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德明书话》 上 姜德明 主编 姜德明 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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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德明书话
主编 姜德明
姜德明 选编
北京出版社 1998年版
●序言
姜德明
去秋“现代书话丛书”问世后，引起爱书人的广泛兴趣，评家多有，有人更誉为“中国书话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信哉斯言！这是知者之见，也是对所有参与这一丛书编辑出版工作人员的一大鼓励。
目前，凡得到书话丛书的读者，以及评家、写家们关于书话的特点各有理解，侧重点不一，这是很正常的，也是好事。因为只有在众说纷纭和各自的实践中，书话创作方能不断发展，日臻完美。我没有更新的看法，但愿在继续摸索中别有体味，并借鉴他人的长处。
从编辑这套丛书的开始，我便讲过作家一般是爱书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藏书或喜欢写书话，也可以说爱写书话的毕竟是少数。为此，我们选题中计划的人选极为有限。当然，像资深的书话作家曹聚仁、叶灵凤先生，当时由于操作过程中的一些技术性的原因而未能收入第一辑，这是很遗憾的。好在远见的出版家早就声明，一年后续出“现代书话丛书”第二辑。现在这一预想已经实现。曹、叶两家的书话不仅收入丛书，而且都是在海外亦未曾结集过的文章，这是曹雷、小思两位女士辛勤搜集的结果。曹雷为了搜集父亲的遗稿，甚至自费访港，这一行动令人感佩。这次除了尽量容纳前辈书话作家的作品外，为了反映近三十年来某些追随者热衷于写作书话的实际状况，亦吸收了晚辈三家，即胡从经、倪墨炎和笔者的作品。其中有新作，也有一部分从他们历年出版的书话集中选来。
写过书话的前辈和同辈作家，当然不限于两辑丛书中的这十几人，但因版权等各种条件的限制不能尽收求全，如茅盾、叶圣陶、俞平伯等先生的序跋集，李一氓的《一氓题跋》，冯亦代的《书人书事》，谢国桢的《明清笔记谈丛》等都是书话著作。好在这些书出版时间较近，似乎在书市上不难见到。
借此，我想再介绍几位喜欢书话的作家。
老作家赵景深先生除了专门从事古典戏曲文学外，尤爱文坛掌故和书话。1946 年他在《上海文化》中以《书呆温梦录》为题，发表了一组现代文学书话。最初他对于新文学书籍颇为热心搜集，后来才转向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研究。这次他写了《袖珍诗册》、《髭须》、《扬鞭集》、《鬼与人心》、《茵梦湖》、《狂飚社》、《徐志摩手迹》、《挂枝儿》、《诗经今译》等题，多则几百字，少则数十字，是典型的书话文字。他在文后赘言：“晦庵的书话极富于情趣，有好几篇都是很好的絮语散文，意态闲逸潇洒，书话本身就是文艺作品。我因为喜爱它们，便每天从《文汇报》上剪下来保存。”看来赵先生这组文章是拟晦庵书话而作，也是对唐弢书话最早的一位鼓吹者。他又说：“我感谢晦庵，他让我把十几年前的爱侣，重新唤归来，让我俩再温了一番旧情。”遗憾的是赵先生此后未能续温旧梦，再写书话。
散文家何为亦爱藏书和书话，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联合晚报》的副刊《夕拾》上，开辟了《书海摭拾》的专栏，写了很多书话。这家报纸的总编辑是陈翰伯，《夕拾》的编者是冯亦代。此外，何为还化名在《文艺春秋副刊》小型杂志上连载了几篇书话。这从他1982 年出版的散文集《小树与大地》下辑所收的旧作中可见端倪，如《新月诗选》、《西班牙的黎明》、《伦敦杂记》等即是。他承认自己的作品近乎晦庵的书话，记叙与抒情兼而有之。
又说：“我是《书话》的热心读者，同时又是《书话》散文的拙劣临摹者。”
不久以前，他在致笔者的信中还以未能续写书话为憾。
林辰先生于1948 年7 月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一本《鲁迅事迹考》，此书对我有计划地搜集鲁迅及新文学资料大有启示。他写的虽属考证文字，却无枯燥之感，其中如《论〈红星佚史〉非鲁迅所译》等应以书话视之。林先生收藏的新文学书刊颇丰，我常向他求教。
1945 年4 月，重庆中华书局出版了杨世骥的《文苑谈往》，这是谈近代文学版本和作家的一部书话集，他是继阿英之后搜集晚清民初资料最为勤奋，创见亦多的一位书话作者和研究家。他的书话有的千余字，有的上万字。
篇幅过长的失去了书话的特点，怕是与引录原文过繁，又想面面俱到有关，是否妥当，可以研究。
建国后从事新文学史料研究最有影响的是上海丁景唐先生。他关于鲁迅、瞿秋白、左联五烈士的研究论文，间或亦以书话的形式出之，绝大部分还是论文及资料长编。
已故瞿光熙先生，六十年代初在《新民晚报》上开辟了新文学书话的专栏，篇幅短小，一书一事，娓娓动人。1984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遗著《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正是当年他在报上连载的作品，实为一部书话集。我看也是受了唐弢书话的影响。
新时期以来，写书话的队伍不断扩大，海外人士亦有参加，这是令人可喜的。书话本是冷漠无闻的事业，或被认为副刊上的补白文章，更不为出版界所重；如今一下子热了起来，但愿这刮起来的不是炒作之风。书话的写作要靠甘于寂寞的人埋头资料，默默耕耘，来不得半点浮躁和虚夸。风光之后，最好顺其自然，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到头来还是要回到故纸堆中去有所寻觅有所发现，写点豆腐块似的补白文章。扬名与发财似与书话无关。
“现代书话丛书”的编辑工作至此告一段落，感谢合作者给予我的帮助和支持！如有不周之处，希望谅解。敬盼读者不吝指正。
1997年6月于北京
●姜德明书话
第一辑鲁迅之什
《女人与面包》
这是一本装帧十分粗俗的书，就像旧社会马路电线杆子上贴的卖野药的广告一样，用一种蓝颜色，拙劣地画了一些怪体的美术字，但它在旧书店的破书堆中却吸引了我。
我被这书名吸引了——《阿Q 及其他》，还有那封面上的“滑稽电影”
几个字。作者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力工。版权页上标明：1932 年4 月北平文化学社和东华书店代理发行。我见到有关鲁迅的书从不放过，还是买了下来。
回到家里随便翻翻，知道书中共收五部电影脚本，前边还有一篇《影片制法摘要》，介绍了一些电影术语之类。五部电影的次序是：《楔片》（有声）、《阿Q》（无声）、《傀儡》（无声）、《残忍之鹰》（炭画）、《钟馗与钟妹》（钢笔画）。后面两种实际是动画片脚本。全书以《阿Q》篇幅最大，用以作书名。我又发现在《阿Q》页码的边线上还印有《女人与面包》字样，立刻让我想起鲁迅先生致王乔南的信，其中不就提到《女人与面包》吗？
1930 年10 月5 日，在北平的一位叫王乔南的写信给鲁迅先生，询问准备把《阿Q 正传》改编为电影剧本的事。同月13 日鲁迅复信给他，明白地表示《阿Q 正传》实无改编的必要，“因为一上演台，将只剩了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王乔南接到信后于11 月6 日又写信给鲁迅先生，并且讲到他已经着手把《阿Q 正传》改编为电影，名字叫《女人与面包》，可能还详述了故事梗概，所以鲁迅在同月14 日给王乔南的信中说，读了信“恰如目睹了好的电影一样”。当时作者还向鲁迅提出了准予表演摄制权，鲁迅回答：“那是西洋——尤其是美国——作家所看作宝贝的东西，我还没有欧化到这步田地。它化为“女人与面包”以后，就算与我无干了。”在我买的署名力工的《阿Q 及其他》一书中，在《阿Q》剧本的结尾处，还有作者的一个声明：“此剧由《呐喊》中之《阿Q 正传》改编，业经原著者许可，特此致谢。”
看来，这位力工大概就是王乔南了。
为了找到根据，我去翻检1936 年3 月北平中华图书馆协会印行的《现代中国作家笔名录》，在第22 页上果然有王乔南的一个条目，他的笔名正好是力工。因此，今后在注释《鲁迅全集》时，即可注明力工是王乔南的笔名，他改编的《阿Q 正传》是成功了的，而且还出版了单行本，不过改《女人与面包》原名为《阿Q》，至于是否拍成电影，恐怕回答是否定的。
关于改编者的态度，笔者在一个极偶然的情况下见到王乔南致周作人的一封信，时在1930 年10 月1 日，即他写给鲁迅第一封信的第三天，其中也谈到他为什么要动手改编《阿Q 正传》，估计在给鲁迅的信中也是这样谈的，今摘录一段：
去年我就有这个动机，曾以我的意见，说给一位影剧导演者。那位导演者很郑重的对我说：“现在一般观众，没有同情于工农的，且让剧中人长上辫子，那也实在难看。你若编制剧本，很偏重女角的片子，那才时髦，才能多多赚钱。”我回家一想，国产片子，所以没有艺术的产品大概都因“想时髦”，“想多多赚钱”的缘故吧？我不但不听他的话，反而有编制这篇《阿Q 趣史》之决心。……有人说现在已是“阿Q 死去了”的时代，但我睁眼一看，各处仍然充满了这个灰色可怜的阿Q，我总想另给他一点生命，驱他到银幕上去。……（原件藏鲁迅博物馆）
大体说来，改编者的动机还是严肃的。又因为本片是无声的，开首出现的字幕亦可以说明改编者的心思，那上面说：“人生最大的隐痛，莫过于内心之菌，如吃人的礼教，吸人膏血的资产阶级及其保护者是也。故欲除此痛苦，当先杀其菌，若以按摩符咒而医痨疾，讵能根本治疗耶？”从改编本来看，阿Q 终于被处死，而且行刑前在野外的两棵大树下让他跪下，阿Q 还不肯跪，士兵们用枪戳他的腿，阿Q 才被迫跪下来。这基本上是忠实于原著的。
然而，真正理解《阿Q 正传》亦难，自从这部小说诞生以来，评家纷纭，何况搬上影幕？鲁迅先生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尽管王乔南作了很大的努力，他还是摆脱不掉“女人”、“趣史”、“滑稽电影”这些趣味。诚如那位影剧导演事先对改编者说的，为了这本书的销行，在书脊和封面上，改编者也只好挂出“滑稽电影”这个招牌！这恰恰是鲁迅先生所反对的。
《女人与面包》终归是《阿Q 正传》改编为电影的第一个本子，而且鲁迅先生事先知道改编者的意图，表示同意，事后还见到了这本书。证据是：在鲁迅博物馆保存的鲁迅先生的藏书中有这本书，扉页上还有王乔南的题字：“请转呈鲁迅先生教正，著者敬恳。”
阿Q 是个胖子？
鲁迅笔下的阿Q 典型，自问世以来即争论不已，至今未停。阿Q 究竟长得什么样，画家们的理解也各有不同。丰子恺、丁聪、程十发等都画过《阿Q 正传》，近来北京又拍卖了一本1937 年7 月上海出版的叶浅予画的《阿Q正传》，一向不为人知，幸为同胞所得。画家蒋兆和久有创作阿Q 之意，那时他生活在上海，原想当面求教鲁迅后再动手，不料先生病逝。稍后他移居北京，画了一幅水墨的阿Q 像，似乎比别人的画传影响更大些。
1939 年底，周作人看了蒋兆和画的阿Q，有感而作《关于阿Q》，载于1940 年3 月号的《中国文艺》，开头便说：“阿Q 近来也阔气起来了，居然得到画家给他画像”。他提到了丰子恺和蒋兆和，不怎么喜欢丰先生的漫画阿Q：“这回所见，虽然不能说比《护生画集》更坏，也总不见得好。阿Q这人，在《正传》里是可笑可气而又可怜的，蒋君所画能够抓到这一点，我觉得大可佩服——那一条辫子也安放得恰好，与《漫画》迥不相同。”本来评论画家的创作，包括评论鲁迅原作，不管是否得当，都是可以讨论的，想不到周作人竟以知情人和权威自居，连起码的文学常识也不顾地说起胡话来。他不把阿Q 当作小说创作里的人物，强调“我在三十年前曾经认识真阿Q”；即绍兴姓谢的阿桂。为此还专门查出1915 年自己的日记，印证是什么时候与阿桂相识的，据以回忆了几件阿桂的事。得出的结论是，蒋兆和把阿Q 画得太瘦了：“在有些场面，特别是无赖胡扯的时候，阿Q 如是那么瘦便有点不相称的，实际上阿Q 本人也还比较的胖。”那么，画家把阿Q 画成个胖子就对了吗！想想实在荒唐。
当然，抛开周作人在这里的胡闹，如果光是听他讲生活里的阿桂，如何给鲁迅创作阿Q 带来某些影响，还是有意义的。同时别人也无法提供这些材料。
蒋兆和看了知堂的评论，当然不以为然，似乎也看出作者的言外之意，他紧跟着在下一期4 月号的《中国文艺》上发表了《阿桂与阿Q》。文章一开头便带有反讽的意味说：“近来阿Q 真的走运了；本来像他那样的人，已经是过渡的人物，他的事又似乎为君子所不齿，偏偏现在各刊物中又拿他来当作好的材料，这岂不是阿Q 又走运了么？”他指出知堂的回忆是想讲阿桂“不无好意”，“至于《阿Q 正传》中的事情，还说明白了都是他弟兄们的行为，似乎与阿桂并不相干，阿桂也就仅仅是知堂老人所知道的一个阿桂！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鲁迅先生偏偏要写出那样一个阿Q 来……”蒋兆和道出了知堂的真正目的，好像在说鲁迅把阿桂写歪了，“知堂老人这些证明，也不过是为了阿Q 辩护，然而也实在抱了莫大的苦心；因为人之常情，父母是希望有一个成器的儿子，国家希望有优秀的人民，纵然有了阿Q 类似的人物，我们可不以正眼去看他，况且君子是要隐恶扬善的，何况国家社会有了如此一个败类，更当得在可能范围中来粉饰一下，这确是一个伟大的学者，对于国家社会的苦心爱护，并不是出于偶然的感想。”我佩服画家置知堂对他说的那些好话于不顾，敢于戳穿这位名人的借题发挥，意在歪曲鲁迅创作阿Q的意义。话说到了点子上。画家鲜明地表示：“阿桂与阿Q，我们始终不能合而为一，因为阿桂是事实中的人物，阿Q 是社会大众一个抽象的典型，也就是作者创造的人物。”这样的理论难道还要画家来给他补课吗？周作人的失态和离题有点费解，也许一沾鲁迅，他就头脑不清了吧。
每位画家笔下的阿Q，都是画家读了鲁迅作品后的个人感受，一定会各有所重。蒋兆和说：“虽然是根据鲁迅先生的大著，实际上还是我自己对于阿Q 有个深刻的印象，所以我特别画他形容憔悴，垂头丧气，可是两手握着拳头，是必要挽回精神胜利的态度。”这应该得到论家的理解和尊重。蒋兆和本来可以根据想象来作画，他觉得那样还不够，因此在生活中不断寻找相近的模特儿。有一次，他在朝阳门外发现一个进城的乡下人，神态郁闷，面色焦黄，一了解，恰好此人当过农工，睡过破庙，画家的创作冲动来了，终于借他画出了阿Q.为阿Q 画像不是件举手可得的事。鲁迅早就提出过警告，弄不好会把阿Q 变成了“滑稽”。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梁社乾的英译本《阿Q 正传》，书面外封绘有赤足、小辫的阿Q，正坐在那儿吃旱烟，据说是位德国人画的。
作家章依萍介绍，鲁迅先生看后笑着说：“阿Q 比这还要狡猾些，没有这样老实。”可见光是形似不行，还得画出人物的性格和灵魂。鲁迅在《寄〈戏〉周刊编者信》中说过：“我的意见，以为阿Q 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按鲁迅的要求，蒋兆和笔下的阿Q 狡猾不足，宽厚有余，仍然缺少人物的某些心理动态。
阿Q 也是我们文学殿堂里一个永久的形象，今后还会有画家来再作尝试。我相信不会有人按周作人的要求，把阿Q 画成个胖子！知堂老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自作聪明，只能留给后人一个笑柄而已。
鲁迅与“国文学会”
从旧书肆买到了两本旧杂志——《国文学会丛刊》，发现鲁迅还参加过“国文学会”这个团体，这使我非常高兴。
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的师范馆，1902 年创立。辛亥革命以后，改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据有关书刊的记载，鲁迅先生是1920 年8 月进高等师范学校教书的。
从《鲁迅日记》上看，这一年8 月26 日起鲁迅开始接到高师的来信，9月里又连续接得来信五封。9、10 两个月他复信各一封。这些在日记里都有记载，估计是联系授课事宜吧。依我看，这还不能算入校教书的时间。编撰鲁迅先生年谱或传记者，似乎可以按照《鲁迅日记》的记载，即1921 年1月12 日：“午后往高师讲。”三天后（1 月15 日）又载：“午后寄高师校信并名簿。”此后便频繁地记录了到高师讲课的事。如果头年8 月已进校授课，为何日记中了无记载？
1922 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成立了国文学会，并出版了《国文学会丛刊》。据“发刊词”说1916 年始设国文部，1917 年创立国文学会。鲁迅先生支持这个刊物出版，还参加了国文学会。可惜在鲁迅先生的年谱和传记资料里迄未提及。1922 年的《鲁迅日记》至今遗落人间，鲁迅先生这一年的活动殊少记载，如今能够补充一点空白当然可喜。
《国文学会丛刊》是1922 年11 月出版的。第1 卷第1 期上登有本刊鸣谢捐款名单，其中有周树人先生捐款五元。捐款名单中还有钱玄同、马幼渔、朱希祖、黎锦熙等人。这期刊物上又刊登了国文学会的会员录，其中教员16人，依次为：朱希祖、汪怡、沈兼士、吴梅、吴虞、周树人、高步瀛、马裕藻、陈汉章、章嵚、单石庵、杨树达、刘文典、刘毓盘、黎锦熙、钱玄同。
第2期《国文学会丛刊》上又有王易、沈尹默、徐祖正、张凤举、张尔田等参加。此外便是学生入会的名单。
根据《丛刊》第2 期所载该会简章第14 条规定，国文学会是“以研究文学，整理国故，讨论国文教法为宗旨”。会员由毕业、肄业同学及国文系教职员组成。“五四”以后，学校民主气氛浓厚，这种师生一起组织学会研讨问题的空气大开，国文学会是否首创我不敢说，但可以肯定这是较早的一个研究文学的社团。
国文学会的会员每年要交现洋一元，《国文学会丛刊》每年发行两期，定于3 月、10 月出版。可是第2 期的《国文学会丛刊》是在距第1 期出版后的两年多才出版的，即1924 年1 月方始出版，学校已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
封面题字似出自钱玄同的手笔。这个会刊仅仅出版了两期便结束了。
《丛刊》第1期载有杨遇夫（即杨树达）的《古书疑义举例补》、吴虞的《墨子的劳农主义》、黎锦熙的《国语中基本语词的统计研究》、汪震的《大学之哲学的研究》、胡适的讲演《研究国故之方法》和刘师培的《古书疑义举要补》等。
《丛刊》第2期载有马叙伦的《六书之商榷》、梁漱溟的《评谢著阳明学派》、杨树达的《读盐铁论札记》、徐祖正的《文艺复兴之意义》、梁启超的《清代政治与学术之交互的影响》等。鲁迅先生没有给刊物写文章。
1981年1月
两把短刀
鲁迅先生住在北京“老虎尾巴”的时候，在他的卧榻底下藏有两把短刀。
后来，这两把短刀被许广平强行“缴械”了。
1976 年10 月，日本朝日新闻社出版了一本《中日故迹纪行》，作者是东京大学教授、鲁迅研究专家竹内实。书内收有一篇《仙台与短刀——广濑川畔的鲁迅》。他判断有一把短刀是鲁迅在仙台的邻居、一位武士送给他的。
竹内实先生在1968 年还写过一篇《关于鲁迅的短刀》，联想秋瑾在日本曾经照过一张手持短刀的相片，猜想那把短刀可能是鲁迅借给秋瑾的。为此，他还专门访问了鲁迅在仙台的故居。那里原是仙台藩士族佐藤喜东洽氏的住宅，当年屋主人还照顾过鲁迅的生活。竹内实先生仔细地问过佐藤家的后人，都肯定老人有过不少刀剑，还出售过借以贴补生计，也曾赠送过朋友。因此竹内实以为鲁迅的短刀很可能是佐藤喜东洽氏所赠。
日本朋友如此重视追索鲁迅短刀的来历，想是作为中日人民友谊的一段史话来研究，精神可感。
关于这两把短刀的事，见于周建人《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一书。书中说：“鲁迅有两把短刀，一把短些，两边有刃，作短剑形，装有黄漆的木头短柄，有黄漆木套，是在日本留学未久，因为觉得样子有趣买来的……一把长些……鲁迅说，这一把刀是日本一个老武士送给他的。”这位武士或许就是佐藤喜东洽。鲁迅把这两把短刀带回国内，又带到了北京。
当年孙伏园在“老虎尾巴”里作客，也曾经见过鲁迅的短刀，他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中说：“鲁迅先生常常从书架上拿下那把匕首来当裁纸刀用。刀壳是木质的，壳外横封两道白色皮纸，像指环一般。据鲁迅先生解说，刀壳原为两片木头，只靠这两道皮纸的力量才封成整个的刀壳。至于为什么不用整片的木头，或用金属的钉子或圈子使刀壳更为坚固呢？鲁迅先生说，因为希望它不坚固，所以只用两道皮纸。有仇人相见，不及拔刀，只要带了刀壳刺去，刀壳自然分为两半飞开，任务就达成了。”
鲁迅跟孙伏园讲的这些话，也许还同别人说过，有好奇的人就传开了，竟有一个同乡散布鲁迅悲观厌世，想用刀自杀。
流言也传到了许广平的耳边，她似乎认起真来，于是“在某一天，我顽皮地搜索书架和床褥，果然发现两把刀。或者正确地说，是两把匕首。我实行‘缴械’了，先生笑了笑也就完事。……‘刀是防外来不测的，哪里是要自杀’。我把他同乡的话反问他，先生大笑起来……”（许广平：《欣慰的纪念》）
在爱侣的眼中，这两把匕首已经成为可疑和多余之物，连鲁迅先生也未曾料到，这两把短刀竟成为许广平女士感情上的一种牵挂。1925 年6 月1 日，许广平满怀深情地写信给鲁迅：
“褥子下明晃晃的小钢刀，用以克敌防身是妙的，倘用以……似乎……小鬼不乐闻了！”（《两地书》，“小鬼”指许广平。）
第二天，鲁迅回信说：“短刀我的确有，但这不过为夜间防贼之用，而偶见者少见多怪，遂有‘流言’，皆不足信也。”当鲁迅先生被逼“缴械”的时候，心内该激荡起怎样一种温暖的感情呢？
《痴华鬘》和《百喻经》
现在要想找一本王品青校点、鲁迅作序的《痴华鬘》，也不太容易了。
这是北新书局于1926 年5 月出版的一册线装书，用蓝泥精印，天地宽阔，又加上疑古玄同的题签，典雅极了。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合为一集，也可以说这是《百喻经》的另一印本。鲁迅在本书《题记》中说：“佛藏中经，以譬喻为名者，亦可五六种，惟《百喻经》最有条贯。”又说：“王君品青爱其设喻之妙，因除去教诫，独留寓言，又缘经末有‘尊者僧伽斯那造作痴华鬘竟’语，即据以回复原名，仍印为两卷。”鲁迅把这部书作为佛教文学来看，虽说都是佛家的寓言，但“智者所见，盖不惟佛说正义而已矣”。
《百喻经》原名为《百句譬喻经》。作者是印度的一个名叫伽斯那的和尚。南北朝时，有一个到中国来传教的印度僧人求那毗地，第一次把它译成汉文，至少已经有一千几百年的历史了。最先发现《百喻经》价值的还是鲁迅先生。1914 年7 月29 日的《鲁迅日记》里记载：“托许季上寄金陵刻经处银五十元，拟刻《百喻经》。”他根据何本就不详了。10 月7 日又记载：“午后寄南京刻经处印《百喻经》费十元。”到了第二年1 月11 日便记载：“《百喻经》刻印成，午后寄来三十册。”当时只刻印了一百部。
鲁迅深爱这部古代印度的佛教寓言，他出资刻印此书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给今人以启发和教益，他说：“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译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百喻经》正是一部充满了哲理的书，语言精炼古朴，故事多从生活中来，用现代语言来说，它的“可读性”很强。鲁迅认识到古代印度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他刻印本书也是借鉴外国古籍来丰富自己的文化。《百喻经》中的寓言，有的很幽默，有的还有情节，篇幅也有长有短，以短为主。例如《伎儿作乐喻》全文只有四十个字：“譬如伎儿王前作乐，王许千钱。后从王索，王不与之。王语之言：汝向作乐，空乐我耳。我与汝钱，亦乐汝耳。”一个狡猾的国王绘声绘色地出现了。
鲁迅捐资刻版的《百喻经》原版共三十块，两面刻字，上面涂有灰色香墨。解放后仍完好地保存在南京金陵刻经处。这所1865 年开办的金陵刻经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每年都要利用原版为读者加印二三百部。得到此书者也乐于翻读书后附录的这段话：“会稽周树人施洋银六十元，敬刻此经，连圈计字二万一千○八十一个，印送功德书一百本。余资六圆，拨刻地藏十轮经。民国三年秋九月金陵刻经处识。”经过十年浩劫未知原版安在乎？
鲁迅为王品青校点的《痴华鬘》写序言，时在1926 年5 月12 日，是在他刻印《百喻经》的十多年以后。当年他不曾为刻印此书多说些什么，因此这篇序言就显得很有意义了。关于王品青，他原来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毕业后在北京孔德学校教书。由于肺病，长期忧郁，曾经从医院楼上跳下。有人说他因病而疯，竟至跳楼。后来被人送回河南故乡，1926 年10 月亡故。此外，在鲁迅写完序言的十几天以后，《痴华鬘》便装订成书，出版速度之快令人吃惊。证据是在6 月1 日的《鲁迅日记》上记载着：“寄赠马珏小姐《痴华鬘》一本。”
至于《百喻经》为什么又叫《痴华鬘》，书中为什么又只见题记不见故事？去年张友鸾先生告诉读者，他怀疑《痴华鬘》为《幽曜经》（卷二十四）
所载，那里面有一个痴公主要取水泡做花鬘的故事。这位任性的公主很喜欢看雨水落在地上出现的水泡，非要国王命令工匠用水泡为她编成一个花鬘不可，否则工匠将被处死。一个聪明的老匠人应命，但声言不能识别水泡的美丑，请公主捞起水泡他再来编。那公主在雨中捞了一天，一个水泡也没有捞起，只好罢休。因此，张先生以为“尊者僧伽斯那造作《痴花鬘》竟”中的“造作”二字，实为编选者的自况，说编选此书也如编水泡花鬘一样，未免徒劳。
那么书中为什么又不见《痴华鬘》的故事呢？张先生以为可能是漏刻了，因为明明说“百喻”，现在却只存九十八则寓言，或者《痴华鬘》正是所缺的两则中的一个。
三十多年前，冯雪峰同志用白话编写了一本《百喻经故事》，1949 年2月由上海作家书屋出版。作者在复述和演绎这些故事时，不可免地赋予了时代性。例如他把上卷中的《野干为折树枝所打喻》，改名《狗和树》，用淡淡的笔墨，演绎得好似一幅意境隽永的图画。书前收有魏金枝写于1948 年鲁迅忌日的一篇序，他说：“消去块垒，而归于平淡，原是他（指雪峰）近几年来的心境，不料他在文字上也都做到了，那也是很可喜的。”又说：“寓言原是人民共同经验的结晶，也是他们用以观照真理的镜子。”这同时也回答了为什么直到今天人们还那么喜爱《痴华鬘》。
1978年3月
鲁迅与尚钺的《斧背》
1926 年，鲁迅先生在北平编的“乌合丛书”是专收创作的一套丛书。除了鲁迅的《呐喊》等，还有许钦文的《故乡》，以及冯沉君、高长虹、向培良的书，均由北新书局出版。本来还有尚钺的一本短篇小说集《斧背》，已经由鲁迅先生编进了丛书，却为作者硬性索回。直到1928 年5 月才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抹去“乌合丛书”之名，挂上“狂飙丛书第二第七种”的标记。
尽管如此，鲁迅付出的劳动却是永在的。
关于本书的来龙去脉，鲁迅于1926 年11 月9 日给韦素园的信中有所涉及。先是鲁迅说高长虹狂妄地夸大自己对《莽原》的贡献，同时讲到了《斧背》的作者突然收回原稿：“他们不知在玩什么圈套。今年夏天就有一件事，是尚钺的小说稿，原说要印入《乌合丛书》的。一天高歌忽而来取，说尚钺来信，要拿回去整理一番。我便交给他了。后来长虹从上海来信，说‘高歌来信说你将尚钺的稿交还了他，不知何故？’我不复。一天，高歌来，抽出这信来看，见了这话，问道，‘那么，拿一半来，如何？’我答：“不必了。’你想，这奇怪不奇怪？然而我不但不写公开信，并且没有向人说过。”鲁迅同青年作家交往中，也有一些颇不愉快的事，不过他往往不乐意向人念叨而已。
“狂飙”的高长虹、向培良先是从鲁迅那里得到过支持，转而大肆攻击培养和帮助过他们的鲁迅先生。青年时期的尚钺既然属于这个社团中人，为了行动一致，索回《斧背》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因为环绕着《斧背》有这样一段故事，倒引起我很想看看《斧背》究竟是怎样的一本书。
鲁迅先生以为尚钺是莽原社三位“中坚的小说作者”中的一个，认为他的创作态度还是比较严肃的。这本《斧背》共收小说19 篇，可以说是专写农村生活的小说。作者关心农村妇女们的命运，小说中揭露了封建礼教怎样残酷地迫害妇女，如《冲喜》、《节孝牌坊》、《假扮的客人》、《婢女》等便是。此外，《子与父》反映了被城市所抛弃和歧视的农民们的绝望；《丁王大爷》等又描画出内地乡村的风物和一些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总的说，在反映农村题材的早期小说中，《斧背》还是比较有特色的。相隔十年左右，鲁迅先生于1935 年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辑小说二集时，他并没有忘记选收尚钺的作品。鲁迅从《斧背》中挑了一篇《子与父》，又挑了一篇《谁知道》。后者是从泰东书局出版的尚钺的短篇集《病》中选来的。这本《病》也是狂飙丛书中的一种，共收小说16 篇。
鲁迅指出：“尚钺的创作，也是意在讥刺，而且暴露，搏击的，小说集《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纲要。他创作的态度，比朋其严肃，取材也较为广泛，时时描写着风气未开之处——河南信阳——的人民。可惜的是为才能所限，那斧背就太轻小了，使他为公和为私的打击的效力，大抵失在由于器械不良，手段生涩的不中里。”鲁迅论析一些作家的创作，往往用语不多却能中的。对于尚钺的评论，亦不例外。肯定的部分先不说，我理解这“器械不良”和“手段生涩”并非全指写作的技巧而言，主要是讲作者搏击旧社会的思想力量还太弱，不能给以致命伤。你看，《子与父》的主人公是绝望地死了，《谁知道》里的主人公，那个诅咒军阀战乱的老妇人，最后不也是绝望而终了！作者不能深刻挖掘造成人物绝望的社会根源，却过多地渲染了人的迷信观念和宿命色彩，当然就减弱了作品的感染力。在《斧背》里，我们还能看到作者写尚未觉悟的农民的某些不健康的幻想，就更缺少现实意义了。
三十年代末，尚钺在悼念鲁迅逝世三周年时，坦率地写下当年对人与事观察和判断肤浅、急躁、片面，他说：“先生对我的某些缺点，虽曾给以暗示，忍耐，说服与等待，但因第三者不断有意地将事实加以曲解，和第四者的挑拨离间，我青年的轻信性便因之伴同着空洞的自信心，抹杀着许多事实而走向误解的道路。这样便使我与先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默哑的抵触。这抵触使我将编配好的《斧背》小说集，从先生所编的‘乌合丛书’中抽出来，给予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了。”（《鲁迅回忆录》第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想来作者会看到鲁迅先生对《斧背》说的那些鼓励的话，以及指出这本书的不足之处。
尚钺同志后来是一位历史学家，从三十年代起似乎再也没有写过小说。
1981年10月
鲁迅见到了休士
1933 年9 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第3 期《文学》月刊上，鲁迅发表了一篇《给文学社信》，这是针对当时《文学》的编者傅东华的。
傅东华在《文学》月刊第2 期上，以伍实为笔名写了一篇《休士在中国》，攻击鲁迅在七月上旬不去见来华访问的“非名流的黑色皮肤的作家”美国黑人休士，却去欢迎英国的名流萧伯纳，还说鲁迅此举是由于什么“肤色的顾虑”。对于这种恶意中伤，鲁迅不无感慨地说：“给我以诬蔑和侮辱，是平常之事；我也并不为奇：惯了。”
鲁迅在文章里写道：“这次招待休士，并没有接到通知，时间地点，一概不知，如何能到？即使邀而不到，也许有别种的原因，当口诛笔伐之前，似乎也略须加考察。”值得注意的是，鲁迅说“即使邀而不到，也许有别种的原因”，这究竟有否所指呢？
傅东华讽刺鲁迅：“萧翁（指萧伯纳）是名流，自配我们的名流招待。”
鲁迅针锋相对地回答：“我看伍实先生其实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也未必能够入座。”鲁迅还揭穿这位伍实先生：“我们原曾相识，见面时倒是装作十分客气的也说不定的。”在这里，鲁迅无情地揭露了上海文坛上某些专门靠造谣和中伤别人来建立自己地位的人。
那么鲁迅先生为什么不去见休士呢？
其实，鲁迅是见到了休士的。所以不明说，这大概就是鲁迅所说的“也许有别种的原因”吧。如果伍实正是利用鲁迅这种有口难辩的处境故意来攻击先生，那就更恶劣了。
应该感谢许广平，她在《鲁迅先生对批评的态度》一文中，提供了一个重要事实：鲁迅见到了休士。许广平的文章发表在1941 年11 月上海出版的“奔流新集之一”《直入》上。许广平说，美国黑人诗人休士来华时，鲁迅虽然没有出席公开招待会，“而实在呢，在大家公开招待之前，鲁迅早已和休士先生接谈过了，不过当时的环境是未便从实说出的……”这件公案终于由她给澄清了。鉴于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和为了顾全大局，鲁迅先生在写答辩文章时宁肯自己受委屈也不明讲，这种精神不是也十分感人吗。
鲁迅先生的心胸很宽阔，并不斤斤计较于某些旧事。后来，他对傅东华还是以朋友相待。例如在1935 年9 月10 日的《鲁迅日记》上记载：“下午傅东华待于内山书店门外，托河清（即黄源）来商延医视其子养浩病，即同赴福民医院请小山博士往诊，仍与河清送之回医院。”13 日又记载：“往福民医院问傅养浩病。”鲁迅非常关切朋友孩子的病，后来傅东华很感动地说，他去请托鲁迅时，鲁迅“立即在烈日灼晒之下亲自步行到医院接洽一切，并且亲自陪同院中的医生远道到我家来先行诊视。进院之后，他老先生又亲自到院中探问过数次，并且时时给以医药上和看护上必要的指导。”（傅东华：《悼鲁迅先生》）傅东华对鲁迅先生的感念是真切的。解放以后，当1956年鲁迅墓迁葬虹口公园时，傅东华还写诗纪念鲁迅先生：奋笔惟先天下忧，微君孺子怎抬头；横眉卒扫豺狼尽，群犊争来拜乳牛。
休士在他的自传《我一边流浪一边思考》里，谈到他三十年代在上海的访问，至于是否谈到见过鲁迅，因未见到原书就不得而知了。
附记：日本鲁迅研究家小野田耕三郎先生来信，并附来《我一边流浪一边思考》日译本的有关部分，证明休士在他的这部自传里，果然记述了他在上海访问了鲁迅先生，还有宋庆龄先生。从上海到日本后，休士还因此而受到东京警察局的拘捕和传讯。
1985年10月
闪光的铜板
读《鲁迅日记》，稍有疏忽有些事便不易觉察了。1935 年5 月9 日《鲁迅日记》上有这样一条记载：“以茶叶一囊交内山君，为施茶之用。”
读了这条记载，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鲁迅在上海的最后若干年，年年都在日记里记载买茶叶的事，而且一买就是十斤、二十斤，甚至有一次竟买了三十斤（《鲁迅日记》1933 年5 月24 日）。平常家居度日哪有上十斤地买茶叶的？”内山君”，当然是指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先生。但是，鲁迅施茶为什么要把茶叶交给内山完造？
其实，这也是鲁迅与内山完造之间的一项小小的合作。最近偶读内山完造的随笔集《活中国的姿态》，中译本名《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1936 年8 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鲁迅还为这本书写了序言，指出这本书的致命缺点是“多说中国的优点”。内山先生长住上海，自以为是个“中国通”。但是，他所见到的中国未必全面。书中有一篇《便茶》，记载了关于施茶的事。
原来每年夏季，在内山书店的门前都设立一个茶桶，免费供给人力车夫和其他劳动者来饮用。内山说，在炎热的天气里，柏油马路被太阳烫得都起泡了，“半裸体的劳动者的身体上汗油直流，用出平生二倍三倍的气力来拉着，渴得连声音都发不出来”。这情形，显然是鲁迅与内山在一起见过或议论过，于是一个人供茶叶，一个人供开水，茶桶便设立起来了。“先投入一大袋的茶叶，然后渣渣地将开水倒了进去。”从此，每逢春天一到，鲁迅先生也就想到要买新茶了。
鲁迅先生一向关心城市底层劳动者——人力车夫的生活。1929 年11 月8日，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说：“近日之车夫大闹，其实便是失业者大闹，其流为土匪，只差时日矣。”关于“车夫大闹”的事，近读基希的报告文学集《秘密的中国》，其中也有记载。当时新兴的交通工具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开始发展，人力车夫的腿怎么也赛不过它，很多人力车夫陷于无法求生的境地。1929 年11 月，北京的人力车夫愤怒地上街把电车颠覆了，他们以为摧毁了电车便能够保住生意。结果，得到的却是反动政府的残酷镇压，有很多车夫被杀害了。据说，他们临死的时候仍激动地喊着朴素的口号：“打倒资本主义！打倒电车！团结万岁！”这次事件，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无限愤慨地说，车夫们流为“土匪”，已经为时不远了。说车夫们流为“土匪”，实际是说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人力车夫们快要起来造反了！
起初，内山完造还得意于来饮茶的那些劳动者“没有国籍相异”，意思是指人们对于日本还不抱什么歧见。后来，他却发现这些来饮茶的人力车夫对于日本并不是没有“相异”的看法。他说：在我所设置的便茶的桶底，常常发现一二个铜子。起先还总以为是孩子们淘气，误抛进去的，其实是大错了。那原是为不收分文无条件地供给的便茶所拯救了的极渴的劳动者们所献，衷心之所献奉也。
这一个铜子，有时是他们被打被踢，甚至流了鲜血才换得来的。……我不能不向十万人的车夫致其感激之辞。
那些饮了便茶而又不愿承受外国人施舍的人力车夫是爱国的，即使在这些小事上也保持了劳动人民的尊严。难怪连内山完造也深深地感动了。当然，掷钱于桶底的人力车夫并不知道书店主人对于中国人民还是友好的，更不会知道这茶叶是鲁迅先生所赠，而且还是先生专门托人从茶区买来的春茶呢！
当我再读到《鲁迅日记》里关于买茶叶的记载时，我便想到先生每得新茶后快步走向内山书店的情景；想到烈日下内山书店门前的那座茶桶，以及茶桶底下扔着的几个铜板，那闪闪发光的铜板……
王孝慈与鲁迅
好多年前，我在琉璃厂旧书肆购得一本线装石印的《闻歌述忆》，无出版年月，著者署名“鸣晦庐主人”。结尾处写有“上卷终”，照说至少还有下卷，却始终没有购得，也许根本就不曾出版过。看了内容，知道这是一位酷爱京戏、剧赏谭鑫培表演艺术的戏迷随笔。全书无标点，记的主要是清末的事。
前几年，我在琉璃厂忽然发现《闻歌述忆》稿本两册，翻阅内容证明为鸣晦庐主人的手稿，其中修改和添补的文字恰与石印本同。书店主人说，稿本原为张次溪所藏，分上下卷，应是《闻歌述忆》的全本，却无石印本的自序。书稿写到谭鑫培的死，想来石印本刊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谭鑫培生于1847 年，殁于1917 年，活了七十岁。
鸣晦庐主人随着当官的父亲到过河南、广西、江西，民国建立后才落脚故乡北京通县。从这部随笔集里，可以看到谭鑫培在清末的一些艺术活动，以及京剧在当时的盛况。当然，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到官场子弟生活之一斑。
作者第一次看谭老板的戏，约光绪二十七年，那是谭鑫培第三次到上海演出，已经五十余岁，被人誉为伶界大王。光绪二十九年作者正在北京，看谭老板的戏成了他每天的日程，往往兴奋得头一天便“喜而无寐”。谭到天津演出，他也携仆人赶到天津去看戏，不过是为了一出《捉放曹》而已。
由于痴迷谭鑫培的艺术，他终于成为谭老板的朋友。他们的相识和交往情况，在《闻歌述忆》中也有记载。我以前读过四十年代舒湮写的六幕话剧《浪淘沙》，因写庚子前后事，在第三幕中就有谭鑫培出场，笔者以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写“小叫天”的第一人，可以说把京戏高峰时期的一个代表人物写得活灵活现。舒湮形容谭“目光炯炯，烟容满面。高瞻阔步，气概非凡”。手中自然少不了胡珠盖的羊脂白玉鼻烟壶，手指上戴着亮晶晶的金钢钻戒。自从谭叫天进入宫廷，成为供奉内庭的御班掌班、慈禧太后的宠儿，在这个京剧演员身上也不免贵族气派，舒湮说他“排场的阔绰，足以傲王侯，超六部，而迈九卿了”。现在读了《闻歌迷忆》，当然比《浪淘沙》中的描写更加直接生动了。如作者初进谭府拜访叫天时，原在客厅相候，见面之后又由谭领至内室，“至内院，见上房五间，东西两厢，院落整洁幽静，女仆掀帘，谭肃客人西偏之曲室中。北首坑榻小几，中置陈白毯，明净照人。榻西首一条桌上列一玻璃匣，中有人焉，谭也。盘其辫结，裸胸臂，手持箸方餐。凭一小桌，肴菜咸具，意极闲适而貌若甚自得者。谭曰：“此泥人张制以赠予者。’后指壁间挂镜，扮武侯像，曰：“亦名笔也！’……又入内间，招余同莅，指榻上芙蓉盘曰：“不客气，请试一口。’”说着自己先侧卧着抽起鸦片烟来。时人云，京戏到了谭鑫培时方始完美，这位鸣晦庐主人专为清末的这位大艺术家作了写照。
抗战前的1934、1937 年，北京张次溪先后辑印了《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续编。当时郑振铎、顾颉刚、赵景深都为这部书写了序言，这也是中国新文学家重视民族戏曲之一例。《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续编中收入了《闻歌述忆》，可惜编者张次溪也不知作者真实姓名。
1989 年春，我在无锡住了几天，日与黄裳兄相聚，偶然问及鸣晦庐主人何人，黄兄答：“可能是王孝慈。”我想是的，因为王正是通县人。北归后即找出寒斋所藏杨云史的《江山万里楼诗钞》，因为记得《闻歌述忆》中，作者述及曾将历年看戏所藏的谭鑫培的戏单装订成册，并广邀友朋题句，其中有袁寒云、杨云史诸名流。在诗集卷五《壮年集》中果然找到《题王孝慈英秀册子》，时在民国二年，即1913 年。谭鑫培一名“英秀”，故名“英秀册子”。杨云史说：“王君孝慈，每夕听歌必存其曲目，凡四十日得四十篇，辑为《英秀集》。”据说王孝慈还为谭写了传记，并著有《仙韶余沈》三卷，被友人誉为论杂剧空前之作，因笔者未见原书，不知其详。
想不到这位王孝慈与鲁迅辑印中国古代版画亦有关。应该说鲁迅与郑振铎合作刊印《十竹斋笺谱》，促成其事的关键人物就是王孝慈。王孝慈除了喜爱京剧以外，也是一位藏书家，尤珍视古代版画。明崇祯十七年刊本《十竹斋笺谱》留传世间的仅一两部，连鲁迅先生都没见过原本，难得的是王君藏有一部，并慨然借与鲁迅、郑振铎重新翻印。1934 年2 月9 日鲁迅致郑振铎信中说，他“先前未见过《十竹斋笺谱》原本，故无从比较，仅就翻本看来，亦颇有趣”。当时郑振铎曾向鲁迅建议，拟请北京的王孝慈、马隅卿也担任该书的编辑，鲁迅于1934 年5 月16 日回信说——加入王、马两位为编辑及作序，我极赞同，且以为在每书之首叶上，可记明原本之所从来，如《四部丛刊》例，庶几不至掠美。《十竹斋笺谱》刻成印一二批后，以板赠王君，我也赞成的，但此非繁销书，印售若干后，销路恐未必再能怎么盛大，王君又非商人，不善经营，则得之亦何异于骏骨。其实何妨在印售时，即每本增价壹二成，作为原本主人之报酬，买者所费不多，而一面反较有实益也。至于版，则当然仍然赠与耳。
从这封信里，人们可以看到鲁迅多么尊重原本藏主，不仅待人宽厚，想得极周到，也是尊重文化的一种表现。《鲁迅全集》的有关注释，仅仅说王孝慈是一位古籍收藏家，也是不知底细，等于不注。
王孝慈喜欢搜集古代版画不是偶然的，这同他一生喜爱艺术当然有关。
他在《闻歌迷忆》中谈到，他自小喜爱泥制儿童玩具，“购置年以千计”“弗吝也”，“每展纸描其容度至夜分无倦容”，“稍长则购石印画谱与名人相”。
又因他出身书香门第，家藏《无双谱》等版画古籍也不少，为他后来的搜集工作打下了基础。在这方面，他是郑振铎的一大对手，如郑颇重视的明代版画刻工姓氏录一书便为王先得。图近三百余幅的明本《瑞世良英》，也为王购得。郑在王孝慈家见到明刻《程氏墨苑》，不禁雀跃，赞曰：“此书于版刻史、美术史大有关系，国宝也！”在旧书肆上每遇佳本，郑氏虽与王君竞争而“竟不能夺之”。四十年代，郑氏编撰《中国版画史》时回忆：“与余有同好者，在沪有鲁迅、周越然、周子竟诸氏；在平有王孝慈、马隅卿、徐森玉、赵斐云诸氏，搜访探讨，兴皆甚豪。有得必以相视，或一见奇书，获一秘籍，则皆大喜。孝慈竟因书发痫死。”郑振铎还为王孝慈殁后的藏书哀叹，如讲原版《十竹斋笺谱》：“孝慈家事极窘迫，不能不尽去所藏以谋葬事。笺谱遂归北平图书馆。余知孝慈书出售事，尝致北平诸友，欲得其笺谱，但余时亦在奇穷之乡，虽曰欲之，而实则一钱莫名，并借贷之途亦绝。”遗憾的是《十竹斋笺谱》印制过程延续了七年，到1941 年方始完成，而鲁迅、王孝慈两位先生“均不及见其成矣”。
多年来关于王孝慈的史料无人顾及，我求教于史树青先生，他也不知鸣晦庐主人是王孝慈，却查出王原名立承，字孝慈，河北通县人，监生，广西法政学堂毕业，度支部主事，检查纸币清理财政处帮办，大总统秘书，政事堂机要局佥事，国务院秘书厅佥事，授五等嘉禾章。据史先生说，以上抄自民国九年七月北京敷文社编辑出版的《最近官绅履历录》一书。看来王孝慈在北洋政府的官运平常，他多年的积蓄大部都用来收藏古籍版画了，所以落得身后窘迫异常，家人不得不靠卖他的书来办理丧事。王孝慈故于1936 年2月，鲁迅先生恐怕没有直接同他往来过，1934 年11 月8 日鲁迅给郑振铎的信中说：“王君生病，不惟可怜，且亦可惜，好像老实人是容易发疯的。”
话虽不多，却对王君充满了同情。这位被鲁迅誉为“老实人”的王孝慈，生于1883 年，死时才五十三岁。
鲁迅与北京书贾
鲁迅先生在北京生活了十四年，常去的地方是和平门外的琉璃厂旧书肆。1912 年5 月，他到北京后几天便初访此地，头一次便花了五元八角买了一部《纂喜庐丛书》，共七册。到年底他写书账时共用去一百六十余元；1916年买书用去的钱已达四百九十六元。当年琉璃厂旧书肆的生意尚称兴旺，夏季还有夜市，鲁迅日记中便有夜游琉璃厂并购书的记载。有一次他流连旧书肆，一个下午竟购《秘波小影册子》等书七十余册。这怎能不引起书贾们的注意。鲁迅先生当时曾感慨“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然而他买起书来还是不怕破费。晚年更自我解嘲道，连土匪都想置办个好点的手枪，这是吃饭的家伙！
那时北京的旧书铺讲究送货上门，还有个人贩书者，俗称“背包袱”的。
如1912 年10 月21 日鲁迅日记里记载：“晚书估持旧书来售，不成。”当时鲁迅住在绍兴县馆，出入会馆的贩书者不在少数。1913 年1 月4 日鲁迅日记又写道：“晚留黎（琉璃——编者注）厂肆持旧书来阅，并无佳本，有尤袤《全唐诗话》及孙涛《续编》一部，共八册，尚直翻捡，因以五金买之。”
这些“背包袱”的书贩和书铺的小伙计，大多探清了主顾们购书的范围，深知主顾们的脾气和所爱，当然也懂得一些版本知识，甚至可以受主顾之托代为搜集某一门类的书，或者寻找一些难得的善本。我们不知道鲁迅先生联系最多的是哪家书铺，以及那些为他送书人的姓名，但在鲁迅日记里亦曾有记载，如1913 年9 月19 日就有：“上午本立堂书贾来。”本立堂是光绪十几年开设的老店，书铺的掌柜姓刘。1916 年6 月22 日鲁迅日记记载：“晚有帖估以无行失业，持拓本求售。悲其艰窘，以一元购《皇甫驎墓志》一枚。”
这是近于救济的性质了，想来鲁迅以前同他打过交道，知道此人品行不端被掌柜辞掉了。可能还是这个人，第二天又凑上门来，鲁迅只好以“不买”对之。第三天又来了一名姓李的：“晚李估来，买造像三种，二元。”由此也可想见当年出入于会馆、宅门的书贾们有何等的频繁。鲁迅先生在《野草》的《死后》里，曾经为他熟悉的这些“背包袱”的小伙计们留下了一幅素描。
他以第一人称说，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一个书铺的小伙计走近他：“您好？您死了么？”接下去——是一个颇为耳熟的声音。睁眼看时，却是勃古斋旧书铺的跑外的小伙计。不见约有二十多年了，倒还是那一副老样子。……
“那不碍事，那不要紧。”他说，一面打开暗蓝色布的包裹来。“这是明板《公羊传》，嘉靖黑口本，给您送来了。您留下他罢。这是……”
“你！”我诧异地看定他的眼睛，说，“你莫非真正胡涂了？你看我这模样，还要看什么明板？……”
“那可以看，那不碍事。”
一个能说会道的书铺小伙计，活生生地站在我们面前。卖书也要靠一张灵活的嘴。文中提到的勃古斋，可能是保古斋的化名，因为琉璃厂并无勃古斋的字号。
鲁迅先生自然也结识了一些旧书铺的掌柜，如琉璃厂宏道堂的程掌柜。
1913 年2 月9 日鲁迅日记记载：“视旧书肆，至宏道堂买得《湖海楼丛书》一部二十二册，七元；《佩文斋书画谱》一部三十二册，二十元。其主人程姓，年已五十余，自云索价高者，总因欲多赢几文之故，亦诚言也；又云官局书颇备，此事利薄，侪辈多不愿为，而我为之。”鲁迅对其经营方针和肯于说实话的作风显然持有好感。宏道堂为河北冀县人程存立于光绪年间开设，清末改由族人程锁成经营，鲁迅结识的程掌柜当是此人。1921 年该店又易邢姓经营，后易富晋书社。鲁迅对琉璃厂旧书铺类似程掌柜这样的人印象很深。三十年代他在上海写《〈守常全集〉题记》时，忽然又想起当年北京的那些书贾：“他（按指李大钊）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这样的商人，我在南边没有看见过，北京却有的，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鲁迅先生在追怀一位文士和革命先烈时，竟然联想起琉璃厂旧书铺的掌柜们，这是绝妙的一个对比。如今北京的旧书铺几近绝迹了，那种古朴的文化遗风还遗留下多少？年轻的朋友们还能想象得出那些掌柜和聪颖的小伙计们的神采吗？
赵景深与鲁迅
读过鲁迅作品的人都会记得，当年为了翻译上的问题，鲁迅在《教授杂咏》里曾经嘲讽过赵景深。事后证明赵先生并没有为此而节外生枝，表现得洒脱而宽厚。如今也有翻译家说，赵先生的译笔也是事出有因，不是任意胡撰。
鲁迅与赵景深的交往不多，但赵先生结婚时鲁迅先生曾经应邀赴宴，这可能与李小峰也有关系。1930 年4 月19 日鲁迅日记载：“李小峰之妹希同与赵景深结婚，因往贺，留晚饭，同席七人。夜回寓。”在对待鲁迅先生的态度上，赵先生早在二十年代编辑《文学周刊》时，就不止一次地撰文推荐鲁迅的短篇小说，又因赵先生多年来从事古典戏曲、小说研究，他十分推崇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专门写过论述文章，还发表过鲁迅与民间文学的研究论文，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实际上又何限于此，在介绍鲁迅作品方面，他至少还做了下述两件事。
三十年代，上海开明书店和北新书局各自推出了活页文选，作为学校的课外辅助读物，也为了满足各方面自学的读者，发行量很大。赵先生负责北新书局《初中活页文选》的编辑工作，高中部分由姜亮夫教授负责。赵先生在编选和注释中国新文学作品方面，非常重视鲁迅的作品，选收了鲁迅先生的杂文、散文、小说和翻译作品不下二十余篇，如《〈呐喊〉自序》、《论雷峰塔的倒掉》、《维新与守旧》、《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老调子已经唱完》、《雪》、《藤野先生》、《父亲的病》、《鸭的喜剧》、《白光》、《狂人日记》等，详目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所选的作品全部加了注释。这是一种默默无闻的编辑工作，很少有人提及。
第二件事是关于介绍鲁迅作品的英译方面，这在过去也是不被人们重视的。1948 年10 月，赵先生编印了一本英汉文对照的《呐喊》，全书厚达三百余页，由上海北新书局作为“现代中国文学丛刊”之一出版。书内收有《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风波》、《故乡》、《阿Q 正传》、《白光》等八篇小说的英译作品。赵先生为书中的英文单词加了五百多条汉文的注释，花费了不少心血，也属于默默无闻的编辑工作。出书之际已经是蒋政权风雨飘摇之日，当时只印了一千册，此后未见再版，知道这件事的人也不多。赵先生一向不喜欢自我标榜，也从不向人提及这些往事。
如果他对鲁迅的批评心存成见，他决不会主动地去做这些平凡的工作了。
《少年鲁迅读本》
《少年鲁迅读本》，作家孙犁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晋察冀山里写成。1946年6 月，《教育阵地》社于张家口印行。初版本我没有见过，据说还有吴劳所作的插图六幅。我所收藏的是1949 年4 月，天津知识书店发行、新儿童社出版的“新少年读物”第一种的再版本。用薄软的土纸印，封面亦朴素，只用两色，保持着简朴的风气。装饰花边是用高粱、玉米、麦穗、稻穗编织而成，围绕着中间的一颗红星，充分显示了当时的社会氛围。在孙犁的作品中，这是很少人提到的一本书。
书名既以“课本”名之，故书内分为十四课，以《家》开始，以《战术》终结。文字精练，选题集中，不乏流畅隽永的句子，如讲鲁迅为了反对旧教育把孩子训练成绵羊似的人，曾经翻译了爱罗先珂等人的童话：“那里面讲说鹰的故事、虎的故事，争自由的故事，不愿居住在牢笼里的故事。”（见《小伙伴》）又介绍鲁迅译的《小约翰》和《桃色的云》：“那上面就说着一个草虫怎样会歌唱，一个青蛙怎样好清洁，一朵花怎样保护了自己的美丽，这些东西多么纯洁，有向上的意志，和环境奋斗着。”（见《私塾》）这些形象的语言，概括得准确而鲜明，很适合孩子们阅读。
这是解放区孩子们看的一本书，自然留下了那个时代和那个地域的烙印，如在《科学知识的重要》一课里写道：“问问老师，地雷怎样做，为什么鬼子一走近它，它就发了脾气，连肚皮也气破？”历史是不朽的，人民的生活也是不朽的，如今不会有人感到这已是过时了的话。
我注意到《完全解放了我们》那一课，孙犁摘引了“一个和鲁迅不相识的少年人”写的一首叫《爱情》的诗，诉说了被旧时代牺牲了爱情的人是多么的悲哀！
我年十九，父母给我讨老婆。于今数年，我们两个也还和睦。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
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寂寞感。我确信孙犁也有寂寞，过去有，现在还有。
鲁迅和孙犁借着这位少年人的控诉，同时也揭开了自己心头的苦闷。
现在，孙犁一个人在孤独地生活着，也时常会思念起善良的妻子，可是我隐隐地又感到：他终于没有享受到爱情的真正滋味。
在《少年鲁迅读本》里，这是作者最动感情的一篇文章。当然，这并没有妨碍他热情地为边区的少年们祝福。1981 年初春，我把这本小书送呈孙犁同志题几个字，他在2 月22 日的灯下写就：“此书虽幼稚浅陋，然可见我青年时期，对鲁迅先生景仰爱慕之深情。”他对鲁迅的感情始终不渝。去年夏天，有位记者去看他，他说过：“我受鲁迅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对现实的观察，思想感情的表现方式，以及文字语言的表现我是用过功的，尤其是学到了一个作家对时代、国家、民族的责任感。”（见1985 年8 月15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可以这样说，当年作者献给解放区孩子们的这本小书，同时也是献给鲁迅先生的。尽管这不是孙犁的代表作，我却十分珍爱它。
1986年8月
第二辑书边杂话
《尝试集批评与讨论》
胡适的《尝试集》，1920 年3 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不管人们怎样评价它，它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却是无疑的。诗集问世以后，曾经引起震动和争论，1923 年3 月上海泰东书局印行了《尝试集批评与讨论》一书，编者胡怀琛（1886—1938）。胡怀琛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多年，并任上海几所大学的教授。按说这是一本关于中国新诗开创时期的重要史料，可是历来不为史家所重，连总结我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历程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也未予理睬，看来这并非事出无因。
《尝试集批评与讨论》分上下两辑，全书一百四十余页。卷首有胡怀琛的《序》，写于1921 年1 月，申明这是一家之言。他说：“这本册子，是我批评《尝试集》，及和他人讨论《尝试集》的通信。……自从民国九年（1920）
四月起，到民国十年（1921 年）一月止，半年多的时间……我的批评是标明旗帜，反对胡适之一派的诗；和我讨论的人又反对我，大家笔战了一场，到底谁胜谁败，现在还没有定，还要等最后的解决。”读过胡怀琛的批评，我发现他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也不曾涉及《尝试集》的思想内容，只是就诗中的用字、造句来判其优劣。最不恰当的是，他还任意代作者改诗，如对《黄克强先生哀辞》一首，他改“先生”为“君”；把“字迹娟逸”改为“字迹雄逸”。理由是前者可省一个字，借以求得诗行整齐，后者他以为黄的字“并不娟”。这怎么能说是文艺批评呢？就这样凡是他以为不当者，都一一改字添句。作者当然不接受，胡适不无嘲讽地回答：“这种不收学费的改诗先生，我自然很感谢……我的意思以为改诗是很不容易的事，我自己的经验，诗只有诗人自己能改的，替人改诗至多能贡献一两个字。”当时替胡适讲话的有诗人刘大白等，但大家讨论的重点仍陷入双声叠韵等在新诗里如何运用等。如此反复纠缠，还是逃不脱以旧诗的程式来束缚新诗。民主革命家朱执信也参加了讨论，他说：“克强的字是娟逸，是雄逸，是个人自己的趣味感觉，不应该拿自己所见去勉强人家。”同时又说，写新诗不懂音节是很危险的事，“将来要弄到诗的破产”。上辑所收十七篇讨论通信大体如是。
下辑是以胡怀琛的《尝试集正谬》作为开篇，于《尝试集》的总体内容仍然没有涉及，争论更趋烦琐，有人甚至画出词语表格。胡怀琛逼问胡适：“平心而论到底错不错”，胡适答道：“我是不愿意加入这种讨论的，为什么呢？因为先生既然说是‘正谬’，先生‘正’我的‘谬’，并不是和我讨论，我又何必加入呢，况且先生并不许我自己辩白。”胡适又抓住对方说的“我现在的主张，不是主张旧诗，也不是主张新诗，是主张另一种诗”，因反击道：“先生既不是主张新诗，既是主张‘另一种诗’，怪不得先生完全不懂我的‘新诗’了。以后我们尽可以各人实行自己的‘主张’，我做我的‘新诗’，先生做先生的‘合修词物理佛理的精华共组织成’的‘另一种诗’，这是最妙的‘最后的解决’。”实际上从一开始讨论，胡适便把对方作为“守旧的批评家”来看待。《尝试集批评与讨论》一书虽然也留有历史资料，严格地说并非真正的诗歌批评，只能供研究新诗格律问题的人参考，它之不被史家所重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这场讨论还有一段余波，1924 年3 月，胡怀琛又在上海晓星书局出版了一本《诗学讨论集》，继续与郭沫若、刘大白、吴芳吉等人讨论有关新诗的音韵等问题。书中收有他的一篇《胡适之派新诗根本的缺点》，断定胡适的新诗有两大缺点：“一，不能唱。只算白话文，不能算诗。二，纤巧。
只算词曲，不能算新诗。”又有一位他的学生王庚，作了一篇《尝试集批评与讨论的结果到底怎样？》，他站在老师的立场上，指出尽管赞成胡适主张的人数居多，但胡适“完全处于失败的地位；怀琛先生是完全对的。”这当然是一篇感情用事的文章。
所幸的这两位姓胡的安徽同乡，并没有因为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而反目结怨。1926 年7 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胡怀琛诗歌丛稿》一书，书前有胡适应作者之邀而写的题词手迹——
刚忘了昨儿的梦，又分明看见梦中的一笑。
小诗一章，寄尘先生索书。
适
胡怀琛号“寄尘”，他也作了答诗：“尘世原如梦，谁非梦里人。梦中还说梦，非梦也非真。”两人的诗似乎都话中有话，颇有值得玩味的地方。新诗到底顺应时代的潮流进步、发展了。胡怀琛为了参加这场讨论，也试作了不少新诗，其中不乏清新可喜之作，后来他还检讨了当年对新诗怀疑的不妥。
《卷耳讨论集》
新诗诞生以来，以白话翻译《诗经》者不知有多少。1923 年8 月，郭沫若在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了《卷耳集》，这是他较早的一次尝试。他不想被历代注释《诗经》的各种旧解所束缚，期望人们能从原作中直接感受古诗的美，为此他把一切传统的注解都放在了一边，宁可作直观的解释。
唐弢在他的《晦庵书话》中说：“《卷耳集》出版后，引起轩然大波，称赞之者，诋毁之者，遍及书报杂志，群众图书公司曾为辑成一集，曰《卷耳讨论集》，今已绝版。”寒斋藏有此书，1925 年6 月出版。不过唐先生误记了，该书不是由群众图书公司出版，而是由上海梁溪图书馆印行，编者是作家曹聚仁。该书的封面右上方标有“一角丛书之二”的字样，看来比上海良友出版公司印行的“一角丛书”要早。我还藏有“一角丛书之一”《相对论》，1925 年6 月出版，是爱因斯坦原著，编译者轶名，校订者之一是曹聚仁。梁溪图书馆为发行“一角丛书”发表了启事，说出版此丛书主要鉴于学术界太贫乏了，“想替学术界效些微力”。
《卷耳讨论集》卷首有编者曹聚仁的一篇《引言》，原文称——余董理《诗经》，又读《卷耳》一诗，旧日纠纷，都来眼底，爰检三年前友朋讨论之文而阅之，觉昔日之悬案至今犹未决也！余之愚见，将于《诗经集解》中详之，诚恐海内贤哲有所讨论，乃辑旧日论文都为一册以备参证焉！
曹聚仁四月十五日
郭沫若《卷耳集》收所译《诗经·国风》四十首；《卷耳讨论集》仅收《卷耳》的原文及郭的译作，此外收入俞平伯、曹聚仁、郭沫若的讨论文章各两篇（其中有的是以柬代文），还有施蛰存、胡浩川、蒋钟泽、小民的论文各一篇。全书不过五十余页，是名副其实的一本小册子。
郭沫若译《卷耳》为白话，本不想纠缠各家的见解，然而他却无法拒绝别人对他提出异议和商榷，因此这场讨论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一旦讨论起来，意见纷呈，又不只是针对郭氏一人了。比如施蛰存既不完全同意于郭，也对俞平伯、曹聚仁有不同的看法。施与曹的见解恰好相反，施以为《卷耳》并非思妇自述之作，而是征夫行旅时的悲歌。为了印证自己的观点，他把《卷耳》也试译成新诗。他与郭译不同，郭以第三人称来叙述，施以第一人称来叙述。如果比较着来读很有趣味。现在看来，七十年前的这场讨论虽然也涉及对原作思想内容的理解，但主要还是限于对词义的不同理解，一时也难以得出共同的结论。
在“五四”新思潮的冲击之下，既然主流是反对古文，那么全盘否定传统文学的绝对化的观点也很自然地出现了。郭沫若《诗经》今译的诞生，使人们开阔了视野，并冷静地考虑如何继承我国古典文学遗产问题，也是我国早期新诗运动中一个小插曲。
陆镜若与《社会钟》
提起春柳社，人们都熟悉李叔同和欧阳予倩，其实无论是在东京时期还是上海时期，陆镜若（1885—1915）都是一位更加活跃的骨干分子，可惜正当三十岁便病逝上海了。读过欧阳予倩的《自我演戏以来》的读者，当可从书前的画页里见到陆君的便装留影和剧照，正如欧阳先生所赞，确是一位“漂亮的少年”。欧阳先生在书中还描述了他俩在东京常磐馆后台的初见：“我看见他长身玉立，那温和诚恳的态度，和那锐敏而神秘的眼神，在人面前和人说话的时候，叫人不可思议的就会和他亲近”。莫怪陆在东京倾倒了不少日本少女，回到上海又风靡了那么多喜欢他的观众。一个演员的魅力是最宝贵的，陆君珍惜艺术，作风正派，从未陷入女性观众的包围。
陆镜若常州人，父亲陆尔奎是商务印书馆编辑《辞源》的主任。他参加春柳社的时候，正在东京帝国大学文科读书。欧阳予倩说：“我们里头只有他研究过戏剧文学。”还称他是当时话剧的唯一通才，能编能译能导能演，又有组织能力，春柳社并无首领，实际行政管理也都由他承担。当年他们演出的外国剧本，如法国萨都的《杜司克》等，即由陆根据日本翻译，改名为《热泪》。1911 年秋，他辞去上海都督府的秘书，组织了一个新剧同志会，欧阳予倩亦应邀从外省赶来参加，并与陆在三马路的大舞台合演了陆编剧的《家庭恩怨记》，以及陆翻译的《社会钟》。讲到陆的舞台艺术，欧阳先生说：“他那真挚动人的地方殊不可及。我自投身剧界以来，再没有遇见谁演小生有他那样雍容华贵，而肝胆照人的。论起他到底素养不同。他在台上可以说一点俗气没有，一点过份的地方没有，这是多么难得啊！”当然，现在我们只能从前人的回忆里来领略陆在舞台上的风采了，而他所创作和翻译的剧本更难见到。因为尽管春柳社的文化素质高，一开始就比较重视文学剧本，但限于历史条件，绝大多数剧目还是仅有幕表而无脚本，虽然那幕表比一般的都要详细。根据资料，陆镜若除执笔上述两剧外，还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复活》剧本，易卜生的《赫达·格卜拉》，以及莫里哀的两个喜剧，原本早已失落了。
天才早逝，六十五年前欧阳予倩曾经以如此深沉的语言来怀念这位战友：
他死了，同志会完了。也可以说：同志会完了，他死了！我生命的朋友只有他！我生平演戏的对手也只有他！
寒斋有幸藏了一本陆镜若的《社会钟》，是民国元年（1912） 7 月28日由上海文明书局印刷，新剧同志会编辑发行的“新剧本之第三”。全书一百零四页，没有译者说明，仅有天笑生的一篇序。至于新剧本之一、之二为何，一共又出版了几种仍待查。《社会钟》原名《云之响》，是日本新派戏作家佐藤红绿的作品。在这之前，陆还翻译了佐藤红绿的另一剧本《潮》，改名《猛回头》。两剧分别利用他两次放暑假回国的时间，于1910 年和次年在上海与黄喃喃、王钟声等合作搬上了舞台。《社会钟》写一农民仅因偷了人家一瓶牛奶而终身被诬为贼，害得一家人最后惨死。剧本的故事情节受了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的影响；农民的儿子石大被逼到绝路，烧了庙里的钟楼，杀了弟弟石二、妹妹秋兰后自杀，又明显地带有日本民族的色彩，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可是观众仍然接受了它。欧阳予倩说：“这个戏在当时表现着一种萌芽的社会革命思想，在辛亥革命以后的时期，这个戏也还是能引起一些观者的共鸣。”（见欧阳予倩《回忆春柳》）欧阳予倩在《社会钟》里扮演一位贵族小姐左巧官，因辞退、逼走了秋兰，而被观众看作一个坏女人。
中国戏剧出版社于1989 年出版了《中国早期话剧选》，书中收有陆镜若的《家庭恩怨记》和《社会钟》。可惜前者并非原本，只是当年演出过此剧的演员忆述本；后者根据的是1913 年《歌场新月》杂志第一、二期刊载的一个并不完备的残本。剧本共七幕，这里仅刊五幕。第五幕兄妹在松林相见，彼此都还活着，悲剧并未发生却误作终场了，而编者对此竟不曾怀疑，亦未加考证。按原本七幕各有标题，今本五幕中仅有一幕有标题，形式上极不统一，也不规范。作为一本早期话剧的选集，编辑意图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工作起来难度会很大，整理者的劳动理应令人尊重。但是把一个有头无尾，残缺较多的本子当作完整的剧本介绍，不免是个较大的疏漏。由此可见整理新文学史料并非举手可得的事，若有人据此而研究剧本，并写出理论文字，简直不可思议，更何谈科学性和权威性了。
我没有根据自藏本进行过校勘，却愿抄录原书七幕的标题于后，以见其真正的规模。原题是：左元襄家客堂、石大郎家之破茅屋、左家花园、长安寺内之藤棚、松林、观音山之瀑布、长安寺之钟楼。
从事新文学研究要不要寻觅原刊初版本，或有无必要做一点版本的汇校工作，回答怕是肯定的，此又一例证也。
俞平伯编“霜枫丛书”
俞平伯先生逝世了。他的散文、诗和《红楼梦》研究，将是后人乐道的话题。
在俞先生早期的文学活动中，我想起他为霜枫社编辑的一套丛书，名为“霜枫文艺小丛书”，可惜在俞平伯研究资料中未见说明。唐弢在他的《晦庵书话》中介绍过朴社发行的霜枫社的两本书，一是“霜枫之三”、李青崖译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集《髭须》；一是叶圣陶、俞平伯的散文合集《剑鞘》，为“霜枫之四”。两书都是1924 年11 月出版的。早在四十年代唐先生就说：“霜枫社收歇已久，各书甚不易得。”但，唐先生没有提到霜枫之一、二何名，也没有说到这套书是谁编的，共出几种。
“霜枫文艺小丛书”第一辑共出四种，除了唐弢提到的两本外，还有“霜枫之一”俞平伯校点、沈复著《浮生六记》，1924 年5 月朴社出版。“霜枫之二”是严既澄的旧体诗集《初日楼少作》，1924 年11 月出版。何以证明这套丛书的编者是俞平伯呢？原来在1924 年12 月出版的《文学周报》上，有关的书刊广告中有明确记载。此外，严既澄在1932 年11 月北平人文书店出版了《初日楼诗、驻梦词合刊》一书，他在《后记》中说，1921 年他编好《初日楼少作》，“平伯兄见而悦之，取厕其所编丛书曰霜枫之中而锲行焉”。
据称书出版后，友人郑振铎面告，有人称作者年未满三十而命其诗为少作，“不知其老成之作更何在耶？”因而他重印合刊本时便改动了书名。俞平伯曾经为《初日楼少作》写了跋。从俞平伯编的丛书第一辑来看，内容比较广泛，包括了古今中外的作品，名为小丛书，范围却很大。何以只出了第一辑而未能继续下去，现已无法查考。1924 年6 月30 日的《文学周报》上，刊有介绍这套小丛书的四则广告，是否出自编者俞平伯之手，待考。今录出——
《浮生六记》作者是个习幕经商的人，全凭真率的性情和天禀的文才，写成这部反映出身世和心灵的自传。俞平伯先后作序文两篇，就它的本质和艺术加以批评，并钩稽书中事实，编成年表，对于读者尤为便利。
《初日楼少作》月下微吟，灯前浅醉，如想在这境界中寻茜色芳年的残影，大可以读这本小诗集。良金美玉，灼烁明珠，令人爱玩。
《髭须》莫氏这六篇作品，沾有浓烈的肉的气息，而文笔犀利，态度严正，不落猥琐。此从法文原本译出。
《剑鞘》中含二人的论说美文小说札记书评等，俱经抉择，力扫浮滥，作者的才性，作品的风裁，比较观之，颇有兴趣。
我觉得这组广告文字简练、典雅，同俞先生当时的文风比较一致，尤其不尚虚夸，更近先生的风格。遗憾的是在他生前，我未能及时去请教、核实，现在迟了。
《恋歌》
我藏有一本硬皮精装的新诗选集《恋歌》。编选者傅绍光，有序，却无写作年月。36 开本，上海大东书局出版，无版权页。从作者和作品写作时间，以及书的纸张、印刷、装帧来判断，大体出版于二十年代中期。这家书局同时期还出版过周瘦鹃编辑的《紫罗兰》等鸳鸯蝴蝶派的文艺期刊。后来书局改组也出版了一些学术著作，如郭沫若、孟森等人的书。
“五四”初期的诗人，如胡适、刘大白、沈玄庐、俞平伯、康白情、宗白华、徐雉、闻一多、汪静之、胡怀琛、徐玉诺、陆志韦，包括鲁迅、张闻天、郭沫若、应修人、蒋光赤、魏金枝等人都有作品入选。当然，还有一些不知名或不知是什么人用笔名写的新诗，全部没有说明原载何处及发表的年月。这类书近于坊间的盗版书，从版本价值来考虑，意义不大。但，由于岁月久远，流传不广，在有关新诗书目中亦无记载，因之用来了解“五四”初期白话诗的零枝片叶尚可参考，据此论断的话必得查明出处，核实原文才是。
当年我在旧书摊上所以要买它回来，实在是联想起另一本同类的书，涉及了一段新文学的掌故。1920 年，钱玄同在北京前门外青云阁后门一家书店里，偶然发现一本名叫《情诗三百首》的书，这当然是书商的操作，也有无聊文人的帮忙，属于粗制滥造的盗版书无疑。钱氏大为吃惊的是书里还收了鲁迅的一首新诗，作为“奇事”，他马上报告了鲁迅先生。有趣的是《情诗三百首》和这本《恋歌》里所收鲁迅的诗，都是鲁迅以唐俟笔名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他》。当然，《恋歌》并不等于那本《情诗三百首》，因为《恋歌》所收的诗不足百首，而且有的诗还是写于1921 年的。《恋歌》步《情诗三百首》的后尘，无非借名人和情诗来赚钱而已。
1926 年泰东书局也出版了一本《恋歌》，标明“中国近代恋歌集”，由丁丁、曹雪松合编。这倒是一种正式的出版物。作者增加了梁宗岱、刘梦苇、梁实秋、淦女士（冯沅君）、冯至、卢冀野、徐志摩、王独清、李金发、朱湘等人。编者在序言里特别提到，坊间出版的几部“恋歌”都不怎么样，主要有两个缺点：一是所据报刊有限，只选名人之作；二是外国译诗不应收入。
这很可能是指大东书局的版本而言。然而他们所收的诗不过三十几首，还选收两位编者的情诗各一首，又以“中国近代恋歌集”来标榜，更是小题大做，虚张声势，没有强收鲁迅先生的诗则比较明智。
《短篇小说三篇》
人们说到许钦文的第一部小说集，一般都指鲁迅先生编入“乌合丛书”的《故乡》，1926 年4 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这不能说错，因为作者自己也这么说。但，我却藏有比这更早的一本《短篇小说三篇》，书面无装饰，仅有50 余页，由《晨报》代印，显系作者自费印行。书的扉页上说明：“1925年4 月出版——有版权。卖洋两角。函购处——北京宣外南半截胡同4 号许钦文。”此处正是许氏所居的绍兴会馆。
书内收小说三篇：《吃锅贴》、《美妻》、《与未识者》。首篇写人们对当兵的歧视；次篇写一少妇爱美，无故自杀，并嘱丈夫把她制成标本，供世人观赏；末篇不似小说。作者自称小说材料多来自梦幻，又在《自序》中解释：“我对于很自然的事实，比较的不容易感到兴趣，而其中也有好些事情，在我的一方看来却觉得是很自然的。”
《短篇小说三篇》刊行后，鲁迅先生曾经得到作者送来的赠书10 册。1925年4 月27 日《鲁迅日记》记载：“晚钦文来并赠小说集十本。夜目寒、静农来，即以钦文小说各一本赠之。”鲁迅对许钦文的这三篇小说未必喜欢，稍后他为作者编《故乡》时，并未看中，不曾收入书中。鲁迅先生认为许钦文的小说“以写学生社会者为最好”。
我得许氏自费印行的《短篇小说三篇》较早，当时就视作稀见的刊本。
后来见到作者提及本书的文字，认为水平不高，不过是“学生文艺”。尽管如此，它仍是研究作家早期创作的史料，不失版本价值。看看定价，只用二角，深悔当年错过不少搜访绝版书的大好良机。
濮舜卿
濮舜卿的名字，在我国新文学史上实在陌生得可以。这也难怪老作家蹇先艾先生在《也谈“鲁迅和斯诺谈话纪录”》中（载11 月13 日《大地》），讲到女作家濮舜卿的名字，却忘记她剧作集的书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本书，名为《人间的乐园》，作为“文学研究会通俗戏剧丛书”的第七种于1927年初版，1933 年又重印过。书中收了《人间的乐园》（三幕剧）和《爱神的玩偶》（四幕剧），还有一个独幕哑剧《黎明》。
这位女作家爱用神话传说的人物和拟人化的角色出台。比如《人间的乐园》便取自《创世纪》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而生活在人间的故事，既富象征意味，又是通俗易懂的，传达出“五四”时代争取自由的呼声：世人宁可赶走上帝也要把“智慧”留下来，追求人间的快乐。《黎明》是写“女权的黑暗时代到光明时代”，出场的人物除女子外，主要是仙女和“礼教魔”、“工厂魔”、“舆论魔”等虚拟的象征角色。最后，还是那位“智慧”女神重新点燃了“自觉”和“女权”的明灯。《爱神的玩偶》全为写实人物，揭示的是“强不爱以为爱”、“有爱而不能爱”的悲剧。1926 年濮舜卿写完了这个剧本，当时由上海长城影片公司拍摄电影。当然，这是一部具有反封建意识的剧本。此外，濮舜卿还写有讨论妇女问题的剧本《光明之路》，证明她是一位关心妇女运动的女作家，代表了“五四”时代青年们的要求。
1935 年，洪深先生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辑“戏剧集”时，选入濮女士的《人间的乐园》，作为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成绩之一。
濮舜卿一名俊，在南京东南大学读政治经济，兼学文学。她曾与同时代的剧作家侯曜等人组织过东南剧社，并饰演剧作中的女主角。有趣的是长城影片公司出品的《弃妇》（侯曜编剧），女主人公采兰亦是由她扮演的。
新文学史上瞬息而过的作家颇为不少，想不到竟引起斯诺夫妇的注意，并向鲁迅先生提及。鲁迅先生没有具体回答，也许是因为她以后不曾再发表过什么重要的文学作品吧。
1987年11月
《中原的蛮族》
1947 年5 月上海怀正文化社出版了姚雪垠的长篇小说《长夜》，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作者说，本世纪开始的二十年间，不仅河南遍省有土匪，山东、陕西、皖北也如此。“匪荒现象是北中国农村现实的一个重要侧面。它是农村崩溃的产物，反过来又加速和深化农村崩溃。可惜我们的当代学术界，研究历史的和研究社会学的，还没有人通过深入调查，掌握详细资料，写出一部关于土匪的书，也没有写出一部关于红枪会的专著。”（见《新文学史料》1981 年第2 期88 页）其实写土匪的书有人写过的，1927 年12 月上海开明书店便出版过一本《中原的蛮族》，正是写河南土匪的。
本书作者署名T·K 口述，郑飞卿笔记。作者以游记的形式记述了在豫东的一次探险性的旅行，目的是告诉读者：“人民怎样，土匪怎样，红枪会怎样，联庄会又怎样。……”（见本书《前记》）。作者还拍了一些照片，他找了一个借口，说连同两本日记均被土匪劫去了，所以不能公布，因此书中的村庄名称，土匪的姓名都不能写出。这么处理是可以理解的。
全书共分十三节，如“土匪的生活难”、“土匪的组织”“红枪会的神秘”、“肉票的待遇”、“红会的受训礼”等，可以看到作者调查的用心，可惜稍嫌粗略，难以深入。原来书名叫《匪窟会薮探险记》，开明书店的同人叶圣陶先生以为不好，改名《另一世界》；另一位同人章锡琛又建议用了《中原的蛮族》。钱君匋作封面画，64 开本。十分难得的是叶圣陶先生为本书写了一篇序言，时在1927 年9 月26 日。
叶先生指出，人们虽然都知道红枪会，但不知“他们的心理与举措又是怎样”；人们虽然都知道土匪，但不知他们“劫掠为生的详细节目是怎样，他们的意念、态度、起居、行动又是怎样”，然而这部书却告诉了你这一切。
叶先生又说：“这一本书文字是质朴的。但是记叙很明白，因为它的质朴却保存着充分的真实。”叶老的序文自己早已忘记，经我提出先是怀疑，一见之下连连说：“不错，是我写的。”
1982年1月
徐志摩与《卞昆冈》
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以后，彼此有过一次有意义的合作，即1928 年4月两人开始在《新月》杂志上连载了合写的五幕话剧《卞昆冈》。同年7 月新月书店便出版了单行本。剧名像个译著名称，再加上江小鹣设计的封面极似古埃及的人像石雕，不读剧本真不知道这是一本什么书。
这是一个悲剧。主要人物有三个，卞昆冈是山西云岗乡村雕刻佛像的一名石匠，阿明是他前妻留下的孩子，还有他续娶的寡妇李七妹。阴毒的李七妹再婚后仍与人私通，并被阿明发现，终于设计害死了聪慧善良的阿明。从《卞》剧的主题思想来看，似无多少新意，也不可能寄寓何种深刻的道理，不过诗人还是非常热衷于此剧。当单行本尚未出版的时候，他便参加了《卞》剧的排演事宜，那是由中国戏剧社的王泊生、万籁天等参加演出的。但，由于诗人的出国等原因，此剧未能演成。1928 年6 月7 日，徐志摩在赴日本的途中写信给小曼，动员她一定去看王泊生他们的演出，并说：“我对于话剧是有无穷愿望的。”
《新月》杂志上刊有一则关于《卞昆冈》的广告，说明《卞》剧收入单行本时，著者又细心地修改过，与先前发表的“很有不同”，“处处看得出修改的进步”。这对有兴趣研究徐志摩作品的人来说，当然是个有益的提醒。
广告中介绍，书中有余上沅的序，徐志摩的跋。可是寒斋的藏本中却不见这个跋，我多年寻找此跋，别人的藏本里亦不见。这篇跋是写了的，可能已经失落。
余上沅事先看过《卞》剧的原稿，他认为“那是大部分志摩执笔的”。
故事的大纲则是小曼的，还有在人物对话方面，也是小曼的贡献，因为“志摩的北京话不能完全脱去峡石土腔，有时他自己也不否认。《卞昆冈》的对话之所以如此动人逼真，那不含糊的是小曼的贡献，——尤其是剧中女人说的话”。剧本的结构趋于平淡，无起伏，少高潮，人物的面貌含有一种忧郁和神秘的色调。究竟是诗人执笔的剧本，有的对话已近于诗剧的特点，如阿明对奶奶说：“太阳都快没了，那山上起了云，好像几个人骑着马打架呢，都快黑了，像是戴了顶帽子，白白的。怎么影儿都还没有哪，怎么回事？”
如此对白，在剧本里随处可见。
徐志摩逝世后，当时提倡爱美戏剧的北平小剧院的熊佛西、余上沅等人再次排演了此剧，似亦未成功。但，三十年代上海龙马影片公司却把《卞》剧搬上了银幕。我保存了一张《卞昆冈》公演时的电影说明书，从片名和影片本身来看，基本上是忠实于原著的。男女主角由王元龙、雪明珠主演，导演也是王元龙。这也是我国早期电影改编文学原著的一个实例，无疑的是一部严肃的文艺片。
如今出版界热衷印行作家的全集、全编，我有意翻检了徐志摩的几种全编和全集，也不见诗人为《卞》剧写的跋。当年《新月》的书籍广告上宣传，有了余上沅的序和徐志摩的跋，等于请读者到“后台”去参观一番。这更引起我寻找这篇跋的兴趣。顺便讲一下，我平时就不太相信有人所强调的全集、全编的那个“全”字。比如在我藏的新月书店印行的小型杂志《声色》创刊号上，有徐志摩的一篇散文《一个诗人》，可是在市上出售的诗人的散文全编或全集中亦未见收入。世上的事若想真正做到名实相副，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
适夷的小说集
楼适夷同志早期写的小说，我见到过四本：《挣扎》，1928 的5 月上海现代书局出版。收短篇小说8 篇。
《病与梦》，1929 年3 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收小说3 篇。
《她的彷徨》，1930 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这是一部中篇小说。
《第三时期》，1932 年6 月上海湖风书局出版。收小说6 篇。
前两本书，作者署名楼建南。
适夷同志的小说，大部分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革命低潮时期创作的，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出版的时候，他还是一个23 岁的青年。
说明这一点是有意义的。一者显示他思想的成熟，一者反映了他生活阅历还少，而大革命的失败，又不可免地在他作品中流露出苦闷、急躁和感伤情绪，这没有什么奇怪。不过尽管形势困难，作品仍充满革命的感情，即以薄薄的一本《病与梦》来说吧，《病》写了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痛苦和物质生活的贫困；《梦的憧憬》重点是怀念那位“五卅”运动的积极分子、后来投身北伐，并在战争中受伤的女青年；《革命的Y 先生》则以辛辣的笔墨嘲讽了一个投机分子。郑伯奇为《新文学大系》编选“小说三集”时选入《挣扎》中的《爱兰》，这是一个不幸女子悲剧的一生。爱兰是个年青女子，被少主人引诱失身，等待她的命运是被逐、堕胎和死亡。郑伯奇说“作者的才笔在这里已经露了锋芒”。《挣扎》和《病与梦》是1934 年被国民党中央党部查禁的149 种文艺书籍中的两种。
不久前偶遇适夷同志，我同他提起《她的彷徨》，他连忙摆手说：“不行，不行，那时候，是要靠写稿来维持生活呢！”这话是可以理解的，并非全是客气。这部小说的孤女阿毛性格模糊，情节也有点概念化。
我请适夷同志为我的藏书题字，他在《挣扎》扉页上写道：这是我的第一本短篇集，是阿英同志要我编的，为了他有一个朋友要办一个新书店，后来那书店没办成，稿子就交给现代书局。内容幼稚杂乱，不值一瞥，见之犹愧也。
另一本《第三时期》思想更加成熟，即使写日本生活，也没有离开革命。
其中的《盐场》，更以大革命失败为背景，反映浙江余姚一带盐民的斗争，人物刻画细致，读来动人心魄。适夷同志在我的藏书上题道：湖风书局是在宣侠父烈士的支持中创办的，有力地支援了‘左联’的工作。阳翰笙同志向我要稿，编成此集，内容都是我在东京所作。后附《诗人祭》、《断片》二文，是雪峰的作品，他当时嘱我附入，并不要声明是他所作。
一本《第三时期》，有三分之一的篇目是雪峰同志的作品，以前不知道。
其实《诗人祭》文尾明明写着“1927 年作于北京”，而适夷同志在1949 年到北京以前，从来也不曾踏上过北方的土地。奇怪的是，这一点以前并未引起人们的怀疑。这当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事，由此使我联想到“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书刊要不要讲究版本学呢？少不得的。
1982年10月
《灯下恋者》
第一次知道东北青年诗人李曼霖名字很早了，只知他有本诗集《高粱叶》，抗战期间牺牲于鸡公山。我一直在旧书店访求这本诗集，至今未果，却意外地访到诗人的另一本诗集《灯下恋者》，1930 年4 月辽宁亚东印书馆出版。全书仅百页，是本朴素的小书，内分诗剧、小品、长诗、小诗四组。
所谓小品，实际是散文诗，小诗只有两三行，长诗并不长，《灯下恋者》即诗剧之一。从诗里看，1929 年他20 岁，19 岁时开始写诗。他的诗既写世情和恋爱，也有反对剥削的呼声，如《雾》里的：“——看！东方红霞呈现了/啊，是否工人压渣之血。”但，空洞的口号更多。他想手执利刃去“杀！杀！杀！”又欲怀装炸药去“破坏，毁灭”，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倒是怀念友人的《寄誓平》等诗富有人情味，也不那么公式化。
最重要的还是设法打听诗人的经历，继续寻找那本《高粱叶》。1983 年1 月11 日，承辽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友人彭定安来函相告：我前不久去看望了石光同志。他是我院已离休的原党组副书记。曾是北平《东北快报》副刊主编，与李曼霖共事并相熟。他说，当时李曼霖在报社当记者，曾是共产党员，后脱党。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石光同志去武汉，李曼霖去河南鸡公山东北中学教书。
当时东北中学原由张学良主办，后来要转为国民党国立中学，遭到学生的反对。国民党接收人员便在学校附近租赁一屋，并挂上了“国立东北中学”的牌子，学生乃起风潮，集合队伍前去砸牌子，李曼霖跟在学生中间，以“彼此都是东北人，应该团结”之类的话劝说学生。斯时国民党的军队来了，为了镇压学生，误将正在学生中的大个子（李曼霖）当作学生领袖，鸣枪射击其腿，受伤未死。但不久即得破伤风死去。
定安兄的调查是有用的，特别是对撰写东北文学史的朋友来说，尽管这位青年诗人仅有两本诗集，影响不大，还是应该有人研究，为他写上几笔。
至于《高粱叶》，恐怕难以觅得了。
1984年4月
《红酒》小记
我在旧书店的乱书堆中发现一本线装小书，古色古香的外装，内里却是新文学，收有《离婚》、《红酒》两个独幕剧。1932 年6 月由北平琉璃厂的宝仁堂书店代理发行。
携书归家，灯下披读，知道本书问世之际作者邓承勋已经逝世半年，故扉页上印有“纪念邓承勋君”字样，并附作者遗像及演出《月亮上升》的剧照。据当时北平左翼剧联的张季纯介绍，邓君死于1931 年11 月29 日，只活了21 岁，“《红酒》则是他心血聚成的物品，是他给戏剧祭坛上的奠仪。”
（见张季纯《写在〈红酒〉之前》）邓君少年时在天津读书，后来考入北平艺术大学戏剧系预科，与张季纯同学。这时他参加演出过熊佛西的《喇叭》，外国剧《最后五分钟》、《软体动物》、《伪君子》等，但他并未参加左翼剧联。《红酒》一书为同学们悼念邓君而印，主要在追悼会上发给来宾，仅印500 册。版权页上说印了2000 册，大概是代理印行的书店为了发行上的便利。这些都是季纯同志信中相告的。
《离婚》写有关男女问题的社会讽刺剧，剧本主题和人物语言都缺少特色，而他死前二十余日刚刚脱稿的《红酒》，用他自己的话说却是一个“有时代感的国难剧”。《红酒》的故事发生在天津的一个小洋酒店里。作者先反对酒店老板私卖日本酒，又通过两兄弟对抗日的不同态度，热情地歌颂了人民的爱国要求。哥哥留恋女友和酒店，认为打起仗来没有好的领导也是白费。他解释自己不上前线的原因是：“对于目前政府没有一点改善的存心的时候，我更不愿去。”作者通过剧中人的口，谴责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接着，借着弟弟的口喊出了：“你忘记了日本人正对于我们的蹂躏，你忘记了我们家里直接受到日本人的惨毒！你忘记了五卅惨案时我们在济南受的欺侮……”最后哥哥终于抛开女友和酒店，毅然参加了东北义勇军。
《红酒》产生于“九一八”事变后的两个月，及时反映了人民的抗日情绪，表现了作者的爱国热情。剧本脱稿，作者因肺病住院，遂将原稿托友人交给北平晨报副刊，“可怜！那时候他的家乡（天津）已被暴日驱使便衣队在扰乱着，他卧病医院又何尝知道！”
这感慨当然亦引起今天读者的共鸣。这些情况是豫源执笔的《作者小传》里介绍的。
1962年
《关于丁玲女士》
1933 年5 月14 日，丁玲去上海正风学院开文学座谈会，返回家里即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很快又被秘密押解到南京。同时被捕的还有潘梓年。
消息传出，进步文艺界立即掀起极有声势的营救活动，左联还发表了《为丁玲、潘梓年被捕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宣言》，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人们都关心着丁玲的命运。据称最初是从上海《大美晚报》传出了丁玲被杀害的消息。6 月，鲁迅先生就写了《悼丁君》的七言诗，表示了极大的义愤。
丁玲被捕以后，北平曾经以最快的速度，即事发后的两个月之内出版了一本关于丁玲的书，即同年7 月12 日立达书局出版的《关于丁玲女士》，编者张帷夫。这本书编辑潦草，但进一步扩大了这一事件的影响，而丁玲的被捕正是当局讳莫如深，想极力否认的事。
已故画家王森然先生为这本书写了序，开头便说：“丁玲之死，已成一谜，惊动无数读者，震骇无数青年……”那时很多人都以为丁玲确已牺牲，所以王森然说：“也频、丁玲，统在压迫下生活困苦中呻吟，皆为社会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生之无愧，死也有荣，已尽作家之天职矣。”据王森然自述，他与胡也频、丁玲在北京相识，并一起组织过文艺社团“无须社”。
后来他到山东省教育厅任事，并介绍胡也频从上海来济南教书。稍后，丁玲也赶来。但终因丁玲与胡也频的思想左倾不为当地所容，被迫返回上海。
《关于丁玲女士》共分三辑，即：“丁玲的生活”、“丁玲的著作”、“丁玲的被难”。前两辑分别介绍了丁玲的文学简历，引录了当时一些作家对丁玲作品的评价。最后一辑《丁玲的被难》，包括了《丁玲失踪考》、《沈从文对丁玲被捕的前后两个不平之鸣》、《丁玲女士失踪后妇女界的呼救者》、《丁玲失踪后文化界之援助者》等篇。大多数文章都是从当时的报刊杂志上剪辑而来，内容难免芜杂，甚至有些就是小报制造的谣传。尽管如此，公开这些舆论对政府还是很不利的，所以本书一经问世，同年9 月即被国民党查禁，罪名是：“普罗文艺”。
《陈案书状汇录》
我在旧书店见到这本来历不明的《陈案书状汇录》，知道与陈独秀被捕有关，因为好奇，价又低廉遂携归。回家仔细翻找，仍无出版单位及出版日期，只能确定这是陈独秀第五次被捕后打官司的记录。这次陈的被捕是在1932 年10 月16 日，一直关到1937 年8 月27 日，因抗日战争爆发而被释。
全书102 页，分6 个部分，计：检查官起诉书；陈独秀自撰辩诉状；章士钊律师辩护词；南京《中央日报》论文；章士钊律师答《中央日报》；江苏高等法院判决书。依判决书的日期1933 年4 月26 日为据，本书当在这以后出版。莫非这是官方或法院内部印行的资料？想想又不像，因为本书基本上是为陈开脱辩护的。如此搁置十余年，实在没有条件解开疑团。
1980 年读到汪原放写的《陈独秀和上海亚东图书馆》方才清楚谜底。上海亚东图书馆为汪原放的叔父汪孟邹创办于1913 年，结束于1953 年。汪原放为亚东标点的几部古典小说，曾经得到鲁迅的肯定，胡适、钱玄同等人亦给予支持。据汪原放说，陈独秀第5 次被捕后，汪孟邹、章士钊都出面进行过营救。章士钊在担任陈的辩护律师时编过一本《陈案书状汇录》，由亚东图书馆排版印行，只印了一百本左右。汪是亚东人，他的话当然可信。看来此书应列入章氏编著书目和年谱，亦应列入亚东的出版书目。寒斋藏有仅印百余册的奇书能不自珍乎。值得注意的是，从1936 年到1940 年这段时间，亚东图书馆又出版了若干托陈取消派的书，其中的是非则是研究中国现代史和出版史的课题了。
1982年10月
冰心与《娜拉的出路》
1933 年，冰心为一位年轻的女作者林培志的短篇小说集写了一篇序。冰心自告奋勇地为这位作者联系出版地方，选编作品。但是，终究未能出版。
直到六年之后的1939 年9 月，作者才在北京海淀燕京印刷所自费出版了一本小说集，书名叫《娜拉的出路》，书中共收小说十篇，先后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和北平《晨报》副刊等报刊上发表过。书内收了冰心当年为她写的序。
奇怪的是新收的这十篇小说，没有一篇是当年冰心提到过的。因此严格地说，这篇序不能叫《娜拉的出路》序。
1939 年正在北京燕京大学执教的郭绍虞先生，也为《娜拉的出路》写了一篇序。他在序言中提到，冰心序中提到的那些作品，也许比本书中所收的十篇还要好。林培志的小说大多涉及家庭、教育和妇女问题。这也正是冰心所关注的。
林培志在“自序”中说：“记得我每篇文章披露时，冰心师见了我，总是真诚地鼓励我多写，因为多练习才会有进步的。她又替我写序，选了我的作品，送去女青年会出版，后来因故未得送去，但我对她那份热心的奖掖，却永远铭感着。”冰心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便已关心青年女作者了。这篇序多年来却没有收入冰心的文集。文章不长，今录如后：我在燕大教书的第一年——1926 年便认识林培志，那时她是一个很沉静，很温柔，很文雅的姑娘，课余我们也常有谈话的机会，她的一切，都能得到我的喜爱。
林女士自沈阳事变后开始写作，到如今已有十余篇。我在报纸上看见《■佳》或《宝琴》的作品，便会分外注意，自《舞后》看到《募捐》，觉得林女士的作品，有成书发行之必要了。
她的作品当然有着一切女作家的长处，描写得很细腻，很深刻，注意到家庭里夫妇，主仆以及一切的问题，同时对于青年女子的一切希望，憧憬，烦闷，也能体贴入微，写出时代的叹息与呜咽。此外，林女士如此年轻，笔下也免不了有着一切女作家的短处，不过这种困难是会随着年龄与经验之发展而渐渐消灭的。
我觉得林女士和我的创作经验有点相同，她是从“九一八”后写作的，我是从“五四”后写作的，同是被时代的呼声所唤醒。她和我同是先写份内应交的文章，因而引起自己写作的兴趣。她和我同是先写时代问题的小说……不过我却不希望此后的她像我，因为我十年以来没有进步，这是人我所共认的。她应当以我为中途警告“危险”的红灯！
文坛上真是消沉，女作家尤其寂寞！去国的去国，搁笔的搁笔，死的死，失踪的失踪，雨打风吹，所余无几了。对于这欣欣向荣的嫩芽，我觉得自己无能多写作的人，至少有珍护灌溉的责任。我自己的经验是：读者的注意与批评是作者最猛烈的兴奋剂，我便商之于林女士，把这十段短篇交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了。
十一，一，一九三三，海淀，北平。
1989 年欣逢冰心老人的90 寿辰，当时去她府上拜寿的人很多。我不想再去打扰。稍后，又逢夏衍同志90 寿辰，我随众人去了。心想，集体干扰一次，总比分散消耗老人的精力强。为此，我给冰心老人去信问候，说明我前次的失礼，并附去她失落已久的上述序文。我还记得，《娜拉的出路》是我从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上淘来的。
冰心老人很快回了我一封信：
德明同志：
您没来我处，而去看了夏老，实得我心！我在五号左右……头疼目晕，您真不必凑那热闹！夏老脑充血不足，他说整天昏昏沉沉，本来他总是来看我，我是无车阶级，暂时也不能去看他，只好等些日子再说了。
感谢您给我附来我给林培志同志写的序，我这里早已没有了！您知道她是同她燕大的同班赵承信同志结的婚，赵是文藻的学生，学社会人类学，他们的结合，似乎我们也插了一手！他们的三个女儿，也都是我起的名字（“宗”字排行，和我们自己的儿女本来的名字一样），那时我们替我们学生的儿女取名字，都是这样的，如费孝通的女儿费宗惠，林耀华的女儿林宗锦等。半个世纪了，真是弹指一挥间。今天刚刚得闲，多聊了几句，有空来玩吧，先通个电话。
祝好冰心十、廿—·一九八九
《娜拉的出路》的作者，后来放弃了文学创作。解放后一直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诚然，一部新文学史也不可能给每一位过来人都留下芳名。但是，冰心为林培志的作品写序的事，总让我难以忘怀。
冯友兰佚文
有件事我时常挂在心上。几年前我在主持出版社工作的时候，编有“百家丛书”一种，已出十多本。在梁漱溟先生的《勉仁斋读书录》问世后，即与宗璞女士联系，拟出冯友兰先生的一本。她与冯先生商量后愉快地答应了。
可惜因环境有变，又加上我已届退休年限，也不想超期服役了，便拖了下来。
后来更无权过问此事。近来有家出版社拟出学人随笔，我力荐他们去找宗璞，果有所成，我的心事也有了着落，觉得分外轻松。我一向认同文史哲不分家的说法，有些史家的文笔也不比作家差，更何况史家注重实证，不尚空谈，他们的短章小札总是同智慧和知识联系在一起的，比某些空幻无物的作家随笔要耐看和有益。
日前翻查资料，顺手拿起一本《李峻之遗著》，1933 年由清华人自费印行，封面题签者顾颉刚先生，题序者冯友兰先生，作跋者吴晗先生。逝者李君河南南召人，大革命时代从事革命工作，1928 年被捕，出狱后于1930 年到清华大学史学系，从陈寅恪、蒋廷■学，1933 年病殁于协和医院，年仅25.《遗著》中收李君的《周代西方民族之东殖》、《三恪考》等著译5 篇，附钱穆先生的《重答李峻之君对余〈周初地理考〉之驳难》，文前又有钱氏的长篇说明，实亦纪念李君的文章。我怀疑钱氏文集中未必收录这篇说明。钱氏当时在清华讲东汉史，李君亦是受业的学生，弟子敢于向老师挑战，作《评钱穆先生周初地理考》。师生学术见解有异，但老师赞赏李君“果恂恂诚笃好学之青年也”。《遗著》保留了师生之间的争论文字，体现了高等学府自由的文化空气。至于冯友兰、顾颉刚先生的举动自然也显示了前辈提携后进的精神。因想宗璞女士处未必存有此书，冯序又很短，特抄录如后，顺供世人一览。
凡世之成大功，立大名者，必具非常之才，有非常之志，又必享相当长寿，以成其志，而尽其才。《中庸》云：“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实则非有大德者必得其寿，乃得其寿者始能成大德者。孔子云：“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
不假年则欲学而不得，甚矣其言之悲也。李峻之君为余故人黄卓璋先生之女婿，可谓具非常之才，又有非常之志者，而竟早死。其友人集其平日所学为学术论文为此编，余未知其果能传否也；庶几世之爱才者，见此编，知有此早丧之英，与其友朋同声一哭耳。传此编果存，李君亦岂料其竟只以此数文显哉，悲夫！
民国二十二年九月，冯友兰吴晗的跋较长，写于1933 年10 月，本书印成当在年底，或下年初，本书之得以编成问世正是吴晗主持的结果。经查近年出版的四卷本《吴晗文集》，未见收录此跋，连张守常教授编制的吴氏著作年表亦无著录。旧存一本残书至少提供了冯、吴二氏的两篇佚文，此亦吾辈喜藏旧书，抱残守阙者的安慰也。
1996年11月
圣旦的《发掘》
“五四”新文学作家创作历史小说的，鲁迅堪称一位开拓者。从他早期创作的《不周山》，到晚年写的《出关》、《起死》等，都闪耀着奇异的光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宝贵遗产。追随其后的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人亦各有结实的作品，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丰富了这一创作领域。
三十年代，有位叫圣旦的作家似乎专写历史小说，并在1934 年5 月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了一本小说集《发掘》。书中收了5 个历史题材的短篇。作者的名字在文坛上很陌生，六十多年来人们也没有闹清他的经历，作家词典里仍是个空白。一部工具书中仅有一行语焉不详的记载：“圣旦，江苏常州人。本姓刘。著有历史小说集《发掘》。”（见《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史料·索引》卷）。连作家的生卒年月都失记，更无论其他了。
《发掘》中的《新堰》写隋末农民的暴动；《白杨堡》写明末饥民的骚动和士兵的哗变；《突围》写清代白莲教的起义；《诗狱》写清初吕留良的文字狱；《北邙山》写南唐灭亡前君臣的苟安误国。总之，写了被奴役人们的哀音和怒吼，以及那个时代阴云密布，暴风雨袭来前后的广阔历史场景。
小说写得紧凑，也有气势，不是浮泛的平庸之作。作者在书中有篇“前记”，没有介绍自己，却为小说的依据作了历史的考证。他坚守现实主义的原则，主要事件几乎都有史证和文字记载，人物的刻画又表达了现代人的爱与憎。
没有人会相信作者仅仅为了写历史而写历史。请看作者的自白：“埋葬在历史里的故事，自然是发掘不尽的，这一点微细的工作，也许可以证明‘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的一句格言。至于应如何看法，那自然，各要各的立场，各要各的见地。或者，历史警告着人们，‘不要再那么样’；但或者历史也告诉人们，‘又要那么样’了。”书名何以叫《发掘》，我们懂了。作者的理想和自信，以及小说针对的锋芒不也明明白白吗！这篇“前记”写于杭州，也许作者当时就生活在那里。我从《鲁迅日记》里又看到，1935 年1 月17日，圣旦曾托杨霁云寄赠一册《发掘》给鲁迅先生，至少说明他是心仪鲁迅的。以后是否还有联系，不能肯定。此外，柳亚子读过《发掘》，表示很佩服。曹聚仁与作者有交往，十分推崇《发掘》，认为这是一部杰出的历史小说集。他评价作者的历史小说，“都是用新史观来照明往史的尝试，描写得非常深刻。”（见《如寄录·天马书店》）。曹先生还写了《从〈发掘〉说到历史小说》一文（见《笔端》一书），他认为作者在历史知识、文学技巧方面都是有相当修养的，其成功并不偶然，特别是以知识分子说农民的话，说得这样真实，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我还藏有圣旦的另一本著作《诗学发凡》，洋洋二十余万言，从来无人提及，那是他继《发掘》之后，于1935 年8 月在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作者先论诗的演变，次述声韵，最后讲诗的规律。旁征博引，蔚为大观。柳亚子先生为该书作序，称赞他以科学的方法来整理中国的旧诗，很有道理，也很需要。曹聚仁作跋，认为《诗学发凡》中为现代青年立论的地方很多。这部书进一步证明了作者在历史和古典文学方面的深厚修养。
1936 年9 月出版的《光明》第1 卷第8 期发表了圣旦的《岱山的渔盐民》，这一回不是历史小说，而是报告文学了。岱山是浙江定海县舟山本岛之北的一个岛屿，人口近五万。鱼盐民过着人间地狱的生活，日本鬼子又不断地越界侵鱼，官方无力反抗，人们的生活过得更加凄惨。这年七月，正当渔盐民们在饥饿线上挣扎时，官■又来硬性圈地，扼杀人民的生路。人民愤怒了，与官方展开斗争，在暴动中有三十多位弟兄被打死！又有两万多盐民乘船逃生，“岱山，果真死了吗？”现实生活中的图画和历史场景中的人物命运何其相似？圣旦写历史，更写现实，实际上他的目光永远在注视着现实。
说来令人惋惜，据曹聚仁说，圣旦的年纪很轻，《发掘》出版的第二年便因病早逝了。那么，《发掘》是他的处女作，《诗学发凡》便是他的遗著了。
白宁的《夜夜集》
从五四运动以后，到建国前的三十年间，究竟出版过多少本线装形式的新诗集，原以为不过三五种而已，现在我不敢肯定了，因为前年我偶然又从旧书店购得一册《夜夜集》。作者白宁，桂林雅典书局代印，1935 年8 月出版。
按照线装书双面为一页来计码，此书共百余页，分三辑：一是“故里之什”，是作者漂泊十余年后重返桂林而作；二是“流浪之什”，表明他早在1922 年便到了北京；三是“情歌之什”；最后还附有一首“数理诗”。作者在序言里说，这本《夜夜集》虽然披着诗的外衣，却是一束文件，是他思想感情的真实纪录。总的看失意感伤的诗占了绝大篇幅。诗人述说自己的日常生活如在囚屋之内枯坐、徘徊；在《雨》中说“我周遭太像牢狱”；在《血花》里唱道：“青年握血花，彷徨野径边……举目四方望，遍地尽草莽；草莽多蝮蛇，何处是乐乡？”这些都透露了他对社会的不满。他回到故乡，然而故乡也永远是冬天，因此他的诗颇有一些苦味。我们并不了解诗人的经历和真实情况，也不知道他最终是否走出了苦境。只在他写给“曼蒂”的一首诗《忆》中，我们才知道作者又名“尧”。书的扉页上有作者的毛笔签名赠“先艾兄”，我给远在贵州的老作家蹇先艾先生写信求教。他回信说不记得这人和他的书了，又说：“1942 年，我任遵义师范校长时，有一白宁，听口音，好像是广西人，曾来该校任音乐教师（系教育厅介绍），思想进步，相当活跃，曾指导学生办墙报，并在墙报上发表诗歌；后来引起了当地国民党专员的注意，聘约未满便离开遵义了，从此就没有他的消息。”这当然还不能肯定这人就是《夜夜集》的作者。
我又从诗集中一首诗的附记里，看到“晨后之琳来札”的字样（1935 年6 月30 日），于是我又根据这唯一的线索致函卞之琳先生请教，很快便接到卞先生的回信：“祝贺你在搜集现代文学稀见书籍中又获难得的新收获，也感谢你让我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原来这位诗人白宁，恰好是他当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同班同学，多年来人们都以为这位同学早已故去。卞先生接下去写道——
白宁是他笔名，是我在北大英文系同班同学中最接近的，也曾住过今红楼西边当时北大东斋平房宿舍，一度恰和我住的房子几乎正相对。他的真姓名是秦宗尧，广西人，原是北师大附中的高材生。他常用白宁这个笔名在杨晦编的《华北日报副刊》上发表文章（大约作、译都有吧），因家境困难，常在外边教中学，最后竟教到他家乡广西去了。当时北大倒很开明，不在乎学生常缺课，只要到学期终、学年终考试及格就行，1933 年我们班毕业那年却有个硬性规定，当年军训课一定要到够一定数量（也很有限几次）早操才能到学年终了参加毕业考试。你一定想不到我这个当年文弱学生，居然一学年上操十来次绰乎有余，还胆敢替远在广西的白宁代去排队，听到教官（还记得名字是白雄远）点名点到秦宗尧，我就代应一声“有”，让人家记录了几次就够资格参加毕业考试。那年初夏，日军从冀东和古北口逼进，兵临城下，毕业考试是到暑假后补行，我不记得白宁远道赶回来参加，所以在我们班毕业名单上好像没有秦宗尧名字，让我排在第一。以后逐渐失去联系，我只不知从哪里听说他在家乡病死了。
卞先生的回信就像是一篇忆旧的散文，活现了他当年做学生时的风貌。
他始终不记得白宁也写诗，而且竟然出版过一本诗集。他原以为1935 年白宁已经死了，想不到那时他还同白宁通过信，其时他正在日本的京都埋首译书。
卞先生急于要读这本诗集，我当然满足了他的愿望。事后他说：“白宁在我们同学时代是非常朴实谦虚的，想不到他也有如他在诗作中表现的才子气。”
多年来，我在旧书店苦苦地检索，想不到竟为卞之琳先生寻来一个失去的旧梦，但愿诗人白宁还活着。
诗人方玮德
1935 年5 月，一个只有27 岁的青年病故北平，他是新月派后期诗人——方玮德。
他是徐志摩的学生，看了吴宓悼志摩诗一律，觉得后序中有评价未妥之处，他就起来维护老师，写了一篇质吴宓的宏文《再谈志摩》，洋洋洒洒，纵论了中国新诗的发展，实际是在保护新诗，反对吴宓的迷恋旧诗。
方玮德死后，吴宓也有悼诗，其中有句：“忘年为契友，同病许知音。……
诗序迟刊就，铨衡识内心。”说明尽管彼此论战，最后还是成了朋友，而且吴宓的诗集序言里，还摘引了方玮德对吴的评语。
闻一多推崇方玮德诗作的标格，他说：“国家的躯体残毁到这样，国家的灵魂又在悠久的文化的末路中喘息着。……但是为了绵续那残喘中的灵魂的工作设想，玮德无疑的是合格的一员。”方玮德留给人间的只是数十首小诗，一些信札和若干篇零散的文章。诗人逝世后，陈梦家为他编了一本《玮德诗文集》，1936 年3 月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陈梦家与方玮德同在南京写诗，他说方玮德在学校是读西洋文学的，“但他幼年受旧学薰陶极深，所以读他的新诗，也多少有些儿家学——桐城古文——轻逸的意致；而其为人，正亦如此。”读方的诗“却似微弱的幽幽的恍如海上的声音”，“好似隔湖望见湘神，一层雾，一袅烟，似显而隐，欲去不去的缠绵。”但是这也掩不住诗人“在静观纷乱的万有中，隐含无数热情的怀抱”。（见《玮德诗文集》跋）安徽方家是大族，诗人诞生于书香门第，是方苞的后代。女作家方令孺是诗人的姑母，舒芜与诗人是本家弟兄，宗白华又是诗人的表兄，陈梦家以为他受了家学的薰陶，这不是毫无根据的。方玮德的诗大半是爱情诗，但他表面上又不作爱的颂扬，也不写失恋的痛苦。他是一位追求美梦的诗人，也是一位善于编织童话的诗人。他的诗不事铺陈，也很少单纯地描写自然，只是着意捕捉诗的意境，写出“诗的感觉”。可惜他的生活天地狭小，未能走进更广大的世界。
他的爱情诗很美：
姑娘，我昨夜偷偷地徘徊在你的门外
雪上的足痕织成了怯懦的悲哀
今早一阵雪花填满得无踪无影
姑娘，你猜不到我曾在那里徘徊
——《丧裳》
诗人的才华和爱情到底都成了幻影，临终以前他仍然沉醉在童话中，嘱咐人们用红绸铺盖在他的身上；让人停柩法源寺，因为那院里有醉人的丁香花，而他又特别喜爱自己写的一首《丁香花的歌》，生前还专门印来送给朋友。
诗人的愿望得到了满足。朋友们按他的遗嘱照办了，事后还为他编印了一本《玮德纪念专刊》，那上面刊有方令孺、宗白华、闻一多、卞之琳、靳以、陈梦家、林徽因、孙毓棠等作家的诗文。此外，还收有方玮德写给女友的信，被宗白华评为：“真正的文学作品”。
诗人临终前的一段时间，弃诗而准备攻读南明史了，因此他留存的诗作不多，在中国新诗史的影响不大。但是讲到新月派的后期诗人，还是不应该漏掉他。宗白华先生说，方玮德的诗“不害人不误国”，如果天假以年，他的成就会更大。方玮德的几十首诗显然不能兴国，但亦绝不会误国。关心中国新诗史的人无妨了解一下这位寂寞的诗人。
1983年7月
《书评研究》
1989 年4 月，萧乾重印了《书评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书评面面观》第一辑）。他在代序《未完成的梦》中说，1934 至1935 年，他忽然对书评感起兴趣，恰好他在燕京大学需要交一篇毕业论文，于是“身在新闻系而心在文学系的我，就找了个跨在两系之间的边缘题目：书评研究”。1935 年7月，他用那篇毕业论文即《书评研究》完成学业以后，即到天津《大公报》去编文艺副刊。利用那块园地，他“声嘶力竭地为书评而呐喊过。我宣告职业化的书评家终将诞生，并且还嚷着：“我们需要两个批评学者，六个批评家，五十个书评家。’”有趣的是，新印本的《书评研究》即附录了他当年在《大公报》经手发表的部分书评。这是他组织的一支书评队伍，如杨刚、常风等都在这本书里重新亮相。萧乾不愧是一名编文艺副刊的老手，为了引起社会的注意，他还在报纸上组织了讨论，设计了“作家谈书评”、“书评家谈书评”、“读者谈书评”等三组文章来扩大影响。这里搜集有叶圣陶、巴金、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张天翼、艾芜、施蛰存等人的文章，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也为中国新文学的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一个刚出校门的青年，单枪匹马地编一个大报的文艺副刊，竟然取得如此好成绩，这在今天也许是不可想象的事。历史情况尽管不同了，但是当年萧乾那种富有开创性的劳动精神还是令人神往的。如果我们虚心的话，一定可以从中吸取不少有益的东西。
我收藏有《书评研究》的初版本，那是1935 年11 月商务印书馆作为“百科小丛书”之一出版的。这套小丛书由王云五挂名主编，小三十二开本，一律灰色封面，统一的格式。我的藏书是有作家题字的签名本，似乎先寄到了美国，由受书的友人带回了国内，终于又流散在北京的旧书摊。书上的题字是——
安宅兄：
这书一出版即寄美一册，不知你收到否？兹乘寄上《篱下集》之便，再奉上一册，我相信你一定有以示我。自你出国，我入报馆后，我们通信太少了，这罪过在我多事。我是太马虎了，太疏懒了，但我永不能忘记你给我的若干帮助启示。这几年我们各因工作而沉默，终究我们会把晤长谈的，愈晚，不是可谈的愈多吗？
乾弟
一九三六、四、六、上海
这实际上是一封散佚的作家书简，虽然很短，也能领略到年轻时萧乾的那种热情劲儿。作家平时习惯于用钢笔书写，还很少看到他使用毛笔，这次也许是个例外。受书者安宅，是李安宅教授，萧乾青少年时代的伙伴、从事革命工作的引路人。
恽铁樵
1934 年5 月，鲁迅先生向杨霁云公开了他写的第一部小说并不是《狂人日记》，而是发表在1913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卷首的文言小说《怀旧》。鲁迅特别谈到小说受到当时刊物的主编恽铁樵的赏识，并在文章后面加了批语，还得了几本小说作为奖品。
鲁迅先生讲这些话的时候，恽铁樵先生仍健在，而且同住上海，似乎他们始终不曾晤面。1935 年7 月恽铁樵逝世。恽是江苏武进（常州）人，生于1878 年。他在上海南洋公学专攻英文，毕业后在中学教书。他喜爱文学，学林纾，也以章回体译述了不少外国小说，介绍过巴尔扎克、莫泊桑的作品。
此外，也创作小说，如《露西旅客》、《爱筏》等。他是经出版家张菊生的发现，从1912 年来商务印书馆主编《小说月报》的，直到1917 年。这位最早赏识鲁迅小说的文艺杂志主编，同鲁迅走的是相反的路，后来他弃文从医了，而且成为卓有成就的海上名医。医名的声望超过了他的文名。
恽铁憔弃文从医，与他遭遇的家庭不幸有关。他有三个儿子在两年之内先后因得了伤寒症而死去，这对他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本来也读过一些医书，曾经想到儿子可能患的是伤寒症，但为医生所误诊，白白献出了三个小生命。从此，他决心攻读中医，研究伤寒，终于挽救了第四个又患了伤寒症的孩子的生命。消息传开，慕名求医者不绝于门，他就正式脱离了商务印书馆，开始挂牌行医。在十几年的行医生活中，他不断钻研医术，总结临床经验，又加上他懂英文，接触不少西洋医学，成为较早地提倡中西医相结合的有识之士。他写了不少医书，尤其是上下两卷的《伤寒研究》，抱着挽救别人孩子的愿望，里面也包含了他个人的不少辛酸。
前几年，我在旧书肆偶然发现了恽铁樵先生的几本医书，线装铅印，是抗战以前他的弟子章巨膺在上海校印的。想到恽铁樵与鲁迅先生的一段文字因缘，还是顺手买了回来。特别是一本《保赤新书》，前面还有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先生的一篇序言，也是平时不易见到的。太炎先生是朴学大师，也懂医学，他在序言里讲到很多医书和医理，决非外行所能。他充分肯定恽铁樵发愤著书《伤寒研究》的成绩，又指出《保赤新书》“语特浅露，意不欲以训医工，将使家人妇子见而知之也。”我想，这也是作者面向大众，有意在普及医学知识。恽铁樵所以这么关注儿科疾病，并把医书写得这么通俗易懂，很可能也念及自己三子的夭亡，不愿别的家庭再遭这人间的悲剧。
恽铁樵在《保赤新书》里不仅是谈儿科医理，还向读者披露了作为一个父亲的心曲，讲他十五年前怎样经历了孩子生病，以及自己手足无措的情形。
他说：“我曾死过三个儿子，六个女儿；最小的几个月，最大的十一、二岁。
我的九个小孩，死法个个不同……”为了救治幼小者的生命，他在上海二十年来，请教过数十名中医，以及西医和外国医生，甚至还有教会的童贞姑娘、算命的盲人、解星宿的道士、设坛的巫婆，真是甜酸苦辣，无味不尝。他从三十五岁那年起，从无可如何之中，生出一个觉悟来：以为求人不如求己，发愤读医书，发下重誓，要做一个能自救兼能救人的医生。“……我常常想：假使我能做一个医生，遇着人家小孩生病，假如他的病是我的儿女生过的我都能救之，那就我的儿女不算白死了。”这真诚的倾吐怀着不少沉痛，他弃文从医想解除众人痛苦的愿望是非常真诚的。
从恽铁樵的医书里看，作为一个中医，他肯于论述节育及胎教等这类新课题，证明他的思想并不保守。行文间又常涉及文学，留下他从事过文学生涯的痕迹。他在医书中既涉及《史记》，也论及《庄子》，甚至以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提供的实例，来论证自己在医术上的判断。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很新鲜的。此外，还有一些警言妙语，如讽刺当时的出版界：“各书局国文教科书出版得愈多，社会上好国文却愈少了。”这些议论在别的医书里能看到吗？他另有一部《生理新语》，其中的内容有：《今后中医须改良之途径》、《西国医学概况》、《细胞学说之大略》等，足以证明他确实接受了西医的某些科学理论。当然，他究竟还是个中医，也有对西医不理解的地方。他强调自己是“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一样怪东西”。实际是把中医和“西洋医学和自己的实地经验，三合而成”。（见《生理新语》）难怪在当时就有人称他为中医的改革家了。恽铁樵还著有《临症演讲录》、《脉学发微》、《温病明理》、《脉学续著》、《温病续著》等书。又有一部《药庵医案全集》，共八卷，是他逝世以后作为遗著出版的。在我国近代文学史和近代医学史上，都不应该忘记恽铁樵的名字。
1986年4月
《蹇安五记》
读鲁迅书信和日记的时候，常见鲁迅先生提到《蹇安五记》这本书。1935年1 月17 日的《鲁迅日记》记载：“得曹聚仁信，……并赠《蹇安五记》一本，即复。”果然，同日便有致曹聚仁的信，信中说：“《蹇安五记》见赠，谢谢。但纸用仿古中国纸，为精印本之一小缺点。我亦非中庸者，时而为极端国粹派，以为印古色古香书，必须用古式纸，以机器制造者斥之，犹之泡中国绿茶之不可用咖啡杯也。”鲁迅对书籍装帧艺术既内行又讲究，印古书最好用古装亦是经验之谈。未见《蹇安五记》以前，我一直把它当成一部古书了，与我持同样看法的亦大有人在，因为前不久我还看到有人注释说：“《蹇安五记》，旧题蹇安撰。杂记、异闻。”可见注释者未见原书，不知其详，杂记云云，估断而已。
某日去旧书店，无意间得到此书，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尽管书有点污损，还是买了下来。回家后就灯夜读，谜底方始解开，此书并非杂记、异闻，乃是一本文言短篇小说，亦非古书，今人所作也。
《蹇安五记》是一本线装书，仿古机制纸印，每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四字，共六十页。扉页上印有说明，原文如下：“《蹇安五记》凡一册，怀宁潘氏堑止斋据手稿校录，由上海汉文正楷印书局代印行世，售价六角正。此为海内珍秘之文，翻印盗刻，虽远必究。”又有凫公序文，作于1934 年11月。据他说，十年搜讨本书而获于一旦，原来他曾在故都只见五记中之《玄玄记》、《归燕记》二记，“恨其断缺”，后来到上海又发现蹇安的《琐骨记》，前后共得三记，“与前二记同辞，尤诡丽悲痛”，很想一考作者的生平而不能。后来这位凫公有长江之旅，船上得识一人，自称是蹇安的朋友，介绍“蹇叔字安，谯国人”，后“弃功业而为僧”，云云。此人与凫公离别后，寄来蹇安的余稿，由此得窥五记全貌。凫公“恐复散佚，因为校印”。
五记排比次第为：《玄玄记》、《拾书记》、《拾书后记》、《归燕记》、《琐骨记》。这一段关于本书的来历讲得头头是道，曲折多致，其实凡此种种都不过是凫公的虚构、假托而已。凡是见到本书并翻检一过的人，当知蹇安实即凫公。
《蹇安五记》用了古雅的骈俪文，古色古香，很像唐宋传奇，然而其中又夹杂不少现代词汇，诸如“报纸”、“摩托车”、“观影剧”、“组公司”、“影剧星”，等等。仅此一端便可知道这是一部写现代生活的小说。
这位凫公原名潘式，字伯鹰，凫公是他的号，亦是他撰写说部的笔名，有时又署凫工。他是安徽怀宁人，抗战前曾为天津《大公报》写连载小说《人海微澜》、《隐刊》，后来印了单行本，又曾印过《生还》和短篇集《残羽》等书。作者熟悉都市生活及知识阶层的喜怒哀乐，他的书多写男女青年的爱情故事。抗战期间他到了重庆，似乎未见有专著。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曾为北平《经世日报》写过一部长篇小说《海王星历险记》。这部《蹇安五记》实际上写的是男女之间的恋情和离合，用文言的形式，再披上了线装的衣裳，一时迷惑了不少未见原书的人们。
当《蹇安五记》于1935 年装印成功，潘伯鹰即托曹聚仁转送鲁迅先生一册。曹聚仁在他未完成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1972 年10 月香港版）中说：“潘兄，少年时才华流露，能作骈俪文字，所作《蹇安五记》，近于唐宋传奇文。他叫我送了一部给鲁迅先生，鲁迅也赞叹不已。章太炎师教弟子以魏晋文章，弟子行辈别有胜义。潘兄之作，盖陈鸿《长恨歌传》、白行简《李娃传》之伦，述男女之私，乐而不淫者也。”鲁迅先生亦喜爱骈俪文字，在这之前他为淑姿女士的《信》作序便用骈体，而且还与许广平披览共读，铿锵有声，甚以为乐。《蹇安五记》文字古朴流畅，艳而不俗，这也许就是鲁迅先生对它不无兴趣的原因吧。
潘伯鹰又精诗词书法，十几年前在上海印过一部《中国书法简论》，上下两卷，洋洋大观，所以知潘伯鹰为书法家者多，知他为小说家者少，知他是《蹇安五记》作者的就更少了。
《草堂之灵》
印度归来之徐梵澄先生，最近发表了一篇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星花旧影》，载于《鲁迅研究资料》第11 期。徐先生当年与鲁迅有交往，他写的回忆文字人们很关心。
文中讲到一件事，鲁迅以为处理古籍要有眼光，而且研究古书不应当自异于社会，成了旧日的士大夫阶级。徐文说：“有一部旧书，名曰《草堂之灵》，是我在湖南收到的，带到上海给先生看。先生看了颇为欣赏，说其中讲诗、文、书、画有很多正常又是很好的见解，甚为高明。我以为然。但其中又有一些非常可怪之论，如谈及神通鬼怪之事，是我所反对的。便说如将其翻印，便将那些皆芟掉。先生以为不可。说还是保存其原样好，因为那会将其书的特色抹煞了。这书终于没有翻印。”鲁迅先生的见识当然是正确的。
徐文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鲁迅先生很欣赏《草堂之灵》这部书。
但是，徐文并未讲清这是怎样的一部书，因此使人误会《草堂之灵》是一部古籍。实际这是今人的一部笔记，作者是湘潭的杨钧，1928 年12 月长沙印行。
杨钧（重子），是杨度（晢子）的弟弟，亦是日本留学生。在日本，他先后与蔡松坡、陈师曾相居一室。杨氏兄弟都是湖南名士王闿运门下的学生。
《草堂之灵》共四部十六卷，其中以谈诗、书、画、印、碑刻、玉石者为多，作者也精通书法绘事，所以常有一些独得之见。至于《草堂之灵》的来历，作者自述：“其人也，有时而歌，有时而哭，痴顽混沌，如饮狂药。虽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诡谲恹奇又不可一世。故谓之为人不可也，谓之为神不可也，谓之为鬼不可也。无以名之，名之曰《草堂之灵》。”杨钧的室名曰“白心草堂”，他又有《白心草堂诗集》一部行世。
杨钧论画，屡见新解，例如他说石涛、石谿、瞿山、八大的作品“别具神情，不徒险怪，稽之法度，未稍乖离，学其用心，自能名世”。然而，有人只学其皮毛，以为十分容易，其实，“纵能自掩，难以欺人，徒窃怪形，当然出配也”。诚然，仅仅模仿怪形，实在浅薄得很，而究取古人一二不经意处即能成家的确是从来没有的。同时他又提出：“然学古之法，又在取其一二，非师其全体也。余常谓书家秘法，于小品冷碑，人所不经意处得之。画家亦复如此。广求名作，细意探求，其独到处又为人所未得者，取而扩之，练成一色，而家数出矣。”这些论述自然有实践的经验，也充满了艺术的辩证法，莫怪鲁迅先生表示赞赏。而一部《草堂之灵》，很多这样的见解，绝非欺人之谈。
作者终究是一位旧式文人，论书画金石得心应手，光采逼人，一接触到新文化则满不是那么一回事了。书中有《论新文化》一篇，语多谬误，如说新文化运动提倡古典小说《水浒》：“其害正大，诲盗之罪，实不可辞。”
而且举出乃兄杨度亦是这种主张。
书中第十一卷《记厄》一篇，虽然观点不足取，却真实地记录了大革命时代湖南农民运动的风貌，值得一读。1927 年3 月10 日，叶德辉丧命于长沙东门外，是否该杀，此处不论。杨以为叶“性至乖僻，不近人情，余早知其不免”。又说叶“门户之见最深，不可与辩也”。当叶死之前夜，杨钧亦被农民协会捕去，盖杨氏住宅与左侧梁氏宅相通，梁氏因办炼矿公司而成巨富。当时梁家工人“不知机变，仍循习惯，将其主之书籍衣被等物，由后门运存余宅。驻梁家纠察队见之，以为所运皆梁家物，群入余宅捕盗。余闻声下楼，欲证明事实，人数太多，不易申辩，遂与工人一并捕去”。这当然是一个误会。看来农民协会还是讲政策的，事后除了对他承认错误之外，并表示“负日后保护之责”。而且“农协总会以分会辱余，欲严加惩杀，余固止之”。结果他被拘禁了半夜就被释放了。
当时农民协会的委员长曾经问杨钧：“汝与杨度有关系否？”杨答：“杨度为我之兄，自不能全无关系。但彼谈政治，我事文学，各不相谋，彼事我不负责。”旁边站立的人说，此人之画，每张可值三千元。杨笑答：“多谢尊言，果能如此，早成土豪，恐尊会不能如此待遇！”从《草堂之灵》里，竟能看到湖南农协同开明士绅的一段交涉，杨钧的幽默感和农协的大度在这段笔记里都生动地表现出来。
自然，这段纠葛，恐怕鲁迅先生亦是读到了的。
《窥园留草》
窥园主人许南英的诗集《窥园留草》，1933 年6 月由许赞堃编成，在北平和济印书局付印。线装铅印，厚达200 余页，只印了500 部。
书前有编者许赞堃的《窥园先生诗传》，似为传主的后人执笔，可是作者没有明确交代与传主的关系，就像叙述他人的故事。编者有所解释：作传，在原则上为编者所不主张。但上头底传只为使读者了解诗中底本事与作者底心境而作，并非褒扬先人底行述或哀启，所以前头没有很恭敬的称呼，也没请人“顿首填讳”，后头也不加“泣血稽颡谨述”。……
这里颇有点与世俗相违的味道，是一种平民思想的反映。这位许赞堃即传主许南英的第四子，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许地山先生。
许南英世居台湾，甲午战争后，台湾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许南英参加了台湾人民的抗敌斗争。失败后，全家逃到大陆来定居。在《窥园留草》中收有他一幅肖像，并有他62 岁时的题句：“蒙耻作遗民，有泪何从恸哭！”
足以窥见他的心情。他出身进士，做过知县，可是后来生活困窘，晚年不得不远走海外谋生。1917 年，他63 岁时卒于异域南洋，终于不见台湾的光复。
诗集中自然有不少忧愤之作，如《寄台南诸友》等；又《台湾竹枝词》十首，写台湾平民年节风俗，抒发了作者对乡土的恋情。还有一些讽喻性的诗，如《臭虫》：“肚皮饱尽民膏血，炎热场中毒吮人。未死已经遗臭味，恨污予手杀而身。”这当然是抨击贪官污吏的。
《窥园留草》附有《窥园词》。有不少缠绵悱恻的情词，这是诗人生活的另一面。许地山的“诗传”里并没有为先人讳，如实地说出许南英“在33岁左右，偶然认识台南一位歌伎吴湘玉，由怜生爱，屡想为她脱籍。两年后，经过许多困难，至终商定纳她为妾。湘玉喜过度，不久便得病。她底母亲要等她痊愈才肯嫁他。在抑郁着急底心境中，便她病加剧，因而夭折。她死后，先生将遗骸葬在荔支宅。……本集里底情词多半是怀念湘玉底作品”。许地山为父亲的这段婚外恋作了注脚，也是一反俗例的做法。所以由许地山编辑成书的这部《窥园留草》，不仅是一本亲族之间的纪念册，对于人们客观地认识一位台湾的爱国诗人亦有价值。
从《窥园留草》里，也可以看到许南英与许地山之间的父子亲情。那是1913 年，儿子为家庭生活所迫，将赴缅甸仰光的中华学校去当教员。许南英有诗送别，题为《示四儿叔丑》。诗中有句：“我年过半生，汝年刚廿一。
男儿志四方，何事困乡邑。……嗟嗟人海中，前途黑如漆。失足入迷途，后悔曷有极。……”“叔丑”是许地山的乳名。名字的由来，可能是因为许地山出生在1893 年2 月14 日的丑时吧。1917 年夏，许地山到北京燕京大学文学院去读书，许南英又有《丑儿入京游学作此送之》：送汝出门，前程万里，临歧不尽歔唏！金台雪色，玉蝀霜华，此际寒生燕市。寒威若此，早冻了桑干河水。此去好立雪程门，不知雪深有几？不患独行踽踽，有亚欧文人相助为理。噫，吾老矣，何日归来？想见入门有喜。勖哉小子，不愿汝纾青拖紫，只愿汝秋蟀春鹧，到时寄我双鲤。
就在许地山入燕京大学不到半年的时间，父亲病逝棉兰。“诗传”里却不作赞词和评价，其实父亲对他的一生还是有影响的。比如他的笔名“落花生”，以及他的代表作《落花生》都与许南英有关系。在那篇有名的散文里，他借着父亲的话说：“你们要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落花生”精神代表了许地山的民主思想，父亲的话已经永远刻在作家的心上了。
1933 年《窥园留草》印成之后，许地山恰好应中山大学之邀去广州讲学。
他路经台湾，特地去故乡访旧。没想到随身携带的《窥园留草》却不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容。据许地山先生的夫人周俟松介绍，这部书几被敌人抄没，经过交涉方才放行。
我慕名此书已久，今春竟在旧书肆偶然得之，尤其可贵的是，这本《窥园留草》还有许地山的签名，他在扉页上用毛笔写了：“淑度女士地山献先父诗”。
受书者当然是刘淑度女士，即曾经为鲁迅先生刻过名章的那位“刘小姐”。
至于她与许地山先生的相熟，我想与周俟松先生有关，因为两位女士在北京师范大学同学，毕业后又都在北京从事教育工作。
1987年夏
《邻翁丛谈》
从旧书肆购得一册《邻翁丛谈》，线装铅印本，附《西轩诗草》。1927年中华印刷公司承印，山东诸城王季航遗著。《丛谈》内容以谈鬼说狐者多，如《女怪》、《鬼市》、《兽异》等，与清末民初流行的笔记小说同，取《聊斋》之状，无《聊斋》之实。其中也有记乡野村镇间的见闻轶事者，如《场屋记事》、《志家异事》、《运司公子事》等，虽记实仍不脱神异诡秘色彩，病在仿照《聊斋》也。
何以购藏此书？出于书后有作家王统照的一篇跋文。本书作者是他的父亲，《邻翁丛谈》正是由王统照编辑整理自费印行的。据王统照介绍，他的父亲“未冠即独立支持门户”，“天不永年，卒时仅二十八岁。”那时王统照才七岁。王季航之作，说明蒲松龄在乡人中达到了怎样一种迷人的程度，而王统照的文学启蒙，几乎也缘于阅读《聊斋》等说部。
1926 年，王统照由北京回到山东，侍母并安葬了父亲之后，他携带父亲的遗稿移居青岛，时在1927 年。同年完成书稿的编辑工作，并写了跋文。
集中所附《西轩诗草》，仅数十首，其中《读太真外传三首》能为杨贵妃一吐冤气，实为难得。诗如后：长生密语告三郎，争得今宵水殿凉。
终是娥眉能殉国，香魂曾否怨渔阳。
沉冤黄土向谁申，不怨朝纲怨太真。
纵向尺绡送薄命，依然宫阙陷胡尘。
江山不赖六军持，安危全然仗女儿。
岂是马嵬毕命日，便为胡骑退兵时。
王统照先生也擅长旧体诗，译外国诗也爱用古体，如《题石集》。那是四十年代初他在上海自费印行的。1957 年又自印了旧体诗集《鹊华小集》。
至于他印《邻翁丛谈》，以及他为《丛谈》写的跋，却少为人知，连六卷本的《王统照文集》亦未收入，其实它于我们了解王氏家史和王统照的文学生涯，未必无益。
1987年冬
《古槐梦遇》
在俞平伯先生的散文集中，《古槐梦遇》似乎比线装铅印、丰子恺插图的《燕知草》还要难找。我也是访求多年不遇，最后于70 年代不想找它时却碰上了。
觅得此书可不是空欢喜，一读之下发现它的内容和写法与《燕知草》、《杂拌儿》、《杂拌儿之二》、《燕郊集》等散文集大不一样。这是一本语录体的散文集，共收百则。扉页上标明为“三槐之一”，可见另外还有两槐。
后来我向俞先生请教，原来还有《槐屋梦寻》和《槐痕》两种，可惜都未曾出版，如今俱已亡佚。“古槐”是俞先生书屋的名号，“梦遇”指书中文字都从梦中拾来。对此，读者也不必过于拘泥，包括作者居处是否真的有槐树之类。俞先生在《三槐序》中说：“舍下无槐，而今三之曰古槐书屋……”
其实那院里只有一棵大榆树而已，“不知其为榆也，亦不知其为俞也……”
总之，写散文是很随便的。
俞先生另外的几本散文集，或记事抒情，或论诗词古典，而《古槐梦遇》更近社会现实，文字犀利，讽喻性强，也可作杂文来读。如开篇第一则即是：革命党日少，侦缉队日多，后来所有的革命党都变为侦缉队了。可是革命党的文件呢，队中人语：“于我们大有用处。”
此则写于1931 年9 月，其时国民党已堕落为镇压革命的工具，国民政府演变为特务政府了。
又如以下几则亦非梦话，不读《古槐梦遇》，怎能全面评价俞先生的散文：
站起来时是做人的时候，趴下去是做狗的时候，躺着是做诗的时候。
今年奉中央明令，不禁爆竹，以神马黄钱祀于门，大然其双响。警士灼灼傍睨之，如木鸡。
以醒为梦，梦将不醒；以梦为醒，梦亦不醒。
仅有百则语录体的这本小书，小32 开本，1936 年1 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作者似乎也很喜爱本书，可以说是自己精心设计的。书用道林纸印，封面素白，请魏建功题书名，请周作人、废名作序，连同自序在内都以手书制版。三篇墨迹占了近20 面，捧在手中自然与习见的书不同，增加了刊本的文学趣味。废名的字也是追随知堂的，不细看的话有时很难区分。这对喜欢欣赏作家手迹的人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我的藏书封面上钤有名印一方，原是作家关永吉的藏书。关永吉是华北沦陷区的小说家，著有《秋初》、《风网船》等几本小说集，写沦陷区的文学史无法回避他的名字，而他的小说又的确写得非常好。书面钤有印章，有点破坏了封面的完整，却可引起书外的话题，正是有得有失，没有什么遗憾。
1978年12月
阿英与《西行漫画》
今年纪念长征胜利60 周年，我从藏书中找出58 年前出版的一本画册《西行漫画》。这是一位长征的参加者在行军途中所作的纪实速写，署名萧华作。
编者钱杏邨（阿英）。小32 开本，1938 年10 月5 日上海风雨书屋出版，共印2000 册。其中500 册是铜版纸精印本，其余是米色道林纸本。50 年代，我得于北京东安市场的旧书店，为道林纸本。时至今日，已成革命文物矣。
风雨书屋乃阿英等地下党员利用租界“孤岛”的环境所办，社标图案为一公鸡，取“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意。那时阿英主编的《文献》，刊载了不少延安的文章，当他接到由陕北带来的这一束表现长征的漫画速写时，感到异常的喜悦和激动，这对一个长期在白区工作的党员来说，更是一种鼓舞和力量。他担心在《文献》上未必能顺利连载，而全世界正在关心中国革命和红军的消息，同时考虑到照片画稿不易保存，立即决定尽快印成一本小书，认定“它将不仅要伴着那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史的伟大的行程永恒存在，它的印行，也将使中国的漫画界，受到一个巨大的新的刺激，走向新的开展。”
（见《西行漫画题记》）书中附有“二万五千里行程图”，及毛泽东等红军领袖的合影。书名用《西行漫画》是想到了斯诺访问延安的《西行漫记》中译本发行不久，书中有专章写了长征，而环境又不宜用二万五千里长征一类的字样。封面画选用了第五军团长董振堂生前的画像，画册第一幅则是夜行军中的老英雄林伯渠同志。老人一手扶杖，一手提着马灯，充分反映了革命的乐观精神。其余是过湘江、在遵义、泸淀桥、过雪山、过草地，以及川贵地区兄弟民族的生活场景。据云漫画照片是萧华带来的，印书时便写成作者萧华。印成的书绝大部分流传在上海和新四军地区，起到了鼓舞士气和民心的作用，强化了人们抗战必胜的信心。然而，书屋不久即被查抄，人员遭到了逮捕，画册也无形湮没。
1958 年12 月，人民美术出版社据北京图书馆收藏的《西行漫画》制版，重印了三千本。萧华同志声明不是他画的，但已记不起作者是谁。直到1961年黄镇自国外归来，李克农同志同他谈及这本画册，经过本人看过，证实是他在长征途中所作。1962 年7 月以《长征画集》为名，第三次印行了本书。
萧华同志写了序。作者署名黄镇。
黄镇早年在刘海粟办的上海美专学习过绘画，长征时他正好与五军团同行。当时他行军途中不仅作画，在渡过金沙江后，于通往会理的路上，他还同五军团的战友们一起创作并演出了话剧《破草鞋》，表现出他的文艺修养和创作才华。可惜《长征画集》的原稿已不存，若不是阿英同志抢时间根据画稿照片印成一本《西行漫画》，恐怕人间难以留存这足以传世的奇书了。
1977 年7 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又重印《长征画集》，这是本书的第四个印本。余得钤有“钱杏邨印”、“阿英”印章本，并有家属的题字：“阿英同志逝世前夕，得悉《长征画集》即将重版。很高兴，嘱书出后赠德明同志一册，以志纪念。”每见此本，及风雨书屋的初版《西行漫画》，莫不怀想前辈在艰苦环境下保存革命史料的远见和魄力，同时也更加感念他病重中赠书的友情。
1996年9月
杨大瓢的书
鲁迅与周作人都有搜集乡先贤作品的喜好，《会稽郡故书杂集》一书的编撰便是证明。晚年鲁迅已不及过问此道，周作人则兴趣依然。为此，他还刻了一方专用的藏书印“知堂所藏越人著作”，足见他这类藏书之丰。
当然，访求不遇的书也是有的。譬如数十年来他有意搜访清初杨大瓢的书就不那么顺利。1940 年6 月，他在《关于杨大瓢》一文中说：“我想蒐集一点乡贤著作，二十余年来多少有所得，可是说到杨大瓢，却颇使我为难，他的著书不知怎的这么不容易入手。”求书心情之切流于笔端。
杨宾，字可师，号大瓢。康熙时代人。周作人已藏他的《铁函斋书跋》、《大瓢偶笔》，道光刻本，共十册；康熙中叶杨氏刊本《力耕堂诗稿》三卷。
对于大瓢的诗，知堂没有详加评论，只说杨的《西湖杂咏六首》写西湖的情形与感触，同张宗子在《西湖梦寻》中写的意趣相似，境况亦相近。恐怕这与彼此写作的时间相距仅数年有关。1941 年10 月，知堂把《关于杨大瓢》收入《药味集》时作“附记”，讲到他从杨氏后人手中，借得一本大瓢日记的手稿，“记康熙丁亥一年间事，甚可珍重，因借抄得一本，日后如有机缘，甚愿为之刊行，亦绝好传记资料也。”稍后他又作了一篇《杨大瓢日记》，收入他的《立春以前》一书。然而，愿为刊行的想法已不可能实现了。
有幸的是日记抄稿尚存北京图书馆，我的同事柯君有志清代诗文集的研究，他探得此稿，并发现知堂在抄稿上的一则不曾发表过的题跋，写于1963年，证明当时抄稿仍存苦雨斋，他依旧恋恋不舍。原文如后：昔日偶然得到杨大瓢《力耕堂诗稿》、《函斋题跋》及《大瓢偶笔》抄本，因写《关于杨大瓢》一文，于民国二十九年发表于杂志上，至三十年夏，乃承杨氏后人的杨子日记一册见示，系大瓢手笔，记康熙丁亥一年间事，甚可珍重，因借抄得一本，即此是也。
一九六三年五月三十日知堂。
知堂未见的大瓢著作，至少还有两种，一是他只闻其名的《晞发堂文集》，一是他连书名也不知道的《晞发堂诗集》。书各四卷，是铁岭杨氏于道光间编成的未刊本。文集中记大瓢父亲被流放事颇详，是杨宾传记中重要的一章。
诗文中大量涉及的晚明和清初史料也很重要。若为知堂所见，他为杨大瓢印书的决心怕更大。奇怪的是知堂没有提到，正在他为文介绍大瓢的同时，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于1940 年4 月印了一本《杨大瓢先生杂文残稿》。作为“吴中文献小丛书之十四”的非卖品，书前还有当时藏于苏州沧浪亭五百名贤祠中的杨大瓢像。杨为浙人，怎么会入“吴中文献”？书前有校印者苏州图书馆编纂委员会的序，讲到大瓢奉大母丧葬后已年过四旬，适康熙南巡，他“携弟迎叩御舟，请代父戍，不许。遂出塞寻亲”。后来父殁戍所，他才几经阻折，“奉母扶柩，归葬吴下。”道光二十九年季某见此大瓢杂文残稿，不能得，录以副本。“又有送大瓢出塞省亲诗文卷，同时获见，并录于后。”书后的跋为咸丰八年吴人叶廷琯作，他说：“大瓢父墓在团山……近年有人得其墓志拓本，文为姜西溟撰，它已漫泐过半，嫌其墓久不保吁。”看来知堂无缘得见这一平装铅印的非卖本还不是《大瓢偶笔》。
自古以来，我国学人向有搜罗乡贤佚失著作之风，借以保存先人文墨，嘉惠后人。这是一个极好的传统，并非周氏兄弟的独好。不知现在还有无识者重视这一传统？应该说，正是有这样热心乡贤佚作的人，祖国文化遗产才得以一代代地保存和流传下来。
周作人与汤尔和
友人中有研究周作人和搜集他的佚文者，我当然支持。记得寒斋所存零本小册中尚有可挖掘的，除已提供若干种外，今又得两篇，且都是有关汤尔和者。
汤尔和（1877—1940），浙江杭州人，早年在日本留学，攻医学，加入过同盟会。归国后任浙江两级师范校医，1912 年在北京创办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任校长。1922 年后，曾任教育总长、财政总长。七七事变后当了汉奸，任北京伪临时政府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教育总署督办等职。从他到北京一直到1920 年赴欧洲以前，他与鲁迅先生有过往来。从《鲁迅日记》上看，无非共食和赠书等一般交往。如1917 年6 月9 日日记载：“上午得汤尔和信并《东游日记》一册。”1918 年7 月30 日日记载：“汤尔和赠《蝎尾毒腺之组织的研究报告》一册，稻孙持来。”当然，鲁迅先生也曾寄信和往访汤尔和，如1920 年5 月29 日午后即是，谈的什么却无可考。汤与周作人的交往，据周说：“本人虽自壮年即与相识，但是交游却不甚频繁。”他对汤的为人是敬慕的，至少汤当汉奸比他还要早走一步，而且正是汤病逝后，周作人继任了汤的教育总署督办的职位。周有挽联吹捧汤：“一生多立经国事功，不图华发忽萎，回首前尘成大梦；此出只为救民苦难，岂意擅度中断，伤心跌打胜微言。”汉奸惜汉奸，周作人目汤落水“只为救民苦难”，实在荒谬之至。汤尔和曾对骂他当汉奸的人说过：“是非功罪，在百年之后！”其实何用百年，从投敌开始那天起，他的历史已有结论。两个汉奸都强调侍敌不过为了保护文化和青年，这种鬼话连他们自己都欺骗不了。
1941 年4 月6 日，周作人曾有日本之行。张菊香同志主编的《周作人年谱》中，没有记载他此行目的之一，是4 月14 日参加东西文化协议会前会长汤尔和的追悼会。倪墨炎同志著《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第七章“日本之行”，对此有记载，但无只字记其具体活动。看来都是未见有关资料，怪不得执笔者。
我藏有《前会长故汤尔和先生追悼录》一册，线装铅印本，载有“悼会记事”及出席者名单，除日方人员外，还有汤尔和的遗族、周作人、钱稻孙、尤炳圻等中方人员二十余名。致词者除日方人员，有周作人及汤的家属，并森岛库太、长与又郎的追忆，以及盐谷温的挽诗。
周作人的致词是以东亚文化协议会评议员的身份讲的。此书可能印于日本东京，因为几篇发言还附有日文，从纸张、印刷、装订技术来看亦似日本的出版物。出版时间当在1941 年下半年。在这篇致词里，周作人吹捧汤尔和说：“汤先生在今日中国，是个伟大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学者，一位大政治家，而且是一位非常的硕佳者。”称赞他事变以后，“不顾危险挺身而出的，只有汤先生一人而已。”出来干什么？当汉奸！又当面向日本人献媚说：“五十年来，我国的知识阶级，无不深知非以日本为模范去应付新时局不可。”周作人是怎样向侵略者摇尾乞怜的，于此可见。
又一册《汤尔和先生》，平装铅印本，小32 开本，厚212 页，作者幼松。
1942 年10 月出版，由北京亚东书局、燕京庄代售，显系自费印书。这是一本传记，共20 章，对于七七事变后传主投敌的事，仅在第18 章“羽扇纶巾——拯民水火”中一笔带过。当然是为传主的行为开脱、粉饰的。作者幼松原名不详，但让人联想到汤尔和号“六松老人”，也许是家属？从著者序中知道，所记除汤生前亲口自述外，还参考了汤的记录和往来信件。莫怪周作说传记资料有从家族中得来者。
书前附有传主的八张照片。周作人的序写于1942 年9 月30 日。这篇序文不见于周的各种文集，亦不见钟叔河先生编的《知堂序跋》。《周作人年谱》中亦失记。也许这一次不是在日本人面前讲话，周作人有所收敛，没有肉麻地讨好日方。但是，为汤尔和开脱之处不少，实在也是为了美化自己。
他说“汤”一生中治学与为政相伴，其参与政事的期间差不多也仍是医师的态度，所谓视民如伤，力图救护……好像沦陷区的人民还要感谢这些出来维持局面的汉奸。一切汉奸似乎都有这个说词。汤尔和一生中自然也有值得人们称誉的业绩，比如他在医学和医学教育方面的贡献便不可失记。本世纪初，他在争取医院实行人体解剖方面的斗争，更值得大书特书。而他主持的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也正是今天北大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前身。可惜他在从医又从政的选择中，走错了道路，这决不像周作人所肯定的那样，“医术通于治道”，他治医有方，那么从事政治活动就一定会走正道？汤尔和晚年失节的历史是任何人也抹不掉的。周作人的一切掩饰之词既显得苍白无力，又像个可怜的小丑，愈表白愈露出了本相。
陈绵的剧本
1989 年第一期的《燕都》杂志，邓云乡先生发表了关于陈绵的一篇人物记，介绍了中国话剧运动史上久未提及的一位故人。陈绵有“中旅保姆”之称，既编剧，又作导演。谈唐槐秋、唐若青父女的中国旅行剧团，总会想起他的名字。
邓先生说，北平沦陷后，陈绵写过一个话剧《候光》，可能暗示等待光明之意。这话不错。剧本于1943 年8 月由《中国公论》社出版，作者在自序中对书名也有所解释：“我们感觉着黑暗么？光明是有的，等一等吧！它迟早会来的！《候光》的含意如此。”《候光》的创作是受了一个外国剧本《星期一八点》的启发，而完成以后的剧本与原著却大不相同。时间、地点、人物完全中国化了，甚至有点北京化了。陈绵出身北京旧家，熟悉大宅门的风俗人情，也经历过家族的破败，他写活了富贵人家的兴衰哀乐。他说：“这是一段有钱的人家作排场请贵客的故事，表面上是热闹欢笑，但是骨子里包藏着多少黑幕令人感叹令人怨恨令人悲哀。”尽管作者想在剧本里告诉观众，对于光明不要悲观，不要失望，“也不能无作为地一味死等”。但，作者只顾追求戏剧效果，批判的力量很微弱，似乎题旨不够鲜明。是受了敌伪统治的影响，欲言又止呢，还是意识上本来就模糊？
除了《候光》之外，沦陷期间陈绵于1944 年3 月还出版了一本《半夜》，作为华北文艺丛书之三，由伪华北作家协会出版。书中收了两个多幕剧，一是三幕剧《天罗地网》，一是五幕剧《半夜》。后者是陈绵根据他早年在巴黎看过的一个话剧，凭借记忆而改写的。原著者是匈牙利作家拉若司·吉拉希，原剧名《火鸟》。陈绵看的是法国改编本，名为《那一天晚上》，讲一个电影明星被暗杀的故事。陈绵有意把它改写成一个有侦探剧意味的剧本，也是中国化了的故事。《半夜》从社会伦理道德教育方面来看并非无益，可是戏剧商业色彩明显，所以陈绵也说，《半夜》和《天罗地网》都是属于大众的剧本。
《天罗地网》在京津沪都演出过。剧中的人物很少，是一个心理剧，陈绵也是根据法国剧本改编的，原作还有陈绵的中译本，名为《缓期还债》。
陈绵把它化作中国故事以后，剧名改为《干吗？》，一方面是根据剧中人的最后一句台词来点题，一方面可能从梵文的谐音而来。《干吗？》接近口语，《天罗地网》与剧情倒也贴切。剧本写一个谋财害命人的矛盾心理，故事性并不强，重在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恰可给优秀演员提供发挥才能的机会。
作者把故事的背景设计在天津，当年我就是在天津新中央剧场看的这场话剧。剧中男主角马金川由周刍扮演，现已改名周楚。这是一个很吃力的角色，可以说费力不讨好，没有舞台经验的人拿不下来。
陈绵在十年动乱中被迫害致死，多年来默默无闻，猜想与他在沦陷区参加过某些日伪的文学活动有关。但是，在这以前，我并不知道在日伪时期他曾两度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并坐过监牢。这是否与他在中法大学这个教会学校工作有关呢？到了“文革”时期，旧账新账一起算，谁能承受得了！
陈寅恪佚文
治学而达于通识者难矣哉，已故陈寅恪教授近之。据称敦煌学即为其首创，对此他没有讳言。其说始见于1930 年他为陈垣著《敦煌劫余录》写的序言。寅恪先生感慨于当时国人治敦煌学者人数甚微，反不如国外，因有警句：“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他于敦煌学致力非浅，获见甚丰。
1944 年，陈先生于成都执教燕京大学，是年1 月成都美术协会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文化界大为震动，寅恪先生也给予很高的评价。
余于旧书肆偶得1944 年4 月版《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持集》一册，线装本，仿宋体铅印，合共百余页，为展览会从成都移至重庆展览专印的。
书中收张大千《自序》及《汉高窟记序》二文，又《展览纪要》和名流诗文多篇。美术界执笔者有刘开渠、庞薰琴、雷圭元、吴作人等，诗作有叶圣陶、谢无量、沈尹默先生的作品。圣翁作《大千先生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奉题》，《箧存集》中不收，经我提供给先生。原诗如下：“敦煌古艺苑，壁画尤珍奇，妙绘诸佛相，并留信善姿，张君摹百幅，神迹两无遗，观者开心眼，如游西北陲。”书中又收金石考古学家马鉴教授《观张君大千敦煌摹画感言》及陈寅恪先生的《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之所感》。后者不见《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二编，当属佚稿。查蒋天枢教授所辑《陈寅恪先生论著编年目录》，亦不见记载。今补录如后，改日或可添入文集。
寅恪昔年序陈援庵先生《敦煌劫余录》，首创“敦煌学”之名。以为时代文化学术之研究必有一主流，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凡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近日向党明先生撰《唐代俗谣考》，足证鄙说之非妄。自敦煌宝藏发见以来，吾国人研究此历劫仅存之国宝者，止局于文籍之考证，至艺术方面，则犹有待。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故欢喜赞叹，略缀数语，以告观者。
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一日陈寅恪
文中谈到“预流”一词，也是陈寅恪为陈垣《敦煌劫余录》写序言时所用。他认为敦煌学乃“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在陈先生看来，治学能“预流”者极为难得。
某年余又得《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目次》一册，沈尹默书扉页，亦线装仿宋铅印本。目中详记壁画方位及尺幅，并有历史考订，为刘君礼、罗新之辑录，1944 年5 月成都四川美术协会印行。我并不研究美术，更何谈敦煌学，因想本书与前述《展览特集》当属相关配套的书刊，即以贱值收之。
1982年5月
两本《西川集》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叶圣陶先生入川。《西川集》是叶老入川后出版的唯一随笔集，1945 年1 月重庆文光书店出版。书内收入作者在1944 年一年中所写的随笔小品。书名《西川集》，取写作地点而言。
叶老的文笔质朴自然，《西川集》亦不例外。头一篇《答复朋友们》，为答谢文艺界为他庆祝五十岁寿辰而作。叶先生自谦是个平庸的人，写不出不平庸的文章，还说自己一生中无非当了两大员：不是当教员，就是当编辑员。说得平直坦白，一如其人。
在《西川集》的“自序”里说：“反映现实，喊出人民大众的要求，是文学的时代的使命，这一个纲领我极端相信。”但是，他又是通过自己所熟悉的生活来实践这个使命的，不愿故作姿态，虚张声势。他在《暴露》中针对国民党的压制言论说：“遏止了暴露，就以为天下太平，社会美满，那是愚人的想头。”他在《“八·一三”随笔》里又说：“大家喜欢侈言革命，可是只限于挂在口头，实际上是懒得革命，尤其懒得革自己的命，懒得见少数旁人真正革命。”文章表面平和，实质尖锐，仍是叶老一贯的风格。
我所藏的《西川集》有两本，都是1945 年10 月上海文光书店的再版本。
一本得自北京旧书肆，书品完好，1978 年送呈叶老题字，他在书的扉页上写道：“这小册子的初版用手工纸印刷，一翻就稀烂，抗战时期所谓内地版大多是这样。封面字是我自己写的。三只小鹿不记得从哪儿取来的。德明同志属题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叶圣陶。”另一本得自上海四川中路的一家旧书店，封面不存，扉页上却有作者的签名。签名用毛笔，后面署有：“三十五年二月廿八日”，即1946 年的2 月28 日。签名旁还有蓝色印章：“文协文艺欣赏会纪念。作者签名本。”想来这是个盛会。
叶先生是同年2 月9 日从重庆复员到上海的，文协的这次活动带有欢迎复员归来作家的意思。近年叶先生发表了旧时的日记，查1946 年2 月28 日日记中记载：
午刻，至吕宋路洪长兴，文协与苦干剧团作东，宴请今日参加文艺欣赏会之诸人。
此店为羊肉馆，年来甚有名，牛排与涮羊肉鲜嫩可口。食毕，偕胡风（前日方到）、葛一虹至辣斐戏院，听众几已满座。二时开会，余致开会辞，老舍、曹禺、胡风各为演说，又有朗诵歌唱，而殿之以苦干剧团之《正在想》。此剧为曹禺所改译也。
这段日记为我的签名本留下旁证，只是关于会上售卖作家签名本的事并无记载。据赵景深先生在《文坛忆旧》里所记，这天苦干剧团演《正在想》的演员有石挥、张伐、程之诸位。可惜赵先生也不曾记下作家当场签名卖书的事。1985 年
赵荫棠的小说
若有人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我国沦陷区文学史，人们会发现1944 年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集《父与子》，1945 年6 月北京伪华北作家协会又出版过一本长篇小说《影》，两书的作者都是赵荫棠。
赵荫棠河南人，长期教书，北京成了他的第二故乡。近四十年，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语言学家，早年著有《等韵源流》、《中原音韵研究》等书。
抗战胜利后，他从北京进入解放区的张家口。“文革”中病故于甘肃师范大学。四十年代，当他回忆自己走过的文学道路时说，他的性格更接近文艺。
1921 年左右，他在北京的《微波》上写稿，1928 年后与诗人徐玉诺等在北京合办《明天》、与女作家庐隐等办《华严》。这时期他还出版过一本文论《风格与表现》，由华严书店出版。1931 年后他开始专攻音韵，到1936 年后，有朋友接办《晨报副刊》，他又重新拾起文艺之笔。北平沦陷之后，“一半为应付朋友的文债，一半为要稿费，于是又大写特写起来”（《父与子·序》）。
赵荫棠亦作随笔，惜未结集。
《父与子》收小说二十篇，大多数写的是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笔端流泻着幽默感，带有一点嘲讽的意味，诉说着这一阶层人物的辛酸和自身的弱点。作品的环境多为二十年代前后的北京城。这样能说他是“京味小说家”
吗？不能。因为作家尽管生活、写作于此，但是他仍未忘记中原腹地小城人民的生活。他熟悉那里的乡绅、土匪、小职员、生意人、村妇和歌女，有的人物甚至是别的作家很少写到的，如《宋磁碗》中的小古董商、《白面房里》的吸毒者群。在写作手法上，他坚持现实主义的浑厚自然，注意刻画人物的心态。
长篇《影》，描写的是一位大学教授与一个烟花女子的纠葛。书的前半部分以写风俗的笔调介绍了北京南城一带的花街柳巷，包括前门外的八大胡同，以及珠市西口万明路附近的暗娼。当然，也写了一些文人学士、公子哥儿们在这里的进进出出。这是民国初年至三十年代前期北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缩影。作者借着书中的人物，表白他所以要写妓院生活，是因为“在这里也可以显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迟至战争以后，这种色彩恐怕都要全失了”。
曹禺在《日出》里只在第三幕集中写妓院，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而《影》整部小说没有离开妓院，却让人感受不到激动的场面。我看这是由于作者过分追求民俗趣味的结果，于妓院的罪恶揭露少，客观描绘多，难免不带着欣赏的眼光，这是小说的一大缺点。
小说后半部集中写那个少女的吸毒成瘾，以及不可自拔的堕落行为。她几番挣扎想重新做人，终于陷落地狱，最后倒卧在什刹海的雪地里。小说男主人公的性格有些模糊，他是个善良温厚的教授，又是个喜好寻花问柳的俗类，读者当会发现作者对这个人物寄予的偏爱，今天的读者更会感到隔膜。
描写饥饿的作家
高深是一位不幸的作家。他仅仅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兼差》，那是1944 年3 月由小说家袁犀（李克异）编入“新进作家集”，交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的。但是作者不及看到这本处女作，便在1943 年12 月贫病而亡。他死在河南的一个小县城里，那时他的幼子刚刚夭折，妻子离婚，临终时只有一个孤苦的妹妹守着他。
高深的死，向世人宣告在日伪占领下的沦陷区，一个有才能的作家怎样在饥饿和疾病中挣扎着，终于倒下了。日本侵略者既用炸弹和枪炮屠杀中国人，同时也制造饥饿和疾病杀人。高深原来生活在北京，写过长诗、散文，主要写小说。当人们注意他的创作时他已身染肺病，失业在家。由于付不出医院的费用，家属只好眼看着他成茶杯地大口吐血，靠当卖衣物和借钱生活。
为了挽救丈夫的生命，妻子曾经把喂儿子的母乳挤给丈夫吃。最后他不得不投奔河南柘城的岳父家。到了那里也只能喝小米粥。此时他写信给北京的朋友说——
现再寄上当票二张，一张是弟棉袍，其他毛衣，祈兄预支点钱赎出，邮包寄弟，如此似迫兄太甚，但天寒地冻，屋中又无炉火，此中痛苦，实难尽述，尚有几张当票，但非急需物，以后再说。
接着，“太太却和他苦打了一仗，把他兄妹逐出家门和他离婚了，这给他精神和病体极大的打击，使他没有了温暖，失去了安慰，在他乡异域，断绝了一线生路”。（参见《中国公论》第10 卷5 期的有关文章）高深死后三个月，《兼差》在北京问世了。人们发现在他的小说里几乎离不开贫困和饥饿的描写。《兼差》共收小说六篇，连那篇带点浪漫色彩的《新秋》，写一个肺病患者和白俄少女的恋情，实际两人也都是病与贫的化身，那美丽的少女不过是个乞丐骗子。《兼差》更集中写一个小职员的悲惨命运，男主人公是个文书，每月薪金养不活妻子和女儿，下班之后得兼差去拉人力车。拉车时他最怕碰到熟人，偏偏让他碰到同事和上司，最不堪的是让他碰到自己的女儿，而失学的女儿此时已沦为暗娼。高深笔下的这幅饥饿图，令人读了喘不出气来，是非常真实感人的。高深吐着血在描绘善良人们的饥饿，高深是死不瞑目的。
限于日伪统治的恶劣环境，高深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也只能达到这种程度。但是，他有勇气为“大东亚共荣圈”治下的平民作一幅真实的生活写照已经很难得了。书中没有歌颂皇军的话，有的地方还写了日伪军的专横。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也隐隐约约地写到一个不屈服的女中学生，那是沦为暗娼的少女的同学，最后她下落不明，据说犯下了可以枪毙的罪。现在我们已经无法查明作者的原稿是否经过日伪当局的删节。总之，这是小说中的一线光明，可以引起读者的种种猜想。
想起徐调孚
徐调孚先生我见过的。这位文学研究会的老作家待人谦和寡言，神态间却包含着无限的精力和智慧。他一生献身出版事业，甘为他人做嫁衣裳，而他本人亦是一位学者。徐先生曾经协助沈雁冰先生编过《小说月报》。抗战期间，他又在孤岛时期的上海编过一种文艺期刊《文学集林》，是一位富有经验的文艺杂志编辑。
我听吴祖光先生讲过，抗战胜利后上海开明书店为他出版多卷本的戏剧集，经理其事的就是徐调孚。那严肃的工作作风，无愧为一个资深的编辑。
日前偶翻1946 年出版的《上海文化》，见有徐先生关于《风雪夜归人》的一段评语，极精粹，全文如下：一个是红极一时的名花衫，一个是供人玩弄的姨太太，却在偶然的机缘中相遇了。
他们同是可怜虫，同是被泥沙埋住的珍宝。他们想一同去走一条新路，可是，人是得受罪的，“明天”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
从这两个可怜虫以及他们周围的人物，作者写出了现实人生中的形形色色。这里有诗情，有智慧，有辛酸，也有丰富的人间味。
徐先生的译著目录，多在古典文学和元曲研究方面。这百余字的剧评很少见。上海沦陷期间，柯灵编的《万象》杂志上连载过一组《新录鬼簿》，专记新文学家的佚事，副题为《现代文坛逸话》，署名陈思和，时在1944年的8、9 月。前后共记鲁迅、刘大白、曾孟朴、汪仲贤、沈西苓、陈大悲诸人。正如评《风雪夜归人》的那段文字不曾被人注意一样，徐先生化名写的这一组《现代文坛逸话》也少为人知。作者隐去了真名，但从行文中，又可窥知其人熟悉《小说月报》的掌故，让人猜到可能是位文界的前辈。如谈汪仲贤为上海“新舞台”编过一部《徽钦二帝》，为了编好剧本，汪曾遍阅宋朝南渡前后的历史和野史笔记，发表在《小说月报》号外“中国文学研究”
上的一篇《宣和遗事考证》，就是他从事这项工作的副产物。又说戏剧家沈西苓，当年曾为创造社做文章和绘制书刊杂志封面，当时用的是“叶沉”和“一沉”的笔名等。这些也是行将湮没的史实了。
可惜徐先生的《新录鬼簿》不曾继续发表下去，否则会给新文学史提供更多的史料。
1983年7月
《沙滩小集》的踪影
周作人的随笔集《立春以前》于1945 年8 月在上海出版，这是他在沦陷时期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就在这本书中，收有关于《沙滩小集》的一篇序，写于1944 年12 月。当年我很想找到这本书一读，因为这是为纪念周作人六十岁诞辰而出版的一本纪念集。1945 年4 月，北京谢兴尧编的《逸文》杂志上又刊出新民印书馆正在印刷《沙滩小集》的消息，并称书内“南北名家均有祝贺文”，那时已临近日本投降，此书是否问世了仍是个疑问。
《沙滩小集》是由傅芸子编辑的。傅是旧京一位文史学家，主编过《北京画报》、《南金》、《国剧画报》等刊物，是版本学家傅惜华先生的兄长。
原书初名《汉花园集》，后改《沙滩偶语》，最后才定名《沙滩小集》。周作人说：“这里沙滩以地名论固可，反正我们这些人在沙滩一带是常走过的，若广义的讲作沙的滩，亦无不可，在海边沙滩上聚集着少数的人，大概也就是二三十名吧，站着蹲着或是坐着，各自说他的故事。”看来作者以留在北京的友人为主，其中亦收有周作人的几篇文章，周说：“朋友们的好意很可感激，大家各写一篇文章来汇刊一册，聊以纪念彼此的公私交谊，未始不是有意义的事。”从研究周作人的资料来着眼，《沙滩小集》当是一本可读的书。稍后抗战胜利，又在讨伐汉奸，出版这样书确实不合时宜。《沙滩小集》即使印了也只能胎死腹中，难觅踪影了。
近时浏览杂书，三十余年来对《沙滩小集》的疑团，总算弄清一点眉目。
我从傅芸子写的《近年来国学研究在北京》（刊1945年1月出版的《文化年刊》第一、第二卷）一文注释中觅得《沙滩小集》的部分篇目，计有俞平伯《论语孟子之起讫问题》、江绍原《周羲大畜上爻辞何天之衢新解》、瞿兑之《传说证误举隅》、郑骞《洛阳伽蓝记丛考》、傅惜华《李卓吾著作考》等。看来书内多为学术论文。不见论及周作人的文章和回忆性的散文。
《沙滩小集》未能问世，但在日本东京却编辑出版过一本日文版的周作人六十诞辰纪念集，即1944 年9 月由东京光风馆出版的《周作人先生纪事》。
本书由自称周的学生的方纪生编辑，当时方正在东京任华北驻日留学生的监督。书内共收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谷崎润一郎、林芙美子、佐藤春夫、松枝茂夫、鹤见祐辅、山本实彦、吉川幸次郎等十八篇文章，分别记述了他们同周的交往或对周的印象；附录周作人谈日本的文章四篇。编者方纪生除写了序言外，又写了《周作人点滴》，并编制了周的著作年表。此外，还收有周的墨迹、照片等多幅插图。封面是由武者小路实笃画的一幅彩色水墨画。
该书只印了一千册。方纪生说，在周的六十寿辰前，有人即议论最好的纪念当然是出版周的全集，或设立文学奖金等，但考虑到时局的关系恐难成功，遂想到利用自己在东京的条件，取得日本作家的支持，编印了这本纪念集。
至于编者方纪生，我只见过他战前出版的两本译著，即《文学家的故事》和《性风俗夜话》。北京沦陷期间，他还主编过《朔风》文艺杂志，“文革”以前亦偶有译著发表。
《西行漫影》之谜
《西行漫影》，大32 开本、以64 幅照片组成的表现延安抗战生活的图片集，1946 年1 月上海画报公司出版，共印道林纸本2000 册。摄影作者是战时美国《纽约时报》驻重庆记者福尔曼。
本书“前言”称：“中国共产党所建立和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与广大的解放区，由于国民党和敌伪严厉的新闻封锁，在许多人心目中，成为一种神秘的谜。”当时有很多外国记者要求去解放区采访，遭国民党政府拒绝，“直到1944 年，许多旅渝外籍记者又作要求，当局终于被迫应允。”“福尔曼就是14 个记者中的一个。”他从延安归来写了一本《赤色中国报告》，《西行漫影》的图片即从本书中选来。图片集中并附原书的英文图片说明。
画集出版于抗战胜利的历史转折期，对广大国统区的人民来说，正是一本非常适时的读物。此刻，国民党一方面制造欺骗宣传，一方面疯狂地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人民需要了解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真相，而一个并非左倾的记者，也不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美国人，以自己耳闻目见的经历，对解放区人民的抗战作了热情的报道。这对国民党是个绝妙的讽刺和打击。
福尔曼对延安的抗日士兵怀有极大的兴趣，对于制造土炮、地雷的民兵们，他的摄影镜头也没有放过。他还拍摄了日本人民解放同盟，以及日伪俘虏的照片。对于陕北的窑洞，基层干部、妇女、儿童，以至领袖人物毛泽东、贺龙等也留下了镜头。他以诚实的态度对红区人民的生活如实地作了介绍。
这正是国民党当局最害怕的。
《西行漫影》的问世堪称三快：一是1945年刚在纽约出版了《赤色中国报告》，同年12 月上海画报公司便得到了这本书。二是有关编辑人员立即选好摄影作品，译好文字说明。此外，附加地图说明，并根据形势发展编制了解放区光复城市的统计表。编辑计划是严密的。第三是出版周期快。12 月15日编者写好本书“前言”，新年1 月份书便印制完成，正式发行。可以说这是一种战斗式的工作日程。
对于这样一本反映解放区人民抗战的书，国民党怎会任其流传，存世的当不会太多。六十年代初，我在南京中山东路的古旧书店以三角钱得之。版权页上没有上海画报公司的地址和编者姓名。我怀疑这个画报公司实际上并不存在，虚设其名，不给对手留下把柄而已。事隔半个世纪了，我曾求教于当年在上海地下党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前辈，无结果。难道这段革命出版史话永远是个谜了吗？
1996年11月
柳亚子与林庚白
林庚白（1898—1941）在香港九龙遭日兵枪击殉于抗战后，夫人林北丽整理庚白的遗作旧体诗，编为《丽白楼自选诗》一册，1946 年3 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封面题字者叶圣陶先生，同时也是该书的负责编辑。书前有柳亚子先生执笔的《林庚白家传》、林北丽的《序》及《庚白的死》。附录十种，其中八种为林庚白散篇旧作，两种为林女士的《博丽轩诗存》和《更生集》，女士亦诗人也。书末又有亚子先生的一篇题记，剧赏庚白夫妇的诗作，最后说：“老夫耄矣，忽复逢此劲敌，惭喜交并，聊书数语。”时在1944 年4月。应该说为了《丽白楼自选诗》的出版，亚子先生也尽了力。
偶读柳亚子先生的散文《怀旧集》一书，在《更生斋随笔》中有一则《记林庚白》，述及他自1928 年以来与林过从最密。亚子先生认为庚白的诗“理想瑰奇而魄力雄厚”，又说：“庚白思想颇前进，而生活未能脱离士大夫阶级传统之积习，余曾戏目为‘客厅社会主义者’，庚白亦笑颔之。”这真是知者之言，比喻亦妙。我们若从庚白的诗集中，寻找一些与社会主义有关的人与事还是不难的，证明他确实拥护社会主义学说，这在他人的旧体诗集中不易见到的。
林庚白曾经加入过南社，却又看不起南社的诗人。亚子先生在南社坚决反对同光体，为此与社内名流发生分歧，却把林庚白引为同志，以为只有他们两位才可以并列为南社的代表。亚子先生在《我的诗和字》（刊重庆《客观》周刊）中，分析了他与林庚白诗作的异同，他说：“我的诗和庚白的诗来源是不同的。庚白由唐入宋，再由宋入唐。他在同光体中间打过滚的，却能够跳出同光体的圈子，发挥其时与世的理论，要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而入诗。
他自命为古今第一，在杜甫之上。我不敢贸然附称，但也并不反对他。我自己呢，庚白死后，从淞妹那儿读到了他的全集，觉得受他的影响很深。到现在，我很想做一个丽白楼诗派的继承人。”这是1945 年12 月的事，到了1949年4 月，亚子先生已经到了北京，他对林庚白自命为“古今第一，在杜甫之上”的说法已经没有异议，此言见于寒斋所藏的亚子先生持赠陈叔通先生的《丽白楼自选诗》上的题字。亚子先生用钢笔写在书的封面上：“庚白一代天才，造诣甚深，非曼殊所能企及，方驾杜陵，岂狂语哉！”亚子先生一向推崇林诗，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评价更高。
1940 年，林庚白曾经着手编辑一部《今诗选》，共收民国纪元以来的诗人百余家，这里自然表现出选家的目光。于新诗人中，他选中胡适、郭沫若、郁达夫、田汉诸人，更有鲁迅和毛泽东的诗作，在当时这要一定的识力与魄力，可惜未能终稿。
《春寒》的故事
夏衍同志唯一的一本长篇小说《春寒》，是1947 年11 月由香港人间书屋印行的。我收藏的一本得自北京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书品极佳，就像是刚刚印出来的一本新书。淘旧书的人难得碰到这样的好机会。
小说描写抗战初期至皖南事变这一时期，在广东战区的青年们参加救亡工作的情况。书中写到他们思想上的苦闷，也写到他们的感情生活。小说刚一出版，同年12 月13 日香港《华商报》便发表了作者夏衍的《关于〈春寒〉答读者五问》。最主要的一点是，一位读者向小说作者提出：广东的抗日先锋队组织在当时已相当活跃，是有目共见的，为什么作者在书中只提到他们的被捕，没有展开地去写他们的活动？作为一种读者意见，按说什么要求都可以提，但是，作为一种文艺批评来说，这一要求就值得研究了。这让我们联想起后来对电影《武训传》的某种批评，即批评者不就作品产生的时间环境，也不顾作者创作构思的规律和条件，责难影片何独只写武训而不去写农民起义的领袖宋景诗？宋景诗当然应该写，可那是另一部影片的任务。至少这种批评有点求全责备。当时，夏衍同志对读者作了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也接受了读者的意见。他是这样回答的：“这本书一开头就决定了以少数外来的进步知识分子为中心人物，其间几次想多写一些‘抗先’的故事，我所知的材料就如‘后记’所说，可以另外写一本小说。这本书写于整风运动之前，你所指出的无疑的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了。”
1980 年，我写了一篇《夏衍的诗作》，收在拙著《书边草》中。夏公收到我的赠书后，于1982 年3 月14 日写给我一封信，内容与《春寒》有关，今摘录如后——
有一篇文章提到我，累你“遍查”了我的著译目录，居然给你查到了我写的诗，但是，你只查对了一小半，一大半还是“中了我的计”。现在应向你坦白一下了。《春寒》中吴佩兰流亡途中在船上写的那首“不像诗的”新体诗，的确是我自己写的，但后面萧琛写的那两首七绝，就不是我的作品，而是“抄”来的了，这两首诗是我的一位同年辈的朋友写的，我很欢喜，抄在本子上了，后来写到这个地方，“灵机一动”就用上了，——当然后来出单行本时征得了作者的同意。老实说，我写不出这样的好诗。
这位写诗的朋友是谁？老作家钟敬文也。但钟先生已不记得了。后来林林同志在桂林查阅《救亡日报》，终于发现钟先生发表的旧诗中有此两首，复印了一份带回北京。钟先生一见方才恍然。他对笔者说：“还是老夏的记忆力好。”此亦有关《春寒》的一段掌故。
前几年，我在香港《大公报》上读到了黄蒙田先生的文章，题目是《〈春寒〉及其他》，谈到他偶然经过坚道而想起当年并无其址的人间书屋，并忆及《春寒》出版时的某些细节。人间书屋是由几位有理想又不得不日夜为衣食而奔忙的穷知识分子所办，其中就有木刻家新波同志，他又是人间画会的创办人。黄蒙田先生当时是书屋同人，也是画会成员。他告诉我们《春寒》的排印本，“不是原稿也不是剪报，而是别人的手抄本，经过作者修改、润色和校正最后清样。这手抄本是章道非女士到图书馆借了《大众生活》抄下来的。她是新波夫人。”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当年人间画会和人间书屋青年同人的奋斗精神，不禁怀念起新波同志。到今年，新波已经逝世十年了。
十年前，我曾将自存的《春寒》初版本送请夏公签名留念。他用墨水笔写了如下几行——
韬奋同志在香港办《生活》周刊，曾连载茅盾同志长篇《腐蚀》，哄动一时，《腐蚀》完稿后韬奋同志命予滥竽充数，乃有此作。三十年后见之，更增惭汗，致此数语，供德明同志一笑。
——夏衍1979年9月
题语中的《生活》周刊，是《大众生活》之误，所谓三十年后更增惭汗，自然是谦词。
《围城》的封面
钱钟书先生的长篇小说《围城》，由于电视剧改编的成功，如今已是众人纷说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地赶印了六万册，以应书市的急需。
《围城》的初版本，1947 年5 月上海晨光公司出版。作为“晨光文学丛书”中的一种，封面设计都是统一的，每种只要更换书名和颜色，及右下方的一幅画即可。比如徐志摩的《志摩日记》和老舍的《老牛破车》，右下方都用了作者的照片，而《围城》由丁聪作画。但是，书中并无说明，以至多年后连画家也忘记此事。丁聪用十分简练和流利的线条，描画了一对背对背的男女半身肖像。男主人公手持烟斗，颇具绅士派头。当时丁聪为很多文艺书刊设计了封面，常作人物半身肖像，如骆宾基的小说《混沌》，以及凤子编的《人世间》等都是。我曾经问过画家何以如此，他说如果把人物画成整身，或再加上环境描写，岂不成了书籍插图？反之则可突出地刻画人物形象。
我为他补充说：“你的封面人物画，给人一种雕塑的趣味。”其实这也是我四十多年前读他封面人物画的感觉，只是那时我们并不相识。
1948 年9 月《围城》再版，封面画换过了，亦无说明和介绍。换上的似乎是一幅绘画或文学插图，看不清画中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画中一男士坐在桌旁吸雪茄，一女士背向男士伏在柜前面壁凝思。我以为用这幅画不如丁聪的设计单纯、鲜明。直到前几年，我偶然读海外的报刊，见到有人介绍英国现代画家华尔德·理察·锡克特，所附的插图正好是《围城》再版本用的那一幅画，标题为《烦恼》。这是一幅油画，它同丁聪的设计有相通和巧合之处，都是在表现人物之间的矛盾和烦恼，而且主人公都是一对男女。这是否就很典型地体现了《围城》的主题，真是见人见智。
据介绍，华尔德·理察·锡克特（1860—1942）是英国印象主义派画家，受了法国印象派画家的影响，他也走进“外光派”的行列，即这些画家都喜欢直接利用室外的自然光来作画。他定居英国，但每年都在巴黎住一段时间，借以了解世界美术的新潮流。他善于作风景画，主要表现光的效果和某种气氛。1914 年创作的这幅《烦恼》，是着重描写室内场景和人物心理动态的肖像画，颇受时人重视。《围城》再版本换上它来作封面，可能是借用它的讽刺、象征意味，这与书的总体气氛也是吻合的。也许以为它的内涵比丁聪的设计丰富些？
我在1949 年3 月出版的《围城》第三版扉页上，又见到DG 创作的一幅漫画。画面上一博士装男士，一裸女，一条远洋客轮。博士帽、文凭、论文、洋装书和笔均已腾空而飞。看来这也是为了呼应书的内容而作，不过稍欠含蓄，美感无多，从艺术的角度考虑类如蛇足矣。
1980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排修订本，排除了先前设计的一切因袭，封面完全改观，几乎没有任何装饰，更不要说人物图影了。封面当然不一定出现人物形象，但这个封面又过于庄重古板了，甚至可以说缺少文学书的意味，与《围城》的声誉影响有些不相称。
李广田的《引力》
《引力》是李广田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1941 年7 月，他在昆明开始写，只完成了三章便搁笔，到1945 年7 月7 日，才利用暑假在昆明附近的呈贡县斗南村继续创作。写到结束的第19 章，即8 月11 日，已传来抗战胜利的消息。这是一部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抗日题材的小说。揭露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反对蒋管区的黑暗，向往解放区的光明，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基本内容。
小说不是写真人真事，但李广田笔下的人物明显地带有自身的影子，时间、地点以及人物的经历和性格差不多没有凭空捏造，所以写起来遇到极大的困难，那些真实的现成的材料已经成了他写作上的障碍，“反不如出于自己想象中的事物更方便些。”（引文见作者1941 年8 月6 日的日记） 1947年，李广田从昆明来到天津南开大学，3 月底他在付印本书时在《后记》中说：“……我的幻灭之感大半由于觉察自己的小说算不得‘创作’，也不过是画了一段历史的侧面，而且又只画得一个简单的轮廓，我几乎相信我自己有一个不易超越的限制，我大概也就只宜于勉强写些短短的散文而已，这样想时，就难免有一种无可如何的哀愁。”这里有自谦，也有对散文的自信，而《引力》仍不失一部成功之作，只是它问世于战争环境中，人们处于历史大变革的新旧交替时代，无暇注意而已。就同时期出现的一些抗日题材的小说而论，它虽不如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那么丰富多彩，在思想深度和人物的刻画方面与其他说部相比并无逊色。
可惜从建国后，直到八十年代初，《引力》一直没有重印过，以至很多读者只知道李广田的散文和诗，不知道他有这部优秀的长篇小说。1983 年4月，宁夏人民出版社重排印行，流传不广，笔者没有见到，而我收藏的还是建国前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的初版本。
这样一本献给抗日战争的爱国小说，在“文革”中竟成为作者的罪证，“造反派”诬蔑它咒骂中国共产党，是“大毒草”。了解李广田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性格沉静，处世谨慎，但是在“造反派”们的压力面前，他实在无法忍耐，于1967 年9 月7 日勇敢地写了《最后的回答》，对于《引力》他是这样讲的：“小说《引力》写于1945 年，主题是抗日、反蒋、向往解放区。
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历尽千辛万苦，从敌占区逃到蒋管区去找她的爱人，但等她到达蒋管区后，她所要找的人早已到解放区去了，她自己也就马上离开了蒋管区，到解放区去了，这就是故事的主要情节，书名《引力》，也正是为此。……小说中写了一个反面人物，即日本法西斯特务石川，他对中国学生咒骂过中国共产党。因为他是我们的敌人，当然要骂我们。难道叫这个法西斯特务歌颂中国共产党吗？也许你们有这种本领，我自己是不行的，整个小说写的最多的就是揭露日寇的法西斯暴行，其中也就写了一个骂共产党的石川。批判文章的炮制者诬蔑我借日本人之口骂共产党，我坚决反对这个诬蔑！”尽管他在最后喊出：“坚决反对颠倒是非，构人于罪的做法”，到底没有逃出“造反派”的黑手，逼得他在一年之后仍然悲愤地投湖自尽了，走了同老舍先生同样的路！
《引力》出版后，我作为新书购自天津，解放后带来北京。在反右派斗争后的大炼钢铁中，连同晨光版的一批书卖给了旧书店。起因于在运动中有人批评我喜欢现代文学是思想陈旧，一气之下以卖旧书的行动作为无声的抗议。这是阿Q 式的反抗，看来遇事不能赌气，吃亏的还是自己。不久即从旧书店重又购回一本《引力》，这也是劣习难改吧。但，这次购得的是李广田送给曹靖华先生的签名本，时间是1948 年9 月在北平，那时李先生已由南开调到清华大学来教书。目前有关李先生的传记、年谱，以及1986 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李广田文集》五卷本，都据《引力》原书印的时间定为1947年6 月出版，而我的藏本由作者把“7”改成“8”，证明原书印错了。此外，作者还一一改正了书中的错字，足见李先生的严谨作风。
不可理解的是书中有陈烟桥先生作的插图、封面画和扉画共11 幅，插图是素描，扉画和封面画都是木刻。木刻画中表现的正是女主人公追求光明的图影，生动地传达出“引力”在解放区的主题，不想在书中的版权页和作者的“后记”中竟对插图作者没有一个字的说明。
199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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