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书话》 钱谷融 主编 印永清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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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书话
主编 钱谷融
印永清 辑
浙江人民出版社
●编者叙意
二十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围绕着上古史问题，产生过一场聚讼激烈、影响深广的学术争论。这场争论的核心在于如何辨别现存的有关古史资料的真伪及以此为基础的中国古史观，挑起这场争论的主要人物，则是后来被称为“疑古史学”代表的顾颉刚。这场争论的文章及以后相关的研究论文，也由顾颉刚等主编收入《古史辨》各册中，成为现代中国史学研究中的最重要文献之一。
顾颉刚，一八九三年出生于江苏苏州市，一九八○年去世于北京。他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是中国现代成就最为卓越的一位史学家。关于顾氏早年的求学和治学经历，他在《古史辨》的第一册《自序》中有过详尽叙述。一般来说，顾颉刚的学术生涯始于一九二○年毕业后的留任北大教职时期，但从现存的顾颉刚的读书笔记来看，大约在二十岁时，他已显示出日后成为一位学者的选择取向（《寒假读书记》，一九一四）。
除了早期任教于北京大学外，顾颉刚在抗战前还先后执教于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和燕京大学等，以后又在云南大学、中央大学（重庆）和复旦大学等执教。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此外，他的重要的学术文化活动还有，创办了朴社、民俗学会、禹贡学会、边疆研究会、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等，主编过《古史辨》、《燕京学报》、《禹贡》半月刊、《边疆周刊》、《文史杂志》等多种学术刊物，在古籍整理方面，他主持过《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他的主要著作有《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史林杂识初编》、《尚书大诰今译》、《孟姜女故事演变》等等。终其一生，顾颉刚以“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成为古史研究特别是“古史辨学派”的代表人物，同时在历史地理、边疆地理、民俗学等研究领域，也有突出的贡献。此外，他还大力倡导通俗读物的整理、出版。顾颉刚的学术成果，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其显著的影响，广为学者所借鉴或认同。
在已出版的顾颉刚著作中，《史林杂识初编》实际上是在油印本笔记集《浪口村随笔》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可以说，读书笔记在顾颉刚的著述、治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据估计，顾氏一共写有约二百册笔记，计三四百万字。他生前曾有过整理并出版自己的读书笔记的计划（顾洪：《顾颉刚读书笔记》前言）。这一计划在他去世后的十年，即一九九○年，终获实现。
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了十卷本的《顾颉刚读书笔记》。
顾氏笔记的学术价值是多方面的。作为一代学术大师，他博涉约取，笔记内容多属籍海探珍、书林撷英，形式上虽似散金碎珠，但其味无穷。他曾说：“吾今有宏愿在：他日读书通博，必举一切附会一切影响皆揭破之，使无遁形，庶几为学术书籍人心世道之豸。”顾颉刚读书笔记的价值，是与这种读书、治学的动机分不开的。其次，读书笔记贯穿了顾颉刚六十多年的学者生涯，它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还能从中体味到顾颉刚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细读这些笔记，不时会发现，作者的喜怒哀乐之情往往跃然纸上、溢于言表。读书、治学真正成为这一代学者的生命存在方式。即使是在病中，顾颉刚还说：“特予读书已成痼癖，非此不愉，而笔记则犹行云流水，随笔书写，异于为文之集中精神。苟并此而不为，我之为人不将如行尸走肉者几希矣。”读书笔记，在顾颉刚不啻是一种生命节律的跳动，是一种文化性格的展示。
顾颉刚之勤于笔记，与他对这种文体形式所包含的中华文化内蕴的理解也有关系；同时，从这一角度又可以使我们加深对顾氏笔记本身价值的认识。
他这样说：“予惟民族形式，此世所尚，亭林之书岂伊自为，亦承梦溪、容斋之绪也。是固我国文体之一种，证据欲丰而辞句欲简，脱不废整理古史、古籍之业者，其体实终古而长存。予之书苟能步武亭林，于愿足矣。”由此可见顾颉刚读书笔记的取法之高，旨趣之深且远。说到底，唯有以中华文化的承传光大自负者，才有可能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于学问之道而不辍。
本书将顾颉刚的读书笔记选辑成为四辑，辑名乃编者所立。第一辑“读书记序”，专收顾氏各册读书笔记的自序文字，以见其一生的读书过程；第二辑“书林谈丛”，辑收有关书籍史识的各种话题；第三辑“书人书事”，主要是围绕人与书的关系，说人评书，与上辑专论书事各有侧重；第四辑“理书发微’，则以学理心得为主。总括以上四辑，或可一言以蔽之曰“读书的学问”。
除了分类辑选外，编者的工作主要是整理标点，尽可能改正误植、错漏的文字，使之更为规范化。但限于编者的学识水平，其间难免仍有不妥甚至错误之处，尚祈读者方家予以赐教，以便前贤著述的整理出版更臻完善，真正裨益于如今的世道人心。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系顾颉刚先生的读书札记，因此行文中，书名、篇名有用全称，而更多的往往用省称，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作《四库总目》、《四库提要》或《提要》；战国策》有作《国策》的；《竹书纪年》有作《纪年》的；《西厢记》有作《西厢》的；《三国演义》、《水浒传》有作《三国》、《水浒》的；《汉书·艺文志》有作《汉志》的；《史记》、《汉书》有作《史》、《汉》的；《淮南子》、《韩非子》有作《淮南》、《韩非》的；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写成《伪经考》；《古今图书集成》写作《图书集成》等。例多，不具举。为了尽可能保持顾先生读书札记的“原汁原味”，凡容易理解的，一般均仍其旧，不作改动。
也有不容易理解的，如阎若璩《潜邱■记》写作《■记》；俞正燮《癸巳类稿》、《癸巳存稿》写作《类稿》、《存稿》，为使行文明确，遂加字，改成《潜邱■记》、《癸巳类稿》等。
本书的辑选出版得到了顾潮女士的大力支持，谨此深表感谢。
编者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总序
钱谷融
称之为“书话”的一类文字，现在写的、读的和谈的人渐渐多起来了。
但是，如果要考究这种文体究竟起于何时，创于何人，或初见于何书，倒又没有一定之说。包括“书话”的名目，其始用和沿袭的源流，似乎同样的不甚明白。恐怕它与其他各种文体一样，是经过不短的历史而逐步形成的吧。
中国自古就有为书籍（藏书）写题跋的传统。题跋的形式一般都比较简短，内容则相应广泛，诸如版本、装帧以及购藏经过，读后的印象、心得之类，都有所涉及。甚至也有借题发挥地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社会风习发些议论的。可谓不拘一格，最为灵活自由。大凡爱书的人每得一种新书，在诵读赏玩之余，总不免要随手写上一些有关该书的话题。这种文字可能也就是后世所谓书话的发端。但较之于传统的题跋，现在的书话在写法上大多更侧重于对书的内容、义理的品评、阐发，这也是势所必然，因为传统题跋中的某些重要话题，如版本等，对于晚近新刊书籍来说，几乎已经无话可说了。
这从一个方面也可以说明，“书话”的文体和内容有其因时代不同而变化的特点。不过，作者的手眼和品性的高低，在书话中却是一目了然的。
书话看似学术中的小品，其实也是很难写好的。它首先要求作者有丰富的读书经验。读书不多，就无以鉴别书的品质优劣。勉强议论，往往无的放矢，不得要领，而这又与作者的学识有关。书话贵在体现作者独到的品书心得，不仅提供有关书的知识，而且也需研求学问，抒发一己之见。即使是对事实、材料的陈述，也能见出作者辨析、取舍的独出心裁。所以，书话中的高手，往往也就是学问上的大家。博约精审，同样可以作为书话作者的基本要求。此外，书话的行文虽无一定之规，但严格说来，也有相当的约束。立言有据，言简意赅，阐明书品，指示路径，这应该是书话的文体精神。空发议论，枝蔓无度，则是书话的大忌。书话自然也得有情趣，能使人从字里行间品味作者的性情，体会到读书的愉快。但这往往是由一词一句引人会心一笑，如果一味铺陈，专事抒情，即使文字颇为耐读，却也大失书话的旨趣了。
近代学者中，可称以“书话”名家者，有叶德辉、傅增湘、周作人等人，但更多的则是在专门著述之余，以题跋、序文、札记、叙事等形式，留下了极为可观的书话作品。如这里收录的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林琴南、刘半农、蔡元培、顾颉刚诸人，都是其中彰明较著者。在作者本身，或许对此并不经意，但对现今的读者来说，仍不乏裨益。从中既可领略近人的学术境界、品书趣味，也能看出书话这种文体在近代的流变。
我平时虽然也很喜欢读题跋、书话一类的文字，却并不是此道中人。现在浙江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这套《近人书话系列》，又有主编之命，且嘱为序，自感庸陋，深以任非其人为惭，但盛情难却，不得不敬献绵薄稍尽襄助之责，故略陈鄙见，以就教于广大读者。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日
●顾颉刚书话
◇读书记序【近人书话】
寒假读书记序
余读书最恶附会，又最恶胸无所见，作吠声之犬。而古今书籍犯此非鲜，每怫然有所非议，苟自见于同辈，或将诮我为狂放，惟此册是归焉。吾今有宏愿在，他日读书通博，必举一切附会，一切影响，皆揭破之，使无遁形，庶几为学术书籍、人心世道之豸①。班固蚩傅毅曰，下笔不能自休。吾每每亦然，不能简赅出之，斯则甚为惭也。其有读书所得，或印证可求，虽在小品，亦登于斯。
民国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颉刚记
① 豸，通“解”。解决。
琼东杂记第一册
民国九年九月，自仲川处迁至大石作卅二号，与缉熙、子水同居。此地东为景山，西为北海，南望清宫，气象至伟壮。我居三间，虽向北，而悉力布置，图书盈壁，亦颇雅适。数年积想，今始见之，精神为之一慰。念我自先妻之病，至于今日，已三年矣。此三年中，我精神盖无一刻之安，事又丛集，悲烦交乘，遂致不眠。学问无寸进，而身体日以亏损，年二十余，见者谓似三四十岁人。我不悲我老，我悲我之由老及死，而学问之愿未能酬也。
今幸有宽庭精舍，供我静修，虽资财无所出，馆事又劳，家中之事，又不能使我愉乐，病又弗却，稍于夜间读书讲话，则达旦炯炯，皆使我不能如意，然较之前三年中则已善矣，固能给我以居处上之慰藉矣。继自今，我能假此慰藉以多读书乎？以多致思乎？我虽不能刻苦奋进，我其能日寸而旬尺乎？
前数月与介泉书曰：“我所求的生活：（1）秩序的生活，（2）进步的生活，（3）美术的生活，（4）健康的生活。”美术的生活，今差近之矣。秩序的生活，方将毕力企及，今夜饭后楗门，九时就眠，六时许起，日一下便，皆为之矣；而读书治事之秩序，犹未能定。健康的生活，企之而不能自必也。
独进步的生活，则言之而最可愧也。今能由美术、秩序以至于健康，能由健康以至于进步乎？嗟乎！此数年之间，人事疾病，所以磨折余者，亦至烈矣；今我将以绮望楼、琼华岛为我屏藩，而悉驱除之。我其善为之，有志者成，
毋自馁也
九年十月廿二日颉刚记
琼东杂记第二册
这本书竟记了半年，可见我这半年实在没读书，惭愧！但这里亦自有故：在学校办事时，实在太忙了，上午到图书馆，下午到研究所，一天竟没有暇时。
二月中，我祖母骤患偏中，病势凶险，家里打电来，归家侍奉二旬，连道中时日，也费了一个月的工夫。在这一个月里，只把宋濂《诸子辨》抄完了。
适之先生做《红楼梦考证》，嘱我寻觅材料，我为好奇心所驱使，愈聚愈多，到京师图书馆的回数当有十次，写与先生及平伯的信有二十余通，这也费掉一个多月的工夫。现把这书信集成三册，算是半年中惟一的成绩。
此外，《辨伪丛刊》上费去我的工夫不少，但至今尚无一种成功。
我不解我这半年中为什么做的事情这般少？我的时间哪里去了？
颉刚记十年六月九日
侍养录第一册
这册从六月二十一号记起，至八月五号记完。在这册没有记完的时候，早已先记了第二册至第四册了。所以如此的缘故，因这册要抄的几段报纸，都没有工夫抄，竟捺下了好几十天。
适之先生教我赶将《辨伪丛刊》编好，使我不得不很急促地去看书。要看的书里，有一种《郡斋读书志》是向学校借的。我自己的书，要圈点就圈点，要批评就批评，往往涂得满纸，而笔记上无一字。这部书可不能了。但既已通读一遍，就觉得有许多可取的材料不忍放过的。书上既不容我涂写，只得尽量抄上我的笔记。所以这三天看了十册书，随看随抄，竟尔把留下的空页都写完了。
不能在书上涂写，因是借书的苦；但因为抄写一遍，使我对于要着眼的地方记忆得更牢，也是借书的好处，只是几天来写得胸部闷起来了！
颉刚十年八月五日夜
侍养录第二册
这册自六月二十七号记起，至七月五号记完，首尾不过九天，实是笔记册里最快的一本。其故有二：一、这里的一小半，都是从京师图书馆里杂抄来的，现在转誊在这册上，颇不费事。
二、新近看了冯桂芬、严可均、王颂蔚等的文集，有契于余心而抄录上者也很多；《日本之海外侵略》一文又抄了六页。所以一册也就完了。
我虽随便看书，拉杂抄录，但自以为也有个宗旨，便是“表襮社会状况”，学问社会的状况尤是我所注意。我总勉力搜集史料备将来的作史。
此外关于目录学的也很多，因为我欢喜做这门学问。
十年七月五日夜颉刚
侍养录第三册
这一册从七月五号记起，至二十二号记毕，首尾不过十八天，也算快了。
此十八天中，吴敬轩到苏费了三天，绍虞喜事费了一天，到可园买书又费了一天，其余同学暑假聚首的很多，大约破费也在五天以上。
此十八天中，买了多少①书，买了即看，看了有得即抄。此十八天中，遇见多少朋友，听了无数谈论的话，归来记得，便录上了这册。
今天记了《复堂日记》，看所剩的页数无几了，便想本日记完了它。记忆所及写完之后，再把怀中记事簿上的摘记写上。恰好今天没有朋友来访我，写到傍晚，居然完了。
我自知这册所记拉杂万分，但总向史地方面做去，这是还可自信的。
十年七月二十二日颉刚
① 多少：犹言若干。
侍养录第四册
这册是从十年七月廿四日起，到九月十三日记完的。
这五十天之内，实在忙了一个月没有读书。八月十二日到上海，接洽编历史教科①事，住了三天；又到杭州省亲，校勘《黄氏日钞》，也住了三天。
归后，预备北行，料理物件，住了六天，就到上海由海道到京。到京之后，会晤亲友，检理什物，又是忙了十天。所以这一册虽是延了五十天，其实只是廿余天的读书记。
在家时记到七十一页；以下二十三页，都是这六天内记的。
十年九月十三日颉刚
① 历史教科疑是“历史教材”或“历史教科书”之误。
景西杂记第六册
予之居大石作也，与吴缉熙、潘介泉、毛子水三人分租两院，三人皆北大同班同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兼预科讲师者也。其时往来较密之教授为钱玄同、胡适、马裕藻、陈垣、沈兼士等。日月推移，迄今已四十年，缉熙及钱、马、沈诸师皆谢世；介泉虽在，亦病神经错乱，不复能任工作；胡适与毛子水，或居美国，或住台湾；惟予与援庵先生同中国科学院，虽均老病，尚能从事本岗位之业务耳。其时王伯祥、叶圣陶亦应北大聘，任预科教员，假寓东厢，颇有谈论之乐。不及一年，皆以学校欠薪，无术赡家，改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予亦以祖母病偏中，初则往返京、苏，继则乞假居苏，及祖母没，父以不能辞杭职守制，予妻履安代奉灵帏，予遂入商馆，与伯祥同居者一年。今在京中，与伯祥之宅密迩，复有朋从之乐。
一九六一年七月颉刚记
旅杭杂记第一册
一九三四年夏，予与燕大诸友方游察、绥，突接父电，悉继母宋夫人病重。仓遽返京，知已逝世，遂至杭寓治丧。以父老，未即返校，恒抄撮书籍及友人来函，成兹两册。然丧务栗六①，自己读书却无几也。
颉刚记
① 栗六：俗称忙碌为“栗六”，亦作“栗陆”。
皋兰读书记
自九一八事变后，予迫于爱国之情，先创办三户书社于燕京大学教职员抗日会中。其后青年纷至，非学校团体所能容，遂别创通俗读物编刊社于城内，大量播传抗日思想。日本军人恨之刺骨，而华北民众则甚乐读此类刊物，故国难日殷而社中同人意气愈激发。及七七事变起，北京已在前哨，宋哲元至天津求媾和，日人提出数条件，通缉抗日分子居其一，抗日分子中又以予居首，予遂不得不出走，走则至甘肃。编刊社同人以予在彼，群度六盘山而至，故社址亦移兰州。其时甘肃学院院长朱君聘予为教授，予方谋治《左传》以应校课，而院中易长风潮突作，予迁居临洮，教育厅长葛武棨以予得青年心，与之立老百姓旬刊社，复以通俗读物编刊社中出有《平型关大战》诸书，为共产党张目，控予于国民党中央政府。予避其锋，西行至渭源、临潭、卓尼、拉卜塄、河州诸地，观汉、藏、回诸族之杂居及喇嘛教、伊斯兰教之活动，若入一新世界者。故此册所记多为西倾山一带之史地资料。然彼时实不能从事研究，故每觏一新资料，只摘抄其大凡而已。噫，如予不遭葛氏之攻击，予又安得见此之林林总总之新事物耶！然粗涉其樊而不得深索，此又予毕世之恨也！
颉刚记
浪口村随笔第一册
予于一九三八年秋末，自渝飞滇，任云南大学教职。冬初，履安携自珍由海道来昆明，暂居白果巷吴辰伯家。然日机轰炸频仍，城中势不可居，乃移家于北郊浪口村。其地距城二十里，友朋非必要则不来，颇得闲静读书之乐。迄一九三九年一月，得吾父在苏弃养之电，中心摧折。为摒挡家事，履安于六月中归去，而予以在滇频受北大同学排挤，送至成都，执教于齐鲁大学。是年秋，履安携自明至滇，转飞蓉城，予迎之于飞机站，见其面容憔悴，额生褶皱，宛若其母，心惊小别才数月，何竟老至廿年，知往返万余里，力已不任也。然观其眠食如常，则以为积劳至是，稍息当可康复。何期一九四○年之夏，予又受人之打击，愤而去渝，忽接家书，履安便血，归而送医院验之，则肾结核也。一九四一年，渠疾稍瘥，复飞重庆，与予同居柏溪。一九四二年夏突病，病三日而长逝矣，痛哉，痛哉！此笔记五册，皆予居滇、蜀所作，即为履安有生最后之五年。每一展卷，辄回忆当时情事，泫然①不能自禁。用记于此，以志倭寇侵略、丧我淑人之恨焉。
颉刚记
此数册曾整理，付齐鲁大学《责善》半月刊发表，一九四九年前又曾在沪油印出版，但仅印百册耳。
刚又记
① 泫然：伤心流泪貌。
西庑读书记
西庑者，成都学宫之西廓也。时李源澄君居此，予因借一椽，为自修之地。其地人所不至，故颇得读书，然予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为职务所困，亦不克常至也。是时予与履安皆多病，予血压高至百八十度，时苦头晕，履安则日瘦弱，不知其所患者为何。长女自明、次女自珍皆在成都，家中殊不寂寞。蜀中风物颇与苏州相似，亦有随遇而安之想。惟东望故乡，终不免恻恻耳。
颉刚记
当记此时，敌机轰炸正剧，恒似夜来，予等辄避至田亩中，仰望上空，敌先投照明弹，其色或绿或黄或赤，彩色烂然，宛似上元灯火，为之开颜，然俄顷则大声突发，所着处均火起矣。八年抗战，除后四年在重庆，有防空洞可掩护外，兰州、昆明、成都城区皆无山，惟有匍匐于农作物中而已。且飞机一批方去，一批又来，谓之“疲劳轰炸”，恒终宵不得合眼，此或系予血压增高之一因乎？成都之炸，常投烧夷弹，以是编户列肆忽成瓦砾之场，死伤每以千计。予之迁家于北郊崇义桥，即为逃此厄运也。今当整理笔记，思思前尘，犹觉不寒而栗。用书于此，以示后人。
颉刚又记
骆园笔记
予受齐鲁大学聘来成都，赁屋于华西坝南门外之骆园，骆者主人之姓也。
有室四间，以一间为书室。成都人文渊薮，得书较易，商讨亦有人，视浪口村之穷僻大异。特予体多病，加以盗名久，宾客盈门，日有酬酢，其不能读书又与在北平时同，此则心中之隐痛矣。承李源澄君之邀，借学宫为自修地，虽不甚便，而暂得清静，亦复可喜。噫，年日已长，而体与学乃日退，奈何，奈何！
颉刚记
融一斋笔记
予曩在北平，好写笔记，维时履安琴案相庄，此心亦至宁定，予之学业略有所成，胥以此也。倭寇变起，方寸棼如，虽百城环列，已失读书之趣，所记遂寡。卢沟衅作，间关逃难，书稿尽失，履安万里相从，体日以坏，一室之中但有愁惨，笔记之事久不为矣。履安没后，予精神益不振，兼以一年之中四迁其居，书物散乱，坐定即感不快，更何心操翰乎！兹幸于北碚重建家庭，静秋之爱我与履安同，虽寇氛未靖而生活渐归安定，环境既易，予曷敢长此自废，因置此册以束放心。愿静秋日加督责，使予有晚成之望也。
卅三年七月廿五日颉刚记
逍遥堂摭录
逍遥堂者，苏子瞻为徐州刺史时所筑也，其后刺史署递嬗而为知府署。
入民国，知府废，遂为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主虽屡易，屋或更筑，而池沼树石之胜如故也。抗战之中，徐为敌占，以学校为市政府，增建矮屋数排，而曩时之池沼树石乃皆不可见。予至也晚，听人道如此。静秋以卅五年春长是校，予以四月至，宿礼堂楼上。今年八月来，则校长室已移逍遥堂，予宿其间，更兴尚友之想。会以肠胃疾，留此休养，而架上有《万有文库》一部，大足供繙 ①，排日读之，惟恐遽去也。噫，予为名累，奔走于驱策，不得读书之乐久矣，今乃借疾病而得逍遥于卷帙之中，是不期而得者也。苏子泉下有知，亦当自笑其命名之时不期而为我名也。三十六年十月五日，颉刚序记。
此册至一九四九年春夏间记毕
颉刚又记
① 繙 ：风吹飞动貌，又：乱取。此处有随意抽取之意。
沪楼日劄
卅七年十二月七日，自皋兰归。病卧旬余，始至大中国图书局编辑部工作。在兰半年，教课交际忙乱万状，今乃得此静境，精神为之舒适，因排日读书写作，心有所得，又作札记。予所求于世者至寡，甚望长享有此境界也。
然烽火日迫近，能读多少日书，殊不可晓，此则听之天耳。书局编辑部在上海四川北路仁智南里四十五号，予案设于楼上前厢。家在山阴路（原名施高塔路）兴业坊三十五号三楼，予案设于后厢。以所居皆楼也，颜此册曰《沪楼日劄》。深望其日必有记，则予之学仍在日有进益之中，否则年日长而学日退，此生其已矣！慎之哉，慎之哉！卅八年一月十三日记。
一九五三年六月廿九日将此册整理讫
颉刚记于上海武康路寓所
虬江市隐杂记第一册
一九四九年以来，社会彻底的改造，大家心情震荡，哪能坐下读书。但我自审年已老大，如果再一蹉跎，便将终生一事无成，所以仍在不能读书的环境中勉强读一些书。《尚书》是我的专业，又在诚明文学院教此课，所以所读的以这一方面为多。如果我能照这样做去，两年之后《尚书今译》的工作必可做完，那也是了却三十年来的一桩心事。
抗战胜利后，我便是上海大中国图书局的负责人之一。局址在四川北路八号。这个书局和亚光舆地学社是联合的，亚光的编辑部设溧阳路一一一四弄一号。我家两年来住武康路二八○弄九号，离局廿余里，离社三十里。冬天寒，夏天热，要每天费三小时在路上，不但浪费时间，并且摧残身体。我究竟近六十岁的人了，经医生检查已有慢性的血管变硬症，又犯慢性的气管炎，我如果不加保重，那么我父亲晚年颓唐的样子立刻在我身上复现，这是何等可怕的事。因此，答应了丁君匋先生的劝告，于一九五一年三月，个人迁到多伦路明德坊十二号，住在他的旧屋里，每星期约住三四天。既便料理局和社的工作，又无小孩牵衣索抱或强拉讲书的麻烦，生活确较安定。因为这个区域在虬江的旁边，所以这册笔记便用“虬江”作题。其实，虬江只是一条臭水沟，我还讨厌着它呢。
如果有人看了我的工作，笑我不合时宜，弄这陈旧的一套，我请诵恩格斯的两句名言：即今是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的发展，也是一种需要数年静心研究的科学事业……只有多数经过批判的选择与全部精细研究过的历史史料，才能解决这样一个课题。目前正在争论西周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我把《尚书》彻底翻译出来，即是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史中的一个课题供给确实可靠的材料呵！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二日颉刚记
法华读书记第一册
予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自虹口山阴路迁于沪西武康路之袁氏刚伐邑斋，其地邻近法华镇。古法华寺者，上海一剧迹，与龙华及静安寺鼎足而三者也。袁氏多藏书，任予取资。其后，蛰伏家中，整理《浪口村随笔》。翌年，读书海光图书馆，作《昆仑考》。至一九五一年始立此册，迄今四载，将二十册矣。虽无可观，亦少留思想上之陈迹。此譬犹地质学家之捡拳石，考古学家之拾片瓦，自他人观之尽废材也，而就捡拾之者言之，则苦心存焉尔，期望存焉尔。忆一九五二年“思想改造”中，予以《浪口》一编送小组，检讨之者斥曰：“此落后至于三百年前之物也。”彼盖以《日知录》体裁如此，今不当效之耳。予惟民族形式，此世所尚，亭林之书岂伊自为，亦承梦溪、容斋之绪也。是固我国文体之一种，证据欲丰而辞句欲简，脱不废整理古史、古籍之业者，其体实终古而长存。予之书苟能步武亭林，于愿足矣，即万千人斥我以落后，亦甘受之矣。
一九五四年三月记
法华读书记第六册
十年前，绍虞曾谓予全身都是力量，盖所好太多，不肯一刻闲也。五十以后，须发虽白，精力不衰，益洒然自喜，以为予可不伏老矣。一九五二年，任大中国图书局、上海市文物管理会两职，又教复旦大学、上海学院两校课，又历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诸运动，精神发泄太过，始感劳瘁。然虽无休息，犹可硬作支搘.至今年二月，爱国卫生运动起，家人群起工作，而袁氏藏书①之置于楼下者不得不由予整理，日间不得暇则灯下为之，以性与事之急剧，遂大喘，心直欲跳出腔子。至癸巳元旦，骤得休止，而腹泻不可支矣。病榻取览袁氏书，时有新得，思录入笔记中，起床后便一一写之。浃旬之间，即盈一册，此久久未有之事也。噫，予不病不得休，亦不病不得读书，然而病中读书皆易于消化之小品，至于系统之学业、时代之理论，予虽有迫切求之之心，终未能接近之也。入春以来，多风雨雾雪，寒燠屡更，予支气管炎又大作，辄以夜咳致失眠，晨起皆昏然，足冷而面赤，颓唐之心，龙钟之态，欲自掩而不得。噫，予其终为落伍分子乎？抑他日尚能复其健康而思想上可以有寸进乎？是不胜彷徨踯躅者已！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五日颉刚记时年六十一
① 袁氏藏书：袁氏师南，律师，一九四九年迁台湾，行前将上海福开森路（今武康路）住宅借与颉刚先生，因得以理其藏书。
法华读书记第七册
癸巳元旦，予病泻，卧床三日。泻止而体极惫，腰酸背痛，不能服役。
就医师狄昼三视之，血压不高，心肺亦无病。医曰：“此年龄与工作不适应之故也，当注射荷尔蒙二十针。”既甚委顿，勉强休息，而予性似王莽，不能无事，遂以翻览杂书自娱。见有可喜者，抄入笔记。一旬，第六册竟。入市购红格本，皆宽大，供童蒙学书者，乃买此本于荣宝斋，式样不一律矣。
世风丕变，以小格、毛笔抄书者殆无其人，故胡开文不再印也。
一九五三年三月四日颉刚记
法华读书记第八册
岁癸巳之正月，予病，四肢百骸胥感颓唐，恹恹怠于动作。然一家衣食之责不克卸，犹不得不力疾任事也。坐案前，欲做正常工作而无力，遂恣情杂览，其可喜者与足备考核者则抄出之。一月之中，竟得笔记二册，此予三十年前之生活也。彼时好览新得书，随读随忘，惟登于札记者可以温，使益深其注意。然汗漫无归，近于横通之业，时时自惭，欲纠正之。安知垂老之年，又重度此生活乎，噫！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九日颉刚记
去年秋冬间，苏州政治协商委员会聘予为市政建设会议委员。予对故乡历史宿有整理之愿，得此机会，甚望有所述作。数月来，拟《苏州小史》目录至于再三，然基本材料不理终不敢动笔也。今以病杂览，当偏于此一方面，使渐有系统化之知识焉。
《苏州小史》拟改为《苏州史话》，拟目录如下：（1）绪言；（2）先史时代的苏州；（3）吴国的由来及其发展；（4）吴都为什么从梅里迁苏州；（5）伍子胥筑城的规划；（6）吴国的冶金工业和水利工程；（7）越国在苏州；（8）春申君在苏州；（9）项梁起兵；（10）会稽郡与苏州；（11）苏州怎样成为商业中心；（12）苏州的物产；（13）苏州的赋税；（14）苏州的交通；（15）苏州的桥梁和坊巷；（16）白居易在苏州；（17）金兀术对苏州的摧毁；（18）张士诚在苏州；（19）五人之墓；（20）太平军在苏州；（21）苏州的学风；（22）苏州的刻书业与文学批评家；（23）太湖石与花石纲；（24）苏州的花园；（25）苏州的文人与画家；（26）苏州的民众艺术；（27）苏州的戏曲；（28）苏州的歌谣；（29）苏州的衰落时代；（30）苏州的展望。
此目可能有甚多之修改，此只记一大概而已。如果一个月能写成一篇，需时两年半矣。
四月十五日记毕自识
法华读书记第九册
地图出版社既成立，金擎宇君谓予曰：“历史地图，坊间久阙如矣。兹若能依中学历史教本编一参考地图，当有广大之销路。君负担重，薪资不足用，我辈之所共喻，请即与章丹枫君合为之何如？”予自惟学以为禽犊，此昔日所不肯为者也。然历史地图之编制，即当年创办禹贡学会之本意，且子女成行，月亏百万①，若无周急济穷之术，便将索我于枯鱼之肆，因诺之。故此册所记类多地理问题，自此以下亦当尔也。念擎宇付托之工作仅供中学生参考耳，而予探本寻源，若准备大学研究部功课然，积习如此，亦大可笑也。
虽然，不如是则心不安，我宁疲精劳神，小题大做，以求方寸间之舒泰耳。
五月二十一日颉刚记于天平路四十号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之研究室
① “百万”，系指旧人民币。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以代替原来面额较大的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折合旧人民币一万元。以下同此，不另注明。
法华读书记第十二册
迩来为编春秋之图，不得不钻研春秋时代之史料。钻研渐深，所得亦渐多，喜可知也。前在北京，曾教春秋史二年，顾以事务之忙，只在表面上作功夫，自省毫无心得。一九四九年后社会关系日少，向之一日得十封信者，今乃月不得卅通，宴会则更稀，以此在上海文管会中颇能读书。就今日所见，欲讲春秋史，必须先讲楚与狄之发展，而后方可讲齐桓、晋文之霸业，而后方可讲晋、楚之争霸与吴、越之兴起。一部春秋史，主角惟楚、狄、齐、晋，一级配角则秦、宋、郑、吴、越，二级配角则鲁、卫、陈、蔡诸国而已。所惜者，狄之史料保存太少，不足为系统之叙述。晋与狄邻，而不记狄史，倘史官以不同文化之故遂卑视之耶，若然，则殊惭于汉史之记匈奴已。借我数年，使我得整理《左传》、《国语》二书，创作一部春秋史，插入地图十余幅，表格若干帧，则幸甚矣。
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颉刚记
作了《四裔表》，才知当时诸夏集团占的地方实在太少。如无桓、文，则如狂风扫落叶，顷刻间尽耳。彼时中国之为中国，必然秦、汉以下局面矣。
当时诸夏占的地方，只是黄河中游、济水全部。黄河上游，则秦与戎也。长江流域则巴、蜀与楚、吴也。自秦岭以至太行、桓山①，则戎与狄也。成周之西与南，则茅戎与陆浑戎也。淮水流域，则淮夷与徐、舒也。所谓诸夏集团者，大国为齐、晋，中等国为宋、鲁、郑，小国为陈、蔡、许耳。在如此跼天蹐地之下，而能在政治上争取生存，在文化上争取主动，洵不易矣。此则管仲、狐偃辈之功也。
九月九日
① 桓山：疑是“恒山”之误。
法华读书记第十六册
此一册又尽矣。予性贪多务得，常将研究范围扩至无穷大，以故数十年来日在埋头工作，而迄鲜成绩可表见。今赖地图出版社以历史图见委，且日在督促交稿中，又有文物管理会静谧之环境供予钻研，得有此数册之札记，良不易矣。他日当更加补充整理，作《中国古地名丛考》，与图相辅而行，特不知能如愿否也。
近读清人著作，颇好梁玉绳、雷学淇两家之书，以为条理通贯，证据确实，真史学家也。寻求其所以有此成功，固由专心致志，不求闻达，而亦其家庭环境之优有以助之。梁氏之祖诗正，大学士也，生兹阀阅，无复衣食问题。玉绳仅一诸生耳，而游于学圃，其宽裕远在京朝大官上。雷氏之父鐏，以举人为县令，自身复以进士为县令，两世任地方官，囊有余资，急流勇退，闭户读书，无所求于人也。若予者，一生奔走，复值乱离，垂老之年犹仰人鼻息以自活，此则读两家之书而益增感怆者耳。
十一月四日颉刚记
法华读书记第十八册
予自一九二二年秋服务商务印书馆，即与诸同人发起朴社，从事出版事业。顾不娴经商之术，工作不能开展。其后受九一八事变之刺激，创通俗读物编刊社，而资力不足以济之，抗战既起，捐贷无门，又告中辍。一九四一年到重庆，与金振宇君兄弟发起大中国图书局。此局本亚光舆地学社所扩充，以制地图为主，编辑之事自有擎宇司之，予惟编印《历史故事小丛书》而已。
一九四九年后，人民政府对出版业极重视，中央则有出版总署，上海则有华东新闻出版处，所以辅导之者无几，濒不至也。政府号召，以专业分工为第一义。我国私营地图业凡十四家，一九五三年一月合营为地图出版社，自是我局专出各科教育挂图暨史地通俗读物。上级犹以为不足，于是通俗书与广益、北新、人世间合组为四联出版社，社址设于河南路广益书局原址，而推予为社长兼总编辑。夫通俗书可以遍达各个角落，文化程度或浅或深无不愿览者，予前办通俗读物社，八年之间，出版六百种，销行华北各省至五千万册，深知服务人民，此其大道。四家推予总持其事，夫岂不愿？然事有不可能者。其一，予自去年参加思想改造，分发至复旦大学任教，身份已为工人阶级，自不当更任资方代表之社长。其二，予今年已六十有一，体力渐衰，而现任诸职有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及大中国图书局，一年之中，几无暇日可得；又为地图出版社编辑历史地图，耻于剿袭，甚欲采铜于山，而其事綦难，为期复短，精神紧张之甚，实未能更增此一职。然予为大中国负责人，而大中国为四联之一，予又义不当不问。经累月磋商，社中聘予为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办公无定时，有事则往，得闲亦往。自本月起，予又多负此一责矣。社中出书，以通俗文艺为主，实用书辅之。通俗文艺中又区分三类：一旧说部，一故事，一史话。前一事为古典文学，后二事为创作。予对旧说部本有兴趣，兹以职责，又多接触，既已见之，不忍不记，故立此册以录之，使毋与地理考据相混焉。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二日颉刚书
法华读书记第十九册
予自幼好泛览，不泛览即不快。年渐长，知专力一书之必要，稍改旧习，然后以博涉为可忘忧也。近日读报，见俄国大教育家乌申斯基言：“像一个赶着未曾把货载捆结实的醉后的车夫，他不往后看，只往前赶，结果货载走一段掉一点，赶回家去仅是一辆空车，反而夸张他走了很长的路程。”深中予病，为之瞿然。静秋告我，我国东北之熊，好盗玉米，每得一枚即掖之，左取而右落，右取而左落，所拾虽多，所获实少。其为喻与乌申斯基同。予其终为此熊与醉酒之车夫耶？所聊自慰者，则予笔较勤，有得即记，偶一展览，其遗忘者尚可重温耳。此予所以珍惜数十年来之笔记簿也。
一九五四年二月杪颉刚记
法华读书记第二十二册
始予与冯承钧、张亮丞、向觉明诸君俱在北京，诸君论中西交通，译著日出，而予甚少省视，以为予治古史及文籍考订，其事已繁，不当扩其境域于此也。及近编《历史地图》，与诸君之业息息相关，乃始大悔，悔其不兼肄之于先，坐令今日之张皇无措手处也。悔则改之，爰立此册，以备摸索云尔。
一九五四年四月七日颉刚记
写此小序，已濒北行，竟未实践，怅恨无已。来京后诸事冗忙，一时又不暇为矣，奈何！
一九五五年二月记
法华读书记第二十五册
今年自沪迁京，携物苦多，自六月准备起，至八月始成行。到京后整理书籍，又至十一月始完全上架。劳顿结果，失眠症又剧发。以此，读书笔记工作几乎停止，此一小册历时半载乃写讫，生活之不安可知也。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日颉刚识于
东四头条一号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
缓斋杂记第一册
予于一九五四年八月应召入京，至今一周岁矣。其间因理书之劳而病者一次，因整理《通鉴》急于完成任务而病者又一次。至于今日，以苏联红十字医院之疗治，渐得痊可。又反胡风学习，组织以予年老多病，许不参加，而近日暑热甚，亦复惮于行动，以此在家时多，整理《史记》之余，杂展诸书，时有所会。念十余年前，识贪多务得为不寐病之根源，求精神之弛放，曾自署曰“缓斋”，远师西门豹佩韦之谊，爰仍拈此字以名寓中书室焉。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四日颉刚记
膏火书
予有生以来，以去岁为最苦。征兰病殁，吾身复多病，举目无欢，但有怅惘。学思之业，一时顿废。前之猛进弗已，顾影汲汲者，去岁则听其长逝而已。入睡苦难，辄耿耿达晓，念昔人有“心如膏火，独夜自煎”之言，因名杂记曰《膏火书》云尔。
此三十七年前所书也。去岁到京，任职科学院，校点《资治通鉴》，日以一卷自程。予性急，而人事牵系，常不得如程，则加紧为之，以此致胸前闷痛，而失眠症亦日剧。不得已，乞假拔牙。初期以此休息两星期耳，而疾来愈甚，一宵辄饮西药二三次，犹不能多眠，身体困顿，若大病之将至。当此之际，得名医陈宜诚先生红十字医院为之详细检查，服安眠及降低血压之药，由是精神渐复，心不悸，手不颤矣。噫，六十之年，衰其分也，但念有若干未了工作，若从此撒手，岂不可惜！倘容我在安闲之生活中作真实之贡献，则无憾矣。
民国七年休学期记，后附一九五五年续记，距始记时已卅七年矣。岁月催人老，为之叹息。
汤山小记第一册
予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视察广西，乍至一新境界，颇兴奋，足不停步，手不停写，历两个月还京。适逢寒流侵袭，予初由燠地来，遂使气管炎大作。
曾未治愈，而全国政协大会已开，大会、小组，无日得休；又复劳于提案、发言之写作，度一个月之紧张生活。自上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今年三月二十日，匝四个月，劳顿至极，遂由气管炎转为肺炎，嗣又转为高血压，因于四月二十日来小汤山中央卫生部疗养所休息。此间有泉石之胜，早晚足资散步，而校点《史记》工作亦得在此继续。一月以来，点得列传二十二篇，又为树帜校读《禹贡》论文，成此笔记一册，是亦因病得闲之效也。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颉刚记
汤山小记第二册
予在汤山养疴，性不能无事，时时亲笔墨。树帜以《禹贡》论文示我，嘱提意见。观其所论，以现代观点分析此书，实获我心。予欲作《禹贡著作时代考》三十余年矣，胸中问题日多，迄不得整段时间为之，且科学知识自嫌贫乏，亦不敢率尔操觚。树帜断其书作于西周，虽与予不合，而若干拟议亦足证成我说，爰尽量抄撮，以备他日之研究。又抗日胜利后，广西设通志馆，延揽史学工作者，发行《广西文献》及《通志馆馆刊》二种，分工纂辑，实有成就。予去年到桂，亦得识其数人，最后至桂林省立图书馆，借得此二书以归。原期一个月邮还，不意归后即病，迄未披览。上月得朱袭文君来书，谓有人索阅，促即付邮。予以此书发行，限于本省，为北方所不易觏，而其中若干论文与民族史、疆域史大有关系，我既编印《禹贡》半月刊于前，终望在此一方面得些成果，故竭数日之力迻写册中。噫，予年长矣，予体衰矣，予尚能综合各方材料为系统之撰述乎？苟其不能，则举以贻他日能为之人可已，成功固不必自我也。又思他日整理笔记，除以己所考索为主而外，凡所抄他人成说，亦可分类排比，为《缓斋丛录》一编，庶不没他人之苦心。数十年来，戎马仓皇，兵火遍地，不少饱学之士闷闷以死，或虽不死而皓首无成，非其不能为，乃时代不许为。今既为予所见而且抄之，得赖予而传世，纵一鳞半爪，亦不没其辛勤。后之人读之，当审识其遭时颠沛之可悲也。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颉刚记
汤山小记第三册
此一册，一九五七年六月下旬所抄集也。予性躁急，恒欲速成，虽自署缓斋，终于无效，则贪多之害也。广西民间文艺，予此行得饱览，归后即拟整理，而迄不得暇。今来汤山，无他事相扰，以为可将节目单抄讫，而簿册有限，仅录至第七场而止。予明日且出院，此后十余场及其他民间文艺资料，将别录于《汤山小记》第四册，然身已不住汤山矣。
六月二十九日颉刚记于中央直属疗养院之二五一室
《浪口村随笔》，始记于昆明，整理于成都，编成于上海，抗战中读书所得半萃于此，胜利后又续有所附益。一九四九年前夕，上海合众图书馆为油印百册，分赠朋好殆尽。去年得上海人民出版社来书，谓拟取以出版，因于寓居青岛时修改一过，归后交尹受、姜又安分抄之。未及校勘，已至广西视察，人事劳劳，迄今不得定稿。来汤山后，孙子书君楷弟继至，予持以请益，承指正数处。张怀璋君后至，张君，高级党校教师也，予亦举以示之。
渠匆匆读一过，谓予曰：“子研究之范围广矣，所积之资料富矣，然而未学历史唯物主义，不能揭出各种制度问题之经济基础及统治阶级之目的，说服力终不强。以子才力，为之不难，曷急求之？”予闻之瞿然。忆前年王毓铨君谓予曰：“子之《春秋时代的县》为第一篇好文章，然画龙而未点睛也。”
其意亦犹是。考据之业，搜集书籍证据，以多为胜，此清人之成法也，而形式逻辑，所解决者唯及于问题之外表。予性好远游，从实际生活中发现可以纠正前人成说者不少，于是超出都市而入农村，超出中原而至边疆，以今证古，足以破旧而立新，较之清人旧业自为进步。然生于今日，有辩证唯物主义之精密方法而不能用，将以落伍自甘乎？前在上海，任职三四，今来北京，亦复如此。性本急躁，恒觉有做不完之事压在肩头，而又不愿随意应付，遂使无复余暇可以进学。此我生之大症结，必当打破者也！今年必将《史记》三家注点毕，又将赴青岛为地理研究所编辑《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固无暇矣。
六月三十日晨颉刚又记
汤山小记第四册
一九五七年六月卅日，予自汤山归家。其时欲将《古籍考辨丛刊》第二集编讫，拟收入廖平《今古学考》，匆遽中标点一过。已而感到今古文问题太多，欲收《今古学考》于《丛刊》，则《五经异义》必须编入，而予于陈寿祺辑本《五经异义疏证》尚未读讫，皮锡瑞《郑驳五经异义疏证》则犹未读，力不足以事批判。无已，则以程大昌《诗论》补入二集，而抽出《古学考》，列于三集，以三集专录汉学书。七月十一日至青岛，以地理研究所委托侯仁之君编辑《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仁之邀谭季龙、任美锷两君及予同编，予主西汉以前，季龙主《汉书·地理志》，仁之主《水经注》，美锷主《徐霞客游记》，乘暑假中同至青岛、拨去人事，专力编纂，盖季龙为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仁之为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美锷则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任务苦多，非易地则不克为也。当予挈家人来此，三君尚未至，乃一方面整理《诗论》，一方面涉猎论今古文诸书，遂有此册之记。及八月三日季龙自上海来，十二日仁之由北京来，商量体例既定，予遂从事古地理，此册末由写毕。至九月五日，季龙等俱行，旋古籍出版社寄姚际恒《诗经通论》排样来嘱校，予又不能自持，心中焦急，工作量较多，失眠疾剧作，所业悉荒。十日来每至宵分，辄有过关之感。昨日赴山东大学，为中国文学系学生演讲《诗经》问题，以三小时之劳顿，夜眠较安，今日精神便好，因取此册，写毕未了之七页。嗟乎，予少壮时读书写作过劳，神经衰弱种下深根，迄于今日，有若陨于九渊，稍为精湛之思，或工作时间稍久，辄血压骤高，一夜服数次之药，其为苦痛，逾于凌迟。然而予一生工作总当得一结束，欲事结束必具相当之精力，予其尚能若蚕之吐尽其丝耶？抑若林鸟遇弹而突坠于地耶？言念及此，为之怅绝！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七日颉刚记于青岛栖霞路十五号中国科学院休养所之西楼
此册仍题曰《汤山小记》者，以前册记广西民间文艺会演未毕，不欲易名以间之也。然闲暇不易得，不知何日得遂记毕之愿耳。
颉刚又记
汤山小记第十一册
此册始记于一九五八年二月，置研究所中。其时适值民主促进会整风运动，无日无会，不可能抒写心得。苏联留学生贝列罗莫夫在本所研究秦史，承其见询，聊记数事。及整风讫，又赶点《史记》三家注，乃复作记，而此册写毕已至一九五九年一月三日矣。年日长而事日多、心日乱，殊自恧也。
朝阳类聚
四十年前，予奋乳犊之勇，欲彻底考论古史、古籍真伪，所否定者太多，世人遂谓予蔑弃古昔，欲一切摧烧之。其言与予怀刺谬，自谓宝爱古人遗产者莫予若也。一九五四年，予入中国科学院，初意可以一意潜修，将所怀问题逐一探讨，不虑改造思想，运动迭起，而所负业务又甚忙迫，遂不克致力于宿业。又予自幼至今，笔记丛杂，亦思归类，俾便寻检，事不如愿，仅立此册。题以“朝阳”者，予寓所离朝阳门最近，志其地也。
一九六○年二月顾颉刚志于干面
胡同三十一号中国科学院宿舍
五四运动后，予以考辨古籍之真伪是非自任，于朴社出《辨伪丛刊》十余册，时代动荡，迄未有成也。解放后，人民政府既征予至北京，中华书局又劝编《古籍考辨丛刊》，初编既刊出，二编亦成书。此事艰巨，晚岁精力渐差，尤不可不慎重将事。因立此册，以作准备，偶有所见，随手录之。然运动过多，开会又忙，欲觅读书时间而不得，况写作乎！此册始记于一九五七年，越五载，始于大连休养中写讫，即此抄撮之事，犹复难于攀高峰，涉大川，诚可叹矣。然今年政府号召，老专家应多多发挥积极性，从事撰述，意者今后其可以容我埋头工作也乎？予蓄意搜集唐、宋以来之著作，录出其考辨古籍者，成《丛刊》十编，使五四时代之宿愿得偿于耄年，亦使后学者治古文籍而不陷于歧途，以古籍之考定而古史层次宛若地质学家之判分世纪，则亦无负此时代之使命矣。
一九六二年八月廿一日颉刚记于大连秀月桥寓所
辛丑秋日杂钞
予在辛亥革命后常观京剧及梆子剧，常怀探索民间故事之愿。一九二四年顷，以在北京大学编纂《歌谣周刊》，得斯便利，始努力于孟姜女故事之研究，借各方之助力，得将此事轮廓作系统之叙述，而予名遂闻于国外。惟劳于衣食，困于浮名，播越于战乱，迄未能作深邃之钻讨，而予已垂垂老矣。
一九六一年秋，民间文艺研究会邀予作学术报告。予前读《大唐西域记》，颇感印度故事传至中国，遂尔华化，颇可启发同人，注意于其传递、演化之迹，乃以一星期之力重读辩机书①一过，且读且抄，成此一册。惜讲演而后，此事又复搁置，未能竟其绪耳。他日如有暇闲，将《大藏经》与《太平广记》同读，必可发现一广大之新园地，其如生活无保障何！寄语后人，此中大有可为，无忽视此宝藏也！
颉刚记
① 辩机书：即指上文《大唐西域记》。是书由唐朝僧人玄奘口述，辩机编成，故称。
粤游杂记
此为一九一七年所写，彼时年少无恒心，上文尚未写毕，以问题不易解说，姑空此册，以待补缀，然四十四年来卒未补也。今以毛边纸本册子不易购到，便取此册续书之。时适到粤参观访问云。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四日颉刚记于海南岛海口市招待所二楼十四号室
此两月中，所见所闻之新鲜事物颇多，当时不暇悉记，越数日亦遂忘之。
偶得小闲，便事笔札，除《尚书》、辨伪两类记入别册外，琐屑之事俱录于此，亦此行一纪念也。报纸剪下者甚多，归家后当为粘贴分类，非本册所能尽也。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五日，颉刚记于广州羊城宾馆六七五号，明日与人代、政协诸同人专车北行矣。
读《尚书》笔记第一册
予有志治《尚书》始于一九○九年，其时对于清人考证之学已略有所窥，而祖父令读《尚书》，惟其难读，是以欲穷究之。五四运动后，予放论古史，颇取资于《尚书》，若有创获。其后任教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诚明文学院，皆尝开《尚书》研究课，研索较深，然而未遑为系统之论述也。诸友见予所译《盘庚》等篇，喜其易读，率怂恿终其事。困于他务，未由专力。自去年整风运动以后，转入社会主义之建设阶段，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所定此为予之任务，中华书局组织稿件，又定《尚书今译》一书于本年计划之中，双方督促，予不能不成此书矣。然一部《尚书》，问题万千，在昔已有清代考据学者之水平，在今又有世界汉学研究之水平，予若率意为之，若三十年前之译《盘庚》者，不但无以安己心，而对国家亦为不克尽职。顾予衰矣，百骸都亏，欲予如少年人之力作，势已有所不可，且失眠之疾，老而益甚，晚间稍一紧张，必将服药数度，予其如何克服此困难以应社会之要求乎？曹操诗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予诚有此心此志，而惜乎为此体所困也。苟迟生廿年，筋骨犹健，千里之行直顾盼间事耳，而何有伏枥之嘶鸣耶？记此册竟，因书其力不从心之苦于此。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五日颉刚识
读《尚书》笔记第二册
此册始记于一九五九年七月，其时正将赴青岛休养。在休养中颇欲读书，而先病肠炎，继病腰痛，又继以跌伤入医院，故未克如其愿望。及回北京，即值助党整风运动，而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越特金副所长来，翻译《史记》，指定予相助，以此翻译《尚书》虽为予正业，而卒不克施工。偶然读书有与《尚书》可印证者，写入此册以备循省。讫一九六○年一月十七日，始毕一册，其疚心为何如也！
颉刚记
读《尚书》笔记第三册
此册始记于一九六○年一月，迄七月始记毕，则忙与病之为累也。予失眠疾已历四十三年，而莫如今年之甚者。以前每宵服安眠药只一二次耳，而今年则辄服至三四次，且有虽多服药而终不得眠者。■■①长夜，汗流尿频，直使我失却生存勇气，是则年益长而病益增之证也。然使能出门散步，徜徉于风景区，亦可得佳眠，无如环境之不许何！昔人六十而致仕，今有退休制，亦以六十为期，然在大跃进中，尤其在科学院中，不许作此想，则以我国之大，值百废俱举之际，凡有潜力皆当发挥，而治学之人，向日至寡，今网罗在院中者尚不足用也。荀子云“血气筋力则有衰，若夫智虑取舍则无衰”，主院事者殆以此语绳我辈也。然以我言，治学为毕生志之所在，虽退休，固犹不愿释卷，而宿昔欲成之著作自可从事整理以贡献于人民，则消极之手段将转化为积极之效果矣。今既在职，斯一切人事不容辞谢，此身长为应酬之工具，日以对付敷衍为事，若商贾之于顾客然。将我遂不克致力于系统之研究耶？将毕生劳动力之所萃者不克作彻底之探讨耶？将吾今日处于发挥主观能动性之时代而终旅进旅退，不克符国家人民之期望耶？是固辗转反侧之时为之九回肠者已！
七月九日顾颉刚记
① ■■：疑当作“睭睭”，深貌。
读《尚书》笔记第五册
本册由今年二月始记，至七月下旬写毕。此半年中，一方面忙于《大诰译证》之定稿，又一方面则劳于政协、民进之时事学习。予宿好潜修，自奉整理《尚书》之命，研究愈深，问题愈多，方面亦愈广。《大诰译证》一书易稿四次，自十余万字扩展至六十万字，尚觉其有余蕴未发。今年春初，中华书局副总编辑萧项平同志来，予保证于五月杪脱稿，以学习故，至七月尚未应约，疚歉何如！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颉刚记
读《尚书》笔记第六册
去秋病中记此，迄十六则而病不能兴，遂住北京医院割治肠疾，至十二月移居香山疗养，越五月始归。今年六月杪，游东安市场，得杨遇夫先生撰集之《卜辞求义》，其书摘录近世诸家甲文说，胜义骈阗①，触目盈怀。因自叹曰：乌有研究商、周之书而不通商、周之字与词者乎！予父、祖好治文字学，而予少年气盛，不乐为此烦琐之业，独喜研稽史实，比勘异同，以明识其先后真伪之序。甲文、金文，非不欲为，而恒苦无时以为之。其书亦多置备，偶一展览，知其大概而已。同时为此学者，于省吾、容庚、唐兰、商承祚、孙海波，日夕相晤，凡甲、金文之关于古史学者悉请解答，而予遂不劳深入矣。抗日战争起，同人星散，独胡厚宣犹在旁，仍可以资顾问。初，予读《尚书》，知《虞、夏书》四篇皆作于战国而润色于秦、汉，甚欲继阎若璩之业，揭露其后出之迹，而亦偶译《盘庚》、《金縢》载入《语丝》，以是世人咸谓予专治《尚书》，初不晓《大诰》以下真出于周初者，予力固不逮也。一九四九年后予入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九五八年点《史记》三家注既竣工，领导者委以《尚书》今译之工作，予受兹新任务，且喜且惧，喜者，平生志愿可得实现；惧者，予于音、义、训诂皆仅粗涉藩篱，不足立新解以破旧说也。国家新建，政府虑资产阶级之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运动迭起，静秋畏于罹祸，日以开会、读报相勖，不许予亲古物、古籍以妨改造，予徘徊瞻顾，求两全而不得，其心情之苦可知也。业务受领导于政治，而两者咸须急起直追，庶不负党对予之属望，将如何而可以安排主次，使垂老之年卒有微末之成就自献于社会主义建设中乎？是诚不胜其祷祝者已！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颉刚记
① 骈阗：盛多貌。
愚脩录第一册
颉刚自十六岁始为笔记，迄今五十五年矣，所积约百六十册。一九四九年以来，工业兴盛，所造皆机器纸，毛边纸以手工造，产量稀绝。而予以习惯为之，不欲更张，求诸京市不可得，则函沪上，请家叔起潜先生营求，果得制二十册寄来，为之大喜。纵笔挥洒，不及一月，一册尽矣。静秋迩来多病，予常伴之至医院，则挟短册以自随，翻览偶有所得，归家疾书之，一小时可得千字。噫，予病神经衰弱四十余年，记忆力大苦不济，展卷虽勤，而旋读旋忘，惟书之于册，则一时印象可以永久不失，老眼未花，作字手略颤，尚可成字，惟有抢此时间以补早岁在兵火流离中之损失耳！《淮南·脩务》云：“夫学亦人之砥锡也，……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淮南王讳“长”曰“脩”。予自念所短长，则口说为短，笔书为长。知其长而善用之，则秉质虽愚，亦可借勤学而与知者较一日之胜负矣，因题其端曰《愚脩录》。
世有览者，幸闵其志，而勿笑其惟事抄写旧文焉。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顾颉刚记于北京干面胡同寓所
愚脩录第二册
今年一、二月，病气管炎。自三月始，重草《尚书大诰译证》，迄今九十日，尚未完稿。业务既忙，笔记遂少。然因理书，又时时有新发现，而惜其无暇写录也。自念年已老大，肩负綦重，容与学林，殆已无望，不胜怅叹。
一九六三年五月廿九日颉刚记
愚脩录第三册
右笔记四十四则，大体上写于一九六三年，惟以抄平心来函未尽，空却若干页，直至一九六五年始足成之，其不易得闲可知也。予自一九六三年冬参加学部、政协两大会，过于劳顿，慢性肠炎转为便血。一九六四年春，任教北京大学，精神紧张，此疾又发。一九六五年夏，参加民主促进会政治学习，气候既酷热，予发言又多，会毕而病又作。……如此频繁，予尚能为社会活动否乎？《尚书》工作尚能完卷否乎？嗟乎颉刚，何一衰而至此！值此册记讫，特志之，俾知老骥分当伏枥，不当更怀千里之豪情也！
一九六五年十月五日记
愚脩录第四册
此册记于一九六三年，以病，迄未记满。顷自香山枫林村休养还，乃得填补完卷。迩来手颤，几不能成字，亦知此体之寖衰也。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日颉刚记
愚脩录第五册
予于一九六三年十月参加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会议，此会方毕，又继以全国政协大会，两月中奔走过劳，不惶家食，至十二月初止会，万分疲劳，大便带血矣。盖予性不肯休，而予年已至七十，又不容劳，矛盾无法解决而病遂作。屡至医院，以结肠镜深入肛门检查，迄未审其症结所在。一九六四年一、二月，住北京医院诊查，虽仍未得结果，而血已不下，以病房中不事工作，精神松懈也。予既自庆痊可，遂应北京大学之邀，为古典专业讲经学一课。上课历一月而病又作，则以准备讲义及高声讲话，不能胜其劳也。是年秋，至青岛疗养，病似痊，及归途游济南，又以酬酢、参观之劳，一日间泄泻至数十次。翌年在京参加学习，又以过劳而病大作，终至动手术乃已。予之不能操劳，明显至此，此年龄为之限也。
此册皆初病时记
颉刚识
愚脩录第六册
一九六四年二月廿五日，自北京医院出院，始记此册。其后居北京大学朗润园招待所，携以往，续有增写，而未记讫。十一月自山东归，一九六五年一月新修之屋始定居，始续记。迄三月杪乃得完卷。计其首尾，一年余矣。
年来食少进，不能如前之健步，即伏案写作，亦易疲劳。然志气之锐不损于前，特无整段时间供我涉猎耳。
自一九五四年来北京，住入东城区干面胡同科学院宿舍。所居为全院主屋，高大逾寻常。但四面皆玻璃窗，且数间一敞，冬间生火不暖，以是予支气管炎症逐年而进。又居于书堆中，固有携取之便，而凡床铺器物所堆积，则取书又绝难，以是虽有书而使用率至低。至一九六三年，予不能再忍，请于学部副主任张友渔同志，乃许为改修。自是前有廊，后有壁，又界其室为二，前部住人，后部庋书，书与人分，各得其所，且通光保暖，适于生活条件，始有正常之活动。甚愿在此优良环境之中，容我多工作数年，俾有以报答人民之厚待也。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九日顾颉刚记
愚脩录第七册
以上笔记五十一则，始记于一九六四年四月，是时予居西郊朗润园，及第二十三则而止。八月后养疴青岛，此册未携以往，遂留空白。十一月后返京，有得辄书其上，至翌年四月十日而写毕，盖历一周岁矣。庄子有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之生，逐无涯之知，殆已。”予生平为学，注意范围过宽，一生拉杂所书，其能如王应麟《困学纪闻》、顾炎武《日知录》，及身而写定乎？苟有实现之一日，尚可破“殆已”之说也。
愚脩录第八册
以上四十一则，自十三则以上皆今年春、夏间在北京寓中所记，其下则写于青岛疗养院。予自去冬病后已入衰境，所欲为者百不一遂，而寝不成眠，见食而厌，行一里以上则脚心作痛至不能举步，自知来日苦少，甚愿以一生所学作一结论，以待后人之评价，然而此亦何易言也！海滨静谧，读书每有所得，积习未忘，仍登于册。静秋来函，促作《尚书》及《孟姜女集》序文甚急，亦不得恣意为之矣。
一九六四年九月廿八日
颉刚记于青岛居庸关路九号楼上四号室中
愚脩录第九册
右四十五题，自九月廿八日起，至十月九日止，历十二日，盖为予近年所写笔记中时间最短之一册。
原其所以如此者有数因：今年一月病卧北京医院中，读纳训所译《一千零一夜》，颇欲录出若干，以院中无纸笔，惟默识于心，倏忽半年，今养疴青岛，环境清寂，乃得为之，一也；借疗养院图书，按章两周必还，凡有所见，不忍弃置，二也；西北大学教授陈登原同志寄其所辑《国史旧闻》第二分册来，每与予所集材有埙篪之应，恐归后旋忘，急促捉住，三也；铁道部第四设计院陈维辉同志作文五篇，去岁交我审阅，荏苒经年，至近日始得展读，亦有甚好之启发，四也；曾运乾《尚书正读》一书为其一生精力所萃，有独特之见解，近由中华书局出版，在此购得，此与我岗位工作有深切关系，必当细读，兹挈其要点入册，五也。缘是五因，本册之成遂迅。
院中医师、护士见予伏案时多，每相劝阻。老友王伯祥同志亦移书曰：“我兄自恃聪强，劬学力任，每不让人，看书则夜以继日，写文则万言不休。
以弟疏懒，非但望尘莫及，抑且绝膑自虞，故以己度人，窃为兄危。近年以来，虽同处一城，同事一院，而晤面时稀，然每一把谈，必以葆啬见贡，良以兄多年失眠，直当排遣一切，善自安养，庶能长保健康。古人云：“明镜敝于屡照。’又云：“善驭马者不乏其力。’弟于造膝时似常为兄诵之。弟自谓知兄，然亦恐以‘自甘颓放’见嗤，故亦不敢尽言力沮耳。今读来札，颇多衰飒之音，弟目力日退，心脏日衰，读罢安得不起共鸣乎！以是不怡者累日。兹以奉复，仍不免以老套相聒，想仍不异旧日之见也。”良友之言，安敢不受。特予读书已成痼癖，非此不愉；而笔记则犹行云流水，随笔抒写，异于为文之集中精神。苟并此而不为，我之为人不将如行尸走肉者几希矣。
书此以释客难。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颉刚晨起记
愚脩录第十册
此册始记于一九六四年十月，及十一月初游济南，归后修改《鸟夷族》一文，迄十二月二十日开全国政协大会，一九六五年一月开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其后即投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读报开会时不暇给，故此册历四月而始讫。予以晚年，得参学习，闻道虽后，向往弥坚。而一生积癖，喜逐物求知，与今之求辨大是大非，以解放全人类为任务者，洪纤差距过甚，此则必当以无产阶级思想纠正之者也。整理此册既毕，因书于此，以自惕厉。端正态度，放宽眼界，舍弃个人欲望而惟党与人民之利益是求，予虽不敏，终当悬此以为治学做人之鹄的。
一九六五年一月廿五日颉刚书于干面胡同修建后之宿舍
愚脩录第十一册
此册为一九六五年前半年所记，是时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空前紧张，我辈忙于学习，又值中华书局催交《尚书大诰译证》稿，不得不埋头古籍，求古史问题之解决，因是悉索精力以为之，便血症遂又作。至十月中病日甚，医师检查，知予肠确有涂附，遂入北京医院割治，更至香山枫林村休养，工作停顿逾半年。本月归来，检得此册尚有一页空白，乃填补之。然便血虽止，而神经衰弱则寖剧，每夜就眠，必服剧性药两次始得入梦，晨起则头昏脑涨，写字则手颤不止，视物则模糊影响，每欲突出政治，看报抄写其要语，又欲继续业务，改定《大诰》诸稿，心中一躁急，则此心摇摇如悬旌，不复能自持。噫，予年七十三足岁矣，其衰老也正生物规律之常也，又将奚怨！然予深感党恩，终思有一成就以作交代，天乎佑我，毋使即僵，亦勿使大脑动脉硬化若马叙伦先生然，为国家增一负担！《尚书》一稿，十成其九，“行百里者半九十”，此最后之十里固难行，甚愿举其疲劳之步伐以达于终点，毋使亏此一篑之功为我终生之恨也！此后当多休息，少工作，若居香山时之生活，自然可以轻松愉快，消除疲劳，母急功赶路，以臻于力竭倒毙之境也！
一九六六年五月廿四日颉刚记
愚脩录第十二册
此册始记于一九六五年六月，其时业务上正在研究鸟夷，而政治上则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改造资产阶级思想为无产阶级思想，集中学习。是年夏季特热，常升至华氏表百度，予体不能任，八月卅一日，学习始告一段落，而九月一日后即泄泻带血。十月一日，登天安门观礼台，站立一小时，足痛至不能举步以下。徐拖两腿至中山公园，在长廊中一步一顿，历一小时始登小汽车以待会散。是后更不堪，恹恹卧床矣。十月二十一日，医令住院割病肠。十一月四日，由中国医学科学院曾宪九教授动手术，剖腹割去结肠尺许，送胡正详教授研究，初检查时谓是息肉，至是乃知非息肉，而是结肠内外皆生气泡也。入院之初，医师频问予有顾虑否，盖虑予年高，或将不能任受而毙也。予鼓足勇气，既草遗嘱，遂安心上手术台。然割后身体不能转动，粪便不易排泄，弥觉苦痛。七日割线，不料皮合而肉未合，历三小时又复裂开，则以老年故，医师初无此经验也。又上手术台，以钢丝缝之，历二星期乃得解除，腹痛甚矣。十二月三日，移香山枫林村休养，得此静境，兼多游侣，爱不忍去，翌年五月初始归。当在病中时，常念此册未记毕，他册亦有空白者，归后因以三日力，将《愚脩录》四册填补了讫。此册所录则童丕绳君贻我之函也。噫，予年长矣，不知尚有若干年可活，而平生治学，涉猎颇广，欲以有涯之年逐无涯之知，此庄生之所笑也。此后惟有多治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分定其主次而着力，庶几一世之积累可选择几许以供献于人群，不致碌碌以殁，若鸟兽之委蜕焉，则幸矣。
一九六六年五月廿五日颉刚记
枫林村杂记
我年已老，自觉百骸就衰，但我决不悲观，决不无所作为，我的学术工作也不愿一日停止。自去冬在北京医院割治肠病后，移居香山枫林村休养。
我想就此休养时间，把《毛泽东文选》，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摩尔根《古代社会》等书在这里读讫。固然我记忆力衰退，前读后忘，但只要有空闲，摘录要点写出来，时时翻览，我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思想改造，并把历史唯物主义贯彻在我的写作里。秉烛之明虽甚微弱，终胜于没有点烛。
适值华训义同志寄这空白的本子来，就开始我新的日记，作为国家给我公费医疗的一点报答。又予此来未携线装书，而十年前所作《战国史事勘》一稿，由张茂鹏同志修补后，自天津来香山交稿，因得乘休养余闲，翻读一过，择录若干前所未注意之资料及问题于此册中。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六日颉刚记于枫林村一○五室
高舂琐语第一册
《淮南·天文》分一日为晨明、朏明、旦明、蚤食、晏食、隅中、正中、小还、铺时、大还、高舂、下舂、县车、黄昏、定昏十五节。惟一人之生命亦然。三十、四十，生命力充沛，正中时也。六十、七十，百骸就衰，虽欲作为，终有心而无力，高舂时也。过此以往，则羲和县车、日入蒙谷矣。我家先人年岁，有谱牒可稽者十八世，其最寿者为我七世祖列圃公，年七十三耳。盖度越七十大关若斯之难也！昔有一人类学家谓予，己身之寿，以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六人平均之，即得；而如其言算之，我母与外祖母皆仅三十余，予之平均数遂仅五十余。然当六十以前，予体甚健，乃识其为讏言。
六十后渐不如人，一九五七年得肺炎，一九五八年得肠炎，一九六三年病便血，几奄奄一息矣。一九六五年割治病肠，便血顿止，然失眠之疾寝以增剧，每晚非服剧剂不能入梦。又予夙健步，日可行数十里，而今则行一二里便汗出如沉，游兴为之大阻。然未读之书、未履之地尚多，所讨究之问题及夙昔所撰之论文，当涂改或精进者亦不少，为服务人民计，为对于社会主义之建设作微末之贡献计，予年虽已度越列圃公，犹不愿死也。此后生活，自计当向两途转变：其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当精读毛主席文，克服予在史学工作中之唯心主义偏向，兼读马、恩、列、斯名著，使我所治之中国古史得纳入世界古史范畴之中，不为传统思想所束缚；其二，每日应有一定之休憩时间，散步公园，勿复度终日伏案生涯，使此身不致遭急速之衰退。
予毕生爱惜寸阴，中年恒工作至十四小时，头脑中永有若干问题盘旋，必以穷究为快，非友朋强迫，终不肯自寻闲趣。今日“访旧半为鬼”，即有存者，腰脚已不健，安得相呼以游？予妻、予子，亦劳劳终日，无暇相伴。然则予惟有踽踽独行，自适其适耳。携一册书、一张报，且游且读且学习，不独可为业务补偏救蔽，亦为新中国公民之道也。爰于开始立册之际，即以“高舂”为题。高诱注曰：“高舂，时加戌，民碓舂时也。”惟日之就暮，犹不废劳动，以适应治生之所需，此则予汲汲顾影而不欲自弃之心情也。（古人舂米与捣衣同在夜中，故曰“一月得四十五日”。）
一九六六年六月卅日颉刚记
此册所记，历八年乃讫，甚矣我之衰也！谚云“年纪不饶人”，予今八十一矣，手颤若此，尚能从事学术工作乎？后世人如见此，闵予之志学而未遂，则虽化为异物，犹心感也。
一九七四年三月一日颉刚记于北京医院二三○号病房，
耄学丛记第一册
此册前数页尚是一九二一年所记，去今五十二年矣。予今八十，手颤不易写小字，然每有所见，非录于册不快。肆中已无毛边纸装成册者可买，则惟有寻取旧本之尚有空页者记下之耳。人生易尽，嗜好难除，谓予积极性尚强亦可，谓予不能汰旧习以合时代潮流固亦可也。谚云：“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噫，于予也见之矣。
一九七三年四月一日颉刚书
予于一九六三年杪，以开会两月，又参观一月，日夜奔忙，遂病便血。
一九六四年初，在北京医院住两月，此吾有生以来第一回住院。以在院空闲，病竟不作，自谓痊矣，遂应北京大学之邀，往讲经学通论。不意一经劳顿，此病又发。累经疗验，一九六五年冬，医师定为降结肠气囊肿，应将病肠割去一尺，是时予年七十二矣。[眉批：一九七二年经透视，知曩所保留之肠仍在续发气囊肿，而以予之年已不容再割，则惟有听其发展耳。]割后到香山枫林村休养五个月，又能上山。归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已起，在极紧张空气中，先犯糖尿病，继感心绞痛，嘻甚矣惫。一九七一年四月，周总理令主持标点《廿四史》事，甚欲努力将命，而是年三次住院，翌年又四次住院，计犯气管炎者五，心绞痛者二，不得已在家休养。今年二月，照脑流图，医告我神经健好，如五六十岁人，则予仍可用功，但精神不可太集中耳。
一九七二年秋住院，甚欲在院读马克思主义书，先从辩证法入手。乃以集中精神过甚，骤觉天摇地转，站立不住，经医检查，谓是神经紧张之故，则用脑自有其限度也。此后工作，万不可忘却年龄矣。
耄学丛记第二册
《家居杂录》此予与履安婚后一年所记也。其年予毕业北大，将任助教，此册谨记六页即止。其后履安随予至北京、厦门、广州，及日寇侵华，又至昆明、成都、重庆。渠体本弱，不胜舟车之劳，竟得肾结核症，以一九四三年夏没于嘉陵江畔之柏溪。回首初记此册之时，凡历二十五年，伤痛彻于心骨。至于今日，予亦衰老，手颤眼花，以较初记之时，恍如隔世。然予不能无事，读书偶有所得，仍必录入册中为快。此册余幅尚多，而予作字已不能速，则尚可供数月之用也。
一九七二年七月一十八日颉刚书于瑞金路（干面胡同）京寓
此册直至一九七五年十月方写满，予之力竭神疲，于此可证，书此长叹。
颉刚又记
读《左传》随笔
予年八岁，在私塾中读毕《孟子》后即接读《左传》，彼时已偷览《三国演义》，知《左传》中故事与《三国》甚有类似处，喜而读之，虽每夜就寝亦默诵之。翌年承祖父命，改从邻居张子翀先生（名承胪）读，且改诵《诗经》，非予愿也。至十岁，吾父设帐于北街姚家，携予往，续读《左传》，同时读吕祖谦《东莱博议》，即议《左传》中所纪事之是非者，予心大乐。
稍后，又令开笔作文，记第一篇为《赵盾弑其君论》，虽不满父意，通篇为之改作，然予文中有“赵盾虽无弑君之事，而有弑君之心也”句，则特加双圈以表彰之，更令将改稿重抄清本。予所以乐于读书作文者，实由此数方面之鼓励而来，而吾父教育方法之善亦于此证之。岁月不居，忽忽已历七十余年，而予学不进，固由内忧外患，无术得一读书静境，而心喜外骛，实为主因。今迁居三里河，地当钓鱼台、玉渊潭之间，千树围绕，万花争妍，寓舍各占一角，与邻舍相望而不相识，处此境界，界我以安静之乐可谓至矣，予尚得透为人事多侵袭邪！爰记其事如右以自督励焉。
颉刚记
林下清言
一九五四年秋，自沪迁京，执事于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以书籍过多，非普通宿舍所能容，给以干面胡同前清廷大学士李鸿藻之正屋一所，凡二百平方米，月付房金卅四元。然予所藏书尚不足以容纳，乃将大部之书售出，若汲古阁《十七史》、湖北局本《百子全书》、商务印书馆之影印《四库全书孤本初集》，悉数归于贩卖古旧书籍之中国书店。其中最可惜者为广州徐绍棨所整理之广雅书局所刻书四百余册，盖张之洞督粤时，欲与阮元《学海堂经解》竞胜，因大量搜集校订史学书籍而刊之，巍然为我国史学宝藏，惜功未竟而张氏移督两湖，后继无人，版片零落。徐君为羊城藏书家，起而整理之为一帙，所印无多，吾藏为最完整之一帙，而竟以屋宇不足以庋藏，委之于不知谁何人之手也。及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运动起，旧籍为摧残之目标，藏家珍本失于俄顷，售于造纸厂作原料。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同志虑吾书之亦遭祸也，遣人携封条来，一夕间将我书库完全封闭。然所谓革命青年者仍屡次来搜索，揭去封条而入，恣意取其所需而去，予不自知所失者为何种图书，然一生搜集之地图全被携走则可知也。当其呼啸出门之际，重黏新写封条于门，予之不得入内取书如故。如是者历五年，北方多风，风必挟沙，室中积满灰尘，入室有如下圹。至一九七一年四月，予任标点《二十四史》之主编，于是驻学部之军宣队许我揭去封条，以入室为合法。然是时予年已七十八，每罹风雨，辄发高烧，竟以医院为第二家庭，不能亲执箕帚，入室扫除，他人亦无能相助者，其无术觅书参考如故也。更延六年，华国锋执政，向日之蝇营狗苟以篡党卖国之“四人帮”咸伏其辜，我辈以治学为职业者得有春日重来之乐，向日禁我读书写作者已闭其如簧之口。予乃得请于组织，移居西郊三里河南沙沟之国务院宿舍。其地在钓鱼台、玉渊潭之间，墙外为果园，桃与苹果不知其有几千百株，墙内则各种花木，随居民之意而种植。
予家之南则为一排枫树，随霜而红，阶前则五色缤纷，步步可以欣赏。此皆政府之优待，贻我以林下优游之乐者也。予一生治学，而人事纷扰，恒苦不能得一静境以集中精力从事创作，今乃得之于逾八望九之年，抑何幸也！惟昔人之游于林下者多有夕阳在山、好景不长之感，予虽无术却此自然规律，而积极性弥高，恒有“一息尚存，此志不懈”之勇气，虽在病中，总握一卷书以思索其问题。前些年困于手颤不能执笔，故笔记工作停顿已久，今则颇愈，予安敢放弃此天予之惠耶！至于膝盖无力，不便步行，则下次住院当作针灸以治之，如其痊也，则玉渊潭固供我休憩之清池也。今题此册曰“清言”，盖犹“聋者不忘听，瞽者不忘视”之意，非欲与众人清谈以遣日也。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五日颉刚书
《史林杂识》小引
颉刚幼岁读书，即好涂抹。每从父、祖案头获见《困学纪闻》、《日知录》诸书，爱其时出新义，胜于旧注，谬欲效颦，立册以备发挥，而方寸间空无所有，诚不自知其将以何术追踪前修。二十岁后，略识为学途程，始经常写作笔记，思虑偶有会悟，闻见或喜惬心，便纵笔录入，其时年少气盛，工为诋诃，古今人俱无所避，迄今每一展视，恒不觉汗之沾衣也。然通观五十年来积稿，虽所得有浅深，所论有然否，而有一主题思想坚持而不变者，曰对于战国、秦、汉时代学说之批判。战国之世，百家争鸣，皆欲以己说易天下，为欲起人信念，必求证于古人。然彼时社会已与古代截然异致，势不得不强古人以就我，而古史于是乎多歧。六经本古史料也，儒者守之，亦以不胜时代潮流之压迫，有意无意间率取众说以入于经，而书中制度与思想之层次遂乱。加以所有古书无不为汉人所写定，亦什九有汉人之注解，其开山辟径之功自不可没，且其所说典章、文物、语言，以其时代之接近两周，实有其正确之一面，徒以始基之时尚未能有严密之方法以从事客观整理，故或随情下断，或立异求胜，或墨守宗派，或滥作调人，或缴绕文字，或推演礼制，或误为分合，或作伪羼厕，在此种种 纷纭之下，于是古籍与古代史实常不相应。昔者封建之世，朝中取土，颁有定本，学子为文必依正经、正注，否则蹈“非圣无法”之罪。形格势禁如此，迫使疑于心者不得不怯于言。
然自刘知幾、欧阳修、朱熹以来亦渐渐出诸口笔。水长滴而石穿，车久经而轨陷，积微成著，号为“三圣传心”之《古文尚书》竟公然被以“伪”名，虽尚有若干卫道者流攘臂奋袂以相抗，终以证佐确凿，判为定谳。前人之奋斗精神及其成就激励我辈，便欲清扫战国而下之蔀障，以恢复古代史实之真面目，诚知斯事艰苦，非个人学力所可幾及，尤非处动荡之时代所得而优为，然亦解放潮流中之应有呼声矣。
五四运动而后，杂志、报纸一时蜂起，友朋奖借，敦促撰文以充篇幅。
予逢此风会，少年好事，姑取旧时所记，选择其中较为成熟之见解，更求他证以补足之，贪多不割，辄缀长篇。读者弗知，群讶其记忆力之强，因晓之曰：予生封建家庭，二岁即识字，五岁即诵经，以长者期望之殷切，脑力摧残过剧，七八岁时即已陷于神经衰弱之苦况，读时虽了了，掩卷旋茫然。所以尚能从事于考索之业者，只缘个人习性乐于遇事注意，而此腕又不厌烦，一登于册，随手可稽，予盖以抄写代其记忆者也。
三十以还，读书稍进，以文献记载互相勘校，彼此牴牾，问题丛起，一时无从解决，宛若妇人妊娠之难堪。惟以胸中之积累问题也，一切思虑所不及之资料往往奔赴眼前，则又有航海者忽逢新地之乐。而旧问题方去，新问题又来，解决者才一二而勃起者又十百，苦闷与愉快频乘，至于不胜应接。
予壮盛之年，正当革命怒涛之吞卷，而犹妄欲自闭于书斋，誓以治学终其身者，以此。
然爱祖国者人之情也，九一八事变起，北京已当前线，予亦不能自止其敌忾之心，以文字参加抗日工作。及卢沟桥炮声突发，遂列名于敌人之黑名单。仓皇逃出，箧中稿本一纸未携。自是跋涉于洮、湟、西倾间者一年，亲接蒙、藏、回、土诸兄弟民族，视野为之大扩。以彼地风尚证之中原古史，雅有同揆。颇欲久居其所，考求西北史迹，不意忽遭地方反动当局之忌，旅行生活无可维持，爰受云南大学之聘，自北徂南，盖又神游于彝、傣、苗、瑶诸族之境矣。
是时昆明城区时有敌机侵扰，来也常以夜，予抱失眠痼疾，体不能任，乃赁屋北郊浪口村以居。其地距城二十里，盘龙江三面环之，危桥耸立，行者悚惶，雨后出门，泥潦没足，荒僻既甚，宾客弥稀，一星期中入城上课仅二日，余悉自由处置，因得复理旧弦，写其闻见，而更证之以故籍。然乡居书寡，笔记但存端绪，未遑考核以归于一是也。翌年移席成都，其地为我国西部文化中心，求书不难，适齐鲁大学出版《责善》半月刊以策励青年写作，因润饰所记，冠以篇题，分期发表，以为之倡。如是者二年，裒然成帙矣。
抗日胜利后到沪，赖顾廷龙、洪驾时两同志之力，将战中所记再为排纂，析成六卷，油印百册，分贻友好，作八载乱离之纪念，署其端曰《浪口村随笔》，从其始也。
一九五五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诸同志见其书，谓尚足供从事历史研究者之参考，拟付铅印，来征同意。顾予近数年来对此诸题又有新得，欲事补苴，请缓期以待重写。次年夏日，养疴青岛，以一月之力统整一过；未敢自信，传质友人，先后得于省吾、于鹤年、王仲荦、李平心、李唐晏、孙楷第、张政烺、童书业、钱宝琮诸同志之举正与商讨。顾近年善病，迄未能遵其所揭者而重订之。一九六○年冬，气管炎又作，咳喘俱剧，委顿床蓐，念同人美意不可负也，乃倚枕斟酌，至于再三，先拣其大致可作结论者五十四篇，辑为初编，二编以下俟之他日，改题曰《史林杂识》。谓之“林”者，示史学园地广漠，予惟徘徊于其一隅，偶拾橡栗以充饥也。谓之“杂”者，示其性质不专一，无系统之可言也。谓之“识”者，自表其个人意见如此云尔，愚者虽或一得，而不贤惟识其小，饶有纠弹勘正之余地也。兼及古代文学，以我所提出者皆文学史上之问题，仍属于史之范畴也。稿既具，以出版分工，转至北京中华书局。承其多方牖①助，嘱孟默闻同志逐条雠校，绘制地图，正讹补阙，益以无憾；而默闻又以身所亲历之各地风俗见告，遂得析疑释蔽，理证两坚。又近代印刷术进步，向之以但作文字说明，累千百年不克解决问题者，今则插入一照片即粲若列眉，无复疑义。承局方原孝铨同志代为奔走各学术机关，摄得若干古迹、古物，而张令琦同志又自甘肃寄来《明边墙关隘暗门图》，张景宁同志亦自广西寄来柳江大桥及抛彩球诸影片，远道相助，并贻读者以极大方便，其可感为何如也！
本编所载，半系读书与教学时之所感触，半则旅行少数民族地区之所见闻，借斯启发，往往可以批判战国游士之臆说与汉、魏经师之误解，不负少年时所蕲望。然昔人之误，我知之矣，我之误则不克自知也。兹既付刊，览者日多，倘谓拙见犹有可存，幸念其质正之诚意，绳其愆而责其谬，俾得随时修琢，或竟芟删，以无误后人，此则颉刚之大愿已！
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日北京顾颉刚
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日改定
① 牖，通诱，诱导。
◇书林谈丛
【近人书话】
古今人对书籍观念之异
予思从前书籍，与今《官商快览》、《日用全书》、《交际指南》正是一例。因为从前人无历史眼光，又是书籍累赘，不便多放，所以一个人只要几部书（如只要五经，或只要一经），一部书可以抵几科目之用（如《春秋》可以对策，又可以决狱），凡有所得就随便添上了（欢喜增广），所以《史记》上会称“孝武”、“孝昭”；又有补。〔眉批：束晳补《亡诗》、司马贞补《史记》，宋何俌有《西汉补遗》，载《皇太子遗四皓书》及《侯公说项羽辞》。刚按：此实弄笔耳！宋徽宗因尊老子，诏《史记·老子传》升于列传之首，自为一帙；《前汉·古今人表》列于上圣。〕他们只要这部书够用，并不要为作者留一个真相。
至于造伪书又只是因为没有，所以重造一个。这些都是起于“实用”一个观念。
现在才知道了：这人的书只可以作这人的书，不该随便杂厕的。这本书佚去了，只能让他佚去，不该随意编造的。必要如此，才有正当的历史可研究。
古书之序
司马迁作《太史公自序》，于百三十篇皆提其要；扬雄作《法言》，每篇之首辄综其篇意书数语，述其所以作，此皆受《书序》之影响也〔眉批：司马迁看不到《书序》，此说大误〕。而《史记》总列于后，《法言》分序于前，则或分或合，当时固不拘也。汪荣宝《法言义疏》以各篇之序合为一篇，置于书末，云：世德堂本《法言序》分冠各篇之首。按古书序录皆缀篇末，或自为一卷，如《史记》、《汉书》、《潜夫论》、《说文》之属并是，《淮南·要略》亦即其类。子云此序，总列《孝至》之后，其例正同；以之分冠各篇者，乃宋咸所移而温公从之，非其旧。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如是说。治平本《序》在书后，卷数为十三，皆旧本相承如此。
古代译名方法之变化
岑仲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页二八三）《黠戛斯之异译》条云：
《通鉴》二四六开成五年九月后：“有黠戛斯部落，即古之坚昆、唐初结骨也，后更号黠戛斯。”按：此非更名，乃音译不同耳。《丛刊》本《考导》二一云：“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安抚回鹘制》作纥吃斯，又作纥扢斯，今从德裕《会昌伐叛记》、《杜牧集》、新旧《传》、《实录》。”严书及世界影本《通鉴》均无“又作纥扢斯”一句，古籍出版社标点本虽有，却误为“又作纥于斯”。按今《会昌一品集》作“纥扢斯”，“扢”、“吃”
可以同读一音，突厥文为Qirqiz，汉人呼其单数Qirqun，故译“坚昆”。隋唐间转收声-r，-z 为收音-t，故译“结骨”。中唐后译“黠戛斯”或“纥扢斯”，则已渐类于近世之翻音方法矣。观此，亦可略明我国语音之变化。
此条可给读者一启发，由于翻音不同，而所记之本国少数民族及域外之人名，地名多变。在《史》、《汉》中，本国少数民族如夜郎、靡莫、冉 、哀牢，域外如康居、乌孙、奄蔡、安息，皆两字一名，其在屈曲语中不可能如此整齐，要皆裁截头尾，漫为摘取两音节以符汉文之需要而已。此虽易记，而原名则从此堙没。中唐以后，乃顺其原音书之，故坚昆、结骨遂转为黠戛斯。后人不知其故，疑为更号矣。
书籍形式之发展
事物的进化，步骤非常多，时间非常慢，即以书籍言之：第一步：竹木简。但因一简上写不了多少字，又易散乱，故第二步：帛卷。这写得多了，也不乱了。但太贵，非一般人所可用，于是有纸的发明，而第三步：纸卷。这本是模仿帛卷来的，可是书多了，时常要查东西，卷子不方便，于是第四步：梵夹本。就是把卷子折叠起来，使得它易翻。可是印刷术发明，觉得长长的条子不易印，于是第五步：蝴蝶装。这就是把梵夹本一面裁开，一面糊起，又易翻，又易印了，只是中缝在内，一页须翻动两次，还嫌不便，于是第六步：中缝向外本。这就一页只翻一次了。现在纸张改厚，又第七步：两面印本，不需要中缝了。
书价论斤
今年秋，予以出席苏州人民代表会议还里，至文学山房，与肆主江静澜谈，知一九四九年后人家藏书散出，秤斤售与纸商，仅五百元一斤耳。旧报纸价较旧书为贵，以其适宜于造纸也。近来北京书估多来购书，出价渐高，至今日每斤升至一千七百元，大量捆载以去，售与北方纸商，则每斤三千元矣。以其几加一倍，除运费外尚可赚钱，故书商竞为之，此中不知牺牲若干好书。南京文物管理委员会知之，令南京图书馆尽量买秤斤书，予往南京，晤以中，知已秤若干万斤矣，是亦抢救也。此次革命，社会彻底改变，凡藏书家皆为地主，夏征秋征，其额孔巨，不得不散。前年赵斐云君自北京来，买瞿氏铁琴铜剑楼书，初时还价，每册仅二三千元耳，后以振铎之调停，每册售六千元，遂大量取去。按：抗战前宋版书，每页八元，迩来币值跌落，六千元盖不及从前一元，而得一册，可谓奇廉。
秦学两说
郑樵《秦不绝儒学论》云：
陆贾，秦之巨儒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齐、鲁之风亦未尝替……则知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
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籍也。其所焚者，一时间事耳。……
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绝。……书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
然《奥论》中《六经总论》则云：
秦人七世富强，违异周者过半，欲尽索其书而弃之，逐至于六经俱被其祸。欲尽取其未泯于人心者而绝之，遂至于诸儒并蒙其惨。……使天更存秦祚数十年，老生尽死，屋壁颓坏，编之残者日已散，简之蠹者日已腐，吾之生民伥伥然游于鬼魅之乡，而后之人主亦将茫茫然视天下如理乱丝而莫得其绪。呜呼！天之夺秦之速也，其爱惜六经之心乎！……扶汉之兴，挤秦之亡，天意有在也矣！先王经籍之传，又将收拾于赤帝之子孙矣！
两说何其自相矛盾之甚邪？郑樵勇于立说，而少检察之功，所以时时有牴牾。否则此即《奥论》为他人所编之据。
焚书的效果如何，自是一公案。记得刘大櫆有《焚书辨》一篇，颇有新意，当检览。
古书衬字
古书文句，为欲顺于诵读，恒有衬字。《山海经》记山水，其名以一字者则但曰某山某水，■山、英水是也。其名以二字者，则加“之”字于山水之上以成四字之名，招摇之山、丽■之水、即翼之泽是也。所以然者，以双字则易读也。《禹贡》青州“厥贡盐 海物惟错”，扬州“齿革羽毛惟木”，此以“错”与“木”皆单字，故加“惟”以足成其双字也〔眉批：《诗》之“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亦是〕。《西伯戡黎》有“不迪率典”，《康诰》有“兹义率杀”，孙诒让曰：“率，语词。……‘义率杀’即彼上文之‘义杀’，此‘迪率典’亦即‘迪典’也。”（《尚书骈枝》）则“率”字亦衬字矣。古人之好整齐一至于此。
文集应有分类汇编
俞正燮《癸巳类稿》、《癸巳存稿》一编，设例既繁，推断亦勇，予所特佩于彼者，彼不独注意书籍，并注意社会状况，此非当时一般学者所及也。
摘录数则以见一斑：
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家奴官妓旧事。
节妇说。贞女说。妒非女人恶德论。
书《旧唐书·舆服志》后。（缠足）
鸦片烟事述。吃烟事述。
红教、黄教论。天主教论。回回教。道士官。
弄女婿。弄新妇。闹房、听房。吹箫给丧事。
原相篇。（相面）术士。禁开矿。禁杀牛。
演义、小说。官话。俗称。科场书。
将来如能得暇，当将其文分类。予久蓄志将各种文集析为单篇，分类编录，拟印一目简，逐篇填入，为整理集部之计。而一无余资，二无余晷，至今耿耿。将来力如能及，必当为之，否则集部以杂纂之故，虽其人实有发见新义，徒以编检不便，遂若无有者。不但昔人劳而无功，今人亦不能享受其遗产矣。
古书名称之不固定
徐时栋《烟屿楼读书志》卷十一云：
“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尚书·吕刑》文也；《荀子·君子》篇引之，称“《传》曰”。“惟则定国”，《吕览·权勋》篇引之，称“《诗》云”，是逸诗也；而《左传》僖公九年公孙支引之，但曰“臣闻之”。“无过乱门”，《吕览·原乱》篇引之，称“《诗》曰”，是亦逸诗也；而《左》昭公十九年子产引之作“谚曰”，昭公二十二年作“人有言曰：“惟乱门之无过。’”《国语》亦作“人有言曰：“无过乱人之门。’”“臣无有作福作威”及“毋有作恶，遵王之路”，《尚书·洪范》文也；而《韩非·有度》篇引之，称“先王之法”。“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逸周书·大匡解》文也；而《左》文公二年引之，称“《周志》有之”。“唇亡则齿寒”，《公羊》僖公二年称“记曰”，注：“史记也”；《穀梁》僖公二年称“语曰”；《左传》僖公五年作“谚”；《吕览·权勋》篇作“先人有言曰”；《韩非·存韩》篇、《十过》篇皆作“臣闻”。《战国策·齐、赵策》俱引作“唇亡”，《韩策》作“唇揭”；《庄子·胠箧》篇、《淮南子·说林训》与《吕览·权勋》作“唇竭”，“竭”当“揭”之讹，《韩策》注：“揭，犹反也。”“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诗》词也，而《越语》引之作“先人有言曰”。“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左》哀公元年伍员引之，称“臣闻”，而《战国策·秦策》引之，以为“《书》云”（“去疾”作“除害”）。“木实繁者披其枝”四语两引于《秦策》，一以为“《诗》曰”，一以为“臣闻之”。
“于安思危”，《左传》引之（“于”作“居”），《吕览》注引之，皆称：“《书》曰”，今见《逸周书·程典解》中；而《楚策》中虞卿引之，乃曰“臣闻之《春秋》”。
即此可见古书的不固定的样子。
元代官书至清多散亡
又《潜邱劄记》（《阎谱》卷三）：“纂志于洞庭，徐司寇出典籍库中《大元大一统志》十数本，皆蜀中地，计尚有九百八十余本。曾见叶文庄家书目，此书与《经世大典》并列，安知世不更有足本乎？”〔刚按：《叶竹堂书目》卷六《古今通志类》只有《大元一统志》一百八十二册，无《经世大典》，想阎君所见为别本。然此二书至清而散亡，则可信也。〕叶《目》、《政书类》（下册）搜辑元代官书甚多，以后可以录出。《潜研堂集》有《跋元大一统志残本》一篇。
写书之益
同卷①《与张毅文》云：“学业之不能逮古人也无问矣。古无椠本书，欲得一书，必手自缮写。张参曰‘读书不如写书’，固已。胜今人一。写毕必手自雠校，不容错互，甚至三十年间闻人有善本，必求而改正之，若欧阳公之于韩文故事。胜今人二。校毕必朗然成诵，非仅仅寓目而已。胜今人三。
有此三胜，而实注以生平全力，又不似今人先耗磨于制举帖括之陋习之中。……”此举抄写、校雠、诵读三事，谓今人读书不及古人之精熟，诚是也，但今人之博观慎择亦非古人所可及。
① 指《潜邱劄记》。
史书之缺失与修改
陈援庵先生谈数事：
一、《元史·泰定帝本纪》即位诏书本系白话文，但清代殿本改为文言。
二、《元典章》之所以不录入《四库》，当以其用白话文。但幸而不录，否则必大改。
三、《宋史·孝宗纪》明监本脱一页，而以他页补之，页数虽不缺而纪事遂全不贯串。《史纠》①正之，以为史臣之误，其实不然，乃刻误耳。此误为各本所因，惟竹简斋小字本不误。
观此，我们实在不能从《四库全书》中看元、明文化，因为元人的白话文，明人的小品文，都是清代所排斥的。他们要以清文化改元、明文化。
① 《史纠》：明朱明镐撰，六卷，考订诸史书法错误，及事迹牴牾之处。
以修辞学定古书年代
包世臣《文谱》（《艺舟双楫》卷一）云：
讨论体势，奇偶为先。凝重多出于偶，流美多出于奇。体虽骈，必有奇以振其气；势虽散，必有偶以植其骨。仪厥错综，致为微妙。《尚书》“钦、明、文、思”，一字为偶：“安安”，叠字为偶：“允恭、克让”，二字为偶；偶势变而生三，奇意行而若一。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语奇也而意偶。“克明俊德”四字，一句奇：“以亲九族”十六字，四句偶：“协和万邦”十字，三句奇；而“万邦”与“九族”、“百姓”语偶，“时雍”与“黎民于变”意偶：是奇也而偶寓焉。“乃命羲、和”节奇：“若天①”、“授时②”，隔句为偶；中六字纲目为偶：“分命”、“申命”四节，体全偶而词悉奇：“帝曰咨”节奇：“期三百”十七字参差为偶：“允厘”八字颠倒为偶而意皆奇。故双意必偶，“钦明”、“允恭”等句是也；单意可奇可偶，“光被”、“允厘”等句是也。虽文字之始基，实奇偶之极轨。
按：此正可见《尧典》之出已当很会作文之世，故能讲究文章体势，成为奇偶之极轨。不但唐、虞作不出此种矞皇典丽之文字，即在商、周亦岂有此耶！《尧典》文讲奇偶，讲抑扬，读出来又好听，其必作于文学技术极高时代无疑。阮元《文言说》（《揅经室三集》卷二）云：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愆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此孔子于《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文言》数百字几于句句用韵。孔子于此，发明《乾》、《坤》之蕴，诠释四德之名，几费修词之意，冀达意外之言，要使远近易诵，古今易传，……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即如“乐行”、“忧违”，偶也：“长人”、“合礼”，偶也：“和义”、“干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闲邪”、“善世”，偶也；……“云龙”、“风虎”，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潜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偕极”、“天则”，偶也：“隐见”、“行成”，偶也：“学聚”、“问辩”，偶也：“宽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后天”，偶也：“存亡”、“得丧”，偶也：“余庆”、“余殃”，偶也：“直内”、“方外”，偶也：“通理”、“居体”，偶也。凡偶皆文也。
于物，两色相偶而交错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然则千古之文莫大于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而自名曰“文”。……
以修辞学的眼光看经书，此为包、阮两家之所同。包氏言《书》，阮氏言《易》；包氏言奇、偶，阮氏但言偶。阮谓所以多用韵、多用偶者，一为以口舌传事，一为以易诵行远。易诵行远自无可议，若谓便于口舌传事，则必于传事之先由瞽、史诸官修饰一过，且告语、复命皆用韵文，直如戏剧，于事为不可能。后世著作，若《老子》，若《三都赋》，若《参同契》，易诵行远则有之，口舌传事则未也。合包、阮两家之说，遂以六经为孔子改制所作者有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十云：《尧典》、《皋陶谟》、《弃稷谟》、《禹贡》、《洪范》，皆孔子大经大法所存。
其文辞自《尧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协和万邦”、“旸① 若天：钦若昊天。
② 授时：敬授人时。
谷，幽都”、“南讹，朔易”，《禹贡》之“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底绩，至于衡漳”、“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士交正”，皆整齐谐雅，与《易》、《乾》、《坤》卦辞“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略同，皆纯乎孔子之文也。
孔子之文究竟如何，今不可知。要之，《书》、《尧典》、《禹贡》等篇与《易》、《彖辞》、《文言》等篇，虽未必出于一手，而其出于同时代则可断也。此时代，或在孔子弟子十传后矣。
祁承■《藏书约》开清学之先
明祁承■《藏书约》云：
郑渔仲论求书之道有八：“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可谓典籍中之经济矣。……余于八求之外更有三说：如书有……亡于汉者，汉人之引经多据之；……亡于唐者，唐人之著述尚存之；……
亡于宋者，宋人之纂集多存之。……即另从其书各为录出，……不但吉光片羽自足珍重，所谓“举马之一体而马未尝不立于前”也。是亦一道也。
又如一书之中，自宜分析。……如《水经》一书，注乃侈于其经，……后人但知郦道元之有注，而桑钦著经之名反隐矣。又如《世说》，词旨本自简令；……刘孝标之《注》援引精核，微言妙义更自灿然，可与《世说》各为一种以称快书。如此之类，析而为两，使并存于宇宙之间。是亦一道也。
若夫……世家所秘，省郡所藏，即同都共里尚难兼收，况粤有刻而吴未必知，蜀有本而越未能遍，如此者更多也。……海内通行之书大都此数十百种耳，倘一概求之，或以千里邮至，或以重值市归，乃开箧而已有，……有不意兴索然者乎！……余谓（梓行之书），其序之文往往载于各集，……今以某集有序某书若干首，某书之序刻于何年，存于何地，采集诸公序刻之文录为一目，自知某书可从某地求也，某书可向某氏索也，……导本日集，重复无烦，斯真夜行之烛而探宝之珠也。是又一道也。
刚按：此所云第一道即辑佚；第二道即段玉裁、龚自珍之写定群书，加以分析；第三道即《经义考》、《史籍考》之作法。清学承明，即此可见。
范钦藏书与刻书
《天一阁见存书目》为薛福成嘱钱念劬所编。自兵燹以后，散亡甚多，幸得薛福成等为之赎归若干，碑帖则只有二十余种矣。观其所记，知阮刻目尚未尽，则天一阁书从来未有一全目矣。《碑目》一编于全祖望，二编于钱大昕。今全氏本似已不可见。去年年底，晤马幼渔先生，询范氏书如何，先生曰：“今视钱念劬所编目又散去不少矣。渐渐偷卖，至卖完而后止。”此可悲也。
范钦收藏书籍甚多，而所刻《二十种奇书》（《三坟》、《元包》、《京氏易》等）几全为伪书，何其不善别择如是？可见所谓藏书亦徒有其名耳。
明代宁波先后藏书者有二人：一丰氏，一范氏。范氏书大半得之丰氏。丰坊有书，不知为学，而多作伪以欺人；范氏有书，不知鉴别，而多刻伪以欺己，何明代人之陋也？
辛亥革命后，上海古书流通处曾觅一略知书之惯窃，逾墙上阁，夜负以出，如是者数阅月，范氏族人不知也。流通处主陈某遂成大富翁矣。
陈第藏书
《世善堂藏书目》为陈第所藏，鲍廷博序中谓赵昱计其孤本书有三百余种，曾标圈识，欲往购之，已不及。按：鲍本不并刻赵氏之圈，实大可惜。
陈氏书至清乾隆间始散，已藏二百余年，不知散归何处，何所藏孤本（如刘炫《连山易》等），不见人称道也。一九四九年后，西北农学院整理古农学书，辛树帜院长、石声汉教授主其事。一九六○年前后，声汉来京，告予曰：“《世善堂藏书目》，非陈第实有之藏书，其一大部分乃录以备采访者。”
闻此，乃知其中之孤本书，实多久已失传者，为之慨然，盖欺人者已三百余年矣。
陆心源藏书
李宗莲《皕宋楼藏书志序》云：“凡得书十五万卷，而坊刻不与焉。其宋、元刊及名人手抄手校者，储之皕宋楼中。若守先阁则皆明以后刊及寻常抄帙，按《四库书目》编序，而以近人著述之善者附益之。”读此可见近来各图书馆之分善本及普通本二种，实发源于陆氏，前此未有也。又可见“四库”成立以后，凡藏书家皆根据四库目录以为庋储编目，如丁氏持静斋、方氏碧琳琅馆、陆氏守先阁均是。
李《序》又云：“念自来藏书，未能垂远，今春（光绪壬午）奏记大府，以守先阁所储归之于公。”按皕宋楼书售去时，守先阁书得保否，待考。浙中光绪间，有徐氏古越藏书楼及陆氏守先阁，皆以私有归公，开图书馆之先声，大可景慕。
李《序》又述浙中藏书源流云：
自古称藏书者嫏嬛、石室、蓬莱、道山，皆荒渺无足征信。若吾乡富于典籍者，梁沈约聚书二万卷，见于本传。宋、元之际，月河莫氏、齐斋倪氏，寓公若资中三李、陵阳牟氏，皆不下数万卷。周草窗三世积累，有书四万卷。《齐东野语》称石林叶氏有十万卷，然考少蕴《避暑录话》亦只谓家旧藏书三万余卷而已。惟直斋陈氏《书录解题》之作，可考见者五万一千余卷。明代白华楼茅氏，其卷数不可考，然九学十部之编以制艺为一部，则其取盈于缃帙者亦仅矣！近乾、嘉间石冢严氏芳茮堂、南浔刘氏暝琴山馆，皆以藏书名，与杭州振绮堂汪氏、苏州滂熹园黄氏埒，为阮文达、钱竹汀两公所称。余尝见二家书目著录寥寥，岂足与先生比长絜短哉！
天下藏书家为人人推服无导辞者，莫如四明天一阁。然视先生所藏，其不如也有五：天一书目卷只五万，皕宋则两倍之，一也。天一宋刊不过十数种，元刊仅百余种，皕宋后三四百年，宋刊至二百余种，元刊四百余种，二也。天一所藏丹经、道箓、阴阳、卜筮不经之书著录甚多，皕宋则非圣之书不敢滥储，三也。范氏封扃甚严，非子孙齐至不开锁，皕宋则守先别储，读者不禁，私诸子孙，何如公诸士林，四也。范氏所藏，本之丰学士万卷楼，承平时举而有之，犹易，若皕宋则掇拾于兵火幸存，搜罗于蟫断炱朽①，精粗既别，难易悬殊，五也。
① 蟫，蠹虫，蛀蚀书籍的虫。炱朽，腐朽如灰尘。
丁雄飞与黄虞稷藏书
前在《楝亭书目》见有《古今书目》一名，未知谁著，今读缪荃孙刻《藕香零拾》中《古欢社约》，知为清初江浦人丁雄飞（号菡生）藏书目，凡七卷。雄飞居南京乌龙潭上山水最佳处，取陆放翁语，名之曰“心太平庵”，积书数万卷。与黄俞邰友善，立读书之约，每月十三日丁至黄，二十六日黄至丁，其引云：“尽一日之阴，探千古之秘，或彼藏我阙，或彼阙我藏，互相质证，当有发明。此天下最快心事！”
苏州藏书家
黄丕烈《晁氏读书志叙》云：“吾吴多藏书家，康、雍之间如碧凤坊顾氏、赐书楼蒋氏皆坐拥厚资，而又与文人学士游，如何义门昆仲辈为之师友，故鉴别皆真，无时刻恶抄以厕其间，[眉批：何以痛恶时刻？不观晁、陈所收，半皆时刻耶？]一时藏书之盛几与绛云、传是埒；特深自韬晦，[眉批：何以“韬晦”？]故世鲜知为藏书家耳。余生也晚，不及见其盛，而数十年来，与同好诸人如香严周君、抱冲顾君、寿阶袁君承其流风余韵，亦颇讲论及此，卒不能逮之者，非绌于力耶！迩年阆原观察英年力学，读其尊甫都转厚斋先生所藏四部之书，以为犹是寻常习见之本，必广搜宋、元旧刻以及《四库》未经采辑者。于是厚价收书，不一二年藏弆日富。”此段说清代苏州藏书家历史甚清晰，而藏书家之态度——不收“时刻恶抄”，守秘密，“必广搜宋、元旧刻以及《四库》未经采辑者”，——亦可见。[眉批：顾千里《衢本考辨跋》云：“衢本……二十卷，……世所罕见。乾隆末年，我友瞿君木夫收得旧钞本，予从之写其副，藏诸箧中，未尝示人。”]我谓他们专收旧本秘册，为与读书家分业起见，自是应当。只是守秘密的一个习惯，是以学术之公物而私为己产，太不应该了！
傅增湘藏书校书
适之先生日记谓傅增湘告彼，藏书目不收明以后，著者不收洪武以后，这大概是清代藏书的一个规则。傅氏又说生平校书不下三千卷了。
考据三途
郭嵩焘《读书志序》云：“自乾隆盛时，表章六籍，老师大儒承风兴起，为实事求是之学。其间颛门名家言考据者，又约有三途：曰训诂，研审文字，辨析毫芒；曰考证，循求典册，穷极流别；曰雠校，搜罗古籍，参差离合。
三者同源异用而各极其能。”此把考据一项分成三途，甚确切。
《清内阁旧藏书目》
京师图书馆有《清内阁旧藏书目》六册，序云：清内阁书，即明代文渊阁藏书，杨士奇等所编置也。阁中大库，有“内阁典籍”掌管。清初，曹贞吉为典籍时，宋椠已散失殆尽。曹氏检阅宋本，见欧阳公《居士集》八部，无一完者。嗣后，典籍一官多以满员充之，更不珍惜，甚至失火，几付一炬。今馆中所藏内阁之书，均前清季年由学部发来；除残缺外，有水湿者，有熏焦者，有霉烂者，大约失火时之受损耳。至《清内阁书目》，馆中人均未尝见也。兹由赵次原先生由部中携来，悉照原订六册，计分四种：《库存书目》三册，《库存残书目》一册，《残复书目》一册，《碑图总目》一册。缮录一通，庋藏书库，虽与馆中所藏间有不同，存此一编，尚得略见秘阁藏书之名，亦考古者所不废也。民国七年五月八日，京师图书馆目录课识。
刚按：用此本目录及《文渊》、《京馆》两目合观，可知明、清秘阁藏书嬗递之迹。《四库提要》所著之“内府藏本”，不知大内藏书欤，抑内阁藏书欤？
《四库全书》
清代翰林院存贮《四库全书》底本，许士人到院检读。见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廿五日上谕。
鲍刻《四库简明目录》首册：（1）上谕三道（一、编简目；二、再缮三分，付文汇等阁；[眉批：可见文汇等阁颇似图书馆。]三、许领出传写），（2）进书表文，（3）恭纪，（4）职名，（5）总目。其“恭纪”云：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告成。皇上俯念江、浙为人文渊薮，特命一如内廷所藏，缮写全册，于扬州、镇江、杭州三郡，各建阁以贮之。……四十九年三月，复诏愿读中秘书者，许陆续领出，广为传写。……臣等生长是邦，幸从铅椠，获际斯盛，感抃难名。
惟是金题锦贉，浩若烟瀛，溯委穷源，莫知所自。伏思《简明书目》一编，……篇帙不繁，搜罗至备。……臣怀玉幸预分校之役，尝就全书处恭录副墨以归，东南士林借抄接踵，时恐不给。臣德舆、臣士恭并以书籍经进，上邀宠赉，感叨异数，矢报无由，爱共悉心雠勘，敬畀剞劂。……内阁中书臣赵怀玉、刑部奉天司行走主事臣金德舆、监生臣鲍士恭恭纪。
《四库全书总目韵编》
《敬孚类稿》卷五，页十一，《跋四库全书总目韵编》：《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帙浩繁，初学检阅恒不得其端绪。自《简明目录》出，观者称便，而《附存》诸目阙如。吾乡胡征士雒君尝取《附存目录》，案经、史、子、集次第抄录，同江都凌仲子详加校勘，厘为十卷，刻于金陵，以配《简明目录》。[眉批：胡氏事迹但见此数语。]穷乡晚进，虽不难于家有一编，而初学所见不广，欲考验一书及著书人名氏，又非遍检两书全帙不能立睹。甲戌夏，客游吴门，适与范月槎观察同寓，观察为武昌名宿，富有藏书，朝夕相质，慕其言谈丰采，久不能别。一日，出其所编《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韵编》见示：每以一书目首一字为主，不拘经史子集，案韵编排，书目之下，仍著撰人名氏，及在某卷某类；凡卒睹一书，先以此编按韵求之，览其所注，而全书《总目提要》所在，了如指掌，足与萧山汪龙庄之《史姓韵编》、武进李申耆之《历代地理志韵编》相为鼎足。……兹书拟付手民①，因敬书数语，以志忻幸。光绪元年秋九月。
此本惜未能见，或疑付刻未成乎？范月槎之名亦当考。旧时凡作索引，皆按韵编排，而在今日不作试帖诗之后，则不得不改由笔画编排矣。
① 手民：以手艺为业者，此指雕版排字工人。
上海白云观《道藏》
上海南市白云观亦有《道藏》一部。闻当时北京白云观《道藏》得徐世昌之资助交商务印书馆印行时，[眉批：《道藏》之印，李盛铎、傅增湘倡之，徐世昌赞助之，而森玉先生为之奔走南北以成其事。]住持道士陈明霦热心赞助，以北京本有残缺而上海本完全，因拟借以补足，[眉批：北京白云观本，闻刘师培入观借览，以其有利于古籍校勘，凡其所需，皆被撕下，是已成一残本矣。其无行若此。]而上海白云观之住持不肯，谓如要取印，必须将该观完全修缮一过，并将屋顶改为琉璃瓦。当时既无力承应，陈道士竟一气而死。
此君，本系中学教员，中途出家，故开通如是。今上海白云观之《道藏》已肯交与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保管，惜文管会无屋可放，仍存该观。一九五○年八月二十二日闻诸徐森玉先生。
民国毁弃史料
清代掌故在乾隆以前虽不必皆有成书，然所裒集盖已不少，虽纪述未必得法，然总可备参考。至乾隆以后，内忧外患相逼而来，政府既无从容编述之时间，更无其费用，所结撰者极少，当太平天国与清军拉锯战中，损失尤多。如曾国藩、黄彭年、李庆云等设立书局，纂集案牍，以保存故实相提倡者盖已甚鲜。以此，我等欲于今日知乾隆以后之典志，颇有无从寻觅之苦。
然使史料尚在（公文档案等物），则即使现在不便省览，将来当可设法使其复现于世。不幸辛亥革命后，军阀当权，弃者弃，焚者焚，人民既视为废物，官吏亦以其不便于己，方且乐其无稽，盖一入民国而清故之不可考者已过半矣。虽民国二、三年后各省设立志局，北京亦有清史、国史二馆，而当事既一意敷衍（如清史、国史两馆皆无成绩可言，各省修志者原定三年，后乃延至七、八年而未竣），即欲勉力为之，亦苦于材料不备，无从下手。（孙伯南先生修《吴县志》之《兵志》，予询其进行如何，彼云：“无案牍可稽，纂集极难。”沈子良先生修《江苏通志》，予询其根据，彼云：“俟各县志成后，乃集编之耳。”）不意清代朴学之后而今人乃无历史观念如此。
元代刻书
（蔡澄《鸡窗丛话》）又云：
先辈云：“元时人刻书极难。如某地某人有著作，则其地之绅士呈词于学使。学使以为不可刻，则已；如可，学使备文咨部。部议以为可，则刊板行世；不可则止。故元人著作之存于今者，皆可传也。前明书皆可私刻，刻工极廉。闻前辈何东海云，‘刻一部《古注十三经》，费仅百余金’，故刻稿者纷纷矣。尝闻王遵岩、唐荆川两先生相谓曰：“数十年来，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身衣饱暖，没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尽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又闻遵岩谓荆川曰：“近时之稿板，以祖龙①手段施之，则南山柴炭必贱。’”
刚按：所说元时刻书状况，实未必然。所谓绅士呈学使，学使咨部议者，大约如《文献通考》等大著作耳。如杂剧，正不必俟审定。且看虞集《郑氏诗传序》，谓闽人刻书摹印，成市成邑，散布中外，极乎四海。虞集为元代中叶后人，而闽俗至以刻书成市，则必不待部议可知矣。设此言而信，则元代于文化上干涉太甚，实非好事。明人刻书固滥，然只要大家有眼光选择，正不惧其滥也。
① 祖龙：谓秦始皇。秦始皇曾采取焚书手段。
明代兵书
近为大学检理贵重书籍，兵家类所收除江南制造局所出书外，几全为明本，又多为明万历后所作，于此可见世运消息之理。明代一困于也先，再困于满洲，三困于倭，四困于流寇，士大夫皆有用兵之心，故就古籍论兵及纪兵事者加以讨究，遂成巨帙。至清代则以明时兵书语多侵及满洲，遂一律禁止，而清代人惧罹罪戾，亦不敢著兵书，又虽有平藏、平回之举，而八旗任攻战者多，汉人为少，故于兵事不甚接触，自不觉其需要矣。至与英、日开战而败，于是言兵之风又一盛焉。明代兵书目当录纪。〔眉批：予不熟史事，此则未知误否，待考。〕北京大学所藏兵家书，兹录目于下：明刊本：姜师闵《讲武全书》五十九卷。
李鼎《武经总要》四十三卷。
王鸣鹤《登坛必究》四十卷。（清禁书）
李村《将将记》二十四卷。
茅元仪《武备志》二百四十卷。
穆文熙《百将提衡》四卷。
吴维顺、吴鸣球《兵镜》二十卷。
唐顺之《武前后编》十二卷。
戚继光批点类辑《练兵》诸书十八卷。
于皇甫、尹商《韬略世法》五卷。
瞿汝说《兵略纂闻》十二卷。
李清《武经七书集注》八卷。
钞本：何汝宾《兵录》十四卷。
清刊本：戚继光《纪效新书》十八卷。
由此可见明代兵书能公布于清代的极少，而清代兵书在鸦片、甲午二战之后固是极多，其前则仅有年羹尧《治平胜算》十二卷（钞本），邓廷罗《兵镜或问》、《洴澼百金方》等数种。
最早谈到矿物与矿业的书
苏联矿物学博士托卡列夫著有《最早谈到矿物与矿业的书》，略云：希腊学者爱拉斯基穆（纪元前三七一——前二八六）所写的《石论》，一向认为是最古论矿物的书，在他这篇文章里叙述了十六种矿物，主要叙述珍贵矿产，分为三类：金属、石、土，记叙至为简陋。后来关于矿物的文学报道，在罗马学者斯塔尔舍高（二三——七九）作品中有过——这也就是说迟后了三百年，在其最后著作里，许多关于矿物的报道颇为荒诞无稽。其次经过了一千年，我们发现有乌兹别克学者阿维森纳（九八○——一○三七）及阿尔比鲁尼（九七二——一○四八）的作品，记载已达三十六种矿物（包括有珍珠、玻璃、珐琅、瓷等），使用了放大镜，决定了矿物的硬度与比重。后来在文艺复兴时代，在盖奥尔吉亚巴乌爱拉（一四九四——一五五五）的著作之后，关于矿物及矿业品种的知识才开始发展起来。因此，目前使人能得到矿物学发展的科学概念的文献十分贫乏。
又云：
《山海经》原文提到的矿物有八种，包括五种金属：金、银、锡、铜、铁，仅有玉石、碧玉和垩粉，在原来的矿物中是知道的，没有描写矿物特性。以古老性说，它是仅次于初次提到矿物的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
地理沿革之资料
中国古代地理沿革无专书可据，凡一切古书古器铭文所载之地理方物，均当视为材料而整理之。古籍中亦有专记地理者，有道他事而涉及地理者。
前者所记虽多荒诞不经，甚且不及后者之实有可征，然吾人终当视为上乘之材料。盖古人囿于见闻，其记述自难翔实，吾人得此扑朔迷离各相违异之说法，转足考见当时地理传说变迁之迹也。
中国古代地理沿革之材料，其最古且最完整者，当推《禹贡》。此篇内容分为三项：首记九州，中述导山、导水，末记五服之制。按古之地理观念，亦可分为自然地理与政治地理两项。前者可以《山海经》为代表，后者又可分为九州说与畿服说两种，散见于各书。《山海经》之具雏形，当较《禹贡》为早，故其荒诞不经亦过之（今本多后人增添，已非初形）。九州本一虚数名词，战国时人为之实际化，而传说各异，今日犹得见《禹贡》、《职方》、《吕览》、《尔雅》、《说苑》五种。畿服说始见于《国语》，本春秋时人对政治制度上之一种理想，无关地理；战国人亦作成政治地理之一制，遂有《禹贡》之五服及《职方》之九服，说凡十余种。此三种观念俱成熟于战国末年，而《禹贡》适俱有之，故其成书时代不难推断。
《职方》体裁一仿《禹贡》，而较为规律划一，其所记载，实多子虚。
至其变五服为九服，又加王畿千里，则意主夸大。《吕氏春秋·有始览》、《淮南子·地形训》语气虚诞，以受《山海经》之影响较深也。《尔雅·释地》以下四篇，亦较《禹贡》、《职方》所接受之《山海经》之观念为深。
继《禹贡》、《职方》而为古代地理材料之总汇者，厥为《汉书·地理志》。其书详记郡国人口、物产、山川等，更能免去自来承袭《山海经》的不经之谈之观念。其书虽后出，实为考订古代地理之一要籍。《水经注》则为最真实之自然地理记载之始祖，与《汉书·地理志》同其重要焉。
吾人欲整理上述诸种材料，必须依时代排列其次序，察其异同，观其演变之迹，然后信实之点可得，虚诞之事亦可以明其原，而后诸种材料俱得以尽其用。
以上摘抄王树民君试卷。君以力学患病，须长期休息，甚望身体健壮之后得竟研究古代地理之功也。
匈牙利古文字类中国篆书
在抗日战事中，曾看到邹鲁《旧游新感》，述匈牙利人与中国之关系。
当时未写出，耿耿于心。今以理书检得，即抄于下。
应匈都大学校长之约，……与大学东方文化科文学教授饭于旅馆，询其匈牙利与中国之关系，……则云：“夏、商、周，匈人与汉人共中国也。秦筑长城，始判为二。此后仍有通婚。”询其至欧后有何事实尚与中国有关，则云：“匈牙利虽在西历八百九十六年至此，然至十六世纪，乡中文字尚直行，与中国篆书大同小异。”询其是否如麻姑庙前墙上石中之字，则曰：“然。”
此外称父为“阿爸”，称母为“阿娘”，亦中国之旧音。并云：“土耳其亦有与中国音同者，如云听为‘听’，云冻为‘冻’之类。中世纪以前，其字亦直行者。至名、姓之前后，匈牙利先姓后名，与欧洲各国先名后姓者不同，完全中国之旧也。”……匈牙利人，一千余年以前，原与吾人同在东亚。当时彼等舍弃东方故居，远适欧洲，想见其沿途跋涉之辛劳，而创业于白种人群中，不为白人所消灭与同化，尤佩其刻苦奋斗之精神。欧人称为“魔鬼子孙”，可以概见。邹氏尚有《环游二十九国记》，并有叙述，惟予未见。按：芬兰亦匈奴族，其国或尚有遗迹如匈牙利之麻姑庙石刻者。又按：据此记叙，匈奴族在东方时亦曾创制文字，则将来亦当有发现之可能也。
书目以人为次
钱泰吉《海昌备志·发凡》（《甘泉乡人稿》卷十七）云：
艺文当分四部。然未见全书，但存名目，恐蹈《崇文总目》“树萱录”之讥。且以郑夹漈之淹博，而《艺文略》分隶失当，往往有之。前志以人为次，虽于著录通例稍殊，而一人撰著汇萃简中，亦知人论世之一助也。《剡录》于戴、阮、王、谢所著书，亦以人次。〔眉批：《剡录》是高似孙做的。〕今用其例。侨寓、闺秀、方外，亦各分卷，续所采摭，则为补遗。
予前为《清代著述考》，以人为次，自以为创例。后见《同治苏州府志》亦如此，始知前人已有为之者。今读此篇，又知钱氏之《海昌备志》及其前之《海昌志》、《剡录》亦然。恐此外尚有他书耳，惜此例只见于方志。
目录书之七分法与四分法
中国目录学上有七分、四分之别，兹表于下：（一）分“七”者：刘向——刘歆——班固（以上去“辑略”实止六）
——王俭（实有九）——阮孝绪（真的七）（以后遂绝）。
（二）分“四”者：荀勖（甲经、乙子、丙史、丁集）——李充（换其乙、丙之书）——《义熙目录》——谢灵运《元嘉目》——殷淳《四部书目》——王俭《元徽目》（一作永徽）——王亮、谢朏《永明目》——任昉《天监文德殿目》——殷钧《天监秘阁目》——刘遵《梁东宫目》——刘孝标《梁文德殿目》——《陈天嘉目》——《陈德教目》——牛弘《开皇四年目》——《开皇八年目》——《香厨目》——《大业目》（至今用之）。
由此表以观，可见四部之定为法规，乃由晋、宋以来秘阁藏书所致。秘阁制度如是，编目者亦不能不依，故王俭自撰《七志》，与为《元徽元年秘阁四部书目录》分类之法迥然殊异。至于唐，有《隋书·经籍志》，有《群书四录》皆以四为分，又有《四库搜访图书目》，有《开元四库书目》，不言“四部”而曰“四库”，于是四之为四乃愈专定矣。然《隋书·经籍志》，道、佛书尚不入四部，至后来而亦并入矣。道、佛书之入四部自何时始，当考。
丛书目录与序跋
如守山阁《粤雅堂丛书》之跋，《玉函山房辑佚书》之序，均于读书上极有关系，当抄出备览。因此，必须添书记一人或二人。
续为《汇刻书目》之仁和朱氏，当即结一庐藏书主人朱学勤。朱氏有《结一庐书目》四卷，又刊有丛书五种。傅云龙亦曾作《续汇刻书目》。罗氏《续汇刻书目》，称为唐栖朱氏。其所录《晨风阁丛书·结一庐书目》下，亦注唐栖朱氏。
《汉书·艺文志》裁篇别出法
予前为国立编译馆主编《古代文类编》，私谓引其绪于龚定盦，今翻览章学诚《校雠通义》，乃知予实承实斋之说，盖童年受其书之影响颇深，融为自身血肉，而转忘其所自出耳。实斋之言曰：“焦竑以《汉志》、《弟子职》入《孝经》为非，因归还于《管子》，是不知古人裁篇别出之法。”又云：“裁篇别出之法，《汉志》仅存见于此篇，及《孔子三朝》篇之出《礼记》而已。充类而求，则欲明学术原委而使会通于大道，舍是莫由焉。且如叙天文之书，当取《周官》保章、《尔雅·释天》、邹衍言天、《淮南》天象诸篇，裁列天文部首，而后专门天文之书以次列为类焉，则求天文者无遗憾矣。叙时令之书，当取《大戴礼·夏小正》篇、《小戴记·月令》篇、《周书·时训解》诸篇，裁列时令部首，而后专门时令之书以次列为类焉。叙地理之书，当取《禹贡》、《职方》、《管子·地圆》、《淮南·地形》、诸史地志诸篇，裁列地理部首，而后专门地理之书以次列为类焉。则后人求其学术源流者皆可无遗憾矣。《汉志》存其意而未能充其量，然赖有此微意焉。”
《别录》与《七略》
别录者，分别而纪录之，犹言分类也。刘向校秘府书，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故谓之《别录》。刘歆《七略》者，《别录》之略，非群书之略也。《隋书·经籍志》称刘向书为《七略别录》，则似为别录于歆书矣。吾意，向书但当称“别录”，歆书则可称“别录七略”。（《艺文志》删《七略》之要以备篇籍。今所列但有篇目而无旨意，不知歆书原本已即如此否，抑歆书尚略有之，而《志》乃全去之乎？）
分类
凡是分类，都是看着两端，两端从普通眼光看来，的确是两样的。然而要找一个两类的分界线，就没处找去，因为物是本没有类的，本没有界线的，本只有一个的。所以概念便是常识，分类的基本在于概念，也便是常识里的事情。若从学问上看来，便不当有概念，不当有分类。
惠施曰：“万物毕同毕异。”（《庄子·天下》）仲尼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庄子·德充符》）
可见同异只在主观看来。
这是很难说的，若是学问没有了概念和分类，竟无处下手。所以从方便起见，也必得有概念分类。可见分类只是人为的，没有自然的。从人为去分类，只是随着人类的智力、爱情去做分别，不能有一“惬心贵当”的出来。
举一最显明之例：如太阳七色，宜可以色分为七类矣。顾红与橙无界，橙与黄无界也。且橙者，红黄相接之色，惟其无界，故两色相接，异其两端而和其中间焉。红至绿，则黄复为其过渡。红至于青，则黄绿复为其过渡。
自黄至于绿、青、蓝、紫，莫不皆然。至于紫，而复接于红矣，紫且为蓝与红之过渡也。
故分类者，事之所不得已也。他日之学问虽不可知，以臆见推之，则宜为无类之学矣。至于无类之学，则宇宙运行、人物进化之大原理，可以见矣。
虽然，以现在之分类治学，犹苦于对象之繁赜，分之又分，一人专攻一类之一小部分，而犹恐其不能尽。若无类，则人类之智力，有应接之才乎？非独不能“为学”，亦复不能“吐言”。
图书总目
拟为《中国图书总目》，凡分八类：（一）目原时之目录，若经籍、人事之类。
（二）时用世纪分，再用朝代分，再用月分，或专用年表。见时代与文化之迁化。
（三）地用自然区域，再用各时代之政治区域分。见地域与文化之关系。
（四）派以各学派分，即时代不同，亦放在一起。
（五）人以个人分，如吾前所作之《清代著述考》。附人名索引（音与形）。
（六）籍用旧分类分书籍。
（七）事用事端分书籍，如《图书集成目录》。
（八）学用今代分目法分之，务使科学上材料，易以搜集。
总附书名音形索引二种。
每类下各分帙：如目类之第一帙，为藏书目；第二帙，为著书目。时类之第一帙，为周以前；第二帙，为周。派类之第一帙，为老子；第二帙，为孔子；第三帙，为墨子。……
清代目录学
商务印书馆《中国人名大辞典》出版，予购一部，在翻检上自是便利得多，然犹有失者：（1）不注所出，使人不能为更进一步之参考，且亦不知辞典之所从由录；（2）不注生卒，使人对于所欲知之人之时代，不能有确切之观念；（3）页边不注名字笔画，甚难检查。
《辞典》徐锡祉条（页七九八）云：
清仁和人，字小斋。进士。官台湾知县。工诗，尤精目录之学，尝续阮元《四库未收书总目》，又有《榕阴读书志》，皆论古书卷帙及文字异同者。
此条即可证明予上则所言之二失。徐氏所著二书绝无闻见，记此以待访求。
《辞源》艺文志条谓文廷式有《补晋书艺文志》。刚按：清代补《晋书》艺文志者有宿松周君，常熟丁君，仁和吴君（士鉴），并此四家，而皆在晚清，可见晚清目录学之发达。
历代著作目
目录书自清代以来，历世相系如贯珠矣。爰录其目于下：
（1）《汉书·艺文志》（周、秦、前汉）
（2）《补续汉书艺文志》钱大昭（后汉）
（3）《补三国艺文志》侯康（三国）
（4）《补晋书艺文志》丁国钧、吴士鉴（两晋）
（5）《隋书·经籍志》（自古至隋）
（6）《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自古至唐）
（7）《补五代史艺文志》顾櫰三（五代）
（8）《宋史·艺文志》（自古至宋）
（9）《宋史艺文志补》倪灿（宋）
（10）《补辽金元艺文志》倪灿（辽、金、元）
（11）《补三史艺文志》金门诏（辽、金、元）
（12）《元史·艺文志》钱大昕（元）
（13）《明史·艺文志》（明）
清代校勘学分二级
阮元《与秋吟书》（《尺牍续集》卷三）云：“《文选》的是佳本。试查其枚乘《七发》中，当比毛本多一段，每多至三百余字，小注倍之。毛本荒漏极矣。”毛晋刻书已算细心，而竟有此巨谬，此校勘学之所以不可不讲也。按清代治校勘者可分二级：下一级罗列版本，选取其善者（即古者，愈古自愈少错误）而从之，卢文弨、顾广圻等是也；此当可以解决唐以后之问题。上一级则不但根据古刻以正误文，且能抉出向来以为无误之文字而平定之，高邮王氏父子及孙诒让等是也；此可以解决汉以后之问题矣。他日甲金文字之学日昌，春秋战国以来之误文亦将可正，吴大澂《字说》一书其椎轮也。遗物大出，研究愈深，其期自不远。
汉代造作伪书之原因及其价值
《伪经考》卷三上云：“汉逮中叶，经业至盛，人用其私，多思伪撰，故《易》则有焦（循）、京（房）、赵宾以阴阳灾变为《易》，《书》则有《泰誓》、张霸《百两篇》，《礼》则有方士明堂诸说，盖作伪者已多。”
此数语极透彻。刘歆即承此时代思潮，变本加厉耳。又按：《穀梁传》及《大学》等亦即在此空气下出现。
刘歆所编伪书，实较今文为胜。如《左传》实胜《公羊》，《毛诗》实胜三家，而《尔雅》更为有系统之文字学书，前所未有，《周官》则规模阔大，非有大魄力不办。今文家中无大思想家，故其成就琐屑饾饤。惟其古文家胜于今文家，乃能移转风气，使学术界变其目光与方法，而取得领袖群伦之资格。〔眉批：东汉时第一流之学者皆为古文家，此必非无因而致。〕故东汉以下，今文日衰，古文日盛，实循此优胜劣败之公例也。惟其作伪，则为不可掩之事实。我辈今日，平亭两家，则真伪是一事，好坏另是一事，尽可有真而坏，伪而好者，我辈只是披露其真相而已，不必有出主入奴之见也。
此一态度，为康（有为）、崔（述）诸氏所不能有。
刘歆目标，要将经典重整理一次，使之合理化，而其历史观念及其史学方法均不能作。当时一般人之历史观念及方法则更不如刘歆，刘歆所作亦不能不迁就一般人。故《左氏书》为最好之春秋史，但当时不能单提倡《左氏》，如不将《左氏》改作《春秋》之附庸，则其书不久即灭，故刘歆奋笔改之，使为《春秋》传，夫然后乃能行之广而久。此种苦痛，我辈不当不原谅。故彼欲求合理化而卒不能合理化者，时代为之也。然无论如何，总比今文家为合理化。
朱熹与董铢对伪书态度之异
《晦庵文集》五一，董叔重问：《孟子集注序说》言：“《史记》言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注云：“赵氏《注》及《孔丛子》亦皆云：“孟子亲受业于子思。’”铢谓赵岐所注必有所考，《孔丛子》恐是伪书，似不必引此书。如何？
董铢学于朱熹，习闻《孔丛子》为伪书之说，而见朱氏《孟子集注序说》竟以《孔丛子》与赵《注》并列，故疑之，此以伪书为不足存也。朱答之曰：“《孔丛子》虽伪书，然与赵岐亦未知孰先孰后。姑存亦无害。”此态度甚好，伪书亦有其存在之价值。以今日所得之结论言之，则《孔丛子》出于三国魏，赵岐当后汉末，相去固无几时也。以其时代之接近，故其说法亦相合。
《颜氏家训》论伪书
《颜氏家训》列举《本草》①、《尔雅》等破绽，似可疑《本草》非神农作，《尔雅》非周公作矣，乃结语曰：“皆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如此，伪书虽露破绽，地位仍不摇动。在这种的观念里，不知伸长了多少伪书势力，这是保存伪书信仰的一个原因。其二则“古人历历言之如此，必非无故而妄为者”。
① 指《神农本草》。
清初辨伪者及其著作
清初，辨《易》者，有胡渭《易图明辨》、毛奇龄《河图洛书原舛编》、黄宗羲《易学象数论》、黄宗炎《图书辨惑》、姚际恒《易传通论》。辨《书》者，有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姚际恒《古文尚书通论》。辨《周礼》者，有姚际恒《周礼通论》。（《四库提要》中的《庸言录》条，谓际恒辟《周礼》之伪则本之万斯同。然斯同所著实无《周礼》专书。其兄斯大则有《周官辨非》，不知即此传误否？）杂辨者，有姚际恒《庸言录》、万斯同《群书疑辨》。
清初辨伪趣剧
《李恕谷年谱》（《阎谱》卷四）云：
癸未，毛河右有书来曰：“今朏明（到底富人行径）又在吴门刻《禹贡》，仍与阎百诗合伙，大畅发《古文尚书》之谬。以禾中朱锡鬯家多书，欲就其家搜朱文公、赵孟 、吴草庐辈至明末本朝攻古文者合刻一集，以与我《冤词》①相抵。（不必置可否，而是非定矣。其意虽拙而实精，以世人肉眼，明知金谿论太极胜于新安，然孰有能袒金谿者？此书出，则《冤词》自高阁矣。）其后朏明不与事，而百诗约锡鬯携明万历丁丑会试第三场焦竑《废古文策》来。幸余先期知其事，赴其寓同观。（天网恢恢）焦竑袭吴澄误说而又误者，余因于众中大揶揄之。（百诗狼仓散去，锡鬯亦大窘而退。百诗、锡鬯胸腹甚陋，惟朏明稍有记忆，与吾乡吴庆百同，而识见未辟，究难汇进，譬之佛家一知半解，不成大究竟也。）”〔眉批：依《阎谱》注中改，张穆看过毛信原稿。《李恕谷年谱》所载，为冯辰恽鹤生删节者也。〕这是“辨伪”的一出趣剧，特毛氏语不足信耳。其云欲搜“朱文公、赵孟 、吴草庐辈至明末本朝攻古文者合刻一集”，用意甚善，不可非也。
① 冤词：指毛奇龄所撰《古文尚书冤词》一书，八卷，以反驳阎若璩。
王世贞辨伪
《艺苑卮言》卷二云：“《木兰》……本色，自是梁、陈及唐人手段。
《胡笳十八拍》软语似出闺檐，而中杂唐调，非文姬笔也，与《木兰》颇类。”
此说甚是。
又云：
余读《琴操》，所称记舜、禹、孔子诗，咸浅易不足道。《拘幽》，文王在系也，而曰：“殷道圂圂侵浊烦，朱紫相合不别分，迷乱声色信谗言。”即无论其词已非内文明外柔顺，蒙难者固如是乎！“瞻天案图殷将亡”，岂三分服事至德人语！“望来羊固”因“眼如望羊”傅也。他如《献玉退怨歌》谓楚怀王子平王，夫平王，灵王弟也，历数百年而始至怀王；至乃谓玉人为乐正子，何其俚也！《穷劫曲》言楚王乖劣，任用无忌，诛夷白氏，三战破郢，王出奔。用无忌者，平王也；奔者，昭王也；太子建已死，有子胜，后封白公，非白氏也。其辞曰：“留兵纵骑虏京阙”，时未有骑战也！《河梁歌》：“举兵所伐攻秦王”，勾践时秦未称王也，勾践又无攻秦。
夫伪为古而传者，未有不通于古者也。不通古而传，是岂伪者之罪哉！
王世贞这人，一面辨伪，一面造伪。他说“夫伪为古而传者，未有不通于古者也”，这是他自己的得意话。而孰知这种的危险远在“不通古”而造伪之上。不通古而造伪，观者虽不去辨驳他，犹将目笑存之，以其造伪迹象太显，不能欺人也。至于通古而伪古，文永传而史亦永乱矣。当时的人，只见到文，不见到史，不知是何缘故！
王世贞记明初文学
《艺苑卮言》卷六云：
当是时（明初），诗名家者，无过刘诚意伯温，高太史季迪，袁侍御可师。刘虽以筹策佐命，然为谗邪所间，后主恩几不终，又中胡惟庸之毒以死。高太史辞迁，命归教授诸生，以草魏守观上梁文，腰斩。袁可师为御史，以解懿文太子失旨，伪为疯癫，备极艰苦，数年而后得老死。文名家者，无过宋学士景濂，王待制子充。〔眉批：王子充名袆。〕景濂致仕后，以孙慎诖误，一子一孙大辟，流窜蜀道而死。子充出使云南，为元孽所杀，归骨无地。呜呼，士生于斯，亦不幸哉！
读此，可见明初皇帝的暴虐。
又云：
当胜国时，法网宽，人不必仕宦，浙中每岁有诗社，聘一二名宿如廉夫辈主之，刻其尤者为式。饶介之仕伪吴，求诸彦作《醉樵歌》，以张仲简第一，季迪次之，赠仲简黄金十两，季迪白金三斤，后承平久，张洪修撰每为人作一文，仅得五百钱。
古书多误文之由
孙诒让《札迻序》云：
竹、帛、梨枣、钞、琹娄易，则有三代文字之通假，有秦、汉篆、隶之变迁，有魏、晋正、草之辊淆，有六朝、唐人俗书之流失，有宋、元、明校椠之羼改，逵径百出，多岐亡羊，非覃思精勘，深究本原，未易得其正也。
如其言，古书多误文之由，三代通假，一也；篆、隶变迁，二也；正、草辊淆，三也；俗书流失，四也；校椠羼改，五也。有此五事而必欲求其正字，其工作艰苦可知矣。
《四库提要》之底稿
姚鼐《惜抱轩书录》、邵晋涵《南江书录》，即在四库馆中所作之底稿，可与纪定《提要》①一校。此实《提要》底稿之仅存者也。
① 纪定《提要》：指纪昀改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四库提要》纂修稿本
清《四库提要》纂修稿本，今可见者有邵晋涵之《南江书录》（《聚学轩丛书》本）及姚鼐之《惜抱轩书录》（《姚集》本）。顷览一九三二年出版之《青鹤杂志》第一卷二期有刘承斡所著《翁苏斋学士手纂四库全书提要稿本征题述略》一篇：
承斡于今岁夏购得其全稿，共计簿目都一千余种，每条皆有提要，于一书之中复罗列卷数及卷中子目，与夫何时刻本、收藏印记、前人题跋，并甄录无遗，可谓详矣。其间有标题“初次分书三十四种”、“二次分书二十四种”者，似与全目不符。观《复初斋文集·自跋提要旧稿》云：“此二十年前所写草稿。尔时凡遇金石著录诸书，予辄拟作提要。
亦有旧日所为跋语，借提要以发之者。”则宜其考证各条多溢出《提要》之外，然不可谓其非手稿定本也。是稿旧藏粤中伍氏粤雅堂，将逮百年，历经劫火，完好如故，较之文澜诸阁之书至今仅存什一者何可同语。……展阅此编，可想见乾隆时文物之盛，不第书法精妙为艺苑大观也。
按刘氏嘉业堂藏书今已尽散，此稿不知又流转至何处矣。读此跋，知翁氏此稿非尽为《四库》拟提要，实欲为朱氏《经义考》例，成一部《金石书录》也。
《古今图书集成》之版本
《古今图书集成》有武英殿木活字本、清室石印本、集成图书公司铅印
本、中华书局石印本四种。徐森玉先生曾加比勘，知殿本以陆续排版，亦陆续修改，故无一部相同者，或且有缺卷。光绪中，西太后欲赠友邦，诏付石印，其时廷臣集合诸本，取其最完善者，故于诸本为最长。集成图书公司铅印本，根据殿本，虽不如石印本之完善，可居其次。集成图书公司延广西龙君（忘其名）校勘，有胜于殿本者。惟当时需纸太多，公司未能满足印刷需要，故每部均缺数十册。至中华书局本则只据一种殿本，残缺颇多，斯为最下。光绪石印本之底本，由外务部移存清华大学，七七事变时装箱运川，不幸为敌弹所中，片纸无存矣。
《古今图书集成》以集成局本为善
《古今图书集成》凡有四本，一雍正铜活字本，二慈禧后石印本，三集成图书局排印本（一千六百册），四中华书局影印本。第一种多讹文，第二、四种仍之，独第三种为善，闻系出广西龙君（忘其名，龙启瑞子）校勘，多取原书复核也。告之永年，渠谓闻吕诚之先生言，《二十四史》亦以集成局本为善，故平生用之。当时集成局中有此好校对，而世罕知其名，知人才之埋没者多矣。顷览《青鹤杂志》，于一卷五期中载有文廷式遗著《闻尘偶记》，其一条云：“孝哲毅皇后性好书，尝节省宫中用费，以万六千金购《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余时应试在京，此书乃宝石斋所售，故知之。前年奉慈禧太后懿旨，石印《古今图书集成》，其端盖基于此。”是亦一轶闻也。一九四九年，予游北京，闻济南某家有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五千册求售，索价人民币四万元①，可谓廉矣。
① 五千册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索价人民币四万元（指旧人民币，折合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的新人民币为四元），疑有误。
王灏刻《畿辅丛书》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七日，与李时同志散步，渠为定县人，因言其县人王灏，清举人，为县中第一大地主，从事高利贷成大富，遍设当肆。每乘一轿车，自北京南行到汉口，一路宿处皆己所设也。以富而不足于名，商之于保定莲池书院山长黄子寿（黄彭年），黄告以刻书最易传名，遂搜本省人著述刊为《畿辅丛书》，卷帙浩繁，其名果显。按此事与谭莹为伍崇曜刻《粤雅堂丛书》及《岭南遗书》同，伍为鸦片商，粤中巨富，谭劝其刻书，遂成一文化事业，名不湮矣。其后杭州胡雪岩操纵金融，富几敌国，左宗棠筹军饷，恒借于彼。其时诂经精舍山长俞樾曾劝其刻《续清经解》，为之拟目，竟吝不能用，及英商为压低丝价，停收华丝，药肆胡庆馀堂亦盘于人，至其后世，拆屋卖料，其家遂一败涂地，则其智出伍、王下矣。
李同志又云：“灏字文泉，本身虽举人，只会做八股文而不知学，惟有一长处，则甚敬有学之人，故《畿辅丛书》之编辑，不但黄子寿相助，即吴挚甫亦有力也。民国初任京兆尹及江苏省长之王瑚，亦定县人，曾为其家塾师，其子后登进士第。”又云：“其家在定县西关，屋宇邃深，连接衢巷，规矩甚大，使人怕去（李同志为其姻亲）。灏卒于光绪中。”又云：“定县出了几个人物，如谷钟秀、王瑚、段承泽皆是也。”
黄奭辑逸书
惠栋弟子有余萧客，萧客弟子有江藩，藩弟子有黄奭.奭家世业鹾，为邗上富商，延藩于家，奭遂广搜图籍，辑佚书近二百六十种，刊为《逸书考》。
甫印样本，而太平天国军兴，扬郡遭兵燹，板存樊■镇僧舍。事定，奭亦死矣。光绪十九年，坊肆曾借印一部，种数不全，仍《书目答问》所载之名，名之曰《汉学堂丛书》，实则汉学堂者《经解》之总名也。至一九二五年，王鉴、秦曼青等搜集遗版，其散失者为之补刻，乃有全书可见。全书中《尔雅古义》最先出，盖以惠栋辑《九经古义》，未及《尔雅》，补师门之缺典也。书首有朱珔序及奭自序，皆甚翔实。凡所辑《尔雅》各种，奭俱为之序，可见所辑之书，奭均准备作序，其竟无序者，遭逢离乱而未克为也《尔雅》外，惟《周易郑注》有序）。
宋陈大猷《书集传》之发现
宋陈大猷著《尚书集传》十二卷，《或问》①二卷。〔眉批：大猷登绍定二年（一二二九）进士，是南宋后期人。〕其《或问》刻于《通志堂经解》。
纳兰成德序云：
宋东阳陈大猷作《尚书集传》，用朱子释经法、吕氏《读书记》例，采辑群言，附以己意成编。宋季其书盛行，学者多宗之。《集传》而外，复成《或问》二卷，明《集传》去取之意，亦犹紫阳《论、孟集注》别为《或问》②之旨也。《集传》未及见，而《或问》偶有传本。尝取而读之，其中变难往说，著其从违，使治经者有所依归，无歧途之惑，其便于学者甚巨。惜全编不可得见。……《四库提要》著录《或问》云：“今《集传》已佚，存者惟此两卷。”
邵懿辰《四库目录标注》云：
朱修伯曰：“《乐意轩书目》有宋本《书传》十二卷，《或问》二卷，共装十二册。……”〔眉批：朱修伯，名学勤，即结一庐主人，编《汇刻书目》，称“唐栖朱氏”者。乐意轩藏书，未稔为谁所有。〕平湖钱天树云：“小重山馆胡氏得郡城陈氏所藏陈大猷《书集传》十二卷，是元椠本，惜缺页甚多，校雠颇难，欲重刻而未果……”
书末附录载邵氏咸丰庚申（一八六○）致蒋寅昉书，其一云：“弟屡阅通志堂所刻《或问》，识见甚高，笔力又好，渴想见其全书。今吾兄幸得遇之，岂可轻轻放过。”其二云：“陈大猷《书传》……如并非《或问》，……
则是世间绝无仅有之惊人秘笈，……万不可当面错过。”其三云：“陈大猷《书传》遂为他人所得，可惜之至。但仍恳查访何人所得，或可辗转觅借否耶？……”想见其如饥如渴之忱。顷览新出《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则“《书集传》十二卷，《或问》二卷，宋陈大猷撰，元刻本，十二册”赫然在焉，为之狂喜；惜一时事冗，犹不能往观耳。〔眉批：已去看过，知不但缺页多，烂版亦多，确难重刻。〕别有一都昌陈大猷，号东斋，师饶双峰，著《书传会通》，为元陈澔之父，其时代后于东阳陈大猷。
元董鼎《尚书辑录纂注》（通志堂本）录陈大猷说，盖非著《书传会通》之东斋陈大猷。盖东斋受业饶鲁，鲁受业黄斡，幹受业朱熹。而东阳陈大猷之《或问》，称熹但曰“朱氏”、“晦庵氏”，持论颇示异同。其论《尧典》“敬”字一条，首举“心之精神谓之圣”，此为杨简取《孔丛子》语为宗旨者，杨与朱若敌国，故两陈大猷为两学派（以上摘录《提要》）。又《乐意轩目》所云宋本，或即此元本之误，以同为十二册。如缺页多，则即胡氏藏本。将来如可抄出，可用董鼎引文作校。
① 即《尚书集传或问》。
② 即《四书或问》。
臧琳《尚书集解》亡佚之因
臧琳《尚书集解》一百二十四卷，以清代经学之盛，其玄孙镛堂又从卢文弨、阮元游，顾何以不刻而听其亡佚，昔尝以为疑。顷在《经义杂记》后读杨方达（康熙五十六年作）《家传》云：“先生……一以研经考古为务，尝撰述《尚书集解》，……凡自汉伏胜、孔安国、许慎、郑康成、马融、王肃及明邱濬、王樵之说莫不搜辑荟萃，弃瑕取瑜，又时出己论，补充先儒之所阙，垂二十年而成。”乃知此书自汉迄明、无所不采，而汉人之说所存终寡，宋明人之书则清初大抵俱在，搜辑之量必数倍于汉，在乾、嘉间崇汉抑宋之学风中，此书遂与方苞选取《通志堂经解》为一书者同其命运，其理固可推而得之也。凡一种运动之兴，如暴发之山洪，如随月之怒潮，力足以排摈一切妨碍物，而使之澌灭于无何有之乡，斯其一端也。
剑桥格芮非司来询《孙子》
书之年代
英国剑桥新学院教授格芮非司（Samuel B.Griffith）译《孙子兵法》，
来函询问下列问题：
一、几世纪来的中国学者，除掉极少数的例外，都承认《史记》里面的《孙子传》是正确的，《孙子兵法》也是可靠的，这个意见现在怎样了？
二、在过去七百年间，中国史学或其他学术刊物，有没有孙子或他的《兵法》的研究？假如有，是何刊何期，我怎样能得到这些材料？
三、在《孙子兵法》的一节中用到“ 弩”和“发机”的字。弩的使用大概在公元前四○○年前，不过我还没有充分证实。假如我们设想孙子生在公元前五○○年左右，我们可以推测：甲、在他的时代弩就广泛使用了。
乙、“弩”、“机”等字是后来的人参加进去的。〔眉批：《史记·苏秦列传》：“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正义》：“超足，齐足也。夫欲放弩，皆坐，举足踏弩，两手引揍机，然始发之。”此与拿机关枪用法同。又《申屠嘉传》：“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击项籍。”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蹋强弩张之，故曰蹶张。律有蹶张士。”《索隐》：“《汉令》有蹶张士百人。”]丙、孙子生在《史记》所说的他的年代之后。
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Dr.JosephNeedham）曾同我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都采取甲这个观点。
四、铁做兵器的使用开始在公元前五○○年前，或还要早点。这是很可能，至少在《左传》里面有铸刑书的铁鼎。文献中还有很多记载提到吴国剑和有名剑工，可见当时剑已是铁制的，不然不会引起那样多的注意和发生那样多的故事。关于铁兵使用年代，近来意见怎样？
五、我们从经典和《竹书纪年》知道四匹马的车子在周以前即使用了，但我们不知道怎样使用法。从文献上好些地方暗示，这种宏大的马车是用了作为冲击的武器（就像现代坦克那样的构造）。在《孙子兵法》序言中说孙子本人曾发明某种马车的制造，近代学者是否有有关这些的详细报告？如果有，如何得到这些报告？
六、我听人说，毛泽东主席，还有其他著名的将军们，曾引用过《孙子兵法》，加以评论，这话是正确么？假使是正确的，在什么书上可以找到？
我向什么人可以求到这些材料？
郭院长于函上批云：
一、《孙武传》不可靠，是小说。《孙子兵法》是战国时书，作者不知何人，是否即孙膑也难定。《韩非子·五蠹》篇有“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足见流传甚广。
二、弩在古代用铜制，不必涉及铁的问题。
三、铁兵的使用是在战国末期。铁的使用可以提前，作为耕具，在战国相当普遍。春秋时的铁器尚未从地下发现。
四、驷马之乘可作各种使用，作为战车，也可以作为普通的乘舆。根据古铜器的花纹，可以用来打猎。殷王打猎却是两马拉的车子。
五、主席和其他将军们在文章中偶有《兵法》的引用，但无专门研究性质的评论。
郭院长令我作答，在整风运动中苦不得闲，越两旬乃答之曰：一般中国学者是承认《史记》里的《孙子传》是正确的，尤其是经过孙星衍、毕以珣做了一番整理。但是，凡有独立思考力的人，对于《史记》的记载大都不信，从北宋起开始怀疑，直到现在。
注《孙子》的梅尧臣就说：这是战国的战术，和三代的战术不同（见欧阳修《梅圣俞注孙子序》）。
其次，南宋初年的叶适，他在《习学记言》里举出几条理由：1.《左传》记春秋时事最详细，吴国方面的人如伍员、专诸、宰嚭都有，可是孙武有这样大的功劳，而在《左传》里不但没有他的事情，连他的姓名都不见。2.春秋时各国将兵的官员都是管理政治的卿，没有专做将军的；孙武不为卿而专任大将，这和春秋时代的政治制度不合。3.说孙武在吴王面前用了妇女来试验战事，这是不足信的故事。他所举的证据非常明白。
稍后，高似孙在《子略》里说：把《孙子》和《吴子》、《司马法》比较起来就显出不同。《孙子》是战国时驰骋战争、逞谋夺诈的技术，和春秋时讲礼义和教训的完全是两种形式。稍后，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里也支持着叶适的说法，说《孙子》虽是古书，但孙子这人的时代是不明不白的。
明代，胡应麟在他的《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里说：孙武的功业表现在吴、楚两国间这般显明，《左传》不应不载。大概是战国时的策士因为孙子讲兵法讲得很好，所以造出这段故事，表示他不是徒托空言。
清代初年，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里也用了梅尧臣、叶适的话来怀疑这书，结论说：孙武究竟有没有这人呢？还是有这个人而不像司马迁所说的呢？他的书是自己作的，还是后学者代作的呢？这都是不得而知的事情了。
清代中叶，全祖望在他的《鲒埼亭集·孙武子论》里说：吴和楚战，吴军虽胜，可是他们用兵并没有什么好的计谋。《左传》、《国语》记吴事很详，可是都没有说到孙武。就是出于东汉初年的《越绝书》，记孙武也没有几句话。所以，这十三篇书确出于知兵者之手，可是孙武的故事是战国时纵横家所伪造的。
稍后，姚鼐《惜抱轩集·读孙子》说：春秋时大国用兵都不过数百乘，何况吴国，哪有兴师十万人的道理。又“主”本是大夫的臣子对于大夫的尊称，到三晋和田齐从大夫升为国君，臣子对他们的称呼没有改，人们才用了“主”来称国君；《孙子》中称国君曰“主”，那就见出了它的著作时代。
在日本，斋藤拙堂《孙子辨》说：[眉批：拙堂名谦，见《史记会注考证》。]《史记》称孙武见阖闾在吴伐楚之前，其时吴王已见了他的十三篇，可是那时越国尚小，他们的兵不应多于吴，而《孙子·虚实》篇中说：“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这是《孙子》这书作于越强于吴之后的证据。又《左传》昭公卅二年，吴伐越，这是吴、越相争的开端，而《九地》篇说：“吴人与越人相恶。”则是作于吴、越相仇后的证据。他以为这书是战国时作，《战国策》里称孙膑为“孙子”，《史记》列传和《自序》里都记着孙膑的兵法，所以这部《孙子》可以推想为孙膑所著，孙武和孙膑是一人，“武”是他的名，“膑”是他的绰号。
武内义雄（孙子十三篇之作者）引了斋藤之说，更把《战国策》中孙膑的话来比较孙子，觉得两者有很多相像之处。又《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孙膑贵势”，而《孙子》有《势篇》，也是孙子即孙膑的一个证据（以上斋藤、武内两家说，均见江侠庵译《先秦经籍考》）。
从以上诸证看来，《孙子》决不作于春秋时。既不作于春秋时，即与吴军攻楚入郢无关，《史记·孙武传》全不可信。在大规模战争的战国时代，已有不管国政的专职的将军，用兵十万也成了平常的事，然后出现这部《孙子兵法》。既经说明了这书的著作时代，则和弩机的使用在公元前四百年左右之说恰恰相应，因为孙膑杀庞涓是前三四一年的事，在著作《孙子》的时候弩已广泛地使用了。但何以说他和吴国有关系？书中已两次提到越人，我们可以猜想：前三四一年，齐伐魏救韩，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其后田忌奔楚，楚封田忌于江南，江南即吴境，说不定孙膑跟了田忌去，就在那里写出他的兵法。后人弄错了时代，说他是春秋时人，另外造出一个帮助阖闾伐楚的孙武来，这故事就为司马迁所采取了。此结论实出于《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之《田忌邹忌孙膑考》。
闻今年山东某地出土木简《孙子兵法》，视今本倍多，不知何时可见到。
一九七二年八月廿三日陈金生君来谈及。
古编年史三种
日来读两《秦纪》及《六国年表》，知史公将《秦记》一书完全编入两《纪》与一《表》中。去两《纪》中之带有故事性之记载及议论文字，此简短之综括记事即为承《春秋》笔法而来之《秦记》。因思最古编年史之存在于今日者凡三：《春秋》，一也；《纪年》，二也；《秦记》，三也。《春秋》一经，大致为完帙，而《左传》、《国语》所录足以发明之。《纪年》存者虽不多，然其格局犹在，且春秋以后、战国中叶以前事独存于此，加以考核，固可考正《史记》之错乱。《秦记》除《史记》外无引用之者，然秦国之始终及其与六国之关系赖此而存，虽因比较材料之缺乏，不易作说明，而战国后期历史惟此为最正确之记载，以之为纲，连贯《史记》中战国各篇，庶乎得其要领。他日得暇，将作为《古编年史三种简注》一书，以便利治春秋、战国史者。天乎佑我，俾成其志！又《史记·孝景本纪》亦是一篇用《春秋》方式记载之史书。
车王府剧曲
忆一九二五年，北京孔德学校买得蒙古车王府散出剧曲写本，马隅卿先生廉嘱我整理，曾为编出一目，载《孔德旬刊》。其后予至中山大学任教，兼管图书馆中文书，曾向孔德学校借抄一份。前年中大中文系来函，谓拟将此抄件选编一书出版，以供治民间文学者之参考，因询予车王府历史，予答以当时未作调查，无法作具体之答复。推想清道、咸或咸、同间，蒙古有一车王爱听剧曲，因大量搜集脚本，储藏府中，此一车王亦未稔为谁，或是外蒙车臣图汗之某一王。外蒙革命后，废黜王公，其北京府中人员无法维持其生活，遂将什物、图书尽行变卖。此剧曲抄本已以废纸称斤出售，为书店所见，知隅卿爱好剧曲，故送至孔德学校也。今年又得首都图书馆丁宜中来书，谓：“馆中藏有大量车王府说唱本，正在清编中。闻先生曾为某机关编过车王府图书目录，对于车王府情形自然熟悉，首都当事者亟愿得知彼府历史及有关收藏戏剧图书原委，嘱向先生请教。”然彼府历史，我实不知，即孔德当时亦不能知，以其已经历数手也。孔德书前闻归北大，而车王府说唱本今藏首都图书馆，不审其为一耶，二耶？
古籍与地下实物相证
《梁书》列传第四十四《文学下》云：
刘杳……少好学，博综群书，沈约、任昉以下，每有遗忘，皆访问焉。尝于约坐语及宗庙牺樽，约云：“郑玄答张逸，谓为画凤皇尾娑娑然。今无复此器，则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樽彝，皆刻木为鸟兽，凿项及背，以出内酒。顷魏世鲁郡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牺樽作牺牛形；晋永嘉贼曹嶷于青州发齐景公家，又得此二樽，形亦为牛象。[眉批：当时出土之物均归贵族所有，则杳得见，良非偶然。]二处皆古之遗器，知非虚也。”约大以为然。
此可见刘杳治学，不专读书，而注意出土实物与经典相质证，迥非郑玄辈之主观猜测以定古器者所可比，可见六朝人治学实有超出汉人之处。许慎亦言“郡国于山川出鼎彝”，而《说文》中迄未著录一金文，何也？
书人书事【近人书话】
欧阳修宋祁修史态度
《郡斋志》①卷五《新唐书》条云：“议者颇谓永叔学《春秋》，每务褒贬。子京通小学，惟刻意文章，采杂说既多，往往牴牾，有失实之叹焉。”
晁《志》卷七《唐书音训》条云：“《新书》（《新唐书》）多奇字，观者必资训释。苹（窦苹，宋代人）学问精博，发挥良多。”按：宋祁最好读《大诰》，宜其多奇字，但编辑史书亦何苦至此耶？
赵希弁《附志》上《唐鲙》条云：“（张九成）尝谓纪、志（《新唐书》）
出于欧阳公，列传出于宋公，天文、律历、五行志则刘羲叟为之，方镇、百官表则梅尧臣为之，礼仪、兵制初出于王景彝，未竟而卒。”九成此书即将《新唐书》总核一过。
① 《郡斋志》：指宋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下文“晁《志》”， 亦指此书。
欧阳修疑古
陈澧《东塾集》中有《跋欧阳文忠公集》一篇，云：欧阳子掊击经传何其勇也！其于《易》，则以为《系辞》非圣人之作；又以为《十翼》之说不知起于何人，自秦、汉以来大儒君子不论。其于《周礼》，则以为实有可疑，反秦制之不若。其于《中庸》，则以为其说有异于圣人，怠人而中止，无用之空言。其于《春秋》三传，则以为妄意圣人而惑学者，三子之过。至其通论诸经，则以为自秦之焚书，六经尽矣，至汉而出者皆其残脱颠倒，或传之老师昏耄之说；又以诸经所载凤凰、玄鸟、河图、洛书、龟、龙、六鹢、鹦鹆、麟暨驺虞，皆为语怪，启秦、汉以来诸儒所述之荒虚怪诞。然则如欧阳子之说，六经真可焚矣。
按：宋人疑经实始欧阳修，而郑樵、朱熹承之，实批评精神之最高表现。
前在北平，嘱牟润孙君辑欧阳修辨伪书语，而彼因循未就。将来予有暇晷，当自为之。又按：欧阳氏辨《帝王世次图谱》，辨《石鼓文》，辨毛郑《诗》说，陈澧尚未叙及也。
冯梦龙著述
予生吴中，乡邦文献亦多注目，然不知有冯梦龙也。五四运动后，搜罗俗文学者渐多，始以其编宋、元、明三朝话本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书，其姓名乃白于世。民国《吴县志》以材料丰富闻，卷六十六上载有冯氏传，仅有“冯梦龙，字犹龙，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经学。崇祯时以贡选寿宁知县”二十八字，尚系抄录《江南通志》者，其人之隐晦可知也。卷五十六上《艺文考一》载其著作有《春秋衡库》二十卷，《春秋指月》，《别本春秋大全》三十卷，《智囊》二十七卷，《补》二十八卷，《古今谈概》三十四卷《四库总目》三十六卷），《寿宁县志》二卷，《情史》二十四卷，《七乐斋集》，所著曲四种：《双雄记》、《万事足》、《风流梦》、《新灌园》（以上传奇四种见《传奇汇考》及《曲海目》），计十二种，亦不录《三言》。按《春秋指月》一书实名《麟经指月》，凡十二卷，卷厚者又各分上、中、下不等，万历庚申（一六二○）刻于湖北麻城者。此书予于无意中得之，一加翻检，乃知非释经义，实示人以《春秋》八股文之做法也。其所示范，仅限破题。如“元年家父聘”云：“《春秋》纪元、责相，而人君之职明矣”：“盟蔑战郎”云：“《春秋》讥兵好，以其皆非出于不得已也。”知明代经义盖都用搭截题，而冯君专治《春秋》，故有斯作。
书为刘氏寒碧山庄旧藏，当为海内孤本矣。
钮琇《觚賸续编》卷二《人觚》中有记冯梦龙求援于熊廷弼事一则，云“梦龙文多游戏，《桂枝儿小曲》与《叶子新鬭谱》皆其所撰，浮薄子弟靡然倾动，至有覆家破产者。其父兄群讦之，事不可解”，因至西江求解于熊，以冯为熊之门生也。
冯梦龙曹雪芹多记货殖资料
于小说中他日可辑出
按元初海运漕米，罢泉府运粮二万户，而以朱清、张瑄独擅其利，遂致富甲吴中。此实我国经济史中一大事。每叹史迁能以平生见闻作《货殖列传》，而后代史家无一能踵武者，虽如郑樵之扬马抑班，且生于宋代经济中心之莆田，而其所作《通志》，《货殖》一传亦但录《史记》文字，不能增加一事，则货殖为士大夫所不道，集材綦难可知也。然亦非竟无资料可求，惟零缣碎璧，散在群书，搜集编排，事殊不易耳。即如冯梦龙《三言》，曹霑《石头记》，其中载国内贸迁及瀛涯贸易即不少，而读者但知所赏文辞，更不了解时代实质，如入宝山，空手而归，可惜孰甚！倘天假我年，便当随时迻录，加以贯串。
凌濛初刻《西厢记》凡例
明凌濛初刻本《西厢记》校勘甚精，书首有凡例十则，亦校勘学上一重要文献也，录之：一、《北西厢》相沿以为王实甫撰，《太和正音谱》于王实甫名下首载之。王元美《卮言》则云：“《西厢》久传为关汉卿撰，迩来乃有以为王实甫者，谓至《邮亭梦》而止，又云至《碧云天》而止，此后乃汉卿所补也。”
徐士范重刻《西厢》则云：“人皆以为关汉卿，而不知有实甫，盖自《草桥梦》以前作于实甫，而其后则汉卿续成之者也。”俱不知何据。元人咏《西厢》词，煞尾云：“董解元古词章，关汉卿新腔韵，参订《西厢》的本，晚进王生多议论，把《围棋》增。”则似谓汉卿翻董弹词而为此记，实甫止《围棋》一折耳，于五本无涉也。又《满庭芳》云：“王家好忙，沽名钓誉，续短添长，别人肉贴在你腮颊上。”又似乎王续关者，盖当时关之名盛于王也，亦无从考定矣。但细味实甫别本，如《丽春堂》、《芙蓉亭》，颇与前四本气韵相似，大约都冶纤丽。至汉卿诸本，则老笔纷披，时见本色，此第五本亦然，与前自是二手。俗眸见其稍质，便谓续本不及前，此不知观曲者也。
兹从周本，以前四本属王，后一本属关。
一、评语及解证，无非以疏疑滞，正讹谬为主，而间及其文字之入神者。
至如兜率宫、武陵源、九里山、天台、蓝桥之类，虽俱有原始，恐非博雅所须，故不备。近又有注“孤孀”二字云：“孤谓子，孀谓母。”此三尺童子所不屑训诂也。诸如此类，急汰之。
一、近有改窜本二：一称徐文长，一称方诸生。徐，赝笔也。方诸生，王伯良之别称，观其本所引徐语，与徐本时时异同，王即徐乡人，益征徐之为讹矣。徐解牵强迂僻，令人勃勃。王伯良尽留心于此道者，其辨析有确当处，十亦时得二三；但其胸中有痼（如认红娘定为帮丁，崔氏一贫如洗之类），故阿其所好，悍然笔削，而又大似村学究训诂《四书》（如“首某句贯下”、“后某句承上”、“某句连上看”、“某句属下看”之类），为可惜耳。然堪采者一一录上方。伯良云：“其复有操戈者，原不为此辈设也。”第此刻为表章《西厢》，未尝操戈伯良，具眼自能阳秋者，此辈也欤哉！
一、北曲每本止四折，其情事长而非四折所能竟者则又另分为一本。如吴昌龄《西游记》则有六本，王实甫《破窑记》、《丽春图》、《贩茶船》、《进梅谏》、《于公高门》各有二本，关汉卿《破窑记》、《浇花旦》亦各有二本，可证。故周、王本分为五本，本各四折，（折）各有题目、正名四句，始为得体。时本从一折直递至二十折，又复不敢去题目、正名，遂使南北之体淆杂不辨矣。
一、北体脚色，有正末、副末、狚、狐、靓、鸨、猱、捷讥、引戏，共九色；然实末、旦、外、净四人换妆。其更须多人者，则增副末（亦称“冲末”）、旦（亦称“冲旦”）、副净（女妆者曰“花旦”），总之不出四名色。故周、王本，外扮老夫人，正末扮张生，正旦扮莺莺，旦俫扮红娘，自是古体，确然可爱。自时本悉易以南戏称呼，竟蔑北体，急拈出以俟知者，耳食辈勿反生疑也。
一、北曲衬字每多于正文，与南曲衬字少者不同。而元之老作家益喜多用衬字，且偏于衬字中著神作俊语，极为难辨。时本多混刻之，使观者不知本调实字。徐、王本亦分别出，然间有误处。兹以《太和正音谱》细核之，而衬字、实字了然矣。
一、北体每本止有题目、正名四句，而以末句作本剧之总名，别无每折之名。不知始自何人，妄以南戏律之，概加名目（如“佛殿奇逢”、“僧房假寓”之类）。王伯良复易以二字名目（如“遇艳”、“投禅”之类），皆系紫之乱朱。不思北曲非止一《西厢》，可能一一为之立名乎！
一、此刻止欲为是曲洗冤，非欲穷崔、张真面目也，故止存《会真记》，若《年谱辨证》及诗词题咏之类皆不录。其《对奕》一折（时本所无）不详何人所增，然大有元人老手，亦非近笔所能，且即莺、红事，弃之可惜，故特附录之以公好事。
一、是刻实供博雅之助，当作文章观，不当作戏曲相也，自可不必图画。
但世人重脂粉，恐反有嫌无像之为缺事者，故以每本题目、正名四句，句绘一幅，亦“猎较”之意云尔。
一、此刻悉遵周宪王元本，一字不易置增损；即有一二凿然当改者，亦但明注上方，以备参考，至本文不敢不仍旧也。
自赝本盛行，览之每为发指，恨不起九原而问之。及得此本，始为洒然。
久欲公之同好，乃扬扢未备。兹幸而竣事，精力虽殚，管窥有限，间犹有一二未决之疑（如“病”、“染”非韵，“心忙”宜仄，“打参”宜仄之类），或是本元有挂误。海内藏书家倘有善本在此本前者，不惜指迷，亦艺林之一快，余必不敢强然自信也。
即空观主人识
[眉批：凌氏即作《拍案惊奇》者，与冯梦龙同时同工。]凌濛初之名，予先见之于《古今伪书考》，谓其作《传诗嫡冢》，以丰坊伪作之《子贡诗传》、《申培诗说》为据，意其为明人不学者耳。今观此凡例，乃知其态度极为谨严。悉遵周宪王元本，一字不易置增损，一也。周本之凿然当改者，但以朱文注于书眉，不改其本字，二也。据《太和正音谱》细核之，分出其实字、衬字，三也。据徐文长、王伯良两本，去其牵强迂僻而存其确当者，注于书眉，四也。每本后附解证，归纳元人曲中成语而释之，五也。分析前四本为王实甫作，后一本为关汉卿作，为深入之研究，六也。
论南北曲之异，使脚色与剧本、题目弗复相混，七也。《西厢记》本子当以此为最善，最能恢复元本面目者矣。此刻颇似闵刻诸书，当与闵刻同时。
吕坤等集儿歌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廿四日，《北京晚报》载胡从经《三百年前的儿歌集——〈演小儿语〉》一文，略谓中国传统儿歌极多，惟只口耳相传，极少见于记载。直至明之后期，吕坤（新吾）始采集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等地之童谣，加以一定之编改，为《演小儿语》一书，凡四十六首。如：“盘脚盘，盘三年。降龙、虎，系马、猿。”“东屋点灯西屋明，西屋无灯似有灯。”
“灯前一寸尖如罩，可恨灯台不自照。”“老王卖瓜，腊腊巴巴。”“不怕担子重，只要脊梁硬。”又如“风来了，雨来了，儿女喜，翁婆恼。鸣条破块已难禁，飞沙带雹愁煞人。”反映风雨袭来，寒家凄苦之状。又如“八十老人种白果，但有人吃何必我。”亦甚有意义。继此续集童谣者有清郑旭旦之《天籁集》，清痴悟生之《广天籁集》等。按：明有集儿歌之吕坤，又有集山歌之冯梦龙，清初有集广西少数民族歌之吴淇，足证风气之开。
顾炎武论通经之路不当狭
顾炎武《与友人论〈易〉书》云：
仆尝读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所谓“辅弱扶微，兼包小大之义”，而讥时人之“保残守缺，雷同相从”，以为师说，未尝不三复于其言也。昔者汉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毛，《礼》大、小戴，《春秋》严、颜，不专于一家之学。晋、宋以下，乃有博学之士会粹贯通。至唐时，立九经于学官，孔颖达、贾公彦为之《正义》，即今所云疏者是也，排斥众说以申一家之论，而通经之路狭矣。及有明洪武三年、十七年之科举条格，《易》主程、朱传义，《书》主蔡氏传，《诗》主朱子集传，俱兼用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榖梁、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犹不限于一家。至永乐中纂辑《大全》，并本义于程传，去《春秋》之张传及四经之古注疏、前人小注之文稍异于大注者不录，欲道术之归于一，使博士弟子无不以《大全》为业，而通经之路愈狭矣。注疏刻于万历中年，但颁行天下，藏之学官，未尝立法以劝人之诵习也，试问百年以来，其能通十三经注疏者几人哉？以一家之学，有限之书，人间之所共有者，而犹苦其难读也，况进而求之儒者之林、群书之府乎！（《亭林文集》卷三）
此文痛陈专制帝王涂塞人民耳目之弊，以至人人读经，而经义初不能明。
清儒打破此局限，以所有古书证经书，而经义与古史遂明不少。至于今日，应作一结论矣，然兹事体大，必由党发动，乃可为也。敬伫待之！
顾炎武论古籍不可轻改
顾炎武《答李子德书》云：
三代六经之音，失其传也久矣，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令世之音改之，于是乎有改经之病。始自唐明皇改《尚书》，而后人往往效之，然犹曰“旧为某，今改为某”，则其本文犹在也。至于近日锓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书率臆径改，不复言其“旧为某”，则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此尤可叹者也！……昔者汉熹平四年，议郎蔡邕奏求正定五经文字，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后儒晚学咸取正焉。魏正始中，又立古文、篆、隶三字石经，自是以来，古文之经不绝于代，传写之不同于古者，犹有所疑而考焉。天宝初，诏集贤学士卫包改为今文，而古文之传遂泯，此经之一变也。汉人之于经，如先、后郑之释《三礼》，或改其音而未尝变其字，《子贡问乐》一章错简明白，而仍其本文不敢移也，注之于下而已。所以然者，述古而不自专，古人之师传固若是也。及朱子之正《大学》、《系辞》，径以其所自定者为本文，而以错简之说注于其下，已大破拘挛之习。后人效之，《周礼》五官互相更易，彼此纷纭；《召南》、《小雅》且欲移其篇第，此经之又一变也。闻之先人，自嘉靖以前，书之锓本虽不精工，而其所不能通之处，注之曰“疑”；今之锓本加精，而疑者不复注，且径改之矣。
以甚精之刻而行其径改之文，无怪乎旧本之日微而新说之愈凿也。故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卷四）
此文言古籍不可轻改，甚是。予作《尚书今译》，以唐石经为底本，而校勘各古本，于其异者注于下，其误者则于写定时易其文，私谓既有勘文在前，人必不致误解。而平心论之，以为不当改。今读是文，知无确据之改易（如“诞邻”改“诞以”，据于省吾说，而于古本无据）足以导致后学卤莽灭裂之弊，即写定本中亦只得加误字以方括弧，而旁注其应改之字矣。
全祖望父子纠毛奇龄之谬
全祖望《萧山毛检讨别传》（《鲒崎亭集外编》十二）述其祖所谓“先赠公”者讥弹毛奇龄语甚多，又云：顾先赠公在时，西河之集未尽出，及其出也，先君始举遗言以教予，于是发其集细为审正，各举一条以为例，则其中有造为典故以欺人者（如谓《大学》、《中庸》在唐时已与《论》、《孟》并列于“小经”），有造为师承以示人有本者（如所引《释文》旧本，考之宋椠《释文》亦并无有，盖捏造也），有前人之误已经辨正，而尚袭其误而不知者（如邯郸淳写《魏石经》，洪盘洲、胡梅 已辨之，而反造为陈寿《魏志》原有邯郸写经之文），有信口臆说者（如谓后唐曾立石经之类），有不考古而妄言者（如《熹平石经·春秋》并无《左传》，而以为有《左传》），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为无稽者（如《伯牛有疾章集注》出于晋栾肇《论语驳》，而谓朱子自造，则并《或问》、《语类》亦似未见者，此等甚多），有因一言之误而诬其终身者（如胡文定公曾称秦桧，而遂谓其父子俱附和议，则籍溪、致堂、五峰之大节，俱遭含沙之射矣），有贸然引证而不知其非者（如引周公朝读《书》百篇，以为《书》百篇之证，周公及见《冏命》、《甫刑》耶），有改古书以就己者（如汉《地理志》回浦县乃今台州以东，而谓在萧山之江口，且本非县名，其谬如此），先君皆口授之。予因推而尽之，葺为《萧山毛氏纠谬》十卷。
读此骇异，毛奇龄之大言欺人，不顾事实，乃至如此。惜全氏所作《萧山毛氏纠谬》十卷不传，不然，亦可使人提高读书与著作之警惕性，俾减少后人纠谬工夫也。昔陈援庵先生谓予：“梁启超之文经不起复查，如一复查，可保三行中必出一错。”梁氏主写报刊文章，振笔疾书，随写随排，其多误固也。毛氏则为学术性文字，如之何可以不检点也！
蒲松龄著作
路大荒，淄川人，居距蒲松龄家甚迩，因知其家事及其著作情况。谓蒲氏遗稿，其子孙世守颇慎，故至清代中叶尚无损失。及《聊斋志异》出书，名骤震，求其稿者日多，遂不能无外传，故《志异》原稿为人携至东北，而日本人亦取去若干。清末国学扶轮社出版之《聊斋文集》，根据一钞本；其后上海所出之《聊斋全集》，则伪书也。亚东图书馆所出之《醒世姻缘传》，胡适作序，谓为蒲氏作，以其衍《志异》中《江城》一篇为章回小说也，然近发现万历刻本，知此《传》为明人作，蒲氏闻江城故事，乃笔之于书耳，亦非压缩《传》文所为。又若干鼓词，朴社曾为刊《聊斋白话韵文》一书，实则全为他人所作，误归之蒲氏。一九四九年后，于淄川建蒲松龄纪念馆，于济南组织蒲松龄著作整理委员会，已有定稿，而近年批判鬼戏，波及蒲氏，此会遂归停顿。又谓蒲氏先世为蒙古人，曾在山东做总管，今尚有碑可证。
予颇疑阿拉伯人蒲寿庚任泉州市舶司，降元，为元之色目人，其后人或仕于山东，因讹传作蒙古人耳。闻松江浦氏亦即蒲氏之分支，其门户自盛也。
毛嶽生作《元史》未成
宝山毛嶽生《休复居诗集》六卷，《文集》六卷，附《元后妃传》、《元公主传》一卷，刻于道光二十四年，向极少见，民国二十五年宝山滕氏（疑是滕固）据黄氏子仁原刊本影印，乃得流通。据陈廷璜《序》，其人少孤，既长，流离闽中十余年，刻苦不废所学，文取之于孟坚、子固，诗取之介甫、鲁直。少从姚姬传游。才力所到实足光抚行辈，厌服老宿，徒以数奇不遇，中寿而卒。于诸史尤长蒙古一代事，以宋濂等《元史》多疏漏，欲撰《元书》百卷，事实具而属文未成。又嘉定黄汝成《序》，汝成伯父与嶽生父同受业于钱竹汀，以弟畜汝成，则汝成之作《日知录集释》必与有力焉。黄《序》云：“先生既数远游，所作渐遗佚。又慨《元史》庞杂，别为论撰纪、传、志、表，既悉正其疏讹繁舛，而于一代文献，尤考辨精博，书成当不后范蔚宗、欧阳永叔二家。然以殚心力于此，不轻作杂文，旧所作者亦未写定。”
《文集》卷三《答李申耆先生书》云：“《元史》益得统纪，已写出《后妃》、《公主》二传。其所由舛错删增，又成《考辨》数卷。诸表皆定，惟须自书。
病后颇畏繁赜中止。亟欲就正先生，当率携至也。”知其积稿已多，不幸没后散失，仅存两传，是真不幸矣。清代后期，研究《元史》者颇多，不闻提及毛氏，则声闻黯淡之所致也。
俞正燮治学法
张穆《癸巳存稿序》云：
理初足迹半天下，得书即读，读即有所疏记。每一事为一题，巨册数十，鳞比行箧中。积岁月，证据周遍，断以己意，一文遂立。读其书者如入五都之市，百货俱陈，无不满之量也。此与我为《国学览》之法相似，与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十七章论清儒札记一则可参看。
喻长霖记清末学制及时人心理
《惺諟斋初稿》十卷（《文钞》四卷，《赋钞》一卷，《经义骈枝》二卷，《诗钞》一卷，《慎思日录》二卷），黄岩喻长霖著。予所得缺其《日录》。《文钞》卷四，有《与刘幼云京卿书》、《京师大学堂沿革略》、《大学堂师范预科毕业告诸生文》数篇，将来编中国教育史或北京大学史者所宜取材也。《沿革略》末括为四略：（一）官制，（二）学科，（三）办事人，（四）舆论。官制一则末云：“前此凡学务俱隶大学堂，后此凡大学堂学务俱隶学部。”此语甚紧要。舆论一则云：甲午以后，议论日新，是丹非素，瞬息万变。自戊戌诏废科举，而誉学堂者居大半；后有诏复科举，而毁学堂者什之九。至己亥、庚子间，而全国谤学堂；至辛丑以后，而全国又誉学堂。庚子以前，人多尊中国，轻外人，是中学，非西学；庚子以后，人多轻中国，尊外人，贱中学，重西学。前后未十年，而议论水火，适成反比例。此是非毁誉沿革之大略也。夫官制可改，学科可更，办事人可易，惟是非生于人人，毁誉本诸公论，应无沿革之理，兹乃一律沿革，甚且有革无沿。有心人观于世道人心，而未谂舆论之何日定也。
此文作于光绪三十四年，当时社会心理剧变如此，觇世风者所不可忽也！
阎若璩记淮安风俗
戴唐器《寤砚斋集》（《阎谱》卷四引）云：
淮俗之不可解者有二：一拜寿，有十龄即开筵演剧，降伯氏、舅氏之尊而伛偻罄折其庭者；一守七，四十九日内，每日治酒张乐，待客守七，呼卢谩笑，彼此争尚，往往破家。
按：此二事似为别处所无。淮安非都会大邑，不知何以至此。
阎若璩甚留意当世风俗。戴唐器自楚州归，问以与三吴、两浙不同者凡几《阎谱》卷四引，即上则）。有从宁古塔来者，询其风土（《阎谱》卷二引，来者即吴兆骞）。顾栋高《万卷楼杂记》云：“阎百诗……尝集陶贞白、皇甫士安语，题其柱曰：“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
此等为学，颇有实践意味，宜乎其善为考据也。
范当世论文
范当世《聚学轩丛书序》云：
泛览聚学轩之丛书，……陈本礼氏之《太玄阐秘》且读之一字不遗，……作而叹曰：孰使我国开通至四五千年，被文化者犹不过百一，而全国之民至今犹沦于暗昧之域，则岂非文深之过耶！顾文不深则不能历久而长存，而圣贤魁雄之人常深构其道与精，载而之乎万世，于一世二世之毁誉爱憎曾不稍措意者，以能明此道者鲜，或旷世而不逢其人也。嗟乎，嗟乎！又孰使中人以上之资壹自腐于声读故训之间，头白而不悔，不但忘其身之别有事，乃至并不敢以作者自居，则岂不因六艺文深，举所谓千一、百一之人才尽湮阏于此耶！
夫百一乃至于千一，既无论矣，间数世而有万一之人出焉，则此人之所谓又必欣合于前哲人之所云云，不求近知也，而转相待，所谓“后世必有子云”之一语，不知其为悲为愉者也。
此序前说全国人民被文化之少，由于文字之深，其意甚好。乃忽转曰“文不深则不能历久而长存”，这什么理由呢？举无数中人以上之资，悉腐于声读故训之间，不以为可惜，而独于间数世万一之人欣合于前哲人之所云云，则以为愉快，一二人固愉快矣，彼千万人头白自腐何为乎？求一二人之愉快，不惜掷千万人之光阴以为之伴，其不经济甚矣，其旷时失业亦甚矣！且子云作《太玄》，当世未有解者，以其不切近于当时社会也，后世人解之者将何为乎？以言哲理，是固《周易》之云礽①也；以言文辞，亦《易林》之同辈也。
作之者毕力求深，使人不能解，读之者毕力求解，浪费时间而不惜，既解之后，与人生曾无关系。其作其读，岂非天地间一赘旒乎！六艺之深，非求深也，古代之言文不同于今也。若扬雄所著之书，以当代言文达之，宜可以使我等见之而解矣，乃犹艰深其文辞，以难读者，此所谓文妖者也。后人读之而不解，不痛恨其无聊，乃曰“文不深则不能历久而长存”。虽忧世之范当世，一面叹国民被文化者少，一面犹不能洗去此等谬见，视“后世子云”之愉快，若可掩千万人之头白自腐者，可见此等思想入人之深矣。
费声读训诂的精力于六艺上，是值得的，因为从此可以晓得古代社会的情状。费声读训诂的精力于扬子云的书上，是不值得的，因为他原是弄笔头，与他自己所处的社会没关系，与我们所处的社会也没关系，只是一件自生自灭的东西！
① 云礽：礽，通作“仍”。云仍，远孙。《尔雅·释亲》：“昆孙之子为仍孙，仍孙之子为云孙。”仍，重也；云，言轻远如浮云。
顾栋高论春秋地图
顾栋高《春秋列国疆域表序》云：
昔武王大封诸侯，各有分地，至春秋时犹存百二十四国，税支礼为作《春秋指掌图》以明之。余谓是不可图也。若从其始封，则与春秋时之疆境不合。若从春秋当日，则二百四十年中，强兼弱削，月异而岁不同，当以何年为准而图之？……夫弱小之日就微灭，与大国之渐肆吞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故曰是不可图也。夫不原其始封，则不明先王星罗棋置，犬牙相错之至意；而不极吞并所至，则又无以识春秋当日之大势。故自王畿以下，凡晋、楚诸大国，先区明其本境，以渐及其拓地之疆域，终春秋之世而止，而小国亦还其始封，末云“后入某国为某邑”，庶前后之疆索了如，而废兴之故亦从可概睹矣。
按：顾氏当日制图之术未精，故以为春秋之国不可图，今则有套版之法，纪年之法，发展变动虽多，仍可一目了然。是则生于今世之幸也。
郑逢原君有“读史编年地图”之制，予曾于重庆见之，惜绘未成而身已瘁，图稿随以散佚，不禁为之失声叹惜。他日有人继起，以编年法绘地图，就疆域之变化为一幅，而以年代标于上端，不但对读史者有极大便利，而曩昔顾栋高所叹息无所措手者，亦有办法以处理之矣。
李慈铭记陈逢衡书
李慈铭记《桃花圣解盦日记·甲集》，同治九年正月初九日，云：阅陈穆堂《竹书纪年集证》，共五十卷，其书授证颇博，用力甚勤，而好为议论，不脱学究习气。盖《纪年》一书显由晋人伪撰，而今所传者又为南宋以后人补缀增窜，乃伪中之伪。惟其间出晋人，尔时古书多在，故存疑存信，十疵一醇，往学者胡应麟、杨慎、孙之騄、徐文靖、郑环、张宗泰、陈诗、赵绍祖、韩怡、洪颐煊十家，又博采众籍，而于金氏《纲目前编》、罗氏《路史》、马氏《绎史》、梁氏《史记志疑》四书所取独多，其拘牵书法、臆测古事，亦与梁氏之失同。又并时通州雷氏淇最精此学，陈氏盖犹未见其书，故无采者。要而论之，徐《笺》最简洁，雷《校》颇综核，皆陈氏所未逮，而详赡则胜于二家，足以鼎足立矣。陈氏名逢衡，字履长，江都人，所著尚有《隋书经籍志考证》。
又《戊集》，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二日云：“购《江都陈氏丛书》。”《注》：陈穆堂逢衡所注《逸周书》、《竹书纪年》、《穆天子传》、《楚辞·天问》、《博物志》、《协律钩元》、《汉人古诗》诸种。
按：《协律钩元》与《乐府·三歌》为逢衡父陈本礼作，李氏误入。然《博物志》，则薛寿《学诂斋文集》有序，谓其老而贫，初意其未必刻出，今观李氏记，则此书亦有刻本矣。《楚辞·天问》，逢衡有注亦旧所未闻，然既注《逸周书》、《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则其更注此篇亦大有可能也。穆堂一意研求古史，并及古书，其有《隋书经籍志考证》亦宜。闻胡厚宣言，穆堂尚有《山海经注》，未见其他记载，而固亦可有。其人能用苦功，惜如李氏所讥，“好为议论，不脱学究习气”，则性分所限也。又按：孙之騄《考定竹书》，为《四库提要》所斥，诸藏书簿未见著录，殆已失传；陈氏辑入书中，可以窥见一斑。郑环之书，目见孙殿起《丛书目录拾遗》卷八《武进郑氏所著书》，凡十三种，《孔子世家考》等五种刻出，《竹书纪年考证》四卷则未刻，陈氏当系得其稿本，选抄入书，他日亦可辑出也。
方苞为伪《古文尚书》辩护
方苞不信《古文尚书》为伪，然又无以解于伪《古文》之明白易晓，故其《读〈古文尚书〉》论之曰：“疑《古文》易晓，必秦汉间儒者得其书，苦其奥涩，而稍以显易之辞更之，其大体则固经之本文也。《无逸》之篇，今文也，试易其一二奥涩之语，则与《古文》二十五篇之辞气其有异乎！”
按：方此说可分二层讲：其一，秦、汉间儒者得真古文，苦其奥涩而更以显易，固有此可能，然《大诰》、《康诰》等篇，奥涩甚矣，何以秦、汉儒者不以显易更之乎？其二，《无逸》之篇，易其一二奥涩之语，诚与二十五篇无异，然其出于周公一人之口，而与《洛诰》诸篇迥不类，此正其可疑处也。
吾人不信今文必真，则方氏之疑正符合事实矣。
唐景崇《新唐书注》
唐景崇，字春卿，广西灌阳人，官至学部尚书。注《新唐书》，自光绪十一年始，是时年四十二，至民国三年卒，年七十一，前后凡三十年。其书《本纪》十卷，注全，民国廿四年，余棨昌印为四册。其未印者，《礼乐志》十二卷，注全；《仪卫志》注仅一卷，《车服志》同，皆不全。《历志》九卷，注全。《天文志》三卷，注全。《五行志》三卷，注全。《地理志》七卷，注全。《百官志》五卷，注全。《食货志》注仅三卷，不全。他《选举》、《兵》、《艺文》、《刑法》诸志均缺。《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稿虽全，尚未整理。《列传》稿最缺。其注例有三，曰纠谬、曰补阙、曰疏解。凡《新唐书》之误谬者纠而正之，盖《唐书》修自欧、宋，闻见有限，不能无误，故当时已有吕夏卿《唐书直笔》、吴缜《唐书纠谬》诸书直抉其疵，先生采之，更为深入之批判。欧、宋崇尚古文，朝廷制诰，臣民奏疏，凡属骈俪均削而不载，如李密讨隋之文，徐敬业讨武氏之檄，陆贽奉天之诏，皆一代雄文，翕动天下，而皆削之，是也。
又如《和思赵皇后传》削其祔葬之礼，《李嗣业传》削其与回纥夹击救郭子仪等功，《李吉甫传》削其论天子不宜观《时政记》之言，此皆《新唐书》之阙也，先生则注以补之。欧、宋好古，文字多有简而不明者，非注莫能解也。如顾亭林所举《太宗长孙后传》“遇妾不以慈，户知之”，《德宗王后传》“祭物无用寓”，乃《旧唐书》“天下知之”、“祭物勿用假花果”二语所改之文，苟非参阅他书，鲜能通晓，先生采之，注以疏解。又古之修史多出一家，故司马迁、班固、姚思廉、李延寿之徒皆父子论撰数十年方成，盖通知本末则事实贯穿而不牴牾。唐之为国几三百年，纪事众矣，而《纪》、《志》、《表》则欧阳修主之，《传》则宋祁主之，《天文》、《历》、《五行志》则刘羲叟为之，《方镇》、《百官志》则梅尧臣为之，《礼仪》、《兵志》则王景彝为之。所主既异而不能通知其故，《纪》有失而《传》不知（如胶东郡公道彦等，《纪》书降封县公而《传》乃郡公之类），《传》有误而《纪》不见（如《传》叙天平节度止有四人而《纪》乃七人之类），取彼例以较此例则不同，取前传以比后传则不合。详略不一，去取未明，书法无准（如《纪》书薨而《传》书卒者有之，如宗室或书姓或不书姓者有之，如《中宗纪》与前诸帝不同，诸帝亦有详略不同之类），岂非责任不专欤？唐修《晋书》，而令狐德棻之徒先为之定例，则一史之内秉笔者皆遵用之；今《新唐书》不然，一史之内体异名殊，岂非初无义例欤！上皆吴缜所纠者，《新唐书》之应纠谬、注、补，由是更可知矣（以上摘录余维炯《灌阳唐氏〈唐书注〉述略》，《广西文献通讯》第五期，一九四八年七月出版）。按：沈炳震著《新旧唐书合钞》后，王先谦为之撰《补注》二百六十卷，稿具未刊而王氏逝世。今科学出版社委托瞿蜕园君为之校订，行将付刊。独唐氏未成之书，遗稿零落，整理无人，是可伤也。
吴承志《山海经地理今释》
刘承斡序
吴承志《山海经地理今释》，刘承斡刻入《求恕斋丛书》，为之序曰：国朝治《山海经》者，太仓毕氏校本为最善，栖霞郝氏继之，阮文达称其“精而不凿，博而不滥”。盖此经读家至稀，杨慎氏注蹈虚而不征实，吴任臣氏广注泛引群籍，尤踳驳不纯；毕、郝二家出而篇第厘正，事物昭晰，读者不敢目为闳诞迂夸奇怪俶傥之言矣。
后百余年而钱唐祁甫吴先生乃颛精以治此经，寻山脉川，用今地准古，起自域中，远暨海表，遂使圣作明述之巨编阅数千年而豁然大通，上循神禹之迹，下切于当世之务，其有功此经伟矣哉！吴丈补松与先生订道义、文字交者四十年，先生卒，丈亟求其遗书，丐当阳朱眉山、平阳陈筿垞即其家获手稿盈尺，捆载至杭州。丈则大喜，首取《山海经注》理董之。顾原稿阙《南山经》，《中山经》亦未完具，驰书平阳，百计求之，不可得。先生为此注在丙申、丁酉间，晚岁目眚，其卒也，嗣子幼懵不知书，遗稿散亡，滋可痛也。吴丈校写竟，厘为六卷，揭橥定名曰《山海经地理今释》，以授承幹读之。自《西山经》以下，至于《荒经》，粲然大备，蔚成巨观。虽有阙佚，其懃懃纂述之心不可负。承幹不敏，窃窥先生著书苦心，其考释山川地理，凡后人不得其解者，每原于本经文字之误，冥心孤往，以推究致误之繇①，于编次之淆乱，传写之讹夺，字形之缺坏，一一爬梳而抉摘之，解释疑滞，若有神悟，寻源于许书，取证于郦注，旁及于金石文字，多出毕氏校正、郝氏订伪之外。先生覃精舆地之学，采摭既富，考核尤审，间及于名物训诂，而以释地理为主。观其《上徐澄园尚书书》，固自言之，题曰《地理今释》，犹先生本旨也。乌乎，今之世距先生成书时二十余年矣，衡流方羊，坤轴②崩坼，茫茫禹迹，无复夷庚③，古籍充栋，视若刍狗，有甚于郦善长所叹“编韦稀绝”者，其庶几有达观博物之客，耽读而寻绎之，如郭景纯所期望者乎！辛酉之夏，天贶节④，吴兴刘承幹。
此书二十余年前予固有之，抗日战争中失去；胜利后欲再觅一本，竟不可得，盖刘氏刻成印数本少，抗战中物资缺乏，遂未再印也。今夏在青岛编集古地理名著（指《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一书），丐侯仁之君代向北京大学借得一部，付姚智千君抄之。《山海经》一书尚未有集注，毕、郝诸本市中亦已难得，前年在沪，闻东德某女士夙治《山海经》，到沪后觅得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中所印郝氏《笺疏》，为之狂喜。到京时，苏联某矿学同志欲治此书，到北京图书馆搜集资料，并浼馆中开一座谈会，予亦与焉。因念此书为全世界第一部世界地理书，为中、外治地理者所必需，欲成《集注》之心更亟，因将此序录此以自督焉。
① 繇通“由”。
② 坤轴：古人所想象的地轴。
③ 夷庚：大路通途。
④ 六月六日为天贶节。
曹寅与洪昇
前录刘廷玑《在园杂志》曹寅作曲事，今又于金填《巾箱说》（载郑实《古学汇刊》中）中见其欣赏洪昇《长生殿》剧事，爱录于下：昉思之游云间白门也，提帅张侯云翼开宴于九峰三泖间，选吴优数十人，搬演《长生殿》，军士执役者亦许列观堂下，而所部诸将并得纳交昉思。时曹公子清寅亦即迎致于白门。曹公素有诗才，明声律，乃集江南北名士为高会，独让昉思居上坐，置《长生殿》本于其席，又自置一本于席。每优人演出一折，公与昉思雠对其本以合节奏，凡三昼夜始阕。两公并极尽其兴赏之豪华以互相引重，且出上帛兼金赆行，长安传为盛事，士林荣之。
迨归至乌镇，昉思酒后登舟，而竟为汨罗之投矣，伤哉！予为文以诔，有云：“陆海潘江，落文星于水府；风魂月魄，赴曲宴于晶宫。”西河毛先生颇称之。
先是康熙戊辰[眉批：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朝彦名流闻《长生殿》出，各醵金过昉思邸搬演，觞而观之。会国服未除才一日，其不与者嫉而构难，有翰部名流坐是罢官者。后其本遂经御览，被宸褒焉。
往予杭州寄亭，去昉思居咫尺，每风动春朝，月明秋夜，未尝不彼此相过，偕步于东园，游鱼水曲，欲去还留；啼鸟花间，将行且伫。昉思辄向予诵“明朝未必春风在，更为梨花立少时”之句，且曰：“吾侪可弗及时行乐耶！”迨甲申春杪[眉批：康熙四十三年，一七○四]，昉思别予游云间白门，甫二月而讣至，所诵二句竟成其谶。至今追思，为之叹惋。
读此，知金埴与洪昇不但同时，且同居杭州为密友。《长生殿》剧本成于一六八八年，至一七○四年以醉落水，死于乌镇。是时曹寅任江宁织造，邀至南京，大升筵宴，每演一折，即商声调，是为最后定本，而惜其未刊行也。楝亭不但能自制新词，且亦精研音律，为昉思诤友。以彼豪富，独吝于剞劂之资，何哉？盖终以戏剧为娱乐之资，非正统文学也。至其孙雪芹作《石头记》，能以怨乱之音写《红楼梦》曲，又屡引《西厢记》、《牡丹亭》语入书，知其受乃祖之熏染者深矣。
一九六○年左右国庆节，俞振飞暨其夫人言慧珠合演《长生殿》于人民大会堂，予闻其《小宴》一折，沉着妍丽，极欣赏之。既而休息，予偕家人别看杂技，不知其更演《迎像》、《哭像》也。伯祥未离座，归告予曰：“不能再好了！”孰意不数年间香消玉陨，竟成谶语乎！
王颂蔚遗稿
五月莅苏，在琴川书店见王颂蔚遗稿一大叠，辑佚书占其三之二，予为《明史考证捃逸》原稿及所抄史料，索价仅四十万元。彼时苏南文管会拟购取，庆其得所，未与论价。顷接勤庐书，云：“王芾卿遗稿曾送来文管会，不明何故，原物退还。今晨往琴川书店，则知已为沪客购去，至为失望。”
从此人海茫茫，殆不可求矣。[眉批：勤庐后来函，谓由上海常熟路萃古斋以十五万元购去。其后上海文管会以七十万购得之，书送上海图书馆储存。]王氏早年曾专力辑佚，晚乃专精明史。身后其妻王谢长达办振华女学，书籍文稿均寄存图书馆中。长达殁，其女王季玉任校长者三十余年。今该校改市立女中，季玉虽仍为校长而事权已不属，当事者又不了解，以为学校中无须乎此，亦不捐赠文管会，悉数售入市中。予亦购得其所评《唐六典》及《通德遗书所见录》。蹂躏如此，颂蔚死不瞑目矣。其他学校图书馆度亦有类似情形。例如上海南洋中学校长王培生毕生集书，今春主校者厌其塞屋充栋，欲尽弃之，幸赖陈子彝君通知起潜叔，奔走文化局，请其移赠，乃得保存。
险哉，险哉！
段玉裁评乾嘉学者
段玉裁《答黄绍武书》（《经韵楼集》卷十二）云：
以一生师友言之：迵彻天人性命，愚不如先师东原氏；《考工记》、《丧服经》制度条例考核精当，上驾康成，愚不如易田征君；熟精史事，识小无遗，愚不如辛楣少詹；潜心三《礼》，愚不如端临学博；耄而虚怀，好学不倦，愚不如绍弓学士、涵斋侍讲；深晓音均十七部，䌷绎成书，愚不如怀祖观察；文辞古雅，愚不如姬传刑部。惟于古音、古训、经文古本略有微劳，抑末也。
此所举皆乾、嘉时代大名家，质言其名为戴震、程瑶田、钱大昕、刘台拱、卢文弨、王念孙、姚鼐。惟“涵斋侍讲”猝不晓为何人耳。当对朴学号为极盛，而段氏心许者不过七人，其一则为文学家，可见真有成就者綦难其选也。段氏自说其一生工作目标，在于寻求古音、古训及经传占本：古音方面，著有《六书音均表》；古训方面，著有《说文解字注》；古本方面，著有《古文尚书撰异》、《周礼汉读考》；其写定古本者，为《春秋左氏古经》、《毛诗故训传》。《礼经汉读考》则仅成《士冠礼》一卷，为年寿所限矣。
萧穆著作及叶燮文集
读《敬孚类稿》，知萧穆所著书有四五百卷，惜无从得其名目。不知《续碑传集》中有《萧穆传》否①？
《敬孚类稿》卷九《记汪文摘谬》一则云：
云间蔡澄练江所著《鸡窗丛话》，……中有记吴江叶横山、长洲汪钝翁一事，颇资笑柄。其言曰：“吴江叶横山先生名与钝翁相埒，且相好。康熙己未，诏开博学鸿儒科，横山谓钝翁曰：“我二人在所必举，将应举乎？抑不应举乎？’钝翁曰：“宜不应，则名更高也！’横山信以为然。后钝翁竟应举入翰林，而名益显。横山艳之，知为钝翁所卖，遂大恚，因将钝翁所刊《类稿》，大加指摘，作《汪文刺谬》二卷，将刊行之。钝翁闻而惧，介横山密友，复修旧好。”云云。……
钞本《汪文摘谬》一册，……余以事至吴门，楚生出以相示，乃横山取《钝翁类稿》中最劣者，如《送姚六康之任石埭序》、《送魏光禄归蔚州序》、《陈文庄公祠堂碑记》、《送屈介子序》、《金孝章墓志铭》（照金氏墓版汪君亲笔录文）、《吴公绅芙蓉江唱和诗序》、《赠王贻上序》、《泛雪诗序》、《送徐原一归昆山序》、《唐诗正序》，皆就原文逐段逐句标出而详驳之。充其所见，则《钝翁类稿》八十卷几于无一篇字句无可议者。
盖以此书势在必刊，又不欲多费纸墨，摘此十篇以概其余也。
叶、汪二公之名，久著于世。余未见叶氏之书，不能定其高下。今观此书，则叶氏学问精博，深于古文，才识实高出钝翁之上。此书前有一序云：“尝评其文有四语：谓行文无才，持论无胆，见理不明，读书无识。”叶公自负亦隐在言外矣。……
叶、汪二人因争名排诋，甚为可哂。据叶氏所以诟汪者观之，叶氏自当明理有识矣，但其《已畦集》中充满陈言套语，实无一读之价值，今以予抄
出之《楝亭记》验之：
（上略）夫亭以木名，而木维楝不同于楩、楠、杷、梓之为材。然有华有实，可藉以为用，又大异乎樗栎之为散材。其为物盖处乎才与不才之间，不与物竞，殆全其天而保其真者也！人之才不才，相去固不可同日语矣。不才者无论，其以才见者，古今来成事功者固不乏，然或不克成；即成矣，而多鲜克终者。如汉韩、彭，如关、张，如唐李光弼，如李德裕，如宋南渡一二将相，是皆以才见而为后人所叹息者也。若能处乎才不才之间，然后为善用其才而才始大古之人，帝王则汉高，人臣则诸葛孔明、郭子仪之类是也。功成而天下晏如，身同于磐石之安，为不可及。
今公为天子左右疏附①之臣，职在服采②乘御之事，其所以迪恭俭，谨节文，昭轨物，正经费，凡启祐孚格于无形无声之地者，公岂欲有所见其才哉！而含生托芘，犹广厦万间，垂荫无穷，有如此木矣。……
可笑曹玺做了织造，偶然种了一株楝树，竟累了叶燮做了这一篇大文章：说什么楝处乎才不才之间，说什么功臣不克令终，说什么汉高、诸葛处乎才不才之间而天下晏如！亏他想得出“楝”与“曹玺”的搭接话！这样的“学问精博”、“深于古文”，不知下于叶氏之汪琬又做得怎样！适之先生说他是用八股法做的，可见他们所谓古文，即是八股。以此而云行文之才，持论之胆，见理之明，读书之识，真不知其相去几万里矣！如此无聊，也要争举博学鸿儒科，不由不使人代惭！这种的人，便是《儒林外史》、《红楼梦》① 《清碑传合集》第四册《碑传集补》卷五十二（文学九）有陈衍所撰《萧穆传》。
① 疏附：率臣下亲附国君。
② 服采：古代帝王的近臣，亦作服休。语本《尚书·酒诰》：“矧惟尔事， 服休服采。”
里所骂的。曹雪芹、吴敬梓所以不应试、不做官，便是受这辈人的刺激。然而这辈人还要假充做才子呢！
在《已畦集》后，见到沈宜修、叶小鸾等的诗，实在比叶燮有性情、有文才得多。因念女子之文诚有值得表彰者，而男子则多以势位交游传，真有不值得一览者，只可安着架上做史料，尚且有迁就文律，做史料且靠不住的。
宝玉称他们为“浊物”，信然。
适之先生谓近看朱彝尊等文集，有无谓的，有不通的。他们是个大家，尚且如此，真不解他们为什么如此！
刚按：这便是利禄熏心之故。利禄熏心，不能不去做举业，做了举业，不能不去说假话，做无情的文字。利禄熏心，不能不去讲交游，讲了交游，不能不去敷衍人家，趋附势利，树立党援。作出文字来，也无非应酬之作：什么颂圣、祝寿、谀墓、酬倡、送行、赠诗，做许多谄媚联结功夫。这等说假话、拍马屁，哪里能有好文字！偏偏势位高的，交游广的，文集最容易流传，所以触目都是恶浊的东西了。朱彝尊尚是有实质的，能自立的；像叶燮一类人和文，真是废物了。
严可均《铁桥漫稿》卷六，《杨秋室诗录序》云：“国初以来，（吴兴）
为经史诸子之学者数十家，诗文千余家，……要而言之，足为休文继起者，曾不数见，大率浅陋空疏，守兔园新册，拾宋人残唾，以自附作者之林。仿架局以为文，调弄秋雨、秋风、微云、淡月、凉露、晚烟、寒鸦、疏柳数十字以为诗。于是乎家家有集，人人著书，书易成而必不传，而亦往往幸而传。”
《侍养录》第一册《许洞反滥调》条，可参看。
杨沂孙评《说文》与段王两注
《杨沂孙与瑶生书》（《昭代名人尺牍续集》卷十八）云：
蒙……赠王贯山先生《说文》二部……许氏之学，严、桂两家之书未之寓目，段氏则颇揽其全。世有议其武断者，盖未深究段氏之诣，故同下士之笑。至贯山，更能探造字之原，纠许氏之失。段为许氏之功臣，王乃许氏之诤友也。贯山云：“许君之精神与仓颉、籀、斯相贯通，故能作《说文》。今人之精神必出许君之前，乃能与许君相贯通，而后可以读《说文》。”此语精辟博大，自魏、晋以后无人能道之者。盖小学届此时，如日中天矣。
窃谓欲识仓、沮①制作之原，当观商、周鼎彝文字。叔重所著录者皆沿李斯小篆，此乃当时之俗体。据小篆之形以论象形，亦犹据隶楷之形以言象形也。故许氏所论亦多从俗，未尽稽古。古文在汉已不能尽辨其字，况能尽通其义乎！贯山实能据古文以纠许氏，此其所以独绝也。沂年来于小学颇有心得，间有以知许氏之从俗，不足尽信之处，惜乎不能亲炙贯山相与证辨也。舍弟携王氏书归，见之惊叹欲绝，肆笔评骘，且附鄙意于上。自知荒诞而不能已，因来书论及，故以质之，昔日狂态如在目前矣。
按：杨氏直指《说文》小篆为俗体，许叔重从俗，而未尽稽古，不足识文字制作之原，可谓大胆。此可证文字学研究愈深，即可知《说文》之不足信，王贯山已较段懋堂为进步，学力固随时间而俱进也。前阅玄同先生言，罗振玉对于王国维之辨《说文》之非，以为太过，是罗氏墨守许书，虽生王、杨之后而尚不能吸取时代精神也。
① 仓、沮：亦作沮、苍。沮诵、苍颉的合称，相传为黄帝时史官，始作文字者。
李滋然事迹与著述
长寿李滋然，清末撰有《周礼古学考》，证明《周官》为古文学，与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同其功绩。意其人生于四川，当是廖平或王闿运之门人，故能申廖氏《今古学考》与《古学考》之绪。兹偶翻宣统三年七月《华制存考》，七月二十日谕旨：“都察院代奏县丞用兼袭云骑尉李滋然呈进旧撰书籍四种，呈一件，知道了，书交南书房阅看，钦此。”同月二十七日谕旨：“南书房片奏‘阅看学部七品小京官李滋然呈进书籍四种，综观所著各书于经学研究颇深，堪备乙览，应否加以褒奖’等语。李滋然着赏给主事衔，钦此。”按：同时同人，而前称“县丞用”，后称“学部七品小京官”，何也？李氏呈进所著四种，当是《周礼古学考》、《群经纲纪考》、《明夷待访录纠谬》、《四书朱注古义考》。前三种印于日本，后一种印于国内。《周礼古学考》自是经学名著。《四书朱注古义考》旨在沟通汉、宋之邮，与潘衍桐《朱子论语集注训诂考》同其作用，而研究较深刻，若《清经解》而有三编，亦当辑入。至于他二种，则适足表现李氏之保守思想耳。予尚有其文集二册，为辛亥后刻于蜀中者。中有一呈文，为查禁《新学伪经考》时保全康有为者，盖以学派相同，遂生怜才之念也。由此文，知其曾任官广东。不审渠归里后，尚有他种经学著作否？
王段俞三家著作之高下
孙人和先生告我：“有一日本学者于古庙香炉底得一残旧写本《淮南子·兵略训》，按其文与今本不同。以王念孙《读书杂志》之校语核之，则十得六七。以俞樾《诸子平议》所说按之，则无一合者。因之，知俞不如王。”予按王氏《读书杂志》，竭一生之力所成，年八十余始刊出，盖不知其几经修改；其中有援据古本而改者，亦有将各种旁证集合拢来，凭其悬解而改者。
一字之下，不知其费若干脑力劳动，故能冥契古人。犹段玉裁作《古文尚书撰异》，亦积数十年之力，改正汉以来之误字，而古本不存，多凭猜测。然自敦煌石室发现唐写《经典释文》、《尧典》、《舜典》残卷，以校段改，亦符什七。可见客观研究，功力既深，自能与事实合契也。若俞氏者，早岁治王氏父子之学，方向固准，而四十之年即已成书，及届耄耋，迄未再改。
文学固有天才，弱冠之日即已斐然成章，若夏完淳者，而朴学则固无是也。
然王念孙父为宰相，子为尚书，生活绝无问题，又享高寿，其按部就班，筑基构堂，以立于不败之地，宜也。段氏欲读书而无适当环境，仕为富顺、巫山县令，贪污致富，遂辞官而居于苏州之枫桥，无人事之扰，有借览古本之便，居四十年而数大书成，虽搜括可恨，而其志则可悯也。俞氏罢官之后，赖曾、李、彭诸大僚之助，得有安定生活以著书，然既有所求于人则必有施于人者，于是日作酬酢文，既求荣宠，复获稻粱矣，岂不痛哉！
顾禄事迹及其著述
顾铁卿禄以详记苏州岁时风俗，并加考订，著《清嘉录》成名，其别墅在虎丘山塘，因详记其物产、手工业，由予于一九五四年得之来青阁书肆，携以入京，得朋辈之揄扬，名遂大著，此书将在上海出版。〔眉批：钱国祥《苏州府长元吴三邑诸生谱》，顾禄以嘉庆二十二年丁丑入泮，其试题除《四书》文外为《扑满赋》，以“入而不出，满则扑之”为韵。〕予忆孙殿起《丛书目录拾遗》卷八中曾有《颐素堂丛书》一目，因抄录下方，见其兴趣之多
方面与其著作之勤劬如此：
《雕虫集》一卷
《紫荆花院排律》一卷
《烟草录》一卷[眉批：烟草为淡巴蓏乎，抑鸦片乎？]与长洲褚
逢春同撰
《骈香俪艳》一卷
《省闱日记》一卷
《买田二十约》一卷[眉批：此为地主自道其买田方式，书若存，必有价值。]
《看枫约》一卷
《酒春秋》一卷
《壶中揽胜》一卷
《虎阜登涉图仪注》一卷
《鸟棋谱》一卷
《羽族棋谱》一卷〔眉批：鸟棋与羽族棋，未识其如何分？〕
《晚香吟》一卷
《题画绝句》二卷
以上所列凡十四种。其中惟《题画绝句》为我弱岁在玄妙观书摊上拾得，余则不但未见，亦且未闻，而孙氏独见之，是铁卿所著书皆随刻随印，本无一定本，偶然携入京师赠人，幸逃庚申之劫，而流入厂肆，今已不可知其下落。其中未有《桐桥倚棹录》，可知此书之成较后，未及赠人而已遭焚毁，故为书商所未见也。
十余年前尝以铁卿事与伯祥谈，渠云：“铁卿自署‘楞伽山人’，楞伽山在石湖旁，疑其人为彼地地主。苏俗，城中人多看不起乡下土财主，故彼家居城中而建别墅于虎丘，以追攀城市文人。君家秀野公嗣立被称为‘先高祖’，杏楼公元凯则互称为兄弟，至非君一系之顾南雅莼则称以叔侄，皆其攀附之迹也。[眉批：《诸生谱》：顾元恺，嘉庆十三年戊辰，以第一名入长洲县学。癸酉举人，壬午进士。同书，顾莼，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以吴县籍入学，庚申举人，壬戌进士，官至通政司副使，曾督学云南。]顾其人好读书、著书，著成即刻，逢事便记，固是风雅中人，非俗子耳。”予曰：“使彼生于今日，其此锲而不舍之精神，如不从事古典研究，当是绝好之一新闻记者！”
相与拊掌一笑。今伯祥逝世已三年，爱记于此以谂来者。
“十目一行”与严杰其人
陆以湉《冷庐杂识》卷四《十目一行》条云：
阮文达公题严厚民杰《书福楼图》（厚民湛深经术，精校勘，因昔人云“书不饱蠹鱼，不经俗子误改，书之福也”，因以名楼）诗云：“严子精校雠，馆我日最长。校经校《文选》，十目始一行。”自注：“世人每矜‘一目十行’之才，余哂之。夫必十目一行，始是真能读书也。”公此语可为粗心读书者针砭。夫“一目十行”由于天资过人；诚使质之钝者“十目一行”，则用心密而获效宏，岂逊于“一目十行”者乎！所谓“学知、困知，及其知之一也”。
此语极是，可为初学者针砭！
按：严杰为人诚忠实于校勘，但性不敏慧，无才无识。观阮元官两广总督时，编刻《皇清经解》，委其事于严杰，而杰乃尽删各书之序跋，顿使读者不识原书之旨趣，又抄未刻诸书为《经义丛钞》，又丛杂无序，其人盖全无学、识、才者，去顾千里不可以道里计也。缪荃孙编《著述诸家姓名录》，不以之列于校勘家，宜矣。
姚大荣书稿
贵州姚大荣居北京，研究中西交通史，以“昆仑”即巴比仑，为胡适等当作笑谈。渠一生工作，未有成书，其稿为其子所保存。一九七四年曾由吴玉年介绍送至予家，读之知姚君虽多附会，然其读基督教《旧约》颇熟，取以比勘中国古史，亦能有所发明。惜予多病，不久为彼索还，遂未摘录。
《刘申叔遗书》卷帙之富
一九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谒章行严先生于史家胡同新寓。先生谓章太炎先生不强不知以为知，而刘申叔反是，虽不娴欧洲文字而好论欧洲事，其证也。又谓《刘申叔遗书》甚多非出彼手，彼盖窃取其父、祖父、曾祖父之眉批以为其一人之发现，故古籍补释独多也。即非其所剽窃，而后人编集亦有误入者，如论王船山一文即行严先生所为也。以彼一九○三年至上海，参加革命，至一九○八年而叛变，为端方侦探，至一九一一年而辛亥革命起，其间安得暇晷读书？在成都、太原三年，是为其读书时间。至一九一四年至北京，翌年即从事筹安会，又作反动政治活动矣。袁世凯失败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三年，亦可读书。一九一九年即病卒，年三十六。其治学时间不多，而著作乃如此丰富，于事实为不可能。又云：申叔固有家学，然太炎先生实在把他捧得太高。其言良是，记之于此，以见名之不可幸得，学之不可骤成。
《六译先生年谱》
蒙文通先生以廖宗泽君所著《六译先生年谱》卷一稿本见示，收集咸丰至光绪初时事及学术资料颇备。其总目云：卷一初变以前，起清咸丰二年壬子，迄光绪八年壬午，凡三十年。后半为治宋学及训诂时期。
卷二初变时期，起光绪九年癸未，迄十二年丙戌，凡四年，为平分今、古时期。
卷三二变时期，起光绪十三年丁亥，迄二十三年丁酉，凡十一年，为尊今抑古时期。
卷四三变时期，起光绪二十四年戊戌，迄二十七年辛丑，凡四年，分为小、大时期。
卷五四变时期，起光绪二十八年壬寅，迄……
卷六五变时期，起……
卷七六变时期，起民国……年，迄民国二十一年，凡……年，为以内经说《诗》、《易》时期。
大抵廖氏之学惟初、二变为可观，以初变重分析，二变定从违，在经学史上自有继往开来之途辙。至三变以至六变，率情创造，貌似玄微，实同幻想，前无所承，后不能继，斯自得其乐而无群众基础者也。
近代广西史学者
《广西通志馆馆刊》第三期有刘介《现阶段的广西瑶族》一文，附《广西各县瑶民分布概况表》，甚翔实。第四期有《自明以来的广西僻姓》，附《僻姓氏族表》。此人极有调查研究之兴趣与能力，谅为通志馆编纂。一九四九年后馆事中辍，此人不知何往。去年到桂省，亦无人为我言之者。人才埋没，至为可惜。著《岭表纪蛮》之刘锡蕃，闻在广西民族学院任教，亦未见及。今从事调查整理者，为广西师范学院教授黄现璠君，予至邕时渠已赴大新县调查。渠系僮人，所得必富。广西文史馆中有蒙起鹏、马驹誉、梁岵庐诸君，不知其近有撰述否？又韦燕章女士亦在文史馆，著有《广西大事记》，匆匆不及往访为憾。
蒙起鹏名云程，邕宁人，编《广西近代经籍志》，盖上续嘉庆志《艺文略》者，百余年来增至四百五十余种，见周鼐《广西艺文之鸟瞰》，《通志馆刊》二期。
高天梅赝作石达开遗诗
柳亚子《题残山剩水楼刊本〈石达开遗诗〉后》云：“残山剩水楼刊本石达开遗诗共二十五首，自《答曾国藩》五首见于梁任公《饮冰室诗话》外，余二十首悉出亡友高天梅手笔。时在民国纪元前六年，同讲授沪上健行公学，天梅为余言，将撰翼王诗赝鼎，供激发民气之用，遂以一夕之力成之，并及叙跋诸文，信奇事也。封面题字亦天梅所书。当时醵金印千册流布四方，读者咸为感动，于是《无生诗话》、《龙潭室诗话》、《说元室述闻》、《太平天国野史》竞相转载，而卢前辑《石达开诗钞》，罗邕、沈祖基辑《太平天国诗文钞》亦依据之，异哉！”（隋树森《读中国民族文学史》引）此激发民族主义之有力作品，而亦现代作伪之佳证也。
魏秀仁著作
谢章铤《赌棋山庄文集》卷五有《魏子安墓志铭》。子安名秀仁，即著小说《花月痕》者。铭中记其著作，有《陔南石经考》四卷，《熹平石经遗文考》一卷，《正始石经遗文考》一卷，《开成石经校文》十二卷，《石经订顾录》二卷，《西蜀石经残本》一卷，《北宋石经残本》一卷，《南宋石经残本》一卷，《洛阳汉魏石经考》一卷，《西安开成石经考》一卷，《益都石经考》一卷，《开封石经考》一卷，《临安石经考》一卷，知其人为石经专家。题《陔南石经考》者，魏氏名其所居为陔南山馆，盖总论也。自《熹平石经遗文考》至《南宋石经残本》为辑集现存文字，自《洛阳汉魏石经考》至《临安石经考》为历史记载，《开成石经校文》为校勘记，《石经订顾录》为订正顾炎武《九经误字》之书。此十三种书，除《魏子安墓志铭》外未尝有人提及，恐佚失尽矣。予在重庆日，闻何叙甫（遂）言，在福州购得魏秀仁圈点《十三经注疏》全部。遭逢离乱，不知今日尚存否？晤面时当询之。
尹炎武著作
尹炎武，字石公，号尹山，镇江人，今年六十五。毕业于安徽存古学堂，历任北京各大学教授，后任《江苏通志》纂修。著有《清史稿刊误》六册、《清史稿列传备证》及《索隐》，皆未刊。闻其在北京时，曾于屠寄没后，为之筹刊《蒙兀儿史记》蒇工。又孙诒让《周礼正义》，梁鼎芬刊木于武昌，未及毕工而逢辛亥革命，遂中辍，版片寄存一肆中。石公闻之，为之集资刊完。是亦学术界之功臣也。
吕思勉评章炳麟
上海权威出版社所出《月刊》一卷三期（卅五年一月五日出版），载有吕思勉《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一文，对清末思想界有极透辟的议论，当抄出。末云：如近人所说，以禹为古代的一个动物，并无其人，这固然近于怪诞。然其发明《禹贡》不但非禹时书，所述的并非禹时事，乃后人据其时的疆域附会，则不可谓非一大发明。
所以狭义的材料（按：史官大夫所记），也是要用种种的新方法去剥落其中不可信的部分的。而广义的材料（按：神话传说），其中也有许多很宝贵的，有待于搜求洗炼。章太炎于此不甚了解，他认为根据神话传说而否认古代史官所记或士大夫之所传，就是把中国古代的历史抹杀了，把中国古代的历史抹杀就是把中国古代的文化抹杀了，所以竭力反对这一派议论。
这几句话把章先生和吕先生对我的态度写得很明显。章先生早年有《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一文，载《时务报》十九期，主以革政挽革命，与康氏见解差同。此文中亦以汉今文说立论。
吕思勉论整理笔记及史学论文
吕诚之先生思勉，一生读《二十四史》，又一生记笔记，抗日战争前曾刊《燕石札记》，予读而善之。一九四九年后予屡请其整理，以供史学界之参考。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得复书云：承询弟所作笔记，材料积至数箧，事诚有之，惟皆有待于整理，而在抗战时故居炸毁，学校全焚，所失甚巨，一九四九年时又略有所失，且全部弄乱，每一问题，前后或有阙佚，均非校理不可，以是其事颇费时日。拙作前经刊布者，多以学校中之讲稿为本，于无特异见解及考证处亦加叙述，以著述体例论实所不须。现拟普加整理，于此等处皆删之。
所存者略依昔人“类稿”、“存稿”之例，凡有贯串及单辞孤证者（此拟从缓出）各别为篇，以免《日知录》间出么小考证之诮（此语自不甚公）。拟先未经写定之稿，而但待删补改正者次之。如有机缘，颇思如《燕石札记》之例，字数积至若干即编成一册印行（此书系昔年光华大学欲刊丛书，就手头所有与之，恰如于全部札记中抽出若干篇者然），俟全书完毕后，再按文字内容、我所依据书籍（如分《经札》、《史札》等）分类。明知此必不免前后歧异，但（一）累更丧乱，旧稿毁损既多，又皆凌乱，不易先拟定目次，然后依之撰述；（二）又随时印布，即使功不克竟，终可印行若干故也。又有本依述作体例写成，校订不甚费力者（中包曾在报章杂志刊过之作），则一时半载即可集成一两册也。……
抑弟更有请者：治史虽贵通识，究当以事实为本。离学言识、自矜其才者，已恐易蹈危机；若徒为趋附风气，更恐难知所届①。欲知史事之真必不能舍弃考证。近数十年，此风虽不可云盛，亦不可云绝无，以其规模颇较从前为大（如徒侣之多，资财之广），其所成就亦有超越前人者。此等述作，最多在杂志中，亦有在日报之尾，或刊成专书或印入专册者（如纪念刊之类），今多散落，不易寻觅（凡书印行数千册，一经散布即几不可见，而报章、杂志等加意保存者又较书籍为少）。贝纳尔有言：“今日研究一事一物，往往从头做起，转较搜集昔人已成就者为易。”在彼如此，在我可知，奚翅②狐埋狐搰③！窃意此等皆可加以搜集，重行刊布，使散无有纪者皆分类成丛书，其于斯学之昌明所裨实大。惟搜集实为不易，且如杂志，上海之鸿英图书馆号称甚多，然多而不旧，该馆创立以前之物即多无之矣，此其一端也。然此亦可留待补搜，但将所已搜得之书目别刊为册，则所未搜得者必有热心之士相助搜集者已。此事看似无所作为，实则功被于人者甚大。惟先生规模弘远，足进此策，故献其一得之虑焉。
先生作此函时，正以心脏病作，气促甚，在常州静养。《燕石续札》之出版，度即以予请衰集校订不甚费力之文字而成。越两载，至一九五七年秋，先生遂谢世，而札记全书不克手定矣。今闻其稿皆送至华东师范大学，倩人整理，然有学且有闲者谁耶？先生出版著作孔多，然多就学校讲义为之，非其精品。其精华皆在札记，而竟不能自定，则年限之也。往予在沪，尝参加其七十寿宴，今予亦垂七十矣，衰态日甚，其将如先生之衔憾以终耶？抑幸得各方之助力，使我得自定其稿耶？函中所计划之搜集报章、杂志中之考证文字，分类印出，必有裨于史学之昌明，此事科学出版社已出《中国史学论文索引》二册，足奠其基，惟抗战时后方刊物为北京所不见，尚待补充。将来纸张供应充沛，即可编辑付印矣。
① 届：意为“到”，引申为“极”。
② 奚翅：即“何啻”，何止，何以异于。翅，通“啻”。
③ 狐埋狐搰，语本《国语·吴语》：“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无功。”埋，藏；搰，掘出。
黄永年论《国语》版本及目录学
黄永年君，吕先生暮年弟子也，英才好学。今年在宝鸡养病，来书索取《国语》，予寄一部与之。其复函云：承赐《国语》明嘉靖时张一鲲刻本，已收到。今《国语》旧本传世有三：（一）士礼居复刻天圣明道本，未经宋庠补音者；（二）明嘉靖时吴门金李翻宋刻，经宋庠校定者；（三）即此张一鲲本，乃本诸宋庠本之宋刻（书中“桓”字仍缺笔作“桓”可证），复加删补者，虽非旧式，视作张氏之补注本观可耳。三本中前二者有复刻及影印，得之不难，惟张本仅清代有一复刻（尝在西安见到，字体已改易为方板宋字），亦流传无多，则此原刻宁不可珍！吾师此赐有逾百朋，拜受之余，铭感何如！清儒治此学者有龚丽正、董增龄，惟均未见。近人徐元诰有《国语集解》，中华版，惟似未尽完善，不采《左氏》及《史记》作互证，即一大遗憾。窃谓《国语》所记古代典章制度最富，往往借端发挥铺叙，非《左氏》可及。苟（一）用诸刻校雠文字，（二）集韦昭以来诸家注释，旁及贾、服、杜诸家之释《左氏》、三家之释《史记》之文，（三）采《左氏》、《史记》及先秦诸子、三《礼》之有关者为集证，亦盛业也。……来谕谓尊著札记，无力整理，窃谓此事似不宜过于求其美备，盖人之认识事物本无止境，吾辈所获只能是绝对真理之一部分，试观昔贤之笔记论著，欲求一无懈可击、尽善尽美者，岂能有之？近以治病多暇，将俞理初《癸巳类稿》翻了一遍，其中精当者亦止十之三四，错误及无用者实多，然俞氏之价值自在也。又受业①于版本目录之学为之已二十年，所见前辈题跋目录，虽享大名如黄荛圃、顾千里、叶鞠裳、缪艺凤以及傅沅叔辈，其著述之脱略谬误处亦不可胜数，近印邵氏《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之增补本，可正误者亦不止数十百条，然此等书总不可废也。以此，敢为吾师进一策，可将旧日积累之笔记翻检一过，择其有用者圈出，嘱人分条抄录（每条抄一纸），然后分类整理，再由吾师复看一遍，从事删改，可并者并合之，记得尚有史料可稍增补者增补之，但切忌大事增补，再于文字上稍事修饰，即成初稿。然后以此初稿请历史研究一所同志看一下，请他们提出意见，何条前人论之已详，可删；何条尚有若干史料可补；何条解释有问题，宜改。根据此等意见，再增删一次，即成定本，于是赶快付印，不必再迟回不决（若吾师之《浪口村随笔》，受业以为尽可付印，实不必再事修改矣）。如此，则一年之功必可竣事。刍荛鄙言是否有当，尚乞垂加采纳也。
受业昔年尝有志写一《旧书识小录》，取寒舍所藏旧本书及所见旧本，略记出版本或内容，稍事考释，已成数十篇，劳动后暂中止。近又思写一《前尘梦影录》式之笔记，记所藏、所见、所闻之旧本书，日来在医院中已写了数千字。此等事自知无当大雅，然存之脑中，数十年后终于澌灭，则不若笔之于书，为后人留此参考资料耳。
近年能从事此道者已不多，甚盼其欲撰之书早成，为读古籍之工具也。
① 受业：旧时学生给老师的书信常自称“受业”。此为黄永年自称。
张维著作
张维先生字鸿汀，甘肃临洮人，居兰州市。一八八九年生，一九五○年卒，年六十一。前清甘肃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宣统己酉科拔贡，仕学部司员。
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回甘参加革命活动，响应共和。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甘肃省议会议长。任甘肃大学教授、甘肃通志馆馆长、图书馆馆长、文献馆馆长、国史馆顾问等职，历四十余年。当其任甘肃通志馆馆长也，到北京图书馆搜集资料、规定义例，故能以新体裁作志，惜其未刊行耳。顷承其子令琦写其书目见示，因录于此：一、已刊行者：1.《甘肃地理沿革图表》一卷2.《甘肃省县总分图》一卷3.《陇右方志录》一卷，《补录》一卷4.《陇右金石录》十一卷，《补录》二卷5.《甘肃人物志》八卷6.《元魏诸镇考》一卷7.《仇池国志》一卷8.《兰州古今注》一卷9.《陇学略述》（《经学》篇）一卷10.《甘肃通志凡例目录》一卷二、未刊者：1.《甘肃宁夏青海地图》一卷（总图、分类图、分县〔区〕图一百三十余幅）2.《陇右舆地录》十六卷3.《陇右水利录》五卷4.《陇右财赋录》十卷5.《陇右政事录》三十卷6.《陇右民族录》十卷7.《陇右边事录》八卷8.《陇右霸国录》二十二卷（已刊《仇池国志》一卷）9.《陇右大事录》十卷10.《陇右学艺录》三卷11.《陇右著作录》六卷12.《陇右著作目》二卷13.《陇右考古录》二卷14.《陇右轶闻录》二卷15.《平凉府志校补》十三卷16.《洮阳耆英纪略》一卷17.《打拉池县丞志》一卷18.《甘肃丛书目录》一卷19.《史学通论》一卷20.《方志衡义》一卷21.《还读我书楼文集》四卷22.《诗集》一卷23.《论学集》四卷24.《政论集》十四卷25.《目耕识小录》二十二卷26.《前秦事钞》二卷27.《十六国史钞》三卷28.《大都存稿》一卷29.《阿阳杂俎》一卷30.《砥庐丛话》一卷31.《砥庐行程记》四卷32.《大河报政闻报甘肃民报金城周报社论集》四卷33.《九州错传奇》一卷三、编辑各书：1.《甘肃通志》一百三十卷2.《陇右史丛》五十卷3.《文丛》①十卷4.《诗钞》四卷5.《临洮诗人集》四卷6.《甘肃建设专刊》一卷（已印行）
四、拟著各书：1.《西北通史》（陕、甘、宁、青、新五省通史）。2.《中国宗教史》3.《河西通志》4.《新疆通志》5.《宁夏通志》6.《青海通志》7.《临洮县志》8.《张掖县志》9.《兰州皋兰志》10.《西域金石志》11.《临洮古今志》12.《甘肃丛书》一百二十一种（除前人辑定者外，拟新辑李陵《李都尉集》、《秦嘉集》等六十三种）13.《敦煌丛书》（拟辑中外人士有关敦煌石室各书为一总汇，尚未拟订出目录）
以一人之身，六十之年，当扰攘之世，而有如此之卷帙，许大之志愿，可谓豪杰之士。观其所出版者，皆切实不苟，精力贯注，则其非作大言可知也。使其不从事政治，搜辑材料固无若斯之便，而其成就之精炼则无疑也。
予游西北，所接读书人不多，乃有此博雅之才，洵出人意外矣。
① 指《陇右文丛》，下文《诗钞》同。
金毓黻著作
张维，西北史专家也。金毓黻，东北史专家也。金氏号静安，辽宁辽阳人，北京大学毕业后居沈阳，编印《辽海丛书》十集，著有《东北通史》、《渤海国志长编》、《中国史学史》，辑有《大元一统志》、《近代碑传集》。
以一九六二年八月三日卒，年七十五。《东北通史》尚未完，《近代碑传集》则未刊。平生所记日记，高可隐人，不知其子长佑能为整理出版否？卒之日，予正居大连，与周之风君结邻，得耗同悲。之风久随静安，故予赠之诗曰：“逃暑盘桓秀月桥，安排 好听潮。惊传翔起辽东鹤，落日楼头赋《大招》。
肃慎夫余史阙文，冥搜犹待烛膏焚。金公遗绪赖谁补？公谊私情两属君。”
之风，辽宁黑山人，任旅大市图书馆研究员，著有《旅大史话》、《旅大纪事诗》等，对东北掌故甚娴熟，惜其少逊文采耳。今年六十一岁，病偏痹，不知其能竟静安之绪否？企予望之！
季汝梅遗著
季汝梅，字调卿，号独斋，太仓南郊浏河旁南码头人，生年不详，计当在道光后期，卒年在民国初。其诗文集，唐文治序之，谓“吾娄旧有娄东、安道两书院，先师王文贞公紫翔先生尝主讲是二席。〔眉批：此文贞似是门人私谥。〕惟时有南码头季君调卿，文贞公之外甥也，苕发颖竖，官师课榜发，辄裒然首列。……光绪三十年，嘉定秦佩鹤学士讳绶章督学闽省，文贞公介季君入幕，司总校，所拔多知名士”。所述事实，仅此而已。
今年农业出版社季位中同志携其遗著两册来，一为《论语集注诸儒名字考》及《读论识疑》，成于同治十二年癸酉（一八七三）九月；一为《读书偶识》，成于同治十三年甲戌（一八七四）三月。其《读书偶识序》云：“壬戌（同治元年，一八六二）癸亥（一八六三）之交，余馆吴门吴伯渊孝廉家，学生传典、经兴适受《尚书》，余将《集传》中可疑处别纸撮出，质以《朱子文集》、《语类》等书，凡余之撮出者大半与朱子之说违异。”则其人甚肯用心读书，于宋学甚有根底。然其于清代学者著述所读太少，故不信梅颐《书》为伪古文，而曰：“安国以显易之词易之，……如《史记》引《书》‘肆觐东后’，易之曰‘遂见东方君长’；‘有能奋庸熙帝之载’，易之曰‘有能成美尧之事者’。……本其义而易其词，汉之人时或有之，无足异者。”
则其距离时代学术水平已远，盖有志治学而未能博咨者也。其《读论识疑序》云：“余向读《论语集注》，偶于字句间有可疑处，必多方迁就，求合于经，以为朱子是书，自谓‘如秤称出，不高些，不低些’，断无不合圣人之旨者。
及读《朱子文集》，见其与诸旧门人论及《集注》，往往有自云‘一时失检’者，其《答张元德书》又有‘《论》、《孟》书甚悔早出’之语，乃知是书未尝无小疵，因将所疑处取《朱子文集》、《语类》（《或问》一书，朱子《答吴伯丰书》自言‘不能修改，已废之久’，故不引以为据）及二程子书，汉、唐、宋诸儒之说参互考订。有他书胜而《集注》似不若，与论说甚精，《集注》未及者，别纸写出，管见所及，时亦附之。积之既久，复恐其散而失也，汇录成帙。有起而责之者曰：“朱子《集注》萃四十余年之精力，始克成书，后生小子何得訾议古人！’余应之曰：“余之识疑，非疵议古人也，识其所疑以待异日之不疑也。虽然，吾尝闻之矣：吾人读书，当熟玩义理；义理既熟，然后以古人之言衷之义理。义理而不谬也，虽腐儒之言不敢废；义理而有疑也，虽圣人之言未可尽以为信。二程之贤，朱子所私淑者，然其论议往往有显相违异处。二程酷信《诗序》，朱子訾为伪作。伊川《易传》专以义理言，朱子谓《易》乃卜筮之书，不当专言义理，因作《周易本义》。
七十子之服孔子，可云信矣，七十子中，子路尤从子久，然于夫子之一言一动往往动多疑问：子见南子，子路则不悦焉；欲往公山，子路又不悦焉。信自信，疑自疑，固自有不相妨者。吾人读古人书而不加玩索，绝不置疑，则书自书，我自我，夫何益哉！’”其《读书偶识序》云：“仲默之学出自西山家传，西山殁而受业朱子，未二年而朱子卒，凡朱子平日之讲论及与诸旧门人问答之语，仲默未必尽知，故其集为《书传》，虽云出自师命，而与朱子之说时有违异。……余将《集传》中可疑处别纸撮出，质以《朱子文集》、《语类》等书，凡余之撮出者大半与朱子之说违异，其十之三四，则朱子所未及；间有本出朱子而鄙意妄疑者，然十不及一焉。积久成帙，参订各家《书》说，别其正讹，去其无甚出入者十二三。诸说中有议论精确，可补朱、蔡之不及者，间亦采录。去冬无事，仿昌黎《论语笔解》例，汇录为册，名曰《读书偶识》，以见余之所识特偶然耳。诸经之中，《书》最难读。《诗》则事可求也，《易》则理可通也，《礼》则制度可考也，《春秋》则褒贬有定也，惟《书》自唐、虞至衰周，世代之远几二千年，政治有变革，文字有古今，实有未易考求者。孔颖达之渊博，犹多误会；王安石之穿凿，不敢强解，末学小子何敢自谓为有得哉！余之识是，点窜者屡矣，往往有今日见为是，明日又见为未是者；考之此书以为当如是解，考之他书又见为不当如是解者。
则今之以为当识而识之者，安知异日不又见为识不当识也？故曰‘偶’也。”
在此二序中，可见其无偶像之成见，既敢批评蔡传，又敢批评朱注，又敢自出见解，并随时改正其见解，此种治学态度甚为端正。而季氏获得此种批判精神，一由沉潜朱熹之书，一由从其舅王祖畲受学，王氏周作《读左质疑》，指《左传》为刘歆窜乱者也。惜乎舅甥二人居于海滨，不与当时名儒相接触，没没无闻，亦不克专治其学，譬之野花孤芳，自生自灭，不可悲乎！予前于曹元弼藏书中得《读左质疑》，始知王氏；今又因农业出版社之介，得知季氏。然今日经学衰息，此等书予虽给以佳评，恐仍无出版机会也。则惟有劝原藏者捐入大图书馆，庶将来风气转变时再与世人相见耳。稿本将缴还，因摘其文与事于此。
王謇著作
王謇，字佩诤，号瓠庐，一九二五年出版其名作《宋平江城坊考》。其余关于考古学及目录版本学论文，分载于《苏州图书馆馆刊》及《东吴学报》者甚多。其未出版之著作有《书目答问版本疏证》及《先秦汉魏南北朝群书校释》。后一种实为大著作，将各古籍集注集校，其搜罗近人整理古籍之著作及论文丰富之甚。有如此人才，而政府不能知，学校不能知，不禁为一叹也。渠今六十五矣，甚望其能多工作若干年，俾综合三百年之工作于一书中也。
钱基博评康梁书
《青鹤杂志》中载钱基博《后东塾读书杂志》，其于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等四书评曰（一卷四期）：
近翻南海康有为长素《不忍杂志》，因取旧所著《孔子改制考》、《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春秋董氏学》、《新学伪经考》诸书参稽，而窥其问学之大凡。康氏之学言经世，出南海朱次琦九江，惟九江之言经世，以朴学躬行，近于颜（元）、李（塨）；而康氏之言经世，以今学诞曼，仿佛龚（自珍）、魏（源）。康氏之言《公羊》，得之井研廖平季平。惟季平以《公羊》言礼制，由《白虎通》以通《王制》，为湘学（王闿运）之别子；而康氏以《公羊》称改制，由董子《繁露》以明《春秋》，则常州（庄存舆、刘逢禄）之派衍。至其以《春秋》言《礼运》，则袭宋儒胡安国之余论（吕祖谦《与朱子书》曰：“胡文定《春秋传》多拈出《礼运》‘天下为公’意思。‘蜡宾’之叹，自昔前辈共疑之，以为非孔子语。”盖“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而以尧、舜、禹、汤为“小康”，是老聃、墨子之论，胡氏乃屡言《春秋》有意于“天下为公”之世）；斥古文为新学，又扬近人方望溪之烬焰（方苞著《周官辨》十篇，指《周官》之文为刘歆窜改以媚王莽，证以《汉书·王莽传》事迹），厥为《大同书》、《新学伪经考》之蓝本，而若讳所自焉。
此其柢也。……
又评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一卷五期）云：
阅新会梁启超任公《清代学术概论》一册，其中自诩早年讲学专以绌荀申孟为标帜。
然言孔学而绌荀申孟，不始于梁，宋儒已然。宋儒之绌荀申孟，以荀子砭性恶，而孟子道性善也。梁氏绌荀申孟，以荀子法后王而孟子称民贵也。一则因缘禅乘以阐孟子性善之旨，一则皮傅①民贵以发民权革命之论，外铄之我，各有因缘。梁氏此书初出，兴化李详审言有《举正》之作。〔眉批：此书未见，当觅览。〕惟李氏谀闻足以动众，而昧于问学之大，徒为毛举细故，引绳及于字句，而未窥梁氏症结所在。梁氏之作此书，其初不过欲以清儒之考证学皮傅欧儒科学方法之重物证，而以迎合新青年之沾沾自喜，此其意义本至浅薄，
而于清学之前因后果实未睹其大体：
其一，清儒之考证学，在以汉学训诂名物之考证发挥宋儒疑古之精神，其渊源出于朱子之“道问学”一派。《古文尚书》之伪，朱子已有此论。江永《礼书纲目》，以《礼记》诸书释《仪礼》，其体例即本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吴棫音《诗》、音《楚辞》，皆据其本文，推求古读，互相比较，粗发大凡，传有《韵补》五卷，朱子注《诗》多用其说，即开清儒言古韵之途辙。黄震《日钞》、王应麟《困学纪闻》，言考据者每喜称引其说，而皆朱子门人。王柏为朱子再传弟子，而为《书疑》、《诗疑》，何必不为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崔述《考信录》之俶落权舆①？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一篇亦谓戴震之于朱子一脉相承，阐发其说甚详。梁氏只知以清代考证学菲薄宋儒，而不知清学疑古之精神及其治学方法胥出宋儒，不过宋儒发其端而未竟其绪耳。
其二，梁氏叙考证学极盛之反响为《公羊》今文学，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之论。不知前《公羊》今文学而非议考证学者，则有邵晋涵、章学诚之浙东史学一派，盖远绍宋学永嘉之经制，而欲以史之疏通致远救考证之碎者也。并《公羊》今文学而批评考证学者，则有陈澧、朱一新之兼采汉、宋一派，盖义理考据兼修交发，姚鼐、曾国藩之论本如是，而陈、朱两氏则以汉学考证之法而发挥宋儒之义理者也。梁氏于浙东史学既语焉不详，而陈澧、朱一新之兼采汉、宋则不涉一辞。
① 皮傅：意为“附着”，“依附”。
① 俶落权舆：同义复指，均为“发端”、“开始”的意思。
其三，戴震理、欲之说，梁氏极意张大以迎合青年之脆薄心理，得遂其纵欲长傲之私。不知朱一新之《无邪堂答问》已力辟其非，章炳麟亦于戴说有微辞，语见《检论》。
其四，梁氏于桐城家备极轻薄，不知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即推衍方苞之《周官辨》一书。其他康氏疑古之大胆的假设，由方苞引其绪者不少，《望溪文集》俱在。又方植之《汉学商兑》，于戴、段诸公之论逐条引驳，即以汉学家考证之法发汉学家之覆，几令无从置喙。
其五，《公羊》今文学，梁氏自以学所自出，着意叙述。不知《公羊》今文学之张设门户，当以江都凌曙晓楼筦其枢。曙治郑氏《礼》，嗣闻刘逢禄论何休《公羊》而好之，遂以《礼》言《公羊》，著有《公羊礼疏》十一卷，《公羊礼说》一卷，开湘学王闿运、蜀学廖平之途径；又以《春秋繁露》明何休，为《繁露注》十七卷，以开康有为《春秋董氏学》之先河。而梁氏叙今文学不涉曙一字，可谓失之目睫者也。
其六，梁氏叙孙诒让得统于高邮王氏父子，以为清代考证家之后劲。不知孙诒让之父衣言初衍永嘉经制之学，而以诒让志在穷经，乃授以《周官经》。诒让正义《周官》、间诂《墨子》，虽用汉学疏证之法，而意趣所宰乃在经世，读《周礼正义》、《墨子间诂》两序可证。其学实渊源家学而远承宋学之永嘉经制一派，与章学诚、邵晋涵为同门异户。
而梁氏遽以考证家目之，亦不免皮相之见也。
略就睹记所及而为梁书举正如此。其他琐琐，不能尽也。
按：此所评皆甚是。康氏之学实出方苞、廖平，而讳所自来，未免心地不光明。梁氏之书本出急就，虽开清学通论之先声，而实未能全面看问题也。
可另编《史苑丛钞》一书，容纳他人文字，与《杂识》之出自己心得者并存。
孙詒让之著作环境
瑞安孙氏姻戚居鄂者曰：“仲容得美妇，能文，善治事，侍仲容居楼上，七年未出门。楼惟夫妇能登，外无一人敢阑入。楼上置长桌十余，每桌面书卷纵横，稿书错杂，丹黄墨渍，袍袖卷帙皆满。写何条注，翻何书籍，即移坐某桌。日移座位，十余桌殆遍。篝灯入睡前，桌上书稿，夫人为清理之。
外人只知仲容闭户著书，但不知所著何书。七年后，始知与夫人孜孜不倦者即今日鄂刻之《周礼正义》也。”
《周礼正义》最精到处，先列各家之说，而以仲容总断为自成一家之定义。读其书，初观浩如烟海，细按则提要钩玄，洵近代治经独创体例之佳书也。张之洞督鄂，所不能致者二人，一为长沙王葵园先谦，一为瑞安孙仲容诒让，知先生学望之尊矣。
章太炎创革命排满之说，其本师德清俞曲园先生大不为然，曰：“曲园无是弟子！”逐之门墙之外，永绝师生关系。《太炎集》中有《谢本师》文。
当时太炎声望尚低，既弃于师，乃走海至瑞安，谒孙仲容先生。一谈即合，居仲容家半载。仲容曰：“他日为两浙经师之望，发中国音韵、训诂之微，让子出一头地。有敢因汝本师而摧子者，我必尽力卫子！”是太炎又增一本师矣。故《太炎集》中署名“荀漾”者即孙诒让也。以荀子亦名“孙子”，诒让二字反切为“漾”，仲容与太炎来往书札皆用此姓名。仲容非笺注章句之儒，实通经致用之儒。鄂老辈与仲容父子最善，太炎亦与鄂近世学人最善，鄂人刻《周礼正义》而传太炎学派，其有息息相感召之意欤？
按孙衣言两任藩司，一江宁，一湖北，腰缠累累，诒让在其荫育之下，读书、生活均无问题，性本聪敏好学，得斯无忧无虑之环境，而又配以佳妇，代为安排著作生涯，故能有此伟大成就，为近百年稀有人物。在其前者，惟王念孙与之媲美，有大学士安国为之父，有尚书引之为之子，不必更为稻粱之谋，而又克享高年，故能为乾嘉时代最卓绝之学者。若段玉裁，必以四川县令之贪污，供其枫桥四十年杜门治学之资，以是益知封建时代成学之难也。
杨树达《论语疏证》
杨树达于一九四三年避地辰谿，尝以《论语》授湖南大学诸生，因取群经、四史、诸子之文疏释《论语》，成《论语疏证》二十卷，世乱未能刊出，因摘“吾十有五”、“夷狄之有君”、“子谓韶”、“齐一变”四章，写《论语四章疏义》，刊于《岭南学报》九卷二期。其说颇用《公羊》义。故云：有君，谓有贤君也。邲之战，楚庄王动合乎礼。柏莒之战，阖闾攘无礼之楚。
黄池之会，夫差尊天王。当是时，诸夏乃无一人焉。
石声汉述整理古农书之难
石声汉先生在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工作，凡所整理，必稽原书，已出版者有《四民月令》、《齐民要术》诸书，将出版者有《农桑辑要》、《农政全书》等。顷以觅取古本作校勘，到北京大学参考图籍，因来予家。谓予曰：“古书引文，几无一经得起核对，而杨升庵、陈眉公为尤甚，明人治学态度之不严肃可知。其第一经得起核对者，为顾炎武《日知录》，自乾嘉后则大抵可信据矣。”又云：“明人书目，亦不可信，陈第《世善堂书目》其一也。其中实无其书，而为希望得到者，亦著于录，可谓之为‘计划性书目’。”
又云：“李时珍《本草纲目》，为药学经典，而其中引书或为误文，或当时已无其书，盖皆出于杂抄，援用他书之引文而未一检原书也。”此为整理古籍甘苦之言。前人但凭记忆，不检原书，或以意为之，本不求必信，或历经抄写，以不校而有误脱，此等有意或无意之错误，胃塞①道途，任何一书皆有此类问题，整理工作，夫岂易言也！
① 罥塞：缠绕堵塞。
林纾译《茶花女》
有名曼殊者，非苏玄瑛投函《每周评论》，论林琴南译书事，其言甚可存，记此。
昔在美洲时，闻哥仑比亚大学教授夏德（Hilth）先生有一尊崇中国画派之讲演，其言曰：中国古画，大抵皆才士文人于窗明椅净之间，藉此以陶寓其性情，故望之但觉有一种清逸之气，令人意远。若西洋画，则纯然为应世的，当其下笔布局之初，心中即自语曰：“吾下月之房钱在此画矣！”及画成之后，悬而视之，谓如此一改，可多一镑，再改可多二镑。故望之但觉得有一种金钱气。……
此言真有独到处。林氏所译之《茶花女遗事》约在甲午、乙未间，当时林氏悼亡在沪上，寓陈季同家。陈见其郁郁寡欢，因语之曰：“吾请与子译一书，子可以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绍一名著于我国，不胜于愁眉对坐耶！”
此即《茶花女》译本之所由来也。译写情小说于悼亡时，正如画家作画于窗明椅净间矣，宜乎有此神来之笔也。迨此书一出，风行大江南北，林氏恍然大悟，知译小说之可以致富。故后此之林译，虽汗牛充栋，亦皆如夏德先生之所评西洋画矣（八年三月廿三日《每周评论》）。
林纾稿费
圣陶尝告我，谓商务印书馆购小说稿，以林琴南氏稿出价为最多（每千字五元）。林氏亦慎计字数取酬，每馆中误数时，林氏辄去函补值云。
徐绍棨《广雅丛书序》
余于一九三○年顷购入广雅书局丛书一部，凡经类二十六种，小学类十一种，杂著类十七种，史学类九十二种，集部七种，为当时广雅局版最完全之一部，编次者徐绍棨，号信符，余中山大学之同事也。今余以减轻负担，出售此书，因录出徐氏序文，以存版刻历史。文云：南皮张文襄公督粤，首建广雅书院以课士，岭海文风蒸蒸日上；复于城南南园之侧建设广雅书局，校刊群籍。尔时充总校者南海廖泽群太史廷相，以经术名儒提挈一切；赞襄于其间者皆博学鸿才，海内知名之士。局中前后东西校书堂，屦迹常满，日事铅椠，互相考订。文襄公于政务余暇，时莅临其间。十峰轩者，即文襄观书之所而特赐嘉名者也。
公既振兴文教，凡四方珍异孤本莫不麕聚纷来，复经诸通人辨别，故所刊者无俗本，无劣工，其选择之精，校雠之善，当世久有定论。
惟自光绪晚年，书局停办，光阴荏苒，已十余年矣。况经桑海之变，斯文遭厄，文澜阁为驻军之所（阁在粤秀山，为学海堂藏板地），冠冕楼已片瓦无存（楼在广雅书院，本藏书之地），斯局虽岿然存在，然板片坌积，颠倒错乱，瞻望前尘，盖有不堪回首者。
棨于民国六年董理图书馆事，勉竭驽钝，从事清理，殚二年之力，略有条绪。今择其板式一律者，凡一百五十余种，汇为《广雅丛书》。其板有残缺，如赵一清之《三国志补注》，钱大昕之《诸史拾遗》、《三史拾遗》，张熷之《读史举正》，凡四种，因修补尚须时日，不为列入。若诸史纪事本末及《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则因卷帙浩繁，别为印行，亦不列入。今编为简目，弁诸卷首，特总述其大概于前云。
民国九年三月，番禺徐绍棨序于十峰轩。
广东为中外通商之地，十三行商人甚富有，多取之而不为虐，故大批书籍刻于是，若《学海堂经解》、《古经解汇函》、〔眉批：此为陈澧主编。〕
《小学汇函》、翻刻本《通志堂经解》、翻刻殿本《十三经注疏》及兹广雅
书局书籍咸刻于是。而商人附庸风雅，亦喜刻书，延士流为之搜集、校勘，若伍崇曜之《粤雅堂丛书》，伍元薇之《岭南遗书》，〔眉批：崇曜、元薇殆是一人，元薇其初名也。〕潘德畲之《海山仙馆丛书》皆是也。上海商埠兴起较迟，刻书之风已衰落，故商人不复为是，仅扫叶山房有若干旧版耳。
苏州亦有若干旧版，则振新书社为之借印。此外仅有各省官书局延其残喘，一日或不得一主顾。直至民国初年，张元济先生凭借商务印书馆之力量，始有《四部丛刊》之影印出版，为清代藏书家搜罗旧本之工作作一总结焉。
◇理书发微——【近人书话】
今人与前人读书之不同
从前人观一书，恒喜掩饰一书中之矛盾，而使其表面统一化。从前人读群经，恒喜谓群经大义相通，其实不能通者，亦必设法使之相通。因此问题本甚简单者乃日趋于纠纷而不可理。今日吾人之态度与从前人根本不同的一点，即在明白承认各书中俱有其矛盾，其矛盾或出于时代，或出于地方，或出于阶级，或出于党派。在明白提出其矛盾之后，加以批判接受，然后才会得到真正的统一。我深信这条路是最确实的，最平坦的，也是最进步的。
不能以一部分之真证全部皆真
今人恒谓某书上某点已证明其为事实，以此本书别点纵未得证明，亦可由此一点而推知其为事实，言下好像只要有一点真便可证为全部真。其实，任何谬妄之书亦必有几点是事实。《封神榜》背谬史实之处占百分之九十九，然其中商王纣、微子、箕子、比干、周文、武等人物与其结果亦皆与史相合。
今本《竹书纪年》伪书也，而其搜辑古本《纪年》亦略备，岂可因一部之真而证实其为全部真耶！
伪书不能废
我们所以不能丢去伪书的理由：（一）用之已久，影响甚大；（二）用史的眼光看，作伪状况也是史；（三）可以考一个人或一种学说迁变的样子，可以知大家对于他的观念怎样。
传世晋人书多出唐人手
暑假到杭，见常熟人殷李君某在茶肆中谈论，谓今所传晋人书法胥出唐人伪造，当在晋时，书法只有如魏碑耳。吾闻此语，至今未忘。吾亦尝怪晋人书法变古太骤，何以汉人之古拙一转而遽成晋人之妍媚？何以后起之唐代书家欧、虞等反较晋人为厚重？对于第二问题，尚可解为唐人书法集南、北二宗所致，对于第一问题竟难作答。闻殷李君语，感触甚深。近观黄长睿《东观余论》辨《阁帖》之伪几半，凡晋人法度传于今者大抵自《阁帖》得来，安知非悉伪乎？如孙过庭《书谱》直太像羲之草书了。至《兰亭》一本，经唐人临摹付刻，具见昔人题跋中，则固非羲之书矣。晋人既不书碑，其真态度自无可见。若北宗则源流甚清楚，自汉碑而魏碑，自魏碑而隋碑，自隋碑而唐碑，其间变化迁流固在一个统系中，其由拙而妍，甚明白，可寻想。
殷李君，杭州候补知事，与吾父相稔，名鈗.
家谱
余姚戚焕壎君为我搜集彼处劳氏、戚氏、谢氏之家谱，来信云：“家谱本数多得很，带时很不便；而且许多本关于某人生……死……的记载，于先生研究家族上也没有甚么用处。我以我的意思，倒不如只带头几本，内载章程、族规、族箴等等的。关于传、行状、节孝录的第三四本，不知也有甚么用处否？”答之曰：“家谱里族箴、族规自为最有用，但传与行状等也约略可见家族缔造状况，并其发展痕迹，所以我想请你一同寄来。”
标点古书
读《论语》，想及将来标点古书，可以三号字写本文，不加标点；以四号字写各种解释之下的本文，分项加以标点，以五号字作翻译及解释。
史料选钞
在理发肆中偶然想起，应编《史料选钞》一部以供大学生诵读，凡能表现时代及支配时代之大文字，必非史书所能尽录，然治史者则不得不读，故当加以整理，使大学生取之与史共读，或借以兴起其读史之热忱。全书以时代分，每一时代中以性质分，如（1）政治及军事史类，（2）社会及经济史类，（3）学术及思想史类。如此，则后世之作史者亦有正确材料可用，不至太费暗中摸索工夫矣。予得暇，当将先秦一部分先行编出。
整理古籍计划
思为《殷周秦汉词汇》一书，遍摘甲、金、经、子、史中之词语，更集合历代学者之解释与考订作为说明，打通其隔阂，务使经学家、子学家、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文籍考订学家有所索可即得。此工作綦巨，必集数人至十数人乃克为之，而为总纂者尤非一代鸿博之士不可。此书而成，即是将吾国古学结一总账，《经籍纂诂》之后必有之书也。
此书可与《周秦汉文类编》合作，一为本文之整理，一为解释之整理。
如嫌事太繁重，短期内不易杀青，则先编《中国名著丛编》，一书一书为之，待丛编成，则此二书亦成矣。
类编
名著
词汇
ìí.每一名著后附索引，附词汇，附版本考，附序录。
此一大事也，必有财力，以集人才（如刘盼遂、蒋礼鸿等）。少则十年，多则廿载，乃可望成。此书一成，历代之版本与注释皆可束阁矣。实在此事应由国家做。
清代学术的历史背景
我是一向佩服清代考据学的，以为它一扫宋明哲学的空洞的主观主义，而走入实证的道路，接近于唯物主义。它虽不能“去粗取精”，却能“去伪存真”，看呵，《古文尚书》、《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书不是全被搜出了伪证而推翻了吗？《左传》、《周官》、《仪礼》、《孝经》、《穀梁》这几部经典，不是已提出了许多可疑之点吗？它虽不能“由表及里”，却能“由此及彼”；看呵，他们不是利用了先秦诸子、金石文字、释典道藏，把许多古籍都校勘明白，又解释得合理了吗？这样的文化，在秦、汉以来二千年中是少有的，是中国走上科学的基础，是民族文化的精华。
现在懂得了些阶级斗争，再来分析这班考据家的出身，就知道他们同工农大众有相当距离的。
清学的开山祖师顾炎武，他是昆山县的一个不小的地主，因为把“恶仆”
淹死，不得不逃亡在外。为了民族斗争，他到山西，和傅山合伙，开设票号，证明他们有大批金银在手。他到处买田、纳妾，证明他成了北方的地主。他研究学问的方法是客观的，但这正是在满族政治压迫之下，无力发挥他的政治才能，不得已而作消磨时间的精神安慰。
阎若璩的家世是山西商人，他随着父亲到苏北经商，因此而接受江南的学风，向考据学方面致力，成为辟《古文尚书》的主将。
胡渭是德清的地主，他一生可以不做事，专心研究经学，著有《禹贡锥指》、《洪范正论》、《易图明辨》诸书。徐乾学为清皇朝修《一统志》，他到了洞庭山志馆，后来康熙帝南巡，他将著作送上，得了钦赐的匾额。
毛奇龄是萧山的地主，他可以不做事而专著书，成为一大部《西河合集》。
后来应了博学鸿词科，预修《明史》。
姚际恒，本籍新安，是到杭州做生意的徽商，和刻《汉魏丛书》的程荣的境况相同。他一生不做事，专是读书著作，又与阎若璩相似。他们都因为是商人家庭出身，受传统思想的束缚较浅，所以敢于辨伪、反理学、反封建。
清帝为要减低汉族的反抗，所以竭力提倡读古书，消释其在政治上的斗争精神。至于书本上的革命，对于几个古人的革命，那是不会牵涉到现实政治的，可以听之任之，甚且会得到国家的承认，例如《四库提要》就用阎若璩等的话揭露《古文尚书》及孔《传》之后出。《四库全书》一共抄写七部，而两部在江苏（扬州、镇江），一部在浙江（杭州）。这就引得江苏一带的读书人眉飞色舞，竞抄稀见书，有钱的人把它刻出来，如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钱熙祚的《守山阁丛书》皆是也。至于怀着民族意识的读书人，那就在必诛之列，如吴炎、潘柽章、吕留良、戴名世等皆是也。方苞虽受戴名世的牵连而被捕，然因他多读古书，少问时事，得在武英殿校勘书籍，并任为侍郎了。综计康、乾之世，两举博学鸿词，一举经学，并编《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帙，皆有其政治目的在。我们昔日但见其振兴文化的表面，不见其麻痹斗志的实质，是错误的。
在乾、嘉、道三朝，经学号为极盛，而大官僚为之护法者有二人，其一为毕沅，罗致钱坫、孙星衍、洪亮吉、江声等名士，为之编校古籍，刊为《经训堂丛书》；其一为阮元，罗致江藩、洪颐煊兄弟、汪中、徐养原等名士，为他校刊《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经籍籑诂》等巨帙。此二人实皆阿附权相和珅，故得久于其位。其后和珅败，毕先卒，嘉庆帝亦籍其家。
阮元则见风转舵，得更大之爵位。前乎毕、阮而上附权贵，下拉名流者，为徐乾学，为权相明珠之子纳兰成德编刊《通志堂经解》，并为少年公子每书作序。其后修《一统志》，开局洞庭山，则又拉顾祖禹、黄仪、胡渭等学者为自己壮声势。
乾嘉学者中，最有成绩者为王念孙及其子王引之、段玉裁三人。王念孙之父为王安国，是宰相，王念孙自己是永定河道，王引之是工部尚书，一门鼎盛，是大官僚、大地主。段玉裁以举人截取知县，在北京时拜戴震为师，出为贵州修文县，四川巫山、富顺县知县，搜括民财，至今四川人还记得。
他在大掠夺之后，四十岁左右即退出宦途，住在苏州枫桥，读书著作四十年，成《说文注》、《尚书撰异》等书。这些书中有川、黔人的血在。
清代最后的经学家是孙诒让，他的父亲孙衣言是湖北、江宁藩司，他袭父之产，以举人家居，杜门四十年，成《周礼正义》、《墨子间诂》等精密著作。听说他住在一所五楼五底的楼上，有四个姨太太替他抄写，他堆书满案，左右取携，故得成为清学后劲。
从这许多例子看，清代考据学的经济基础是建筑于封建剥削上是无疑义的，一方面又得帝皇与大官的提倡，使穷读书人得一进身之阶，例如汪中出身于书店学徒，凌曙出身于卖饼人家。但既在这风气中，只要锲而不舍，也终有人给他饭吃，作为官僚地主的附庸，这个阶级性非常明显。
俞樾，也是清末的一个有力的经学家。他靠的是，曾国藩是他的座师，彭玉麟是他的亲家。他做了杭州诂经精舍的山长三十多年，杭州和苏州都有房子，大官僚李鸿章还替他题了“俞荫甫太史著书之庐”。他靠了官僚的送钱维持他的阔场面。
在鸦片战争后，中国文化不能不换一条路走，就是说不能专读古书而要改造社会了。这就出了龚自珍、魏源一班人，提倡今文学，要学以致用。于是而有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要推翻东汉的许、郑之学；他又作《孔子改制考》，说六经是由于孔子要托古改制而杜撰出来的。他的目的是反对钻古书堆，要正眼对着现实社会，定出适应于现实社会的制度，这就是“学以致用”。然而张之洞反对他，要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章太炎也反对他，说：“用弥天地，而不求是，则绝之。”中学为不变的体，当然不对。
求是是应该的，然而像清代考据家的零星求是，要考到何年何月才能求出一个有用的是来？所以，清代的学问，在一字一句的小地方是有用的，要用在针对时局，使文化发生积极作用于政治和经济则是不可能的。这种文化的局限性实在太大了！
清代的学问是只要求材料，不要理论的。仅有的一部理论书是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然而他为了做这本书受到了很多人的责备。他们不知道单是材料是没有灵魂的，正如满屋散钱没有绳子是穿不起来的。我们小时接受了西洋的自然科学，懂得一种科学必须有系统，有理论，才可以纲举目张。然而只是形式主义的。后来才知道有了理论，才可以分清主要与次要，剖别表面与实质，才可以有批判与接受的标准。所以将来的史料学必然会换一个新面目，不像清代的专做琐细功夫。
集解工作
抗战中，某君贻书云：沈延国、杨宽正等三人合编《吕氏春秋集注》，弟在沪见其稿之一册，大抵搜罗似较许维遹为广，而谨严不如。此等集解工作，本贵搜罗，不贵断制。若条条要自发见解，自为断制，转有“强不知以为知”之病，不如只陈别人说法，待读者之自择。因各家亦只就自己所知者言之，故较可靠。今编者欲就各家说法一一判断是非，岂非甚难！今沈延国等此书，不学王先谦而学孙诒让，不悟学诣与工夫均不逮也。若能将此书再加删削，庶可少病。惟此层殊难，若命编者自下此层工夫，则编者本不自知疵累何在。若另托一人为之，此非学力较深，又肯费去数月光阴，细心为之不可。
颉刚按：此论甚是。集解之体有二种：一为王先谦式，即以剪刀浆糊将各书汇集为一书，其最大成就即为丁福保之《说文解字诂林》，编者只有搜集排比之劳，不必自下己意，而对于读者却甚有参考之作用；其一为孙诒让式的，即遍览各书，自下己意，由博返约，便于读者。此事为之甚难，作者非博通群学，有长时间之研究功夫不可。孙氏袭其父衣言之荫，能不事生产，一心治学，积四十年之力，对于《周礼》、《墨子》二书作一总结。《周礼正义》一书，过于浩博，闻遍读之者只黄侃一人；至《墨子间诂》则卷帙不多，读之者固甚便也。惟定论亦不能急就，《经》上下、《经说》上下，今当改写者已甚多矣。他日必有将《周礼正义》简缩，《墨子间诂》放长者，我虽不可见，固可作预言于此也。
整理古籍目的在批判接受
《古史辨》的工作确是偏于破坏的，所要破坏的东西就是历代皇帝、官僚、地主为了巩固他们的反动政权而伪造或曲解的周代经典。这个反动政权是倒了，但他们在学术和历史上的偶像还没有倒，虽然将来批判接受总可去毒存粹，但批判接受的前提就是要作一回大整理，使得可以以周还周，以汉还汉，以唐还唐，以宋还宋，表现出极清楚的时代性，然后可以与社会的发展相配合，所以《古史辨》的工作还该完成。一方面，将来地下发掘工作一定大发达，也必须将古书整理了才容易把地下实物和书籍记载相印证，从两重证据法上作确实的考定。
《古史辨》与史料学
诗铭云：“史学该和史料学分开。在建立新史学上，《古史辨》固然负不了这个任务，但在建立史料学上，《古史辨》仍然有它的需要。”又云：“顾先生的思想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胡适、傅斯年的思想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所以以前的分道扬镳，是有它的必然性的。”这两段话似颇公平。
但说我代表资产阶级，我仍不愿接受。我觉得我的思想是承继刘知幾、郑樵、朱熹、阎若璩、姚际恒、崔述的，他们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思想，则我便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思想。他们是封建社会里的革命细流或洪流，则我便是有志把革命细流和洪流宣泄到大海的。不过我的时代已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则思想上必然或多或少受有资产阶级的影响，而我懂得一点粗浅的考古学和社会学，也是从西洋的资产阶级的学者方面传来的而已。
考据学为史料学基础
诗铭又云：“凡是新事物都是在旧事物中发展出来的，新史学自当由旧史学中发展出来。而旧史学之方法为考据，故考据亦当批判接受。然近日新史学家尚无给以适当之批判者，不可解也。”按：考据学者，史料学之基本方法也。如无考据，则史料之真伪是非便不能定，更何从确定其价值。而考据之术，便是把一件东西划成无数小部分，逐步把每个小部分提出问题，把所有关于这个小部分的材料尽量搜集拢来，加以分析、比较，而后彻底解决此一问题。以今日术语言之，是即“围剿”也。必如此，才可深入，才可正确。而一般不读书的人对此不了解，以为是支离破碎。其实，不破碎，哪有整个。一个人，一件东西，分之则为支体，为节腠，分之至最小则为原子，为电子。若单看支体、节腠、原子、电子，诚然是支离破碎；若合为一人、一物，则并不破碎而是整个矣。显微镜、望远镜各有其用，凡研究科学者，即把一件东西分之至小，而于显微镜下决定其性质及现状，是即考据也；至于做一旅行家或军事家，他们要囊括全体，鸟瞰全貌，便无所用于显微镜而必须用望远镜矣。若谓人生惟当用望远镜，不当用显微镜，其人必不是能从全面看问题者。今日一切偏差，即是此类人太多也。
零碎资料与系统知识
凡是人的知识和心得，总是零碎的。必须把许多人的知识和心得合起来，方可认识它的全体。笔记者，个人至琐碎之纪录也，然以其皆真实不虚，故其用至广。以小说史言之，有俞樾之《小浮梅闲话》等，于是有鲁迅之《小说旧闻钞》，于是撰小说史者得有基础之材料。以经学言之，有臧琳之《经义杂记》等，于是有蔡启盛之《皇清经解检目》，于是欲综合历代经说求出一结论者得有基础之材料。必有零碎材料于先，进一步加以系统之编排，然后再进一步方可作系统之整理。若大家说我要系统之知识，但不要零碎的材料，是犹欲吃饭而不欲煮米也，乌呼可！至于全体大用之文，至八股极矣，气魄之恢宏至矣，然以其为不真实的东西，一旦科举废，便烟消云散矣。故与其为虚假之伟大，不如作真实之琐碎。
与沈维钧往返书札
沈勤庐维钧任职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年初寄赠祝枝山《兴宁志》手稿影印本，六月中来书云：我会今年有两种太平天国史料，四种农学遗著，争取出版机会，目前均在进行中。
《双鲤编》稿本五册（亦太平史料），近代史研究所曾向我会抄录副本。……我会所藏清代名家日记手稿本，如洪钧、潘世恩、祖荫、钟瑞等四种日记，其中以钟瑞《香禅日记》内容最丰富，全集未收入。……我公能有机会来苏审查我会所藏地方文献资料，尤为感幸。
答之曰：
故乡文献，赖公等搜访，使物得其所，遗著得公于世，吴中先贤之幸，亦中国文化之幸也。所恨刚为职务所羁，不便自由行动，致贵会所藏名迹不得一翻，惟有存想耳。刚少壮时精力充盛，好论古史，亦尝冒险译出几篇《尚书》，至今衰老，偶展旧稿，辄汗流浃背，而党领导不以为丑，便以译全部《尚书》之任见付。然此书中甚多读不懂者，亦有错简、讹字无从正定者，且必以甲文、金文及诸种古籍相印证，尤必以音韵、文字、训诂、文法诸学为基本功，方得大致读通，付诸迻译。刚年逾七十，学习为难，以是三年来仅成《大诰》一篇，而注释、考证且卅万言，然则全部之成将有八百万言，而刚以失眠、气管炎、肠炎、糖尿诸病之交互进攻，实不知能完成若干篇矣。
勤庐为昔年燕京学友，故假书札一发牢愁。此事之不易完成，问题之多是其一，予年之长亦其一。倘早二十年，则予五十之年，精力犹健，各种基本功尚不难从头学起；今则前读后忘，夐乎其不可攀矣。幸起釬助我治《尧典》，李民助我治《盘庚》，剑华助我治《禹贡》，予亦自以沈延国《逸周书集释》稿本为《周书》之助，倘我有生之年得完十篇者，其余十八篇，他人为之，亦必有事半功倍之便矣。
与徐仁甫书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一日，与徐仁甫书云：顷接八月八日赐书，欣慰无既。大作已有成稿，且允寄我先读，曷胜感刻。此事为二千年来悬而未决之学术问题，而在今日百家争鸣之时代，却未有起而讨论之者，实为他年学术史上留一空白点。如无先生集中精神作一解决，异时必有嗤笑之者，是亦我辈同蒙之羞也。日前偶翻吴挚父集，知其亦疑《左传》，且举数例；然其人思想稳健，不敢过于破坏，因此未作彻底之结论。其门人贺涛，号松坡，作《左传论》数篇寄之，言论激切，使之惊怖却走，犹叶公之见真龙。惜贺氏文集未能觅得，不知究作何语。成都为西部文化中心，不知图书馆中有其书否，幸一觅之。北京各图书馆中收藏固富，但地方逼仄，大部分皆装箱堆积庙宇中，非他日改建大屋，未能检览也。
《左氏》一书，自刘歆表章以来，即已为人所疑，《朱子语录》中抨击尤甚。只因未了其历史背景，不足以彻底打破。至于今日，分析方法加密，始得打通后壁，直揭阴谋，而后历代所疑者皆可若网在纲。试举一例。“金天氏”一名始见此书《尸子》亦有，但此书来历不明，可能出于《左传》之后），此一名词，非出于五德相生说之后不可。盖如无此一名厕于黄帝、颛顼之间，则汉代不得为火德而王莽亦遂不得为土德。歆附莽篡，必以此杜造之名羼入古帝队伍，而后得完成其政治任务。当时以“沙鹿崩”一事作为元后兴起之瑞，亦此意也（“金天”见刘歆所作之《世经》，“沙鹿”见王莽所作之《自本》，出于同一之政治目的，而皆纳入《左传》）。今本《左传》所以删“沙鹿”而存“金天”者，则以光武以赤伏符①受命，非沿袭“金天”一名则汉不得为火德，无以巩固其皇权，而“沙鹿”则以王氏之兴为东汉皇室所不能承认，故径删之耳（《水经注》引《左传》尚留存“沙鹿崩”之遗文，则魏、晋间尚有删汰未尽之本）。
刘歆表章《左氏》，保存春秋一代史事，固一大功绩，而其附莽以造伪史，淆乱当时史官之记载，则为千古罪人，功罪自当分别论之。鄙见如此，不知有当否？
又《左传》之原本为《国语》，观史迁两言“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可知，又观《左传》修改《晋语》文以入书亦可知。但今本《国语》必非原本《国语》，观《齐语》之全袭《管子·小匡》文，及《吴语》、《越语》上、下之互相牴牾可见。仅周、鲁、晋、楚四语略存原来面目，《郑语》则仅保存春秋前一段事实，宋、卫两国，《国语》无文而《左传》中其事颇多，均露出其剿袭之马脚。故研究《左传》必须同时研究《国语》，批判《左传》必须同时批判《国语》。此一工作之最终目标，则为恢复原本《国语》。此事康有为本欲为之，故其《万木草堂丛书目》中有《国语原本》一种。但此事甚难，必非三十五岁后不求学术上之进步而专搞政治活动之康氏所可为，故实无一纸存留。我辈为此，以参考资料之阙少，亦必不能做好，故须题为“假定本《原本国语》”，以待后人之讨论与删补。先生倘有意乎？行长路者不跑快马，愿以此为鹄的，尽一生之力以为之。
刚在五四运动后，九一八事变前，实欲独力完此任务，于《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一文发其端。不料倭寇肆虐，从此放手。然偶有所得，仍入笔记，惟尚未暇贯穿就正耳。近来每以语人，对方辄不能解，以为终生不遇解人矣。何意天与之缘，得郭有守先生之介绍，乃于万里外约兹良友，有相互砥砺之乐耶！
刚前与罗倬汉君书，战乱中未经存稿。接赐书乃知尊处有之，有暇幸抄以示我。
① 赤伏符：汉代流行的一种谶语。
拟编之书
余性好抄录，二十馀岁时发愿为《学术文钞》，日写一篇。其后大学毕业，迫余作文者多，无暇转写，兹事遂废。然在中山大学年馀，所印发讲义皆昔人之作，履安等抄之，而由余标点分段，并加批判，竟成四十册。本年思想改造后，余不任课，小得闲暇，每于晨起后及就寝前抄一二千字，计一年亦可得五十万。既已“手到”，便易精熟，一利也。余性太急，勉就工整，可以养心，二利也。将来成书，便于学者参考，三利也。抄录目标，有下二事：
甲、《中国历史文献选读》：
一、重要历史文献。如《大诰》、《共同纲领》。
二、重要政治议论。如《徙戎论》、孙文《上李鸿章书》。
三、先进的思想。如黄宗羲《原君》、《原臣》。
四、社会状态。如《诗·东山》、《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史记·货殖列传》。
乙、《中国学术文钞》：
一、第一期的整理——自战国迄唐。如《庄子·天下》、《汉书·艺文志》。
二、第二期的整理——自唐迄明。如《史通·疑古》、吴澂《四经序录》。
三、第三期的整理——清代。如龚自珍《六经正名》、汪中《释三九》。
四、第四期的整理——近四十年。如郭沫若《殷盘周鼎的扬榷》。
此二书，前者为创造性的，后者为整理性的，均须略加注释，以便后学诵读。如共为一千万字，余尚可手写其半也。
《尚书》学工作计划
诚使予体力胜任，予对于《尚书》学之工作欲定如下之计划：1.《尚书今译》——分三册：第一册自《尧典》至《微子》，凡十一篇，即《虞、夏书》与《商书》；第二册自《牧誓》至《雒诰》，为《周书》前半部，凡九篇；第三册自《多士》至《秦誓》，为《周书》后半部，凡十篇。
此皆取二千余年来《尚书》各本及各家说，经批判而接受者，为予独断之学。
每篇分校勘、解释、标点、翻译、评论五节。
2.《伪古文尚书集辨》——取前代辨论伪《古文尚书》者集为一编，俾读者晓然于此一问题已成定案，且可移用此方法于其他伪书，为考订古籍开一大道。
3.《尚书余录》——凡《尚书》佚文、《泰誓》、《书序》，《逸周书》中较可信据者若《商誓》、《世俘》、《祭公》、《度邑》、《尝麦》等篇，金文中关涉周代史事若毛公鼎、散氏盘、盂鼎、曶鼎等篇，汇为一册，俾与《尚书》作比较。
4.《尚书学书录》——凡二千余年《尚书》学著作，不论存佚，悉加著录，并予批判，使后人便于研究。
5.《尚书集解》——综合前人之说，加以分析，并批判其是非，为二千余年来《尚书》学之总结。
6.《尚书文字合编》——集合汉石经、魏三体石经、唐石经、敦煌唐写本、日本古写本、书古文训本，综为一编，保存古本真相。
7.校点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
8.校点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此二种为昔人《尚书》学中最精之书，为之校点，不第不没其苦心精诣，亦示后学者以校勘、考据之门径。
上列八种如皆能成书，则《尚书》一学蹊径大辟，化最难读之书为最易读。其他诸书，循是法以整理，皆不难矣。然予今日神经衰弱已甚，精神恹恹不振，不得不有望于历史一所及中华书局之派人相助。倘得乐学青年，惠然肯来，则予发其端，而由彼等成其功，亦所至愿也。
《尚书》整理
友人询予：“《尚书》何时译完？”予曰：“此事甚难，《尚书》中之问题当以万计，处处是盘根错节也。”此数或过当，但《尚书》中句句有问题，字字有问题，实非作一总清理不可。昔日之清理法为作注疏，今日似可作《尚书中之问题》一书，将每篇问题摘出而胪陈其解法，去其重出与抄袭者，取其确有主张者，在每问题下列出若干种主张，加以分析批判，又于每问题之末作一总结，说明其已解决、待解决、不能解决之性属，则他日之研究本书与古史者得大方便矣。予不能普遍地为古书作此工作，以《尚书》做一榜样，则他人之整理古籍者亦可以如此做去，他年之研究古书与古史者均得大方便矣。记于此以俟时会。
颉刚拟作书
偶撄小极①，得数日闲。念予自幼好学，而垂老无成，固由所好太广，收拾不尽，更因时局不安，不能度正常生活所致。今年已六十，工作时间已有限，不得不划定范围，规订计划，庶一生所为得一归宿。拟一办法如下：（1）予自十一岁起，便好购书，治目录版本之学，又于清代学术略有认识，因是廿余岁纂《清代著述考》。今应加以续辑，减少人数，充实内容，庶有成书。
（2）予廿余岁便思全盘整理国故，所规划者为《学览》、《学案》、《学术年表》、《学术文钞》等书。今应放弃前数种，专事《学术文钞》，而以己意附各篇之末，庶后人能由是而进为《学案》等书。
（3）予廿余岁对戏剧极有兴趣，曾为《戏表》及《元曲叙录》等书。《元曲叙录》得石兆原君之助，已有成稿，但须补入新发现之部分。
（4）予卅岁左右对歌谣曾有搜集研究之功，应将《吴歌集》重加整理，为人民文学示一规范。
（5）予卅后研究孟姜女故事曾历五年，集材至夥，兹应以马列主义观点从事整理，写成《孟姜女故事考》一书，为人民历史做一榜样。
（6）予三十后编著《古史辨》，在旧史学界起一革命，得名得谤，扰攘至今。现在已有新方法可用，但愿于熟练之后将予所著修改一过，俾知予在古史学上确有何等功绩，并负何等罪过。书成，可名《顾颉刚古史论文集》，今拟定名《古史质疑》。
（7）予于编印《古史辨》时并出版《辨伪丛刊》，以为己说佐证，此事仍可续为，俾封建社会中之反抗思想得由我而汇合，今定名为《古籍考辨丛刊》。
（8）予四十后创办禹贡学会，编刊半月刊，原望由直接材料中绘制沿革图，日寇进攻，斯事遂辍，耿耿于心。此后即使不能作成全部地图，终必作成《中国上古史地图》，俾与《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相印证。
（9）中国古史材料之整理，予夙有志于对勘。两年来已嘱人抄若干篇，应加理董，成《古史勘》一书。
（10）一九四八年，予在兰大，拟编《古史钥》一书，为青年治国故者示一门径，荏苒未成。今应赓续为之，将古书古史已讨论出结果者提纲挈要，使读之者乐于接受。一九五一年，予在上海学院授“古籍整理”一课，当时亦有意写成一书，为初学入门书。
（11）予十余岁即有志治经学，迄今已略识途径，拟将皮锡瑞《经学通论》加以注释，其不合处则加以纠正，成《经学通论补正》一书。倘能自作一《经学史》，当然更好。
（12）予治《尚书》，迄今已四十余年，《尚书今译》期以必成。他若《尚书文字合编》、《尚书校勘记》、《尚书集解》、《尚书学论文集》等，视力之所及为之。
（13）予一生所怀问题甚多，所写笔记亦甚多，向日甚望作为若干有系统之论文。今则时不我与，惟有以笔记方式，节约其辞，成一总集，名曰《拾贝编》，今定名《史林杂识》。
① 撄：触犯；遭受。小极：小玻（14）予所作零碎文字，当加以淘汰，编《颉刚杂文》一集。
（15）予所作日记、游记，应加写定。如能作一自传，更好，年谱可先作，庶几一生行事质于人间，可以无愧。
（16）苏州为予故乡，自幼注意。今参加苏州市政建设会议，更当负责。
应作《苏州小史》，示邦人以趋向所在。
（17）《史记》予所旧点，但已发现不少错误，应加改正，并附图、表，其必应注者加以注释，成《史记读本》。
（18）十三经及诸子之标点，予已进行过半，应完成之，为《古籍汇编》一书，使学者易于寻省。
以上书二十余种，即平均以一年成一种，计亦将二十余年。予能工作至八十余岁乎？是难言矣！兹将上列各书列表如下：
甲、古文：
《辨伪丛刊》（辑）《顾颉刚古史论文集》（著）《中国上古史地图》（著）《古史勘》（辑）《古史钥》（著）
乙、古籍：
《尚书今译》（著）《尚书文字合编》《辑》《尚书校勘记》（著）《尚书集解》（辑）《尚书学论文集》（辑）《史记读本》（辑）《古籍汇编》（辑）
丙、古学：
《学术文钞》（辑）《清代著述考》（辑、著）《经学通论补正》（著）《中国经学史》（著）《古籍读校法》（著）
丁、民俗学：
《孟姜女故事考》（著）《吴歌集》（辑）《元曲叙录》（著）《戏表》（著）
戊、地方史：
《苏州小史》（著）《苏州古今地图》（辑）
己、杂著：
《拾贝编》（著）《颉刚杂文》（著）
庚、自序：
《年谱》（著）《日记》（著）《游记》（著）《自传》（著）
若欲达此志愿，无憾人间，第一必须有强健之身体与大量之空间，第二必须有人助我，第三必有能任出版之机构。
颉刚已出版书
予已出各书，亦录此以资参校：《古史辨》（连他人编者凡七册，版在开明书店）《史记白文》（北平研究院）《辨伪丛刊》（连他人编者凡十二册，开明书店）《三皇考》（燕京大学）《崔东壁遗书》（二十册，亚东图书馆）《尚书通检》（燕京大学）《汉代学术史略》（东方书社）《吴歌甲集》（北京大学）《当代中国史学》（胜利出版公司）《妙峰山》（中山大学）《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中山大学，三册）《禹贡》半月刊（禹贡学会，七十期）《辛未访古日记》（《开明书店廿周年纪念集》）《西北考察日记》（合众图书馆）《浪口村随笔》（合众图书馆）《上游集》（合众图书馆）《顾颉刚通俗论文集》（亚东图书馆）《通俗读物讨论集》（生活书店）《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
论整理《左传》法
廿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与孙次舟书云：
《左氏春秋》整理如何？刚意，此事后数公较易，因《左传》作者大段抄录，无甚更改也；前数公颇难，因原书记载太缺略，而《左传》为编年书，不可同其缺略，故增入材料必不少也。增入材料之属于释《经》者，可一望而知其增窜；增入材料之属于记事者，则扑朔迷离，便无从辨别。例如隐公之世，宋、郑本未尝平也，而《左传》于隐七、八年云已平，故于十年郑之伐宋无可措辞，只得于九年书“宋公不王，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讨之”以起其事。我辈如认“宋公不王”为真事实，即为《左传》作者所欺矣。郑伯请释泰山之祀一条，亦是《左传》作者因《经》立事。《史记》之记载，当是由《春秋》来而非由《左氏》书来也。《春秋》隐八“郑伯使宛来归祊”，桓元“郑伯以璧假许田”，两文合读，自易引起以祊易许田之联想。《史记》与《左传》之记载皆由此联想来。而自我辈观之，说不定竟是两事，否则《春秋》于隐八何以不书“郑伯以祊易许田”，乃于桓元书“以璧假许田”乎？”假”者假之也，非易之也。以璧易城，战国时尚有之，而谓春秋时无以璧假田者乎？何必以地易地也？《左传》作者似亦见到此一罅漏，故于桓元《传》曰“卒易祊田”，以表示前数年之尚未“卒易”。而自我辈观之，则弥缝之语耳。试观《公羊传》，此两事实未合为一事，合之者自《穀梁》始，而《史记》与《左传》承之，则说为《穀梁》作者之神经过敏，亦无不可。质之尊见，以为如何？
宋学与清学
清学不及宋学处，在于尊信汉儒，不敢本良心说话。宋学不如清学处，清代学问分门做去，为朴学者，不以不能义理、词章为耻，而宋代则喜兼而有之。
清代把哲学停了好久，使理学中混沌思想歇绝，使我们现在可以正当做哲学，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我们现在能不把这机会错过吗？
学者之惑
在《汉书艺文志考证》中找得纸条数张，为余五六年前所写。记之于下：中国为学有二惑：一援儒入墨，引为大戒，结果囿于一曲而不通；一以布帛菽粟足尽学问，结果止于简单而不进。〔眉批：无比较。〕中国学者又有二惑：一必以伦理为标准，如李贽、嵇康之类，以其不合于此标准而斥之；一不能创辟识见，异于群众，如王安石、康有为之类，以其不合于此标准而斥之。
当其离众人以学，固已高矣，乃谓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务委蛇屈从于流俗，虽有创论，不敢惊座而使人指为背逆。夫所贵乎学者，欲其进于不学也。今必以学与不学齐，是不如不学之为诚也，学者自欺而已。
以前学者无发展观点，遂不能有推陈出新之思想，必遵于唯圣是从之地步，是以两千年来无进步。
作文与作史
宋祁《笔记》曰：“文有属对平侧用事者，供公家一时宣读施行似快便，然不可施于史传。余修《唐书》，未能得唐人一诏一令可载于传者。惟拾对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于篇。大抵史近古，对偶非宜。今以对偶之文入史策，如黛粉饰壮士，笙匏佐鼓声，非所宜云。”（《通考·经籍考》卷十九，《新唐书》条）刚按：此说大可笑！作史非作文也。作史者，表现一时代一社会之情状，期载其实，非借此表现一二人文辞之工也。作史而以作文之道行之，必有削于记实而文不美，与载于文美而实不存者矣。
李焘论唐柳芳《唐历》一条，谓宋祁指芳书不立褒贬义例，被诸儒讪讥，是则祁于史上又主张褒贬。既主文词，又主褒贬，是其为史，持《东莱博议》之见识耳。
李焘评《通鉴》云：“左丘明传《春秋》，自隐至成八公，凡百五十年，为十三卷；自襄至哀四公，凡百五年，为十七卷。年近则事详，远则略，理势固然，无足怪者。……今以《唐纪》视《汉纪》，其纸叶盖多八九，视《周纪》滋益多，于斯文奚累焉！而或者弗察，强以繁省论文，晋张辅遽谓孟坚不及子长。孟坚不及子长固也，岂在文之繁省乎？此儿童之见耳！”（《经籍考》二十）刚按：李氏此论极通达。当时必有讥温公《通鉴》于唐事特详，文繁非良史者，故李氏辨之如此。现在修清史，闻《慈禧太后传》为张孟劬笔，敛成七百字，自以为简练，其亦中张辅之毒也！（《慈禧太后传》如只七百字，中国史只是一部教科书罢了！）
洪迈《容斋随笔》曰：“司马迁作《史记》，于《封禅书》中，述武帝神仙鬼灶方士之事甚备，故王允谓之‘谤书’。国朝景德、祥符之间，王文穆（钦若）、陈文忠、陈文僖、丁晋公诸人，造作天书符瑞，以为固宠容悦之计。及真宗上仙，王沂公惧贻讥后世，故请藏天书于梓宫，以灭迹。而《实录》之成，乃文穆监修，其载崇奉宫庙，祥云芝鹤，惟恐不详，遂为信史之累，与太史公‘谤书’，意异而实同也。”（《经籍考》二十一，《真宗实录》条引）刚按：此文又为中国史书弊病。作者每欲掩恶而扬善，窃比于大舜之德；或为主上祖父包庇，以尽孝子顺孙之道。为国家社会之史，而容私心于其间，犹得谓之“信史”乎？容私则谓之“信”，不容私则谓之“谤”，是诚“史其所史”矣！
《江南录》十卷，晁氏曰：“皇朝徐铉等撰。铉等自江南归朝，奉诏集李氏时事。王介甫尝谓铉书至亡国之际，不言其君之过，但以历数存亡论之，于《春秋》箕子之义为得也。”（《经籍考》卷廿七《江南录》条）
综前数条以观中国之史，凡具数例：（1）前代文字，必词气高古，然后可著于史，否则即为前代之要事，亦必以其不雅而不载。（宋祁《笔记》）
（2）作史必立褒贬义例。（李焘引宋祁论柳芳《唐历》语）
（3）以文之繁省，定史书的美恶。（张辅辈主义）
（4）作史当隐恶扬善，不得直书恶事，贻讥后世，否则为信史之累，且成谤书。（《容斋随笔》）
总之，于文字上求高古、求简省，于宗旨上求褒贬、求庇护，处处舍客观而就主观，其去真实之史也远矣！论其病根，皆在《春秋》。将来有学，当作“《春秋》与中国历史界之关系”一文。
李焘于众浊之中，独能自抒伟议，其人史学甚可佩。但只敢为长编而不敢为史，又未免太胆小耳。有缜密之思者，未必有大胆，亦天地间缺憾事。
淫杀牵涉道学
胡适之先生谓《金瓶梅》的好，好在老老实实的描写，不像《野叟曝言》之又要讲淫，又要讲道学。盖既是讲淫，即不应该讲道学，既讲道学，即不应讲淫。如《金瓶梅》，甚可见当时家庭间渎乱状况。但文明书局出的一本，把原本《金瓶梅》淫的地方删去了，结果又使西门庆与潘金莲皆悔改成道学。
删去淫辞固可，而使潘与西门成道学则不可。以后有空，当只将淫处删去，存其原样起讫出版，云云。予按“又淫又道学”之心理，亦可于兵家征之。
兵家明明要打胜仗，却要伪托仁义。兹录宋濂《诸子辨》中的话于下：夫干戈相寻，至于战国，惨矣！往往以智术诈谲，驰骋于利害之场，无所不用其至，若无士矣。起于斯时对魏武侯，则曰：“在德不在险。”
论制国治军，则曰：“教之以礼，励之以义。”
论天下战国，则曰：“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
论为将之道，则曰：“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
何起之异夫诸子也！此所以守西河，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辟土四面，拓地千里，宜也！（《吴子》条）〔眉批：既曰“五胜者祸”，“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而此曰“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辟土四面，拓地千里”，不嫌矛盾乎？〕
尉缭子……论兵曰：
“兵者，凶器也；争者，道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王于后，无敌于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风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惊。”由是观之，其威烈可谓莫之婴矣。及究其所以为用，则曰：“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又曰：“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
呜呼，又何其仁哉！战国谈兵者有言及此，君子盖不可不与也。（《尉缭子》条）
〔眉批：上说“天下皆惊”，而此说“天下亲”，不嫌矛盾乎！〕可见中国人欢喜遮遮掩掩，连“淫”、“杀”两件事，也都会牵涉到道学上去。但《吴子》里为什么又有“屠城”的话呢？《尉缭子》里为什么又有“杀人”的话呢？《尉缭子》杀人的话如下：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士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
毁古与考古
曹植《毁鄄城故殿令》（《续古文苑》转录《文馆词林》）曰：“昔汤之隆也，则夏馆无余迹。武之兴也，则殷台无遗基。周之亡也，则伊、洛无只椽。秦之灭也，则阿房无尺梠.汉道衰则建章撤；灵帝崩则两宫燔。高祖之魂，不能□未央；孝明之神，不能救德阳。”按：读此可见中国古来都无保存古迹之心。以子建之好文，而鄄城故殿，必欲撤坏，余可知矣。此等心思，或缘两故：其一不欲留故国之观，使人民兴《黍离》、《麦秀》之思；其二则受命改制，必徙居处，易服色，制礼作乐，使天下一切以新王为规范。
此皆王者愚民之道也。而是时刻书未行，文化不广，人民亦止能趋时为制举之业，无余力足以考古，思古之情遂趋淡泊（只能因诵读经书，为政事上之思古，不能因器物服用为文物上之思古）。故钟鼎考据之风，自宋而始著。
晋、唐之间，掇拾较便，其事反不行，是可知矣。宋至今日，凡可以备博物、资史料者，存之惟恐不急。〔眉批：宋以前，必毁旧而为新；宋以后则制新而存旧。〕闻从前每一易代，则尽平旧墓，惟清代未行，故明墓颇易见，而宋、元之墓便不易知也。孟真谓聊城城外有大阜七，传说是齐国王陵，然史志无可考。我前至甪直见陆龟蒙墓，几与地平，非有碑碣，不能知此下埋诗人之骨也。
功过格
在北大书库见《了凡四训》。袁了凡之为人，予熟闻之，而从未见其书，今乃睹之。世谓功过格创于了凡，而彼自叙实自某僧处传来。又明代盛行功过格，刘宗周《人谱》有之，《云栖法汇》中《自知录》有之，可见日计功过，三教所同。
计功过法当自宋代开始，《人谱》载赵康靖公中岁尝置黄、黑豆于几案，以分别善、恶；薛文清公每夜就寝，必思一日所行之事，当为功过格之先路。
至于读书方面，则有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等，亦是一意。
《大学辨》
明清之际，陈确著《大学辨》一书，除本文外尚有答友人书札二十余篇。
他揭露《大学》一书非孔子本旨，批判程颐、朱熹把它列为圣经贤传的错误，而以《大学》言知不言行，必为禅学无疑，作为全篇的纲领。认为古无大小学之分，《大学》三纲领系从《尧典》“克明俊德”等句仿造出来。他痛斥程、朱阐禅而表章《大学》，是驱天下后世而至于禅也。在当时是很大胆的言论。
按：《大学》之世当在西汉。其注重“致知、格物”则出于《荀子·解蔽》之旨，其“平天下”、注重理财，亦见其出于封建社会。其著作时代与《尧典》相近，自同为彼时儒家之思想。
《论语》研究之主要问题
一九五一年秋，予授古籍整理课于上海学院。一学期终，学生请选一书为模范，因于第二学期授《论语》。初意《论语》一书在古籍中较少问题，可于一学期内授毕，孰意开始之后，问题就连续不断而来，加了钟点教，一学期中才讲了九篇，至《子罕》而止。六月廿三日，为最后一堂，因为总结告诸生曰：《论语》中问题大别之有四：一曰孔子之真实史迹问题。《论语》所记固远较《孔子世家》及《孔子家语》为可信，但出于再传、三传弟子之手者便多不可信，公山弗扰以费畔，凤鸟不至等是也；二曰鲁、齐、古三种本子之异同问题。鲁出最早，比较最可信，而齐与古乱之，故“高子， ①齐君”，古改“高”为“崔”，改“， ”为“弑”，于文似顺，而于事则舛；同一管仲，鲁斥为“器小”，为“不知礼”，而齐拥戴为圣哲，曰“微管仲则被发左衽”；三曰汉宋解释之异同问题。汉人粗实，宋人精微；汉人多强解，宋人顺文理；汉人持单文，宋人能比较，自以宋人为善。其有误解，清人已批判之，特汉人之误，清人尚不敢论，今日乃可廓清之耳；四曰清人之考证问题。清代学术，剖析豪芒，大足补汉、宋之缺，惟其见闻犹不如今人之广，眼光犹不如今人之锐，亦尚有我辈工作之余地① ， ：放也，放逐的意思。
道教宗旨
有人送来普陀山符箓一道，嘱贴于壁，其状如下：■我常想中国号称儒、释、道三教，其实只是道教一教。道教乃是中国立国来数千年间不绝之教，张道陵辈不过使其范围固定，至于倡义立意，乃中国人固有之精神所凝结者也。佛教虽传自他国，而到中国，以后亦成为道教化之佛教，如前记西园及今符箓均可证。儒者虽诵习孔经，而其所操守之道德及道德观念乃无非《阴骘文》、《感应篇》等含有道教色彩者。故形式上虽有三教之殊，精神上极相一贯。道教的主要条件，依我猜想，大约如下：（一）劝人为善。所谓善者，便是与人有利益之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以善待人，人亦善报我，德泽可以被子孙。所谓与人利益者，便是修桥、补路、救贫、放生等等。
（二）崇德报功。凡有是物而为人生所享有者皆祀之，如天、地、日、月、风、雨、雷、电、井、灶、家宅、水、火、家畜之类，莫不设为神而祭之。其人世名流、豪杰亦各处建庙奉祀。凡城隍、土地等皆以各地方之名人充之。
（三）设法避祸。炼丹所以求免死，符箓咒语所以驱鬼祟。其能为祸者，如蝗虫、火灾、疾病等，皆祭祀之。此条最坏事，以其有护身符也。
（四）禁人为非。设为严刑峻罚。使人心有所警惕，如十殿阎王之种种非刑。
总括之：
（一）报应不爽。
（二）奉教虔则可侥幸而免。
（三）崇德报功。
大凡设教者一方面要人去恶存善，一方面又以推行宗教之故，诱人进教似趋吉避凶。实则二者自相矛盾，如恶人入教，善人不入教，则如之何？
大概道教至理不过这几点，而这几点实是中国民族精神，未兴道教之时已然。战国百家蜂起，似异于此，而此不过少数之辩士、学者；至于一般社会仍未变更，否则决不会到秦而方士大盛，到汉而谶纬大起。观于《周易》以卜筮而传，可见民心之所趋矣。汉武罢百家，实际上百家亦不得不罢灭矣。
《曲海总目提要》论《宝剑记》《虎囊弹》
予频年多病，病则携小说、戏曲数种就床览之，小说中尤以《水浒》、《红楼》两书为熟。每念《水流传》开端，写林冲、鲁智深等人何等生龙活虎，乃至宋江上山，排定坐次，遂致奄奄无生气，并《三国演义》之不如，久不晓其故。今年入院，携有董康等重编之《曲海总目提要》一书，盖即就黄文旸《曲海》各残本所合编者，一九二八年上海大东书局印行。其第五卷论《宝剑记》云：
明嘉靖时人李开先撰。林冲被高俅父子陷害事，仅见小说《水浒传》，本不足信，开先特借以诋严嵩父子耳。按开先，字华伯，号中麓，山东章丘人，嘉靖己丑（嘉靖八年，一五二九）进士，授户部主事，调吏部，历文选郎中，擢太常寺少卿，罢归。家居近三十年，卒。开先雅负经济，不屑称文士。在铨部，谢绝请托，不善事新贵人。已迁太常，竟罢归。归而治田产，蓄声伎，徵歌度曲，为新声小令， 弹放歌，自谓马东篱、张小山无以过也。
所著词多于文，文多于诗。改定元人传奇乐府数百卷，搜辑市井艳词、诗禅、对类之属，多流俗琐碎，士大夫所不道者。常谓“古来才士不得乘时柄用，非以乐事系其心，往往发狂病死，今借此以坐消岁月、暗老豪杰耳”。同邑袁崇冕善金元词曲，有《西野老人乐府》，开先亟称之。[眉批：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三：“嘉靖己丑科（八年）李开先《中麓闲居集》十二卷，又《四时行乐诗》一卷，又《咏雪诗》一卷（字伯华，章丘人，提督四夷馆少卿）。”《明史·艺文志》四：“李开先《中麓集》十二卷。”《明史·文苑传》三：“李开先，字伯华，章丘人。束（陈束）同年进士，官至太常少卿。性好蓄书，李氏藏书之名闻天下。”同上：“时有‘嘉靖八才子’之称，谓束及王慎中、唐顺之、赵时春、熊过、任瀚、李开先、吕高也。”清《四库目》竟削李开先之名与书。〕按：梁山诸盗，惟林冲情有可矜，身为禁军教头，素无过犯，其妻张氏又良家女，而太尉高俅之子以威逼之，通国大都中，白日恣侮，此妇持节不从，为俅者稍识官箴，痛责其子之不暇，乃假托看刀为名，诱入白虎节堂，加以犯上之罪，刺配沧州，亦已极矣。又使董超、薛霸中途害之，为鲁智深所救，幸得苟免；又使虞候陆谦百计害之，至焚草舍以绝其命而后慊，是安得不挺戈以揕①仇人之胸乎？不能杀太尉而杀虞候，其心尚饮恨未平也，“风雪山神庙”之惨，“雪夜上梁山”之愤，又曷怪焉！
剧中所记，皆与《水浒传》相合。惟其妻本殉节以死，而作者欲以团圆结束，故作迎聚梁山，然据《水浒传》观之，则张氏有志行，易死为生未免做贼妇，恐非其本愿也。火并王伦，拥戴宋江，亦皆据《水浒传》。其后陈与郊、沈初成、高漫卿等，则又各变关目矣。
此一篇绝好文学史资料也。李开先作《宝剑记》，其记林冲为高俅诬陷几死，皆与《水浒传》合，而他处无所见，一也。至林妻张氏结局，在《水浒传》为殉节以死，而在传奇中以团圆终老，此是传奇老套，文体不同，结局不能不殊，二也。《水浒传》本杭州说书人脚本，故虽演山东故事，而其所说街道、房屋、饮食、起居，一切皆以杭州为其背景（例如武大郎所住屋，以杭州竹木之饶，皆以竹木分间，此家与彼家皆以从楼上往来，此为北方未有）。而《水浒传》前数回皆北方景物，三也。《水浒传》前半部多“侉子① 揕：刺。话”（即山东话），然后半部则多南方官话，四也。《水浒传》前半部集中攻击豪强，后半部则牵累无数良善平民（如顾大嫂设肆卖麻花药酒及人肉馒头），五也。李开先为山东人，熟悉山东地理，其写梁山泊亦切合当时情况，而后半部则肆意牵合，如九江对岸即为无为州，宋江出兵可至华山，毫无地理常识，六也。〔眉批：一九七九年八月一日，吴子臧君来谈，谓《金瓶梅》一书，据吴晓铃君言，亦出李开先手著，则异于《水浒传》之选改前部者，当去函询之。]又《曲海总目提要》卷二十七有《虎囊弹》一种，为明人作，未著撰人名氏，其略云：所演鲁智深事，本《水浒演义》。智深见金氏女为郑屠所逼，先纵金氏而手毙郑于市，潜亦遁去。金氏女归赵员外，而智深适避难至其地，与之相遇，因留居于家。后事将露，乃令智深往五台山寺披剃为僧。后转为盗，于二龙山作寨主，有救林冲及服桃花山周通、李忠等事，遂归梁山泊。宋江降后，于杭州僧寺闻潮而化。
今剧中关目大略据此，后半情节与《水浒传》大不相同。其略云：赵员外为仇人花子期诬作通梁山贼，已定案矣。其妻金氏，鸣冤得释。又赵员外有犬啮死花子期，盖借义犬故事，皆属作者增添附会。按龚圣与花和尚鲁智深赞云：“有飞飞儿，出家尤好。与尔同袍，佛也被恼。”此是实有其人而未载其事迹也。此剧增饰甚多，而“虎囊弹”之名尤觉新奇，言金氏诉冤于种经略师道，其中军牛健出令，凡诉冤者悬于竿上，弹以虎囊弹一百，能不惧者乃是真冤。金氏愿受弹不惧，健知其冤，为投状于师道，乃谳出真情，出赵员外之罪，故标三字为题也。作者未详，大抵是近代人手笔。
按鲁智深出身提辖，本是种经略部将，以金氏之故，三拳打杀镇关西，亡命于外，投入空门，不改故态；后复于汴京大相国寺炒闹禅和子，其醉打山门，倒拔垂杨，及卷金银器皿滚下桃花山，只身提禅杖打二龙山，皆足耸人观听。此剧敷演赵员外及金氏事，以金女本智深所救，故首尾用为线索，智深入山本末亦已略约具焉。然命题之意以“虎囊弹”为主，则非专为智深也。传奇演僧家事迹粗豪斗狠者，《西厢记》则慧明递书，《昊天塔》则五郎御敌，皆仅一点出，且此两人亦无害于人。惟此剧花和尚事形容最详，其鸷悍之态亦摹写殆尽矣。明嘉靖间，都督万表以倭贼内扰，特暮嵩山少林僧以击之，盖自北齐稠禅师、唐时窥基皆以勇侠著闻，后世不绝此派，而少林之僧则无不善拳棒者。此辈若不失本性，入于正果，则如金刚怒目，降伏众流，其堕落恶道者即是药叉罗刹也。智深本师授记曰：“遇潮而寂。”后擒方腊，闻浙江潮声，即刻回首，似有结果；然擒方腊乃韩世忠事，则闻潮坐化之说亦未的也。
按：此论《虎囊弹》一剧，为金氏女为赵员外诉冤于种经略师道之中军牛健，牛令其高悬竿上，弹以虎囊弹一百，能不惧者方为真冤，金愿受弹，乃云赵无罪，似系《宝剑记》之续集。然今本《水浒传》中并无其事，似系后人凭空撰出，故《曲海总目提要》谓之为“大抵是近代人手笔”也。
《三国演义》之政治背景
取前代历史而歪曲之，作后代之政治宣传，尚有一极显明之例。人皆知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帝魏而入吴、蜀于偏霸；朱熹作《通鉴纲目》帝蜀而入魏、吴于偏霸。由于南、北宋时代背景之差异，两书各为其统治阶级服务矣。然犹未想及《三国演义》之为政治宣传工具也。宋南渡后，其势类蜀，而杭州市井间讲史之风甚盛，不知是当时统治阶级训练民间艺人欤？抑当时人民敌忾心强而以中兴望南宋欤？其时必有熟读陈寿《三国志》与裴松之《注》者，抽其实事，加以民间传说，尽量渲染，使蜀相诸葛亮成为极端聪明人，蜀将关羽、张飞、赵云等成为极端勇猛人，又皆为极端忠义之臣，而于魏之君臣则极其诽笑揶揄之致，遂使读者、听者对于蜀方寄以最大之同情与希望，觉其统一全国绝非难事。此计划竟成功，八百年来借说书与演剧之力量，遂造成全国人民脑中十分确定之观念。当时联蒙古以灭金，犹之吴、蜀团结而有赤壁之捷也。特是蜀有如此之谋臣武将，何以竟不能北上东向，成其中兴汉室之局，而使关羽授首荆州，刘备愤死白帝，诸葛亦郁郁终于五丈原？可见蜀人才力绝未胜过魏、吴，魏、吴才智忠勇之士亦绝不逊蜀。此中公道，实我辈治史者所当主张。予曾将三国史事列表比较，他日有暇，当将《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不同处作一详校，俾读者成了然南宋人之政治宣传伎俩焉。
《水浒传》之政治背景
《水浒传》闻经王利器君研究，乃南宋初太行山义军故事所扩展，所以冠以“忠义”者，盖祈求民族之复兴也。是则可确定《水浒传》为南宋民间之政治宣传工具。
《景善日记》为荣禄党伪作
金梁《四朝佚闻·景善日记》条云：
景善，礼部侍郎，殉庚子之难，有《日记》传世，且译以英、德文，为西人所重视。
闻德军得自景宅，中多为庆王、荣相解释语，荣禄之得免祸首，以此记也。西人以亲于景宅检出，故毫不置疑，而不意竟由伪作也。余校刻《清史》时，《景善日记》久流传海内外，视同信史，余以震其名，拟于《忠义传》内补撰专传，乃取《日记》详核之，月日时事皆不尽符，且景为休致侍郎，观其所记抑若与闻朝政，尤为不类。初不能解其故，后乃恍然，此记盖专为荣洗刷作也。当时荣已列祸首单，其党偶见景《日记》，遂攫以窜入他语，重仿一册，置之景宅，故引德军入检，而西人不得不坠其术中矣。其用心亦良苦，荣竟得借以免祸，真天幸也。余既得其真相，初改专传为附传，拟略正其误，继思伪记何可入史，乃仅以景善名字缀于汇传，但著其同被难而已，于伪记不着一字。此亦史例，而见者或举以为责，故兹复详释之。
此近代之伪书也。为政治需要造作伪文，当不仅此一事。闻袁世凯称帝时，上海报纸反对者多，筹备大典者虑袁氏见之而气馁，则在京别印沪报，形式为一而内容悉非，袁氏遂以为薄海同心拥戴矣。此种伪报今惜不可见。
王柏《家语考》
四十年前，予常至京师图书馆阅《四库全书》，偶于王柏《鲁斋集》中见其《家语考》，对考订古籍甚有足取者，曾抄数行一册。有任职教授，教学苦忙，无复自由翻阅之余闲，而单行《鲁斋集》绝非易得，惆怅于心者久矣。今日偶检《丛书集成》，忽得此书，盖据《金华丛书》本排印者也。爱将《家语考》录此，以便循省。其序云：予每读《中庸集注》，以《家语》证《中庸》之有缺有衍，私窃疑之，因书与赵星渚言。答曰：“文公谓《家语》为先秦古书，无可疑者。”因求《家语》之始末而益有大可疑，请从而论之。
文云：
考古，非易事也。此先儒之所甚谨，岂后学之所当妄议！必学博而理明，心平而识远，殆庶几乎得之。盖学不博，不足以该贯群书之言；理不明，不足以融会群书之旨；心不平，则不能定轻重之权；识不远，则不能断古今之惑。予不敏，何足以知之。
窃尝谓学者莫不读《论语》也，自汉以来诸儒名家亦莫不笺释《论语》也，至我本朝，伊洛、紫阳诸老先生出，而《论语》之义始大明，曰“脱简”，曰“错简”，曰“衍文”，曰“缺文”，曰“某，当作某”，始敢明注于下。然未有定《论语》为何人所集也。
固尝曰“此《鲁论》也”，“此《齐论》也”，“此为子贡之门人记矣”，“此为闵子之门人记矣”，“此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矣”。然子贡、闵子、有子之门人，后世不闻其有显者，惟曾子传得其宗，当时执删纂之柄者，岂非子思乎！吾闻夫子年三十有五而弟子益进，辙环天下几四十年，登其门者凡三千人，其格言大训宜不胜其多也，岂《论语》五百章所能尽哉！于此五百章之中，而高第弟子之言居十之一，七十子之言不能载也，三千人之姓名不能尽知也，况其言乎！呜呼，《论语》之书精则精矣，而于夫子之言未可谓之大备也，宜乎诸子百家各持其所闻，而发越推阐，莫知所以裁之，毫厘之差，千里之谬，固有不能免者。
予读《家语》而得《论语》之原。其《序》谓当时公卿大夫、士及诸弟子悉集录夫子之言，总名之曰“家语”，斯言得之矣，正如今程子、朱子之《语录》也。盖颜子之所闻，曾子未必知也；子贡之所闻，子游未必知也；齐、鲁之君问答，二国不能互闻也。以今准古，揆之以事，度之以理，不有以大荟萃为一书，则散漫而无统，浩博而难求，门人何以别其精微，故曰《家语》之原乎？然记者非一人，录者非一人，才有高下，词有工拙，意有疏密，理有粹粗，纷然而来，兼收并蓄，亦不得而却也。于斯时也，七十子既丧而大义已乖，骎骎乎入于战国矣。各剽略其所闻，假托其所知，纵横开阖，矫伪饰非，将之以雄辞诡辩，以欺诸侯，以欺百姓，其祸根盘结于海内，紫乱朱，郑乱雅，大道晦蚀，异端抢攘，诬圣言，误后世，此有识者所以夙夜寒心，思有以拯之，不得不于《家语》之中，采其精要简明者集为《论语》，以正人心，以明圣统，以承往绪，以启来哲，为悠远深长之计，其滔滔横溃于天下者固不能遽遏绝也。俟其祸极而势定，则大本大原，正大光明，巍然与日月并行于天下，万世之下，莫不于此而宗之，其功又岂在禹下哉？当是时也，任是责者，非子思子，吾将畴归？故曰：集《论语》者必子思子也，始著书以幸后学者亦必子思子也。《艺文志》有“《曾子》十八篇”，此不过记录之书也：“《子思》二十三篇”，若《中庸》、《大学》，则子思著作之书也。以《论语》之体段，推《家语》之规模，大概止记而已，然简要精明既萃于《论语》，则其余者存于《家语》，虽不得为纯全之书，其曰“先秦故书”，岂不宜哉！
虽然，予尝求《家语》之沿革矣。其《序》故曰：“当秦昭王时，荀卿入秦，王问儒术，卿以孔子语及弟子言参以己论献之。”卿于儒术固未醇也，而昭王岂能用儒术者哉！
可谓两失之。此《家语》为之一变矣。于是以其书列于诸子，得逃焚灭之祸。秦亡，书悉归汉。高堂生得《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记》百三十一篇，注云“七十子及后学所记”，此岂非《家语》之遗乎？河间献王得而上之宣帝，时后仓明其业，乃为《曲台记》，授戴德、戴圣、庆育三家。大戴删其繁为八十五篇，小戴又删为四十六篇，育无传焉。马融传《小戴礼》，又足《月令》、《明堂》、《乐记》三篇。郑康成受业于融，为之注解，究其原，多出于荀卿之所传，故《戴记》中多有荀卿之书。班固曰“《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卷与篇不同），颜师古已注云“非今所有之《家语》”。成帝时，孔子十三世孙衍上书，言“戴圣近世小儒，以《曲礼》不足，乃取《孔子家语》杂乱者，及子思、孟轲、荀卿之书以裨益之，总名曰《礼》，遂除《家语》本篇”，是灭其原而存其末也。以是观之，《礼记》成而《家语》又几于亡矣。予于是有曰：《论语》者，古《家语》之精语也；《礼记》者，后《家语》之精语也。今之《家语》十卷，凡四十有四篇，意王肃杂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之绪余，混乱精粗，割裂前后，织而成之，托以安国之名。舍珠玉而存瓦砾，宝康瓠而弃商鼎，安国不应如是之疏也。且安国，武帝时人，孔壁之藏，安国之所守也。不能以金石丝竹之遗音正曲台之繁芜，其功反出于二戴之下，必不然矣。是以朱子曰：“《家语》为王肃编古录杂语。其书虽多疵，却非肃自作。”谓今《家语》为先秦古书，窃意是初年之论，未暇深考，故注于《中庸》亦未及修，故（？）曰：“《家语》为王肃书。”此必晚年之论无疑也。吁，《家语》之书，洙泗之的传也，不幸经五变矣：一变于秦，再变于汉，三变于大戴，四变于小戴，五变于王肃，洙泗之流风余韵寂然不复存。以古《家语》正《中庸》，其词甚悫，其义甚明，奈不可得而见也。以今《家语》正《中庸》，终恐有所未安，以朱子晚年之论久之未必不改也。
学者胶柱而调瑟，却成大病，是以不容不论，惟明者择焉。
按：《中庸》：“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
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经典释文》云：“‘小人之中庸也’，王肃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按上文既云“小人反中庸”，则下文“小人之中庸也”，于文义为不顺，故王肃本增一“反”字以成其义。朱熹《章句》亦云：“王肃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为然。今从之。”王肃《礼记注》早亡，朱熹所言即从《经典释文》来，《家语》无《中庸》此文。王柏信《家语后序》之言，以最早本《家语》为《论语》之所自出，非也。其谓《家语》之遗为大、小戴《礼记》之所自出，亦非也。然其曰“今之《家语》……意王肃杂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之绪余，混乱精粗，割裂前后，织而成之，托以安国之名”，则绝对正确，孙志祖《家语疏证》，范家相《家语证伪》，已逐篇逐章说明其剿窃与臆改矣。
《汉书·艺文志》中之《孔子家语》，其书藏于秘府，非儒者所能见，历王莽、董卓之乱，已化灰烬。朱熹云：“《家语》为王肃编古录杂语。”此“古录”如指《艺文志》中之《家语》，自非；若指一切古籍，则合。又云：“其书虽多疵，却非肃自作。”此说亦不全是。其中有王肃所自作而窜入其中者，《五帝》篇是也，其旨在打破郑玄“六天”之说，故虽与《五帝德》联排，而二者实格格不入。有旧籍为王肃所打破，以意改定成文者，《刑政》篇是也，其文本于《王制》而设为孔子、仲弓问答之辞，则虽有所据而已加以改造，不可谓之“非肃自作”也。故今之《家语》，大部分为编辑，小部分是创作。
中山狼故事由西方传入
董任坚译《俄国图书故事集》（中华儿童教育社丛书，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其末一篇为《老朋友是很容易忘记的吗》，即中山狼故事也。疑中山狼故事是由俄国传至中国的，至中国则先至西北各省，故第一个写出此故事的是武功康对山。然而传之于赵简子，则俄国故事竟成春秋故事矣。在俄国故事中，东郭先生为乡下人，所问之三物为马、狗、狐狸，而非果树、老牛、老人。其后乡下人以大棍打狼，非刀杀。
《山海经》中想象成分多于现实成分
陕西省白河县人民代表谢循通君寄其所作《山海经管见》之《南山经》
一篇来，谓《南山经》三篇包括中国南部和中印半岛诸山脉，此经以青丘之山（雷州半岛）将广东、广西海面划分为东、西两部分，钦州湾在半岛之西，故称西海，广州湾在半岛之东，称为东海。但东、西两海却别有专名，钦州湾名宪翼之泽，广州湾名即翼之泽。又谓招摇之山今名十万大山，望庭之山今名六万大山，猿翼之山今名大容山，■阳之山今名勾漏山，柢山今名云开大山，箕尾之山今名云浮山或云雾山，怪水今名廉江，英水今名窦江，汸水今名汉阳江。又谓凡半岛均名为“丘”，印度半岛为苍梧之丘或昆仑之丘，小亚细亚半岛为昆吾之丘，巴尔干半岛为陶唐之丘，亚平宁半岛为武夫之丘，伊比利亚半岛为黑白之丘，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为叔得之丘，英伦三岛为参卫之丘，阿拉伯半岛为神民之丘，阿非利加洲为盂盈之丘，冰岛为赤望之丘。
又谓祝余今名泽蒜，留牛为印度瘤牛，鯥为雷猪，类兽与猼訑俱为猫科动物，■■为五更鸡。科学院嘱予审查，因评之曰：“《山海经》一书不作于一人，不成于一时。固然作者对于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的知识有系统化的要求，但在当时，国族分立，交通困难的限制之下，不可能有十分确实的地理知识。
就清代学者的研究来说，大约《西山经》和《中山经》比较可信的成分多，其他则模糊一片。例如东胡、貊国置于《海内西经》，大夏、月氏置于《海内东经》，而《海内经》中朝鲜与天毒（印度）同列于北海之隅，足证作者对于各地的方向尚未明晰，只是就听来的几个地名加上若干想象拼凑成书。
至于动植诸名，奇形怪状，亦只是将旧有知识另为联系，想象之成分远过于现实之成分。谢循通同志《山海经管见》一文，一一以现实之山、川、动、植释之，用力甚勤，而结果只是镂冰斫雪，以今人之主观猜测古人之主观，终不能解决问题。此稿似不可用，或更请动、植物研究所中同志一看，亦好。”
实在说来，只是“痴人前说不得梦”耳。若姚大荣之考西王母，顾实之释《穆天子传》西征，皆是也。
前后《出师表》情绪不同
《前表》云：“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何等勇敢，何等锐利！[眉批：此据后来事以作表。]《后表》则云：“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况臣驽下，何能必胜？……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又何等悲观，何等无办法！《前表》云：“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其全国人心何等一致！《后表》云：“议者谓为非计。”而亮有六不解，至云“凡事如是，难可逆料”，似实无以塞议者之口，则全国人心又何等涣散！诸葛亮一人心理之变，蜀汉举国心理之变，一至于此乎？故知《后表》出于后人拟作，若《李陵答苏武书》然，非特不见于《三国志·亮传》，又不见于《亮集》，为可疑也。
诸葛亮空城计非实事
空城计自为军事行动可能之一型。《左》庄廿八年《传》云：“楚令尹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入于桔柣之门。……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县门不发，楚言而出。子元曰：“郑有人焉。’诸侯救郑，楚师夜遁。郑人将奔桐丘，谍告曰：“楚幕有乌’，乃止。”楚军突至，郑不及防，遂不发悬门，楚言而出，以镇静与滑稽之态度施之，子元竟因疑而遁，是即空城计之成功也。诸葛亮之空城计，不见于陈寿之书而见于裴松之所引郭冲告晋扶风王语。其文云：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
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
裴松之难之曰：
按阳平在汉中，亮初屯阳平，宣帝尚为荆州都督，镇宛城，至曹真死后，始与亮于关中相抗御耳。魏尝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后，无复有于阳平交兵事。就如冲言，宣帝既举二十万众，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按《魏延传》云：“延每随亮出，辄欲请精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己才用之不尽也。”亮尚不以延为万人别统，岂得如冲言，顿使将重兵在前而以轻溺自守乎！且冲与扶风王言，显彰宣帝之短，对子毁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风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书举引皆虚。
此驳凡列五证：（1）亮前四出皆与曹真敌，其时司马懿尚在宛，不能与亮在阳平相遇。（2）司马懿亦有伐蜀事，因雨而退，未至阳平。（3）懿有二十万众，何必因空城而退走。（4）史书明记亮不许魏延别统，不得此时令延并兵东下，而惟自留万人。（5）扶风王为懿子骏，郭冲不得对子毁父。此数事理由均极充足，不但亮无空城计之事，即冲亦未尝对扶风王作是言也。
然即此可知，当魏末晋初，三国故事已在发展之中矣。又按，此说谓空城计在阳平关，而后来小说戏剧则说在西城，西城为今陕西安康县西北，在阳平之东南，街亭则在阳平正北，既在阳平北作战，何以亮竟离阳平而东行乎！
是亦不可能之事也。然则小说作者即取裴氏驳文增其装点，盖亦明知其乌有而始取为快意之谈耳。
《随园诗话》与女足①
《随园诗话》云：
赵筠台买妾苏州，有李姓女貌美而脚大，赵曰：“如此芳姿，可惜土重！”土重，杭州谚语，盖嘲之也。媒曰：“此女能诗。”赵即以“弓鞋”命题。女伸纸书一绝句云：“三寸弓鞋自古无，观音大士赤双趺。不知裹足从何起？起自人间贱丈夫！”赵悚然而退。
此女殊有卓识，不第敢骂玩弄女性之贱丈夫而已，乃其敢于在举世缠足之时不随俗为此，尤为突出。然何甘于为人妾也？此当是其父母受经济压迫，舍此更无他道求生存耳。
予好游，常登火车，车中无事，常与客谈。客知予之研究历史也，恒以历史问题见询，其在丈夫，为科举，为职秩；在妇女，则为缠足，为守节。
足征此等问题，国人普遍注意，实为封建社会最占势力之事，而惜无专书之记载。惟零星记录，时有所见，自当随时迻写，俾他日有系统之贯串。
当予五六岁左右，各地志士仁人咸有天足会、放足会、不缠足会之设立，奔走呼号，为妇女解除桎梏。妇女之有识者亦群起应之（康同壁长于予近十岁，未缠足，则其父所影响也）。加以城市中设立女学，更可为具体之号召。
及予十岁，到姻戚沈家，其同居有杨姓者，不复为九岁之女儿缠足矣，顾此女乃哭泣请缠，足见习惯之深入人心为何如也！王颂蔚妻谢长达倡导此运动最力，群哄然曰：“王三太太自己的脚裹不小，乃要别人放足以掩其丑！”
又可见吴人之顽固与轻薄为何如也！其后长达出私财办振华女学，其成绩为诸女校冠，足见此人魄力之伟。其女季玉留美学教育，归即专力于此校，造就人才益众。此校后改为苏州第一女子中学。惜颂蔚遗书散出，则负责彼校图书馆者不了解线装书之为用也。
予于一九二六年至厦门，翌年至广州，目睹彼地劳动妇女之勤奋操作，更在苏南农村女子之上，盖长江以南妇女皆下田耕植，无一裹足者也。及一九三七年，以视察西北教育至兰州，省会固已开通，而一到外县，便见妇女操作家事，俱以膝行，则以裹足过小，力不能支其身，有不得不然者。行愈西则俗愈僻，足亦愈小，有提抱中之婴儿已为裹足者，因叹在二十世纪中，我国此风已不能绝迹。
缠足本限于舞女，乃至推而至士大夫阶级，并推及于北方农村妇女，所以然者，为防止女子之与人有私，故加以刖刑，使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可能有自由之行动耳。妇女不悟，乃视为美观，甘心接受，此直奴隶之安于做奴隶耳。在此一提倡之下，不知斫伤多少劳动力，为害国家，遂成弱国，惨矣。
① 注：该篇原题为《袁枚记苏州李姓女咏诗斥弓鞋及各地风俗之异》。
《史记》中之戏剧性故事
《史记》中多传说，如屠岸贾灭赵氏即其一例。至于荆轲谋刺秦王，而出发时高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以秦纵间谍之多，宁不畏其谋泄？项羽困于垓下，旦夕将死，其部下且散亡殆尽，而“力拔山兮气盖世”之歌竟传，实不知谁为传之？此皆司马迁以文学笔调写史，爱惜失败英雄，故凡有利于起人同情之故事无不曲为描写，原未为史实作一番考核工夫也。顷读《容斋随笔》卷十三《孙膑减灶》条，知其亦发史迁之覆。文云：孙膑胜庞涓之事，兵家以为奇谋，予独有疑焉。云：“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又明日为二万灶。”方师行逐利，每夕而兴此役，不知以几何人给之，又必人人各一灶乎？”庞涓行三日而大喜曰：“齐士卒亡者过半’。”则是所过之处必使人枚数之矣，是岂救急赴敌之师乎？又云：“度其暮当至马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遂伏万弩，期日暮见火举而俱发。”夫军行迟速既非他人所料，安能必其以暮至不差晷刻乎？古人坐于车中，既云暮矣，安知树间之有白书，且必举火读之乎？齐弩尚能俱发，而涓读八字未毕，皆深不可信。殆好事者为之而不精考耳。
其所举摘，具见《史记》所录多富于戏剧性之故事。所谓戏剧性者，非经常所有之事实，而突然出现，曲成其悲欢与成败者也。夫齐师实未能亦不必要在三日间造十七万灶而竟能造之，庞涓实不可能排日数十七万灶而竟数之，孙膑斫树白书实不能于夜中为庞涓所见而竟见之，孙膑所书仅八字耳，庞涓以火照之，一刹那间可尽览，齐弩何能突发于其未读毕时，而竟俱发焉，使庞涓读尚未毕而已死于弩下？此皆戏剧上刺激观众之要求，期其悲喜无端，惊诧不已，而不必有符于事实者也。尝论最古之史，充满神话，如《楚辞》之《天问》是；及人类理智发达，神话不能适合其需要，则转为戏剧性之故事，如《史记》是。至于北宋以下，则知故事与史实尚有区分，而要求有科学性之历史，于是考据之学兴焉。
《批本随园诗话》之作者
买得《批本随园诗话》，此为伍纳拉之子所作。于乾、嘉两代满宦状况，记载颇多；又肯据事直书，即庇护其父之和珅，亦不少假借，此甚可宝贵之史料也。
此人生于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五岁时伍纳拉任江宁盐道，随任到宁，所以金陵名胜很熟。（页三十八）十二岁，又随宦到河南。（页三十二）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伍纳拉伏法，他遣戍到伊犁。（页一）嘉庆四年（一七九九），赦归，那时他二十八岁。（页六十六）评中有“嘉庆己卯，三过随园”语，则此评当作于一八一九年以后，此时他已经五十岁左右了，曾充銮仪卫职。（页四十九）他自己是满人，而对于满人的糊涂贪鄙之处很不满意。他也不好名，一七九一年时，他以三等侍卫乞假省父于闽督任，与袁子才相见，那时袁氏正以诗话钓钱；便是不会作诗的，也会同他代作，或改作。他是一个贵公子，袁氏逢迎如不及，向他索诗，他答云“不会作诗”，袁深为惋惜，（页十八）从这上看来，这人似颇可佩服。他从戍所赦归之后，想来没有做过官，只从他的批上，知道曾在厂肆开设字画店。（页六十六）
他自己记他的性质道：“生平最怕受虚名而有实害，名曰做官，而毫无名利（如侍卫等官皆是）；名曰赴席，而万难下咽；名曰看花，而怪状欲呕；名曰听戏，而二簧、高腔，喧聒不入耳，欲留不可，欲去不能，每每归来，病倒数日或半月，胸次犹作恶也。”（页五十三）可见他并非随俗混沌的人物。
他的诗留在批本上的有三首，二咏高腔，一赴妓席，（页五十三）又戏蒋三诗二句。（页五十二）册后有人（或是冒广生）作一后按云：“此批本贵其能存当时事实，其笔墨则不工。且谈今则可取，谈古则每疏：如‘考亭’乃不知为朱子，而云‘名栻’，殆误记张南轩为考亭矣。以此而推，可定其人之学力。”但我们看书，不能这样讲，……我们只要看这人做的书有无可取，不必强这人拿好文章给我们看。他肯讲实话，便是当时事实的好史料了。况且以满洲人的环境而有这部书，是更可惊异了。可惜他不能自己著书，像《啸亭杂录》一般。
关羽偶像之扩大
姜宸英《湛园未定稿》卷五《汉寿亭侯关公遗像赞》，其叙云：公之忠义著于当时，公之神灵显于后世。其祠在当阳者始于陈光大中，唐贞元十八年荆南重修玉泉寺遗庙，董健记之，相传为其寺伽蓝，则因缘《智者大师传》，而元虞集《广铸禅师塔铭》所为述其事者也。其在解州者，为宋大中祥符时建。然此二庙特其生没之地，犹未及他处也。自宋南渡及元，而赐号称王，庙祀盆盛。明嘉靖间，贼徐海就擒，著有灵异，督师命立庙常州。唐顺之《记》谓侯庙盛于北，而江南诸郡立庙自此始，然则当嘉靖前大江以南尚未有祀公者矣。今闽东南日本、琉球诸国，西北口外，无不转相崇奉，极土木之丽，而其像设之雕塑图绘，如世俗所传修髯而美视者，弥满两戒，如出一手。含识之伦，上自王公大人至间巷士女、强犷之将、哮狠之贼，无不绌其尊严，戢其凶暴，而瞻礼之恐后，是其震悚乎人心者，岂其灵爽有以独异乎人哉！亦其生时忠义，讨曹则功不终，吞吴则志未遂，愤懑逼塞之气旁触横牴，发泄无所，故久而后大溢于时，而人不知其所以然也。……
按：此文论崇奉关羽之意义及历史，发前人所未发。予意，关羽之所以成为大偶像，南宋时局与蜀汉颇类似，人心思汉，其沦陷于金者遂借关羽为其民族神，作为忠义图兴复之象征，一也。传世相貌，因诸葛亮“髯之超群轶伦”一语，伟其形容，状其愤懑逼塞之气，以艺术之力发泄其高超之精神，遂成为男性中至美之型，与女性中至美之型观音菩萨相对，人民以貌取神，不得不拜倒于其下，二也。此相貌设计者未知何人，必一艺术家无疑。至元以下之崇祀，只因仍南宋而益张之。自《三国演义》成，而后译为亚洲各族文字，崇拜之者乃浸淫及于海外、口外焉。
《白蛇传》出于《西湖三塔记》话本
宋人评话，分烟粉、灵怪、公案等门。《水浒传》，公案之总集也。《西游记》，灵怪之总集也。其存于《清平山堂话本》者。若《洛阳三怪记》、《西湖三塔记》、《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皆灵怪一类。《西游记》之所以繁复多方，即由此等短篇话本所积累。是时讲话者但欲宣扬妖怪之可怖，山川之艰险，初未尝加以人情化，如《聊斋志异》所云，畜而转为人者多有柔肠侠骨，使读之者觉其可亲可爱也。《白蛇传》，人情化之小说也，其写白娘子，始则钟情于许仙而缔为夫妇，继则欲救其命，不避危难而盗仙草，及许匿金山寺，遂与法海大战，归途撞见此无义之夫，小青欲手刃之，复为劝解，以情思之缠绵，终遭钵盂之覆。以今日术语言之，其人实为不分敌我之温情主义者。然就封建道德言，究为秉至诚挚之情而不渝者，使人鉴其忠而悲其遇。是以每一剧种均采撷登场，以愧薄幸之男子。追此故事之原始，则在《西湖三塔记》。《记》谓宋孝宗时，岳飞麾下奚统制，有弟在龙虎山学道。统制死后，其子宣赞于清明日游湖上，见一迷路女孩浑身缩素，询知姓白，名卯奴，携之归家见母。十余日后，有一老妇寻至，谓是卯奴祖母，邀奚同回，饮酒致谢。卯奴母出，亦穿白，与叙寒温。一人向前，云：“娘娘，今日新人到此，可换旧人。”妇允之，两力士遂捉一后生缚柱上，剖其心肝下酒。奚大惊，而为妇美貌所迷，竟与为婚。半月后，面黄肌瘦，正思归家，适有禀报：“娘娘，今有新人到了，可换旧人。”妇便令取宣赞心肝，奚求救卯奴。罩入铁笼，妇改与新人为俪，卯奴夜揭笼盖，放奚回家。将息一年，又值清明，有鸦鸣树，发箭射之，落地变为老妇；空中坠一车，捉之往，复与妇同居半月。请归省，妇怒，又欲杀之，复为卯奴所释。其叔奚真人到杭州，知其事，书符召神将，令三怪现形，卯奴为乌鸡，老妇为獭，白衣妇为白蛇，以铁罐盛之，以三石塔镇于湖内。按此三塔当是三潭印月前之塔，不知何时易为雷峰塔。白衣妇嗜人心肝，镇之固宜，卯奴两度救奚而不赦，何其狠也？后来小说，删去老妇，将白娘子性格改善，又以卯奴易为小青，度必清代事矣。
《清平山堂话本》，明嘉靖间洪楩刊本，分《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间》、《醒梦》六集，每集十卷，著录于顾修《汇刻书目》，知嘉庆间其书尚存，今惟日本内阁文库存十五种，一九二九年北平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有影印本。又马隅卿在宁波得天一阁藏本《雨窗集》五篇，《欹枕集》七篇，一九三四年影印。两种共有二十七篇，不及其半。《西湖三塔记》为日本所存之一篇。
《西湖三塔记》发展为《白蛇传》，变质矣，然妇人白衣、白姓，现形为白蛇，未变也。镇压于西湖之塔，亦未变也。
《尚书》各篇
《尚书》二十八篇，《尧典》、《皋陶谟》为周史补作；《洪范》以后，周代已得天下，方从容为治，故颇和平肃雍。至夏、商之间，则《甘誓》、《汤誓》、《牧誓》，杀伐之声也；《盘庚》，众戚之时也；《西伯勘黎》、《微子》，皆祝亡之辞也；揖让为治，概乎未之有闻。虽史简缺乏，而此时之民无甚乐，亦可知矣。《禹贡》一篇，可见战国时人欲广其土地于九州，亦为战争之由。《高宗肜日》，祖乙格王非心，借宗教以儆王，或高宗亦非令德之君也。
《盘庚》篇曰：“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则盘庚迁都时，已行人为淘汰之法，以蕲社会之改良矣。殷法必甚峻严，如弃灰于道者刑，为后世所无。
从“西伯勘黎，祖伊恐”上，可见文王有心在得殷国。
老子其人与《老子》其书之年代
四月三十日宾四来书云：
《老子》在宋钘后，弟素有此推测。惟《荀子》书已论及“老子”，究竟对其人发，系对其书发？弟平日颇疑《老子》书在宋、荀间，恨未得见先生文，不知对此层如何说法。
弟意若分老子与《老子》说，其事似难圆，因孔子前尚有老子传说，须分三段疏说，更见支离也。弟近草仍是未定之论，甚盼读尊稿后得一解决。
适之先生谈次仍坚守旧说，大不以辨《老子》晚出为然。
五月九日答之曰：
弟对于周、秦间学术系统，以为墨子反孔，杨朱反墨；孟子在杨后，兼反杨、墨；宋钘与孟子同时，则兼承杨、墨（禁攻、寝兵，墨也。见侮不辱，杨也）。老子主柔，即从“见侮不辱”上来。关尹贵清，则从处世之道折入于知识问题。其后慎到、庄周之弃知去己，即为知识问题研究之结果。至《老子》一书，有承杨者（贵生），有承宋钘、老聃者（执雌守下），有承关尹者（致虚、守静），有承慎、庄者（首二章简直是一篇《齐物论》），此必不能早于战国之末。观《吕氏春秋》称引人言，必著其由来，然而引《老子》之文皆作直叙口气，不加以“老子曰”，彼非不知老聃者，何以引其言与他人异？试以《淮南子》比之，则《吕氏春秋》时《老子》书未形成，《淮南子》时《老子》书已形成，其迹甚显。故弟意，《老子》书必出《吕氏春秋》之后，彼盖集杨氏以下之精义成语而成书，上结战国时儒、墨以外之学，而下开汉代道家者也。至尊函谓孔子前尚有老子传说，未知何所依据？倘据《曾子问》，窃谓未可信也。
又与玄同先生书云：
我认为老子之人生于战国中期，《老子》之书出于战国后期，“道”为战国后期通用之术语，道家为西汉初年成立之学派。
关于此问题，盘旋胸膈，已历十载。此次在兵火中借侍养之闲，得成《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一文，得如上之结论。然研究时间尚嫌不足，而此问题牵涉全部周、秦学术史，解决之日尚在将来也。
“道家”名之由来适之先生打破了九流，却没有打破儒、道、墨三家。予意儒、墨二家均可成立，如《韩非子·显学》篇云：“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孟子亦言“墨者”，《吕氏春秋》亦言“墨者”可证。惟道家一名实不能成立，战国时言及老、列、庄三人均分别立之，未尝总为一家。汉初亦但言“黄、老”，直至《七略》始有“道家”名称，或《史记·太史公自序》。道者，百家所公有，何得专属之老、庄乎！惟原其故，盖缘战国末有兼为老子、庄子之学者，每合而言之，作《庄子·外篇》，极力使二家联合，后之人遂为所眩耳。
文用晦字
沈绥成、刘申叔作文，其初皆平易之文，后乃觅晦字代之，至于不能解而后已。刘之《休思赋》，已为胡适之先生所讥。沈之《经治》，欲废币而反之贝，其思想与文亦可知矣。所以凡是做这等文字的，与世界可以说没有关系，因为他自己不愿发生关系。
予读书得一经验，凡古今有名之文，均为直抒胸臆，无刻画艰深者。以语介泉，介泉谓外国名著，几于无生字。然外国亦有一派人专喜用生字者，如火不曰fire，而曰conflagration，好使人惊骇也。
《四库》本《鸡肋编》之改易文字
宋庄仲裕《鸡肋编》，向鲜传本，咸丰初，仁和胡珽得影元钞本，以文澜阁《四库全书》本校之，以活字摆入《琳琅秘室丛书》。元钞本一条云：自古兵乱，郡邑被焚毁者有之，虽盗贼残暴必赖室庐以处，故须有存者。靖康之后，金虏侵陵中国，露居异俗，凡所经过，尽皆焚燹。如曲阜先圣旧宅，自鲁共王之后但有增葺，莽、卓、巢、温之徒犹借崇儒，未尝敢犯。至金寇，遂为烟尘，指其像而诟曰：“尔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祸，自书契以来未之有也！
四库馆中以其詈金不啻斥清也，为改作一条云：孔子宅在今仙源故鲁城中归德门内阙里之中，背洙面泗，即所云矍相圃之东北也。
杏坛在鲁城内。灵光殿为汉景帝程姬之子恭王余所文，王延寿《赋》序因鲁僖基兆而营也。
遭汉中微，盗贼奔突，自南（西）京未央、建章之琅皆见隳坏，而灵光岿然独存。今其遣址不复可见，而先圣旧宅近日亦遭兵燹，可叹也夫！（涵芬楼本，卷中，页二十七）
此视原文多出三字，而偷天换日，意义全易。本是民族斗争之文字，经此一改，竟变成了贬斥人民起义。此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意义最为明显。
近年有人反对考据学，谓考据学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引《四库全书》为例。
按《四库全书》之编辑者固为当时统治阶级服务，当时之统治阶级亦确有利用考据学者之意图，如弘历之用戴震，并赐以翰林，即其显例。但《四库全书》既为统治阶级服务，即已失却考据学之目标与立场、方法，以考据学与偷改文字恰成对立之两极端也。
《四库》本《鸡肋编》之删削
《四库全书》所著录者不独改作，且有删削。《鸡肋编》中又有一条云：上皇始爱灵壁石，既而嫌其止一面，遂远取太湖。然湖石粗而太大，后又撅于衢州之常山县南私村，其石皆峰岩青润，可置几案，号为巧石。乃以大者叠为山岭，上设殿亭。
所用既广，取之不绝，舳舻相衔。渊圣即位，罢花石纲，沿流皆委弃道傍。金人围都城，城中[之]乏机石，多碎以为炮。虏既去，晁说之以道舍人东下过符离，有高况者以二石遗之，晁以诗谢曰：“泗滨浮石岂不好，怊怅上方承眷时。今日道傍谁着眼，女墙犹得掷胡儿。”（卷中）
校语（胡珽作）云：“两阁本无‘虏既去’下五十七字，从元钞本补。”
则以文中有“虏”及“胡儿”字，诗又有敌忾之思，易激起人民对于清代统治者之反感，故径删之也。
《天方夜谭》与中国故事
得奚若译本《天方夜谭》，展数页，即见中国若干故事殆导源于波斯。
如苏丹与其弟史加瑞南至海滨，见一魔鬼开箱，一丽人出，魔枕其股而卧，及鼾声起，女即趋苏丹兄弟处求欢，此即六朝人小说所记白鹤秀才之所自明也。《鸡谈》一则，记一贾者能通兽语，先闻牛与驴语，继又闻犬与鸡语，此即公冶长通禽言之说所由来也。《鹿妻》一则，谓叟妻妒妾及妾子，乘叟外出之际，往习魔术成，咒子为犊，咒妾为牝牛。后值婆兰斋期，杀牝而留犊，卒得烰人之解脱，犊复形为人，而以杯水洒妻为鹿，此即唐人板桥三娘子故事所从来也。《记渔父》一则，云渔父下网，得一巨铜瓶，覆以铅，上印玺文，启之，烟缕自瓶出，矗然上射，旋弥漫四布，若五里雾团捖天空，此即《水浒传》洪太尉开殿放走宋江等百八魔之说所履迹也，亦《西游记演义》所说孙悟空受禁锢之一套也。《头颅语》中，乍门王以无罪杀医师窦本，窦本临死以禁方进，王以指蘸舌上津开之，遂中毒而绝，此得非王世贞为报父仇，撰《金瓶梅》进严嵩，而濡纸角以毒药，嵩蘸指翻书，中毒死亡之传说之前身乎？千余年来，波斯、大食人东来，挟彼方故事以俱至，在不知不觉之间，东亚故事中便多西亚成分乎？此所谓“暗潮”，人目所不易察，而实则日在继长增高中者也。
《左传》与《战国策》之文
《左传》文字，字句整齐，读之声调铿锵，自是佳作。然只是直言其事，于诗为“赋”。至于《战国策》中佳文，则有“比”有“兴”，[眉批：《国策》中，庄辛说幸臣为比，触詟说赵太后为兴。] 此固非春秋时人所有之文学技巧。此种活泼美丽之文字，以后除《史记》外竟无嗣响，可知其难为。
《古文观止》
予幼年未读《古文观止》，但知其选古文甚精而已。自为大中国图书局诸同人讲此书，乃知其偏重说理而轻叙事，若《左传》中诸战役，《史记》中诸列传，皆有极生动之文字，而彼未收。盖当时编辑此书系供科举之用，而科举程文但重议论，故选家就其需要，摒弃说理以外之文耳。此后自当另选一书，使后生知中国文学之造诣焉。
古代散文二派
古代散文有二派：一派出于瞽史，喜雕琢，喜为四字句，《左传》、《国语》、《老子》是也；一派出于行人之官，直抒口语，句长短不齐，如其言，《战国策》、《檀弓》、《公羊传》、《史记》是也。前一派为阴柔之美，后一派为阳刚之美。取校小说，则《红楼梦》其前一派也，《水浒传》其后一派也（前派字句避重复，后派则不避）。《诗》——《左传》。《国策》——《史记》。前一派为贵族，后一派为平民。
《尚书》本子源流表
尹受君助予整理《尚书》，来询今、古文本之异同，因书一表以示之：
一、战国时儒、墨诸家传习之《尚书》——西汉伏生、欧阳、大小夏侯诸家之《尚书》——《史记》、《汉书》所引《尚书》——汉石经。
二、孔壁《尚书》——杜林漆书《古文尚书》——《说文》所引《古文尚书》——马融、郑玄、王肃所注《古文尚书》（以累经传抄，故有异文）——魏三体石经中之《古文尚书》。
三、伪《古文尚书》（起于西晋大乱，今文、古文《经》尽失之后）—
—分为二支：
1.隶古定本（敦煌本、日本古写本、汉简本、《书》古文训本）；2.楷写本（卫包改定本，唐石经）。
于周诰见周安殷之难
苏拭《书传》于《多方》篇下云：
自《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八篇，虽所告不一，然大略以殷人不心服周而作也。予读《泰誓》、《牧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读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难也。《多方》所告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纷纷焉不心服者，非独殷人也。予乃今知汤已下七王之德矣。方纣之虐，人如在膏火中，归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虽以武王、周公之圣，相继抚之，而莫能禁也。夫以西汉道德比之殷，犹珷玦之与美玉也，然王莽、公孙述、隗嚣之流终不能使人忘汉，光武之成功若建瓴然。使周无周公，则殷之复兴也必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按殷立国近一千年，而周以西方一部落，崛起而征服之，且封建亲戚，遍布其故土，当时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必有若干大矛盾处，故武庚、商奄、淮夷、熊、盈之族并起而与之抗；不特殷人然也，即周之懿亲若管、蔡二叔，亦附和之，此其中必有极大原因，惟史料亡佚，不可知耳。《周诰》八篇犹留此痕迹，而苏氏发之，人心之思殷而不服周断可知矣。至《泰誓》、《武成》，魏、晋间之伪作也。《牧誓》，亦战国时因袭《大武》之舞而作者也，其时赖周人积世之宣传，文、武、周公为上圣，纣为至恶，渐渍人心，成为定型，故有取殷之易之幻象耳。如并《周诰》八篇而亡之，后世人如何能知周之以力服殷耶？
清高宗之奢侈
顷观章实斋《知非日札》，有一则云：梁文定在军机，尝言侍直太上皇帝，偶言御制诗课亦费经营。大臣有言“圣寿已过古稀，正宜爱惜精神，诗课较似可缓”。太上谕言：“卿等以朕为书生刻稿留名计耶？朕不务为名，亦不与书生计工拙也。但一日之间，自寅兴以至亥息，中间召见军机九卿轮对，省览章奏，恭阅祖训、实录，几余①挹揽经史，披览馆阁进书，各有其时，此中必有藏息游休以为不竭之地，作诗所以为消遣也。苟于消遣之时不寻消遣之具，则骄奢淫纵之念得乘间而入，故以诗课为防逸之具耳。”文定因言：“三代以后安闻此言！”……
按：清高宗而说这种话，觉得十分可笑。观于文华殿所藏字画，他必在原幅上题诗，又乱打许多图章，越好的书画经他的涂抹越多，此岂非好名之确据耶？游历所至，随处题诗刻石，观于杭州西湖、西山、静宜、静明诸园可见，此又非好名之据耶？武英殿所藏金银器、刻玉、刻牙、景泰蓝及古月轩瓷器，凡比较豪侈者几尽为乾隆时制品，一个马鞍，镶了无数的珠子，面盆、茶壶、奶碗都是纯金嵌宝石，此非骄奢淫纵耶？况两殿所储列只热河、奉天两处行宫之物耳，只是熊希龄偷盗、袁世凯抢劫之余耳，而尚如是；若将清宫、西苑、圆明、静明、静宜、汤山、团河诸园，当时所有物件，开一个总账，真不知骄奢淫纵到怎样？况且那时屡次南巡，所耗的国力不知凡几，行宫的陈设、官吏的呈献，又不知怎样。要之，只是没有一个实录；若是有了，他的享用耗费真不知胜过桀、纣多少倍？乃当时近值的军机还闭了眼睛说：“三代以后安闻此言。”唉！这是胡涂呢，还是恭维呢？这真可叹了！
我前天和颖年到古物陈列所，看见乾隆时代的奢侈，我说：“可惜那时没有报纸，若是有了，真不知乾隆帝有多少恶德由此反映出来。”我又说：“大抵中国的皇帝最享福的莫过于清高宗，别的这般骄奢淫纵了便要亡国，他却不亡国；别的不亡国了，总是尚有操守，他却骄奢淫纵。”我又说：“有了清高宗，于是洪、杨发难。有了慈禧太后，于是孙中山成功革命。清的失国完全由于这一男一女。但慈禧究竟是个妇人，不能淫纵到那个样子，她又生在中西交通的时候，报纸也有了，民气也发皇①了，她只造得一个颐和园，而且结构远不及圆明等园的考究，已经民怨沸腾，虽不及身亡国，总是及身受气，她的福气没有乾隆这么大了。乾隆自号‘十全老人’，可见得这般骄奢淫纵的人也有知足之意，实则他的放肆真不知到怎样程度了！”
实斋亦会颂圣起来，可见那时情形隔膜，大家不知道；便是知道的也不敢说。
① 几余：犹言日理万机之余。
① 发皇：开扩；开朗。
《诗序》深文周纳
汉人因为要拿三百五篇当谏书，所以只好把《诗经》说成刺诗。如《东门之池》、《鸤鸠》、《椒聊》等全无刺意，都转弯抹角说成刺诗。正如《楚辞》本不甚怨君，却被后来人都说成怨君了。他们的心理，总以为既有此语，必不徒然，一定有个大道理在，于是深文周纳到事实上，说他如何的讽刺。
其实真的讽刺，他们倒看不清，譬如《葛屦》本是刺上流社会的阔绰，女士的苦恼，而作《诗序》的偏说是“其民机巧趋利，其君俭啬褊急，而无德以将之”。
李公佐《古岳渎经》
唐李公佐《古岳渎经》固为拟作，亦因淮水下游水患过甚，故民间想象有无支祈①作怪，久有此传说，而李公佐乃敷衍之为传奇也。唐之楚州为今江苏淮安县。龟山在安徽盱眙县，有上下二山，上龟山在县东南，下龟山在县东北。淮安县在洪泽湖东，盱眙县在洪泽湖南。
① 无支祈：水怪名。今江苏盱眙县东北下龟山寺后，有支祈井，相传是夏禹锁水怪无支祈处。
古人称数
俞曲园释孔子弟子三千人，极好。我看《史记》说孔子删《诗》，原来《诗》亦三千首（《纬书》说孔子删《书》亦三千余首，同），何其数目之相类耶？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何其与《水浒》地煞之数相类耶？凡称数而为一个成数，皆可疑。谚云：“无零不成账。”此语可用以疑古。
元代衣冠与宋不同
丁国钧《荷香馆琐言》下《元代妆》条云：“明周文襄忱《渔阳老妇歌》有云：“角尖高帽窄衣裳，半臂珠络红缨长。儿童乍见皆掩笑，元季都人同此妆。’按：今卑吏中有所谓‘红黑帽’者，相传是元代宰相服饰，其帽极高耸，殆即文襄诗所云‘角尖高帽’乎？”又《琐言》上《元时帽样》条云：“沈文恪初《西清笔记》言：“天禄琳琅所藏宋板《汉书》，即历经赵文敏、王弇州所藏者，前有文敏小像一页，首戴圆帽，四周有边，如今伶人所呼大帽。’按今人剪辫后多有戴此帽者，不知实元时遗制也。”是即今所谓“铜盆帽”矣。此类记载，他书亦有道者。辽、金、元、清起于北方，奄有中土，其强汉人被其衣冠，固是意中事。特清法严峻，有“留发不留头”之语。衣冠突改，故人皆知之，辽、金、元则行之以渐，故人不之觉耳，要未有不变之理也。而今人作画、演剧，于关汉卿、郭守敬之俦，咸以宋、明衣冠加之，虽历史博物馆亦然，此不能谓非一憾事矣。
唐以绿衣为倡家服
《新唐书》肃宗女《和政公主传》云：“阿布思之妻隶掖庭，帝宴，使衣绿衣为倡。”此可见绿衣在唐为倡家之服。既以绿为衣，亦必以绿为头巾，故称倡夫为“绿头巾”也。
孟姜女故事有掺入阿拉伯故事之可能
《月宫宝盒故事》：阿拉伯国王亚美，为其权相桀法所逐，避至法国回王城，得见其公主甚丽，因隐入宫中，攀树窥之。适公主游园，见水中有男子影。亚美下而求爱，公主允之。此与万喜良入孟氏园，孟姜女扑蝶，落扇于池，捋臂取之，为喜良所见，孟姜遂求嫁者同。或孟姜故事中已掺入阿拉伯故事之成分乎？观板桥三娘子故事又见《天方夜谭》，知此事大有可能。
何也？以唐代与波斯、大食贸易往来者之频繁也。
《月令》非周公作
谓《夏小正》为夏代书固不可信，但还有理由，因为夏是建寅的。谓《月令》为周公所作，既不可信，且也没有理由，因为周用子正而《月令》用寅正，如果周公作《月令》，他当然是要用子正的。《月令》用寅正，可证为太初改历后作。
文学与治国
杜甫自道其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此固是矣。但下即接云：“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如何联得起来！会做了诗就希望治国家，然则画师、歌伎凡挺出者，亦无不可希望治国家矣。美术与政治尚没有分科的观念，何况其他学问！杜甫《赴奉先县咏怀》云：“杜陵有布衣，……窃比稷与契。”可见此老专想治天下！
才子与举子
从前读书人的大部分，只有两种：（1）举子，（2）才子。〔眉批：举子——战国时的说客，汉代的孝弟力田，唐以后的举子。才子——名士。〕举子拿自己的心思才力专向功令上掀合去，专做科第仕宦的牺牲。才子看了举子，觉得俗臭不可向迩，于是把他的心思才力专向自己的开心适意上去，饮食，男女，美术，他们愿终身浸在里头，一切世事不管，谓之曰“做自己的事情”（见吴敬梓《儒林外史》）。这颇近于所谓“人格的自然化”，固是比举子天真的多；但是，这种人由性情而至放荡，实在无补于世，有害于人。其无真才而又好名者，遂一切施以虚伪，自命风雅，反不如举子好利之真矣！〔眉批：才子专任性情，举子只鹜世俗，却总丢了“研究事物”的一项。〕看《儒林外史》、《红楼梦》两书，都是拿才子的身分去骂举子，同时也看见举子回骂的话。才子骂举子为“禄蠹”，为“俗物”；举子骂才子为“迂想痴情”，为“怪僻”，为“不知经济、道德”。从现在看来，举子何尝配说经济、道德，才子何尝尽了自己的本分？才子只做了自己的自然一方面，没有做到社会方面，难道一个人因为自己是“鹤立鸡群”，便真当“遗世独立”了么？又真可“遗世独立”了么？至于举子，只是奴才的性格罢了。
于此，可见自来做理学、做考据的人实在少，《儒林外史》、《红楼梦》里都没有说到这两种人，我们现在所以看见他们多，原因举子只随草木朽腐了，没有可以留得的；才子因有可传，但有真天才、真艺术的也不多，所以传下的很少；理学、考据中人总有一半可传，便是见得多了。君武尝询崔怀瑾先生以当时学风，崔先生谓大都是做八股的，研究经学的人与现在一般少。
崔先生当俞曲园掌杭州诂经书院时，曾肄业其中，吾人试想咸、同间正承了乾、嘉考据之风，杭州又为人文所聚，诂经书院又是提倡古学的，俞曲园又为一代大师，而当时亦如此，可见有学问嗜好者之少矣。
以后有暇，当做“文人相非考”，把历来各派冲突的话记出，也是社会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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