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原书话》　上　姜德明主编陈原选编

　　陈原书话
　　主编姜德明
　　陈原选编
　　北京出版社 1998年版

　　●序言
　　姜德明
　　去秋“现代书话丛书”问世后，引起爱书人的广泛兴趣，评家多有，有人更誉为“中国书话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信哉斯言！这是知者之见，也是对所有参与这一丛书编辑出版工作人员的一大鼓励。
　　目前，凡得到书话丛书的读者，以及评家、写家们关于书话的特点各有理解，侧重点不一，这是很正常的，也是好事。因为只有在众说纷纭和各自的实践中，书话创作方能不断发展，日臻完美。我没有更新的看法，但愿在继续摸索中别有体味，并借鉴他人的长处。
　　从编辑这套丛书的开始，我便讲过作家一般是爱书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藏书或喜欢写书话，也可以说爱写书话的毕竟是少数。为此，我们选题中计划的人选极为有限。当然，像资深的书话作家曹聚仁、叶灵凤先生，当时由于操作过程中的一些技术性的原因而未能收入第一辑，这是很遗憾的。好在远见的出版家早就声明，一年后续出“现代书话丛书”第二辑。现在这一预想已经实现。曹、叶两家的书话不仅收入丛书，而且都是在海外亦未曾结集过的文章，这是曹雷、小思两位女士辛勤搜集的结果。曹雷为了搜集父亲的遗稿，甚至自费访港，这一行动令人感佩。这次除了尽量容纳前辈书话作家的作品外，为了反映近三十年来某些追随者热衷于写作书话的实际状况，亦吸收了晚辈三家，即胡从经、倪墨炎和笔者的作品。其中有新作，也有一部分从他们历年出版的书话集中选来。
　　写过书话的前辈和同辈作家，当然不限于两辑丛书中的这十几人，但因版权等各种条件的限制不能尽收求全，如茅盾、叶圣陶、俞平伯等先生的序跋集，李一氓的《一氓题跋》，冯亦代的《书人书事》，谢国桢的《明清笔记谈丛》等都是书话著作。好在这些书出版时间较近，似乎在书市上不难见到。
　　借此，我想再介绍几位喜欢书话的作家。
　　老作家赵景深先生除了专门从事古典戏曲文学外，尤爱文坛掌故和书话。1946 年他在《上海文化》中以《书呆温梦录》为题，发表了一组现代文学书话。最初他对于新文学书籍颇为热心搜集，后来才转向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研究。这次他写了《袖珍诗册》、《髭须》、《扬鞭集》、《鬼与人心》、《茵梦湖》、《狂飚社》、《徐志摩手迹》、《挂枝儿》、《诗经今译》等题，多则几百字，少则数十字，是典型的书话文字。他在文后赘言：“晦庵的书话极富于情趣，有好几篇都是很好的絮语散文，意态闲逸潇洒，书话本身就是文艺作品。我因为喜爱它们，使每天从《文汇报》上剪下来保存。”
　　看来赵先生这组文章是拟晦庵书话而作，也是对唐弢书话最早的一位鼓吹者。他又说：“我感谢晦庵，他让我把十几年前的爱侣，重新唤归来，让我俩再温了一番旧情。”遗憾的是赵先生此后未能续温旧梦，再写书话。
　　散文家何为亦爱藏书和书话，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联合晚报》的副刊《夕拾》上，开辟了《书海摭拾》的专栏，写了很多书话。这家报纸的总编辑是陈翰伯，《夕拾》的编者是冯亦代。此外，何为还化名在《文艺春秋副刊》小型杂志上连载了几篇书话。这从他1982 年出版的散文集《小树与大地》下辑所收的旧作中可见端倪，如《新月诗选》、《西班牙的黎明》、《伦敦杂记》等即是。他承认自己的作品近乎晦庵的书话，记叙与抒情兼而有之。
　　又说：“我是《书话》的热心读者，同时又是《书话》散文的拙劣临摹者。”
　　不久以前，他在致笔者的信中还以未能续写书话为憾。
　　林辰先生于1948 年7 月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一本《鲁迅事迹考》，此书对我有计划地搜集鲁迅及新文学资料大有启示。他写的虽属考证文字，却无枯燥之感，其中如《论〈红星佚史〉非鲁迅所译》等应以书话视之。林先生收藏的新文学书刊颇丰，我常向他求教。
　　1945 年4 月，重庆中华书局出版了杨世骥的《文苑谈往》，这是谈近代文学版本和作家的一部书话集，他是继阿英之后搜集晚清民初资料最为勤奋，创见亦多的一位书话作者和研究家。他的书话有的千余字，有的上万字。
　　篇幅过长的失去了书话的特点，怕是与引录原文过繁，又想面面俱到有关，是否妥当，可以研究。
　　建国后从事新文学史料研究最有影响的是上海丁景唐先生。他关于鲁迅、瞿秋白、左联五烈士的研究论文，间或亦以书话的形式出之，绝大部分还是论文及资料长编。
　　已故瞿光熙先生，六十年代初在《新民晚报》上开辟了新文学书话的专栏，篇幅短小，一书一事，娓娓动人。1984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遗著《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正是当年他在报上连载的作品，实为一部书话集。我看也是受了唐弢书话的影响。
　　新时期以来，写书话的队伍不断扩大，海外人士亦有参加，这是令人可喜的。书话本是冷漠无闻的事业，或被认为副刊上的补白文章，更不为出版界所重；如今一下子热了起来，但愿这刮起来的不是炒作之风。书话的写作要靠甘于寂寞的人埋头资料，默默耕耘，来不得半点浮躁和虚夸。风光之后，最好顺其自然，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到头来还是要回到故纸堆中去有所寻觅有所发现，写点豆腐块似的补白文章。扬名与发财似与书话无关。
　　“现代书话丛书”的编辑工作至此告一段落，感谢合作者给予我的帮助和支持！如有不周之处，希望谅解。敬盼读者不吝指正。
　　1997年6月于北京
　　●陈原书话
　　上编
　　失书记
　　俗语说，言多必失；以我的经验看，书多必失。——多必失：这符合生活的规律。
　　我一生有过四次失书的经历，而且失书的数量一次比一次多。正如地震一样，能量积聚到相当程度，就必须释放出来；要是书多不失，则居住的空间必定越来越小，以至于只能让给书去住，那又何必呢？！现今想起来，从1938 到1969 三十年间，只失书四次，不为多也；故颇有怡然自得之感。试想想看，如果没有失的苦恼，哪里能享受到“得”的乐趣呢。所以人到黄昏，权衡得失，心安理得，无怨无悔。
　　失书最多的一次，是在史无前例的浩劫中，而这次失书，比较自觉，真可传世。这是在被送往“五七干校”去战天斗地和洗涤灵魂的前夜；其时，幸乎不幸乎，我已被“解放”，“回到”“革命群众”中去了。忽一日，派驻我们部里的军宣队“政委”找我谈话，说：你的书都是黑书，现今你已是革命群众的一员，理应跟黑书划清界限，不如把所有黑书都交给军宣队处理。
　　我回答，我的书不见得全黑，我想先不处理如何。“政委”说，不成，你现在全家下干校，住的洋房（确实是一栋小洋房）要立刻交出。我心想，这是平常听说的“扫地出门”了。没法子了。但我仍然不甘心或不放心把那许多陪着我度过几十年的“老朋友”送到绝灭文化的群体手里；我迅速作出反应，我反问，自行处理掉成不成？”政委”面有愠色，厉声说，那你必须下去以前处理掉。我胜利了，面有得色地回到家里，于是连忙同书告别。天啊！我有十个大书橱，书橱的每一格都前后各排一行，总共不下四五千册。另外还有一个房间堆满了未能上架的书，至少也有四五千。还算幸运，一大堆古典音乐唱片都被革命造反英雄们打翻在地，再踏上多少只脚，早已变成一堆垃圾，用不着我费心去照顾它们了。
　　家人分头去接洽收破烂的处所，看是否肯收购这些破烂。居然有一家敢收购，但声明只能按废纸论价——本来“黑”书还有什么价呢？竟然还按“废”
　　纸的价钱，岂非福从天降？——并且声明凡精装的书，都得撕去书皮才能过秤。
　　于是一家人喜出望外，连忙全体总动员，一夜之间就把上千本洋书都给肢解了，皮肉两分离，洋书们自己一定也觉得“无皮一身轻”了。这样，我在全国解放后购置的所有书籍，连同解放前残存下来的，用板车一次又一次地往那大胆的收购站拉去“按质论价”，换回人民币一百七十元。好阔气！
　　第二天，我把“黑书”已经处理掉的消息向“政委”汇报了，他面无表情，手一扬，我知道我已过了这一关，上帝作证，我那时如得了大赦，有点飘飘然，不过还没有下干校后那种无书一身轻的高贵感觉。其实我的书中没有善本，珍本，孤本，更没有明本，宋本，只不过是我日常要用或由于我的癖好买来的，早晚也该找个归宿地。后来有人问我可惜不可惜，心痛不心痛，答案都是否定的。不过在干校时听见一位那时尚未“解放”却已颇为神气的“老同志”嚷嚷什么把马列的书卖掉的人是叛徒——不知他是否指我，反正觉得此公不是太天真，太教条，就是太风派。在我那卖去了的书中就有一大车马列，中文的，英文的，俄文的，日文的都有，其中有一部《资本论》第一卷，我还作了密麻麻的批注（抄家的英雄们居然放过了；他们有一次抄走了我的《鲁迅全集》中的两卷，至今未还，就是因为上面有我的许多符号和注文，作为我的罪证！）。
　　同与我相处数十年的书们告别，是一种什么滋味？今天，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发誓，我那天确实一点滋味都没有。“呆若木鸡”。我的一个读大学的女儿被毒打临近死的边缘，只因为她是我这大黑帮的“狗崽子”。人命危殆，书何足惜呢？此刻值得我怀念的是几十本用拉丁化方言译写的圣经或福音书——那是到中国传教的洋人们，创制了各地方言的拉丁化写法，翻译圣书以便传教的。这批书是抗日战争时期周达甫教授去印度前留给我的，因为他也是三十年代中文拉丁化运动的参加者。不记得它们怎样会留下来，也许曾寄放在某个亲戚家里，但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这就是我的“珍本”
　　书。再就是几大车的各种字典辞典和几大车的中外地图；解放初旧书店这类东西很多，没人要，而且价钱很便宜。我在京沪两地收购了不少。好！上帝的归上帝，撒旦的归撒旦，让它们赶快离开我这黑窝找它们的安息地吧。
　　至于另外三次失书，比起这次自觉的清除来，那就毫不足道了。首先，因为三次失书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战争嘛，什么都会一刹那被毁，何况区区几本书！头一次是在1938 年，广州沦陷前夜，我把一些当时我自认为珍贵的洋书（其中有我为研究当年新兴学科“建筑音响学”的英文日文书多册），连同几部手稿（包括我翻译的日本教授川崎直一的语学研究著作《爱之所在即神之所在》），交给一位西撤的同志带走，因为当时我已确定随军撤退，不能带行李。谁知这位同志临时改了去向，直奔新四军去了——而我的书成了无主孤魂，不过也到了“大后方”，不知是贵阳还是重庆，总之书们被卖给爱书的人了，手稿则不知去向了。两年后，我的朋友诗人刘火子买到我的一册书，笑嘻嘻地问书上的签名是否我的手迹，我那时阅世不深，简直是啼笑皆非。至于那几本建筑音响学到了哪位爱书人手里，我就不得而知了，虽则我至今还怀念着它们。
　　第二次失书这笔债也得向日本侵略者讨还。1943 年初我住在曲江（今韶关）。日本二十七架轰炸机把我的住所轰成废墟，我和妻儿逃出火海，但所有衣物书籍一概化为灰烬了。这次损失最大的是被毁了瞿秋白的中文拉丁化方案手稿，那是叶籁士去新四军前交给我保管的。最后一次则是1944 年桂林撤退（当然也是日本侵略军作的孽），我把一箱外文字典和学术书交给我的一个好友带往贵阳，等我只身到达这个城市时，这位好友却交给我几十块钱，说你的书一下子卖光了，很值几个钱。我说什么呢。我能说什么呢。毕竟人家是一片好心，而几十块钱确实也解救了我。
　　可见书生要保存他那几本破书，也真不容易，特别是在战争和社会动乱的时候。
　　得书记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我说的得书，就是这样的“得”；知道有那么一本书，很想得到它，却到处都找不着，忽然一下子不知不觉跳到你眼前，这一喜，真不能用笔墨形容。“喜出望外”，“喜从天降”，“欣喜若狂”，所有这些熟语都用上了，也还表达不出你那飘飘然的感情。
　　60 年代初，我正迷上了鸦片战争史，千方百计找寻我知道书名却见不到的书。其中一本是上海出版的英文本《中国百科全书）（The Encyclopaedia Sinica）。北京图书馆书目上有，书库却无。那是1964 年，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而又紧了，我们在新侨饭店开会，也许可以叫做所谓“文艺黑线”最后一次垂死挣扎的会。忽一日，有几个外地代表要我陪他们去中国书店看旧书。
　　去了。在国子监，书堆中忽然跳出一部大开本的洋书，古色古香，像我见过的欧洲十九世纪的旧书一般装璜。羊皮的书脊，一瞧，哎哟我的天，正是踏破铁鞋找不到的那本天天想念着的《中国百科全书》！
　　这部中国百科全书可能是同类书籍的头一种。十六开本，别发洋行（Keily and Walsh） 1917 年上海版。这家洋行是英国人开的，当时在上海、新加坡和日本横滨三地设点，上海的一家直到全国解放时还在南京路上开着，很大的卖洋书的书店。主编是顾令（Samuel Gouling），他的衔头是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那时叫华北分会，英美在上海开办的机构那时都取名“华北”）的名誉秘书。序文作于1917 年8 月25 日——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参加写作和审稿的有几十人，其中有学者，有商人，有外交官。
　　全书有629 页，按百科全书方式编排，条目有长有短，估计达四百条。内容包括古代到近代中国的人名、地名、书名、典章、制度、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无所不包。
　　我那时研究鸦片战争史，苦无英国方面的资料；不是完全没有，而是离开我想要的我知道的史料远得很。此书算不上什么原始材料，也不是第一手记录，但它毕竟是十九世纪末与英国官方有密切联系的作者所编著，看看它表达的观点是很有意思的。——须知60 年代根本没有条件得到什么原始资料。
　　我偶然得到这本书，自然喜出望外。书中有《鸦片战争》一条，仅寥寥七行（404 页），这在意料之内，因为英帝国官方直到本世纪二战以前从不承认有鸦片战争！这七行字就是明证。《鸦片和鸦片问题在中国》，则写了七页半（405—410 页）。洋洋大文列举了十大论点（这个作者也学会了中国传统的“十大”什么什么），证明英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从未挑起战争，只不过是像林钦差那样的人把战争强加在英国头上。读来不禁火冒三丈！冒火归冒火，还是细心地读完，圈圈点点，做了笔记，可见我当日得到此书时急不可待的情景。书中有《林则徐》一条（ 310—311 页），明白披露了当时的英国代表义律为鸦片商人的人身安全，“被迫”交出鸦片20291 箱。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有趣的是，不知由于什么动机，此书收了一个词目《世界语运动》（168页），记录了1912 年孙国璋等人在上海建立的世界语会，说函授部有学员一千人，说是由于英语在商业方面优势，以及欧战（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语运动未能长足发展云云。可见民国初年中国世界语运动颇有气势，否则这个英国主编不会收这样与大局无关的条目。
　　《中国百科全书》的条目也介绍了很多有关中国特别是古代中国的知识，虽然其中不少在介绍时不免带着某种偏见。在让世界全面了解中国这一点上，此书不失为英语界的头一本。70 年代末，我头一次访问美国的出版社时，有一家小出版社正在编印一部类似的中国百科全书，因为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西方很多读者都想了解这个自我封闭了近一个世代的古老国家。
　　主人把他们那部书的部分清样给我看，我翻看后问他：你们是不是根据《中国百科全书》改编的？主人十分惊奇，他说，您看过这部老书？说着说着，他把原书拿出来了。我劝告他说，这部书有些有用的资料，但总的说，太陈旧，参考时要小心。他连连称是。没有想到偶然得来的这部书，竟引出了这一小段插曲。
　　书中有“商务印书馆”一条（124 页），仅14 行，读之令人捧腹。说这是由一家印刷厂逐渐演变成为出版社的——这倒也说得不错——，说这是一家纯粹中国资本的企业，也不错，1914 年赎回日本投资，确实全为中资注册有限公司，资本额为白银二百两，职工约2000 人，所有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
　　可笑的是，说这家企业的创办人都是基督教徒，按照基督教的传统办事（例如礼拜天休息，设置医疗、储蓄等“基督教制度”云云），不出版反对基督教的书籍。书中没有提到创办人的名字，当然没有提例如夏瑞芳（这确实是基督教徒），更没有提这家企业的灵魂张元济。我曾说过，除了专业圈子之外，局外很少人知道张元济，不仅解放后，就是解放前也如此。这一条目也证明了我的论点。
　　70 年代中期，传说欧洲某个极小的国家首脑来访，赠我国以三册大词典；我国首脑回赠一部小小的《新华字典》。不知是真是假。在这传说二十年后，我有机会访问欧洲最小的国家之一（圣马力诺），当我存心去找这个国家有没有三卷本大词典，在证实我所听到的传说时，圣马力诺教育部长真的送给我三大卷辞书模样的圣马力诺史记（Storia），即圣马力诺百科全书。
　　果然三大卷！
　　得来全不费功夫的一本书，则是珍贵的陀雷木刻插图本《拉布雷》（Rabelais）英译本。陀雷（Gustave Doré1832—1883）是法国著名木刻家和插画家，鲁迅先生曾介绍过。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 年初，我在上海善钟路（今不知叫什么路）口一家叫做Paragon 的西书店的废书里找到的，用很少几个钱买得。书是伦敦Chatto and Windus 出版社印行的，扉页上没有注明出版年月，也无现在必有的版权页。不过从书末所附几十页书籍广告看，则记有“1874 年4 月份书目”字样，可以推断此书出版于十九世纪70 年代。
　　陀雷的插画几百幅，甚是少见。书末的广告也颇耐人寻味，但已超出本文所论，一笔表过不提。此书未化灰，是它运气好，浩劫前被人借去了劫后归来，如见故人，真想哭。
　　焚书记
　　哀莫大于心死，乐莫胜似焚书。
　　这是二十五年前我在向阳湖畔一边焚书，一边胡诌出来的两句非诗非文的“偈语”。
　　向阳湖，在湖北咸宁；地图上本来没有这个名字，只因十年浩劫“创造”
　　了所谓的“五七干校”，而我们部机关和它下属单位的五六千干部，1969 年9 月浩浩荡荡滚到这个用于泻洪的地带，人们这时才把它取了个美丽的名字——向阳湖。
　　多好听的名字啊！
　　到了向阳湖，我的心几乎已经半死。不说1966 年一闷棍打下来，不知这场“革命”究竟革到何方去；就是困扰着我的许多问题，挨过成百次“斗争”，进行过几年“脱胎换骨”的劳动，都得不到解答，难于让心情平静下来。
　　何止十万个为什么！
　　为什么革命革到头来，只剩下一个“亲密战友”？为什么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像宗教徒一样早晚祈祷？为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为什么一部小红书顶得上一万个原子弹？为什么十七年一切的一切都漆黑一团？为什么革命学说竟然有尽头，走到了顶峰？为什么？为什么？当所有难题都无法解答时，我的心有点冷，有点悲凉。
　　于是我只能在向阳湖畔沉思。我能做什么呢，不，我什么也不能做，我只能默默地沉思。
　　好容易熬到1971 年冬天。
　　晴天一声霹雳，旱地一声炸雷！
　　林彪出逃，摔死在异国。这无疑是黑色夜空的一道闪电。向阳湖响彻了歌声。林彪，还有他的一伙，还有跟这一伙连成一气的另一伙，他们的毁灭以及隐藏着未曾暴露的鬼脸，打破了几年埋在心里的疑团。啊，原来这样！
　　最使人乐的是上面下达命令：收缴林彪的像片、林彪的讲话、林彪的“著作”，包括那篇臭名远扬的“政变经”。幸乎不幸乎，我那时已经被“解放”并且由“黑线的红人”变成“红线的黑人”。我是一大队军宣队的“文书”，准确点说，是向阳湖最高权威的文职“打杂”。我享有令人羡慕的“特权”：一个人住一间屋子，保管着所有的干部材料，“揭发”材料，“证明”材料，“外调”材料。
　　其时，我奉命收缴有关林彪的一切印刷品。五七战士都喜气洋洋地往我住的屋子缴交这些垃圾。好不热闹！从书上撕下来的图片，撕下来的讲话、文章、“指示”。一份一份送到我手中。好家伙！还有四大卷五大卷六大卷文集！这些垃圾堆满我的办公桌。看着看着，凉了的心渐渐又热起来，真有如陈老总（陈毅）常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然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切都报。
　　接着，我奉命将所有这一切垃圾——那时叫做“反动”的东西通通销毁。
　　多痛快的命令。这是我一生接受过最痛快的命令。不止我，无论谁接到这样的命令，都会感到痛快。
　　摧毁一个将人民赶上绝路的奸贼印在纸上的一切，多么解恨啊！
　　我的办公室兼卧室内置备了一个火盆。这就是焚书炉。每天，白天，晚上，深夜，我在愉快地劳动着。我把一张一张林彪的像片，一篇一篇“亲密战友”的恶言，包括那篇“政变经”，都投到火盆里，看着它们化成灰烬，看着林彪的彩色像变成一团火，然后变成一小撮黑灰，心中顿时充满了阳光。
　　人民得救了。
　　偷书记
　　人的命运常常作弄人。不管你相信“命运”还是不相信“命运”，反正到头来人还是被命运折磨。
　　比方说，我从来没有偷过书，甚至连偷书的想法都从来没有过；但是我却屡屡在光天化日下被目为偷书贼。
　　比较“显赫”的指责有两次：一次在解放前，一次在解放后。我爱书，恨书，买书，卖书，失书，得书，甚至禁书，焚书，可就是没有偷过书。然而偷书的美誉却被“命运”安排到我头上。
　　日本投降前一年，我住在重庆。由于工作的需要，我有一阵不得不每天下午到中央图书馆去查书。某日黄昏，我查毕离开，走出馆门才三尺，四个大汉从馆里奔出来，前后左右把我包围着，大叫抓偷书的。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横祸弄得几乎不知所措。不过我还是少有的镇静，反问大汉们：什么偷书？
　　我根本没有偷书！大汉们嚷着要搜身。我抵抗着。我说，你们没有权利搜身。
　　大汉们哪里听我的说理，正要动手强搜时，我不慌不忙从兜里摸出一张名片扔在他们面前。须知那是地下时期，我们这些人都有各种各色的“护身符”。
　　我的名片印着“国民政府”某机关的不大不小的“官衔”。大汉们一看，顿时傻了眼。那时图书馆门前，已有途人“围观如堵”。大汉们苦笑着，连声说，误会误会，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想到这张名片有那么大的威力。于是我环视四周，悻悻然带着胜利者的神气，离开这家图书馆。以后我还是天天下午去，偶然也见到那几个抓偷书贼的大汉，不过他们已换上似曾相识的面孔了。
　　不料事隔多年，人间已换了新天了，“命运”又安排我再次扮演一个偷书贼的角色。50 年代，我做了管理书的“官员”。我在北京最热闹的大街上一家书店饱餐了一个多小时的书“宴”后，踏出店门，正想开步走之际，书店奔出几位同志，把我团团围着，说要搜查我的背包。哎哟，命运又一次作弄我了。我此时却没能掏出名片，因为解放初还不时兴名片。我当然比在重庆时期更加镇静，因为我此时确实是国家干部，更重要的是，我确实没有偷书，连一丝丝的偷书念头都没有。我对那几位热心维护公共财产的同志们说：你们没有权利搜我的背包。他们说有。我说，你们是店员，哪里有搜查的仅利。他们说，你偷书，我们就有权利搜查。50 年代时，人们哪里有什么“法”的观念？人们只有专政的观念。人们甚至认为所有的国家机关都是专政机关，而国家机关管辖下的书店，都具有某种专政的职权。现在的读者看了这一段，一定不可理解，但是当时确实是这样。
　　一方说有搜查的权利，一方说没有。此时途人也已经围在那里，好像真的抓到偷书贼了。我无法说服我的同志们，只得高声嚷嚷：把你们的经理找来，否则不让搜。同志们还是很讲道理的，真的把经理找来了。经理一边走过来，一边怒气冲冲，排开众人一看，哎哟，原来他见到的是他所熟悉的主管“官员”。我笑嘻嘻地说，经理同志，请吧，请搜查吧，一面作解开背包的动作。经理连忙说，别别，请到楼上说话。我说，对不起，打搅了，我赶着要回家，改天再谈。于是一场喜剧落下了帷幕。
　　难道我真的像旧小说所描写的那种贼头贼脑贼心贼肝贼肺的人吗？起码我缺少一种男子大丈夫的气概，缺少一种做官的官气，缺少一种让人们一看就肃然起敬的那股正气。要不，就是人们的防范意识太强，特别是在书的领域内，传统的“藏”书意识太浓厚（古有藏书楼而无流通图书馆），动不动就怀疑书的流失，或者对书的灵物崇拜观念，以为书是应当供奉起来的神物。
　　凡此种种，都与我的偷书命运无关，不过是一种联想而已。
　　最值得追记的是在70 年代后期，我为了查考在书店积压的小册子究竟是一些什么选题，有一天我到住处附近的一家书店去察看。那天下雨，书店里很暗，几个书架上方都开着日光灯照明。书店的北边书架，全是没有书脊的小册子。我非常高兴。一册一册地抽出来看看，心中暗暗记下书名，然后又搁回去。如是者过了大约不止一个钟头。外面下着雨。店里只能靠那几管日光灯才看得清楚书名。不料我站在那里的书架上方的日光灯忽然熄灭了。一团漆黑。什么书也看不见了。哎哟，原来是厌烦我这个人的这种一抽一放的动作，人们把日光灯关了：下逐客令！好，我就走。可惜没看够，不过心里已有点数。连忙自己反省，究竟在哪个方面冒犯了书店或店员同志们。这回倒也幸运，没有被斥作偷书贼。
　　书啊，书啊，您给我带来多少烦恼啊！
　　“图+文”书记我理解读者谴责这个似通不通的文题，我自己也一样谴责我自己。不过我没有别的办法表达我所想表达的事物，暂且由它这样不通罢。
　　我要说的这样一种书籍，它有很多很多插图，却又不是看图识字；它本身是词典或百科全书，却又不是每条词目都有一个相应的插图；它当然更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插图本”。总之，当读者在读完一段文字或一条释义之后，觉得还是不甚了解时，文字旁边便出现了图，这个虽然缩得很小的图像，却使你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一个事物。比方说，一篇小说或一篇什么文章，提到有那么一种叫做“波斯猫”的小动物（宠物），在“波斯猫”这个词目的释义中，就有个波斯猫的照片（不单是从前插绘的线条示意画）。文字有时确实难以解释清楚的东西，一张简单的图表或图像，一下子就使人完全明白过来，省却许多猜想或错误的感觉。
　　改革开放之初，我第一次踏上新大陆，正好赶上《美国传统英文字典》新版（大学生用版本）特价发售，便连忙花掉我那时可以自己支配的十元美金，捧回一册，贪婪地察看每页左边（或右边）的插图，那么丰富的插图，那么清晰的插图！我曾经有过一部影印的旧版（那是在我们参加世界版权公约之前的所谓“海盗版”），插图完全看不清，每幅插画或照片，都像处在黑夜里，根本不知是什么东西。好了，十块美金换来了极大的满足和极大的快乐。波斯猫看清楚了，熊猫看清楚了，北京猫也看清楚了——在那之前，人们编英汉字典时还发生过争论的这个英文单字Pekinese或Pekingese应不应收进字典去（据说这是洋人把北京人侮辱成动物，其时刚刚发生过所谓“蜗牛”事件，人们尤有余悸！）。这个字旁一张北京猫的图片，说是生长在中国的一种宠物。北京猫，波斯猫，全然不是有意侮辱北京人或波斯人的字眼，其理自明。
　　《美国传统词典》是十六开本的大书，每页排三栏，两栏各占五分之二的页面，留下五分之一约一寸多一点篇幅，是登图片的，也不是密麻麻地塞满这一个空地，有时一张图片，有时两三张，也有全空白的。我们这里的出版家习惯要把版面塞得满满的。他们那样看起来觉得“浪费”篇幅，其实不然，空白有时是很必要的，天头或地头稍稍宽一点，使读者少一些压迫感。
　　（西洋人的书，天头留得小，地头的空白较多；我们习惯正好相反，我们是天宽地窄）。
　　不过我花十块美金买来的这部书，并不使我感到十分满意，因为它用的纸太薄，纸质又不佳，印出的图不那么好，尤其是照片更不清楚。比起法国拉鲁斯字典来，简直不能相提并论。
　　《小拉鲁斯字典》是国际上非常有名的字典，以其释义简明扼要、插图丰富、人名地名并重著称于世。列宁很欣赏这本词典。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三番四次责成教育人民委员部组织学者编集一本简明的俄语词典，规模和释义仿照小拉鲁斯，却始终没有编写成功；甚至动员了当时的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亲自出马，也未能如愿。后来出版的乌莎可夫四卷本《俄语详解词典》，是一本很好的词典，但不是列宁所想编的那种词典。以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崇高威信，这样的事都办不成，实在有点出人意料。其所以如此，细细想来，大约因与当时的革命形势有关，但凡在热烘烘的革命高潮中，是不能编字典的；以前我没有感性知识，不得其解，经过50 年代和60 年代的频繁运动，再经历了十年浩劫，才明白这个粗浅的道理。也许还有一点原因，是俄国文人的思维方式与欧洲特别是法国启蒙运动派的思维方式很不相同，试看俄国某些文论冗长拖拉，与法国某些文论明朗敏锐，互不相容，可见要俄国学者编纂小拉鲁斯那样的图文并茂的中型（按其时的俄国说，恐怕是小型）字典，实在是不容易的。
　　《小拉鲁斯》是大三十二开本，经常修订；自从利用了计算机排版后，几乎是每年修订一次，总是在一千八百页上下，不超过两千页。上半部是字典，下半部是人名地名词典，中间用色纸多页相隔，色纸排印的是从外文接受过来的名言录。不论是前半还是后半，都在有关处所插排图片、照片或地图，图排在文中，不排在页边，图与文字浑成一体。这可以说是一般读者日常需要的语文和百科词典，其中又以一般读者最需要了解的人名地名为主要内容。用的是很光滑的道林纸，所以图片极其清晰，地图还是彩色排印的。
　　当我在80年代初得到一部南斯拉夫1974年出版的《百科词典》（Leksikon）时，我实在感慨万分。1974 年正是“四人帮”对词典进行大张挞伐之际，而在萨格列布（只是一个加盟共和国的首府）却出版如此精美的百科词典！十六开大本，一千零九十五页，重磅道林纸印的，有多张彩色插页，彩印地图，以及不计其数的插画——包括美术作品、名人图像、动植物和科学图解，应有尽有。而且取舍也已打破了那时所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按照现实世界的客观规律办事。比方人物头像，不以正面和反面人物加以取舍（在前苏联的出版物中，别说反面人物的头像不能出现，连反面人物的生平都不许记载）。只有真善美，没有假丑恶。南斯拉夫早已脱离了那个“阵营”，所以它的词典能够保持起码的知识独立性。这也是一段很有趣的文化社会史。
　　到了90 年代，读者已经不满足于这样的“图+文”的书了。多媒体问世以来，我们从机器上读到的，不仅是图+文，而且有声音。我手头常用的一张软件——微软公司出版的《Encarta 96》就是一部有图有文有声音的百科全书。比方查“贝多芬”一条，一下子就得到他的传记，他的头像，以及听到他的某个代表作品的一段音乐。有一次我查出“卡夫卡”这条词目，不用说此人的传记和头像一秒钟就呈现在你面前，如果你按一按发声符号，你就会听到卡夫卡的一段文句（不过不是每一个作者都附有朗读或歌唱就是了）。
　　这样的“书”，在用眼睛的同时，还可以用耳朵。有声的书比无声的书，无论如何是吸引人得多的。
　　尽管如此，我却仍然对一部插图本《音乐百科全书》（ TheGolden Encyclopedia of Music）感到极大的兴趣，常常翻阅，不但长了知识。而且感到一种难得的乐趣。这部十六开本七百二十页的大书，只有美国人才能编印出来。也许我见识不广，很难看见欧洲的出版家肯出版这样的图文并茂的给非专业读者看的（甚至是给他们消遣用的）专科词典。英国、法国、德国出版的音乐百科全书或词典，大都是非常专业化的，古板严肃有余，活泼趣味不足，这些专书都是供读者去查阅的，去检索的，而不是给读者阅读的，更没有想到要有一种百科全书是给人随时阅读，唤起对这一专门学科的兴趣的。唯有美国出版家有面对广大非专业读者的关注。
　　原书名有“Golden”一字，意为“黄金”或“金色”，是出版社的名字，纽约金色出版社（Golden Press New York）出版，诺曼·劳德（Norman Lloyd）编著。书中除了解说文字外，有照片，有乐谱，有剧照，有漫画，有画像，大的小的，正经的，滑稽的，应有尽有，翻阅起来甚至是一种享受，一种艺术享受。比方说，在肖邦这一个词目下，有肖邦像。有乔治·桑像，还有乔治·桑为肖邦作的画像，引出一段文坛恋爱故事，耐人寻味。世间制作百科全书者，多半没有想到非专业的读者，出版的专书，让人不想去读它，或者读了也还是不知所云。
　　掌上书记
　　古语词：“掌上明珠”——指最钟爱的人。我套用这个词义，写“掌上书”，我要记的是令人喜爱的小书，也是我自己最钟爱的可以置放在掌中的小书，或称微型书；照香港人的说法，是“迷你”书，这些小书迷你不迷你，我不知道，它可是迷我，它使我着迷。
　　朋友从欧陆归来，赠我一册微型诗集，使我欣喜若狂。这是我见过和拥有的微型书籍中最小的也是最可爱的一册，自然也是我得到过的礼物中最珍贵的一种。
　　只有半个火柴盒大小的这部微型书，是罗马尼亚诗人爱明内斯库的力作《金星》。印得精美绝伦，可称“绝”品。它包装在一个信封大小的外函里。
　　包封的一角印诗集的封面，右下则印出版社和丛书的名称——出版社设在罗马尼亚的雅西城，这个地方是著名的文化古城，也许正因为是文化古城，才想到要出版发放着浓郁的文化气息的微型册籍吧。丛书的名字也很迷人：BIBLIOFIL，拉丁文的字根，跟意大利文的BIB-LIOFILO 几乎一模一样，意思是爱书的人，爱书成癖的人，收藏珍本的人，或者就是我常说的“书迷”的那类人。《金星》是这套丛书的第三种，前面两种未见，照此书所附广告看，也都是罗马尼亚诗人的诗作。
　　版权页记载着：开本，3.5×4.5CM（厘米），正文80 页，彩色插页10.插页印巴拉沙（BALASA）的油画。诗篇用蓝黑两色套印，除了首尾两页外，每页印两个诗段，每段四行，每行第一个大写字母用蓝色套印。一根蓝线印在每页的下方，显得十分潇洒；蓝线下左或右角用斜体阿拉伯数字印页码，彩图插页亦在码中。版芯小，天地很宽，使人觉得心胸舒畅，一点也没有局促之感。印诗句的字母很小很小，看来比我们的七号字还小，但是清晰度却令人惊叹，不用放大镜也能清楚读出。真叫一绝！
　　爱明内斯库（M.Eminescu，1850—1889）是罗马尼亚现代最伟大的诗人，他的诗作影响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整整两个世代的文风和诗风。他的诗情溶化在这个民族中世纪的光辉历史和美丽的民间传说之中，《金星》（作于1883 年）也不例外，它就是围绕着历史事件和民间传说展开的。世人说他的语言简练而明快，诗歌技巧纯熟而灵活，感情是那么充沛，寓意却又那么深刻，时常教人掩卷沉思。插画十幅，画家可能也是同国人，画面笼罩着一种神秘主义的色彩，评论家有时也说，诗人自己也有某种神秘主义的味道，果如是，则诗和画就更加显得十分匹配了。
　　印制得如此优雅的微型诗集，只能作为最珍贵的礼品送给爱书的人，要不就送给爱人间的人和人间所爱的人。
　　十多年前，我在多瑙河畔的古城申吞德利（Szentendre）也曾得到过一部微型画册。虽也是微型，不过比上面说的那本诗集大一倍，刚好是一个火柴盒大小。那是这个小城以著名女雕刻家玛格烈（Magaret）命名的博物馆送的。女雕刻家以泥塑著名。彩印泥塑图片凡一百余幅。书前有这位雕塑家的序文，是用英文、法文、德文印的，可见这书也是让人作为礼品送给爱书的人、爱人的人和所爱的人的。
　　这篇短序写得很动人，她说：
　　这几行字是为了表示我的敬意：我向那些进入这间可爱的老房子的人们致敬，他们不久就会同我的作品结识。我也要向参观完毕要离开的人们告别。
　　我希望他们会记得我们见面时的若干情景，或者还会在他们的心中留下永恒的回声，这是人与人之间互通的心声。
　　接着这位女雕刻家讲了她如何进入雕塑这个艺术殿堂，然后带着无限深情告诉我们：
　　这古老的技艺是十分神奇的。在造物的最初时刻，人的手就拿着这粘土。
　　当第一个陶器成为他第一件有用的器物时，他一定既欣赏它又使用它，两者都会同时发生；所以他在那上面雕刻了一些什么，或者是吉祥物，或者是毫无意义的图像。从那时起，这技艺便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而人不仅制作用具，他还刻成形象或浮雕……每一个人把他自己的灵魂注人他的作品里，注入了他的欢笑，他的快乐和他的哀愁。
　　说得多好，注入了艺术家的整个内心世界：他的欢乐，他的哀愁，他的幸运，他的坎坷！说得多好呀，无疑她也是一个热爱人间的人，人间也热爱她，否则怎样会有这样一个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博物馆？
　　提到这个女雕刻家，使我想起她的祖国——匈牙利。二十一年前（1975），当这个中东欧的小小的艺术大国为纪念它从纳粹奴役下解放三十年时，布达佩斯也出过一本微型画册：《美术成就三十年》，收载了几十幅彩印的绘画和雕塑作品图像。书前也有译成多种外国文的简短序言，但这篇短序除了留下时代的烙印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激动人心的语言。它只不过像背书似的交代几句套话，而这些套话我们是司空见惯了。它说这三十年的艺术，大大不同于过去的资产阶级艺术，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云云。其实这部微型画册里面有不少现代主义或所谓“形式主义”的作品，连毕加索式的“资产阶级”绘画都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云云，只不过是当时的一幅挡灾布而已。值得一记的是，我得到这部微型书时，不是在1975 年，而是在成书后十年（1985）——出书时我要不是斗私批修，就是战天斗地，哪里顾得上艺术上的什么主义呢，至于什么微型书，那就连想也不曾想到过。
　　前些年我在德国一个控制论研究所作客时，柏德波恩市的市长为着表示对我这个远方来客的欢迎，礼貌地跟我作过短暂的会晤，临别时他送给我一包纪念品，其中却有一册微型书。这书也是火柴盒大小，一百七十六页，厚厚的一册，有图有文，书名叫做《柏德波恩小字典：A 至Z》。怪有趣的，举凡这个小城市的所有值得一看的名胜古迹，文化设施，以及一切有用的信息例如医院，交通，急救……等等，无所不包，原来微型书不只有艺术的感染力，它还可以是很实用的辞书，或旅游指南。
　　比微型书大的是叫做袖珍本的册籍。“袖珍本”这个语词，可能已经出现了一百年，即西方所称的Pocket Book，直译应作“袋中书”，西装的衣袋比较大，否则装不下这种出版物。国际袖珍本那样的开本，是比普通的三十二开略短而窄，比起微型书来则大上好几倍了。袖珍本或袋中书只是一种携带方便，价钱便宜，看过以后随时扔掉也不可惜的书种，完全没有微型书那种情趣和魅力了。
　　昔年我在丹麦还见过比微型书略大比袖珍本略小的“枕中书”。枕中书这个语词是我杜撰的，英语是Pillow book.“枕中书”大约有三个火柴盒大小。我见到的那册，是印得很考究的彩色画集，就用了PILLOW BOOK 这个英语词组作书名。这部枕中书收录了古希腊、古罗马以及古代印度、阿拉伯、日本和中国的浪漫绘画（不完全是春宫画，其中有些日本的浮世绘是很美的东方式裸体画）。我的职业病让我查过大大小小的英语字典辞书，都没有找到Pillow book 这个语词的确切语义。直到前三年（1993），新编的两卷本牛津大字典出版了，才在2211 页上找到Pillow book 的记载，一个释义“适合在床上读的带有浪漫情调或色情描写的书”，另一个释义是指日本古典作品特别是私人日记札记之类。前者大约即荷兰学者高罗佩（R.H.vanGulik）收集的“房内考”那类书吧。可那已经与我所欣赏的微型书籍大异其趣，完全失去微型书那种典雅、优美、潇洒的情趣了。
　　西方宗教界也常散发宣传教义的微型书，有一次我在意大利的一个小城乘坐出租车时，司机就塞给我几本这样的宣传品，这些小书往往只有寥寥几页，无足记者。只有各国世界语团体二三十年代竞相印制的微型书《世界语之钥》（Shlosiloj de Esperanto），却同时达到宣传和实用（学习）的目的。这种微型书有两个火柴盒大小，各国用不同颜色的纸张印制，封面印着一把钥匙，并标明这册小书是用什么文字写的。书中主要介绍世界语是什么，怎样去学世界语，还简单列举了世界语的十六条基本语法，书末用该种民族语解释的世界语常用字字典。最早的一册是1905 年在英国出版的，德籍英国人荷佛勒（H.F.Hoeveler）跟另一个英国人米烈治（E.A.Millidge）合编的。
　　在第一次大战前夜印行的这类书，共出版了十八种语文本，到第二次大战前夜则有二十六种；据70 年代初的统计，已达三十九种语言，包括英、法、德、俄、西、意、葡等文字本。这些微型书，我从前收罗了大批，由于用不同颜色的封面印制的，显得五色缤纷，甚是可爱。一场浩劫，这些微不足道的微型书，都化成纸浆了。前几年在国外陆续得到其中的四本，按出版年份先后排列，它们是：桃色封面的阿尔巴尼亚文本，意大利印的（1928）；白色的英文本，伦敦印的（1954）；绿色的西班牙文本，乌拉圭印的（1959）——那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它的首都通过了承认世界语为有效的国际辅助语的决议案——；黄色封面的瑞典文本，斯德哥尔摩印的（1972）。遗憾的是30年代我们想印而没有编印成功中文版的《世界语之钥》；只在1932 年出过一本《世界语？》，六十四开本十六页，是很简单的宣传品，没有语法和字典，未能手执一书，便可作为钥匙打开世界语的语言库。
　　前几年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时，韩国学者送给我两本小诗集，六十四开本，不算微型，但是很可爱。是美国一个好像不太出名的诗人S·希尔法西坦的寓言诗，一本叫《自我牺牲的树》，一本叫《我寻找我失去了的……》。其可爱之处是在每页只印一句或一段，却有很动人的插图，有时连一个字也没有，只有图；图是用线条画成的，活像在计算机屏幕上画的东西，很简单，很耐人寻味。
　　我手上还有一本非常可爱的微型书，两个火柴盒大小的《鲁迅诗集》，是60 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印的线装本。陈毅题签，郭沫若序。题签和序文是两个诗人的手迹，秀丽喜人。序是1960 年5 月8 日作的。这应当是大跃进后三年困难时期的一种精神安慰剂。所收鲁迅诗，从1901—1902 年的《自题小像》到1935 年12 月的《亥年残秋偶作》，共四十首。手迹套印在淡黄的底色上。有近乎西式的硬纸包封，与线装内涵相映成趣。现在恐怕不容易找到，它应当成为读书界的珍品了。
　　腹中书记
　　我爱幻想，也作种种空想。有时不自量力，想写这个，又想写那个，不免腹中藏了不少“未完成的杰作”——不消说，几乎都是胎死腹中，因此我有“腹中书”之说，即永远不能完成的腹稿。但是有时在梦中却好像它们已经面世了。不能不说，我已经患了老年痴呆症：幻觉，或幻想狂。不过对于自己来说，却很有趣。
　　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我手头还保存着一张发了黄的稿纸，上面密密麻麻写着中文和英文字。看着看着，脑海中泛起了几十年前的幻想：一部腹中书的幻想。
　　那是在60 年代初，我正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其中特别着重美国如何趁鸦片战争打开了东方古国的大门之际，千方百计渗透到中华大地来。于是形成了一部腹中书。发黄的稿纸上写着书名三个：
　　美国侵略者在中国
　　美国冒险家在中国
　　美国佬在中国
　　第三个拟议中的书名，《美国佬在中国》，下面加了着重点，可见当时我认为这个简单明了的书名比较可取。那时正是古巴反美的高潮， Cuba si， Yankee no！的口号响彻世界。Yankee 就是“美国佬”。美国佬指的就是一群冒险家，鸦片商人，虔诚的传教士或披着袈裟进行不法勾当的传教士，新殖民主义者甚至流氓……
　　保存下来的这张黄纸记录了九个人名，以及为写这九个人而准备的主要材料。上面写道：一山茂召【《日记》No.1】二罗柏特—福士【《个人回忆录》；《鸦片飞剪船》，罗博克著】三亨脱【《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四裨治文【《美国在中国的传教士先驱—裨治文》】五卫三畏【《卫三畏生平和书简》；《中华帝国》】六伯驾【《伯驾生平、书简和日记》】七顾盛【C.R.】八沙克【《中国档案》】九粕列斯戈【《柏列斯戈船长与鸦片走私》】纸上左边是九个人名，右边则是英文原书名，加上一些记号，标明是在某图书馆，还是在我的书柜里，或者是我把要用的内容摘录在我的笔记本中，同时标明我的笔记本号码——这里所录从简，而且将英文书名都译成中文了。【】内的书，那时都没有中文译本，可喜的是第三位亨脱——我那时理解他是到海外去冒险的流氓——的两本“著作”前几年已有中译本了。第七位的主要材料，只有C.R.两个缩写字母，事隔三十六七年，连我自己也不记得它代表什么书了。
　　这张纸的天地头，还注有十一种英文书名，则是后人论述这些美国佬或论述当时形势的学术著作，照我现在推断，天头的五本当时已有中文本，下面的六本则还没有中译。
　　也是那个年代，即60 年代初期，美国派出所谓“和平队”到发展中国家去（特别是派到非洲去），当时世界进步人士都认为这行动是不怀好意的。
　　1963 年我在《人民日报》发过一篇专文，最后一段曾有如下的论述：鸦片商人，流氓打手，情报特务，学者教授，江湖医生……正是披着各色各样的外衣，干着同一目的的侵华活动：一堆牛鬼蛇神组成了一幅美国侵华先遣队的绝妙图画。从这幅图画不难识破今日美国派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地区去的、满口“仁义道德”、大攀亲戚、侈谈和平的“和平队”所要干的是什么勾当。这叫做：“温故而知新”。
　　也许我当时的理解比较简单，缺乏深入的具体分析便加以类比，略有偏颇之处。但是我列举的那九个人，却是真正的“美国佬”，因为我曾仔细研读过他们的日记、书信和回忆录，都是第一手资料。
　　与此同时，我酝酿着另外一部“腹中书”，则是《美国人在中国》，也写下一张表，可惜不见了。其中包括斯诺，他的前夫人，史沫特莱，斯特朗以及别的一些善良的美国人——“四人帮”垮台后，我曾写过一份计划要编印这几个人的文选，交给一个出版社的编辑。他心有余悸，不敢考虑这个选题，连那份计划大纲也不见了。
　　腹中书！腹中书！我一生不知有过多少腹中书，都胎死腹中了。为什么？
　　我绝不怨客观，主要是我“志大才疏”，由于我浅尝即止的幻想狂！
　　不读书记
　　读书读了几十年，越读越蠢。到了1969 年下干校时，什么事情都弄不懂了。什么现象都解释不通。比如说，为什么革命革了一辈子，忽然变成反革命？为什么反修反了一大阵，反而成为修正主义分子？为什么一下子所有的书，前人写的，今人写的，一日之间几乎通通变成什么黑书？为什么书店图书馆学校一朝都关了门，或等于关了门？到了命定的那一年，即下干校的那一年，我才顿悟：这全是书作怪。读书读多了，思维僵化了，人变蠢了，蠢到无可再蠢了。于是下决心不读书。
　　下干校时我一本书也没有带下去。啊，这话不对，随身带着一本小红书，一本小书等于一万本。其实那时要我带也无书可带，我所有的书都被目为“黑”书，送到造纸厂去进行“再生产”了。“无书一身轻”！不过我又讲了假话，我偷偷带了一本修正主义洋教授写的语汇学，但那书却藏在我的家人的行李中，而我的家人住家属连（家属也编成连队了！），在金口镇，离开我们的驻地咸宁好几百里路，要搭车搭船一天又半才到达，所以偷偷藏了一册书，等于不带，完全无碍于贯彻我的决心：不读书。
　　我在干校确实是运交华盖，某日突然被军宣队的政委看中，做了非军职的文书，一个人住一居室，伴我的只是档案柜以及柜中不会说话的档案；另外，政委交给我九麻袋的揭发材料，两派外调材料，还有部分大字报底稿，某些日记笔记片断等等似废料又不是废料的东西，让我天天读，以这样的脑力劳动代替沉重的体力劳动；并且指令我全权处理这九麻袋不是废料的废料，要留则留，要不留则将它毁去。
　　真是幸乎不幸乎，我摆脱了书，却沾上了废料。别小看这些废料，那时废料有无穷威力，能置人于死地，也能救活一个“垂危”的君子。我不读书，却成天读着废料。读完九麻袋的废料之后，茅塞顿开，世界的真面目展示在我面前，人的本质展露在我面前。本来貌似善良的，其实是丑恶不堪；本来以为居心不良的，却在无人处显得玉洁冰清。有在监狱中还能仗义直言，揭示真相；有的却落井下石，顺着别人的意旨，诬陷好人。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啊！我读到一部大书，一部不是平常的书的大书。九麻袋废料，让我埋头读了好几个月，多半让我付之一炬，但也有少数几份难得的证明材料我留下了，也许对于后来平反有点用处。最珍贵的是居然读到有关我这个“黑帮”分子的废料，约有两寸厚的一包。天下奇事莫过于此矣。
　　除了管废料外，我还管接待外调——凡是外边来向我们这个大队的成员调查、要写证明材料的，都通过我；于是又在我眼前展开了另外的一幅图景：人性，党性，无性，乃至兽性，调查的和被调查的，都在广泛意义上给我增加了许多读书所不能得到的东西。
　　读着读着这样的大书，或无字的书，每每深夜不能入睡，促使我反复沉思，当然也包括自我反省。解放前我工作了十年，解放后工作了十七年，然后进入被斗的几年，几十年的事迹像过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展现在脑际。不读书的三年，是反思的三年；而这三年不读书，竟胜过读三年书。如果不以人废言，真可谓“一通百通”了。
　　读书人不读书，就聪明起来了。难道不是吗？
　　书中的话
　　书中的话不是书话；但如果加上圈圈点点，再加上评注，那就成了书话。
　　我爱书，可是我有个坏习惯，喜欢在书上添上红红绿绿的符号，这些符号只有我自己能解读；有时还加几个字的批语，这些批语往往不成文，可是写成普通话，却变成一则复一则的书话。
　　△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唯有生命之树常青。
　　语出哥德的《浮士德》第一部。这句话说得多好呀。“理论”，可以理解为空谈，大话，空话，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世间到处都可看到听到这些所谓“理论”，别理会它，到生活中去，那里的生命之树常青！
　　△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语出马克思1859 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发表了《共产党宣言》（1848）后十年，作者深入研究了欧洲的社会现实，他实际上修改了他在《宣言》中那种太过乐观的论点（认为社会革命很快就会席卷欧洲），断然说，旧的社会形态（注意：社会形态，不是单纯说旧制度）不是一朝用暴力打碎国家机器就必定灭亡的。腐朽也罢，垂死也罢，却腐而未朽，垂而不死。超阶段跃进，盲目乐观，到头来只剩下一堆美丽的甚至凄凉的回忆。
　　△历史上，有一个美国总统曾经说过“美国的事业就是商业”（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business）。的确，在美国社会里，一切价值都可以用商业价值来衡量。
　　语见钱宁：《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173 页。美国总统这句话说得妙极了！“事业”和“商业”原文用的是同一个字：business，所以上句引语也可以翻译成“美国的商业就是事业”。如果用我们常用的说法，那就是：一切都是买卖，一切都是做生意，一切都是——不过是商业行为。越说越可怕，什么人权，什么正义，什么友谊，什么什么，通通是一种买卖！钱，钱生钱，黑钱可以通过洗钱而得到白钱，事业就是钱，有钱就是一切。如此而已。
　　至于钱宁这部书，关于留学历史和留学政策的篇章，我没有看，也许它是很真实的或很详尽的，我不敢置评。政策以外的描述，是一个新闻记者的所见所闻，有朋友说，是《南方周末》一类的有趣文字。也许是的吧。
　　△呵，无限美好的青春呵，当情欲还没有萌发，只是从急速的心跳而隐约地被感到的时候；当无意间触及爱人胸脯的手像受惊一样的颤抖和赶快移开的时候；当纯洁的青春的友情阻住最后一着的时候；还有什么能比爱人搂着脖颈的手臂，比像触电一样的热烈的亲吻更甜蜜的呢！
　　语见N·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段抒情的散文诗似的文字下面，有这么一句：“他没有想到在残酷的、受迫害的生活里还有这样的欢愉。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这个姑娘，真是极大的幸福！”后面据说原稿还有一大段描写心情的——近来俄国的出版社作为附录公布了被删的文字。见梅益译本（新版）453 页。上面引文见139 页。细细推敲，被删的一段其实可以不要，删去也许更简洁些。
　　奥氏的书教育了整整一代青年，如果连我们这一代算在内，则何止一代人受到教育啊！“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这句名言已成为两代人的神圣的箴言，激励着多少人走向理想，走向他所追求的太阳啊。
　　△世事白云苍狗，风涛浪激。顺潮流左右应付，稳度过，滩陡浪急。
　　语见茅盾“为商务印书馆建立八十周年纪念作”的词，调寄《桂枝香》。说的虽只是商务印书馆八十年间经历了无数险阻，最后还是化险为夷，全靠主事者镇静自如，巧妙应付，既不随风倒，又不顶风干：它一心只为着传播文化，积累文化，提高国民素质，振兴中华而默默地工作着，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着。说的是一个机关，一个老字号，可是概括了多少人生哲理。只有经历过那十年浩劫，作者才能写出如此深邃的“箴言”来。
　　△我们的时代本质上是一个悲剧的时代，因此我们不能仓皇失措。
　　大灾难已经来临，我们处在废墟之中，此刻我们开始建立一些小小的新栖息地。这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现在没有一条通往未来的康庄大道：但是我们却迂回前进，或者竟然跨越过所有的障碍。不管天翻地覆，我们必须生活下去。
　　没有人想得到这几句满含哲理的话，竟出自劳伦斯那本争议了好几十年的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第一章开头的几句。1960 年经过法庭辩论，这部有争议的小说在作者的祖国已经解禁了。最有意思的是，法庭辩论全文早已公布，世界有些地方还是把这部小说列入禁书或黄书。30 年代时，人称这部小说是西洋《金瓶梅》，给它增加了一层不可触摸的色彩。现在法庭辩论全本也翻译成中文出版了，尽管你不同意其中某些论点（甚至完全反对其中为此书辩护的论点），也可以平心静气地细细推敲一下。劳伦斯的文体，流畅而不豪华，平淡无奇，没有那种装腔作势的语调：所以我很喜欢读他的文字，故上引句子常在我脑中盘旋。特别是经过一场浩劫，更感到有很多启发。
　　三个读书人：一部“书史”
　　去年是邹韬奋一百周年诞辰（1895—1995），今年是胡愈之一百周年诞辰（1896—1996），明年是张元济一百三十周年诞辰（1867—1997）。
　　三个读书人，一部“书史”——一部近百年中国的书史，也就是近百年中国的出版社会史：实际上可以看作近百年中国社会史的一个侧面，甚至可以说，一个很重要的侧面。
　　这三个读书人，叫做什么“分子”好呢？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知识分子？进步知识分子？爱国知识分子？谁也说不清。为了省得花功夫去考证、推论、论断、评定，不如干脆称之为“智者”算了。
　　这三个智者以不同的方式获得了知识：张是科举制度孕育出来的晚清进士，住过封建王朝的最高学术机关（翰林院），民国时期又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第一届院士；邹毕业于洋人在中国设立的大学；而胡则只读过初中，他的浩瀚知识都是自学得来的，只是流亡法国时才在巴黎的大学里研习国际法。
　　张、胡都不以文传世，虽则他们都是饱学之士，写得一手好文章，但是人们记得的倒是他们的业绩，他们所创建的文化设施；只有邹却有名传四海的政论。因此，后人称邹为政论家，称张为企业家，而胡则被称为社会活动家。不过他们一辈子都从事出版工作，因此他们都以出版家闻名于世；然而，世纪将尽之际，回头一望，难道不该把这三个智者称为近代中国杰出的思想家吗？
　　这三个读书人读饱了书，满怀着华夏智者济世救民的传统观念，先后环游世界，吸取了西洋和东洋的思想精华，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他们以新闻出版为职业，为事业，为工具，为媒介，为武器，锲而不舍地在书报林里“寻找”了一生，“奋斗”了一生，甚至“战斗”了一生。不为名，不为利，只是为着提高民智，振兴中华；为着子孙万代的幸福，为着千古哲人的崇高理想。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方法，带着世纪的豪情和少有的组织才能，加上他们自身的言行，开拓了近代中国一个崭新的书的世界——由是培育了整整几代中国人。
　　三个读书人，经历了一个大时代，一个激变的时代，一个艰辛和苦难的时代，当然也是英雄的时代，英雄辈出的时代：列强侵略，国运式微；百日维新，变法失败；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军阀混战，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人民终于在世纪的中叶（1949）取得了胜利：从此，世人看到了一个自豪地屹立于世界上的充满生机的中国，看到这个古老的民族在奋力进行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
　　历史记载张元济参与创办了商务印书馆；这个老字号是在1897 年由四个爱国的印刷工人创立的，但是作为一个出版社，则应当从夏瑞芳（四个工人中的一个）邀请张元济入主馆务开始（1902）。世人往往忽略了张是作为思想家来操作这家出版社的：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商务印书馆不仅仅是一个出书的机构，实际上是他的理想试验场。他的改造社会的理想的试验场。张元济由于自己的出身和经历，他没有企图去变革整个社会结构，也许百日维新的失败，使这位智者觉得，作为读书人，他的力量不足以变革社会，但他却要找寻另外一条挽救祖国危亡的道路。受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熏陶，环游世界感受到了时代的气息，又得到严复翻译《天演论》所归纳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启发，他选择了为社会变革打基础的路。这就是他和他的好友蔡元培达到的共识：只有开发民智，才能从根本上拯救垂危的祖国。张元济办商务印书馆的蓝图，不是理想国，不是乌托邦的试验场，而是为变革社会需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那样的蓝图。张设想的试验场是围绕着广义的文化教育而铺的机构。简而言之，张元济办出版社，确实不是单纯为了出书，他是在办一个旨在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大学校”。这样，在本世纪的头三十年（1902—1932），商务印书馆不是孤零零的一个出书机构，而是一个庞大的文化教育综合体。这个综合体包括一个出版社，十个或更多的杂志社，一个发行机构，有最新装备的现代化印刷厂，拍科教片和艺术片的电影厂，新式的益智玩具厂，文具教具科学仪器厂，幼儿园，小学，中学，函授学校，图书馆。
　　在出书的层面上，后人见到这家出版机构以教科书先行，继之以字典辞典和各种工具书，与此同时整理国故，介绍西学，举凡文学，科学，哲学，凡有利于提高民智者，都在视野之内。而他的经营思想，也是超前的：在世纪之初，至少在文教领域，他敢于引进外资，引进人才，引进新技术，这不就是开放的思路吗？自然在这过程中，有成功，有失败，有挫折，有经验，有教训。所以说，这是张的新的思维的试验场。只是在他退居二线后（主要是在“一·二八”之役，差不多整个商务印书馆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夷平之后），商务才收缩而成一个单纯的出书机构。张的继任者们当然做了很多的工作，为恢复这家企业作过很值得称赞的努力，尽管也继续为文化积累出过很多好书，但是理想淡化了，知识的价值缩小了，试验场不再是试验场了，人才也陆续流失了。而出版社特别是编辑部的经营，也减少了理想主义的色彩，愈益变得纯粹资本主义化了。所有这些，都与张元济无关，或者更准确点说，张的朴素的开发民智，藉此兴邦的理想，在现实的撞击下粉碎或几乎粉碎了。
　　他已无能为力了。世人会记得在那所谓火红的年代，这个读书人，为了保护他的这片试验场，小心翼翼地，甚至战战兢兢地，不愿触及现实政治，极力避免同激进的革命的现实接触。一个世纪过去了，人们会明白张的苦心吧。
　　邹韬奋由主编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生活周刊》（1929）到创办生活书店（1932），是他生活和思想的一大飞跃。这不光是他个人的思想飞跃，这甚至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出版事业的一大飞跃。这个飞跃的特征是，告别了单纯以提高民智挽救民族危亡的思路，勇猛地同现实斗争结合在一起，理想主义升华了，书籍杂志成为新的启蒙运动的武器，它教育群众，鼓舞群众，武装读者的头脑，引导他们走向抗击侵略，变革社会的大道。这个飞跃之所以能够实现，不容置疑是时代迫成的，但在现实进程中，不能抹煞邹的新交却又是深知的胡愈之的诱导。尽管胡在生活书店并不担任什么领导职务，但是他显然是邹（以及邹经营的生活书店）的“灵魂”，或者说“设计师”；从30年代到40 年代，是我们民族受难史最艰难的年代。生活书店不能走商务的路，也不想走这条路。他们要走变革社会的路。
　　所以生活书店（以及以生活书店为代表的其他出版社）进行的是新时代
　　的启蒙工作，他们引进的首先是马列经典著作和引导时代前进的富有现实意义的著译。当然也包括文学，科学，哲学和一切有利于提高读者政治思想水平的各种书刊。而生活书店在经营思想上也是超前的，它已孕育着社会主义的萌芽，当然只是一点点萌芽，比如它的组织是按照合作社的原则实施的，所有的从业人员都是书店的主人，是他们（而不是旧时的股东）成为书店的主宰。
　　至于胡愈之，他投身社会是从进入商务印书馆当练习生开始的（1914），他三度在商务工作（1914—1927，1931—1932，1932—1933），熟悉出版工作的一切运作，而他的精神世界已跨越了民主主义到达更高的境界（共产主义的境界），他在离开商务前后，以他的智慧和组织力，帮助许多智者开创了一系列的进步文化事业，直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定了整个国家的出版规模。
　　令人感到兴趣的是，三个智者都办过报，当过主笔：张元济与蔡元培办过《外交报》，邹韬奋和胡愈之办过《生活日报》，而胡愈之到新加坡办《南侨日报》，解放后办《光明日报》。三人都是著名刊物的编辑、主编或策划者：《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生活周刊》，《大众生活》，《世界知识》、《月报》一直到解放后的《新华月报》。三个智者所编的报刊，都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推动了人民运动，促成了社会进步，与此同时，赢得了广大读者的爱戴。
　　三个读书人，前后近一个世纪，用他们的汗水写下了一部近代现代中国的出版社会史，造成了本世纪上半期（1902—1949）中国出版事业的三足鼎立的局面：红色的，以生活书店为代表；黑色的，以正中书局为代表；在红与黑之间，有很大的一片中间地带，这就是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出版机构。
　　而在近代中国文化领域中，在漫长的半个世纪内，一方面是生活书店和它类似的书店群（读书，新知等等），另一方面是商务印书馆和它类似的书店群（中华、开明等等），迫使黑色的出版业完全处于绝对的劣势，他们的黑色读物在读者中的作用几乎等于零。这就是近代中国出版社会史的图景。
　　1996.12.10
　　商务印书馆创业百年随想
　　（关于张元济，他的理想和他的探索的若干思考）
　　创业难。
　　一百年前（1897）商务印书馆创业于沪滨。
　　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正所谓：大厦将倾，群魔乱舞，内外交困，民不聊生。
　　每一个有志气的中华儿女都在探索要走什么路才能振兴中华。
　　四个接受过现代西方启蒙教育的青年，选择了一条独特的路。他们集资办了一个小小的印刷厂，取名商务。五年后（1902），四人中为首的一位夏瑞芳（1871—1914），邀请大学者张元济（1867—1959）参加创业，于是在世纪之交，崛起了一个民办的出版机构，这就是商务印书馆。
　　从此，中国近代出版事业和印刷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张元济入主商务前，已在政治风云中浮沉了十年。这个博古通今，胸怀济世救民的宏愿的智者，入主商务后第一件事就是邀请挚友蔡元培（1868—1940）出任编译所所长，蔡虽因故未能到任，却毕生都互相支持，成为张元济办商务印书馆的精神支柱。
　　张元济是带着一个爱国智者的不平常却又切实可行的理想，参与商务印书馆的创业的。那就是开发民智，振兴中华的信念和理想。张元济与夏瑞芳共事十二年（1902—1914），张主编务，夏当经理，不但奠定了商务印书馆创业时期以及其后发展时期的坚实基础，而且因两人“意气相投”（张元济语），合作无间，使这个新开垦的园地成为张元济的理想试验场。
　　商务印书馆创业时期是富有创造性的。这里呈现着一个非常奇特而又非常壮观的图景：它不单是一个出版社，而且是一个“多媒体”。作为主体的出版机构，拥有编译所、发行所和印刷所。它的编译所不单积聚了大批学贯中西的能人，还设置一个收藏丰富的图书馆（后来演化而成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它的发行所不单开办了国内和海外（包括香港和新加坡）几十家分支机构，还有征集了十万订户的“通讯现购处”（今称邮购部）；它的印刷所不单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印刷设备，还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和技术力量。
　　更值得惊奇的是，在这个主体的周围，展开了庞大的两翼。
　　一翼是一系列的教育机关：幼儿园，小学，中学，师范和商业讲习所，以及对象更加广泛的函授学校。出版社办教育机关，而不是教育机关办出版社！这就是本世纪初商务印书馆的奇景。
　　另一翼则是一系列的文化设施：电影厂、玩具厂、文具标本仪器厂、印刷机械制造厂和尚未成形的唱片厂。出版社办文化机构，而不是文化机构办出版社！这又是商务印书馆呈现的另外一个奇景。这里呈现的图景，表明商务印书馆是张元济的理想的试验场。
　　作为一个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逐步朝着全方位的出版结构迈进。从中小学教科书开始，尽可能有计划地高质量地编印工具书、整理古籍、翻译西学以及各个学科各种层次的著作。在解放前约半个世纪，它广泛联系了国内差不多所有的学者、作家和许多社会活动家；吸引了从儿童到成人，从学生到专家各个层面的最广大的读书人。一方面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提供了基础读物，另一方面为文化积累作出了贡献。即在本世纪下半期，向这两个方面奋进的势头也从未衰减，不过形式有所不同罢了。
　　创业真不易：资金不足；人才不足；技术落后；政潮冲击，人事纠纷，还得随时灵活化解。难关一个一个克服了，“敢云有志竟成，总算楼台平地”
　　（张元济）。
　　商务印书馆创业第一个十年末（1907），营业额仅一百五十万元（银元）；第二个十年末（1917），营业额成倍地增长，达三百七十万元，第三个十年末（1927），营业额增加到七百九十万元；到商务印书馆大部分厂房连同东方图书馆被侵略军炮火摧毁前一年（1931），它的营业额竟高达一千四百三十万元。
　　这就是创业者和从业者们的艰苦奋斗和文化学术界与广大读者群鼎力支持的结果。
　　守业也难。
　　要守业，在复杂多变的社会条件下，就只能倡言“在商言商”——躲开现实政治的冲击。但是纷至沓来的爱国浪潮，人民运动，政治风波，文化思潮，有些躲得过去，有些却躲不过，或不愿躲。于是出现了曲折奇特的场面：张元济和他的领导层诸君，对有利于国家民族的活动，有利于维护正义的活动，有益于开发民智的活动，只好半明半暗地在精神上或物质上予以支持。
　　凡此种种，长期在商务工作过的茅盾和胡愈之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都有真实的记载。二十年前（1977），茅公为纪念商务印书馆创业八十周年填的一首词，更生动形象地慨乎言之了。他写道：世事白云苍狗，风涛荡激；顺潮流左右应付，稳度过，滩险浪急。
　　然而最大的困难是在领导层内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张元济跟夏瑞芳共事的十二年，合作得很好。不幸夏瑞芳被刺身亡（1914），继任掌握全局者，虽都是爱国的企业家，却不甚理解张元济的理想，他们对新事物新思维缺乏敏感，从而缺乏适应力。显然他们漂荡在时代的激流之中，而张元济则走在时代激流的前面。夏瑞芳阵亡后，内部矛盾就日益激化了。这绝非今日常见的那种权力之争，而是对如何守业——即如何维护、如何发展这个事业的方针方法，发生严重的分歧。
　　这分歧，全面记录在张元济1918 年4 月15 日写的一封信里。信是写给继夏掌握全局的、也是创办人之一的高凤池（1864—1950）的。信中揭示了在守业方针方法上的六点分歧：勿以为成效已著，而不思改良；勿以为旧贯宜仍，而不求进步；勿以为人才足用，而不广登进之途；勿以为故旧不遗，而不思去冗之策；勿以为用财宜节，并当用者而亦吝之；勿以为听言宜广，并不当听者而亦纳之。
　　“勿以为”，“勿以为”，壮哉六个“勿以为”！后人从这六个“勿以为”中，领略到并且吃惊于张元济头脑中蕴藏着多么现代化的管理科学思想。
　　由此可知，张元济在企业经营上是一个超前的急进派。
　　此时，张元济的理想试验场的规模，受到内外的种种干扰，只能日益缩小。于是他一步一步退却了，他辞去实际管理全局的职务，埋头整理古籍。
　　他的继任人王云五（1888—1979）登场了。继任者实实在在办了一个出版社，但是张元济的理想试验场萎缩了，消失了，不见了。30 年代这家出版机构的口号是“日出新书一种”，它也确实做到了。好书源源不断的问世。然而张元济原先的搞大文化的宏伟理想中止了。
　　这样，商务印书馆只能沿着没有张元济理想的单纯出书机构的路子走了。这条路也不好走，困难重重，可是总算走过来了。
　　守业也不易。
　　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中国人民终于自豪地站起来了。商务印书馆从1958 年起，走上一条新的路。这条路，从本质上说，跟张元济的开发民智以振兴中华的思想脉络是一致的，跟张元济提高全民素质的理想是一致的。张元济在本世纪初进行的试验，已经在更广阔得多的园地上开花结果了，而他培育的商务印书馆则仍在屹立着。
　　今天，商务印书馆面临着新的挑战：这是时代的挑战。如今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市场竞争的时代，是全球性的信息革命时代。
　　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再创业。再创业更难。需要更大的勇气、毅力、机智和韧性，需要进行果敢的革新和创造。
　　它，商务，将带着张元济的理想，带着先行者们以及几代爱国智者“开发民智，振兴中华”的心愿进入二十一世纪。这理想一定会在更广阔的天地中实现，而不局限于商务印书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1997.4.19
　　中编
　　读巴金《家书》
　　“家书抵万金！”古人这样说。其实一个真正的人的家书，何止值万金！
　　一个真正的人，善良的人，正直的人的家书，简直可以说是无价之宝。
　　我找了一年，找了整整一年，才在不显眼的书摊上找到这部书。这里记录着我们可敬的巴老解放后头十七年的战斗历程——如果你喜欢，也可以叫做心路历程。同时，这部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书，也铭刻了一个正直的善良的灵魂那灼热的心——热爱他的亲人，热爱这多难的人间，热爱这得来不易的新社会的心。
　　解放，欢乐，希望，忙碌，奔波，思念，劳作，三反五反，抗美援朝，保卫和平，抗美援越，人民民主……所有这些活动，政治的，社会的，思想的……所有这些活动以及它所包孕着的喜悦和烦恼，朴实无华地展现在平凡的家书上。平凡，普通，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喜怒哀乐，都在家书中表露无遗，那么真诚，那么真挚，那么自然，但那么动人。
　　然而在那疯狂的十年间，在那颠倒黑白的十年间，所有这一切，所有美好的情感都被吞噬了。家书中断了。家几乎都没有了。见不了面，说不上话，人的尊严被粉碎了。庄严的工作被说成是什么反革命活动。巴老的两篇代序（《怀念萧珊》和《再忆萧珊》）连同他们的女儿李小林的《后记》，是对这邪恶年代的控诉——充满激情和愤懑的控诉！读吧，年轻的朋友；好好地细细地读呀，年轻的朋友！尽量享受一下人间真挚的爱，善良的情吧；但是不能忘记邪恶，不能忘记代序和后记所表达的一切，绝对不能忘记！多少年以后，人们将会认为，这部书是那个伟大的同时又是多灾多难的，充满着欢乐和悲哀的时代最可靠的证言。
　　《人间词话·人间词》新版
　　最近看到《人间词话·人间词》的新版，谭汝为先生校注，群言出版社版。注得很精确，排得很大方，印得很典雅。国际袖珍型，233 页。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著名的文艺批评集；《人间词》则是这位自沉的天才学者的创作。两者合印一册，真是可爱的书物。书前冠以陈寅恪那篇传诵一时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风仪平生师友间，招魂哀愤满人寰。他年清史求忠迹，一吊前朝万寿山。”
　　注者给作者所引每一断句，都查出原词，让读者得以窥见全貌；特别对于不是专门钻研文学的普通读者有帮助。这也是古籍大众化的一法。比如那一节有名的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三境界说，注者把作者借用的柳永《蝶恋花》和辛弃疾《青玉案》原词，全首录入，省却读者自己去查考。注者还给每一节词话，加上一个小标题，有些加得确切，有些却未必。我以为不加为好；加了限制着读者的思路，未必是好主意。
　　《人间词》前有序两篇，均署“山阴樊志厚”撰，实则为王国维本人所作；这已为前人学者所证实，注本也记录了此事。所收各词，均有语词注释，对不谙熟古文的读者自有裨益，但注文不一定得到学人的一致赞同，这倒也是没办法的事。
　　楚图南诗词选集
　　楚老是一个和善的长者。他早年参加革命，也翻译了不少著名作品，例如尼克拉索夫的《在俄罗斯谁能快乐与自由》，惠特曼的《草叶集》，还译过尼采那些难懂的警句。是一个非常诚恳的，慈祥的，勤奋的长辈。
　　他留下的诗词，汇集成书，发放着老而不息的那种锐气，难得的锐气。
　　《听雨》：
　　听雨听风百事哀，仁贤儿辈展雄才。
　　孤贫无告今犹昔，十叩朱门九不开。
　　好一个“十扣朱门九不开”！人到黄昏，忧国忧民的心事，活现纸上。
　　此老不服老，令我辈汗颜；此老八十六岁初度时赋诗曰：暮年夸父犹追日，皓首丹青勉自强。
　　但是时光不饶人，不免生出一点点忧伤：千秋怀抱萦痴梦，长路漫漫已白头。
　　碧月清霄抬望眼，繁星点点思悠悠。
　　多么可敬可爱的老人啊！他没有死，他活在人间，他仍然活在我们心里。
　　“默默观史变，萧萧壮士心”
　　——读《潘汉年诗文选》
　　这两句诗是潘汉年在战争中写的，很冷，没有浪漫派诗人那种潇洒；难道诗能透视未来么？
　　今年是潘汉年九十寿辰，默默地过去了。《潘汉年诗文选》是去年年底出版的。有夏公的题签。这部有五百多页的书，收载了作为作家的潘汉年大部分文学作品，包括早期的创作和解放战争时期在白区写的杂文；也收录了解放后作为行政首长的报告。但最感动人的恐怕是他的诗作，特别是作为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党的“敌人”，失去自由后的情诗（原谅我竟用了这样不合气氛的字眼）；集中最引起人们遐想的则是附录——潘汉年在莫斯科与国民党武官邓文仪的谈话记录：时在1936 年，探寻的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如何才能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以便有效地抗击日本的侵略。
　　人说潘汉年一生是一部传奇。也许不如说他的一生是一个觉悟了的革命知识分子在一个悲剧时代所演出的社会悲剧：不满二十岁便参加了进步的文学运动，然后入党；在看不见的战线上驰骋了几十载，时而上海，时而香港，时而苏区，时而莫斯科，时而沦陷区（日本占领区），时而延安。革命三十年，一天也没有歇息过；然后是牢房，自己人设立的牢房：真正的牢房和不是牢房的牢房，从1955 至1977 年，总共二十二年。革命三十年，坐牢（自己人设立的而不是敌人的牢房）二十二载。为什么？为什么？怎样才能让后人理解和信服这一切？也许简单地归纳为社会悲剧，也许说这是大时代不能避免的悲剧中的插曲。也许是的吧。但是能不能告诉后人，是什么人告的密？
　　或者换句话说，是根据何处提供的可疑材料或当时认为是确凿材料，作出如此重大决策的。人们往往推到谁谁批准的，却忽略了谁谁建议的（或如上文说的谁提供的材料）。后者很重要，尤其在悲剧过去几十年以后。冤案平反了，当事人的交代材料（是抗拒认罪还是被迫认罪）对后人却是极有教益的，也许将来有一天会看见这样的集子。
　　《诗文选》收载诗歌六十篇，其中有十篇系进了冤狱所作，都是我上文说的“情诗”，或署寄妻，或署无题，都是感怀而作，除了写寄他的战友妻子董慧，他又能写什么呢？或者说，还能留下什么呢？最末一首当是粉碎了“四人帮”后的抒怀，但豪情已很少了。后人在这五言古诗中听到了一个“赤胆忠魂”的声音，倘有千般罪，当有风先闻；堪叹莫须有，一脉贯古今！
　　古今冤狱，如出一辙。有什么好说呢。但是后人还听到微弱的欢喜声：沉冤二十载，欣闻四害平；翘首望云天，何日见清明？
　　可怜这样一个赤胆忠魂，来不及重新同他的忠贞的妻子一起回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世界，便与世长辞了。
　　千古奇冤，万古遗恨！
　　情诗
　　年幼时读古诗十九首，老师说，这不是情诗，这是思君之作，说是被流放的忠臣，日夜想念他所崇拜的君主而写下的咏叹调。也许老师说得有理，但我还是不怎样相信，总以为其中若干首，必定是思念亲人的忧伤之作。那时我不知道民间有大量的情诗，而我又没有恋爱过，更没有流放过，只好把自己的幼稚的想法埋在心底。
　　人长大了，爱过，也被爱过，又学会一点外文，读到过一些言情的诗歌，因而确信世间有情诗。流放而又写情诗，则这些诗作之纯真，天地间无物可比拟。
　　《潘汉年诗文选》所收冤狱中怀念妻子、战友董慧的诗，真是千古绝唱！
　　千古奇冤，千古绝唱！
　　纵死不辞称所爱，此生何时复相亲。
　　天摇地动倒流水，但愿冬寒化异春。
　　二十二年冤狱。年年岁岁思念无已。“黄昏人影伶仃瘦，夜半铁窗风雪寒。”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下场如此只天知”。世间尽有无数的情诗，无论如何比不上这十首那么真，那么纯，那么使后人心惊肉跳，那么激情又那么凄凉。
　　当诗人还是自由人时，为他的被下冤狱的好友杨帆的狱中诗作写的赠诗，正好为诗人自己后日在冤狱中写的这十首情诗作献词：同为天涯客，飘零梦亦空。
　　楚囚吟鹤唳，细雨泣寒风。
　　面壁居囹圉，杀身何碍忠。
　　寄余诗一卷，读罢泪眼红。
　　就是这个杨帆，又因潘事第二次被囚在自己人的冤狱命运真是作恶呀！
　　《短裤党》
　　蒋光赤写的小说《短裤党》，是1927 年11 月出版的，据说书名是瞿秋白起的；短裤党是瞿联系法国大革命那一个激进党派而借用来写共产党的。
　　其实短裤党应翻译成无短裤党才对——法国贵族当时都穿华丽的短裤，而穷人穿不起，故贵族讥笑他们是无短裤可穿的人。据说这部小说写的就是共产党和它领导下的上海第二次武装起义，自然也写到党内斗争。据说小说的人物都有原型，甚至不仅是原型，而且就是这些人的实事。主角即瞿秋白和杨之华夫妇。有人说这是蒋最好的一部小说。《新文学大系》第二集收了蒋其他几篇小说，却没有收此编，也许因为它太长，也许认为艺术水平不高。
　　据说书中人物都有所指。杨直之和秋华夫妇就是杨之华瞿秋白夫妇；老头子郑仲德就是陈独秀。此外，书里人物都可一一对照：如鲁德甫（彭述之），史兆炎（赵世炎），柯乐佛（罗亦农），林鹤生（何今亮），易宽（尹宽），曹雨林（郑超麟）。书中还写了孙传芳（称沈船肪），张宗昌称张仲长，青年党的曾琦作郑启，李璜作李明皇，左舜生作左天宝，却是很像的。如果都有所指，这篇小说竟是近来所谓的纪实文学的先驱了。
　　以上云云，是托派闻人郑超麟在《怀旧集》中所说的，不知确否。晚近的读者对作者大概已很陌生，至于“托派”一词，语义也很模糊了。
　　托派的“托”就是托洛茨基（1879—1940），列宁死后在联共（布）内与斯大林抗衡的反对派首领，1929 年被放逐出境，二次大战中在墨西哥寓所被刺身亡。按照前苏联党的传统说法，托派是帝国主义的间谍、特务、杀手，无恶不作，前苏联30 年代大清洗时，所有被称为搞颠覆活动的反革命组织，都贯以托派称号。我们这里也一直认为托派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间谍。
　　只是到了《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时，才改用了对这个政治派别的新的说法。
　　第二版第二卷第516 页注9 说：“抗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共产国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系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郑书331 页也引了这注文，并加以发挥，说托派只不过是“不同政见者”云云。
　　高尚的美丽的“天鹅”
　　3 月13 日，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天鹅”不老》。
　　啊！久违了！还有共青团，还有真理报，还有……“天鹅”，还记得乌兰诺娃！
　　跳天鹅的乌兰诺娃，跳朱莉叶的乌兰诺娃，在普希金的诗剧《喷泉》中千姿百态舞蹈着的乌兰诺娃。我们，中国的观众没有忘记她——她到过中国，也许不止一次，记得有一次还跟我们文化界的朋友欢聚在一起。
　　报导说，今年八十六岁的“天鹅”，拒绝莫斯科大剧院为她安排的祝寿盛会；她不喜欢虚荣。她甚至不喜欢记者们给她拍照。她不喜欢出风头。她早已过了登台的年龄，但她没有退出舞台；不是历史舞台，是芭蕾舞台。她与芭蕾舞融为一体。她继续为培养下一代或下两代艺术家操劳。她常常做对她这个年纪显得困难的示范动作，她甚至示范朱莉叶这个多情少女的舞姿。
　　她是列宁格勒培养出来的“天鹅”，在基洛夫芭蕾舞团，然后在波尔赛芭蕾舞团跳。多少桂冠落在她头上，她爱她的艺术，毕生不衰。
　　文章说：
　　她有一张带着两个弹孔的“天鹅”剧照——这是卫国战争时期，“军人们清理战场时从一幢房子里摘下了这张被打穿了的剧照带回掩体挂起来，值日兵经常在剧照前献花。后来把剧照寄给了她。”
　　文章又说：
　　“还有一位从战场上幸存下来的士兵见到乌兰诺娃时，从贴身处取出三张照片，分别是母亲，未婚妻，乌兰诺娃……”
　　难道还需要再说什么吗？
　　只有活在人民心里的艺术，才是真正的活着。
　　《爱罗先珂选集》六卷（世界语版）
　　爱罗先珂是二三十年代中国读者熟悉和喜爱的作家，也是战前日本读者熟悉的“诗人”，人称“俄罗斯盲诗人”的，就是他；虽称诗人，所作的诗却不多，而以其带着理想和幻想的童话和散文，感动着东方的许多读者。由于鲁迅和胡愈之的翻译、由于蔡元培掌北大时经鲁迅的推荐聘他为教师，他这个人和他的作品在解放前的中国曾经有过颇大的知名度，特别是在世界语的圈子里。解放后则只能在《鲁迅全集》中读到《桃色的云》和其他童话了。
　　爱罗先珂的作品多半用日文写成；只有少数直接用世界语写，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间，则用盲文世界语写作，后来才被人翻译成世界语的。我不知道他曾否用他的母语俄文写作，据说有的，但是他20 年代中期回到苏维埃俄罗斯后，兵荒马乱，“人民公敌”的帽子满天飞，就算用俄文写出什么来，照当时的情况，也是不能刊出的，何况他回国以后，似乎并没有加入作家队伍，那时的苏联人根本不承认他是一个作家，何况他又是一个不显赫的盲人，何况又是那时犯忌的世界语者。
　　爱罗先珂的日文版全集，三卷本，早在1957 出版，是日本学者兼世界语者的高杉一郎编辑的，东京密苏组（MISIZU）书房（出版社）版。又，《作品集》二卷，也是高杉编的，1974 年版。我1973 年在东京见到高杉一郎先生，谈起过爱罗先珂，说他的日文版全集出了，中文虽没有全集或选集，总算有几部作品幸赖鲁迅翁得以在印，我们两人那时都惋惜没有机会能印行世界语版的爱罗先珂集。
　　一直到1979 年8 月，靠了日本世界语活动家峰芳隆（MINE YOSITAKA）的努力，在日本关西世界语同盟的著名世界语学者宫本正男协助下，才出版了《爱罗先珂选集》世界语版第一卷《光与影》，大部分是在中国时期用世界语写成的散文或“成人的童话”，包括中国读者永远不会忘记的《枯叶杂记》和《为跌下而造的塔》，这两篇都有胡愈之的译文，前者连同其他几篇东西以《枯叶杂记及其他》为书名，作为《东方文库》的一种由中国当时最有影响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刊行。
　　世界语版选集的第二卷《冻土在呻吟》，副标题是《楚克查人生活散记》，1980 年出版。这一卷收了诗人1929—1930 年在北极圈内西伯利亚楚克查人居住地生活时用世界语写成，其中一篇《三步棋局》是一篇惊心动魄的所谓“纪实文学”，如果我能把它归入这一类文学样式的话。就我所知，在那个时代——从20 年代末到30 年代中的“大清洗”即对大批革命者和无辜者肆意屠杀的时代——能留下这样的记载的，真是不可多得。作者自注，初稿成于1933 年，遗失了；重写于1938 年。也许是托辞，也许是真的，都一样，30 年代是个不祥的代名词。
　　1981 年出版第三卷《狭的笼》，是宫本正男由日文翻译成世界语的。《狭的笼》有鲁迅的翻译，那是爱氏用日文出版的第一本创作集《夜明前之歌》中的一篇。秋田雨雀（1883—1962）曾为这部集子出版写过一篇序言，作于1921 年6 月25 日。应当是爱氏被日本当局勒令出境之前夜。序言不长，但情感丰富，很动人的。序言末段云：人类总是作着无数美丽的梦，尽管它在受难，在悲愁，这梦将来恐怕还要继续作的。
　　你写出来并且留给我们的十几个梦，将会比跟你见面长谈时，更加在我们的心中激荡。亲爱的爱罗君！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永远不要失掉你的梦啊！
　　这几句简短的话语，同秋田半年后为爱氏的童话剧本《桃色的云》所写的短序结尾是一样感人的：你叫喊说，“不要失望吧，因为春天是，决不会灭亡的东西。”的确，春天是决不灭亡的。
　　《选集》第四卷是《古怪的猫》，收原文为日文的创作六篇，包括鲁迅翁译过的《雕的心》，另外两篇到日本不久（1916）用世界语发表的演讲稿，其中一篇题目叫做《现在是播种的时候而不是收获的时候》，在这篇短短的讲话中，爱罗先珂那种热情、梦幻、理想的光芒，使后人亲切地感受到了。
　　他说，“是的，我们的工作是为着未来的，我们的工作是为着后人的，总的说，我们现在确实无利可图，”他说，“现在需要的不是空谈家而是实践家，不是昏睡者而是清醒者，因为现在这个时候，不是收获而是战斗的时候，不是取而是与的时候，不是收赠而是奉献的时候。”这就是典型的爱罗先珂式的幻梦似的语言。一个伟大的哲人说过，人们时刻都需要幻想，没有幻想就没有世界的未来。
　　卷五《聪明的坛子》收录了爱罗先珂最后日子里创作的四篇民间故事：
　　印度的，非洲的，朝鲜的，土克曼的（盲诗人最后的日子是在这个地区度过的）。四篇故事都是用世界语写成的。这几篇东西作于1952 年，只是在三十年后才被发现的！它们躺在一个叫做莎米娜的盲音乐教师个人档案里。据说这是爱罗先珂专门供她消遣而写的。莎米娜是爱罗先珂在莫斯科的女友，后来爱氏到土克曼定居，曾邀请她到他的住地帮助他建设盲人学校。
　　这两卷的出版时间相隔十二年，卷四出版于1983 年，卷五则在1995 年。
　　可见出书（特别是世界语书）的难！但是今年（1996）继续出了第六卷：《爱字的疮》，包含《小鸡的悲剧》，《时光老人》，《爱字的疮》和那篇有名的《红的花》。这是中国世界语学者石成泰和胡国柱作的贡献。
　　世界语六卷本不是爱罗先珂创作的全部，但是收录了这位盲诗人最后的作品，当然是很宝贵的。六年前，适逢盲诗人百年华诞，我给北京《读书》和香港《大公报》各写了一篇散文，本想给南京《译林》写一篇论述爱罗先珂文学创作的论文，却始终没有如愿。此刻，收到译者给我寄来的世界语《选集》第六卷，不久前日本朋友即《选集》主编给我寄来第五卷，重读了鲁迅翁和胡愈老的几本翻译，好像还有一些话要说，先把这《选集》介绍如上。
　　据说盲诗人的故土俄罗斯也出了他的作品选集俄文版，作者1923 年回到祖国，直到他去世（1952）后约四十年才被他的同胞所重新发现，多漫长的日子啊！
　　石在，火是不会灭的。春天总会到来的。
　　《瓮中杂俎》——一部用血和泪写成的古往令来罕见的文集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书。这是一部亘古未见的奇书。“三家村”第三号主角廖沫沙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检查，交代，汇报思想以及坐“喷气式”前或后、在“监护”处所，在流放地吟咏的诗词汇编；这样构成369 页的奇异文存。书的后面部分是四十几页的《劫后文存》，那写于“四人帮”覆灭以后，只好算做这部奇书的附录了。
　　文如其人。确实是文如其人。不认识廖沫沙其人的读者，读完这部奇书，便可知这个大名鼎鼎的“三家村”三老板是个什么“反革命”。一个最老实的人，最天真的人，最虔诚的人；一个搞了大半辈子政治而又根本不懂政治的文人——文人者，是以作文看文改文卖文为业的知识分子。老廖天真憨直到了无以复加的顶峰。书中所有材料（不好把它称作“文章”，只好名之曰“材料”！），都重现了作者那副天真憨直相：我住在同一家医院里所见的那个从流放地回京的廖沫沙，或者前几年我在他的会客室里所见的廖沫沙，就是这么一副天真憨直相。当专案组去流放地以三大罪名（三次被捕，攻击鲁迅，参加三家村）逼他在结论上签字时，此老拒不肯签，一再受逼，则写上“上述结论我完全不同意，回北京陈述。廖沫沙。”这十八个字，字字掷地有声！天真憨直的硬汉子。1976 年元旦所作无题诗之一，描绘出这个令后
　　人敬佩和怀念不已的硬汉：
　　八载身藏瓮，十年如坠冰。
　　玄冥而独化，草木供枯荣。
　　不过我特别喜欢此老1967年夏与吴晗同台演出（挨斗）时默念的《嘲吴
　　晗并自嘲》：
　　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如今爱“折腰”。
　　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
　　自古真正的勇者无所惧，真正的智者亦无所惧。此所云耶？
　　曾被斗过的，曾斗过人的，未曾斗过人的，听说过斗人之事的娃娃，请都来读读这部奇书吧，正所谓“温故而知新”。
　　《卢梭：明信片画传》
　　历史老人从来不走直路。他往往作弄人，他扮成命运，总是跟不幸的人开玩笑。
　　卢梭好容易成为“日内瓦公民”，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他被剥夺了公民的称号，经过时间的折磨，他又被请回去做他的日内瓦公民；他定居巴黎，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他被驱逐出境，经过时间的折磨，他死后被安葬先贤祠，享受到法国公民最高的荣誉。瑞士热烈地纪念这位伟人；法兰西也热诚地纪念这位伟人。后人称他是法国革命的催生者，法国革命的思想先导；后人又称他是绿色战士，因为他酷爱大自然，他呼吁世人“回到自然”去。所有的“学衔”都加在他头上：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植物学家、法学家、教育学家……甚至是新派的伦理学家。他是恋爱迷：他爱过多少女性啊，然而他的爱是真诚的，他并非一杯水主义者。他爱比他年纪大得多的“妈妈”，他爱比他小得多的小妹妹，他也爱同年的女伴。他是十八世纪的奇才（生于1712，死于1778）。他的《社会契约论》震撼了十八世纪的欧洲，当然也以译本《民约论》震撼过十九世纪末的中华古国。
　　“人，生而平等！”
　　“人，生而自由！”
　　但是世界充满了不平等，不自由。于是他去探索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他的《爱弥儿》触犯了当权的教会，这本书两百年前被勒令焚毁。两百年后，在欧洲、法国、瑞士、亚洲、美洲、非洲、大洋洲，这本书被认为是教育界的经典。
　　历史老人走的是曲曲折折的道路！
　　《让·雅克·卢梭——明信片画传：他的生平与著作》是用明信片组成，并加上简短说明文字的有趣的书。情节说明大体上根据他的名作《忏悔录》写成的。历史老人又一次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开玩笑：《忏悔录》曾被列为禁书，说是大逆不道的淫书，现在又成为所有文明人的必读书。
　　瑞士作者编写的小书，译成中文，印得出乎想象的好。书价有点贵，三十六元！也不算贵：在北京，听一场普普通通的音乐会，最低票价也相当于或高于这个数。
　　书是三联书店出版的。
　　“凤凰”的宽宏大度去年今年，上海出版了两辑“火凤凰”丛书，其中不乏精品。与此同时，英国也出了一套“凤凰”丛书，我陆续收到了好几十本，东西辉映，甚是有趣。“火凤凰”包罗的内容够广泛的了，而“凤凰”则更显出令人赞叹的宽容大度。
　　“凤凰”丛书自称为“凤凰六十页平装本”，薄薄的小本子（大六十四开），随便塞在任何一个衣袋里都可以，看完扔掉也不可惜，每册在加拿大的价钱不到两加元，所以香港只售八港元——还不及一个汉堡包。一本小册子，一个“巨无霸”！
　　都是古典或当代的名著，封面彩色图，或作者像，或与内容有关的美丽图片。例如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用的是尼采像；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用的是罗马斗兽场摄影。封底则是对作者和对本书的简要介绍。
　　薄薄六十页当然不能容纳全书，只选取其精华或最吸引人的一章或两章。如果选得好，介绍得恰当，这样的小册子可以成为普及名著的入门书。确实是一种引导读者进一步接近文化遗产的好方法。
　　我说它宽容，说它大度，是很实在的。我收到的几十册书中，赫然有马恩的《共产党宣言》在内，而且是全文。共产党宣言的全文！资本家不怕这个幽灵！封底的介绍也还公允。说这里收的是《共产党宣言》一书的全文，这部著作蕴藏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基本原理，说它对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有过深刻的影响。
　　我还发现这套书收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莫尔的《乌托邦》，当代著名的人类学家里盖的《人类起源》，和荷伯斯曼的《法国革命》……文学作品就更多，不必一一列举了。
　　对于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任何社会都应当能够宽容大度对待，资产者有这样的风度，无产者更应该有这样的风度。你说是吗？
　　《回忆与怀念》
　　伍修权将军的《回忆与怀念》，大部分篇幅记录了这位将军在外交战线上的见闻和观感，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忠实记录。叙述朴素，读来很感亲切。
　　书中记述了将军作为第一任驻南斯拉夫大使时，对铁托周围有争议的风云人物的印象——尽管是个人印象，但这是近距离观察所得的，仍然有很大的吸引力；尽管笔下的铁托与我在欧洲听到的不全对得上，可是我很大程度上相信将军的记述。
　　据这书所写，当时即50 年代中，铁托在国内的威信很高。“但是在我国常见的那一套搞法却很少见。”他的称呼就是“铁托同志”，在必要的场合是“铁托总统”；没有什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之类的头衔，也不叫“万岁万万岁”。也不是到处挂他的画像。他的意见和讲话，也不叫“指示”，只说是建议或倡议。开大会时，不是他作报告，他就不坐在主席台上，同普通人一样坐在台下听。有时在广场上开大会，他就同群众一样，坐在下面。他只抓全局的方针政策，具体问题由主管的部门去做，“铁托比较注意发扬民主和实行集体领导，自己该休息就休息，反而轻松自在。所以他的身体也比较健康。”
　　据作者说，铁托的思想相当活跃，而且他的思想也体现在党和国家的制度和政策上。“他认为党的作用应当是领导，而不能是统治。党只管确定方针和政治思想工作，不能干涉行政事务。”
　　说得多有启发！领导不是统治。领导同统治不是同义语。恰恰在这最关键的一点上，有许多时候，在许多地方，两者都给混合了。
　　但铁托领导下（不是统治下）的南斯拉夫，却走过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
　　他去世后，这个国家就在一种国际性的大潮流中，分崩离析了。为什么？书里自然没有解答，只好留给读者去思考了。
　　《庐山会议实录》
　　这是一本惊心动魄的书。增订本收录了一些平常不易见到真正文本的讲话和发言纪要，如果不说更加惊心动魄的话，至少可以说增加了某些动人情节的份量。作者李锐，在当时——庐山会议的当时——是一个特殊人物：他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不过是被欣赏的“特约”秘书，一个秀才，一个在庐山会议这样的“机制”中微不足道的人物。正因为如此，他在山中，又不在山中，也许这样的身份，更便于他日后看事物看得更清楚些，或者说，更客观些，更接近实际些。
　　所有的文字记录，都表明庐山会议是一场社会性的悲剧。三十几年以后，回头一看，更加看到它的悲剧性。彭黄张周，这四个所谓“军事俱乐部”的“反党集团”头目，都作了日后他们自己和旁人认为的“违心”检查，自己上纲上线，自己把自己臭骂一通，骂得连自己都不相信，而听众怎么能相信呢？难道都发了疯？一个人说违心的话可以理解，几个人都说同样违心的话，已经不大能理解了；而整个会议，上上下下，明白的不明白的，老的少的，少数几个有野心的以及绝大多数没有野心的，都一窝蜂说着同样的分明违心的话，而又大家都认为是发自肺腑之言，不要说后人，就是我们在山外经历了这场斗争的同时代人，几乎也不能理解。所以称之为社会性的悲剧吧。
　　“要向世界宣战！”这是庐山会议结束当日发出的最强音。宣什么战？为何宣战？难道当时的人们都知道答案吗？不不。这使人想起了伟大的文学家西万提斯和安徒生来——他们笔下的典型人物：向风车开战的唐·吉诃德和穿了“新衣”的皇帝，不是在嘲笑我们这些二十世纪的勇士们么？
　　书中记述了若干善良的与会者（即不是那些怀着野心的伪君子）的发言，乃至在庐山会议末期大唱要树立领袖的个人权威的发言者，都逃不脱仅仅七年后那场“浩劫”的磨难。这是为什么？
　　作者在334页即临近结尾时的一段话发人深省：
　　由于庐山会议错误的“反右倾斗争”，不仅直接造成1959 年至1961 年连续三年的经济困难，更为严重的是，如前所述，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错误发展，终于导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
　　英雄形象的“纯洁性”
　　保尔·柯察金是世界闻名的英雄形象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知教育了多少英雄儿女。近年彼邦的出版社，翻查了往年的书稿档案，找出当年印本删去的或改过的字句段落，作为附注印在新版的小说中，也有几处明显的笔误或疏漏，则在正文中改正了。这种处理是可以接受的。如同原文集编者所说，“在作者去世之后，随意改动正文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梅益同志的译本新版，也补译了附注，这使我们读者有机会读到被删节的字句。首先吸引我注意的是，当年编辑部有好些改动是为了保护英雄的“纯洁性”，特别是描写爱情和政治上的动摇的字句。有时连作者自己已经写得够纯洁（但那是经过抵挡了“诱惑”而得到的）的段落也删去了，真不可解。
　　当保尔对新经济政策不理解而大发其无产阶级理论的那一大段，当然不能让它存在。难道能让保尔说这样的话么：我弄不懂那些高深的理论，我只晓得一点：新经济政策是对我们事业的背叛。我们为之奋斗的不是这个，我们工人不答应，我们要对这种做法全力进行斗争。至于你们，既然甘愿充当资产阶级走狗，悉听尊便。
　　这样的话能让我们的英雄说得出口么？一千个不，一万个不！（这也是一种“英雄”的语言！）当年的编辑部删去这些话，真是天经地义。
　　我们太理解了；因为我们都走过同样的历程。说好则一切皆好，说坏则一切皆坏。没有折中的路可走。到了“顶峰”就是四人帮那一套“三突出”。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公开了一些从未为人知的档案材料，揭示了这个大学者最后二十年的生活和心境，当然也同时暴露了那个悲剧性的时代。应当说，这是一部可读的书；而且是对近年来东抄西袭地滥写人物的当头一棒。这部书最大的优点是它发掘了历史材料——没有真实的原始材料，是写不出真正的人物志来的。
　　如果书中没有充塞着过多的廉价感叹，那该多好啊。一切廉价的感情都是不需要的，都是苍白无力的；读者会从引用的材料和朴素的叙述和分析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而这样的结论才是坚实的，深刻的，达到著书人目的的结论。一切廉价的感叹，褒贬，都是多余的。
　　试举一例。书中揭露三年困难时期这位老学者受到照顾，只因为一个管事务的同志多说了一句话，引起老学者的不快，由此拒绝接受照顾而引起一场风波：沾染着“左”的情绪的管理者们，爆发了一场痛骂此老的闹剧。“陈寅恪有什么了不起？他能生产出一亿斤粮食来给他什么都可以。”多么无知，多么刻毒，多么“左”啊，而这就够了。多说一个字都不必要。作者发了一段议论：
　　矛盾的焦点就在这里，人们无法理解，对一个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为何要有这样的特殊照顾！
　　也许这已经多余了。可是，接下去又是一段独白：质朴的人们似乎没有错，一个什么也不能生产的“包袱”，最好的命运应该是处理出去而不是特殊照顾。在那个文化遭践踏的年代，人们有这样的气愤丝毫也不奇怪。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当年的知情者已不愿详谈那场据说是很激烈的讨论会。
　　可惜这样还不够。接下去又是一段抒述这位老而迂的大学者的心情和以后的行动。
　　再举一例。
　　有一阵“整风”，纠正“左”的做法；于是组织中某些“左”公作了检查。事实叙述得够明白了。可惜又是一段廉价的叹息：历史留下的就是这样触目惊心的文字。没有看过一本马列经典著作的人，却在局部范围内领导了一系列打着马列旗号，视马列片言只语为紧箍咒的政治运动。相形之下，四十多年前已在欧洲看过马克思《资本论》原版著作的陈寅恪，显得很可怜。当然，这同样是中国历史的可怜。
　　够了？还不够。接着又是一段独白：无知者很多时候不必等到吞吃恶果的那一天，而在当时就要付出人生代价。
　　难道还不能说明，很多时候，一段真实的材料，往往比段廉价的议论或赞叹更能打动人么？
　　独立与自由
　　1929 年，陈寅恪为清华大学立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写的碑铭中有这样的几句：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后约三十年，作者在《柳如是别传》第一章缘起中云：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由此可知，陈氏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三十年不变。
　　民族不独立，无从讲自由；民族独立之后，没有思想自由，则无从发展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书无全书，人无全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
　　这是鲁迅六十多年前写下的话。
　　过不多久，林语堂声言“一部论语治天下”；说说而已，谁也不会相信。
　　大约连他自己也不相信。
　　十年大灾难期间，说是拥有一部红宝书，就无敌于天下。读书的人不信，不读的人有信的，也有不信的。那时节，书店里什么书也没有了，只剩下一部红宝书，后来也许觉得太寂寞，加上几部样板戏。
　　不是绝无，而是仅有。天下太平了？大治了？怕未必，只不过暗潮看不见罢了。
　　于是又有读书读得愈多，人就愈蠢之说。这句话可能在某种场合是对的，例如读书读到迂夫子的程度，人可能就变蠢了。但不幸这句名言又被利用来证明只要一部红宝书就威力无穷一说。
　　书这东西也真可怜。有时被说成无用，有时又被证明只需一部书，天下就得救了。
　　由是又产生了书籍恐惧症：这是一种传染病。一部论语治天下既然不可能，一部红宝书也证明并非万能，那么，难道一部书就能搞得天下大乱么？
　　读书人都会记得，十几年前，“读书无禁区”吹皱了一池春水：原来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一个禁区。
　　别怕书。书不是妖怪。书也非上帝。书就是书。你爱它，它就给你所要的养料，也许还带一点杂质，甚至微量毒素。你有抵抗力么？
　　山水·人物·思想
　　客问：给普通人看的地理书，怎样才能受读者欢迎？
　　答曰：山水，人物，思想。
　　客不解。
　　开释：山水就是地形地貌，讲地理环境；凡是一山一水，一城一镇，无不关系到或牵涉到人，名人或普通人，这就是人物，讲山水而不讲人物，哪能讲得活？怎样讲，这就是思想——没有思想（比方说，爱国主义思想，国际主义思想），则山水人物都是僵化的概念，谁愿意读？更不必说爱读了。
　　我劝客人重读鲁迅翻译的《思想·山水·人物》，日本人作的小品文集。
　　这时，客人才知道我脱口而出的“山水，人物，思想”是脱胎于这部书名。
　　我说，我故意要把“思想”一词调到末位，是想说明不要主观事先设定一些框框，然后将山水人物套上去；必须先有山水和人物，然后才产生思想。
　　不过，我说，我一直喜欢这部随笔集，虽则我不大了解原作者鹤见祐辅是什么人，更不知他代表着哪种倾向。只知道鲁迅翁说此人的专业是法学，“这书的归趣是政治，所提倡的是自由主义。”但书中颇多精辟的论断。
　　音乐沙皇
　　三月里看到《纽约时报》的报导，说那个叫做赫连尼科夫的作曲家还健在，而且恬不知耻地大谈他自己在前苏联时期——更准确地说，是在斯大林时期——“是清白的”。
　　我记得此人。我不会忘记此人。40 年代此人红得发紫。尤其在卫国战争后期和以后，他是当时苏联音乐家协会主席，《苏维埃音乐》杂志主编，作过不少音乐作品，从小歌曲到大歌剧，从弦乐曲到交响曲，充塞于市。说实在的，这些东西只能说充塞于市，却没有人喜欢，没有人欣赏。但他有权。
　　他是“音乐官”。他对音乐界操生杀予夺之权。他是意识形态沙皇日丹诺夫的应声虫。不止应声虫，不不，他是日丹诺夫在音乐领域的执行官，说得刻毒点，是日丹诺夫的“杀手”。《纽约时报》说得够损人的，它说，“虽然他谱写的作品成百上千，形式也多种多样”，“但是赫连尼科夫更有可能以1948 年他发表的那篇著名讲话而留名青史。”
　　在那篇著名的讲话中，他祭起日丹诺夫的暴君符咒“形式主义”，将当时乐坛的明星肖斯塔科维奇和普罗科菲耶夫狠狠地击倒在地，几乎还要踏上一只脚。但他没有成功。这两个真正的大音乐家在几次猛遭打击之后，却都翻了身，他们的作品在其后以及身后受世人的喜爱。
　　时代前进了。世界变了。我不怀疑好些人们在往日的气氛中和往日的淫威下，说过言不由衷的话，甚至做过压制同僚的工具。可怜的是，这位叫做赫连尼科夫的音乐官，却不去反思。他认为他自己是清白的，没有压制过别人。他说他尽他所能帮助他的同行们摆脱高压，因此他的良心是清白的。他忘记了过去，但是人们却没有忘记过去。他说他现在“终于达到了绝对的自由”了。他当然达到了自由，他从来没有过不自由的日子。于是，近期他由美国一家跨国公司的资助，在克里姆林宫剧院上演了他的新芭蕾舞剧《拿破仑·波拿巴》。
　　上帝保佑这位过去的音乐官心里能够平衡！
　　我爱林则徐
　　我爱林则徐。
　　他是近代史上面对强敌而毫无惧色的知识分子。
　　他敢于同入侵者斗——而不是热衷于跟自己营垒里的同僚斗。
　　他对于他所不熟悉的敌人展开调查研究，深刻的持久的调查研究。他不凭自己的主观意志办事。
　　我写过一篇《林则徐译书》，说的就是调查研究的事。
　　他得罪了皇帝，他不会看皇帝的脸色行事。——皇帝是“春天”，是“后母”，俗语说，“春天后母面，一日三时变”。皇帝让他去收拾“夷人”，他去了，好好地整治了一番。皇帝却变了，说变就变，皇帝听从投降派的意见，嫌他整治夷人，将他流放到新疆。
　　他去了。他人还在，心不死。那时没有五七干校，也许林则徐过的日子比五七干校好些，也许坏些。他还是忧国忧民。知识分子就是这副德性。几乎是不可改悔。因为他自以为没有错，自以为他整治夷人的举措没有错。
　　不过那时他有点悲观。他抚摸着杀敌的长剑，感叹自己的命运不佳，壮志未酬，却已无可作为，只好将“荏苒余生付逝川”了。
　　后来皇帝恕免了他——不过皇帝治下没有平反冤假错案一说，只是委派他去平乱，他去了，以后就不必说了。
　　林则徐壮年时有两句诗是很豪迈的：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也许这个老人以为让他去平乱也是有利于国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旧时的知识分子）有时是很糊涂的，他常常失去了自己的思想；他没有意识到所谓平乱是教他去杀老百姓，他做的是不利于国家的事，倒以为是尽了“忠”。
　　悲剧就在于此。
　　林的可爱也部分地在此。
　　汤因比眼中的文明和现实社会
　　我注意汤因比，不是由于他那部辉煌的历史学著作十卷本《历史研究》，而是因为我惊讶于这位历史学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进入皇家（即英国政府）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为政府的外交政策服务。如果人们知道他是教古希腊史出身的，那就更加迷惑了。但凡研究国际问题有重大成就的，不是那些满足于能够归纳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现象的学人——也许这中间不乏著名的新闻记者；或者换句话说，这些学者会成为显赫一时的新闻分析家。而只有对人类社会观察或研究得更深入（比方说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的学人，才能“洞察一切”，预示事态的未来发展，这发展，可能经过若干年，甚至经过一个或两个世代才实现。历史学家进入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是一条会取得战略性成果的路。
　　多少年来左派评论家抨击汤因比的历史观，集中在一点上，即他认为历史的发展过程，不外是各种各色的文明生成，兴旺，衰亡过程的具体表现。
　　而左派，不论在哪一种左派，都认为社会的发展依赖于经济（生产力或生产关系）和政治的作用。汤因比不吃这一套。他认为那样的历史研究是一种错误。他强调不把国家作为一个独立单位来考察。他考察的出发点是文化，或文化圈。他心目中认为对社会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历史学家所确认的二十一种文化，加上五个文化“化石”或“石化”了的文化。他在战后主编的《欧洲的重组》（1939—1946）是以他的文明决定论的观点编成的——说者谓这部书所预言的许多热点或困扰点，在其后的几十年间竟一一变成现实，例如波罗的海三国，南斯拉夫的分崩，等等。可见他的观点有其合理的地方。
　　别的不说，例如民族问题就是最困扰现今社会进程的问题之一。而民族问题包括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民族习惯，民族文比传统……等等，都不可能不影响到国家的政策，甚至会引发种种动乱或不安。人们在分析战后的发展过程时，过分强调了经济和政治因素而忽略了文明的文化的民族的传统的
　　因素（例如我在战后研究国际问题时写的两部书《变革中的东方》和《世界
　　政治经济地理》，1947），就只见当前，不见过去与未来，陷入很大的片面性。我想起一句名言，说，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一个阶级问题，即阶级斗争问题。也许是。但说不到“底”的时候，民族问题往往不完全是阶级斗争问题。
　　把一切的一切都还原或归结为阶级斗争，未免把社会活动简单化了。社会进展或发展的过程是受很多因素影响的，不能说只是阶级斗争决定一切。现今的国际现象和国际争端不能不注视民族的因素。
　　从茵梦湖到莫愁湖
　　德国小说家施笃谟的小说《茵梦湖》，解放前有四个译本，每个译本的印次都不少，累计印数恐怕比它在本国也不相上下。最早的一本是郭沫若译的，1921 年初版，取名就是我现在用的这个《茵梦湖》，初由泰东图书局初版，后来创造社出版部、光华书局、大新书局、群益出版社、群海社都印过。
　　其后，有唐性天译本，商务印书馆1922 年初版，取名《意门湖》；开明书店1927 年出了朱契译本，名为《漪溟湖》；施瑛译本《茵梦湖》，则是1936年上海启明书局出版的。
　　茵梦，意门，漪溟，都是音译。我喜欢“茵梦”这两个汉字的组合，有点罗曼蒂克味道，而原作者也是浪漫派作家。这两个汉字引发某些联想，虽则这两个汉字合成一个词，并没有神秘意思，但从字面上却诱导读者去想什么。汉字的“特异功能”就在于此。
　　重读郭老译本时，却收到朋友来信，信封上写着“寄自莫愁湖”。不是茵梦湖，而是莫愁湖。茵梦无解，莫愁却有解。
　　好一个莫愁湖！我去过，去时年青，只觉得世间万物都在滋长，心中充满阳光，确实没带着什么愁；应当说，到了莫愁湖，有愁也变得没愁了才是。
　　莫愁湖，莫愁湖，世间多少个美丽的湖名，也比不上莫愁。哪一个湖比得上莫愁湖那么潇洒，那么豁达，那么开朗，真那么傲然，视一切艰难痛苦为无物。命运？命运怎么样？不被命运压倒，不向命运低头，何愁之有？
　　然而能不愁吗？大而至国事天下事，小则生老病死，哪一件事不令你犯愁？
　　人若能不向命运低头，大约就可以不愁了罢。
　　《杨绛散文》
　　出版者介绍说，这部书包容了作者“半个多世纪以来散文创作的基本面貌”，一点也不错。散文写得如此平淡，如此隽永，还带着几分幽默，却不知不觉道出了使人掩卷沉思的哲理。作者笔下的人物，个个都是活生生的，太可爱了。写她的父亲（杨荫杭），一个正直的学人，一个爱国的士绅，多么可爱可亲的一个老头啊！写她的才华横溢而又过早离开这个世界的妹妹（杨必），读的不能不唏嘘者再。写她那“有名的”姑母（杨荫榆），有点顽固，却那么顽强，在日寇侵占苏州时“骂敌遇害”，令人起敬。至于写她的亲人钱钟书与《围城》的文章，则尽人皆知，无需多说了。
　　尤其使人动情的，我以为是写“文化大革命”的几篇；比如《干校六记》和《丙午丁未年纪事》，确确实实是那个疯狂年代的最好的证言。更加难得的是，这场世纪的悲剧或世纪的闹剧，在作者的笔下，显得那么逼真，虽则受了那么多的折磨，却一点也没有哀怨，更没有绝望，深刻地揭露了历史的本质，揭示了历史的规律。不是逻辑的说理，而是形象的描绘。值得所有同时代人和青年一代甚至未来世纪的年轻娃娃读几遍。历史是不能遗忘的，是不应忘记的。谢谢作者了。
　　“傲慢与偏见”——读报有感《音乐周报》今年第十二期报导说，某旅居海外的华人小提琴家在北京音乐厅某一场演奏时，几次“失手”，令听众“惊叹”不已。
　　报纸说，这位演奏家——“两次出场时均因忘带当垫肩用的白巾而重返后台取之”；——“演出中间边拉琴边朝台下说：“请安静一点！’”
　　——“两次演返场曲目时在同一个地方中断，随即向观众表示：“不演了，就这样了。’”
　　——“最后一次返场曲目演奏结束时，手中弓子不慎脱离于地。”
　　以上云云，多次作了非音乐表演，真可谓盛况空前。遗憾得很，未能躬逢其盛。如果传媒说的是真的，我只想哭。
　　京城另有传媒说，北京音乐厅因为听众有意见，故从给这位“玩”音乐的名家数以万计的酬金中扣去五百元（区区五百元！），名家对记者表示不愉快。
　　又有传媒说，好些个京都著名音乐家盛赞这场演技之好，认为所有“失误”都是小节，不必计较；唯有表演之精美，可以盖过一切。
　　对这些报导，我也无从一一查证，如果是真的，我还是想哭。
　　我以为这些都不是什么演奏失误——奏错了一个音符或半个音符，甚至脱漏了一个或半个小节，那叫做失误，当然可以原谅。但是，作为一个观众，我如果遇到这些现象，心里只觉得气闷，好像被人愚弄了一番。这是演艺者对观众尊严的侮辱，是对观众感情的伤害。
　　我只能想起英国有一部小说，书名叫《傲慢与偏见》——不是想它的内容，是想起书名那两个语词：傲慢，偏见！
　　一切解释，推理，宽容，厚爱，……通通都是多余的。我记住这位天才演奏家的名字，我发誓不去受那傲慢与偏见的折磨。
　　尼采：法西斯哲学家乎？
　　二战后读书界有一个时期对尼采不太“感冒”。有人说，尼采是法西斯哲学家；说纳粹奉尼采为他们的智慧之神。后来又有人反驳说，尼采不但不是他们的神，而且早就看不起像纳粹那样的东西。但是，例如我这样的小知识分子，连尼采的书都难以看得懂，所以不能加以判断；于是按照过去几十年的“处世哲学”，宁愿信其为一种异类，说不得，看不得。
　　近日忽然买得尼采的一部笔记《哲学与真理》——当然还是大部分看不懂，可是偶然在《艰难时代的哲学》一篇中的第46 节，发现了奥秘（对我来说是奥秘，对别的饱学之士来说，可能是常识了），大喜。
　　尼采说：
　　在国家中，个人的幸福被置于普遍的幸福之下，这意味着什么？
　　不是少数人的幸福服从多数人的幸福，而是个人服从最高个人的幸福，服从最高典型的幸福。最高个人是创造性的人，他们或者道德上是最好的，或者在某些更大的意义上是有用的。因此，他们是最纯粹的典范和人类的改进者。
　　哎哟，这不就是希特勒之徒的法西斯言论吗？——服从一个人，最高一个人，尼采还在上面一句中的“最高个人”一语下加了重点符号。而主观“领袖”又是类似超人的人，最纯粹的人，最典型的人，道德最高的人，也是“有创造性”的人。
　　我以为解决了我的难题；但读下去，却又有新发现。且听尼采说：
　　……只是他们（芸芸众生——引用者）常常看不出谁是真正的最
　　高个人，……：往往是征服者、帝王等等被当作最高个人，如果维护国家存在的目的不再是为了让伟大的个人在其中生活，那么就会产生可悲的恐怖国家，产生最有力的个人取代最优秀的个人的海盗国家。
　　尼采在“最有力的”和“最优秀的”人那里也加了重点符号，仿佛他预先见到后人的评说，表明这个哲学家不是纳粹党徒那一类。
　　因此，在讨论哲学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时，可要慎重呵。
　　简洁不易
　　尼采说，“简洁地写作”。
　　或者这句话可以了解为：写作要简洁。
　　这也许是中外文的结构不同，通常我们说话不那么用副词。
　　他又引用一个艺术史家的话说：写得简洁不易，并非人人都能做到。
　　请看他怎样理解简洁：
　　“不多愁善感”。文章全是廉价的感叹符号或自我怨艾的调料，绝对不能打动人。
　　“几乎没有句号。没有疑问名。很少形象。一切都非常简练。平静。没有反语。不用渐进法。强调逻辑原理，但非常简洁。”
　　这几句话是典型的尼采语言。也许过于简洁了。
　　他是不是说，要说明一个真理，非得不动感情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多用一个标点，不多说一句废话？
　　尼采写得太简洁，句句话都成了警句，而警句常常是说了一半，另外一半要读者你自己去说；所以不好懂。例如他好些地方说到哲学家是医生，是文化医生，可读者很不容易理解哲学家为什么是一个医生，是怎样的一个医生。
　　但时下的弊病却是太不简洁，有用的信息淹没在拖泥带水的混合物里了。
　　专门和专门以外
　　七十二年前，即1924 年，作家鹤见祐辅在他的《思想·山水·人物》的序言中，写过这样意味深长的话：然而也有纵使一生用力，终于不能将真的事业，作为自己的职业的人。不，这样的人们倒是多的。……于是人们便开始了专门以外的工作。
　　在确当的意义上说，则唯这专门以外的工作，却正是他的真专门。
　　是他受之于天的天职。
　　他接着说：
　　所以古来的大事业，大抵是成于并非所谓的专门家之手的。在现今似的社会制度之下，那是不得已的事。
　　作者说这话的时候，他的本国——日本—是在本世纪20 年代，军国主义的日本还未进入发达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所以有如上的立论。这立论恰恰此时我们觉得很面熟了。
　　古往今来的许多专门家的遭遇，也为这论点提供了证据。
　　恩格斯描绘的共产主义世界，说，那时候，一个人早上绘画，中午做工，晚上弹琴，随心所欲，没有所谓谋生的职业和钟爱的事业之间的距离——人们梦想那个境界。有时甚至觉得那样的境界已经近在眼前了。但是这美梦很快被打破：现实还是现实。我怀疑一万年后那样的境界是否会到来。
　　生在现实社会的人，或者说，其中有着某种理想或兴趣或甚至专长的人，只好过着两重生活，无需自怨自艾的。因为这是人间！
　　《卡夫卡随笔》
　　《卡夫卡随笔》中译本几年间印了三版，销了近两万册。在所谓“严肃”作品销售不佳的那几年，这本小书竟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稍稍有点出人意外。正如这位作者，二战后最初几年，在西方世界忽然走红，很多文学读本选本都没有放过他。那时也稍稍出人意外。
　　卡夫卡是一个短命的奥地利作家，他只活了四十一年。人说这是天才。
　　他的同国人，音乐家苏伯特也是短命的，只活到三十一岁，却留下了那么多的迷人的歌曲。难道真的天才都是短命的吗？苏伯特逝于十九世纪初（1828年），卡夫卡殁于本世纪初（1924 年），相距约一百年。一翻阅卡夫卡的随笔，便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苏伯特。一样的迷人，不过一个是用文字，一个是用音符。
　　卡夫卡从不满意他自己的作品；他在遗言里嘱咐他的好朋友布洛德把他的手稿以及出版过的书，“毫无例外地予以焚毁”。作家布洛德没有按照他的挚友的意愿去做，却反其道而行之，把他亡友的书稿整理问世，这样后人才有机会读到他的全部作品。人们说，卡夫卡的作品充满忧伤，悲郁，甚至绝望（我想，是否还得加上一点“神秘”？）；但有些批评家说，卡夫卡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关系，就如同但丁、莎士比亚、哥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一样。这是说，他表现了一个时代，或者说，他代表了一个时代：两个世纪交叉的充满苦难和不平的时代。
　　这本随笔集也许能反映他的某些侧面。集子是由长长短短的散文，随感，寓言，小小说组成的；可以说是哲学的思考多于文学的描绘。也不全是难解的，比如这样的一段对话，颇引人入胜：“你在那里会发现一些怪人！想想吧，他们从来不睡觉！”
　　“为什么不睡觉呢？”
　　“因为他们从来不疲倦。”
　　“为什么不疲倦呢？”
　　“因为他们是傻子。”
　　“傻子就不疲倦吗？”
　　“傻子怎么能疲倦呢！”
　　这段对话不是一篇寓言么？
　　书前有绿原的长序，书后有冬妮的译后记。版权页误为冬妮著。漓江出版社出版的。
　　《北京的魅力》
　　这是七十四年前日本作家鹤见祐辅写的一篇旅行记的题目；有鲁迅的译文，所以一翻就找着。重读了，觉得很有趣——因为作者笔下的“魅力”，好像已经消失了；然而这个古都却出现了不少新的魅力，可惜没有大作家留下一点痕迹。
　　那篇旅行记说，在古老的中国，只有在中国，动物和人在城市里是平起平坐的，他举的例子是驴子和骆驼。七十年前，驴子拖着长长的耳朵，慢条斯理地在长安街北京饭店门前悠然走过。这景象我没有机会见到过，我是解放初进入北京的，我的记忆里没有这种柔和的街景。骆驼却见过的，骆驼连同那铃声，叮叮当，叮叮当，把人带入一个远古的世界，一个神秘的世界，一个平和而又唤起冥思的情景。如今，通通没有了。代之以高层建筑，立交桥，难看的黄色的甲虫（面的）到处爬行着。有一阵狗和人在大街上并排地走着，现在狗被管制起来了，它们也在街景中消失了。
　　七十多年前作者描绘的四合院也几乎消失了，剩下的也多半变成大杂院，不那么可爱了——剩下来不多的有魅力的四合院，则是高不可攀的建筑物了。至于作者文章中描述的，离城三十里外便打起仗来的局面，当然也一去不复返了。内战——军阀混战和对苏区的“围剿”——消失了，新的魅力也随之而生成了。
　　作者说，古老的文明的中国人有着非凡的魅力，那是生活美的魅力。他说，蒙古人征服了中国，却终于被汉人的生活的美所征服了；他说，满人也征服过中国，后来也被汉人的美所征服了。这种论调那时（本世纪初二三十年）很流行，但我以为对于文明来说，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调，足以消磨民族壮志的歪理。
　　应当有人写一篇北京的新的魅力了；也就是文明民族在当今这个世界上的新的魅力。
　　立体派或点彩派汉语奇观
　　汉语可能有立体派或点彩派的写法么？
　　有的。请看：
　　“我想我们实在可以学学画家们尝试一些较新的形式及与众不同的色彩与形状譬如就拿毕加索秀拉或夏加尔先来试一试。”
　　五十一个字。
　　“毕加索那种立体主义风格我们倒是在阿保里奈尔的诗中见过了因为那些诗所呈现的图像面貌就是一种文字上的立体主义。”
　　五十二个字。
　　当然这也是一种风格，一种文风；不过你看起来不觉得太累么？
　　上面两个句子采自西西的《画/话本》里面的《实验》一文。就像立体派诗一样，立体派的文也算一种奇观。
　　西西是香港有名的女作家，很有才华的女作家。前几年她的小说《哀悼乳房》征服了众多的读者，其中一个是我。文章写得很美，没有芜词，很干净，没有某些女作家那种娇滴滴的风气。
　　她做了以上所说的实验；幸而只见这一次，否则读起来太费劲了。一面图，一面文字，这就是《画/话本》的格局，极逗人喜欢的。
　　《几度樱桃红》
　　报纸发表了一篇巴黎纪事，题目就是《几度樱桃红》，是目睹了巴黎市民纪念巴黎公社一百二十五周年的感言，沈大力先生写的。文章不长，却很有感染力。我被它拉到三十几年前那“火红的年月”。激动人心的，若有若无、若实若虚的“大跃进”后，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本波兰人编的《巴黎公社》画册，篇幅不多，通俗版，给普通群众看的。我写过一篇短文，题为《三月十八日》，也发表在今天看到的这张报纸上。我写道：“凡是手上有火药痕迹的人即被扼杀”。你看那幅画吧，反动派军队捉着一个老头子的手，在那里查验有没有火药的痕迹，一个小孩十分愤激而又无望地紧挨在那老人的身边。
　　二十年后，我到了巴黎，在巴黎公社墓前真的见到了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孩。我在一篇散文中写道：一个工人装束的巴黎老人，带着一个十岁左右穿得很简朴的小男孩，在这碑前站立着。老人向孩子用手比划着，低声地在讲着什么：那孩子频频点头，时时低声地询问着，有时带着焦虑，有时带着悲愤的眼神。……此情此景，他只能讲公社。我找不见浮雕，却遇见了活的工人的巴黎，遇见了公社的子孙。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
　　去年，在上面提到过的同一张报纸上，又有一篇巴黎纪事，描绘了巴黎人怎样怀念去世九十周年的公社战士路易莎。巴黎人在这位女英雄墓前献了一束一束的红石竹花，献在公社墓前。他们高唱国际歌，在场的一个中国女子，应邀用汉语唱出了这首悲歌——“群情激昂，振臂和声。人们竞相挤将过去，拥抱这位中国女子。”一月份，巴黎举行巴黎公社电影周，放映了二十部以巴黎公社为题材的电影片。作者传递给我们这样的信息：“这种热烈气氛表明，一又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巴黎公社要建立一个公正社会秩序的理想，并未随时间泯灭，而恰在当今世界何去何从的形势下，愈显其自混沌谱中别开天地的动力。”
　　《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
　　尽管我不很喜欢这个书名，坦率地说，甚至很不喜欢这个书名，可是我被书中丰富的材料所吸引，一口气读完全书。感谢作者（邹振还）花了多年的精力，查考了一百多年来的报刊，引证了许多学人的著述，写成这样一部著作，给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和涉猎者提供可靠的有关资料和线索。虽然它远不是一部现代中国翻译史，但在很大程度上给这门学科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不喜欢这书名。是由于它显得太商业化；取这样的一个书名，显然是学前几年美国流行的一部什么《影响世界的十四本书》——那是市场经济中出版商人的“噱头”，也许可以促使它多销几万册。不过说“十四本书”也许还能多少站得住：本数愈少愈能服人。比如说在基督世界中最有影响的一本书就是《圣经》；在穆斯林世界最有影响的一本书就是《可兰经》；在共产主义世界最有影响的一本书就是《资本论》；在疯狂的岁月里对中国最有影响的一本书，不能不是“小红书”，即《毛主席语录》。举出的书愈多，则愈不好定，也愈不能完全令人信服。所以，这部有重大资料价值的书，还不如取个朴素的书名，更切合实际。否则，例如书中第18 种《造洋饭书》——介绍西餐做法的书——考证起来是很有趣的，也许是很有意义的，但人们很难想象此书对中国近代社会发生过什么重大影响。
　　翻阅完全书，发现一点“奥秘”。那就是一百部书中，有四十二本是由商务印书馆初版或印成单行本的；如果把最初的三十本（大抵出版于这个世纪以前）除外，则列举的七十本书中竟然有四十二本由这家出版社印行。这是现实。于此可见商务印书馆在我国近代文化发展中上所占的地位。
　　所列一百种，除了个别书外，都可以认为是对中国人有过影响的，这倒不错；当然可以举出不止一百本来。书中每篇都加了论断性的标题，有些标题不免落入俗套，有些标题是很朴素的（例如《赛珍珠“大地”的翻译及其引起的争议》）；多数标题带有倾向性，正是这倾向性大可商榷（例如《西行漫记》的标题是：《让世界发现中国和让中国发现自己》）。各篇都老老实实用原书名，让读者自己从介绍和论述中去得到自己的论断，岂不更好些？
　　读《三省堂自序》
　　近来文坛上隐隐约约有一种争论：有人说冯友兰投靠了“四人帮”，对于大学者，这是可耻的；有人说，不然，在那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风气下面，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学者，他没有办法不去屈从“党”的指示，更无法抗拒神化了的领袖的“最高指示”，这不叫投靠。
　　看来，我们的社会条件的确进了一大步，对于人和事都不是挥舞大棍，更不至于一棍子打死，大家可以实事求是地，平心静气地加以具体分析了。
　　至于这个关系到一个大学者的个人品格问题的具体问题，其实在这位大学者晚年写的《三省堂自序》中，已经把事情的本质说得够明白了；已经不是单纯的依附不依附的问题，是“诚”与“伪”的问题了。
　　作者写道：
　　我不知道，这是走群众路线，还是哗众取宠。这中间必定有个界限……这个界限就是诚、伪之分。……我们说一句话，写一篇文章都要表达自己的真实见解，自己的见解怎么样，就怎么样说，怎么样写。
　　这就叫立其“诚”。……如果自己没有真实的见解或有而把它隐藏起来，只是附和暂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对某一方面的吹捧，这就是伪。
　　这就叫哗众取宠。照上面说的，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
　　难道还有比这更深刻的自我批评吗？
　　他自己已经给自己作了鉴定。
　　奇书摘句
　　《我的自白录》，副标题：《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一部奇书，奇在它以一个标题——仅仅一个标题，还没有写出一个字——就被“拍卖”，并且以一百零八万元成交。书居然写出来了，买了标题（当然也买到全书）的那位“大款”把出版权让给上海文艺出版社，于是，这部我称之为奇书的书，去年（1996）十月问世，头一版印四十六万册。奇不奇？不能不拍案惊奇！
　　这个当代中国的著名影星，写了一部自传式的奇书。世间自传都或真或假，真真假假，也许所写都是真的，也许不都是，读者不可也不必苛求。就作为小说来读，又有何不可？文笔很好，很流畅，很少拖泥带水，带一点幽默或甚至辛辣的讽刺，有些段落却写得十分激动人心。难得一个不是以写作为职业的写手能有这样的文笔。或曰，是别人写的；或曰，是经过别人修改的。这些都无关重要。她为什么写不出这样的文章？她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她又为什么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问题一大堆都是多余的：有书便读，读就是。
　　书中有一段写巴黎剧场里观众对艺术家如何尊重，尽管演出者水平不太高，但是观众既然到场了，则无不热诚地对待。“每当我不由自主打个哈欠便有人怒目相向，凡是我们交头接耳哪怕是说一句话，旁边总有人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发出‘嘘——！’演出完全场起立鼓掌达十分钟之久，……谢幕十三次！”
　　是这样。一点没有夸张。这是对人的起码的尊重。这就是文明，这就是文化。
　　书中写到她与香港或内地某些个记者争吵时抒发的一段话，也是极有兴趣的。她写道：国家是我妈。她打我可以，你打她就不行。她打我打得再狠，我最多发几句牢骚或是东躲西藏，你要打她我就会跳起来打你，打你个狗血喷头，体无完肤。
　　460页又云：
　　我不能背叛我的祖国。祖国对我来说不是陈国军（正在与她闹离婚——引用者），不是四川那位记者，不是青岛税务局的张处长，而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十一亿人民，是我的父母、外婆，是我的家。
　　说得是，说得好。但愿人人如此。
　　《连城诀》
　　三十多年前，查大侠（金庸）写了一部《连城诀》，这是一部激动人心的武侠小说，读罢寻思，心中泛出了一个一个为追寻和争夺一部“连城诀”
　　而互相厮杀的师傅、徒弟、徒孙的钩心斗角形象，同时也不得不引发无限的沉思。
　　大侠们争夺的“连城诀”，表面上说是争夺一部剑谱——侠客追寻剑谱，天经地义，无可非议。但是这东西其实不是什么剑谱，而是藏宝图，或曰宝藏图。一干人等日思夜梦的不是要修炼剑术，却是想发财。一旦找到这名义上是剑谱实际上是藏宝图的东西，登时变了百万富翁。古往今来的凡人（侠客也不例外），有谁不想钱呢？
　　为了这“连城诀”，三个徒弟杀了师傅；然后三个徒弟谁都不想别人分享将要得到的神秘的发财指南，于是互相斗个你死我活，没一天停息过，正所谓天天斗，月月斗，年年斗，谁也不让谁，谁也不跟谁“结盟”。每个徒弟教徒孙时，都留一手绝技，生怕徒弟的徒弟造自己的反。你斗我，我斗你，没完没了，直到全书结束。至于斗争方式，则应有尽有，真刀真枪，你来我往，杀得个痛快，热闹，淋漓尽致！
　　原来侠士们也争宝藏！——原先我天真地认为侠士们都长得有一身侠骨，其实不然，侠士们也显然受到凡人世界的污染。
　　书成于公元一九六三年——那一年，凡人世界也是斗得厉害，不亚于书中的侠客们。全世界范围内战士们掀起了“反修”斗争，好多个党发生了分裂，分裂出来的战士们往往指斥原来的群体为“修了”，他们义正词严地为“真理”而斗争，也是斗得你死我活，好不热闹！这是那几年的历史。现实历史与侠客世界无关，自然更与《连城诀》这部武侠小说无关；不过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所以顺便提一提。
　　“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一篇没有起头没有结尾的读书随想录
　　（1）人是一根苇草。
　　人是什么？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再脆弱不过了。不需要费很大的劲，随便一点什么就可以把他摧毁。不过，人却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由于有了思想，人就比摧毁他的任何东西甚至整个宇宙都高贵得多；因此，人就能吞掉一个宇宙。
　　这是十七世纪的巨人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3）在他的遗作《思想录》中所揭出的一个命题。原文是：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备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347 页）能思想的苇草——我应该追求自己的尊严。绝不是求之于空间，而是求之于自己思想的规定。我占有多少土地都不会有用；由于空间，宇宙便囊括了我并吞没了我，有如一个质点；由于思想，我却囊括了宇宙。（348 页）
　　有了思想，便有了一切，有了整个宇宙。人的尊严就在于此。
　　（2）“没有脑底美的脸算什么呀”？
　　30年代初在知识界中流行的一句话（是从那时的翻译书上摘出来的话）：“没有脑底美的脸算什么呀！”（那时人们习惯套用西方语法造出一个“底”字表领有格，的—底—地，分别表语法上的三种不同属性。）这句话意思是说，一张美丽的脸孔，如果没有大脑，没有大脑在思维——即没有思想，算哪一号人呀？
　　然而现实生活中却长期存在许许多多“没有脑底美的（或丑的）脸”——芸芸众生都没有“脑”，即没有思想。不，不是没有思想；准确地说，是没有自己的思想。一群木偶人。在神权时代，以神的思想为自己唯一的思想。
　　若果不以神的思想作为唯一的思想，那就是异端；异端要被烧死的。在有皇帝的时代，皇上的思想，或皇上宠臣的思想，就成为芸芸众生的思想——换句话说，子民不必用脑子去想，他只需把头儿的思想拿来就行。简单，方便，实惠。随处尽是“没有脑底美的（或丑的）脸”。于是真的变成一大堆苇草了！
　　我曾经是这样一根没有思想的苇草；不，更准确地说，我曾经是一根以神的思想为思想的苇草，一根可怜的脆弱的苇草。（3）一句名言：“统治阶级的思想……”
　　几十年来，我们喜欢引用马克思一句名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这个社会的统治思想。”据说这句话译得不够妥贴。
　　其实就算翻译得非常妥贴了，马克思的文章有时也有许多不好懂的地方。这是因为，一来时代远了；二来东西方思维方法不一样；三来他受旧时代德国文风的影响，有点晦涩。不能怪马克思，也不能怪译者，更不能怪自己。比如上引的话，什么叫做一个阶级的思想？是一个阶级的全部意识形态？
　　还是别的什么？三几句话说不清楚；你以为说清楚了，而听的人还觉得不甚了了。可悲的是，长时期我们习惯于不思想；嘴上说，凡事多用脑子去想一想。实际上如果真的去想，糟了，惹麻烦了——不思想，倒平安无事。
　　不思想，倒有尊严；去思想，失去尊严。这是时代的逆流吗？
　　（4）但丁
　　有趣的是，比帕斯卡尔早多少年的但丁，在他生前没有出版的著作《俗语论》中，也表达了关于人贵在能思想的类似论点。不过，他的表述是从语言出发的。
　　但丁说——不是原话，是我按照但丁的意思引申出来的——：天使不用语言，天使无须用语言来表达他所想或所作的一切，因为天使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甚至无所不能，根本不必思想。
　　但丁又说，禽兽也没有语言，因为禽兽无须表达思想；禽兽只有本能，它根本没有思想。
　　于是但丁说，唯有人，才有语言，因为只有人才有思想，所以人要用语言来表达他自己的思想。
　　那么，照但丁的说法，不思想的人就无须语言。可也是，不思想的人只不过是一只“能言鸟”，它只会重复有思想的人的话语。
　　（5）木偶葛佩利雅
　　忽然想到那个著名的芭蕾舞剧《葛佩利雅》。这是现代意义的芭蕾舞剧的最初一个，或者至少是第一批中的著名的一个。木偶葛佩利雅，一个美丽的姑娘，被施了魔法，变成会恋爱的少女了；这就是说，她有了思想了，她变成“人”了，这样她才能去爱恋。
　　没有思想，就没有爱。没有爱，这人间会变成什么样呀？
　　（6）《思想录》：书和人
　　西方人称十七世纪是“天才的世纪”。
　　帕斯卡尔则是这个世纪的“巨人”。他留给后世的残稿——《思想录》，直到十年前才有了完整的中译本（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一九八六）。
　　那一年夏秋之交，一个学人在我家作客，我们一起倾听拉赫曼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他说，听，听那揪人心弦的几响特强sfz 音，这是俄罗斯思想的火花呀！我记得清清楚楚，“揪人心弦”这四个单字是从他的嘴里一个一个字跳出来的。我把刚印出的一册《思想录》全译本送给他，我说，瞧，这里面也出现有不少特强音，真够得上叫做思想的火花。
　　这位学人太高兴了，他说他多年来一直十分喜爱这部书。我知道这位智者那时正热衷于研究宗教，研究中世纪的欧洲文化与文明，这册书无疑“击中”了他。
　　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如今这学人身处异国，不知他身边是否带着这册书？……唉唉，我的笔走到哪里去了？还是讲帕斯卡尔吧……
　　《思想录》（Les Pensées），这“思想”一词，在原文用的是复数。抽象名词也能用复数么？这是一个可笑的语法问题，迹近迂腐。思想，思想，思想难道不能有复数？我们习惯于迂腐的头脑，乍一看去，连书名也觉得有点别扭。日本有译做《瞑想录》的（据铃木信太郎），倒也有创见，因为原
　　书的全名为《关于宗教及其他若干主题的随想录》（Les Penséessur la
　　religion et sur quelques autres sujets），既然有关宗教，“瞑想”这个语词就比较确切了。
　　我发觉我刚才写了“随想”两字。那是一种时兴的表达法。总而言之：思想，瞑想，随想，断想……所有这些语词，在这里（在这特定的语境里）全表达差不多同一个意思，语言这个东西有时真“反斗”（港语），即真淘气，真调皮。
　　说者谓帕斯卡尔用的“思想”一词，相当于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那个“思”。笛卡尔说过，“我所谓的思想，是指我们意识到在自己心中活动着的全部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不仅仅是理智，意志，想象；而且还有感情，在这里和思想是同一回事。”
　　思想，不但是理智，意志，想象，还是感情！怪么？不。没有感情，葛佩利雅哪能恋爱？
　　（7）未完成的杰作
　　《思想录》以书的形式初次印行，是在1670 年——离开作者逝世已八年，不消说不是作者自己命名的。作者是否说过或写过要用这个名字来出书，我没有去考证。一般说法是，帕斯卡尔从三十三岁起（1656 年）若干年间，甚至一直到他离开人世，用大张大张的纸记下近一千条长短不一的“断想”。
　　后来他把这些记录文字裁成小纸条，分类排比，原打算编成一本书，据说取名《为基督宗教辩护》（L’apologie de lareligion chretienne）；但四年之后书没有编成，他就辞世了。
　　他记录下来的这些断想，有时只一句话一行字，有时又长篇大论，俨然是整篇大文章，如同现在我们所见到的。究竟作者想就这个样子问世呢，还是要把那些短句或断句敷衍成文呢，我们不得而知。传统的说法是，作者本人来不及把书稿完善就离开人世。但现今看到的断句，有些（不是全部）其实已经是完善的命题，不必写成长文就能表达作者的思想。我把这称为“思想的火花”。以前我曾把摘编（从作者的文章中摘取其中某些句子或段落）
　　的名言称为“语言结晶”，也是与此相类似的意思。如果翻看当代大学者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这部书全由分段的“警句”所组成，也许上面提到的那种传统说法就会站不住。后人编成的《思想录》有种种版本，大致分为十四章，九百多条（条数各种版本不相同）。有些句子确实不好解，不好懂，甚至某些条条作者还未定稿。年轻时读英国“万人文库”的译本，苦极了，虽然据说这个译本真的颇有一些误译，但主要是我自己修养太差，知识和智慧都达不到读懂这部书的水平。现在人到黄昏，读到中文本，好像比年轻时懂得多了一点。因为经过几十年的社会实践，书中某些论点，它的深邃意义似乎有点体会了。
　　（8）比如说……
　　比如说，关于国王，权力，愚昧，聪明之类的命题，如果没有多年复杂的社会生活，是难于读通更难于接受的。帕斯卡尔说：“国王的权力是以理智并以人民的愚蠢为基础的，而尤其是以人民的愚蠢为基础。”（330 页）
　　作者论断说，这基础实在太脆弱了（为什么？这需要瞑想或沉思！）。后人编书时加注说，请参看320 页。320 页这一条说：世界上最没有道理的事，可以由于人们之不讲规矩而变成为最有道理的事。还有什么事能比选择一位王后的长子来治理国家更加没有道理的呢？我们是不会选择一个出身于最高门第的旅客来管理一条船的。（320 页）
　　说得多明白；多轻松；多幽默……多刻毒呀！
　　不幸几个世纪以后，世人还热衷于这样的选择。
　　帕斯卡尔这句话：“尤其是以人民的愚蠢为基础”，使我们想起一句熟知的箴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唉唉，“不可使知之”！资本主义的兴起，摧毁了这种“基础”，振兴教育，开发民智——这八个字我们也听得耳朵起茧了，可是实行起来却仍然困难重重……莫非真有那么一种如帕斯卡尔说的国王哲学在作祟？然而到了当今的信息社会，“不可使知之”却也太困难了，有时适得其反。
　　又比如，帕斯卡尔有名的一组二律背反（见230 页），其中第一款：上帝存在是不可思议的，上帝不存在也是不可思议的。
　　试比较60页：
　　人没有上帝时的可悲，人有了上帝时的幸福。
　　这60 页当然不是二律背反。但是，这揭示出：非甲即乙，非乙即甲；不是朋友，即是敌人；不是革命，便是反革命……
　　诸如此类的命题曾经困扰过我们，而现实生活已经把这种非甲即乙的简单化论断摧毁了。还有大片的中间地带。
　　《思想录》是什么书？一言以蔽之，是一本启发思想的书。是让人找回自己思想的书。
　　（9）天才+狂人+疯子
　　仿佛法国一个哲人说过：帕斯卡尔固然是个天才，但他同时是个疯子或狂人。
　　也许天才与狂人只差一线——但这无关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只活到三十九岁的天才或狂人，一生被恶疾缠身，却给我们这个世界留下了那么多了不起的科学成就，这就够了。不论怎么说，帕斯卡尔总是一个非凡的人：非凡的毅力，非凡的勤奋，非凡的战斗精神——与病魔斗争，与经院宗教斗争，与墨守权威的传统陋习斗争！正如他说的：“我们今天对古人的崇拜……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竟致把古人的全部思想和神话当成了神谕，竟致敢于提出新的创见来就不能没有危险，竟致一个作家的条文就足以摧毁最坚强有力的依据。”（原文版注者说，这里“作家”一词指亚里士多德，当时经院派奉之为无上的权威云云。）
　　时在十七世纪，一个半瘫痪的青年学人，竟说出这样大逆不道、大言不惭、离经叛道的话来，可谓“狂妄”之至了——这使人想起了上面引用过的评语：天才或狂人；天才加疯子……
　　有趣的是，世俗的凡人却不管他是天才或是狂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巴黎一直把这个科学家或狂人的头像，印在公共汽车票上。那是纪念这个科学家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三十九岁），竟然为巴黎的公共交通（公共马车）作了科学的运行方案，这个方案通过试验得到成功，不但轰动了巴黎全城，还轰动了欧洲大陆——可惜我在战前没到过巴黎，没能拥有一张这样有趣而又富有启发意义的车票！
　　帕斯卡尔生于1623，卒于1663.他的短暂的充实的战斗的一生，还不到四十岁就结束了。父亲是一个官员，但同时是一个博学的学者，因此帕斯卡尔从小就在学术圈子里长大，幼年时就表现出对数学和物理学的浓厚兴趣和卓绝才能。十一岁完成一篇声学论文；十六岁写了著名的《圆锥曲线论》，以至笛卡儿武断地认为这是他父亲代笔的；十八岁开始设计数学计算机（这不能不说是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二十五岁时成功地进行了气压实验（有人认为这是科学史上最动人心弦的实验！）；在这前后写成《真空论》——可惜原稿已佚，今只存序文——，宣称科学只能依靠实验和推理得到结论，一切权威都无济于事。此时青年帕斯卡尔因中风而半身不遂，但他仍战斗不息。三十一岁研究概率论（给科学家费玛写了三封著名的讨论概率论的信），成为近世概率的创始人之一；在他生活的最后十年左右时间内，他提出了多篇科学研究著作，使他成为近世流体动力学和流体静力学的奠基者。
　　千万不要忘记十七世纪的法国，宗教势力还是鼎盛时期。帕斯卡尔在紧张的科学研究的同时，也虔诚地信仰宗教。他真正作哲学沉思和宗教沉思。
　　他为他所信仰的教派的圣洁辩护。在这当中，名传千古的是他在三十三岁那一年开始，每隔一周或更长时间，用笔名发表一封公开信，前后一年余，共得十八封，后匿名（用俗人名义）以《给外省人的信》为题印行；因为他的教派（冉森派）受当权教派（耶稣会）的迫害，他不得不如此故弄玄虚，甚至在《思想录》中他也写上这样一条：
　　没有人会提到笛卡儿派，除非他本人就是笛卡儿派；提到学究的，除非是学究；提到外省人的，除非是外省人；我敢打赌一定是出版商才给加上《给外省人的信》这个书名的。（52 页）
　　他这十八封信，以辛辣的笔锋，尖锐地抨击耶稣会神父如何道德败坏，如何欺世盗名，如何依附权贵，如何操纵政治。一时间道貌岸然的耶稣会教士表里不一的丑闻，喧传社会各个角落。这十八封信不但是法国乃至欧洲宗教思想斗争史上的重要文献，而且是法国乃至欧洲前资本主义时代思想斗争史上的辉煌文献。后人或者可以说，《思想录》和《给外省人的信》这两部书，就是帕斯卡尔思想的代表作。
　　（10）多余的话：超语言效应
　　《思想录》是由许许多多警句组成的，时人编名言集或警句集摘引帕斯卡尔的警句并没有很大的困难，也不容易导致片面的理解；要是从另一些作者的专书或文章来摘取警句，那就困难得多了。在特定条件下，把某个被万民尊敬甚至崇拜的作者的名言，摘编成书（用我们传统文化习用的说法就是“语录”），那就会发生人们预期不到的超语言效应。一本小小的红宝书，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确实起到过编书时估计不及的作用。
　　我们叫“红宝书”的《语录》，那时在外国叫“小红书”。——说起来也怪有趣，本世纪初，美国出版过一种叫做“小蓝书”（Little Blue Book）
　　的，销路也不坏；出了好几千种，也是像小红书那样的小开本。不过小蓝书是资产阶级的，而小红书则是无产阶级的。我小时候读的是资产阶级学校，很喜欢这种薄薄的小蓝书：那是知识性的读物，一本小书讲一个人物，一种现象，一门技巧，一段历史……但它们不是名言，不是警句，不是摘录，只传播知识，因此从来没有什么超语言力量或效应。小红书却不同。不能说内容不好，也不能说编得不好，里面确实也闪烁着思想的火花，直到现在，思想的火花也还能激发人的精神。问题出自它的超语言效应，这在社会语言学上称为“语言拜物教”或者“语言灵物崇拜”，这是一种很复杂的社会现象。
　　恐怕世界上在短期内（充其量不过十年）印得最多的名言录，不能不数这本小红书了。印数究竟多少，无可统计；除了中文版本之外，还有各种文字版本；除了正式出版社印行的以外，还有各个社会群体印行的；除了单纯收载语录的本子外，还有所谓二合一（加上“老三篇”，或“老五篇”，或诗词，或其他什么），三合一，四合一，五合一的本子；此外还有国外造反派印行的外文本……简直无法算清。
　　作为警句集的《语录》，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夜印行的；它本为并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只是在运动开始以后的日子里，随着像章的兴起，也就是随着个人崇拜的升级，这部红宝书才被赋予超语言的力量或超语言效应。
　　“语录随身带，随时学（用）起来！”人人手中挥舞红宝书，造反派如此，被斗争的“黑帮”或“三反分子”亦如此。上街不带红宝书，比现时不带身份证，情况严重得多。开会先念其中某一段或某几段；斗人也得选某段一齐朗诵，声音洪亮，气吞山河。打派仗也念红宝书，各派摘取其中对自己有利的段落，高声大吼，仿佛要靠这声音来压倒对方。遇事必先念有关的章节，然后才动手去做，即使救人救火那样的万急事物，也不例外。现在看起来，或者今天回想起来，真教人笑崩了牙齿！但那十年却没有人笑，因为没有人敢笑。1966 年12 月16 日，发表了这部红宝书的《再版前言》，前言是林彪“写”的，预示这部小书顿时被提到一个十分独特的地位。不言而喻，超语言的力量或效应到达了当代历史从所未有的顶峰。
　　（11）一段插曲：真实的故事
　　十年前——那已经是那场浩劫之后的十年——我有机会访问意大利。到米兰时一位教授请我吃完晚饭，他建议走路送我回大学宾馆。已是夜深时分，路上行人稀少，教授忽然小声地对我说，十几年前，就是1968 年夏天，我真不敢这时分走过这里。他不等我问原因，便继续告诉我说，那时意大利的红色旅发现到我这样的“老顽固”，必定高举小红书，口中念念有词，对我采取某种行动。——教授生活在西方，他不会说我们惯用的政治术语，诸如“斗争”呀，“斗倒”、“斗臭”呀之类。他着重地说，是你们那本小红书呀，你明白不？我欲说无言。但我得说，我明白。我太明白了。我尝过这部小红书的超语言效应。现在轮到我问他：超语言效应，你明白不？他点点头。他难道真明白了？未必。
　　第二天，教授指派他的一个博士研究生——一个年轻美丽的姑娘，陪我去看达·文西的名画《最后的晚餐》。路上我问那姑娘，您听说过红色旅和小红书吗？她笑笑，说她那时年纪太小，没印象；她说听她妈妈（她说是个退休的化学教授）说起过，说时还带有一点惊恐。我打岔说，大约像童话里的小红帽那样吧。我们用笑声结束了这段谈话。
　　又十年。到了今日。我重读《思想录》，又重读小红书，我想到了许多。
　　我想，是不是“思想的火花”迸发过了头，就会产生一种神秘的超语言力量呢？如果说欧洲的文艺复兴，“人”找到了他自己；是不是可以说，现时代的我们，正在（或已经）寻回久已失去了的思想——以及全部的尊严呢？
　　1995年11月11日
　　图腾，塔布，力必多……
　　——一篇杂乱无章令专门家笑破肚皮的潜意识非线性随感残稿
　　[1]《图腾与塔布》
　　写完这个题目，飘飘然好像到了大洋洲外某个叽哩咕噜国，那里住着一些原始部落，说着部落以外的人听不懂的话。想着想着，简直有点想入非非了。
　　想起了名叫《图腾与塔布》这部书。
　　这是弗洛伊德的一部名作。其所以有名，是因为作者创立了叫做精神分析学的科学体系；在这本书中，第一次把这体系应用到人类学和文化史的研究上。书成于1913 年，作者五十七岁，他最初提出精神分析学的科学体系是在四十岁那年。这时，他已誉满欧洲了；而这“誉”，却是建筑在强大的反对力量上的。即如这本《图腾与塔布》，当年就遭到人类学家的激烈反对。
　　反对图腾？反对塔布？不不，反对的是弗洛伊德用他的学说来解释图腾和塔布。
　　这本书，没讲力必多，或情欲；没讲意识，前意识，潜意识；没讲情意综，或情结；没讲伊底帕斯情结；但它诠释的图腾塔布用的武器却是性的原动力。
　　性？这是个禁区！——性爱的禁区。我们熟知这个禁区。近三四十年间，有过弗洛伊德禁区，有过马尔萨斯禁区，有过其他禁区。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把它称做敏感区，极度敏感区。
　　古人“谈虎色变”，今人则“谈性色变”。尽管圣人早就说过：食色性也，仁内也，义外也——但是一两千年来，圣人的子子孙孙却不听圣人的教导，始终千方百计不敢正视“色”或“性”这个可怕的字眼。色？性？尽管有些人三妻四妾，甚至男盗女娼，但却害怕说出一个‘色’字或一个“性”字。
　　食色性也，我们的圣人在文字世界争得了第一，世界第一！此话说过一千几百年后，西洋才出了个叫做蔼理士的，在他那本也叫君子不敢正视的《性心理学》中揭示了同样的真理。他写道：“人生以及一般动物的两大基本冲动是食与性，或食与色，或饮食与男女，或饥饿与恋爱。”（潘光旦译文）
　　说是这么说，其实古今中外，色呀，性呀，男女呀，都是说不得的。这是禁区！别以为西方就没有禁区。这个弗洛伊德一生就在禁区里打滚，以至他的同国人，大作家茨威格也不能不慨叹说：
　　他毫不动摇地、勇敢直前地向至今无人涉足却胆怯回避的那个人世间隐秘的性冲动世界，即当时正被庄严宣布为“禁区”的领域进军。
　　——自由世界无意之中感觉到，这位毫不妥协的学者以其潜意识学说无情地破坏了自由世界的通过“理智”和“进步”逐渐抑制性冲动的理论，这位学者以其无情揭开面纱的手法，使自由世界回避难堪问题的研究岌岌可危。
　　茨威格说，正人君子们驳不倒他，就用讽刺、挖苦，或者使之变成庸俗的笑料，来扼杀他的关于梦的理论。（见《昨日的世界》）
　　[2]图腾，塔布“图腾”，“塔布”这两个似汉语又不是汉语却被收进现代汉语词汇库的名词，耳熟的人渐渐多起来了。前者源出美洲印第安人，后者来自大洋洲的原始部落。
　　在《图腾与塔布》一书中，作者有一段文字解释图腾是什么。他说，原始部落各各拥有一个图腾为民族、氏族、家族的名字。他说：它多半是一种动物，也许是可吃的或无害的，也有可能是危险而且可怕的。较少见的图腾，可以是一种植物，或一种自然力量（雨，水），它与整个宗族有着某种奇特的关系。大抵说来，图腾总是宗族的祖先；同时也是它的守护者；它发布神示，虽然令人敬畏，但图腾却能怜悯它的子民。同一图腾的人有着不得杀害或破坏其图腾的神圣义务，不得吃它的肉或用任何方法以它来取乐。任何违背禁令者，都将得到报应。（见第一章《乱伦的畏惧》，杨庸一译文）
　　在同一本书的第二章（《塔布和矛盾情欲》）中，也有一小段解释“塔布（禁忌）”：塔布（禁忌）在我们看来，它代表了两个不同方面的意义。首先，是崇高的，神圣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是神秘的，危险的，禁止的，不洁的。……塔布即指某种含有被限制或被禁止而不可触摸等性质的东西。
　　图腾是一种符号，一种代码，一种神物，因而是一种无形的约束；塔布（禁忌）更是一种无形的法律。有图腾便有塔布；甚至可以简单地说，图腾与塔布是共生的。中年的读书人可能还会记得，四十年前一个作家在私人通信中把一部历史性的伟大著作称为“图腾”，由是有图腾崇拜，引发了一场牵连到成千人的灾难。说者谓那场灾难并不单纯由于使用了图腾和图腾崇拜这样一种合适的或不合适的、妥贴的或不妥贴的讽喻；是的，不单纯由于，但剖析事物及其发展过程中的底层意识（或深层意识），未始不是由某种塔布所引发的。我说是“引发”，而不是“导致”。那位作家如果明白人类学或民俗学上有图腾就必有禁忌，他就不会运用文学家美丽的想像力来使用这个讽喻了。这段故事已成历史，而历史是不应该忘记——也是忘记不了的。
　　但是弗洛伊德《图腾与塔布》这部书，并不因为这两个本身有点神秘感的词儿才在过去一段不短的时间内本身成了“塔布”的对象。这样的书是不能随便看的——连想也不要随便想，因为作者是一个禁区的闯入者和破坏者，因为这部书把图腾和塔布现象通通归结到性压抑上。谈性色变，何况又是毕生在这禁区打滚并且全力要冲破禁区的性学鼻祖！
　　[3]力必多
　　我今天敢肯定，如果弗洛伊德准备谨慎地把这些理论粉饰一下，把“性欲”说成“情爱”，把“欲念”说成“追求的渴望”，不要总是毫不留情地明说那些最后结论，而仅仅作出暗示，那么他就不会受到学院派的任何抵制，而能把自己的五分之四的理论发表出来。
　　这是弗洛伊德同时代人——朋友，犹太人，作家——茨威格说的。说得真好，如见其人；不，仿佛他活在我们现在的世界，活在我们当中。
　　上面引句中的“性欲”就是本文题目里的“力必多”。这个怪字是弗洛伊德创造的字。力必多！利必多！里比多！汉语有多种写法，都是由拉丁文转来的libido 的音译。究竟它是什么东西呀？
　　这个词的词义从它出生之日起，各有各的说法，一天比一天扩大，各有各的理解。一般地说，就是“性欲”，就是“情欲”，就是“性冲动”。据说这是人的原动力，是一切一切行动的推动力。四十年代潘光旦索性把它译作“欲”。
　　这位科学家发现了力必多。于是迷上了力必多，然后把一切精神病的起因都归结到力必多受压抑上，然后他，他的门徒，推而广之，把一切的一切几乎都还原为性冲动，归结到与生俱来的性压抑。这一点很难为人接受，甚至引起科学同道的抨击。但是后来的普通人，很容易接受这位迷上了力必多的科学家所发现的“潜意识”。世间许多本来不易解释的现象和过程都可以用潜意识来说明。不幸的是，潜意识与性冲动联在一起，使这位严肃的认真的科学家形象——至少在世俗社会中——被扭曲了。他所迷上的“力必多”，挽救他的“力”却“不多”，绝对很少。他几乎被目为禁区中的怪人——几乎被认为是不科学家，是个狂人，性狂人。然而他本人却几乎像个苦行僧。
　　一个心理学史家（D.Schultz）说，“弗洛伊德虽然这样热烈地强调性在我们情绪生活中的作用，但是他个人对于性则坚持一种极端否定的态度。他一贯提及性的危险，甚至对非神经病者来说也是这样，他劝告人们必须努力克服一般动物的需要。”他甚至说，“性的行动是会使人堕落的；会污损精神和肉体的。”这就是严肃的科学家弗洛伊德。
　　[4]弗洛伊德与命运搏斗
　　弗洛伊德生于1856 年——今年是一百四十年华诞。命运捉弄他，但他却勇猛地、毫不畏缩地向命运挑战。他给这个世界揭示了人世间某些潜在的奥秘，给这个世界留下了至少是可供研究的财富，但他在每一个阶段都被人误解，被人歧视，被人嘲讽，被人抨击。完全可以不接受他的学说，可以批评他这种或那种论点，可以惋惜这个“迂夫子”那份执着，那份迷恋——迷恋他所“发现”（或他所“创造”）的力必多，他迷失并被困在片面性的迷宫——，可以笑他迹近“迂腐”，但是决不能无视这个科学家，不能轻视他，漠视他，蔑视他，更不能敌视他。
　　命运捉弄他：有时那么宽洪大量，有时又那么残酷无情。弗洛伊的名字传遍各大洲；自从上个世纪末，他四十岁时（1896）开始把他所创立的心理学—神经医学—病理学的交叉学科，命名为“精神分析学”以来，许多追随者，真心的或半心半意的，甚至冒牌的心理学家/医生，都或多或少，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他的或改造他的精神分析法，或挂着他的名而贩卖自己的疗法，到处（特别是在新大陆）开设心理诊所，替由于社会生活日益繁杂而引起心理失调（甚至失控）的男男女女治疗，难道有比这样无形的荣誉更美好的命运么？然而在每一个关键时刻，他都受到命运的折磨。当他的理论逐渐形成体系时，很多真诚的学者跟他一起工作，依附他，称赞他，但不久，由于理论观点上的分歧，一部分他最信赖的学者和合作者与他分手，另立门户；世纪交叉之际（1900）他发表了《释梦》，将潜意识上升为理论，对诠释正常心理和变态心理都很有裨益时，又有一部分追随者骇于这“潜意识”的怪影，离开了他；十三年后（1913），当他第一次将精神分析理论应用于人类学和文化史学的研究，发表了上面提到过的《图腾与塔布》时，又招惹了许多人类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的抵制和抨击——他们斥他为荒诞无稽，但几十年后，这些学科的后来者却又不能不部分或全部承认他为这个领域的先行者。为了把精神分析学应用于更广阔的文化领域，他创办了《意象》杂志（Imago），这又导致与他的一些合作学者的矛盾。他应邀赴美讲学，是与他的合作者容格同行的（1909），但四年后与容格发生学术观点的不可调和的冲突（1913），于是发表了《论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1914），尖锐地批评容格。容格与他分手了。其时，弗洛伊德其人及其学说几乎陷入一种四面楚歌的地步。以致国际上一些善良的，与他的观点相同的学者成立了一个叫做“委员会”的机构，来“保卫”这个被命运冲击的科学家及其事业，在这些学者中有兰克和琼斯——当他七十岁时（1926），兰克“背叛”了他，走开了；而琼斯这位英国科学家却在危急时候设法从纳粹魔爪下营救他出险，流亡英国。（琼斯为弗氏作了三卷本的评传，读书界认为这是一部最可信赖的权威著作——今日过份忙碌的读者，可以看同一作者战后为美国百科全书所写的词条《弗洛伊德》，这一条不到万字的词条，正是那三大卷评传的浓缩版，要言不繁，没半句废话，史实是可靠的，剖析是比较客观的——当然是站在弗氏及其学说这一边。）
　　六十岁以后，弗洛伊德仍然接二连三地向命运挑战；或者反过来说，命运接二连三地捉弄他。此时，他的精神分析学说基本已成型，他的《精神分析学引论》和《精神分析学引论新讲》相继出版，他的学说渐渐被人接受，或部分地接受，或利用其中某些部分疗病，他在人世间不再是魔影了，但是他又向“死亡学”进军。他提出了新的论点，那就是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
　　一书中提出的“死亡的本能”——说性的欲望和死亡欲望，是人类心理状态的两大对抗力量。这又是一场悲剧性的演出。琼斯说，这是“心理方面的一种革命性新理论，使他的门徒感到吃惊”。人的一生只有性欲和死亡！活着就是性欲在作怪，要不就把生命化成无生命！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恩格斯不是说过吗？”今天，不把死亡看作重要的因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实质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的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果，即始终作为种子存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联系起来考虑的”。
　　不管怎样，在20 年代发表死亡本能说，是够震撼世界的，难怪那时人们以为这个老人发疯了。（时至今日，还有人说这个学说是某些邪教集体自杀的理论根据。不知是弗氏荒唐呢，还是今人荒唐呢。）
　　七十岁（1926）那年，他声明从精神分析运动引退。他没有“退”，他换了方向，他向文明，文学，文化和宗教进军。然而命运仍然跟他过不去。
　　七十三岁，发表了《文明和对文明的不满》，向今日的文明，今日人类的文明提出挑战。琼斯说得很正确，他这篇论文已经不是要解决什么心理学的问题，而是提出一种哲学性质的结论。看来，那时他跟罗曼·罗兰讨论过人生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如何能达到这个目的的问题。罗兰说，要靠宗教；弗洛伊德说，不！宗教始终是“一种精神麻醉的典型代表”。他说——在这篇论文里——要靠恋爱！人生最终追求的是欢乐和幸福，而幸福乃是暂时的，是过渡性的，“用宗教来追求幸福是注定要失败的”，只有恋爱能解决这个难题。多么可爱的老人的青春的心啊！而难道这能让人人接受吗？我看不。
　　然而悲剧性的过程还没有结束。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写下那部唯一使他懊悔不已的著作：《摩西和一神教》。正如茨威格说的，他以丝毫站不住脚的论证企图证明摩西乃是埃及人，而非犹太人。这样，他既大大地伤害了那些虔诚的犹太教徒，同时又大大地伤害了那些有民族意识的犹太人。那本书恰恰又是在法西斯党徒全力迫害犹太人的关键时刻出版的，他伤心地失去了他同族人的同情和关注。他为此十分自疚。他对人说，“现在有人夺走了犹太人的一切，我又把他们的最优秀者夺走了”。
　　悲剧收场了。他活了八十三个春秋。
　　[5]《昨日的世界》
　　如果说琼斯写的传记是对弗洛伊德这个伟大的科学家进行理智的分析和
　　解剖，那么茨威格笔下的弗洛伊德则是活生生的可爱的充满高尚感情的凡人，有血，有肉，有笑，有哭，有苦恼，有懊悔，有傲慢，有愤怒，有坚强意志，有克制能力。《昨日的世界》最后一章的最后一些段落，是多么动人啊。他写出了作为一个人的弗洛伊德，同时也通过他的带着深厚感情的笔，写出了他的学说。琼斯写他的理论，而字里行间却写了他的为人；茨格威则着重写人，而凭着他的敏感和直觉描述了他的学说。真是妙不可言！在茨威格笔下，这个科学家是执着己见的，是自律甚严的，一丝不苟的，狂热的真理追求者。
　　当弗洛伊德挣脱纳粹的铁蹄，流亡到英国，定居伦敦一年便接受死神的召唤那一段日子里，茨威格曾不止一次与他相聚：两个犹太人，两个闻名世界的大学者，两个逃脱纳粹迫害流亡他乡的欧洲文明代表，有着说不完的话，那是可想而知的。书中记叙了弗洛伊德最后的时刻，记叙了这巨人从不屈服的那股精神：
　　死神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阴影越来越清楚地投在他面上，死神使他的面颊枯瘪干瘦，使太阳穴从额角绽出来；死神扭歪了他的嘴巴，使他的嘴唇无法说话；可是死神对他的眼睛却无能为力，那是一座无法破坏的灯塔，这位英雄的精神巨人就是从这里观看世界的。眼睛和思想，直到最后时还是那样明亮与清醒。
　　书中还记述了茨威格同达里往访弗洛伊德的动人往事。达里是超现实主义画家，那年（1939）三十五岁，却已在欧洲大陆红极一时；他崇拜弗洛伊德，他信服《释梦》的理论，和所有的超现实主义画家一样，都是以潜意识活动作为构思的根据的。达里1931 年作的油画《记忆的永恒》（记忆的残骸？），与精神分析理论实际上可说异曲同工：达里认为精神病患者在某种状态下的言行，是感情与愿望最坦白最真诚的流露，最适宜于作艺术的表面。
　　——这幅画，我看不懂；确实看不懂；但是看着画面上那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却也唤起许许多多的联想，想什么，恐怕因人而异，也许这正是艺术的奥秘之处，因为它能召唤失去了的记忆。
　　这是一次难忘的会面。一个科学家，一个作家，在热烈的地交谈；一个画家什么也没有说，他在一旁为弗洛伊德作速写像。“他已经把弗洛伊德身上的死神画出来了，”茨威格这样说。他画了什么？他画了弗洛伊的头像，那头盖骨是一只蜗牛的残骸！已经把死神画出来了，难道不是吗？可惜我的一本达里画集在那疯狂的十年间消失了，不记得那里面有没有这幅死神附身的名画。
　　这次会面给达里留下深刻的印象，这自不待言，因为年轻的画家早就迷醉于这位年纪比他大几乎半个世纪的大师；想不到这次会面也给弗洛伊德很大的愉快。会面的第二天，弗洛伊德给茨威格去了信，感谢他把这个年轻画家带来见面，信中写道：“在这以前，我一直认为，那些把我当成偶像崇拜的超现实主义者们是道地的傻瓜（我可以说他们起码像百分之九十五的酒精那样，百分之九十五是傻瓜！），但那位年轻的西班牙人以其敏锐的目光和不容置疑的技巧改变了我以往的看法。如果仔细地研究他的构思和绘制那幅素描的过程，一定是非常有意义的”。昨天我看了看达里1936 年西班牙内战时绘制的《内战的预示》，如同看毕加索描绘同一题材的《格尔尼卡》一样，似懂非懂，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联想，不能说完全唤不起一点感情来。唉唉，超现实主义！唉唉，潜意识！
　　顺便说一下，《昨日的世界》这本书，有个副标题：《一个欧洲人的回忆》。这是茨威格流亡南美洲自杀前完成的最后一本重要著作，是在没有一点参考材料的情况下写成的不是回忆录的回忆录，写的是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文化史或欧洲文明史；记述了这些年代欧洲许多文化大师的言行，真是一本动人心弦的力作。
　　[6]图腾与文明人
　　北京有个很可观的图腾岛。有好心人在圆明园里面的小岛上设了一个图腾陈列场地。图腾柱，刻在柱上的图腾，刻在面具上的图腾，还有原始人艺术造像和上面刻着的图腾。美洲的，大洋洲的，亚洲的，非洲的。好像没有欧洲的。欧洲没有图腾？不知道。——图腾柱，造像等等树立在小丘上，在矮树丛里，有着夸张的男性性器的造像，遍地都是。值得文明人去游一游。
　　我确实没找到欧洲的。我想起了格罗塞的《艺术的起源》。书中说澳洲原始部落说的“可朋”就是美洲印第安人说的“图腾”。作者说，澳洲人的勇士和他的可朋动物的关系和欧洲骑士与纹章上的猛兽的关系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纹章上的猛兽，并不像后来合理化的推测，它的原意并不是美德的标志，却一点不多一点不少是一种保佑的力量或种族的祖先之意。这些观念的最接近而最自然的结论，就是把家族的动物放在武器上，作为一种灵物崇拜或保佑的力量；所以欧洲战士把熊或鹰画在盾牌上，澳洲人也把袋鼠或蛇皮的图形装饰在盾牌上。
　　（见第六章）
　　绝妙的对比！第二国际的卓越战士罗莎·卢森堡在她死后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导言》（1925）中曾尖锐地批评格罗塞这部著作，说作者把家族类型和原始文化类型跟经济类型相联系和类比，是一种机械论。我以为不一定。
　　而且这是一部第一次对艺术与社会相互关系进行剖析的艺术史著作，不能求全责备；后人不是也批评卢森堡的经济理论是一种机械论吗？
　　反正，无论如何，《艺术的起源》是值得一读的好书。读后你再判断罢。
　　此书有蔡慕晖译本，编入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令人惊奇的是，原译在抗战前出版的，六十年了，而行文仍极可读。难得！
　　[7]蔼理士，潘光旦上文云云，并非企图介绍或评论或批判这个“禁区”，或禁区中打滚的学问；不，我没有这个本领。无论是精神分析学，还是性心理学，还是性学，我都一窍不通，我花了那么多篇幅。只不过想抒发一下我关于禁区的压抑感情，其实与学说无关。
　　思想是长了翅膀的。既然讲到弗洛伊德闯禁区，就不免联想到英国的蔼理士；一讲到蔼理士，就不能不联想到潘光旦。蔼理士与弗洛伊德同一年在英伦去世（1939），他比弗洛伊德小三岁。蔼理士那七卷本《性心理学研究录》，曾不得不在德国出版——世俗的英国人大都是“君子”人也，他们看不得这部大逆不道的书，这样的书英国出不得！是个禁区！我上面屡屡提到过，古今中外都会设置种种禁区的，大家切莫少见多怪。直到1933 年，蔼理士七十四岁时才出版了一本通俗科学著作：《性心理学》。说来也巧，潘光旦移译此书却是从作者去世那一年开始的。蔼氏书原序中有一段说到弗洛伊德，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没翻译出来（译序所云怕不是真实缘由），四十几年后重新出版这书，才由别的学者补上。删去的这段话是很重要的，足见两个大学者的品格和观点。蔼说，他从头就敬重弗洛伊德其人及其学说，而且率先把这学说介绍给英国读者，但他声明，“我对精神分析学说一向采取同情的态度，但又从来不是这个学派的同调的信徒。”更有令读者折服的是，他虽声明不是“同调的信徒”，可是他却诚心诚意地把弗氏的《精神分析引论演讲录》推荐给读者，他甚至说：即使是对精神分析学说持全盘否定态度的人，要想把这部书里出自睿智卓识和丰富经验的研究成果搁过一边，完全无动于衷，事实上也是很难办到的。
　　这是一个真正的学者说的真诚的话。我们就正缺少这样的话。
　　潘译《性心理学》1945 年（费老说1946，待考）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那时，这家老字号，好像没怎么考虑禁区问题——蔼氏说的弗氏那本《引论》，是1930 年由上海商务印行的，其时商务还未遭难。综观商务的历史，似乎张元济也好，王云五也好，都不怎样注意到禁区的问题——他们倒是很重视现实政治问题的。比如在天下大乱时，张就不愿或不想或不敢出版孙中山的《孙文学说》；在大革命失败的低潮时期，王就不想印行马克思的书，后来至少也不热心出版《鲁迅全集》。
　　学术问题要和政治问题分开，说是说过几十年了，可是——哪里分得开？
　　一则两者确实难分难解，或者说，有时确实难分难解：有时人们往往想把他们拧在一起。唉，这也是古今中外如此，人们遇到这种事不必太过伤心或灰心，不会总是下雨天的。想想看：《引论》初版重版相隔五十四年，《性心理学》两版相隔四十二年，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历史老人从来不走直路，是之谓乎？我这一段文字叫做非线性联想。
　　序《中华姓氏大辞典》
　　1982 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后，有两个科学机关差不多同时对汉民族的姓氏作抽样统计，测定汉民族姓氏的数量结构和地理分布。这两个科学机关就是中国科学院的遗传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简称“语用所”）。
　　遗传所从遗传学的角度出发，探究作为“生物学标记”的群体遗传学特征；语用所从应用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出发，研究作为社会成员“父系标记”的姓氏用字状况。两个研究所都得出了很有价值的数据，并且都写成专文收载在我主编的《现代汉语数量分析》（1989）一书中。我认为，全部测量数据应当从速印行，因为这两项数据虽略有不同——这是由于抽样方法和样本规模不同引起的——但它的意义和作用，显然已大大超过原定目标，它对于各个有关学科（例如人口学、优生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史学、社会语言学、文化史学等学科）和有关部门（例如民政、公安、邮电、人事、信息统计等部门）都有实用价值和一定程度的理论价值。
　　可以指出，这两项数据是我国第一次用科学方法调查统计所得到的汉民族姓氏频率和姓氏分布的成果，其历史意义自不待言。
　　这些成果在很多方面打破了原来的传统观念，例如现在还使用着的姓氏不止一百家，而是在一千家上下（遗传所在样本为537429 人中发现了1066个姓氏；语用所在样本为175000 人中发现了737 个姓氏）。又例如姓氏的地理分布和姓氏所占比例，也同传统观念不尽相同（遗传所测定包括李、王、张三大姓在内的19 个大姓，累计频率达55.5%；语用所测定包括王、陈、李、张、刘五大姓在内的14 个大姓，累计频率达49.48%）。两个测定数据不约而同地向社会提出一同姓率问题。更严重的现象是当代人名用字偏少而导致的同姓同名率问题——像这样的问题是国家行政机关应当注意并且要采取符合社会心理的方法予以妥善解决的。
　　如果将上述两项研究成果放在历史的大框架中加以考察和论证，那就肯定会得出更有影响或者说更有意义的结果。所以遗传所两位专家在完成上述课题的基础上，用大力气搜集了古往今来的汉族和其它民族用汉字表达的姓氏资料，编成这部词典，使我们对姓氏的探索扩大了视野。从纵向看，它收罗了自汉民族形成后曾经出现过的姓氏（其中当然包括了现代已湮没了的姓氏，从外族移植过来的姓氏，因政治原因改了写法的姓氏等等）；从横向看，它蒐集了大陆以外各大洲华人即炎黄子孙所曾使用过的姓氏。可以说，呈献给读者的这部词典，是汉民族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所能收集到的姓氏大全。我说的“大全”，不过就其主观意图上说的，我想编者决不敢自夸这部词典就没有一点遗漏。但即使如此，出版这样的工具书，也确实很有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虽然没有定量分析（对历史上的资料很难进行准确的定量分析），这样的资料也是各个有关学科、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士所盼望已久的。
　　我不想也不能评论这部词典的长短，我只知道编者的工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至于这成果究竟达到如何的学术水平，我更不想置论，但有一点却不可不提：它是充分利用了海内外学者们的成果编成的。真正的科学成就都有继承性，当然还有创新性，这是不言而喻的。至于编者在自序中提出的建议是否可行，是否符合社会成员的心理状态和社会用字的发展倾向，那就有赖于海内外读者诸君的研讨和判断了。
　　（袁义达杜若甫编著，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1991年5月于北京
　　《赵元任年谱》手稿读后
　　——给商务印书馆柳凤运的信
　　小柳：
　　谢谢你借给我《赵元任年谱》手稿，使我在节日中尽情享受——我日以继夜地把全稿三百多页读完。真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享受”。这位语言学大师的一生活动，那充满着生命力的、不知疲倦的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使我深深地感动了。太感谢你让我能在节日中得到这样的愉快。赵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是一个跨学科的人文学者：语言学家、文艺学家、翻译家、音乐家，同时又是一个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学家。令人高兴的是，他最能接受新的事物，他十分敏感，很早他就接触控制论和信息论，他还接受了60 年代兴起的符号学，并且将这些学科的某些精髓，导入语言学。在当代的中国语言学家中，无出其右；即在世界上恐怕也没有第二个。年谱记录了这个学者的九十年活动，读完使我对赵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我曾经说过，陈寅恪是一个纯粹的学者，超越了党派，超越了世俗的政治——而今我又看到第二个超越党派和世俗政治的学人，证明我的立论还不是只有孤证。这位学人存在的九十年，是平稳的，安静的，淡泊的，虽然在学术领域是很显赫的。
　　也许在激烈的斗争生活中会产生另外一种学人，但是，在平静的生活中确实也能产生学人。哎哟，我扯到哪里去了……
　　《年谱》手稿，就事论事，与传统习惯的年谱不尽相同。套用我的常用语言来说，这是一部不是年谱的年谱。任何一个编辑，包括你在内，都无法改造，也就是说，无法加工。如果按通常意义上的编辑加工，把不符合通常所谓的年谱格式来改造，就会把原稿变得索然无味。这是一部不熟悉父亲专业的女儿写下的编年纪事。这是一个女儿心目中的父亲形象（不能说是一个女儿眼中的父亲形象，因为父女已阔别三十年然后重逢），无论是项目取舍或附加的注文，都表达了女儿的一片真情。如果问我如何处理，我会毫不迟疑地说，值得印行。如果问我编辑工作应做些什么，我会说：——保全手稿原貌，改个书名《赵元任年谱长编》，《赵元任生平编年纪事》，不改亦可；——删去不必要的或多余的话，例如：“根据日记记载”，“毕业证书即毕业文凭”，“第一次乘坐747 飞机”之类；——引用日记英文，要加中译，最好英中并列；——前后重复的地方可删去后出者；——明显的错漏可加修正，文字可作适当润色。
　　当然，这部稿子最大的弱点是没有阐明这位学人的学术观点，因为编者不熟悉专业。那么，值得出书么？值得。至少可以给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资料，给后人编写年谱打下一个结实的基础。
　　又，稿中提到赵元任一生写过五封《绿信》（广为印发，写自己的生活和观点的书信）——第六封未完成——，算来总共有一百多页，有十万字了。
　　这应当是极其重要的原始资料，建议你看看（原文为英文）。
　　专此布达，即颂编安！
　　陈原
　　1997.2.10
　　读《胡愈之文集》
　　——给三联书店董秀玉的信
　　董总：
　　谢谢你给我带来五卷《胡集》，使我彻夜不眠，并且发展而为日以继夜，花了几十小时，把几百万字浏览了一遍，算是我在春节期间的一大“享受”。
　　谢谢你，出了这样好的一本书，也谢谢编校同志们，让我作了一次十分愉快的心境旅行。
　　从第二卷的时期开始，可以说我就走上了人生的道路；或者可以说，从那时起，我就朝着先行者们指引的目标前进，先行者中自然也包括胡愈老。
　　我原先没有想到胡愈老一生还写了这么多。我说过，在思想家·出版家的行列中，张元济不以文传世，却以他的业绩告诉世人他的理想、他的抱负、他的憧憬；而邹韬奋则以尖锐的政论闻名于时。胡愈老呢，我说过，他是社会活动家，他也写政论写文章，但他也不以文传世。我错了。居然有六卷之多，况且还有很多文章未收在内。如果把他作为“官员”的讲话和报告都收集起来，恐怕还有至少多一倍的文字。
　　我在这里遨游了几十小时，这个对政治十分敏感而同时有着动人文采的思想家，使我受到很多教益。从50 年代到他辞世，前后凡三十有六年，断断续续听到他的教诲，但是只有像这次的浏览，才使我获得一个完全的印象，使我更加深刻地领略这位文化巨人的精髓。读着读着，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真有高山仰止之慨。
　　我写过一篇短文说三个读书人构成一部中国现代出版的社会史：张元济—邹韬奋—胡愈之，首先是思想家，然后才是出版家。出版家没有思想，则只能是世俗的出版商。
　　请看他早在1924 年，就写下这样的句子：“在今日，帝国主义者资本主义者和世界平民阶级的斗争已愈迫愈紧，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了东风。”（I—437）写得多么超前，多么的潇洒啊！
　　胡愈老一生做了四个方面的事：政治活动（包括统战工作，民主党派工作），出版工作（包括报刊书籍），语文运动（包括世界语、拉丁化新文字、文字改革），人民外交活动。看来这六卷书对这些方面都有所反映，也许党派活动（早期的救国会活动和后期的民盟）和外事活动反映得不够一点，可也无关大局。读完六卷书，我对此老的认识比从前更深入和全面，我真想写一部传记——他的传记已有多种，我认为都没能深入理解此老，只见外表，不见内心；不过我自知志大才疏，即使写也未必能写好的。
　　浏览之余，似乎集中缺名篇《怎羊（样）打倒方块字》（载《太白》创刊号，1934 年8 月），这是轰动一时之作，提倡以同音的简字或别字代替正字，也是响应鲁迅呼喊的“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一种具体做法。若收，应在第三卷；也许我匆匆浏览，看漏了也说不定。
　　此外，书的装璜、用纸、印制均佳，索引亦好，但稍嫌分类太宽。此书应当有很好的介绍文章，即使是内容简述，也是必要的。
　　顺祝
　　近安！
　　陈原
　　1997.2.11
　　吴国盛著《科学的历程》
　　《科学的历程》是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世界科学史；它是一部面向非专业读者的通俗科学历史。西方过去和现在都有不少科学史著作，其中也不乏通俗性的读物，但是大部分著者都以欧洲科学的发展为中心来论述，很少能够兼顾西方和东方科学的发展，甚至常常表露出赞美文明的西方而鄙视“未开化的”东方。即使有善良的科学家，企图对东西方科学发展作出公正的评价，但是往往因为文字上和资料上的困难，这样的善良愿望很不容易达成。
　　《科学的历程》一书的作者，力排此议，将东西方科学的发展合为人类文明的统一体加以考察，用非凡的毅力挖掘东西方的文献资料，写成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科学史，虽则出版家不以这样庄严的称谓来命名这部七十七万言的巨著，却宁愿采用了一个简朴的书名：《科学的历程》。
　　《科学的历程》不只是一部科学技术发明的单纯记录，当然也不是科学发展的编年纪事。从本质上说，这是一部世界科学的社会史。所谓科学的社会史，就是要阐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决不是某些出类拔萃的发明家，由于一时灵感冲动，随心所欲产生的结果；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是同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息息相关的。西方某些“纯粹的”科学史家往往忽略了科学与社会的有机联系。只有科学发展的社会史，或者简称为科学的社会史，才能正确地处理科学与社会的命题，揭开科学发展的奥秘。这部巨著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科学社会史预期的目标；因此它不是一般的科学普及著作，而是在这个学科中进行新的探索的成果。既然是新的探索，允许有种种不足，自然也能得到读者的理解和谅解。
　　作为一部科学的社会史，它展示了科学作为生产力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变革中所起的作用；同时它也力图阐明科学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得到发展，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萎缩甚至灭亡。读者从中会得到很有意义的启发。诸如希腊文明的兴起，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形成，文艺复兴的诞生，古代东方——中国人和阿拉伯人对世界科学发展的贡献，英国产业革命的实践要求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导，带来了辉煌的十九世纪，然后是二十世纪特别是它的下半期包括信息革命在内的高科技年代。所有这些，都是现代化国家的每一个公民所要知道和必须知道的。
　　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这部巨著又是一部科学家的受难史——特别是在人类失去理性的时代，例如欧洲的“黑暗时代”，或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代”。
　　这是人类的悲剧；但是这悲剧却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接二连三地重复发生，愚蠢的当权者粗暴地对待走在时代前面的科学家，甚至剥夺了他们的生命，造成科学史上无可补偿的损失，这不能不说是文明人类的耻辱。这部著作忠实地记录了许许多多这样的令后人心酸的事迹；不是让后人去叹息，去凭吊，而是发人深省：科学发展的道路决非平坦的，而科学家为真理献身的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可敬可佩的。科学家的奉献，受难，牺牲精神，永远给后人极大的鼓舞。科学家受难史的积极意义在于此。
　　读者在这部书里看到的，当然不只是科学家的受难，更重要的是，人们深刻地体会到古往今来所有的真正科学家，都有着捍卫真理的决心和勇气，都有着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科学成果都是经过艰苦的探索和奋斗才能得到的。
　　几百张可贵的插图，给这部大著增添了极大的趣味和启迪。没有形象的历史叙述和分析，尽管内容很充实，却不能引人入胜，特别是通俗著作更需要形象。有了这几百张插图——人物，环境，过程，甚至同时代的漫画，这部大书就显示出无比的吸引力。为此，读者得深深感谢作者和编者花那么多心血去寻找适当的图片。这看上去好像是一件小事，其实这正是一部真正的创造性著作所应具备的有机组成部分；可惜今日的出版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未来之路》中的寓言
　　在数字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可以理解或者很难理解的深层意义。比如电台有一次说，目下我们国家有三千五百万下岗人员：稍为想一想，就会隐约看到一幅揪人心弦的图景。提起数字，我总是想到少年时读过的一则寓言——我最初读到这则寓言，好像是在英国出版的《万人文库》里的一本《世界寓言大全》（不知什么原故，这本书没有重版，战后怎样也找不到了），后来在很多讲哲理的书中也都从各种角度引用这则寓言。新近看到盖茨的《未来之路》，第42—43 页就有。据说——“印度的舍汉姆国王对一位大臣发明了象棋感到非常欣慰，因此他允许这位臣子请求任何奖赏。”
　　这句话有点外国腔；说得顺一些，就是：一个大臣发明了象棋，国王对这很高兴，他吩咐大臣说，你要什么奖赏，我都给。
　　大臣要求的东西听起来微不足道。他只不过请求国王赐给他排满棋盘上八排六十四个方格的麦子——不过麦子的摆法却有点特别：他要求第一格放一颗麦子，第二格放的麦子为第一格的二倍，即两颗麦子，第三格放的麦子为第二格的二倍，即四颗麦子。……如此类推，成倍成倍地增长，直到摆满六十四格。
　　国王毫不迟疑便答应了大臣的谦逊的要求，心里却说，这个人简直是个不折不扣的傻瓜，有奖不会拿。于是掌管粮食的大臣便调来一斗麦子，照那位“傻瓜”大臣的请求摆麦子。
　　第一排摆满了，一共放上255 颗麦子，摆一颗麦子花一秒钟，因此花了不到五分钟。摆满第二排，连同第一排一起算，总共摆了65535 颗麦子，花了约十八小时！到第三排摆完时，已花了194 天。天呀，一共数了16 800 000颗麦子。然而还有四十格空着呢。
　　作者说，“可以断言国王收回了他对大臣的诺言。”照盖茨的书，“在棋盘的最后一个方格上将要摆放18 446 744 073709 551 615 颗麦子，按摆一颗麦子要一秒钟，则需要5840 亿年（作者说，地球的年龄大约是45 亿年！），作者又说，聪明的国王立刻省悟到他一定被那“傻瓜”大臣愚弄了，“于是他把那位聪明的大臣斩首了”。
　　这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寓言。
　　数字的背后隐藏着许多奥秘。小心被愚弄了！
　　一个无私的科学家——读一本《哀思录》
　　钱志道！一个现今很少有人知道的名字，但这是一个无私的科学家的名字；一个把自己的青春，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人民革命事业的名字。若果不是偶然看见一本并非正式出版的小册子，一本悼念亲人的《哀思录》，我也从未注意过这个名字。
　　30 年代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抗日战争爆发了，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要求到延安去为国效力；得到了允许，去了，成为革命圣地延安的宝贝——搞化学工业，搞炸药，搞军工。然后人民共和国成立，只需举出一个头衔就足以说明一切：他是共和国首任导弹局局长。谁料到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1960 年，正当共和国迫切需要这样的实干家时，这个钱志道竟被调离他开创并坚持了二十五年之久的军工领域。不必往下说，他调了工作。他开辟了新的领域，然后又进了“牛棚”。
　　为什么把这个忠贞不移的战士撤离迫切需要他的战场呢？因为忽然发现他的配偶有“特嫌”。说忽然发现，一点没有错。他的妻子冯斐，浙江大学同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本来要同那位科学家一同去延安的，因为战争和家庭拖累，没有去成。当浙大在贵州开学时，冯斐为了跟钱志道通信，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由浙大校长、可敬的科学家竺可桢保释回校。抗战胜利后派往美国留学。1950 年她不顾身体有病，立即返回祖国，任教军事工程学院。她当年已把这一段历史（后来变成罪行！）交代清楚，组织上也做了结论。谁知她这一段坎坷经历，二十年后却成为她的亲人不能参与军工的理由。
　　后人不能理解：爱国青年成了“特嫌”分子，交代过并做了结论的“问题”几十年后又被上纲上线，关系人那时还健在，调查不费一点功夫，却悬之为“嫌疑”犯……说不清，理还乱。左啊，左啊，左到经常不肯相信自己人。悲剧的时代。悲剧的人物。悲剧性的命运。
　　但这个科学家是多么可敬啊，这对爱国者夫妻是多么可敬啊。他们多少日子默默地忍受这命运的折磨。他们仍然为祖国的事业生活着，奋斗着。人说这是愚忠；也许是的。但愿多一点愚忠，少一点随风倒。
　　如果不是那本薄薄的《哀思录》，可怜同时代的我一点也不知道这段悲剧时代的插曲。
　　科学普及读物的新路
　　商务印书馆新近出版了一部“奇书”，书名叫做《哥德尔、艾舍尔、巴赫》；接着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又出了一部《莎士比亚、牛顿和贝多芬》。
　　前者是原名，后者原称《真与美》，中译本取其中一篇的篇名为书名。两书齐齐摆在书摊上，煞是奇观——真是南北辉映成趣。
　　科学与艺术，科学家与艺术家，同台演出；也可以说，讲科学和艺术这样表面看来互相对立或至少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放在人间的大熔炉里加以考察。也许这是科学普及读物的新写法或新趋势。
　　我赞成。原因是，人间社会本来是很错综复杂的，万般事物大抵上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糅在一起论述，研究，可能更接近真理。
　　哥德尔是科学家，艾舍尔是美术家，巴赫是音乐家；莎士比亚是诗人、戏剧家，牛顿是科学家，贝多芬是音乐家。前一部书的作者是一个奇人，他学过中文，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侯世达，为中译本写了一篇很长又很有趣的序。后一本书的作者是美籍印度学者，天体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钱德拉塞卡。译文都很好读，而且译者都是科学家，懂行，很可信。
　　但愿多出一些这样的科普读物，功德无量！
　　人过六十就……
　　英国一个科学家（赫胥黎）说过一句很难听的话：但凡科学家过了六十，就害多利少。
　　另外一个英国科学家（瑞利）当被问到他对这句话有何评论时，补充说：如果这位年过六十的科学家喜欢对青年人的成就指手画脚，那很可能害多益少。但是，如果你只做你理解的事，那情况就可能不相同了。
　　这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天体物理学家钱德拉塞卡在他的一次演讲中引
　　用的例子。同一个演讲中，他还说过如下一段寓意深刻的话：1817 年，贝多芬47 岁时，当一个较长的几乎没有写出什么作品的沉思时期快要结束时，他对波特说出了他肺腑之言：“现在，我知道如何创作了。”我不相信任何科学家过了40 岁才说，“我现在知道如何研究了。”在我看来这正是不同的根源和核心。随着科学家的成长和成熟，他的才能也就越明显。
　　他要阐明的是，艺术家跟科学家不同，有不少艺术家“人到中年”甚至步入黄昏时分才能创作出成熟的优美的作品；科学家则往往在青年时代就探索到某些科学的奥秘，到老年时倒没什么进展。
　　可以举出很多支持这个论点的例子，但同时也可以举出许许多多的例外。短命的艺术家有的是。例如舒伯特，只活了三十一岁，却留下那么多的音乐宝库；科学家到晚年才获得最可贵的成就，例如说这一段话的钱德拉塞卡。
　　两个科学家奇怪的遭遇战
　　美国《科学》杂志（1982年9月）有一篇文章记叙了当代两个伟大的天体物理学家一次奇怪的“遭遇战”；这段发生在1935 年间的轶事，已经过去了六十年，两个当事人都已经离开人世，却仍然令后人读了不止饶有兴味，而且极受启发。
　　二十四岁的青年印度科学家钱德拉塞卡到了伦敦，跟当时最负盛名的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过从，每周两次讨论问题，那时爱丁顿已五十二岁。由于爱丁顿的赏识和推荐，钱德拉塞卡得以在英国皇家天文学会宣读论文。开会的前一天，节目单发下来了，却有两个科学家的名字，一个自然是钱，一个却是钱所敬重的爱丁顿。可是钱很纳闷，因为他从来不知道他所敬重的这位老科学家也在研究他所选定的课题，而爱丁顿也从来没有透露过他对这个课题发现过什么新观念。青年科学家想问，却不敢问，虽则他们两人在开会前还一起喝茶。
　　青年科学家宣读了论文，怡然自得。因为他相信他在黑洞方面的研究确实有独到的见解。然后是爱丁顿发言。这位老科学家断然驳斥了钱的全部理论——更确切地说，他没有逐一推翻钱的逻辑和计算，但他以他的声望，他的经验，他的学问，从根本上否定了青年科学家关于黑洞的“神话”。他说，这东西根本不存在！他的“权威性”的发言，引起会众一阵阵笑声：青年科学家彻底失败了。他不知所从。心情当然是很沮丧的。后来他回忆道：我原以为我将在会上宣布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结果爱丁顿让我出足了洋相。我心情乱极了。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继续研究这个课题。那天我回到剑桥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了。我走进一间同事们经常聚会的房间，这时当然不会有人还留在那儿，但炉子里的火还燃烧着。我记得，我站在炉火前自言自语地重复着一句话：世界就是这样结束的，不是伴着一声巨响，而是伴着一声呜咽。他没有气馁。他自信他的发现是对的，他自信他的理论没有错。
　　两年后他把这几乎被否定（实际上已被否定了）的新发现写成一本书，然后他把它暂时搁下。他从事另外的课题研究。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多少年后他又重新研究他的黑洞；这时他有了更多方面的实践，更多的理论归纳。
　　他终于使这个世界承认这是科学上的重大发现。他不后悔，他甚至认为第一次的否定，使他能够更加深入、更加周全地阐明他的划时代的理论。为此，他在七十二岁时获得了诺贝尔奖金。
　　谁是控制论的创始者？
　　听到柳凤运和蒋本良译的《协调心理学与控制论》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消息，很高兴。著者是罗马尼亚学者奥多布莱扎，书是一部争辩控制论创始权的论辩性著作，内容很有意思，而且是论辩性的，颇能引人入胜。这书是我十三年前带回国的，那年我只能发表很短的一篇简介，是从此书所附的英文说明译出的，我不懂罗马尼亚文，只能等别人翻译出来，才能真正了解这一国际间的学术争端。
　　那是1983 年，我应邀到比利时那慕尔参加第十届国际控制论大会，结识了一个罗马尼亚核能研究所的控制论学者巴茹列亚努，他跟我以及参加会议的许多学者大都住在圣心大学信息学院的宿舍里，早晚在一起。他编在第一组，普通控制论即控制论理论组，我编在第十二组即语言控制论组。他在小组里作了关于奥多布莱扎与控制论的发言，那天我跟比、德、意、美、法诸国的控制论学者都去听了。会上讨论气氛很热烈，提问不少，但因为没有一个人读过奥氏的著作，许多人（例如我）连奥氏的姓名都没有听见过。巴氏在发言开始时说，西方一般认为美国学者维纳是控制论的创始人，其实这个学说的创始者应当是罗马尼亚学者奥多布莱扎。他说，就内容而论，维纳只发现控制论的一个规律——即反馈规律，而奥氏却早就发现了有关控制论的九个规律；就发表的年月而论，奥氏的书（取名为《协调心理学》）是1938年在巴黎出版的，维纳的书则在其后十年即1948 年才在巴黎印行。所以控制论的创始权应当归于奥多布莱扎。会上大家只能就巴氏发言的若干论点提出意见，至于创始权问题，因为与会者没有得到更多的资料，未能加以肯定或否定。第二天早餐时，巴氏非常激动，他找到我，大约因为我是从社会主义的国家来的，非常严肃又非常激动地对我抱怨说，昨天他的发言没有受到重视，西方来的学者根本不听他所说的。须知当时冷战还没有结束，在所谓东西方的学者之间也受到冷战的影响，情绪往往是容易偏激的。他说，西方只知道维纳，只知道美国人维纳，硬说维纳是控制论的创始人；他说他在会议上提出控制论的首创权应当属于奥氏，他抱怨与会者没有同意他的意见。平心而论，我参加的那次会上并没有人带着偏见反对他提出的意见，但是直到那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学人，都是第一次知道奥多布莱扎的名字，更没有人读过他早在1938 年出版的著作，而这部书法译本流传不广，因为巴黎出版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兵荒马乱，参加会议的学者谁都没有见过这部书，而罗马尼亚文的原著，更没有人能读懂。而维纳的《控制论》则是在大战后最初用法文、其后用英文发行的，读到的人很多，连中国也在60 年代便有了译本。奥氏的《协调心理学》直到那时还没有西方通用的语言文字译本，那次会上只看到此书英译本即将出版的广告——两年后，即1985 年我到布达佩斯参加一次信息论会议时，才有机会看到刚刚出版的英译本。所以不能怪大家怀着偏见不支持他提出的首创权问题。
　　然而这位罗马尼亚工程师学者的心情，作为中国学人的我，是完全能理解的，而且深表同情。中罗都是发展中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在近两三个世纪中都受到列强的压迫，我们的学人受到西方学术界特别是少数带有民族偏见的学者们的忽视甚至歧视，我们的文明成果往往没有得到应有的足够重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常常受到损害，甚至我们国家的主权也多时被国际社会所漠视。这些现象在过去的时代所谓“弱小民族”学人心中投下了阴影。所以那位罗马尼亚学者提出控制论的创始权问题，在我是非常理解的；不过那个会议上学者们不表态，只是由于不了解，而不是偏见。随后这位工程师学者送给我一本书，并且用英文写上“致以良好的祝愿，祈望将来的合作”，就是这本《协调心理学与控制论》，书是用罗马尼亚文写的，初版于1978 年，也许这就是学者奥多布莱扎最后的也是最动情的著作。1984 年商务印书馆在北京香山召开一次有很多著名学者参加的长期选题规划会议，我在会上讲了介绍新科学的重大任务，并且建议翻译出版各派学说的中译本，其中也提到希望能从罗文译出这部书。会后，我把书交给刚从罗马尼亚回国的柳凤运和她的爱人蒋本良。我希望他们能很快完成这项额外的任务，我相信他们能够胜任愉快；柳凤运上大学时是读数学系的，在罗马尼亚住了几年，在那里学会罗文，而她的外子蒋本良则是国内有数的罗文专家。我有幸看完他们的译稿，使我大开眼界，在学术园地中，确实不能囿于一家之言，而学术领域也真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布达佩斯的信息论会议，送书给我的那位罗马尼亚工程师没有参加，但是参加过比利时会议的许多学者又碰在一起，自然而然提到奥氏的协调心理学和控制论的创始权问题。几个不同国籍的与会者都说，一种新创立的学说，分别在不同的事件和地点产生，一点不奇怪，科学家在不同的环境中独立研究，互不知道，却同时或差不多同时发现或发明相似的或甚至相同的规律，在科学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所以大家对首创权一事都不怎样看重，却对奥氏的论述大感兴趣。不记得是谁提出维纳看见过奥氏的书没有（如今我才知道，奥氏在这部著作中，坚持维纳确实看到过他的书，可是维纳在《控制论》一书中却只字不提奥《协调心理学》，奥氏认为这是剽窃）？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后来我访问德国帕特玻恩控制论研究所时，曾就此事请教过研究所所长弗兰克教授。他是我的外国学术界朋友中唯一同维纳一起开过会的学者。据他的见解，维纳可能未读过奥氏的书，也可能浏览过，但认为同他的控制论无直接联系，不予重视。维纳最亲密的合作者是墨西哥神经生理学家罗森勃吕特，他是生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坎农（《躯体的智慧》的作者）的学生和同事，维纳对他们都很器重。值得注意的是维纳还从坎农那里借用了“内稳态”（homeostasis）一词，可能维纳所提到的心理学不是一般的心理学，而是跟神经生理学有关联的学科。也许维纳看过书，却不怎样瞧得起这位罗马尼亚学者，这也说不定。他说，这种公案实在不必多管。我想，他这话可能是对的，而且很难有一致的结论；但“弱小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我是很理解的，德国教授却很难理解。
　　奥多布莱扎生于1902 年，学医，专攻神经学、神经生理学。后来转入心理学领域。三十六岁那一年发表了他的主要著作《协调心理学》第一卷，旋即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作为军医度过了整个战争。战后第二年（1946），他提前退休，隐居在偏僻的乡下，潜心研究他的学问，他着了魔似的迷上心理现象，把所有社会现象和自然界发生的某些现象，都跟心理现象挂了钩，但似乎对他原先发表的协调心理学没有什么发展或提高，有学者说，他几乎过着隐居生活。但是到60 年代，维纳逝世（1964）后，奥多布莱扎对控制论“创始者”是谁（是维纳还是奥多布莱扎）的问题耿耿于怀，不断写文章论辩，几乎可以说，在这位学者六十岁以后直到他七十六岁（1978）辞世，他都为“捍卫”罗马尼亚学者的“创始权”进行论辩，最后写成这部《协调心理学与控制论》，他生前来不及看到此书的出版，据说他只看到过校样——书是在这位学者辞世后一个月问世的。由于这是一部论辩性的著作，所以观点鲜明，材料充实，甚至可以认为此书提纲契领地阐明了这一学科的精粹。
　　许多罗马尼亚学者都支持《协调心理学与控制论》“指控”维纳的论点。
　　许多学者断言，维纳在创始他的“控制论”时，肯定读过奥氏的书，理由有三：一是1937 年在布加勒斯特召开国际军事医学大会时，美国海军部派了贲布利治参加，此人接触过协调心理学的内容，哈佛学人不可能不知道；二是
　　1941年美国心理学界最有名的月刊《心理学文摘》刊登了S·M·斯特朗写的
　　《协调心理学》书评，维纳绝对看到，因为维纳在构思控制论时，对心理学和神经生理学是很重视的，维纳在他的《控制论》一书中说到，“吸收一些心理学家的必要性，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既然这样，已经有评介的《协调心理学》就不能不在维纳的视野之内；三是，维纳论述反馈原理的内容跟奥氏论述可逆性原理的说法，有着很多相似甚至雷同的地方。人们认为如果奥氏不是在他的晚年写出一些论辩性的学术文章以及这部论辩性著作来，可能科学界根本不知道奥氏的存在，更不必说这部《协调心理学》了。但学者们也公正地指出，奥氏晚年热衷于捍卫他对控制论的创始权，却没有能够在新的科学条件下——比如没有吸收信息论的成果来发展和丰富他的控制论原理，只把自己禁闭在心理学的范围中，竟然认为控制论尽在此书中，未免有点可惜。不过学术界都认为，《协调心理学》和《协调心理学与控制论》两书都有很充实的内容，值得后人去钻研和评价的。
　　不管控制论的始祖是什么人，译介此书，对中国读书界是大有裨益的。
　　对控制论的理论研究，同对其他学科的研究一样，首要的一点是开阔眼界，吸收不同的观点，加以消化，然后能够进一步将学科推往高峰。
　　一个智者的成长
　　——胡愈之在商务印书馆
　　胡愈之三次进入商务印书馆。头一次从1914 年到1927 年，即从这位智者十八岁到三十一岁，共历十三个春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胡愈之为形势所逼逃亡法国，在那里度过了1928 年到1930 年，这三年胡虽不在商务上班，但他的生活主要是靠为商务的杂志写通信所得稿费维持的。第二次进馆是在1931 年1 月回国后到1932 年“一·二八”之役，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把商务印书馆整个摧毁了——本来这家出版社是可以改弦更张的，只因为当时的主持人有意将商务强大的工会解散，所以采取停业措施，把所有员工都解雇，胡愈之被迫失业了。
　　是年8 月商务复业，胡愈之第三次进馆，主编《东方杂志》；用现在的术语说，他“承包”了这个杂志，从第29 卷第4 号（1932 年10 月）起，这个可称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和最有影响的综合性和政府性杂志，在胡愈之主持下，面目一新，鼓吹抗日救亡，宣传进步思想。在复刊号上，他振臂高呼：“以文字作分析现实指导现实的工具，以文字作民族斗争社会斗争的利器，我们将以此求本刊的新生，更以此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
　　可惜因为胡愈之在新年号上搞了一个特辑：《新年的梦想》，发表了一百几十个名人关于中国的梦和关于个人生活的梦，这二百四十四个梦，有不少用迂回曲折的方式对当时的现实生活作了无情的鞭挞，于是触怒了国民党当局，商务主持人害怕了，胡愈之只好挂冠而去，前后只五个月，仅仅出了九期，但影响之大，连胡愈之本人也没有想到。
　　这样，胡愈之三次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前后共十五年左右，也就是这位智者进入社会到三十七岁（1933）。1933 年3 月，编完《东方杂志》第30 卷第4 号，胡愈之离开了商务印书馆。六个月后，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他是在这家出版机构的实际工作中和自学环境中，取得了古今中外的有用知识，并且在实践中加以检验，不断摸索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摸索一条进步知识分子要走的道路，然后参加到党组织来的。而在摸索过程中，他经历了动人心魄的历史事件，并且以他的热情和毅力和胆识，卓越地通过了严峻的考验，作为一个成熟的进步知识分子，参加到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来。
　　他经历了并且积极参加了“五卅”反帝运动，写了举世闻名的《五卅事件纪实》，作为《东方杂志》的增刊，把事件的起因和经过如实地公之于世。
　　他，作为一个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作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完完全全站在工人群众的一边。他还跟商务印书馆其他爱国者一起，自费创办了《公理日报》，宣传反帝，鼓吹正义和公理，虽则报纸只存在了二十二天，但那是光荣的二十二个日日夜夜！他经历了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当然也经历了反革命政变，奋而发表了向反动当局的抗议信，一时震惊中外，而他本人只得流亡法国。1932 年秋，他还由鲁迅推荐，参加了蔡元培、宋庆龄等先进人士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从事拯救被反动当局囚禁的进步分子的活动。
　　这些活动中很多都是在这家老店工作时进行的。由此可见一个智者，确实是在弥漫着爱国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的机构里，在弥漫着正义、公平、进步、向上的氛围气中成长起来的。胡愈之晚年，还津津乐道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那些年，怎样追求知识，怎样利用编辑部只工作六小时而且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有一个很好的补习夜校的方便，充实自己。知识分子是通过知识的追求和真理的检验而自觉地参加革命的。在商务印书馆，一代智者的成长，不止胡愈之一人。
　　记罗竹风
　　多年不去上海，想会见的老朋友、老战友愈来愈少了。八月间，有个国际会议在上海举行，非要我去参加；一想，正好趁机去见见几个熟人。行前联系，才知道巴老（巴金）去了杭州，见不着了；但罗老（罗竹风）却仍然住在医院里。于是在会议中间，抽半天功夫，由上海社联一位同志引导，拉了世界语协会的小谭（谭秀珠）一道，到华东医院去看望这位毕生驰骋在语文战线上的不疲倦的老战士。
　　路上我想起罗老今年春节寄我一个贺年片，上面有他刚健的亲笔签名；旁边还有一行小字，问我可有什么新作面世，这行字却不像他的笔迹，估计是他让陪他的亲人写上去的。我看了有点凄然：可能我们的老朋友连写字也不那么顺当了。可是一见面，路上的忧虑一扫而空，罗老还是罗老，还是笑口吟吟，还是那么乐观，还是山东人那份豪爽，最令人欢慰的是，思想还是那么敏捷——真有点出乎意外，自然是喜出望外了。
　　我首先把小谭介绍给他，我说，你不是常说，我们人老了，要培养接班人吗？瞧！我把世界语运动的接班人带来了。罗老听着开心地笑了；他向小谭问长问短，小谭的活泼和机智，显然使老人很高兴，以至于不时打断她，抨出一两句带着风趣的、辛辣的然而意味深长的插话。我们从世界语和这次国际会议（第一届亚洲世界语大会）谈起，谈到文字改革和语文现代化，继而谈论我们熟悉的朋友。过去的和健在的，当然也不免谈论当前的社会生活，光明面和黑暗面。谈话简短，活跃，激情。尽管罗老日常生活已经需要亲人和护士的照料，但是对祖国和祖国语言的热爱，对我们神圣事业的信念，对人间的眷恋，都深深地感染了我们。哪里知道这样愉快的（即使带着几分凄凉）会面，竟成为我与罗老的永诀。
　　这次会面后还不到三个月，一个电话传来噩耗，罗老十一月四日离开了人间。一个勇猛的战士，走完了他那充满战斗激情（却不时颇为坎坷）的八十五个春秋。从30 年代到90 年代，整整六十年，上海这个文化精英会聚之地，语文战线上至少有三位永远值得后人尊敬和怀念的战士，在最近的八年间相继离开了我们：倪海曙，叶籁士，罗竹风，罗老走在最后。他们做过许多有意义的工作，在许多方面留下不少的业绩，但是他们，这三位智者，毕生追求的和毫不吝惜地献出全部精力的，却是祖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现代化，即平常所谓的文字改革。前十多年，当罗老听到我将被调去文改会和社科院的语用所工作时，他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力劝我不要推辞，他说这正好“一箭双雕”，而“事在人为”，他说，“如果走‘群众路线’，把工作推向‘深入’，是能够做出成绩来的。只限于在专家圈子里转悠，那就无异于‘纸上谈兵’或者‘茶杯里的风波’。”句中的引号都是他自己加的；我知道他的深意，他说的是“只限于”，他丝毫没有排斥专家的意思——这一点，他主持修订《辞海》和编纂《汉语大词典》的漫长岁月中，团结了那么多的专家学者，就是明证。他念念不忘的则是“群众”。我知道，这是我们这些30 年代从事过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老兵们所眷恋的情景。文字改革，到群众中去，群众性的运动，同当时的人民运动浑成一体：这就是30 年代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精髓。用时髦的语言说，我们老一辈的文字改革战士，直到80年代还怀着新文字运动的“情结”，或者可以说是革命豪情的延续。收到罗老的信时，我深深地感动了。好一个自强不息的老兵呀！那时我的心情和理性认识同这老兵完全一致。只是到了80 年代后半期，当我有了好几年在新的条件下实践的经验，加上多次在国外实地考察和跟意大利、土耳其和德国学者的探索，我的观念才稍稍有改变，因为在新的社会条件和技术装备下，我们的文改工作应当有新的工作方法；现时代一方面有着强大的信息传播工具（广播、电视、电影），它的覆盖面之广是过去想象不出来的；另一方面社会生活已从火红的革命情趣转到深入持久的文明建设。需要新的举措，自不待言。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机会跟我们这位老兵细细探讨了。
　　在这封长信中，罗老为着说服我一定投身这项他日夜不能忘怀的工作，他甚至写道：“我们这辈人，似乎要多为子孙后代着想，即使做出牺牲（如个人爱好等），也是值得的。”
　　他，罗竹风同志，为了信念，为了人民，为了后代，确实是甘心做出牺牲。难怪80 年代初，在罗老主持的一次《汉语大词典》扩大的编委会上，他激赏我说的做词典工作的人都要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自我牺牲精神。也许他正是在牺牲和奉献的精神鼓舞下，成为“杂家”的。
　　罗老是著名的“杂家”。之所以著名，不是由于他是多面手，不是由于他曾在多条战线上奋战过，也不是由于他写得一手好杂文，而是由于他“文革”前夜，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过一篇有名的杂文，阐明编辑是杂家的道理，从而倡导编辑要甘心当杂家的观点。这本来是很平常的事，但却招来了“四人帮”形成前就是凶狠打手的姚文元的“恶攻”（借用“四人帮”的臭名远扬的“术语”）。硬是把“杂家”无限上纲，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代名词：这就是打手姚文元在某“权威”的怂恿下放出的奇谈怪论。这是“四人帮”的逻辑，野蛮的逻辑，兽性的思维！于是罗老同我们在文化部的干部一样，提前两年进入史无前例的那场浩劫。他，罗老，因为是杂家，不能不受到比别人更多的灾难。浩劫的事人人皆知，那就不去说罢。
　　好容易春回大地。罗老不知年迈，像往昔那样日以继夜地奋战。1982 年，三联书店在上海举行的革命出版工作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罗老说他是出版战线上一个七十二岁的老兵，“在上海，有两界我是比较熟悉的，一是宗教界，朋友很多；二是出版界，朋友更多。”大约在50 年代前半期，罗老在上海市宗教局工作。宗教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现象，既不能视而不见，又不能用一纸公文把它处理掉。在我国，宗教工作带有统战、民族、意识形态、国际活动等等多重性，只有像罗老这样坚定、诚恳、开朗、泼辣而又谨慎的工作作风，才能处理好。我相信他在宗教界得到许多朋友，就是因为他能处理好这方面十分复杂而微妙的问题。
　　50 年代后半期，他转到出版界，也并没有完全割断有关宗教方面的研究，正因为有多年的实践经验，又加上其后多年的钻研，他才能胜任愉快地参与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的编辑工作。他做得很认真，很细致，但也很累人。
　　他曾写信给我说，“这些日子忙于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基督教分支定稿工作，我是头头（也许是自奉的），到了关键时刻，只好抽出更多时间审稿。
　　几十万字集中突击，不仅要逐句逐字看，而且还要提出意见来，突击了几天，脑袋都胀大了。好在是‘有期徒刑’，日内即可告一段落。”
　　这时他已七十四五，可他是战士，名副其实的战士，他仍然带头冲锋陷阵；劳累压不垮他，瞧，他还有心思说什么“有期徒刑”那样的笑话呢！
　　从他搞出版工作开始，我跟他的接触就更密切了，因为其时我也在文化部搞出版。这段合作是愉快的，确实是少有的愉快，因为罗老没有私心，他从不算计人，他说的句句都是实话，真话。能遇到这样的“官员”，有福了！
　　所以我们很合得来。那时北京和上海的出版界不是没有争端，但是许多分歧都化解了，罗老在这上头出了很大的力气；至于有些协调方案不能兑现，那多半是当时的客观现实造成的，不能怪哪一个人。
　　大地回春的前夜，1975 年在周总理和小平同志的关怀下，出版界居然召开了中外语文词典长期规划会议，罗老没能与会；他还在受折磨，还在“战天斗地”，他还没有“解放”，但是参加会议的真正出版家，心中都记得他，因为在60 年代“文革”前那一段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他居然完成了《辞海》的修订工作，他是头头，他受多少累，受多少罪，可想而知。“四人帮”溃灭后，罗老复出了，巨型辞书的组织和编纂工作自然而然落在他的肩上。
　　首先是《辞海》的再次修订，这在他是驾轻就熟的；接着是十二卷本《汉语大词典》的组织编纂，由华东五省一市共同负责，“司令员”是老兵罗竹风！
　　天知道这个任务有多重，有多繁。罗老以他大无畏的战士精神，一往无前，灵活应变，团结了许许多多学者，也带出一批决心投身词典工作火海的“圣人”。他会同吕老（吕叔湘）和陈翰伯（当时国家出版局代局长），排除万难，两次上书中央，及时解决了组织上和学术上的重大难题。于是编纂处，出版社，经费，地方合作，语言学专家组成的学术顾问团，乃至编纂人员的职称、升级等等，芝麻绿豆西瓜，大大小小的事，以及有时发生的莫名其妙的麻烦，在罗老的巧妙安排下，迎刃而解。如今看起来，好像理应如此解决，却不知当日花费罗老多少心血呢。
　　《汉语大词典》经历了十九个年头（1975—1994）终于问世，结束了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大国竟然没有一部堪与牛津或甚至诸桥媲美的汉语权威词典的可怜局面。大词典庆祝会或庆功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当我在那里看见罗老时，他已坐轮椅赴会了。岁月不饶人，病魔不饶人，加上老伴先逝，他只得拖着孱弱的病躯，坐着轮椅来了。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他也紧紧握着我的手，相对无言；用不着说话，彼此都知道要说什么。十九年！人生有几个十九年？十九年里有多少甜酸苦辣！他知道，我也知道。何况他跟所有同时代人一样，都无缘无故白白损失了整整十年！
　　然而战士罗老充分利用了他所能掌握的每一分钟去奋战，他永远是一个战士，战士的精神是永远不被压倒的。
　　1996.11.20王城，韩中民和《读书》……
　　我这里说的《读书》，不是现在海内外读书界注视着的《读书》，而是50 年代到60 年代初存在的那份出版行政机关主办的杂志。先是出版总署办，到1954 年出版总署并入文化部，就由文化部出版局接着办下去。无论前一个时期，还是后一个时期，我记得主编或实际上的主编都是王城。出版总署时期的《读书》，我只是读者；后一个时期，因为我自己也到文化部出版局工作了，接触得很多——这个时期除了王城外，主要的编辑是韩中民。
　　这个《读书》，原先是月刊，后来到“大跃进”时奉命改为半月刊，再后来，到了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候，书读不成了，于是寿终正寝，这倒是很自然的，我是说，它消失得很自然，一点也不勉强，是在意料之中，不感到意外。
　　这个杂志脱胎于《光明日报》的副刊《图书评论》——这副刊好像一成立就由出版总署主办。《光明日报》不是党报，但《图书评论》却有很大的“威慑”力量：因为那时党的威信高，政府机关的威信也很高，大家知道这份副刊是出版行政机关主办的，它就具有权威的性质。《图书评论》起过很好的作用，那就是把一些投机商出版的乌七八糟的“书”批得体无完肤，用不着时下那样动员许多力量去清扫，一批判，书店自然拒绝销售，那些废物就不能招摇过市。不过，建国初期，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图书评论》还是免不了“左”得可爱，因此也伤害了一些很好的书和它的写作者——例如它批评过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说这本书提倡个人主义，跟集体主义没有共同之处。这样一批判，书店就把书都收起来了，令人啼笑皆非。
　　《图书评论》停刊以后，改出的《读书》杂志，却没有这样的威力；虽则人们知道正是《读书》接替了《图书评论》副刊。这个杂志原来的宗旨也是批评坏书，推荐好书，但不知是权威性少了呢，还是读者的鉴别力强了，或者竟是政治运动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刻”，读者已经没有多少兴趣读书了，总之是刊物的销路总是打不开，有点奄奄一息的样子。50 年代末期，主管的部长建议，把《读书》办成图书出版信息大集会，要把全国报纸上的书评都收集起来加以转载，让书店的店员同读者一样，都知道哪些是好书，哪些是坏书，哪些书有什么优点，有些什么缺点……，并且还运用行政力量，规定全国书店每家都必须订一份《读书》，除了供书店店员阅读外，还应放在门市，让读者随时翻阅。可是采取这些措施，也无济于事——因为杂志编得不能吸引人。为什么不吸引人呢？首先是全国的报纸，根本没有什么书评，即有，也不过介绍干部必读那样的书，当然那些书都是好书，但是凡是干部都人手一册，用不着介绍。其次是书出得不多，能评介的更少，《读书》只好按照主观意图找人去介绍编辑部认为值得介绍的书籍，书店自然更不感兴趣，县级书店的店员常被机关抽调去搞“中心工作”，订了《读书》也无人看，或有人而无心看。
　　做编辑工作的王城和韩中民是很苦的。他们日思夜想，总想把刊物办得更好，但是往往事与愿违。他们常常深夜还在办公室里做着“无米之炊”。
　　他们有时也来向我问计，而我，我能有什么比他们更聪明的妙计呢？没法，只能报以苦笑。
　　这份杂志的编辑部其实就是出版局的出版一处（管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类
　　书），人很少，因此他们除了编杂志外，还要处理许多行政事务。后来胡愈之来了，他老人家主编《知识丛书》，具体任务也落在这几个青年人肩上。
　　王城是出版一处的处长，他手下没几个人，1958 年“大跃进”后文化部精简机构，人就更少了。韩中民就是王城的“大将”，还有一个骨干是任际奉，任原来是搞人事工作的，笔头不如韩，所以韩中民这笔杆子就更加忙碌了。
　　王城和韩中民，成了“圣三一”：小小的出版行政“官员”；《读书》杂志编辑；《知识丛书》办公室干部。如果我记得不错，包含大约两千个名目的《知识丛书》选题计划，是韩中民花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炮制”出来的。由于这样的三位一体，王城和韩中民跟我的接触更加频繁：这两个人总是笑嘻嘻地来找我，从不叫苦，也从不怨人。真是诚诚恳恳的好干部，而且是笔头很快的又能起草公文，又能写文章，又能跑跑颠颠去办杂事的好干部。这样的人，现在很少见了。任际奉则曾跟我到山西去“办案”，也很能干，不过不如王、韩那样会写文章。遗憾的是，这三位青年人都先后被癌细胞夺去生命。王城去得早些，是在“文革”前夜或“文革”初；任好像是在那场浩劫中去世的。而韩中民走时，“四人帮”已经垮灭了，他看见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也做了更多的工作，可是我和他已分别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彼此接触少了。三位都是很勤奋工作的干部，去世时年纪也不大，韩中民辞世时，恐怕还没有过足六十岁。极可惜的。今日竟由我这个比他们年长得多的后死者来纪念他们，真不是滋味，上苍有时是很残酷的。
　　“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就是力量”——胡愈之主编的《知识丛书》，每一本书的扉页上都印上培根这句箴言。那是在1961 年，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国家正默默地吞嚼着“大跃进”孕育出的苦果。此刻我已记不得这句箴言是胡老自己提出要我加在每本书上的呢，还是我或者王城（文化部出版局一处处长）向他建议的；但无论如何，这个决定是胡老作出的。这也符合胡老当时的想法；甚至可以说，完全符合胡老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愿望，是这位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智者毕生最大的愿望。他不止一次跟我说过，我们搞出版的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向最广大的群众传播知识。他特别叮嘱我，在发展学术著作的同时，不要忘记普及读物。在他掌管出版工作的两个时期（即在出版总署和文化部担任领导工作的两个时期），他跟我或跟我们几个人闲谈时，总是说，发展学术著作当然很重要，但是出版家在这个时候更要注意组织传播知识的普及性读物；他说，学术著作除了传播机关去组织之外，还有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去督促，可是普及读物却只能靠出版机关去组织。他还提出要鼓励专门家去写通俗性的普及作品，他说，已经获得一定知识的人，他就有义务去传播知识，普及知识；达到高水平的专门家，更加要把他所掌握的专门知识传播给群众，正因为作者水平高，普及作品才能做到深入浅出。
　　在编辑《知识丛书》的时候，他亲自动员大科学家为这套丛书写作，据我所知，他动员过十几个大科学家写通俗作品，其中包括数学家华罗庚，地理学家竺可桢，桥梁学家茅以升，生物学家童第周等等。只有竺可桢写的一部《物侯学》，编入《知识丛书》出版了，很得好评。茅以升写的《中国的桥梁》，也许成稿时这个丛书已经“收”了，没有印行；在十年浩劫的后期，我提议外文出版社出版此书（似乎只出了日文本），也许就是以最初的稿本为基础改写的。普及知识，传播文化，可以说是胡老一贯的主张。这个主张的终极目标是拯救中华，即开发民智以挽救这个被内外反动势力欺压的古国和它的经历着多难的人民。这是那个艰难时代所产生的理想，也就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所梦寐以求的理想。
　　胡老是自学成才的。时人说他知识渊博，这渊博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他博览群书得来的。十八岁那一年（1914），因为家道衰落，便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练习生，此前他只读过初中（鲁迅是他的校长），也专门学过国文，英文，世界语。他自己说过，“我只有中学二年级的学历，我读书都是在‘商务’读的。”正因为这样，胡老深知出版工作是传播知识的重要媒介，在一定时期，甚至是唯一的媒介；所以他毕生都没有忘记通过出版来普及文化。
　　胡老从他1914 年参加《东方杂志》的编辑工作开始，就以传播新知识为己任。起初也许是不自觉的，后来则渐渐自觉地这样做了。看来他在为拯救中华和开发民智的理想奋斗的半个世纪中，计划、倡议、设计或主持过传播知识的大规模出版活动，前后有五次或六次。最初的一次是在他当《东方杂志》编辑（后来成为这个杂志的实际主编，虽然真正当主编是在“一·二八”商务印书馆被毁后复业时）。粗略一算，胡老在《东方杂志》工作前后凡十余年，就是在这段期间，是他筹划了编印介绍新知识为主要任务的《东方文库》。
　　照现在见到的资料，《东方文库》在大约十年间一共出过八十二种，一百册。六十四开本，五号字直排，灰色封面，很朴素的“包装”；很像那个时期美国出版的《小蓝书》Litt1eBlue Book和德国出版的《莱克拉姆文库》Reclam Biblio－thek——两者均在20 年代中后期出版，后者出得更晚些。两套书都是六十四开本，灰色或浅蓝色封面。这两套书既有专题介绍某种知识项目，又有文学作品或学术著作的选本。《东方文库》的内容也兼收专题介绍和作品选本，例如《国际语运动》是胡愈老在《东方杂志》发表的介绍世界语的论文汇编，而《枯叶杂记》则是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童话集。
　　这恐怕是一种十分有趣的巧合，胡愈老未必看见过这两套书；但东西方的智者的想法竟那么相近，连开本和封面都相似，后人看来简直有点不可思议。
　　“五四”运动发生后两年，商务印书馆和它的主心骨张元济锐意革新（因为这个机构已经显得在好些方面不能适应新文化运动的形势和广大读者的迫切需要），曾邀请胡适出任编译所长，进行全面革新；胡适考察了商务印书馆之后，不愿意进馆，举荐了王云五。据现在看到的材料，胡适向张元济提过一份选题计划，准备编辑一套《常识丛书》。这个计划提出时，《东方文库》已经出了很多种了。这是1921 年的事。没有查到胡适建议的这套《常识丛书》是否实现了的记录，按照汪原放的回忆录所载，《常识丛书》共拟出版25种，介绍五个国家（日，英，美，俄，德），四个历史人物（孔子，释迦牟尼，耶稣，华盛顿），四个政法项目外加一个主义（法律，法庭，律师，国会，过激主义[按即布尔什维主义]），五种新事物（飞机，电报，无线电报，银行，交易所），六种动植矿物原材料（煤，盐，棉，茶，蚕，蜂）。《东方文库》的思路与此不一样。它所介绍的东西，除了基础知识外，还有一些带有很现实意义的题材，例如《华盛顿会议》，《欧战发生史》，《辛亥革命史》，《俄国大革命记略》，《战后新兴国》，等等。《东方文库》着重介绍的科学知识包括当时最新的知识《镭锭》，《相对性原理》，《飞行学要义》，以及对当时读者来说，很有意义的《迷信与科学》（读者会记起那个时期科学与玄学的论争）。这套《东方文库》的出版对当时教育界，思想界和文化界发生过多大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研究才能判断。无论如何，《东方文库》的编印，可以说是胡老在传播知识事业上最初的尝试。
　　如果说胡老筹划知识读物的第一次尝试没有得到显著的成功的话，那么，他的第二次尝试，就雄辩地证明了“知识就是力量”这句箴言。这是在1936—1937 年，即抗日战争前夜，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年代，胡老参与生活书店设计的《青年自学丛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但满足了那个时期广大青年的急迫需要，解决了他们对祖国的前途和自己的出路的疑虑，而且真正诱发出力量，使广大青年认识了自己的责任，为拯救中华作出了无私的奉献。后人应当正确地评估这套书对抗日救亡运动所起的启蒙作用和宣传效果。
　　后人只需看看《青年自学丛书》最早传播的书目，联系到当时的形势，就可以觉察到这套书为什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一言以蔽之，这套书“击中要害”，能够正确地解答在苦闷忧虑中的广大青年读者的疑难问题。
　　下面是这套丛书最受欢迎的最初一批书目（至于各书印了多少版次，总共印过多少册，现在都不可考了）：
　　钱亦石：《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
　　艾思奇：《思想方法论》
　　汉夫：《政治常识讲话》
　　茅盾：《创作的准备》
　　胡风：《文学与生活》
　　钱俊瑞：《怎样研究中国经济》
　　张弼：《现代外交的基本知识》（作者即张明养）
　　思慕：《世界经济地理讲话》
　　徐懋庸：《文艺思潮小史》
　　沈志远：《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
　　孙起孟：《写作方法入门》
　　吴清友：《民族问题讲话》
　　平心：《社会科学研究法》
　　沈起予：《怎样阅读文艺作品》
　　以上各书都在1936 年出版。次年，即1937 年，在全面抗战之前，这套书还继续出了好些种，其中包括胡绳的《新哲学的人生观》，柳湜的《怎样研究政治经济学》，王纪元的《日本政治研究》，胡仲持的《关于报纸的基本知识》，张健甫的《近六十年来的中日关系》，以及何干之的两本总结论战的入门书（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任何一个有文化知识和历史知识的后来人，只要细看一下上面的书目，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这套书深受当时青年读者的欢迎。后人可以看到，所有选题都切中时弊；所有作者都是当年沪上第一流的专家学者。胡老最善于出题目，最善于选作者。这是胡老一贯的作风。那时，张仲实从苏联回国，胡老即请他进入生活书店当总编辑，所以后人记录这套书的主编为张仲实——这也符合胡老一贯的作风：他在生活书店不担任任何职务或名义，但他协助邹韬奋把《生活周刊》编成抗日救亡运动的喉舌（韬奋被迫流亡国外时，实际上是胡自己来编，刊物上却不露痕迹）；他亲自起草合作社章程，协助邹（韬奋）徐（伯昕）将生活书店办成一个先进的进步的经济实体。胡老在幕后参与设计的这套《青年自学丛书》，无疑是他为传播知识而进行的出版活动的第二次尝试。这次尝试成功了。这次尝试证明了：知识就是力量。万千青年读者掌握了理论，于是取得了勇气，参加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
　　解放后，在文化、学术、出版、教育圈子里，曾有多次提到有没有可能重印或修订重印这套书，但都未能实现。胡老有一回对我说，这套书已完成历史使命，恐怕很难修订，因为写的题材和写的方法太结合实际了。他说，不如组织新的东西吧。——于是有后来的《知识丛书》。
　　1939 年10 月，胡老经过种种努力，在桂林创办了一家新的出版社：文化供应社。第一个计划就是出版一套叫做《国民必读》的知识普及文库。胡老后来说：
　　开始文化供应社就计划编出一套二百多种通俗百科知识的《国民必读》小型书库，内容既密切配合抗战宣传，又能推进人民大众的文化教育。我们还为这套书设计了专门书箱，配以挂图和地图，供给全省基层图书室。打开书箱就是书架，即可展览阅读。
　　这套书编印时，我已离开桂林，不能作感性的叙述，现在我手头也没有关于这套丛书的资料，我只记得这套书每本约一两万字，类似解放后出版的历史小丛书。也许在那个时候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没有像《青年自学丛书》所引起的轰动。形势变了，这是一；第二，也许没有摸准那时基层读者的迫切需要；再则，也许作者队伍新人较多，还写不出成熟的深入浅出的作品。
　　胡老要为基层读者编印基础知识读物的意愿，一直延续到解放后。60 年代初，他进一步极力为农村读者和农民群众提供知识读物。当他第二次（1959年后）主管出版工作时，他多次提起要设计为农村读者设置一个类似的书箱。
　　特别在三年困难期间，即在“大跃进”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引起严重后果时，他认为提高基层干部和青年的知识水平是最重要的事，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于我们出版工作者来说，出版一些旨在向他们传播知识的读物，是责不容辞的大事。我几次陪他下农村调查时，他反复强调要让出版社编印一套一百来种的知识读物，并且设计一个书箱，把一套套的农村读物送下乡。这就是编印《国民必读》想法的延续。但是当时的情况是，老农民文盲很多，况且他们肚子填不饱，没有读书的能力和兴趣。至于农村青年，他们很苦闷，觉得没什么前途，而且同样吃不饱，他们对这样的读物，没有表示热烈的欢迎；基层干部天天搞运动，一个接一个，他们对读书不感多大的兴趣，即使有兴趣，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加上基层很穷，就算书箱连书半卖半送，他们也买不起。除了陪胡老下乡外，我还不止一次带调查组到农村去作实际调查。
　　有一次在湖南和广东一些富裕县里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农村还不是那么迫切要书。这事议论过多次，出版社也不太热心，故做个书箱送书下乡的设想，始终没能实现。所以后来胡老改变计划，编一套较高水平的《知识丛书》，对象是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当《知识丛书》编不下去时，他决定自己来干。他亲自计划编辑一部包罗万有的知识娱乐实用各种内容的读物；那就是《东方红》。与此同时，胡老计划开始编辑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百科全书，他说，编印百科全书，既可以传播知识，又可以培养合格的编辑干部，这事也没有能实现。
　　《知识丛书》是一次失败的尝试，这不是他个人或六个合作的出版社不努力，主要是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开头就注定要失败，甚至可以说，在最初的一回合胡老的设想就被击败了。胡愈老最初要出的第一批书，是要解答当时困扰广大干部包括基层干部的疑难，例如为什么粮食短缺，为什么会浮夸虚报，等等。当时能接触这些问题么？能用文字解答或解释这些疑难么？
　　显然不能。所以在第一次会上（四川饭店的聚会），胡老的这个意图就立刻被否决了。那天饭后回家，我同他一起走，他很不愉快，一言不发。我知道为什么。后来他问过我，为什么《青年自学丛书》能抓住读者最迫切的疑难选题编写，而现在我们反而不能了？我没能回答他的问题，他也不认为我能回答，他也不祈望我能作出回答，他不过提示我思考罢了。
　　我大前年写《记胡愈之》有关知识丛书那几节（7，8，9）时，没有能够找到一份1962 年6 月编印的《知识丛书选题计划》；昨天，由于人民出版社几位同志的协助，我手头已经有了一份这样的计划。这份计划是王城和韩中民（当时文化部出版局一处干部，具体兼管知识丛书的协调工作）在六个出版社报送的选题计划基础上增删修订而成；付印前我看过，提出过一些意见，胡愈老和齐燕铭（当时是文化部党组书记，也是这套丛书的热心支持者）也都看过。我记得胡愈之看后不甚满意，主要是说现实性的题材太少了。这份计划是在当年晚些时候北戴河会议前几个月编成的，否则连这个材料也不会编印的。
　　这份计划前面有《知识丛书》编辑委员会的《说明》。说明共四点，简明扼要。第一点讲明丛书的宗旨和组织：为了提高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干部的文化科学知识水平，我们准备在三五年内，陆续编印一套《知识丛书》。这套丛书的具体编辑出版任务，目前暂由三联书店（那时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牌），作家出版社（那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另一个招牌），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知识出版社，科学普及出版社分工负责。
　　第二点说明选题计划分为八个门类，即哲学、经济、政治、历史、地理、国际问题、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共列入选题1575 种。
　　第三点说明这只是“一种设想，一个轮廓”，实行时可以灵活掌握，不受限制；第四点说明年度计划由各出版社另拟。
　　要在三五年内出版一千五百多种书，虽有六个出版社共同承担，在60年代也是十分艰难的事。这1575 个选题，按类别分，由多到少排列，有如下表：
　　历史369
　　科技301
　　文艺244
　　哲学211
　　国际169
　　经济155
　　地理91
　　政治35
　　国际问题之所以多，是当时决定每个国家写一本。历史选题之所以多，是不敢多接触现实之故。这应当是后人都能理解的。
　　这些选题，如按出版社分，则有下面的统计数字：
　　中华395
　　三联313
　　商务262
　　科普246
　　世知191
　　作家168
　　各家分担的数字有多有少，多半是与这个出版社所担任的科目选题多少有关，也在某种程度上同主持人的热心程度有关。当时热心人士有金灿然，丁树奇，王子野，范用，陈翰伯，冯宾符，楼适夷，孟超等等，如今在这八位热心同志中，已有五位（金，王，陈，冯，孟）作古了。
　　实际上《知识丛书》两年多只出了三十多种，出版的书中，最受欢迎的是王力为这套书赶写出来的《诗词格律》。王冶秋也赶成一本《琉璃厂史话》，不知为什么说它不合这套丛书的体例，由范用以单行本给出版了。两位王老如今都已西归，书还在。
　　综观这份选题计划，颇有百科全书之感——而百科全书本来也是胡老多年筹划的项目，只可惜当时的气氛不对，并不是作者或编者的条件不具备，所以计划都成泡影。
　　胡愈老毕生相信知识就是力量。他毕生尝试用种种方法传播知识，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有效果不那么显著的，但是他这个意愿始终不渝。
　　至于上面提到的三件事，《知识丛书》，《东方红》，百科全书，我在《记胡愈之》一书分别写过，即7，8，9，16，17，24 这几节，那里面写过的我就不重复了。
　　1996.5.8
　　《书的故事》的故事
　　胡愈之在他辞世前一年，留下了一份《自述》，中间有云：这样1936 年4 月间，我和潘汉年又（从莫斯科）经法国坐船回香港。在旅途中无事可做，我还从法文版转译了苏联作家伊林著的少年读物《书的故事》，后来在生活书店出版，这也算是一个额外的收获。
　　这部书于1937 年1 月由生活书店初版，5 月再版，半年之后，抗日战争就爆发了。在这之前，此书已有两个译本：一是董纯才译的《白纸黑字》，1933 年4 月上海良友版，后转到开明1936 年8 月印行，改名《黑白》；另一部是张允和译的，1936 年上海中华版，也叫《书的故事》。于是有胡愈之1936 年11 月7 日（注意：11 月7 日，十月革命十九周年纪念日，那时我国的进步人士无不为这个节日欢呼！）写的《译者后记》。后记里说，到了上海以后，才知道此书已有两个中译本，却都是从英文转译的。后记又说，经他对照以后，发现英译本删去了原书最后一章最末几段文字，“另外却又在上篇第三章后面，加上了一个故事，是嘲笑黑人的愚蠢的。”
　　后记接着写道：
　　当初我就怀疑法文本不忠实，就请张仲实先生用俄文原本核对，才知道法文译本是比较忠实的，英译本却把原作增删了许多地方。
　　我现在手头没有其他两个中译本，不能揭出英译者恶毒地增加的那个种族歧视故事来；但无论如何30 年代初的苏联作家绝对不会写出那样的故事；即使写出，出版社的编辑也会把它删去。六十年过去了，这个小小的插曲，对出版界的后来者启发很大：这应当是出版的社会史中重要的一节。
　　作者伊林，1895 年生于圣比得堡；正好是胡愈之的同时代人（只比胡大一岁）。伊林是三四十年代中国读者熟悉和喜爱的作家。他的作品在解放前的旧中国，吸引过无数爱好科学的进步青年，直到解放初期，他的作品在新中国还是走红的。多数读者不知道这“伊林”是马尔夏克的笔名——也幸好不知，否则人们又会误会他就是那个写了许多儿童文学作品的诗人S·马尔夏克了。伊林是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长大的，他的父亲是个应用化学家，他的哥哥就是那个著名的诗人——儿童文学家（他的著名儿童诗《密斯脱特威斯脱》恰好是讽刺美国歧视黑人的，我曾在1947 年译登在开明书店的杂志上，听说1949 年曾出过单行本，不过不是开明出的）；他的妹妹伊林娜也是儿童文学作家（她的小说《第四高度》有任溶溶的中译本，改名为《古丽雅的道路》，此书印过多次，有过多少中国少年儿童为这第四高度而奋斗呀！）。
　　伊林读完高等技术学校后，就专门从事科普创作，他的作品，时人称之为“科学文艺”。
　　《五年计划的故事》（原名是《一个伟大计划的故事》）不是这位作家的第一部科普作品，却使他名传四海，并且使他在世界进步文艺界享得盛誉。
　　也许这是靠他把文学跟科学结合起来，并且结合得那么优美，那么动人的才能；也许是靠他能把最复杂的科学技术用最简明、易懂和扣人心弦的技巧表达出来；——所有这些，当时的大作家如高尔基，如罗曼·罗兰都称赞过了。
　　也许还不止此。这部《五年计划的故事》也许还靠那时激动人心的“新事物”：一个新的社会，或者说，一个新理想的试验场地，一群新人物，古老的科技在崭新的社会条件下，要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改造成为一个富强的理想国——至少那时是这样想的，所以伊林这部描写当时被全世界注视的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心态和科学设想的通俗读物，受到左的和右的读者群的极大关注；何况其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正陷入悲惨的经济恐慌（1929 以还），这就使这部科学与文学，科学与社会，科学与理想巧妙结合的小书，风行全球。
　　这就是我上文提及的出版社会史。
　　伊林其后写了一连串同《五年计划的故事》相类似的作品，其中包括《十万个为什么》，《山和人》（中译本作《人和山》），《人怎样变成巨人》……
　　以及本书《黑和白——书的故事》。所有这些读物，可以说，开辟了科普读物的一个新纪元，它们不只受到了少年儿童的欢迎，同时也受到大人的欢迎，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的欢迎。在我们中国也不例外。
　　伊林的《五年计划的故事》头一种译本是1931年12月在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的，译者是吴朗西。在这四个月前（1931 年8 月），这家书局刚出版了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初版一下就卖光了，接着再版，然后才出这部《五年计划的故事》。这都是1931 年“九·一八”前后的事。
　　新生命书局本来是一家国民党右派政客周佛海、陶希圣和右派文人樊仲
　　云主持的出版社，后来在抗战中这些头脑都变成汉奸。但是30 年代初，进步文化界却巧妙地利用了这家书局出版了一些好书。五十多年后，胡愈之回忆说，樊仲云原来也在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做过编辑，与胡愈之同过事。
　　他后来脱离了商务，依靠汪精卫派的势力办了新生命书局，还出版一个杂志：《社会与教育》。为了杂志打开销路，樊仲云不得不找一些进步文化人写稿子，这样，胡愈之通过世界语游历莫斯科（1931 年1 月）——也是胡愈之第一次到苏联——所写的散文纪事，就先在《社会与教育》连载，其后出了单行本。胡愈之回忆道：这本书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文化“围剿”，查禁各种进步书刊的情况下得以出版，可说是件侥幸的事。这是因为文章最初是在樊仲云编的杂志上发表的，书也是在他办的书店出版的，所以没有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
　　但后来就不得了，书出版后影响很大，从1931 年8 月到1932 年10 月，书就再版了五次。……国民党终于注意了，书就遭到了禁止，但在香港、南洋翻印出版的还很多。
　　伊林的《五年计划的故事》却没有被查禁。这也是一页很有意思，也很有趣的出版社会史。
　　《书的故事》讲的是人类信息传播的历史；从文字的历史开始，讲到发明纸张和印刷术。更准确点说，是信息革命以前信息传播的故事。确实有很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使读者一点不费劲地获得了几千年来人类如何靠文字，图画，印刷来积累知识，传播知识，普及知识的历史。书的最后一章讲“书的命运”。最后一段被英文本删节的是讲人和书同时被焚烧的故事。
　　故事说，十六世纪法国里昂排字工人大罢工（作者说，“这大概是世界上第一次排字工人罢工罢！”），这次罢工持续两年之久。有一个印刷所老板名叫陀莱的，“背叛了他的同行的老板，帮了工人许多的忙”。工潮结束了，那些老板们没有忘记这一回事。五年以后，印刷业的老板们联名控告陀莱，罪名是印刷反宗教的书籍。作者说：这案子很快就判决了。陀莱被判处死刑。他和他所印刷的书，一起在巴黎摩贝尔广场，被架着柴火焚烧掉了。
　　书写得较早，纳粹还未上台，否则作者肯定会写出纳粹焚书然后焚人的故事，而且肯定会写得有声有色。
　　书的故事是从找寻世界上第一本书的故事开始的。
　　从前有一个人，作者说他是个好事的人，我则说他是个书迷；他发誓要找寻世界上第一本书。他从这里找到那里，从一个图书馆找到另外一个图书馆；一年一年过去了，他没有找着，反而有一天大概是疲劳过度，从一个图书馆的书架上摔下来摔死了。
　　“但是就算他能再活上一百岁也休想达到他原来的目的。因为世界上开头第一本书，在他出世前几千年，早就变成泥土，埋没在地底下了。”
　　伊林这样说。
　　原来——作者说——世界上第一本书，不是印刷品，而是人。是活人。
　　最初的书就是能说话的人！知识和信息几千年前，是靠了活人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如果伊林今天还活着，他会写下去，他会说，未来，二十一世纪的书，也将不是印刷品，而是——电子书！电子传播的书。通过电子计算机，通过信息高速公路，国际互联网络的“书”！
　　这也是出版社会史的一页。
　　无论如何，重温一下伊林的《书的故事》，特别是重读一下把整个生命跟书，跟出版，跟印刷联结在一起的胡愈之翻译的《书的故事》，还是很有趣味，很有启发和很有教益的。
　　1996.6.3
　　重读《尼罗河传》
　　半个多世纪前，当我热衷于研究地理，并且写出我的第一本书，或者说写出我的第一本地理学著作时，我就读过当时出版不久的《尼罗河传》。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个作家的存在——路德维希，爱弥儿·路德维希。看姓氏的拼法，我估计这是德国人，或者奥国人，却不知道他那时早已成为一个瑞士公民。我不记得我读的英文译本有没有译者的前记或后记介绍路德维希，我只记得我完全被这部大河传记吸引着了。一条大河！一条河也能像一个人那样被写成“传记”！我才觉悟到一条大河就是一个伟人，既然许多作家为伟人写传记，为什么不能为一条河写传记？何况人去了，而河还在；伟人去了，大河还在。每一个伟大的人物都曾给人间留下业绩，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而江河何尝没有给人间留下可歌可泣或者可诅咒的痕迹呢。
　　路德维希把大河看作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有情感的人，然后他把地理融化在历史中，把自然现象跟社会现象交织在一起；当然这是很危险的创造，但一个灵魂的工程师宁肯去冒这个险。他成功地写了尼罗河。他甚至说过，他把这条河看成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不是写一部通常意义的历史书或地理书，更不是要写一部旅游指南，而是要“讲述一个伟大生命的故事”。
　　为此，他三次考察尼罗河，去过它的源头，去过它的中游，去过它的出海口，去过流经的沙漠、沃土、乡村、城市，接触过许许多多河边的居民，黑人，白人，土生土长的人，外来的人，被压迫者和压迫者……人来了，人去了，而河却不断地流，流；正如作者说的：“朝代来了，使用了它，又过去了。但是河，那土地之父却留了下来。”
　　路德维希对尼罗河倾注了无限的感情，他用色彩代替了线条，他用形象代替了统计数字，总之，他像写伟人似的写活了一条河。在这位作家笔下，尼罗河好像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条最可爱的河，最有生命力的河，甚至是地球上无与伦比的河。作者这样说，因为他爱上尼罗河，因为他深深地爱上这条河。爱常常使人昏头昏脑。这不能怪他。而实际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河，都有着感人的经历：每一条大河，都经历了盛与衰，都记录了人间的欢乐与苦难。每一条大河都是一部人类奋斗的历史，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说，都是一部活生生的社会史。
　　记得年轻时看到《尼罗河传》，立刻想起了我们的黄河。如果有人写出一部《黄河传》，它会给我们多少欢乐和忧伤啊。后来，在战争中，冼星海用音符写了黄河，乐音感染了即使从没有到过黄河的听众：这是中华民族魂啊！《黄河传》——如果写出来的话——也许会被称为史诗般的作品，它将表达了我们整个民族从童年到少年到中年到成熟的风貌。人会消失，伟人也会过去，唯独一个民族不会死亡。一条河，一条大河，千秋万代都在那里不断地流着，流着，流着，直到永远。也许这话符合路德维希写的一系列传记的精神：人说他的传记是一种“人情化的传记”（humanizedbiography），或者可以译作“人性化的传记”；而西方的文论有时又称他的传记是当代新闻记者写的古代或过去了的旧新闻。他写古人，也写今人；他写政治家（如拿破仑和埃及女皇），也写文艺家（如哥德和贝多芬）。人情化了的尼罗河也是他的描写对象；据云他还写过一部《地中海》，未见。他这部《尼罗河传》的写法也很特别，他自己也说故意用这样特别的结构来写的。书分五章：冒险篇，野生篇，斗争篇，征服篇，出海篇。
　　1931 年他到过苏联，见过斯大林，有谈话录传世——简单地说，斯大林不会同意他的观点，如果他是苏联人，也许他就被消灭了。但他是德国人，或者说，是瑞士公民，他好端端地活下来了。他持的观点是很古老的观点，个人是主宰历史进展的决定因素。他强调人的因素，也许强调得太过分了，而他描写的人又是提高了的超现实的人情化了的人，所以后人称他为唯心史观的新派传记家。
　　但《尼罗河传》是河的传记，不是人的传记。这里面人，兽，史，地，自然和社会，过去和现在，熔冶于一炉，是一种新的探索。他是上个世纪生的（1881），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直到冷战快开始的时候（1948）才辞世的。不知什么道理，微软公司今年推出的光盘百科全书《Engarta 96》竟没有收他的传记——传记家的传记反而没有了，很怪，辞书的编辑有时的思路是捉摸不透的。

《陈原书话》 上 姜德明 主编 陈原 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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