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从经书话》　下　姜德明主编胡从经选编

　　第五辑学苑识小
　　小引
　　明周宾所、清董丰垣、现代唐弢均曾以“识小”作书名，前二者题为《识小编》，后者题为《识小录》。前辈学者所言“识小”，亦即汉张衡《东京赋》“鄙夫寡识”之谓，表现了一种可贵的谦逊。不佞学识菲薄，目力短浅，虽厕身学苑经年，惟为学力所囿，创获甚鲜，故是货真价实的“识小”，绝非故自谦抑。曩岁曾择取在学术文化史上有影响之作敷衍成书话，今择其尚可咀嚼者，录存一二，以飨同好。
　　第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文学史——黄人著《中国文学史》
　　在近代学术文化史上，一般均认为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是第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文学史，其实并非如此，它不过是据日本汉学家儿岛献吉郎《中国文学概论》的编译本，算不得著述。故而不佞认为黄人所撰《中国文学史》，是第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文学史（顺便说一句，外国人写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是英人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 1846—1935 所著）。
　　寒斋柘园所藏黄人著《中国文学史》厚达盈尺，系其于本世纪初在东吴大学执教时所作讲义，由国学扶轮社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印行，线装二十九册，共二千三百页，凡一百七十余万字。扉页印有“中国文学史东吴大学堂课本”字样。此书甚不经见，郑逸梅早年在忆念黄人时说：“他犹有一巨著《中国文学史》，凡二十九厚册，清季，东吴大学以铅字有光纸印行，用作教材，坊肆未曾流行，故见者甚少。”如今当然更罕如麟凤了。
　　黄人是中国近代学术文化史上的畸人，其挚友吴梅，一位吝于称誉别人的戏曲家曾由衷地赞叹曰：“其为学也，无所不窥。凡经史，诗文，方技，音律，遁甲之属，辄能晓其大概。故其为文，操笔立就，不屑屑于绳尺，而光焰万丈，目不可遏。”（吴梅：《书黄人〈血花飞传奇〉叙后》）黄人原名振元，字慕韩，字摩西，别署有震元、野蛮、蛮、梦庵、慕云、藤谷古泉等。江苏常熟人。清同治七年（1866）生，民国二年（1913）卒，年仅四十六岁。光绪庚子（1900），美国传教士孙乐文（David Laurence Anderson，1850—1911）在苏州创办东吴大学，黄与章太炎同被聘为文学教授，且于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上同气相求。清季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早期社员，编号十三。
　　曾先后主编晚清著名文学刊物《雁来红》、《著林林》、《小说林》。著述甚丰，有《石陶黎烟室集》、《膏兰集》、《摩西词》、《摩西曲》等；著有小说《轰天雷》，译有小说《银山女王》、《哑旅行》、《大狱记》等；另有杂剧《红勒帛》、《雁来红》、《紫云回》三种，传奇《血花飞》一种；其他作品散见于《独立报》、《南社社刊》等。
　　萧蜕在《〈摩西遗稿〉序》中曾云：“君所为书，有《中国文学史》，自佉仓造文，迄于现代。错综繁森，博关群言。诚学览之潭奥，摛翰之华苑。”
　　实际上是书起自上古而讫于明代，全书不分卷，厘为若干编：第一编总论（文学之目的，历史文学与文学史，文学史之效用），第二编略论（文学史之分期；全盛期、华离期、暧昧期等），第三编文学之种类，第四编分论（略论文学之起源与定义），以上四编似为绪论部分，约占全书六分之一篇幅。其后即为正史部分，分为上世文学史（叙文学之胚胎期与全盛期），中世文学史（叙三国、南北朝、隋唐、两宋），近世文学史（明）。
　　综观黄氏所著文学史，窃以为具以下特点：首先，忧国情怀，溢于言表。作者身处清末乱世，又执教于外国教会主办的大学，然而却毫不掩饰其民族主义的立场，在“总论”编开宗明义地揭示了中国正临于剧烈变化的历史关键时刻，驳斥了“或谓进化之公理，不行于支那”的悲观论调，认为中国“从全局论之，则进化之机固未尝少息也”，并警醒国人重视“夷人之国灭人之种者”的祸心，从而强调“文学史之能动人爱国保种之感情”，宣示了自己“展翅翻昆仑”、“镕冶新乾坤”的爱国情思与反清意志。
　　其次，阐扬国粹，播扬新知。将中国数千年的文学遗产予以梳理与评估，黄人当时所从事的是前人所未开辟的事业，他除了对中国文学的渊源沿革、消长兴衰有透澈的研究外，并对欧美的文艺思潮、文学史观有深切的了解，用以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参照系，故而能开创这一全新学科的新生面。例如在“绪编”部分曾引述了朋科德的《文学形体编》、薄士纳的《比较文学》、大田善男的《文学概论》、烹苦斯德的《英士利文学史》等有关论著，向国人绍介了新颖的理论及知识；例如关于比较文学这一新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学术界的肇始，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种理论概念也在五四初期开始被介绍到中国来。1920 年章锡琛译日本学者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发表于《新中国》杂志，从此在我国首次出现‘比较文学’这个名词。”（林秀清编《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比较文学研究文集》），其实黄人在上述篇章中就文学的定义写道：“立读者之标准，当为一般的而非特殊的，薄士纳所著《比较文学》有云：“文学者，与其呈特别之智识，毋宁呈普通之知识。’”薄士纳即英国学者波斯奈特（H.M.Pos-nett），其于1866 年写成并出版的《比较文学》被称为“划出了一个新时代”的力作。黄人在文学史中援引波氏的著作用以阐释文学定义，说明他在距“五四”十多年前，就已了解了比较研究这一簇新的研究方法。
　　再次，推崇“小道”，奉为经典。小说戏曲一直被封建正统文化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黄人一反陈规，第一个将小说戏曲作为文学正宗写入文学史，而且给予很高的评价。在“绪论”中就强调“小说”、“实文学之本色”，认为《虞初》、《齐谐》为“穷社会之状态”的“最古之史乘”。
　　其后亦多有的论：如评骘唐人小说“列屈宋之外臣”、“开稗官之生面”，其感染力“足令桑海改观”；推崇宋元小说戏曲为“文界之异军苍头”，甚至认为“合院本小说之长，当不令和美儿索士比亚（按指荷马、莎士比亚——引者）专美于前也”。我们不要忘记，上述论说的出现比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要早近十年，比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要早十五年，足见其卓识的不可等闲视之了。
　　作为中国学者自己撰述的第一部文学史，希望不致为历史的尘沙所掩蔽，而引起更多读书人与研究者的重视与探究。
　　沧海遗珠六十年——鲁迅编《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
　　不久前读到日本鲁迅研究者中野美代子所写的《解剖台的文学——鲁迅佚文考》一文，其中论及了鲁迅早期著译的辑佚问题。这位热心的日本学者写道：“鲁迅1918 年以前的文章，很多都是在鲁迅晚年或死后拾遗编定的。
　　但我认为，漏掉的也还不少。比如鲁迅1914 年11 月27 日的日记写道：“夜译《儿童观念界之研究》讫。’但我们对这个《儿童观念界之研究》，还一点都不了解。”稍后，又读到唐弢《对小说的商榷》，也谈到了同一问题，其中写道：“譬如中野女士认为‘一点都不了解’的《儿童观念界之研究》，我们在几年前已经发现了。”以上说明，中外学者都很关心鲁迅著译的辑佚工作，目的都是为了使有关鲁迅的研究资料尽量臻于完备，这当然是值得欣慰与提倡的好事。正巧笔者对于《儿童观念界之研究》及其有关情况略知一二，试简述如下。
　　《儿童观念界之研究》是鲁迅早年译述的一篇论文，刊载于1914 年顷由教育部印行的一本《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中。这本纪念专刊，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发现的，它不仅揭载了一篇久觅无着的鲁迅佚文，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一项可资研究鲁迅早年思想与活动的资料。
　　《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是当时教育部主办
　　的第一届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的纪念专刊，署“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辑”，1915 年3 月出版。唐弢先生认为这本纪念专刊系鲁迅“主持编辑”，这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论断。因为鲁迅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1913 年2 月刊行《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一册“本部纪事”栏8 月26 日条记有：“委任……周树人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关于该科的职能，也有当时的文件可徵。据民国元年（1912 年）12 月28 日教育部颁布的第三十五号法令《教育部分科规程》第四条“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第二科分掌各项事务”中明文规定“第一科所掌事务如左”：一、博物馆、图书馆事项；二、动植物园等学术事项；三、美术馆、美术展览馆事项；四、文艺音乐演剧等事项；五、调查及搜集古物事项。
　　由此可见，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的筹备事宜，正属于第一科所执掌的职责范围之内。鲁迅先生作为该科科长，他自始至终地参预了展览会的酝酿、筹划、召开、审查、善后的全过程。关于主办第一届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的动议，早在民国元年就已提出，该年9 月24 日，教育部发出《咨各省都督民政长送第一次儿童艺术展览会征集条例文》，决定次年夏天在京举行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通知各省按照《展览搜集条例》八则征收搜集展品，目的在于“以供观摩，而资研究”。但实际上，展览会因故延至民国三年（即1914年）才举行。
　　另据《纪要》“文牍”部分所载1914 年4 月15 日教育部委任令第十三号《教育部令派夏曾佑等为儿童艺术品展览会干事文》云：“派夏曾佑、陈任中、汪馨、柯兴昌、周树人、沈彭年……为儿童艺术展览会干事，此令。”
　　展览会虽由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穗卿）领衔主办，而具体工作则由该司分管“美术展览馆事项”的第一科具体负责，作为第一科科长的鲁迅，是实际上的主持者。这些在《鲁迅日记》中都有记载。如1913 年3 月31 日条就载有：“午后同夏司长及戴螺舲往全浙会馆，视其戏台及附近房屋可作儿童艺术展览会会场不。”同年11 月6 日条记有：“午后同稻孙布置儿童艺术品。”
　　1914 年的《鲁迅日记》对于展览会展出始末及善后事宜也记载得颇为详尽，如4 月21 日条记有：“午后一时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开会。”此后，5 月3日、10 日、17 日均有“至展览会理事”等字样。5 月20 日记有：“下午四时半儿童艺术展览会闭幕，会员合摄一影。”（照片题为“教育总长暨全体会员摄影”，载于《纪要》卷首，其上共有五十九人，后排左起第三人就是鲁迅先生，平头、留髭、西装革履，两眼仰视，极有风采。照片中教育总长以下皆为部中筹办展览会的同仁，当时与鲁迅过从甚密的齐宗颐、沈彭年、钱稻孙、陈衡恪等均厕身其间。）闭幕之后，鲁迅还参加了评奖工作，5 月23 日日记记有：“上午开儿童艺术审查会。”6 月2 日日记又记有：“与陈师曾就展览会诸品物选出可赴巴那马者饰之，尽一日。”陈师曾即著名画家陈衡恪，时任教育部编审员，也是展览会的审查员。“巴那马”即巴拿马。
　　儿童艺术展览会的部分展品，后来送到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展览会展出。
　　《鲁迅日记》中虽无主持编辑《纪要》的记载，但也有两点线索可寻。
　　一是1914 年11 月27 日条记有：“夜译《儿童观念界之研究》讫。”而此文就是专门为这本《纪要》所译述的，且未记“寄”或“交”某某人，可见这个专刊是他自己编辑的。二是1915 年6 月25 日条记有：“上午寄商契衡《儿童艺术展览会报告》（按即《纪要》——引者）一册。”商契衡字颐芗，浙江嵊县人，系鲁迅任教绍兴府中学堂期间的学生，当时在北京大学理科读书。
　　鲁迅将自己编辑的书刊寄赠过去的学生，也是情理中事。
　　《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正文以十六开重磅道林纸印刷。封面呈淡灰色，左侧有一长方形黑框，中写书名，题签者可能是陈衡恪。扉页上有篆字书写的“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第一次”数字，风格与鲁迅稍后为北京大学设计的校徽上字体极为相似，可能也是鲁迅先生写的。版权页记有：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辑，1915 年3 月印行。《纪要》为非卖品，印数看来也不会很多，经过六十多年来的汰洗剥蚀，留存世间的恐已甚少了，所以公私藏家的书目极少著录此书。而此书在当时却是不乏记载的，例如1914 年11 月刊印的《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十册曾载该处启事云：“本处月刊……拟自十一册起暂行停刊，俟本部视学报告暨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编成时再行补刊。”这也可算是当年《纪要》的出版预告罢。
　　《纪要》作为一份现在已经难得的历史文献，为我们留下了哪些鲁迅早年从事文化活动的雪泥鸿爪呢？
　　首先，它保存了鲁迅曾为之付出甚大精力的中国历史上第一届儿童艺术展览会的详尽资料，其中包括图片、文牍、章程、报告、附表以及附录等门类。图版部分计十二帧，除前已述及的“教育总长暨全体会员摄影”外，尚有展览会五个会场的照片十幅，以及整个展览会的平面俯瞰图。文字部分约十万言：“文牍”栏搜集了如《教育部咨各省都督民政长送第一次儿童艺术展览会征集条例文》等有关展览会的文件八十三件，均有一定的文献价值；“章程”栏刊载了《搜集条例》、《干事会简章》、《阅览规则》、《旨趣书》、《审查规则》：“报告”栏公布了“国文”、“图画”、“字”、“手工”、“针黹”等审查报告，以及《巴那马展览会展出品审查报告》：“附录”栏则发表了《儿童观念界之研究》、《儿童之绘画》两篇译文。
　　通过以上文献，我们可以了解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的概况：早在民国元年（1912 年）9 月24 日，教育部即发令征集第一次儿童艺术展览会展品，并明文阐释目的在于“以审全国儿童之能力，暨各省教育之状况，以资教育家之研究”，具体地说则是：“儿童艺术展览会之设，意在汇集儿童制作。藉觇其心意之趋向，智力发展之程度，暨其所处境地与外物之关系，因而研究其施教方法，以资比较而图改良。”与此同时颁布的《搜集条例》规定了年龄以十五岁为限，“制作者不限男女及有无问学”（这一条值得注意，即民主主义教育家已打破了封建宗法制度男尊女卑的观念，并也留意于失学儿童，这当然是一大进步），所征集作品的范围包括文章、字、绘画、手工、针黹、自作玩具等项，而且强调“制作品以存儿童之本真为第一谊，长者不得为之删润”。为办好这个展览会，教育总长还委派了夏曾佑、陈任中、周树人等七十名部员为展览会干事，分任管理员、经理员、监察员、招待员、庶务员等职责。后又另委派了白振民、钱稻孙、陈衡恪等人为审查员。
　　展览会于1914 年4 月21 日开幕，5 月20 日闭会，历时整一月。会址即在手帕胡同教育部西首会场，共分五个分会场，计十一室。参加的省区有直隶（即今河北）、湖北、江苏、浙江、奉天（即今辽宁）、黑龙江、新疆、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河南、福建、安徽、四川、湖南、江西、山西、陕西、山东、甘肃以及日本神户华侨同文学校。展品共计有八万二千余件，参观者达二万九千一百六十六人次。后于展品中选出一百零四种计一百二十五件，送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展览会。第一届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结束后，由审查员就文章、书法、绘画等门类，评骘出甲、乙等第，并颁发奖章，以资奖励。
　　其次，在所遗存的文献中，有关鲁迅的史料很值得我们探觅考证。1964年顷，当我在上海旧书店得到这本《纪要》时，曾就若干问题并附原书寄呈唐弢先生请教，承他于1965 年元月5 日复信说：“书中第一张照片后排第三人确是鲁迅，旨趣也确是鲁迅手笔，要不然，也是经过他修改润色的，因为思想、口气、文笔都是他的。”这里所说的“旨趣”，即《纪要》中“章程”
　　栏所刊布的儿童艺术展览会《旨趣书》。这份《旨趣书》，我们曾反复研读，诚如唐弢先生所指出的，它出于鲁迅手笔，或者至少是经过鲁迅润饰的。在这篇不及千言的《旨趣书》中，言简意赅地反映了鲁迅当年的美学观点与教育思想。为提供大家共同研讨，相互切磋起见，现将《旨趣书》全文引录如下：
　　人自朴野至于文明，其待遇儿童之道，约有三级。最初曰育养。更进，则因审观其动止既久，而眷爱益深，是为审美。更进则知儿童与国家之关系，十余年后，皆为成人，一国盛衰，有系于此，则欲寻求方术，有所振策，是为研究。
　　研究儿童，为术不一，或察其体质，或观其精神。今儿童艺术展览会者，则审察精神之一端，中国十五岁以下儿童所心营手造，略见于此。览者可藉以见知识之发达，好尚之所在，外物之关系，及土风之不同。
　　知识之发达者，谓凡所造者，其由简而繁，由疏而密者如何也。好尚之所在者，谓于平日习见诸物，其取舍如何也。与外物土风关系者，谓居口岸与内地，居市与居村，生农家与商家，其制作之殊别如何。生此省与他省，其殊别又何如也。
　　儿童之精神，虽以外物而有殊别；然有不可不同具者，则为中国国民应有之德与智与美三者。所以养成之者，则有小学校，与社会教育。然事以比较而良，学因博见而进；今儿童艺术展览会者，则研究教育之一端，全国已入及未入学校儿童之所造作皆有之，览者于此，可藉以见各地家庭之情形，外物之影响，教育之状况，及其教法之善否。
　　惟第一次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事属草创，收集不多，而旨趣所在，则总得两端：一在研究儿童，为改良教育之根柢；一在改良教育，即研究儿童之成绩。故会中所列，非必足为教育楷模之精品，亦非可与成人争胜之杰作，仅为平常儿童所制之物而已。然其所以有研究之价值者，亦正在此。
　　今世所尚制造创作百工技艺，虽皆专门绝诣之事，然其能力思虑，无不根柢于幼时。
　　故结线刺豆之属，为事虽若甚微，而其效则能令儿童之观察渐密，见解渐确，知识渐进，美感渐高。他日之有所成就者，大抵肇端于此。且为今日之国民，其智虑情感，皆不能不求进于精密高尚之域，以期增益中国之文明，而与列邦齐轨。则今日之会，虽甚简质，然其有裨于中国之将来者，当非浅鲜也。
　　如果我们将这份儿童艺术展览会《旨趣书》与鲁迅同时期写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刊于1913 年2 月出版的《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一册。
　　以下简称《意见书》）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其间的思想观点是相通的。如《意见书》中“美术之目的与致用”一章，阐述了美术可以用以“表见文化”、“辅翼道德”、“救援经济”的社会功用；而《旨趣书》也同样认为艺术能使儿童“观察渐密，见解渐确，知识渐进，美感渐高”。又如《意见书》在论及美术的陶冶诲诱功能时，认为它可以促使人们“高洁之情独存，邪秽之念不作，不待惩劝，而国乂安”，亦可望收到净化民风，时清国治的效果；《旨趣书》则认为“中国国民应有之德与智与美三者”，“美育”尤为养成“儿童之精神”之要素，其效能与影响“实有裨于中国之将来者，当非浅鲜也。”再如，《意见书》指出了美术在发展与外国交往中的作用：“美术弘布，作品自胜，陈诸市肆，足越殊方。”而《旨趣书》也认为艺术足以“增益中国之文明，而与列邦齐轨。”应该指出：上述诸点，在强调艺术（包括美术）的作用方面，难免有过分之处，但爱国主义的激情却溢于纸面。两篇文章都希望通过“发美术之真谛，起国人之美感”，亦即用以揭示生活的真理（“启人生之闷机”），并达到“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想”的目的，最终以臻“与列邦齐轨”，甚至而超越过“殊方”——外国。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即《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与儿童艺术展览会《旨趣书》是包含着鲁迅早期美学思想的姊妹篇，它们互为补充地反映了鲁迅当年对于艺术与现实诸问题的观点。关于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美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著名的学位论文《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中就批判了美学中的唯心主义，揭示了艺术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可以作为“生活的教科书”，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和了解社会，揭示“人的心灵的辩证法”，进而剖析了所谓“纯艺术”不过是一句虚伪的谎言，针对“唯美的伊璧鸠鲁主义”评判道：“这就是把文学的范围紧缩到荒唐的程度，就是陷入最狭窄的片面化和偏执里”。当时鲁迅的美学思想是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等进步的美学观有某些近似之处的，诚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他的早期美学思想的核心是唯物主义。这一论点，在上述《意见书》、《旨趣书》姊妹篇中就可找到毋庸置疑的论证。鲁迅在其中不仅强调了生活美是第一性，艺术美是第二性的，而且论述了艺术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美感作用。
　　民国元年一度担任过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作为一个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家，曾提倡“以美育代宗教”。在民国元年九月二日教育部颁发的第二号部令《教育宗旨》中申明：“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将向所忽略的“美感教育”列入“教育宗旨”，这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开风气之先的创举。在稍后颁布的第十二号部令《小学校令》中，更详尽阐明了有关“美感教育”的“教则”，其第八条云：“手工要旨在使儿童制作简易物品养成勤劳之习惯”；其第九条云：“图画要旨在使儿童观察物体具摹写之技能兼以养其美感”；其第十条云：“唱歌要旨在使儿童唱平易歌曲以涵养美感陶冶德性……歌词乐谱宜平易雅正使儿童心情活泼优美”。以上强调与推行美育的宗旨及具体措施，对于长期置于封建教育重轭下的中国儿童来说，不啻是一种废除桎梏的解放，当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所以当时鲁迅等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追随之、拥护之。
　　不料，蔡元培去职之后不久，教育部即废除美育，鲁迅在1915 年7 月12 日的日记中记有：“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在这一时期，鲁迅对美术的提倡实际已经超越了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他在这一方面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已站到当时时代的前列。
　　现在虽然没有完整的文献足资引证，但从以下几点可见端倪：1913 年2 月发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对“何为美术”、“美术之类别”、“美术之目的与致用”，“播布美术之方”等都有系统的阐述，认为美术是征表“国魂”、踔厉“精神”、辅翼“道德”的有力手段，呼吁应“发挥而光大之”。在此之前，鲁迅还于1912 年6 至7 月五次前往北京夏期讲习会讲演《美术略论》（惜稿已佚），内容虽难以臆测，但其中竭力鼓吹美术的意义与功效，则是可以肯定的。而刊载在《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中的这一篇《旨趣书》，则更进一步阐扬了“美育”的作用，认为儿童“他日之有所成就者，大抵肇端于此”。以上都无不说明，鲁迅作为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当时是非常重视美育的社会功利目的的。
　　第三，《纪要》还为我们保存了鲁迅的文字遗产。其上的“附录”栏刊载的有两篇文章：《儿童观念界之研究》和《儿童之绘画》，皆为译文，前者译自日本高岛平三郎等所著之《儿童学纲要》，后者译自美国张伯仑所著之《儿童：人的进化的研究》，均未署译者姓名。但据《鲁迅日记》，1914年11 月27 日条记有“夜译《儿童观念界之研究》讫”，可以明确判断前一篇即为鲁迅所译，且为鲁迅研究者多年寻觅无着的佚文。后一篇《儿童之绘画》为周作人所译，《鲁迅日记》1914 年2 月22 日条记有：“夜得二弟信并所译《儿童之绘画》三叶”，3 月2 日条记有：“得二弟信并所译张百仑《儿童之绘画》三叶，全篇已毕”。《纪要》出版后，鲁迅将样书寄给周作人也见于日记，即1915 年4 月16 日条记：“上午寄二弟信……又寄……《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二本”。唐弢先生在1964 年9 月26 日致笔者函中写道：“鲁迅这一译文，我编《补遗》时曾从《日记》中发现篇名，却始终不知道发表在什么刊物上，一直是个疑问，现在算解决了。”鲁迅先生这篇长达万余字的译文，在湮没逾半个多世纪之后重新发现，当然是一件值得欣喜和庆幸的事。1964 年春，我曾在《光明日报》撰文介绍，但惜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国外的鲁迅研究者由于地域的阻隔，未及留意殊不足怪；但国内某些有关鲁迅的出版物中，在涉及这篇译文时都付阙如，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如王观泉所编纂的《鲁迅年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 年3 月初版）中，1914 年部分也曾记述筹办儿童艺术展览会事，并说：“编有展览会报告书，未发现。”至于《儿童观念界之研究》则注云：“译文，原著者不详，译稿未发现。”又如复旦大学、上海师大、上海师院《鲁迅年谱》编写组所编之《鲁迅年谱》（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 年3 月初版），在引录《鲁迅日记》“夜译《儿童观念界之研究》讫”条后注云：“本文原著者不详，译稿佚。曾否发表待查。”鉴于以上情况，我觉得《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以及佚文《儿童观念界之研究》，实在有稍加详细地介绍的必要，于是草就此文，以飨鲁迅研究的同好。
　　附记：本篇于湖南人民出版社主编的《鲁迅研究文丛》第一辑披载之后，日本东京奈良和夫先生于1980年7月26日来信指出：拙文中云《儿童观念界之研究》“译自日本高岛平三郎所著之《儿童学纲要》”不够准确，经他查阅原书，发现《儿童学纲要》系日本儿童学会编辑，大正元年（1912）出版，其中辑有有关儿童学论文十五篇，包括元良勇次郎的《儿童研究》、仓桥惣三的《儿童研究的概况》、石川贞吉的《儿童的异常精神》等，以及高岛平三郎所撰之《儿童的知识与感情》、《儿童观念界之研究》、《想象作用的研究》、《关于儿童概念的内容》、《论儿童的性情及我国国民性的缺点》、《少年期的心理》、《关于少年期伦理感情的研究》、《青年期及其教育》等论文八篇。感谢奈良和夫先生的匡正与补充。复按《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鲁迅于译文《儿童观念界之研究》标题下以小字注云：“译日本高岛平三郎撰文在《儿童学纲要》中”，文义本来很清楚的，是笔者想当然地认为《儿童学纲要》系高岛平三郎的专著，而其实是一本合集。另据其他资料得知，高岛氏还编有《歌咏儿童的文学》，著有《儿童研究》一书，一并附志于此。
　　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丰碑——《支那小说史》
　　1935 年顷，鲁迅先生的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经日本友人增田涉翻译，由东京赛棱（号笛）社出版了题为《支那小说史》的日译本。应增田涉之邀，鲁迅亲自为之作序，欣喜地说：“听到了拙著《中国小说史略》的日本译《支那小说史》已经到了出版的机运，非常之高兴。”①同年6 月10日，鲁迅在致增田涉的信中说：“《中国小说史》豪华的装帧是我有生以来，著作第一次穿上漂亮服装。”
　　《支那小说史》出版于昭和十年（1935 年）七月。书品端庄凝重，确乎装帧得非常漂亮豪华：布面精装，书顶烫金，重磅道林纸印刷。装帧与题签均为赛棱社主——三上於菟吉，可见该社对这部力作的重视。置于我案头的这部初版本虽然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剥蚀，仍然簇新、厚实地矗立着，不减当日的“金碧辉煌”。书脊上一行“支那小说史鲁迅著增田涉译”的金字，在墨绿色麻布底纹的映衬下照旧熠熠发光。书的开本较大，宽十五厘米，高二十二点五厘米，厚达四点五厘米，计有五百多面。无论装帧的精美，还是开本的开阔，抑或书页的厚度，都超过了当时已出版的鲁迅各种著译，难怪鲁迅在致增田涉的信中高兴地说：“我喜欢豪华版”。又对另一位日本友人山本初枝说：“我的书这样盛装问世，还是第一次。”这本书一出世就受到读者的欢迎，更使那些鲁迅著作版本的收藏家爱不释手。
　　《支那小说史》的扉页则设计得很朴素。在粗细相间的栏框中，分行排列着：“鲁迅著增田涉译支那小说史东京·サィしン社版”等字样，看来也出于三上於菟吉氏的手笔。版权页上粘有钤着增田涉印章的版权印花，发行者署名盐谷睛如。
　　正文卷首就是鲁迅专为日译本所撰之序，后署“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灯下”。次为增田涉所写《译者的话》，文末署明于1935 年3 月25 日作。然后是鲁迅分别于1923 年及1930 年写的序言和题记，都是悉照中文原本移译的。卷末则有增田涉于昭和十年七月十三日所写的《跋》。
　　增田涉《译者的话》，是一件中日文化交流的可贵实录。译者极为推重《中国小说史略》的学术价值，强调指出，“原著一经问世，立即博得各方面的绝赞，不仅一般研究家，连专门研究家也仰仗此书而获益非浅。受此书刺激或启发，不断出现中国小说史上的新发现和新研究，原著在中国小说研究上可称为是划时代的。”译者高度称颂原著者严谨、勤奋的治学实践，诸如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锐意穷搜关于小说史的片断记载，把大量散佚的资料进行考核、整理并化成小说史的体系，将缤纷多姿的中国古典小说加以搜辑、分类、考订、评析等，认为鲁迅“虽然总览历来各家的记载，又从独自的见地而下严正的推断”，并且“在自己的字里行间，闪烁着尖锐的批评锋芒，可以窥见‘作家鲁迅’的面貌”。译者还热情洋溢地写道：“作家鲁迅的名字，是因为《阿Q 正传》而在中国文学史上闪烁着不灭的光辉。同时，鲁迅作为文学史家乃至学者，因《中国小说史略》，恐在百年后，仍被世人称誉。”
　　以上皆并非过誉之词，出自一位日本友人之口，就令人倍感亲切与信服。译者还叙述了在鲁迅指导下译介该书的过程：译者曾在上海听作者依据此书改订本所作小说史的讲解，每日约三小时，在作者寓所度过几个月。一边听讲① 《且介亭杂文二集·日本译本序》。
　　解一边笔记字义的解释。后来是根据那笔记尝试译日文，翻译中遇到疑问时再一一用信请教作者。如此约有两年，直到译文完稿。这段授者谆谆善诱、学者孜孜不倦的中日文化交流的佳话，增田涉后来在回忆鲁迅的专著《鲁迅的印象》（日本雄辩会讲谈社1948 年11 月初版，角川书店1970 年12 月增订重版；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0 年5 月出版了钟敬文的中译本，据后一版本翻译）以及讲演《我的恩师鲁迅先生》（1974 年10 月19 日在纪念会的讲话，刊于1975年3月由日中友好、鲁迅先生仙台留学七十周年纪念祭实行委员会编辑发行的《鲁迅祭记录集》）中都曾更详尽的追忆过，但这里是最初的记述，当更翔实无误。
　　最后，译者介绍了作为《中国小说史略》的“副产品”——《小说旧闻钞》、《古小说钩沉》和《唐宋传奇集》，认为鲁迅辑录的《稗边小缀》和《小说旧闻钞》，“作为考据资料，对小说史研究有益的地方不少”。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可能是第一次由增田涉透露出鲁迅的未刊稿——搜辑从周到隋的古佚小说的《古小说钩沉》，这部书稿在鲁迅生前一直未能出版。此外尚须指出的是，这篇《译者的话》在出版前曾邮奉鲁迅过目。鲁迅在1935年6 月10 日致增田涉的信中说：“《译者的话》多蒙费心赞扬，不必再加改动，只有三处误植，已代为订正。”鲁迅订正之处今虽已不可考，但曾经他首肯并校阅，这点则是毋庸置疑的了。
　　增田涉译介这部学术著作的态度是极其认真的，不仅谨守“信、达、雅”的圭臬，而且凡是遇到难解之处，均驰函鲁迅请教。从现存鲁迅致增田涉书简看来，其中1933 年5 月20 日函、6 月25 日函、9 月24 日函、11 月13 日函，1934 年5 月18 日函、5 月31 日函、6 月7 日函、6 月27 日函，1935 年2 月27 日函等，都论及《中国小说史略》，回复了增田涉所提出的问题，并将原文作了两次订正。增田涉自己也用力甚勤，细心地将原著引文作了校订，如他发现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中所引纪昀《姑妄听之》提及《牡丹亭·叫画》，而《牡丹亭》中并无此出，类此情节为该剧第二十六出《玩真》。为此他专门写信给鲁迅，鲁迅在复信中说：“我不大了解戏曲，或者在《牡丹亭》原本中的《玩真》，也许是后人演唱时改题为《叫画》，也许是纪昀的失误。”①增田涉后来则在这段行文的注释中注明《叫画》即同剧第二十六出《玩真》。即此一端，也足可窥见译者的一丝不苟。为了便利日本读者，原著中引文均据中文照录，另再附日译；凡认为难解之词，还一一加以注释。除了名词、史实、典故等的诠释而外，在有些篇章中，译者还插入了若干学术性的补注，不仅显现了增田涉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渊博学识，也赖此保存了鲁迅当年对译者的议论。如第二十篇《明的人情小说》（下）
　　篇末译者注云：“进入清朝以后，才子佳人小说仍绵绵相继出书，盖在通俗方面，因所谓才子佳人，尤其是小说的好题材。原著者本来把才子佳人小说看成没有价值——原著者对译者说，因为要编小说史，所谓才子佳人小说也非放进去不可，要放入，就必须将原书一一看过，但他的内容的愚劣方面是颓丧，看了这些，实在闭口无言——因而，在这里也仅奉彼世所称道的四种，进入清朝后，追随这种踪迹的等等，尽量省略，也有不提及的，但正如这种小说广泛蔓延一样，古代日本，这种小说，不少被舶载进来——可看图书寮的《舶载书目》（此书记载了自元禄八年到宝历四年的舶载书）及《小说字汇》（好象有天明四年的题辞，宽政三年刊行）的引用书目，或古旧的文库、图书馆的藏书目录。最近，郭昌鹤在《文学季刊》创刊号及第二期中，写了《佳人才子小说研究》，将这类东西一起加以研究，据说：“才子佳人小说，存在的有四十九部，目存书无的一部，共计五十部。’将书名按年代次序列举，记录了卷回，撰稿人，其中闻名的，且有较详的内容介绍。”其中鲁迅论及才子佳人小说之处，不见鲁迅致增田涉书简，想必是于1931 年春夏间从鲁迅学《中国小说史略》时笔录了鲁迅的上述议论，然后整理写在此处的。
　　① 《鲁迅书信集·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致增田涉》。　　
　　增田涉翻译的底本是1930 年的“订正本”。实际上，鲁迅为了对日译本负责起见，又对该书作了一次校订。如1934 年5 月31 日致增田涉函，其中提及的对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中《红楼梦》部分的订正，就是根据当时小说史研究的新进展所作的。还有一处则为第二十六篇《清之狎邪小说》中《花月痕》作者魏子安生平的补正，原著中“子安名未详……”至“然其故似不尽此”均删去，日译本中加入了：“子安名秀仁，福建侯官人，少负文名，而年二十八始入泮，即连举丙午（1846）乡试，然屡应进士试不第，乃游山西陕西四川，终为成都芙蓉书院院长，因乱逃归，卒，年五十六（1819—1874），著作满家，而世独传其《花月痕》（《赌棋山压文集》五）。秀仁寓山西时，为太原知府保眠琴教子，所入颇丰，且多暇，而苦无聊，乃作小说，以韦痴珠自况，保偶见之，大喜，力奖其成，遂为巨帙云（谢章铤《课余续录》一）。然所托似不止此”。这段文字对于魏秀仁的生平厘剔颇详，著者舍去了原书中根据《小奢靡馆脞录》撰述的内容，另按新发现的资料作了更详尽的考订。
　　译本的最后，增田涉还写了校毕的《跋》：“这本译注本的印刷校正，极为费事，我一人为此而忙碌，常感叹校正不易进展。那时，畏友法政大学讲师松枝茂夫兄，鼓励我且协助校正，每逢有关译文及注释的修改时，给予有益的帮助。那种诚挚的友谊，使我永感不忘。特此对松枝茂夫兄的厚谊深表谢意。”由此可知，松枝茂夫对于《支那小说史》的译成也作了推动与协助。后来，松枝茂夫也是著名的汉学家与鲁迅研究者。早在1937 年，他就参加了改造社版的《大鲁迅全集》的翻译工作；1940 年，与增田涉等合译了包括鲁迅作品在内的《现代中国随笔》（东成社版）；1955 年，他又为岩波书店全译了《朝花夕拾》；1956 年，增田涉、竹内好合译了十三卷本的《鲁迅选集》（岩波书店版）；1973 年，为讲谈社译了《世界文学全集》之九十三卷《鲁迅》……增田涉翻译《中国小说史略》以后，参加了《鲁迅选集》（1935 年岩波书店版）、《大鲁迅全集》（1937年改造社版）、《现代中国随笔集》（1940年东成社版）、《鲁迅作品集》（1946年东西出版社版）、《鲁迅选集》（1956　年岩波书店版）等鲁迅著作的翻译；同时，还独自翻译了《鲁迅的话》（1946年创元社版）、《阿Q 正传》（1962 年角川书库版）二书。此外，撰写了《鲁迅的印象》，参与编选了《鲁迅指南》（1956 年岩波书店版）。作为一位知名的汉学家，他还写过《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专著。在他六十岁诞辰时，他执教的大学还专门出版了“增田涉教授还历纪念”的专集《中国六大小说论集》。可以说，增田涉为向日本人民介绍鲁迅乃至中国文学，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值得我们永远忆念。
　　《支那小说史》的出版问世，是中日两国文化使者友谊的结晶，也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丰碑。駸駸半个世纪过去了，鲁迅和增田涉都已作古，但他们以自己的心血培植的中日文化交流之花，将盛开得更加艳丽夺目！
　　附记：文中所引《译者的话》等，均请前辈作家萧岱先生译出，谨此致谢。
　　艰辛的犁痕有益的规箴——《创作的经验》
　　在三十年代的书市上，充斥着各式各样东抄西袭的所谓《小说作法》，《创作入门》，乃至《文坛登龙术》之类。这些以牟利为目的的劳什子，随着时间的流驰都被洗汰无踪了。鲁迅曾针对这种敛钱的骗术写道：“凡是有志于创作的青年，第一个想到的问题，大概总是‘应该怎样写？’现在市场上陈列着《小说作法》、《小说法程》之类，就是掏这类青年的腰包的。然而，好象没有效，从《小说作法》学出来的作者，我们至今还没有听到过。”
　　（《且介亭杂文二集·不应该那么写》）但是，鲁迅并不反对文学青年学习那真切无伪、实事求是的创作经验。例如他曾推荐苏联文艺评论家惠列赛耶夫的论著《果戈理研究》，要求一个懂俄文的青年朋友将这本探究果戈理世界观及其创作经验的书译成中文。这就是后来由文化生活出版社于1937 年3月出版的《果戈理怎样写作的》。
　　鲁迅自己曾经写过一篇创作经验——《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一本题作《创作的经验》的书中，该书由天马书店于1933 年6月初版。这本书中鲁迅、郁达夫、茅盾、洪深等有关创作经验的文字，大多写于1933 年3 月至5 月；全书十六篇文章都并非转载而是第一次刊发。有些篇章，如田汉的文章劈头就写道：“S 兄要我写一点关于创作经验的文章”；柳亚子的文章也说及：“S 先生编辑一部《创作的经验》，要我写一点东西”……
　　由这些迹象推测，这本集子可能是与天马书店有关系的适夷编的。1979 年春我访问了适夷先生。这位满头华发的老文化战士见到我给他看的这本《创作的经验》，风趣地说：“久违久违！”随之回忆道：“这本书确是我编的，后记也是我写的。编这本书得到了鲁迅先生的赞助，他提供了文章与资料，还亲笔为它题签。”他还谈到《创作的经验》的编辑与出版，主要是为了给“左联”筹措经费，所以得到以鲁迅为首的著名左翼作家的支持；同时，为了使内容更加充实，并使倾向性不那么显著，以免引起鹰犬的注意，也约请了一些非“左联”成员而有相当影响的作家撰稿。之后，又据天马书店主持人之一楼炜春回忆《创作的经验》出版后很受文学青年欢迎，在七个月内再版了两次，作者义务写稿，把稿酬全部捐作“左联”的活动费。鲁迅先生除特地为该书撰写《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而外，还介绍日本作家高见顺的一篇《写得出与写不出》，叫适夷译出来放在书后，作为附录。
　　这些回忆，使我对鲁迅先生与《创作的经验》的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检索《鲁迅日记》，1933 年度鲁迅与适夷以及天马书店的交往是甚为频繁的，我想除了“左联”工作与天马书店出版《鲁迅自选集》事宜而外，则肯定是与《创作的经验》有关了。《鲁迅日记》1933 年3 月5 日条记有：“上午寄天马书店信。”《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文末即署1933 年3 月5 日作，想来5 日信中可能附有此稿。3 月9 日日记有：“晚往致美楼夜饭，为天马书店所邀，同席约二十人。”此次邀宴可能也与《创作的经验》有关。4 月13 日日记记有：“得适夷信，即复。”信佚，疑其中附有应适夷请为《创作的经验》所写的题签。6 月18 日日记记有：“午后得《创作的经验》五本，天马书店赠。”此后的日记中尚有将《创作的经验》分赠友好（如许寿裳）的记载。鲁迅自始至终对这本书是极为关切的。
　　《创作的经验》开本不大。封面底纹绘有从古代图案中撷取的连锁式花纹，系出自陈之佛的手笔；在浅黄与嫩绿相间的背景上，鲁迅手书的“创作的经验”几个红字显得更加夺目。封面里页印有天马书店出版物图案，即两匹展翅飞腾的天马，朝旭日风掣电驰般地翱翔追索，也许象征着一种向往与战取光明的精神吧。扉页上的书名沿用封面的鲁迅手迹；版权页则注明出版于1933 年6 月，证之《鲁迅日记》，倒是没有衍期。
　　在三十年代同类出版物中，《创作的经验》可说是内容最丰实的一本，作者的阵容也相当强劲可观。其中既有“五四”巨涛里戏波弄潮的老兵，也有左翼文艺中破土而出的新苗，甚至还有清季诗坛上振髯而吼的宿将；他们畅叙的经验包括小说，诗歌，戏剧创作等方面，并且阐述了自己文艺观与创作观的变迁、发展。辑入该书正编部分的有创作经验谈十六篇，其中计有：鲁迅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茅盾的《几句旧话》，郁达夫的《再来谈一次创作经验》，叶圣陶的《随便谈谈我的写小说》，丁玲的《我的创作生活》，田汉的《创作经验谈》，华汉的《谈谈我的创作经验》，张天翼的《创作的故事》，郑伯奇的《即兴主义的与即物主义的》，鲁彦的《关于我的创作》，洪深的《我的经验》，柳亚子的《我对于创作旧诗和新诗的感想》，施蛰存的《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以及适夷的《痛苦的回忆》。从以上篇目的作者姓氏可见，截至三十年代前期为止所涌现的中国现代知名作家，十之八九都撰述了自己的创作经验。我还检视过以上文章篇末注明的写作日期，鲁迅先生是交卷最早的一名，于此也可见先生对此书的鼎助。
　　续编部分包括两个附录：“附录一”系选取已发表的国内著名作家的文字，其中有鲁迅的《的成因》，茅盾的《我的回顾》，冰心的《小说集自序》，郁达夫的《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附录二”系选载国外作家的有关文字，其中有高尔基的《和工人作家的谈话》（林琪译），绥拉菲摩维支的《我怎样写的？》（曹靖华译），以及日本作家高见顺的《写得出与写不出》（适夷译）。《铁流》作者绥氏的文章原载于三闲书屋版《铁流》，估计也是鲁迅向《创作的经验》编者提供的。
　　编者在《编辑后记》中申述了编辑意图：摈弃那些“天才从天而降，灵感由灵而生”的妄言谬说，证明《小说作法》、《创作入门》之类的荒诞不经，使读者从有成就的作家的经验中，得知“文艺的路不是一条轻巧的路，创作事业是一种刻苦的事业”。其次——……每个作家都有他独自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他们从创作经验中所锻冶出来的，多少可以给想从事创作的人以一种参考，一种选择。要从他们的作品以外，更明白的看出他所抱的态度，心境，对于事物的观点，使用技巧的心得等等，这只有作家的经验才能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就抱了一个宏愿，准备普遍的征求作家的自述，编成一本创作的经验，使那些专门找作文入门的人，可以有机会认识一些创作的实践的途径。
　　这里揭示得十分清楚，最终目的还是为文学青年提供范例，并指出所谓“经验”，不限于技巧的精拙、用笔的得失，还包含“态度”、“心境”、“观点”，实际上即世界观。中国文学界有代表性的左翼作家、进步作家的创作实践，对于广大文学青年当然具有相当的启发与诱导作用。
　　《编辑后记》末尾表示：“我们应该感谢执笔的诸家，他们大半是很忙迫的写作生活中，特地为我们抽出时间来的。有几位先生，还在编制上指导了我们，替我们找到两个附录的材料。又足深感。”我想，鲁迅先生应该是这“几位先生”中最热诚、最主动的一位吧。
　　说实在话，我们还应该感谢《创作的经验》的编者。正是由于他的创议与组稿，促使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等中国第一流的作家写下了这些可贵的篇章：是他们辛勤垦殖新文学莽原的犁痕，是他们悉心培育文学新军的箴言，不仅有裨于当时青年作家的创作，而且也是如今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可靠资料。就是从鲁迅研究的角度来考察，鲁迅为《创作的经验》特地撰写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正是研究鲁迅思想轨迹与创作道路的重要文献。因为在这篇文章中，鲁迅追述了自己从事小说创作的动因、过程与心得，并根据创作实践，阐扬了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必要，批判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资产阶级文艺观，强调了文艺“为人生”亦即为改革社会服务的原则；同时就典型化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并结合小说创作的结构、语言、细节等介绍了许多经验。正因为如此，这篇文章一再为鲁迅研究者所征引与探究。除此而外，《创作的经验》的其他篇章中，也有一些值得珍视的鲁迅研究资料。例如柳亚子在《我对于创作旧诗和新诗的感想》中写道：“我最近又发现鲁迅先生的旧诗是不可多得的瑰宝，曾从《现代杂志》二卷六期上抄到下面的一首：“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郁怒清深，兼而有之。我想，在庚白所编的四院长诗钞中，怕找不到这种好诗，更无论‘满洲国’宰相郑太夷先生的《海藏楼诗集》了。”
　　将鲁迅旧诗喻为“瑰宝”，盛赞其“郁怒清深”——这话出自“南社”创始人之一柳弃疾先生之口，当非肤泛的谀词；从鲁迅旧诗研究来说，这可能也是万氲千氤第一声罢！
　　《新文学研究》及其他——学者沈从文的一面
　　作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沈从文（1902 至1988），其丰硕的小说创作，在文学史有如矗立的丰碑，自不待言；其晚年所撰《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史》等论著，亦显示了他作为学者博洽精深的一面。
　　人们常说由于五十年代创作环境的阙如，沈氏才被迫转向学术研究，这当然是事实。但是，从事研究对沈氏而言并非改弦更张，另起炉灶，其学术生涯至少可追溯到三十年代初。谓予不信，有书为证。
　　寒斋柘园藏有沈从文手撰的讲义《新文学研究》与《中国小说史讲义》，就是有关的佐证。前者系沈氏1930 年在国立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史的讲义，由该校铅印线装出版；后者系稍后在上海暨南大学讲授小说史的讲义，与孙俍工（1894 至1962）合编，由该校出版室铅印洋装出版。《沈从文文集》及其他有关出版物，均未辑入这两部佚著，尤其是前者，似乎从未有人提到过。
　　中国新文学史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究竟是何人何时在何校首先开设该课程的，一直是研究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的学人所关注的问题。八十年代初，我曾赴京托北大王瑶教授转请朱自清先生的哲嗣朱培隽，央其将朱自清二十年代末在清华大学的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检出提供出版。结果所见到的讲义有油印、铅印以及剪贴与手稿参半的三种，后由赵圆女士整理刊发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文艺论丛》，王瑶师还为此特撰《先驱者的足迹》一文志念。朱先生在清华开设此课始于1929 年春季，当然是开天辟地第一家。
　　然而翌年沈从文就在武汉大学开设《新文学研究》，亦可谓堂而皇之的“亚军”了。可惜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未及记录沈先生的劳作，希望将来修订时能补进去。
　　我们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最早在中国开设现代文学史课的朱、沈二位，都是新文学运动的骁将，他们各自丰硕的创作成果已在当时的文坛影响遐迩，故而皆为开设该课的最佳人选，深谙此中三昧的夫子自道总比隔靴搔痒辈高明多多。
　　《新文学研究》外观质朴，摺页线装，书面上仿古籍贴有红纸书签，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洗汰，仍残留有殷殷浅赤，上镌宋体“新文学研究”数字。装帧古意盎然，内容却是与“古”不相侔的簇新的新文学史（从1916年揭起“文学革命”之旗算起，至1930 年才不过短短的十四五年），这种别具风味的“调和”，可能正出自作者锦绣的匠心。
　　卷首部分置署“从文编”的《现代中国诗集目录》，共著录“五四”以来的新诗集凡八十六人，一百二十八目。这是自新诗诞生以来最早的一份目录，比阿英（1900 至1977）所编新诗目（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卷》）
　　和柳倩（1911—）所编《中国新诗目》（刊《文学》月刊），都要早上好多年。其后乃是正文，题为《新文学研究·新诗之发展》（颇疑应另有一册讲义为《小说之发展》，但多年来遍觅无着），下署“沈从文编”，中缝下鱼尾处则有“国立武汉大学印”字样。讲义析为两部分，前半为讲述的作品引例，后半为作家作品编。纵览前半，大致可以窥见沈氏对新诗分期以及流派、倾向的看法，乃至或一作家、作品的衡估，兹将有关标目引录如下：
　　第一期后半期诗由文体的形式影响及于散文发展的标准引例（例举郭沫若《夜步十里松原》，俞平伯《菊》，朱自清《静》，沈玄卢《玻璃窗》等）
　　第一期的在纯散文上发展的引例（例举胡适《乐观》，周作人《小河》，沈尹默《月》等）
　　从尝试中求自放仍然成就于旧形式中之作品引例（例举李大钊《山中即景》，刘大白《我愿》，刘半农《忆江南》等）
　　第二期转入恍惚朦胧的几个作者的作品（于赓虞《骷髅上蔷薇》，鲁迅《墓碣文》，李金发《松下》，高长虹《从民间来》等）
　　第一期新诗在小诗方面之成就（例举胡适《江上》，康白情《疑问》，汪静之《过伊家门外》，冰心《春水·六》等）
　　第三期诗第一段引例（例举戴望舒《夕阳下》、《雨巷》，蓬子《新丧》，邵洵美《春天》，胡也频《我喜欢裸体》等）
　　在文字中无节制的一些作品引例（例举王独清《别了》，蒋光慈《血祭》，陈醉云《海的舞曲》等）
　　沈氏关于以上新诗分期及其特征的讲述，可惜都已随风而逝，不可复得（除非有当年学生听课的笔记发现，然这一希望是十分渺茫的），但从上所引录的标目与引例，我们仍然可窥测与探究出若干信息。
　　后半全为沈氏自撰的新诗论文，有《论汪静之的〈蕙的风〉》、《论徐志摩的诗》、《论闻一多的〈死水〉》、《论焦菊隐诗》、《论刘半农〈扬鞭集〉》、《论朱湘的诗》等，姑不论研究的水准与深度，就当年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现状看来，尚未有任何一个其他研究者对新诗史作过如此密集的探讨，何况以上研究对象都是“五四”以降新诗坛的最活跃分子，或是湖畔诗社的翘楚，或是新月派的中坚，或是现代格律诗的里手，或是象征主义的信徒，或是民谣俗曲的模仿者……其中有的作品还曾是论争的中心，如《蕙的风》因胡梦华攻击其为“堕落轻薄”的作品而引发轩然大波，周作人、章衣萍、鲁迅等都愤而反击胡的澜言，鲁迅甚至将他写进历史小说《不周山》（女娲两腿中间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沈氏有关中国新诗史的论述，应视为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
　　至于另一本《中国小说史讲义》，已在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拙著《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第五章中详加论析，就不再于此饶舌了（正好借冯伟才兄的宝地作作广告，一笑）。
　　小引
　　中国古典小说中若干珍本秘籍散藏于日本各公私文库，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本世纪以来，许多前辈学者前往扶桑探觅这一部分国内久佚的民族文化瑰宝，可谓辛苦备尝，功不可没，例如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董康《书舶庸谈》、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傅芸子《白川集》、王古鲁《稗海一勺录》等，都在在铭记着他们在东瀛访书的劳绩。趋步以上前辈学者的后尘，丰实与拓展中国小说史的研究，是我多年来的夙愿；承蒙日本文部省学术振兴会的盛意，聘我在东京大学文学部从事研究半年，作为东京大学外国人研究员，得到了尾上兼英、丸山■、伊藤虎丸、阿部幸夫、佐治俊彦、藤井省三、小林二男、山口守、芦田肇、近藤龙哉、饭■容……诸教授的关爱与照拂，使我有机会遍访各公私藏家，有幸浏览与蒐集了有关中国小说史的许多珍罕典籍。
　　归国之后，厘剔成篇，承黄俊东、董桥先生赐以发表的机会，曾以《东瀛访稗录》为题连载于香港《明报月刊》。今择取若干，编入是辑，以志生命史上饶有兴味的一页。
　　稗海衔微
　　冯梦龙《三教偶拈》及其他
　　在中国文学史上奠定了话本小说地位的明代文学巨匠冯梦龙，一生著述与编纂的作品达五十多种。然而由于清廷的禁毁，加上岁月的洗汰，自然的剥蚀，其传世之作日渐寥落。即使是他编纂的话本总集《三言》，虽然数百年间脍炙人口，可是博洽如鲁迅，他在二十年代撰述《中国小说史略》时，仅只见到《三言》之一《醒世恒言》，其他的《警世通言》与《喻世明言》，直至五十年代始据日本藏本过录本排印流播。
　　近年从日本迻入的还有冯梦龙任福建寿宁县知县时所撰的《寿宁待志》，此书对于研究冯的恤民思想与仁政措施，当不无参考价值。
　　作为一名冯梦龙的崇拜者与研究者，在日期间颇留意蒐集有关他的资料，先后找到了几种国内久佚的冯梦龙著述，较重要的是他创作的小说集《三教偶拈》，包括《王阳明出身靖难录》、《济颠罗汉净慈寺显圣记》、《许真君旌阳宫斩蛟传》，分别代表儒、释、道三教。此书系明季刊本，原为日本著名汉学家长泽规矩也氏双红堂文库的藏书，今归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殆为天下孤本。国内从未见诸著录，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亦失记。刊本大型，每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卷首有《序》，署名“东吴畸人七乐生”（据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冯有诗集《七乐斋稿》，今已不传），后并钤有“子犹”的阳文印章与“七乐斋”的阴文斋名章。《序》惜已残，略云：“是三教者，互相讥而莫能相废，吾谓得其意皆可以治世，而袭其迹皆不免于误世。”又云：“余于三教概未有得，然终不敢有所去取。其间于释教，吾取其慈悲；于道教，吾取其清净；于儒教，吾取其平实。所谓得其意，皆可以治世者此也。”其中还叙及了是书的创作意图与纂辑旨趣：“偶阅王文成公年谱，窃叹谓文事武备，儒家第一流人物，暇日演为小传，使天下之学儒者，知学问必如文成，方为有用。因思向有济颠旌阳小说，合之而三教备焉。”以上对于窥测冯梦龙思想与创作的堂奥，当有所裨益。
　　在这部丛书性质的小说集中，第一卷系冯梦龙依据史实（主要凭藉《王文成公年谱》）撰述的讲史体小说，正文书题为《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难录》，署“墨憨斋新编”，约六万余字。第二卷正文题为《济颠罗汉净慈寺显圣记》，系据旧本传摹，全书约三万余言，此书与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明隆庆三年（1569）四香高斋平石监刊《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基本相类，仅作了些许文字上的修改。第三卷正文题为《许真君旌阳宫斩蛟传》，系据万历三十一年（1603）萃庆堂余泗泉刊本《新镌晋代许旌阳得道擒蛟铁树记》
　　（邓志漠作），文字较邓本简洁，约三万余言。
　　冯梦龙《三教偶拈》小说集的发见，对于冯梦龙研究的深入将有所裨益。
　　因为冯崇尚“李贽之学”，而李卓吾则系王阳明学说的左派弟子；冯为“儒家第一流人物”王阳明立传的因果渊源，于此中可获取更多的消息。
　　此外，我在皇家图书馆——宫内省书陵部获睹了《燕居笔记》，署“明叟冯梦龙增编、书林余公仁批补”，国内亦无传本。日本国内书目均著录其为“清初刊本”，其实不然，我认为是明刊本。所谓“明叟”，并非作“明代老者”解，而是“睿智明达之长者”的意思，若“明公”、“明府”之谓。
　　另一有力证据是，“批补”刊刻者余公仁附刊于卷末的《南窗语录》，系余自著诗文，其《容忍》篇云：“我明锺伯敬先生为文宗时”云云，显系明人口吻。
　　书凡二十一卷，前九卷，下十三卷，从目录中可以测见冯梦龙增编的原版本是与《万锦情林》、《国色天香》等明代通俗类书一样分为上下栏的，即前九卷属上栏，下十三卷属下栏。卷首有图二十余帧，图像优美，线条流畅，绝非草率之作；每图各系以赞，作者有邹迪光、李王孙、董其昌等，并有冯梦龙的题辞二则，此外则多为刊刻者余公仁的题跋，署有余元长、公仁子、一笑道人、书淫子、秃庵子、南窗道者、三峰居土等别号与笔名。前九卷的内容有：一卷诗类；二卷吟、词、歌、赋、曲类；三卷文、赞、箴、铭、状、序等类；四卷判、疏、辩本类；五卷古今尺牍、雁鱼笺、情札等：六卷楹联类；七卷记类；八卷亦为记类；九卷传、录类。前七、八、九卷中羼有
　　话本小说《郑元和嫖遇李亚仙》、《张于湖宿女贞观记》、《玩江楼记》、《绿珠坠楼记》、《杜丽娘牡丹亭还魂记》、《柳府尹遣红莲破月明和尚记》、《东坡佛印二世相会传》等多篇，赖此而保存了接近宋元旧本原始形态的话本，应属十分珍罕的小说史料。下之一卷至十二卷为传奇小说与话本小说，传奇小说有《三奇志》、《钟情丽集》、《双双传》、《三妙传》、《天缘奇遇》、《拥炉娇红》、《怀春雅集》、《五金鱼传》、《觅莲记传》等；话本小说有《刘之普天锡佳儿》、《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转运汉巧遇洞庭红》等。下之十三卷系梓行者余公仁的诗文，有《南窗笔记》、《南窗诗集》之类。如今，冯梦龙增编的《燕居笔记》原刻本似已不可复见，那末这部硕果仅存的通俗类书虽非冯编的原来面目，然仍将有裨于对冯梦龙热衷通俗文化编创活动的认识与研究。
　　其他，日本公私文库尚庋藏有冯梦龙所编撰的《中兴伟略》、《中兴实录》、《春秋定旨参新》等，以及散见于若干典籍的片断资料，譬如在仓石文库所藏明刊本《龙图公案》卷首就发现了冯梦龙的题辞，系以手迹摹刻，署名“犹龙”。相傍题跋的尚有屠隆、汤显祖、明明居土等。
　　值得一提的尚有如下一段文字，即在明万历年间所刊笑话集《绝缨三笑》的《序》中见到有关评论冯梦龙作品的话：“笑话旧俗刻无论，近刻收稍广而加以议论者，自《笑林评》始，然识浅而见迂。……其强人意者，则《童痴三弄》中《笑府》，此故自有韵之士所辑，非笑话不录，又烦简笔削之间，各自有致。”《绝缨三笑》于国内亦未见著录，王利器氏所辑《历代笑话集》所附：《历代已佚或未收笑话集书目》亦未列目，想来国内散佚已久，此书恐已属天壤间仅存的孤本，今藏东京大学图书馆。该《序》称冯梦龙为“有韵之土”，颇赞誉其所纂辑的《笑府》，这可以算是有关冯梦龙的最早评论之一罢；同时还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知的信息，即冯梦龙自《童痴一弄·树技儿》、《童痴二弄·山歌》之后，还曾编辑过包括《笑府》在内的《童痴三弄》，这是冯梦龙研究者过去所未了解的。
　　1988年5月4日
　　李渔小说佚作二种
　　清初著名作家李渔以创作稗官野史为职责，曾不无自豪地说：“吾于诗文非不究心，而得志愉快，终不敢以稗史为末技”，在举世视小说为“小道”、“末技”的封建时代中，这不能不是惊世骇俗之言。事实上，李渔在小说创作方面实有所建树，为自己奠定了在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席地位。与李渔同时代的诗人杜濬推重他道：“野史中第一手也”，“为从来小说之冠”，如就有清一代的拟话本创作而言，这些评语是符合实际的。
　　众所周知，李渔的拟话本集有《无声戏》初、二集，《连城璧》全集、外编，以及《十二楼》。后一种传本甚夥，然前两种却极为稀见。例如故小说史家马隅卿不登大雅之堂所藏《无声戏合集》，仅残存两篇。大连图书馆所藏原日人冈间乔挹玉楼钞本《连城璧》，亦系残钞本。
　　我在日本先后看到了尊经阁所藏《无声戏》与佐伯文库所藏《连城璧》，两者皆为全帙足本。
　　《无声戏》系清顺治间原刊本，其扉页有日本著名汉学家长津规矩也氏的题跋，末署“辛未晚秋拜观”，辛未当为1931 年。卷首有伪斋主人所撰《序》，末钤有“伪斋主人”（阳文）、“掌华阳兵”（阴文）二印章。“伪斋”其人，有的研究者谓为王谦，有的则谓为张缙彦，未知孰是。小说凡十二篇，约十五万言。每页八行，行二十字，写刻。前有图十二帧，各系以赞。所画人物飘逸生动，大有陈洪绶（老莲）之风。书衣署“觉世稗官编次睡多祭酒批判”，按“觉世稗官”即李渔笔名，“睡乡祭酒”即为不仕清朝的诗人杜濬.李渔作为一个“生忧患之中，处落魄之境”的良知未泯的作家，故而在他的拟话本创作中，也渗透着对于饱经忧患的黎民百姓的悲悯与同情。他不再重复以往小说中封侯拜相的发迹变泰与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而以封建社会所鄙薄的“卑贱者”作为歌赞的主人公，其中有忠厚诚笃的待诏（理发匠）、急公好义的运弁（低级运粮官）、聪慧机智的农妇、克己奉公的皂隶、忠诚不二的奴仆、茹苦抚孤的婢妾、蔑视豪贵的优伶、乐于助人的乞丐等等。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宗法制度下，倡、优、隶、仆，皆是被贬抑为“下九流”的底层民众，李渔如同开璞琢玉的巧匠，发掘并谕扬了他们精神的崇高与品质的晶洁。不但如此，他还将“卑贱者”的光明磊落，与巧取豪夺的榨取者，见利忘义的食利者，以及口是心非的矫情者，一一作了对比性描绘，这是难能可贵的。
　　高奕在《新传奇品》中评论李渔的戏曲创作有如“桃源笑傲，别有天地”，迻来评骘其小说创作亦颇中绳墨。李渔提出了关于小说的新观念，称谓小说为“无声戏”，认为小说与戏曲是“同流与异派”的姊妹艺术，戏曲是有声的小说，小说乃无声的戏曲，二者有若干相通之处与共同之点；同时还发挥了作为戏剧理论家与创作家的优势，将某些戏曲艺术的招数融汇于小说创作之中，丰富与革新了小说的表现手法。
　　我所见到的李渔第二部小说佚作是《连城璧》，清初刊本，凡十八篇（全集十二卷，外编六卷），约二十余万言。正文写刻，每页八行，行二十字。
　　这也是仅存的天下孤本，较大连图书馆所藏间乔山人挹玉楼（日人冈间乔室名）钞本与日本私家所藏田边五兵卫钞本不仅多两篇，而且外编的篇次亦不同。佐伯文库所藏《连城璧》十八篇与尊经阁所藏《无声戏》初集相较，前者全集中丑、卯、辰、巳、未、酉、戌等七集，与外编中礼、乐、御、数、书等五集，同于《无声戏》初集的十二回。《连城璧》全集中子、寅、午、申、亥等五集，笔者认为选自已佚的《无声戏》二集（《无声戏》二集疑为六篇，其中有一篇因涉及张缙彦而贾祸，后来“合两者而一之”时，必因其违碍而“逸去”了），另有外编射集《说鬼话计赚生人显神通智恢旧业》，则显系为补苴因贾祸而舍去的那集而新作的，该集末尾写道：“这桩妙事流传至今，使《连城璧》集之中又添一段佳话”云云，便是明证。
　　《无声戏》与《连城璧》共保存了十八篇小说，连同《十二楼》十二篇，共得三十篇，这可能就是目下所能看到的李渔拟话本创作的全部了。以上对于李渔在中国小说史上地位的衡估，乃至整个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其价值自不待言。
　　话本钩沉
　　在明代通俗类书中辑入了若干单篇话本，这些话本大多保留了宋元旧本的原始形态，不啻是研究中国小说史的重要资料。在日本时经多方搜觅，蒐集了以下篇什：
　　从东京大学文学部所藏孤本《万锦情林》（万历二十六年双峰堂余文台刊本）中辑得《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张于湖女真观记》、《裴秀娘夜游西湖记》等。
　　从蓬左文库所藏孤本《轮回醒世》（万历间金陵聚奎楼刊本）中辑得《五鼠闹东京》、《假尼恣奸》等。
　　从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骚坛摭粹嚼麝谭苑》（明金陵世德堂刊本）中辑得《月明和尚度柳翠传》等。
　　从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林近阳编《新刻增补全像燕居笔记》（明余泗泉萃庆堂刊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冯梦龙编《增补批点图像燕居笔记》（明刊本）、内阁文库所藏何大抡编《重刻增补燕居笔记》（明金陵李澄源国盛堂刊本）等三种《燕居笔记》中辑出了《柳府尹遣红莲害禅师记》、《绿珠坠楼记》、《郑元和嫖遇李亚仙记》、《杜丽娘牡丹亭还魂记》等。
　　此外，还发见和蒐集了若干种为孙楷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未曾著录或者著录错误的拟话本集，兹分述如下：例如，佐伯文库所藏《龙阳逸史》，系明崇祯五年刊本，凡二十篇，醉竹居士作拟话本集。《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明清小说部甲类话本篇未著录，
　　仅据刘廷玑《在圆杂志》卷二所叙及的书名而误植于明清小说部乙类烟粉小说篇内，并注云：“未见”。此书刻绘俱精，惟专写南风，媟亵备至，表现了作者的卑下趣味，然对于明季社会的淫靡，吏治的黑暗，士风的颓放，宵小的横行等等，仍不失一定的认识价值。
　　属于孤本之列的尚有《幻缘奇遇》，亦系佐伯文库所藏，清初爱月轩刊本，十二卷十二回，每回演一故事。国内仅大连图书馆藏一残钞本，只存第二、第七两回。另有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所藏《一片情》亦系孤本，清顺治间刊，题“沛国樗仙”作，此人疑即为李渔《巧团圆》传奇作序之樗道人。四卷十四回，每回演一故事。国内只有中央美术学院藏一仅存三回的残本。此外，尚有《飞英声》、《再团圆》、《载花船》、《警世奇观》、《四巧说》、《八洞天》等孤本与罕本，兹不赘述。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绝无传本的《拍案惊奇二集》（别本），亦为佐伯文库藏本，凡三十四篇，第一至第十卷与《二刻拍案惊奇》同，后二十四卷疑系用陆人龙所编纂的《型世奇观》旧版刷印。《型世奇观》原印本今已不可见①，赖《拍案惊奇二集》与稍后的《三刻拍案惊奇》保存了该书三十八篇，距四十篇全帙亦已相差无几，藉此亦可得窥此佚作的大概。
　　此外，无穷会织田文库所藏《换嫁衣》、《移绣谱》两种拟话本集，皆隶属于《纸上春台》丛书，亦为天壤间仅存的孤本。还有些话本集虽然并非孤本，然较国内藏本刊印早、版本佳，例如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欢喜奇观》山水邻原印本，内阁文库所藏崇祯四年袭氏刊本《鼓掌绝尘》原印本，皆系极珍罕的版本。
　　① 此文作于1988 年，时陈庆浩博士尚未在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发现《型世言》原刻。
　　尚有话本集《照世杯》，过去仅知日本有钞本流传，并有明和间和译本，而国内亡逸已久，至1928 年由陈乃乾以董康自日本携归之抄本排印，作为《古佚小说丛刊》之一，始在国内流传。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12 月《照世杯》新一版《出版说明》云：“本书传本极少，在日本有传钞本，共收四卷四则，是否全帙，已不可知。孙楷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有日本明和间刻本，即据钞本付梓者。”此中因未见原本，不免有失察之处。我在佐伯文库见到了《照世杯》的原刻本，书衣题：“谐道人批评第二种快书照世杯酌元亭梓行”，“酌元亭”的“元”字有明显剜改痕迹，《序》中的“酌元主人”之“元”字亦然，这显然是康熙改元时为避玄烨讳所采取的措施，则其书成于顺治间可以肯定了。原刊本刻绘颇精，所附精图四帧，人物神采飞湍，场景绘写逼真，绝非后来依样画葫芦的“绣像”所可比肩。正文写刻，每半页八行，行二十字（行款、字体与李渔《无声戏》初集十分相似，时间俱为清初，地点同在杭州，此中关系，似可探究）。我将原刻本与日本明和二年孔雀道人和译本、海宁陈氏《古佚小说丛刊》本，以及现今排印本作了比勘，发现有若干不同之处，举其荦者而言，即和刻本与国内排印本的《序》皆漏刊了一段文字，以致造成文句不通、义不可晓。其原序第二段为：今冬过西子湖头，与紫阳道人、睡乡祭酒纵谈古今，各出其著述，无非忧悯世道，借三寸管，为大千世界说法。（其中标有著重点者，即为和刻本与国内排印本所误夺部分——引者）
　　举此一端，可见寻觅、查对原刻本的重要，不然，人们将永远讥诮《照世杯》的作者酌道人连篇短序也写不通顺了。1988 年5 月8 日
　　《型世言》探溯
　　在日本访书的重要收获之一是得睹了别本《拍案惊奇二集》，此书原以为仅巴黎国家图书馆庋藏，学界数十年来皆认为这是海内外仅存的孤本；当我看到了佐伯文库所藏的同一版本时，为有幸目睹这明代重要的话本集而雀跃不止。
　　《拍案惊奇二集》三十四卷三十四篇，篇演一故事。前十卷系袭用尚友堂《二刻拍案惊奇》旧版，每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卷十至卷三十四，每半页九行，行二十宇，显系利用了另一书的版片。至于后一部分的“来历”，颇有不同的看法。
　　最早著录别本《拍案惊奇二集》的中国学者是小说史家郑振铎，他于1927年所写的《巴黎国家图书馆之中国小说与戏曲》一文中则已引录了它的子目，然而是当作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的续书来著录的；稍后，到1930 年写《明清二代的平话集》时，郑才对“这部世间流传得绝少”的拟话本集作了“细审”，方认为它“并不就是二刻拍案惊奇”，不过对它评价甚低，判断其为“杂凑各书而成的一部坊刻伪本”。刘修业于五十年代出版的《古典小说戏曲丛考》中亦曾考释此书，辨认此书有十五篇是“采用《幻影》的”，结论是“则是书实尽拼凑之大观”，同样轻视此书的版本价值。以上是两位曾亲睹是书学者的看法，他们的实地调查研究，使国人得知了流失在外域的孤本小说的信息，其功是不可没的；其他未曾目验的学者所撰有关小说史著述，如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谭正璧《古本稀见小说汇考》等，亦大都沿用了郑、刘二位的说法。
　　然而，我细检此书，发现它并非如以上前辈学者所考定的其大部分篇什系取自《幻影》，实际上其刷印年代较《幻影》为早。
　　别本《拍案惊奇二集》卷十一至卷三十四，凡二十四卷，每卷卷末均有署名“雨侯”的评语，雨侯系明季钱塘人陆云龙的号，故我认为它与陆云龙所刊刻的拟话本集《型世言》有密切的承袭关系。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集部总集类著录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明崇祯间陆云龙所编《皇明十六家小品》，并钞引了该书所附徵文启事内拟刻书名，其中有“刊《型世言二集》〔徵海内异闻〕”一项，王加按语云：“所谓《型世言二集》者，后似刻为《二刻拍案惊奇》，余在巴黎曾见之。”《型世言二集》是否刊刻，我认为尚成疑问，而《型世言》初集据此徵启即可断定其于此之前早已行世，不然何来拟刻二集的启事。据我在东京所见之《皇明十六家小品》，卷首《序》未署有“癸酉仲夏钱塘翠娱阁主人陆云龙雨侯甫题”，按癸酉当为崇祯六年（1633 年）；由此可推定《型世言》初集当刊行于崇祯初年。
　　别本《拍案惊奇二集》诚然是将《二刻拍案惊奇》（尚友堂版，刊刻于崇祯五年，即1632 年）与《型世言》初集（刊刻于崇祯六年，即1633 年之前）两书的版片拼接成的，然其刷印年代当在明王朝覆亡以前，即崇祯十七年（1644 年）之前，最迟也当在南明鲁王朱以海灭亡之前（清顺治三年，即1646 年）。而《幻影》，绝非是有人所说的“明末刊本”，而是入清之后利用《型世言》初集版片经过剜改而刷印的。
　　之所以认为别本《拍案惊奇二集》为明印、《幻影》为清印，在于：一、《幻影》虽也同样利用了《型世言》初集的版片刷印，然而进行了较大的剜改与剔除：一是将全部标目改为五言对仗句。二是将陆云龙署名雨侯的评语全部删落，而这些评语剜去的原因只能是因为有清廷严禁的违碍字样。如别本《拍案惊奇二集》第十八卷《老衲识书生于未遇忠臣保危主而令终》卷末评语：“雨侯曰：国破家亡，更望谁怜其忠？靖难中一干死节行遁诸君子，真忠臣也！然业为君臣，听其流离道路，每一念及，能无怃然乎！
　　则程编修之间关卫主，固一忠之尤耳。”这种彰明忠贞于故国旧主的议论，显然不会为入主中原的异族统治者所容，故亦可作《幻影》系入清以后刷印的佐证。三是将若干涉及抵御外族侵略、张扬民族气节的篇什剔除殆尽，如别本《拍案惊奇二集》第二十四卷《无福官叛而寻死有才将巧以成功》言及外族对明的攻掠骚扰：“目今为乱、为患中国的，东有建酋，黥有安位、奢安明、奴酋之事不必言……”所谓“建酋”，即指位于建州的清王朝前身后金政权，此等字样在清代是要遭灭族之祸的；又如第十九卷《卖富差贫夫妇拆散寻亲行孝父子团圆》则更直接写到了“宋国公征哈纳”之役，诸如“大兵已至辽阳，点兵调将，出师北伐，以定辽挥使全武备为前锋将军，部下三千人马先行冲阵”等等，这些写明王朝抗击努尔哈赤的故实，更要被清统治者目为“大逆不道”，《幻影》的辑者当然不敢编入了。
　　二、据郑振铎原藏《幻影》残存七回本来看，每回开首均有“明·梦觉道人西湖浪子辑”字样，标明前朝名号，更是入清重编刷印的铁证。
　　三、别本《拍案惊奇二集》卷首有图十七页，《幻影》无图，问题不在图的有无，而在于是否为《型世言》初编的原图。关于前者的图，刘修业曾说：“此书插图，亦系拼凑而成”，并指明其来源之一为《今古奇观》。我认为并非拼凑而成，前三页图也不是《今古奇观》插绘；我见过明版《今古奇观》，其图为圆形，而此则为满幅方图；另外第四至十七页图，我均找到了与之相对应的作品，如图四为第十二卷插图，图五为第十七卷插图，图六为第十八卷插图，图七为第二十卷插图，图八为第二十二卷插图，图九为第二十一卷插图，图十为第二十四卷插图，图十一为第二十七卷插图，图十二为第二十九卷插图，图十三为第卅卷插图，图十四为第卅一卷插图，图十五为第卅二卷插图，图十六为第卅三卷插图，图十七为第卅四卷插图。从中可以看出刻绘俱精，绝非草率之作，而这些正是《型世言》初编的原版插图。
　　四、藏于宫内厅书陵部的《舶载书目》第十七册（编号二十五）系享保十一年（即清雍正四年，公元1726 年）所记录者，有《幻影》壹部十本，凡八卷三十回的著录（孙楷第《书目》卷三《幻影》条谓“日本享保十二年〔吾国清雍正五年〕《舶载书目》曾著录此书”，有误。），其时距明亡已八十多年，亦可作《幻影》非明末刊本的旁证。
　　总之，别本《拍案惊奇二集》是在明代刷印而最接近《型世言》原作，在目今《型世言》初编原本未发现之前，它可作为我们研究的主要依据。
　　我认为自《型世言》初编以下的版本沿革是：《拍案惊奇二集》——《幻影》——《三刻拍案惊奇》，梦觉道人与西湖浪子均系清代的选辑者，而决非作者。日前法国科学研究中心陈庆浩博士莅舍下晤谈，在述及以上观点时，我们的意见竟不谋而合，为此我感到十分欣慰。
　　陆云龙作为一个重要的明季通俗文学家，我们所了解的实在太少了。关于他的身世，仅在其师李清（字心水，号映碧，晚号天一居士，崇祯进士，著有《澹宁斋集》、《三垣笔记》等书，归安姚氏所刻《禁书总目》载有他所著的《赐环疏》与所撰的《甲乙编年录》二种）在为陆云龙编《明文奇艳》所作《序》中见到：“湖上陆雨侯，为诸生，有名，博古搜奥，几同耑愚，已刻有《文归》、《行笈》，及《十六家小品》”，虽寥寥数语，亦弥觉珍贵了。陆云龙校辑、评选、刊刻的书籍，所知见的有：《翠娱阁评选明文奇艳》（卷首有崇祯丙子〔1636年〕陆云龙自序）、《皇明十六家小品》（有崇祯癸酉〔1633年〕自序）、《皇明八大家》、《翠娱阁评选行笈必携》、《翠娱阁评选锺伯敬先生合集》（有崇祯丙子陆云龙序）、《合刻繁露太玄大戴礼》（有天启乙丑〔1625 年〕陆云龙序），惟其评选的《明文归》，迄今未见有传本。
　　陆云龙所刊刻的小说，除拟话本集《型世言》初集外，尚有章回体的时事小说两部：一是《峥霄馆评定出像通俗演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题“吴越草莽臣撰”，崇祯元年〔1628 年〕峥霄馆刊本，北京图书馆藏），一是《新镌出像通俗演义辽海丹忠录》（题“平原孤愤生戏笔”、“铁崖热肠人偶评”，卷首有崇祯壬申〔1632 年〕翠娱阁主人序，日本内阁文库藏）。王重民在《中国善本书提要》中曾言及：“不知峥霄馆为谁氏斋名？”我认为“翠娱阁”为陆云龙书斋名，“峥霄馆”则为其刻书处名，如同袁于令之“剑啸阁”。
　　“峥霄馆”所刊刻的小说，日本日光轮王寺还藏有一种，即清溪道人（方汝浩）所著《批评出像通俗演义禅真后史》，卷首有据手迹摹刻的翠娱阁主人（陆云龙）于崇祯己已（1629 年）所撰序。
　　有关陆云龙的生活与创作轨迹，笔者所知甚少，敬希海内外学者赐教。
　　这是一位富有浓烈爱国思想与正义感的作家，其小说创作的成就足可与同时代的冯梦龙、凌濛初相颉颃，我们有责任不要让他的业绩被历史的尘沙所掩埋。
　　附记：此文发表数年之后，法国科学院陈庆浩教授在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藏书中发现佚失了四百多年的《型世言》，后由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影印出版。承陈教授惠赠一部，至为感谢。拜读导言，复按原书，再观拙篇，见所为“探溯”基本符合其版本演变过程，不免颇感欣慰。惟《型世言》署“钱塘陆人龙君翼甫演”，即陆云龙之弟人龙所作，这是我未见原书无法预测的——不过我仍怀疑陆云龙可能也是作者。
　　《龙阳逸史》之类
　　清康熙间人刘廷玑于《在园杂志》卷二评议“近日的小说”时，除列举了《野史》、《浪史》、《河间传》等“流毒无尽”的秽书外，还特别指出：“更甚而下者，《宜春香质》、《弁而钗》、《龙阳逸史》，悉当斧碎枣梨，遍取已印行世者尽付祖龙一炬，庶快人心。”后三种专写“南风”的小说，经过有清一代的严禁，皆已传世甚鲜，尤其是《龙阳逸史》，恐早已湮没无存，同治七年（1868 年）江苏巡抚丁日昌明令应禁小说淫词书目中，只有《宜春香质》、《弁而钗》，而不见有同类性质的《龙阳逸史》，可见在十九世纪中叶，《龙阳逸史》亦已久不流传于世了。
　　《龙阳逸史》等专演“南风”的三种拟话本集，皆刊刻於明季崇祯一朝，正是那淫靡颓放的世纪末式社会的产物，然而作为或一历史时代的文化形态，自有其特殊的认识作用与文学价值，即使被历代封建卫道者目为“淫书”者也不例外。
　　以上三种传世极稀，甚至已成孤本的明代小说集，我都是在日本访书时寓目的：
　　《宜春香质》，拟话本集，四集二十回，题“醉西湖心月主人著”、“且笑广芙蓉僻者评”、“般若天不不山人参”。每集五回，各以风花雪月为名，集演一故事，崇祯间笔耕山房刊本。日本天理图书馆藏，原为我国小说史家马廉旧藏，书衣有“鄞马廉字隅卿所藏图书”印，正文首页有马氏书斋“不登大雅之堂”室章。刊刻颇精，有图十六页，正文每半页八行，行十六字。
　　《弁而钗》，拟话本集，四集二十回，题“醉西湖心月主人著”、“奈何天呵呵道人评”。每集五回，各以情贞记、情侠记、情烈记、情奇记为名，集演一故事，崇祯间笔耕山房刊本。图存十七页，正文每本页九行，行十八字。该书系特别买上文库的藏本，我是在距白金台寓所不远的都立中央图书馆内读到的。
　　《龙阳逸史》，拟话本集，不分卷二十回，题“京江醉竹居士浪编”，回演一故事，崇祯间刊本。首有圆图二十页（刻工为洪国良，即系刻崇祯本《金瓶梅》、峥霄馆本《禅真后史》等插图者），各系以赞。正文每半页九行，行二十字。卷首有蔗道人作于崇祯壬申（1632 年）的《题辞》与新安程侠同年所作《叙》。佐伯文库藏，恐为硕果仅存的孤本。兹将其标目引录如次，以供小说史研究者参考：
　　第一回挥白镪几番虾钓鳖醉红楼一夜柳穿鱼
　　第二回小做作见面酒三杯大铺排倒身钱十贯
　　第三回乔打合巧诱旧相知小黄花初识真滋味
　　第四回设奇谋勾入风流队撇华筵惊奔快活场
　　第五回行马扁便宜村汉子判鸡奸断送老扒头
　　第六回六十载都小官出世两三年浪荡子收成
　　第七回扯嘴皮人前撇假清赌手段当场打死虎
　　第八回烟花女当堂投认状巡捕衙出示禁男风
　　第九回风流客魂断杏花村窈窕娘怒倒葡萄架
　　第十回小官精白昼现真形网巾鬼黄昏寻替代
　　第十一回娇姐姐无意堕牢笼俏乖乖有心完孽账
　　第十二回王林园痴儿耽寡醋凝芳院浪子斗双鸡
　　第十三回乖小厮脱身蹲黑地老丫鬟受屈叫皇天
　　第十四回白打白何须破钞光做光落得抽头
　　第十五回十四五儿童偏钝运廿二三巳冠正行时
　　第十六回趋大老轻撇布衣贫献通衢远迎朱紫贵
　　第十七回活冤家死里逃生倒运汉否中逢泰
　　第十八回画招牌小官卖样冲虎寨道士遭殃
　　第十九回果骨朵细嚼后庭花歪鸟辣遍贴没头榜
　　第二十回没人心剑诛有义汉有天理阴报没情儿
　　其中所展示的一幕幕人欲横流的丑恶现象，所楬橥的贩卖幼童以供淫乐的罪恶事实，使我们对于中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作了一番令人颤栗的回顾。
　　1988年6月6日
　　《僧尼孽海》及其他
　　托名“南陵风魔解元唐伯虎选辑”的《僧尼孽海》，国内早已散佚无存，惟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谭正璧《中国佚本小说述考》、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等书中有简约著录，然上述作者所见者或为残钞本，或仅据传闻，故均不甚确切。
　　吾所目睹者为佐伯文库所藏的明刊原本，不分卷，正编二十五目，凡三十二则，附辑十一目，凡十三则，共四十五则。有图十二页，各系以吴歌俗曲一首。正文每半页八行，行十八字。卷首有署“吴趋唐寅字子畏撰”的《题词》，显系伪托。因唐寅生于成化六年（1470 年），卒于嘉靖二年（1522年），而是书中万历年号屡见，最迟者为万历丁酉（1597 年），其时距唐寅逝世已七十余年了。《僧尼孽海》曾为祟祯间刊拟话本集《鼓掌绝尘》所述及，该书月集第三十九回有：“两个小沙弥恰好坐在山门上，拿著一部《僧尼孽海》的春书，正在那里看一回，笑一回，鼓掌不绝。”《鼓掌绝尘》刊刻于崇祯辛未（1631 年），以此可推算《僧尼孽海》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至崇祯五年（1631 年）之间。
　　孙楷第于《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三《僧尼孽海》条下写道：“此书以文言演述，所载皆出家人之不守清规者，间采古事，与其他小说集同。”并注明所见者为千叶掬香旧藏，今归长泽规矩也的钞本，凡三十二则。傅芸子《白川集》云：“盖所谓尼者乃僧乔装之尼，非僧尼共犯猥亵行为之尼也。”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亦云：“然所谓尼者，乃是僧人乔装的尼姑，并非女性。”前二位在日本所见者皆为千叶掬香、长泽规矩也所藏的钞本，此抄本今藏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系仅有半璧的残钞本，原刊本附辑十一目十三则写女尼不守清规事均不见于钞本，以至有如上议论。胡可能残钞本也未曾寓目，故只能以讹传讹。指出这些微疵并非妄图非议前辈学者之不谨（他们均受条件所囿），而是想强调研究第一手原版资料之重要。
　　《僧尼孽海》中篇什长短不一，也并非全部“以文言演述”，有的全用文言文，有的则文白相间，实际上是由传奇文与话本羼合而成的选辑本。叶德均在《戏曲小说丛考》中指出：“近人泥于成见，以为话本只限口语的一类，似有所偏”，认为“明人所谓‘话本’兼指传奇体的”，其言颇是。其实，早于《僧尼孽海》至少五十年的嘉靖时人洪楩所编印的《六十家小说》（今通行本称为《清平山堂话本》），亦是语体话本与传奇文兼收的。还有与《僧尼孽海》同时的另一部小说总集《轮回醒世》，亦是同样的体制与格局。
　　该书正编二十五目卅二则，选辑了五代、唐、宋、元及当代故事，而以宋代故事为多；附辑十一目十三则，则为宋、元与本朝故事。所叙虽多淫秽描写，然亦反映了中国封建时代历史的一个侧面，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与纵容，僧尼的作奸犯科成为民众疾首的社会问题，僧侣队伍的膨胀（王栐《燕翼诒谋录》记宋宣和间，僧道总数已超过了一百万人），他们不事生产，本身就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加上其中败类道德沦丧、鱼肉乡里（陶谷《清异录》、王明清《挥麈三录》、赵葵《行营杂录》均记有僧人诱骗妇女、禁囿奸淫之事），更其令人发指。元代缁流的权势与劣行更其厉害，“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元史》卷二○二《释老传》），于是这些光头的权贵，“气焰熏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胜言”（出处同上）。这些史实在《僧尼孽海》中有更形象的描述，如正编《西天僧西蕃僧》篇就记有元顺帝时“狠髡杨琏真伽，淫毒更甚，凡境中大小女子，先以册籍刷报姓名，至出嫁之日，不论美恶，必先迎至府中强御之，取其元红，然后发归夫家完聚；有得意者，则强留三五夕，摧残狼藉，然后发还，且不时唤入府中，以快己意。设有隐瞒倔强者，登时两家俱罹横祸，财散人离，无复谯类。”这种“腥风膻雨，簸荡恒河；秽露臊云，遮漫沙界”的“黑海”写真，比正史镌刻得更为峭厉而逼真。
　　《僧厄孽海》中某些篇什，尝为尔后的拟话本创作所取资，如附辑第十篇《张漆匠遇尼》记明嘉泰间故事，即周清源《西湖二集》第三十八卷《天台匠误招乐趣》的本事来源。
　　是书正编与附辑之前所刊吴歌，卷首插图所系俗曲，皆为极有价值的俗文学资料，如附辑前所刊《挂枝儿》：小尼姑，想起把褊衫撇下。廿正青春，年纪小，出甚么家。守空门，便是活地狱，难禁难架。
　　不如蓄好了青丝发，去嫁一个俏冤家，念甚么经来守甚么样寡。
　　就中不正记录了被禁锢的富于人性的真情实感么！
　　基于明季淫佚风气的浸淫，与《僧尼孽海》同类的“春书”刊刻了不少，由于清代历朝的禁毁，以及自然、兵火的洗汰，国内已很难见到这些书的原刊本。我在日本陆续看到了属于拟话本集的几种：明山水邻原刊本《欢喜冤家》、明末坊刊本《一片情》、清初刊本《载花船》等。
　　试以《一片情》为例叙谈一二。此书日本天明甲辰（即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 年）秋水园主人《小说字汇》所附《援引书目》曾著录。国内传本甚罕见，惟美术学院藏一仅止三回的残本；我在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见者为一全本，原书系千叶掬香所藏，后归长泽规矩也，今作为长泽氏遗书“双红堂文库”藏本，归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该书卷首置有署“沛国樗仙题于西湖舟次”的《序》，四卷十四回，回演一故事。每半页八行，行十八字。作者笔力酣畅，描摹市井人物不仅神形毕肖，而且口吻酷似，风俗人情也绘写得宛然如画，惟多写迎合当时读者低级越味的秽亵淫猥之事，然从中亦可窥见明季社会颓风之一斑。还可注意的是，作者笔下人物皆非传统故事中的高人雅土，抑或巨商大贾，而是九流之外的痞棍、巫师、待诏（剃头匠）、裁缝等，即当时被目为下贱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角色，这说明作者对下层民众的生活比较熟稔，故在调侃、讥刺的笔调中也时露同情与悲悯。其中有些篇什也触及当时的时事，如《小鬼头苦死风流》篇，就写了南明王朝弘光政权的昏聩腐朽，它不思积极恢复被清兵倾坍的祖宗基业，却急于下旨遴选嫔妃，结果在江浙一带造成了混乱与不安，
　　为这个存在仅一年（1644年5月至1645年5月）的小朝廷留下了不光彩的
　　一帧侧影。故而我认为，即使在这类书中也不乏政治史、文化史、风俗史的资料，更不用说小说史本身了。
　　还有清初刊本《载花船》也极为少见，该书署“西泠狂者笔”、“素星道人评”。国内仅马隅卿藏一残本，今归北京大学。我在东京所见者为著名汉学家仓石武四郎旧藏本，存三卷十回，卷演一故事。每半页八行，行十八字，写刻本。
　　孤本摭谈
　　日本公私文库庋藏中国孤本小说甚夥，就中大多由日本学者绍介过，但国人因未目验，不免有些隔膜，即使博洽如孙子书先生，也因有些书未曾亲睹而误植或失记。
　　我因时间较为从容，更因有孙子书、王古鲁等前辈学者勘探前路的导引，故而浏览与蒐集得比较多些，兹将话本类的孤本简介一二：《飞英声》，拟话本集，题“古吴憨憨生著”。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曾著录此书，但所见者为题着“钓鳌逸客选定”的后印残本，“原书卷数篇数，均无考”。我所阅者系日本汉学家森槐南旧藏，今归东京大学文学部的藏本。四卷八篇，篇演一故事。每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四字，系清初写刻本。恐为天下孤本，甚不经见，兹将其目录钞引如次：
　　卷之一
　　闹青楼女诸葛诗画播声名佳公子丰姿惊粉黛
　　合玉环王朝宗渔色收军妇赵健儿暮年合断环
　　卷之二
　　风月禅得得僧参得禅中风月回回偈方回巧里姻缘
　　三古字寓三古女儿考传题葬暴棺终身享福寿
　　卷之三
　　破胡琴宣阳市才子召用酒馆中故人谈心
　　宋伯秀宋伯秀误入桃源路朱大姐娇妆窈窕娘
　　卷之四
　　三义庐招商店贫子浪多金衡阳县乞儿辱财主
　　孝义刀魏宝儿色衰始从良崔孝童少年发义勇
　　该书国内惟北京大学藏一可语堂刊残本（马廉旧藏），仅存《闹青楼》一篇。胡士莹以为是篇“系选自《锦绣衣》中《移绣谱》第二回”（《话本小说概论》），不确。产生讹误的原因，是因为《话本小说概论》的作者未曾见过亦为孤本的《锦绣衣》。
　　《锦绣衣》，拟话本集，题“潇湘迷津渡者编次”、“西陵醉花驿使、吴山热肠樵叟细评”（孙子书《书目》著录为“西陵醉花樵叟、吴山热肠驿史细评”，有误）。上篇为《换嫁衣》，二卷六回；下篇为《移绣谱》，亦为二卷六回。上下篇各演一故事。每页十行，行二十字。我所见者系无穷会织田文库藏本，亦系天下孤本。其篇目如次：
　　《换嫁衣》
　　卷之一
　　第一回美夫妻割爱就功名淫妇女轻身偷汉子
　　第二回杏村店张拳殴秀才花柳房败奸遭刑法
　　第三回拒美色得美又多金造假书弄假成真节
　　卷之二
　　第四回偷卖嫂错卖亲妻去死守寡反守活夫妻
　　第五回阳路狭更遭阴路狭喜冤家即是恶冤家
　　第六回白魍魉赚杀墨魍魉假州官显出真州官
　　《移绣谱》
　　卷之三
　　第一回误油七子图母又重描狠溺双生女父先落水
　　第二回拿周取纱帽座客皆惊乘夜抱血孩渔翁得利
　　第三回逼杀红娘子妒妇潜逃逐去好先生顽儿肆志
　　卷之四
　　第四回马扁图馆谷月下献媚饿鬼遇恩人雪里重生
　　第五回穷人说旧话字字伤情富户迎新生般般引泪
　　第六回欲认亲生女费尽心机两遇戏文场带回败子
　　谭正璧《古本稀见小说汇考》中《锦绣衣》篇云：“此二种共为八回，每回演一故事，其中颇有见于其他话本集的，如《移绣谱》第三回，亦见《石点头》第七卷《感恩鬼三古传题旨》，不一而足。”此亦为未见原书而造成的臆测之误，因《换嫁衣》、《移绣谱》系各含六回的中篇话本，不存在“每回演一故事”，以及同于其他话本集篇什的问题。《幻缘奇偶》，批话本选集，署“撮合生编”，清初爱月轩刊本，图十二页，卷首有署“撮合生题于駸駸湖小舫”的《叙》，凡十二卷十二回，回演一故事，每半页七行，行十六字。日本天明间秋水园主人《小说字汇》曾援引此书，即其传入日本至迟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以前。我所见者系佐伯文库藏本，殆亦天下孤本。
　　该书刊本国内未见流传，仅大连图书馆藏一残钞本，仅存第二、第七两回。孙子书《书目》著录曰：“此书未见刊本”，“不知全书回数”。据我初步检视的结果，该书编者系据明末清初的话本集选辑而成，如第一回《柳生春不种野合缘王有道错认婚姻谱》即山水邻刊本《贪欢报》续集第六回《王有道疑心弃妻子》，第二回《青春女错过二八佳期少年郎一枕已还冤债》即《古今小说》第四回《闲云庵阮三偿冤债》，第四回《日宜园春花秋错开蒋监生贪缘成孽债》即《欢喜冤家》初集第五回《日宜园九月牡丹开》，第十二回《张溜儿误献美人计陆蕙娘自托终身缘》即《初刻拍案惊奇》第十六回《张溜儿熟布迷魂局陆蕙娘立决到头缘》等。有些篇什则不知其所从出，也许原著已亡佚了。每篇后均有编者撮合生的评语，不过就中颇多迂腐之词。
　　《八洞天》，拟话本集，题“五色石主人新编”，即因《一柱楼诗集》案罹戮尸之祸的徐述夔。凡八卷，卷演一故事。吾所见者为内阁文库藏原刊本，亦天下孤本。惟国内已有整理排印本出版，故不赘述。
　　《四巧说》，拟话本集，题“吴中梅庵道人编辑”，凡四卷，每卷析为六段，卷演一故事。每半页九行，行二十字。我所见者为长泽规矩也氏“双红堂文库”藏本，每卷书衣均有长泽氏的题签。
　　该书简目如下：
　　补南陔收父骨千里遇生父裹儿尸七年逢活儿
　　夕芦花幻作合前妻为后妻巧相逢继母是亲母
　　赛他山假传书弄假反成真暗赎身因暗竟说明
　　忠义报忠格天幻出男人乳义感神梵赐内官须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谓：“凡四卷四种，前二种选自《八洞天》，后二种未详所出。”前二种确同于《八洞天》第一、二卷，另第四种《忠义报》亦同于《八洞天》第七卷《劝匪躬》，惟第三种《赛他山》，不知其选自何书，抑或是编者梅庵道人自己的创作。
　　另外，我还见到了《锦绣衣》、《都是幻》二话本集作者潇湘迷津渡者的另一话本集，是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所未著录的，即《笔梨园》。
　　是书亦同于以上二话本集，每本由两个中篇话本组成，每篇话本均为六回。
　　惟《笔梨园》中第一本已佚，第二本为《媚婵娟》，题“潇湘迷津渡者编辑”、“镜湖惜春痴士阅评”。这位“潇湘迷津渡者”不知为何许人也？他应该算是清代一位重要的拟话本作者，而且从现存的他的三部五篇话本看，思想与文字均颇不俗，希望引起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同道者的注意。
　　尘封五百载的《花影集》
　　作为中国古典小说长河中重要一脉的唐代传奇，历经宋、元的衍化，到了明朝形成了繁盛欣荣的局面。自明初瞿佑的《剪灯新话》、《香台集》、李祯的《剪灯余话》之后，拟作者蜂起，如宣德间赵弼的《效颦集》、嘉靖间陶辅的《花影集》、万历间钓鸳湖客的《鸳诸志余·雪窗谈异》、崇祯间碧山卧樵的《幽怪诗谭》等；乃至中篇传奇小说亦竞相出现，如邱濬的《钟情丽集》，卢民表的《怀春雅集》等。据闻有明一代行世的传奇小说单本、选集与合集，当不下四十种之多。由于此类传本极少，故而某些前辈学人曾经惋叹：“治理明代传奇小说的，都有无从下手之感”①，正因为第一手资料的匮乏，影响了几与明代拟话本创作盛况相埒的传奇小说这一课题的研究，囿使其长期处于沉寂的状态。鉴于此，笔者在日访书期间颇留心于这一类书的搜求，“踵先民之遗躅”，以图赓续前辈学人的劳绩（例如董康于二十年代将日本所藏《剪灯新话》、《剪灯余话》的足本翻刻，使国人得睹这一明代传奇小说代表作品的全帙）。结果所得若干种，堪补明代传奇小说研究资料之不足。
　　小说史家谭正璧氏在其近著《古本稀见小说汇考》中曾述及《花影集》：
　　“可惜《花影集》在国内早无传本，且国内亦无人为日藏本作专文介绍，故除上述三篇外，其余篇目皆不详，因此无从为作详细考述。”可见学界对这部流落异邦的孤本是萦念甚殷的。早于谭著之前，傅芸子在《白川集》中也涉及此书，惜亦语焉不详。
　　承蒙早稻田大学文学部诸教授的襄助，我在该校图书馆见到了这本企望已久的珍籍，虽非明嘉靖间原刻本，而是稍后的高丽翻刻本，在初印本已佚的情况下，这亦可算聊胜于无的可喜收获了。
　　卷首有浙江安吉州学正事张孟于正德丙子（1516）所作《序》，及作者陶辅于嘉靖癸未（1523）所作《引》。从《序》、《引》中可窥见作者的身世与创作是书的动因与旨趣。陶辅，字廷弼，号夕川，又号安理斋、海萍道人，约生于正统五年（1440，因《引》作于八十三岁时，以此推算而出），系明王朝开国功臣大同伯之后，荫袭应天亲卫昭勇之爵。据其自称早年耽读《剪灯新话》、《剪灯余话》、《效颦集》，“读而玩之”，由激赏而至于仿效，遂有《花影集》之作。此外，尚作有《桑榆漫志》、《四端通俗诗词》各一卷。《花影集》的成书年代，据《序》、《引》，又据该集内故事发生的最迟年份弘治十一年（1499），我们可推定是书竣稿于弘治十二年（1500）
　　至正德十一年（1516）的十余年间，梓行则在嘉靖年间（卷末朝鲜通川崔岦跋语云：“兄之同姓从祖父尹斯文溪于嘉靖丙午奉使中朝，购得此集”，按嘉靖丙午为公元1546 年，作者《引》作于嘉靖癸未，即公元1523 年，其问梓时间即在癸未与丙午之间），距今亦駸駸四五百年之久了。
　　全书析为四卷，凡二十二篇，兹将其全目引录如下，并间加案考：
　　卷一
　　《退逸子传》据张《序》，此篇为作者“自道也”，就中表露了作者狷介不群的孤高品格，以及对喜走权门的佞幸之徒的鄙视，贬斥了尔辈“屈肱屏息”以“乞怜取气于人颏下”的奴颜媚骨。
　　① 叶德均：《读明代传奇文七种》，载叶著《戏曲小说丛考》卷中第535 页，中华书局，1979 年5 月初版。
　　《宝镜叹》
　　《得闲堂铭》仍乃述志之作，藉梦中壁虱、蚊、蝇、虱、跳蚤等五虫化身为人，纷纷指斥作者“五常”（仁、义、礼、智、信）匮乏，因以自警。
　　《刘方三义传》叙宣德初年刘方、刘奇事，尝为明代各通俗类书所辑录，如何大抡本《燕居笔记》卷六、冯梦龙、余公仁本《燕居笔记》卷八均辑入是篇。
　　该传对尔后的小说、戏曲创作影响弥深，成为众多作品取资的本事。冯梦龙所纂《情史》卷二情缘类《刘奇》篇即据是篇缩写，且加按语；另冯撰《醒世恒言》卷十《刘小官雌雄兄弟》，亦据此为本事敷衍而成。其他若干明清笔记也据此改作，如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十《女子男饰》，清褚人获《坚瓠续集》卷四《刘方燕巢》，佚名编《古今闺媛逸事》卷四《兄弟夫妻》等皆是。
　　至于戏曲作家据之为本事者更夥，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能品”类列有明王元寿（伯彭）作《题燕记》与黄中正（履之）作《双燕记》，兼述及叶桐柏所作剧，均述“刘方、刘奇事”。另同一作者的《远山堂剧品》“雅品”类列有叶宪祖作《三义成姻》杂剧，本事亦与前同。《南词新谱》中《古今入谱词曲传剧总目》所列范文若（香令）作《雌雄旦》，《曲海总目提要》卷三十佚名作《彩燕诗》，均亦以是篇作本事。
　　《华山采药记》叙陕西潼关吴见理沉溺歧黄之术，终而醒悟的故事。在方士进丹倏而显贵的时代，作者的见解颇为不凡，故张《序》称其“深明黄白导引之非，以醒世人之狂惑”。
　　《潦倒子传》
　　《梦梦翁录》
　　卷二
　　《节义传》叙宣德初陈安妻郝氏殉夫，以陈友王某仗义赡老事。何大抡本《燕居笔记》卷七以《节义双全传》为题辑录此篇。
　　《贾生代判录》
　　《东丘侯传》叙明朝开国勋臣东丘侯花云事。花云，字时泽，濠州怀远县人，明太祖敕封其为东丘侯，《明史》卷二百八十九有传，为“忠义”
　　门第一人。此传较《明史》详赡而生动，栩栩如生地凸现了一个少年俊杰的英姿，正可补正史记述之不足。
　　《广陵观灯记》
　　《管鉴录》
　　卷三
　　《邗亭宵会录》
　　《邮亭午梦》记成化间边将延绥镇帅许靖虏于婆罗堡以一千五百骑成功抵御孛儿忽太子二十五万大军的壮举，血雨腥风，绘声绘色，壮怀激烈，可歌可泣，不啻一篇十五世纪的战争实录，极富史料价值。
　　《心坚金石传》叙元至正间松江府庠生李彦直与张丽容之间坚贞不二的
　　爱情故事。此篇对后世文学创作也影响颇大，何大抡本《燕居笔记》卷七辑录是篇，冯梦龙纂《情史》卷十一情化类以《心坚金石》为题缩写此篇，并加案语云：“夫山水无情之物，精神所注，形为之留，况两情之相感乎！”
　　明无名氏曾据此本事铺排为《霞笺记》，明吕天成《曲品》中评为：“此即《心坚金石传》，死者生之，分者合之，是传奇体。搬出甚激切，想见钟情之苦。”
　　《四块玉传》叙淮阴士子缪以文与唐天宝琵琶幻化的美女欢会事。
　　《庞观老录》叙庞巡检观老审处张舍命、王十万、刘醅瓮、李顶缸、四水和聚讼事，类后之公案小说。
　　卷四
　　《丐叟歌诗》
　　《翟吉翟喜歌》篇中记有：“往者瞽者缘衣食，故多习为稗官小说，演唱古今。愚者以为高谈，贤者亦可课睡。此瞽者赡身之良法，亦古人令瞽诵诗之义也。”此段文字可视为有关小说史的珍贵资料。
　　《云溪樵子记》
　　《闲评清会录》
　　《晚趣西园记》
　　卷末有朝鲜通川崔岦于万历丙戌（1586）所作跋语，则此高丽刻本梓行于万历十余年之际。
　　《花影集》惟见于明高儒《百川书志》卷六及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
　　子部小说类著录，然可能在入清不久就亡佚了，故《四库全书总目》亦未收录，后亦不复见学者及藏书家述及，可见在中土散佚已久。作为中国小说史，尤其是传奇小说发展史上一部重要作品，将其迻归故土是十分必要的。
　　《轮回醒世》——从未见诸著录的明代小说总集
　　《轮回醒世》一书，从未见诸国人著录，我于蓬左文库中获睹，实在诧为奇遇。初睹书名，窃以为不外是讲因果报应的善书；略一检视，方知大谬不然，实乃一传奇小说与话本小说羼合的大型小说总集（这种组合并不奇怪，明嘉靖间洪楩所刻《六十家小说》，即今所谓《清平山堂话本》者，亦是如此体例）。可以毫不夸饰地说，《轮回醒世》必然会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与关注，它的再现会成为中国小说史学史上的一件不容忽视的事情。
　　全帙十八卷，分订为十八册，共八百多页。正文每半页九行，不仅为明代传奇小说集的魁首，即使在历代同类集子中，也居于数一数二的地位。
　　书衣右侧刻有“轮回醒世”一行大字，左侧有“聚奎楼梓行”字样，并刊有：“‘今生受，今生造’二语可括轮回大旨，习矣不察，遂世多梦梦。欲使世醒，须仗轮回，故为是刻。”在此言简意赅的“宣言”中，明白昭示了编著者的意图不在渲染阴司的轮回，而在于劝戒人们规范自己现世的立身行事，同一旨义在卷首的《序》中阐发得更为明白：“阴司即在阳世，而轮回之事不出‘今生造，今生受’之两言，使作善得福，作恶得祸，万不爽一。”
　　如此立意，在编著者当时所处的时代，尚不失为一种积极的人世的人生态度。
　　不题撰人，《序》署“秣陵也闲居士题”，此公大约即是小说集的编著者。
　　该藏本上有日本尾阳内库印记，并注明为宽永十一年买本。宽永十一年即公元1634 年，亦即明崇祯七年。另据北京图书馆所藏聚奎楼刊本《新刊王氏青箱余十卷》，书衣题：“丁巳孟冬书林聚奎楼李少泉梓”，丁巳为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 年）。因此可推知同为聚奎楼所刊的《轮回醒世》大约也梓行于万历末年。
　　兹将其纲目引录如次，子目因太多，就不一一赘引了：
　　廉慈贪酷一部（小说十一篇）
　　嗣息配偶鳏寡孤独二部（小说十五篇）
　　慷慨悭吝三部（小说十篇）
　　悲欢离合四部（小说十一篇）
　　侠豪卑污五部（小说六篇）
　　贞淫六部（小说十五篇）
　　贵贱贫富七部（小说十篇）
　　公平刻剥财成勤惰八部（小说七篇）
　　救援盗拐九部（小说十篇）
　　人伦顺逆十部（小说十七篇）
　　嫡妾继庶十一部（小说七篇）
　　施济吞得十二部（小说十四篇）
　　智愚寿夭十三部（小说八篇）
　　忠奸十四部（小说十篇）
　　矜骄奉承十五部（小说十三篇）
　　屠杀生全十六部（小说五篇）
　　妖魔十七部（小说六篇）
　　伢行徵役十八部（小说八篇）
　　共分十八部，凡一百八十三篇小说。若以故事发生的时代统计，其中汉代二，晋代一，唐代八，五代三，宋代四十三，元代一，以上历代故事共五十八篇，约占全书篇幅三分之一弱。此外则全系明代历朝故事，计有洪武朝二，永乐朝十，宣德朝一，正统朝一，景泰朝二，天顺朝三，成化朝十二，弘治朝六，正德朝四，嘉靖朝二十四，隆庆朝四，万历朝五十三，共一百二十五篇，约占全书篇幅三分之二强，其中尤以编著者所处的万历朝故事最多，将近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
　　卷首附有刻绘精细的插图三十六帧，即正文每部插绘两帧，然其标目与相对应的小说题目不同，而采用拟话本集标目两两对仗的形式（括号内为小说题）：
　　救饥民廉吏施恩（《清官作判》）
　　惩贪官城隍显圣（《盗刃县令》）
　　刘揣骨神相辨公卿（《祈得一子》）
　　陶济儿疑心杀妻室（《误刃致鳏》）
　　换贵骨天报仁人（《还妻奴报》）
　　攀榨床金还旧主（《守攀榨财》）
　　把鹏程祈雨救民（《修来四乐》）
　　史可远观灯失子（《观灯失子》）
　　岳武穆考问双奸（《魂接忠奸》）
　　阎罗王追寻十贱（《追寻十贱》）
　　守节义曹氏逢夫（《离十九载而得合》）
　　杀奸淫徐生雪恨（《法僧投胎》）
　　六进士奇萃一门（《一龙五凤》）
　　一阳生家成五午（《横财致富》）
　　姜祐巧逢卢四姑（《四遇起家》）
　　陈尧怒打瓦木匠（《呆童倾家》）
　　罗小刀义释骆文斗（《缺耳验报》）
　　安公子巧骗王扁头（《赖财偿拐》）
　　魏养蒙割肝救父（《孝子割肝》）
　　祝良璧遇虎残尸（《噬焚不孝》）
　　义士掘井得金（《阴偿其施》）
　　烈女公堂雪恨（《谋妻报》）
　　蒋氏女为夫娶妾（《嫡厚妾以免祸》）
　　骆阿芳代鬼伸冤（《鬼妾谒县令》）
　　刘光两对争奇（《前储颖异》）
　　于铨一字不识（《一字千金》）
　　豫让行刺赵襄子（《两刺仇以报主》）
　　陆贽活捉裴延龄（小说题同）
　　骄恶邹丰殒命（《倚内戚势力骄人报》）
　　攀富汤成败家（《因承奉破家》）
　　四乞儿宿庙遇老僧（《伤生异报》）
　　众乡民出猎遇猛虎（《戒杀堂》）
　　长岗岭万元击妇（《夫击妇脑于五树间》）
　　广宁寺四府擒僧（《一狐灭众头陀》）
　　莺栖镇熊令锄凶（《天曹两遣官》）
　　鼠拽卷施鳌入彀（《捕役善报》）
　　若对《轮回醒世》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作全面的衡估，还有待于时日，笔者仅粗略浏览一过，只能略述观感一二：首先编著者敢于直面人生，评判世事，故而作品的写实性强，与以往描摹郎才女貌、花前月下的传统作品不同，有了新的超越与突破。综观全书，每篇各自独立却又遥相呼应，从各各不同的角度与侧面，包罗万象地呈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全息图景。百余篇作品反映的生活面极为广阔，王公贵族，达官显宦，忠臣孝子，贪官墨吏，骚人雅士，佞臣嬖竖，富商大贾，剧盗惯窃，豪杰侠客，僧尼道冠，寒儒贫士，屠户庖丁，贩夫走卒，奴仆婢妾，门子衙役……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形象地展示了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明代（特别是晚明）的斑驳陆离的社会相与五色纷呈的众生相。尽管若干篇什中添加有浓淡不一的因果报应色泽，也掩蔽不了犀利的社会批判与人性解剖的锋芒，从而赤裸裸地再现了窒息生灵的畸形社会结构与泯灭人性的传统精神负荷，抉剔了人性丧失者的虚伪与狞恶，也申诉了芸芸众生的痛苦与希冀。
　　在这被编著者称之为“苦海”的“世界”中，他的爱是倾注于备受欺凌的被侮辱被损害者，他的憎则投掷于鱼肉百姓的权势者，这些都力透纸背地从字里行间显现出来。例如第一部弘治朝《大贪大害》篇，叙杭州推官余龙，表面上“莅任严肃，不受私嘱，秉公执政，毫不徇情”，人称“余青天”，然而实际上却是个心狠手辣、欲壑难填的“大贪”，较之一般的贪官污吏，他的贪渎行为不过更奸滑，更贪婪，更卑劣，更凶残，且更掩人耳目、不着痕迹，他的信条是“不掠则已，一掠千金”，以至从官数载，赃银即达六万两之多。此篇详叙了余龙如何利用执法者的特殊地位，通过一系列老谋深算的倾陷手段，乘人之危，威胁恫吓，既行勒索之实，又迫对方缄口，其贪赃伎俩远胜一般强取豪夺的同僚。在以往的传奇小说中，似未有过剖露如此深刻的作品。再如隆庆朝《盗办贪令》篇，叙蒲田孝廉黄若圭乃一“义轻财重，不留半点乡情；见钞灭情，那顾一分亲谊”的贪黩之徒，当他输银买官任濑阳县令后，盘剥勒索，到了敲骨吸髓的程度，终于激起民变，俟其卸任回乡之际，数十户受害者伏于途而杀之，并将其赃银六万余两全部搬回上缴县衙，结果是：“即申请上司，以此项银两，抵完秋粮；上司准其所申，免追劫杀之人。”这说明连最高统治者慑于民众的正义行动而不敢加害，秣陵也闲居士敢于写这种“犯上”的义举，他的立场明显立于“盗”的一方，表现了过人的胆识与浓烈的正义感。
　　其次，除了对中世纪黑暗政治的认识作用之外，该集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也不容忽视。第一，集中的故事常为尔后的小说、戏曲创作所取资，例如脍炙人口的“五鼠闹东京”这一富有神话色彩的传说，本集第十七部《五鼠闹东京》篇，则十分可贵地保存了它的原始型态，写的是宋代符州穆玙与妻彭氏为五鼠精所惑，绿萍县令、张天师、天子均无从判别，乃至诸天将亦无法降伏，终由大慈自佛祖处借来金睛火眼白猫，方才将五鼠精一举歼灭。
　　此故事中诸情节原与包公无涉，而后来朱氏与耕堂梓行的《百家公案》始将其改写为包公系列公案之一，该书第五十八回《决戮五鼠闹东京》篇，受害者已改为清河县施俊与妻何赛花，拯救者也由大慈大悲的观世音改为刚正不阿的包龙图了。稍后明末刊本《龙图公案》第六卷《玉猫》，则脱胎自《百家公案》。再后来有清刊本《五鼠闹东京包公收妖传》，似据《龙图公案》中《玉猫》篇铺排而成。再复后来，《三侠五义》中的“五鼠”已非妖精，而是能飞檐走壁的武林高手：“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探索这一演变的沿革，可能是小说史研究中一件有趣而有意义的事。
　　第二，从作品的体制结构与描写手法看，此中也透露了小说向更完善的高级阶段发展的端倪。例如本集第六部万历朝《假尼恣奸》篇，是集内少数几篇语体文拟话本小说之一，叙宜镇杨思仁矫妆女尼奸骗的故事。明代笔记中写类此事件的甚多，陆容的《菽园杂记》、谢肇淛的《五杂俎》、赵与时的《宾退录》、陆粲的《庚巳编》，均有此类“人妖公案”的记载，然大多记述简约。冯梦龙编撰《醒世恒言》卷十《刘小官雌雄兄弟》篇入话亦写“人妖”故事，也仅有千余字，只不过勾勒一个梗概而已。
　　然《假尼恣奸》却系一篇结构完整的拟话本，凡五千余字，其剪裁颇见匠心，文字也颇不弱，层层递进地摹写了杨思仁化妆为尼（法名信良）后，先与富商贾氏妾李二姐，次与宦门白氏女凤姑，再与许姓穷儒妻华氏，复与曹姓孀妇等媾合之事，细微地刻绘了求子心切的富商侍妾、待字闺中的妙龄少女、寂守空房的青年怨妇、百无聊赖的富室遗孀各各不同的心态，其心理、语言、动作无不切合她们各自的环境与身分，达到了惟妙惟肖、宛然如画的境界。同时描写信良这一化身的流氓如何区别对象，采用各种不同的伎俩诱引她们，从而驱使她们尽入其彀中。事件本身并不雅驯，然而若撇去其秽亵的内容不谈，单就其结构配置、情节安排、性格刻画，以及心理描写而言，是对以往粗砺形式的一种超越，可看作即将掀起的拟话本创作高潮的先声，它是天启、崇祯间大量拟话本集出现前，一个发展链条上的环节，抑或一个跄踉学步的脚印，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因为从中可以窥见拟话本创作发展衍化的轨迹。
　　1988年10月9日
　　异本《搜神记》——袭旧名而创作的小说集
　　魏晋志怪小说名著《搜神记》原帙，大约在宋代就已亡佚。今传本可能是明万历间人胡元瑞从《法苑珠林》、《太平广记》、《太平御览》、《艺文类聚》诸书中辑录而成的，最初刊行于胡震亨的《秘册汇函》，后为毛晋收入《津逮秘书》，故而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将这部明人的辑佚本称之为“一部半真半假的书籍”。与上述二十卷本《搜神记》出现的同时，书坊间还刊行了另一部六卷本《搜神记》。
　　书衣题《金陵唐氏富春堂梓刻出像增补搜神记大全》，原系浅草文库旧藏。书极不经见，明、清诸藏书家均未著录，亦不见于今人袁行霈、侯忠义编《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卷首有二南里人罗懋登于万历癸巳（1593 年）所作《引》，兹节录如下：昔新蔡干常侍著《搜神记》三十卷，刘鋹见谓曰：“鬼之董狐。”夫干晋人也，迄今千百年，于斯善本已就圯，虽闽刻间有之，而存什一于千百，不免贻漏万之讥。
　　登不肖走衣食，尝溯燕关，探邹鲁，游齐梁，下吴楚欧越之区，中间灵疆神界，磅礴駸駸，靡不领略而悉数之。岁万历纪元之癸巳，来止陪京，为披阅书记，得《搜神记》于三山富春堂。读之，见其列以卷，别以类，且绘以像。质之不肖前日所周览者，而一墨盖不袭千旧，能得干意，发于未明，增干所未备。卓哉神也，要在造民福而拱翼我皇图于亿万斯永者。
　　不肖愧非刘君，能无董狐之赏于心耶。嗟嗟幽明一也，神唯灵而后传纪，记传而之灵益传。世有峨大冠，拖长绅，呼呵拥卫，既自赫然称神矣；乃复身世与草木同朽腐，而令史册阒无闻述，可乎。
　　下署“登之甫罗懋登书”，并钤有“二南里人”的阴文印鉴。罗懋登是晚明一位重要的通俗文学作家，然至今对其生平仍所知甚渺，若干工具书如新版《辞海》等，均未列其条目，1981 年版《鲁迅全集》第九卷《中国小说史略》所附注文，仅简略注云：“字登之，号二南里人，明万历年间人。”
　　可见其里居与生平均失考。罗懋登的作品，据诸研究者考证及笔者所知见的，其中有八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日本内阁文库、东洋文库、天理图书馆均藏有万历丁酉（1597 年）罗懋登自序，三山道人绣梓的十二行本；内阁文库所藏明万历武林容与堂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幽闺记》，也题罗懋登注释；此外，尚为邱濬作传奇《投笔记》注释，并替《西厢记》、《拜月亭》、《琵琶记》作过音释；罗自己还写过《香山记》传奇，首有万历戊戌（1598 年）二南里人自序，《曲海总目提要》卷十八引《乐府考略》之《香山记》解题谓罗“盖陕西人”，有的研究者对此存疑，认为“里居待考”，小说史家柳存仁在《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录》（香港龙门书店1967年版）第六十一篇《三宝太监全传西洋记》中亦说：“关于作者其他方面的材料还不很充分”。鉴于以上情况，罗懋登这篇《搜神记·引》，起码可使我们了解到罗是一个游踪遍布燕、赵、齐、鲁、吴、楚、欧、越等地的见多识广、阅历丰厚者，且留心于天神地祇传说的搜集，明君贤臣事迹的访求，而这些也许正是他创作极富神话色彩的《西洋记》、《香山记》的经历与知识的底蕴。
　　罗序本《搜神记》与已佚的干宝《搜神记》三十卷原本无涉，也与同时代人胡元瑞的二十卷辑佚本无关，而是该书作者袭用干宝作品旧名而自行创作的。然其本旨和写法，与干宝于《搜神记·序》中所云“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以求“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等，是蹈其旧轨而与之相通的，而且准备“发干未明，增干所未备”，拟有所发展与超越。这部异本《搜神记》虽不题撰人，我认为其实就是罗自己写的，因为这一集神话、传说、宗教、史迹、口碑于一炉的奇书，其作者实非曾浪迹天下、博闻强记的罗懋登莫属。另外，《西洋记》中大量的神话、传说、故事，均可在这本《搜神记》中找到相应的内容，亦可作同出自罗懋登手笔的旁证。梓行本书的唐氏富春堂系明代金陵著名书肆，坊主唐富春，别号三山道人，所刊戏曲小说甚夥，近代学者吴梅曾说：“富春刊传奇，共有百种”（《题跋》）。
　　罗懋登与此书肆的关系密切，其长篇小说《西洋记》，即署“三山道人绣梓”；其传奇《新刻出像音注观世音修行香山记》，亦系“金陵三山对溪唐氏富春堂梓”。
　　本书厘为六卷，凡一百六十则，兹将其每卷子目引录如次：
　　卷之一（二十二则）：
　　儒氏源流释氏源流道教源流玉皇上帝后土皇地祇东华帝君西王母上品一元
　　大帝中品二元大帝下品三元大帝东岳南岳西岳北岳中岳四渎之神五方之神大
　　乙之精肩吾烛阴雷神电神（风伯雨师附）
　　卷之二（二十一则）：
　　玄天上帝北极驱邪院左判官梓橦帝君吴三真君许真君张天师三茅真君祠山
　　张大帝五圣至圣炳灵王佑圣真君王侍宸袁千里张果老西岳真人太素真人萨真人
　　寿春真人负局先生律吕神刘师
　　卷之三（二十九则）：
　　观世音天王地藏王金刚十大明王十地阎君十八罗汉宝志公卢六祖达摩普
　　庵泗州大圣傅大士二郎神萧公晏公宗三舍人杨四将军水府沿江游奕神洞庭君
　　湘君巢湖太姥宫亭湖神海神（潮神、水神、波神、泉神俱附）庐山神苏岭山神新罗
　　山神射木山神
　　卷之四（二十七则）：
　　蒋庄武帝常州武烈帝扬州五司徒西楚霸王义勇武安王（吴公）零陵王惠应王
　　威惠显圣王（伍子胥）金山大王万回虢国公赵元帅彭元帅润泽侯威济侯灵派侯崔
　　府君伏波将军密都统米刺史甘大夫陆大夫杭州蒋相公蒿里相公祖将军花卿华
　　山之神聂家季火
　　卷之五（三十三则）：
　　广平吕神翁黄陵神黄仙师江东灵竿协济公灵义侯张昭烈张七相公耿七公
　　孙将军张将军顺济王横浦龙君道州五龙昭灵侯（龙神）仰山龙神黄石公石神楚
　　雄神石石龟钟神马神青蛇神金马碧鸡金精火精陈宝（鸡神）黑水将军木居士
　　磨嵯神黄魔神向王竹王槃瓠
　　卷之六（二十八则）：
　　天妃蚕女青衣神神女白水素女马大仙圣母温孝通孝烈将军灵泽夫人顺懿
　　夫人寨将夫人诚敬夫人姚娘曹娥二孝女五瘟使者五盗将军掠刷使增福相公福
　　禄财门门神神荼郁垒钟馗司命灶神厕神开路神翁仲二神
　　以上六卷一百六十则，共写了二百五十余位神仙。各卷大致如下分类：卷一为儒、释、道三教源流及天神地祇；卷二为道教诸神；卷三为释教诸佛及其他；卷四为历史上贤君良相、忠臣烈士，以及为民造福者所化之神；卷五大多为自然界各种精灵幻化之神；卷六为女神与家神等。浏览一过，笔者认为罗序本《搜神记》至少有下列价值：一、展示了明代万历朝，即十六、十七世纪之际，中国统治者乃至老百姓所尊崇奉祀的各种教派及其神祗，具有至可宝贵的社会史、文化史、宗教史以及民俗史诸方面的参考价值。
　　二、蒐集了在民间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赖以保存了极易随风而逝的口头文学资料。
　　三、纪录了若干为百姓做过好事、死后被尊奉为神的历史人物故事，使人们领悟到，凡是为桑梓与国家竭尽心力以至献身者，后人是不会忘却他们的；反之，诚如罗懋登的《引》所说，那些峨冠博带、簇拥呵卫的自比神明者，尽管为自己立了无数有形、无形的碑碣、塑像、庙宇，却很快地与草木同朽了。这真是一条朴素的千古不易的定律，君不见，古往今来那些昂然不可一世的“赫然称神”的泥脚巨人，不是在现实世界与民众心目中一一倾坍了嘛！
　　黎民百姓永远将一瓣心香奉献给降福予自己的神祇，兹以本书卷六《天妃》篇为例：
　　三月二十三日生。
　　妃蒲人，宋都巡检林愿之女，生而神灵，能言人祸福。没后，乡人立庙于湄洲之屿。
　　屿在兴化之东南海中，与琉球国相望。宋宣和中，路允迪浮海使高丽，中流风大作，诸船皆溺，独允迪所乘舟神降于樯，遂获安济。历代累封至天妃，本朝洪武、永乐中凡两加封。
　　今府城中有行祠，有司春秋祭焉。昔人诗：星斗斜连北，蓬瀛直指东；秋高洲屿白，日出海波红。
　　时至今日，海峡两岸的民众仍奉祀着慈和仁爱的天妃，例如1987 年10月，台湾台中县大甲镇镇澜宫从福建湄州迎去一尊妈祖神像，尊崇备至，祈望神降福于斯以“迎财纳福”，可见千余年前一位善良少女所化之神，至今仍活在民众的心中。
　　1988年11月6日
　　《幽怪诗谭》一瞥
　　《幽怪诗谭》大概是明代最后一部传奇小说集，它梓行于战乱频仍的崇祯年间，因而传世极稀，从未见诸著录，今人袁行霈、侯忠义编《中国文言小说书目》亦未曾列入。昔曾于北京图书馆善本室见一残本，仅存两卷；今在东京获睹一全帙本，凡六卷，共九十六篇，署“碧山卧樵纂辑，栩庵居士评阅”。“碧山卧樵”不知何许人？按明华亭莫是龙（字云卿，更字廷韩），别号碧山樵，著有《笔麈》、《画论》、《石秀斋集》，《明史》卷二百八十八“文苑”《董其昌传》附其传。但“碧山樵”是否“碧山卧樵”尚属疑问，因莫是龙卒于万历十五年（1587），而书中故事发生的最晚年代是万历四十二年（1614），故莫似不可能是本书纂辑人。
　　卷首有听石居士于崇祯己巳所作《小引》（北京图书馆所藏残本此《引》
　　阙），兹节引如次：曷言幽？蝉噪深林，鸥眠古涧，各各带有生意，不似古木寒鸦。曷言怪？白狼衔钩，黄觲出玉，每现在人间，非同龟毛兔角。以此谭诗，真堪捉麈耳。诗自晋魏以至唐宋，号称钜匠七十余家，或开旺气于先，或维颓风于后。雅韵深情，谭何容易……总之以百回小说作七十余家之语，不观李温陵赏《水浒》、《西游》，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乎！《水浒传》，一部“阴符”也；《西游记》，一部“黄庭”也；《金瓶梅》，一部“世说”也；然则此集邮传于世，即谓晋魏来一部“诗谭”亦可。
　　摈弃其余的不论，单“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一句就颇值得注意。
　　众所周知，《金瓶梅词话》于1932 年在山西发现，曾作为中国小说史上的大事而载入史册。因为在此之前，学术界从未得知有这样一部万历版《金瓶梅词话》的存在，也从未见之于前人的著录。《小引》可能是“词话本”问世以降，直至1932 年之前的三百多年间，唯一明确述及该书的文字。
　　此外，汤显祖激赏《金瓶梅》向为读者所乐道，然并无汤自己或同时代人的文字足供定谳，今人徐朔方氏曾作《汤显祖与》（载徐著《论汤显祖及其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8 月出版），仅从汤作《南柯记》的第四十四出《情尽》与《金瓶梅》最后一回“都以具有类似的宗教倾向的类似情节作为全书结局”，从而认为“先后启承转袭的关系无可怀疑”，似缺乏有力佐证。听石居士在《小引》中明白楬橥：“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当有所确据，因《小引》写于崇祯二年（1629），距汤显祖卒年（万历四十四年，1616）仅只十余载，故可作为足堪徵信的文献。这也许会成为“金学”史上一件不容忽略的事。
　　全书厘为六卷：卷一十二篇，卷二十八篇，卷三十六篇，卷四十二篇，卷五十九篇，卷六十七篇。每篇均冠以四字标题。考其来源，有些篇什系袭取前人之作，如卷一《月下良缘》篇脱胎自瞿佑《剪灯新话》卷二《牡丹灯记》，同卷《途次悲妻》篇亦与《剪灯新话》卷三《爱卿传》类似，其他则有相当篇什系采自口碑，或者是碧山卧樵自己的创作。
　　兹将子目钞录如下：
　　卷一：
　　申阳福地清江遇故月下良缘江笔眩士
　　途次悲妻泛湖遇隐寄寓觏奇桂花传馥
　　玉簪邮信木叟怜才花神衍嗣蝌斗郎君
　　卷二：
　　砧杵惑客古塜谈玄淮河泣弟菊瓣争秋
　　铁券投书钱塘灵趣渭水攀花花奴狎相
　　泊舟逢僧放流遇妓荔枝分爱果石恋旧
　　遗音动听伯牙余袅术艳佐觞芜湖寄柬
　　桃李丛思鄱湖水物
　　卷三：
　　绛绩老人战场古迹信童奇鉴梵音化僧
　　室女牵情乐器幻妓置妾殒色华阳翰孽
　　旰江拗士丰年物感再世冤报建业渔踪
　　野庙花精财富福人利欲证道桃源见梦
　　卷四：
　　雨后佳期废宅青藜伏氏忠烈侍御纯孝
　　误认天台田器传神状元天榜古驿八灵
　　妇盖翁愆兵殃预定西湖箕异佳节得幽
　　卷五：
　　狐惑书生画姬送酒洞庭三娘中秋羽化
　　长沙四老假宿医缘观灯捐馆四木惜柯
　　六畜警恶明妃诉衷辞赏宫魂驿女鸣冤
　　客途暂侣山居禽异塞北悲怆古寺朽报
　　永州业蛇金陵赓答泰山鹿兔
　　卷六：
　　神交玉女壁妇联吟瓜步娶耦媚戏介胄
　　虫闹书室芳园莲灯浪子示罚荷香五怪
　　锦裾济渡紫鸾夜怪玉簪酬答异僧大言
　　绿梦大簟苏小芳魂黄貂口怪芙蓉仙子
　　太真辨诬废宅联诗梦赋弓鞋
　　以上故事的时代背景如下：汉代二，三国二，隋代一，唐代四，五代一，宋代二十五，元代十九，明代历朝二十四，不可考者十八。每篇均羼以相酬唱的诗词，此亦明代传奇文的通例。
　　碧山卧樵所作这明代最后一部传奇小说集，展示了一个奇幻多姿的狐鬼世界。作者作为一个生活在风雨飘摇的王朝末期的知识者，于其中寄寓了郁积的忧愤与微茫的希冀，较明代前期那些专事描摹男欢女爱的同类作品，赋有更强的现实性，既反映了黎民百姓在战乱中生离死别的痛苦，也刻绘了知识分子在科举制度拨弄下的凄苦与谵妄，并流露了作者自身在乱世中寻求隐逸与解脱的迷惘心境。虽然目下无法断定蒲松龄是否受过这部谈狐说鬼的传奇小说集的影响，但它作为中国传奇小说发展长链上的一个环节，理所当然可看作《聊斋志异》的先声。
　　1988年12月1日
　　《效颦集》补正
　　赵弼《效颦集》系产生在十五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本重要的传奇小说集，问世后不久，即为许多文人墨客所称道与摹仿，笔者所知见的即有：陶辅于嘉靖二年（1523）在《序》中就盛赞《效颦集》为“吐心葩，结精蕴，香色混眩，鬼幻百出，非浅学者所能至”的佳作；陈霆《两山墨谈》（嘉靖十八年李檗刻本）、东涯先生《三韩纪略》均评介此书；高儒《百川书志》（序于嘉靖十九年，1540）也评为：“言寓劝戒，事关名教，有严正之风，无淫放之失，更兼诸子所长。文华誏瞿，大意迥高一步。”欣欣子于万历间所作《序》亦提到这本“前代骚人”之作。然至清初，书已稀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小说家类存目二所著录的两淮盐政采进本，就已逸去《疥鬼对》、《梦游番阳传》二篇。
　　上海图书馆藏有宣德年间刊本，系藏书家丁氏旧藏，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曾著录。然此本恐系初刻后印本，印刷殊不佳，若干页漫漶不可卒读。
　　古典文学出版社于1957 年据上述宣德本排印时曾予说明：“无法补缀完全，只好从缺”，所阙字皆以□代替，不下百十计。
　　日本内阁文库藏有一部江户时代的旧钞本，上有宽政乙卯年号，即公元1795 年，亦即清乾隆六十年。所据底本不知其所从出，也许是刷印清晰的宣德版初印本，抑或明钞本，今已不可具考。检阅一过，发现它比据宣德本排印的古典文学出版社版完整得多。经我粗略比勘，不仅排印本上二百十六个□均可补正，而且还可订正排印本十余处校点的讹误。
　　试举下卷《木棉庵记》的校勘为例，排印本篇首阙五十余字，以至叙述贾似道身世处文字支离而难以句读，今据钞本补缀如下：贾似道者，乃万安县簿贾涉之婢所生也。涉年逾四旬无子，厥妻杨氏性妒，惟生二女。涉欲买妾，杨不许。一日，县尹室会杨宴，僮仆皆出，涉自入厨觅水时，贱婢名胡海棠者裸眠窗下，涉见之兴动，因而幸焉。其婢自是情荡矣。涉有养子曰似儿、曰道奴者，皆未娶。婢尝夜就二子，因是有娠。杨见之，大怒挞婢数十，诘其孕状，婢遂言涉觅水入厨偶私之事。
　　黑体字皆排印本所阙字，而据钞本所补足者。
　　又如同卷《梦游番阳彭蠡传》中怀仙吟三十首，排印本中第十首前半阙，
　　今据钞本补之：
　　海洋弱水隔蓬莱，内隐真仙显异才；丹药炼成驱虎宄，黄庭画罢鹤飞来。
　　类似处所甚多，不必一一赘引。
　　鉴于《效颦集》是一部明代重要的传奇小说集，研究者与读者想必希望见到它的完璧；目下笔者正着手此事，也许可以整理出一个比较完备的本子来。
　　1988年12月9日
　　第七辑童心掇拾
　　小引
　　青年时代曾任儿童文学编辑，颇喜爱这一职业，并立志要写一本《中国儿童文学史》。
　　叵知世事白云苍狗，十年“文革”，年华虚掷，且多年积累的资料损失殆尽，写史的夙愿遂成泡影。后在昔日同事的“催逼”下，勉力写成一本《晚清儿童文学钩沉》，反映尚可。
　　除京、沪、港三地报刊发表评论外，日本汉学家、庆应义塾大学立间祥介教授亦著文热诚评介。今从历年所写有关儿童文学史的书话择取数篇，替拓荒的前驱传播芳馨，给逝去的年华留一鸿爪。
　　黄遵宪的儿童诗
　　近代爱国诗人黄遵宪（1848—1905），既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骁将，也是梁启超等所倡导的“诗界革命”的中坚。他不仅提出了“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诗歌主张，要求表现“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而且勇于实践，勤奋创作，写下了浩繁的饱孕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的诗章，结集为《人境庐诗草》十一卷和《日本杂事诗》二卷。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佳作，如颂扬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英雄的《冯将军歌》，讴歌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精神的《台湾行》，讥刺清王朝中颟顸骄横、色厉内荏的昏官的《度辽将军歌》，抨击封建统治者鱼肉黎民、横征暴敛的《邻妇叹》……表现形式跌宕多变，遣词用语通俗晓畅，并留意向民间文学吸取养料，形成自己纵横捭阖、气势酣畅的独特风格。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黄遵宪很关心那些为士大夫辈所漠视的儿童教育，曾多次以“水苍雁红馆主人”的笔名在《新民丛报》的“论学笺”栏论及教育；而且身体力行，自己还将儿童诗的创作付诸实践。
　　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说：“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所识者所能知也。”他把当时新创作的歌曲，如《江苏》杂志上发表的军歌、学校歌等，称之为“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
　　接着，梁在该书七十八章中记述著录了黄遵宪在这方面的努力：“近年以来，爱国之士，注意此业者，渐不乏人，而黄公度其尤也。公度所制《军歌二十四章》、《幼稚园上学歌》若干章，既行于世；今复得见其近作《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十九章》，亦一代妙文也。其歌以一人唱，章末三句，诸生合唱。
　　今亟录如下：
　　来来汝小生，汝看汝面何种族。芒砀五洲几大陆，红苗蜷伏黑蛮辱；虬髯碧眼独横行，虎视眈眈欲逐逐。於戏我小生！全球半黄人，以何保面目。
　　……
　　听听汝小生，人不可无谋生资。觜短懒飞雀啼饥，游手坐食民流离。黄金世界正在手，人出只手能维持。於戏我小生！而今廿世纪，便是工战期。
　　……
　　听听汝小生，我爱我书莫如史。此一块肉抟抟地，轩顼传来百余世；先公先祖几经营，长在我侬心子里。於戏我小生！开卷爱国心，掩卷忧国泪。
　　……
　　听听汝小生，雪汝国耻鼓汝勇。芙蓉薰天天梦梦，鬼幽地狱随地涌；吸我脂膏扼我吭，使我健儿不留种。於戏我小生！谁甘鱼烂亡，忍此饮鸩痛。
　　……
　　勉勉汝小生，汝读何书学何事？佛经耶约能救世，宗教神权今半废；莫问某甲圣贤书，我所信从只公理。於戏我小生！口唱汉儿歌，手点《尧典》字。
　　……
　　勉勉汝小生，汝当发愿造世界。太平升平虽有待，此责此任在汝辈。华胥极乐华严庄，更赋六合更赋海。於戏我小生！世运方日新，日进日日改。”
　　《诗话》是将《相和歌》十九章悉数引录的，现从中选录六章以见一斑。
　　其中，作者对中华民族新一代的热切期望，以及浓烈爱国主义激情，确实是声如金石、撼人肺腑的。
　　《幼稚园上学歌》则以“人境庐主人”的笔名最初发表于日本东京出版的《新小说》第三号（梁启超主编，光绪二十八（1902）年十二月出版），全诗凡十节，淋漓酣畅，一气呵成。诗人以平易通达的笔调，摹拟幼童的口吻，唱出了他们初上学堂、渴求知识的欢愉心情，整首诗洋溢着春天的芬芳气息，十分清新、优美。此首《上学歌》和上述《相和歌》，《人境庐诗草》均未辑入，故不惮冗长地钞录如下，以广流传：春风来，花满枝，儿手牵娘衣。儿今断乳儿不啼。娘去买枣梨，待儿读书归。上学去，莫迟迟！
　　儿口脱娘乳，牙牙教儿语。儿眼照娘面，娘又教字母。黑者龙，白者虎，红者羊，黄者鼠。一一图，一一谱；某某某某儿能数。去上学，上学去。
　　天上星，参又商。地中水，海又江。人种如何不尽黄？地球如何不成方？昨归问我娘，娘不肯语说商量。上学去，莫徜徉。
　　大鱼语小鱼：“世间有江湖。”小鱼不肯信，自偕同队鱼，三三两两俱。可怜一尺水，一生困沟渠；大鱼化鹏鸟，小鱼饱鹈鹕。上学去，莫踟蹰。
　　摇钱树，乞儿婆；打鼗鼓，货郎哥。人不学，不如他。上学去，莫蹉跎。
　　邻儿饥，菜羹稀；邻儿饱，食肉糜——饱饥我不知。邻儿寒，衣裤单；邻儿暖，袍重茧——寒暖我不管。阿爷昨教儿，不要图饱暖。上学去，莫贪懒。
　　阿师抚我，抚我又怒我；阿师詈我，詈我又媚我。怒詈犹可，弃我无奈！上学去，莫游惰。
　　打栗凿，痛呼■；痛呼■，要逃学。而今先生不鞭扑，乐莫乐兮读书乐！上学去，去上学。
　　儿上学，娘莫愁；春风吹花开，娘好花下游。白花好頰面，红花好插头，嘱娘摘花为儿留。上学去，娘莫愁。
　　上学去，莫停留。明日联袂同嬉游：姊骑羊，弟跨牛；此拍板，彼藏钩。邻儿昨懒受师罚，不许同队羞羞羞！上学去，莫停留。
　　这首《幼稚园上学歌》，稍后还被辑入《最新妇孺唱歌集》（上海越社藏版，光绪三十年五月首版）和《改良唱歌教科书》（光绪三十三年初版）二书中，想当年一定曾在儿童中广为流传。
　　《幼稚园上学歌》作于1902 年，《小学校学生相和歌》似亦相距不远，《饮冰室诗话》称其为“近作”，想亦当晚年作品。黄遵宪以《军歌二十四章》、《幼稚园上学歌》寄梁启超时致函云：“自谓此新体，择韵难，造声难，着色难，而愿任公等之拓充之光大之也。”①可见其利用改造传统歌谣体例形式，以鼓吹爱国、进步思想的苦心。
　　黄遵宪之所以能开创性地写出上述歌谣体的儿童诗，是与他善于吸取民间文学的乳汁分不开的。他曾辑录过山歌童谣，甚为赞赏劳动人民的创作天才。在他所辑民歌的题记中说：“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在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以人籁易为，天籁难学也。……因念彼岗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日往复，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②正是民间艺术滋润和哺养了诗人的创作，其中也成为他创作歌谣体儿童诗的诱因之一；当然更主要的，诗人是欲利用这明白晓畅的形式，向新一代灌输爱国主义思想。
　　此外，黄遵宪在光绪庚午（1840 年）还写过一首题为《为小子履端寄翁① 据由甫藏黄遵宪致梁启超书简，转引自钱仲联撰《黄公度先生年谱》。
　　② 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四卷钞本《人境庐诗草》（作者手稿本）卷一：《山歌》篇后题记。
　　翁》的五言古诗。诗人摹拟其刚三岁的长子伯元（履端）的口吻，寄给祖父（太翁）的诗。诗云：“太翁且勿去，抱我门前戏。阿卓阿香姑，嘻嘻笑相依。……履端今三岁，读诗未识字；小妹阿当樛，牙牙已出齿。翁翁俱未见，已见想欢喜。……儿有新红袍，人人都道美；何时着上身，翁翁罗拜跪！”①写这首诗的时候，诗人还是一位二十三岁的青年，但早已发出了：“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的宣言，其时技巧亦渐臻成熟，所以在质朴而通俗的诗句中，一个娇憨而天真的儿童形象已跃然纸上。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创作儿童诗的开山者，对晚清的诗歌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促进和带动了一批诗人开始关注儿童教育并着手创作儿童诗歌，甚而蔚为风气。晚清报刊如《中国白话报》、《江苏》、《新民丛报》、《新小说》等都有儿童诗歌的披载，结集的有：《教育唱歌集》（曾志忞编）、《最新妇孺唱歌集》（上海越社，1904 年出版）、《改良唱歌教科书》（1907年出版）以及《最新醒世歌谣》（痛国遗民编，1904 年初版）等。
　　① 《人境庐集外诗辑》。
　　爱国强音革命晓角——作新社版《学生歌》
　　在中国近代出版史的书目序列中，有一本儿童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珍籍，即作新社于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出版的《教育必用学生歌》。
　　这册彰明昭著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学生歌》，在当时汗牛充栋的“学堂乐歌”中，尤如鸡群的立鹤，显现出其特异而不凡的风姿。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编者在卷首所写的序——《学生歌编辑之起意》：
　　文之最足感人性情者，说部外惟歌词已。读悲歌则心凄然；读乐歌则心怿然；读壮歌则气以雄迈；读丽歌则心以柔靡；有出军歌而士气咸壮，敢战乐死；有颂圣歌而迷信崇拜之心，敬畏加倍。噫，何诗歌之入人深也。始不过偶感内情，及时时熏染、时时刺激，有不觉其性之渐移者。东西教育家深明斯意，故于幼稚园则有唱歌，大小学堂则有唱歌。
　　其以歌为最要学科者，亦藉以为陶铸国民、激励学者之具耳。虽其间文义，各有异撰，要其宗旨，则莫不以发生爱国心为第一主义，使学者朝歌夕诵，手舞足蹈，国家思想，乃深印于脑际，不可或拔。此殆东西洋之教育日昌，而团体固结所由致欤。呜呼，吾国上下，日言教育，而教育不本爱国为宗旨，则直制造奴隶耳，豢养闲民耳，于国民教育夫何有。
　　因亟集近人所作新歌，成一小册，以饷吾国之学生。其有同声唱和，壮气横生，慷慨激昂，爱国心热如沸血者乎，则编者区区之心，将大有裨于吾国教育之前途也。
　　编者在其中强调了诗歌陶冶性情、铸炼品格、培养意志、激发丹心的感
　　染作用，进而指出对少年儿童的文艺教育中，诗歌作为“最要学科”的重要作用。并且认为创作与传授儿童诗歌的宗旨，必须“以发生爱国心为第一主义”。随即希望通过爱国诗歌的熏陶，广大新生一代都群起“同声唱和”，从而形成大家爱国心切、热血鼎沸的新局面。编者的意愿是良好的，希冀也是热切的。
　　《学生歌》分正续编，前者辑有“近人近作新歌”十八篇，计有：《醒狮歌》、《醒国民歌》、《爱国歌》、《新少年歌》、《爱祖国歌》、《励志歌》（一）、《励志歌》（二）、《合群歌》、《醒狮歌》、《警醒歌》、《阅法文支那变色图狂歌当哭》、《爱国自强歌》、《可惜歌》、《进步歌》、《幼稚园上学歌》、《出军歌》，《军中歌》、《旋军歌》等。后者“附录”有翻译的外国诗歌六篇：《日本少年歌》、《日耳曼祖国歌》、《法国国歌》、《德国国歌》、《德国男儿歌》及《菲律宾爱国者黎沙儿绝命词》等。
　　在爱国这一总主题下，“学生歌”各臻其妙地弹奏起爱国救亡的强音：有对列强环伺、争相蚕食的祖国命运的严重关注，有对酣卧蒙瞳、坐等宰割的麻木状态的急切呼吁，有对酣颜事敌、赔款割壤的奴颜媚骨的愤怒指斥，有对弱肉强食、白优黄劣的强盗逻辑的奋力抨击，有对崇尚自由、摈弃专制的民主政治的热烈向往，更有对雄姿英发、壮志凌霄的新生一代的殷切期待……。其中有不少诗歌写得势如裂帛、动人心弦，例如《醒狮歌》写道：狮兮，狮兮，尔乃阿母之产，百兽之王。胡为沈沈一睡千年长，世界反复玄为黄，虎豹叫嗥凌天阙，龙蛇上陆恣强梁，杜鹃血尽精卫丧，尔乃葑日戢耳敛牙缩爪一任众兽戏弄相拍张？！堂堂金鼓震山谷，駸駸日月发光芒，尔鬣一振慑万怪，尔足一步周四方，丁甲待汝司号令，仙灵待汝参翱翔。……狮兮，狮兮，尔独不见佃夫猎师，网山络野，铦刀利刃，眈眈駸駸，将以尔之皮为衣，而以尔之肉为粮；而乃梦梦眼影，隆隆鼾声，不自知其死期，而受一朝之夭亡。……狮兮，狮兮，尔前程兮万里，尔后福兮穰穰，吾不惜敝万舌、茧千指，为汝一歌而再歌兮，愿见尔之一日复威名扬志气兮，慰余百年之望眼，消余九结之愁肠。
　　诗人怀着浓郁的爱国情思，将祖国形象地比拟为一只酣卧未醒的雄狮，焦灼于众兽窥伺、虎视眈眈的国家沦亡的险境，祈祝于一朝觉悟、振鬣狂吼的民族复兴的前景，读后忧国之思、报国之志均油然而生。
　　在《阅法文支那变色图狂歌当哭》中，诗人以悲愤填膺的笔触，罗列了列强争相鲸吞我国的酷烈情景：“朅来强俄势汹汹，恶氛染尽蒙直奉，大河以北无完疆，尚挟寒潮向南涌；著家亦自弄丹墨，界画滇黔尽粤北，红线范定势力圈，秉笔直书大法国；高源横注扬子江，持赠流域归邻邦，吾家居此中心方，誓作砥柱摧奔泷，其西西葡意比日美德，俱各乘时肆蚕食，……请君检查五百万方里，何处一邱一壑是吾域？”亡国之虑、灭种之忧郁结诗人心头，于是悲愤已极地号啕与明誓：“寒风飒飒生纸中，痛哭流涕复何极，誓将陟彼昆仑之高岗，砍此头颅一掷还故乡，热血翻教大陆起龙战，还我轩辕区宇黄复黄！”诗人借助浪漫主义的奔驰想象，召唤同胞以鲜血与头颅来挽救祖国的危亡。
　　《醒国民歌》则同样列举“胶州租于德”、“闽省瞰于日”、“扬子流域圈于英”、“俄法胆欲攫我满洲西粤之血产”等祖国行将沦亡的险况，进而告诫道：“国民国民，土匪之害不为剧，马贼之乱不为猖，尔独不念瓜分豆剖洪水祸，平日昌言各报章，今渐行之实事声势强！”不仅如此，诗人旋即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声称“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清王朝：“政府罪浮韩（侂胄）秦（桧）辈，殃民蠹国廉耻丧，今日割城明日又割地，割地不已继篚筐，横征暴敛勒报效，罗掘民脂喂虎狼，奴颜婢膝阅历惯，靦然奚愧肉袒与牵羊”。诗篇的大胆无畏之处，不仅将卖国求荣的清廷君臣类比为千古唾骂的汉奸国贼，而且揭示中国的孱弱受侮在于人民遭封建桎梏的禁锢，其诗云：“黄帝华胄本骄子，只因长困牛轭与马缰”。诗人还勇猛地鼓动道：“沥我千斛血，荡我百回肠，独立自由争片刻，横刃一扫灭虎狼。”此处欲刀刃的“虎狼”，既指嗜血的侵略者，也指软骨的卖国贼。诗篇中甚至吹奏起革命的号角，力图煽起反清的狂澜，试听：“从来大厦将倾日，惟赖英豪作栋梁”，诗人热切希冀革命志士的涌现，推翻腐朽的封建帝制，挽救祖国的倾坍沦丧。诗人还公开表示：“一椎博浪钦张良”，希望人们像覆灭暴秦一样地来打倒清廷，从而开创“革故鼎新百事立”的共和世界。这首诗是本书中思想皎然、艺术练达的一篇力作，不啻是一纸反侵略反专制的革命檄文，可惜查考不出它的作者是谁。
　　集中的其他篇章，虽然笔力较弱，但诗人们竭力以民族意识、民主思潮灌注于少年儿童的苦心孤诣，是值得我们后来人钦佩与忆念的。有的篇章甚为真切地记述中国人民忍辱负重的悲惨境遇，至今仍不失其文献价值，例如《爱国自强歌》中写道：“无形瓜分已有年，彼族虐我何惨然：华人旅居外洋者，每遭虐侮太可怜，鞭鞑屈辱无人理，闻之令人发冲冠，我闻《天南新报》说，法人虐我极颠连，手足盖印及度骨，囚犯娼妓待一般；又闻金洲旅大处，俄人苛税如熬煎，房屋牲畜皆有税，男女童稚皆有捐，民有请命从宽者，一概铳毙无生全；华民何辜受惨毒，哀哉愚蠢枉呼天，受侮异族至此极，闻之不痛无心肝……”诗篇将侨居海外华工的辛酸屈辱，以及置身沙俄刀俎之上的百姓的荼毒惨苦，都作了血泪的记录，至今读之仍感凄然与愤然。
　　后编“附录”中的外国诗歌，也是编者“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精神燃料，其中如《日本少年歌》中有关“明治维新”新旧之争的歌咏：
　　……
　　霹雳坠地忽一声，桃源之人梦魂惊。
　　瞢腾睡眼百磨擦，初认西方有光明。
　　须臾光明如霞电，烛天蔽空眼欲眩。
　　蓦也迸来东洋天，焚尽日本全局面。
　　老人狼狈望影奔，少年抵掌笑欣欣。
　　天荒破得旧天地，鲜血染出新乾坤。
　　新日本，新日本，滔滔大势如决堰。
　　新日本来兮旧日本去，少年起兮老人遁。
　　吁嗟少年风云正逢遭，活天活地属吾曹。
　　歌成昂然仰天望，富士山头旭日高。
　　“明治维新”对封建藩属势力所进行的摧枯拉朽的打击，西方进步思想与科学技术的大量引进，新兴资本主义因素的勃兴与发展，新旧思潮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剧烈搏战……，都在这首歌中有了鲜明生动的象征性的反映，而这一崭新历史画面的描摹，无疑会在中国年轻一代读者心目中引起思索与骚动。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一首《菲律宾爱国者黎沙儿绝命词》，黎沙儿即菲律宾近代著名爱国作家何塞·黎萨尔（José Rizal1861—1896），鲁迅早在1918年所写的《随感录》中就曾提到他：“所以我最注意的是芬兰、斐律宾、越南的事，……斐律宾只得了一本烈赛尔的小说”，其中“烈赛尔”即黎萨尔；后在1925 年所作《杂忆》中又写到：“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那时，我所记得的人，还有波兰的复仇诗人Adam Mickiewicz；匈牙利的爱国诗人Petfi Sándor；飞猎滨的文人而为西班牙政府所杀的厘沙路，——他的祖父还是中国人，中国也译过他的绝命诗。”其中“厘沙路”亦即黎萨尔。据李霁野回忆，在此前后鲁迅还曾多次向其谈及黎，并要李译介黎的诗，尤其是他的《绝命诗》。《绝命诗》系黎萨尔于1896 年12 月30 日遭西班牙侵略者杀戮前夕所作，原题《我的最后的告别》。何塞·黎萨尔是菲律宾的爱国志士与民族英雄，也是著名的学者与作家，少年时代目睹身受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欺凌迫害，从小就脑中饱孕爱国主义思想。1887 年以后，创作了长篇小说《不许犯我》和《起义者》，对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艺术地再现了专横跋扈的总督、荒淫无耻的神甫、贪赃枉法的官吏等殖民统治者丑恶的嘴脸，并对菲律宾人民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道路进行了探索。1892 年7 月，他创立了“菲律宾联盟”，不久即被殖民当局逮捕流放到棉兰老岛达比丹要塞达四年之久。
　　1896 年，菲律宾爆发了波尼法秀领导的武装起义，并发展为轰轰烈烈的民族独立战争；西班牙殖民者对这次起义进行了血腥镇压，屠杀了数以千计的菲律宾人民，甚至与这次起义没有直接关系的黎萨尔，也被军事法庭以“组织非法团体”和“通过他的写作煽动人民造反”等罪名判处死刑。当黎萨尔在马尼拉被害时，年仅三十五岁；临刑前，他写下这首充满爱国热情与献身精神的绝命诗——《我的最后的告别》。而这篇影响遐迩的爱国诗章，至迟在八年之后即1904 年就有了中译，贡献于中华少年之前。兹将该诗《菲律宾爱国者黎沙儿绝命词》的译文引录如下：
　　去矣，我所最爱之国，别离兮在须臾，国乎，汝为亚洲最乐之埃田兮，太平洋之新真珠，惨恒兮舍汝而远逝我心伤悲，我命甚短兮，不能见汝光荣之前途。（一解）
　　不迟疑，不徬徨，我国民奋勇兮赴生存竞争之战场，人苟为本国而流血兮，消柏桂之木影，暴原野之严霜，固不辞也。（二解）
　　夜色暗澹，如悲我之将逝兮，风萧萧而不长，晓日何时而复出兮，将洒我一腔之郁血以添其曙光也。（三解）
　　我年渐壮兮我心渐远，我愿未酬兮我命将斩，我最爱之国乎，太平洋之新真珠乎，我虽死不瞑目兮，以观汝杨光辉于六区也。（四解）
　　去矣，我最爱之国兮，我满腔之热情，与我身而永化，国乎，汝而终能得飞跃之自由兮，我戴汝之天以死，遂永托灵于此土，我何忧兮。（五解）
　　死矣，他日我坟墓之上，长一丛丛荒草兮，开数枝可怜之花，国乎，汝之亲爱热情与我永不相遗，时駸駸于我墓上吹嘘其花草兮，我之神灵何有乎叹嗟也。（六解）
　　委我骨于我所最爱之国之原野，我心已足兮，况有安静之月，来相照映兮；温柔之风，来相披拂兮；娇好之鸟，来栖我之墓，唱和平之曲兮，此皆我国之慰我于死后者也。（七解）
　　男儿诚爱国死则已矣，亦何为此嚣嚣，任我墓之荒废兮，以我墓十字之石标兮，饱农夫之锄犁，任我遗体之澌烬兮，混入本国之杂草兮？为田野之肥料。（八解）
　　我最爱之本国，我最爱之同胞，哀矣怨矣，其一听我临终之辞，留满幅之爱情于此土，我其逝矣，逆主乎，刽夫乎，贼吏乎，奴隶乎，其将以此真理之安宅为窟穴矣。（九解）
　　诸友乎，慈亲乎，兄弟乎，爱儿乎，我何忍离汝，我何忍离此最可爱之国，我何忍离此最可哀怜之国，我生也劳，我死也乐，我人世之乙己尽于今日兮，我同胞其勉尽未来之责任兮，我最爱之国方幼稚，我最爱之同胞方幼稚，前途之命运，尚未定兮。（十解）
　　这位菲律宾爱国者对于祖国之爱的一片赤诚，对于民族命运的忧心如焚，对于父老姊妹的深情厚谊，对于谦谦学子的拳拳之意，以及对于戕害自己国家民族的“逆主”、“刽夫”、“贼吏”的切齿恚恨，尤其是他那血流至踵而不顾、暴尸荒野而不辞的为祖国献身精神，必然会激起同受欺凌屠戮的中华少年的强烈共鸣，在他们稚嫩的心灵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少年鲁迅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他当时“我以我血荐轩辕”志向的确定，原因之一就在于受了包括《绝命词》在内的爱国文学的熏陶。鲁迅此后不仅一再忆及并谈及黎萨尔，而且在《随感录》中写道：“听这几国人的声音（即包括黎萨尔的诗与小说在内——引者按），自然都是真挚壮烈悲凉的”，这些作品“希望着光明的将来，讴歌那簇新的复活，真如时雨灌在新苗上一般，可以兴起人无限清新的生意”，从中获取“新生的希望”。
　　正因为《学生歌》的内容不同凡俗，迸溅着爱国强音，堪作为革命晓角，所以我很留心探究它的背景。结果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编者张静庐为“作新社”所作的一则注释中，了解到作新社是戢元丞与日本友人下田歌子所创办，除出版新学书籍及出售科学仪器，还刊行《大陆月报》排斥康梁保皇邪说。至于戢元丞，即戢翼翬，在董必武为之作序的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 年版）中有《述戢翼翬生平》一文记述甚详，其中提到戢是我国“留日学生最初第一人，发刊革命杂志最初第一人，亦为中山先生密派入长江运动革命之第一人”。戢系湖北人，十九世纪末，官费留学日本。1900 年秋，在武汉参加唐才常“自立军”，事败，避匿于刘禺生家，得以脱险。复返日本，创《国民报》，是留日学生办的公开鼓吹革命、排满和反对康梁保皇谬论的第一家报纸。同时还与杨廷栋（翼之）、杨荫杭（补孙）、雷奋（继光）等主持出版《译书汇编》，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以及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重要文章，都发表于该刊，因而人们认为《国民报》和《译书汇编》，“促进吾国青年之民权思想，厥功甚伟”。据刘禺生回忆，戢翼翬与下田歌子来上海合作创办“作新社”，“孙先生（即孙中山——引者按）亦壮其行”，“导中国人士能读日本书籍，沟通欧化，广译世界学术政治诸书，中国开明有大功焉。元丞遂为沪上革命党之重镇。”由此可见，戢元丞为清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活跃分子，他所主持的“作新社”成为革命派的重要思想阵地；既然这样，作新社版的《学生歌》赋有革命的鼓动力、爱国的感召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我贫乏的书箧中倒藏有一册戢翼翬的译作，也是作新社版的《俄国情史》（又名《花心蝶梦录》），即根据普希金的名作《上尉的女儿》的日译转译的，而此书据戈宝权考证是俄罗斯文学的第一个中译本。仅此一端，即可了解戢翼翬不仅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有功之臣，而且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有识之士；特别是他独具慧眼，也能留心到一向被漠视的儿童文学，组织出版供少年儿童诵读的《学生歌》，倒也值得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大书一笔。
　　1981年6月23日
　　“人”的童话——《两条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北京大学的新潮社曾发挥过相当的作用。它于1919 年1 月创办《新潮》月刊，标榜“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字”，是《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的积极响应者、鼓吹者；并于1920 年编印《新潮丛书》，发行过《蔡孑民言行录》、《点滴》等书。1923 年顷，在鲁迅的关切、支持下，开始编印《新潮社文艺丛书》，陆续出有《春水》（冰心诗集）、《桃色的云》（鲁迅译爱罗先珂童话剧）、《呐喊》（鲁迅短篇小说集）、《纺轮故事》（CF译孟代童话集）、《山野掇拾》（孙福熙作散文集）、《陀螺》（周作人译小品集）等，以上诸书大多与鲁迅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此外还有一册《两条腿》，作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七，于1925年5 月初版，印数一千册。
　　《两条腿》原著者为丹麦作家爱华耳特（Carl Ewald），李小峰据麦妥思（A.TeixeiradeMateos）英译本转译，是我国“五四”以后出版的第一本科学童话。据李小峰1925 年5 月10 日所撰《译者叙》说：“我这译稿在付印之前，曾经鲁迅先生比对德译本校改过。”查《鲁迅日记》，同年2 月4日条记有：“夜校小峰译文讫。”5 日条记有：“下午寄小峰信并校稿。”即指《两条腿》。鲁迅据以校阅的德译本，系O.Reven-Thow 所译的C. Ewarld作短篇小说集《Bilderaus demTier-und Pflem-zenleben》。他为译稿加了许多被英译本删落的内容，同时对照两种译本的岐异之处，比较其长短，德译本较好便从德译本，这样修改的处所也不少。所以李小峰在《译者叙》中表示：“我尤其应当感谢鲁迅先生，他对照着德译本，将我的译稿加以精细的修正。”六十年代初叶，我工作的处所距李小峰先生武夷路寓所很近，常间或去请教一些问题，他也来出版社宿舍看过我所搜集的《新潮社文艺丛书》、《乌合丛书》、《未名丛刊》等，在晤谈中，我曾询及鲁迅先生为他校改《两条腿》的情况，以及《鲁迅日记》中所记的随同校稿寄的书简内容。
　　小峰先生说因年代久远记不真切，不过还记得当年将译稿送交鲁迅先生审阅后，仅三四天即校毕寄回；随稿附函，依稀记得有五、六页笺纸之多，其中将德译本较英译本溢出处与相异处条分缕系地一一列出，接读后使他十分感动。小峰先生还告知，《译者叙》中列举的鲁迅先生校改处，不过撮其要者，还有多处不及枚举，但如今已无法一一省忆了。为着铭记鲁迅校改文学青年译稿的劳绩，兹将《译者叙》中提及的校改处引录如下：第四章《时光流过》之第四节（该书P.54）羊忧愁地说：“而且保护我们的是一个也没有。”
　　第七章《两条腿开始耕种》之第二节（P. 80）
　　蓟草和酸模，紫罗兰和还有许许多多别的东西。
　　第七章第三节（P.82）
　　两条腿答道：“你很好，但你于我无用。”
　　第十一章《许多年之后》之第一节（P.117—118）
　　有篷帐可以喝饮料和冷的饮料，还有篷帐可以跳舞和游嬉。
　　李小峰指出：“以上都是英译本所无，对了德译本替我加入的。”所以在初版而外的版次中，比如后由北新书局于1937 年2 月印行的第八版版权页上，除署有著者、译者名外，还特地标明——“校者：鲁迅”。”
　　初版《两条腿》书脊印有“新潮社文艺丛书”字样，封面采用了丹麦画家作的《雨景的画》、将春雨如酥的景象描摹得饶有兴味：雨帘下，老树绽发新技、茜草繁花竞放，蘑菇破土而出，蛇莓鲜红欲滴……连灰鹭也悠然伫立在欢快的溪流之中，享受着甘美清凉的雨趣——总之，书中所描绘的“万物又充满着喜气了”，在画家的生花妙笔下显得栩栩如生。
　　卷首刊有《新潮社文艺丛书》的编者周作人为《两条腿》所撰《序》，执笔日期是1925 年2 月9 日。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周作人是较早留心儿童文学的学人，本书的英译原作即是他向译者提供的。《序》认为《两条腿》“不愧为一篇好的文学的童话，因为有她自己的特色”。随之谈到这本形象地讲述人类生活变迁历史的科学童话，对于启迪儿童的人生知识，传授儿童以进化思想，培养儿童的科学观念，都堪称为“一种佳作”，具有相当的“戏剧的趣味”与“教育的价值”。周作人对《两条腿》的褒扬倒也不是无谓的捧场。我读它后，感到这本五十多年前翻译的科学童话，至今尚未丧失其魅力。正文的《小引》副题为《童话的故事》，涉笔成趣，富于哲理，反映了作者的“童话观”。话说某一年世界上的真理失踪了，人们大为惊恐之余，立即派出五个聪明人去寻觅悄然遁迹的真理。十年后各自回来，皆声称真理被自己找着了。第一个举步向前宣言真理就是科学，第二个疾呼真理就是宗教，第三个以动人的声调吟唱真理就是爱情，第四个人旁若无人地拍拍自己的口袋，说真理就是金钱，第五个跄踉不定地打着噎呃，笑着说真理就是酒，终至争持不下。始则唇枪舌剑，继则老拳相加，混战一团之后——科学的头被打破，爱情衣履不整，金钱身上泛溢着熏人的铜臭，酒则渗入地中与尘土为伍，宗教甚至露出了打着印记的臀部而成为观众的笑柄……正在此时，有一位小姑娘跳跃而来，说她寻到真理了，就在那片翠绿的草地中。于是人们蜂拥而去。他们看见一个人，模样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分不清楚他是男的还是女的，是成人还是儿童。他的额上极纯洁，象是不知道罪恶的；他的眼深沉而严厉，象是深知全球的心；他的嘴张着，现出最愉快的笑容，但又深藏着悲哀，非笔墨所能形容。他的手象母亲一般柔软，又象君主的一般强壮，他的足紧践地上，然而不致踏碎一朵花。他还有大而柔软的翅膀，象晚间飞翔的鸟儿。
　　他们站在那里注视时，这人站了起来，发出响亮的声音喊道：“我是真理！”
　　这个“真理”的形象是非常美丽的，但“科学”、“宗教”、“爱情”、“金钱”及“酒”却不平了。他们嫉恨地异口同声喊道：“这是一个童话呵！”
　　是的，是一个童话，但童话就不能晓谕真理、伸张正义吗？！就不能颂扬科学、传授知识吗？！就不能移人性情、陶冶情操吗？！当然，真正的童话应该与精神鸦片——宗教绝缘，与腐朽的拜金主义绝缘，与一切麻醉中枢神经的毒品绝缘，这都是没有疑问的。在那暗黑的年代里，童话作为传播真理的媒介，作为鼓吹科学的号笛，作为磨砺意志的砥石，很早就受到鲁迅的关切与重视。他自己翻译《小约翰》、《小彼得》，不正是这方面的范例吗？他如此认真、如此精细地校改《两条腿》，不正是为了疗慰千百万儿童的精神饥渴与知识恐慌吗？
　　《两条腿》是一本以进化的观点叙述人类发展历史的科学童话。关于原著者丹麦作家爱华耳特的生平，据李长之著《北欧文学》（商务印书馆1944年7 月重庆初版）介绍：生于1856 年，卒于1908 年，“他的《童话》七卷则承继了安德生的遗产”。其他书中有关资料甚少。正因为爱氏传记资料不经见的缘故吧，阿英编纂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将《两条腿》误作安徒生的作品。
　　爱华耳特虽然主要生活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他的思想却颇为开明，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达尔文主义的信徒，笃信从猿到人的进化观点。《两条腿》共分十一章，其章目为“一、旧动物，二、两条腿太太生一孩子，三、两条腿初开杀戒，四、时光流过，五、两条腿扩充财产，六、两条腿迁居草地，七、两条腿开始耕种，八、两条腿享受快乐，九、旧动物大开会议，十、牡狮，十一、许多年之后。从章目中也可窥见，作者以奇幻的童话彩笔，描摹了人类的祖先——原始人为了生息与繁衍所进行的艰苦斗争：如何在丛莽中与野兽厮杀，毙强虏弱，以求生存；如何在艰困中与环境搏斗，开掘智力，制造工具；如何在磨难中与自然相持，辗转迁徙，择地而安；如何在苦寒中与厄运抗争，胼手胝足，辛苦备尝；如何在劳动中与天地奋斗，发明农牧，日益昌盛；如何在进化中与劲敌鏖战，所向披靡，主宰万物……作者深谙儿童心理，充分运用了童话的幻想、象征、夸张手法，把人类祖先绵延百十万年的历史写得简洁、生动而有趣。在“两条腿”这位主人翁形象身上，集中了原始人从进化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合群、协作、坚毅、勤劳、好学、创新等优异品性，而且以上性格特征，是通过跌宕多姿的言动与情节显现出来的。其他的动物形象，不仅有个性化的语言，而且各各具有复杂而又鲜明的性格，如狮王的正直与凶暴，猩猩的贫嘴与嫉妒，狗的忠实，狐的奸猾，羊的怯懦，鹿的柔顺，牛的勤苦，猪的贪懒，风雀的多嘴多舌，蝙蝠的善播流言等，都无不各臻其妙，呼之欲出。象这样知识丰饶、兴味浓郁的长篇科学童话，在中国儿童文学中还是发轫的译作，其启蒙与借镜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俄国十九世纪著名教育家乌申斯基曾经说过：“美丽的诗意的形象将会和理论的思想同时生长，智力的发展将会与想象和感情的增长和谐地一起进行；理论的思想会替自己找到诗意的表现，反之，诗意的表现会使这个思想更加巩固。”这可以说是对于科学童话的阐释与要求。科学童话对启发儿童思想，培养儿童的智力具有特殊的功用，鲁迅早年就曾注意到这一方面。
　　他在1903年所译科学小说《月界旅行》（法国儒勒·凡尔纳作）的《辨言》中，认为“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进而指出：“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由此可见，鲁迅是中国倡导科学文艺的先行者；鲁迅那么热忱地校改《两条腿》，说明他还是科学童话这一领域的开拓者之一。我想，三十年代从事儿童科学文艺创作的周建人、高士其、董纯才、顾均正诸人，可能都受过这本鲁迅付出过精力的科学童话的影响。
　　1981年9月25日
　　鲁迅诞辰一百周年
　　浮槎东来几春秋——安徒生在中国
　　在丹麦玛格里特二世女王陛下访华期间，《安徒生生平和作品展览会》也同时在中国展出。参观这个翘望已久的展览会，确乎是一次美的享受。当目睹这位我从小就酷爱的大作家的遗物：那手稿，那五色杂陈的版本，那浸染着他手泽的帽子与手杖，以及那贴满城市标记的旅行皮箱……，似乎感受到安徒生睿智目光的照拂，甚至亲炙到那颗永远年轻的心的温馨，仿佛这位丹麦人民的伟大儿子远涉重洋来到了我们中间。更使我感动不已的是，在展览会上还了解到安徒生早在少年时代就很向往中国，希望有朝一日到这东方古国来旅行，然而这一夙愿始终没有实现。可是，安徒生的精神产品，那脍炙人口的童话，却终于飞过高山、越过重洋，来到了安徒生生前向往的中华古国。
　　安徒生的童话究竟是什么时候介绍到中国来的呢？有的研究者指出安徒生作品的中译“1926 年最早发表在《小说月报》上”①。但实际上要早得多，据笔者所涉猎到的资料，最早介绍安徒生的出版物是与鲁迅有关的《叒社丛刊》，它是清末民初绍兴的“以敦重友谊研究学识为宗旨”的团体——“叒社”（前身为“同志研究社”）的机关刊物，于1913 年12 月创刊。之所以命名“叒社”，其创刊号中曾予阐释，即：“叒为东方之神木，以名吾社，岂非以亚东风云日急，砥柱中流而取之义哉。”鲁迅的两个弟弟：周作人、周建人，都是该社的名誉社员；鲁迅还曾以“启明”的笔名于该刊第四期（1917年出版）发表过《〈蜕龛印存〉序》（代）一文。在创刊号的“史传”栏，刊载了周作人所撰述的《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诚如作者称：“安兑尔然童话，欧土各国，传写殆遍，日本亦有二三译本，中国尚鲜有知之者，故为绍介其行业如此”，是现所发见的关于安徒生的第一篇论述。全文约三千言，撮要绍介了安氏的生平及其创作，赞其童话“取民间传说，加以融铸，皆温雅美妙，为世希有”。据文中夹注，这篇小传共参考了丹麦文艺批评家勃兰兑思著《安徒生传》、英国戈斯著《北方文学研究》、挪威波亚然著《北欧文学评论》、德国诃伦著《北欧文学史》等论著，可见撰述的态度是认真的、材料是可靠的。其中有些论述，至今仍不乏参考价值：故论者谓安兑尔然七十生涯，未脱童时，短于常识而富于神思，其所著童话，即以小儿之目，观察万物，而以诗人之笔写之，故美妙自然，可称神品，真前无古人，后亦无来者也。
　　其辞句简易如小儿言，而文情菲亹，欢乐哀愁，皆能动人，且状物写神，妙得其极。
　　其叙鹅鸭相语，使鹅鸭信能人言，殆必尔矣；他如一草一石，一针一带，亦各具性情，不能相假。其书实函异美，鲜可方物，有如山川物色，倒景水晶球中；或如小儿研皂角吹作水泡，色如虹彩，若欲以理数推寻，触之以指，便立清散；又或迷离如在梦境，见诸异事，令人怡悦，而忘其怪诞。
　　故童话一集，出于自然，入于艺术，而实安兑尔然诗中之醇华也。
　　盖童话者，元人之文学，生民之初，未有文史，而人知渐启，监于自然之神化，人事之繁变，辄复综所徵受，作为神话世说，寄其印感。迨教化迭嬗，信守亦移，传说转昧，流为童话。儿童心理简禅，同于野人，喜闻其说，因得此名。自然之文，不可方物，唯使野人抒辞，或小儿执笔，庶几可致。安兑尔然老而犹童，故能体物写意，得天然之妙，非① 《安徒生和中国》，刊1979 年12 月5 日《文汇报》。
　　偶然也。
　　但最早译介安徒生的作品的是刘半农。刘半农在“五四”时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骁将，而在此之前他在旧文学界已十分活跃，据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忆及，刘曾在包所编的《小说大观》等刊物上撰稿；此外，刘尚译有英国唐格腊司的小说《帐中说法》（中华书局，1917 年初版）、《欧陆纵横秘史》（中华书局，1918 年初版）、《黑肩巾》（中华书局，1916 年初版）等，并常在一些小说期刊上投稿。正因为他对“五四”前一段旧文学界情况十分熟悉，故而从旧垒中来杀回马枪异常勇猛，而且矢矢破的、正中要害。鲁迅曾称誉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从而成为“《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此均后话，暂且不表。早在1914 年，《中华小说界》第七期（1914 年7 月1 日出版）上发表了刘半农所译的安徒生作品——“滑稽小说”
　　《洋迷小影》，篇首还缀以译者引言：是篇为丹麦物语大家安德生氏（1805 年至1875 年）原著，名曰《皇帝之新衣》，陈义甚高，措词诙谐，日人曾节取其意，制为喜剧，名曰《新衣》，大致谓某伯爵崇拜欧人，致贻裸体之笑柄。今兼取安氏原文及日人剧本之义，复参以我国习俗，为洋迷痛下针砭，但求不失其真，非敢以推陈出新自诩也。
　　当时中国翻译界的风气就是如此，喜欢篡改、增删原著，刘半农也未能免俗；但他的“兼取”、“复参”乃至再创作，目的还在于“为洋迷痛下针砭”，所以还情有可原。至于这位“丹麦物语大家安德生氏”的作品，倒是刘半农第一个向中国读者介绍的。而他的译文因为并不忠实于原著，所以此处不予录引了。
　　其次，较早介绍安徒生的是孙毓修，此人是“五四”以前一位著名的文学编辑，也是一位热心的儿童文学倡导者。孙曾著有一本《欧美小说丛谈》（商务印书馆，1916 年12 月初版），这大约也是我国近代第一册介绍外国文学的专著。在该书“神怪小说”（即“童话”，孙译自英语Fairy Tales，其自注云：“狐鬼之谈，感人尤易，故恒以语小儿，为蒙养之基，小儿亦乐其诞而爱听之。”）章内有关安徒生的部分写道：十八世纪中，有丹麦人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on，丹麦之大文学家，亦神怪小说之大家也。生于一千八百零五年，鄂丹斯Odense 古城之中，家贫少孤，母使之习裁缝，安徒生不欲，曰：“愿远游，得贤者而师之，以能文章，自见于世。”怀银五圆，至哥平哈经Copen-hagen，丹麦之京城也。经无穷之困难，卒以成名。其脑筋中贮满神仙鬼怪，呼之欲出，是诚别擅奇才者也。书初出版，丹王见之，珍为异宝，读之犹以为不足，卒延安徒生于宫中，使之从容风诵，而环听之。安徒生年愈高，心愈慈，闻童子有疾，直登其榻，为诵其所著之书，足以起膏肓、愈恶疾；枚乘《七发》，于此又见之矣。以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化去。后人追慕其风，为之造像。造像多立者，独安徒生之像坐，如其据案高谈之状。
　　在该书“神怪小说之著者及其杰作”章内对于安徒生的生平与创作有了更详尽的阐述：
　　丹麦者，波罗的海之小国，而第十九世纪之初，有一大文学家出焉，崇拜之者非一国，非一时，说者谓可以配飨英之莎士比亚。所奇者，此文学家之诗文戏曲皆不传，而独以神怪小说闻。其人为谁，则安徒生HansChristian Anderson 是也。安徒生未成名之前，格列姆为神怪之巨子，及安徒生之书成，乃得比较之评论曰：格列姆之书，述神怪之神怪而已，安徒生则不然，当其闭置一室、凝神静思之顷，不啻变其身为神怪，而执笔自述其生平也，酣畅淋漓，跃然纸上，是惟安徒生为绝调矣（由此观之则《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等书之不能与于神怪小说作者之列其可知矣）。
　　安徒生之书，时而花妖木魅，时而天魔山魈，其境即无不奇；而安徒生之自传，则奇亦与其书称。其故乡为丹麦之一小邑，曰鄂丹斯Odense.家贫，父补屦为业，虽执业甚卑，而性好学，常昼日作事，夜分读书。安徒生少而习焉，故亦粗能识字。稍长，愿入学，其父不能给而罢。邻人怜之，使得就私塾而学焉。塾师之妻偶呵叱之，安徒生怒，即日携其书笈石版而去。
　　安徒生之母，为之别就外傅。……
　　安徒生十一岁，而其好学勤务之父，奄随朝露。母不能守，安徒生遂如《块肉余生》（即迭更司之David Cop-erfield）中大辟之有继父矣。其相逼之光景，未知视满特斯东何如（满特斯东大辟之继父也），而安徒生誓不与之共居，乃冒险上哥平哈经Copenhagen（丹麦国都），其母摒挡私蓄，与以丹币，如英国三十七先令之数。安徒生布衣徒步，贸然首途，其狼狈之状，无殊惠丁登上伦敦时。初，安徒生居鄂斯丹时，入剧场，见一名优，乔扮波斯少女辛度利拉（即安娜所著之神怪小说也），神态毕肖，安徒生羡之。闻哥平哈经有大舞台，登其台者，如登龙门，安徒生赴京之目的，固欲为一优人于其中。不知丹麦甚尊优人，必入大学，专修数年，著有脚本，为人传诵，始能粉墨登场。从此以后，出入宫禁，王公大臣，争相驰慕，愿为执鞭，岂一乡里小儿，得滥登台充跑龙套之役者哉。安徒生之志则大矣，而其术则未也。
　　安徒生羁旅京华，欲托微业，以慰饥寒，卒无有哀而收之进。计无复之，乃忆少时所闻格列姆神怪小说中之故事，明明在心，拟于空场搬演，博儿童一笑，聊为市饼之资。
　　虽所志未遂，而格列姆书中之神怪，则已于此时奔赴其脑中矣。顾未尝直接化身为小说，而先为诗歌曲本，安徒生出以示人，皆摇头曰：“平平耳，不足奇也。”至是安徒生脑中之神怪，不得不纷然出现，以救安徒生之困穷。
　　欧洲自有印书之法，社会之上，几人人有书癖。不忧购之不尽，惟忧书之不多，乃到处以金钱运动文士，故为贫著书，其风即随印刷之术以俱来。司各得一生得数尺著作，易金钱数万镑，生则享大利，死则受大名，尤卖文生涯中之矫矫者也。安徒生率尔上长安道，浮沉数年，甚矣惫！为优不成，为丐不成，为诗歌曲本之文学家不成，亦几山穷水尽矣；不意神怪小说一出，而其书行于偏隅穷谷，其名重于九鼎大吕。响之郁郁不得志者，至此皆成美谈，卖文之业，于是成立矣。丹麦之王，倍加礼遇，延致安徒生，使从容风诵其书，躬率王族，环而听之。他国又有礼招之者，安徒生蒲轮应召，过都越国甚多。晚岁，乃老于哥平哈经。哥平哈经之童子，无不知其名者；遇之，男子脱帽，女子鞠躬为礼。死后，国民醵赀，为造像于丹京。造像多立者，独安徒生之像坐，为其生平据几高谈之状云。
　　其杰作有《锡之兵》、《丑陋之一匹雏》、《小戴梦里习地理》诸篇。
　　孙毓修不仅是安徒生生平创作的最早介绍者之一，而且也是安徒生作品中译本的最早翻译者之一。民国初年，孙毓修为商务印书馆编辑了一套《童话第一集》丛书，其中辑有安徒生的作品两种，都是孙毓修翻译的：一为《小铅兵》，1927 年8 月初版；一为《海公主》（即《海的女儿》——笔者）。
　　嗣后，周瘦鹃所译之《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中华书局，1917 年3月初版）也译载有安徒生的短篇作品，名曰《断坟残碣》，系用文言文译述。
　　文前撰有《亨司盎特逊（1805—1875）小传》，并冠以安徒生的肖像，这使得中国读者第一次得睹这位伟大童话作家的风采。
　　较成规模的安徒生童话集的中译本——《十之九》，由中华书局于1918年1 月初版，著作者署为英国安德森，译述者即陈家麟、陈大镫。该书共辑译有安徒生童话六篇：《火绒箧》、《飞箱》、《大小克劳势》、《翰思之良伴》、《国王之新服》及《牧童》。译者之一的陈家麟为清末民初一十分活跃的翻译家，静海人，字杜衡，曾与林纾合译过《鹰梯小豪杰》、《高加索之囚》、《柔乡述险》、《人鬼关头》、《现身说法》、《豪士述猎》、《球房记事》、《乐师雅路白忒遗事》、《欧战春闺梦》、《俄宫秘史》、《残蝉曳声录》、《魔侠传》、《玑司刺虎记》等小说，以上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又为中华书局译过俄国齐高夫（即契诃夫——笔者）的短篇小说集《风俗闲评》，曾得民初教育部的奖励。《十之九》亦中华书局出版，随即解弢所著《小说话》（中华书局，1919 年1 月初版）之《小说提要》中有所评述：“书为短篇小说，其中所载：一、火绒箧，二、飞箱，甚奇。箧擦之能得三犬，箱乘之能飞行也。三为大小克劳势，兄弟相欺，欺人者卒以自杀。四、翰思之良伴，因射履而得妻。其最奇之两篇，一为国王奇服，国王既好奇服，有二织工，献织无形之衣，衣惟忠智者见之，国人惧受不忠不智之名，均诡云见衣，于是国王乃著无形之衣，裸体游于国中；一为牧童，有王子求婚某公主，不谐，乃伪作牧童，以奇器惑公主，公主爱之，竟与接吻，接吻之数，或十或百，如论市价焉。”评者并未识得此即世界知名的安徒生童话，也未指出译者将原著者误植为英国人，不过却是关于安氏童话的第一篇书评。
　　统观全书，对照今译，我觉得译者是很忠实于原著的，虽然是从英译本转译，又用的是古拙的文言，译笔也并不甚出色，但总算勉为其难地传达出原著的精髓，今录引《国王之新服》的断片一二，以尝中国早期迻译的安徒生童话之一脔：
　　从前一大国之君，最爱装束，边幅自修，竭全国之财力，以积裳衣。军政内务，教育实业，一切停废；观剧征歌，行围射猎，亦不愿为。唯朝地宴游，得以炫耀华章者，无不欣然临莅。燕居深处，每一钟必更衣一次。他国君王，政治军机，日开会议；彼独殚精竭虑，销岁月于箧笥之中，以为常课。一日在宫，忽有二织工叩阍求见，言有绝技，能织一种无形之绡，颜色光明，花纹艳丽。制为御袍，百官士庶，非忠于事君，克尽阙职者，必至熟视无睹，一旦斋戒回心，则又能了如指掌；百姓中智慧者，亦能瞻仰及之。傥为臣而佞，为民而愚暗，终古亦不得见。国王闻之大喜，以为垂裳而治，可以照人肝胆，指佞惩愚，虽举国倩以成之，亦所不恤，……
　　……国王尺步绳趋，章身是耀，最忠之大臣，又以手自后摄其无形之大袍，恐其曳地，极珍重爱惜之意。万人空巷，观如堵墙，楼窗遍启，探首争观。有人呼曰：“大王之新服美哉！”一人倡之，万人和之，无缝天衣，犹嫌著迹，君臣相庆，国无愚氓。徐行未倦，意气益扬。一童子呼曰：“异哉吾君，袒裼裸裎，为此微服微行。”首相曰：“童子何知？”大臣曰：“此必童駪，或目盲也。”国王闻童子之言，殊觉败兴，又因众臣谀媚一尊，不忍遽拂，悍然前进，前呼后拥，兴致不衰，正不知途穷日暮也。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此书出版距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于1915年恢复帝制的时间不远，当人们读到这篇《国王之新服》，必然联想起洪宪皇帝龙袍加身的丑剧，因而发出会心的微笑，因为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即使贵如王侯、位极至尊，都会遭到历史的嘲弄与人民的唾弃，古今中外，概莫不然。
　　在“五四”以前的出版物上有关安徒生的资料，尚有：一是《中华童子界》第十二期（1915 年6 月出版）卷首刊有“丹麦童话大家安特生之铜像”照片，一是《新青年》六卷一期（1919 年1 月出版）载有周作人译《卖火柴的女儿》。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巨潮掀起之后，由于儿童教育的重视与儿童文学的提倡，安徒生更日逐被中国少年儿童读者所熟悉与喜爱。许多报刊都竞相刊载安徒生的童话，例如《文学周报》发表有《女人鱼》（徐名骥、顾均正译，刊第一百零五号，1924 年1 月14 日出版）、《雏菊》（徐调孚译，刊第一百三十五号，1924 年8 月18 日出版）等；《小说月报》发表有《拇指林挪》（CF 女士译，刊十四卷八期，1923 年8 月出版）、《缝针》（高君箴译，刊十四卷五期，1923 年5 月出版）等；《妇女杂志》发表有《玫瑰花妖》（学勤译，刊七卷一期，1921 年1 月出版）、《苧麻小传》（赵景深译，刊七卷六期，1921 年6 月出版）、《老街灯》（伯恳译，刊七卷七期，1921年7 月出版）、《一滴水》（石麟译，刊七卷十期，1921 年10 月出版）、《夜莺》（顾均正译，刊十一卷四期，1925 年4 月出版）等；《学生杂志》发表有《小鸟之歌》（隽灵译，刊十一卷十二期，1924 年12 月出版）、《影子》（佩斯译，刊十二卷十期，1925 年10 月出版）等；《民铎杂志》发表有《顽童》（徐调孚译，刊六卷一期，1925 年1 月出版）等。其他刊物译载安氏童话的尚有许多，就不一一赘述了。
　　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志《小说月报》，好象对安徒生尤为重视，早在1923年该刊十四卷十八期上所载沈泽民之《近代的丹麦文学》中写道：“丹麦至少总有一个作家是全世界人底口中的家常便饭罢，那便是汉斯·克里史馨·安徒生（HansChristian Anderson，1805—1875）了，象维尔海尔姆·格利姆（Wilhelm Grimm）在德国一样，自美国横渡太平洋以至日本，安徒生使儿童时代底幻想更加丰富。但是格列姆不过是把民众流传的‘玛儿霜’（Márchcn）
　　加以文学的点染，安徒生却凭他自己的想象力，劈空创造出那部同样不朽价值的‘爱芬蒂儿’（Aeventyr）来。他那些童话中间，都是饱含着诡黠的诙谐和清鲜的常识的，那是丹麦人心理底特质。”稍后，该刊十六卷八期（1925年8 月出版）与九期（1925 年9 月出版），作为“安徒生专号”上、下而发表了大量有关安徒生的评传、论文、图象以及作品译介，其中有《安徒生的作品介绍》（西谛）、《安徒生传》（顾均正）、《我作童话的来源与经过》（安徒生作，赵景深译）、《安徒生评传》（益博生著，张友松译）、《安徒生的童年》（焦菊隐）、《安徒生的童话艺术》（丹麦勃兰特著，赵景深译）以及《安徒生年谱》（顾均正、徐调孚）等。同时翻译安氏童话有《火绒箱》（徐调孚译）、《践踏在面包上的女孩子》（胡愈之译）、《幸福的套鞋》（傅东华译）、《小蟓虫》（岑麟祥译）、《孩子们的闲谈》（西谛译）、《雪人》（沈志坚译）、《红鞋》（梁指南译）、《妖山》（季赞育译）、《茶壶》（樊仲云译）等。另外还刊载有“安徒生像”、“铜像”、“安徒生图书馆”等铜版照片，均印制得十分精美。
　　“五四”以后所出版的安徒生童话中译的第一个单行本为《安徒生童话集》，列为“绿波社丛书第一种”，赵景深译，新文化书社于1924 年6 月初版，书耑附有译者所撰短序以及《安徒生的人生观》、《安徒生评传》，集中辑有《小伊达的花》、《豌豆上的公主》、《坚定的锡兵》、《白鹄》等十四篇童话。同年，北京大学新潮社印行了林兰编的安徒生童话集《旅伴》（1924 年10 月出版），上卷为林兰译，辑有《旅伴》、《丑小鸭》、《牧豕郎》、《小人鱼》、《打火匣》等五篇；下卷为CF 译，辑有《幸福家庭》、《缝针》、《小尼雪》、《雏菊》、《拇指林娜》、《真公主》等六篇。新潮社与新文化书社都是“五四”之后文化出版界的重镇，它们竞相出版安徒生的作品，可以想见当时中国文化人对这一世界儿童文学名著的关切与重视。
　　这篇试图漫话“安徒生在中国”的札记，本拟截至1919 年之前为止，但因有人断言1926 年才出现安徒生作品的中译；这种率尔操觚的论断，起码把这位丹麦人民的文化使者对中国的“精神访问”推迟了十几年，并且随之把许多先行者辛勤的劳作也一笔抹煞了。所以禁不住又补写了“五四”至1926年以前这一段的史实，不致因有些人的轻率而成为空白。诚然笔者孤陋寡闻，囿于所知，也可能这位世界著名作家浮槎东来的时间要早于1914 年。请前辈与同道匡正、补充。
　　附记：上文写于二十年前，后虽广为涉猎，仍未发见有何重要史料可资修订。惟须补充的是，用树人、周作人昆仲早在世纪初留日期间就有翻译安徒生作品的打算，他们所译印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1909 年2 月21 日出版）卷末所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以后译文”的预告，其中即有：“丹麦安兑然：《寥天声绘》”，可惜后来并未实现此一计划。
　　崇奉科学渴求知识——记晚清的凡尔纳热
　　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 年），是一位驰名全球的“科学幻想小说之父”。他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律师家庭，从小酷爱科学，1863 年他的处女作，第一部科学幻想小说——《气球上的五星期》问世了。此后，终生勤奋笔耕，乐此不疲，一共创作了一百零四本科幻小说，凡七、八百万字，被译成五、六十种文字出版，在全世界广泛流传。
　　儒勒·凡尔纳是何时介绍到中国来的呢？他生前有无作品被译成中文呢？我一直想探询这些问题。经过在书海中的游弋，发现早在二十世纪初叶，我国就有不少热心的学人开始介绍他的生平与译介他的作品了。当年有一位颇为著名的文学编辑孙毓修，在他所编著的《欧美小说丛谈》（商务印书馆，1916 年12 月初版）一书中就一再论及凡尔纳：“第十八世纪之间，正欧西科学萌芽之代。而为科学之先导者，乃在区区之理想小说。其意境之奇辟，寄托之高深，实有卢牟六合、驰骋古今之概。发明家读之，因得开拓心胸。
　　暗室之中，孤灯远照；依此曙光，终达彼岸。其文甚趣，其功甚伟。此中巨子，如法兰西产之柔罗氏（Jules Verne）亦其一也。一千八百二十八年，生于南次（Nanes）；一千九百又五年，卒于亚门（Amens）。”随即，还以上万字的篇幅，详细介绍了凡尔纳的《二万镑之奇赌》、《海底漫游录》的梗概。稍后，文学研究会机关杂志《小说月报》所出的《法国文学专号》（1924年4 月出版）中，在《法国文艺家录》的栏目下刊载了凡尔纳的小传：“Verne（Jules）[1828—？]小说家。他曾做过韵文的喜剧《在Licge 的十一日》和《美洲来的叔》；可是他的大名却在他的六十部的科学与冒险的小说。”可以追溯得更早的是，在晚清的文艺期刊《著作林》（1906 年）、《小说林》（1907 年）上，都先后刊载过凡尔纳的肖像，后者还在肖像下注有“凡纳（《八十日环游记》作者）”字样，从而使国人得睹了这位“科幻小说之父”的丰采。
　　至于凡尔纳的作品，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中译本是《八十日环游记》，逸儒译，秀玉笔记，经世文社发行，光绪庚子（1900 年）初版。书为线装，分上下两册，铅活字排，连史纸印。凡四卷，都三十七回，仿章回体，以文言敷衍之。前有寿彭序，其中谈到译书的缘起，以及关于本书的评述，中谓：“《八十日环游记》一书，本法人朱力士，名房，姓JulesVerne 所著，中括全球各海埠名目，而印度美利坚两铁路，尤精详，举凡山川风土，胜迹教门，莫不言之历历，且隐合天算，及驾驶法程等。著者自标，此书罗有专门学问字二万，是则区区稗史，能具其大，非若寻常小说，仅作诲盗诲淫语也，故欧人盛称之，演于梨园，收诸蒙学，允为雅俗共赏。”以上寥寥数言，可能是中国第一次关于凡尔纳其人的介绍。后有薛绍徽（即署名秀玉女士者）序，叙述了由逸儒（即寿彭）口译，复经自己笔述而译成该书的经过。
　　卷首标明此为“琴瑟寄庐外书”之一，译笔尚称流丽，试举其第十二回“趁行程草率投宿窥殉死恻隐生情”中一段关于某地以活人殉葬这一陋习的描写为例：
　　又有蒲拉铭（蒲拉铭即波罗门教）之大和尚数人，皆披鲜丽袈裟，引一妇人随后，此妇步步踌躇，欲前还却，若不胜畏怯者。年轻貌美，不啻欧洲所产，其首，其项，其肩，其耳，其臂，其手，其趾，满戴金珠宝玉，如臂上条脱，耳畔明璫，手匝戒指等，不一而足。衰衣镶以金边镂，外罩珠光罗长袍，表里玲珑辉映，姿格尤都。此妇之后，又随有一队卫兵，似有勒逼此妇之势，腰短剑而手长枪。拥一轿，中坐一尸；尸为老人，章身豪侈，即母拉查士也，所服如生时。裹头巾绣以彩花，嵌以明珠，袍乃编金织丝，搭膊则缝缀无数金刚钻，并有一美饰军械，主显其为印度王子之职也。次为乐部，复有队印度跃跃和尚，以为后殿，人声乐声，合成一片。佛兰诗士观之，形若怅惘，回顾巴司种人曰：“是萨提Sutree 乎？”巴司种人以指掩唇，略略点头而已。既而游行大众，缓出树林，不见其迹，歌乐亦渐不闻声，惟远处略有喊声，随并喊声亦寂矣。福格初闻佛兰诗士之说，不解其义，至大众走后，乃问曰：“何谓萨提？”佛兰诗士曰：“乃印度一典制，以人为殉，谓出心愿，此时尔所见那妇人，明早即行焚化矣。”阿荣不禁愤然曰：“呵！顽哉。”福格曰：“尸为何如人？”巴司种人曰：“乃一王子，为邦德尔戡特自主之母拉查士，即妇人之夫也。”福格闻之，心大不忍，语言微颤，复言曰：“或然乎，此为野蛮风俗，尚存在印度，若属英国，必不容再长此风。”
　　绘景状物，俱颇能传神，且显而易见是忠实于原文的直译，这比当时那些随意割裂、任意铺排，甚至杜撰生造的译文强多了。总之，这样雅驯的译笔倒也没有辜负凡尔纳的力作，总算第一次较忠实地把凡尔纳介绍给尚在“闭关锁国政策”禁锢下的中国。类似以生人殉葬的陋习于中国也在在皆是，作为专制的孪生兄弟的愚昧，已成为国人的痼疾。所以，凡尔纳饱孕民主思想的科幻小说，倒也不失于是一有力的针砭，对于培养青少年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不无补益。这一最早中译本出世时，凡尔纳尚健在，如果当时他知道了自己的作品已被译成世界上使用者最多的一种文字——方块形的汉字时，一定会欣喜万分吧。
　　接着出现的凡尔纳作品的译本是《十五小豪杰》，前署“法国焦士威尔奴著，新会饮冰子顺德披发生合译”，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五月由日本横滨新民社活版部出版。开本廓大，书品精美，重磅道林纸印制，在晚清小说中是颇不经见的佳品。兹将其回目引录如下：
　　第一回茫茫大地上一叶孤舟滚滚怒涛中几个童子
　　第二回逢生路撞着一洞天争问题俨成两政党
　　第三回放暑假航海起雄心遇飓风片帆辞故土
　　第四回乘骇浪破舟登砂碛探地形勇士走长途
　　第五回如真如梦无人乡景色凄凉忽喜忽忧探险队精神抖擞
　　第六回荒洞穷搜怆怀故主遗图展视痛语前程
　　第七回移漂民快撑寒木筏怪弱弟初审闷葫芦
　　第八回勇学童地辟豺狼窟荣纪念名从父母邦
　　第九回举总统俄敦初被选开学会佐克悄无言
　　第十回兽人竞力显我优强草木效灵成他造化
　　第十一回叹望洋群儿猜百点忏造孽呆子泣黄昏
　　第十二回三条票风波掀醋海五里雾烽火闹冰天
　　第十三回巨熊石四童子析居陷阱林一美人僵卧
　　第十四回经无量劫弱女陈情感再生恩故人握手
　　第十五回解船缆佐克勇自供驾纸鸢武安争上达
　　第十六回燕子重来空疑喜报狗儿一吠作合救星
　　第十七回老伊范智擒双奸细勇杜番力战一水手
　　第十八回歼众魔同学庆更生驾片帆群儿还祖国
　　“饮冰子”即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骁将梁启超，他当时正流亡日本。“披发生”即罗普，广东顺德人，康有为弟子，时在日参与《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编务。该书系据日译本迻译，最初在《新民丛报》上连载（自1902年2 月22 日第二号起至1903 年1 月13 日第二十四号讫），上署“少年中国之少年重译”。译者在第一回的“附记”中记叙了自己“纯以中国说部体”重译此书的经过：“此书为法国人焦士威尔奴所著，原名《两年间学校暑假》。
　　英某译为英文。日本大文学家森田思轩，又由英文译为日本文，名曰《十五少年》。此编由日本文重译者也。”并推重原作者“寄思深微，结构宏伟”，可谓知音之言。梁启超还在卷首填了一阙《调寄摸鱼儿》来阐发自己译书的意旨：
　　莽重洋惊涛横雨，一叶破帆飘渡。入死出生人十五，都是髫龄乳稚。逢生处，更堕向天涯绝岛无归路。停辛伫苦。但抖擞精神，斩除荆棘，容我两年住。英雄业，岂有天公能妒。殖民俨辟新土。赫赫国旗辉南极，好个共和制度。天不负，看马角乌头奏凯同归去。
　　我非妄语，劝年少同胞，听鸡起舞，休把此生误。
　　在书的结尾更明白昭示了自己译书的“因果”与目的：“自此各国莫不有了这本《十五小豪杰》的译本，只是东洋有一老大帝国，从来还没有把他那本书译出来，后来到《新民丛报》发刊，社主见这本书可以开发本国学生的志趣智识，因此也就把它从头译出，这就是《十五小豪杰》这部书流入中国的因果了。”译者还怆痛深沉地赋诗寄志云：海岛飘蓬不自哀，伤心吾土旧池台；蓬蓬纸上风云气，可有男儿起舞来。
　　梁启超作为一位有识之士，正欲藉泰西少年同舟共济、艰苦卓绝的精神，来激励中华男儿闻鸡起舞、挺然兀立的斗志。《十五小豪杰》的译笔酣畅淋漓，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可举一例以说明之，即江苏地区高旭（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发起人）、高燮等所组织的觉民社编印的刊物《觉民》，在第八期（1904 年7 月8 日出版）的“文苑”栏中发表了吹万（即高燮）所作《书〈十五小豪杰〉后》诗三首，其中一首云：小小垂髫十五人，却从患难见精神。
　　男儿磨折寻常事，民政规模结构新。
　　仅此一端，说明读者通过《十五小豪杰》中少年民主选举产生“总统”
　　等有关共和制度雏形的描写，得到启发，从而表达了在专制重压下对开明政治的向往和追求。
　　在晚清凡尔纳作品的译本中，更值得我们珍视的是鲁迅先生早年的两本译作——《月界旅行》（1903年10月进化社版）和《地底旅行》（1906年3 月普及书局版）。关于这两本书的作者，鲁迅在1934 年7 月17 日致杨霁云函中曾有过说明：“威男的原名，因手头无书可查，已记不清楚，大约也许是Jules Verne（儒勒·凡尔纳），他是法国的科学小说家……”又在同年5 月15 日致杨的书简中写道：“我因为向学科学，所以喜欢科学小说”。
　　《月界旅行》是根据井上勤的日译本转译的，凡十二回。版权页误署美国培伦著，光绪癸卯（1903）年十月由进化社出版。当时因系卖稿，所以书上无译者具名，仅署“中国教育普及社译印”。《地底旅行》初刊于《浙江潮》第十期（1903 年12 月8 日出版）上“小说”栏，署索子译，旋因该刊中辍而未刊完。光绪三十三年（1906 年）3 月，由日本东京浅草区榎木邦信并木活版所排印出版，上海启新书局发行。扉页上原作者署为威男，这倒是Verne的音译，但国籍误作“英国”，译者则署名“之江索士”。鲁迅在《科学小说〈月界旅行〉辨言》中申明此书欲供“贩夫稚子”、“纤儿俗子”所阅，并强调了科学小说的功用极伟，其“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甚至呼吁道：“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虽稍过甚其词，但译者企望通过介绍外国进步的科学文化，以破除禁锢中国人民千百年的封建迷信思想，“假小说之能力”去“浸淫思想”，从而达到“导中国人群以进行”的崇高愿望，还是强烈地溢于言表的。
　　此外，凡尔纳作品的译本在当时如雨后春笋似地层出不穷，我所见到的还有以下数种：著名翻译家周桂笙译了《地心旅行》，曾连载于吴趼人编的《月月小说》，光绪三十二年（1906）又由广智书局出版了单行本（一题《地球隧》）。卢冀东、红溪生译了《海底旅行》，连载于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起自1902 年11 月创刊的第一号，讫于1905 年7 月出版的第十八号，署“南海卢藉东译意，东越红溪生润文”。奚若译了《秘密海岛》，署“法焦士威奴著”，光绪乙巳（1905）年由小说林社刊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了《环游月球》，署“法焦奴士威尔名士著”，光绪三十（1904）年由本馆印行，列为“说部丛书”之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凡尔纳同一作品还出现了多种译本，如凡氏的名作《八十日环游世界记》（Around the Worldin Eighty Days），则出现了六种译本：一为前已述及的逸儒、秀玉合译的《八十日环游记》；一是叔子译的《八十日》（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本）；一是孙毓修译的《二万镑之奇赌》（节译）；一是陈泽如译的《寰球旅行记》（小说林社刊本）；一是雨泽译的《环球旅行记》（有正书局刊本）；还有就是先在《少年杂志》上连载，后出单行本之《周游世界》。象这样同一作品出现六种译本的盛况，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恐怕也是仅见的。之所以如此，正因为凡尔纳的作品具有“改良思想，补助文明”（鲁迅：《科学小说〈月界旅行〉辨言》）的功效，所以在凡尔纳生前，即二十世纪初就受到我国知识界的关注，作为启发青少年良知，诱发他们崇高科学、渴求知识的进取心、求知欲，培育他们不畏艰险、敢于攀登的探求精神，陶冶他们孜孜駸駸、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以及灌输他们追求自由、摈弃专制的民主思想的优秀之作，而被源源介绍到中国来。总之，晚清出现的“凡尔纳热”决不是偶然的，是时代的需要使然，是民众的渴求招致，而其时行将覆灭、腐朽昏聩的清王朝，已无暇也无力来禁锢了。
　　第八辑书鱼絮语
　　小引
　　韩愈诗云：“岂殊蠹书虫，生死文字间。”虽系诗人不无牢骚的自况，但也道出了读书人在卷帙书牍中讨生活的实情。不佞非敢比肩大家，惟一生也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读书，教书，藏书、编书，写书，一个“书”字道尽了我人生旅途的跋涉、苦辛与追求。
　　终其一生，未必有什么其他东西会引起我如此浓郁的兴趣。辑中篇什，请视作一个书痴的呓语罢。
　　“签名本”谈屑有位在京华编副刊的朋友，写过一篇谈作家签名本的文章，读后不禁漾出会心的微笑，因为此公娓娓叙来的甘苦得失，不佞甚有同感耳。
　　董桥在《访书小录》中说：“搜访旧书，实在不能不信机缘。”用句中国的俗语来讲，大概是“皇天不负有心人”罢，于此我在签名本的访求中也深有体味。作家签名本诚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如经年留心，每每也有意外的收获。作为一个爱逛旧书店的人，如在尘封的旧架中，或在狼藉的地摊上，意外发见一本签名本，其喜悦是不可名状的。在二十多年的猎书史上，倒也间或遇到过一些签名本，每见及此，为之雀跃，当时的欢愉之情，如今思之仍是乐滋滋的。
　　寒斋拓园所藏的签名本有以下几类：一是书店颁行的签名本，一是作家题赠亲友的签名本，一是有作家自署、题跋以及藏书印记的签名本，还有则是旧版书请作家补签的签名本。
　　先说书店颁行的签名本，“良友文学丛书”版的签名本在新文学书中是脍炙人口的，藏书家大多爱赏。我曾就此面询过赵家璧先生，他曾告知我原委，后来他也曾写入《编辑生涯忆鲁迅》中：“原来我们和作者签订约稿时，就交他一百张编号而空白的签名纸，签好后先交我们保存，一待出书发订时，就把这一百张纸，作为里封衬页，裱在一百册布面精装封面的背后，这样就成了作者签名本。”多年来颇留心于“良友版”签名本的访求，可是由于岁月的洗汰，人为的毁弃，旧书店里很少能够觅到了，故而十数年来仅得三册，已觉弥可珍异。其一为鲁彦的长篇小说《野火》（后改名为《愤怒的乡村》），系“良友文学丛书”第三十八种，1937 年5 月20 日初版。在签名页的左下角有竖排的一行铅印小字——“本书作者签名”，旁有一竖线，线的右方就是作家的钢笔签名，“鲁彦”二字写得飘逸生动，只是经历近半个世纪的沧桑，蓝墨水的笔迹有些褪色了。右上角印有“签名本No”字样，我这册藏本的编号是62.还有一册是靳以的短篇小说集《虫蚀》，系“良友文学丛书”
　　第十五种，1934 年12 月10 日初版，签名的编号是5.特别有味是一本朱光潜的文艺随笔集《孟实文钞》，系“良友文学丛书”第二十五种，1936 年4月30 日初版。签名页“朱光潜”三字是用毛笔写的，颇为潇洒俊秀，编号为10；除此而外，同页还有另一位作家的签名，即该书原来主人的题署，文曰：“黄源1954.4.2”。黄源是三十年代著名刊物《译文》的编辑，知名的翻译家。《孟实文钞》上留有两位作家的手迹，故而我戏称其为复合签名本。
　　再说作家题赠亲友的签名本，这类本子蒐集较多，大约有百十册的样子。
　　其中若干种颇可一谈，例如有次在静安寺旧书店翻到一本布脊烫金精装本的《倪焕之》，一看是1929 年8 月的初版本，心中窃喜不置；再一翻扉页，其上赫然写着：“望舒先生叶绍均”两行工整的毛笔字，下面还钤有叶老的名章，更是喜不自胜。当时我是一个在大学读书的穷学生，书价要花去我每月助学金的一半，但还是毅然买下了，虽然后来两个月没有理发也无所谓。因为它的作者叶老是自己钦仰的五四作家，它的主人望舒是自己喜爱的雨巷诗人，濡染着这两位前辈作家手泽的初版本又是自己所耽读的长篇，它伴我渡过了多彩的青春，如今已成为寒斋的珍品。有一本林语堂的《剪拂集》得之于厦门鼓浪屿的旧书摊，系1928 年12 月的初版本，扉页上有以下的毛笔字：“××贤甥语堂二八，一，十一”这位“贤甥”的名字已被裁去，不复辨认，未知是否即书中钤有的藏书印“觉斋藏书”的主人。林语堂先生当年的日记不知仍存世否？在1929 年1 月11 日条有可能查到赠书“贤甥”的记录。
　　性喜收藏木刻印本，手拓本、机印本、制版本皆有一些，其中葛一虹编的《苏联木刻》（天下图书公司，1947 年5 月初版）分别有布面和充皮面装两册，前者米黄色，后者天蓝色，皆雅致可爱。此印本由中苏文化协会供给材料，以金属版翻印一千五百部，辑入了苏联版画家法服尔斯基、康士坦丁诺夫、克拉甫兼珂等创作的木刻三十九幅。郭沫若题签，郑振铎作序。我的两册藏本，其一有编者的题署：“君匋先生存念葛一虹卅七年四月”，钱君匋是二十年代就开始创作活动的装帧艺术家，至今犹健在；另一扉页上写有：“嗣群先生三九大庆靳以祝贺卅七年元旦”，康嗣群系三十年代文学刊物《文饭小品》的编辑，在六十年代中期去世了。
　　新诗集亦搜罗得不少，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不下三四百本，然而其中签名本寥寥。翻检多时，只找到三两本而已。一是柳倩的《生命底微痕》（1934年版），一是范纪曼的《汐之螺》（1946 年版），另有一册刘北汜的散文诗集《曙前》（巴金编《文学丛刊》第九集之一，1948 年4 月初版），原系诗人陈敬容的藏书，其扉页有作者题署：“敬容兄教正刘北汜卅七年四月廿七日在上海”。
　　最饶有兴味的一册签名本是秋郎（梁实秋）的杂文集《骂人的艺术》，新月书店1927 年10 月初版。该书的装帧很别致，在淡蓝色厚纸书面上的右上角贴一方形书签，其上绘一执戟的小丑蹲于维纳斯像前，右侧即是书名。
　　如此形制与新月版的《死水》颇为相近，可能也是闻一多绘制的。扉页上以毛笔写有：“一樵兄一笑秋郎”。前面说此书有趣，不仅是因为其中四十七则短文写得波俏，而更主要是顾一樵先生在书中作了许多批注，信笔拈来，汪洋恣肆，显示了这位集科学家、工程家、文学家于一身的学者渊博的学识与旺健的笔力。
　　集内卷首第一篇列举了十项“骂人的艺术”：（一）知己知彼，（二）无骂不如己者，（三）适可而止，（四）旁敲侧击，（五）态度镇静，（六）出言典雅，（七）以退为进，（八）预设埋伏，（九）小题大做，（十）远交近攻。顾一樵在其（三）适可而止条书眉批注云：
　　孔明与秦宓商量好了来骂张温，及秦宓把张温说得默然无语、难以下台时，孔明却又假作好人来解围，令他不敢小视蜀国无人，却又心中甚为感激，不致因此使吴蜀两国发生恶战，诚为得体。
　　又在（四）旁敲侧击条天地头批注云：
　　宋王荆公作字解穿凿杜撰，自作聪明，苏东坡思有以折之。一日忽谓荆公曰：“鸠字从九，可知有意。”荆公认为真，欣然请问。东坡笑曰：“诗云‘鸣鸠在桑，其子七兮’，连娘带爷，恰是九个。”荆公大惭。
　　复在（五）态度镇静条眉批有：“此诸葛亮三气周公廑之法也”，并在该条中缝批有：
　　天下善骂者莫（如）诸葛亮，几句话便骂死了一个王郎。王郎的气性未免太大，却也是诸葛孔明骂人术精妙的缘故。
　　还在（六）出言典雅条批注云：
　　多读《左传》《三国志》可娴骂人之术。
　　另在《老憨看跳舞》篇篇末也有批注，且配以图画，因难以传达，恕不赘引。其他篇什间批注甚多，也不一一撮钞了。以故实来佐证朋友的文章，虽然是信笔遣兴之作，不过从中亦可得睹批注者思想的吉光片羽，以及他与原作者思绪感情的交流，不啻也是研究作家乃至文学史的第一手资料。
　　有些自幼心仪的作家，后来也成了我的研究对象，他们的签名本当然更是我急于访求的。例如叶紫，我很爱这位在疾患寒馁的困厄中夭折的天才，最近编辑出版了《叶紫文集》，完成了《叶紫评传》，也算了却了自己多年的夙愿。叶紫作品的各种版本都在研究的过程中搜罗齐备，其中我最珍爱的一册是他代表作《丰收》的初版本，作为“奴隶社”的“奴隶丛书”之一，由上海容光书局于1935 年3 月初版，其扉页上有叶紫遒劲的手迹：“谔兄指教紫弟敬赠一九三五，三，廿七。”“谔兄”即漫画家张谔，叶紫当年的挚友之一，在接受叶紫赠书的当时于上海编辑《漫画和生活》。叶紫曾为该刊撰写《我为什么不多写》等文章，张谔曾为叶紫发表于《中华月报》的短篇小说《懒捐》、《杨七公公过年》画过插图。1977 年夏，经刘岘先生的介绍，我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访问过张谔先生，也谈及这本叶紫的赠书，他说是在“八·一三”的战乱中丢失的，不意在人间辗转数十载，最后落在一个叶紫研究者的手中，对于原作者及接受赠书者来说也是一种慰藉。洪灵菲的作品也颇爱读，他的几本小说在三十年代尝为“禁书”，坊间流传不多，搜集颇为不易，经过多年的探访，基本上收全了他的著译，其中有一本长篇小说《前线》，作为“我们社丛书”第一种，由上海晓山书店于1928 年5 月22 日初版。《前线》的扉页上也留有作者的手迹：“赠阿孟菲”，“阿孟”不知是作者的朋友孟超，抑或是作者的爱人孟芳。这位热情的广东籍作家逝世已经半个世纪，留下的片言只字已弥觉珍贵了。蒋光慈的作品也蒐集得不少，但始终未觅到过签名本，惟中篇小说《野祭》（创造社出版部，1927 年11 月20 日初版）的版权印花上，有以奔放的笔锋书一“蒋”字，故戏谓其不是“签名本”，而是“签姓本”。
　　平时书读得很杂，故而猎书的范围也漫无边际，散文小品笔记读书志之类都有所涉猎。周作人的小品写得清淡隽永，十分耐读，因而他的集子买得不少，其中有一册《瓜豆集》是他落水以前的作品，由宇宙风社于1937 年3月初出版，扉页上有作者的墨笔手迹：“秋明兄惠读知堂廿六年四月八日”，其下并钤有“冷暖自知”的朱文闲章。“秋明”系沈尹默的室名，他曾作有《秋明诗》、《秋明室杂诗》、《秋明词》等旧体诗词集。周、沈早年均为北京大学教员，同是新文学运动的骁将，这本小书是他们早年友情的见证，不过这可能是周作人最后一次赠书沈尹默，1937 年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周作人恐怕无颜再赠书给老友了。
　　这里附带谈一点“教训”。倘若你在旧书店发现一本“签名本”，在成交之前千万不要喜形于色，否则——。有次我翻到一本周作人送给刘半农的《狂言十番》，作者特制本，编号好像是6，当然非常高兴；也许是兴高采烈到了忘形的程度，立即招来书店职员的注意，他接过去看说：“啊！周作人的签名本！这个……卖不卖要研究研究，请示请示。”这一“研究”、“请示”当然没有下文，对于此交臂失之的《狂言》，令我怅然久之。后来，一本曾孟朴《鲁男子》的签名本又遇到同样的遭际。从此，我吸取了“教训”，每当发掘到“签名本”，即不动声色地板着面孔去付钱，现在回想起来真有些傻态可掬。
　　还有一类是作家的旧藏书刊，或有签署，或有钤印，或有题记，皆堪欣赏吟味，姑且也列入签名本一谈。例如我藏有几册二十年代浅草社的文学季刊《浅草》，其中一册封面上留有编者林如稷的题署，文曰：“生活史册上可纪念的一页——如稷自留”。林如稷先生是“浅草社”以至“沉钟社”的主干之一，六十年代在四川大学任教时与笔者有过通讯，并蒙惠赠其研究鲁迅的论著《仰止集》，如今林老已谢世多年、墓木已拱了。面对留有先生遗墨的《浅草》，常常引起对这位忠厚长者的萦念与缅怀。
　　在一本少年中国学会主办的《少年世界》上，钤有“王氏静安藏书”的藏书印，系王国维的遗物，看来这位为清廷殉葬的一代学人，对传播新思潮的《少年世界》之类，也不是完全漠不关心的。
　　所藏的线装本书中有两卷是故音乐家黄自的旧藏，即《曲雅》与《续曲雅》，系卢冀野编选的元明清三代的散曲选，前者由开明书店于1931 年10月据蜀刻本影印，后者由开明书店于1933 年10 月排印出。扉页上钤有黄自的三枚印章：黑色的“黄自”楷书章，蓝色的蟹行英文章，朱色的“黄自珍藏”篆文章，可见主人对这两册散曲的爱赏与珍视。封面还贴有黄氏藏书的编码签，分别为“No.32”与“No.33”。黄自先生是我国最早创作交响音乐和艺术歌曲的作曲家，也是最早在我国高等音乐学府传授专业作曲技术和理论的音乐教育家。他的文学修养丰厚异常，酷爱古典诗歌，尝为唐宋大诗人的诗词谱曲，例如1933 年以白居易《长恨歌》为题材，谱写了同名的清唱剧；他所作的词也显示了磅礴的诗才，如《抗敌歌》、《牛》、《春蚕》等都意气风发，感情浓郁，语调铿锵，诗意盎然。诗歌与音乐是有血缘关系的姊妹艺术，古今中外的大音乐家常和诗歌结下不解之缘，两册珍藏的散曲集正可作黄自热爱与激赏古典诗词的佐证。
　　说到藏书印记，想起柘园还有两本原“上海通信图书馆”的旧藏本。这个图书馆是二十年代初上海一些文学青年联合创办的，在传播新文化、新思潮方面起了相当的作用，其中坚人物是湖畔诗人应修人等。两本盖有“上海通信图书馆”圆形馆章的书，其一是郭沫若的诗集《瓶》（《创造社丛书》第七种，上海创造社出版部1927 年4 月1 日初版），封二贴有“上海通信图书馆书眉”：书类——342，书号——GMH3，借期——5，登记号——3178，重量——80.另一为王艺钟所译匈牙利至尔·妙伦童话集《玫瑰花》，系太阳社编《太阳小丛书》第三种，上海春野书店1928 年2 月15 日初版，馆章尚存，书眉已经脱落。
　　最后一类的“签名本”是将旧版本请原作者签名，此举颇有制造假古董之嫌，我却认为不无意思。因为吾生也晚，二三十年代新文学中许多佳本面世时，不佞尚未出生，访书当然无从谈起了。陆续淘得许多文学名作的初本，补请作家签名也算是一种“准签名本”罢。例如我曾买过不少茅盾作品的初版本，就选取了书品较好的请茅盾先生签名，像《春蚕》初版本曾请茅公写有：“茅盾一九八○年十一月北京”，该书于1933 年5 月初版，补签于四十余年之后，作者见书如对故人，读者的我则更将这比自己年龄大许多的书珍如拱璧了。类似的“准签名本”也放满了书橱的一格，皆为一色的初版本，其中有巴金的《灭亡》、《爱情三部曲》等十余种，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线》，唐弢的《推背集》，于伶的《杏花春雨江南》，曹靖华译的《铁流》……等等。
　　絮聒已多，就此打住；书趣无穷，来日呈拙。
　　书之因缘
　　书海衔微之死靡它
　　篆刻家茅子良（前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曾为我刻过一方“书海衔微”的藏书章，颇能道出不佞的心曲。《山海经》云：“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
　　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精卫是少女精灵化为的不死乌，她坚韧、执著的精神令人赞叹，故不佞遂以“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陶渊明诗）之旨以自励，时时鞭策自己去书海中凫游、求索。事实上，自己大半生也确乎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念书、编书、教书、藏书、写书，一个“书”字，足以道尽我人生旅途的跋涉、苦辛与追求。终其一生，未必有什麽其他东西会引起我如此浓郁的兴趣。
　　不佞并非出身书香世家，父亲是个习武黄埔的军人，却于戎马倥偬中仍未能忘情于文学；他颇为丰厚的旧学根底与新学素养，陶冶与诱发了我醉心文学的孢芽。至今我仍珍藏着他以与军人不称的娟秀字迹抄写的诗集《春水》与《繁星》，系冰心在五四时期创作的小诗。十年前，我与范伯群教授同访冰心女士于中央民族学院宿舍，当我出示父亲青年时代的钞本时，冰心那对老人很少有的明亮清澈的眼睛，也漾起了喜悦与感动的泪花。
　　徽州文化薰陶浸染
　　我的故乡在徽州，地踞皖、浙、赣三省交界之处，黄山、白岳诸峰错落其间，新安、青弋两江蜿蜒而出，风光旖旎，人文荟萃，令我终生梦魂萦绕。
　　徽州自十二世纪宋朝南渡之后，就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之一，读书风气非常兴盛。宋明理学奠基人“二程”与集大成者朱熹，都是祖籍徽州的。作为“程朱桑梓之邦”，文化教育十分发达，书院星罗棋布，触目皆是，紫阳、白鹿书院等即是其中的佼佼者。各种学派藉书院的讲坛激发与推动了地方上的学术空气与读书风尚，培育与催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著名的理学家有程大昌、赵汸、朱升、李希士等，杰出的朴学家有黄生、江永、程瑶田、俞正燮、戴东原等，近现代学者有胡适、吴承仕、陶行知、苏雪林、洪范五、杨仁山等，作家有吴组缃、汪静之、周而复、章衣萍、胡思永等。浓郁的读书氛围，曾对我幼小的心灵产生深刻的感应，所以常笑称自幼即感染有乡先贤胡适博士的历史癖与考据癖。
　　文学殿堂美不胜收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中心，曾有多少文学俊彦云集于此，又出演了多少威武雄壮的活剧，自幼心仪的鲁迅、茅盾、巴金、郁达夫……，他们曾经或者正在生活在这里，故我少年时代就非常向往去上海求学。
　　十七岁离家负笈上海，六十年代初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四年的大学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知识的饥渴，课堂上名师林立（五十年代院系调整，除复旦外的国文教授全集中到师大中文系来了，有十六名之多），许杰、徐中玉、钱谷融、程俊英、施蛰存、徐震锷、郝昺衡、罗玉君、史存直、王西彦等师长皆谆谆善诱，引领我们去叩击文学殿堂的门环。图书馆更是藏书丰富（集中了圣约翰、光华、大夏、震旦、交大等校的人文科学图籍），每天在书库中流连，如在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从大一开始到上海各旧书店去“淘书”，其中最丰厚的收获是在静安寺一家名为“诗巢”的书店，买到叶圣陶书赠戴望舒的签名本《倪焕之》，四十年后仍视同拱璧，曾戏称为寒斋“柘园”的镇库之宝。柳亚子曾将嗜写旧诗称为吃鸦片烟的“罂花瘾”，其实买书之嗜也同样，为买那本留有两位作家手泽的《倪焕之》，用掉我当月助学金的一半（当时每月助学金三元），以至理发钱也无着落了。我们这一届毕业生大多勤奋努力，如沙叶新、鲁光等即其中佼佼者。
　　走向社会的第一个职业是当编辑，也算是与书有缘罢。不久即借调至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室，与高我一班的同学戴厚英等共事。其时作协的文研室由以群、罗荪、姜彬等前辈作家负责，他们的共同点是对年轻人甚为关爱。
　　以群姓叶，是我的徽州同乡，外表不苟言笑，然却内心热诚，从他那里我了解到有关现代文学史的许多论争的背景与作家的史实。罗荪仪容修洁，风度翩翩，说话字正腔圆，彬彬有理，抗战期间主编《抗战文艺》，风靡全国，他赠我以三十年代处女作《野火集》，可惜“文革”中被抄没了。姜彬笔名天鹰，著名的民间文学家，谦和敦厚，待人以诚，于我十分厚爱，七十年代末其掌上海文艺出版社时，我在他麾下任现代文学编辑组长，稍后他受命筹组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即将我带去，使我从此有机会从事长达十余年的研究工作。由于六十年代上半期一度在作协作研究，从而有可能与心仪日久的老作家交往，如巴金、于伶、刘大杰、师陀、任钧、杜宣、芦芒、罗稷南、钟望阳、秦瘦鸥、峻青、熊佛西、魏金枝、郭绍虞、王辛笛等，当时一方面找机会与他们晤谈、通信，一方面在旧书店搜罗他们的作品，故自喻为在读一部大而活的现代文学史，此一时期对我以后治现代文学大有裨益。
　　此外，上海作协资料室所藏近现代文学期刊与书籍甚为齐备，我以两三年时间浸淫其间，可谓“老鼠掉进了米缸里”，其乐可知。
　　与此同时，亦开始尝试进行研究，第一篇万字论文经阿英、唐弢两位前辈学者校正后刊发于1963 年初的《文学评论》，该刊当时是国内最权威的文学研究刊物。林非兄当时任《文学评论》的执行编辑，见敝稿文字比较“老气”，遂向北上组稿的我的同事魏同贤问：“胡从经大概五、六十岁了罢！”
　　老魏笑答道：“哪里，小胡二十五六岁都不到呢！”此后林非兄成为莫逆之交，常以此事说笑。
　　米缸老鼠快莫何之
　　谈起书之因缘，上海旧书店与古籍书店至今仍是我梦魂萦绕之所，自五十年代末就开始在彼处觅书，我的青春岁月有相当时间是在那些纵横交错、书香流溢的邺架中度过的。曾在一本书的跋语中这样写道：“集内论及的书刊，大多是我自己的收藏，而这些版本的搜聚，却仰赖于上海旧书店诸位的鼎助。据我了解，这些文化宝藏的勘探者，为了抢救文化浩劫的烬余，足迹遍及塞北江南，以至于穷乡僻壤；他们涓滴不漏，锐意穷搜，为各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不可胜计的珍贵资料。我从自己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切身体验中，深深感悟他们没没无闻的劳动，平时无由表述，于此聊表谢忱。”就中所表达的感谢是非常真诚的。惟一感到遗憾的是，文革前旧书店按读者的级别分为一至四门市部（“一门”设在大堂，即所有读者均可光顾的：“二门”设在二楼，接待专业读者：“三门”设在三楼，要局级以上干部方可问津：“四门”设在四楼，专门接待部级以上贵宾。这种以行政级别来划分买书的层次，当然是荒谬与不合理的，但却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因我是老读者，一般经过通融可上到“三门”，特别开恩还可进到“四门”。在“四门”我常看到专门来买《金瓶梅》的高干，但也见到若干学养丰厚的读书种子，他们身居高位仍孜孜向学，例如后来惨遭整肃的“三家村”成员邓拓与吴晗，“文革”
　　中成为“四人帮”骨干的康生，以及先后当过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田家英。
　　胡乔木有次来“四门”买书，照例有警卫员与秘书跟随，我不及回避只得在书架间徜徉，胡以为我是书店的伙计，遂要我为他找一本苏俄作家拉甫列涅夫（即《第四十一》的作者）写的寓言小说《伊特勒共和国》（三十年代的徐懋庸译本），我不用两分钟就在书架中找到了，胡遂向陪同的旧书店负责人阎脉文表扬我熟悉业务，阎只得尴尬地“嘿嘿”两声，因我违规进入“四门”之事“穿棚”的话（当然是经他首肯的），他是要吃“排头”（训斥）的。
　　因得做编辑组稿、采访之便，六十年代上半期我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工余即跑旧书店、旧书摊乃至废品收购站寻书，例如我曾三到桂林，可阳朔一直没有去过，一有空就去买旧书，结果抗战期间桂林所出版的土纸本文学书蒐集了一大批，个中乐趣真不可言喻。
　　历时二十余年，行程数万里，积书两万余册（两万余册书对港台或海外学者而言，根本算不了一回事，但作为大陆学者来说，买书往往是一种奢侈，仅就我自己而言，自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中文革结束，整整十七年我每月的工资是六十大元）。坐拥书城，轻抚卷帙，非常感谢妻子的体谅与儿女的支持，因为所买每一本书的钱都是从家庭生活费与儿女的糖果费中省出来的。妻子也不是完全没有意见，直至今日，每当我施施然从外面抱一包书回家，她照例会讲一句：“鸦片烟瘾又犯了！”不过嗔而不怒，心里是谅解与宽容；正因为有妻儿的纵容，故至今乱买书之“鸦片烟瘾”仍无法革除。
　　现任日本东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藤井省三博士十年前在一篇简介我的文章中称之为“精力充沛、勇猛精进的近代文学研究家”和“国际知名、屈指可数的近代文学藏书家”，我是受之有愧的，然而聚书的丰饶却也是事实。
　　一般而言，猎书是围绕着研究课题进行的，例如六十年代就想写《中国文学期刊史》，所聚近现代文学期刊不下千种，其中就有百余种为《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所未著录。像李叔同于光绪三十一年（1906）在东京创刊的中国第一本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八十年代中在东京神田町一家旧书店觅到，国内公私藏家均无收藏；又如《声色》，从未有人提到它是新月社的刊物，也不见任何处所有藏。
　　有一阶段集中研究鲁迅，故鲁迅著译的初版本皆搜罗齐备，甚至旁及他所编校序跋的书，如“新潮社丛书”、“乌合丛书”、“未名丛刊”等，均称齐全，在一般图书馆也未必能见到了。再扩展到搜觅鲁迅的佚文，最大的收获是买到一本鲁迅手编的《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1914）！其中鲁迅所撰的《志趣书》是研究鲁迅早期美学思想的重要佚作，还有一篇三万言的译文《儿童观念界之研究》，更是海内外研究者找了数十年而无着的佚文。
　　其他素所热爱的作家茅盾、巴金、郁达夫、冰心、叶圣陶、柔石、叶紫、萧红、戴望舒……等的作品之初版本，也搜罗得相当齐全。基乎此，1989 年“五四”七十周年之际，香港中文大学拟邀请我与唐弢、姜德明二先生来此合办一个“五四文学珍籍展”，后因故而未实现。仰赖这些第一手资料，完成了《榛莽集》、《新文学散劄》、《柘园草》、《叶紫评传》和这本《胡从经书话》（《现代书话丛书》之一）等书的撰述。
　　很早就梦想写一部《中国小说史学史》，试图探索中国小说史学这一近代萌生的新兴学科的发展轨迹，为此而蒐集的有关书籍、刊物等资料甚夥。
　　巨大至厚达三十余册的黄摩西著《中国文学史》（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文学史，1906 年出版），细小至钱钟书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的数百字小说札记；豪华至金碧辉煌的东京赛棱社出版的增田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窳陋至抗战期间重庆说文社用土纸印的《中国小说论集》；珍罕至堪称孤本的暨南大学出版部1930 年出版的沈从文撰《中国小说史讲义》，寻常至上海大达书局三四十年所出的一折八扣书……可谓网罗殆尽，巨细不遗，恕我放肆的说一句，就个人所藏的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小说研究资料而言，可能无出其右者。利用这些涓滴所积的资料，完成了四十万言的《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并希望有生之年实现撰著《中国小说史学史》的夙愿。
　　上海《文汇报》女记者郑逸文小姐在八十年代中写过一篇关于我的“学者专访”，中谓：“胡从经醉心于收集大量原始的、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渴望从这些史料中萌生实实在在的分析与启人心智的观点。”并强调指出胡氏的研究方式——“史论结合的两栖作业”：“即在挖掘史料的同时，重视理性的思辨。他偏爱这种方式，更崇尚这种方式本身所蕴含着的‘严谨精神’，他固执地欲以自己整个心灵，整个创作生命对之进行贯彻、体验、实现。”
　　事实也庶几如此，例如中国儿童文学发轫于何时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许多人都持“五四”以后从外洋移植而入的观点，为了不囿于旧说而另辟蹊径，在对近代文献作了广泛勘察之后，发现中国近代知名思想家、文学家，如梁启超、黄遵宪、李叔同、林纾、郑贯公等，都为具有近代观念的中国儿童文学的创立起了开山之功，于是写下了二十万言的《晚清儿童文学钩沉》，填补了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空白。
　　以上无不说明，充分地占有第一手资料，尽一切可能在书海中辑佚钩沉、显幽烛隐，会对自己的研究有甚大的裨益。
　　书缘情笃琴瑟友之
　　我的旧同事欧阳文彬女士写过一本题为《书缘》的长篇小说，敝意此二字涵意甚佳，因书的因缘而建立的友谊远比酒肉朋友间的感情深厚、诚笃。
　　在我的读书生涯中，许多前辈、侪辈学者施我以温煦乃至炙热，我深深铭感着他们。
　　六十年代即开始研习中国小说史，曾先后私淑于阿英、赵景深、刘大杰、谭正璧、陆澹安诸先生，承蒙他们多所点拨，方有寸进。尤其令我感念无已的是，在“文革”十年文化灭绝、图籍禁锢的饥渴年代里，赵景深教授向我敞开了他琳琅满目的藏书，使我有幸得睹了数以千计的历代稗史小说，丰实了自己在这一领域的知识。赵老仙逝之后，我曾写过一篇题为《荒漠甘泉》的悼念文字，聊表追思与感激。赵老生前诲人不倦，当年我任《鲁迅全集》新版注释本《中国小说史略》等卷徵求意见稿的责任编辑，他成了我的义务顾问，不知为我解决了多少难题。慈和睿智的赵老不仅施我以智慧的奶汁，而且在危难中覆我以庇护的羽翼。时值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我被定为上海新闻出版系统走白专道路的典型而遭受批判，曾有一名工宣队长去赵老处外调，厉声追问：“胡某是不是专门从你这里借封、资、修的毒草小说看？！”
　　外柔内刚的赵老慢条斯理地请出了“上方宝剑”——“最高指示：“大家要读点小说史’”，当时毛泽东的话犹如圣旨，顿时使这个冒牌工人阶级（中专毕业的技术员）瞠目结舌、戛然语塞，灰溜溜地夺门而遁。赵老于此事颇为得意，不止一次与我谈起，随即扮演那位仁兄的尴尬表情，并伴以天真而爽朗的笑声。
　　因书结缘的故事甚多，恕不一一。然而，我衷心感念以下的朋友：姜德明：长期主编《人民日报》副刊，六十年代初我甫出校门就蒙其赐予发表的光荣，并一直鼓励我写书话。近日他主编“现代书话丛书”，亦将《胡从经书话》辑入其中，其实就中许多篇什正是在他的关切与催逼下写成的。
　　黄俊东：其为不佞最早认识的香港文化人之一，为人诚笃，学养丰厚，曾与名摄影家水禾田联袂来访上海“柘园”。我在《明报月刊》所刊发的十数篇文章，无一不是他诱导与催讨，并细心润色的结果。
　　陈万雄：一名勤劬的学者，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与之谈书的对象，认识十数年来，其读书之多、之广、之深刻，颇令人惊讶（因为他是一个大文化出版机构的负责人，其忙碌自不待言，真不知他有什麽时间看书）。过去每次过沪，都来柘园看书、谈书，他颇赞赏我的藏书，也很欣赏我女儿的写作能力，这两者都是我的至爱，被知音者夸奖，其乐可知。
　　江林：笔名林遐，曾任陶铸秘书，后任《羊城晚报》总编辑，所藏“五四”以来散文集甚夥，他的散文集《撑船阿婷》在六十年代曾风靡一时。我们也因书而结识，鱼雁往来大多与书有关，彼此都惠赠与代购过不少书。1964年陶铸主持中南区现代剧会演，江林向时任中南区文艺处长的萧殷建议借调我来帮忙，我与他在羊城宾馆剧谈经宿，无非是书、书、书。想不到这是我们最后的畅叙，不久他即以“陶铸的黑秀才”的罪名，被“文革”的黑潮所吞没了。至今我尚保存着其所赠萧红《马伯乐》初版本，睹物思人，感慨无已。
　　黄新波：著名木刻家，曾活跃于上海、香港的文化圈，建国后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广东画院院长。他虽以画家知名，却写得一手好文章，明丽流畅，恍如其画。他称我为忘年交的“小友”，赠我以三十年代他参与的《现代版画》和手拓的许多作品，以及转赠我他香港友人黄蒙田、叶灵凤等赠给他的书。我曾赠其一部原版清代木刻版画《无双谱》，他高兴得写诗致谢。
　　江曾培、郝铭鉴：此两位皆是以写书、编书为终生职业的朋友，我们认识已垂三十年。在那“臭老九”如过街老鼠的艰困岁月中，同在奉贤海滨“上海新闻出版干校”接受“再教育”，三人同居一芦苇编成的陋室，户外是寒冷砭骨的海风的呼啸，室内却谈天说地、其乐融融。两位老兄皆口若悬河、笔如刀圭，老江学识渊博、乐观幽默，小郝博闻强记、机敏过人，爱书则是共性。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东西，“受益匪浅”也不足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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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柘园，以书会友，到访的前辈学者有刘大杰、唐弢、王元化、王瑶、赵景深、田仲济、钱谷融、任钧、卢鸿基、谭正璧、曹靖华、钟望阳、黄新波、陈则光、单演义、姜彬、魏绍昌、罗竹风等；侪辈学人则更多，有陈鼓应、陈万雄、吴茂生、陈丹晨、林非、刘再复、孙玉石、范伯群、吴中杰、陆耀东、郭豫适、吴泰昌、雷群明、朱正、肖凤、马良春等，亦曾来此晤谈和切磋。另有数十名外国学者来此看书谈天，伊藤虎丸、铁木正夫二位以研究郁达夫知名的日本汉学家曾戏称柘园为“徐家汇第二藏书楼”，美籍学者李欧梵曾于其中流连两日，说明尚具一定的吸引力。
　　负笈东瀛沉浮稗海
　　1986—1987 年度，经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尾上兼英教授与东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丸山昇教授联名推荐，由日本文部省学术振兴会聘请赴东京大学研究与讲学。在此期间与日本汉学界朋友进行了广泛的切磋，并在日本的中国学会年会上作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概观》的学术报告及《我的近现代文学研究历程》的讲演。
　　在日本最大的收获是：多见平生未见之书。中国古典小说中若干珍本秘籍散藏于日本各公私文库，本世纪以来，许多前辈学者前往扶桑探觅这一部分国内久佚的民族文化瑰宝，可谓辛苦备尝，功不可没，诸如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董康《书舶庸谈》、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傅芸子《白川集》、王古鲁《稗海一勺录》等，都在在铭记着他们在东瀛访书的劳绩。趋步以上前辈学者的后尘，丰实与拓展中国小说史的研究是不佞多年的夙愿，故在任东京大学外国人研究员期间，工余全是在图书馆度过的，先后到过二十余座公私文库，竭力搜集中土已佚的古典小说之逸典。由于得到日本文部省高等教育部部长阿部充夫，东京大学尾上兼英（其父尾上八郎为日本近代著名俳句诗人，曾任天皇裕仁的文学教师，故有较广泛的社会关系）、丸山昇教授，东京女子大学伊藤虎丸教授等友人的帮助，所有公私文库都为我提供方便，从而有可能作了三万多页的扫描与复印，将国内久佚的近百种小说悉数拷贝，以作小说史暨小说史学史的研究。
　　在日本访书，经历中若干片断至今难忘，例如东洋文库是国际知名的东方学资料中心，其文库长渡边兼庸是丸山教授的学生，当然给予我特许入特藏书库的方便。甫入门就如进入珠玑满目的宝库，其璀璨与丰饶，令人咋舌，就在普通的书架见到几大巨册《永乐大典》，当我轻抚那黄绫装裱的书面，浏览其中不知名钞胥所写工整的字迹，面对历经五百多年劫难而幸存的珍籍，真是百感交集，难以言喻。在彼处还见到明宫内府所藏手绘《杨家将演义》的彩色插图，流湍生动，巧夺天工，可惜流落在异邦的文库中。
　　自日归国后，为《明报月刊》撰写了一系列访书文章，介绍中国小说史资料的新发现，其中有冯梦龙所作中篇集《三教偶拈》，陆人龙的拟话本集《型世言》，尘封五百载的《花影集》，从未见诸国人著录的明代小说总集《轮回醒世》，堪称《聊斋》先声的明末传奇小说集《幽怪诗谭》，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明万历版长篇小说《三教开迷归正演义》等，后来结集为《东瀛访稗录》。对于填补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空白，也许不无意义。
　　披沙沥金聚成诗史
　　香港回归是中国历史上一件湔洗国耻的大事，每一个有民族感情的国人无不欢欣鼓舞。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即自己能为这一民族盛典做点什麽。后来我决定编纂一部书，即是不久将由香港朝花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的跫音——历代诗人咏香港》。
　　编纂该书的立意很简单也很明确，即从历代的典籍中寻觅有关香港的诗歌，以此显示我们的先人千百年来一直在这块土地上休养生息，栉风沐雨，而这块土地是中国版图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是对陈寅恪大师“以诗证史”的稚拙仿效，但设想容易，实行起来却困难重重，因为中国历代典籍浩如烟海，没有任何索引可资依傍，要在茫茫书海中钩沉谈何容易。自揣驽钝，笨人只好用笨办法，即硬着头皮去钻故纸堆。近年来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合肥、西安、东京、香港等地的图书馆泛览了历朝，尤其是道咸以降迄于民初的诗文集不下千种，以“寻章摘句老雕虫”的最笨拙的方式，从繁浩的卷帙中勘探、搜索、寻觅有关香港的诗篇。想不到皇天不负有心人，所获也颇不菲。数载寒暑爬罗剔抉、■榱觅桷，竟获自唐以降的诗词数千首。
　　从中精选了一百三十八家的数百首诗词编成是书，已足以形象地显示香港的渊源、沿革乃至民情风俗，以及她那卓荦不群的迷人风姿。其中不乏第一流作家的第一流作品，它们从尘封中重见天日，正可为回归后的香港增光添彩。
　　最后说一下“柘园”这一敝书室名的缘起。八十年代初，赖少麒先生为敝书室题额，颜曰“柘园”，旁以小字注云：“一木一石之意”，并钤有“一木一石之斋”的篆文印章，我曾将题额悬于作为书房的斗室之中，每当寒宵夜读之时，或值子夜驻笔之际，略一仰视，即可瞥见豪放的“柘园”二字，由此油然想起当年鲁迅在致赖少麒函中所昭示的：“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这一木一石呢？”南迁岛隅，仍携来悬于壁间，并常以此自励。在谣诼与蚊蚋齐飞，白眼共奸笑一色的逆境中，谨记“一木一石”的箴言，有裨我挺直作为一个中国学者与中国作家的脊梁，绝不为那些在庇翼下跳踉的“变色龙”与“肉食者”所吓倒，他们连标准的西崽也不够格，因为不过是“茄花色”（沪语）的货色而已。
　　还是回到读书上来罢，抄一段自己过去的话以作尾声：“每当细雨潇潇的薄暮，抑或一灯荧然的午夜，手持一卷，舒目浏览，陶然于智者的汩汩文思之中，笑傲于愚者的滔滔梦呓之上，岂非人间至美至乐之事乎？！”
　　1997年2月13日
　　●选编后记
　　胡从经
　　当获知拟将拙作列入“现代书话丛书”，内心欣喜与惶愧交织。欣喜的是，“丛书”名家林立，不佞忝陪末座，与有荣焉；惶愧的是，“丛书”中佳作连翩，相形之下，难以藏拙，不免忐忑。不过既然受命滥竽其间，自当倾注心力而为之，一报主编错爱，二报责编劳神，三报读者垂注，故而即使简陋浅薄如南郭先生，也只得斗胆上场了。
　　我们徽州人最热衷于续谱，图书馆里最厚、最重，且纸墨精良的族谱、家谱之类，大多是徽州人刻印的，千百年来乐此不疲，为的是饮水思源。如要言及不佞与书话的渊源，至今也駸駸三十余年了。六十年代初甫出校门，即以书话习作向《人民日报》副刊投稿，承蒙姜德明先生大力奖掖，赐予发表的光荣，并不断鼓励我写下去。能在国内最权威的报纸副刊上连续发表书话的习作，是我尔后长期研习与关注这一新兴文体的重要诱因。姜先生在我学步时的指导，攀缘时的勉励，沉寂时的鞭策，均使我在在铭感。
　　近二十年前，在一本书的《小引》中我曾这样写道：年青时很为阿英、唐弢等前辈作家文情并茂的书话所吸引，“因为其中既有学术性的论辩，又有絮语式的抒情，亲切如叙家常，于涵养知识、陶冶文章而外，也可获取美的享受。”其实，又何止青年时代，至今双鬓斑白，仍然挚爱钱、唐二公的书话，并铭记着他们的关爱与诲导。阿英师不仅审阅与推荐我稚拙的论文，
　　而且还亲自润饰我如同描红的书话（如刊发于《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
　　三期上拙文《浓暗中的烛炬——〈白华〉》，就由阿英师提供资料并加改削），
　　另外赠我以《麦穗集》、《夜航集》、《剑腥集》、《小说闲话》、《中国
　　俗文学研究》等三四十年代的绝版著作，如今成为寒斋柘园的珍藏；唐弢师亦诲人不倦，常为我治近现代文学指点迷津，并屡次为我开列进修的书目，
　　曾将其处女作《推背集》暨《识小录》、《海天集》、《短长书》、《落帆
　　集》等三十年代以来的著作赠我，当然还有《书话》与《晦庵书话》，后者更是我学写书话的范本。事实上，阿英、唐弢等前辈作家的书话，自己一直奉为从事同类写作的圭臬，亦力求所作既有学术性的论辩，又有絮语式的抒情，甚至追求形成一己的风格，然而为学养所囿、为笔力所制，欲达彼岸，谈何容易。
　　“丛书”中尚有鲁迅、周作人、郑振铎、巴金、夏衍、胡风、叶灵凤、曹聚仁、陈原、黄裳、孙犁、姜德明诸先生的力作，厕身其间，使我顿有处于森林之中的感觉，昂首四望，周遭皆系森天的乔木，不免自惭形秽。不过，既有卑微感，亦有安全感。承蒙诸公庇荫，方好滥竽充数。他们的书话曾经疗慰我的精神饥渴，如今行箧中仍储有《西谛书话》、《知堂书话》、《文
　　笔散策》、《书林漫步》、《榆下说书》、《余时书话》、《耕堂书话》之
　　类，在耳濡目染之中，总有所陶冶，有所教化，故即使东施效颦，但愿不要丑得离谱。
　　回溯学写书话的历史，除要感谢上述前辈与师友的引导栽培而外，尚要对三十多年来鼓励乃至怂恿我写书话的编辑先生们致以衷心的谢忱，诸如：上海《文汇报》副刊《笔会》的余仙藻，《解放日报》副刊《朝花》的张世楷，《读书》的倪子明，《文艺报》的陈丹晨，《光明日报》副刊《东风》的黎丁，《羊城晚报》的林遐，香港《开卷》的杜渐，《明报月刊》的黄俊东、董桥，《大公报》的杨奇、马文通，《新晚报》副刊《书话》的冯伟才，《香港笔会》的胡志伟……至今，仍在为《读书人》（冯伟才主编）写“柘园书话”专栏，为《开卷有益》（胡志伟、王锴主编）写“香港诗话”专栏，也算与书话结了不解之缘罢。
　　面对三十余年来所写逾百万字书话，选编起来也颇为踌躇。因为我是一个地道的“杂家”，这当然是为我的职业所决定的，曾笑谓是绝无仅有的“两岸三地”编辑（除曾在上海、香港任编辑，还担任过两年台湾商务印书馆的特约编审），编辑需要广博的知识面，因而为学颇为庞杂；又一度混迹于学
　　苑（曾任上海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和讲坛（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
　　授），于治中国近现代文学而外，还旁骛俗文学及学术文化史，同样紊乱而浅薄（曾将一本论文集题为《榛莽集》，即自承芜秽陋劣）。正因为兴趣广泛，目标散乱，读书亦多读古今不经之典、九流三教之籍，所写书话也就五花八门、七彩杂呈。延宕再三，交稿在即，只得勉为其难，迭经汰选，厘为八辑。
　　第一辑七篇自近百篇有关新文学的书话中选出，写于七十至八十年代，希望读者可以隐约谛听到新文学在艰困中迈步的跫音。
　　第二辑两篇（后一篇包含十九则）系近年所写有关香港文学史的劄记。
　　目下得到香港艺术发展局的资助，编纂了《香港近现代文学书目》，并拟写《香港近现代文学史》。以上两篇书话可视作文学史的资料准备。
　　第三辑七篇系从数十篇有关翻译文学史的书话中选出，大多作于八十至九十年代。
　　第四辑六篇所写皆为近现代文学期刊，它们是我撰述《中国文学期刊史》的“副产品”。
　　第五辑五篇皆关乎学术文化史，鉴于“书话”领域此类文章不多，亦算是一种尝试与提倡。
　　第六辑十二篇是从一组题为“东瀛新稗录”的文章中选出来的，它们是我八十年代中在东京大学研究与讲学时探访中国小说佚本秘籍所作的劄记，此类书话的前驱是阿英师的《小说闲谈》、傅芸子的《白川集》等，不佞步先哲之后尘，妄图有所赓续与廓大。
　　第七辑五篇皆为有关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劄记。青年时代曾计划撰写《中国儿童文学史》，为此蒐集了成筐成捆的资料，不久此一梦想为“史无前例”
　　的武化革命所碾碎。尔后曾掇拾炉余，写下若干有关文字；今从中择取一二，亦有“立此存照”之意。
　　第八辑二篇则不妨看作一个书痴的呓语罢。
　　其实全书可看作一个普通读书人的娓娓心曲，其中有求知的苦辛，刈获的喜悦，思辨的艰涩，创造的欢愉，字里行间也许羼有智慧的微粒，但更可能满纸是谵妄的梦呓。沪谚云：“癞痢头儿子自己的好。”还是无须自夸，也不必自贱，让她走向社会，接受读书人的检视与评判罢。
　　爱书之癖，在知识分子群中代不乏人，宋代诗人尤袤曾就其藏书说过这样的话：“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此话虽然“痴”态可掬，却也道出了爱书心切的肺腑之音。不佞嗜书成癖，八十年代中上海《文汇报》记者郑逸文小姐在一篇采访我的“学者专访”中称之为“爱书如命”，九十年代初香港《大公报》记
　　者钟蕴晴小姐在《胡从经的书海旅途》专访中则写道：“颇有学者风度的胡
　　从经笑称，家无长物，最宝贵的就是卅年为涓滴所积的两万册藏书了”，事实也庶几如此，我总觉得：在书海里浮沉，在书林间徜徉，在书苑中撷华，在书城内游弋……神驰于书籍的字里行间是一种无可替代的慰藉与幸福。十多年前，我在一本书的序中曾这样写道：“每当细雨潇潇的薄暮，抑或一灯荧然的午夜，手持一卷，舒目浏览，陶然于智者的汩汩文思之中，笑傲于愚者的滔滔梦呓之上，岂非人间至美至乐之事乎？！”如今仍作如是观。
　　1997年5月
　　于香岛柘园

《胡从经书话》 下 姜德明 主编 胡从经 选编

《胡从经书话》　下　姜德明主编胡从经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