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从经书话》　上　姜德明主编胡从经选编

　　胡从经书话
　　主编姜德明
　　胡从经选编
　　北京出版社 1998年版

　　●序言
　　姜德明
　　去秋“现代书话丛书”问世后，引起爱书人的广泛兴趣，评家多有，有人更誉为“中国书话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信哉斯言！这是知者之见，也是对所有参与这一丛书编辑出版工作人员的一大鼓励。
　　目前，凡得到书话丛书的读者，以及评家、写家们关于书话的特点各有理解，侧重点不一，这是很正常的，也是好事。因为只有在众说纷纭和各自的实践中，书话创作方能不断发展，日臻完美。我没有更新的看法，但愿在继续摸索中别有体味，并借鉴他人的长处。
　　从编辑这套丛书的开始，我便讲过作家一般是爱书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藏书或喜欢写书话，也可以说爱写书话的毕竟是少数。为此，我们选题中计划的人选极为有限。当然，像资深的书话作家曹聚仁、叶灵凤先生，当时由于操作过程中的一些技术性的原因而未能收入第一辑，这是很遗憾的。好在远见的出版家早就声明，一年后续出“现代书话丛书”第二辑。现在这一预想已经实现。曹、叶两家的书话不仅收入丛书，而且都是在海外亦未曾结集过的文章，这是曹雷、小思两位女士辛勤搜集的结果。曹雷为了搜集父亲的遗稿，甚至自费访港，这一行动令人感佩。这次除了尽量容纳前辈书话作家的作品外，为了反映近三十年来某些追随者热衷于写作书话的实际状况，亦吸收了晚辈三家，即胡从经、倪墨炎和笔者的作品。其中有新作，也有一部分从他们历年出版的书话集中选来。
　　写过书话的前辈和同辈作家，当然不限于两辑丛书中的这十几人，但因版权等各种条件的限制不能尽收求全，如茅盾、叶圣陶、俞平伯等先生的序跋集，李一氓的《一氓题跋》，冯亦代的《书人书事》，谢国桢的《明清笔记谈丛》等都是书话著作。好在这些书出版时间较近，似乎在书市上不难见到。
　　借此，我想再介绍几位喜欢书话的作家。
　　老作家赵景深先生除了专门从事古典戏曲文学外，尤爱文坛掌故和书话。1946 年他在《上海文化》中以《书呆温梦录》为题，发表了一组现代文学书话。最初他对于新文学书籍颇为热心搜集，后来才转向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研究。这次他写了《袖珍诗册》、《髭须》、《扬鞭集》、《鬼与人心》、《茵梦湖》、《狂飚社》、《徐志摩手迹》、《挂枝儿》、《诗经今译》等题，多则几百字，少则数十字，是典型的书话文字。他在文后赘言：“晦庵的书话极富于情趣，有好几篇都是很好的絮语散文，意态闲逸潇洒，书话本身就是文艺作品。我因为喜爱它们，便每天从《文汇报》上剪下来保存。”
　　看来赵先生这组文章是拟晦庵书话而作，也是对唐弢书话最早的一位鼓吹者。他又说：“我感谢晦庵，他让我把十几年前的爱侣，重新唤归来，让我俩再温了一番旧情。”遗憾的是赵先生此后未能续温旧梦，再写书话。
　　散文家何为亦爱藏书和书话，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联合晚报》的副刊《夕拾》上，开辟了《书海摭拾》的专栏，写了很多书话。这家报纸的总编辑是陈翰伯，《夕拾》的编者是冯亦代。此外，何为还化名在《文艺春秋副刊》小型杂志上连载了几篇书话。这从他1982 年出版的散文集《小树与大地》下辑所收的旧作中可见端倪，如《新月诗选》、《西班牙的黎明》、《伦敦杂记》等即是。他承认自己的作品近乎晦庵的书话，记叙与抒情兼而有之。
　　又说：“我是《书话》的热心读者，同时又是《书话》散文的拙劣临摹者。”
　　不久以前，他在致笔者的信中还以未能续写书话为憾。
　　林辰先生于1948 年7 月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一本《鲁迅事迹考》，此书对我有计划地搜集鲁迅及新文学资料大有启示。他写的虽属考证文字，却无枯燥之感，其中如《论〈红星佚史〉非鲁迅所译》等应以书话视之。林先生收藏的新文学书刊颇丰，我常向他求教。
　　1945 年4 月，重庆中华书局出版了杨世骥的《文苑谈往》，这是谈近代文学版本和作家的一部书话集，他是继阿英之后搜集晚清民初资料最为勤奋，创见亦多的一位书话作者和研究家。他的书话有的千余字，有的上万字。
　　篇幅过长的失去了书话的特点，怕是与引录原文过繁，又想面面俱到有关，是否妥当，可以研究。
　　建国后从事新文学史料研究最有影响的是上海丁景唐先生。他关于鲁迅、瞿秋白、左联五烈士的研究论文，间或亦以书话的形式出之，绝大部分还是论文及资料长编。
　　已故瞿光熙先生，六十年代初在《新民晚报》上开辟了新文学书话的专栏，篇幅短小，一书一事，娓娓动人。1984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遗著《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正是当年他在报上连载的作品，实为一部书话集。我看也是受了唐弢书话的影响。
　　新时期以来，写书话的队伍不断扩大，海外人士亦有参加，这是令人可喜的。书话本是冷漠无闻的事业，或被认为副刊上的补白文章，更不为出版界所重；如今一下子热了起来，但愿这刮起来的不是炒作之风。书话的写作要靠甘于寂寞的人埋头资料，默默耕耘，来不得半点浮躁和虚夸。风光之后，最好顺其自然，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到头来还是要回到故纸堆中去有所寻觅有所发现，写点豆腐块似的补白文章。扬名与发财似与书话无关。
　　“现代书话丛书”的编辑工作至此告一段落，感谢合作者给予我的帮助和支持！如有不周之处，希望谅解。敬盼读者不吝指正。
　　1997年6月于北京
　　●胡从经书话
　　第一辑大涛微沤
　　小引
　　在治现代文学史的过程中，涉猎了数以千百计的书物杂志，以求在那破敝枯黄的书页中，竭力辨认新文学行进的轨迹。每当从中觅得或认取了某一先行者的足迹，为史籍所不载，为时人所鲜知，辄撮钞于纸以备忘，久之集腋成裘，亦颇可观；条分缕析而后，倒也可以从中隐约谛听到新文学在艰困中迈步的跫然足音。
　　我所撷取的不过是新文学大涛中的一朵浪花，抑或一粒水珠。然而哲人云：一滴水亦能反映太阳的光辉。希望读者能从本辑内有关新文学的吉光片羽中，认取她的或一面影。
　　新诗人的鸿爪先行者的足迹——《初期白话诗稿》
　　中国新文学运动自“五四”发轫以来，已经过去六十个春秋。在回顾这一段充满艰辛与磨难、搏击与奋斗的历程时，我们怎能忘却那些先行者们披荆斩棘的轨迹。
　　新诗运动是“五四”文学革命中战斗的一翼，给新文学带来了清新、蓬勃的生气。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选感想》中说：“新文学运动起于民六，新诗运动也起于这一年，民八到十二，诗风最盛。”朱氏在该书《导言》中具体地指出：“新诗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作者三人，胡氏之外，有沈尹默、刘半农二氏……这时是民国七年正月。”
　　北社所编的《新诗年选》（亚东图书馆1922年初版）中所载《1919年诗坛略记》也称：“最初登载新诗的杂志是《新青年》。”由此可见，“五四”前后发聋振聩的《新青年》杂志，也是新诗的发源地。
　　新青年社的同人刘半农，于1932 年岁末编选了一本《初期白话诗稿》，翌年春由北平星云堂书店影印出版。这册影印本保存了中国新诗运动开创期几位先行者的诗稿手迹，确实是弥足珍贵的。记得年轻时读阮无名（阿英）
　　所编《中国新文坛秘录》时，对这本脍炙人口的诗稿就有所闻，但以不得目睹为憾。最近终于在书海中觅得，欣喜地亲炙了这本渴慕已久的珍籍。
　　《初期白话诗稿》的开本廓大，方近径尺，堂皇矞丽，书品精美。书角包绫，线装一帙，分棉连纸与毛边纸两种版本。我所得者为白纸本，封面呈瓦蓝色，上粘泥金红纸书签，书“初期白话诗稿”六字。扉页系马衡题签，字体秀丽遒劲，下署“马衡题”，并钤有菱形朱文印章。马衡，字叔平，浙江鄞县人，是当时联袂执教于北京大学的著名马氏三兄弟之一，其兄弟马幼渔、马隅卿均系“五四”前后文化界的活跃分子。叔平曾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研究所国学门导师，也是北京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会员，对考古学、金石学造诣颇深，擅长书法。
　　书前为刘半农用当年《新青年》专用稿纸手书的《目录》及《引言》，下署“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廿八日半农刘复书于平寓之含晖堂”。刘半农在《引言》中记述了保存这批诗稿的经过，追溯了新诗运动勃兴的始末，并且颇为感慨地议论道：“说到正式提倡要用白话作诗，却不得不大书特书：这是民国六年中的事。从民国六年到现在，已整整过了十五年。这十五年中国内文艺界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动和相当的进步，就把我们这班当初努力于文艺革新的人，一挤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这是我们应当于惭愧之余感觉到十二分的喜悦与安慰的；同时我以为用白话诗十五周年纪念的名义来印行这一部稿子，也不失为一种藉口罢。”在谈到这些诗稿的意义时，他还幽默地譬喻道：“以鞋子里塞棉絮的假天足，和今日‘裙翻鸵鸟腿’的真天足相比，那算得了什么东西呢？然而假天足在足的解放史可以占到一个相当的位置，总还是事实。”所谓“假天足”云云，当然是一种谦词，实际上这些初期的白话诗在“足的解放史”——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地位，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它开拓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新道路，开创了中国诗歌创作的新生面，其影响和作用是不应亦不能磨灭的。
　　《初期白话诗稿》共辑存八位作者的白话诗二十六首，现照本抄录目录如下（部分注以我在《新青年》中查对的作品发表卷期与年月，查不出的只好暂付阙如）：
　　李大钊一首
　　山中即景（刊五卷三期，1918 年9 月15 日）
　　沈尹默九首
　　公园里的二月蓝（刊五卷一期，1918 年7 月15 日）
　　月（同上）
　　雪（刊四卷四期，1918 年4 月15 日）
　　除夕（刊四卷三期，1918 年3 月15 日）
　　刘三来言，子谷死矣（署君默，刊五卷六期，1918 年12 月15 日）
　　白杨树（刊七卷二期，1920 年1 月1 日）
　　秋（同上）
　　三弦（刊五卷二期，1918 年8 月15 日）
　　牛（刊五卷一期，1918 年7 月15 日）
　　沈兼士六首
　　山中西风大作（刊五卷四期，1918 年10 月15 日）
　　见闻早秋（题作《山中杂诗二首》，刊五卷六期，1918 年12 月15 日）
　　真（刊五卷三期，1918 年9 月15 日）
　　逖先入山相访
　　泉
　　周作人一首
　　两个扫雪的人（刊六卷三期，1919 年3 月15 日）
　　胡适五首
　　唯心论两稿（改题《一念》，刊四卷一期，1918 年1 月1 日）
　　鸽子（同上）
　　十二月五夜月
　　四月二十五夜作（刊五卷一期，1918 年7 月15 日）
　　除夕诗（刊四卷三期，1918 年9 月15 日）
　　陈衡哲一首
　　“人家说我发了痴”（刊五卷三期，1918 年9 月15 日）
　　陈独秀一首
　　丁巳除夕歌（刊四卷三期，1918 年3 月15 日）
　　鲁迅二首
　　他们的花园（署唐俟，刊五卷一期，1918 年7 月15 日）
　　人与时（同上）
　　诗稿均据原大、原色影印，不仅如实地保留了作者书翰的神韵，而且逼真地再现了这些诗人所用的五色杂呈的笺纸，其中有印着“国立北京大学”
　　一行篆字的朱丝栏信笺，有行距宽阔、气概不凡的绿格《新青年》稿纸，有署“积蹞步斋”的“清艺文志第一次稿本”专用纸，甚至也有巴掌大的明信片。墨迹所展示的不同风格，笺纸所呈现的众多色泽，不也正是“五四”时期各种流派争妍斗盛的缩影么？
　　诗稿中最为珍贵的是先烈李大钊的诗稿手迹，题为《山中即景》：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中；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
　　刘半农对李大钊是十分尊崇的，在《引言》中不无钦敬地说：“李先生已在几年前做了牺牲……诗稿就愈见珍贵了。”“李守常先生不大做诗，亦许生平就只做过《山中即景》一首，而这一首的原稿可保存下来了。”我们应该感谢刘半农这样的热心人兼有心人，为后人保存了先烈的遗墨；不过他认为李大钊生平只做过一首新诗，这是不够确切的。李大钊在“五四”时代创作过许多新诗与旧体诗，就在《新青年》上，还发表过另一首新诗——《欢迎独秀出狱》（刊六卷六期，1919 年6 月15 日）；此外，还写过《岭上的羊》、《山峰》、《咏玉泉》、《复辟变后寄友人》等，分别发表于《少年中国》、《言治月刊》等杂志。但遗留下来的诗稿手迹，恐怕就只有《山中即景》一帧了。《初期白话诗稿》中辑印的“五四”时期思想界领袖之一陈独秀的一首诗——《丁巳除夕歌》，副题为《一名》：除夕歌，歌除夕；几人嘻笑几人泣：富人乐洋洋，吃肉穿绸不费力。穷人昼夜忙，屋漏被破无衣食。长夜孤灯愁断肠，团圆恩爱甜如蜜，满地干戈血肉飞，孤儿寡妇无人恤。
　　……
　　写得明白流畅。以对比的手法，反映了现实社会中贫富悬殊的不合理现象，寄托了对被压迫被凌辱者的同情，以及对祖国、民族命运的忧虑。象这样赋有较深刻的思想内容的诗作，在新诗运动的曙新期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刘半农在《引言》中这样写道：“陈仲甫先生白话文做得很多，旧体诗做得很好，白话诗就我所知道的说，只有《除夕》一首，这一首的原稿也保存下来了。”陈独秀作为一个在“五四”巨潮中起过作用的历史人物，在中国现代思想启蒙史及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功绩，是不应抹煞的。
　　书中还辑存了胡适的五首诗，其中《鸽子》一首颇堪诵读：云淡天高，好一个晚秋天气！
　　有一群白鸽儿，飞向空中游戏。
　　你看他乘风上下，夷犹如意——忽地里，翻身映日，白羽衬青天，鲜明无比！！
　　此诗后收入《尝试集》第二编中，在诗集中可以算是较为明丽自然的拔萃之作。关于胡适的新诗，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导言》中说：“胡适之氏是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起手是民五年七月。”并在该书《诗话》中评论胡氏诗作说：“喜欢以乐观进取的主张入诗，多说理之作。诗形颇受旧诗词的影响，自己比做‘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
　　以上评价是公正的。
　　鲁迅也有两首新诗被辑入《初期白话诗稿》：《他们的花园》与《人与时》。诗稿由周作人抄在北京大学讲义稿专用的红格稿纸上，而后由鲁迅在题目下署了“唐俟”的笔名。刘半农在《引言》中说：“鲁迅先生在当时作诗署名唐俟，那时他和周岂明先生同住在绍兴县馆里，诗稿是岂明代抄，鲁迅自己写了个名字。现在岂明住在北平，鲁迅住在上海，恐怕不容易再有那样合作的机会，这一点稿子，也就很可珍贵了。”鲁迅的新诗后来均辑入杨霁云编的《集外集》，这里不再赘述。
　　此外，其余的作者如沈氏兄弟（尹默、兼士）、周作人以及女诗人陈衡哲，他们也都是“五四”文学革命中的骁将。这本书里，不仅保存了八位文学革命先行者筚路蓝缕的拓荒足迹，而且记录了当年新旧文化殊死搏斗的艰辛历程。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刘半农在《引言》中写道：在民国六年时，提倡白话文已是非圣无法，罪大恶极，何况提倡白话诗。所以适之诗中有了《两个黄蝴蝶》一句，就惹恼了一位黄侃先生，从此呼适之为黄蝴蝶而不名；又在他所编的《文心雕龙札记》中大骂白话诗文为驴鸣狗吠。其实，胡适之诗中用了黄蝴蝶就该称为黄蝴蝶，黄季刚文中用了驴鸣狗吠就该称为黄驴鸣狗吠么？
　　然而古老的国粹先生决不肯作这种反省工夫。黄侃先生还只是空口闹闹而已，卫道的林纾先生却要于作文反对之外借助于实力——就是他的“荆生将军”，而我们称之为小徐的徐树铮。这样，文字之狱的黑影，就渐渐向我们头上压迫而来，我们就无时无日不在
　　栗栗危惧中过活……
　　这一段不经见的文字，忠实地记录了阐扬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和死守封建与迷信的旧文化的斗争史实，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
　　至于编者刘半农，在《初期白话诗稿》出版的第二年，即1934 年7 月14 日就谢世了。对于他的早逝，当时的文化界人士至为哀痛与惋惜，《青年界》、《人间世》等杂志还出过纪念特辑。鲁迅撰写了《忆刘半农君》的纪念文章，满怀凄怆与眷恋之情，缅怀刘半农在“五四”时代的功绩，赞誉他“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称道“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答王敬轩的双簧信，“她”字和“它”字的创造。其后在《趋时和复古》一文中又说：“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三个字，原因……是在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对于刘半农后期日趋消沉，鲁迅是痛惜的。他在前一篇文章的末尾沉痛地说：“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初期白话诗稿》出版后，刘半农曾托台静农代寄白纸本五册赠鲁迅。查《鲁迅日记》1933 年3 月1 日记有：“得静农信，并《初期白话诗稿》五本，半农所赠。”鲁迅后将此书复本转赠给季市（许寿裳）、雁宾（茅盾）、端仁等友好，自己保存了两本，据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线装本子部第七艺术类记有：初期白话诗稿刘复辑民国二十二年北平星云堂书店彩色影印本一册白纸本另一部”，可见鲁迅对这本诗稿是颇为珍视的。
　　《初期白话诗稿》是研究新文学史的宝贵资料，它真实地铭刻着先行者的足迹，新诗人的鸿爪。而且，书的本身也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书品的典雅、印制的精致自不必再说，其中马叔平的题签，刘半农、沈尹默等的手迹，也都是现代中国书法艺术的精英。如果将诗稿重行影印出版，即可作为对那几位新文学前驱者的忆念，也可为公私藏家提供珍品，这未尝不是出版史上的佳事。
　　1979 年“五四”六十周年
　　纪念日·柘园
　　温煦的爱冷峻的憎——汪静之诗集《蕙的风》
　　在“五四”春雨中的中国诗坛上，1922 年顷出版了一册新诗集《蕙的风》（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 年8 月初版）。这是青年诗人汪静之的处女作，曾在当时的知识青年群中风靡一时。
　　诗集的封面很朴素：仅用单色绘着一个生有双翼的安琪儿在弹奏箜篌，也许就是诗人的自我写照罢；左下角绘有两朵迎风摇曳的兰花，这是书名“蕙（即兰）的风”的象征性图案。诗集分五辑，凡一百六十四首。书前有朱自清、胡适、刘延陵序以及诗人的自序。犹如一股馥郁的春风，这本新诗感情浓烈，风格清新，其中那些吟咏自然，讴歌爱情的诗篇，也是对封建礼教的讽刺和挑战。朱自清在《序》中说，读了汪静之的诗作“颇自惊喜赞叹”，甚为欣赏他“创作底敏锐和成绩的丰富”，认为这位才二十岁的青年诗人不乏“诗歌底天才”，流露了师长辈对后起之秀的奖掖、关切。胡适则在《序》中指出，就“打破旧诗词的镣铐枷锁”而言，汪静之的诗“在解放一方面比我们做过旧诗的人更彻底的多”，推重他是“少年诗人之中的最有希望的一个”。诗人在《自序》中坦率地陈述：“我极真诚地把‘自我’熔化在我底诗里；我所要发泄的都从心底涌出，从笔尖跳出来之后，我就也慰安了，畅快了。”还表示要为推进与创造新的诗风而斗争，甚至“要把灵魂的牢狱毁去”！
　　《蕙的风》的问世，在诗坛中恰如吹来了一股“温馨的蕙花的风”。集中所收大多是诚挚、真切、炽热的爱情诗，由于诗人感情的奔迸，襟怀的坦白，抒发的开放，以及表现的新颖，颇激动了当时许多青年读者，在他们的心田中激起涟漪，在他们的脑海中唤起共鸣！关于它的影响，沈从文在《论汪静之的》中曾这样说：“《蕙的风》所引出的骚扰，由年青人看来，是较之陈独秀对政治上的论文还大的。”这虽有些言过其实，但也可想见其振动之深广。
　　这是中国新诗坛上的第八本新诗集（前此为《尝试集》、《分类白话诗选》、《新诗选》、《女神》、《草儿》、《冬夜》、《湖畔》）。它的创作与出版，是得到了鲁迅先生的诲导与关切的。汪静之建国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的《蕙的风·自序》中曾说：“《蕙的风》的原稿在1921年鲁迅先生曾看过，有不少诗他曾略加修改，并在来信里指导我应该怎样努力，特别举出拜伦、雪莱、海涅三个人的诗要我学习。”查《鲁迅日记》，1921 年6月13 日条记有：“上午寄汪静之信。”同月30 日条记有：“下午得汪静之信。”7 月23 日条记有：“下午寄汪静之信。”看来似为代阅诗稿的通信。
　　又据鲁迅8 月13 日致周作人信云：“我想汪公之诗，汝可略一动笔，由我寄还，以了一件事。”按此所谓“汪公之诗”，即《蕙的风》诗稿。汪静之不久前还在《回忆湖畔诗社》一文中追忆道：“鲁迅先生曾陆续看过《蕙的风》的原稿，有不少诗曾修改二三字。”他甚至还清晰地记得鲁迅在寄回诗稿的信里写道：“情感自然流露，天真而清新，是天籁，不是硬做出来的。然而颇幼稚，宜读拜伦、雪莱、海涅之诗，以助成长。”以上回忆是可信的，因为鲁迅在《摩罗诗力说》等诗论中，对上述三位欧洲革命民主主义诗人都备多推崇，荐举他们的诗作来策励与诱导年轻的诗人，促使他更注重于诗歌的“争天拒俗”的功用与“刚健清新”的诗美，当是情理中事。
　　汪静之在上述文章中还阐述了自己当年创作《蕙的风》时的思想状况：“受了‘五四’新思潮的熏陶，我感到思想解放的喜悦，精神自由的舒畅，鸟笼里飞出的鸟，真是‘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我以胜利者的姿态，鄙视封建的道德礼教，无拘无束，自由放纵地唱起爱情之歌。符菉漪写的印在《蕙的风》扉页上的题辞：“放情地唱呵’，恰好道出了我写诗时的心情。”
　　诗人晚年的这段自白，有助于我们理解与欣赏他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所写的这册新诗。《蕙的风》正以其清新稚嫩的诗风，坦白无邪的心曲，挣脱桎梏的歌吟，敢于越轨的吐露，受到同时代青年的欢迎，也得到进步文化界的好评。
　　朱自清在《诗话》中评骘道：汪静之的诗“多是性情的流露”，诗人长于赞颂“清新美丽的自然”，擅于歌咏“质直单纯的恋爱”，正显示出少年诗人的本色。
　　与此同时，《蕙的风》所显示的反封建色彩，所透露的非礼教锋芒，却遭到某些封建卫道者的非难与攻讦，比如有一个胡梦华，在1922 年10 月24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了一篇《读了以后》，横恣地攻击它是“堕落轻薄”的作品，并诬之有“不道德的嫌疑”，甚至于有导人“向恶的倾向”。对于这种为封建意识张目的跋扈言论，许多人起而反驳，如章洪熙（即章衣萍）发表《与道德问题》（刊1922年10月30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周作人发表《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刊1922 年11 月5 日《觉悟》），养真发表《诗中的道德》（刊1922 年11 月20 日《觉悟》），与胡文展开论争。胡梦华继之又抛出《悲哀的青年——答章洪熙君》、《读了以后之辩护》、《文学与道德》等文（均辑入胡梦华著《表现的鉴赏》，现代书局1928 年3 月初版）进行反驳，更复诋毁《蕙的风》恣意表现“罪恶”及引诱人们“去做罪恶”，进而污蔑诗人“思想卑劣，情感弱露”，甚至危言耸听地给整个新文学运动罗织罪名道：“年来士气颓丧，未始非文风堕落之故；轻薄的文学，若不再施以严厉的批评，让他兴盛下去，实有亡国之忧。”鲁迅愤然于这种以封建伦理道德的戒尺来格杀新诗乃至新文学的阴谋，奋起斥责封建复古派藉“文艺批评”维护旧道德旧文学、进攻新道德新文学的无耻伎俩。他以“风声”的笔名在1922 年11 月17 日《晨报副刊》上发表《反对‘含泪’的批评家》，指摘胡梦华之流所谓“含泪”的批评，是以锻炼周纳的鬼蜮手法陷人以罪，揭露了封建卫道者们为旧礼教旧文学的崩溃而痛心疾首的真面目。鲁迅的犀利匕首给了这伙“正人君子”以致命的一击，从而保卫了新诗反帝反封建的战斗传统。
　　对于胡梦华之流的谰言，鲁迅不仅撰写专文予以抨击，而且在同年11月创作的历史小说《不周山》中也曾嘲讽。他在《故事新编》的《序言》里这样写道：“第一篇《补天》——原先题作《不周山》——还是1922年的冬天写成的。……不记得怎么一来，中途停了笔，去看日报了，不幸正看见了谁——现在忘记了名字——的对于汪静之君的《蕙的风》的批评，他说要含泪要求，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这可怜的阴险使我感到滑稽，当再写小说时，就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
　　鲁迅对《蕙的风》作者的诲导，以及事先认真匡正诗稿与出版后竭力护卫的情状，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都是值得缅怀的往事。
　　1980年3月25日
　　稽山镜水是吾家——许钦文的《故乡》
　　六十年代初，南下组稿路过杭州，我曾到保俶路原“元庆纪念堂”拜访过许钦文先生。那时许先生刚过花甲吧，精神仍十分矍铄，带有浓重绍兴乡音的语调爽朗而响亮，对我所请教的问题侃侃而谈。话题自然多涉及鲁迅先生。当许先生得悉我珍藏有他的处女作——《故乡》的初版本时，谦逊地说：“拙作不值得珍视，但其中确实浸润着鲁迅先生的心血！”我又问起集中未见《故乡》的篇目，缘何集子题名《故乡》呢？许先生回答道，书名是鲁迅先生亲自拟定的，大概是因为其中许多篇章写我故乡绍兴东浦一带的农家生活吧。后来，我在许钦文先生的自叙传中也读到意思相仿的记叙：“《故乡》是我的处女作；因为其中有着一篇《这一次的离故乡》，又有着许多关于绍兴的题材，所以这样命名。这书名是鲁迅先生决定的，因为由他编为《乌合丛书》之二。”①从《鲁迅日记》、《鲁迅书简》中了解到，《故乡》曾经鲁迅先生两次编选。鲁迅不仅将它编入丛书，并为之擘划书面、垫付印费、校读印稿，字里行间确乎浸透了先生的心血。在鲁迅整个文学生涯中，这是他为众多文学青年编校序跋书的第一本。
　　《故乡》于1926 年4 月由北新书局初版，印数二千册。封面画系采用陶元庆于1925 年间创作的《大红袍》。据许钦文回忆，当年陶元庆创作该画的素材，系得自绍兴戏的《女吊》。画面中女鬼的形象凄艳动人：微仰的素颜，颦蹙的眉尖，猩红的口唇，披拂的长发，穿一袭如火的长袍，执一柄锋利的宝剑，有力地凸现了一个不甘凌辱、矢志复仇的鬼魂特具的神情与内蕴的性格——悲苦，怨愤，强项，傲岸。当陶元庆于1925 年3 月在北京帝王庙举行绘画展览时，鲁迅曾对许钦文说：“璇卿的那幅《大红袍》，我已亲眼看见过了，有力量；对比强烈，仍然调和，鲜明。握剑的姿态很醒目！”①这也就是鲁迅在《序》中所说的——陶画“固有的东方情调”所“融成特别的丰神”吧！为了保存这幅难得的画，鲁迅先生决定将它制版用作许钦文处女作《故乡》的封面。这样，一则可以使《大红袍》的丰神永驻，二则可以标志两位绍兴籍青年文艺家之间的友谊，第三，这也是鲁迅先生以自己的心血滋润文艺幼苗的一项具体实施，因为《大红袍》的制版费与《故乡》的排印费，都是以《呐喊》的版税垫付的。另外，我觉得鲁迅先生选用《大红袍》作《故乡》的封面画是适合的，因为它描摹的是以绍兴戏《女吊》为蓝本的女性形象，用以装帧绘写稽山镜水之间的绍兴农家风物的小说集，是具有地方特色的。
　　小说集的《小引》为高长虹所作，末署“1926，4，10，夜一时，炮声遥响中，在北京。”即正值奉、直军阀鏖战无休的时刻。《小引》里面，长虹谈到自己写序的原由：“一天，鲁迅先生把这《故乡》的原稿交给了我，要我选一下；如可以时，并且写一篇分析的序。”还记录了鲁迅先生就许钦文小说所讲的话：“在描写乡村生活上，作者不及我；在青年心理上，我写不过作者”。最后则说明：“现在形成的这个选本，则大半是鲁迅先生的工作。”
　　以上几段文字，实际上是二十年代中期鲁迅开始扶植文学青年的历史实录。
　　据《彷徨》初版本（北新书局1926年8月出版）所附《乌合丛书》广告称：“《故乡》--许钦文的短篇小说集。由长虹与鲁迅将从最初至1925年止的作品严加选择，留存二十二篇，作者的以热心冷面来表现乡村、家庭、现代青年的生活的特色，在这一册里显得格外挺秀。陶元庆画封面。”这则广告可能拟得较早或者误记：实际集中辑有小说二十七篇。后来，鲁迅在《小说二集序》中曾以《故乡》为例，将许钦文归列为“乡土文学”作者。确实，集内眷恋乡土的篇什甚夥。这类文章又大致可分为两拨，一拨为对家园故土的缅怀，亲子之爱的忆念，手足之情的返顾，以及童稚生活的萦系，其中有《父亲的花园》、《已往的姊妹们》、《怀大桂》、《上学去》、《这一次的离故乡》诸篇。关于前一篇，鲁迅曾在《小说二集》序中评析道：“许钦文……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已不存在的花园，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对最末一篇，长虹则在《小引》中写道：“我开始读的，便是那第一篇《这一次的离故乡》，我开始惊异了。在这篇短的故事里，乡村的描写，感情的流露，心理的分析，人间的真实性，都是向来所不容易看见过的。”这些篇什中诚然蕴藏着“无可奈何的悲愤”，因而也就在或一角度控诉了军阀混战、胥吏盘剥给民众带来的苦难，不过就中个人感情的成分过于浓重。另一拨是跳出家园忆念的囹圄，专事摹写乡村人情世态的篇章。这一些小说，正如许钦文后来追忆的：“当时鲁迅先生是在指导我们揭发封建制度的罪恶”①。在《疯妇》、《一生》、《模特儿》以及《大水》等篇中，笔触都在濡染农村贫苦农民，尤其是妇女的痛苦与酸辛。象《疯妇》中的双喜太娘（“太娘”为绍兴方言，即北方的媳妇之谓。“双喜太娘”即双喜的老婆--笔者），终年夙兴夜寐，胼手胝足地不息劳作，每日要褙一千八百张锡箔，仅换得一角小洋二十文钱的工钿；虽然悉数交付婆母，可是丝毫得不到双喜母亲的谅解与体恤，终于在繁重的劳动下，在冷漠的氛围中，在喋喋不休的诟谇里，枯涩、萎黄、疯狂，以至于死亡！对生活在最底层的劳动妇女悲惨命运的同情，还表现在另一些农村妇女形象的刻划中，诸如自幼丧失双亲，过早承袭重担而悲辛，寂寞地了此一生的月英（《一生》），听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拨弄而茫然出嫁的春霞（《大水》），以及那在饥饿上挣扎而无奈充当模特儿的无名村姑（《模特儿》）……以上关于民间疾苦的抒写，对妇女命运的关切，有接受《呐喊》的思想与风格影响的明显痕迹。作者自己也曾说过：“我的形成现实主义的作风，多半原是因为受了鲁迅先生的影响。”（《学习鲁迅先生·在给鲁迅先生责骂的时候》）毋庸讳言，由于思想修养、生活经历乃至艺术水准的差异，《疯妇》等篇章虽然力图探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但在刻绘农村劳动者苦辛与灾厄时还带有宿命的色彩，没有把人物的悲剧命运与当时盘根错节的封建势力形象有机地联系起来，因而在反映辛亥革命后中国南方农村现实的深广度方面，比鲁迅笔下的《故乡》等短篇差之远甚了。
　　① 《钦文自传》，上海时代图书公司1936 年11 月初版。
　　① 引自许钦文《鲁迅和陶元庆》，载许著《中的我》，浙江人民出版社1957 年9 月初版。　
　　作者烂熟胸臆而且擅于表现的是“五四”前后知识青年的生活，当时文学界把这一类题材的作品称之为“学生文艺”。反映知识青年生活的作品在《故乡》中约占二分之一强，大多表现青年男女间喜剧性的感情矛盾，并对① 《跟鲁迅先生学写小说》，载许钦文著《学习鲁迅先生》，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 年12 月初版。
　　自私、虚伪，以及朝三暮四、见异思迁等不健康的恋爱心理予以讽刺。作品显示了调侃、诙谐的风格，颇为生动地展现了“五四”退潮时某一部分青年精神生活的纷乱与贫乏，揭示了他们思想空虚、道德沦落的颓相。例如《凡生》、《博物先生》、《口约三章》、《毁弃》等，都以冷静的观察、幽默的笔调剖示了一群谦谦君子与窈窕淑女的灵魂。机弩暗伏、引而不发的讽刺手法，在《理想的伴侣》中调弄得十分得心应手；本篇原发表于《晨报副镌》1923 年9 月9 日“杂谈”栏，后即成为鲁迅撰写题作“拟许钦文”的《幸福的家庭》的诱因。鲁迅虽然谦逊地说过，“在青年心理上，我写不过作者”，并且在《幸福的家庭》的《篇末附记》中，称道许钦文的波俏的笔法，以及对于人物心理特征的入微刻划；其实，许钦文用以披露心灵暗陬的讽刺手法，却得之于鲁迅的教授与引导。许钦文曾说：“当时我还年青，自然多采用些青年的事情做题材。学习鲁迅先生，对于不合理的事情总要讽刺几句。”（《中的我》）他学习的渠道有三：一是亲聆鲁迅先生的教诲，二是在北大“中国小说史”课堂上听取诸如《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讲授，三是自己揣摩鲁迅的小说。鲁迅认为许钦文的讽刺笔墨“包着愤激的冷静和诙谐，是被观察和被描写者所不乐受的”，“尤其是使女士们皱起了眉头”（《小说二集序》）。许钦文后来也屡屡道及他曾被北京石驸马大街“红楼”（女师大）中的女士詈骂，称之为“讨厌的许钦文”；这当然是讽刺的锋芒触及了目的物的收获，所以作者每言及此不无得意之色。
　　许钦文自开笔至1925 年止的短篇创作能够结集印行，完全是鲁迅先生一手提携的结果。1924 年1 月11 日，鲁迅曾致函孙伏园，建议将许钦文短篇集编入周作人主编的《新潮社文艺丛书》：“钦文兄小说已看过两遍，以写学生社会者为最好，乡村生活者次之；写工人之两篇，则近于失败。如加淘汰，可存二十六七篇，更严则可存二十三四篇。现在先存廿七篇，兄可先以交起孟，问其可收入《文艺丛书》否？而且阴历年底取回交我，我可于是后再加订正之。”并对其中有的篇目乃至细节的写法也提出了意见，认为“此集决可出版”，“但须小加整理而已”。受信人后来在回忆文中曾感慨系之地说：“鲁迅先生对于一个少年作家态度的诚恳，和对于他的作品指导的精微周至，这封信真是一个极好的例。现在钦文先生著作等身了，鲁迅先生对他第一本集子的批评，无论在钦文先生或在我们一般人，实在是一件极可宝贵的材料。”①后来新潮社可能没有接受许钦文这个短篇集。此事虽一度搁置，但鲁迅心中却念念不忘。翌年8 月，许钦文偕陶元庆离京赴台州中学教书，原经鲁迅编选的书稿，再加上年来新写作品的剪报，均留置先生处。9 月，鲁迅决定主编两套丛书：《乌合丛书》专收创作，《未名丛刊》则出译著。
　　当即将《故乡》编入《乌合丛书》，并将留置的旧稿与新稿重新筛选一遍，编定后交李小峰主持的北新书局印刷。《故乡》的校样大约于1926 年的3、4 月间打出，当时正值鲁迅因“三·一八”惨案事避难于山本医院、德国医院与法国医院之际，许钦文在《中的我》中曾追述：“……从我四妹的谈话中知道，《故乡》排印，鲁迅先生替我校对稿子，正是他避难医院木匠房睡地面的时候。”鲁迅在自身安危遭到威胁之时，仍孜孜矻矻于培养青年后进的事业！鲁迅先生诚然是人，但他是一个大写的“人”！
　　《鲁迅日记》1926 年5 月2 日条记有：“午后访小峰不遇，取《故乡》① 孙伏园：《鲁迅先生的几封信》，载孙著《鲁迅先生二三事》，作家书屋1949 年4 月二版。
　　十本。”至此，《故乡》总算问世了。不久，许钦文自台州返京即径访鲁迅先生（同年7 月7 日的鲁迅日记有：“午后钦文来。”）。据许回忆，当鲁迅先生把崭新的《故乡》交到他手上时说：“你以后出书，要比这个更厚，更好！”此后，许钦文确实是勤奋而多产的，从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中期接连出版了《毛线袜》、《回家》、《赵先生的烦恼》、《鼻涕阿二》、《幻象的残象》、《仿佛如此》、《胡蝶》、《若有其事》、《西湖之月》、《一坛酒》等十余个短篇集与中篇。但是，因为作者生活的困窘罢，虽然多产而某些作品粗糙不功，对现实的开掘也显得浮浅，从而减弱了作品的社会意义；同时，由于缺乏坚实的生活基础，作者原有的风格日渐流于空疏浮泛，成为了超然物外的旁观，游离现实的诙谐。鲁迅在1935 年春编选《小说二集》时，选辑了《故乡》中的《父亲的花园》与《小狗的厄运》，以及发表于《莽原》半月刊的《石宕》，并在该集《序言》中表示了对作者的告诫与期望：“这一种冷静和诙谐，如果滋长起来，对于作者本身其实倒是危险的。他也能活泼的写出民间生活来，如《石宕》，但可惜不多见。”一贬一褒之间，哺育者的希冀与规箴都了然可见；但可能由于命途多舛吧，作者在此后的岁月中并没有创作出足以告慰鲁迅先生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为地之子哀为建塔者颂——《未名新集》中台静农的两本短篇集
　　1930 年4 月，鲁迅在“左联”机关刊物《萌芽》第四期上发表了《我们要批评家》一文，列举了“近年来”的“优秀之作”，其中就有台静农的《地之子》。其后在《小说二集序》中，曾这样论及台静农的小说创作：“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了文艺；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在后一篇文章中，鲁迅特地列出了台静农的两本短篇小说集——《地之子》与《建塔者》。
　　台静农曾为鲁迅主持的未名社的成员，参预过《莽原》、《未名》等刊物的筹备与撰稿，二十年代下半叶至三十年代初写过一些小说。此后，仅在抗战期间零星写过些短篇，如《大时代的小故事》、《电报》等，所以可以说，台氏小说创作的精华都辑选在上述两本集子里了。这两个短篇集都列入了未名社出版的《未名新集》丛书：《地之子》出版于1928 年11 月，作为《未名新集》之三；《建塔者》出版于1930 年8 月，作为《未名新集》之六。
　　鲁迅藏书中也保存有上述二书，均为作者寄赠，《地之子》的书面副页上以墨笔楷书：“试作呈鲁迅师静农”，《建塔者》的书面副页有墨笔题辞：“1930年10 月寄呈鲁迅师于上海静农旧作时居北平市。”
　　《地之子》的装帧者为马慈溪。书面画有三支摇曳将灭的烛炬，烛泪淋漓流溢，可能是作者为饱受欺凌的“地之子”挽同情之泪的象征罢。集内辑有作者1926 至1928 年间的十四个短篇（1926 年作二篇，1927 年作九篇，1928年作一篇，年份不明者二篇），大部分原曾发表于《莽原》半月刊。扉页上题有“献给素园”的字样，表示对卧病西山的挚友韦素园的感念；据作者自述，当时创作多受素园的策动与鼓励。
　　结集之前，台静农曾将全部小说稿寄呈鲁迅先生审阅。查《鲁迅日记》，1928 年2 月23 日条记有：“午后寄还小说稿。”翌日鲁迅致台静农笺中写道：“你的小说，已看过，于昨日寄出了。都可以用的。”同时指出书名《蟪蛄》“不好”，建议另拟新名。由于鲁迅的首肯，《蟪蛄》遂以另名《地之子》出版，初版一千五百册，后即绝版。
　　《地之子》满怀愤懑与同情，勾勒了一幅幅“人间的酸辛和凄楚”的社会相：有生而为社会所遗弃，委之沟壑遭野狗争食的血肉狼藉的幼儿（《弃婴》）；有老而为社会所忘却，辗转恣睢受命运拨弄的死无葬所的老农（《为彼所求》）；有为封建宗法所禁囿，任人驱使被“冲喜”所误而青春受寡的少女（《烛焰》）；有为兵燹匪患所祸害，爱子娇女被无辜残杀，以致疯癫而死的老妇（《新坟》）；有不堪饥寒冻馁、忍痛典妻卖子的无告灾民（《蚯蚓们》）；有忍受凌辱践踏，复遭缧绁之灾的诚朴乡人（《负伤者》）；有愤然铤而走险，招来杀身之祸的赤贫小贩（《红灯》）；更有那胸怀民族大义，最终慷慨以身相殉的异国志士（《我的邻居》）。此外，尚有《吴老爹》、《儿子》、《白蔷薇》等篇，也都抒写了黑暗势力下善良、卑微人物的凄惨命运，其中有穷途末路的老佣工，有痛失怙恃的幼小者，有华年夭折的畸零人……作者以并不繁复的情节和平直的笔墨，绘出了极富淮南农村风物特征的素描，寄寓了对故土乡亲的萦怀和对父老遭际的同情，读来令人心弦为之颤动。还有如《天二哥》、《拜堂》等篇什，则撷取了农村风习的或一断片，以笑谑中孕含的辛酸，以喜庆中隐伏的哀楚，描摹了皖北乡间生计艰辛、人情醇厚的风俗。作者在1928 年10 月写的《后记》中说：“人间的酸辛和凄楚，我耳边所听到的，目中所看见的，已经是不堪了；现在又将它用我的心血细细地写出，能说这不是不幸的事么？同时我又没有生花的笔，能够献给我同时代的少男少女以伟大的欢欣。”对黑暗社会的刻绘，对人间悲剧的不平，对草野细民的悲悯，以及对狞恶势力的掊击，都显示作者的创作遵循着鲁迅所开创的现实主义的道路。正是这种直面人生的风姿博得了鲁迅的欣赏吧，他作为文学导师，欣喜地肯定了这一有为青年关切着“乡间的死生”、荡漾着“泥土的气息”的新作，认为它们充实和丰富了二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坛。
　　《建塔者》是台静农的第二本短篇集，其中辑有小说十篇，均写作于1928年度。急剧变化的时代，在这些作品中烙下了深深的印痕。这本小说集初版一千五百本，后亦绝版。
　　封面装帧者署名王秦实，即王青士烈士。当时他的公开职业是在未名社门市部当店伙，卖书、画广告画和书的封面，实则担任共青团北京市市委书记，后任太原特委书记、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兼青岛市委书记，1931 年春到上海开会时被捕，2 月7 日与“左联五烈士”等被秘密枪杀于龙华。据青岛市革命烈士纪念馆周馆长告知，青士设计的封面画有未名社版的《第四十一》、《烟袋》、《蠢货》等，但我查过上述原版书，装帧设计均未署名，惟这本《建塔者》的书面图案边绘有“王秦实”的朱文印章，内封亦印有“王秦实制封面”的字样——这位《建塔者》封面画的作者，不久就成为了为革命而牺牲的“建塔者”，仅此一端，这本书籍也弥足珍贵了。再看书面设计：所选取的书面画，绘有一位孔武有力的半****劳动者，手持铁锤猛击钢钎，正在为建塔而奋力劳作，远景衬以一轮光芒四射的红日，近景则是一座尖峭伟岸的塔影。对光明的渴求，对事业的执着，都通过黑白分明的形象表露出来——不啻是这个短篇集主题的具象化。
　　集内小说都是在新军阀疯狂屠戮革命者的严酷年代写的。作者本着“以此纪念着大时代的一痕”的意愿，怀着对万千“伟大的死者”的崇敬，以昂奋的心绪谱出了对“建塔者”的挽曲与颂歌。1930 年7 月26 日，在“大野上的血痕”殷殷之时，作者在《后记》中写下了如此的一段话：以精诚以赤血供奉于唯一的信仰，这精神是同殉道者一样的伟大。暴风雨之将来，他们热情地有如海燕一般，作了这暴风雨的先驱。本书所写的人物，多半是这些时代的先知们。集子中有六、七篇专为赞颂与悲悼“暴风雨的先驱”和“时代的先知们”：其中有“悲壮地唱着歌”（“这歌曲的伟大，比一千七百九十二年的La Marseillaise 还有意义”：比《马赛曲》更有意义的当指《国际歌》——笔者）和“高呼着万岁”携手赴死，以自己的血肉贡献做“我们的塔的基础”的一双恋人（《建塔者》）；有任凭敌人的毒刑煎迫，不顾死亡威胁而始终坚贞如一，“闪闪的目光中，依然表现着不屈不挠的精神”，以自己的生命之火照亮前驱遥程的“庚辰”之“星”
　　（《死室的慧星》）；有执着于“新的道路”而忘我地工作，奋斗，最后将“生命和肉体整个地献给人间”的殉难者（《春夜的幽灵》）；有“早已将生命置之度外”，无畏地以青春的碧血染就希望的朝晖，作为“晨曦的使者”昭示后人努力的女革命者（《历史的病轮》）……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是对于“时代之光”——“伟大的死者”的礼赞。正如作品中所说：“在新时代的前夜，时时刻刻有人在黑暗中牺牲的。我们现在希望的光明，正是恒河沙数的青年的血染就的”；这些短篇不过剪取了当时万千烈士的掠影，他们的风姿各别，音容殊异，但是为革命而万死不辞的精神却是一致的，都以自己的血“奠了人类的塔的基础”。
　　作者预言，“这时代将给后来的少男少女以永久的追思与努力”！
　　《建塔者》中另外的篇什，如《人彘》、《被饥饿燃烧的人们》、《井》等，刻绘了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涯，以及他们在“黑暗，沉压，饥饿，死亡”
　　重轭下的挣扎，但其中的幽愤之情似乎比《地之子》激烈深广。而且，可喜地描写了被压迫凌辱至极的工人开始觉醒：“他以肮脏的脚步，迈进新的时代；他以泥土的手，创造全人类的新的生活”——“忠诚地作了一个英勇的战士”。
　　毋庸讳言，《建塔者》中有关革命者的若干篇章，由于作者自己陈述的原因：“我惭愧自我的懦怯，我沉痛于良友的毁灭。”“然而我的笔深觉贫乏，我未曾触着那艰难地往‘各各得’上十字架的灵魂深处……”即对于实际斗争生活的隔膜，某些形象稍嫌单薄。但作为一个革命的同情者，作者能于白色恐怖中在作品里表现出那样的胆识、勇气、正义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且感情是那么真挚浓冽！例如当时担任地下党北平市委书记的刘愈，与未名社同人相交甚笃，不幸于1928 年春惨遭军阀杀害，作者便悲愤地写下了情深意切的短篇《春夜的幽灵》（曾发表于《未名》半月刊1928年2月一卷四期），直书其名地悼念亡友，钦敬地写道：“我确实相信，你是没有死去；你的精神是永远在人间的！现在，我不愿将你白留在我的记忆中，因为这大地上的人群，将永远系念着你了！”卧病西山的韦素园读到此篇，在病榻上作了《忆亡友愈》的悼诗（发表于《未名》半月刊1928年10月一卷七期），并于诗末附记中注云“读静农的《春夜的幽灵》，才知道愈已惨死多日，病人本不能文，这不过是个偶感罢了。”
　　共产党人的碧血红花，在未名社作家的诗文中留下了文字的碑碣。《建塔者》出版之后，在文学界激起了反响。上海的《文学生活》第一期（1931年3 月）上发表了关于《建塔者》的评论，批评者表示赞赏作者的努力，认为他“有着热情，有着愤懑，有着反抗的心”，“想努力反映出他的时代的黑暗与恐怖”，“显示着我们的这个特殊残酷的时代”，而“这种显示，给与了他的作品以价值”，并热切期待作者“能给我们一些更深刻的新的创造”①这当然也是当时从事进步文化活动的人们共同的祝愿。
　　鲁迅1935 年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辑入了台氏的四个短篇，即《天二哥》、《红灯》、《新坟》和《蚯蚓们》，为这个未名社主要作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1980 年5 月，台湾远景出版社出版了《台静农短篇小说集》，旅居香港的作家刘以鬯先生撰写的论文《台静农的短篇小说》指出：在现代文学史上不应忽视台静农小说创作的成就，并揭示台氏短篇“不但转机与高潮都有适当的安排，‘结’与‘解结’也能处理得很好，而且用字经济，对白简短而含蓄，环境描写也能做到不浓不淡，显然是依照短篇的规律来写的”。这些都不失为很有见地的分析。写到这里，忍不住要抄几句台静农先生在1980年1月为《台静农短篇小说集》所写《后记》中的话：
　　① 侍桁：《文艺短评：〈建培者〉》。
　　此十二篇中的前十篇，是在北平写的，并曾编成集子名作《地之子》的，早就绝版了，后两篇《大时代的小故事》及《电报》是抗战中重庆友人编杂志逼出来的。其十篇中的九篇都是以我的故乡为题材的，还保留了些乡土的语言。这次读过后，使我有隔世感的乡土情分，又凄然的起伏在我的心中。
　　这些言语充溢着对故乡的拳拳之情。我们衷心地祝愿台静农先生健康长寿，而且相信祖国统一之日为期不会太远，台先生亲炙自己日夜眷恋的故土的夙愿是一定会实现的。
　　附言：此篇写于1980 年，曾刊发于同年的《文艺报》，可能是五十年代以降国内所发表的有关台静农小说的最早的文字。至今近二十年后我想重申，作为一个淮南之子，仍然挚爱《地之子》与《建塔者》中大多篇什，因为其中泛溢着故土的馨香，镌刻着乡亲的哀乐，以及显示着它们的作者为建设新文学所作的不懈努力。
　　柔石文学旅程上第一个脚印——《疯人》
　　鲁迅在《柔石小传》中述及这位青年作家文学道路迈步伊始时说：“有短篇小说集《疯人》一本，即在宁波出版，是为柔石作品印行之始。”而这册柔石处女作《疯人》甚不经见，即使治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亦很难见到原作罢，像曾撰《中国现代文学史》（香港文学研究社，1970 年初版）的东北旅港作家李辉英，在其《三言两语》（“中国现代文学论丛”之一，香港文学研究社，1975 年初版）一书的《柔石的〈希望〉》篇也曾提及《疯人》，由于未见原书只能推测道：“那他自印的小说集（按指《疯人》——引者）的写作，至少也该在1924 年前后才算合理”。
　　柔石自己在其第二本短篇集《希望》（商务印书馆，1930 年7 月初版）的《自序》里曾谈到《疯人》：“从前（五六年前）我曾自己出钱印过一本薄薄的小说集，可是装订完毕之后，自己就愿意它立刻灭亡，因为发现出内容之幼稚与丑陋。那本书，以后是送给我底开着一家小店的哥哥，折了包货物用了。”其时柔石的哥哥赵平西承继父业在宁海城内市门头开着一家经营鲜咸水产名为“赵沅泉号”的小铺子，《疯人》化为页页废纸与鱼虾为伍，真是明珠暗投了。
　　六十年代初的一年仲秋，我自南方组稿回程路上在杭州小驻，甫住定后也无暇观赏西湖的湖光秋色，径直跑到旧书店去淘书，于不经意间觅得《疯人》，其喜悦莫可名状。书品极佳，经历三四十年的沧桑仍光洁如新，可见原主人对它的爱赏，只可惜原来的毛边被切成了光边，令人不无遗憾。书面不加修饰，惟在米色布纹纸上印着两个红色的手写体字：“疯人”，想即出自作者自己的手笔。扉页印有“赵平复”三字，这是作者的本名。版权页印有几行小字：“民国十四年元旦出版实售小洋四角宁波华升印局代印”。书后留有五六页白纸，可能是供读者写观感的罢。
　　《疯人》是柔石自费出版的第一本短篇集，辑入了自1923 年至1924 年所作小说六篇。在这本廿岁左右文学青年的习作里，就中透露出一个涉世未深然而敏感青年的呻吟、诅咒与呐喊。由于作者的阅历不深、视野不广，它所反映的生活面与社会相是较为狭窄、浮浅的，虽然如此，就中我们仍可谛听到“五四”巨潮的回声，即对于个性解放的追求，对于恋爱自由的向往，对于人生幸福的憧憬，对于社会进步的企盼。
　　集内《无聊的谈话》作于1923 年11 月，是柔石已发表作品中写作时间最早的一篇。素材取自作者在杭州应姓人家做家庭教师的经历，颇具生活实感。1923 年6 月，柔石自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之后升学无着、求职无门，经人介绍到杭州应宅做家庭教师，为其两个小孩授课，女孩十余岁，男孩六七岁。由于年龄的悬殊，柔石于教课之余也无法与他们作思想交流；他的志向、抱负与情感，孩子们也无法理解，于是只能互相作一些无聊的谈话来打发日子。《无聊的谈话》正是柔石蛰居应宅时枯寂生活的写照。小说中的“我”对两个天真蒙瞳的儿童倾诉自己心里的郁闷与惆怅：“……在我底今生，总没有可告之对象了！对象，就是领受我底怨诉而且调和解慰我的人。由是，我更恨我生之无为！宇宙间我是人类底孤独者！”作者浓重的孤独感透过“我”淋漓地宣泄而出，它虽非童稚之心所能了解与感觉，却正表现了柔石在刚步入社会即遭挫折的愤懑不平的心境。小说开头的景物状绘与心理描摹融合为一：“秋雨滴滴淅淅的落着，正如打在我底心上一样，使我底心染湿了秋色的幽秘，反应出人生底零落和无聊来。”被迫囿于“狭的笼”中的“我”，于壮志难酬、百无聊赖中发出了对人生的诘问与怨恚，他不甘于做一个“化筋肉为泥木”的“古庙厢旁底菩萨”，但又哀叹于为社会服务的坚实岗位“茫茫何处”、寻觅无着。通篇虽然浸淫着一种无以排遣的孤独感，但它是主人翁渴求知音与同调而不见，热望有所作为而不得之后的心态，其实质并不怎样颓唐，而蕴含着歙羽待飞的意味。小说实际上反映了“五四”退潮期知识界普遍存在的一种彷徨求索心理，作为那个时代的剪影，还是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的。技术上当然比较幼稚，结构疏简，情节单一，实际上是一篇速写。
　　使人难忘的是，柔石在他第一篇作品中，通过主人翁一个生活的横断面，如实披露了自己或一阶段的思想感情，委婉地表示了对于人世间隔膜与冷酷的不满，其态度是严正的，其手法是写实的，作为柔石在文学旅程上的第一个脚印，固然稚嫩粗拙，然而与新文学的方向是一致的。
　　《疯人》集中其他篇什，均作于1924 年1 至9 月间。《他俩的前途》篇似乎颇受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绘写了少男少女间性的发动与困扰，当文与慧尝试了伊甸园的禁果时，由于世俗的规矩、礼教的樊篱决不会容许他们结合，横互在他们前途的“步步是荆棘”，尤其是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女性，她“灰色的运命，自然只好随秋风春雨之摧残”，以至于“萎黄潦倒”。就中颇可注意的是，柔石对于备受欺凌压抑的妇女之命运的关切，于此已可见端倪，这种关切贯串于他创作活动的始终，并且愈来愈表现得深刻。
　　《船中》篇写一个旅途飘泊的青年，枯槁的心田渴望甘露的滋润，当他在船中领受了一位少女美目盼兮的一笑，就感到是一种稀罕珍贵的馈赠，从而温暖了自己凄凉落寞的心怀；而当少女抵岸离船时，与她随行的长辈却对“我”投之以白眼，夺回了她一笑的赠与！于是“我”顿觉无边的惆怅，只得悲切地申诉：“街头的小丐哟，你只好睁开眼看着明月，将难得一笑的馈赠哟！”作品中“我”那种对于爱与美的渴慕，以及那样敏感而自尊的心理特征，正是作者的自我素描。
　　《爱的隔膜》篇采用了对话体，通过一对青年夫妇的谈话与拌嘴，曲折地反映了窒闷守旧的社会中男女社交的不自由，细致地刻划了株守家园的少妇的嫉妒心理，由丈夫口里说出的：“做现代中国的旧妇女，太冤枉了！一些没有一个完全人底气象，只靠着丈夫一年几箩谷，几十元钱就够了，何等可怜！”叙说的正是当时中国社会中众多的因丈夫外出谋生而承担了赡老抚幼重担的“旧妇女”的境况，她们苦捱着那寂寞、凄冷、辛劳、苦涩的漫长岁月而无可申告，作者为她们挽了一掬同情之泪。
　　《一线的爱呀》篇写青年C 期待游学异国的爱人A 归来，但却一直信息杳然，遂因相思焦灼而罹病，后在幻梦中见到A 与别人在断桥上嬉游，立即追上前去质询，而A 却回答说：“我早已忘了你了！”于是一线的爱也幻灭了，终于凄楚、无望地死去！小说形象地展示了封建或资本控制的社会中，爱情受社会经济地位的制约，家徒四壁的穷愁者当然企盼不到出洋渡金的高贵者的眷顾，揭示了C 之所以失恋以至沦亡这一爱情悲剧的症结。
　　《疯人》篇是《疯人》集中最重要的一篇作品，写的也是一场爱情悲剧。
　　小说的主人公原是一个姿质聪颖的孤儿，被一户“望族”收养，初犹目为螟蛉，继因秉性高傲而拂逆主人之意，遂被贬为“书记”，饱受歧视与冷眼。
　　而他最大的不幸，是与主人女儿的恋情被“以礼教的兽皮蒙脸者”所视为大逆不道，于是被斥逐，少女也被迫自杀。他只得浪迹街头，当闻及爱人死耗时便疯了。他在疯狂中狂歌代哭，四处寻觅已死的爱人，朋友们苦口婆心的规劝与破衣者“一切皆空”的说教，都不能阻遏他的狂跑乱走。他打着“爱”
　　的旗帜奔驰于大河荒漠之际，高山深林之间，伫立于不毛的旷野，驻足于阴冷的沟壑，终于在幻梦中追随爱人轻歌曼舞踏浪而去的倩影，投身江流，踏水而逝！“五四”时期发为雷霆的反封建思想，在很多场合是通过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斗争来引爆出发的，而且这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都是反封建斗争的重要内容。《疯人》以血泪进溅的悲剧控诉了封建礼教、宗法制度、门阀观念乃至具体的卫道者对于纯真爱情的戕贱与扼杀，其主题是积极的。小说真切地摄取了二十年代中国的现实图象。封建势力的跋扈，封建意识的浓重，如同乌云一样笼罩在青年的头顶，柔石与他的同时代人是感受得很深切的，所以作品对腐恶的指控就比较有力。同时，也可窥见作家接受了当时声名遐迩的短篇小说大师鲁迅的影响，《疯人》的主题、结构、手法诸方面都明显受到《狂人日记》的启迪。在《狂人日记》这篇新文学的开山之作中，狂人通过日记抒发了对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吃人本质的愤懑，《疯人》则依凭疯人的自白详尽地叙述了自己与恋人被封建礼教吞噬的过程。与《狂人日记》峻刻的风格相异的是，《疯人》的抒情色彩颇浓，其中羼以长歌，一唱三叹，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柔石作为一个不断追索的现实主义作家，后来在日趋成熟之际，于《〈希望〉自序》中对《疯人》的返顾，认为是“幼稚与丑陋”之作，某些研究者据此过多地否定了《疯人》集的思想意义与艺术实践，可能有着望文生义的误解。柔石从来是一个律己很严的人，在创作上不断否定、不断追求，承认自己早期创作的“幼稚”与“丑陋”，是作者跃进到新的创作阶段时回顾旧作的谦词。《疯人》集作为一个受“五四”潮流激荡的文学青年的发轫之作，虽然不时流露伤感与悒郁，断续呻吟寂寞与孤零，但毕竟也对“五四”反封建的号角作了响应，使我们至今仍能从中窥测到时代精神的折光与谛听到时代浪涛的回响。对于特定历史时期的作品，我们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背景条件与文学界创作水平来衡量评判；另外，即使作为研究柔石早期生活、思想的素材，《疯人》集也值得我们注意。
　　绝非醉眼看人生——罗黑芷的《醉里》
　　案头有一册二十年代出版的《文学研究会丛书》小说集《醉里》，封面系丰子恺作画，以疏朗的笔墨绘写了一个斜倚着的酡然醉汉，虽无眉目，却极传神。这本书的作者罗黑芷，是1925 年入会的文学研究会会员。《醉里》辑入短篇小说十七篇，由商务印书馆于1928 年6 月初版。作者在《卷端缀言》中写道：
　　醉里原是模模糊糊的。黄仲则诗句：“醉里听歌梦里愁”，这风韵很长，初不必这书中的《醉里》一篇强拖来做一个代表。不限定能饮酒，只要能醉，人生便在其中了。
　　十五年十一月黑芷志于长沙
　　读完小说集，心灵之弦不断颤动，深为作家那博爱的胸怀与坦诚的心旌所感动。这些观察入微、表现别致的篇什，充分显示了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对人生的执着、关切与热爱，并非如其在自剖中所说的是醉眼朦胧地在看这个世界。
　　《醉里》是罗黑芷唯一自己编就的一本小说集，其他一本《春日》（“文学周报社丛书”之一，开明书店1928 年6 月初版）是他逝世后友朋们辑录出版的，还有一本《槿花》虽经李青崖搜集、赵景深编订，但后来似乎没有出版。此外，尚有一册《牵牛花》（“零星社丛书”之一，长沙北门书店1926年6 月初版），因是散文与诗的合集，此处姑且不论。这样，作者手订的《醉里》理所当然地值得探究。
　　若就题材论，反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与思想的篇什在《醉里》占有的篇幅不少，黑芷因为十分熟悉彼辈的生活，故能曲折有致又复刻划入微地绘写出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若干囿于一隅的小知识者的生活遭际与感情波澜。作者的态度是悲悯的，而笔调却时呈讽刺的锋芒。例如《出家》篇中歌哭无常、扬言出家的更生，《医生》篇中搔首弄姿、追逐异性的蔡先生，《无聊》篇中虚于委蛇、忙于应酬的桑先生，以及《在澹霭里》中那有所爱而不敢去爱的秦先生……这里所咀嚼的虽然是小小的悲欢，然而却反衬出了这个灰色世界中人们精神的空虚愚妄与百无聊赖。黑芷的笔下也曾出现卓茕不群的人物，不过与浪漫派作家所渲染的锋芒毕露、行止生风的角色不同，相反却是谨厚朴纳、大智若愚的书呆子，像《辛八先生》的主人公，其出场时的形象是一个“披开白布短衣而赤脚拖着鞋子提塔提塔走路的乡下人”，不仅貌不惊人，而且状似冬烘，可是略与相处即可感受到这个“喜欢替人家做了许多的事，不曾见他替自己做下极少的事”的乡村知识分子炙人的热力。
　　此君的生活原型肯定是作者的一位朋友，因据陈子展的回忆文字，中曾忆及黑芷与友朋在一次难得的酒宴嬉戏中，“打断了辛八先生的一柄伞”，可见辛八先生是实有其人的，他的音容笑貌、嘉言懿行被作者耳濡目染、烂熟胸臆，故而写得挥洒自如，呼之欲出。
　　对于擅于周旋的士绅，作者讽刺的锋镝则要尖锐些，如《胡胖子请客》篇，其中写到遗老与新贵碰杯，纨绔与老板呼卢，以及叫局、听歌、吃花酒等醉生梦死的****生活，在貌似客观的状绘中，作者的鄙夷与轻蔑藏而不露，却抽丝剥茧似的揭去了这帮“正人君子”道貌岸然的画皮，例如本来正襟危坐的徐八见到心爱歌伎的到来，而众人又起哄：“哈哈！……徐八老爷的宝贝也来了！”起初还假充正经“装出若无其事的态度”，可是——他的平稳的眼光四处游移着，很想说：“这是年轻人的把戏，我们已经是老年人了，你们还开什么玩笑？”但是这句话刚爬出了他的喉管，却又被那娇滴滴的一声“老爷……”软化了滚了进去。你坐在他的侧旁，很可以偷瞧见那老滑的目光有点昏眊而在他微温的笑容里停住不动了。
　　寥寥几笔，将一个老色鬼的形象勾勒了出来。
　　《低低地弯下身去》篇写的是士绅阶级的特权——纳妾仪式，这一中国封建社会残留的陋习被作为目击者的作家作了形象的描摹，充分显示了黑芷挥斥方遒的笔力。妾——一位十七岁出身寒微的紫衣黑裙的姑娘，在这陌生的世界里，如同待宰的牛羊一般觳觫着，作者以“伊站在那儿，心里害怕到微微颤抖”的描写来表现她“本能的畏葸”，向这位任人践蹴的少女流露了由衷的同情。这同一出剧中的各色人等，其肖像与性格也被写得各臻其妙：踌躇满志、春风得意的主人徐先生，老成持重、不苟言笑的老太太，举步从容、故作庄重的姑小姐，神经紧张、哭笑不得的太太，都在这以“延续香烟”
　　为名的活剧中作了表演。
　　集内以女性作主人公的篇什也不少，作者对她们的感情是复杂的，有讽刺，有怜悯，更有那深切的同情。《二男》篇那个清朝名将孙女的“渺茫的梦”的幻灭，诱使读者与主人公一起“悲悼这一去而不复返的自由”；《醉里》篇那个被“雪亮的希望”所燃烧的眼饧耳赤的醺醺然的琬姑娘，以及那脸色青白、命途坎坷的蓉姑娘，通过她们各自细微曲折的心理活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将这个献给我的妻房》篇赋有浓郁的自叙传性质，是一曲对于母性的赞歌，读后深受感动。
　　《醉里》集中有四篇是直接反映下层劳动者乃至流浪者生活的，从中更强烈感受到如同水银泻地似的无所不在的人道主义精神。作者的爱是广袤深厚的，从横受蹂躏的异域妓女到惨遭灭顶的肩担货贩，从路头倒毙的无名饿殍到生意清淡的荒货老板，都承受与披拂着那发自胸臆的同情与挚爱。
　　读完《醉里》，掩卷冥思，想起其挚友李青崖所作《予所知于罗君黑芷者》，颇同意李的观感：“其所作之短篇，忧郁酸苦，深刻无伦，饶有俄人朵思退益夫斯基之神味”，若就作品风格的沉郁苦涩而言，庶几近之；然而若比较两者对于人生的态度，则罗氏比陀氏热烈、执着得多，陀氏擅于拷问人的灵魂，罗氏则更注意揭发社会的弊病。
　　毫无疑问，罗黑芷是“五四”以来有特色、有影响的小说家，《醉里》中有《在澹霭中》、《无聊》等两个短篇被茅盾于1935年选辑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并在该集《导言》中称许罗黑芷等“在这一时期的贡献有它的历史的价值，并且给当时的青年作者以很多技术上的榜样”。然而，关于他的生平，人们却所知甚少，在建国前的出版物中，仅见阿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的“作家小传”中有简约的介绍：“小说作者。江西人。文学研究会会员。原名象陶，字黑子。1927，病死于乡。作品有《醉里》、《春日》两种。”在近年出版的书物中也大多语焉不详，如李文明编撰《中国现代六百作家小传》（香港波文书局1977年10月初版）的罗黑芷条不及二百字，就中有三处讹误，生年也错成“1898 年”；北京语言学院《中国文学家辞典》编委会所编《中国文学辞典》现代第二分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年3 月初版）的罗黑芷条亦以讹传讹，除照抄李立明《小传》的错误生年外，还发挥道：“可惜不到中年，就于1927 年在江西省故乡逝世了。”
　　其实，罗黑芷1927 年逝世时已经三十八岁，早已届入中年了。他的正确生年是清光绪十五年，即1889 年。据其挚友李青崖、陈子展、素丝等追忆，罗原籍江西省南昌府所隶武宁县，随父母生长于蜀中，早年赴日本留学，初就读于筑地立教大学，后转学至庆应大学，毕业于该校文科。留日期间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是同盟会的一个很激烈的青年党员”。据与罗黑芷同时在东京留学的周作人回忆：“光绪末年余寓居东京汤岛，龚君未生时来过访，辄谈老和尚及罗象陶事。……黑子努力革命，而终乃鸟尽弓藏以死，尤为可悲。”
　　①辛亥革命时，罗参加上海举义，为监视沪宁路车站的电报被清廷拘捕。民国元年，因章士钊（行严）的介绍到湖南图书编译局工作，随后在长沙的几个学校做教员。1923 年顷，与李青崖等六七人组织了文学社团湖光社，创办了文学半月刊《湖光》。不久参加了文学研究会，遂常在会刊《文学周报》与《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1927 年“马日事变”后，罗因在其服务的长沙《民报》上发表的两篇文章，被湖南省政府以“共党嫌疑”罪捕入监狱，并险被“割掉脑袋”，经多方营救方得出狱，然已气成不可救的重病，终于1927年11 月18 日子时含愤逝世！
　　罗黑芷自1912 年起就卜居于湘，此后婚于斯，劳作于斯，最后又死于斯，葬于斯。据其友人回忆，当有人问及他的籍贯时，他即答曰：“我是本地人。”
　　②这一方面说明了黑芷对湘楚之地的依恋，一方面了流露了无以为家的悲哀，在其散文集《牵牛花》中之《可怜的室中》写道：“读着咏叹故乡的文词，却找不出一个故乡；处处是可恋的，处处都成了可悲的。
　　这拘囚于一室中无形的飘泊，真有似落花不归来了！”个中情怀，令人心折。民国二年（1913 年）结婚，先后生育子女九人。后来，图书编译局取消，他就在长沙楚怡工业学校、武陵德山工校等校任教，在淡泊艰困的生活中，阅尽了人生的炎凉，性格也从原有勇健刚烈而趋于深沉肃穆，其挚友素丝以《狂飚下的落叶》为题的回忆录中，曾给这位风格沉郁的作家绘下这样的肖像与身姿：表面看去，冷静得同石块一般。见了生人，是不开口的，除了在深凹的眼镜中，用阴郁的眼光，像要搜索出他人底狡狯似的严重地向人一瞥而外。在温和的春日里，在肃杀的秋风中，穿着烂布长衫，拖着瘦削的影，颓唐地弯着背纡缓地走着的你底黯淡的姿态，一阖眼便显现出我之前；……你能够表里如一的冷静么？像那样，已是有福的人。无如你热烈的心，终竟不肯冷下去，于是你惟有永远没落在悲哀中。你活在这虚诬诈伪的人间，你依然要热烈地憎恶这人间底虚诬诈伪。
　　于是，黑芷遂将其热烈的爱憎溶铸入文学创作之中，于1919 年受“五四”巨潮的冲击与启发而开始文学道路的跋涉。处女作是自叙传《忏悔》，刊于1920 年的长沙《民治日报》。从始而一发不可收拾。1923 年，同李青崖、陈子展、素丝、德修等六七人创办《湖光》半月刊，于其上发表了若干短篇。
　　不久，《湖光》停刊，他们又在长沙《大公报》上创办《零星周刊》，出版十余期后停刊。1925 年夏《零星》复刊，出满十期又复停刊。1926 年6 月，黑芷的散文集《牵牛花》作为“零星社丛书”之一由长沙北门书店出版。经李青崖介绍于1925 年加入文学研究会，会员号为“一五六”。从此，常在该会刊物《文学周报》、《小说月报》上发表短篇、散文及诗。其他作品散见于《东方杂志》、《文艺月刊》等刊物，以及长沙的《大公报》、《南岳报》等报章。
　　① 周作人：《苦茶庵小文·罗黑子手札跋》，载周著《夜读钞》，北新书局， 1934 年10 月初版。
　　② 陈子展：《追忆罗黑芷先生》。　　
　　1926 年11 月，黑芷编定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醉里》，辑入短篇小说十七篇，交由商务印书馆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出版，但俟此书于1928年6 月问世时，作者已死去半年多而不及见了。
　　1927 年春，应友人冬生之召，任长沙《民报》的编辑，其自撰的《五分钟闲谈》在该报连日发布，因不满唐生智所部国民党军对无辜人民的大肆屠戮，遂作题为《力量》、《瘴气》二文抨击时政，为被残杀者挽一掬同情之泪。这样就遭到当局的忌恨，冠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予以逮捕，拘禁狱中达两月之久，经友朋竭力营救方得出狱。其友人曾追忆他“在狱时的愤慨，对簿时的激昂”，可见他对掌有生杀之权的权势者是蔑视的。牢狱中的非人待遇摧残了他本来孱弱的身体，出狱后即忧愤成疾，终于一病不起，于旧历10月25 日（公历11 月18 日）之夜子时逝世！
　　罗黑芷这位极富正义感的天才作家就如此被新军阀虐杀了，其友人于唏嘘之余作有悼诗一首，兹引录于下以作纪念：偷活人间亦苦辛，燃将心火转机轮；曼殊不作晋思死，又是江南春草生。
　　圣地之歌──长虹《延安集》
　　诗人要认识时代，或被时代所认识，都要有一个过程，不过有的疾迅，有的则较为迟滞。尚钺在《〈狂飙〉琐忆》中说及：“高长虹所走的路是艰苦的，曲折的。他走得那样缓慢。然而他却一直没有停止对真理的追求”这段话颇引起我的沉思，因为在现代文学研究中，高长虹常常被作为攻击鲁迅的小丑式人物受到鞭笞，自己在论文中也尝贬斥过他。在读了尚钺的回忆文字而后，我搜寻了若干长虹的诗文集来看，深深感到某些评论（包括我自己）
　　对这位赋有特异性格的作家是不尽公正的，特别是当我看到了作家最后一本集子——《延安集》时，禁不住要说几句话。
　　《延安集》是一本在战争年代出版的诗集，从未见诸著录。诗集用很粗糙的纸做封面，了无装饰，只用红字印着“延安集长虹”字样，书名及作者之下都注有新文字。发行者署“和平野营”，通讯处为张家口文协分会转。
　　作者在版权页自注云：“本集所选诗十首，是在延安解放日报及一两次壁报上发表过的。1946 年9 月15 日发行。”诗集很薄，二十来页，辑入了从1942年初至1945 年夏所作诗十首，我用一顿饭的时间就读完了。掩卷回味，感到惊异不已的是，这数百列诗行中，竟嗅不出过去在长虹作品中流溢着的“狂飙”气，它们写得朴质、自然，就中荡漾着陕北黄土高原的泥土气息，颇难相信出自那位曾写过《心的探险》里那样艰涩诗句的歌人之手笔。
　　不信请看：
　　“山连地，地连山，谷子种在山顶尖。
　　去年开荒开得少；今年多开荒，小米吃不了。
　　——《这样唱，这样做》诗人以明白如话的诗句唱歌生产自救运动所获取的丰收，我想甚至目不识丁的陕北老乡也听得懂。当然，重要的不是语言风格的变化，而是思想感情的邅递，诗人生活在革命圣地延安，他以敏感的心弦弹奏了对于抗日民主根据地新生活的礼赞：
　　边区是我们的家乡，住在边区的同胞们，也都是我们的老乡。
　　我们要把身体紧靠着身体，就像是绵羊们遇见了豺狼。
　　我们要像五个指头，结成一个比铁还结实的拳头。
　　战斗是为了团结，团体是为了战斗。
　　——《边北是我们的家乡》
　　尚钺的文章还曾提到长虹在二十年代笃信安那其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曾持怀疑乃至敌视的态度，这些都是毋庸讳言的历史；然而，经过异国他乡的颠沛流离，半生潦倒的现实刺激，终于领悟到无论是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乌托邦，抑或尼采的超人，都无补于中国的实际，真正能解救人民于倒悬的惟有马克思主义。诗人幡然悔悟后唱出了追求真理、服膺真理、讴歌真理的心声：
　　红色十月是狂飙：
　　封建的山被它吹翻，资本的海被它掀翻。
　　红色十月是太阳：
　　它把白雪也照得发光，它把黑土也照得发亮。
　　……
　　——《红色十月》
　　诗人的政治思想也在诗篇中体现，早已唾弃了“无为而治”的乌托邦，代之以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的新社会：
　　我们要的是这样个社会：
　　凡是劳动的都享有政权，
　　——《我们要的是这样个社会》
　　诗人也深深地理解要达到这样的社会，必须“为自由而斗争”，首先要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把敌寇驱赶到天边”，并且要“刺穿汉奸走狗的胸膛”，我们要“集合起更多的力量”，我们要“树立起战斗的旗帜”，为祖国、民族、人民的自由而战：
　　不自由的生存不如一块破布，它比那破布多一些耻辱；为自由死亡，为自由生存，所以先要有自由的灵魂。
　　女的是姐妹，男的是兄弟，民族是我们身生的母亲，斩尽杀绝自由的害虫，叫劳动的人民都成为神圣。
　　——《为自由而斗争》
　　对于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诗人满怀热望期待她在战火中诞生，“中国”象横亘在诗人心中的金字塔，他用炽烈的爱情歌唱它“站起来了”！
　　她在“进军”，组成了旌旗蔽空的“部队”；她在“喊杀”，汇成了震撼天地的巨雷；她在冲锋，侵略者连袂地倒下；她在追击，要把敌人逐出天涯！
　　诗人对胜利的前景充满信心，预示了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前卫”，将如同火中凤凰一般在劫火中新生：光荣归于中国，全世界光荣复活。
　　新中国将仍前进，向世界的苦难，向人类的永乐。
　　劳动里没有休假，英雄也没有自家。
　　全世界都站起来了，在欢迎新中国，一个新式的天下。
　　——《新中国是一个新天下》①
　　诗人抛弃了过去一度热衷的狂傲的自况，空虚的追求，杂沓的嘶喊，以及晦涩的行文，而代之以清新、明丽与自然，这当然是可喜可贺、值得欢迎的转捩，也雄辩地说明了人民民主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以及所属的文艺运动，吸引与改造了多少正直、爱国的有志之士，甚至连高长虹这样狷介不群的狂飙诗人也扬弃与湔洗了昨非，否定与抛掷了自己过去所崇尚的各种“主义”。我们不再在他的诗中听到尼采式“超人”的绝叫，也不复闻及带“唯意志论”风的呓语，而是真诚的、恳挚的为民族、为人民而歌的略呈暗哑的旋律。
　　在表现形式方面，诗人也不再模仿《察拉图士特拉如是说》中那种象征的、晦涩的的格言式短诗，而是开始从民众艺术的巨川大河中汲取养份，例如1945 年7 月所作《渡荒年》，就明显地借鉴了陕北民歌“信天游”的传统形式：
　　好劳动打井渡荒年，懒汉眼看着荒了田。
　　可惜的是，正当诗人要为即将屹立在东方的新中国而放声歌唱的时刻，他却在东北战场的艰困环境中失踪了。诗人一生的道路确乎是曲折的，但我们不可忘却，他最后的歌是献给人民、献给革命、献给他极目憧憬而未及身历的新的人民共和国的。
　　最近出版的《延安文艺丛书》之《诗歌卷》中找不到长虹的诗，我们感到遗憾；实际上他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如1941 年11 月18 日；1942 年2月6 日、18 日，4 月5 日；1944 年11 月6 日、7 日，12 月10 日、16 日）发表过不少作品。一个在战火中奔赴延安，并在她的怀抱中歌颂新人物与新世界的诗人，是不应该被遗漏与忘却的。
　　① 这首诗不在《延安集》内，作于1938 年12 月1 日，刊于1938 年12 月17 日《抗战文艺》三卷三期（总第二十七期）。
　　第二辑香海文漪
　　小引
　　香港自古为中国的领土，诚为不可否认的事实。作为一个读书人，显幽烛隐地揭示中国文学在这片国土上生发、滋润、繁盛的轨迹，多年来成为我孜孜以赴的鹄的。我曾于国内外数十座公私文库中泛览了历朝，尤其是道咸以降的诗文集不下千种，从中搜觅有关香港的诗篇。数载爬罗剔抉、■榱觅桷，竟获自唐以降的诗词数千首。据此精选编纂成《历史的跫音——历代诗人咏香港》，凡诗人一百三十八家。同时，进行研究与撰述中的书稿有《香港近现代文学史》，作为其附属项目的《香港近现代文学书目》即将先行出版。另绍介、评骘百余家有关香港诗人、诗作的《香港诗话》亦将问世。本辑将上述有关篇什演为书话，奉呈方家与读者诸君。
　　第一本香港文学选集——《时谐新集》（1906年）
　　在论及香港文学史时，人们常常谈及的是：中国本土文学如何惠及、润泽香港文学，历次南下文化人又如何影响与推动了香港文学的发展。这些诚然都是事实，但事物往往是具两面性的，故我一直思考如下的问题：香港文学对中国本土文学的反向影响如何呢？就我目下所掌握的资料而言，就足以证明这种影响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巨大的。
　　仅就我箧中收藏已三十年的一本小书来看，稍加检视，略作评析，就可发现世纪初的香港文学早已呈现多采的风姿，其丰实的内容与新颖的形式，足以傲视同时代的出版物。
　　书名《时谐新集》，出版处是香港中华印务有限公司，未署出版年月。
　　曾查索近代有关书目，以及国内各图书馆馆藏书目，乃至海外的汉籍书目，均未见著录此书：仅在吴研人主编的《月月小说》创刊号（上海乐群书店，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出版）上刊载了吴氏自撰《俏皮话》，其引言云：“香港近辑之《时谐新集》，虽间亦采及数条，亦仅得一二，非我面目”，由此得悉《时谐新集》问世于光绪三十二年，亦即1906 年9 月之前。
　　《时谐新集》为文艺选集性质，其封面即以广告性文字标明：“是书仿《岭南即事杂咏》文章游戏之体裁，分别门类，翻陈出新，可读可歌，可惊可泣，可以新民智，可以解人颐，诚为近日新书中之别开生面者也。”总目则按体裁分有：“文界”、“小说”、“诗界”、“歌谣”、“粤讴”、“南音”、“班本”、“传奇”等。
　　卷首有香山郑贯公所撰《〈时谐新集〉序》，首先揭橥编辑是书的宗旨是“正人心”，“开民智”，从而抨击了空中结构，想入非非，节外生枝，狗尾续貂的陈腐、荒诞、淫佚的旧诗文，斥之为“写情于缥缈之乡”“导世于荒唐之境”的“剩言”、“余唾”。鉴于“可怜黄种，被诱黑甜”的局面，于是编此花样翻新，别开生面，“上关政治，下益人群”的书。
　　序中还有一段自叙，甚具文献价值，兹引录如下：仆几度东游，半生西学。执世上所闻之笔，隐豹频年；读人间未有之书，斩蛇何日。才非倚马，尽伸正则骚牢；时未获麟，终切杜陵忧国。读张均之小说，稍任笔劳；学宋玉之大言，或资棒喝。五千直扫，寓褒贬于毫端；十万横磨，诛奸贪于纸上。遑计能言鹦鹉，终自囚笼；要之开道骅骝，不甘恋栈。既编日报，复辑时谐以上自叙昭明了编者旨在启蒙、志在革新的鹄的，如对照他的生平身世，则更了然了。
　　郑贯公绝非等闲之辈，他在世纪初的香港新闻与文学舞台上，演出了威武雄壮的活剧。他原名道，字贯一，后改贯公，号中立，笔名仍旧。广东香山（今中山）人。生于光绪六年（1880），家庭清贫，然幼即颖悟好学，过目成诵，有神童之称。初进学乡塾，十六岁时以家贫辍学。光绪二十二年（1886）东渡日本依其族人，于一办房服杂役，工作烦冗，地位卑下，殊不乐。其于工余常向友人借读《时务报》、《知新报》等新学书报，“隐然具国家思想”。光绪二十四年（1898）横滨大同学校成立，教员康徒、徐勤、汤觉顿、梁启田等倡谈新学，梁启超亦在日创刊《清议报》旬刊，徐勤则倡设孔教会。某日，大同学校出对曰：“自信美人犹未暮”，贯公代其族弟对曰：“要倡孔教亦非迟”。教员们询知为贯公捉刀，悯其有志向学，乃特许充免费生。翌年转入梁启超在东京创设的高等大同学校，同窗有蔡锷、秦力生、冯自由、范源濂等。校中注重讲授欧美各国革命史，以及希腊先哲与卢骚、孟德斯鸠、达尔文、斯宾塞等学说。诸生各以先哲自况，贯公自称中国之摩西，尝著《摩西传》以明志。光绪二十六年（1900）7 月，唐才常策划自立军于汉口举义，事泄失败，东京高等大同学校湘籍学生林述唐等十余人殉难，他们都是贯公的同窗，此事对他刺激甚大。同年就《清议报》编辑之聘，该报系保皇党机关报，贯公此时思想已经渐脱康、梁的羁绊，遂另倡设《开智录》半月刊，鼓吹革命思想。与此同时，开始与孙中山交往，并参加兴中会。光绪二十七年（1901）春，孙中山介绍贯公于时主香港《中国日报》的陈少白，使任该报记者。据共事的冯自由回忆：“维时香港新闻界尚极幼稚，主持笔政者多旧学中人，立论陈腐，颇为新学士子所齿冷。贯一至港，乃尽量阐发其新名词及新思想，旗帜为之一新，大为读者欢迎。”《中国日报》的文学副刊“鼓吹录”，一度由贯公主编，版面调配得十分活泼，形式有粤讴、南音、曲文、院本、班本等，内容则大多为讥刺清廷卖国、贪黩、昏庸的讽刺作品。光绪三十年（1904）与林护、谭民三等创设《世界公益报》，同年1 月20 日创刊，贯公任主编，担任编辑记者的有黄鲁逸、黄世仲、黄耀公等。公开号召“变****为共和，变满清为皇汉”，“投袂而起，光复中国”。
　　同年3 月31 日，又创办《广东日报》，亦任总编辑，担任编辑记者的有李大醒、黄世仲、陈树人、胡子晋等，以“发挥民族主义，提倡革命精神”为宗旨。翌年6 月4 日又创刊《唯一趣报有所谓》，以香港开智社的名义发行，贯公任主编，参与编辑和撰稿的有黄世仲、陈树人、王斧、李孟哲、卢星父、王军演、骆汉存等。版面分谐、庄两部分，先谐后庄。谐部设有落花影、前人史、滑稽魂、新鼓吹、社会声、风雅丛等栏目，庄部设有博议、短评、访稿、要闻、电音、港闻、来书等栏目。文字通俗，持论激烈，在反对美国华工禁约的爱国运动中，刊载了大量拒约和抵制美货的消息、言论及文艺作品，“一纸风行，为省港各报之冠”。同时代人也回忆道：“时当美国公布华工禁约未久，各省抵制美货之潮流，风起云涌，尤以广州香港二地为最。粤督岑春煊徇大绅江孔殷之请，严令解散拒约会，且逮捕马达臣、潘信明、夏重民三志士置之于狱，各界人士大愤，贯一乃联合粤港各报，对暴官劣绅口诛笔伐，义声震于一时。”（冯自由《革命逸史》）光绪三十一年（1905）9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于东京，孙中山派冯自由赴香港成立分会，陈少白任会长，贯公任庶务干事。翌年夏，贯公妻马氏忽患时疫，赖贯公多方护持，方得痊愈；而贯公以侍疾故受感染，遂以不起，终年仅二十六岁。
　　《时谐新集》疑即取资于郑氏曾主持的《中国日报》副刊《鼓吹录》，以及主编的《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唯一趣报有所谓》，亦旁及同时期的本港乃至内地的若干报刊，成为一本晚清革命文学与讽刺文学的集大成者。由于香港的特殊环境，清廷侦伺鞭长莫及，编者可有恃无恐地将许多反清的诗文谣谚，均予搜罗并悉数辑入此集。
　　书耑有署名“墨隐主人”所撰《凡例》，想亦当出自贯公手笔。全书分为四门，即“文界”、“小说界”、“诗界”、“曲界”等。
　　“文界”辑入政论、杂感式文章三十篇，大多浃雷蕴电、锋芒犀利。如开宗明义的首篇《志士箴言》，不啻是指控清廷的革命檄文，公开申明：“乃欲翻数千年之旧根，振二十一省之新象”，认为“况各国文明之治，无不从流血而成”，呼吁以铁血的暴力推翻清廷的封建****统治。并以激昂的意绪歌颂了革命志士前仆后继的奋斗精神：“东南数省，担心时变者，号称数万人，……。争之，抗之，摧之，撼之，挟之，声罪而致讨之。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前者伏诛，后者执简。缺彼菜市之刀，而再接再厉；丛叠蒿街之首，而亦步亦趋。彼党虽素称极顽、极固、极狠、极凶，而其下手愈辣者，人心愈不平，则天下莫不欲饮刃于其腹！”这种气冲霄汉的浩然正气，足令闻者无不动容矢志。又如《祭刚毅文》，则对这个清廷大员的死竭尽嬉笑怒骂的能事，劈头第一段就写道：“维光绪二十有六年，闻我中堂已捐馆之噩耗传至，举世闻而称快！”继而罗列其种种祸国殃民的劣行，诸如积极参与策动戊戌政变，力主废黜光绪帝，为铲除新政不遗余力；以筹饷练兵、清理财政等名目至江南、两广地区大肆搜括，并散布“宁赠友邦，毋与家奴”等卖国辱民论调；在被派至涿州等地考察义和团虚实时，向慈禧谎报所谓“刀枪不入”、“法力无边”等妄言，从而主张围攻各国使馆……这种对权奸的侮弄与轻蔑，表现了作者的无畏胆识。又如《贼民与贼官书》对腐败的满清官场大肆鞭笞，中谓：“大哥八股横行，钱神得力，三班拔选，酷吏称能：断狱有才，天平体面，发财多术，地铲无皮，所有民脂民膏，任君予携予取，是以眼对银黑，顶积血红”，其讥刺的锋镝不可不谓犀利。又如《守旧鬼传》，则以揭露、批判保皇派为旨，指出他们虽曾得风气之先倡导维新，如今却落伍于时代潮流之后而抵制革命，“专心致志以与新政、新法、新学、新理、新智、新术为仇”，其结果将是“千夫所指，不疾而死”。又如《八股先生传》，揭示其为箝制思想、束缚人性的羁绊，它的废止是历史的必然，并直指满清之名而詈之。再有一篇所谓《剃头辫发会章程》，更以戏谑的笔墨讽刺道：“本会创设之意，期四万万生民，悉为满清奴隶，子子孙孙，永远无悔”，对沉睡黑暗之乡的庸众痛加针砭。另有《强俄窥边赋》（以窥边有虎举国无鸠为韵），愤怒指控沙俄“狼贪之性”、“蚕食之图”，呼吁国人警惕祖国将遭瓜分豆剖的危险！
　　本栏与香港有直接干系的有两篇，即《水坑口记》与《牛肉耙赋》。前者警诫人们不要沉溺色海迷津。水坑口系当时香港的“红灯区”，亦即塘西烟花繁盛之地。该篇行文警策，雄辩有力，兹引一二，以示豹窥：爱河欲海之交，有水坑口焉。发源于金银山，绕越芙蓉城。凡渡香江者，必经其口岸。此处有迷津，行不数武，与酒海肴山相接脉，是曰醉乡。其右则为小姑居处，高耸迷楼，是曰温柔乡，一名色界，花明柳暗，地本狭邪，过此则祸水茫茫，险途渺渺，居然一奈何天，其中有避债台、迷魂洞、奈何桥，直接则为孽海……
　　作者以亦实亦虚，亦庄亦谐的笔墨，生动而又严肃地告诫人们勿在其中流连忘返，以致惨遭灭顶。最后则以小诗作结：“坑口窄，水流急，寄语渡江人，莫向潮头立，多少金银船，翻覆不可拾。”
　　《牛肉耙赋》则罗列当时香港“饮食之时款”而描摹之，从中可见世纪初香港饮食文化之一斑。其写“唐餐”云：“三五心交，何必■鸡与杀鸭；一二毫子，居然烹羊而宰牛……精品过捞鱼片，爽口过食鸭粥。台铺白布，五味架摆得装潢；椅坐花旗，几技头倾吓不俗。斟盆生意，晏昼何须执点心；做餐人情，宵夜无谓斩烧肉。”试观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日，大排档、打冷店所食与之仍十分相近。其写“西菜”云：“不用碗筷，共拿刀叉。只求新鲜之牛血，免提俗品之鱼虾。或开沙士水，或钦咖啡茶。何须苦苦全餐，方为架势；饮得沉沉大醉，几咁繁华。现钱交易，阔佬堪夸。岂要碟掷下栏，计吓饮几壶酒：免使发票出局，顶硬叫两枝花。真饮真食，且旨且嘉。纵令你韭王之鱼翅，岂及我薯仔之牛耙。”环顾今日西餐厅之风味，庶几亦相近之。
　　“小说界”栏内容亦颇丰饶，其中辑录了若干寓言，大多是对清廷文武官员以及汉奸洋奴的讽刺，篇目有《人肉楼》、《手足奴》、《动物谈》、《水族世界》、《飞禽世界》、《鸡鸭相庆》、《格致奇谈》、《饼芋同悲》等二十余则。寓言弥来为讽刺****的利器，文学史上的史实昭告我们，****猖獗之际正是寓言鼎盛之时，因其个中形象的不确定性使执法者无从措手，而其寓意又为同时代人所心领神会，故常不迳而走，风靡一时。帝俄时代的克雷洛夫寓言，晚清时代的诸多寓言（如吴趼人的《俏皮话》等），皆有异曲同工之妙。
　　栏首的《人肉楼》是题旨最锐利大胆的一篇，其讽刺的矛头直指昏瞆、暴虐的叶赫那拉氏，敢于在西太后这个太岁头上动土，将清廷统治下的中国喻为一座“人肉楼”，中谓：“上坐一少年，后坐一老妪，其老妪啖人肉最多。十余年间，啖须那人数百万。其旁坐者数十人，专执剖割之役，以供奉老妪者。”以上分明指的是光绪与慈禧，当时的读者见此，必然会默会于心及怒形于色的。
　　又有《虫族世界》一则，构思巧妙，寓意深邃，兹引录如下：昆虫部中，也有一世界。其世界之内，也有朝廷，也有郡县，也有别部交涉。昆虫皇帝，先是令粪蛆执政；久之国权尽失，国势不振。昆虫皇帝大惧，下诏求贤；争奈蛆既当国，所汲引者，无非是其同类。皇帝不得已亲校蠹鱼，置于政府，而逐粪蛆。久之，国之腐败如故，萎靡如故，皇帝叹曰：“吾初见蠹鱼，出没于书堆之中，以为必是有学问的；不期试以政事，竟与那吃屎的东西差不多。”
　　这则寓言对清王朝中抱残守阙的顽固派与侈言维新的保皇派，都进行谴责与否定，而作者心目中所仰赖能维护国权、增强国势、重振国威的是什么派，则不言而喻了。
　　《小说界》中之作者，除吴趼人（据前之吴作《〈俏皮话〉引》）外，尚有王斧。王斧，号斧军，亦号玉父。广东瑶山人。生于清光绪六年（1880）。
　　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香港结交陈少白、郑贯公、黄世仲等，并得识孙中山。稍后加入同盟会，在港创办《民报》、《少年报》、《人报》，任各报主笔，并为《中国日报》之文艺副刊“鼓吹录”，郑贯公主编的《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唯一趣报有所谓》撰稿。光绪三十三年（1907）奉孙中山之命赴新加坡任《中兴日报》主笔，与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论战。
　　后至暹罗（泰国）任同盟会暹罗分会主盟人，又兼《华暹日报》主笔。民国成立后，历任瑶崖安抚史、国会议员、瑶崖行政专员、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纂、监察院监察委员等。民国三十一年（1942）病逝于重庆，终年六十二岁。其在郑贯公所编《唯一趣报有所谓》（1905—1906）上所发表的小说有《真人假鬼》、《辩童》、《立献》、《巾粉争辩》、《佳人泪》等。
　　“诗界”系本书中最精彩部分，其中有郑贯公自撰《香港竹枝词》十六首，世纪初的香江风貌与风俗民情在其中得到简约而形象的反映。有远眺的鸟瞰图：
　　虎门水势接天流，水尽东南有地浮；谁识外洋小洲岛，五方人物此中收。
　　有近■的街市景：
　　上中下环总计埋，三百五十余条街；最喜并皆干净土，我来新试粤城鞋。
　　有鸭巴甸街杏花楼的速写：
　　枕心楼阁势如虹，走马盘蛇路隐通；试上杏花楼上望，岚光都在酒杯中。
　　有荷里活道文武庙的素描：
　　几多沧海变桑田，世事茫茫只听天；逐队拈香文武庙，华人犹是信神权。
　　其他，以“车马喧阗十丈尘”来形容市面的繁华，以“十尺楼房五尺金”
　　来比拟楼价的高企，以“香江食谱试翻新”来叙述酒楼的美食，以“花花世界幻如烟”来抒写塘西的冶荡……在作者观察入微的刻绘中，我仿佛置身于百年前香江的山顶、海傍、街头、庙里，喧嚣的市声，迷濛的海景，静谧的山光，各色的人群都如见如睹，了然如画。
　　《三字童谣》的作者失考，其利用岭东童谣的传统形式，穷形极相地把腐朽不堪的清王朝刺戳得体无完肤：好世界，一路哭。好新政，多流毒。
　　老烟精，官州牧。大衙门，愚公谷。
　　学务处，人碌碌。大营员，娼家宿。
　　壮兵丁，烟枪竹。学无堂，失教育。
　　勤工所，有名目。兴商会，有米粥。
　　理财法，设赌局。开摊场，官监督。
　　绅富捐，捉大叔。拓租界，地日蹙。
　　房有捐，食无肉。酒税加，折口腹。
　　广东人，泪一掬。西乱多，难以肃。
　　会党来，心畏缩。大花厅，莽已伏，逞甚么，尔威福。
　　这首童谣贯革直入地抨击了清王朝的高官贵胄以至胥吏武弁，旁及学棍文氓、西崽买办之流，也就是支撑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腐朽势力，都属扫荡之列，乃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诗作。
　　尚有一首《官贼歌》，也是一篇力图撼动清廷统治的革命诗章，其辞俚俗，其义亢烈：亚妈教我学做官，亚爷教我学做贼。
　　做官冇心肝，做贼有魄力。
　　贼路任横行，官路生荆棘。
　　做官滥窃民，做贼敢窃国。
　　做贼卖人头，做官仰鼻息。
　　贼仁贼义官所为，劫官济民贼之职。
　　笑呵呵，有官贼愈多，有贼官受过。
　　呵呵，呵呵，官眼睁睁奈贼何？
　　官眼睁睁奈贼何？！
　　这种官贼一家，泾渭难分的现象，正是行将就木的封建王朝的政治标记；用比拟鲜明、褒贬显豁的童谣来揭露，不过显得更昭然罢了。
　　《新童谣》四章讥刺的锋芒更是针对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颟顸、昏庸、暴虐、荒淫而投射的，而所作指摘则更直接更具体。试举其一章为例：谄媚谄媚，摆酒演戏，胡诌耍子，欢天喜地，老佛爷在这里。
　　去去去，去讨赏赐，许多饼饵，许多玩器。
　　提佛爷的耳，掩佛爷的鼻。
　　羞死羞死，屡次屡次。
　　矛头直指僭称“老佛爷”的慈禧，其大胆与无畏绝非一般写作谴责小说、打油歌诗者能望其项背。
　　当时，为郑贯公所编的《中国日报》副刊“鼓吹录”以及其主编的《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唯一趣报有所谓》写作诗歌的作者，主要有陈树人、廖平子等。陈树人原名政，又名韶、哲，字树人，以字行。别号猛进、猛迈，晚号安定老人。广东番禺人。生于光绪九年（1883），十七岁从其外叔居廉学画。世纪初一度居港，系革命派报刊《中国日报》、《有所谓报》、《时事画报》等的主要撰述者与绘画者。光绪三十一年（1905）加入同盟会，旋赴日本留学，入京都美术学校绘事科；同时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活动。民国成立后从政二十余年，历任国民党党务部长，两度代理广东省长，国民政府秘书长，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总统府国策顾问等。民国三十七年（1948）10 月病逝于广州，终年六十五岁。工绘事，为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与高奇峰、高剑父并称岭南三大家。擅吟咏，有《寒绿吟草》、《专爱集》、《战尘集》、《自然美讴歌集》及《春光堂诗集》。
　　廖平子原名仕肩，字平子，号平庵、苹庵，别署皙翁、秋人。广东顺德人。生于光绪八年（1882）。早年加入兴中会。光绪壬寅癸丑间（1902—1903）间，与黄节等鼓吹民族主义，时投稿于《中国日报》，抨击清廷，不遗余力。
　　该报社长陈少白聘其为副刊主笔。光绪三十一年（1905）加入中国同盟会香港分会。不久赴日本留学，与卢信等在东京创办《大江月报》，宣传革命。
　　民国以后被聘为稽勋局审议员。二次革命失败后，弃职回粤，致力于慈善与体育事业。民国二十七年（1938）日军攻陷广州后，毁家纾难，组织顺德民团进行抵抗。失败后，避居澳门，创办《淹留》、《天风》二手写手绘刊物，宣传抗战。民国三十一年（1942）迁居曲江，又自办手写手绘抗战诗史半月刊《予心》，坚持“以诗歌为抗战工作”。翌年4 月在曲江病逝，终年六十三岁。陈、廖二人皆为郑贯公挚友，也是他所编报刊的积极撰稿者。仅以《唯一趣报有所谓》为例，陈树人发表的诗歌有《送陈大我之日本游学》、《感时和柏明并用原韵》等，廖平子发表的有《和铁血少年登太平山有感兼用原韵》、《感时》等。然《时谐新集》之“诗界”栏内作品大多数不署名，故我们只能揣测，陈树人、廖平子等可能是其中的作者。
　　“曲界”的内容比较丰富，采用了粤籍人士较为喜爱的广东俗文学样式，诸如粤讴、南音、小调、班本等。
　　“曲界”子目“粤讴”中辑入了《自由钟》、《自由车》、《天冇眼》、《地无皮》、《太平山》、《水坑口》、《行埋一便》、《真正累世》等二十首，皆标明为“新解心”。粤讴是粤语地区民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文艺形式，一名“解心”，故称“解心腔”。行腔不尚低沉雄亮而偏于尖锐高扬，伴奏的乐器为扬琴、洞萧和椰壳胡琴。只是清唱，没有念白。由乾嘉年间直至晚清，广州妓艇中唱粤讴盛极一时，香港的花舫也不例外。内容无非是风月场中的男欢女爱、离愁别恨之类，带点伤感与颓废的气息。有人统计，传统粤讴中有百分之七八十是文人为妓女写的。前村渔隐为招子庸著《粤讴》所作的代序中有一首七绝：载酒征歌纪胜游，是真名士自风流；两行红袖烧银烛，醉侍樽前数粤讴。
　　有助我们了解粤讴是穗、港一带乐户人家传唱最盛的谣曲，多为有狎邪行的文人所写，行文在通俗中略显淡雅，且泰半为缠绵悱恻的抒情文字。郑贯公等革命党人当然不会老调重弹，而是在旧形式中注入了新鲜的内容。如郑氏在《唯一趣报有所谓》光绪三十一年（1905）6月6日第二版发表了“新解心”《广州湾》，悲愤于列强觊觎我大好河山，兹引录如次：痛定痛，我个广州湾。不堪回首，珠泪偷弹。虽则地土无多，人亦有限，亦算个通商良港，都系大汉嘅河山。自记把租界划与法人，我就知有后患。又有别个想着开埠呀，几咁心烦，几国都想分的杯羹，惊死手慢，好似鲜鱼争饵，天咁交关。是以法国知机，忙把铁路要办，佢央求清政府，切勿为难。我想一揸倒路权，就可以将死命制硬。唉，真可叹！大局成鱼烂。恨只恨政府慷他人慨，不肯把汉土交还。
　　《自由钟》等篇的作者为珠海梦余生，即廖恩焘所著。廖字凤舒，号忏庵，别署忏绮盦主人等。广东惠阳人。生于同治二年（1863），革命元勋廖仲凯之胞兄。其父为香港圣保罗书院毕业生，任职于英资汇丰银行。恩焘九岁赴美，在加州攻读英文凡九年。十七岁回粤，从东莞陈子砺研治国学。光绪十三年（1887）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为其服务外交界之始。民国四年（1915）任驻古巴公使馆代办使事，兼驻古巴总领事。民国十一年（1922）
　　暂代驻朝鲜总领事。民国十四年（1925）代驻智利公使馆代办使事。翌年，兼驻巴拿马公使。再次年，任驻古巴公使。民国二十三年（1934）任驻马尼拉总领事。从事外交工作凡五十年之久。退休后返香港定居，直至1954 年病逝，终年九十二岁。酷爱诗词谣曲，早岁利用粤讴的传统形式创作“新解心”，以笔名发表于二十世纪初革命派在香港所办的报纸，如《中国日报》、《少年报》、《唯一趣报有所谓》等之副刊，影响颇巨。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云：“乡人有自号珠海梦余生者，热诚爱国之士也。游宦美洲，今不欲署其名，顷仿粤讴格调成《新解心》数十章，吾绝爱诵之。其《新解心》有《自由钟》、《自由车》、《呆佬祝寿》、《中秋饼》、《学界风潮》、《晤好守旧》、《天有眼》、《地无皮》、《趁早乘机》等篇，皆绝世妙文，视子庸原作有过之无不及，实文界革命一骁将也。”廖仲凯曾填《贺新郎》词，中云：“瓦缶繁弦齐竞响，绕梁间，三日犹难去。聆粤调，胜金缕。”对乃兄大作推崇备至。后廖氏于民国十年（1921）梓行《新粤讴解心》，其自序云：“余曩客美洲，尝仿其体作百余首，稿辄弃去，不复记忆。”故该集所辑皆近十余年来之新作，凡百首。而梁启超所述及的数十章《新解心》，因是革命文化史上的重要文献，早就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然皆遍觅无着；今幸赖《时谐新集》得以保存，亦一近代文学史，尤其是香港文学史上一佳话耳。
　　兹引录《自由钟》如次：
　　无乜好赠，赠你一个自由钟。想你响起钟嚟，叫醒世界上个的痴聋。人话六十分就係一点钟，容乜易把韶光来白送。故此要及时猛省，唔好一刻放松。大抵钟有十二个时辰，就有十二个作用。你肯把精神振刷，唔怕打叠唔通。人若果似得个钟，就时时都係咁奋勇。
　　算你係铁嘅都会磨穿，漫讲係铜。你睇钟个的事件咁多，都靠一条心嚟运动，就与合群团体个的物理相同。我想钟有同声，人就有同种。同声要相应，同种就要咪个相攻。舍得显尽法条，惊醒吓大众。等到时辰唔错，就有机会嚟逢。中国捱到呢个时辰，重有乜机会好碰。只望人心团结，咁正话夺得天工。呢阵赔款好似催命符，满洲就係妆嫁杠，内盘破坏，外面也都穿凹。你唔睇天色做人，都要按住钟数嚟发梦。花砖月上重有几耐夕阳红？唉！
　　唔好咁懵懂。奉告四万万主人翁，问你食时辰钟送饭哩，重有这一日欢容。
　　尝鼎一脔，亦足可窥见作者驾驭这种传统俗文学样式的娴熟，其立意则更为可贵，即希望中华民族四万万同胞团结起来，像钟一样“都靠一条心嚟运动”，从而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摈除惨遭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命运。
　　其他篇什的题旨亦大致相同：《自由车》呼吁国人“齐心合心”向“康庄大道”行；《天冇眼》强调要使“几千年睡国”醒番必须“变法改良”；《地无皮》告诫同胞警惕“列强蚕食”的危险，“地皮薄到”插不稳“个枝国旗”；《真正肉紧》揭露科举“不晓得屈尽了多少嘅人才”；《真正累世》控诉缠足给女子带来的痛苦……
　　“曲界”的“南音”目，辑入《国民叹五更》、《八股佬烟仙札仔三谈情》、《观音诞》等三曲。所谓南音，与江南的弹词相若，以三弦琴或以椰壳二胡伴唱，腔调低沉，意绪悲凉，内容多写忆旧、凭吊、伤别、相思等。
　　它们的作者亦大多为工诗词的文人，故词藻清丽、惋恻动人，为欢场女子所喜爱，自同光年间直至民国初年，在平康北里盛行不衰。此处之作品当然与传统南音大异其趣，如《国民叹五更》，虽然沿用了传统的叹五更形式，然而却一扫惆怅与低迷，以凝炼、警策的文字，以洪钟大吕的气势，郑重警告国人“红须绿眼垂涎我”的危卵之势，亡国之祸迫在眉睫，随之列举“老倭”
　　霸占我台湾，沙俄强掠黑龙江畔大片国土，德国窥伺与蚕食山东，法国鲸吞我雷州半岛，还有——谯鼓慢，五更时，朦胧月色挂住枯枝。嫦娥未解人心意，五更不睡岂为你眠迟。广东还有伤心处，不必声明大众亦知：绝好通商口岸久已非吾地，试问殖民势力係乜嘢名词。
　　中原回首家何处？咬实牙根暗地痛悲。粤东虽係自古强民气，但係事到临头点样主持。一面官兵弹压你，一面他人把你欺，个的进退两难非只一处事，大抵方方割地都係咁样子行为。
　　本书因在香港出版印行，怕遭殖民当局禁毁，故很少涉及“英夷”占港的史实，这是全书惟一的一处。作者的胆识，编者的胆略，百年以后仍令人感奋无已。
　　“曲界”之“小调”目辑入《戒吸烟歌》、《戒缠足歌》、《唤同胞歌》、《时事曲》、《从军行》等七曲。分别仿“梳妆台叹五更”、“红绣鞋十二月”、“四季相思调”、“小送郎”、“送郎君体”等，能做到推陈出新、别出心裁。
　　“曲界”的最后一目为“班本”，共辑入《贺新年》、《监生赏月》、《守桂林》、《五台新月》、《李鸿章归天》、《雷虎船自叹》、《戒洋烟》等十出，后附《劫灰梦传奇》。亦都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在传统的框架内装填进革命的内容，如《贺新年》颇堪一赏：[起板]大街上，来往人，春风满面。[慢板]曾相识，也一揖，恭贺，新年。个一个，垂低头，企起，条辫；两手袖，二尺八，与地相连。先恭喜，后发财，口头带便。一声声，入春来，企得好多，赌钱。面对面，手转手，一个三字大红，名片。说一句。陪不住，要上庙，添烟。[中板]廿世纪，本该要把这一派陋俗，改变。真可叹，相沿积习年又，一年。
　　更有那，五福临门国恩家庆人寿年丰写出贴在家家，门扇。圣恩天广大文治日光华更重字字，胡言。计起了，二百六十三年我的汉人，苦贱。国亡家破，还说什么福禄，绵绵。你想那，志士流血，粤米出洋，真不忍见那两个寿丰，字面。改却着，圣恩文治，把捐抽剥削四字，抵填。近十天，俄日风云千奇，百变。中原地，谁胜谁负也不得，保全。此新年。
　　倍令我，愁肠，回转呀。[收板]愿同胞，莫忘却，是个汉种，真传。
　　将清王朝自诩的文治武功之神话戮穿，归结为不过是“捐抽剥削”四字，可谓一针见血！这种鞭辟的深度，非革命派作家是不想也不敢形诸笔墨的。
　　以上是关于香港文学第一部选集《时谐新集》的简介，挂一漏万，在所不免。尤为遗憾的是，为了免受清廷鹰犬的侦嗅，粤督缇骑的缉捕，编者郑贯公有意删略了大部分作者的姓名，使我们无法得悉《时谐新集》全部作者的姓名。虽然我们依据有关原载报刊或当时记述，考订出了若干作者，但由于岁月的洗汰与人为的毁弃，世纪初香港革命报刊存世已寥寥，所以无从一一对照与还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郑贯公选辑的大多是当时活跃在香港新闻界、文教界与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革命志士。
　　再回到拙文开头提出的观点来复验，《时谐新集》确实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个案，以此来说明香港文学对中国本土文学的反向影响。
　　茅盾曾经指出现代文学史应对“‘五四’前夜的文学历史潮流给予充分
　　论述”，必须给起过重要作用的前驱者以充分的衡估和公允的评价。敝意认为郑贯公正是这样一位影响弥深的前驱者，他所编撰的《时谐新集》及所编辑的《有所谓报》等革命文学实践的丰硕战绩，并未得到公正的评估。
　　窃以为郑贯公、黄世仲、陈树人等革命派的文学革命实践，较之改良派的文学革新运动，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有更直接的血缘关系，是她的先行与前驱。这是因为：一、对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思想取向。自从二十年代胡适《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刊布以来的所有近现代文学史著作，无不认为可以归结为两点，即彻底地反对封建****与彻底地反对列强侵略。再回顾辛亥以前的分隶于改良派与革命派的文学主张，哪种与之更接近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改良派的文学革新运动对封建****制度的抨击是很有力的，但也有甚大程度的保留，尤其是有关帝制方面；但革命派文学对封建****制度是作整体性批判与抨击的，对制度与个人都不抱幻想，并以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为鹄的，而这种思想特征在《时谐新集》中也有鲜明的体现。改良派文学对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与行动也是嫉视与揭露的，然其批判的尖锐性与立场的坚定性诸方面都不及革命派；章太炎主持的《民报》对列强瓜分豆剖中国的阴谋揭露得淋漓尽致，蔡元培等主编的《俄事警闻》对帝俄侵吞中国东北领土大肆挞伐，郑贯公主编的《唯一趣报有所谓》在反对美国华工禁约的斗争中起了号笛的作用，《时谐新集》于这方面也有显豁的表现。故而我们可以说，五四新文学直接承继与发扬了革命派文学反对封建****，反对列强侵略的思想传统。
　　二、白话文的提倡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虽然有些新文学倡导者自诩此为自己的“新发明”，事实上它正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直接延续。平心而论，晚清白话文运动之所以形成如火如荼的局面，是改良派、革命派共同参与的结果；然而，革命派文化人投入的执着与热诚远胜于他人亦毋庸讳言，仅以创办白话报刊为例，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的白话报刊大多是革命派一手擘划的，诸如林獬主编的《杭州白话报》、《中国白话报》，陈独秀主编的《芜湖白话报》、《安徽俗话报》，陈公侠等主持的《绍兴白话报》，秋瑾主编的《白话杂志》、《中国女报》，黄世仲主撰的《广东白话报》，吴樾主编的《直隶白话报》，爱国学社的《童子世界》、《智群白话报》，郑贯公主编的《唯一趣报有所谓》等，作为一种具有开创性的实验与先导，实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开路奠基。《时谐新集》作为一本白话文学作品集的出现，比五四新文学的任何一部作品，都要早十年以上。
　　三、在文学观念的革新与文学形式的解放方面，革命派文学也堪当五四新文学的先导与前驱。仅以郑贯公为例，作为一个革命家，他当然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然与传统的封建卫道的“文以载道”论者不同，他视文学为启迪民智，揭露民贼的利器，其所撰《〈唯一趣报有所谓〉发刊辞》称：“以言论寒异族独夫之胆，以批评而褫一般民贼之魄，芟政界之荆榛，培民权之萌孽。”又在所作《〈时谐新集〉序》中云：“五千直扫，寓褒贬于毫端；十万横磨，诛奸贪于纸上。”就中所表露的文学观，比之于视文学为封建说教的附庸或将文学降为茶余饭后的谈助，皆是革命性的跨越。五四新文学注重文学形式的革新，尤其是在体裁的解放方面吸纳了西方的与传统的样式，而郑贯公等革命派作家在这方面亦堪为前驱，特别是对民间传统形式的吸纳与改造，可称这方面的先知先觉者，尔后五四时期的“到民间去”，三十年代的文艺大众化，四十年代的文艺下乡等等，都可视为承继与延续。例如五四新文化倡导者们组织中国歌谣研究会，征集与刊布歌谣，而这些郑贯公早在十几年前已经做了：在所编《唯一趣报有所谓》上征集童谣，并品评等级，以资提倡；又在《时谐新集》中刊布了不少歌谣作品，甚至地方曲艺，这些都是开风气之先的创举。
　　环顾当时的中国文坛（包括国内各地乃至革命党人十分活跃的东京与香港），绝对没有一本如同《时谐新集》那样出类拔萃的文学作品，如同它那样旗帜鲜明、直截了当地抨击那拉氏及清政府，如同它那样大义凛然、贯革直入地指控一切觊觎中国的外国势力，如同它那样采用新鲜泼辣、活色生香的白话乃至方言，如同它那样利用传统的、民间的多种文学样式……故而它在当时中国文学中的典范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必然会对内地受封建思想禁锢，受封建势力羁绊的文学，产生强烈的辐射与深远的影响。
　　1996年郑贯公忌辰九十周年
　　香港诗话
　　小引
　　《新唐书·杜甫传赞》云：“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于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同样的话也见于唐孟棨《本事诗》：“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将历史具象化，仅是诗的或一特质，然其却是由来已久的，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早就指出诗“可以观”的认识作用，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亦云：诗足以“观风俗，知得失”，元赵孟頫《薛昂夫诗集序》同样强调：“今之诗……可以观民风，可以观世道，可以知人，可以多识草木鸟兽之名”，明胡翰《古乐府诗类编序》则更直截了当说：“诗之为用，犹史也。”
　　近代学者陈寅恪更创“以诗证史”的治学门径，为后学者矗立仿效的圭臬。不佞于此法心仪日久，不禁亦妄图效颦一二。近年来在各地图书馆，泛览了历朝，尤其是道咸以降以迄民初的诗文集不下千种，以“寻章觅句老雕虫”的最笨拙的方法，从繁浩的卷帙中勘探、搜索有关香港的诗篇，想不到所获亦颇不菲。数载寒暑爬罗剔抉、■榱觅桷，竟获自唐以降的诗词数千首。
　　披览翻阅，衷心鼎沸，因为千百年来有如此众多的骚人墨客乃至勇士武夫，对这块地处南疆的弹丸岛屿倾注了如许的热爱与激情，有的纵情讴歌，有的俯首低吟，有的扼腕悲鸣，有的戟指长啸……其中不乏披甲横戈的统帅，文振八代的大家，血沥通衢的先烈，木铎启路的志士，呼啸生风的豪杰，学富五车的学人……当然亦有名不见经传的草野细民。从他们色调不同、风姿迥异的歌吟中，我们可以清晰谛听到隆然震响的历史的跫音。
　　蒋之奇诗颂杯渡
　　崇祯《东莞县志》与康熙《新安县志》均载有《杯渡山诗并序》，署宋蒋之奇撰，此为甚不经见的有关香港地区历史的重要文献，兹引录如下：《广州图经》：杯渡之山，在东莞屯门界，三百八十里。耆旧相传，昔有杯渡师来居屯门山，因以为名。曾读《高僧传》，宋元嘉中，杯渡常来赴齐谐家，便辞去，云：“贫道去交广之间。”余是以知杯渡之至此不诬矣。退之诗云：“屯门虽云高，亦应波浪没。”
　　所谓屯门者，即杯渡山也。旧有军寨在北之麓，今捕盗廨之东，有伪刘大宝十二年已巳岁二月十八伪封瑞应山勒碑在焉。榜文刘汉乾和十二年岁次甲寅关翊卫副指挥同知屯门镇检点防遏右靖海都巡陈延命工镌杯渡禅师之像，充杯渡山供养。杯渡事，详见《高僧传》。
　　伪刘大宝己巳勒碑，至今元祐己巳盖一百二十一年矣，事之显晦自有时哉。昔余读李白《南陵隐静》诗：“岩种郎公橘，门深杯渡松”，意以为杯渡之迹，只见江淮之间，殊未知又尝应现于交广。为赋诗云：吾闻杯渡师，尝来交广间。
　　至今东莞县，犹有杯渡山。
　　兹山在屯门，相望黄水湾。
　　往昔韩潮州，赋诗状险艰。
　　飓风真可畏，波浪没峰峦。
　　伪刘昔营军，攘摽防疍蛮。
　　镌碑封瑞应，藓痕半斓斑。
　　南邦及福地，达摩初结缘。
　　灵机契震旦，飞航下西天。
　　长江一苇遏，葱岭只履还。
　　渡也益复奇，一杯当乘船。
　　大风忽怒作，巨浪高腾掀。
　　须臾到彼岸，叠足自安然。
　　掷杯入青云，不见三四年。
　　安得荷芦团，相从救急患。
　　累迹巨浪侧，真风杳难攀。
　　鲸波岂小患，浮游如等闲。
　　仰止行道人，不辞行路难。
　　此诗此序颇可珍视，并赖其保存了若干为历史尘沙所掩蔽的讯息，如南汉乾和十二年（954），关翊卫副指挥、同知屯门镇检点、防遏右靖海都巡陈延，曾命工镌杯渡禅师像，置于杯渡山杯渡岩内供养；又如南汉大宝十二年（969）南汉主刘鋹敕封杯渡山为瑞应山，并勒碑为记；以及诗与序中许多有关杯渡禅师的史实和传说等。
　　蒋之奇亦并非无名之辈，其生于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卒于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字颖叔，常州宜兴人。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
　　英宗初，擢监察御史。神宗立，转殿中侍御史。因劾欧阳修被贬为监道州酒税。熙宁中，历江、淮、荆、浙发运副使。哲宗元祐初，进天章阁待制，知潭州，改知广、瀛、熙州。绍圣中，召为中书舍人，知开封府，进翰林学士兼侍读。徽宗崇宁初，以观文殿学士出知杭州，因疾告归，后三年卒于乡，年七十四。有文集百余卷，已佚。《咸淳毗陵志》、《宋史》有传。
　　《杯渡山诗》疑即元祐间（1086～1093）蒋氏知广州时所作，其诗序中曾云：“至今元祐己巳（1089）盖一百二十一年矣”，亦可作为旁证，则此诗距今已八百余年了。因蒋集早佚，无从查考，然亦不见于后人辑集的蒋氏佚文集，如《四库全书·两宋名贤小集》中之《三径集》，清光绪盛宣怀所辑《春卿遗稿》，以及近人所纂《全宋诗》。
　　有关杯渡禅师事迹亦见于崇祯《东莞县志》卷八《外志·释传》，其中《杯渡禅师传》略谓：杯渡禅师，不知姓名，初在冀州，不修细行，神力卓越，世莫测其由。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杯渡袖而去。杯渡徐行，家主走马追之，不及。至于孟津，河浮木杯于水，凭之渡河，不假风棹，轻疾如飞。
　　东游吴郡，路见钓翁，因就乞鱼；翁以一萎者绝之，渡手弄反覆，投入水中，鱼复悠然而逝。又遇綱师，更从乞鱼，师嗔骂不与。渡乃拾取两石子掷水中，俄而有两水牛斗，入其綱.綱既碎败，牛不复见，渡亦隐去。后至广陵，遇村舍李家八关斋，乃直入斋堂而坐，以芦团置于中庭，李视其中唯一破衲，及一木杯而已。数人举之不胜，李知其异，敬请在家，眷待百日。又齐谐妻胡氏病，众医不愈，复请僧设斋。有僧劝迎杯渡师，师至，一咒，病者即愈，齐谐复礼为师。晋元嘉三年九月，东行至赤山湖，托病而死。谐接尸还葬覆舟山。至五年三月，杯渡复来齐谐家，众皆惊异，须臾门外有一僧唤师，师辞去，云：“当往交广间，不复此间来也。”于是以杯渡海，憩邑屯门山，复人因名杯渡山。复驻锡灵渡山，山有寺，亦名灵渡。广帅蒋之奇云：“元嘉中，杯渡至此不诬”，有诗并序，刻于山巅。乾和中，靖海都巡检命工镌其像于杯渡山。
　　以上为明张二果于崇祯所编纂《东莞县志》所载者，该志仅存钞本，且为国内孤本，今藏广州中山图书馆善本室。
　　汪鋐挥戈破葡军
　　当西方殖民主义崛起之际，古旧的中华帝国随即成为它们虎视鹰睨的对象，地处东南边陲的香港地区首先为其觊觎与窥伺。最早入侵的是葡萄牙人，明正德十三年（1518），葡将西眇（Simao D.Anorade）率艇舰进犯屯门，强行占据，“招诱亡命，略买子女，出没纵横，民受其害”，并树碑立石，安营扎寨，妄图长期霸占。正德十六年（1521），御史邱道隆等奏请驱逐葡人。
　　广东巡海道副使汪鋐屯军屯门，率将出击，于大屿山北岸茜草湾破葡军，焚烧葡船多艘，复再败葡军于稍洲。嘉靖元年（1522），葡人败逃浪白滘，从此绝迹于香港地区。
　　汪鋐统率明军击溃入侵葡军的是次战役，是中国军民奋力反击西方殖民者侵略与挑衅所获取的第一次胜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史事；而这次里程碑式的大捷是在香港地区取得的，更值得我们香港人永志不忘。
　　在与葡军决战的前夕，汪鋐曾写下了《驻节南头，喜乡耆吴湲、郑志锐画攻屯门彝之策赋之》一诗，中云：辚辚车马出城东，揽辔欣逢二老同。
　　万里奔驰筋力在，一生精洁鬼神通。
　　灶出拨卤当秋日，渔艇牵篷向晚风；回首长歌无尽兴，天高海阔月明中。
　　从诗中亦足可窥见，胜利是在本地区父老乡亲的支援、献策下方获得的。
　　就中关于盐民、渔民操持生计的描写，以及山川风物的刻绘，也形象地反映了十六世纪初叶香港地区的多彩风貌。有关是役，明《武宗实录》卷一五八曾载：“不数年间，遂启佛郎机之衅，副使汪鋐尽力剿捕，仅能胜之。”康熙《东莞县志》卷十四《外志》亦记有：“武宗正德十一年佛郎机彝人始入广州，彝人谋据南头，副使汪鋐逐之。”屯门真应立一纪念碑，以使将近五世纪之前的爱国勋业不致湮没。
　　汪鋐，字宣之，安徽徽州婺源人。明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嘉靖初擢右都御史，提督南赣军务，巡抚汀、漳诸府。正德间，一度驻节岭南。累官至吏部尚书，兼兵部。后被劾引疾归，嘉靖十五年（1536）卒，谥荣和。其事迹散见于《王具茨文集》卷四《拟送太宰汪公致政南还序》、《国朝献征录》及《明史》。
　　龙河走笔咏鳌洋
　　维多利亚港与美国的旧金山、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并称为世界三大天然名
　　港，其位于香港岛与九龙半岛之间，东起鲤鱼门，西至马湾岛和灯笼岛东，面积约五千二百公顷。她是香港的骄傲，香港人于其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然而她的中国本名为鳌洋，却很少有人了解了。据嘉庆《新安县志》卷四《山水略》云：“独鳌洋在城南二百里，左为佛堂门，右为急水门。”则其与今维港水域相若。
　　鳌洋之名源于何时已难考究，不佞孤陋寡闻，最早见于明万历间本邑士人龙河《鳌洋都景》一诗，其诗云：海上何年涌巨鳌，千秋遗迹枕寒涛。
　　石泉时挂明河落，雪乳晴飞白日高。
　　风急沙汀惊鹤梦，烟明春岸映鱼舠.鹏搏鲲变多奇幻，对景何当赋兴豪。
　　我不清楚以上是不是最早描摹鳌洋风姿的诗，姑不论其早晚，诗人至少为我们展示了四百多年前鳌洋的卓荦不凡的景观：其岸旁迸溅的山泉，其洋面飞湍的浪花，其周遭多变的气候，其四围游弋的渔舟，凡此种种，无不反映了先民在此劳作、生息的欢快与苦辛。
　　龙河，字圣兆，广东新安人，生活于明万历、天启、崇祯间。万历三十六年（1608）拔贡。嘉庆《新安县志》有传，谓其事母甚孝，且急公好义。
　　邑令梁大皞子从其受业，适排户有绝产，令拟以其中百余亩田贻之，河谢不纳。顺德士人何千英以舌耕毙于馆，河为具棺殡殓，扶榇送还其故里。与浙人屠泰循善，结庐为其安居；循死，买棺卜葬，复助其妻若子返浙。选福建汀州府训导，莅任后即作《进学解》以示诸生，并捐资周恤学生中贫苦者，屡为当道嘉奖。卒于任。从以上记载足可窥见，龙氏实在是一个心地善良、品德高尚的读书人，有这样一位高士来为鳌洋写照，正不辱没她的端庄与妩媚。
　　何绍基遨游港澳
　　清季著名考据家、书法家兼诗人何绍基（1800—1874）在道咸间任广东乡试主考期间，于咸丰元年（1851）曾作香港游，写有《乘火轮船游澳门与香港，往返三日，约水程二千里》一诗，真切地绘写了开埠不久的香港风情。
　　作为一名饱读诗书的士大夫，对于被“夷人”治理的港、澳，感到新奇与诧异是很自然的。首先何氏对港、澳市容作了比较，认为澳门呈中西杂羼的“半华夷”状，而香港则现全盘西化的“真外国”貌。香港的市政建设也获得何氏的称许：“一层坡岭一层屋，街石磨平莹如玉。”对照稍后若干驻外使节路经香港的观感，亦可得到印证，如斌椿于同治五年（1866）二月记有：“辰刻到香港。峰峦重叠如画图。入港，数十里楼屋参差，依山傍麓，较上海又别有景象也。”同年九月又记有“岸上洋楼，灯如繁星，光照山麓，彻夜不息。”张德彝于同治五年亦记有：“已初抵香港，住船。见群峰壁耸，番帕云集。迤西一带，洋楼鳞比。道途平阔，商户整齐。”同治九年（1870）
　　又记有：“卯正一刻至香港……山青水碧，船集如蚁。”薛福成光绪十六年（1890）记有：“道光壬寅年为英所据，初只一荒岛耳，周围仅数十里；英人招徕垦辟，尽力经营，遂成巨埠。洋楼攒倚山岭如蜂窝，有上环、中环、下环之名。其内大街名维多利亚，尤为贸易总汇。瑰货骈集，阛阓云连。”
　　凡此种种，正好作以上诗句的注脚。
　　对于居港英人的面目体形乃至语言习俗皆有刻绘：“其人丑陋肩骭修，深目凸鼻须眉虬。言语侏离文字异，所嗜酒果兼羊牛。”观察不可不谓细致，然谓其“丑陋”则是少见多怪所致。
　　作为学者，自然对教育颇为关注，其中有“渐染中华仓圣学，同文福音资考诹”句；另见郭嵩焘记有香港学堂：“洋人子弟课《五经》《四书》者一堂”，正与此相侔。不论殖民政府出于何种动机要求自己子弟习《四书》《五经》，其有益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效果则是肯定的。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人并没有忘记香港是块外人治下的殖民地，因而对自己同胞所遭受的不同待遇有所不平：“初更月出门尽闭，止许夷车莽驰逐。”华人因宵禁而局处户牖，洋人却可驾车自由驱驰，这就是殖民者与殖民地顺民的判然有别。
　　何绍基，字子贞，号东洲，晚号蝯叟。湖南道州人。道光十年（1836）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任福建、贵州、广东乡试主考官，及四川学政等。咸丰三年（1853）因直言无隐，触怒权贵，卒以条陈时务，被斥为“肆意妄言”而降职。自此绝意仕进，辞官不出，专注学问，先后主山东泺源书院、长沙城南书院多年。后游吴越间，被聘主扬州书局，校定《十三经注疏》。
　　同治十三年（1874）卒于苏州，年七十四。有《东洲草堂诗钞》三十卷行世。
　　作为晚清宋诗流派的重要诗人，被同时代学人评曰：“子贞之诗，横览万象，兀傲雄浑”，“不名一体，随境触发，郁勃横恣”，上述咏港澳诗正具此风。
　　今人钱仲联谓其：“合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为一”，又云：“我读蝯叟诗，快若爬痒疥”，洵为知言。
　　刘楚英眼花缭乱
　　同治九年（1870）刊《石龛诗》卷十七有《香港》诗二首，其一云：本是中原一角山，为销边衅不须关。
　　任他楼阁玲珑起，总在乾坤橐龠间。
　　但有岩泉分笕缘，都将地火上灯殷。
　　轮舟夜泊青铜海，出水光芒月半弯。
　　（原注：阊闾所饮之水，皆归洋人铁笕■分。所燃之灯，悉出自然之火，亦归洋人居奇。所造洋楼，下扑海滨，上截崖，引火然灯，光明达日，形同半月。）
　　七律前半大有为清廷丧权辱国排解的阿Q 精神，实不足为训。后半却真切记录了英国殖民当局所设自来水、煤气灯等市政设施，有文献价值。
　　其二云：
　　歌舞罔前大小姑，飞来岛屿洋洋乎。
　　勾栏亦别华夷种，小港还开车鸟途。（原注：香港夷人，自乘轿车。）
　　各存因缘咸水妹，（原注：香港所生之女当洋娼者，粤人谓之咸水妹。）
　　了无凭藉澹巴菰。（原注：洋人吸烟，不用烟筒，但裹烟叶吸之。）
　　旃檀香海水精域，（原注：洋人与商家器具俱用紫檀紫榆，轩窗全装颇黎，碗盏无非琉璃。）
　　一样排场广与苏。
　　此篇亦大可作历史读，所述当年香港市厘风情，巷陌习俗，绝非正规典籍所能寓目，然观察如此细微，可见此公亦是风月场中老手也。
　　作者为刘楚英，字香郧，一字湘芸，四川中江人。生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卒年不详。道光十一年（1831）举人。官甘肃平罗知县，转升广西梧州知府。
　　曾游粤中，并至香港，时为同治初年。有《石龛诗》十八卷行世。《香港》二首见于集中，诗未必佳，然为后人记录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香港风貌。
　　林子隅长歌当哭
　　鸦片战争的失败，激起万千中国士子满腔悲愤，发为歌诗，势如奔马，声似裂帛。林直的诗就是这一悲怆交响乐中一支高亢激越的曲子，林则徐评其诗云：“隶事典切，洁响沈雄。诗笔于梅村为近。”检阅林直《壮怀堂诗》二十八卷，觉林评甚为剀切。
　　林直（1826～1871），字子隅，福建侯官人。诸生。道光三十年（1850）林则徐自滇归里，招为记室。咸丰间从军浙闽，为幕佐，与太平军相鏖战。
　　同治十年（1871）卒，年仅四十五。其身历国难，目睹时艰，为鸦片战争失败所导至的民族危机而扼腕悲鸣，作有《陈将军歌》、《悼念江南提督陈化成》、《哭少穆先生》等，皆慷慨悲凉之作，为民族英雄林则徐、陈化成唱一曲哀歌。
　　香港为英所侵占，作《长歌香港》一首哭之，语多激愤，血泪迸溅。今引录其《饮香港酒楼》三首：
　　分明尺地版图中，万国梯航眼底同。
　　一夕天风吹海立，鲸鲵跋浪出鲛宫。
　　狂歌更上一层楼，槛外风情万里收。
　　独倚危栏纵长望，极天烟水似残秋。
　　彻夜银筝入座清，曲中哀怨诉分明。
　　可怜十五婵娟女，海国飘零误一生。
　　同样抒写了诗人凛冽的情怀，将惨遭割让的孤岛比拟为飘零无依的弱女，贴切形象，催人泪下。
　　许赓皞义愤填膺
　　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梓行的《平远堂遗诗》中，我读到一首题为《闻义民夺还香港》的诗，中谓：飓风东南来，势若突葛骑。
　　壮士夜乘胜，草木皆杀气。
　　击走鹅鸭军，夺还喉吻地。
　　国家抚黔首，厚泽历数世。
　　号召无尺符，感愤出精意。
　　养兵以卫民，兵乃籍民利。
　　逆夷肆跳梁，首杀郡国吏。
　　当事多肉食，专阃取备位。
　　台端善模棱，霸上等儿戏。
　　钩结排清流，倡率主和议。
　　务填溪壑流，反馈刍茭备。
　　遂使爝火炎，煽成燎原势。
　　近闻兵与民，仇杀自携贰。
　　窃恐心腹忧，不独犬羊类。
　　豈元拊循策，谁作长久计，瘴云庾岭高，日日海关闭。
　　原野莽萧飒，烽火正迢递。
　　斧锧汝焉逃，薄海识忠义。
　　诗中饱孕鼎沸的爱国激情，悲愤于作为南疆喉吻之地的丧失，嫉恨于枉为国家栋梁之材的颟顸，仇恨于在我领土狼奔豕突、烧杀掳掠的“逆夷”，寄望于深明民族大义的“黔首”，欣喜于作为祖国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香港的璧还。虽然“夺还香港”在当时不过是一个善良愿望的谣传，然而诗人“击走鹅鸭军，夺还喉吻地”的热望，百载之下仍使我们感到炽烈炙人。
　　作者许赓皞为嘉道间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读书人，其字秋史，福建瓯宁人。
　　受业于南浦书院，山长为蒋蘅。性喜自然，遨游山水，并喜吟咏。道光二十二年（1842）五月游武夷山，不幸堕死于仙掌峰下。有《平远堂遗诗》五卷于道光末刊行，其师蒋蘅在《序》中称其“天资清妙”。诗集中多有爱国篇什，时值鸦片战争爆发，诗人激于义愤，连续作有《轰城谣》、《建城谣》、《粤民谣》、《奉怀林少穆先生》（林少穆即林则徐，字元抚，一字少穆）、《感事四首》、《莲花讯》、《定海翁》、《凌将军歌》（咏凌志守厦门抗英夷殉国事）、《哀三镇》（弔寿州镇王锡朋、处州镇郑国鸿、定海镇葛云
　　飞殉国捐躯）、《闻广东三元里义民杀贼过百并戮夷首咟唛赋此志喜》等，强烈表露了一个普通的青年士子的爱国情怀。
　　赵天锡初游香江
　　清末的广东籍士子乘地利之便常作香港游，并以诗歌刻绘了她与中国内地风物迥异的面影，赵天锡作《香港》即属此类：稠叠危樯不石缸，望洋时听沼声淙。
　　十洲烟水人人客，五色玻璃面面窗。
　　街卒裹头宵突兀，参军蛮语日喧咙。
　　年来渐觉华风变，弦管都非旧日腔。
　　诗甚平实，了无雕琢，却真切表现了一个来自内地的读书人初到香港的观感，玻璃嵌镶的西式建筑，以布裹头的印籍巡捕，口操“蛮语”的英国军官，腔调变异的丝竹音乐……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时的香港风貌，在诗中作了具象的描摹。
　　作者赵天锡（1855—1905），字立夫，号鲁庵，广东新宁浮石人。光绪十七年（1891）举人。曾主讲宁阳书院、广海溽海书院、香山黄梁都和风书院等。创设浮石两等小学堂，自任教习。尝一度于广州设帐授徒，服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旨，对西方自然科学亦饶有兴味，并躬自实践，以竹篾等物仿制时辰钟一座。有门人所辑《赵鲁庵先生集》六卷行世。从其言行与著作看，赵氏似属笃于旧学又欣赏新学的转型期知识分子，也许与他来港受欧风美雨之浸淫不无关系罢。
　　易顺鼎笔下生花
　　香港夜景之璀璨美艳，一直为五方十国人士所同声赞叹；可是，又有多少人晓得，早在百余年前就有诗人写下了赞美香港夜景的长达六十多句、七百余言的长歌呢？！《香港看灯兼看月歌》的作者为易顺鼎，具体写作时间不详，疑即其官广东钦廉道任内所作，约在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间。诗人在长歌的开首即写明自己从广州坐船来港，夜半抵九龙关时为香港夜景所
　　震慑与陶醉：
　　但觉洋洋者水峨峨者山——万余里海碧黑，忽惊珞珞如玉珞珞如石百千万点天朱殷。
　　何来无数宝星合为一座大宝星，何来无数宝山合为一座大宝山。
　　……
　　或言龙宫开夜市，罗列金钢鍮石以及琉璃云母火齐与木难。
　　或言蜃楼海市之所为，海中雾阁而云窗，窗中雾鬓而云鬟。
　　经诗人生花妙笔的点染，灯光月色辉映中的茫茫碧海、殷红长天，幻化成无数瑰丽奇幻的景色：既似万星聚合、光焰无际的大宝星，又像千山重叠、崔嵬嵯峨的大宝山；既如百宝杂陈、争奇斗艳的龙宫夜市，又肖变幻莫测、流金泄玉的海市蜃楼。
　　诗人还张开幻想的彩翼，将香江夜色比拟为“万点明灯朝普贤”的佛家盛典，“银花火树游长安”的上元佳节，甚至“神灯夜出”的峨嵋巅，“鱼膏作灯”的始皇坟……然而无论何处皆比不上：九龙海外有此璀璨错落之奇观。
　　气宇之轩昂，想象之奔驰，笔力之遒劲，色调之斑斓，真可谓“异彩辐射，眩人眼目”，可以断言，百五十年来描写香港夜景的诗无出其右者。
　　易顺鼎（1858～1920），字仲硕，一字实父，号眉伽，别号哭庵。湖北龙阳（今汉寿）人。光绪元年（1875）举人。官广东钦廉道。甲午中日战起，曾上书清廷拒约，又航赴台湾，助刘永福抵御日军。后入两湖总督张之洞幕。
　　庚子、辛丑（1900～1901）间，官陕西布政使。袁世凯称帝时，曾代理印铸局长。民国九年（1920）卒，年六十三。有《琴志楼编年诗集》十九卷、《琴志楼游山诗》八卷、《四魂集》四卷等。
　　易氏自视甚高，尝云：“综其生平，二十余年，初为神童，为才子。”
　　其才华亦得到时人与史家的公认：王闿运称其为“仙童”，樊增祥称其为“奇才”，陈衍称其“无所不学，无所不似”，汪辟疆赞其“万人敌，无双谱”，潘飞声称其“谪仙才”，钱基博称其“诗才绮绝”，江南倦客甚至认为“李太白后，无此作手”。文学史家钱仲联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将易氏喻为“天哭星双尾蝎解宝”，着重揭示其“山水游诗最工”。有此等高手描摹香港夜色，当自不凡！
　　黎国廉登山看月
　　香港登山缆车由来已久，自清光绪十四年（1888）建成启用，至今已一百多年。历来吟咏缆车的诗词颇伙，敝意以为近代词人黎国廉所作甚能传神，其词全题为《新雁过妆楼·八月十七夕乘缆车登山看月》，上阕为：绝顶秋明。乘风度，丹崖巘巚层层。海蟾孤白飞出，大地寒冰。绛阙骖回鸾路近，羽裳笛罢鹤霜清。倚晴空，翠阑几曲，来书深情。
　　中秋前后的太平山月色，玉宇澄清，大地寒冰，微云淡月，万籁俱寂，好一幅广寒仙子清光普照的清凉世界。此为乘缆车上车及甫登山岭之景，词人以淡墨勾勒，线条分明。下阕为：飘云天香乍发，有露华凭袖，桂湿无声。影落尘寰沉寂，万点凉灯。凭虚四瞰夜碧，但山自低鬟潮自平。襟怀朗荡，玉波千顷，银河一绳。
　　此则为登上山岭后之情景，夜露浓重，秋寒袭人，然清光沐体，四顾无垠。远眺即玉波千顷，海天一色；近瞰即万家灯火，璨若繁星。词人以生花之笔出之，太平山之月夜银辉，夜香港之晚妆妩媚，无不了然如画。
　　黎国廉，字六禾，号季裴。广东南海人。清光绪举人，官至漳泉道台。
　　罢官后，居于广州，为在籍巨绅。民国成立后，一度任广东都督府民政长。
　　后迁家于香港，卜居于妙高台，以填词自适，与之唱和者有张学华、刘景堂等。著有《玉蕊楼词钞》、《秫音集》、《春灯录》等。
　　邓秋门夜泊香港
　　《小雅楼诗集》卷七中有《夜泊香港》一诗：
　　乡音隐约卖茶腔，海舶东来月满窗；云电阴阴天在水，半山灯火影春江。
　　这首诗约写于一百年前，作者是英年早夭的粤籍诗人邓方，系近代著名学人邓实（秋枚）之胞弟。邓方（1878～1898），字方君，一字秋门，广东顺德人。生于上海县高昌乡，光绪二十年（1894）十七岁时南下故里问学简朝亮。年二十游京师，走塞下，遍览名山大川，“发为诗歌，以道其志”，大多为“系心宗国，感事忧时”之作。自京师归即罹瘿疾，卒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二月，年仅二十一。其兄邓实撰《亡弟秋门墓志铭》，痛惜他的夭逝。
　　邓方遗有《小雅楼诗集》八卷，曾引起晚清诗坛的密切关注。陈衍《石遗室诗话》云：“秋门早卒，年仅二十有一。己有骈体文一卷，诗八卷千有余首。五言多近渔洋，七言多近梅村，斯已难矣。”认为秋门之诗已薄王渔洋、吴梅村，评价不可谓不高。黄节于民国八年（1919）作有《十一月初一夜重读邓秋门遗诗》：“如今羡子绝年少，呕心不让李长吉”，仍恻恻忆念这位二十多年前的同窗故友，钦佩其同李贺般沥血苦吟的精神。陈融《读岭南人诗绝句》论及秋门的篇什是：“简岸草堂鸡唱起，边云海月不胜秋；变风未动人间世，才命空归小雅楼。”字里行间流溢不胜惋惜之意。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将其评列为“地镇星小遮拦穆春”。以上可见，诗人、诗论家、文学史家在论及晚清诗史时，均不能忽略这位仅仅渡过二十一个春秋的年轻诗人。
　　《香港夜泊》一诗大约写于南下问学的三、四年间，即光绪二十至二十三年（1894～1897）之际。诗不用典，明白如话，然声（带乡音的卖茶腔，殷殷的雷声）、色（满窗月色，半山灯光在海中的倒影）并彰，撼人心弦，大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语）之概。
　　蔡哲夫避兵香岛
　　南社社员蔡哲夫于民国初年一度居港，写下不少吟咏香江的诗篇。其中《平明与倾城登王（仄）角山》有小序云：“在香港隔海极西，峰峦倍美，惜已被蕃人夺去。”诗为七律：不曾梳洗辄同登，拨草冲烟入远林。
　　寒绿与谋开睡眼，高泉好借颒烦柃。
　　孤云秀壁心如在，累嶂连峰意未深。
　　此地著闲拼竟日，云蓝小试拂苔岑。
　　又有《与闺人登太平山顶》：
　　共踏长绳破晓烟，海山复叠似攒莲。
　　回头岛市都疑幻，堆眼蛮娃各炫妍。
　　十里松篁真乐国，半天楼阁小游仙。
　　沧桑欲就麻姑买，清浅蓬莱尚几年。
　　此外，蔡氏尚有《海■春暮》、《山窗》、《山窗卧雨》、《五月廿五日薄暮至深水埠》、《七夕后一日愉园雅集》、《盂兰节又集愉园画会》等，或抒写香港的山川风物，或畅咏岛上的纸墨风流。上述诗的具体写作时间是民国五年（1916），因其《山窗》诗前小序谓“丙辰三月十一日，挈眷避兵香港……”云云。
　　蔡哲夫（1897—1941），原名珣，易名有守，再易名守，字奇璧，一字哲夫，号塞瑶，别署成城子、寒道人。晚号茶丘居士。广东顺德人。早年参加邓实主办的《国粹学报》当主笔。又曾主编《天荒杂志》。亦为国学保存会成员。宣统元年（1909）加入南社，编号二十五。民国元年（1912）与沈厚慈发起成立广南社，旋又加入国学商兑会。民国三十年（1941）病逝于南京，终年六十二岁。
　　蔡氏性嗜茶，擅丹青，对于书函、篆刻、博物、碑版均有研究，书法遒劲，独树一格。著有《寒瑶遗稿》、《寒瑶室笔记》、《蠡楼词》、《印林闲话》、《寒成碑目》、《宋锦》、《宋纸考补》、《漆人传》、《瓷人传》、《画玺录》等。
　　马君武香海一瞥
　　革命元勋马君武（1880—1940）曾写有《自上海至马赛途中得诗十首》，
　　其四即为《香港》：
　　亚东自由港，久别复来游。
　　奇器六洲集，弹丸一岛浮。
　　澄波立铁甲，斜嶝隐华楼。
　　万卉争春发，公园半日留。
　　寥寥数言将“自由港”的景观描摹得了然如画：山上华厦鳞比，海中巨轮并列，肆间奇器麕集，园里百花竞放，好一幅香岛春光图。
　　马君武原名道凝，改名和，又名同，字原山，一字贵公，号君武。广西桂林人。光绪二十五年（1899）考入广西体用学堂。翌年入广州丕崇书院；同年7 月，赴新加坡谒见康有为，旋被派回桂林，策应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后亡命日本。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日本参与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宣传反清革命。翌年结识孙中山，八月考入日本京都大学习应用化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参加中国同盟会，任秘书长兼广西支部长；是年底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任总教席兼理化教授，同时任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光绪三十三年（1907）因避两江总督端方缉捕而去国赴德，入柏林工业大学习冶金，获工业博士学位，为我国留学生在德国获博士学位之第一人。宣统元年（1909）加入南社，编号为二百三十五。辛亥革命后归国，民国元年（1912）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代理部长。二次革命后再度赴德留学。民国五年（1916）回国，次年任广州大元帅府秘书，护法军政府交通部长。民国十年（1921）任中华民国非常总统府秘书长。同年七月，任广西省省长。民国十三年（1924）任上海大学校长。后历任北京临时执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民国十六年（1927）回广西在梧州创办广西大学，任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最高国防会议参议，广西省政府高等顾问。与李四光在桂林开办科学实验馆，又与欧阳予倩筹组广西戏剧改进会。
　　民国二十八年（1939）任国立广西大学校长。民国二十九年（1940）八月一日病逝于桂林，终年六十。
　　马氏在中国近代革命史、教育史、文化史、科技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曾被周恩来称誉为“一代宗师”。他也是著名的爱国诗人，有《马君武诗稿》行世，其诗稿自序云以“鼓吹新学思潮，标榜爱国主义”为帜志。上述有关香港的诗写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时作者因被清廷追捕，被迫去国赴德留学。途中作有组诗十首，其四即为《香港》。诗中次句“久别”云云，因光绪二十六年（1900）曾自故乡桂林经香港赴新加坡谒见康有为，故云“复来游”。
　　陈公哲咏夏兰子
　　陈公哲在香港文化史上应占有一席地位，惜他的有功于香港的业绩大多为历史的尘沙所掩蔽，实有彰明的必要。陈氏祖籍中山，光绪十六年（1890）
　　生于上海。上海宋真书馆毕业，后在家自修，专聘中、英、法、日籍教师多人，分科学习。又读美国函授机械工程。学国术六年，中医专修两年。攻读勤苦，学识驳杂，且长于摄影、书法。先后在南京、北京、天津任顾问、参事等职。并曾在香港、上海等地创办精武体育会，出任上海瑞群祥五金号、屈臣氏汽水公司、中央印刷有限公司经理。民国二十五年（1936）移居香港，创办香港南达堂制药厂及静庐出版社，自任经理与社长。出于对香港乡土地理、文化研究的热衷，他自民国二十七年（1938）起私人出资在香港地区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的考古发掘，发现史前遗址十六处，新石器时代及汉、唐文物数百件，还在大屿山之东涌发现史前崖画一方，后报请港府筑碑保存。民国二十九年（1940），陈氏将这些发掘出的文物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展出，引起关注与轰动，参观人数达十余万。他亦热心著述，撰有《香港考古发掘》、《香港指南》，编有《香港丛编》等。卒年不详。
　　寒斋藏有陈公哲著《香港指南》，由当时迁往长沙的商务印书馆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七月初版。该书可能是国人以严谨的学者态度所作的第一本有关香港概况的著作，虽系“指南”、“概览”性质，却因资料的翔实、观点的新颖而显得难能可贵。
　　《香港指南》上载有陈氏所作七绝一首，题为《登花坞观夏兰子有感》：香港扶桑有两奇，春樱先放夏兰迟；如今只见芳兰好，薄尔樱花早早衰。
　　陈公哲对夏兰子情有独钟，在《香港指南》封她为港花，惟一的彩色版也留给印“港花之夏兰子”的倩影，甚至将其列为“香江十景”之一，题名曰“西高夏兰”，并作诠释云：“西高岭夏兰子夏日盛开，满岭如堆锦绣，是亦一景。”还在书中对夏兰子的种族与特性作了详细绍介，略谓：香港之花独多外来异种，尤以Hydrangea 夏兰子最为名贵，其为八仙花属，色分赤、红、紫以至淡蓝等色，于阳历六月为开放期，升旗山顶及西高岭最多，可称为香港花坞。当其开放时，满山满谷，如火如球，灿烂悦目。此花在欧西称为上品，园无此花者不足以称名园，购花一握即价值可观。移植香港后花朵则较原种为大，因气候适宜而更为繁盛。接着则发议论道：“人人皆知日本三月之樱花，且以此为其国花，号召游侣，风雅之士每买舟从游，而不知香港有此夏兰子，足敌三岛之樱花者。”联系诗中“如今只见芳兰好，薄尔樱花早早衰”两句，可见作者皆是感于时局，缘事而发。
　　陈公哲此人，此诗，此花，皆大可玩味。
　　溥心畲香岛游踪
　　中国画坛素有“南张北溥”之称，溥即溥儒（1896～1963），姓爱新觉罗，字心畲，号西山逸士。满族，清宗室，系出清宣宗（道光）皇帝。其祖恭忠亲王奕䜣，宣宗第六子，为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之重臣。儒幼年聪颖，宣统三年（1911）入贵胄法政大学，民初并入北京法政大学。民国三年（1914）
　　毕业。翌年赴德国入柏林大学，再读研究院，至民国十一年（1922）获天文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奉亲隐居于北京西山戒台，泛览百家，穷研古今，揣摹宋元名迹，临写皆得神理。如是者数年，画艺精进。民国十七年（1928）应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之聘，任教授。返国后，任北京师范大学与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授。“七七”事变起，日寇侵踞北平，欲委以伪职，坚拒之。民国三十五年（1946）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满族代表。四十年代末去台湾，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安于清贫，以鬻文与书画自给。1963 年11 月18 日病逝于台北，年六十七。集画家与学者于一身，著有《四书经义集证》，《尔雅释言经证》、《经籍择言》、《陶文考略》、《寒玉堂画论》等。
　　亦善吟咏，有《寒玉堂诗集》。集中有咏香港诗多首，如《登新安县青山寺》：
　　峻极无归鸟，苍茫见远帆。
　　南溟悬日月，中谷蔽松杉。
　　杯渡僧何在？云移树影掺。
　　入山多雨气，堕叶落空岩。
　　诗题颇可玩味，仍称“新安县”而不承认其为英国的租借地，这与溥氏于敌占时期坚拒伪职的民族立场是一致的。与今昔那伙数典忘祖辈相较，这位末代王孙的深明大义是十分可贵的。“青山寺”即指地处屯门青山北腰的青山禅院，为香港三大古刹之一。“杯渡僧”即指晋元嘉年间驻锡此山的杯渡禅师。
　　又有《游流浮山赤柱村观渔者》，诗题有小序曰：“南汉主刘䶮置媚川都，采珠于此。”诗云：赤柱经秋雨，千岩黛色浓。
　　流浮仍海市，疆场旧题封。
　　龙户波中集，鲛人岛上逢。
　　珠川失明玉，缥渺暮烟重。
　　诗序中的“媚川都”为南汉（917～971）时为采珠而在大步、合浦设立的军事组织。大步，也作大埗，今作大埔，位于新界中部。大步采珠业曾繁盛一时，大步海（今称吐露港）附近一带海域被称为“媚珠池”。崇祯《东莞县志》记有：“媚川都在县城南大步海中，南汉时，采珠于此，后遂相沿，重为民害，邑人张惟寅上书罢之。”同志还载有元代士人张惟寅《上宣慰司采珠不便状》。嘉庆《新莞县志》亦记有：“媚珠池，在南大步海，旧传南汉时于此采珠。其下多珠，故名。”据史乘得悉，五代南汉时代，大步海至大奚山沿海一带，均为繁殖海蚌的地区。南汉大宝年间（958～960），后主刘鋹招募专人采珠，并署媚川都，派兵二千驻守，施行定额采珠供税。《南汉书·后主记》云：“于海镇募兵能采珠者二千人，号媚川都，每以石缒系兵足，入海五七百尺，多溺死。久之，珠充积内府；焚载热剂之后，尚余美珠四十六瓮。”宋方信儒《南海百咏·媚川都诗》有“漭漭愁云吊媚川，蚌胎光彩夜连天”之句。明祟祯张二果、曾起莘《东莞县志》卷十一《古迹》“媚川都”条云：“在县南大步海，南汉时，采珠于此，后遂相沿，重为民害，邑人张惟寅上书罢之。”
　　《沙田望夫山》亦有小序曰：“昔有妇人登山望夫，会风雨，化为石。”
　　诗云：
　　昔闻贞女峡，今见望夫君。
　　沙田一片月，隔断苍梧云。
　　碧螺生藓色，石黛上苔文。
　　只有岩头草，年年野火焚。
　　望夫山为两块高达三十余尺的巨石，远看似一怀抱稚子的妇人，位于沙田红梅谷之北。嘉庆版《新安具志》就记有：“望夫石在沥源海滨，背一小石，形如襁儿。”历来吟咏甚众，然溥氏以画家特赋的敏锐视角，谱出“沙田一片月，隔断苍梧云”的脱俗佳句。
　　此外，则有一组咏大屿山的诗，有《游大屿山》、《望大屿山禅院》与《登大屿山宝莲寺》等。其中不乏精妙之句，如“大屿龙所宅，何日凌云翔？
　　跃渊苟非时，潜龙古所藏。”虽不敢妄测，敝意认为其中自有深意在焉。
　　薛一鹗块垒难消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内地人士纷纷南下香港避难，殊不知此间亦非乐土，并身受目睹殖民地的种种，大多感慨万千。发为歌诗，亦为悲愤凄楚之音。
　　薛一鹗的《登九龙城》即为其中之一：
　　流人初上九龙城，莽莽苍苍百感生。
　　数亩荒畦栽白菜，一头病豕卧凉棚。
　　问名犹是中华土，拱卫何须外国兵。
　　垒块难消辛丑恨，满腔应贮海涛声。
　　诗写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作者因敌寇入侵而流亡，结果只能逃到这块被侵占的国土上，其心中的郁闷愤懑可以想见。他忘不了辛丑（1841）割让香港的国耻，故迸发出了海涛般的狂啸。
　　薛一鹗（1899—1980），字平子。浙江绍兴人。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长期从事金融事业，曾任南京市银行副经理。后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编号六六一。著有《小卷葹阁诗稿》。
　　李棪萦念蔡元培
　　去年谢世的李棪教授曾写过一首题为《首都蔡元培纪念馆落成纪念册题
　　辞》的诗。前有小序云：“1929 年予就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适北京大学蔡孑民先生南来讲学，相见之后，力主予改赴首都，习南明史事，继承家学，兼治新兴之甲骨文字。予随即北上，在上庠研读凡七载。先生为先祖门下士，而予又为先生门生，先生顾念三世故交，平日所耳提面命者，予终身受赐矣。
　　予今年八十有二，而先生墓草久宿，感忆师门，沈忧中摧，不知涕泗之何从也。”时为1992 年，诗云：凝望师门独朗吟，墨钉朱校壁书寻。
　　当时提命终生受，白首题辞泪满襟。
　　诗甚浅白，然就中浓酽的师生情谊中人欲醉，更难能可贵的是，真切记录了半个世纪以前新文化运动之潮在此薪火相传的史实。
　　1929 年顷，蔡元培南来香港讲学，曾过访李氏泰华楼。该楼为晚清著名学者、藏书家、书法家李文田（1834—1895）的藏书室。李文田字畲光，号若农，又号一痴道人。咸丰九年（1859）探花，历任翰林院编修、武英殿撰修、江西学政、国史馆纂修、会典馆总纂，累官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家富藏书，精于鉴别。除宋、元旧椠外，钞本明代野史多至百种以上。对辽、金、元史研探深邃，著有《元秘史注》、《元史地名考》、《耶律楚材西游录注》、《塞北路程考》等。因藏有秦代泰山石刻及汉代华狱庙碑，故名藏书室为“泰华楼”。蔡元培早年曾师从李文田，此次拜谒先师故庐，既为萦念师谊，亦为问学求知，索阅了李文田朱墨校本《国榷》百卷及《罪惟录》百廿卷，并书赠近作《香港大学晤李棪斋绝句》，中有“失喜师门有哲孙”句（据李曲斋诗《忆蔡元培先生·序》）。
　　李棪（1910—1996），字劲庵，号棪斋，李文田之孙。早年就读于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经蔡元培荐引赴北京大学研究院深造。专攻南明史，兼习甲骨文。六七十年代曾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主任。为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著有《东林党籍考》、《晚明分省进士考》、《广东方志所见录》、《辽东志校补》、《清代禁毁书目考》、《辑印泰华楼读书题跋》、《订定翁山遗文》等。
　　卢溢芳以诗纪事
　　于冷摊购得《香港纪事诗》一帙，翻览之下，饶有兴味。作者卢溢芳，又名一方，居里不详。早年在上海为职业报人，五十年代初来港，自始为“煮字疗饥”专栏作家，尝以“香港纪事诗”为题于某报连载，七十年代中结集出版，同由张大千题签。
　　据作者《自序》称，台湾诗人周弃子曾评骘卢诗“笔意空灵，真情流露”，检阅一遍，大体符合周评。兹钞引一二，以见一斑：昨夜青山沸感弦，丽娘童姐各争妍；昆腔更数振飞好，醉写真如李谪仙。
　　诗后有小注云：“俞振飞兄夫妇，近在新舞台献演其生平剧作《罗成叫关》与《太白醉写》，佐以北平李丽与童月娟之《樊江关》，戏目扎硬，青山道上，盛况空前。”笺笺短诗，寥寥数言，却为我们记下了文艺史的故实。
　　又有题为《荔园书场》诗云：
　　评弹盛事忆沧洲，可奈良辰不再留；余韵荔园风格在，灯前重听四弦秋。
　　诗后亦有注云：“荔园游乐场，有评弹夜座之设，节目为高平子之《水浒》，吴玉荪之《描金凤》等，每晚听众拥挤，余亦偶为座上客。海上闻人林康侯先生，及影业钜子冯明远兄雅好弹词，不时携眷光临。”此等文字犹如《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中有关记载，不啻为俗文学史的绝好资料。再如《广告女郎》一诗：已传日历多娇媚，封面更看着意妍；此是香江新事业，个中春色两无边。
　　尾缀小注云：“前一时期，日历女郎、封面女郎等，曾大行其道，近来则又有广告女郎之产生，实言之，皆艳舞之变相耳。上海商场间，曾有俗语曰：“千穿万穿，女人勿穿’，此言以移赠今日香港，可谓更是不磨之论。”
　　****这一行当（虽在三百六十行之外，然其沿革却与人类社会历史一样久远）确乎是“自古有之，于今为烈”的，当年的“广告女郎”比之于今日之脱星，无疑要瞠乎其后、自叹弗如了。
　　某些咏及江南风物的小诗更引起不佞浓郁的兴味，进而惹起缕缕的乡愁，如《吃蚕豆》：配来樱荀最相宜，翠实初看发嫩枝；不是江南红豆子，登盘也足慰相思。
　　其后小注云：“暮春三月，江南蚕豆已登场，与春荀尖同煮，足推时鲜中一绝。此间沪帮菜馆，亦有发售，日前与宋词人在名园老正兴同饭，席上有生煸蚕豆一碟，忆故乡风味，辄觉此物亦正如离离红豆之足慰羁客相思也。”读到此不禁食指大动，难遣的乡愁也袅袅而起了。
　　第三辑译林折枝
　　小引
　　鲁迅在《〈中国杰作小说〉小引》中曾经揭示：“中国的新文学，……大抵是由创作者和翻译者来扮演文学革新运动战斗者的角色”，并进一步指出：“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①。事实也正是如此，中国现代文学的发轫与进展，与外国文学的绍介有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
　　翻译文学史既然与现代文学史有相关涉的同步轨迹，而对于前者的研究尚未见有卓著的成效，诚为憾事。笔者不敏，然试图补罅于万一，故于新文学研究的同时，也旁骛了翻译文学史上的一些人物与书物，并援笔撰成劄记若干，聊作引玉之砖，以就正于方家。
　　热望翻译文学史的探考成为文学研究领域中一个引人关注的方面，并蔚为大观。
　　①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下卷页277，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年初版。
　　大涛之微沤巨响之先声——周树人、周作人译《域外小说集》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4年3月申报馆初版）一书中有这
　　样一段话：“十几年前，周作人同他的哥哥也曾用古文来译小说。他们的古文功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们译的《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得多。”随之引述了《域外小说集》中淮尔特（现通译王尔德——笔者）的童话《安乐王子》的一段译文为例，赞赏道：“这种文字，以译书论，以文章论，都可算是好作品。”作为文学史家的胡适，这段有关《域外小说集》在翻译文学史上地位的论述，还是平正而公允的。
　　后来，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之《翻译小说》篇中，也认为“当时最感到寂寞，而后来成为五四直译运动前车的另一派译家，那就是周树人（鲁迅）
　　兄弟”。周氏兄弟忠实于原著的“直译”，在当时是开风气之先的创举，因为在此之前，林琴南等并不讲究恪守原著，而是依据外国作品的情节，任意取舍割裂，随心捏弄撮合，或采用传统的章回体敷衍成书，或先后倒置以迎合团圆以终的欣赏习惯，甚而取一点不计其余地杜撰，这样一来往往使原作严肃的主题化为庸俗的笑柄，深刻的讽刺流于浮滑的嬉闹。例如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本是一部寓意深邃、锋芒犀利的讽刺杰作，可是到了林琴南的译笔下却成了“英国狂生”所戏作的“滑稽小说”。鲁迅也曾述及同类的史实：“我所忘不了的，是曾见一本杂志上，也登载一篇显克微支的《乐人杨柯》，和我的译本只差了几个字，上面却加了两行小字道‘滑稽小说’！
　　这事使我到现在，还感到一种空虚的苦痛。但不相信人间的心理，在世界上，真会差异到这地步。”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差异”，主要是因为终极目的不同：有的以资茶余酒后的谈助，有的用作改造社会的刀圭。基于后一目的的《域外小说集》，是如何开拓新域，并成为“五四直译运动的前车”的呢？
　　《域外小说集》初版本的书品甚为精美，即使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仍矜持地保存着朴质而优美的风貌。书面原系蓝色的“罗纱纸”，经过岁月的漶漫略已泛作青灰，但柔韧厚实之感犹存。上方缀一长方形图案，绘一娟秀妩媚的古希腊少女在弹奏竖琴，也许她就是司文艺的女神缪斯吧。
　　她优婉而凝神的形象，使我们似乎可以听到那曼妙悠扬的琴声，它不正是《域外小说集》中“异域文术新宗”的表征吗！书名则是依照《说文解字》所写“或外小说亼”五个篆体字。周作人回忆说系许季茀所书，而鲁迅在1935年4 月30 日致钱杏邨笺云：“至于书面篆字，实非太炎先生作，而是陈师曾所书，他名衡恪，义宁人，陈三立先生之子，后以画名，今已去世了。”我翻检了许寿裳关于鲁迅的几本小册子及零星文字，均不提及为《域外小说集》题签事，唯《鲁迅的思想与生活》（台湾文化协进会1947 年6 月初版）书内《鲁迅的生活》一篇中有：“《域外小说集》初印本的书面也是很优美的，图案是希腊的艺术，题字是篆文‘或外小说亼’，纸质甚佳，毛边不切。”
　　也没有谈到题字是自己写的。这样看来，鲁迅的回忆似乎比较准确。整幅书面，配置得错落有致，典雅悦目，呈现着一种朴素而明朗的美感，即从封面装帧艺术的倡导来看，鲁迅先生早在本世纪初就为新文艺拓展了新生面。扉页的右下角印有两行文字：“《域外小说集》第×册，会稽周氏兄弟纂译。”
　　版权页不署清帝制纪年，而仅署己酉（即1909 年，时当宣统元年）。第一册出版于2 月21 日，印数一千册；第二册出版于6 月11 日，印数五百册。书的发行人署本名：周树人；印刷者：长谷川辰二郎；印刷所：神田印刷所；总寄售处是上海英租界后马路乾纪弄广昌隆绸庄，即资助印制《域外小说集》的蒋抑卮家的产业。
　　书端的《序言》、《略例》均为鲁迅先生所撰，所附《杂识》中也有两则出自先生手笔。《序言》写于己酉正月十五日，其中昭示了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宗旨、原则以及态度。如申明内容选择的审慎，文字译述的忠实，力求不失原作的精神文采，严格保持原作的章法结构等，从而使读者突破视稗史为闲书的世俗偏见，以与异国“文术新宗”所孕含的思想情愫产生共鸣。
　　鲁迅还卓有见识地提出了如何继承外国文学遗产、接受外国文学影响的问题，即要“按邦国时期”考察作品产生的历史与时代的背景，来倾听感应其“心声”，并进而了解作家主题命意之所在。鲁迅还将集中的优秀之作称为“大涛之微沤”，揭示它们是当时欧洲风起云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潮流中所迸射的浪花，告诫读者留心作品所寄寓与闪现的掊击封建****、谴责侵略黩武的锋芒，而不要忽略了作者的苦心，译者的孤诣，从而发挥文艺所秉赋的“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功效。《序言》最后以“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暮之感矣”收束，显示了撰序者气魄的雄浑，反映了鲁迅青年时代作为先行者的除旧布新、开辟草莱的首创精神，以及拓展中国新文学的必胜信念。
　　所以许寿裳作为历史见证人，感佩地说：“鲁迅编译《域外小说集》二册，实在是中国介绍和编译欧洲新文艺的第一人。”①据鲁迅后来回忆，《域外小说集》按“当初的计划，是筹办了连印两册的资本，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X 册的。”（《〈域外小说集〉序》，群益书社1921 年版）实际上第一、二册问世之后，由于曲高和寡，人们囿于积习，问津者不多，东京、上海两地总共不过销售了数十本，于是计划只得告吹。但是，《域外小说集》并不因缺乏时人的赏识而降低、减弱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历史铭记着它筚路蓝缕的拓荒之功，而使其成为一座永不销蚀的碑碣；而那些充斥清季文坛的“秘史”、“艳史”者流，虽然一时有逐臭之徒趋之若鹜，如今在时代的汰洗下早已辗转化为尘埃。
　　初版《域外小说集》第一、二册共辑译作品十六篇，现将其每册子目罗列如下：
　　第一册凡七篇
　　《乐人杨柯》波兰显克微支作
　　《戚施》俄国契诃夫作
　　《塞外》俄国契诃夫作
　　《邂逅》俄国迦尔洵作
　　《谩》俄国安特列夫作
　　《默》俄国安特列夫作
　　《安乐王子》英国淮尔特作
　　第二册凡九篇
　　《先驱》芬兰哀禾作
　　《默》美国亚伦坡作
　　《月夜》法国摩波商作
　　《不辰》波思尼亚穆拉淑微支作
　　《摩诃末翁》同上
　　① 见《办杂志·译小说》，载《亡友鲁迅印象记》，峨嵋出版社1947 年10 月初版。
　　《天使》波兰显克微支作
　　《灯台守》同上
　　《四日》俄国迦尔洵作
　　《一文钱》俄国斯谛普虐克作
　　以上译文系采自七个国家十位作家的作品，其中有俄国的契诃夫、迦尔洵、安特列夫、斯谛普虐克，波兰的显克微支，英国的维尔特（王尔德），美国的亚伦坡（现通译爱·伦坡），法国的摩波商（现通译莫泊桑），芬兰的哀禾，波思尼亚的穆拉淑微支等。除王尔德的《安乐王子》为童话外，余均为短篇小说。《晚清小说史》称《域外小说集》初版本为“小说、童话、寓言、拟曲的合集”，似不大确切，可能是把1909 年初版本与1921 年增订再版本混淆了，其所列作者如俄国的梭罗古勃、丹麦的安徒生和新希腊的蔼夫达利阿谛斯，均不见于初版本，而是再版本所增补的；如前所述，初版本仅译有小说与童话，寓言及拟曲也是再版本才辑译的。初版本的十六篇译文中，鲁迅译有三篇，即安特列夫的《谩》、《默》、迦尔洵的《四日》，皆据德译本转译。此外，鲁迅还以骚体翻译了周作人译《灯台守》中的诗歌。
　　关于《域外小说集》的成因，鲁迅在有关文字中多有述及，不再赘录。周作人作为当事人之一，他的回忆当然也足资参考。周作人在鲁迅逝世后所写的《关于鲁迅之二》中说到翻译《域外小说集》的背景与动机：“豫才那
　　时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义包括之，如所介绍的文学亦以被压迫的民族为主，俄则取其反抗压制也。”①后来又在《知堂回想录》（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1月版）第八十六章《弱小民族文学》中写道：“当初《域外小说集》只出了两册，所以所收各国作家偏而不全，但大抵是有一个趋向的，这便是后来的所谓东欧的弱小民族。统计小说集两册里所收，计英法美各一，俄国七，波兰三，波思尼亚二，芬兰一，这里俄国算不得弱小，但是人民受着压迫，所以也就归在一起。换句话说，这实在应该说是，凡在抵抗压迫，求自由解放的民族才是，可是习惯了这样称呼，直至‘文学研究会’的时代，也还是这么说；因为那时的《小说月报》还出过专号，介绍弱小民族的文学，也就是那个运动的余波了。”以上记述是翔实的，也可见《域外小说集》警醒国人的初衷与深远的影响。《新青年》四卷一期（1918 年1 月15 日）发表了胡适的《归国杂志》，其中谈到曾调查上海通行的英文书籍，“都是和现在欧美的新思想毫无关系的，怪不得我后来问起一位有名的英文教习，竟连Bernard Shaw 的名字也不曾听见过，不要说Tshekhor 和Andrejev 了，我想这都是现在一班教会学堂出身的英文教习的罪过。”其实，殊不知周氏兄弟在胡适说这段话的十年之前，就已经着手翻译契诃夫和安特列夫的短篇小说了。初版本第一册卷末《杂识》还附有契、安二氏小传，不妨引录如下：
　　契诃夫
　　生于一千八百六十年，著有传奇数种及小说百余篇，一千九百六年卒。
　　其文多慨贤者困顿，不适于生，而庸众多得志。《戚施》一篇，盖记俄人守阶级之竺。《塞外》者，假绥蒙之言，自陈其意者也。
　　① 刊《宇宙风》第三十期，1937 年12 月1 日出版。
　　安特莱夫
　　生于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初作《默》一篇，遂有名；为俄国当世文人之著者。其文神秘幽深，自成一家。所作小品甚多，长篇有《赤咲》一卷，记俄日战争事，列国竞传译之。
　　其他尚有显克微支、迦尔洵、淮尔特等作家小传，均百字左右，精当扼要，当时无出其右者，从西方文学东渐史的角度来看，都是值得钩稽的历史文献。
　　第一册卷末附有预告二则，一为“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以后译文”，其中列有——英国淮尔特：《黄离》，匈牙利育珂：《怨家》、《伽萧太守》，瑙威毕伦存：《父》、《人生闷事》，丹麦安兑然：《寥天声绘》，芬兰哀禾：《先驱》，波兰显克微支：灯台守》，俄国都介纳夫：《毕旬大野》、《犹太人》，俄国迦尔洵：《四日》、《绛华》，以及“其他法人福勒特乐、美人亚伦坡、新希腊人比该罗斯及南欧名人小品”。检阅第二册内容，除刊有哀禾、亚伦坡、显克微支、迦尔洵等人的部分作品外，尚有淮尔特（王尔德）、育珂（约卡伊·莫尔）、毕伦存、安兑然（安徒生），都介纳夫（屠格涅夫）等作家的作品未及译成，后因《域外小说集》续刊计划夭折，这些作品的翻译遂被搁置。另一为单行本的“新译预告”，其中有俄国安特列夫的《赤咲记》，来尔孟多夫（莱蒙托夫）的《并世英雄传》，匈牙利密克札忒（米克沙特·卡尔曼）的《神盖记》。前二书为鲁迅拟译，后一书为周作人拟译。《赤咲记》即《红笑》，鲁迅在《关于〈关于红笑〉》（刊《语丝》1929 年4 月29 日五卷八期）中曾记有：“《关于红笑》，我是有些注意的，因为自己曾经译过几页，那预告，就登在初版的《域外小说集》上，但后来没有译完，所以也没有出版。”《并世英雄传》即《当代英雄》。《神盖记》即《圣彼得的伞》，系匈牙利著名小说家米克沙特·卡尔曼（1847—1910 年）
　　的名篇，据周作人回忆，他曾以文言译述，已完成一部分，并经鲁迅修改润色，但这部“明朗的喜剧”后来没有译完。以上史实的钩沉，如有助体察鲁迅当年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志趣所在，引为鲁迅早期思想发展轨迹的旁证资料，倒也不枉费了笔墨。
　　初版本的《略例》，鲁迅也写得新颖而不凡。首先阐明了本书的编辑体例与范畴，作品时代由近及远，先当世再上溯十九世纪以前名作；地域则自西而东，循文艺思潮的流变，先取文潮最盛的北欧，渐及南欧以至远东。其次说明版式体例，如主张“装订均从新式，三面任其自然，不施切削”，实乃新文学毛边书的发轫；又提倡“纸之四周，皆极广博，故订定时亦不病隘陋”，天地的空阔，行距的疏朗，不仅悦目，复亦赏心，这种于细微处也无不为读者置想的态度与措施，正是中国出版界所应继承发扬的传统。其他如各国人名的通例，标点符号的用法，均一一详加说明，以及附以作者传略和注释等做法，都处处为读者着想。鲁迅这种垦殖文化新地的深挚与赤诚精神，至今仍散发着感人的热力。
　　从鲁迅所撰《〈呐喊〉自序》以及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了解，鲁迅自1906年从仙台回到东京，就立志于以文艺来改造、拯救国人的灵魂，曾一度筹划创办《新生》杂志，但由于缺乏资金而消歇。周作人回忆道：“豫才再到东京的目的……简单的一句话是欲救中国须从文学始。他的第一步的运动是办杂志。那时留学生办的杂志并不少，但是没有一种是讲文学的，所以发心想要创办，名字定为《新生》，——这是否是借用但丁的，有点记不清楚了，但多少总有关系。”（《关于鲁迅之二》）许寿裳也追述道：“《新生》虽然没有办成，可是书面的图案以及插图等等，记得统统准备好了，一事不苟的，连它的西文译名，也不肯随俗用现代外国语，而必须用拉丁文a Vita Nuova.”（《鲁迅的思想与生活·鲁迅的生活》）《新生》的胎殒流产却促成了译印小说的努力，亦即《域外小说集》的筹措出版，旋因得到蒋抑卮的资助而成为现实。书于东京神田印刷所印成后，交东京群益书社和上海广昌隆绸庄寄售，但东京仅卖出各式十本，上海寄售处也不过销出各二十册上下，后者于数年后被火，存书与纸版俱化作了灰烬。鲁迅为此曾喟然感叹道：“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上海群益书社1921 年版《〈域外小说集〉序》）事实上当然并非如此，而且无论它的实体与精神，都为中国文化史镌刻了不可磨灭的印痕。同时，传世的印本也不止四十部左右，因为《鲁迅日记》1912 年8 月14 日条记有：“得二弟所寄小包二，内《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各五册，初八日付邮，余初二函索，将以贻人者也。”同年11 月23 日条记有：“晚得二弟所寄书三包……《或外小说》第一、第二集各五册，并十八日发。”1913 年2 月16 日条记有：“收二弟所寄《或外小说集》第一、第二各五册，十二日付邮。”1914 年1月27 日条记有：“得二弟所寄……《或外小说》第一、第二各四册，并二十二日发。”1917 年5 月13 日条记有：“上午得二弟妇并三弟信，九日发，又《或外小说集》十册。”自1912 年至1919 年的《鲁迅日记》均断续有赠书记录，所贻友好或同僚有董恂士、钱稻孙、戴螺舲、季自求、刘雳青、游元百、夏揖颜、袁文薮、黄季刚、陈衡恪、张春霆、宋子佩、许诗堇等。
　　1921 年，承印《新青年》的上海群益书社出版了《域外小说集》的增订本，两册合为一本，又加入新译二十一篇；总共收波兰显克微支、芬兰哀禾、希腊蔼夫达利阿谛斯，丹麦安兑尔然，俄国契诃夫、安特列夫、梭罗古勃等九个国家十四位作家的三十七篇作品，包括小说、拟曲、童话、寓言等体裁。
　　卷首置有鲁迅以周作人名义于1920 年3 月20 日所撰《序》，同时附以1909年初版本的《序言》，卷末附有《著者事略》。《序》中详述了重印的缘起，此处不再赘引。
　　对照初版本及增订再版本，除新译者外，原有篇什的译文并无多大改动（只将原来附于卷尾《杂识》中的注释改为正文中的夹注，于读者看来更为顺当），仅其中俄国斯谛普虐克（Stepniak）的《一文钱》的译文稍有更动。
　　斯氏本名克拉夫靖斯基（Sergei Kravtshinski），生于1825 年，卒于1897年，为民粹派革命家，后因沙皇政府迫害而逃亡英国，著作多反映农奴制度下人民的疾苦忧患。《一文钱》即《一个戈比的故事》，以夸张的漫画手法，揭露地主、牧师、官吏、兵痞之流榨取农民，鱼肉乡里的情状，笔锋锐利泼辣，曾被《牛虻》作者伏尼契辑入其所编译的《俄国的诙谐》一书。《一文钱》的译文曾刊载于晚清革命刊物《民报》，据周作人回忆，曾请章太炎看过，经章用古文改定若干字句，所以初版本第二册中该篇译文有不少古字，如鸟字写成“凫”等，这次再版时恐印刷为难悉改为通用的字，即鲁迅《序》所说的：“当初的译文里，很用几个偏僻的字，现在都改去了”。群益版而后，似乎不见有再版了。
　　被许寿裳誉称“实为译界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纪念碑”的《域外小说集》，鲁迅直至晚年在写给日本友人的信中仍忆念着：“《域外小说集》发行于1907年或1908 年，我与周作人还在日本东京。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们对此感到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总之，在那年（1907 或1908 年）开始，也就在那年结束，只发了薄薄的两集。余书（几乎全部是余书）在上海和书店一起烧掉了。
　　所以现存的便成珍本。但谁也没有珍视它。”（1932 年1 月16 日致增田涉笺）在这娓娓的陈述中，足可窥见鲁迅对这本寄寓过自己青年时代绚丽理想，烙印下自己文学生涯跋涉轨迹的译本，有着不绝的眷恋。如今，群益版的增订本也已成为新文学书中难得的珍籍，更遑论东京印制的初版本了。《域外小说集》问世以来，七十多年的岁月已駸駸流逝，但这为开辟中国新文学一畴新地而破土的第一畦犁痕，将永远得到人们的萦怀与珍重！
　　1980 年2 月13 日，上海
　　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周瘦鹃译《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
　　六十年代初，我曾在苏州拜访过周瘦鹃老先生。当他回顾自己坎坷的文学生涯时，以虔敬的口吻谈起了鲁迅先生：“虽然与先生从未晤面，但对这位先行者的敬佩与感激，却一直深深铭刻在我的心头……”随即老人取出一厚册绿色麻胶布的精装书给我看，《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一行金字在书脊上灿然发光。周瘦鹃先生轻抚着这本精美的书，深情地喟叹道：“这是我二十二岁时出版的译作，当年承蒙得到鲁迅先生的褒奖，成为我一生的幸事。”
　　駸駸二十年过去了。老人在波及整个民族的浩劫中，已于1968 年8 月21 日奄然逝去；但老人当年对鲁迅先生衷心感荷的神情、不绝如缕的萦念却使我不能也不愿忘怀，我也常常记起那本厚厚的曾经受到鲁迅先生奖掖的书。
　　不久前，我终于得到一部《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的初版本，中华书局1917 年3 月出版，是“怀兰室丛书”之一。书分三卷，共计七百八十页，凡三十万字，辑有英国、法国、美国、俄国、德国、意大利、匈牙利、西班牙、瑞士、丹麦、瑞典、荷兰、塞尔维亚、芬兰等十四个国家的四十七位作家的作品五十篇。可以想见，这部规模恢宏的外国文学译本的出版，必然在读书界影响弥深。因为，在“五四”前夕的中国，政治上笼罩着北洋政府窒人的低气压，出版界陆离芜杂，荒诞淫秽的出版物充斥坊间肆上，象这种认真地系统地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书籍是不多见的。据范烟桥著《中国小说史》（苏州秋叶社1927 年12 月出版）称：“以前翻译域外小说，多数为长篇巨制，且亦仅以诸名家为限。民六周瘦鹃译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为丛刻三册，于是域外小说之大概，与短篇小说之精义，国人稍之经意矣。”
　　当时中国出版界的情况，新文化运动的骁将钱玄同在关于《〈黑幕〉书》一文的按语（刊《新青年》六卷一号， 1919 年1 月出版）中指出：“适值政府厉行复古政策，社会上又排斥有用之科学……所以一切腐臭淫猥的旧诗旧赋旧小说复见盛行，此所以贻害于青年之书日见其多也。”至于当时流播坊肆的是哪些贻害青年的坏书，也是有文献可稽的。据《通俗教育研究会第
　　三次报告书》（1917年度印行）刊载的《小说股第二次审核小说一览表》披
　　露，被列为“下等”的小说有：《僧尼怪现状》、《秘密风流案》、《嫖界演义》、《男女媚术》、《风流太后艳史》等全是诲淫诲盗的文化垃圾。鲁迅时任教育部所属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在他执掌小说股期间，先后议决、实施了《劝导改良及查禁小说办法议案》与《公布良好小说目录议案》等提案。在后一议案中，出于“表彰”与“提倡”的目的，拟列了一些具体措施，如：“上等之小说于审核时应加具体评语以供社会之参考”，“上等之小说目录及评语除登载本会议事录外应送登教育公报及各种新闻杂志”。
　　随后，即在1917 年度《小说股第二次审核小说一览书》中，公布《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被评为“上等给奖”小说。关于这本书讨论授奖的经过也曾记录在案，见之于1917 年7 月25 日的《小说股第四十一次会议纪录》①。其时已由王章祐接任鲁迅为小说股主任，但鲁迅仍为小说股成员。记录中陈述道：“兹应付论者为《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一书，原审对此书既认列上① 刊《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三次报告书》，通俗教育研究会1917 年出版。
　　等，而复核之人亦主张给奖（复核者为鲁迅。据《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二次报告书》记载：在1916 年2 月23 日召开的小说股第十三次会议上，由该会总干事高步瀛宣布鲁迅辞职，由王章祐接任股主任。不过鲁迅仍继续参加小说股的活动，并在1916 年3 月22 日该股第十七次会议和同年10 月4 日第二十七次会议上发了言，后一次会议还宣布：“由会推定周君树人、张君宗祥为本股审核干事，已呈部令照准。”可见此后明确鲁迅分管小说审核工作。——笔者），其书自必尚佳，但究竟如何仍待会众公同决定。……主任（即王章祐）谓细阅是书，具搜采之勤，煞费苦心，而用意亦甚善，诚迻译小说中罕见之本，理应予以奖励，以资提倡，惟奖以何种奖状尚有斟酌，按本会所定发给褒奖条例，移译者为乙种、采辑者为丙种，是书实具有乙丙两种性质，究应奖以何种，应请决定，应多主张给予乙种奖状……主任谓原书既系译本，似宜给以乙种奖状，众赞成通过。”后授予周瘦鹃的确为乙种褒状。现将周先生珍藏的褒状原文引录如下：“兹审核得中华书局出版周瘦鹃所译之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三册，与奖励小说章程第三条相合，应给予乙种褒状，经本会呈奉教育部核准，特引发给，以资鼓励，此状右给周瘦鹃收执”，下署“通俗教育研究会会长袁希涛，中华民国六年九月二十四日。”鲁迅曾为《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亲拟评语，这评语由于周作人的回忆才得以钩沉。周作人在《鲁迅与清末文坛》一文中这样谈到鲁迅对该书的激赏：“这书在1917年出版，由中华书局送呈教育部审查注册，发到鲁迅手里去审查，他看了大为惊异，认为‘空谷正音’，带回会馆来，同我合拟了一条称赞的评语，用部的名义发表了出去。”①根据这个线索，我终于在1917 年11 月30 日出版的《教育公报》第四年第十五期上发现了评语的全文，现引录如下：凡欧美四十七家著作，国别计十有四，其中意、西、瑞典、荷兰、塞尔维亚，在中国皆属创见，所选亦多佳作。又每一篇署著者名氏，并附小像略传，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之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惟诸篇似因陆续登载杂志，故体例未能统一。
　　命题造语，又系用本国成语，原本固未尝有此，未免不诚。书中所快，以英国小说为最多；唯短篇小说，在英文学中，原少佳制，古尔斯密及兰姆之文，系杂著性质，于小说为不类。
　　欧陆著作，则大抵以不易入手，故尚未能为相当之介绍；又况以国分类，而诸国不以种族次第，亦为小失。然当此淫佚文学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则故亦为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矣。
　　评语就《丛刻》的选材、译笔、体例诸方面，都进行了周详而诚挚的批评，尤其赞许译者在外国文学介绍方面开辟草莱的首创精神，热情肯定这书“足为近来译事之光”。鲁迅早年就注重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更侧重于移植被压迫的弱小民族作品，以期唤醒国人的灵魂；同时，为了译述的便捷和流播的迅速，“尤其注重于短篇”（《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1909 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就是鲁迅献给中国的第一本这样的译书。但《域外小说集》面世之后，和者甚寡，时隔近十年，才有《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这一本严谨介绍外国短篇的结集，鲁迅当然有同调之感，于是写下了那篇备多推重的评语。
　　从翻译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来看，《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也是不容忽视的。《丛刻》第一次集中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欧美各国四十多位作家的短篇创作，其中不仅有谈福（现通译笛福）、迭更司（狄更斯）、哈苔（哈① 见周遐寿：《鲁迅与清末文坛》，刊上海《文汇报》1956 年10 月5 日第三版。代）、史蒂文生、科南道尔、伏尔泰、白尔石克（巴尔札克）、大仲马、陶苔（都德）、欧文、霍桑、挨兰波（爱伦坡）、马克·吐温、杜瑾纳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贵推（歌德）、盎特逊（安徒生）等世界知名大作家的杰作，而且有东、北欧被压迫弱小民族作家的作品，如塞尔维亚作家崛古立克的“激励国人之作”。即使是名作家，其中有若干位也是周瘦鹃于此首次向中国读者引荐，如《丛刻》里编写的巴尔札克小传，在中国是第一篇介绍巴尔札克的文字；《丛刻》中尚有高尔基的短篇《大义》（即《叛徒的母亲》），据说是高尔基作品的第一次中译。请看周瘦鹃为《丛刻》撰述的《麦克昔姆高甘（马克西姆·高尔基）小传》：
　　麦克昔姆高甘（Maxime Gorky），真名曰潘希高夫（M.A.M.Pyesnkof），以1868年3 月14 日生于尼尼舒夫高洛。读书既成，颇事浪游，数年间流转工作，不名一业，尝为稗贩，为厮役，为园丁，为船坞工人，时复无业，为浪人。居恒好杂处，于俄罗斯贫民及下流社会中捡拾闻见，著为说部，故其所作，多为无告小民请命者，有《麦加区特拉》（Makar Chudra）、《哀密良壁勃甘》（Emilian Pibgai）、《乞尔加希》（Clelkash）、《托斯加》（Toska）、《麦尔佛》（Malva）、《同伴》（Comrades）、《间谍》（Thespy）诸书，均名。此外又有短篇小说三卷及剧本一种。其人尚存，今仍从事于著述如故。
　　寥寥三百字，对高尔基的生平与著述勾勒了一个轮廓；虽过于粗略，但在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却也是拓荒之举。其他一些作家的传略，也大多写得概括简约，首尾咸具，令人一目了然。
　　《丛刻》在择取原作时颇留意于弱小民族的爱国主义作品，这可能是当时列强环伺中国的险势激发了译者。例如在译介匈牙利作家玛兰司培堪（今通译为约卡伊·莫尔，鲁迅在书简中则称之为育珂摩耳）的作品时，于小传中记述了他积极投身1848 年抗奥独立的爱国运动：“氏奔走号呼，颇为祖国尽心”，失败后被判死刑，后虽幸免也丧失了自由，“然氏虽受此挫折，而报国之志未衰也，因以文字激励国人，不遗余力”。在对这一匈牙利十九世纪著名爱国作家的赞赏中，是拌和了译者的褒爱的。再如塞尔维亚作家崛古立克，在小传中被称为“平昔著述绝富，多激励国人之作”者，他的短篇小说《一吻之代价》选入了《丛刻》，它描述的是一位白斯那少女手刃奥国侵略军伍长的故事，通篇充溢着悲壮的爱国主义激情，自然会引起当年同一处境里的中国读者的共鸣。
　　由此可见，《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受到鲁迅的欣赏与推重，决不是偶然的。周瘦鹃回忆自己早年（亦即译述《丛刻》前后）的文学活动时说，“我还翻译过许多西方名家的短篇小说，例如法国作家巴比斯等的作品，都是很有价值的”；他自认这一时期的创作与译作“虽不曾高谈革命，但也并没有把诲淫诲盗的作品来毒害读者”①。周先生出身清贫，自十九岁起“卖文为活”，虽不免受当时文坛上“哀情惨情”之流的影响，但因从小身受“国忧家恨的刺激，死别生离的苦痛”，因而有愤世嫉俗、直面人生的精神，《丛刻》的译述与结集，则是这一积极因素的果实。此后，作家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却始终保持民族气节。这种耻与屑小为伍、孜孜追求光明的品格之养成，不能说与鲁迅的勖勉毫无关系吧。周瘦鹃在五十年代写过一篇《一瓣心香拜鲁迅》的纪念文字，其中记述自己在鲁迅的忌日，将手植的几朵猩红的大丽① 周瘦鹃：《闲话〈礼拜六〉》，载《花前新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58 年1 月初版。
　　花虔诚地供献于鲁迅像前，以表示“追念他景仰他的微忱”①，足见周先生对这位导师由衷的敬爱与深挚的谢忱。而鲁迅对周瘦鹃的嘉许，在他浩瀚如河海的文学事业中，不过是一朵微小的浪花——由此可以推想，鲁迅博大、深沉的爱，滋润、激励了多少文学青年，促使他们从此在各自的事业中奋发向上！
　　1981年8月4日
　　① 载《花前续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56 年12 月初版。
　　域外天籁传佳音——刘半农编《国外民歌译》
　　《国外民歌译》是一本有趣而耐读的书，入藏朽园二十年来起码翻阅五遍以上吧，每读一通都能品味出一些新意，获取一次美的享受。这是“五四”之后出版的第一本外国民歌的集子，编者刘复（半农）在《自序》中说：“我既然是个爱赏歌谣的人，自然不能专爱本国的，有时还要兼爱国外的。当我在国外的时候，虽然自己没有能就地采集歌谣，而五六年中所搜罗到的关于歌谣的书籍，也就不在少数（当然，现在还继续着搜罗）。回国以后，有时取出来看看，看到自以为好的，而又是方言俚语不太多，能于完全明白的，便翻出一章两章来。到翻了几十章了，就刻成小小的一本。”一位声名遐迩的学者在游学欧西时，竟能留意到向为国人所忽视的民歌，当然是独具慧眼的不凡之举。编者还谈到今后的拟想：“这完全是我个人空闲时的一种消遣工作，所以并没有什么通盘的规划，也并不预定要出几本；不过，一本是决不会完的，两本三本也决不会完的，……五本六本罢，……十一二本罢，……
　　甚而至于二三十本罢，……这都难说，都有些可能，只要看我的空闲的时候多不多，兴致好不好。在这个年头，正可以悲歌当哭，且让这第一本小书出了世再说罢！”可惜的是，《国外民歌译》第一册问世之后，从此不见复出续集，遂尔成了“泫然一曲成绝响”的《广陵散》。
　　《国外民歌译》第一册由设于北京东皇城根的北新书局于1927年4月初版，同年6 月再版，柘园藏本的版权页上有编者自注的再版本第二二二五号字样。从再版周期的短促，与版次印数已逾二千多（当时的创作小说也不过每版千册）来看，这本书是很受读者欢迎的。
　　周作人在本书的《序》中写道：“我有一句介绍的话可以负责声明：半农这部国外民歌的确选也选得呒啥，译也译得不错。”当我们读过这本书之后，是会同意周对刘审美标准、鉴赏能力与译笔的推重与赞许的。译本共蒐集了法国、英国、希腊、罗马尼亚、波斯、尼泊尔、中央亚细亚、柬埔寨、俾路芝斯坦、小亚细亚、鞑靼、高丽、西印度等欧亚十四个国家与地区的民歌，凡八十首。
　　刘半农在《自序》中概括了歌谣的特点，即赋有超脱的思想，真实的感情，自然的言词，奇妙的结构以及朴茂的气息，通过对集内歌谣的欣赏、品藻，我们也会信服编者对歌谣特征的概括。我觉得可以补充一条就是，无论什么地域、种族的民歌大都洋溢着一种难以遏止的幽默、诙谐、欢快的乐天精神，从中透露着人类与天神地祇、穷山恶水、涝旱风蝗乃至巨盗蟊贼不懈斗争的坚毅与自豪。
　　试以法国古歌《大真实》为例，译者在题下附注云：“此歌原名Les Grandes Vérités，相传是Beffroy de Reigny 所作，但在十九世纪中，已成了极通行的民歌，连它的根源，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了。”其歌开首这样写道：
　　弟兄们，好世界！
　　我们遭逢到了这么个好世界！
　　我们要说什么就说什么，再没有谁来把我们拉到牢里去。
　　我们真比菲罗克生还自由，①让我撕破了窗帘说亮话。
　　我的诗句在我血管中流，民众们，哪，这就是新鲜诗句哪：以上歌行中所谓“自由”的“好世界”是嘲讽的反语，因为随即列举的“新鲜诗句”全是陈词滥调的大实话，譬如：“最冷冷不过冰；你若要咸，就得加些盐”之类，而且像这样的酸腐无味的陈言共有十节之多，长达近百行，用以加强讽刺的效果。最后篇末点题地唱道：我们用这样的说话来做诗歌，也就不会犯罪了。
　　这种诗歌是全无道理的，诗歌的腔调可是有的了。
　　……
　　少说话的人总是有福的，不思想的人总是有福的。
　　对于封建王朝箝制思想、压迫言论所造成的路人侧目、言语道断的世界，作了入木的冷嘲热讽；而在北洋军阀治下瑟缩寒战的“庶民”读了也会激起某种共鸣的罢。
　　不过集内像这样政治色彩浓郁的民歌并不多，更多的是关于爱情的吟咏或悲叹，大多讴歌爱情的忠贞不渝，例如法国郎特省的民歌《为的是我要上巴黎去》，歌赞两位相爱的情人死后化为松树与榆树：到得过了一个月，松树与榆树就相向的生长起来了。
　　到得过了一年，松树与榆树就纠结起来接吻了。
　　你这样就是爱人们的相爱，爱人们的相爱就是这样啊！
　　如此哀婉感人的民歌不禁使我们想起了自己民族的同类作品，如《孔雀东南飞》、《梁祝》等作品所描摹的“生同比翼鸟，死成连理枝”的忠贞不二、生死不渝的爱情；也使我们了解到，不同民族中人民的感情是相通的。
　　最饶有兴味的是其中的四十五首西班牙短歌，支支如同悠扬的牧笛，荡漾着机智与情趣，如其第九首唱道：因为你向我接了一个吻，你的母亲就动了怒了；现在接还你一个罢，你叫她不要再闹了。
　　又如其第十三首唱道：
　　青葡萄枝放在灶门里烧，
　　也就像有了爱情一样罢：
　　一面燃烧着，① 原注：菲罗克生Philoxéne，希腊诗人，曾以作诗刺Denys 王下狱。
　　一面哭着。
　　除了这些风流倜傥的短章与精妙绝伦的比拟而外，还有的则如同一曲精心结构的清隽小诗，像其第四十三首：在灵魂的深处，有一个苦恼的海；海潮来了，眼睛里就溢水了。
　　还有一首尼泊尔的民歌《哦！蕾衣拉》也以它贴切的比兴、浓艳的色调、铿锵的节律与饱绽的情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其末节云：哦！蕾衣拉！
　　你心坎里有三样东西：
　　有缅甸的一切的黄毒蛇，有孟加拉的一切的毒菌，
　　有尼泊尔的一切的毒花：
　　毒花是你的誓，毒菌是你的吻，毒蛇是你的愿。
　　哦！蕾衣拉！
　　其他隽永堪品味的篇章尚多，不一一枚举了。另外，从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史的角度来考察，也保留了若干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例如关于中国现代民间歌谣征集活动的滥觞，刘半农在本书《自序》中一开头就作了交代，原来是“九年以前”（按即1919 年——笔者）刘与沈尹默在北河沿散步闲谈中说起的，刘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沈说：“你这个意思很好。你去拟个办法，我们请蔡先生用北大的名义征集就是了。”
　　于是刘第二天拟好了章程交北大校长蔡孑民（元培）先生审阅，蔡随即批交文牍处印刷五千份，分寄各省官厅学校。于是，“中国征集歌谣的事业，就从此开场了。”由此看来，刘半农在这方面的开山之功是不可没的。
　　还有在集内希腊民歌《我要变做了》之后附录了顾颉刚的来函，顾在信中将记忆中保存的《小放牛》的歌词与《我要变做了》作了对比，认为“这两首歌词真像极了，都是希望变成了他物以追逐爱情的”。我想，这大概是中国学者在歌谣学方面最早的比较研究之一罢。
　　1984 年12 月1 日，莹儿十周岁
　　《沙宁》书话
　　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一度曾引起我国文学界的极大兴趣。最早绍介阿氏的中国作家是鲁迅，早在1920 年就在《小说月报》上连续译载了阿氏的中篇《工人绥惠略夫》，后又由商务印书馆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
　　之一出了单行本；随即又译了他的短篇《幸福》、《医生》。在《小说月报》十二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1921 年9 月）上，鲁迅还发表了题为《阿尔志跋绥夫》的论文。鲁迅称阿尔志跋绥夫“是俄国新兴文学的典型的代表作家的一人”，并且认为“表现的深刻，到他却算达了极致”，这些都是激赏与推崇的话。
　　自《工人绥惠略夫》而后，中国文学界还陆续译介了《血痕》（包括《血痕》、《朝影》、《革命党》、《医生》、《巴莎杜麦拿夫》、《宁娜》等六短篇，译者为鲁迅、郑振铎、沈泽民、胡愈之，开明书店版）、《战争》（乔懋中译，光华书局版），其他合集羼有阿氏作品的有《俄罗斯短篇杰作集》（一）（水沫书店版）中的戴望舒译《夜》，《近代俄国小说集》（“东方文库”本，商务印书馆版）中愈之译的《革命党》等。
　　三十年代初，阿尔志跋绥夫的代表作《沙宁》在中国差不多同时出现了三种译本：伍光建译的《山宁》（华通书局1930 年初版），潘训（漠华）译的《沙宁》（“欧罗巴文艺丛书”之一，光华书局1930 年2 月初版），郑振铎译的《沙宁》（“文学研究会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之一，商务印书馆1930年5 月初版）。三种译本都是依据康纳安（G·Cannan）的英译本转译的，不过郑译本由耿济之用俄文原本校改过。一个外国作家的作品同时出现三种全译本，这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现象，何况又是长达数十万言的长篇巨制。翻译家对于自己绍介的对象都有衡量与评判，这些评价大都反映了各各不同的思想观念与审美趣味。就《沙宁》各种译本而言，伍光建的译本没有译者的序跋，然而译载了英译者康纳安的原《序》，这篇《序》虽然承认《沙宁》“是一本叫人心里很不舒服的书”，但却认为“这本小说却有可贵的地方，虽乏爱情，却满纸都是爱生爱活。有许多人连圣经都说是一本秽书，他们所求的一种快乐，这本小说却不能给他们。这本书说兽性太多，不合他们的口味。凡是引诱卑劣情欲的书都是最有害的书，这本小说却不是的。”译者本身没有针对《沙宁》发言，看来是同意英译者的观点的。郑振铎的译本有一篇甚长的《译序》，对于作者的生平、作品产生的背景以及作品的思想、艺术、影响等等都有所阐述，认为贯串于阿氏作品的“是他的无政府的个人思想与他的厌世思想”，而这两种思想在《沙宁》中得到了集中与淋漓的表现。郑解释这两种思想的产生，是因为阿氏“身体的虚弱”与“久病”的缘故：“他因为病弱之故，便发生了一种无端的忧闷，觉得人世于他是无可恋慕的，是毫无生气的，是毫无趣味的，因此便发生了他的厌世思想。
　　同时，他又因此发生了反动，便是因他自己的病废，而梦想着壮健的超人，梦想着肉体的享乐；他们——超人们以身体的健全与壮美，享受人世间的一切美，一切乐，而超出于一切平凡的人之上，蔑视人间的一切道德、习惯、法律、信仰以及其他束缚，而独往独来，凭着自己的本能，自己的愿望去做一切事；只要自己所要做的，便不顾一切的直截的做去。但即在这超人的无政府的个人主义的思想里，他的灰色的憎厌人间的思想也还如浓浓的液体渗透在里面。”尽管从生理的因素来解释阿氏的思想起因是并非精当的，然而却也揭示了他的病态的思想特征。同时，郑还认为阿氏“实是最深刻的写实主义的作家”，因为在他的作品中，“他却直捷叙说出他的敏锐的感觉所见到、所想象到的残虐恐怖的影象，叙述出人类的最赤裸的****的本能。他运用他的纯熟的文字上的技能表白出他的尖刻的观察与真切的想像。他是第一个用最坦白的态度去描写人的****冲动的，又是第一个用最感动人的，真切的文字去描写‘革命党’与革命时代的。他的作品的新奇的内容与动人的描写捉住了一切的读者，使他们惊骇的连呼吸都暂住了。”至于《沙宁》，郑认为其反映了1905 年革命失败后俄国青年的热烈的个人思想与行动，是“一部最好的表白无政府个人主义的书”，故而在俄国思想史上有极大的价值。
　　郑在其所著的《俄国文学史略》（商务印书馆， 1924 年3 月初版）中也说《沙宁》“这部书是代表当时一部分青年的极端个人主义的趋向，同时亦可代表阿志巴绥夫的思想。他所受的影响，非尼采而为史谛纳（MaxStirner）。”
　　郑还阐明了自己译述此书的原因，一是因为该书是引起了全世界注意的“不朽之作”，一是因为该书具有极深刻的写实精神，而“现在我们的文艺界正泛溢了无数的矫揉的非真实的叙写的作品；尖锐的写实作品的介绍实为这个病象的最好的药治品”。感到不足的是，郑译本的《译序》没有注意引导当时的读者如何正确地阅读与剖析《沙宁》。
　　潘漠华的译本与前两种译本显著的不同之点，就在于译者试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沙宁》，开宗明义地揭示了：“阿尔志跋绥夫底这部小说，曾以各方面的意义，震动了当出版时的社会。但到了今日，我们以历史的见地来观察，它实在只是一部为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底个人主义辩护的小说。”
　　接着结合二十世纪初叶俄国革命兴衰涨落的时代背景，指出随着“新兴的普罗阶级的革命”的崛起，某些“八十年代的垂头丧气人”就抱持着个人主义而显著地反动，而《沙宁》正是这种人在“憎恶政治并显露反动的时代”的产物，也是这种倾向的“艺术的表现”，如同阿氏底自白：“沙宁是个人主义底辩护”。沙宁是作者歌颂的理想的英雄，他是一个“爽爽快快否认一切政治，否认一切社会改造运动，明目张胆地宣言个人主义的反动的生活”的人，译者就是如此透剔地抉发了沙宁这个形象的思想内涵，并且正确无误地判断他是“以享乐主义和虚无主义构建他底个人主义的”。更重要之点在于，潘译本之《序》告诫中国读者要用如下的观点来读这本“为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底个人主义辩护的小说”：在新的普罗革命的当日的阶段上，那在以前的革命阶段上作为主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过一个政治烦闷的时期，向自身底资产阶级性投降，觅到个人主义的反动的出路——这样，产生了沙宁这个典型。
　　我希望读者，能用了以上的观点来读本书。不然，我们怕没有权利可把它当作文学遗产而接受吧。
　　译《序》写于1929 年4 月，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界先进分子对于《沙宁》较为正确的评价，在当时是卓然不群与影响甚深的。然而，不久前见到一篇有关潘漠华的回忆文章，其中《〈沙宁〉的译者》一节记叙了“漠华翻译《沙宁》的动机”，并引潘的自述云：“我翻译《沙宁》一书，不过想把俄国阿尔志跋绥夫所代表的十九世纪那种提倡个性解放的思潮，介绍到中国来，想借此冲击中国封建社会极其顽固的伦理思想。”①坦白地说，我对以上一段回① 江天蔚：《琐忆湖畔诗人潘漠华》，刊《西湖》1980 年第十二期。
　　忆文字表示怀疑，因为它与漠华自己写的译《序》意旨完全相悖，而且也与常识相违，《沙宁》所宣扬的根本不是什么十九世纪的个性解放思潮，而是二十世纪初革命落潮期所孳生的一种颓废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另外，我认为译者的动机也并非藉此冲击什么伦理思想，而是以此为鉴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中由于大革命失败而蜕变、腐化成的“沙宁”式或准“沙宁”式的人物痛加针砭。“沙宁”确非俄国的特产，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甚至在十年浩劫期间，“沙宁”式的角色皆不乏其人，大都作过花式繁多的表演，即使到了今天，也难说没有“沙宁”式的余孽在繁衍。从这一意义上看，今天的青年是不妨看看《沙宁》的，不仅可以了解历史上出现过这样的人物，也可以观察与识别生活中类似的角色。
　　当然，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沙宁》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甚至鲁迅也不曾得免。前面已经说过，鲁迅早先对阿尔志跋绥夫十分激赏，至于《沙宁》，
　　他早在1920年就曾提到：“使他更出名而得种种攻难的小说是《沙宁》（Sanin）”①，其后又揭示了《沙宁》的“中心思想”，即“无治的个人主义或可以说个人的无治主义”，概括指明：“赛宁的言行全表明人生的目的只在于获得个人的幸福与欢娱，此外生活上的欲求，全是虚伪”；然而，鲁迅又为其辩护，认为“批评家以为一本《赛宁》，教俄国青年向堕落里走，其实是武断的”②，也同意阿氏自己的辩解：“对于他的《沙宁》的攻难，他寄给比拉尔特的信里，以比先前都介涅夫（Turgenev）的《父与子》，我以为不错的。攻难者这一流人，满口是玄想和神秘，高雅固然高雅了，但现实尚且茫然，还说什么玄想和神秘呢？”③鲁迅从现实主义文艺观出发，指出沙宁这一形象概括了1905年前后的俄国的或某一类型的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描写了“时代的肖像”，肯定了它的典型意义与认识作用，这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毋庸讳言，对于沙宁这一形象的思想内涵尚剖析得不够。鲁迅后期对于《沙宁》的认识逐步深化，1928 年4 月7 日致韦素园笺中写道：“今年大约要改嚷恋爱文学了，……恐怕要发生若干小Sanin 罢，但自然仍挂革命家的招牌。”这里所说的“沙宁”已完全是贬义了。1930 年5 月所作的《〈艺术论〉译本序》中更把《沙宁》看作了“淫荡文学盛行”期的标本。
　　1930 年顷，鲁迅主持编印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十二为苏联革命家、政治家兼评论家伏洛夫斯基的论文集《社会的作家论》（雪峰译，光华书局1930年6 月初版），其中有《巴札洛夫与沙宁》一文，这篇论文就屠格涅夫和阿尔志跋绥夫所创造的两个俄国知识阶级的典型，阐明俄国社会如何构成这两个虚无主义者，以及俄国知识阶级怎样由‘巴札洛夫型’变成‘沙宁型’，并且比较了两个主人公与两个作者的差异。作者称其是“俄国知识阶级社会史”。此文尖锐地揭露沙宁的特征在于“对平民知识分子半个世纪的传统的背叛”，即“对为被压迫阶级服务的背叛”，以至“最终脱离了他们几十年中在事实上或形式上保持着联系的劳动群众”，从而“就不可避免地要投到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怀抱里去”。彼时的鲁迅想来是同意伏氏上述观点的。
　　1935 年8 月，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则更直截地称那些“以一无所信为名，无所不为为实”者为“沙宁之徒”。在此之前，1933① 《鲁迅全集》第十卷《译文序跋集·〈幸福〉译者附记》。
　　② 《鲁迅全集》第十卷《译文序跋集·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
　　③ 《鲁迅全集》第十卷《译文序跋集·〈幸福〉译者附记》。
　　年12 月20 日致徐懋庸的信中还曾说：“沙宁……其实俄国确曾有，即在中国也何尝没有，不过他不叫沙宁。”至此，鲁迅不仅鞭辟入里地揭示了“沙宁”式人物“无所不为”的言动，而且告诫人们在中国也有不叫沙宁的沙宁式蠹虫与狂徒，提醒人们警惕与小心识别。
　　《沙宁》作为一部有影响的外国文学名著，而且与中国现代思想界文学界有甚大的关涉，建议不妨重印三种译本中的一种，抑或从原文版直译新译本，以俾今天的读者从中认取历史的曲折的轨迹，并认真地观察、分析与解剖沙宁这一形象，也许会获取若干教训与启示。
　　1985年6月23日
　　贬****的冷潮求自由的呼号——冯至与《当代英雄》
　　冯至的《十四行诗》（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初版）中有这样一首诗：
　　在许多年前的一个黄昏，你为几个青年感到“一觉”；你不知经验过多少幻灭，但是那“一觉”却永不消沉。
　　我永久怀着感谢的深情，望着你，为了我们的时代：它被些愚蠢的人们毁坏，可是它的维护人却一生？
　　被摈弃在这个世界以外——
　　你有几回望出一线光明，转过头来又有乌云遮盖。
　　你走完了你艰险的行程，艰苦中只有路旁的小草，曾经引出你希望的微笑。
　　这是冯至为感激鲁迅对沉钟社同人的关切，并为鲁迅在《野草·一觉》篇所表露的挚爱而抒写的一曲心声。沉钟社的另一成员林如稷于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之际，又在《微薄的谢意》一文中引录了这首十四行诗，写道：“这是微薄的表示我们对鲁迅先生的一点感谢之情的”①。当我读着《野草》中的《一觉》，吟哦“那《沉钟》就在这风沙澒洞中，深深地在人海的底里寂寞地鸣动”的句子，体味这隽秀的散文诗：“他们是绰约的，是纯真的，——阿，然而他们苦恼了，呻吟了，愤怒，而且终于粗暴了，我的可爱的青年们”，复诵读冯至、林如稷情深意切的诗文，不禁为先行者的拳拳之心、新进者的感念无已而深自感动。后来，又先后读过陈翔鹤的《关于“沉钟社”的过去现在及将来》、林如稷的《仰止集》，以及冯至忆念鲁迅的两篇文字：《笑谈虎尾记犹新》、《鲁迅与沉钟社》，使我对鲁迅关切、奖掖、扶植沉钟社这一新文学团体的史实，有了更具体切近的了解。冯至在《笑谈虎尾记犹新》一文的末尾，还忆及一桩终生难忘的往事——1926 年暑假，鲁迅已决定去厦门，我不在北京，我的几个朋友去看他，他取出一本德文译本的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叫他们转给我。我不记得在什么地方谈到过，鲁迅在日本留学编译《域外小说集》时，也曾有过翻译《当代英雄》的计划。他自己没有译出，希望有年轻的人能译出。莱蒙托夫的这部小说，后来有两三种中文译本，但是我却辜负了鲁迅先生的盛意，并没有翻译，只是把这本鲁迅先生的赠书一直珍藏到现在。
　　1977 年赴京，在一个薰风炙面的夏午，到永安南里访问了冯至先生。年逾古稀的冯先生微笑着，有条不紊地缓缓回答我的问话。当话题涉入沉钟社的往事时，我问起鲁迅赠书事，冯先生从书橱中取出了一本布面精装的小书递给我看，并深情地说：“这本德文版的《当代英雄》，就是鲁迅先生当年送的，我已珍藏了半个多世纪了！”我捧着这本浸染着鲁迅先生手泽，含孕着他对后辈文学青年的挚爱与期望的书，久久地凝视着……冯至先生见我不谙德文，当即为我将丛书名称及出版处所等译成中文，以工整的笔划书写在① 刊1946 年10 月22 日《文汇报》副刊《笔会》第七十七期。
　　我的记事本上：
　　哈尔特来奔丛书
　　当代英雄
　　米霞尔·莱芒托夫
　　哈尔特来奔出版社
　　纳也纳·佩斯·莱比锡
　　这是一本四十八开的布面精装本，书面画有一个少女支颐而坐，背景是明月、城堡、飞鸟、花草、藤蔓等图案，少女脚旁还有一个展翅飞翔的安琪儿。构图充满浪漫蒂克的氛围，但与书的内容并不切合，看来可能是整套丛书的统一书面。版权页上无出版年月，从书籍的装帧、纸张等考察，大约问世于上世纪末或本世纪初。封三的右上角贴有“丸善书店”的浮签。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中述及他们弟兄留学日本期间，常往日本桥的丸善书店或托丸善书店去订购什么书，因此可以推断，“哈尔特来奔丛书”本《当代英雄》是鲁迅在东京留学时到丸善书店购取或托丸善书店到德国去订购的。
　　鲁迅早在青年时代就很喜爱莱蒙托夫，一度准备翻译他的代表作《当代英雄》。1909 年在东京出版《域外小说集》第一集所附的“新译预告”，为鲁迅与周作人计划翻译的书目，其中即有：“《并世英雄传》俄来尔孟多夫”；
　　周作人后来在《关于鲁迅之二》中也忆及鲁迅在东京期间拟译“莱耳孟托夫（M.Lermontov）的《当代英雄》”等，但因故“均未及译”①。
　　鲁迅在他早期的文学论著《摩罗诗力说》中，曾竭力推重莱蒙托夫：“俄罗斯当十九世纪初叶，文事始新，渐乃独立，日益昭明，今则已有齐驱先觉诸邦之概，令西欧人士，无不惊其美伟矣。顾夷考权舆，实本三士：日普式庚，曰来尔孟多夫，曰鄂戈理。”此处称莱蒙托夫与普希金、果戈理为鼎足而立的俄罗斯文学代表作家；但在鲁迅心目中，莱蒙托夫的思想与斗争意志远比普希金为高：“前此二人之于裴伦，同汲其流，而复殊别。普式庚在厌世主义之外形，来尔孟多夫则直在消极之观念。故普式庚终服帝力，入于平和，而来尔孟多夫则奋战力拒，不稍退转。波覃勖迭氏评之曰，来尔孟多夫不能胜来追之运命，而当降伏之际，亦至猛而骄。凡所为诗，无不有强烈弗和与踔厉不平之响者，良以是耳。来尔孟多夫亦甚爱国，顾绝异普式庚，不以武力若何，形其伟大。凡所眷爱，乃在乡村大野，及村人之生活；且推其爱而及高加索土人。此土人者，以自由故，力敌俄国者也……”鲁迅甚而称颂莱蒙托夫为俄国英雄，非常赞赏其“求自由之呼号”，并论及所著《当代英雄》，认为“盖其书所述，实即当时人士之状尔”。从以上论述中，可见鲁迅对于莱蒙托夫反封建****的激进思想，蔑视皇权爵势的孤傲品格，崇尚自由平等的民主观念，眷恋乡土细民的爱国热情，尤其对他形如檄文，指斥沙皇朝野为“天才自由之屠伯”的诗歌，以及塑造“并时众恶之象”的小说，均备多推重。于是青年鲁迅萌发了翻译《当代英雄》的意念，并购置了“哈尔特来奔丛书”的德译本作底本。
　　在此后的岁月中，鲁迅并没有忘怀被别林斯基称为“新的强有力的天才”的莱蒙托夫，也没有忘却被果戈理赞之为“芬芳馥郁的散文”的《当代英雄》。
　　由鲁迅先生负责校阅的《民众文艺周刊》（由胡也频、项拙、荆有麟等组织的民众文艺研究会编，1924 年12 月9 日创刊），发表了陆士钰译莱蒙托夫① 周作人：《瓜豆集》，宇宙风社1937 年3 月初版。
　　所作诗《普希金的死》（刊第三号， 1924 年12 月30 日）及长诗《幼僧》（连载于六号至十五号， 1925 年1 月20 日至3 月31 日）。后来由鲁迅、郁达夫合编的《奔流》，刊发了孙用译的莱蒙托夫诗四首（刊一卷九期，1929年3 月），以及《关于莱芒托夫诗的翻译》的通讯（刊二卷三期，1929 年7月）。鲁迅还在《奔流》一卷十期（1929 年4 月）的《编校后记》中钞引了孙用寄来的《Lermontov 小记》，其中也提及：“他的最有名的著作是小说《我们的时代的英雄》……等。”在鲁迅主持、黄源编辑的《译文》上也经常刊发莱蒙托夫的作品及有关论著，如鲁迅在1935 年1 月23 日致黄源笺中，还关心着茅盾以谢芬笔名译的苏联D·勃拉果夷作论文《莱蒙托夫》送国民党当局审查的命运，并且准备提供自己所藏德文本《俄国文学画苑》中的莱氏画像及莱氏作线画一幅（决斗之状）作插图。后来，《译文》一卷六期（1935年2 月）发表了茅盾的《莱蒙托夫》译稿，傅东华译莱蒙托夫诗三首，以及鲁迅提供的插画——俄国P·沙波尔洛斯基作《莱蒙托夫像》。《译文》后来陆续刊发的莱氏作品还有孟十还译的《目尔克斯之歌》，孙用译的《鲍罗狄诺》、《普式庚之死》，以及瞿秋白（署名陈节）译苏联P·帕甫连珂作《第十三篇关于列尔孟托夫的小说》。由此可见，鲁迅从青年直至晚年，始终尊敬与热爱莱蒙托夫。
　　1926 年夏南下的前夕，当沉钟社同人来访时（《鲁迅日记》1926 年7月12 日条记有：“陈炜谟等四人来。”同月23 日条记有：“陈炜谟、陈翔鹤来。”），鲁迅托他们转交当时不在北京的冯至一册德文版《当代英雄》，并转嘱其译成中文，以赉他自己在青年时代拟译此书的夙愿。冯至接到鲁迅赠书后，曾拟着手翻译《当代英雄》，《沉钟》半月刊披露的《沉钟丛书》预告中，其第九种为：“《当代英雄》（俄国莱蒙托夫著，冯至译）”。但因为种种原因，冯至未完成这一嘱托；后来是沉钟社的另一成员杨晦于三十年代初译成，交由北新书局出版，作为沉钟社来说，也算是实现了鲁迅的嘱望吧。
　　鲁迅在青年时代就准备译述《当代英雄》，主旨是以文艺“转移性情，改进社会”，同时，也因为这一名著在俄国文学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诚如A·托尔斯泰所说：“俄罗斯小说的这条浩浩森森的大川，就是从这个发轫于高加索终年积雪的山峰的清澈见底的源头浸流开来的”①。鲁迅在自己不克译述之后，嘱托冯至翻译也并非事出偶然，是由于他对沉钟社乃至冯至的欣赏与信任。早在二十年代中期，鲁迅就曾谈到：“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1927 年9 月25 日致李霁野笺）到了三十年代中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又说：“沉钟社却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并且肯定他们“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的对文学事业的坚毅与执着。至于冯至，鲁迅曾称许他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推崇其作品为“幽婉的名篇”，挚爱之情是溢于言表的。
　　如今，《当代英雄》在中国已出现四种译本，有的还是直接从原文翻译的；鲁迅先生有知，亦当含笑于九泉了。
　　① 见《在米·尤·莱蒙托夫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载A·托尔斯泰著《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年1月初版。
　　《古希腊恋歌》
　　诗人李金发，尝被人冠以“诗怪”之称，但他确是一位敏感而勤勉的歌者，以《微雨》、《食客与凶年》、《为幸福而歌》等诗集，充实了中国新诗坛。早在巴黎留学期间，李金发就对法国象征派诗人波特莱尔、魏尔仑等的诗作十分倾心，后来他曾承认“是受波特莱尔与魏尔兰的影响而做诗”（《诗问答》，刊叶灵凤编《文艺画报》一卷三期，1935 年2 月）；1922 年所作《诗人魏尔仑》诗中更直白地宣示：“我迷离于你之章句”（载《微雨》）。李金发的处女诗集《微雨》，就曾得到“五四”新文学运动领袖人物的青睐，周作人认为是“国内所无，别开生面的作品”，将其与鲁迅的《呐喊》、冰心的《春水》等力作一同编入“新潮社文艺丛书”，于1925 年出版面世。至于李金发诗作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窃以为还是同道中人的评判比较剀切，诗人覃子豪认为：“李金发确给五四运动后彷徨歧路的诗坛开拓了一条新的道路。他确曾从法国象征派学到较之创造社和新月派更为高明的表现技巧与塑造意象的方法。”（《论象征派与中国新诗》）朱自清在总结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期间诗歌创作的成绩时指出，李金发是将“法国象征诗人的手法”，“第一个介绍它到中国诗里”（《〈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这当然也是不失公允的评论。
　　很少有人论及李金发的译诗，其实他在这方面也用力甚勤，《微雨》集中就附有他二十年代初所译法国波特莱尔、魏尔仑、拉马丁、缪塞、萨曼等人的诗作，另外有一本译诗的专集就是《古希腊恋歌》。我浏览过一些有关李金发的资料，虽也提到是书，却都语焉不详，有本《现代中国作家评传》将其列为著作，另一本杂志的“小传”将李所译的法国作家舌塞尔的小说《肉的囹圄》也列为著作，有位诗人在一本诗集的导言中提到李金发采集出版的《岭东恋歌》，纠正别人错写的《客家山歌》、《岭南情歌》，其实他自己就错写为《岭东情歌》，凡此皆是未曾亲见原版书的缘故。
　　《古希腊恋歌》的原作者是法国唯美主义作家贝尔·鲁易，托名译自古希腊女诗人碧丽蒂的诗集《碧丽蒂的歌》，实际是自己的创作。上海开明书店1928 年5 月初版。卷首有译者1926 年所作《序》，其中阐明译旨道：“我译这书的意思，正如原译者写在卷首的一样：“这个有古爱情的小本子，愿恭敬地献给未来社会的少女们’，尤望读者因之得于龌龊的现世生活中，掩卷追想古代的生活底安愉，心头发生人生美化的酵。”《序》还有关于作者的简介，说明鲁易是“法国近代大作家之一”，“追慕古希腊生活的谐调及肉体美，同时赞颂诸神的伟大，其描写性的自然舒展，实给现代虐饰的社会当头一棒。”鲁易的其他作品也有中译本，就我知见的而言，有曾朴、曾虚白父子合译的长篇《肉与死》，上海真美善书店1929 年6 月初版（此书还有题名《美的性生活》的另一中译本，鲍文蔚译，北新书局出版），以及徐霞村译的短篇集《绝望女》，神州国光社1930 年1 月初版。
　　全书分为四辑，第一辑“在彭飞利的牧歌”（四十四首），第二辑“在美帝恋纳的悲歌”（四十二首），第三辑“在失符岛的小诗”（五十二首），第四辑“碧丽蒂之墓”（三首）。并附有精美插图十余帧。
　　就中有些译得很美，无复他自己的诗作中那份晦涩，兹抄引一首题名《雨》的诗：“微雨把万物都湿透了，无限静寂而缓慢。还有些雨罢，我将赤脚出去树下以免污损我的鞋。/初春的雨是无限美妙。湿透的满是花朵的枝而有一种香气围绕着我。我可看见秀丽的树皮在日光下发亮。/噫吁！满地残红！怜惜些这等落花罢，莫要轻忽地扫向泥沟，我们可以留赠这些给蜂儿呢。
　　/蜗牛伸缩过水潭间的小道；我不忍践踏他们，抑惊扰金色的伸腰而合眼之壁蛇。”这是一幅多么明丽的春雨之画，我们似乎可以看到那飞舞的雨帘，可以嗅到那芬芳的落英！集中尚有相当歌咏异性恋与同性恋的篇什，肉的气息甚为浓郁，曾部分刊发于李金发自己主编的《美育杂志》（1928 年1 月在上海创刊，翌年10 月休刊，共出三期；1936 年又在广州复刊）。台湾诗人莫渝近年也曾译过此集，并蒙其惠赠一册，他说未见到李金发的译本，希望他有机会过港时来寒舍翻翻这本业已破敝的诗集，相距六十年的译笔，想必有很大的不同罢。
　　晕碧裁红点缀匀——戴望舒的译作
　　诗人戴望舒的文笔如行云流水，有妙语天然之致，其文学成就虽以诗著称，却又同时秉赋多方面的才能：作为一位严谨博洽的学者，他的古典小说研究与考证十分精到缜密；作为一位勤劬多才的翻译家，他译述的范围涉及文艺理论、小说、散文与诗歌，量多质纯，在翻译文学史上也占有相当的地位。
　　望舒是诗人，故而诗歌翻译贯串其文学活动的始终，不久前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戴望舒译诗集》，编者施蛰存在《序》中说：“我所能收集到的望舒译诗，已尽于此。”编者是作者相知多年的老朋友，应该说诗集是搜罗得相当完备的；不过披览过后，觉得仍有一些遗漏。
　　举其大者有古罗马诗人沃维提乌思（今通译奥维德，公元前43 年——公元18 年）所作长诗《爱经》的译介。望舒译述该诗集大约在1927 年至1928年之间，因《无轨列车》创刊号（第一线书店，1928 年9 月10 日创刊）封三刊登了《爱经》的广告：“在译述界乱纷纷地翻译现代小说剧本的时候，戴望舒君却从古旧的羊皮纸堆里费了一整年的工夫译出了这部有趣味的古典文学名著。这部书是古罗马四大诗人之一的沃维提乌思的一本艳丽的诗。……戴君用流利的散文译出全书，并加详细的注解，真是译述界伟大的工程。”
　　后来在1929 年3 月23 日《申报》上也刊登了内容大致相同的出版广告。
　　《爱经》由水沫书店于1929 年4 月25 日发行了初版本，笔者藏有的是现代书局1932 年9 月1 日的再版本。初版本与再版本皆甚不经见，柘园的藏本是六十年代赴广州参加中南区会演时在文德路旧书店找到的，陪我同去的江林（林遐）同志也诧为奇遇，此公亦嗜书如命，所藏“五四”以降的散文集甚夥，可惜在“文革”中已被迫害至死。《爱经》的书品颇精，封面上以银粉印制的图案还灿然如新，惹人摩挲不忍释手。译者在1932 年作的再版本序中简约绍介了布勃里乌里·沃维提乌思·拿梭（Publius Ovidius Naso）的生平与代表作，并评述《爱经》云：“以缤纷之辞藻，抒士女容悦之术，于恋爱心理，阐发无遗，而其引用古代神话故实，尤其渊博，故虽遣意狎亵，而无伤于典雅；读其书者，为之色飞魂动，而不陷于淫佚，文字之功，一至于此，吁，可赞矣！”奥维德是创作了不朽之作《变形记》的著名古典作家，连恩格斯也赞赏“奥维德的那些愤怒和渴望复仇的诗句”（《论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而当时中国文化界对他的介绍甚少，戴望舒第一个迻译了他的诗作的单行本，应该说是开了风气之先的。译者还在《序》中解释了以散文体译诗的原因：“诗不能译，而古诗尤不能译。然译者于此书，固甚珍视，遂发愿以散文译之，但求达情而已。”因原作是分为三卷的长诗，虽以散文译出，也仍然应属于译诗的范畴的。
　　望舒在译述这部古诗时，态度是严肃而勤谨的，仅举一例即可说明，他在译本中手撰了四百零一条注释，其花费的心血可以想见。而《爱经》在二十年代未面世时也遭到若干人的訾议，甚至连鲁迅这样的哲人亦因未睹原书而有误解，故而在1929 年4 月7 日致韦素园的信中对《爱经》颇有微辞，而后来得悉其系古典文学名著后作了订正，即前信被孔另境编入《现代作家书简》时，鲁迅删去了其中对《爱经》的批评。
　　戴望舒译诗的单行本尚有《道生诗歌全集》（与杜衡合译，手稿本存施蛰存先生处）、《新俄诗选》（与施蛰存、杜衡合译，译稿已佚）、《西班牙反法西斯谣曲选》（大部分译稿散佚，未出版）、《恶之花掇英》（1947年出版）、《洛尔迦诗抄》（1956 年出版）等。
　　戴望舒的小说译作也非常繁多，柘园所藏的译本有如下若干种，其中颇有一些早已绝版数十载的稀见本，不妨一一罗列：《良夜幽情曲》（西班牙伊巴涅兹作，光华书局1928 年版）、《少女之誓》（法国沙多勃易盎作，开明书店1928 年版）、《一周间》（苏联里别进思基作，与苏汶合译，水沫书店1930 年版）、《西万提斯的未婚妻》（西班牙阿友林作，与徐霞村合译，神州国光社1930 年版）、《醉男醉女》（西班牙伊巴涅兹作，光华书局1930年版）、《比利时短篇小说集》（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紫恋》（法国高莱特作，光明书局1935 年版）、《法兰西近代短篇集》（天马书局1935年版，后加增删易名为《法国短篇文艺精选》由上海译社于1940 年出版）、《屋卡珊与尼各莱特》（光华书局1929年版）和《高龙芭》（中华书局1935年版）等，单看以上长长的书目就不免令人咋舌，这位译笔优美的翻译家在中国翻译文学园地中，确乎是一位勤恳而丰产的耕耘者与收获者。如此繁剧的劳动是不免有什么动力在促使的，我想望舒的动力就在于对于所译作家的作品之热爱吧，例如他十分激赏伊巴涅兹，所以在《良夜幽情曲》的《译者题记》中写道：“他的木炭画似的风格和麦纽艾（Menuet）似的情调是我所十分爱好的。……这完全是由于我对于他的过分的爱好的本能的冲动。”从这些自白中我们可以品味出他的情趣、他的动机。
　　此外，戴望舒还是一位文艺理论的翻译者，这一点常为人们所忽视，例如李立明编著的《中国现代六百作家小传》（香港波文书局，1979 年10 月初版）的戴望舒条，所列译作部分缺漏甚多，他最早的一部理论译作也付阙如，那就是作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的《唯物史观的文学论》（伊可维支作，水沫书店1930 年8 月初版），那套丛书是冯雪峰在鲁迅支持下主编的，拟在中国首次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戴望舒能积极参与其事，并且颇注意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唯物史观在文艺上的应用”（《译者后记》），说明译者当时对于正在勃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是持赞助，起码是同情的态度的。
　　他从苏联本约明·高力里用法文写的《俄罗斯革命中的诗人们》所译成的《苏联诗坛逸话》，其中若干章节（如《佛拉齐米尔·玛牙可夫斯基》篇）曾发表于望舒自己主编的《现代诗风》第一册（脉望馆，1935 年10 月10 日出版），其后集结起来交由上海杂志公司于1936 年出版了单行本。至今仍不失为一本研究苏联早期诗歌的有价值的参考书。戴望舒的译作中也荡漾着其诗人气质的投影与回声，他在评论某外国作家时所揭示的：“他以美丽的风格出之，使人觉得诗趣盎然”，正可以移为形容他自己的译文，因他的译文也萦绕着诗的氛围，清丽、精妙、流畅，试以他所译的比利时洛德·倍凯尔曼的《圣诞节的晚上》末尾的译文为例：
　　那诗人开始在那一望无际的闪烁的微青的白色之间，慢慢地徘徊着。他既不感到严寒，也不感到烈风，他看出去一切都是美丽，纯洁，皎白，而被一片银色的微光烘托出来。他想着那在酒店的后房中的新生的婴儿，想着那天真的母亲，想着那两个女子的发光的眼睛，想着那两个异乡人，又想着他们献给生命的虔心的礼物。译文的曼妙如同淙淙的流泉，我们尝一脔而可推知全鼎了。金代诗人元好问论诗绝句云：“晕碧裁红点缀匀”，移来评骘戴望舒的译作，倒是颇为贴切中肯的。
　　1985年3月5日望舒
　　诞生八十周年纪念日作
　　第四辑刊丛撷华
　　小引
　　文学期刊无论作为构成流派的标帜，或者作为兼容并蓄的园地，它都为新文学的萌发与壮大效尽犬马之劳，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最生动、最多彩的一翼。因拟撰《中国文学期刊史》，自六十年代初即留意于文学期刊的蒐集，日积月累，涓滴不弃，所获亦颇不菲，除一般习见者外，亦多为《全国中文期刊联合书录》所不载。往昔曾写过数十篇“刊话”（恕我仿书话而杜撰），今选取数则，以贻诸君。
　　中国第一本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
　　李叔同在留学日本时期（1905 至1910），本着启迪民智、复兴文化的宗旨，热心投身留学生的文艺活动，曾与曾延年等创组春柳剧社，参予演出《黑奴吁天录》（饰爱美柳夫人）、《茶花女遗事》（饰茶花女）。欧阳予倩作为目击者，在《自我演戏以来》一书中有翔实而生动的记述，他坦言：“这一回的表演可说是中国人演话剧最初的一次，我当时所受的刺激最深。”其影响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李叔同独力创办了中国第一份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
　　据三十年代《上海通志馆期刊》第四期所载胡怀琛作《上海学艺概要》第十二节《西洋音乐及西洋戏剧之输入》云：“李叔同，除研究绘画外，他在日本对于音乐，也很有成绩。曾创办《音乐小杂志》。出版于光绪末年，在日本印刷好，寄到上海来发行。”作者当时可能未曾目检这本杂志，故关于出版年月、内容形制等均语焉不详。
　　八十年代初，我在写《晚清儿童文学钩沉》一书时，因要搜集儿童音乐方面的材料，一直想访求这本杂志而遍觅无着，国内各大图书馆均未收藏，甚至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史资料室也付阙如，我想天壤间可能已无此册了。八十年代中期，我在东京大学研究期间，不意却在神田町旧书店里发现了《音乐小杂志》的创刊号，欣喜之情无可名状，虽然标价两万五千日圆，还是咬咬牙买了回来。店主鹤见君是东京帝大文学部出身的“支那通”，于中国文化有相当的造诣，店中常有不少珍典秘籍，例如他手头还有一份春柳社的广告，标价五万，当时觉得太贵而没有买，至今仍思之不已。
　　《音乐小杂志》作为中国第一本音乐刊物，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因其传世甚鲜，故略作绍介。刊物以重磅道林纸印刷，开本为1×22cm，版权页署编辑人为“日本东京都神田区今川小路地丁目三番地集贤馆李叔同”，印刷所为“日本东京都神田区美土代町二丁目一番地三光堂”，出版日期为“阴历丙午正月二十日”，即光绪三十二年，公历1906年，距今已近一世纪了。
　　封面图案亦系编者李叔同手绘，为水彩画的罂粟花，绿叶与红花相衬，怒放与含苞相间，错落有致，绚丽多姿，历八九十岁月侵蚀仍光彩夺目，与同时期留日学生所办的刊物如《江苏》、《浙江潮》、《汉声》等相比，就封面装帧而言，无出其右者，正显示了李叔同多面而不凡的艺术才华。创刊号的内容诚如封底《文坛公鉴》所云：“本社创办伊始，资本微弱，撰述乏人，故第一期材料简单，趣味阙乏，至为负疚。”此虽为自谦之词，但也合乎实际。计分“社说”、“乐史”、“乐歌”、“杂纂”、“词府”、“图画”等栏，无论文字、乐曲、图画，大多出自李叔同（署名“息霜”）一人手笔。卷首有李叔同撰《〈音乐小杂志〉序》，无疑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文献，兹引录如次：闲庭春浅，疏梅半开，朝曦上衣，软风入媚，流莺三五，隔树乱啼，乳燕一双，依人学语，上下宛转，有若互答，其音清脆，悦魄荡心。若夫萧辰告悴，百草不芳，寒蛩泣霜，杜鹃啼血，疏砧落叶，夜雨鸡鸣，闻者为之不欢，离人于焉陨涕；又若登高山，临巨流，海鸟长啼，天风拨袖，奔涛怒吼，更相逐搏，砰磅訇磕，谷震山呜，懦夫丧魄而不前，壮士奋袂以兴起。呜呼，声音之道，感人深矣。唯彼声音，佥出天然；若夫人为，厥有音乐。天人异趣，效用靡殊。
　　繄夫音乐，肇自古初，史家所闻，实祖印度，埃及传之，稍事制作，逮及希腊，乃有定名（希腊人谓音乐为上古女神Muses 之遗，故定名曰Musical.），道以著矣。自是而降，代有作者，流派灼彰，新理灥达，环伟卓绝，突轶前贤，迄于今兹，发达益烈。
　　云滃水涌，一泻千里。欧美风靡，亚东景从。盖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效用之力，宁有极矣。
　　乙巳十月，同人议创美术杂志，音乐隶焉。乃规模粗具，风潮突起，同人星散，互解势成。不佞留滞东京，索居寡侣，重食前说，负疚何如：爰以个人绵力，先刊音乐小杂志，饷我学界，期年二期，春秋刊行，蠡测莛撞，矢口惭纳，大雅宏达，不弃窳陋，有以启之，所深幸也。
　　呜呼，沉沉乐界，眷予情其信芳，寂寂家山，独抑郁而谁语？矧夫湘灵瑟渺，凄凉帝子之魂；故国天寒，呜咽山阳之笛。春灯燕子，可怜几树斜阳；玉树后庭，愁对一钩新月。望凉风于天末，吹参差其谁思？瞑想前尘，辄为怅惘。旅楼一角，长夜如年，援笔未终，灯昏欲泣。时丙午正月三日。
　　就中音乐起源印度之说，颇可商榷，然张扬音乐的社会功效，阐明音乐的美感特性，以及眷恋缅怀故国家山的一腔情热，在被封建文化制扼的“沉沉乐界”，不啻是发聋振聩的空谷足音。
　　“乐史”栏刊有息霜作《乐圣比独芬Beethoven 传》，斯文对贝多芬氏极为推崇，认为其“思想精邃，每有著作，辄审订数四，兢兢以遗误是懔。
　　旧著之书，时加厘纂，脱有错误，必力诋之，其不掩己之短有如此。”本篇前配有息霜手绘“乐圣比独芬像”（木炭画），此传此像，恐为国人有关贝多芬氏之首创之作。
　　“乐典”栏则迻译日本音乐家田村虎藏作《近世乐典大意》，分“谱表”、“音部记号”、“音名”、“音符”、“休止符”、“纵线”诸章，今天看来这些都是常识，然对于本世纪初的中国学界来说，却是前所未闻的新知。
　　（当时热衷于介绍西洋音乐理论的还有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东京音乐学校留学生，常在《江苏》上发表《乐理大意》，后易名为《乐典大意》于1904年清国留学生会馆在东京出版。）
　　“乐歌”栏刊有“教育唱歌”二，“别体唱歌”一，三首歌的曲谱与歌词均为息霜自作，其中属“教育唱歌”的《我的国》满溢着当年留东青年共同的爱国热忱，其词曰：
　　（一）
　　东海东，波涛万丈红，朝日丽天，云霞齐捧，五州惟我中央中。
　　二十世纪谁称雄，请看赫赫神明种。
　　我的国，我的国，我的国万岁、万万岁！
　　（二）
　　昆仑峰，缥缈千寻耸，明月天心，众星环拱，五洲惟我中央中。
　　二十世纪谁称雄，请看赫赫神明种。
　　我的国，我的国，我的国万岁，万岁万万岁！
　　另一“别体唱歌”《隋堤柳》（注明“伤词体”），从另一侧面表达了作者不绝如缕的爱国情思，宣泄了“杜鹃啼血哭神州”的爱国情怀，曲末有自注云：“此歌仿词体，实非正轨，作者别有振触，走笔成之。吭声发响，其音苍凉，如闻山阳之笛。《乐记》曰：“其哀心感者，声噍以杀。’殆其类欤。”
　　“杂纂”栏刊有息霜作《昨非录》，题后“小引”云：“此余忏悔作也，吾国乐界方黑暗，与余同病者，当犹有人，拉杂录入，愿商榷焉。”就中颇多经验之谈，如：“宁可生，不可滑。生可以练，滑骨难医。”还叙述了若干故实，如：“去年余从友人之请，编《国学唱歌集》，迄今思之，实为第一疚心之事。前已函嘱友人，毋再发售，并毁板以谢吾过。”我曾据此搜寻《国学唱歌集》，拟探究作者为何深感“疚心”并欲毁板的因由，然迄未有结果。查林子青编《弘一大师年谱》（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1944 年9 月初版）1905 年条亦记载谱主编《国学唱歌集》事。同栏还刊有息霜作《呜呼！词章！》一文，对留学生界或一部分人蔑视中国传统文化，“诋諆故典，废弃雅言”的偏颇提出了规箴。
　　最后一栏为“词府”，刊有署名“西湖天涯芳草馆主人”作《天涯曲》数阕，揆之情调、意境，我疑亦息霜所作，其中“二犯梧桐树”一曲云：“看薰天社鼠周，匝地城狐守。待渡无人，斜日黄昏候，不成我吴会去吹萧，尽无人燕市来沽酒，则见那壁厢豺狼争食英雄肉，这壁厢蔓草失埋烈士头。投何宿，吴头楚尾，风引起，老渔讴。”就中一掬“国恨乡愁”，荡漾字里行间。
　　《音乐小杂志》不过是二十六页的笺笺小册，然它出自一个年仅二十七岁的游学异邦的爱国青年之手创，其忧国伤时的爱国情愫，其热衷艺术的献身精神，其关注祖国音乐事业的一片赤诚，均值得我们永久的忆念。
　　绚烂温煦的《白阳》
　　《白阳》为石印的文学刊物，这在中国文学期刊史上甚不经见。此刊为李叔同任教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所创办，版权页署浙师校友会发行，癸丑四月初版，即民国二年，公历1913 年。封面题签署名“石禅”，想亦即息霜，除字体风格相似外，书面图案左下角署有“Ah Li”（按1905 年叔同遭母丧后改名哀，字哀公）。全刊二十余页皆由李叔同摹写上石，作为弘一法师早年法书，亦弥可珍贵。刊物内容析为两部，第一部“文库”，下分“文集”、“说部集”、“诗集”、“词集”、“曲集”等；第二部“谭丛”，下分“文学篇”、“音乐篇”、“绘画篇”、“印稿”、“画稿”等。同样大多出自李叔同（署名“息霜”）手笔，其余作者则为浙师同仁经亨颐、夏丐尊、马叙伦、姜丹书、钱均夫以及学生李鸿梁、吴梦非等。
　　《〈白阳〉诞生词》即为息霜所撰：
　　技进于道，文以立言；悟灵感物，含思倾妍；水流无影，华落如烟；掇拾群芳，商量一编。维癸丑之莫春，是为《白阳》诞生之年。
　　“文集”栏刊有息霜作《〈音乐〉序》，即《〈音乐小杂志〉序》，兹不赘述；次为息霜作《西湖夜游记》，通篇不足三百字，然描摹西湖夜色，了然如画，且写景抒情，与时递进，情随景移，层次分明。其始绘黄昏暮色云：“晚晖落红，暮山披紫，游众星散，流萤出林，湖岸风来，轻裾致爽”；继描中夜时分云：“林鸟惊飞，残灯不华，起视明湖，莹然一碧，远峰苍苍，若现若隐，颇涉遐想”；再摹子夜更深情状云：“漏下三箭，秉烛言归，星辰在天，万籁俱寂，野火暗暗，疑似青磷，重杨沈沈，有如酣睡，归来篝灯，斗室无寐，秋声如雨，我劳如何，目瞑意倦。”笔墨明洁，意趣隽永，堪与张岱《西湖梦寻》的从容舒卷相伯仲。此外尚有梅白的《写生日记》等，亦颇可观。
　　“说部集”刊有夏丐尊译文《写真帖》一篇，署“俄国契哀荷原著”。
　　译者作有作者小传云：“契哀荷为短篇小说大家，喜取寻常之事实深刻描写，是篇尤为得意之作。氏生于1860 年，死于1904 年。”“契哀荷”今通译作“契诃夫”。译作以文言演之，亦清丽可读，在翻译文学史上，此篇当系契诃夫短篇较早的中译之一。
　　“诗集”荟萃了丐尊、子庚、微颖、缠恨、雨萍、汝勋、慎独诸人的旧体诗多首，其中丐尊作七律《湖上呈哀公》即是献给息霜的：远峰寒碧夕阳殷，烟翠空冥西子鬟；欲去依依有余恋，晚红新月雾中山。
　　数星灯火漾疏村，四起梵钟破暮痕；为问风流李学士，可添画意与诗魂。
　　丐尊与弘一是几十年的知交，弘一于1942 年阴历九月初四日圆寂前曾以遗书致丐尊：
　　丐尊居士文席：
　　朽人已于九月初四日迁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谨达不宣
　　音启
　　前所记月日系依农历又白
　　丐尊在《弘一法师之出家》（1939 年作）一文中说：“我是他的老友”，并回溯了与之订交的经过：“我和弘一法师相识，是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任教的时候。这个学校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不轻易更换教职员。我前后担任了十三年，他担任了七年。在这七年中我们晨夕一堂，相处得很好。”他们之间三十年不渝的友谊正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范例，前所引《湖上呈哀公》诗亦正可作这两位君子订交时的见证。“词集”有子庚、微颖等的词作，末有息霜作《喝火令》：故国鸣鷤鴂，垂杨有暮鸦，江山如画日西斜。新月撩人透入碧窗纱。陌上青青草，楼头艳艳花，洛阳儿女学琵琶。不管冬青一树属谁家，不管冬青树底影事一些些。
　　词末未注明写作年月，据我在上海某诗人所藏《李叔同诗词手卷》上所见，《喝火令》后有李叔同自注云：“哀国民之心死也。今年在津门作，李息，丙午。”即知此词作于光绪三十二年，即公历1906 年，作者自日本暂返天津时也。
　　“曲集”为息霜谱曲且作歌词之《春游》，其词云：青风吹面薄于纱，春人妆束淡于画。
　　游春人在画中行，万花飞舞春人下。
　　梨花淡白菜花黄，柳花委地芥花香。
　　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
　　据说此歌于民国初年在少年学子中脍炙人口、风行一时，今仅作文字方面的观赏，仍感觉得到春的气息扑面而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学篇”中息霜所作《近世欧洲文学的概观》，惜仅刊出《序论》及第一章《英吉利文学》。其《序论》略云：中世古典派文学Classic 环伟卓绝，磅礴大宇，及十八世纪初期，其势力犹不少衰，操觚簪笔家佥据是为典则。其后承法兰西革命影响而热烈直挚之诗风，乃发现为文艺界一大新思潮，即传奇派Romantic 是。
　　逮至十九世纪，基于自然之进步现实观之发达，乃更尚精致之描写及确实之诗材，而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遂现于十九世纪后半期，及夫末叶反动力之新理想派之萌芽于欧土。
　　简洁阐明欧洲文艺思潮的兴衰更迭，并分章详述欧洲主要国家的文学发展史与文艺批评史，如此剀切的外国文学史著述，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并不多见，且较周作人所著《欧洲文学史》（北京大学，1918 年初版）尚早四、五年。惟其完成与否，已不可考，然作为国人自作的外国文学史论的嚆矢，似应引起学术文化史研究者的重视。
　　“音乐篇”刊有息霜作《西洋器乐种类概说》，原拟作四章，即“弦乐器”、“管乐器”、“击乐器”及“有键乐器”，本期先刊一、二两章，每章分若干节，并配以插图，以裨读者了然。笔者对于音乐史比较隔膜，不敢臆测妄评，然其可算有关西洋乐器的最早绍介之一，则是无疑的。
　　“绘画篇”首为息霜学生吴梦非所译《人体画法》（英国Richard G Hatton著），此篇刊布十数年后，仍有刘海粟所长美术学校画人体模特儿所引起的轩然大波，更觉得息霜倡导的美术教育之可贵。次为息霜所撰《石膏模型用法》，凡四章：第一章石膏模型为学图画者最良之范本，第二章收藏法，第三章教室之选定及室内之设备，第四章图画之材料。作者说明以石膏模型作为实物写生范本的必要性，强调旨在训练学生“悟解线形及骨相纯正之状态”，并以“养成审美之智识”。
　　李叔同创办《白阳》，致力于文化启蒙工作，应是他早期文化活动中一件大事，然林子青编《弘一大师年谱》，以及《弘一法师生西纪念刊》、《弘一法师永怀录》等书均未记载，所有师友弟子的回忆文字亦均未涉及，至可诧异；可能此刊在三四十年代就很稀见，以致有关人士无法省忆了罢。我原先也不知有《白阳》，得来纯出于偶然，六十年代中期赴广州参加中南戏剧汇演，采访之余就跑旧书店，在文德路一家旧书店购得，仅售洋五角，当时曾惊喜地出示给江林先生（笔名林遐，时任《羊城晚报》总编辑，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看，他亦诧为奇遇，因他正在蒐集“五四”前后的散文，遂借去抄录了李叔同所作《西湖夜游记》。如今江先生墓木已拱，谨缀数语，以志纪念。
　　以上流水账式的复述了《白阳》的内容，无非欲显先哲潜德之幽光，
　　因《中国现代期刊联合目录》（国内数十家中央、地方及主要大学图书馆的联合目录，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未著录这一刊物，其传世寥寥可以肯定。
　　作为中国近代启蒙者心血凝铸的结晶，如任其被荒烟蔓草所掩没，则太可惜了。但愿有一天我有能力使其化为千百，使这位以“普渡众生”为职业的启蒙者所散播的芳馨，从而能永驻人间。1992 年10 月13 日（农历九月四日）
　　弘一法师圆寂五十周年
　　闲话《声色》
　　有一段时期，我曾着意搜集晚清以降某些不经见的文学刊物，经年累月，所获不菲。其中大多为《全国期刊联合目灵》（1883—1949）所不载，也就是说国内各大图书馆均未入藏。就中若干刊物，从文学史角度来考察，未必是不值得保存的史料，兹以《声色》为例而略述之。
　　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出版过不少以“声色”作招徕的报刊，有的甚至直截了当地题名曰《声色画报》，大多不外乎裸女、嫖经之类，早已成为为时代所洗汰的文化垃圾。本篇所绍介的《声色》，却是新月社属下的一份文学刊物，但所有有关新月社的回忆文字或研究文章，均未曾有片言只字提及这份刊物，一度令我颇为惊诧。翻查当年的报刊倒有线索可寻，如1931 年10 月19 日出版的《文艺新闻》第三十二号第四版刊出了署名“V.T.”的《现代文坛百观百感：猫样的温文》，就是批评《声色》的文字。
　　《声色》创刊号出版于1931 年9 月，由新月书店总经售。封面淡泊素雅，了无装饰，仅在翠绿的底色上镌有“声色创刊号”两行美术体字，但无论封皮与书芯的用纸都相当好。兹引要目如次：论文有邵洵美的《水晶的符咒》；诗有邵洵美的《蛇》，朱维基的《过旧园门》、《RONDEAU》、《神奇》、《黑渊》、《喝龙头水者》；散文有徐志摩的《一个诗人》，林微音的《红》，芳信的《一个色彩的素描》、《我爱我的狐步》等。封三刊有将由新月书店发行“自己丛书”的广告，包括徐志摩的《志摩诗集》，林微音的《舞》，朱维基的《花香街》，芳信的《Blues 底忧郁》，邵洵美的《诗与女人》，但好像除诗集《花香街》后来由朱维基自费出版（印制得十分精美华贵）外，其余皆未见问世。
　　创刊号没有版权页，所以未见署明由何人或何社编辑，不过我臆测是邵洵美编的，因为卷首形同发刊辞的论文《水晶的符咒》即出自他的手笔，中谓：“我要一张水晶的符咒！我要透明，我要坚硬，我要纯净，我要冰冷：我要在上面写着迷惑仙神的奇文。我要她反映着神秘，柔软，色彩与火。我要她留住那忘却了一切话语的声音。”在那闪灼而华瞻的文字中，表露了作者乃至《声色》同人的唯美主义的美学追求。
　　在诗与散文作品中确也弥漫着一派唯美的气息，就中不乏官能刺激的描摹，女性胴体的赞美，以及感伤乃至颓放的情绪的抒发，像邵洵美所作诗《蛇》中首段：“在宫殿的阶下，在庙宇的瓦上，/你垂下你最柔嫩的一段——/好像是女人半松的裤带，/在等待着男性的颤抖的勇敢。”就曾为当时的批评家所诟病。
　　林微音的散文《红》状绘得更为冶艳：
　　你看，这两点红，像象牙塜之端的珊瑚顶似的。这两点红真饥死了我的心。真饱死了我的手。是的，凡女子身体上的红的部分都是集中天地间的精灵的所在；没有这几处红就没有女子，也就没有宇宙，而我最受她们迷恋的是这中间的两粒，两粒精圆的母珠，两只无瑕的稚鸠，两颗透明的灵魂。
　　就三十年代初中国文坛的现状而论，已将纯文学中的****描写推向了极致。
　　当然就中也不乏真挚、优美的文字，徐志摩的散文《一个诗人》，我认为就写得相当出色。兹钞引如下：
　　一个诗人
　　我的猫，她是美丽与壮健的化身，今夜坐对着新生的发珠光的炉火，似乎在讶异这温暖的来处的神奇。我想她是倦了的，但她还不舍得就此窝下去闭上眼睡，真可爱是这一旺的红艳。她蹲在她的后腿上，两支前腿静穆的站着，像是古希腊庙楹前的石柱，微昂着头，露出一片纯白的胸膛，像是西比利亚的雪野。她有时也低头去舐她的毛片，她那小红舌灵动得如同一剪火焰。但过了好多时她还是壮直的坐望着火。我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但我想她，这时候至少，决不在想她早上的一碟奶，或是暗房里的耗子，也决不会想到屋顶上去作浪漫的巡游，因为春时已经不在。我敢说，我不迟疑的替她说，她是在全神的看，在欣赏，在惊奇这室内新来的奇妙——火的光在她的眼里闪动，热在她的身上流布，如同一个诗人在静观一个秋林的晚照。我的猫，这一晌至少，是一个诗人，一个纯粹的诗人。
　　对于外部世界中“新来的奇妙”的敏锐观察与迅捷反映，本是诗人的天赋，就这一点而言，可视作徐志摩的自我写照。作为徐氏的晚期作品（甚至可能是他的最后作品，因他同年十一月十九日就不幸坠机遇难了，距《声色》的出版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已臻炉火纯青的化境。而这篇重要的晚年之作，为梁实秋、蒋复聪合编《徐志摩全集》（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陆小曼编《徐志摩文集》（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国内某人编《徐志摩全集》（贵州出版社出版）均未辑录的佚文，后来我将它编入了与吴宏聪、陆耀东二教授共同主编的《徐志摩文集续编》（商务印书馆1994 年出版），读者有兴趣可找来翻翻。
　　《声色》作为一本在三十年代文坛上转瞬即逝的刊物，似不值得为之浪费笔墨，不过我不作如是观，不佞认为它有裨于对新月社的研究，认真检视这本《新月》、《诗刊》等之外的新月社刊的，将必会有更深的体认。
　　最后不妨说句笑话，以往我一直将《声色》诩为天下孤本，无奈前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李欧梵教授莅敝寒斋柘园看书聊天，他见到《声色》立即全本拷贝而去，如今则孤本不孤也。
　　郁郁青山芃芃浅草——无名文艺社的《无名文艺》
　　旅港作家刘以鬯在他的近作《看树看林》（香港书画屋图书公司，1982年4 月初版）中写了一篇《叶紫与“无名文学会”》，亲切地回忆了自己少年时代参加“无名文学会”（应为“无名文艺社”——笔者）的往事，述及了该社的机关刊物——《无名文艺》。刘先生对自己早年身历其间的社团十分怀念，认为“这个团体的重要性，不应忽视”。诚如斯言，从现代文学史的角度考察，这一文学社团的地位作用应予重视；而它的刊物《无名文艺》，在中国文学期刊史上也应给予应有的注意。
　　叶紫主持的无名文艺社曾先后出过两种均署“无名文艺”的刊物，一种是旬刊，一种是月刊，皆出版于1933 年度。
　　《无名文艺旬刊》于1933 年2 月5 日创刊，三十二开本，篇幅仅有二十页，封面了无装饰，上端惟叶紫手绘“无名文艺”四个中空美术字，下端即为目录。创刊号首页刊发了叶紫署名“叶子”所写的《从这庞杂的文坛说到我们这刊物》，这不啻是《无名文艺旬刊》的发刊辞，也堪当无名文艺社的宣言。它阐明了社名的由来：“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无名’，所以叫它个‘无名社’”，昭告本社团创立的鹄的是企图构筑一座“为大众而奋斗的营阵”，从而同心同德地“用自己的力量来开拓一条新的文艺之路”。同时，也鲜明地表露了归依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大纛之下的立场，强调“新的文艺之路”
　　应该“完全是大众的”，亦即赋有“大众的内容，大众的情绪，一直到大众的技术”。最后，挥臂号召：“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团结起来，冲到时代的核心中去，开拓一条光明灿烂的出路！”叶紫执笔的这篇文章，充分表示了以叶紫为中心的一群文学青年渴求投身革命文学运动的热情，而他们决心遵循与追随的正是革命文学运动的指挥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所开拓的路线。
　　创刊号所披载的创作稿有小说《吠声》（汪雪湄）、《梦里的挣扎》（陈企霞），诗《前夜》（陈亢摩）、《我是一只小羊》（萍生），散文《疯了的人》（李梨）、《姊姊》（盛马良）等，以及一之译的巴比塞作短篇《复活》。其中颇可注意的是《吠声》，它通过一对热血青年的牺牲，揭露与指控了新军阀叛变革命后所实施的浓重的白色恐怖。作者悲愤之情溢于言表，对前驱者表示了悼念与钦仰：“曙光在望，他们将这光明的世界赠给了未来的人们……”。
　　第二期于1933 年2 月15 日出版，开本、篇幅均同前期，刊发有岛西（彭家煌）的论文《文学与大众》，另外有小说《三日间》（雨沫），诗《蠢真蠢莫过于我》（雪湄）、《声色依然》（惠月仙）、《给》（宗廉），以及珍颖译的弗鲁达作《绝命书》。
　　彭家煌的论文《文学与大众》由“大众在哪儿？”、“大众文学在哪里？”、“大众不需要文学吗？”等三部分组成，逐层阐发了文学大众化所必须注意的问题，认为“从事大众文学的人们，应该明了大众在那里？怎样去建设大众文学？而尤要注意的是怎样使文学为大众所需要？文学与大众密切的联系起来，便成功推进人类到幸福之路的一种力量。”作者鼓动无名文艺社的同仁乃至所有“从事大众文学者们”，处此危难之处，要不顾艰苦和毁誉功利，脚踏实地的去努力工作，“为文学去唤醒大众，为大众去创造文学”。彭家煌自己正是这样做的，可惜在贫病与牢狱的夹击下，这位严谨而勤奋的作家不久即被黑暗吞噬了。
　　本期发表的小说《三日间》，作者雨沫，我疑系叶紫的又一笔名（谐音余家最末的孩子），曾就此面询过叶紫夫人汤咏兰，她不能肯定，但认为可能性甚大。即就作品本身来看，其主题、题材、风格与叶紫以后的同类作品颇为相似。故事写的是南方某镇一度为工农红军占领，旋又被白军攻克的三日间发生的剧变，红军“为着所有穷苦的人们过着舒适的生活”而分田分地、济贫救苦，白军则大肆屠戮、残杀无辜，从而形成强烈的对比。
　　《无名文艺旬刊》在当时的文学界影响不是很大，然而却获取了许多追求光明的文学青年的共鸣。
　　《无名文艺月刊》创刊号出版于1933 年6 月1 日，编辑人署叶紫、陈企霞，出版者为无名文艺社，开本十六，篇幅一百二十页，与当时的大型文学刊物《文学》、《现代》相仿佛。封面系叶紫设计，红黑色调相间，复羼以翠绿，整个画面凝重而大方，显示了这位曾就学于华中美术学校的作家的艺术才华。
　　创刊号辟有“创作小说”、“翻译小说”、“诗”、“童话”、“小品”、“书评”等栏目，后附有编者叶紫所作《编辑日记》。“创作小说”部分内容丰实，篇幅约占刊物的三分之二，其中有叶紫的《丰收》、黑婴（张又君）的《没有爸爸》、岛西（彭家煌）的《垃圾》、刘锡公的《巷战》及汪雪湄的《雁》。
　　叶紫在《编辑日记》中对编入本期的小说创作都进行了简约的评述，如对岛西的《垃圾》写道：“描写的细致沉痛，词句的隽永诙谐，真使我为它感动不少。作者在这里大声的喊出了中国下级军官和兵士们的苦痛，这是一篇如何生动的作品啊。”彭家煌（岛西）系叶紫的同乡，又是曾一同坐监的难友，他们之间的同志情谊是诚笃而亲密的；彭于1934 年春不幸病逝，叶紫在《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上发表了《忆家煌》，表示了深切的痛惜与悼念。
　　同期还发表了白兮（钟望阳）的童话《雪人》，叶紫在《编辑日记》中评析道：“我和企霞都觉得这篇作品的意义是伟大极了，在过去中国文坛上还没有看见过这样好意义的童话。虽然技巧并不十分新奇，然而，在描写方面也另有他的独到处。”这不无溢美的评价对于作者当是一种鞭策与鼓励，白兮日后成为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也许与此有若干因由罢。
　　据白兮回忆，当《无名文艺月刊》创刊号问世之后，他即通过朋友捎信给鲁迅先生，并附《无名文艺月刊》一本（《鲁迅日记》1933 年6 月5 日条记有：“午后得白兮信并《无名文艺月刊》一本。”）信的内容主要是请求鲁迅先生给刊物写稿。鲁迅于6 月10 日复信，大意说很赞赏《无名文艺月刊》，但表示不能为它写稿，因为这会被国民党当局豢养的文化特务侦嗅出来，从而遭致刊物的夭折；并在信中引述了一句中国古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给无名文艺社以勉慰与期许。白兮为此曾甚为感动地追忆道：“这句本来就蕴含哲理，又被先生赋予革命内容的话，数十年来一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心中的碑铭》）另外，叶紫通过其他渠道也给鲁迅奉呈了《无名文艺月刊》，如今在鲁迅藏书中仍保存了这份刊物，其刊名页有钢笔题字：“鲁迅先生指正叶子陈企霞敬赠一九三三，六，一”。以上均说明了鲁迅对新生的革命文学幼芽充满着深挚的爱。
　　左翼文艺运动领导人之一的茅盾，在《无名文艺月刊》创刊号出版不久，即在《文学》上发表评论，热情推重道：“《无名文艺月刊》的一群青年作家有很大的前途，我们虔诚地盼望他们继续努力。”他尤其激赏叶紫的《丰收》，认为“这是一篇精心结构的佳作”；其次喜欢汪雪湄的《雁》，欣赏其“主人公桂生的性格描写”；对于岛西的《垃圾》从侧面暴露军营生活的黑暗，感到“写来也还细腻”……。凡此种种，皆流露了一位前辈作家关心爱护新生力量的拳拳心意。
　　《无名文艺月刊》只出版了一期就因为续出经费无着而停刊。
　　无名文艺社及其主持的刊物存在的时间虽不长，然而却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进程中留下了深深的轨迹。与此有关的作家叶紫、陈企霞、彭家煌、黑婴、钟望阳、刘以鬯、韩尚义、汪雪湄等，在此后的岁月中，都为建设与壮大中国的进步文化贡献了智慧与力量，由茸茸细草成长为齐云乔木；有的即使英年夭逝，但他们的姓氏与作品也将毫无愧色的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册。
　　1989年10月5日
　　叶紫逝世五十周年祭]
　　木艺新花南国奇葩——《现代版画》
　　我珍藏着一册《现代版画》，它是我国新兴木刻运动先行者之一新波同志所赠。
　　《现代版画》是现代版画会的机关刊物，1934 年12 月创刊于广州。它的出世，与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奠基者——鲁迅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首先得从现代版画会的创立谈起。
　　现代版画会的全称是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1934 年6 月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成立。发起人为当时在该校任教的青年版画家李桦。最初的成员有赖少麒、张影、唐英伟、陈仲纲、刘光宪、刘仑等二十七人，大多是广州市立美术学校西画系二年级的进步学生，也有部分是该校其他系科的进步学生及校外爱好美术的进步青年。后来会员陆续有所增加，最多时达三十余名。现代版画会的负责人李桦及骨干成员赖少麒、唐英伟、张影等人，与在上海的鲁迅先生建立了通讯联系，不时求教，鲁迅先生总是及时地具体地答复。例如他在1934 年12 月18 日给李桦的第一封信中，就对这位素昧平生的木刻青年既有严肃的告诫：“木刻确已得到客观的支持，但这时候，就要严防它的堕落和衰退，尤其是蛀虫，它能使木刻的趣味降低，如新剧之变为开玩笑的‘文明戏’一样”；也有热情的祝愿：“我深希望先生们的团体，成为支柱和发展版画之中心”；并且提出，为了推动中国的新兴美术运动，必须创办有作品观摩与理论切磋的全国性美术杂志：“论理，以中国之大，是该有一种（至少）正正堂堂的美术杂志，一面绍介外国作品，一面绍介国内艺术的发展的，但我们没有。”李桦后来在回忆这封终生难忘的信时写道：“这封信使一个摸索着前进的木刻作者立刻打开了眼界，看到了前途，有了信心和力量，更使他觉得身上已负担着一个重大的责任。我就是这样从鲁迅先生的关怀，指导和鼓舞中吸取了前进力量的。”①于是，现代版画会起初以发起人李桦的名义，在广州的《市民日报》上编了一个《木刻周刊》；而后，自1934 年12 月开始，遵照鲁迅先生所提出的“该有一种（至少）正正堂堂的美术杂志”的建议，创办了会刊《现代版画》。创刊号所刊作品的作者有：李桦、唐英伟、刘光宪、潘学昭、胡其藻、陈仲纲、司徒奏、刘憬辉、潘成业、赖少麒、杨长业、张世光、区旭溨、张影、李烂荣、林世忠、李同和等，几乎现代版画会的所有成员都为创刊号提供了创作。我所见到的《现代版画》第一集系上海鲁迅纪念馆保存的鲁迅遗物，封面上有钢笔书写的：“给豫才先生纪念李桦廿三·十二·十七”。刊名“现代版画”自右至左横排，中央部位印有一个圆形的木刻图案，画中绘有两人朝初升的旭日奔驰，可能是表达同人对光明的憧憬吧！下标“第一集”，并署有“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出版”与“1934”的字样。
　　1977 年仲夏，我在北京沙滩西屋书室的寓所访问了年已古稀的李桦先生，承他见告了有关《现代版画》的编印情况。第一集是以木刻原版上机印刷，共印五百册，印制效果不甚理想，鲁迅于1935 年1 月4 日致李桦信中曾指出：“《现代版画》……选择内容且作别论，纸的光滑，墨的多油，就毁损作品的好处不少，创作木刻虽是版画，仍须作者自印，佳处这才全备，一经机器的处理，和原作会大不同的，况且中国的印刷术，又这样的不进步。”
　　① 《鼓舞着我前进的一封信》，刊《美术》1958 年第十期。
　　遵照鲁迅的指导，版画会同人决定以后改为手印，以保持创作木刻的韵味。
　　据木刻原版手拓的《现代版画》第二集，于1935 年2 月1 日出版，印数五十本；以后逐期俱为手印，每集印制五十、六十、八十本不等，最多一百本。
　　《现代版画》在鲁迅的关切下，自1934 年12 月至1936 年五月共出十八集，初为半月刊，第十一集起改为月刊。每集刊载作者手拓版画原作十二幅至十五幅不等，其中不少是专号与特辑，有风景静物专号（第二集），新春风俗专号（第四集），广州生活专号（第五集），民间风俗专号（第八集），藏书票特辑（第九集），第二回半年展纪念专号（第十集），贺年片特辑（第十一集），反帝专号（第十七集）等。
　　这些集子里的作品，充分显示了处于重压之下的新兴木刻的顽强生命力，其内容的坚实、风格的多样，甚得鲁迅的好评。在收到李桦寄来的最初的几集后，鲁迅在1935 年3 月9 日的复信中写道：“内容以至装订，无不优美，欣赏之后，真是感谢得很。”他推荐给内山书店代售，还准备寄给苏联的木刻家及美术评论家，以扩大影响。鲁迅在此后的通信中，对《现代版画》提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与建议：在思想内容方面，要警惕“小资产阶级的气分太重”，“但要消除此气分，必先改变这意识，这须由经验，观察，思索而来，非空言所能转变，如果硬装前进，其实比直抒他所固有的情绪还要坏”；关于艺术修养，强调“木刻是一种作某用的工具”，但是“它是艺术”，告诫青年木刻家不要“蔑视技术”，不能“缺少基础工夫”；至于题材，则认为“范围太狭”，应该拓展、“变革”，即使刻静物吧，也可以刻“枪刀锄斧”、“草根树皮”，使它们具有“和古之静物”“大不相同”的神采，揭示它们的社会意义；还具体举出《现代版画》的缺点，如作品“选得欠精”（以上均见1935 年6 月16 日致李桦信）。鲁迅在写给现代版画会其他成员的信中也备多勉励，如1935 年6 月29 日致赖少麒笺云：“太伟大的变动，我们会无力表现的，不过这也无须悲观，我们即使不能表现他的全盘，我们可以表现它的一角……”同日致唐英伟笺，阐明木刻的任务在于“助成奋斗，向上，美化的诸种行动”；新发现的1935 年1 月18 夜致张影笺，在指出青年艺术学徒在修养与技艺方面的不足以后，热情地鼓励道：“……在学习的途中，这些是并不要紧的，只要不放手，我知道一定进步起来”①。鲁迅热望木刻青年在思想、艺术上都健康成长的精诚，在书简中在在显现出来。
　　在鲁迅的哺育与指导下，《现代版画》所刊发的若干作品，在中国现代木刻史上也留下了明显的印痕。例如，新波师贻我的第十四集载有李桦的木刻画《怒吼罢，中国！》，它以有力的刀法刻画了一个被蒙目缚身的巨人形象，象征中华民族的觉醒与奋起——他那搏跳的挣扎，已颤动到指头与脚踵；他那高亢的呐喊，震醒了人们的酣梦与沉迷；他攫取武器的意志，以及浑然焕发的“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无不促人深思：是置身刀俎之上任人宰割呢？还是挣脱镣铐奋起抗争？两者必居其一，后者才是生路！随着民族危机的日趋严重，《现代版画》上这类作品的反帝救亡主题得到了深化。例如第十七集“反帝专号”上李桦的另一幅木刻《前进曲》，采用诗画相辅的诗传单形式，上图为手执“打倒帝国主义”大纛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后有浩浩荡荡的反帝大军；下文中的诗这样写道：① 刊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动态》第五期，1980 年10 月10 日出版。
　　我们头上架着帝国主义的刀枪，手脚给汉奸们绊住了！
　　可恨自家人做刽子手！
　　甘心亡国屈膝帝国主义的铁蹄下！
　　前进！前进！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罢！
　　画面上的擎旗手在振臂疾呼，必将召唤更多的爱国者投入反帝救国的大军！又如第十五集“贺年片特辑”中，有刘仑的作品《恐怖的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它以黑白木刻特具的遒劲刀触，刻划了侵略者烧杀淫掠的罪行，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已经成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屠场，悲愤郁怒之情溢于纸面。
　　在艺术方面，《现代版画》注意民族风格的探索；因为鲁迅在论及木刻艺术时，屡屡强调“艺术上是要地方色彩的”（参见1933 年12 月19 日致何白涛函），认为“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参见1934 年4 月19 日致陈烟桥函），希望木刻青年继承民族艺术传统：“中国古时候的木刻，对于现在也许有可采用之点”（参见1935 年4 月4日致李桦函）。在《现代版画》的第四集“新春风俗专号”和第八集“民间风俗专号”中的作品，广泛采取中国传统版画以及民间木版年画的艺术表现形式，讲究形象的丰满，线条的流畅，布局的密实，场景的热闹，并赋有装饰性。第九集“藏书票特辑”，则继承中国固有的画像石、肖形印等简约生动的象征手法，也借鉴了日本以及西欧的藏书票的若干表现手法，呈现出玲珑透剔的风姿。第十五集“贺年片特辑”，采用中国传统木刻艺术的笺纸形式，表现了东方的美的力量。
　　《现代版画》的装帧也别具匠心。以中国古代典籍书面常用的磁青纸或朱红纸作封面，以佛山特产的图案标致、色彩艳丽的民间木版花作环衬，以称作“玉扣纸”的土制竹纸做贴木刻画的书页，尤其是衬页的形式多样，色彩缤纷。如第六集环衬用红底蓝白相交的民间图案作装饰，第十期环衬系黑底白纹的类似民间蜡染蓝印花布纹图案。我所藏的第十四期环衬是黑底白纹，饰以民间传统的龙凤呈祥图案。这些佛山传统木版花纸，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美学修养，赋予《现代版画》一种妩媚、质朴的特色。
　　1936 年，现代版画会为配合第二届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的展出，又创办了一种图文并茂的版画杂志——《木刻界》，系锌版铅印，每期发行五百份。
　　鲁迅在1936 年3 月23 日致唐英伟的信中称赞：“……《木刻界》的出版，是极有意义的。”但由于反动当局的戕害，同年7 月被勒令查禁，仅出版了四期。与此同时，现代版画会还曾协助民众教育馆出版过《民众画报》的木刻画期刊，也只出了三期便被迫中止。此外，现代版画会还出版了手拓或机印的会员个人版画集或合作版画集。其中有：李桦的《春郊小景》、《一九三四年即景》、《罗浮集》、《李桦版画集》，连环木刻《黎明》；赖少麒的《诗与版画》、《自祭曲》、《赖少麒木刻集》；胡其藻的连环木刻《一个平凡的故事》、《胡其藻版画集》；唐英伟的《青空集》、《藏书票集》；还有《张影版画集》、《刘宪版画集》、《潘业版画集》、《陈仲纲版画集》、《梅长业、张憬辉版画合集》、《黄功荣、张在民版画合集》等。
　　现代版画会在鲁迅的培育下，犹如一簇绽放在南中国的木艺新花，成为我国新兴木刻运动的一支劲旅；《现代版画》等版画集铭记着他们的战绩，保存了这枝南国奇葩的丰硕果实。在上海鲁迅纪念馆所存的鲁迅遗物中，全套十八集《现代版画》至今完好地收藏着，显现了鲁迅对木刻新军的眷爱。
　　中国最早的儿童报纸——《童子世界》
　　因颇留心于搜集儿童文学史料，甚想了解中国近代最早的儿童刊物、报纸的情况，但因这方面资料的零落，久久未能如愿。后偶然在《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中华书局，1939 年8 月初版）中读到柳亚子写的《关于〈童子世界〉》，中谓《童子世界》是清末上海革命组织爱国学社所创办的儿童报纸，创刊于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九日（1903 年4 月6 日），“我自己是在爱国学社当过学生的，而且时间正在《童子世界》第三十二期出版的时候，……”
　　最后还说及这一革命史料在当时已很难见到了。我为寻到有关最早的儿童报纸的线索而兴奋，但又为史料的湮没而沮丧（因为柳文写于1936 年，当时已找不到该报，更何况已过半个世纪的现在）。感谢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的朋友，在他们的热心关切下，我不仅见到了《童子世界》的风采，而且得睹了它的全帙。
　　吴玉章在《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回忆》中说到：“爱国学社设在上
　　海，为蔡元培、章太炎等人所主办，是当时国内最重要的一个爱国团体，那里聚集了不少的革命青年。”（《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11 月出版）有关爱国学社的性质，于此可见一斑；至于它的沿革始末，许多涉及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史都有记载。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蔡元培、蒋智由等组成中国教育会，蔡任会长。同年，上海南洋公学第五班学生因抗议校方禁议时政而退学，中国教育会接受退学学生的要求，为其设立爱国学社，南京陆师学堂的退学青年亦来沪加入。学社由蔡元培、章炳麟、吴敬恒等义务授课，学务由学生联合会自治。次年创刊《童子世界》（顺便说一句，新版《辞海》“爱国学社”条曰：“次年编刊《学生世界》，有误。）及为《苏报》撰稿，并在张园开会演说，宣传革命，倡言排满。随即还成立了军国民教育会，提出了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的宗旨。与此同时，邹容自日本归国，寄居社中，发刊《革命军》小册子，更为清政府所注意。
　　爱国学社的成员有贝寿同、穆湘瑶、胡敦复、章士钊、林蛎等五十余人，均十分活跃。据有关文献记述他们“鼓吹革命，言论激烈。于是革命潮流震荡东南，而益为清吏所注意”。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阴历五月初六日，上海《苏报》以指斥戴麟被清廷封闭，并捕去章炳麟、邹容等，爱国学社遂被解散。但其成员并未星散，而是奔赴日本等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不少成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坚分子。
　　《童子世界》创刊号（ 1903 年4 月6 日）系油光纸石印，第一版绘有象征性图案：一童子执龙旗骑于猛狮背上作腾跃状，天幕上镌有“童子世界”四字。其《告白》云：“本报日出一纸，用石印大宇，间以图画”。后至第二十二号（1903 年4 月28 日）改为双日刊。自第三十一号（1903 年5 月27日）改为旬刊，“改用上等洁白厚韧洋纸，铅字排印，洋式装订”（《改版启事》），其封面左上角绘一钟，右下角画一圈人各执乐器而歌，中书“铸自由钟”四字。关于封面画的涵意，本号中的论说《铸自由钟》（忆琴）中有所阐释：“……大之可以御外，小之可以革命，驯使脱离****。自由钟震长衢，快哉快哉，童子童子，钟铸矣，新中国其庶几成立矣，‘以军国民铸自由钟’，我童子其谨志之勉为之，毋让美人独步也。”现所见之最后一期为第三十三号，出版于1903 年6 月16 日，即癸卯五月二十一日，其时《苏报》案业已爆发，恐怕亦遭到清廷封禁的厄运了。关于《童子世界》发刊的契机，见于《论〈童子世界〉之缘起并办法》（刊第八号，1903 年4 月13日出版）：
　　……我想中国之病，在乎闭塞；对病发药，在乎交通；交通之道，在乎报章。于是同人集议倡办斯报，欲以世界之重担，共肩一分，即定名为《童子世界》。赞成诸君提议办法，有谓旬报者，有倡礼拜报者，有倡日报者，有以日报为期之接住，不得稍松，为难事者。同人爰亦倡一说曰：“此报定名曰：《童子世界》，宜顺童子之性情。字多而期远，一则盼切甚苦，一则长篇取厌，不如日报之按日而文短，有鼓舞而无厌倦之为得也。”赞成诸君曰：“尔曹以童子知童子，较我辈更意切，决如此可矣。”于是，遂定日出一纸云。
　　石印版《童子世界》（自第一号至第卅号）辟有以下“门类”——论说，历史，地理，小说，传记，故事，格致，化学，演说，箴言，新闻，游戏，歌词，专件，笑话，学界风潮，介绍新刊等。坚持“以童子导童子”的原则，竭力使该报从内容到形式都能为“蒙学生”所接受，并于《改良告白》中申明：“今定报中除论说外，一律编成官话，务求浅近，益合于童子之程度，由渐而进。”改版之后的《童子世界》（自第三十一期始），更强调了该报的宗旨：“故本报以爱国之思想曲述将来的凄苦，呕吾心血而养成夫童子之自爱爱国之精神”。公开表白：因“中华将陆沉矣”，“故也本报议论遂多激烈而少平和”。本其“广输文明，荫养国魂”的目的，“门类”又有所拓展，增加了学说（“述中西各名儒之浅近学说”），时局（“论中外重要事故以为国民当头棒喝’），以及评论、谈丛、杂俎、文苑等十数种。更复申述：“本报之文字多合于童子之程度，妇孺皆可卒读。”
　　因为《童子世界》是一旨在宣传革命的报纸，所以它的“论说”栏的政论写得十分泼辣，立论鲜明，措词亢烈，如创刊号首版之《论童子世界》（钱瑞香），开宗明义地阐发了：“中国之人，莫不曰国将亡矣。国将亡矣，不闻有一人能兴之也，吾谓此责任尽在吾童子。……然兴中国者，非十余岁之童子所能为也，必先求学问，学问既成，然后为之，何忧乎。然则二十世纪中国之存亡，实系于吾童子之手矣。则虽谓二十世纪之世界为吾童子之世界也亦宜。”其论说皆就“爱国”（反侵略）、“排满”（反****）两个主题作了毫无顾忌的滔滔雄辩。其中有的警醒国人，告以祖国沦亡之势危如累卵：“诸君知今日中国之危亡有刻不容俟之势乎，东三省已入俄人之握，广西省又为法人所垂涎，岩石垂危，伏弩渐发……呜呼，中国存亡悬诸吾童子之掌上，诸君之前途为牛马为奴隶为英雄惟在自取！”（第二十八号：《敬告同志者》）有的则振臂狂呼，揭露封建统治者的颟顸、昏庸与卖国：“我们祖国已经糟的不象个样子，你道是不是那些国贼民贼弄坏的，看现在的情形，他们处处同我们为难，同我们作对，拍外国人的马屁，东边割了一块地皮，西边送了十万银子，穷是穷了，亡是差不多了，我们还不要骂他恨他么？！”
　　（第九号：《爱国》）有的则直言不讳，呼吁儿童矢志于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吾辈行年方幼，趁此好光阴，努力向学，抱定宗旨，不稍苟移，夫然后而革命，而流血，脱奴隶之厄，造自由之邦，靡不济矣！少年乎童子乎，勉之哉。”（第五号：《论童子为二十世纪中国之主人翁》）有的则慷慨陈词，指斥清王朝君臣为祸国殃民的蟊贼：“而吾国何如乎，新机窒而新智扃，有欲牖而导之者反为顽固党所指骂，致令吾祖国不克振起，吾百姓长居政府压制之下。呜呼！顽固党何其固执不通也，固执不能之人，灭中国之人也；灭中国之人，吾党可操刀而刃之者也。试为之，顽固党死而中国不兴，吾滋不信矣。”（第二十号：《论顽固党》）有的则阐扬主义，强调封建****制度势将被取代的必然：“二十世纪之时代为民族主义普及世界之时代，夫人而知之矣，然欲达民族之主义，必先革****之政体。”（第三十三号：《家族改革论》）有的则更旗帜鲜明，公开号召起而推翻腐朽已极的清王朝：“我们四万万人把全国人民的性命交付给那个皇帝，那些大人阁相；这些混帐东西，把我们交付给他的性命儿都奉送外国人了。这些毛人财运是没有望了，死期要到了，请你们快儿起来救自己的性命，断送这些混帐东西罢。”（第二十一号：《爱国》）以上这些鼓吹“犯上作乱”的革命言论，显示了这一儿童报纸不凡的倾向与特色，而它表露出的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开创了中国儿童报刊的“树中国未树之帜，造中国未造之时”的甘当革命马前卒的优良传统。
　　《童子世界》也很侧重于刊发文艺作品，而这些作品也饱孕着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内容，并尽力寓于儿童所喜闻乐见的形式之中。例如在《本报告白》中关于“小说”类注云：“或译，或著，或用章回体，或用词曲体，赏心悦目，令阅者爱，不忍释手。”其实，不仅小说如此，其他方面都是朝上述方向努力的。小说有三：《俄皇宫中之人鬼》、《陆治斯南极探险记》及《鱼丽水冒险记》，前者转载自《新小说》，二者转载自《浙江潮》，后者似系本社成员创作，惜未完。以上诸篇儿童文学的特点均不显著，较为活泼可观的倒是另一种体裁——“笑话”，大都取材现社会，抉其一人一事，予以铺张扬厉，颇能切中时弊，前后楬橥报尾有《某公子》、《打野鸡》、《老学究训蒙童》、《梦见周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粪将安求》、《好诗》、《吃白饭者》、《老鼠屎》等，于嬉笑怒骂之中鞭笞腐恶，如《某公子》篇讽刺一“八股专家”，自诩学识渊博，而不识《东洋文明史》为何物，竟破读为“东洋文，明史”。这篇“笑话”实际上是抨击清政府以八股取士的制度，其创作意图是相当大胆的。又如《好诗》篇则更不客气地点了清廷大员王郁庄太守的名，生动地记述了当王在任三江学务总提调时擅作威福，勒令学生见之必须叩头打拱，口称大人，否则开除；而却有学生敢于蔑视他，就是要摸老虎屁股，不仅当面揶揄这个不学无术的官僚，而且作诗剥露了他假充斯文的丑态。
　　传统的文学样式如旧体诗词之类，也被《童子世界》藉以宣传革命思想，例如《招魂篇》（刊第三十号，1903 年5 月14 日出版）仿骚体笔走龙蛇地写道：
　　……呜呼，魂丧千年，国亡百世，行尸累累，鬼脉奄奄。人有恒言，否极泰来，果如是矣，魂胡不归。爰作招魂之歌曰：魂一去而千载兮，如黄鹤之高翔；嗟同胞之垂毙兮，俨傀儡之满场；民贼肆其殄虐兮，仍尊之为帝王；精神从此耗尽兮，一措念而神伤；世界沉沉而寂寂兮，唏太虚之苍茫。魂归来兮，归来兮，为吾祖国吾民族放一线之耿光。
　　作者本着“广输文明，荫养国魂”的宗旨，热切地召唤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战斗精神的再现与高扬，激励新生一代为“或兴祖国，或挽亡灭，或救倒悬”而立志，为夺取与实现“民主”而奋斗。
　　又如《帝王家》更明白写道：
　　山河公共器，羡废子传贤陶唐妙理。禹汤错算计，把国民公产，儿孙私据，千祀万禩，淘多少枭雄闲气，到如今故纸纷纷，何限秦头汉尾。
　　对封建****制度的声讨，在这阕词中表现得十分犀利有力，其中彰明“山河公共器”是对封建皇权“家天下”的否定。类此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大逆不道”之言，在该报的作品中比比皆是，如同样议论：“国者公共之器，非一人所得私者”（第二十一号：《读曹君梁厦致同里李某书》），甚至更明白揭示：“中国之土地数千年来民贼据以为私产者也”，进而诱导曰：“然则今日之患在于不能使同胞咸知国即为我之国耳，苟知以国为祖国矣，要知我辈他日不竞树‘祈战死’之旗帜于黄河扬子江之南北耶。欲得善果，先造善因，造此善因之责任，又将谁属耶，望太虚兮苍苍，盼神州兮茫茫，吾于此不得不有望乎吾党之童子。”（第二十三号：《论中国民族无尚武精神之原因》）还有则翘首企望儿童肩负起复兴国家民族的民主革命大业：“呜呼，吾童子，吾童子，速振精神，以求复我祖业，还我公产，毋复沉沉在梦也；彼老大者，吾复何望焉。”（第二十七号：《论中国是谁之中国》）当时在国内，像这样顽强、执着、明了地宣传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报刊，能如《童子世界》者，也是并不多见的。
　　民间文艺的旧形式中贯注新内容，一时在晚清的革命派报刊中蔚为风气，歌谣与拟歌谣体十分风行，《童子世界》在这方面也不例外。先后刊载的歌谣体诗有《十八省祖国歌》、《新编湘江郎》、《少年歌》等。试录《新编湘江郎》之末一节以窥一斑：
　　五更里报晓鸡鸣，这一声，唤醒大家。大家醒醒，我们中国好似分呀分的瓜。叫大家，快去抗他。众听了悲愤胸怀，路休认差，全国的土地忍听瘟呀瘟官送。
　　其他体裁的选择与运用，也都力示有裨于革命思想的传播。例如《箴言》（刊第四号，1903 年4 月9 日出版）一栏，就披露了以下一则：法兰西为欧洲文明之母，其谚语皆有精神，录之以告吾国民知焉：
　　“自由如面包，不可一日缺！”
　　这里所倡导的“自由”，当然是与当时身受的“****”相对而言，而当年的少年读者看了，必然会产生异常深切的体会。
　　又如“纪事”栏所刊之《游龙华寺记》（连载于第十二、十五、十六及十九诸号），迥异于一般的游记文字，其中常夹叙夹议地抒发反侵略反****的言论，象其中一段写到：“有六千中国人尽被俄罗斯赶到黑龙江，如鸭子一般尽淹死在黑龙江中，这桩事却是没有几年，你们大约没有忘记。”提醒国人不要轻易忘却沙皇俄国侵略者欠中国人民的一笔血债！
　　即使是“历史”、“地理”等知识性栏目，也尽量借机晓以大义，例如在《印度灭亡史》（刊第四号，1903 年4 月9 日出版）中告诫道：“还有中国人民亦是如印度一样的，恐怕将做第二个印度了。噫！你们想一想，可怕不可怕！所以我把印度灭亡的缘故，讲给你们听听，教你们警戒警戒。”将他民族沦亡的覆辙展示给国人，当然可以起到针砭警醒的功效。又如在《说地理不可不讲究的缘故》（刊第一、二号，1903 年4 月6、7 日出版）中，在叙述了祖国版图辽阔、物产丰饶等情况之后，就申述了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人民才是国家的主宰，“因为前辈都放弃了主人的责任，所以主人的权利已经失完，现在要靠着我等幼童，去夺回这个主权来。”如此言简意赅的措词，读者定会始则心领神会，次则身体力行。
　　此外，《童子世界》中的若干“纪事”，均赋有文献意义，如第三十二号（1903 年6 月6 日出版）上之“纪事”一则云：“四月二十八日，中国教育会开四月月会于张园之安垲第，会员到者约百余。午后二时，鸣号开会。……
　　四时，议事毕，举行演说，吴君稚晖歌新编《上海码头》一曲，邹君慰丹论改革中国现时大势。五时，鸣号散会。”邹慰丹即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叱咤风云的烈士邹容，当时他即寄居于爱国学社之内，又在学社所编印的刊物上留下他革命活动的鸿爪，这当然是有纪念意义的事。又如在终刊号即第三十三号（1903 年6 月16 日出版）的“记事”中有一则云：“北京大学堂学生结立秘密社，欲联络海内外同志，以谋革命。机事不密，为那拉氏所闻，立召满洲某亲王于颐和园，令其查办。学生数人被执，慷慨自如，毫无卑屈之色，是诚勇。”我想，这可能是有关我国学生运动最早的记录之一，故录存之。
　　总之，《童子世界》作为中国第一份儿童报纸（而且是日报），又曾作为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派重要的舆论工具之一，是不应该被湮没无闻或冷淡忘却的。它的编者、作者与读者，其中许多人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发挥了作用，贡献了力量，如今绝大多数成了古人，历史也不会轻易将他们忘却的。今天的儿童文学工作者，展示差不多八十年之前的这份儿童报纸，看到那些年轻的编者、作者（有的本身就是“童子”）在斧钺之前仍毫不畏缩地顽强宣扬真理的境况，也许可以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
　　1981年6月1日

《胡从经书话》 上 姜德明 主编 胡从经 选编

《胡从经书话》　上　姜德明主编胡从经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