两种职务，必须在本国文学上有相当的素养。因为文学是一种“技术”，语言文字是一种“工具”，要善用这工具，才能有精良的技术，要有精良的技术，才能将高尚的情感和理想传达出来。所以讲别的学问，本国的旧根柢浅薄些，都还可以，讲到文学，却是一点儿偷懒不得。我因为在新旧文学过渡期内，想法教我们把向来公用的工具，操练纯熟，而且得有新式运用的方法，来改良我们的技术，所以要编这部书。
　　二
　　我要讲这两部诗的价值，请先将我向来对于诗学的意见，略略说明。
　　诗不过文学之一种，然确占极重要之位置，在中国尤甚。欧洲的诗，往往有很长的，一位大诗家，一生只做得十首八首，一首动辄数万言，我们中国却没有。有人说是中国诗家才力薄的证据，其实不然。中国有广义的诗，有狭义的诗，狭义的诗，“三百篇”和后来所谓“古近体”的便是。广义的诗，则凡有韵的皆是，所以赋亦称“古诗之流”，词亦称“诗余”。讲到广义的诗，那么从前的“骚”咧，“七”咧，“赋”咧，“谣”咧，“乐府”
　　咧，后来的“词”咧，“曲本”咧，“山歌”咧，“弹词”咧，都应该纳入诗的范围。据此说来，我们古今所有的诗，短的短到十几个字，长的长到十几万字，也和欧人的诗没什差别，只因分科发达的结果，“诗”字成了个专名，和别的有韵之文相对待，把诗的范围弄窄了，后来做诗的人在这个专名底下，摹仿前人，造出一种自己束缚自己的东西，叫做什么“格律”，诗却成了苦人之具了。如今我们提倡诗学，第一件是要把“诗”字广义的观念恢复转来，那么自然不受格律的束缚。为什么呢？凡讲格律的，诗有诗的格律，赋有赋的格律，词有词的格律；专就诗论，古体有古体的格律，近体有近体的格律，这都是从后起的专名产生出来。我们既知道赋呀词呀……呀都是诗，要作好诗，须把这些的精神都熔纳在里头，这还有什么格律好讲呢？只是独往独来，将自己的性情和所感触的对象，用极淋漓极微眇的笔力写将出来，这才算是真诗。这是我对于诗的头一种见解。
　　格律是可以不讲的，修辞和音节却要十分注意，因为诗是一种技术，而且是一种美的技术。若不从这两点着眼，便是把技术的作用，全然抹杀，虽有好意境，也不能发挥出价值来。所谓修辞者，并非堆砌古典僻字，或卖弄浮词艳藻，这等不过不会作诗的人，借来文饰他的浅薄处。试看古人名作，何一不是文从字顺，谢去雕凿，何尝有许多深文谜语来？虽然选字运句，一巧一拙，而文章价值，相去天渊。白香山诗，不是说“老妪能解”吗？天下古今的老妪，个个能解，天下古今的诗人，却没有几个能做，说是他的理想有特别高超处吗？其实并不见得。只是字句之间，说不出来的精严调协，令人读起来，自然得一种愉快的感受。古来大家名作，无不如是，这就是修辞的作用。所谓音节者，亦并非讲究“声病”，这种浮响，实在无足重轻，但“诗”之为物，本来是与“乐”相为体用，所以《尚书》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古代的好诗，没有一首不能唱的，那“不歌而诵”之赋，所以势力不能和诗争衡，就争这一点。后来乐有乐的发达，诗有诗的发达，诗乐不能合一，所以乐府咧，词咧，曲咧，层层继起，无非顺应人类好乐的天性。今日我们做诗，虽不必说一定要能够入乐，但最少也要抑扬抗坠，上口琅然。近来欧人，倡一种“无韵诗”，中国人也有学他的。旧诗里头，我只在刘继庄的《广阳杂记》见过一首，系一位和尚做的，很长，半有韵，半无韵。继庄说他是天地间奇文，我笨得很，却始终不能领会出他的好处。但我总以为音节是诗的第一要素。诗之所以能增人美感，全赖乎此。修辞和音节，就是技术方面两根大柱，想作名诗，是要实质方面和技术方面都下工夫。实质方面是什么，自然是意境和资料。若没有好意境好资料，算是实质亏空，任凭恁样好的技术，也是白用；若仅有好意境好资料，而词句冗拙，音节饾饤，自己意思，达得不如法，别人读了，不能感动，岂不是因为技术不够，连实质也糟蹋了吗？这是我对于诗的第二种见解。
　　因这种见解，我要顺带着评一评白话诗问题。我并不反对白话诗，我当十七年前，在《新民丛报》上做的《诗话》，因为批评招子庸《粤讴》，也曾很说白话诗应该提倡。其实白话诗在中国并不算什么稀奇，自寒山、拾得以后，邵尧夫《击壤集》全部皆是，《王荆公集》中也不少。这还是狭义的诗，若连广义的诗算起来，那么周清真、柳屯田的词，什有九是全首白话。
　　元明人曲本，虽然文白参半，还是白多，最有名的《琵琶记》，佳处都是白话。在我们文学史上，白话诗的成绩，不是已经粲然可观吗？那些老先生忽然把他当洪水猛兽看待起来，只好算少见多怪。至于有一派新进青年，主张白话为唯一的新文学，极端排斥文言，这种偏激之论，也和那些老先生不相上下。就实质方面论，若真有好意境好资料，用白话也做得出好诗，用文言也做得出好诗。如其不然，文言诚属可厌，白话还加倍可厌。这是大众承认，不必申说了。就技术方面论，却很要费一番比较研究，我不敢说白话诗永远不能应用最精良的技术，但恐怕要等到国语经几番改良蜕变以后，若专从现行通俗语底下讨生活，其实有点不够。第一，凡文以词约义丰为美妙，总算得一个原则。拿白话和文言比较，无论在文在诗，白话总比文言冗长三分之一。因为名词动词，文言只用一个字的，白话非用两个字不能成话，其他转词助词等，白话也格外用得多。试举一个例，杜工部《石壕吏》的“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译出白话来是：“活着的捱一天是一天，死过的算永远完了。”我这两句还算译得对吗？不过原文十字变成十七字了。所以讲到修洁两个字，白话实在比文言加倍困难。第二，美文贵含蓄，这原则也该大家公认。所谓含蓄者，自然非廋词谜语之谓，乃是言中有意，一种匣剑帷灯之妙，耐人寻味。这种技术，精于白话的人，固然也会用，但比文言总较困难。试拿宋代几位大家的词一看，同是一人，同写一样情节，白话的总比文言的浅露寡味，可见白话本身，实容易陷入一览无余的毛病。（“容易”二字注意，并不是说一定）更举一个切例，本书中黄公度的《今别离》四首，大众都认他是很有价值的创作，试把他翻成白话，或取他的意境自做四首白话，不惟冗长了许多，而且一定索然无味。白话诗含蓄之难，可以类推。第三，字不够用，这是做“纯白话体”的人最感苦痛的一桩事。因为我们向来语文分离，士大夫不注意到说话的进化，“话”的方面，却是绝无学问的多数人，占了势力，凡传达稍高深思想的字，多半用不着。所以有许多字，文言里虽甚通行，白话里却成僵弃。我们若用纯白话体做说理之文，最苦的是名词不够。若一一求其通俗，一定弄得意义浅薄，而且不正确。若做英文，更添上形容词动词不够的苦痛。陶渊明的“暧暧远人村，依依生晚烟”，李太白的“黄河从西来，窈窕入远山”，这种绝妙的形容词，我们话里头就没有方法找得出来。杜工部的“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深省”两个字，白话要用几个字呢，字多也罢了，意味却还是不对。这不过随手举一两个例，若细按下去，其实触目皆是。所以我觉得极端的“纯白话诗”，事实上算是不可能，若必勉强提倡，恐怕把将来的文学，反趋到笼统浅薄的方向，殊非佳兆。以上三段，都是从修辞的技术上比较研究。第四，还有音节上的技术。
　　我不敢说白话诗不能有好音节，因为音乐节奏，本发于人性之自然，所以山歌童谣，亦往往琅琅可听，何况文学家刻意去做，哪里有做不到的事？现在要研究的，还是难易问题。我也曾读过胡适之的《尝试集》，大端很是不错，但我觉得他依着词家旧调谱下来的小令，格外好些。为什么呢？因为五代两宋的大词家，大半都懂音乐，他们所创的调，都是拿乐器按拍出来，我们依着他填，只要意境字句都新，自然韵味双美，我们自创新音，何尝不能？可惜我们不懂音乐，只成个“有志未逮”，而纯白话体有最容易犯的一件毛病，就是枝词太多，动辄伤气。试看文言的诗词，“之乎者也”，几乎绝对的不用，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伤气，有妨音节。如今做白话诗的人，满纸“的么了哩”，试问从哪里得好音节来？我常说，“做白话文有个秘诀”，是“的么了哩”越少用越好，就和文言的“之乎者也”，可省则省，同一个原理。
　　现在报章上一般的白话文，若叫我点窜，最少也把他的“的么了哩”删去一半。我们看《镜花缘》上君子国的人掉书包，满嘴“之乎者也”，谁不觉得头巾俗气，可厌可笑。如今做白话文的人，却是“新之乎者也”不离口，还不是一种变相的头巾气？做文尚且不可，何况拿来入诗？字句既不修饰，加上许多滥调的语助辞，真成了诗的“新八股腔”了。
　　以上所说，是专就技术上研究白话诗难工易工的问题，并不是说白话诗没有价值。我想白话诗将来总有大成功的希望，但须有两个条件：第一，要等到国语进化之后，许多文言，都成了“白话化”。第二，要等到音乐大发达之后，做诗的人，都有相当音乐智识和趣味，这却是非需以时日不能。现在有人努力去探辟这殖民地，自然是极好的事，但绝对的排斥文言，结果变成奖励俗调，相习于粗糙浅薄，把文学的品格低下了，不可不虑及。其实文言白话，本来就没有一定的界限，“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算文言呀，还是算白话？”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算文言呀，还是算白话？再高尚的，“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算文言呀，还是算白话？就是在律诗里头，“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情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算文言呀，还是算白话？那最高超雄浑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算文言呀，还是算白话？若说是定要满纸“的么了哩”，定要将《石壕吏》三四两句改作“有一位老头子爬墙头跑了，一位老婆子出门口张望张望”，才算白话，老实说，我就不敢承教。若说我刚才所举出的那几联都算得白话，那么白话、文言，毕竟还有什么根本差别呢？老实讲一句，我们的白话、文言，本来就没有根本差别，最要紧的，不过语助词有些变迁或是单字不便上口，改为复字。例如文言的“之”、“者”，白话变为“的”；文言的“矣”，白话变为“了”；文言的“乎”、“哉”，白话变为“么”、“吗”；文言单用“因”字“为”字，白话总要“因为”两字连用；文言“故”字“所以”字随便用，白话专用“所以”。“的”“了”“么”“吗”，固然是人人共晓，“之”“者”“矣”“乎”“哉”，何尝不也是人人共晓？《论语》只用“斯”字，不用“此”字，后人作文，若说定要把“此”改作“斯”才算古雅，固然可笑，若说“斯”字必不许用，又安有此理？”能饮一杯无”，古文应作，“能饮一杯乎”，白话应作“能饮一杯么”，其实“乎”“无”“么”三字原只是一字，不过口意微变，演成三体，用“乎”用“无”用“么”，尽听人绝对的自由选择，读者一样的尽人能解。近来有人将文言比欧洲的希腊文、拉丁文，将改用白话体比欧洲近世各国之创造国语文学，这话实在是夸张太甚，违反真相。希腊拉丁语和现在的英法德语，语法截然不同，字体亦异，安能不重新改造？譬如我中国人治佛学的，若使必要诵习梵文，且著作都用梵文写出，思想如何能普及，自然非用本国通行文字写他不可。中国文言白话的差别，只能拿现在英国通俗文，和莎士比亚时代英国古文的差别做个比方，绝不能拿现在英、法、德文，和古代希腊、拉丁文的差别做个比方。现代英国人，排斥希腊、拉丁，是应该的，是可能的，排斥《莎士比亚集》，不惟不应该，而且不可能。因为现代英文和《莎士比亚集》并没有根本不同，绝不能完全脱离了他，创成独立的一文体。我中国白话之与文言，正是此类。
　　何况文字不过一种工具，他最要紧的作用，第一，是要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完全传达出来。第二，是要令对面的人读下去能确实了解。就第二点论，读“活着的捱一天是一天，死过的算永远完了”这两句话能够了解的人，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这两句话，亦自会了解。质言之，读《水浒传》、《红楼梦》能完全了解字句的人，读《论语》、《孟子》也差不多都了解。
　　《论语》、《孟子》一字不解的，便《水浒》、《红楼》亦哪里读得下去——这专就普通字句论。若书中的深意，自然是四种书各各都有难解处。又字句中仍有须特别注释的，四种书都有，——就第一点论，却是文言白话，各有各的特长。例如描写社会实状，委曲详尽，以及情感上曲折微妙传神之笔，白话最擅长，条约法律等条文，非文言不能简明正确；普通说理叙事之文，两者皆可，全视作者运用娴熟与否为工拙。我这段话自问总算极为持平，所以我觉得文言白话之争，实在不成问题。一两年来，大家提倡白话，我是极高兴。高兴什么？因为文学界得一种解放。若翻过来极端的排斥文言，那不是解放，却是别造出一种束缚了，标榜白话文的格律义法，还不是“桐城派第二”？这总由脱不了二千年来所谓“表章什么，罢黜什么”的劣根性，我们今日最宜切戒。依我的主张，是应采绝对自由主义，除了用艰僻古字，填砌陈腐典故，以及古文家缛笔肤语，应该排斥外，只要是朴实说理，恳切写情，无论白话文言，都可尊尚，任凭作者平日所练习以及一时兴会所到，无所不可。甚至一篇里头，白话文言，错杂并用，只要调和得好，也不失为名文。这是我对于文学上一般的意见。
　　专就讨论，第一，押险韵，用僻字，是要绝对排斥的。第二，用古典作替代语，变成“点鬼簿”，是要绝对排斥的。第三，美人芳草，托兴深微，原是一种象征的作用，做得好的自应推尚，但是一般诗家陈陈相袭，变成极无聊的谜语，也是要相对排斥的。第四，律诗有篇幅的限制，有声病的限制，束缚太严，不便于自由发掳性灵，也是该相对的排斥。然则将来新诗的体裁该怎么样呢？第一，四言、五言、七言、长短句，随意选择。第二，骚体、赋体、词体、曲体，都拿来入诗。在长篇里头，只要调和得好，各体并用也不妨。第三，选词以最通行的为主，俚语俚句，不妨杂用，只要能调和。第四，纯文言体或纯白话体，只要词句显豁简练，音节谐适，都是好的。第五，用韵不必拘拘于《佩文诗韵》，且至唐韵古音，都不必多管，惟以现在口音谐协为主。但韵却不能没有，没有只好不算诗。白话体自然可用，但有两个条件，应该注意：第一，凡字面及句法有用普通文言可以达意者，不必定换俚字俗语。若有意如此，便与旧派之好换僻字自命典雅者，同属一种习气，徒令文字冗长惹厌。第二，语助辞愈少用愈好，多用必致伤气，便像文言诗满纸“之乎者也”，还成个什么诗呢？若承认这两个条件，那么白话诗和普通文言诗，竟没有很显明的界线，寒山、拾得、白香山，就是最中庸的诗派。
　　我对于白话诗的意见大略如此。
　　因为研究诗的技术方面，涉及目前一个切要问题，话未免太多了，如今要转向实质方面。我们中国诗家有一个根本的缺点，就是厌世气味太重。我的朋友蒋百里曾有一段话，说道：“中国的哲学，北派占优势，可是文学的势力，实在是南派较强。南派的祖宗，就是那怀石沉江的屈子。他的一个厌世观，打动了多少人心，所以贾长沙的哭，李太白的醉，做了文人一种模范。
　　到后来末流，文人自命清高，对于人生实在生活，成一种悲观的态度，好像‘世俗’二字，和‘文学’是死对头一般。”（《改造》第一号《谈外国文学之先决条件》）这段话真是透辟。我少年时亦曾有两句诗，说道：“平生最恶牢骚语，作态呻吟苦恨谁。”（《饮冰室诗稿》）我想，我们若不是将这种观念根本打破，在文学界断不能开拓新国土。第二件，前人都说，诗到唐朝极盛，我说，诗到唐朝始衰。为什么呢？因为唐以诗取士，风气所趋，不管什么人都学诌几句，把诗的品格弄低了。原来文学是一种专门之业，应该是少数天才俊拔而且性情和文学相近的人，屏弃百事，专去研究他，做成些优美创新的作品，供多数人赏玩。那多数人只要去赏玩他，涵养自己的高尚性灵便够了，不必人人都作，这才是社会上人才经济主义。如今却好了，科举既废，社会对于旧派的词章家，带一种轻薄态度。做诗不能换饭吃，从今以后，若有喜欢做诗的人，一定是为文学而研究文学，根柢已经是纯洁高尚了。加以现代种种新思潮输入，人生观生大变化，往后做文学的人，一定不是从前那种消极理想。所以我觉得，中国诗界大革命，时候是快到了。其实就以中国旧诗而论，那几位大名家所走的路，并没有错。其一，是专玩味天然之美，如陶渊明、王摩诘、李太白、孟襄阳一派。其二，是专描写社会实状，如杜工部、白香山一派。中国最好的诗，大都不出这两途，还要把自己真性情表现在里头，就算不朽之作。往后的新诗家，只要把个人叹老嗟卑，和无聊的应酬交际之作一概删汰，专从天然之美和社会实相两方面着力，而以新理想为之主干，自然会有一种新境界出现。至于社会一般人，虽不必个个都做诗，但诗的趣味，最要涵养。如此，然后在这实社会上生活，不至干燥无味，也不至专为下等娱乐所夺，致品格流于卑下。这是我对于诗的第三种见解。
　　金、黄两先生的诗，能够完全和我理想上的诗相合吗？还不能，但总算有几分相似了。我如今要把两先生所遭值的环境和他个人历史，简单叙述，再对于他的诗略下批评。（下略）
　　《丽韩十家文钞》序
　　韩之遗民金泽荣，最录其国先达之文之雅正者，命曰《丽韩九家文》，以贻其友王性淳。王氏复益以金氏所作为十家，家写一篇，而介张季直先生以请序于余。余常以为凡论诗文，非读全集，不能有所评骘。仅此十篇者，不足以见十家造诣之所至明矣，不足以见彼都文运升降之迹益明矣。然吾读此而叹彼都固尝大有人在，即此十篇者，而其士夫所蕴蓄所宗尚所诒播，盖可见也。夫国之存亡，非谓夫社稷宗庙之兴废也，非谓夫正朔服色之存替也，盖有所谓国民性者。国民性而丧，虽社稷宗庙正朔服色俨然，君子谓之未始有国也。反是，则虽微社稷宗庙正朔服色，岂害为有国。国民性何物？一国之人，千数百年来受诸其祖若宗，而因以自觉其卓然别成一合同而化之团体以示异于他国民者是已。国民性以何道而嗣续，以何道而传播，以何道而发扬，则文学实传其薪火而管其枢机，明乎此义，然后知古人所谓文章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事者，殊非夸也。今岁欧洲大战，有胎祸之一国曰塞尔维亚者，世所共闻也。此国之亡，尝七百年矣，距今百年前，乃始光复旧物，渐得列于附庸。今乃攘臂与世界一大名国战，而胜败尚在不可知之数，彼独非世之鲜民也哉，而至竟若是。吾尝稽其史乘，知其人尊尚其先民之文学也至深厚，因文学而忆记其先烈，而想慕之，而讴歌之，而似续之，不复其初焉而不止也。岂惟塞尔维亚，希腊也，意大利也，德意志也，皆若是已耳。夫生为今日之韩人者，宜若为宇宙间一奇零之夫，无复可以自效于国家与天壤，顾以吾所持论，则谓宇宙间安有奇零人，人自奇零而已。苟甘自奇零，则当世名国中奇零之人又岂鲜，独韩人也欤哉？然则金、王二君之志事，于是乎可敬，而十家文之钞辑，于是乎非无用矣。
　　图书与簿录──【近人书话】
　　官录及史志
　　目录之书，汉以前无有也。自刘向父子校理秘文，肇造《录》、《略》，郑、荀、王、阮，继轨有作。唐修《隋志》，乃创立簿录一门以收之，得书三十部焉。前此著录有无此门不可考，现存书之记簿录者，以《隋·经籍志》为首。历代编校，悉沿其例。清辑《四库提要》，其目录类经籍之属，著于录者十一部，存目者亦十四部。宋明以降，版刻盛行，书之流布收集日益易，而其散佚淘汰亦日益速。公私庋藏搜访，多有簿记流略之学，以附庸蔚为大国。近人有最录书目之书者，所举或数百种，如李氏之《书目举要》。乃至千余种。如邵氏等之《书目长编》。虽不免猥滥，然以吾所知见，此类书之现存者，合单行本与各专书中之别出本，可得二三百种，其已佚或存佚不详者亦百余种，《四库提要》所论列，盖什未得其一二也。夫目录之书，裨学有四：载籍浩博，决非一人之力所能尽藏，所能尽读。流览诸录，可以周知古今著作之大凡。有解题者读其解题，虽未睹原书，亦可知梗概，为裨一也。
　　书籍孳乳日出，亦散亡代谢，赖有遗录，存彼蜕痕，虽器实已沦，尚可识其名数。又某时代某类书实始创作，或作者独多，某类书在某时代已寥落罕闻，或散亡最剧，综而校之，学风见焉，为裨二也。稀见秘籍，识者知珍，孤微仅存，流传有绪。博稽诸家著录，可以称其展转储藏之所在。按图索骥，或整理流通，或取裁述作，为裨三也。学术分化发展，著述种类随之而日趋繁赜，辨析流别，业成专门。门类区分，或累代递迁，或因人而异，博观互较，得失斯见，循此以称学海之派分渊汇。察艺林之莩坼条敷，知类通方，此其跬步，为裨四也。《隋志》创簿录类，以附史部之末，其时此类著述实稀，不能独立成部，此如《七略》及《汉志》以史乘之书入六艺春秋家，附庸未能特达，位置宜尔也。今簿录之书，存佚单附合计，数且盈千，泱泱乎一大邦矣。揆其性质，实总函四部而管其钥，指为史籍枝属，名实未安，故今别建一部，用冠群籍，俾凡研治任何部类之遗典者，皆于此问津焉。此部之书既已日滋，缘作者之地位及其性格识见等等区别。所成之书，其范围与体裁自不能从同，故揽其异趣，大别为五类：一曰官录及史志，二曰跋释及鉴别，三曰藏目及征访，四曰部分别录，五曰载籍掌故。各类之中，或以时代，或以内容性质，复各厘为若干子目焉。其分类之指意及标准，则于各类小叙中发其凡；某书之入某类，或互见某类，其有疑问者，则于各本书条下附说之。
　　书之主要者或特有其短长宜评骘者，则为之解题，其普通者及未经眼者，盖阙如也。
　　第一类官录及史志
　　官录者，历代中秘书之簿籍，其官署及官立学府所储藏者附焉。史志者，各正史之《艺文志》、《经籍志》，就原书裁篇别出以著于录，其无志之史而近世学者补作者，亦各从其时代列次。古代各志，若《汉》若《隋》，后儒往往为之考证笺释或补缀，则汇附于各志之后。其有私人著述为各志先驱备甄采者，若阮孝绪《七录》之于《隋志》，毋煚《古今书录》之于《唐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之于《明志》，虽非官书，亦悉附于各本志之前。官① 编者按：本文系梁启超未完成的著作之一，篇幅较长；各子目后，原附详细书目，选入本书时略去。
　　录与史志体制多不同，今合并为一类不复分别者，以历代典籍渊萃在中秘；中秘书集散之迹存于官录。官录传世绝稀，仅恃史志葆其遗蜕，官录舍史志既无由考见，而史志取材什九出官录，不叙述官录则无以察其渊源所自及其去取之得失。故本书通例，凡佚书不载。或间载，则以附各类目之末。独本类官录诸书，不问存佚，凡书名足征者备搜之，按其年代以杂厕于各史志之间。凡已佚之书，低一格录其阙本于目上，加△符。有辑本者，目上加▲符。
　　从性质类别上观察，虽不免稍瞀乱，为使读者顺按时代以观历史上载籍沿革之故实，其便利亦差足相偿也。以朝代分六子目：一曰汉，附后汉三国；二曰两晋南北朝隋；三曰唐，附五代；四曰宋，附辽金元；五曰明；六曰清。
　　除清代外，各以正史之志为中枢，而以官录及补志等先后疏附乎其间。读者比而案之，于二千年来典籍流传代谢之故实，略可睹记矣。
　　第一目汉（附后汉三国）
　　簿录学创自刘氏父子，班氏因之成《艺文志》，著录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实西汉末官书总簿，亦先秦以来典册一大潴汇也。累代宗尚诵习，考释校补之书且不少，比而读之，益著光晶矣。后汉文物驾轶前汉，徒以范《书》无志，袁《志》不传，载籍流传之迹湮昧难稽焉。三国虽在争乱中，学艺亦彬彬。《陈书》阙志，与范同憾。近百年来，补志之业盛行，后汉三国之部，作者数家，后起益胜，一代阙遗，补苴略备矣。今并附次班《志》，使欲考历史上第一期载籍掌故者比勘省览焉。
　　第二目两晋南北朝隋
　　自晋迄隋，中间南北分立三百年，屡经丧乱，书频厄亡。一交承平，辄复搜聚，其整理秘籍之绩见于史册者颇足称述：西晋荀勖之制《中经新簿》，其一也。东晋初李充之重定甲乙四部，其二也。宋王俭之别撰《七志》，其三也。梁任昉之文德殿校列众书，华林园总集释典，其四也。梁阮孝绪之私撰《七录》，其五也。魏卢昶撰《甲乙新录》，其六也。隋牛弘之新集四部，其七也。大抵梁武帝时致力最勤，隋文帝时次之，宋文帝时又次之，自余各代，循故事而已。南北相较，则北朝颇朴僿，魏齐周三代官录可纪者甚寥落也。历代藏书数额，《隋志序》及王氏《玉海·艺文》、马氏《经籍考》记载颇详，最少者为晋南渡初之三千卷，最多者为隋大业初之三十七万余卷，其间簿录事业之最足属目者，在部类分列之变迁。盖自三国六朝以降，著述方向日变，后起之书，与向歆父子时范围绝异，不能不别建部居。由《汉志》之六略，到《隋志》之四部，中间几经沿革，此四五百年内簿录家苦心商榷排比之迹，尚可察见也。《晋》、《宋》、《齐》①、《梁》、《陈》、《魏》、《齐》②、《周》书及《南》、《北》史皆不志艺文，其遗迹仅赖《隋书》以传，故今以《隋志》为会归，而先隋群录可考者备举其目，以觇中古校理秘文之概略云尔。清儒补志，惟《晋书》有数家，《南》、《北》尚阙如，录其成书，则知待补者正多矣。
　　第三目唐（附五代）
　　唐代官书之整理，以开元中最著成绩，《群书四部录》、《古今书录》，其巨观也。前乎此者，贞观初魏徵尝从事焉，虞世南、颜师古继之，但未有成书。《唐书·崔行功传》云：“太宗命秘书监魏徵写四部群书，置雠正二十员，书工百员。徵徙职，又诏世南、师古踵领，功不就。显庆中，罢雠正员。”以魏、虞、颜一代硕学而此业不就，甚可慨惋也。后乎此者，惟《贞元新录》之名见于柳集，而史志不叙焉。虽史有阙文，抑其簿录之勤，亦视宋梁隋有间矣。宋修《唐书》，因陋就简，仅迻写《开元录》，罕所搜补，治唐代文献者憾焉。今录新旧两《志》而以官书簿录可考者先之，略备一代掌故。五季宇内分崩，文物陵夷，虽西蜀南唐，雅尚典籍，而簿录无足征者，仅得佚目及近人补志各一种而已。
　　① 按：指《南齐书》——编者注。
　　② 按：指《北齐书》——编者注。　　
　　第四目宋（附辽金元）
　　宋代整理官书，历世不怠，其用力最勤者，北宋则仁宗、徽宗两朝，南宋则高宗、宁宗两朝。庆历《崇文》一目。为现存簿录最古之籍，虽颇阙佚，然规模为后所宗焉。嘉祐、政和、乾道、淳熙、嘉定，代有巨著，惜皆不可见。元修《宋史》，荒率简陋，考当时载籍者，宁取私家著述《晁志》、《陈录》、《马考》之属，谓优于正史也。《辽》、《金》、《元》史皆不志艺文，其整理官书之业亦无甚足述，仅录倪氏、金氏、钱氏补志备缺遗云。
　　第五目明
　　明代整理官书事业，了无足述。《永乐大典》，网罗博富，然编类书，非整簿录也。正德、万历两次点检阁籍，遗目俨存，实不过官司典守之账簿，于校理流略，概乎未有闻焉。惟《南雍》一志，详纪监板，足备掌故。末叶拟修经籍志，暂作旋辍，绩用不就，其书亦不为通人所许。用是请修《明史》，无所凭借，仅黄氏《千顷》一目，以私人著述为史馆唯一之蓝本，可谓千余年来史志之变例矣。今列举官目及明史所备采者若干种以《明志》终焉。
　　第六目清
　　逊清右文，度越近古。《四库》一目，规制渊闳，以方宋之《崇文》，殆犹过之，他无论已。虽然，此二百八十年中整理中秘书之业，实远逊唐宋；最可称者，惟乾隆修《四库》一役耳。严格论之，《四库全书》实一部官编之丛书，《提要》则一专书之叙目，其性与刘《略》、荀《簿》、王《志》、阮《录》固自不同，今且勿论此。自《四库》书成后，自谓千秋绝业，无以复加，后此百余年间，竟不复闻有求阙增藏之事。以视唐之贞元、开成，宋之淳熙、嘉泰，累代赓续搜求校理者，何其远耶！盖清制所谓中秘者，与前朝有异，宫中琅嬛委宛诸藏，专供宸览，管守责诸内侍，儒臣罕得窥焉。其文渊阁、武英殿等虽设官董理，所职不过看守一部钞本书及若干版片，以视前代置秘书监丞，司采访校理，苟得其人，克举其职，则能有所贡献者，其制度迥不侔矣。尤有一事足致遗憾者，清人爱古薄今，上下同揆，《四库》于当代著述，收录已稀；此外公署，欲求如明行人司之专务采集新书者且不可得。私家藏目，亦少注重此点，以致递年新撰诸书，无总籍之可稽。吾侪欲草古今书录，时代逾近而愈感困难，可为太息也。今述清代官录，以《四库》目为中心，其经进各目及禁书目附焉。性质本非从同，聊取备数而已。
　　清史艺文志有无成书未敢知，姑列其目以作批评之资也。（余类阙）
　　说方志
　　全国省府州县新旧志书，现存者不下二千余种，其踳驳芜累者什而七八，学者率轻蔑谓不足观。虽然，实史料之渊丛也。其编纂方法，亦代有进化。
　　今略论次之：
　　春秋时各国皆有史，如《晋乘》、《楚梼杌》、鲁《春秋》与夫“百二十国宝书”等。由今日观之，可谓为方志之滥觞。惟封建与郡县组织悬殊，故体例靡得而援焉。自汉以降，幅员日恢，而分地纪载之著作，亦孳乳寖多，其见于《隋书·经籍志》者，则有下列各类：（甲）图经之属如《冀州图经》、《齐州图经》、《幽州图经》等，失撰人名。其书皆仅一卷，想是以图为主，略载山川封域而已。《齐州图经》下复有《齐州记》一卷，想是经之说明。又《湘中山水记》、罗含著。《水经注》引。《宜都山川记》、袁山松著。《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引。《司州山川古今记》刘澄之著。等，亦属此类。
　　（乙）政记之属如《吴越春秋》、赵晔著。《华阳国志》、常璩著。之类，其书今尚存。《三辅故事》原注晋世撰。等，殆亦属此类。
　　（丙）人物传之属如《陈留耆旧传》、苏林著。《益都耆旧传》、陈寿著。《襄阳耆旧记》、习凿齿著。《会稽先贤传》谢承著。等，专记乡先辈言论行事。三国六朝时此类作品极多。
　　（丁）风土记之属如《陈留风俗传》、圈称著。《南州异物志》、万震著。《阳羡风土记》、周处著。《荆楚岁时记》宗懔著。等专记一地方特殊之风俗物产……等类，与图经之记山川形势沿革者有别。
　　（戊）古迹之属如《三辅黄图》、失撰人名。《洛阳伽蓝记》、杨衒之著。《洛阳宫殿簿》失撰人名。等，专记一都会之坊巷位置及建筑等物。
　　（己）谱牒之属魏晋南北朝最重族望，诸州多有族姓谱牒。如《冀州姓族谱》，洪州、吉州、江州、袁州诸姓谱等。
　　（庚）文征之属文艺作品渐多，亦复分地征存，如《江左文章志》宋明帝辑。等。
　　隋唐以前，关于地方纪载之作品，大约有右列之七类，后此方志，则糅合诸类斟酌损益以为体例也。
　　其具备今方志之形式者，古籍中不多见，惟晋挚虞有《畿服经》一百七十卷。书久亡佚，《隋志》已不著录，惟于叙录中述其内容崖路，谓：“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池，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此书不审为统载全国，抑专述近畿？要之，吾国地理书之一创作也。现存之《华阳国志》，虽叙政治沿革居十之七八，然亦分郡县记其交通险塞，物产土俗，大姓豪族兼及先贤士女之传记，实后世方志之权舆矣。自宋迄明，方志之公私著述，与岁俱增，今存者百不得一。据《四库全书》所著录有如下诸种：
　　《吴郡图经续纪》三卷宋朱长文撰
　　《乾道临安志》三卷宋周淙撰
　　《淳熙三山志》四十二卷宋梁克家撰
　　《吴郡志》五十卷宋范成大撰
　　《新安志》十卷宋罗愿撰
　　《剡录》十卷宋高似孙撰
　　《嘉泰会稽志》二十卷宋施宿等撰
　　《宝庆会稽续志》八卷宋张渂撰
　　《嘉定赤城志》四十卷宋陈耆卿撰
　　《宝庆四明志》二十一卷宋罗濬撰
　　《开庆四明续志》十二卷宋胡榘撰
　　《澉水志八卷》宋常棠撰
　　《景定建康志》五十卷宋周应合撰
　　《景定严州续志》十卷宋郑瑶、方仁荣同撰
　　《咸淳临安志》九十三卷元潜说友撰
　　《至元嘉禾志》三十二卷元徐硕撰
　　《大德昌国州图志》七卷元郭复京、郭荐等同撰
　　《延祐四明志》十七卷元袁桷撰
　　《齐乘》六卷元于钦撰
　　《至大金陵新志》十五卷元张铉撰
　　《无锡县志》四卷失撰人名
　　《姑苏志》六十卷明王鏊撰
　　《武功县志》三卷明康海撰
　　《朝邑县志》二卷明韩邦靖撰
　　《岭海舆图》一卷明姚虞撰
　　《滇略》十卷明谢肇淛撰
　　《吴兴备志》三十二卷明董斯张撰
　　《四库》体例，盖于宋元地志现存者悉行著录。而明代则甄择綦严，故所录仅六种。尚有九十种附诸存目，然所屏遗当尚多也。即现存宋元撰述中，亦有未收者，盖当时未经采进。以余所知，有《严州图经》，宋绍兴淳熙间陈公亮撰。袁氏《渐西村舍丛书》本。有《嘉泰吴兴志》，宋谈钥撰。刘氏《吴兴丛书》本。有《嘉定镇江志》，宋卢宪撰。宣统二年金陵覆本。有《至顺镇江志》，元俞希鲁撰。扬州包氏刻本。此外或更有存者，未遑细检也。
　　朱竹垞《曝书亭集·咸淳临安志跋》，记南北宋方志颇详，存佚并举。
　　《四库》著录各书中，以撰人性质分类，可区为二：其一私著——本籍人以独力搜录乡邦文献者，朱长文之《吴郡图经》，梁克家之《三山志》，范成大之《吴郡志》，罗愿之《新安志》，高似孙之《剡录》，陈耆卿之《赤城志》，常棠之《澉水志》，于钦之《齐乘》，康海之《武功县志》，韩邦靖之《朝邑县志》，皆是。其二官修——地方长官开局纂撰者，除上列十种外，其余皆是。私著者义法易于谨严，官修者资料易于丰富，此其得失之大较也。
　　内容门类之区分，由繁而日趋于简，其所叙述范围，则由俭而日扩于丰，此方志进化之大凡也。《吴郡图经》为最古作品，凡分二十八门①：
　　封域城邑户口坊中物产风俗门户学校州宅南园
　　仓务海道亭馆牧守人物桥梁祠庙宫观寺院山水治
　　水往迹园第冢墓碑碣事志杂录
　　《吴郡志》则分三十九门：
　　沿革分野户口税租土贡风俗城郭学校营寨官宇仓库（场务
　　附）坊市古迹封爵牧守题名官吏祠庙园亭山虎丘桥梁川水
　　利人物（列女传）进士题名土物宫观附郭寺郭外寺县记冢墓仙
　　事浮屠方技奇事异闻考证杂咏杂志
　　观上所列举，则其分类之芜杂非科学的，大略可见。其最繁者如《嘉泰① 原文如此，以下实二十七门。——编者。
　　会稽志》，分目至一百十七，更可笑矣。元明以降，门类逐渐归并，分隶日趋适当，如《大德昌国志》分八门：
　　叙州叙赋叙山叙水叙物产叙官叙人叙祠
　　《延祐四明志》分十二考：
　　沿革土风职官人物山川城邑河渠赋役学校祠祀释道集古
　　《滇略》则分十略：
　　版略志疆域胜略志山川产略志物产俗略志民风绩略志名官献
　　略志乡贤事略志故实文略志艺文夷略志苗种杂略志琐闻
　　元明诸志之内容分类，以今日眼光观之，虽未敢云适当，然较诸宋志，则似有进矣。
　　《四库提要》于所著录之诸志评骘其特色如下：
　　《吴郡图经》，征引博而叙事简，文章尔雅，有古人之风。
　　《三山志》，主于纪录掌故，而不在夸耀乡贤，侈陈名胜。
　　《吴郡志》，征引浩博而叙述简核，为地志中之善本。于夹注之中又有夹注，可云著书之创体。
　　《新安志》，引据极典核，物产一门，尤为赅备。自序以为“儒者之书具有微旨，不同钞取纪簿”，盖不愧也。
　　《剡录》，每事必注其所据之书，可为地志纪人物之法。其山水记仿《水经注》例，脉络井然，而风景如睹，亦可为地志纪山水之法。
　　《嘉泰会稽志》，姓氏，送迎，古第宅，古器物，求遗书，藏书诸条，皆他志所弗详，独能搜采辑比，使条理秩然。
　　《景定建康志》，分图表志传四大类，凡所考辨，俱见典核。
　　《咸淳临安志》，颇有条理，前十五卷为行在所录，十六卷以下乃为府志，区画明晰，可为都城纪载之法。
　　《至元嘉禾志》，碑碣一门多至十一卷，自三国六朝以迄南宋，凡石刻之文，全载无遗，殊足为考献征文之助。
　　《大德昌国志》，大旨在于刊削浮词，故其书简而有要，不在《武功》、《朝邑》两志下。
　　《延祐四明志》，考核精审，不支不滥。
　　《齐乘》，援据经史，考证见闻，较他志之但据舆图凭空言论断者为胜。
　　《武功县志》，王士祯谓其“文简事核，训词尔雅”，石邦称其“义昭劝鉴，尤严而公，乡国之史，莫良于此”，非溢美也。
　　《朝邑县志》，上卷仅七页，下卷仅十七页，古今志乘之简，无有过于此书者，而宏纲细目，包括略备。盖他志多夸饰风土，而此志能提其要，故文省而事不漏也。
　　《岭海舆图》，略于前代而详于当代，略于山川而详于厄塞，略于职官而详于兵马钱粮，略于文事而详于武备，于志乘中别为体例。
　　观各书门类及提要所详，则方志内容及作者对于方志的观念之嬗变，皆略可推见。大抵初期作品，囿于古代图经的观念，以记山川、城邑、宫室、名胜等为最主要部分，稍进则注重人物传记，更进则及于古迹、遗书、遗文、金石等，更进则注重现代风俗掌故、经制因革等，而年代愈晚，则陈迹之须考证者愈繁，故去取别择，亦成为专门技术。虽缘作者之识见才力好尚，详细互有不同，不能限以时代，要之自宋迄明六七百年间，方志观念日趋扩大，其内容日趋复杂，可断言也。
　　其文体之简繁，亦以作者之技术及好尚而别。卷帙最浩瀚者，如《咸淳临安志》之九十三卷，《姑苏志》之六十卷，《吴郡志》之五十卷。其简洁者如《澉水志》八卷，而为页仅四十有四。尤简者如《朝邑志》二卷，为页仅二十有四。自欧阳修、宋祁修《新唐书》，以“事增于前，文省于旧”自诩，修所撰《五代史记》，益务为简洁，渐成一时风尚。有明之季，文体猥缛，方志芜累益甚，康海、韩邦靖力矫以简净，故《武功》、《朝邑》两志最享盛名，共推为作志模范。其实“文省事增”云者，不过相对的程度问题。
　　同一资料，入于能文者之手，剪裁有法，排列得宜，可以省若干闲赘笔墨，吾侪未尝不承认。若谓以二十四页之书，可以举一县上下古今应纪之事，“宏纲细目，包括略备”，以此评书，谓之非“溢美”焉，不可得也。夫方志为国史取材，章实斋语。与其俭漏，毋宁博滥。韩昌黎所谓“牛溲马勃，败鼓之皮”，就后之良史观之，壹皆瑰宝。彼以文人而冒史职者，动以其所谓“古文义法”部勒史实，削趾适屦，其伤实多。吾辈今日，宁愿得《四库存目》中之明志一种，不愿得如《武功》、《朝邑》志者十种。何也？以其无所取材也。况其所谓义法者并不善美，不惟事不见其增，即文亦不见其省耶。（看《文史通义》卷八《书武功志后》《书朝邑志后》）《提要》之评《朝邑》，谓“不可无一，不能有二”，盖亦有微词焉耳。
　　清康熙十一年，大学士卫周祚奏令天下郡县分辑志书，诏允其请。雍正七年，诏各省重修通志上诸史馆，备《大清一统志》之采择，其后又令各州县志书，每六十年一修，著为功令。下诏年月待考。自是方志多于束笋矣。
　　然乾隆以前，佳构实少，《四库》著录，限于省志，亦取备数而已。其目如下：
　　《钦定日下旧闻考》一百二十卷乾隆三十九年奉敕撰
　　《钦定热河志》八十卷乾隆四十六年奉敕撰
　　《钦定满洲源流考》二十卷乾隆四十三年奉敕撰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五十二卷乾隆二十一年奉敕撰
　　《钦定盛京通志》一百二十卷乾隆四十四年奉敕撰
　　《畿辅通志》一百二十卷李卫等监修雍正十三年成
　　《江南通志》二百卷赵宏恩等监修黄之隽总纂乾隆元年成
　　《江西通志》一百六十二卷谢旻等监修陶成总纂
　　《浙江通志》二百八十卷李卫、嵇曾筠等监修沈翼机、傅玉露、陆奎
　　勋总纂雍正十三年成
　　《福建通志》七十八卷郝玉麟等监修乾隆二年成
　　《湖广通志》一百二十卷迈柱等监修雍正十一年成
　　《河南通志》八十卷田文镜、王士俊等监修孙灏、顾栋高等编纂
　　《山东通志》三十六卷岳濬等监修杜诏等编纂乾隆元年成
　　《山西通志》二百三十卷觉罗石麟等监修储大文总纂
　　《陕西通志》一百卷刘于义等监修沈青崖总纂雍正十二年成
　　《甘肃通志》五十卷许容等监修乾隆元年成
　　《四川通志》四十七卷黄廷桂等监修
　　《广东通志》六十四卷郝玉麟等监修雍正八年成
　　《广西通志》一百二十八卷金鉷等监修雍正十一年成
　　《云南通志》三十卷鄂尔泰等监修靖道谟总纂乾隆元年成
　　《贵州通志》四十六卷鄂尔泰等监修靖道谟、杜恮总纂乾隆六年成
　　此皆雍正七年奉诏官撰之成绩。凡省志皆定名为“通志”，亦自兹始也。
　　自奉诏至成书，费时最短者为广东，仅阅二年；最长者为贵州，阅十二年。
　　雍正前志书，最有名者为顺治十八年之《河南志》，康熙中尝颁诸天下以为式云。次则康熙二十二年之《西江志》，（即《江西通志》）《提要》谓在当时地记之中号为善本。然由今观之，皆不见其独到之处。雍正诸志中，据章学诚实斋谓《浙江通志》较为完善，盖杭大宗世骏实参其事云。《丙辰札记》。据《提要》所品评，则陕西、山西似最好，福建次之，其余则奉行故事而已。
　　雍正之役，江苏、安徽合为《江南通志》，湖北、湖南合为《湖广通志》。
　　至乾隆末，毕秋帆沅创修《湖北通志》，嘉庆间陶云汀澍创修《安徽通志》，光绪间曾沅甫国荃创修《湖南通志》。惟江苏为文化最盛之地，直至今日无独立之《江苏通志》，咄咄怪事也。吉林亦以光绪十七年成《通志》，新疆则宣统三年成《新疆图志》，惟黑龙江至今尚缺云。
　　省志自雍乾间普修之后，后此大率经数十年辄有踵修，不能悉记。记其最有价值者：
　　嘉庆《湖北通志》，实毕秋帆为总督时所创修，而方志专家章实斋总其事。原稿以乾隆五十九年成，既而毕去职，后任者于嘉庆二年上之。实斋固兀傲不谐俗，秋帆去后，其稿颇为局中妄呆子点窜，然大体尚存，其有异同，则《章氏遗书》所存诸稿可参校也。故此书应为通志中第一善本。
　　《广西志》，金鉷本实草创于李穆堂绂，在雍正诸志中本已称佼佼。嘉庆中，谢蕴山启昆为巡抚，踵修之。蕴山史学根柢本极深，躬为总裁，卷首职衔不题监修而题总裁者，示亲董其事也。阮芸台《广东通志》等皆然。故《嘉庆广西通志》，其价值与章氏《鄂志》埒，且未经点污，较《鄂志》更完好也。卷首列叙例二十三则，遍征晋唐宋明诸家门类体制，舍短取长，说明其所以因革之由。诸志序例，未或能先也。故后之作者，皆奉为模楷焉。
　　此书编纂姓名中独列孝廉方正胡虔之名，想是当时助蕴山主其事者，其履历俟考。
　　《嘉庆浙江通志》、《道光广东通志》、《云南通志》，皆阮芸台元总裁，体例全师蕴山，《广东通志》阮序自言之。最称精善。《广东志》总纂为陈观楼昌齐、刘彬华、江子屏藩、谢里甫兰生；分纂若吴石华兰修、曾勉士钊、方植之东树等，皆一时宿学。《浙志》舍间未有，不能举纂修人名，想名士更多。
　　《嘉庆安徽通志》，陶云汀澍总裁，陆祁孙继辂等分纂。《嘉庆四川通志》，杨芳灿总纂，大致皆佳。
　　《咸丰江西通志》，董觉轩沛主持最多，亦可观。
　　《同治畿辅通志》，李少荃鸿章监修，黄子寿彭年总纂，亦称合作，入民国尚有踵修云。《同治山西通志》，曾沅甫国荃监修，想亦好。
　　《光绪湖南通志》，郭筠仙嵩焘、李次青元度总纂，罗念生汝怀、吴南屏敏树、郭意城崑焘、邓弥之辅纶等分纂，固宜甚佳。《光绪安徽通志》何子贞绍基总纂，亦当可观。
　　最晚出者为《新疆图志》，宣统三年成，民国十二年始刊印，王晋卿树柟等总纂。此志纯属创作，前无所承，搜采极勤，考证极审，非生今日固不能有此书，然有此书亦方志中一荣誉也。
　　最近则任志清可澄方从事于《民国贵州通志》之役，以吾所闻盖甚佳，拭目以观其成耳。
　　清代各府州县志名作不少，以吾记忆所及拉杂记之如下：其在初期，则《康熙邹平县志》，盖马宛斯骕主修，而顾亭林炎武实参其事。《康熙济阳县志》，则张稷若尔岐曾私修云。
　　《康熙灵寿县志》，陆稼书陇其知县事时所修。以稼书之故，名震一时；惟章实斋以史法绳之，颇致不慊焉。（看《文史通义》卷八《书灵寿县志后》）
　　《乾隆历城县志》，周书昌永年、李南涧文藻主修，逐句皆注出处，无一语自己出，实为后此广西《谢志》、广东《阮志》等体例所本。《乾隆诸城县志》，亦李南涧主修，志金石最精博云。
　　《乾隆汾州府志》，《汾阳县志》，戴东原震皆尝参其事，而府志中经其手定者尤多。东原最注重者为地理沿革，章实斋讥其偏滞。诚然。然此固亦作志者所宜有事耳。
　　章实斋学诚为有清一代史学第一大师，方志尤所专精提倡，故其作品宜为斯界最适之模范。实斋晚岁乃应毕秋帆湖北志局之聘，其前此所主修者则有《乾隆和州志》，据《复堂日记》云已佚。有《乾隆永清县志》，有《乾隆毫州志》。其在鄂局时所兼领或参与者，则有《乾隆天门县志》、《乾隆石首县志》、《乾隆广济县志》、《乾隆常德府志》、《乾隆荆州府志》等，合诸《湖北通志稿》，比而观之，庶足以见实斋一家之学，而方志义例亦得所折衷矣。
　　洪稚存亮吉在乾嘉诸老中，以善治地理学闻，其与方志关系亦不浅。今可考者，则有《宁国府志》、《怀庆府志》、《延安府志》、《泾县志》、《登封县志》、《固始县志》、《澄城县志》、《淳化县志》、《长武县志》等。其子幼怀符孙能世其学，亦有《禹州志》、《鄢陵县志》、《河内县志》等，则皆道光志也。洪氏父子诸志中，《泾县》、《淳化》、《鄢陵》最有名。
　　抗大宗世骏亦好治史，与全谢山齐名。其参与或主修之方志，有《西宁府志》、《乌程县志》、《昌化县志》、《平阳县志》等，而《浙江通志》亦任分纂。成《两浙经籍志》，未竟采用云。
　　姚姬传鼐为桐城派古文祖师，在乾嘉间所主修方志，有《庐州府志》、《江宁府志》、《六安州志》等。
　　其余乾嘉间著名学者与方志之关系，则有若王述庵昶之于《太仓州志》，孙渊如星衍之于《松江府志》、《邠州志》、《三水县志》，武虚谷亿之于《偃师县志》、《安阳县志》，段茂堂玉裁之于《富顺县志》，钱献之坫之于《朝邑县志》。虽内容未遑悉窥，然观其人可以知其书也。
　　嘉庆以还，流风未替。《嘉庆扬州府志》，初由伊墨卿秉绶倡修，条定体例者为焦理堂循，其后姚秋农文田、秦敦夫恩复、江子屏藩及理堂协成之，当推佳构。《嘉庆徽州府志》，夏朗斋銮草创体例，汪叔辰龙协成之，称最谨严云。
　　李申耆兆洛宰凰台，独力成《嘉庆凰台县志》，其精严为诸志所罕见。
　　申耆又主修《嘉庆怀远县志》未成，董晋卿士锡续其业焉。
　　董方立祐诚有《嘉庆长安县志》，陆祁孙继辂有《嘉庆郯城县志》，与李申耆同为阳湖派文家作品也。
　　陈观楼昌齐粤中第一学者，既佐阮文达总纂《广东通志》，复以余力独成《嘉庆雷州府志》、《嘉庆海康县志》，盖其所产郡邑也。
　　张介侯澍为甘肃唯一学者而久宦四川，手修《道光兴文县志》、《屏山县志》、《大足县志》、《泸溪县志》等，殆必可观。
　　《道光济宁州志》，许印林瀚主修，有名。
　　邓湘皋显鹤为湘学复兴之导师，于湖南文献搜罗最博，以独力私撰《道光宝庆府志》、《道光武冈州志》，最称精审。邹叔绩汉勋以算学家而邃于史，游幕贵州，成《道光贵阳府志》、《大定府志》、《兴义府志》、《安顺府志》等。
　　吾邑志失修已七八十年，最近者为《道光新会县志》，实黄香石培芳、曾勉士钊所主修，于全国诸志中称善焉。吾乡各县志，则《同治南海县志》，邑人邹特夫伯奇主修；《同治番禺县志》，邑人陈兰甫澧主修。皆一时之选也。
　　《咸丰遵义府志》，为莫子偲友芝、郑子尹珍合修，世推为府志中第一。
　　《同治苏州府志》，冯林一桂芬主修，亦有名。
　　鲁通甫一同以能文名，所修有《咸丰邳州志》、《咸丰清河县志》。
　　董觉轩沛及其友徐柳泉时栋，锐意以复兴浙东学派自任。觉轩既参《江西通志》事，复私撰《咸丰鄞县志》、《咸丰慈溪县志》，皆精心佳撰，而《鄞志》半由柳泉协助云。
　　《同治湖州府志》、《同治归安县志》，其郡邑人陆存斋心源私著。《光绪湘阴县图志》，其邑人郭筠仙嵩焘私著。皆最近府县志中之最佳者也。
　　缪筱珊荃孙在清季有名，其所参与者有《光绪湖北通志》、《光绪顺天府志》、《光绪荆州府志》、《光绪昌平县志》等。
　　《民国合川县志》，其邑人张森楷私著，现代空谷足音矣。
　　大抵方志欲得善本，则省志视府州县志为较难。省志所以难者，固由范围太广，头绪太繁，一志之成，殆等一史，非“三长”兼备，未易慊然。然此尚非其至难，至难乃在纂修之得人几不可能。盖省志由督抚监修，督抚自身能解此事千百中不一二，即有其人，而精神日力亦不能集注于此。所设志局，大率领以司道，其人皆俗吏巧宦。局费啬固不足以集事，局费丰则游士坐食者趋焉，绩学之士，率皆悃愊无华，兀傲忤俗，殆不足与彼辈竞，幸而得一二，非久且排挤以去。况卷帙既已浩繁，汗青势难急速，而长官迁调不常，前任成绩或为后任阁置变乱破坏，故以杭大宗之编次经籍，不见容于《浙志》，①而章实斋之《湖北志稿》，赖私刻而仅存真面，①此最其章明较著者也。故必如谢蕴山之在广西，阮芸台之在广东，其本身既为第一流学者，对于志事有极浓挚之兴味与极忠实之责任心。又吏事清晏，能有余力以从事。
　　又门下多才，能分职趋功而受成于主者。又久任不迁，能始终其事。此诸条件者悉备，然后一良志乃获成，信哉戛戛其难也。
　　府州县志所以较易者，范围较狭，程功较简，集事较速，斯固然矣。又以此故，不必过事铺张，陷筑室道谋之戒。所需条件，则其一，守令本身为① 毕秋帆督鄂修志，章实斋总其事。秋帆入觐以实斋属鄂抚惠龄，惠龄雅不喜实斋，忌者更日进谗毁。有陈熷者，本实斋引荐入局，至是大驳通志全书之不当，谓宜重修，当局大赞赏其义，批云“所论具见本源”。
　　实斋大愤，著《驳陈熷议》及《辨例》各一篇，后《鄂志》虽非尽翻前案，然所点坏已不少。实斋乃自订《湖北通志检存稿》二十四卷，《湖北通志未成稿》一卷，今遗书所收是也。（看《丙辰札记》）观此两事，可以见修省志之难，虽得其人，且无济也。
　　一学者躬任其事，例如陆稼书之于灵寿，段茂堂之于富顺，李申耆之于凰台。
　　其二，本籍负重望之学者个人私著，其或稍借官力，亦仅立于补助地位，例如王兰泉之于太仓，邓湘皋之于宝庆、武冈，陈观楼之于雷州、海康，莫郘亭、郑子尹之于遵义，武虚谷之于偃师，陈兰甫之于番禺，郭筠仙之于湘阴，董觉轩之于鄞，陆存斋之于归安。其三，守令能礼聘一学者委以全权不掣其肘，例如章实斋之于和州、毫州、天门、石首，孙渊如之于三水，邹叔绩之于大定、兴义、安顺。三者有一于此，则善本可成，故府州县志之良作，多于省志也。
　　《西学书目表》序例
　　余既为《西书提要》，缺医学、兵政两门未成。而门人陈高第、梁作霖、家弟启勋，以书问应读之西书，及其读法先后之序，乃为表四卷，札记一卷，示之。媵之以叙曰：大哉，圣人之道，孔子适周求得百二十国宝书，圣祖仁皇帝，御纂《数理精蕴》，润色西算，弁诸卷首。高宗纯皇帝，钦定《四库总目》，凡译出西书，悉予著录。先圣后圣，其事不同，其揆若一。呜呼！
　　溥博宏远，蔑以加矣，海禁既开，外侮日亟。曾文正开府江南，创制造局，首以译西书为第一义，数年之间，成者百种。而同时同文馆，及西士之设教会于中国者，相继译录。至今二十余年，可读之书，略三百种。昔纪文达之撰《提要》，谓《职方外纪》、《坤舆图说》等书，为依仿中国邹衍之说，夸饰变幻，不可究诘。阮文达之作《畴人传》，谓第谷天学，上下易位，动静倒置，离经叛道，不可为训。今夫五洲万国之名，太阳地球之位，西人五尺童子，皆能知之。若两公，固近今之通人也，而其智反出西人学童之下。
　　何也？则书之备与不备也。大凡含生之伦，愈愚犷者，其脑气筋愈粗，其所知之事愈简；愈文明者，其脑气筋愈细，其所知之事愈繁。禽兽所知最简，故虎豹虽猛，人能槛之。智愚之分，强弱之原也。今以西人声光化电农矿工商诸学，与吾中国考据词章帖括家言相较，其所知之简与繁，相去几何矣。
　　兵志曰：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人方日日营伺吾侧，纤细曲折，虚实毕见，而我犹枵然自大，偃然高卧，非直不能知敌，亦且昧于自知，坐见侵陵，固其宜也。故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
　　此三百种者，择其精要而读之，于世界蕃变之迹，国土迁异之原，可以粗有所闻矣。抑吾闻英伦大书楼所藏书，凡八万种有奇，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西国一切条教号令，备哉灿烂，实为致治之本，富强之由，今之译出者，何寥寥也。彼中艺术，日出日新，愈变愈上，新者一出，旧者尽废。今之各书译成，率在二十年前，彼人视之，已为陈言矣。而以语吾之所谓学士大夫者，方且诧为未见，或乃瞠目变色，如不欲信。呜呼！岂人之度量相越远邪，抑导之未得其道也？
　　一、译出各书，都为三类：一曰学，二曰政，三曰教。今除教类之书不录外，自余诸书分为三卷。上卷为西学诸书，其目曰算学，曰重学，曰电学，曰化学，曰声学，曰光学，曰汽学，曰天学，曰地学，曰全体学，曰动植物学，曰医学，曰图学。中卷为西政诸书，其目曰史志，曰官制，曰学制，曰法律，曰农政，曰矿政，曰工政，曰商政，曰兵政，曰船政。下卷为杂类之书，其目曰游记，曰报章，曰格致，总曰西人议论之书，曰无可归类之书。
　　一、明季、国初利、艾、南、汤诸君，以明历见擢用，其所著书，见于《天学汇函》，新法算书者百数十种。又制造局益智书会等处，译印未成之书百余种。通商以来，中国人著书言外事，其切实可读者，亦略有数十种，掇拾荟萃，名为附卷。
　　一、西学各书，分类最难，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则政与学不能分，非通群学不能成一学，非合庶政不能举一政，则某学某政之各门，不能分。今取便学者，强为区别。其有一书可归两类者，则因其所重。如行军测绘，不入兵政，而入图学；御风要术，不入天学，而入船政；化学卫生论，不入化学，而入医学；是也。又如电气镀金、电气镀镍等书，原可以入电学；脱影奇观、色相留真、照像略法等书，原可以入光学；汽机发轫、汽机必以、汽机新制等书，原可以入汽学；今皆以入工艺者。因工艺之书，无不推本于格致，不能尽取而各还其类也。又如金石识别，似宜归矿学类，又似宜归地学类，而皆有不安，故归之化学。海道图说，似宜归地学类，又似宜归海军类，而皆有不安，故归之船政。此等门目，亦颇费参量，然究不能免牵强之诮。顾自《七略》、《七录》以至《四库总目》，其门类之分合，归部之异同，通人犹或訾之，聚讼至今，未有善法。此事之难久矣，海内君子惠而教之，为幸何如！
　　一、门类之先后，西学之属，先虚而后实，盖有形有质之学，皆从无形无质而生也。故算学重学为首，电化声光汽等次之，天地人谓全体学。物谓动植物学。等次之，医学图学全属人事，故居末焉。西政之属，以通知四国为第一义，故史志居首。官制学校政所自出，故次之。法律所以治天下，故次之。能富而后能强，故农矿工商次之。而兵居末焉。农者，地面之产；矿者，地中之产；工以作之，作此二者也；商以行之，行此三者也；此四端之先后也，船政与海军相关，故附其后。
　　一、已译诸书，中国官局所译者，兵政类为最多。盖昔人之论，以为中国一切皆胜西人，所不如者，兵而已。西人教会所译者，医学类为最多，由教士多业医也。制造局首重工艺，而工艺必本格致，故格致诸书虽非大备，而崖略可见。惟西政各籍，译者寥寥，官制学制农政诸门，竟无完帙，今犹列为一门者，以本原所在，不可不购悬其目，以俟他日之增益云尔。
　　一、书目列标撰人名氏，今标译人，不标撰人者，所重在译也。译书率皆一人口授，一人笔述。今诸书多有止标一人，原本不两标，故仍用之，名从主人也。
　　一、收藏家最讲善本，故各家书目，于某朝某地刻本至为龂龂。今所列皆新书，极少别本，仍详列之者不过取便购读，与昔人用意微殊。其云在某某书中者，无单行本也。其云《格致汇编》本，《万国公报》本，《时务报》本，其下不注本数价值者，亦无单行本也。
　　一、古书用卷子，本故标卷数，后世装潢既异，而犹袭其名，甚无谓也。
　　故今概标本数，不标卷数。
　　一、目录家皆不著价值，盖所重在收藏，无须乎此。今取便购读，故从各省官书局之例，详列价值。其标若干两若干钱者，银价也。其标若干千若干百者，制钱价也。其标若干元，若干角者，洋银价也。制造局、同文馆、天津学堂之书，概据原单。其家刻本，乃西士自印本据格致书室单。
　　一、表下加识语，表上加圈识，皆为学者购读而设，体例不能雅驯，所不计也。惜所识太略，又学识浅陋，未必得当耳，世之君子，尚救正之。
　　一、附卷所载通商以前之西书，多言天算、言教两门，今除言教之书不著录外，自余诸书不能以类别，故以著书人为别。
　　一、附卷所载，中国人言西学之书，搜罗殊隘，其海内通人或有书成而未刻，刻成而鄙人未及见者，当复不少。管窥蠡测，知其孤陋。若夫坊间通行之本，有裨贩前人，割裂原籍以成书者，乃市侩射利之所为，方闻之士所不屑道，概不著录，以示谨严，非挂漏也。
　　一、中国人言西学之书，以游记为最多，其余各种，亦不能以类别。今用内典言人非人、化学家言金非金之例，区为游记类、非游记类二门。
　　一、近人颇有以译本之书，而归入自著书之中，不标译字者，概为疏通证明，仍入诸译书表中，不援名从主人之例。
　　一、表后附札记数十则，乃昔时答门人问之语，略言各书之长短及某书宜先读，某书宜缓读。虽非详尽，初学观之，亦可以略识门径。故窃取过而存之之义，附见末简，名曰读书法，博雅君子，谅无哂之。若其刍荛之见，则略具所著《西书提要》中，此不能多及也。
　　《西学书目表》后序
　　梁启超曰：吾不忍言西学。梁作霖曰：子日与人言西学，曷为不忍言西学？梁启超曰：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风气渐开，敌氛渐逼，我而知西学之为急，我将兴之。我而不知，人将兴之，事机之动，在十年之间而已。今夫守旧之不敌开新，天之理也。动植各物之递嬗，非墨两洲之迁移，有固然矣。中国俗儒，拘墟谬瞀之论，虽坚且悍，然自法越以后，盖稍变矣。中日以后，盖益变矣。援此推之，十年二十年以后，其所存者希矣。虽然，旧学之蠹中国，犹附骨之疽，疗疽甚易，而完骨为难。吾尝见乎今之所论西学者矣：彝其语，彝其服，彝其举动，彝其议论，动曰“中国之弱，由于教之不善，经之无用也”，推其意，直欲举中国文字，悉付之一炬。而问其于西学格致之精微，有所得乎？无有也。问其于西政富强之本末，有所得乎？无有也。之人也，上之可以为洋行买办，下之可以为通事之西奴，如此而已。更有无赖学子，自顾中国实学，一无所识，乃藉西学以自大，嚣然曰“此无用之学，我不为之，非不能也”。然而希拉谓希腊拉丁英法之文，亦未上口，声光化电之学，亦未寓目，而徒三《传》束阁，《论语》当薪。而揣摩风气，摭拾影响，盛气压人，苟求衣食。盖言西学者，十人之中，此两种人几居其五，若不思补救，则学者日夥。而此类日繁，十年以后，将十之六七矣，二十年以后，将十八九矣。呜呼，其不亡者几何哉！虽然，中学之不自立，抑有故焉。两汉之间，儒者通经，皆以经世。以《禹贡》行水，以《洪范》察变，以《春秋》折狱，以《诗》三百五篇当谏书，盖六经之文，无一字不可见于用，教之所以昌也。今之所谓儒者，八股而已，试帖而已，律赋而已，楷法而已。上非此勿取，下非此勿习。其得之者，虽八星之勿知，五洲之勿识，六经未卒业，诸史未知名，而靦然自命，曰，儒也，儒也。上自天子，下逮市侩，亦褎然尊之曰，儒也，儒也。又其上者，笺注虫鱼，批抹风月，旋贾马许郑之胯下，嚼韩苏李杜之唾余，海内号为达人，谬种传为巨子。更等而上之，则束身自好，禹行舜趋，衍诚意正心之虚论，剿攘彝尊王之迁说，缀学虽多，不出三者历千有余年，每下愈况，习焉不察，以为圣人之道，如此而已。是则中国之学，其沦陷澌灭一缕绝续者，不自今日。虽无西学以乘之，而名存实亡，盖已久矣。况于相形之下，有用无用，应时立见，孰兴孰废，不待言决。然此辈既舍此无以为学，此道即离此无以图存。呜呼，岂可言哉！岂可言哉！今夫六经之微言大义，其远过于彼中之宗风者，事理至赜，未能具言。请言其粗浅者：生众食寡，为疾用舒，理财之术尽矣；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富国之策备矣；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农务渔务林木之利辟矣；行旅皆欲出于其涂，道路通矣；通功易事，羡补不足，商务兴矣；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乃谓之士，公法之学行矣；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兵学之原立矣；国人皆曰贤，国人皆曰不可，议院之制成矣。以上仅证之于四书，又每事仅举其一条，其详具于专书。又如《春秋》之义，议世卿以伸民权，视西人之贵爵执政分人为数等者何如矣；古之埃及、希腊，近今之日本，皆有分人数等之弊，凡国有上议院者皆未免此弊。
　　盖上议院率世族盘踞也，英至今未革，俄尤甚。疾灭国，疾火攻，而无义战，视西人之治兵修械争城争地者何如矣；自余一切要政，更仆难尽，夫以士无世官之制，万国太平之会，西人今日所讲求之而未得者，而吾圣人于数千年前发之，其博深切明，为何如矣。然则孔教之至善，六经之致用，固非吾自袒其教之言也，不此之务，乃弃其固有之实学，而抱帖括考据词章之俗陋，谓吾中国之学已尽于是，以此与彼中新学相遇，安得而不为人弱也。然则奈何？曰读经读子读史三者，相须而成，缺一不可。吾请语学者以经学：一当知孔子之为教主。二当知六经皆孔子所作。三当知孔子以前有旧教。如佛以前之婆罗门。四当知六经皆孔子改定制度以治百世之书。五当知七十子后学，皆以传教为事。六当知秦汉以后，皆行荀卿之学，为孔教之孽派。七当知孔子口说，皆在传记，汉儒治经，皆以经世。八当知东汉古文经，刘歆所伪造。
　　九当知伪经多摭拾旧教遗文。十当知伪经既出，儒者始不以教主待孔子。十一当知训诂名物，为二千年经学之大蠹，其源皆出于刘歆。十二当知宋学末流，束身自好，有乖孔子兼善天下之义。请言读子：一当知周秦诸子有二派，曰孔教，曰非孔教。二当知非孔教之诸子，皆欲改制创教。三当知非孔教之诸子，其学派实皆本于六经。四当知老子、墨子为两大宗。五当知今之西学，周秦诸子多能道之。六当知诸子弟子，各传其教，与孔教同。七当知孔教之独行，由于汉武之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八当知汉以后，无子书。九当知汉后百家虽黜，而老杨之学，深入人心，二千年实阴受其毒。十当知墨子之学当复兴。请言史学：一当知太史公为孔教嫡派。二当知二千年政治沿革，何者为行孔子之制，何者为非孔子之制。三当知历代制度，皆为保王者一家而设，非为保天下而设，与孔孟之义大悖。四当知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原，其罪最大者，曰秦始皇，曰元太祖，曰明太祖。五当知历朝之政，皆非由其君相悉心审定，不过沿前代之敝，前代又沿前代之敝，而变本加厉，后代必不如前代。六当知吾本朝制度有过于前代者数事。七当知读史以政为重，俗次之，事为轻，八当知后世言史裁者，最为无理。以上诸义，略举大概，若其条理，当俟专述。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虽庠序如林，逢掖如鲫，适以蠹国，无救危亡。方今四彝交侵，中国微矣，数万万之种族，有为奴之痌，三千年之宗教，有坠地之惧，存亡续绝，在此数年。学者不以此自任，则颠覆惨毒，宁有幸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是在吾党。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
　　一
　　诸君，我们国内因为图书馆事业日渐发达，大家感觉有联络合作之必要，于是商量组织全国的图书馆协会，筹备多时，幸见成立。又适值美国图书馆学专家鲍士伟博士来游，我们得于协会成立之日顺带着欢迎，尤为本会荣幸。
　　鄙人对于中国图书馆事业之前途，及图书馆协会应负的责任，颇有一点感想，今日深喜得这机会和本会同人商榷，并请教于鲍博士。
　　鲍博士到中国以来，在各地方，在北京，曾有多次演说，极力提倡群众图书馆——或称公共图书馆的事业及其管理方法等项，大指在设法令全国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图书馆的利益，与及设法令国内多数图书馆对于贮书借书等项，力求改良便利，这些都是美国“图书馆学”里头多年的重大问题，经许多讨论，许多试验，得有最良成绩。鲍博士一一指示我们，我们不胜感谢。
　　我们绝对的承认群众图书馆，对于现代文化关系之重大，最显著的成例就是美国。我们很信中国将来的图书馆事业，也要和美国走同一的路径，才能发挥图书馆的最大功用。但以中国现在情形论，是否应从扩充群众图书馆下手，我以为很是一个问题。
　　图书馆有两个要素，一是“读者”，二是“读物”。美国几乎全国人都识字，而且都有点读书兴味，所以群众图书馆的读者，满街皆是。因为群众既已有此需求，那些著作家自然会供给他们，所以群众图书馆的读物很丰富，而且日新月异，能引起读者兴味，美国的群众图书馆所以成效卓著，皆由于此。现时的中国怎么样呢？头一件，就读者方面论，实以中学以上的在校学生为中坚，而其感觉有图书馆之必要最痛切者，尤在各校之教授及研究某种专门学术之学者，这些人在社会上很是少数。至于其他一般人，上而官吏及商家，下而贩夫走卒，以至妇女儿童等，他们绝不感有图书馆之必要。纵有极完美的图书馆，也没有法儿请他们踏到馆的门限。这种诚然是极可悲的现象，我们将来总要努力改变他。但在这种现象没有改变以前，群众图书馆无论办理得如何完善，我敢说总是白设罢了。第二件，就读物方面论，试问馆中储备的是什么书，外国文书吗，请问群众中有几个人会看？中国旧书吗，浩如烟海，未经整理叫一般人何从读起，读来哪能有兴味？然则只有靠近人著作和外国书的译本了，我问有几部书能适应群众要求，令群众看着有趣且有益，若讲一般群众最欢迎的读物，恐怕仍是《施公案》、《天雨花》一类的旧书，和《礼拜六》一类的定期出版物。这些读物，难道我们还有提倡的必要吗？所以现在若要办美国式的群众图书馆，叫我推荐读物，以我的固陋，只怕连十部也举不出来。
　　事实既已如此，所以据我的愚见，以为美国式的群众图书馆，我们虽不妨悬为将来目的，但在今日若专向这条路发展，我敢说，他的成绩，只是和前清末年各地方所办的“阅书报社”一样，白费钱，白费力，于社会文化无丝毫影响。
　　然则中国今日图书馆事业该向哪条路发展呢？我毫不迟疑的提出答案道：
　　一、就读者方面，只是供给少数对于学术有研究兴味的人的利用，纵使有人骂他是“贵族式”，但在过渡时代，不能不以此自甘。
　　二、就读物方面，当然是收罗外国文的专门名著和中国古籍，明知很少人能读，更少人喜读，但我们希望因此能产生出多数人能读喜读的适宜读物出来。
　　二
　　以上所说现在中国图书馆进行方针若还不错，那么，我们中国图书馆协会应负何种责任呢？我以为有两种：第一，“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第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
　　学问无国界，图书馆学怎么会有“中国的”呢？不错，图书馆学的原则是世界共通的，中国诚不能有所立异。但中国书籍的历史甚长，书籍的性质极复杂，和近世欧美书籍许多不相同之点，我们应用现代图书馆学的原则去整理他，也要很费心裁，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事整理的人，须要对于中国的目录学（广义的）和现代的图书馆学都有充分智识，且能神明变化之，庶几有功。这种学问，非经许多专门家继续的研究不可，研究的结果，一定能在图书馆学里头成为一独立学科无疑，所以我们可以叫他做“中国的图书馆学”。
　　诸君都知道，我们图书馆协会的专门组内中有“分类”、“编目”两组，若在外国图书馆，这些问题早已决定，只消把杜威的十进表格照填便了，何必更分组去研究。中国书却不是这样简单的容易办了。试观外国各大图书馆，所藏中国书都很不少，但欲使阅览人对于所藏书充分应用能和读外国书一样利便，只怕还早得很哩。外国图书馆学者并非见不及此，也未尝不想努力设法求应用效率之加增，然而经许多年，到底不能得满意的结果。此无他，这种事业是要中国人做的，外国学者无论学如何渊博，决不能代庖。
　　中国从前虽没有“图书馆学”这个名词，但这种学问却是渊源发达得很早。自刘向、刘歆、荀勖、王俭、阮孝绪、郑樵，以至近代的章学诚，他们都各有通贯的研究，各有精到的见解。所留下的成绩，如各史之艺文、经籍志，如陈振孙、晁公武一流之提要学以至近代之《四库总目》，如佛教之几十种经录，如明清以来各私家藏书目录，如其他目录学专家之题跋和札记，都能供给我们以很丰富的资料，和很复杂的方法。我很相信，中国现代青年，对于外国图书馆学得有根柢之后，回头再把中国这种目录学（或用章学诚所定名词叫他做校雠学）加以深造的研究，重新改造，一定能建设出一种“中国的图书馆学”来。
　　图书馆学里头主要的条理，自然是在分类和编目。就分类论，呆分经史子集四部，穷屈不适用，早已为人所公认，若勉强比附杜威的分类，其穷屈只怕比四部更甚。所以我们不能不重新求出一个分类标准来。但这事说来似易，越做下去越感困难。头一件，分类要为“科学的”，（最少也要近于科学的）。第二件，要能把古今书籍的性质无遗。依我看，这里头就包含许多冲突的问题，非经多数人的继续研究，实地试验，不能决定。
　　就编目论，表面上看，像是分类问题决定之后，编目是迎刃而解，其他如书名人名的便检目录，只要采用外国通行方法，更没有什么问题。其实不然，分类虽定，到底哪部书应归哪类，试随举十部书，大概总有四五部要发生问题，非用极麻烦工夫，将逐部内容审查清楚之后，不能归类。而且越审查越觉其所跨之类甚多，任归何类，皆有偏枯不适之处。章实斋对于这问题的救济，提出两个极重要而极繁难的原则，一曰“互见”，二曰“裁篇别出”。
　　这两个原则，在章氏以前，惟山阴祁家《淡生堂编目》曾经用过，此后竟没人再试。我以为中国若要编成一部科学的利便的图书目录，非从这方面下苦工不可。
　　我们图书馆协会所以特设这“分类”、“编目”两专门组，就是认定这两种事业很重大而很困难，要合群策群力共肩此责任。
　　此外，我还有一个重大提案，曰“编纂新式类书”。编类书事业，我们中国发达最早。当梁武帝时（五○二至五四九）已经编成多种，其目见于《隋书·经籍志》，此后如《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图书集成》等，屡代皆有，大率靠政府力量编成。这些书或存或佚，其存者，供后人研究的利便实不少。但编纂方法，用今日眼光看来，当然缺点甚多，有改造的必要。
　　这件事，若以历史的先例而论，自应由政府担任。但在今日的政治现状之下，断然谈不到此.而且官局编书总有种种毛病，不能适合我们的理想。我以为应由社会上学术团体努力从事，而最适宜者莫如图书馆协会，因为图书馆最大任务，在使阅览人对于任何问题着手研究，立刻可以在图书馆中得着资料，而且馆中所设备可以当他的顾问。我们中国图书馆想达到这种目的吗？以“浩如烟海”的古籍，真所谓“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所以除需要精良的分类和编目之外，还须有这样一部博大而适用的类书，才能令图书馆的应用效率增高。
　　以上几件事，若切实做去，很够我们中国的图书馆学者出大汗绞脑髓了。
　　成功之后，却不但为中国学术界开出新发展的途径，无论何国的图书馆关于中国书的部分，都能享受我们所建设的成绩，凡属研究中国文化的人，都可以免除许多困难。所以这种工作，可以名为世界文化工作之一部。
　　我所说本协会头一件责任“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意见大略如此。其详细条理，容更陆续提出求教于同人。
　　至于第二件“养成图书馆管理人才”，这种需要，显而易见，无待多说明。图书馆学在现代已成一种专门科学，然而国内有深造研究的人依然很缺乏。管理人才都还没有，而贸贸然东设一馆西设一馆，这些钱不是白费吗？
　　所以我以为当推广图书馆事业之先，有培养人才之必要。培养之法，不能专靠一个光杆的图书馆学校，最好是有一个规模完整的图书馆，将学校附设其中，一面教以理论，一面从事实习。但还有该注意的一点，我们培养图书馆人才，不单是有普通图书馆学智识便算满足，当然对于所谓“中国的图书馆学”，要靠他做发源地。
　　三
　　由此说来，中国图书馆协会所以有成立的必要，也可以明白了。我们中国的图书馆学者，实在感觉自己对于本国文化世界文化都负有很重大责任。
　　然而这种责任，绝非一个人或一个图书馆可以担负得下，因此不能不实行联络，在合作互助的精神之下，各尽其能力以从事于所应做的工作。协会的具体事业，依我个人所希望，最重要者如下：第一，把分类、编目两专门组切实组织，大家抖擞精神干去。各图书馆或个人，先在一定期间内，各提出具体方案，交换讨论，到意见渐趋一致的时候，由大会公决，即作为本协会意见。凡参加本协会之图书馆，即遵照决议，制成极绵密极利便的目录，务使这种目录不惟可以适用于全国，并可以适用于外国图书馆内中国书之部分。
　　第二，择一个适当都市，建设一个大规模的图书馆，全国图书馆学者都借他作研究中心。所以主张“一个”者，因为若要多设，一则财力不逮，二则人才不够。与其贪多骛广，闹得量多而质坏，不如聚精会神，将“一个”
　　模范馆先行办好，不愁将来不会分枝发展。
　　第三，在这个模范图书馆内，附设一图书馆专门学校，除教授现代图书馆学外，尤注重于“中国的图书馆学”之建设。第四，这个模范图书馆当然是完全公开的，如鲍博士所提倡不收费，许借书出外种种办法都在里头斟酌试验。第五，另筹基金，编纂类书。
　　以上五项，都不是一个图书馆或一个私人所能办到的，不能不望诸图书馆协会。协会所以成立的意义和价值，我以为就在此。
　　我所积极希望的事项如此，还有消极反对的两事：第一，我反对多设“阅书报社式”的群众图书馆。群众图书馆，我在原则上并不反对，而且将来还希向这条路进行，但在今日现状之下，我以为徒花冤钱，决无实益。
　　第二，若将来全国图书馆事业等有确实基金之后，我反对现存的图书馆要求补助。头一个理由，因为基金总不是容易筹得的，便筹得也不会很多，集中起来还可以办成一件有价值的事业，分开了效率便等于零。第二个理由，因为补助易起争论，结果会各馆横生意见，把协会的精神涣散了，目的丧失了。
　　今日所讲，虽是我个人私见，我想在座诸君也多半同感。我信得过我们协会成立之后，一定能替全世界的图书馆学界增一道新光明。我很高兴得追随诸君之后努力做一部分的工作。十四年六月二日。
　　《图书馆学季刊》发刊辞
　　图书馆学成为一专门科学，最近十余年间事耳。顾斯学年龄虽稚，然在欧美则既蔚为大国，骎骎管群学之枢键而司其荣养焉。我国他事或落人后，而士大夫好读书之习，则积之既久，故公私藏书之府彪炳今昔者，未易一二数。于是目录之学缘之而兴，自刘《略》班《志》以下，迄于逊清中叶，衍而愈盛，更分支派，其缥帙庋藏之法，亦各有专家。至如类书编辑，肇创萧梁；丛书校刊，远溯赵宋；自尔以来，岁增月盈，其所以津逮学子者亦云美盛矣。所惜者宝存爱玩之意多，而公开资用之事少，坐是一切设备乃至纂录，只能为私家增饰美誉，而不适于善群之具。比年以来，学校日辟，自动教育之主恉亦随而日昌，于是图书馆之需要乃日益迫切。承学之士，负笈海外研精斯学者，与夫国内大学特设专科讲习者既皆不乏。虽然，以此有限之人才，供今后发展之需求，其竭蹶之形盖不待问，如何而能使斯学普及——使多数人得获有现代图书馆学最新之智识，且谙习其运用以为改良旧馆增设新馆之资，此国人所宜努力者一也。学问天下公器，原不以国为界，但各国因其国情不同，有所特别研究贡献，以求一科学中支派内容之充实，此则凡文化的国民所宜有事也。图书馆学之原理原则，虽各国所从同，然中国以文字自有特色故，以学术发展之方向有特殊情形故，书籍之种类及编庋方法，皆不能悉与他国从同。如何而能应用公共之原则，斟酌损益，求美求便，成一“中国图书馆学”之系统，使全体图书馆学之价值缘而增重，此国人所宜努力者又一也。同人不揣绵薄，创此季刊，冀以嘤鸣之诚，幸获丽泽之益，海内外好学深思之士，或锡鸿篇，或纠疵误，惠而教之，所愿望也。
　　◇津逮篇──【近人书话】
　　论幼学
　　然则奈何？曰：非尽取天下之学究而再教之不可，非尽取天下蒙学之书而再编之不可。大率自五岁至十岁为一种教法，自十一岁至十五岁为一种教法，苟慧非项橐，痴非周子，皆可率由此道，相与有成。一曰识字书，今之《说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加以徐氏新附字，及近人所辑《逸字外编》等，盖万余字，比之于西文，未为繁也。虽然，其字之见于群经者，才二千有奇耳。汉初儒者作《苍颉篇》，合秦之《苍颉》、《爱历》、《博学》三书为之，断六十字为一章，凡五十五章，都三千三百字。而司马相如作《凡将》，史游作《急就》，李长作《元尚》，皆取材于是书，然则西汉以前文字，实只三千余耳。《说文》据扬雄、班固所续元始中，王莽征天下通小学者说奇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作《训纂篇》、《续苍颉》，凡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班固作《在昔》、《太甲》等篇，以续扬雄，凡一百三章，六千一百八十字。而增益之，其字之真出于古与否，不必深辨。要之今日通行文字，实不过二千有奇。苟识此数，即以之参悟天人，经纬伦物，恢恢乎有余矣。西人之文，以声为主，故字虽多而识字易。中国之文，以形为主，故字虽少而识字难。虽然，亦有道焉：以声为主者，必先学字母而后拼音；以形为主者，必先学独体而后合体。古人言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独体之字，象形指事为多；合体之字，形声会意为多。王菉友著《文字蒙求》，条理颇善，自言以教童子，一月间而有用之字尽识，顾其书于形事二端善矣。而古今文字，除独体外，形声居其十之八九，必得简法以驭之，乃可便易。余顷在澳门，有葡萄牙人来从学者，或不识字，或识矣而不能写。余先以《文字蒙求》象形、指事两门中之独体字授之，继为形声字表，以偏旁为纬，以声为经，专取其有用者，不过二千余字，为表一纸，悬之堂中以授之，十余日而尽识矣。中国文字虽不主于声，而声中之义甚多，故形声一门中，实有妙理可寻。黄公度、汪穰卿皆发此义。黄之说云：如天巅等音皆有高之意，地底等音皆有低之意，圆全完旋还环等音皆有圆之意。汪之说云：如古有旧意而枯，故沽固楛等亦皆有旧意。黄之说，释名略演之，汪之说，说文通训定声间有发明。两君皆将著专书以言其理。○又按凡所论述，有用古今人之说者，多注明。惟用师说者不注，以一切文字皆述师训也。附标其例。然此乃教以字之本义，若引申假借，孳乳浸多，犹未足以驭之。西人之教学童也，先实字，次虚字，次活字，今亦宜用其意。魏默深有《蒙雅》一书，分天篇、地篇、人篇、物篇、事篇、诂天、诂地、诂人、诂物、诂事，凡十门，四字韵语，各自为类，与《急就章》略同，颇便上口。惟所载字已太多，有无用者，《文字蒙求》亦同。且虚字亦非韵所能达。韵语只能载同类之义，若不也焉哉等虚字皆假借之义，又其义各不相伴难，以韵语为次。今宜用其实字活字等篇，其虚字则先识其字，至教文法时，乃详其用，则事甚顺矣。学者自离经辨志以后，亦既能读一切书，能属一切文，幼岁之事，不复记忆，今鳃鳃然以识字为言，未有不匿笑之者。然中国识字人少，实坐斯弊，且既无字书，假手俗师，当其初学书也，仅令识其字，不令知其义，及少进而再以义授之，故其始也难记，而其后也益繁。彼西人花士卜、士比林卜等书，取① 编者按：本文系《变法通议》中《论幼学》章之一部分，作于清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原文论述范围广泛，篇幅较长，这里仅节选其中有关编纂教科书的内容，以飨读者。
　　眼前事物至粗极浅者，既缀以说，复系以图，其繁笨不诚可笑乎？然彼中人人识字，实赖此矣。又闻西人于三岁孩童，欲教以字，则为球二十六，分刻字母，俾作玩具。今日以AB 两球与之，明日从彼索A 球，又明日再从彼索B球，二十六日，而字母毕记矣。中国文授独体字，亦可效其意也。
　　二曰文法书。中国以文采名于天下，而教文法之书，乃无传焉。意者古人语言与文字合，如《仪礼》、《左传》所载辞令，皆出之口而成文者也，故曰不学诗无以言。而传记亦屡言将命应对之事，盖学言即学文也。后世两事既分，而斯义不讲，自魏文帝、刘彦和始有论文之作。然率为工文者说法，非为学文者问津。故后世恒有读书万卷，而下笔冗沓弇俗，不足观者。至于半途辍学之商贾等类，其居学数年，而豪间不能达一字者，更不知凡几也。
　　西人于识字以后，即有文法专书，若何联数字而成句，若何缀数句而成笔，深浅先后，条理秩然。余所见者，马眉叔近著中国文法书未成也。余昔教学童，尝口授俚语，令彼以文言达之，其不达者削改之。初授粗切之事物，渐授浅近之议论，初授一句，渐三四句以至十句。两月之后，乃至三十句以上。
　　三十句以上，几成文矣。学者甚易，而教者不劳，以视破承起讲，支支节节而续成者，殆霄壤也。若其条理，则俟马氏书成，可得而论次焉。
　　三曰歌诀书。汉人小学之书，如《苍颉》、《急就》等篇，皆为韵语。
　　推而上之，《易经》、《诗经》、《老子》，以及周秦诸子，莫不皆然。盖取便讽诵，莫善于此。近世通行之书，若《三字经》、《千字文》，事物不备，义理亦少。今宜取各种学问，就其切要者，编为韵语，或三字，或四字，或五字，或七字，或三字七字相间成文。此体起于《荀子·成相篇》：“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后世弹词导源于此，吾粤谓之南音，于学童上口甚便。其已成书者，若通行之《步天歌》、《通鉴韵语》、《十七史弹词》。近同县陈庆笙之《直省府厅州县韵语》，粤人某君之《历代纪元歌》，仁和叶浩吾之《天文歌略》、《地理歌略》，皆有用可读。今宜补著者，一曰经学，其篇有四：一、《孔子立教歌》，二、《群经传记名目篇数歌》，三、《孔门弟子及七十子后学姓名歌》，四、《历代传经歌》。二曰史学，其篇有七：一、《诸史名目种别及撰人歌》，二、《历代国号及帝王种姓歌》，三、《古今大事歌》，四、《域外大事歌》，五、《历代官制歌》，六、《历代兵制歌》，七、《中外古今名人歌》，此篇复分二章：一民功，二民贼。三曰子学，其篇有三：一、《周秦诸子流派歌》，二、《历代学术流派歌》，此篇复分四章，一汉二六朝唐三宋元明四国朝。三、《外教流派歌》。四曰天文，其篇有四：一、《诸星种别名号歌》，自行星、恒星以讫星云、星气、双星，并言其理。二、《八星绕日及诸月歌》，此二篇因叶氏书而损益之。三、《测候浅理歌》。专言潮汐空气风云雷雨等事，亦谓之地面学。四、《古今中外历法异同歌》。五曰地理，其篇有七：一、《五洲万国名目歌》，二、《中国内地属地名目歌》，三、《中国险要各地歌》，四、《地球高山大河名目歌》，五、《历代都邑万国京城名目歌》，六、《中国大都会外国大商埠名目歌》，七、《地质浅理歌》。专言地中金石各事。六曰物理，其目有四：一、《原质名目歌》，二、《动物情状歌》，三、《植物情状歌》，四、《微生物情状歌》。以上各门，略举大概，若其详备，以俟编时。又别为《劝学歌》、《赞扬孔教歌》、《爱国歌》、《变法自全歌》、《戒鸦片歌》、《戒缠足歌》等，令学子自幼讽诵，明其所以然，则人心自新，人才自起，国未有不强者也。
　　四曰问答书。古人言学，皆以学问并举。《孟子》曰“有答问者”，盖学者由外入，问者由内出，其得力盖有间焉。顾闻之《记》曰：“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不善问者反此。”盖问亦非易言也。古之教者，恐人之不善问也，故传记之《礼》，代其问而自答之。若《春秋》之《公羊》、《穀梁》传，《易》之《文言》传，《大戴》之《夏小正》传，莫不皆然。《管子》有《问篇》，皆代人设问。西人启蒙之书，专用问答，其余一切书每篇之末，亦多附习问。近译之《笔算数学》、《数学启蒙》、《代数备旨》、《幼童卫生编》、《圣会史记》等书皆有之。盖人之读书，势不能尽所读而悉记之，则必提其要者。然书中要义，未必人人过目即能提出，故莫如著者代摘，而读者自记，此著书之良裁也。西人问答专书，译成华文者，有卜舫济之《启悟要津》，言天文地学浅理，次第秩然，一览可解。
　　惜为书甚少，于他种学问，尚从阙如。中亦多彼教语。今宜略依歌诀，书之门目，条分缕析，由浅入深，由繁反约，一一设为问答以发明之。以歌诀为经，以问答为纬，歌诀以助其记，问答以导其悟，记悟并进，学者之能事毕矣。凡善著书者，取义靡不宏富，而既讲体例，又讲文法，故条理隐伏，读者易眩，苟撷而剔之，不值思索耳。余以为虽繁重详博，如古文《尚书疏证》、《明堂大道录》等书，使为问答以演之，每书不过千字，其义已可大明。凡所言问答书，皆列断不引证。故尽天下有用之学，而编以问答，为书不出三十本，崖略即已毕具。此为粗通一切言之，若欲专门名家，当读引证之书。
　　学子虽有下质，十五岁以前，此编当可卒业，魁硕耆宿，蔑此淹通矣。又师范学校未立，求师为难，既有此编，则虽冬烘学究，亦可按图索骥，依所问以课其徒，吾所谓尽天下之学究而教之，此亦其一事也。
　　五曰说部书。古人文字与语言合，今人文字与语言离，其利病既缕言之矣。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甿，靡不以读书为难事，而《水浒》、《三国》、《红楼》之类，读者反多于六经。寓华西人，亦读《三国演义》最多，以其易解也。夫小说一家，《汉志》列于九流，古之士夫，未或轻之。宋贤语录，满纸“恁地”、“这个”，匪直不事修饰，抑亦有微意存焉。日本创伊吕波等四十六字母，别以平假名、片假名，操其土语以辅汉文，故识字读书阅报之人日多焉。今即未能如是，但使专用今之俗语，有音有字者以著一书，则解者必多，而读者当亦愈夥。自后世学子，务文采而弃实学，莫肯辱身降志，弄此楮墨，而小有才之人，因而游戏恣肆以出之，诲盗诲淫，不出二者。故天下之风气，鱼烂于此间而莫或知，非细故也。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
　　六曰门径书。学者于以上五种书，既已致力，则可以覃精六籍，泛滥群书矣。顾《四库》之编，已如烟海，加以古逸，加以近著，更加以西书，汗万牛，阗亿室，数十寒暑，能读几何，故非有以导之不可。《四库提要》，于诸学门径略具矣，惟书颇繁重，童蒙惮焉。启超本乡人，瞢不知学，年十一，游坊间，得张南皮师之《輶轩语》、《书目答问》，归而读之，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者。稍长，游南海康先生之门，得《长兴学记》，俯焉孜孜从事焉。南海先生复有《桂学答问》。甲午游粤西告桂人士者，其言较《长兴学记》为切近。岁甲午，余授学于粤，曾为《读书分月课程》，以训门人，近复为《读西学书法》，以答问者，皆演师友末说，靡有心得，童蒙之求，所弗辞耳。仁和叶瀚为《读书要略》，条理秩然，盖便初学。学童鼓箧之始，依此数书，当有涂径。向者每欲荟萃中外古今，为《群学源流》一书，以教学究，恨学浅才薄，仅成数篇，海内君子，庶几成之，嘉惠来者焉。
　　七曰名物书。西人有书一种，此土译者，命之为字典，其最备者，至数十巨册，以二十六字母编次，古今万国名物皆具焉。故既通文法者，据此编以读一切书，罔有窒矣。中土历古未有是书，杨氏《方言》，意盖近之。今宜用其意，尽取天下之事物，悉行编定，以助学者翻检之用。如云君天下者，三皇谓之皇，五帝谓之帝，三代谓之王，秦后迄今谓之皇帝，皆谓之君，亦谓之后，亦谓之辟，亦谓之上；蒙古谓之汗，或谓之贝勒，回部谓之沙，俄谓之沙，突厥谓之苏鲁丹，日本谓之天皇，西藏谓之赞普，欧洲诸国谓之木那克，亦谓之爱伯劳，亦谓之塞佛伦，亦谓之尔路漏，亦谓之金，亦谓之伯理玺天德云云。其余一切，并同斯例。大抵官制地理两事，最为繁博，其余各门，殆易易耳。学者既通文法，明大义，苟得此书，则可以尽读群书，无不能解者。其所译定西人名称，即可为他日国语解之用。翻译西书名号参差，宜仿《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之例，整齐画一，公定译名，他日续译者，毋许擅易。虽非徒蒙拾之助，而学童得此，其成学更事半功倍也。
　　以上诸书，朋辈中多言其不容缓者，南海康先生草定凡例，命启超等编之，已五年矣。玩忽时日，杀青无期。顺德何君穗田，义士也，顷集义款开幼学书局于澳门，联合同志共襄斯举，拟先成识字、文法、歌诀、问答四种，今岁夏间即当脱稿，由澳门广时务报馆印行，其名物一书，亦已开编矣。
　　西文西语之当习，今之谈洋务者，莫不言之矣。虽然，有欲学焉而为通事为买办以谋衣食者，有欲学焉而通古今中外穷理极物强国保教者，受学之始，不可不自审也。今沿江沿海各省，其标名中西学馆、英文书塾以教授者，多至不可胜数，彼其用意，大抵若前之说而已，其由后之说者，则概乎未始有闻也。昧者以为是西学将兴，吾谓若辈之所为，于亡中学则有余，至西学之能兴与否，则非吾之所敢言也。吾闻西国学士，非通拉丁文，不得与试。
　　盖拉丁文者，英法俄德诸文之所从出，彼中绩学之士，其著书发论，篇中每带拉丁文法，如中国之能文者，多用先秦汉魏语。若未经从事者读之，多不解焉。圣祖仁皇帝，每日召西人入内，授拉体诺文二小时，拉体诺即拉丁也。
　　今之学者，每于学英法文将成之时，始习拉丁。然闻之，由英法以上追拉丁，则学之甚难，由拉丁以下通英法，则学之甚易，故学童受学之始，以先习拉丁为善云。又尝见西人习华文之书，大抵皆日用应酬，口头常语，其究心训诂义理者绝少，故西人之旅中土者，多能操华言，至其能读书者希焉，能以华文缀文著书者益希焉。虽由华文之繁难，亦由彼之学者不得其书也。今之教授西文者，其蔽亦坐是。故造就通事买办则有余，培养人才则不足。有志于是者，宜学彼中学人之所学，毋学此间市井洋佣之所学，先其文言，后其俚语，则庶几矣。
　　《记》曰：“十年，出就外傅……学书计。”六艺之目，礼乐射御书数。
　　是知古人于数计一学，与书并重，无人不学，无人不能。后世俗儒，鄙为小道，不复厝意；晚近有专此以名家者，则又群推为绝学，皆陋之甚也。今宜令学童，自八岁以上，即授之以心算，渐及笔算之加减乘除，通分小数，比例开方等，及几何之浅理，令演之极熟。稍长以后，以次授代微积稍深之法，事半功倍，年未弱冠，可以以畴人鸣于时矣。
　　读书分月课程
　　学要十五则
　　学者每苦于无门径。四库之书，浩如烟海，从何处读起耶？古人经学，必首《诗》、《书》，证之《论语》、《礼记》、《荀子》皆然。然自伪古文既行，今文传注，率经阙失。诗之鲁齐韩，书之欧阳二夏侯，荡劫尤甚，微言散坠，索解甚难。惟《春秋公羊》、《穀梁》二传，岿然独存，圣人经世之大义，法后王之制度，具在于是。其礼制无一不与群经相通，故言经学，必以《春秋》为本。
　　《春秋》之义，《公》、《穀》并传。然《穀梁》注劣，故义甚暗曶；《公羊》注善，故义益光大。又加以董子《繁露》，发明更多，故言《春秋》，尤以《公羊》为归。
　　读《公羊》可分义礼例三者求之：如元年春王正月条下，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易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之类，所谓义也。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之类，所谓礼也。公何以不言即位之类，据常例书，即位为问，所谓例也。余可类推。然凡一礼一制，必有大义存焉，例者亦反复以明其义而已。然则义并可该礼与例也，故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何邵公《解诂》，本胡毋生条例，皆公羊先师口说也，宜细读。《春秋繁露》反复引申，以明《公羊》之义，皆春秋家最善之书。学者初读《公羊》，不知其中蹊径，可先读刘礼部《公羊释例》，卒业后，深究何注《繁露》两书，日读十叶，一月而《春秋》毕通矣。
　　经学繁重，莫甚于礼制。礼制之轇轕，由于今文与伪古文之纷争。伪古文有意诬经，颠倒礼说，务与今文相反。如今文言祭天在郊，祭地在社，而古文谓祭天南郊，祭地北郊。今文言天子娶十二女，而古文谓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之类。两说聚讼，何以能通？既辨今古分真伪，则了如列眉矣。如是则通礼学甚易，既通礼学，于治经斯过半矣。
　　欲分真伪辨今古，则莫如读《新学伪经考》，其近儒攻伪经之书可并读。
　　既读辨伪诸书，能分今古，则可以从事礼学，《王制》与《春秋》，条条相通，为今文《礼》一大宗。《五经异义》述今古文《礼》之异说，划若鸿沟，最易畅晓。惟许郑皆古文家，不能择善而从，学者胸有成竹，不必徇其说也。《白虎通》全书皆今文，礼极可信据。既读此二书，复细玩二《戴记》，以求制礼之本，以合之于《春秋》之义，则礼学成矣。
　　古人通经，皆以致用，故曰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又曰存其大体玩经文。
　　然则经学之以明义为重明矣。国朝自顾亭林、阎百诗以后，学者多务碎义，戴东原、阮云台承流，益畅斯风，斤斤辨诘，愈出愈歧，置经义于不问，而务求之于字句之间。于是《皇清经解》之书汗牛充栋，学者尽数十寒暑，疲力于此，尚无一心得，所谓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也。康先生铲除无用之学，独标大义，故用日少而蓄德多，循其次第之序以治经，一月可通《春秋》，半载可通礼学，度天下便易之事，无有过此者矣。学者亦何惜此一月半载之力而不从事乎！即以应试获科而论，一月半载之功，已可以《春秋》、三礼专门之学试于有司，亦是大快事也。治经之外，厥惟读史。康先生教人读史，仿苏文忠公八面受敌之法，分为六事：一曰政，典章制度之文是也。二曰事，治乱兴亡之迹是也。三曰人，为贤为恶可法戒者是也。四曰文，或骈或散可诵习者是也。五曰经义，《史记》、《汉书》最多，而他史亦有。六曰史裁，《史记》、《新五代史》最详，而他史略及。学者可分此六事求之。上四门是陆桴亭语，下两门乃康先生所定。
　　太史公最通经学，最尊孔子，其所编世家、列传，悉有深意。是编不徒作史读，并可作周秦学案读。《汉书》全本于刘歆之续《史记》，其中多伪古文家言，宜分别观之。《后汉》名节最盛，风俗最美，读之令人有向上之志。其文字无《史》、《汉》之朴拙，亦无《齐》、《梁》之藻缛，庄雅明丽，最可学亦最易学，故读史当先《后汉书》。
　　孔子之后，诸子并起，欲悉其源流，知其家数，宜读《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论六家要指一段，《汉书·艺文志》中九流一门，《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然后以次读诸子。
　　学问之道，未知门径者以为甚难，其实则易易耳，所难者莫如立身。学者不求义理之学以植其根柢，虽读尽古今书，只益其为小人之具而已，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不可不警惧也。故入学之始，必惟义理是务，读象山、上蔡学案以扬其志气，读《后汉·儒林党锢传》、东林学案以厉其名节，熟读《孟子》以悚动其神明。大本既立，然后读语类及群学案以养之。凡读义理之书，总以自己心得能切实受用为主。既有受用之处，则拳拳服膺，勿使偶失，已足自治其身，不必以贪多为贵也。
　　子羽能知四国之为，孔子称之。《春秋》之作，先求百十二国宝书，以今方古，何独不然？方今海禁大开，地球万国，犹比邻也。家居而不知比邻之事，则人笑之，学者而不知外国之事，何以异是。王仲任曰：“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今日中国积弱，见侮小夷，皆由风气不开，学人故见自封，是以及此。然则言经世有用者，不可不知所务也。
　　读西书，先读《万国史记》以知其沿革，次读《瀛环志略》以审其形势，读《列国岁计政要》以知其富强之原，读《西国近事汇编》以知其近日之局。
　　至于格致各艺，自有专门，此为初学说法，不琐及矣。
　　读书莫要于笔记，朱子谓当如老吏断狱，一字不放过。学者凡读书，必每句深求其故，以自出议论为主。久之触发自多，见地自进，始能贯串群书，自成条理。经学、子学尤要。无笔记则必不经心，不经心则虽读犹不读而已。
　　黄勉斋云“真实心地，刻苦功夫”，学者而不能刻苦者，必其未尝真实者也。
　　以上诸学，皆缺一不可，骤视似甚繁难，然理学专求切己受用，无事贪多，则未尝繁也。经学专求大义，删除琐碎，一月半载已通，何繁之有？史学大半在证经，亦经学也。其余者则缓求之耳。子学通其流派，知其宗旨，专读先秦诸家，亦不过数书耳。西学所举数种，为书不过二十本，亦未为多也。
　　遵此行之，不出三年，即当卒业，已可卓然成为通儒学者。稍一优游，则此三年已成白驹过隙，亦何苦而不激其志气以务求成就乎？朱子曰：“惟志不立，天下无可为之事。”是在学者。
　　最初应读之书
　　既于群学言其简要易入之道，但所读之书篇第先后，尚虑学者未知所择，故更综而录之如下。其所论列，专以便适新学为主，间有抽绎全文，倒乱原次，割裂谫陋，可笑已甚。通人察其用意，谅不见哂也。
　　经学书
　　先读刘申受《公羊释例》《皇清经解》中有此书。《释例》中先读王鲁例、次通三统例、张三世例、阙疑例、名例、建始例、讳例。
　　次读《公羊传》及何君注康先生有批本，何君最要徐疏可略。
　　次读《春秋繁露》先读俞序篇，次正贯篇，十指篇，次楚庄王篇，玉杯、竹林、玉英精华篇，次三代改制质文篇，王道篇。
　　次读《礼记·王制篇》因其制度与《公羊》相通，读《春秋》时即当读之，余篇俟从事礼学时再读。
　　次读《穀梁传》范注、杨疏皆不必读。
　　以上《春秋》学
　　次读《新学伪经考》先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次《汉书》河间献王鲁恭王传辨伪，次汉儒愤攻伪经考，次《汉书·艺文志》辨伪，次《史记》经说足证歆伪考，次《汉书·儒林传》辨伪。
　　次刘申受《左氏春秋考证》《皇清经解》。
　　次读邵位西《礼经通论》《经解续篇》。
　　次读魏默深《诗古微》《经解续篇》，先读开卷数篇。
　　以上辨伪经
　　次读《礼记》先《王制》，次《礼器》、《郊特牲》，次《儒行》，次《檀弓》，次《礼运》、《中庸》，次以原序读诸篇。
　　次读《大戴礼记》
　　次读《五经异义》《皇清经解》陈氏辑本，此书言今古文礼制之异。学者但从其异处观之，许、郑之多从古文，陈氏之和合今古皆谬说，不必为所惑。
　　次读《白虎通》专言今文礼制，其中亦间有古文数条，则贾逵、班固所为也，然究为今文礼之宗。
　　以上礼学
　　次群经
　　史学书
　　先读《史记·儒林传》
　　次《汉书·儒林传》
　　次《汉书·艺文志》
　　次《史记·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此为孔
　　子学案。
　　次《后汉书·儒林传》
　　次《后汉书·党锢传》
　　次《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游侠列传》、《刺客列传》、《日者列
　　传》、《龟列传》此为周秦诸子学案。老子、韩非为老氏之学，游侠、刺客为墨氏之学，日者、龟为阴阳家之学，其余尚有十三家，见于《孟子荀卿列传》。
　　次《史记·太史公自序》其中言《春秋》最精。论六家要旨，亦为诸子学案。
　　以上皆言学派（《党锢传》激扬名节，不在此数）
　　次《后汉书》《后汉书》择其列传先读之，余可缓读。列传中武臣之传，亦可缓读。史以读志为最要，然当俟专求掌故时始读，故亦从缓。
　　次群史
　　子学书
　　先读《庄子·天下篇》
　　次《荀子·非十二子篇》
　　次《韩非子·显学篇》
　　次《墨子·非儒篇》、《公孟篇》周末墨学最盛，专与儒家为难，必观其相攻之言，然后知孔学之颠扑不破。
　　以上皆论家法
　　次《孟子》读《孟子》可分养心、厉节、经世、尊孔、论性五门求之。
　　次《荀子》读《荀子》可分辨性劝学（荀言性本恶，故贵学以变化之）、崇礼、经国、尊师法、辟异学数门求之。次《管子》《管子》多存旧制，伪周礼所本。
　　次《墨子》墨氏一家之学。
　　次《老子》老氏一家之学。
　　次《庄子》《庄子》本孔学，但往而不返，间遁于老耳。
　　次《列子》《列子》本后人摭拾老庄为之，然精论甚多。
　　次《吕氏春秋》、《淮南子》二书皆杂家，《淮南》则多近于道家。然二书言诸子学术行事甚多，亦极要，宜于老墨二书卒业后，即读之。
　　次群子
　　理学书
　　先读《象山学案》《宋元》
　　次《上蔡学案》《宋元》
　　次《东林学案》《明儒》
　　次《姚江学案》《明儒》
　　次《泰州学案》《明儒》
　　次《江右王门学案》《明儒》
　　次《浙中王门学案》《明儒》
　　次《白沙学案》《明儒》
　　次《伊川学案》《宋元》
　　次《横渠学案》《宋元》
　　次《濂溪学案》《宋元》
　　次《明道学案》《宋元》
　　次《百源学案》《宋元》
　　次《东莱学案》《宋元》
　　次《南轩学案》《宋元》
　　次《艮斋》、《止斋》、《龙川》、《水心学案》《宋元》朱子之学，《宋元学案》所编甚陋，宜读《语类》。
　　《朱子语类》，先读《总论·为学之方卷》
　　次《论力行卷》
　　次《论读书卷》
　　次《论知卷》
　　次《训门人卷》
　　次《自述卷》
　　次《论治道卷》
　　次《论本朝卷》
　　西学书
　　《万国史记》
　　《瀛环志略》
　　《列国岁计政要》
　　《格致须知》
　　《西国近事汇编》
　　《谈天》
　　《地学浅识》
　　读书次第表
　　学者每日不必专读一书，康先生之教，特标专精、涉猎二条，无专精则不能成，无涉猎则不能通也。今将各门之书，胪列其次第，略仿朝经暮史，昼子夜集之法，按月而为之表，有志者可依此从事焉。
　　（表略）
　　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
　　序
　　两月前《清华周刊》记者以此题相属，蹉跎久未报命。顷独居翠微山中，行箧无一书，而记者督责甚急，乃竭三日之力，专凭忆想所及草斯篇，漏略自所不免，且容有并书名篇名亦忆错误者，他日更当补正也。中华民国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启超作于碧摩岩揽翠山房。
　　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
　　论语孟子
　　《论语》为二千年来国人思想之总源泉，《孟子》自宋以后势力亦与相埒，此二书，可谓国人内的外的生活之支配者。故吾希望学者熟读成诵，即不能，亦须翻阅多次，务略举其辞，或摘记其身心践履之言，以资修养。
　　《论语》、《孟子》之文，并不艰深，宜专读正文。有不解处，方看注释。注释之书，朱熹《四书集注》，为其生平极矜慎之作，可读。但其中有堕入宋儒理障处，宜分别观之。清儒注本，《论语》则有戴望《论语注》，《孟子》则有焦循《孟子正义》，最善。戴氏服膺颜习斋之学，最重实践，所注似近孔门真际，其训诂亦多较朱注为优，其书简洁易读。焦氏服膺戴东原之学，其《孟子正义》在清儒诸经新疏中为最佳本。但文颇繁，宜备置案头，遇不解时，或有所感时则取供参考。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乃戴氏一家哲学，并非专为注释《孟子》而作。
　　但其书极精辟，学者终须一读，最好是于读《孟子》时并读之，既知戴学纲领，亦可以助读《孟子》之兴味。
　　焦循《论语通释》，乃摹仿《孟子字义疏证》而作，将全部《论语》拆散，标准重要诸义，如言仁，言忠恕等，列为若干目，通观而总诠之，可称治《论语》之一良法，且可应用其法以治他书。
　　上两书篇叶皆甚少，易读。
　　陈澧《东塾读书记》中读《孟子》之卷，取孟子学说分项爬梳，最为精切。其书不过二三十叶，宜一读以观前辈治学方法，且于修养亦有益。
　　易经
　　此书为孔子以前之哲学书，孔子为之注解，虽奥衍难究，然总须一读。
　　吾希望学者将《系辞传》、《文言传》熟读成诵，其《卦象传》六十四条，则用别纸钞出，随时省览。
　　后世说《易》者言人人殊，为修养有益起见，则程颐之《程氏易传》差可读。
　　说《易》最近真者，吾独推焦循，其所著“雕菰楼易学三书”，《易通释》、《易图略》、《易章句》，皆称精诣。学者如欲深通此经，可取读之，否则可以不必。
　　礼记
　　此书为战国及西汉之“儒家言”丛编，内中有极精纯者，亦有极破碎者。
　　吾希望学者将《中庸》、《大学》、《礼运》、《乐记》四篇熟读成诵，《曲礼》、《王制》、《檀弓》、《礼器》、《学记》、《坊记》、《表记》、《缁衣》、《儒行》、《大传》、《祭义》、《祭法》、《乡饮》、《酒义》诸篇，多浏览数次，且摘录其精要语。
　　若欲看注解，可看《十三经注疏》内郑注、孔疏。
　　《孝经》之性质与《礼记》同，可当《礼记》之一篇读。
　　老子
　　道家最精要之书，希望学者将此区区五千言熟读成诵。
　　注释书未有极当意者，专读白文自行寻索为妙。
　　墨子
　　孔墨在先秦时，两圣并称，故此书非读不可。除《备城门》以下各篇外，余篇皆宜精读。
　　注释书以孙诒让《墨子间诂》为最善，读《墨子》宜即读此本。
　　《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有张惠言《墨子经说解》，及梁启超《墨经》两书可参观，但皆有未精惬处。《小取篇》有胡适新诂可参观。
　　梁启超《墨子学案》，属通释体裁，可参观助兴味，但其书为临时讲义，殊未精审。
　　庄子
　　内篇七篇及杂篇中之《天下篇》最当精读。
　　注释有郭庆藩之《庄子集释》差可。
　　荀子
　　《解蔽》、《正名》、《天论》、《正论》、《性恶》、《礼论》、《乐论》诸篇，最当精读，余亦须全部浏览。
　　注释书王先谦《荀子注》甚善。
　　尹文子慎子公孙龙子
　　今存者皆非完书，但三子皆为先秦大哲，虽断简亦宜一读，篇帙甚少，不费力也。《公孙龙子》之真伪，尚有问题。三书皆无善注，《尹文子》、《慎子》易解。
　　韩非子
　　法家言之精华，须全部浏览。（其特别应精读之诸篇，因手边无原书，胪举恐遗漏，他日补列。）
　　注释书王先谦《韩非子集释》差可。
　　管子
　　战国末年人所集著者，性质颇杂驳。然古代各家学说存其中者颇多，宜一浏览。
　　注释书戴望《管子校正》甚好。
　　吕氏春秋
　　此为中国最古之类书，先秦学说存其中者颇多。宜浏览。
　　淮南子
　　此为秦汉间道家言荟萃之书，宜稍精读。
　　注释书闻有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颇好。
　　春秋繁露
　　此为西汉儒家代表的著作，宜稍精读。
　　注释书有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颇好。
　　康有为之《春秋董氏学》，为通释体裁，宜参看。
　　盐铁论
　　此书为汉代儒家法家对于政治问题对垒抗辩之书，宜浏览。
　　论衡
　　此书为汉代怀疑派哲学，宜浏览。
　　抱朴子
　　此书为晋以后道家言代表作品，宜浏览。
　　列子
　　晋人伪书，可作魏晋间玄学书读。
　　上所列为汉、晋以前思想界之重要著作。六朝隋唐间思想界著光采者为佛学，其书目当别述之。以下举宋以后学术之代表书，但为一般学者节啬精力计，不愿多举也。
　　近思录朱熹著江永注
　　读此书可见程朱一派之理学，其内容何如。
　　朱子年谱附朱子论学要语王懋竑著
　　此书叙述朱学全面目最精要，有条理。
　　若欲研究程朱学派，宜读《二程遗书》及《朱子语类》，非专门斯业者可置之。
　　南宋时与朱学对峙者尚有吕东莱之文献学一派，陈龙川、叶水心之功利主义一派，及陆象山之心学一派。欲知其详，宜读各人专集，若观大略，可求诸宋元学案中。
　　传习录王守仁语徐爰、钱德洪等记
　　读此可知王学梗概，欲知其详，宜读《王文成公全书》，因阳明烈知行合一为教，要合观学问、事功，方能看出其全部人格，而其事功之经过，具见集中各文，故阳明集之重要，过于朱陆诸集。
　　明儒学案黄宗羲著
　　宋元学案黄宗羲初稿全祖望、王梓材两次续成
　　此二书为宋元明三朝理学之总记录，实为创作的学术史。《明儒学案》中姚江、江右、王门、泰州、东林、蕺山诸案最精善。《宋元学案》中象山案最精善，横渠、二程、东莱、龙川、水心诸案亦好。晦翁案不甚好，百源（邵雄）、涑水（司马光）诸案，失之太繁，反不见其真相。末附荆公（王安石）新学略最坏，因有门户之见，故为排斥，欲知荆公学术，宜看《王临川集》。
　　此二书卷帙虽繁，吾总望学者择要浏览。因其为六百年间学术之总汇，影响于近代甚深，且汇诸家为一编，读之不甚费力也。
　　清代学术史，可惜尚无此等佳著。唐鉴之《国朝案小识》，以清代最不振之程朱学派为立脚点，褊狭固陋，万不可读。江藩之《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亦学案体裁，较好。但江氏学识亦凡庸，殊不能叙出各家独到之处。万不得已，姑以备参考而已。启超方有事于《清儒学案》，汗青尚无期也。
　　日知录亭林文集顾炎武著
　　顾亭林为清学开山第一人，其精力集注于《日知录》，宜一浏览。读文集中各信札，可见其立身治学大概。
　　明夷待访录黄宗羲著
　　黄梨洲为清初大师之一，其最大贡献在两学案，此小册可见其政治思想之大概。
　　思问录王夫之著
　　王船山为清初大师之一，非通观全书，不能见其精深博大。但卷帙太繁，非别为系统的整理，则学者不能读，聊举此书发凡，实不足以代表其学问之全部也。
　　颜氏学记戴望编
　　颜习斋为清初大师之一，戴氏所编《学记》，颇能传其真。徐世昌之颜李学，亦可供参考。但其所集《习斋语要》、《恕谷（李■）语要》，将攻击宋儒语多不录，稍失其真。
　　顾黄王颜四先生之学术，为学者所必须知，然其著述皆浩博，或散佚，不易寻绎，启超行将为系统的整理记述，以飨学者。
　　东原集戴震著
　　雕菰楼集焦循著
　　戴东原、焦理堂为清代经师中有精深之哲学思想者，读其集可知其学，并知其治学方法。
　　启超所拟著之《清儒学案》东原、理堂学两案，正在属稿中。
　　文史通义章学诚著
　　此书虽以文史标题，实多论学术流别，宜一读。胡适著《章实斋年谱》，可供参考。
　　大同书康有为著
　　南海先生独创之思想在此书。曾刊于《不忍杂志》中。
　　国故论衡章炳麟著
　　可见章太炎思想之一斑，其详当读《章氏丛书》。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著
　　有偏宕处，亦有独到处。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适著
　　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著
　　将读先秦经部、子部书，宜先读此两书，可引起兴味，并启发自己之判断力。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著
　　欲略知清代学风，宜读此书。
　　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
　　尚书
　　内中惟二十八篇是真书，宜精读。但其文佶屈聱牙，不能成诵亦无妨。
　　余篇属晋人伪撰，一浏览便足。（真伪篇目，看启超所著《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日内当出版。）此书非看注释不能解，注释书以孙星衍之《尚书今古文注疏》为最好。
　　逸周书
　　此书真伪参半，宜一浏览。
　　注释书有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颇好。
　　竹书纪年
　　此书现通行者为元明人伪撰。其古本，清儒辑出者数家，王国维所辑最善。
　　国语春秋左氏传
　　此两书或本为一书，由西汉人析出，宜合读之。《左传》宜选出若干篇熟读成诵，于学文甚有益。读《左传》宜参观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可以得治学方法。
　　战国策
　　宜选出若干篇熟读，于学文有益。
　　周礼
　　此书西汉末晚出，何时代人所撰，尚难断定。惟书中制度，当有一部分为周代之旧，其余亦战国秦汉间学者理想的产物，故总宜一读。
　　注释书有孙诒让《周礼正义》最善。
　　考信录崔述著
　　此书考证三代史事实最谨严，宜一浏览，以为治古史之标准。
　　资治通鉴
　　此为编年政治史最有价值之作品，虽卷帙稍繁，总希望学者能全部精读一过。
　　若苦干燥无味，不妨仿《春秋大事表》之例，自立若干门类，标治摘记作将来著述资料。（吾少时曾用此法，虽无成书，然增长兴味不少。）
　　王船山《读通鉴论》，批评眼光，颇异俗流。读《通鉴》时取以并读，亦助兴之一法。
　　续资治通鉴毕沅著
　　此书价值远在司马原著之下，自无待言，无视彼更优者，姑以备数耳。
　　或不读正《资治通鉴》而读《九种记事本末》，亦可。要之非此则彼，必须有一书经目者。
　　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
　　三书卷帙浩繁，今为学者摘其要目：田赋考、户口考、职役考、市籴考、征榷考、国用考、钱币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四裔考不必读；王礼考、封建考、象纬考，绝对不必读。其余或读或不读随人。（手边无原书，不能具记其目，有漏略当校补。）
　　各人宜因其所嗜，择类读之，例如欲研究经济史、财政史者则读前七考。
　　余仿此。
　　马氏《文献通考》，本依仿杜氏《通典》而作，若尊创作，应举《通典》，今舍彼取此者，取其资料较丰富耳。吾辈读旧史，所贵者惟在原料炉锤组织，当求之在我也。
　　《两汉会要》、《唐会要》、《五代会要》，可与《通考》合读。
　　通志二十略
　　郑渔仲史识史才皆迈寻常，《通志》全书卷帙繁，不必读。《二十略》则其精神所聚，必须浏览。其中与《通考》门类同者或可省。最要者，氏族略、六书略、七音略、校雠略等篇。
　　二十四史
　　《通鉴》、《通考》，已浩无涯涘，更语及彪大之《二十四史》，学者几何不望而却走。然而《二十四史》终不可不读，其故有二：（一）现在既无满意之通史，不读《二十四史》，无以知先民活动之遗迹。（二）假令虽有佳的通史出现，然其书自有别裁，《二十四史》之原料，终不能全行收入，以故《二十四史》，终久仍为国民应读之书。
　　书既应读，而又浩瀚难读，则如之何？吾今试为学者拟摘读之法数条：一曰就书而摘。《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俗称“四史”，其书皆大史学家一手著述，体例精严，且时代近古，向来学人诵习者众，在学界之势力与六经诸子埒。吾辈为常识计，非一读不可。吾希望学者将此“四史”之列传，全体浏览一过，仍摘出若干篇稍为熟诵，以资学文之助，因“四史”中佳文最多也。（若欲吾举其目亦可，但手边无原书，当以异日。）“四史”之外，则《明史》共认为官修书中之最佳者，且时代最近，亦宜稍为详读。
　　二曰就事分类而摘读志。例如欲研究经济史、财政史则读平准书、食货志；欲研究音乐，则读乐书、乐志；欲研究兵制，则读兵志；欲研究学术史，则读艺文志、经籍志附以儒林传；欲研究宗教史，则读《北魏书·释老志》。
　　（可惜他史无之）每研究一门，则通各史此门之志而读之，且与《文献通考》之此门合读。当其读时，必往往发见许多资料散见于各传者，随即跟踪调查，其传以读之。如此引申触类，渐渐便能成为经济史、宗教史等等之长编，将来荟萃整而理之，便成著述矣。
　　三曰就人分类而摘读传。读名人传记，最能激发人志气，且于应事接物之智慧，增长不少，古人所以贵读史者以此。全史各传既不能遍读，（且亦不必）则宜择伟大人物之传读之，每史亦不过二三十篇耳。此外又可就其所欲研究者而择读，如欲研究学术史，则读儒林传及其他学者之专传；欲研究文学史，则读文苑传及其他文学家之专传。用此法读去，恐只患其少，不患其多矣。
　　又各史之外国传、蛮夷传、土司传等，包含种族史及社会学之原料最多，极有趣，吾深望学者一读之。
　　二十二史札记赵翼著
　　学者读正史之前，吾劝其一浏览此书。《记》称“属辞比事春秋之教”，此书深得“比事”之诀，每一个题目之下，其资料皆从几十篇传中，零零碎碎觅出，如采花成蜜，学者能用其法以读史，便可养成著述能力。（内中校勘文字异同之部约占三分一，不读亦可。）
　　圣武记魏源著
　　国朝先正事略李元度著
　　清朝一代史迹，至今尚无一完书可读，最为遗憾，姑举此二书充数。魏默深有良史之才，《圣武记》为纪事本末体裁，叙述绥服蒙古、勘定金川、抚循西藏诸役，于一事之原因结果，及其中间进行之次序，若指诸掌，实罕见之名著也。李次青之《先正事略》，道光以前人物略具，文亦有法度，宜一浏览，以知最近二三百年史迹大概。
　　日本人稻叶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尚可读。（有译本）
　　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著
　　此为最有组织的地理书。其特长在专论形势，以地域为经，以史迹为纬。
　　读之不感干燥。
　　此书卷帙虽多，专读其叙论，（至各府止）亦不甚费力，且可引起地理学兴味。
　　史通刘知幾著
　　此书论作史方法，颇多特识，宜浏览。章氏《文史通义》，性质略同，范围较广，已见前。
　　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著
　　读之可增史学兴味，且知治史方法。
　　丙韵文书类
　　诗经
　　希望学者能全部熟读成诵，即不尔，亦须一大部分能举其词。
　　注释书，陈奂《诗毛氏传疏》最善。
　　楚辞
　　屈宋作宜熟读，能成诵最佳，其余可不读。
　　注释书，朱熹《楚辞集注》较可。
　　文选
　　择读。
　　乐府诗集郭茂倩编
　　专读其中不知作者姓名之汉古辞，以见魏六朝乐府风格，其他不必读。
　　魏晋六朝人诗宜读以下各家：
　　曹子建、阮嗣宗、陶渊明、谢康乐、鲍明远、谢玄晖
　　无单行集者，可用张溥《汉魏百三家集》本，或王闿运《五代诗选》本。
　　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王右丞集孟襄阳集韦苏州集高常侍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李义山集王临川集（诗宜用李璧注本）苏东坡集元遗山集陆放翁集
　　以上唐宋人诗文集。
　　唐百家诗选王安石选
　　宋诗钞吕留良钞
　　以上唐宋诗选本
　　清真词（周美成）醉翁琴趣（欧阳修）东坡乐府（苏轼）屯田集（柳永）淮海词（秦观）樵歌（朱敦儒）稼轩词（辛弃疾）后村词（刘克庄）白石道人歌曲（姜夔）碧山词（王沂孙）梦窗词（吴文英）
　　以上宋人词集
　　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
　　以上元明清人曲本
　　本门所列书，专资学者课余讽诵，陶写情趣之用，既非为文学专说家法，尤非为治文学史者说法，故不曰文学类，而曰韵文类。文学范围，最少应包含古文（骈散文）及小说。吾以为苟非欲作文学专家，则无专读小说之必要。
　　至于古文，本不必别学，吾辈总须读周秦诸子，《左传》、《国策》、《四史》、《通鉴》，及其关于思想，关于记载之著作，苟能多读，自能属文，何必格外标举一种，名曰古文耶？故专以文鸣之文集不复录，（其余学问有关系之文集，散见各门。）《文选》及韩柳王集聊附见耳。学者如必欲就文求文，无已，则姚鼐之《古文辞类纂》，李兆洛之《骈体文钞》，曾国藩之《经史百家杂钞》可用也。
　　清人不以韵文见长，故除曲本数部外，其余诗词皆不复列举。无已，则于最初期与最末期各举诗词家一人，吴伟业之《梅村诗集》与黄遵宪之《人境庐诗集》，成德之《饮水词》与文焯之《樵风乐府》也。
　　丁小学书及文法书类
　　说文解字注段玉裁著
　　说文通训定声朱骏声著
　　说文释例王筠著
　　段著为《说文》正注，朱注明音与义之关系。
　　王著为《说文》通释，读此三书，略可通《说文》矣。
　　经传释词王引之著
　　古书疑义举例俞樾著
　　文通马建忠著
　　读此三书可知古人语法文法。
　　经籍籑诂阮元编
　　此书汇集各字之义训，宜置备检查。
　　文字音韵，为清儒最擅之学，佳书林立，此仅举入门最要之数种。若非有志研究斯学者，并此诸书不读，亦无妨耳。
　　戊随意涉览书类
　　学问固贵专精，又须博涉以辅之，况学者读书尚少时，不甚自知其性所近者为何。随意涉猎，初时并无目的，不期而引起问题，发生趣味，从此向某方面深造研究，遂成绝业者，往往而有也。吾固杂举有用或有趣之各书，供学者自由翻阅之娱乐。
　　读此者不必顺叶次，亦不必求终卷也。（各书亦随忆想所杂举，无复诠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清乾隆间四库馆，董其事者皆一时大学者，故所作提要，最称精审，读之可略见各书内容。（中多偏至语自亦不能免）宜先读各部类之叙录，其各书条下则随意抽阅。
　　有所谓存目者，其书被屏，不收入《四库》者也，内中颇有怪书，宜稍注意读之。
　　世说新语
　　将晋人谈玄语分类纂录，语多隽妙，课余暑假之良伴侣。
　　水经注郦道元撰戴震校
　　六朝人地理专书，但多描风景，记古迹，文辞华妙，学作小品文最适用。
　　文心雕龙刘勰撰
　　六朝人论文书，论多精到，文亦雅丽。
　　大唐三藏慈恩法师传慧立撰
　　此为玄奘法师详传。玄奘为第一位留学生，为大思想家，读之可以增长志气。
　　徐霞客游记
　　霞客晚明人，实一大探险家，其书极有趣。
　　梦溪笔谈沈括
　　宋人笔记中含有科学思想者。
　　困学纪闻王应麟撰阎若璩注
　　宋人始为考证学者，顾亭林《日知录》颇仿其体。
　　通艺录程瑶田撰
　　清代考证家之博物书。
　　癸巳类稿俞正燮撰
　　多为经学以外之考证。如考棉花来历，考妇人缠足历史，辑李易安事迹等。又多新颖之论，如论妒非妇人恶德等。
　　东塾读书记陈澧撰
　　此书仅五册，十余年乃成，盖合数十条笔记之长编，乃成一条笔记之定稿，用力最为精苦。读之可识搜集资料，及驾驭资料之方法。书中论郑学、论朱学、论诸子、论三国诸卷最善。
　　庸盦笔记薛福成
　　多记清咸丰、同治间掌故。
　　张太岳集张居正
　　江陵为明名相，其信札益人神智，文章亦美。
　　王心斋先生全书王艮
　　吾常名心斋为平民的理学家，其人有生气。
　　朱舜水遗集朱之瑜
　　舜水为日本文化之开辟人，唯一之国学输出者，读之可见其人格。
　　李恕谷文集李■
　　恕谷为习斋门下健将，其文劲达。
　　鲒琦亭集全祖望
　　集中记晚明掌故甚多。
　　潜研堂集钱大昕
　　竹汀在清儒中最博洽者，其对伦理问题，亦颇有新论。
　　述学汪中
　　容甫为治诸子学之先登者，其文格在汉晋间，极遒美。
　　洪北江集洪亮吉
　　北江之学长于地理，其小品骈体文，描写景物，美不可言。
　　定盦文集龚自珍
　　吾少时心醉此集，今颇厌之。
　　曾文正公全集曾国藩
　　胡文忠公集胡林翼
　　上二集信札最可读，读之见其治事条理及朋友风义。曾涤生文章尤美，桐城派之大成。
　　苕溪渔隐丛话胡仔
　　丛话中资料颇丰富者。
　　词苑丛谈徐■
　　唯一之词话，颇有趣。
　　语石叶昌炽
　　以科学方法治金石学，极有价值。
　　书林清话叶德辉
　　论列书源流及藏书掌故，甚好。
　　广艺舟双楫康有为
　　论写字，极精博，文章极美。
　　剧说焦循
　　宋元戏曲史王国维
　　二书论戏剧，极好。
　　既谓之涉览，自然无书不可涉，无书不可览，本不能胪举书目，若举之非累数十纸不可。上所列不伦不类之寥寥十余种，随杂忆所及当坐谭耳。若绳以义例，则笑绝冠缨矣。
　　附录一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
　　上所列五项，倘能依法读之，则国学根柢略立，可以为将来大成之基矣。
　　惟青年学生校课既繁，所治专门别有在，恐仍不能人人按表而读。
　　今再为拟一真正之最低限度如下：
　　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
　　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
　　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附录二治国学杂话
　　学生做课外学问是最必要的，若只求讲堂上功课及格，便算完事，那么，你进学校，只是求文凭，并不是求学问，你的人格，先已不可问了。再者，此类人一定没有“自发”的能力，不特不能成为一个学者，亦断不能成为社会上治事领袖人才。
　　课外学问，自然不专指读书，如试验，如观察自然界，都是极好的。但读课外书，最少要算课外学问的主要部分。
　　一个人总要养成读书趣味。打算做专门学者，固然要如此，打算做事业家，也要如此。因为我们在工厂里，在公司里，在议院里，做完一天的工作出来之后，随时立刻可以得着愉快的伴侣，莫过于书籍，莫便于书籍。但是将来这种愉快得着得不着，大概是在学校时代已经决定，因为必须养成读书习惯，才能尝着读书趣味。人生一世的习惯，出了学校门限，已经铁铸成了。
　　所以在学校中，不读课外书，以养成自己自动的读书习惯，这个人简直是自己剥夺自己终身的幸福。
　　读书自然不限于读中国书，但中国人对于中国书，最少也该和外国书作平等待遇。你这样待遇他，他给回你的愉快报酬，最少也和读外国书所得的有同等分量。
　　中国书没有整理过，十分难读，这是人人公认的。但会作学问的人，觉得趣味就在这一点。吃现成饭，是最没有意思的事，是最没有出息的人才喜欢的。一种问题，被别人做完了，四平八正的编成教科书样子给我读，读去自然是毫不费力，但从这不费力上头结果，便令我的心思不细致不刻入。专门喜欢读这类书的人，久而久之，会把自己创作的才能汩没哩。在纽约、芝加哥笔直的马路崭新的洋房里舒舒服服混一世，这个人一定是过的毫无意味的平庸生活。若要过有意味的生活，须是哥伦布初到美洲时。
　　中国学问界，是千年未开的矿穴，矿苗异常丰富。但非我们亲自绞脑筋绞汗水，却开不出来。翻过来看，只要你绞一分脑筋一分汗水，当然还你一分成绩，所以有趣。
　　所谓中国学问界的矿苗，当然不专指书籍，自然界和社会实况，都是极重要的。但书籍为保存过去原料之一种宝库，且可为现在各实测方面之引线。
　　就这点看来，我们对于书籍之浩瀚，应该欢喜谢他，不应该厌恶他。因为我们的事业比方要开工厂，原料的供给，自然是越丰富越好。
　　读中国书，自然像披沙拣金，沙多金少。但我们若把他作原料看待，有时寻常人认为极无用的书籍和语句，也许有大功用。须知工厂种类多着呢，一个厂里头还有许多副产物哩，何止金有用，沙也有用。
　　若问读书方法，我想向诸君上一个条陈，这方法是极陈旧的极笨极麻烦的，然而实在是极必要的。什么方法呢？是钞录或笔记。
　　我们读一部名著，看见他征引那么繁博，分析那么细密，动辄伸着舌头说道，这个人不知有多大记忆力，记得许多东西，这是他的特别天才，我们不能学步了。其实哪里有这回事，好记性的人不见得便有智慧，有智慧的人，比较的倒是记性不甚好，你所看见者是他发表出来的成果，不知他这成果，原是从铢积寸累、困知勉行得来。大抵凡一个大学者平日用功，总是有无数小册子或单纸片，读书看见一段资料，觉其有用者即刻钞下。（短的钞全文，长的摘要记书名卷数叶数）资料渐渐积得丰富，再用眼光来整理分析他，便成一篇名著。想看这种痕迹，读赵瓯北的《二十二史札记》，陈兰甫的《东塾读书记》，最容易看出来。
　　这种工作，笨是笨极了，苦是苦极了，但真正做学问的人，总离不了这条路。做动植物的人，懒得采集标本，说他会有新发明，天下怕没有这种便宜事。
　　发明的最初动机在注意，钞书便是促醒注意及继续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当读一书时，忽然感觉这一段资料可注意，把他钞下，这件资料，自然有一微微的印象印入脑中，和滑眼看过不同。经过这一番后，过些时碰着第二个资料和这个有关系的，又把他钞下，那注意便加浓一度。经过几次之后，每翻一书，遇有这项资料，便活跳在纸上，不必劳神费力去找了，这是我多年经验得来的实况。诸君试拿一年工夫去试试，当知我不说谎。
　　先辈每教人不可轻言著述，因为未成熟的见解公布出来，会自误误人，这原是不错的。但青年学生“斐然当述作之誉”，也是实际上鞭策学问的一种妙用。譬如同是读《文献通考》的钱币考，各史食货志中钱币项下各文，泛泛读去，没有什么所得。倘若你一面读，一面便打主意做一篇《中国货币沿革考》，这篇考做得好不好另一问题，你所读的自然加几倍受用。
　　譬如同读一部《荀子》，某甲泛泛读去，某乙一面读，一面打主意做部《荀子学案》，读过之后，两个人的印象深浅，自然不同。所以我很奖励青年好著书的习惯，至于所著的书，拿不拿给人看，什么时候才认成功，这还不是你的自由吗？
　　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精熟的，一类是涉览的，因为我们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则时候不够用，不能博搜资料。诸经诸子、《四史》、《通鉴》等书，宜入精读之部，每日指定某时刻读他，读时一字不放过，读完一部才读别部，想钞录的随读随钞。另外指出一时刻，随意涉览，觉得有趣，注意细看，觉得无趣，便翻次叶，遇有想钞录的，也俟读完再钞，当时勿窒其机。
　　诸君勿因初读中国书，勤劳大而结果少，便生退悔。因为我们读书，并不是想专向现时所读这一本书里讨现钱现货的得多少报酬，最要紧的是涵养成好读书的习惯和磨练出善读书的脑力，青年期所读各书，不外借来做达这两个目的的梯子。我所说的前提倘若不错，则读外国书和读中国书当然都各有益处。外国名著，组织得好，易引起趣味，他的研究方法，整整齐齐摆出来，可以做我们模范，这是好处。我们滑眼读去，容易变成享现成福的少爷们，不知甘苦来历，这是坏处。中国书未经整理，一读便是一个闷头棍，每每打断趣味，这是坏处，逼着你披荆斩棘，寻路来走，或者走许多冤枉路（只要走路断无冤枉，走错了回头，便是绝好教训）。从甘苦阅历中磨练出智慧，得苦尽甘来的趣味，那智慧和趣味却最真切，这是好处。
　　还有一件，我在前项书目表中有好几处，写“希望熟读成诵”字样，我想诸君或者以为甚难，也许反对说我顽旧。但我有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奖励人勉强记忆。我所希望熟读成诵的有两种类：一种类是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一种类是有益身心的格言。好文学是涵养情趣的工具，做一个民族的分子，总须对于本民族的好文学十分领略。能熟读成诵，才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柢，不知不觉会“发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上形成共同意识，我既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识生隔阂。一方面我们应事接物时候，常常仗他给我们的光明，要平日摩得熟，临时才得着用。我所以有些书希望熟读成诵者在此，但亦不过一种格外希望而已，并不谓非如此不可。
　　最后我还专向清华同学诸君说几句话，我希望诸君对于国学的修养，比旁的学校学生格外加功。诸君受社会恩惠，是比别人独优的，诸君将来在全社会上一定占势力，是眼看得见的，诸君回国之后，对于中国文化有无贡献，便是诸君功罪的标准。
　　任你学成一位天字第一号形神毕肖的美国学者，只怕于中国文化没有多少影响，若这样便有影响，我们把美国蓝眼睛的大博士抬一百几十位来便够了，又何必诸君呢。诸君须要牢牢记着你不是美国学生，是中国留学生。如何才配叫做中国留学生，请你自己打主意罢。
　　附录三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胡君这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不对题。胡君说：“并不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依我看，这个书目，为“国学已略有根柢而知识绝无系统”的人说法，或者还有一部分适用。我想，《清华周刊》诸君，所想请教胡君的并不在此，乃是替那些“除却读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之外，没有读过一部中国书”的青年们打算，若我所猜不错，那么，胡君答案，相隔太远了。
　　胡君致误之由，第一在不顾客观的事实，专凭自己主观为立脚点，胡君正在做《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这个书目正是表示他自己思想的路径和所凭的资料（对不对又另是一问题，现在且不讨论），殊不知一般青年，并不是人人都要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不是作哲学史家、文学史家，这里头的书什有七八可以不读，真要做哲学史、文学史家，这些书却又不够了。
　　胡君第二点误处，在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结果不是个人读书最低限度，却是私人及公共机关小图书馆之最低限度（但也不对，只好说是哲学史、文学史家私人小图书馆之最低限度）。殊不知青年学生（尤其清华）
　　正苦于跑进图书馆里头不知读什么书才好，不知如何读法，你给他一张图书馆书目，有何用处。何况私人购书，谈何容易，这张书目，如何能人人购置，结果还不是一句（空）话吗？
　　我最诧异的，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屏绝，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若说《史》、《汉》、《通鉴》是要“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才列举，恐无此理！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
　　平心而论，做文学史（尤其做白话文学史）的人，这些书自然该读，但胡君如何能因为自己爱做文学史便强一般青年跟着你走。譬如某人喜欢金石学，尽可将金石类书列出一张系统的研究书目；某人喜欢地理学，尽可以将地理类书列出一张系统的研究书目；虽然只是为本行人说法，不能应用于一般。依我看，胡君所列各书，大半和《金石萃编》、《愙斋集古录》、《殷墟书契考释》（金石类书）、《水道提纲》、《朔方备乘》、《元史译文证补》（地理类书）等等同一性质，虽不是不应读之书，却断不是人人必应读之书。胡君《复清华周刊信》说：“我的意思，是要一班留学生，知道《元曲选》等，是应该知道的书。”依着这句话，留学生最少也该知道《殷墟书契考释》、《朔方备乘》是应该知道的书，那么，将一部《四库全书总目》搬字过纸，更列举后出书千数百种便了，何必更开最低限度书目？须知“知道”是一件事，“必读”又别是一件事。
　　我的主张，很是平淡无奇，我认定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部分。除先秦几部经书几部子书之外，最要紧的便是读正史、《通鉴》、宋元明纪事本末和“九通”中之一部分，以及关系史学之笔记文集等，算是国学常识，凡属中国读书人都要读的。有了这种常识之人不自满足，想进一步做专门学者时，你若想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你就请教胡君这张书目，你若想做另一项专门家，还有许多门，我也可以勉强照胡君样子，替你另开一张书目哩。
　　胡君对于自己所好的两门学问研究甚深，别择力甚锐，以为一般青年也该如此，不必再为别择，所以把许多书目胪列出来了。试思一百多册的《正谊堂全书》，千篇一律的“理气性命”，叫青年何从读起？何止《正谊堂》，即以浙刻《二十二子》论，告诉青年说这书该读，他又何从读起？至于其文学史之部，所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古文苑》、《续古文苑》、《唐文粹》、《全唐诗》、《宋文鉴》、《南宋文范》、《南宋文录》、《宋诗钞》、《宋六十家词》、《四印斋宋元词》、《疆村所刻词》、《元曲选百种》、《金文最》、《元文类》、《明文在》、《列朝诗集》、《明诗综》、《六十种曲》等书，我大略估计恐怕总数在一千册以上，叫人从何读起？青年学生，因为我们是“老马识途”，虚心请教，最少也应告诉他一个先后次序。例如唐诗该先读某家，后读某家，不能说你去读《全唐诗》便了。宋词该先读某家，后读某家，不能说请你把王幼霞、朱古微所刻的都读，若说你全部读过后自会别择，诚然不错，只怕他索性不读了。何况青年若有这许多精力日力来读胡君指定的一千多册文学书，何如用来读二十四史、九通呢？
　　还有一层胡君忘却学生没有最普通的国学常识时，有许多书是不能读的。试问连《史记》没有读过的人，读崔适《史记探源》，懂他说的什么？
　　连《尚书》、《史记》、《礼记）、《国语》没有读过的人，读崔述《考信录》，懂他说的什么？连《史记·儒林传》、《汉书·艺文志》没有读过的人，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懂他说的什么？这不过随手举几个例，其他可以类推。假如有一位学生（假定还是专门研究思想史的学生）敬谨道依胡君之教，顺着他所列书目读去，他的书明明没有《尚书》、《史记》、《汉书》这几部书，你想这位学生，读到崔述、康有为、崔适的著述时，该怎么样狼狈呢？
　　胡君之意，或者以这位学生早已读过《尚书》、《史记》、《汉书》为前提，以为这样普通书，你当然读过，何必我说。那么，四书更普通，何以又列入呢？总而言之，《尚书》、《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为国学最低限度不必要之书，《正谊堂全书》、《缀白裘》、《儿女英雄传》，反是必要之书，真不能不算石破天惊的怪论（思想之部，连《易经》也没有，什么原故，我也要求胡君答复）。
　　总而言之，胡君这篇书目，从一方面看，嫌他挂漏太多，从别方面看，嫌他博而寡要，我认为是不合用的。

《梁启超书话》 钱谷融 主编 绿林书房 辑

《梁启超书话》　钱谷融主编　绿林书房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