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荫楼书话》 上 作者：高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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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里风景
张静庐的《在出版界二十年》
50 年代初期，中华书局陆续出版了《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二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乙编、丙编、丁编，《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共七册，洋洋二百五十余万字。资料丰富，编排有序，注释详尽，附录完备，近百年来有关新兴出版事业的重要资料荟萃于此，至今仍然为人称道，它的编者是张静庐。
研究现代文学，免不了在半个世纪形成的书海中漫游，成千上万本纸张已经发黄变脆的新文学著作的初版珍本，令人遥想当年毅然促成其问世者的功德。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文艺论集》，创造社初期的刊物《洪水》、《幻洲》，鲁迅先生编辑的《萌芽》等，均由光华书局出版。田汉主编的《南国月刊》，郁达夫主编的《大众文艺》，蒋光慈主编的《新流月刊》（被禁后改名《拓荒者》）以及郭沫若的著译《创造十年》、《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蒋光慈那部引起争论的《丽莎的哀怨》，郁达夫的《饶了她》，洪灵菲的《流亡》、《归家》，茅盾的《文凭》，洪深译的《西线无战事》，周扬译的《新俄文学中的男女》，以及郭沫若在日本写成、在国内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等，或出版于现代书局，或出版于联合书店，版权页上都署有出版者张静庐的名字。
在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杂志《译文》、《读书生活》、《作家》、《中流》、《战地》、《七月》，抗战期间脍炙人口的报告文学专集《八路军七将领》、《游击中间》、《西线随征记》、《战地书简》等等，都与上海杂志公司的名字相联系，而这家杂志公司的创办人又是张静庐。张静庐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居于引人注目的地位。
1938 年上海杂志公司的《在出版界二十年》，就是出版家张静庐从事出版20 年的自传。可惜，这部自传只写到1938 年，1938 年以后，张静庐先生的出版活动也就因为他未能写出而令人生出伯道无后之憾。为人知者，仅存其编注的7 大卷出版史料以及1943 年2 月19 日重庆《新华日报》上的一则消息：“茅盾等发起纪念张静庐从事出版事业25 周年征文”。我想，有志于为张静庐先生立传者，大可钩稽史实，翻查史料，替这位成绩卓著的进步出版家和出版史研究家浮一大白。然而，仅仅这本薄薄的《在出版界二十年》，也已经通过饶有风趣地描
述他 20 年的浮沉坎坷、失败成功和得志失意，给人们以深深的启示。张静庐先生说过，他是“幼小失学的人，因为没有机会进中学大学，所以连起码的常识都不够”。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爱书，爱书成癖。他说：“所谓爱，不是珍本、古版，而是很习见的普通书。所谓爱，并不是想将它珍藏在柚木的玻璃书柜里，而是买来看，看了就随便放在枕边、案头或书架上。无论它是怎样好的书，定价怎样贵的书，想看它就要买回来，朋友借给我的我不要，图书馆有的我也不去，一定要自己出钱将它买回来才愿意看它。有时看不下去，或明明晓得没时间再看它，还要花一笔钱去买回来，翻看一下目录和序文，就抛在枕边，到记起时再去翻一下。这样，全不是为想多读书而爱书，为要增进知识而爱书，岂非‘怪癖’！”正因他爱书，因而他虽然饱经失业、监禁和“流浪”之苦，他一以贯之地从不动摇于出版工作的钟爱和执著，我行我素，“我行我心之所安”。报酬极低，他干；日日伏案、奔波，他干；赔本破产，他干；吃官司遭误解，他也干。编书、印书，成为他生活中最大的慰藉。他曾回忆道：“我有爱书的怪癖，所以将一本书从付排到装订出版，都由自己亲手照料，真有说不出的快乐。而于营业方面的‘生意经络’，倒也感觉相当的兴趣。责任的驱使，下雨落雪都要到太平洋印刷公司去走一遭，日夜工作，乐此不倦。”由渴求知识到酷爱书，由酷爱书到精心编印书，或者说由不自觉地读书到自觉地印书，在读书中接近了真理和革命，由不断地接近接受真理和革命，而终至于献身于对进步书籍的出版，这是张静庐先生，也正是老一代出版家的共同特征。
张静庐先生堪称创举的是1934 年创办上海杂志公司。当年全国出版的各类杂志已有一千余种，但或由于战乱频仍，交通阻滞，或由于创刊号即停刊号，编者变动，印刷延误诸种原因，杂志找不到读者，读者又找不到杂志，编者读者，两不相得。静庐先生有感于此，决然兴办了发行性质的上海杂志公司，其特点是快、齐、廉。供应快速，配套齐全，薄利多销，售价低廉。他曾举例说道：“至于齐，那只要你肯留心，不管它有人请教没有。一本刊物的出版，无论如何专门性，总有它的读者。比如关于天文学的杂志，向来不为书店所愿售，因为它是冷门货。更因为它销得不广，出版处将每期的印数限制了，不愿多印，你要它，非期前约定，还得先付书款。这正是从前没有一家书店肯干的。现在我们要办到齐备，当然顾不得损失与否，卖得了或卖不了。留心地搜集起来，也有四五种呢！”急读者之所急，想读者之所想，宁愿卖不掉赔钱，也要费神费力地“办到齐备”，没有那种为传播文化知识而殚精竭虑的服务精神，怕是难得如此的。上海杂志公司创办至今已近半个世纪，它创办的经验和教训已成为历史了。今天，我们的杂志据统计已达数千种，编辑部门的稳定，交通的发达，早远远超过了昔日，但却很少见到有类似上海杂志公司的机构出现。是怕赚不了钱呢，还是不胜其烦呢？
编辑出版工作的最后成品是书，是精神产品，同时也是商品。是商品，就有价值规律在其中，也当然不可免地有赚钱赔钱的问题存在。我们曾经议论过，要当出版家，不做出版商。张静庐先生创办他的出版事业时，还没有“出版家”这个词儿的广泛运用，是笼统地称为“出版商人”的。在张静庐先生看来，“出版商人”也有两类，大抵包括了我们今天说的出版家和出版商。静庐先生说：“‘钱’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上面。以出版为手段而达到赚钱的目的；如以出版为手段，而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相当报酬者，其演出的方式相同，而其出发的动机完全两样。我们——一切的出版商人——都应该从这上面去体会，去领悟。”说得实在是精辟之至，至今仍值得我们“体会、领悟”。鲁迅先生深知这点，所以当1936 年初，由他支持的《译文》杂志复刊时，曾在三家书局中选择、比较，最后选择了张静庐先生的上海杂志公司。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没有政治背景的纯粹新书店，只要谁不想占谁的便宜，‘精明’是无妨的。”鲁迅先生是信得过张静庐和他的公司的。
限于体例和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在出版界二十年》虽然写了他20年间的亲身经历及一些趣闻轶事，然而总觉得太少。但客观情况所囿，也无可如何。假如，我们不把这书当作掌故来读，我们领悟的、体会的将会更多一些。
（ 1986. 1. 6）
汪原放的《回忆亚东图书馆》
1924 年1 月28 日，鲁迅先生为《晨报副刊》写了一篇短文《望勿“纠正”》，是批评粗制滥造、泛滥一时的标点校改古本小说之类的不良风气的。文章开头却表扬了标点校改工作中的佼佼者汪原放。鲁迅先生写道：“汪原放君已经成了古人了，他的标点和校正小说，虽然不免小谬误，但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此文发表后，鲁迅先生从胡适先生那里知道，他所称赞的汪原放君还活着，而且很康健，于是深感不安，诚惶诚恐，当此文结集时，专门补写了一段：“直到那时候，我才知道先前所听到的竟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谣言。现在我在此敬向汪先生谢我的粗疏之罪，并且将旧文的第一句订正，改为‘汪原放未经成古人了’。”一代文宗的鲁迅先生对默默无闻地从事古代小说标点整理而其质量、数量又都可归入上乘的汪原放先生的敬慕之情，是溢于言表的。
汪原放先生何许人？在过去出版史料的编辑整理皆显薄弱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是知之不详的。感谢上海学林出版社编辑同志们用了相当大的精力，据江原放先生100 余万言的原稿，大加梳理剔抉，整理成这一部近20余万字的颇有价值又饶有兴味的《回忆亚东图书馆》，使我们对汪原放先生以及在新文学运动中享有盛誉的亚东图书馆有了初步的了解。
汪原放先生，长期工作于有整整50 年历史（1903—1953）的私营书店亚东图书馆。这50 年，跨越了由戊戌维新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样一个思潮汹涌、吐故纳新的历史时代，在新兴出版事业的历史上，它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回忆亚东图书馆》以清新活泼的笔墨和大量详实资料，勾划出这家书店的草创、发展及消歇的全过程，不仅对于现代出版史，而且对于中国现代革命史、文化史都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亚东图书馆的历史功绩首先在于出版了新文学运动初期最早的几种新诗集《尝试集》（胡适）、《草儿在前集》（康白情）、《蕙的风》（汪静之）、《冬夜》（俞平伯）、《流云小诗》（宗白华）、《踪迹》（朱自清）以及1919 年《新诗年选》，又出版了尚在起步阶段的文学新人的好几部长篇小说《少年飘泊者》（蒋光慈）、《小雪》（超超）、《翠英及其夫的故事》（汪静之），还出版了名震一时、影响极大的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后更名《新青年》）。同时，几部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推波助澜、登高一呼的巨著《独秀文存》、《胡适文存》、《吴虞文录》等亦以相当的印数首次由“亚东”刊行。从“亚东”的创始人汪孟邹先生的思想来看，未必有多少革命的因子，但也不可否认他顺乎时代潮流的出版家的胆识，否则，实力雄厚者所在多有，何以对此十分冷淡呢？当然，“亚东”出版上述里程碑式的书籍，一定程度上是书商的生意经在起作用。“生意经”成全了“亚东”，使它在一个时期出版了那么一批足以为后人仰慕的好书；“生意经”也造成了一些历史的遗憾，比如出版革命烈士瞿秋白“文存”这件事，汪原放先生说：“瞿秋白先生的‘文存’也编好了，是他一包包交来的。那时候，时局有点紧张了，我的大叔（汪孟邹先生——笔者注）主张缓一步再排，要看一看情形，因此搁下来了。想不到时局越搞越紧，不但不能排，而且不能不想法东放西放，东藏西藏了。”如果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而不是苛责于30 年代初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出版商的话，这种历史的遗憾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更值得称道的是，汪原放先生标点分段的古典小说《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西游记》，以筚路蓝缕之功开了以现代方法整理古典小说的先河。诚如鲁迅先生评价的那样，“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小说的标点和分段，现在来看，也许并不十分艰难，但当时开创之初，却是“谈何容易”。据说胡适之先生当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曾提议对于考生要考标点和分段。既考学生，先要自己弄个范本。于是他和另外几位先生随手拿来一本《汉书》，拣定了一段做题目，于是几人分头标点。后来拿出来交换看看，竟没有一个相同的，六个人倒有六个样。博士教授都是如此，汪原放大胆开拓的胆识和辛劳可想而知。汪原放先生说：标点、分段结束，“立刻去印刷所打了一个样张来，大家看了，对每面的行数、每行的字数、天地头，都再三商量、讨论，认为很妥当了，于是开排”；再说校对：“我们校校样，至少三校。我校初、二校，鉴初兄来时，再同覆校三校，一起商量、讨论，力求校得一字不错”；再说古典小说的淫秽的地方怎么办？原放先生说：“这些地方，给青年们看了，学生们看了，不很好，不知道怎么办好。于是有了两人之间一席谈：适之兄主张删节，用‘┅┅’表示有删节。仲翁（陈独秀先生）道：不如删掉就是了，只要上下衔接得上，无伤大体。如果用‘┅┅’表示删节，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我们依了仲翁。”处处为读者着想，对于一个私营出版单位来说，能够如此，也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了。
编辑出版工作由于职业上的关系，他们接触的大抵是革命家、文学家、学者等名人，他们的工作往往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前者通过后者，把一批批充满时代精神的精神食粮供应给广大读者，后者又通过前者唤起民众，使他们的理论、理想变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行动。两者亲密无间地结合起来，共同建立民族与革命的雄伟大厦。从这个角度来说，视编辑出版者为为人作嫁是不对的。视作家、学者为编辑出版工作者的衣食父母也是错误的。两者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朋友间的关系。《回忆亚东图书馆》的相当一部分篇幅，写到作者自己及书局的同人与陈独秀、胡适、章行严、陈乔年等学者和革命家的关系，包括许多生动的生活细节，都是十分感人的。我常常想，假如亚东图书馆大摆架子，永远与作者保持在各分畛域的地位上，是否能够有所作为呢？我同时想到，我们有一定“编龄”的编辑同志，也大可以学学汪原放先生：他那样热爱自己的事业，那样大胆地探索和实践，那样地和作者交朋友，又那样地留心收集整理资料，晚年仍然潜心著书，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部经过浓缩了的、不可多得的有功于中国现代革命史、文化史和出版史的《回忆亚东图书馆》。（1986.1.7）
《我与开明》掇英
开明书店创建于1926 年，到1953 年与青年出版社合并为中国青年出版社，计28 年。迄今则有整整60 年了。遥想开明当年，筚路蓝缕，勤勉以事，与许多作者建立了密切联系，出版了有益于祖国文化建设的书刊，成为现代出版史上令人怀念和崇仰的出版社之一。基于保存出版史料和为新时期出版事业提供借鉴的考虑，去年，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约请一些与开明夙有联系的老作家、老编辑著文，集为《我与开明》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开明人忆开明，自有信实、亲切之风韵在。据我所知，近年来谈及历史悠久、贡献巨大的诸如商务、中华、三联诸店的文字，日见其多，但率先结集者，惟《我与开明》一卷而已。
开明书店作为一个现代出版史上的优秀典型的存在，具有它的突出之处。叶圣陶先生1946 年曾作《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碑辞》一首云：“书林张一军，及今20 岁。欣兹初度辰，镂金联同辈。开明夙有风，思不出其位。朴实而无华，求进弗欲锐。惟愿文教敷，遑顾心力瘁。此风永发扬，厥绩宜炳蔚。以是交勉焉，各致功一篑。堂堂开明人，俯仰两不愧。”诗中的“思不出其位”、“求进弗欲锐”，今天看来未免不够“革命”，但开明处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欲求延续和发展，也许正赖于此。“惟愿文教敷，遑顾心力瘁”，则从根本上道出了开明书店的宗旨和精神。予生也晚，未能与开明同步并一睹它当年的神采。解放后，偶在同学处见到《开明少年》，也仅仅偶见而已，年龄所限，多半是看不懂的。及到可以看懂并搜求开明出版物，也只是近20 年来的事。说来也怪，每见到那方开明书标——一卷打开的书，上方是四射的光芒，信赖之情，总不免油然而生。“堂堂开明人，俯仰两不愧”，一个出版社，能自诩“两不愧”，并且深深地赢得几十年后读者的心，也实在是不容易的了。
《我与开明》可以算是开明书店28 年历程的长卷罢。贯穿其中的开拓者的高尚人格、渊博学识，一批编辑人员的负责和刻苦，一些传之久远的巨制宏篇和普及书刊的编印发行，实在为从事编辑的同志提供了丰富的足以启其心智的经验。“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读《我与开明》，使我初窥开明出版物校对之精的奥秘。校对粗疏，大概是今天读书界经常谈论的话题之一。记得一位老作家不
无愤慨地指出：当今的出版物，真是“无错不成书”。话说得有点过头，但阅报的时候，随时都会找出一些错别字——更不用说标点符号了，却是任何读者都有过的经历。至于发现一些病句或者版式、甚至封面、扉页、版权页上的错误，也不是困难的事。手头有一本《鲁迅著作版本丛谈》，明明封面是《鲁迅著作版本丛谈》，翻过封面，扉页上竟成了《鲁迅著作本丛谈》，“版”字呢？天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有一本大型画册《鲁迅与世界》，内封及封底上所印编者的大名就错了三位，只好印一“勘误表”补救，而内文的错误还是将错就错。校对之疏，不知使多少读者摇头叹气！一位搞校对的朋友，却其苦不堪地对我说：“难呀！越细心越出错哪！”这话真成问题，难道越粗心越不出错吗？我也有校对出错的教训，一次把“贫下中农”校成了“贫上中农”，一次把“毛主席”校成了“毛毛席”。多亏是内部印刷品，可在胆颤心惊而又哭笑不得的心境中，逐本以铅字复盖补正。
校对难吗？开明却有克难善法在。“善法”是“编校合一”，“编”者编辑，“校”者校对。“合一”者指“编辑不仅要通读校样，同时也负有一部分校阅校样的责任，但他所看的校样一般不是他专职负责编辑的书稿”，“至于校对，他有时也分配到一些书稿，审读后要提出初审意见”。编辑应参与校对工作，不用说为编校质量设了一道比较可靠的“关防”。
“合一”只是手段，编校人员没有强烈的责任心、事业心，“合一”也难免失灵。开明提倡出版事业上的“尽职”，编辑在审读书稿时，不仅仅是审读内容，对原稿上的错字、漏字等如有发现，也应当立即改正；校对在校阅校样时，除对原稿上的字句做到无所错失外，还应尽量发现作者和编辑没有觉察出来的错误，以至内容上的问题。分工上的“合一”，思想上的“合一”，组成了一条阻遏任何可能发生错失的防线，保证了所出精神产品尽可能地精纯无疵，对得起作者无愧于读者。
当然，作为一种制度，“编校合一”或许有必要改造改进之处。出版事业的发展，势必向着分工精细的方向发展。但不管分工多细，编校人员的责任心都是不可或缺，甚至必须更加强化；编校人员本身的业务素养，也都是不可或缺，甚至必须更加提高。
《我与开明》中的一段话，使我深受感动：“开明书店拥有一些出色的校对人员，如叶师母胡墨林同志和王清华、朱光暄、陈守勤等同志。他们在校对工作中，真正做到‘目不转睛’‘目无全牛’的地步┅┅王清华同志曾跟我说，因她逐字逐行对照原稿，有时竟不知道这一段文字讲的是什么。”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中的一份有关开明出版物的影印件。这是类似明信片一样的“读者调查表”，同时又印有“本书勘误表”。其文字中有云：“启事：敝店创设以来，出版各种书籍，对于形式内容竭力研求，不敢稍怠，承国内外读书界交口称誉，欣感莫名。敝店受宠之余，益当奋勉精进，以求克副期望。故特创制此项批评调查表，夹入书中，敬求台端于读毕此书之后，对于书中瑕瑜尽情指摘，填写赐寄，俾便参酌舆论，于再版时改善订正。敝店敬备优待券，并各种赠品，于收到此表后，即行奉寄，藉答雅意。倘蒙赐寄长篇批评，并当在敝店不定期刊《开明》上发表，酌赠1 元以上10 元以下之书券。如承将书中误字校出，填入后列勘误表，尤所欢迎。”求之恳，律之严，具见开明的魄力与决心。想到目前出版物上错字横行，别字跋扈，真该有出版社援开明之先例，以为提高出版物质量之举。
开明往矣！但“此风永发扬，厥绩宜炳蔚”，开明的经验还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难怪老作家冰心在《我和开明一段因缘》中说：“我早就知道开明书店一直刊行了许许多多很有影响的图书杂志，至于他们严谨的编辑作风与作者的密切联系，我都亲身体验过了。”一个不显赫的进步出版社，能够久享盛誉，使人永难忘怀，“严谨的编辑作风和与作者的密切联系”的确是至关重要的啊！《我与开明》的出版，怕亦基于这种考虑吧！
（1986.6.12）
想起了张元济先生
听熟悉出版行情的朋友说，“传记热”正在全国范围内兴起。近几年，大本厚册的名人传记、评传，确实是沸沸扬扬，连一向受到冷落的出版家也受到关注。比如近代大出版家张元济的传记，至少就出过两种。在传记之林中，汪家熔先生这本《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可能是貌不惊人的一本：装帧简朴，不尚繁华，一如张元济先生其人；字数也只有十万余言，薄薄一册，300 个页码。有人会说，为大出版家出版传记，如此这般，过于寒酸了一些，似乎出版家的传记就应该出版得更厚更豪华才够气派。我不作此想。我认为，这《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是写得颇见功力的一部，史料翔实而不拘挛，文章洒脱而不枝蔓，脉络清楚，要言不烦，文字之间，流转着一脉书卷之气。作者或许就是一位对商务印书馆，同时也是对张元济先生研究有素的学者。比起那些一时心血来潮，然后去找资料，然后发挥想象，铺陈扬厉，成洋洋洒洒之文的传记作者，或曰文学传记作者来，不知高明凡几！
张元济先生不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1901 年，他由南洋公学入商务时，商务印书馆已有了三年的馆龄。但“张是商务的灵魂”。把商务从无到有办得有声有色的是夏瑞芳，把商务从一个规模不大的印刷厂发展为解放前中国最大的出版企业，或者说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这和张元济先生的思想和活动是分不开的。从一进入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先生就大抓了编辑队伍的建设，大肆网罗人才，并以极大的气魄，编印教科书和大型丛书，正如他在《告别商务印书馆同人》的90 自寿诗中所云：“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也正如他的同事们称颂他的那样，他是“梦里也惦着商务印书馆”的人。
在一个人的生活道路上，由穷困到显达，这种改变是容易适应的；但由显达改变到艰危，逼着你去干一件自己并不熟悉、但又于社会有益的新的事业时，却往往更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格和胆识。在“梦里也惦着商务印书馆”一节里，作者曾有如下一段记载说：“总务处成立后，特别是印有模病故、高凤池提任总经理，张元济先生担任经理后，编译所的工作实际由高梦旦负责，张的工作转入全面管理。从此，他再没有时间像当年编最新教科书那样自己执笔了，不能像当年编《辞源》，后来编《中国人名大辞典》那样和编辑们一道参加编写词条，也不能像当年林琴南译《玫瑰花》，由他逐一校改古僻字之类了。如果我们翻一翻这段时间他的日记，在‘编译’一栏里，经常是空白，或仅仅记载一些代传件。只有教科书和函授学校教材，还是他具体关心的内容，其他，只能作一般的关心了。他的大部分精力被一个庞大的出版、印刷、发行联合的无数琐碎事务所吞噬。而这些琐碎事务合起来就是使一个出版企业得以正常运转不可缺少的组织活动。一个出版工作者，一个编辑，尽管他们可能没有写过一本书，没有改过一本书稿，他们对文化所作的贡献和一位著名作家是同样值得称赞的。正是这种默默无闻的劳动，使作家的著作为人所知。”作者接着这样评价张元济先生道：“在以个人名利为中心的旧社会，对自小接受儒家传统教育，有一定学养的人讲，做到这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那时，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大概相当于今天出版社的社长，统筹全局，位居中枢。说起权，不可谓不大。权尽管大，但离开文墨事却咫尺千里。这，对于事业家，比如夏瑞芳来说，全力以事就是，但对于张元济来说，可就不那么容易接受。儒家教育中，就有“立言，所以明道也”，而“立言”当指文章，“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历来是读书人追求的灿烂目标。鲁迅先生的小说《孔乙己》中，那位晚景凄凉的孔乙己，不是仍然脱不下油腻的长衫，而且口不离“之乎”么？至于张元济先生，他的理想和他的学养，却不仅仅是写一写文章而已。弘扬中华文化，振兴中国学术，一开始恐怕就是他献身的目标。据赵而昌先生回忆：“张氏主持商务，由他经手签发的出版物，仅善本古籍的影印，何止千万！几年前我见到过商务存上海的数百种未经发印的底本——今已归存北京，每种都有张氏朱笺手批。《鲁之春秋》朱印本——雕版初成，例用朱色先印若干本者，海盐李聿求撰，由徐益之先生写了工致的《校勘记》，又经先生朱笔核校。丹黄满纸，真可宝也。”说明张元济先生是学贯古今，造诣极深的学者。但社会既需要优秀的学者，出版业更需要优秀的编辑和经理。在这里，就有个名利问题在。今天，当编辑是逐渐可以名世了——书的封底上常常注明责任编辑的大名。而当时，编辑是无此待遇的，经理呢？当然更“无名”得厉害。有谁见过，著作的封底上印有社长、经理的大名呢？至今不是都没有么？因此，《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说张元济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确是切中肯綮的评赞。
事实上，我们的出版界，不知道有多少位居出版中枢，综揽全局的“有一定学养的人”，在他们至关重要的岗位上默默地贡献，不为人知亦从无怨尤地贡献着。假如不勉为其难地位居经理、社长或主编，他们也许或者说肯定能写出并不弱于一些著名作家、学者的著作，他们也可能，或者说肯定会“名利双收”。但他们正像张元济先生一样，宁肯牺牲自己的著作，而贡献于别人的著作，宁肯牺牲自己的学养而贡献于民族的文化事业。他们是一批值得人们尊敬的人。在“传记热”已经勃起的今天，由《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的传记，使我们关注到这样一批值得人们尊敬的同志，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我想，新文化运动至今已近一个甲子，在我们的出版界，有多少这样的先生、同志呢？我希望有更多一些为他们立传的著作问世。
（1987.11.24）
萨克斯的启示
《编者与作者之间》是美国著名编辑萨克斯·康明斯的传记，作者是萨克斯的夫人多萝西·康明斯。我十分欣赏这部书的取名，它起码一语点破了萨克斯在编辑生涯中最可宝贵的品质：他与作者严肃而亲切、负责而诚挚的关系，如同水乳交融一般，就像兄弟朋友一样。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萨克斯·康明斯是一位相当称职的、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的编辑家。
有人曾赞美萨克斯编辑水准的不凡：“他用蓝铅笔一挥，光秃秃的岩石也能冒出香槟酒来。”
有人曾列举过一系列在文学史上已留下辉煌名字的作家，诸如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尤金·奥尼尔、威廉·福克纳、辛克莱·刘易斯，获美国普利策文学奖的威斯坦·奥登，来说明萨克斯对他们的扶掖之功。
也有人极口称道萨克斯，在30 岁时，就已对编辑业务运用自如，他具有真正的文体感和渊博的文学知识，而且更掌握许多具体的出版工艺：从设计、出书，直到适当的发行工作。
这些确乎不易。作为一个编辑能达到这些，一般地来说，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但我却注意到书名《编者与作者之间》相关联的萨克斯与众多的他所接触的作者之间那种关系。我认为，这种足作楷模的关系，与以上所列举的相比，则更难能可贵。
哥伦比亚大学的莫里斯·瓦伦西教授把他的书稿《第三重天》送到萨克斯供职的兰多姆出版社。萨克斯审阅了这部著作。他认为“对我来说，大著是一部明达而深入的研究著作，在内容、风格和学术方面都很丰富，完全应该出版”。他肯定地说：“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如果我们不出版这部书，别的出版家也会出版这本书。但是我们是第一个读到这本书的出版社。”尽管萨克斯对《第三重天》抱有如此充分的自信和热情，《第三重天》还是被他的同事所否定。按一般常规，责任编辑的推荐、力争，了无其效， 书稿退回作者就行，起码也就无愧于心了。然而作为编辑的萨克斯并没有就此撒手，他不忍心于一部确有价值的书稿的泯没。在给莫里斯的信中，他仍然鼓励作者：“我个人认为，你的著作是会使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书目为之生色不少的，我大力请求把稿子寄给他们。实际上，我很愿意向那个出版社推荐你的书稿。”为了使《第三重天》能够顺利出版，他甚至对书名重加斟酌：“在书名方面能允许我提个建议吗？书稿到了306 页才提到了第三重天，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根据但丁的《飨宴》，这重天是属于维纳斯的。我想起，意译Eaasmus作书名会使这本书显得更加亲切易懂些。《爱的颂歌》怎么样？请考虑这个替换的书名。”在萨克斯逝世后，这由他改了书名为《爱的颂歌》的《第三重天》，终于经过周折坎坷而由麦克米伦公司出版了。作者莫里斯在给萨克斯夫人的信中，深情地诉说以此书而结识萨克斯以及这段日子留给他的温馨的记忆：“我自己跟萨克斯结识的时间太短了，可以说，他的疾病又缩短了我们过从的时间。但是我将永远记住他。他曾把我的书稿寄给了牛津大学出版社，从此我也就倾向于牛津了。”
畅销书作家巴德·舒尔伯格写完《在滨水区》的初稿，正要润色付印时，该小说的电影拍摄权已卖出去了。这时，就有个小说、电影一决先后的问题，急如星火，分秒必争。按我们的一句俗话来说，“萝卜快了不洗泥”，萨克斯完全可以尽快推出小说：印小说毕竟要快于拍电影吧！然而，他不，他认为“清样送来了，还得仔细校阅，特别要核实滨水区流行的那些行话是否真有那么回事”。于是，他越俎代庖地把给巴德提供过滨水区真实情况的码头工人布朗请来。“办公室里太乱，人们又太好奇，根本没法工作。在家里干，有这个码头工人在身旁，校对工作的进展会快得多，清样马上就能送出去”。他这样打电话给夫人。于是，一应食宿，均在其家。在这里，作者、编辑、作品素材提供者，融为一体。它体现了作为一个极端负责任的编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宋代胡宏在《胡子知言·好恶》篇中有云：“善不以名而为，功不以利而劝。”以文字的“清洁维修工”自命的萨克斯，我想他未必曾想到我们民族概念中的“善”、“功”、“名”、“利”。他心里只有作者、作品和读者。对三者的无丝毫怠慢，正是一位尽职尽责的编辑最可贵的职业道德和思想素质。
如果说萨克斯只是一味不讲原则地扶掖作者，那未免失诸片面。热情扶掖是一方面，那是对于他认为的确是写出了好书的作者。而当有的作者，哪怕是声名显赫的作者写出的有瑕疵的作品，他也绝不会姑息地直陈己见。他不想迁就作者，他更不想为满足作者的要求而贻误了读者。在审阅完著名作家帕德里克·科拉姆的《翱翔的天鹅》的手稿之后，他郑重而严肃地责备作者“对读者不负责任的态度”。他说：“请务必相信我，如果我有任何办法可以挽救这部书的手稿，那么我就会明确地说出来┅┅但是不幸得很，我确信，这部小说是无法挽救的┅┅我特别感到不快的是，这小说竟会是帕德里克·科拉姆的作品，因为我早就很敬慕他。”斯坦小姐的一部手稿《一切战争都是有趣的》经他审阅，他尖锐地指出：“她对于一切世界性大动乱可以无动于衷，却一味沉溺于她的文字游戏——一种不负任何责任的文字游戏。┅┅现在是对斯坦小姐表示一点道德上的义愤，而不是一味恭维的时候了。”声色俱厉，言词犀利，但谁又能否认这同样是一种扶掖和爱护呢？编辑，是一种神圣的工作。多少年来，我们的确有数以万计如同萨克斯一样的足以为人师、为人友、严师兼铮友的编辑，正是他们为我们民族的文化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但同时不能不看到也有令人不满意的编辑，或因业务素质太差，或者因为因循怠惰，或者根本就是因为“向钱看”而败坏了编辑的声誉，这种种，报刊上时有揭载，着实令人叹喟扼腕。读《编者与作者之间》，早已逝世的萨克斯又活在我的面前，他说过的一段话，我看是值得我们编辑牢记在心，并作为座右铭的：编辑“他首先是一个工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豪，对各种各样的思想很敏感，并能做出反应。他看不起办事无能、不求准确、道听途说、吹牛骗人、废话连篇的人，他为发现人才、为自由交换意见和最广泛地传播知识而奋斗。他在使用各种现有的印刷技术和各种通讯手段方面要很有办法，而在思考问题和预测未来方面则要头脑敏捷。”
（1987.11.25）
“巨译”难产的思考
顾名思义，《巨译的诞生》是一部描写“巨译”诞生的报告文学作品。
著者是中宣部出版局局长、作家伍杰同志，出版者是江西人民出版社。它以十五万字的篇幅，真实细致地描述了“巨译”诞生的艰难历程。我读《巨译的诞生》，固然为“巨译”译者王贤才同志之事迹所感动：长期以来，他身处逆境却孜孜以求，决心以一人之力将这“巨译”输入华土，一如该书“后记”所云：“王贤才的生命之路，是一支歌。在祖国大地上，许多人在颂唱。应该唱，这样，才公平。”但同时我又从这《巨译的诞生》中，更深一层地认识了“巨译”的责任编辑徐诚同志，并深为徐诚同志识英雄于草莽之中、擢人才于未显之时的敏锐眼力及其竭力争取“巨译”的出版，历经艰难，“虽九死其未悔”的顽强精神和坚韧毅力而肃然起敬，感奋不已。正如伍杰同志所说：“我看了王贤才、徐诚围绕巨译《希氏内科学》的出版所写的几十封信之后，又感到还应另唱一支歌，就是编辑之歌，特别要赞颂徐诚这样的编辑。”因为，“在我们的出版战线上，涌现出这样的一批编辑，他们往往先是通过书稿，与素不相识的有才华的作者认识。他们为作者的书稿顺利出版呕心沥血；进而，又在与作者的交往中，建立起真挚的友谊，他们从关心书稿的成败，到关心作者的成长。他们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之外，想方设法，为作者排忧解难。大至政治待遇，小至生活琐事，无不挂在心头，当成自己的事来办，而这一切，却又是为了事业，不存半点私心。他们被作者称为热心人，引为知心朋友。这样的编辑是真正堪称素质精良的编辑。徐诚同志无疑是这样的一位好编辑。”
我开始注意到徐诚的名字，是由于读了《光明日报》1987 年 11 月18日所载的长篇调查报告《他该不该得“伯乐奖”》。这篇报告，以充分的事实证明了是徐诚发现了王贤才这样的人才，发现了四百七十万字的《希氏内科学》译稿，并以五年的不懈努力，排除了多少人为的非难和故意设置的障碍，而使这部医学巨著第15 版的中文译本，比其他任何一国文字的译本都要更早地面世，从而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赢得了较好声誉。按理来说，评他为出版系统的“伯乐奖”获得者，似乎是天经地义，无可争议。可事实却是颇有争议，因而迫使这家在知识界素有威望的报纸，不得不“透明地”把真相公之于众，让亿万读者来评评“该不该”的问题。到今年 1 月 4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4封读者来信，无一例外地对“该不该”作了肯定的回答。但是，问题仍然僵持。授不授奖的权力，不在报纸，不在读者，而在直接管辖徐诚的有关单位。老天保佑，过了一个月，也就是2 月13 日，《光明日报》终于在头版刊出一则消息说：徐诚“已被授予了内蒙古自治区出版战线‘伯乐奖’荣誉称号，并领取了‘伯乐奖’证书和‘伯乐奖’奖金”。读到这则消息，我松了一口气。我为徐诚庆幸，他毕竟是生活工作在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国出版界。否则，恕我妄测，倘在20 年前，小小徐诚，怕早已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大门里“走人”了。同时使我感到聊以自慰的是：从“该不该”的提出，到“该不该”变成“该”的现实，用了三个月时间（或者更长一些），这效率也还是不低的。在我们生活中，本来简简单单、清清楚楚却硬被人搅得十分复杂而久拖不决的问题，实在是不少。三个月，算得了什么呢？从这个角度讲，徐诚也算一位幸运儿！
按我们中国人“向前看”的胸怀和信条来说，“巨译”既已出版，徐诚既已被授予了“伯乐奖”称号，一切皆可勾销不管。《巨译的诞生》也可作为一个句号，一切到此为止。这当然好。不论怎么说，第15 版《希氏内科学》已行销海内外，嘉惠广大医务工作者了。但切切不可忘记，这《巨译的诞生》和报纸上的呼吁与报道，却决然不是仅仅为了给徐诚争取一项“伯乐奖”的桂冠，而且我想，徐诚其人，当他在艰危中颠踬前行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伯乐奖”在向他招手，他想到的只是，尽管与王贤才同志“为了追求事业，一南一北都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这些，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为了尽快地保证质量地出完《希氏内科学》，我正在上下不停地争取，我深信《希氏内科学》一定会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将全书奉献给广大读者，让我们等待着这一好消息尽快到来吧！”当这好消息终于到来的时候，我们却不能把《巨译的诞生》看作一位出版家和一位译者致力于《希氏内科学》的翻译和出版的简单记录。《巨译的诞生》为我们——不仅仅是译著工作者或出版工作者——提供了更多更丰富的令人深长思之的东西。我并不想武断，但我不能不说，在封建意识仍待肃清的今天，做一件有利于事业的好事，却往往不那么容易。难怪伍杰同志在书中感慨地说：“世界上，总是有那么一些人，自己既不愿认认真真地干事，却又害怕别人干成事业。也许别人能干成，就显得他自己更加无能吧？唉！实在可悲。”
悲则悲矣，事业却不能停顿在那些自己不愿干或干不了、却又不允许别人干的人们所设置的障碍面前。我们讲的事业家、改革家之所以令人敬慕，其原因正在于此。
《希氏内科学》译作的出版，当然有徐诚和王贤才的一份无可争议的功劳，公正地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也是有功劳的。更何况，这“巨译”的出版给这家地方出版社增加了知名度，同时也带来了经济效益。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五年间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却很少出现光风霁月，宽松和谐，而总是一招接着一招的责难和羁绊。我曾深思，这《希氏内科学》如果交给别人责编，命运或者会好一些吧！当然，更大的可能则是，《希氏内科学》就不会在一家地方出版社出版，即使出版，时间上也许会拖得更长，决不会五年而毕其功。而徐诚将这命途多舛的医学巨著揽了下来，并且坚决反对毁约，还自办邮购，当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时，他又是上访又是反映，同时不断鼓励译者安心译述。为了维护国家出版单位的形象，为了恪尽一个编辑工作者的职守，更为了不失信于译者，不辜负千千万万翘首以待这部医学巨著的广大读者，他硬是在风刀霜剑中挣扎、抵御和抗争。一句话，人际关系搞坏了。正像《光明日报》客观地反映的那样：“此公在一些人心中形象不佳。譬如，在一些公开场合，他咋咋唬唬，头抬得那么高，嗓门那么粗，三句话出口，就把眼睛瞪得铜铃大，出口伤人：‘你少来这一套！’”“一位出版社领导表示：不管怎么说，像徐诚这样的干部我就是信不过。他经常给领导上出难题，带来被动。”在抄引这两段“反对派”的评论时，我想到了我有一次同一位比较知己的领导的对话。我说：“咱们一些领导之所以办了蠢事，我看个别办事人员大有责任：明明是错误的决定，领导一提出，办事人员就随声附和，看起来服服帖帖，实际上是在葬送领导同志啊！”这位领导大不以为然：“随声附和是对的嘛！领导有领导的威严，假如一事提出，当干事的就表示反对，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了！”领导有领导考虑问题的角度，我只好默然不语，深悔自己对“领导学”的无知。看来，徐诚对“领导学”同样无知，得潜心研究研究民间版本的“人际关系学”，以期来日求得“主动”和让领导“信得过”。这也就应了“文革”中一句叫得颇为响亮的政治口号——“夹着尾巴做人”。但倘如他不是徐诚，而是“夹着尾巴”并颇使领导“信得过”不“被动”的什么人，恕我直说，这“巨译”大概连难产的程度也达不到，而只能是译者个人的书架上的一堆译稿而已。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们党郑重地提出来已有七八年了。这是个鼓舞人心的口号，它曾经而且将会温暖多少人的心，它将会给我们民族与文化的复兴带来更加蓬勃的生机。虽然《希氏内科学》的出版经历了那么艰难的曲折和磨难，但我看这也是富有生机的新事物诞生时所很难避免的“阵痛”。更何况，当《希氏内科学》面临流产、搁浅的厄运时，仍然有那么多的领导和同志在支持它、关心它，这就更强有力地预示了真理有力量战胜谬误，正义有力量战胜邪恶。《希氏内科学》的出版，王贤才同志、徐诚同志的终于得到社会的承认，不也说明了这一点么？
我真希望，出版战线上的每一位编辑朋友都来读读这部《巨译的诞生》。诚如《致读者》中说的那样，它不仅“首次公布了译者和编辑的几十封通信，向您披露了出版这部巨译中鲜为人知的一些内情，读来感人至深，又令人感慨万分”，而且更在于“你一定会从译者、编辑顽强拼博，为国争光的业绩中受到启迪和鼓舞”。
（1988.2.21）
不可忘却的孙伏园
几个月前，几位正在编一部现代散文鉴赏文库的朋友，约我写一篇鉴赏孙伏园散文作品的文字。琐事猬集，直到日前才完稿付邮。按一般情况来说，文债结清，未曾爽约，是应该轻松一点了罢。然而，我却并无轻松之感。对于孙伏园，似乎还应该再说些什么。这是在浏览鲁迅《〈城与年〉插图本小引》一文后产生出的念头。在这篇《小引》结尾，鲁迅先生深情地说道：“自然，和我们的文艺有一段因缘的人，我们是要纪念的！”这句话，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中。我想到，近40 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当然更因为极左路线的祸害），“和我们的文艺有一段因缘的人”，被我们遗忘的、冷落的实在不算少了。这中间，就有孙伏园先生。
严格地说，孙伏园并不以作家名世。他流传下来的著作，只有两本：一本是1926 年由北新书局出版的《伏园游记》，一本是1942 年由重庆作家书屋出版的《鲁迅先生二三事》。与他同时代的许多文化人相比，孙伏园的著作，的确是相当的少。因而，除过一些鲁迅研究者或对他尚称熟知而外，孙伏园之于当今文坛，真如“白鹭下秋水，孤飞如坠霜”了。
然而，孙伏园却的的确确是“和我们的文艺有一段因缘的人”。在新文化运动勃兴期，他曾为新文化运动的扩大和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不愧是一位慧眼独具、有胆有识的编辑家。
新文化运动初期，有四大副刊曾风靡一时，并且在现代文学史、出版史、报刊史上光芒熠熠。除上海的《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外，北京的《京报副刊》、《晨报副刊》这两大副刊即由孙伏园刻意经营。而在新文化运动史上，《语丝》这“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的著名刊物，“它的创办”也“要归功于伏园一位”（鲁迅先生语）。当然，衡量一位编辑家成就的大小，也并不只在于他编过多少刊物。关键的问题却是，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孙伏园所编辑的种种副刊，一直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前哨阵地上，竭力为之呐喊，为之抗争。如果说当时的一批新文化运动的斗士，在某种程度上仍处于散兵游勇状态的话，那么，正是包括孙伏园经营的副刊在内的一系列刊物，把他们联结起来，使之形成一支强有力的集团军，以勇猛的火力，向旧时代进行认真的攻击和卓有成效的批判。
我们在谈论一个作家的时候，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到作家及其作品的本身，而往往忽略了默默无闻为作家“作嫁衣”的编辑，直至今天也仍然如此。而一些作家，也往往一旦功成名就，便只顾谈自己的这样那样，甚而至于，把夫人的“贤慧、聪颖”也扯进去，独独对扶持他的编辑不屑一顾。这是不公正的。鲁迅先生并不如此，他从来不抹煞那些把他推到新文化运动战线上的编辑先生的功绩。孙伏园比鲁迅先生年轻13 岁，他们既有同乡之谊，又有师生之情，孙伏园曾两度受业于鲁迅先生。鲁迅先生深知他的这位学生。早在孙伏园中学时代，鲁迅先生就对孙伏园的思想内容进步、立意又新的作文加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批语。足见师生是心心相印的。因而，当孙伏园初任北京《国民新报》编辑时，即主动向鲁迅先生约稿。自1918 年8 月3日起，该报连载的译作《一个青年的梦》，就是鲁迅应孙伏园之约而翻译的。鲁迅为此写过一段文字：“昨天下午，孙伏园对我说：‘可以做点东西。’
我说：‘文章是做不出了。《一个青年的梦》却很可以翻译┅┅’”在此之前，鲁迅先生的作品，大抵发表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两处，数量也不多。《国民新报》可能是鲁迅先生的作品由刊物走向报纸的第一步。发表园地的拓展，当然与孙伏园的约稿是分不开的。1921 年10 月12 日，北京《晨报》的《晨报副刊》创刊，孙伏园担任第一主编。孙伏园主持的这张副刊，团结了大批作者，其中包括李大钊、瞿秋白、马寅初，也包括周作人、黎锦熙、蒋梦麟、张耀翔，更有江亢虎、吴稚晖以及胡适之等。它的栏目，也可谓琳琅满目，样样具备，诸如讲演录、特载、小说、诗、论坛、杂感、译述、科学谈、戏剧研究、传记、古文艺等。特别是它的文艺副刊，其作者群几乎囊括了当时文坛所有的名流和新秀。他们在《晨报副刊》上推出一篇又一篇佳文力作，有效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其中尤以鲁迅创作热情最高，成果也更为丰硕。就在创刊两个月后的12 月4 日，鲁迅先生便以“巴人”的笔名开始在副刊上连载新作《阿Q 正传》。这也是孙伏园约稿之功。鲁迅先生在《〈阿Q 正传〉的成因》中回忆道：“那时我住在西城边，知道鲁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们罢，孙伏园也是一个。他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阿Q 的影象，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嘻嘻，善于催稿了。”这《阿Q 正传》，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其地位，其影响，已经是举世公认的了。罗曼·罗兰曾评之曰：“这是一篇明确的富于讽刺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杰作。┅┅阿Q 的可怜的形象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毛泽东同志则多次表示过：“《阿Q 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在孙伏园主编《晨报副刊》的三年多时间里，鲁迅先生为副刊供稿五十余篇，给《副刊》以极大支持。如果没有“笑嘻嘻，善于催稿”的孙伏园，曾在鲁迅“心目中似乎确已有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的《阿Q 正传》，恐怕仍然会“想不起来”吧！《阿Q 正传》的发表，催生者是孙伏园。鲁迅先生牢记着这一点，并且将其感念之情行诸于文字，遂将文学巨匠身后的青年编辑请到台前，展现于世人，用意可谓深长。
在《晨报副刊》工作的日子里，孙伏园编刊，鲁迅先生写作，二者可说是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了。“1924 年10 月，鲁迅先生写了一首诗《我的失恋》寄给了《晨报副刊》，稿已经发排，在见报的头天晚上，我到报馆看大样时，鲁迅先生的诗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抽掉了，抽去这稿，我已经按捺不住火气，再加上刘勉己又跑来说那首诗实在要不得，但吞吞吐吐地又说不出何以‘要不得’的理由来，于是我气极了，就顺手打了他一嘴巴，还追着大骂他一顿。第二天我气忿忿地跑到鲁迅先生的寓所，告诉他‘我辞职了’。”（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年方30 的孙伏园未免太年轻气盛了一些。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未尝不是与作者站在一起，向粗暴无理地扼杀作者作品的行径作义无反顾的斗争。孙伏园的辞职，对《晨报》来说，是一大不幸，对新文学运动来说，却又是一大幸事，因为由他创办的新刊《语丝》竟导致了“语丝派”的崛起。鲁迅先生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说：“我很抱歉伏园为了我的稿子而辞职，心上似乎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几天之后，他提议要自办刊物了，我自然答应愿意竭力‘呐喊’。至于投稿者，倒全是他独立邀来的，记得是16 人，不过后来也并非都有投稿。于是印了广告，到各处张贴，分散，大约又一星期，一张小小的周刊便在北京——尤其是大学附近——出现了。这便是《语丝》。”投稿者号称16 人，实际上有点“虚张声势”。编辑校对、接洽稿子、跑印刷所，也仅由伏园、川岛、李小峰三人担任。发行也是这三位，据川岛回忆，三个人“不声不响地手上托着一大叠《语丝》，装着笑嘻嘻的脸，走近去请他或她买一份┅┅尤其是孙伏园，矮矮的身材，长的那么样像日本人”。“第一期印的两千份，出乎意外地在几天内就卖完，而订阅者尤其是外埠的，仍不断地汇款来信订阅，记得《语丝》第一期就再版了七次，共印了一万五千份。”《语丝》的大受欢迎，当然因伏园邀约的作者，都是一时之俊彦（第一期刊物上发表文章的就有鲁迅、钱玄同、川岛、江绍原、章衣萍、周作人和孙伏园自己），同时，更与孙伏园的殚精竭虑、精于谋划和全力以赴分不开。《语丝》出到第四期，《京报》总编辑邵飘萍邀请孙伏园去主编《京报副刊》。鲁迅先生是竭力鼓励孙伏园去，并说：“一定要出这口气，非把《京报副刊》办好不可。”为什么“一定要出这口气”呢？因为伏园是被《晨报》挤出来的，办《语丝》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语丝》已站住了脚跟，又有《京报副刊》之约请，正可以扩大阵地。同时，这鼓励之中，也体现出鲁迅先生对孙伏园的信赖，他相信孙伏园一定会把《京报副刊》办得比《晨报副刊》更好。1924 年12 月5日，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正式出版。半年时间，鲁迅先生先后将译作《出了象牙之塔》、杂文《咬文嚼字》、《忽然想到》、《并非闲话》等30 多篇拿给《京报副刊》发表，既支持了伏园的工作，又及时地配合了当时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
如果因为以上所述，以为孙伏园也像时下一些编辑那样惟名人是从，那就错了。孙伏园在编辑过程中，既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又尊重作者的劳动，而一旦证明了自己的认识错误，他更勇于承认。在稿件取舍问题上，他决不强加于作者。通情达理，平等待人，在编辑、名人抑或新作者之间，架设起一座平等、理解、和谐的桥梁。当鲁迅先生的《论雷峰塔的倒掉》在《语丝》第一期发表时，鲁迅先生在篇末加有如下附记：“今天伏园来，我便将草稿给他看。他说，雷峰塔并非就是保俶塔。那么，大约是我记错的了，然而我却确乎知道雷峰塔下并无白娘娘。现在既经前记者先生（指孙伏园，当时伏园已脱离《晨报》编辑记者职，故称‘前记者’）指点，知道这一节并非得于所看之书，则当时何以知之，也就莫名其妙矣。特此声明，并且更正。”鲁迅先生鉴于伏园的异议，而自己又对雷峰塔就是保俶塔没有确实的文字依据，“故加声明，并且更正”，显示了他的虚怀若谷。当《京报副刊》创刊，郑孝观著文《雷峰塔与保俶塔》，证明雷峰塔就是保俶塔，有理有据，言之凿凿，支持了鲁迅，纠正了伏园。孙伏园慨然发表郑孝观之文，并加了一则“伏园敬案”说，“郑先生所举证据非常确凿，我不但不想推翻并且也无法来推翻”，并表示“恭恭敬敬地向鲁郑二位先生道歉”。态度诚恳，落落大方。难怪鲁迅先生在《通讯》中，很诙谐地写道：“我的无聊的小文，竟引出一篇大作，至于将记者先生打退，使其先‘敬案’而后‘道歉’，感甚感甚。”1926 年4 月，《京报》总编邵飘萍被杀害，《京报副刊》终刊。孙伏园与鲁迅先生先往厦门大学，继到广州中山大学，其间曾任《民国日报》副刊编辑。1927 年2 月，他前往武汉任《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在3 月28 日第七号副刊上，最早发表了毛泽东的著名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郭沫若的《我离开蒋介石以后》，也曾陆续在该刊发表。这两篇文章的发表，都在“四·一二”大屠杀的前后。编发这样的重要文章，没有相当的胆识，怕是难以办到的吧！孙伏园不愧是被鲁迅先生赏识和奖掖的编辑家，于此可见其一斑。
当然，孙伏园也有他的弱点，在编辑岗位上，他热情大胆，吃苦耐劳，但在错综复杂的阶级大博斗中，也往往缺乏斗争经验，说过错话，办过错事，也因此受到过鲁迅先生的批评。一个人，在他几十年的生活中，不犯错误，大概是不可能的罢。我觉得，几十年来我们对孙伏园的冷落，很可能与鲁迅先生对他的批评有关。这实在是很大的误会。诚然，鲁迅先生对伏园有过批评，但当鲁迅先生批评孙伏园时，也并没有抹煞孙伏园的业绩，其批评，也是委婉陈词，其间包括了恨铁不成钢一般的期许，从来没有把伏园划到人民的对立面的情况。更何况，当新中国成立后，孙伏园曾任国家出版局版本图书馆馆长，而且写了不少回忆和怀念他的恩师鲁迅先生的文章。如果说，早年，孙伏园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贡献在于编辑方面，那么，他晚年的文章，更为鲁迅研究提供了相当宝贵的史料。
文章写到这里，回头一看，颇像一些史料评介了。也罢，从史料引起一些旧事重提，对于我们认识孙伏园也不无好处。60 多年过去了。孙伏园也于1966 年，以72 岁高龄默默逝去。现在回顾这些史料，对于我们现在的编辑朋友，也许不无益处。更何况，诚如鲁迅先生当年所言：“和我们的文艺有一段因缘的人，我们是要纪念的！”是不可忘却的！
（1988.4.25）
犹过当年长安道
1924 年7 月，鲁迅先生应陕西省教育厅和西北大学之邀，赴陕为暑期学校讲学，随鲁迅先生同来的学者中，有《晨报》记者孙伏园。孙伏园既与鲁迅有同乡之谊，又曾两度受业于鲁迅先生。1919 年孙伏园进入报界后，鲁迅先生时时赐稿，支持孙伏园的工作。鲁迅先生远行讲学，孙伏园随行，一方面在于照拂鲁迅先生的生活，另一方面可能也出于编辑记者的职业需要，想亲自到这“物质生活，总算低到极点了，一切日常应用的衣食工具，全须仰给于外省，而精神生活方面，则理学气如此浓重，已尽够使我惊叹”的封闭、落后，既有灿烂的历史文化，又十分不景气的今天的陕西来看看的想法。行前，周作人曾“以秦游记见勖”，也就是说希望孙伏园写一点游记之类的文字发表出来。孙伏园说自己“乃以偷懒的方法，将沿途见闻及感想，拉杂书之如右”，就成了这篇洋洋万言的“秦游记”——《长安道上》。1926 年北新书局出版了《伏园游记》，第一辑，《长安道上》就收入其中。孙伏园长期办报，著述不多，大概散文集也仅此一册。另有《鲁迅先生二三事》，是回忆与纪念鲁迅的文字的结集，1942 年由作家书屋出版。仅有的两本著作，都涉及鲁迅先生。特别是《长安道上》，十分真切详实地记录了随鲁迅先生陕西之行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不仅对当时陕西的风土人情，描述得相当生动，一篇游记不啻为六十多年前陕西情状的历史录像，同时，又为鲁迅先生赴陕讲学的活动，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字记录。正因为如此，在孙伏园不多的散文作品中，《长安道上》成为他的代表之作，历来被一些鲁迅研究史料和现代散文选本所收录。
散文的路子，一般来说大抵两种：一种以抒情取胜，字斟句酌，文采斑斓；一种以叙事为主，行文朴实，不事雕饰。虽然路子不同，但真正的散文佳品，都能以它们的艺术魅力给读者以审美的愉悦。孙伏园的游记之作，可以归属于质朴一类。也许由于记者职业使然，他观察细密，视野开阔。也由于他的学养深厚，在游记作品中，似乎不经意之间，溶入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和颇为恰切的议论。因而，虽然是叙事散文，但同时又具备了知识性、情趣性等特点。《长安道上》，以记叙长安文化方面的物事为主，由历史陵墓到大小雁塔，由华山灞河到卧龙寺的藏经，由艺术学校的筚路蓝缕到易俗社的创业发展，由陕西酿酒的习性到方言土语的源流特点。这一切物事，似乎都没有什么有机的联系，也几乎是信手拈来，即兴命笔，但由于作者观察的细密和知识储备的丰厚，仍然能够娓娓道来，如数家珍，间有议论，贴切中肯，使文字丰腴饱满，摇曳多姿。以卧龙寺藏经一节为例，他写这寺，是“房屋甚为完整，是清慈禧太后西巡时重修的，距今不过24 年”；他写了藏经，“共有五柜┅┅柜门外描有金彩龙纹，四个大字是‘钦赐龙藏’”，可见来历不凡。如果叙事到此为止，文字就未免平直。于是作者穿插进一节6 月6 日晒经遇雨的小故事，引发出“经有南北藏之分，南藏纸质甚好，虽经雨打，晾几天也就好了”，因而“老夫子并将南藏缺本，郑重地交我阅看，知纸质果然坚实”。藏经写到这里，似乎也就可以带住。可是并不。作者以“藏经”的“纸质果然坚实，而字迹也甚秀丽”引出一句“怪不得圣人见之，忽然起了邪念”，从而带出“圣人盗经”这件前一年发生的使南海圣人康有为大失其体面的佚事。“佚事”人所共知，复述就嫌累赘，作者信手拈来“圣人”在陕行状云：“陕人之以家藏古玩请圣人品评者，圣人全以‘谢谢’二字答之，就此收下带走者为数亦甚不少。有一学生投函指摘圣人行检，圣人手批‘交刘督军严办’字样。圣人到陕，正是冬季，招待者问圣人说：‘如缺少什么衣服，可由这边备办。’圣人就援笔直书，开列衣服单一长篇，内计各种狐皮袍子一百几十件云。”三件圣人的生活细事，不乏冷峻幽默之笔，扯下了圣人的假面。在这里插入这样的细节，是否是节外生枝呢？并不。作者曾写道陕人“性格均极和顺，言谈举止，沉静而又委婉”，“安静、沉默、和顺”，然而就是这样的陕人对圣人“亦忍无可忍，足见圣人之举动，必有太令人不堪的了”。《长安道上》叙事甚繁，但作者并不囿于事件的叙述。作者追求的是即事联想生发开去，旁涉博采，收奇趣横生之效。
《长安道上》也写人。写了美术学校的王君办校时“除靠入学费以外，每年仍得省署些许资助”，然而“这一点极少的收入，不但教员薪水，学校生活费，完全仰给于它，还要省下钱来，每年渐渐的把那不合学校之用的旧校舍，局部的改换新式。教员的薪水虽然甚少，仅有五角钱一小时，但从来没有拖欠过。而且新教室已有两所，现在将要落成的是第三所了”，“现有图画音乐手工三科，课程大抵已臻完备”，由此得出“办事人真能干”，“照这样困苦经营下去，陕西的艺术空气，必将死而复苏，薄而复厚，前途的希望是甚大的”。由易俗社的创业维艰，到秦腔的风靡陕西，作者热情地赞美了易俗社的创业者和秦腔艺人：“我佩服刘箴俗，更佩服易俗社办事诸君。”如果说，这些方面，作者采取以事带人之法来写人的话，在对黄河船夫的描绘中，我看作者是以一种米盖朗琪罗创造《大卫》的崇敬之感来为他们传神写照的。他写了他们“紫黑色皮肤之下，装着健全而又美满的骨肉”，“鞋子是不穿的，所以他们的五个脚趾全是直伸”。作者说：“他们的形体真与希腊的雕像毫无二致，令我钦佩到极点了。”他写了他们的豪爽：“船上请我们吃面的碗，我的一只是浅浅的，米色的，有几笔疏淡的画的，颇类于出土的宋瓷，我一时喜欢极了，为使将来可以从它唤回黄河船上生活的旧印象起见，所以问他们要来了，而他们的豪爽竟使我惊异，比我们抛弃一个铁罐还要满不在乎。”作者感叹地说，这些可敬的船夫，他们固然“知识短少”，“物质生活，那自然更低陋”，但“他们的精神可是健全的”。对劳苦人民，流露出由衷的崇敬之情。
游记散文的写作，往往走入一味描山画水一路。等而下之，更易流入导游一途。孙伏园以记者的身份，以学者的素养，从容地驾驭了长逾万言的秦游记这样的题材，写来不觉枯涩和干瘪，在现代游记散文中，是颇为难得的。而且，《长安道上》给我们的启示，也并不在于长篇游记的写作方面。从另一个角度看，《长安道上》无异于一张六十年前军阀统治时期陕西的缩影，一张发黄了的然而又画面清晰的历史照片，现在重新阅读，不仅给我们历史的回顾，也更给了我们现实的启迪：六十年，历史走过了一个甲子，有些事情早已前进了、改观了，有些事情，仍然驻足于六十年前，还得下功夫用气力去改变它。读《长安道上》，犹过当年长安道，这也许正是《长安道上》一直不能被人忘怀的原因罢。
（1988.4.20）
《叶氏父子图书广告集》
图书也有广告么？有的。几十年前就有。而且，执笔为图书作广告文字的，竟然包括有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等等一代文坛宗师。可惜，长期以来，这些广告往往被研究者和读者忽略——也难怪，一些广告就印在图书的末页或宣传品上，且未署名。这几年，报刊上陆续注意及此，比如巴金为《柔密欧与朱丽叶》、《悬崖》、《快乐王子集》、《安娜·卡列尼娜》、《六人》译本写的广告，就重新发表在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 年8 月20 日《书讯》上；叶圣陶为《幻灭》、《子夜》、《山雨》、《欧游杂记》、《我与文学及其他》写的广告，就转载于《出版史料》1987 年第1 期。旧文重发，又几百字的短文，意思无非是提倡言之有物而又文采斐然的图书广告。但把图书广告结为一集，供读者欣赏借鉴的，则是上海三联书店的《叶氏父子图书广告集》。图书广告而结集成书，这大概是第一本。日前，从书店购回这仅剩的、书容不整的一册，旅社深夜，拥衾展读，的确是感触良深。
叶氏父子，指著名作家、教育家和出版家的叶圣陶先生及其哲嗣、也是著名作家和编辑家的叶至善先生。叶氏父子，长期供职开明书店，对开明感情深，贡献大。叶圣陶先生在开明20 周年纪念碑辞中说：“惟愿文教敷，遑顾心力瘁┅┅堂堂开明人，俯仰两无愧”，也正是叶氏父子对开明书店的总的评价与献身开明事业的内心剖白。《叶氏父子图书广告集》收集叶氏父子图书广告百余篇，所“告”各书，皆系开明出版，相当一部分，又是叶氏父子经手编辑，爱之深，知之稔，发之为广告之文，再再切中肯綮。人们爱其广告，也不仅仅因为叶氏父子为文坛名家故。
图书，固然是商品。但图书却决非一般商品，用时下的语言来说，优秀的图书，乃精神文明的载体。因而，图书必须有广告，没有广告，读者何以知道有何书出版？但图书广告却不同于一般商品广告，更不能漫天谎言地乱扯什么“国优、部优”。商品广告的虚张声势，充其量骗人买去劣质商品，图书广告的弄虚作假，则可以把坏书兜售出去，毒害读者的心灵，而好书的虚张声势的广告，则又可能引起读者的逆反心理。这样说来，图书广告的作者不仅要有文学的素养，更须有起码的文德，高出客里空广告不知凡几的文德和文笔，或者可以说，图书广告作者与一般商品广告的作者，根本就是形同风马牛的两种层次。
我读《叶氏父子图书广告集》，最突出的感觉是，作者往往用了极精练的文字，深切地发掘出图书的真髓。这当然要有高远深邃的眼光，无此眼光而故作深沉或徒作空言，瞒骗了当时的读者尚在其次，更免不了在文坛上留下笑柄。叶圣陶先生这样“广告”和评介朱自清的《背影》：“叙情则悱恻缠绵，述事则熨贴细腻，记人则活泼如生，写景则清丽似画，以至嘲骂之冷酷，讥刺之深刻，真似初写黄庭，恰到好处。”在《欧游杂记》广告中更点明：“朱先生的文字，没有不几经洗炼的，纯粹口语，然而又是文学的口语，作为范文读也很适宜。”《背影》、《欧游杂记》出版时，朱自清先生步上文坛未久。叶圣陶先生以寥寥数语，第一次也是最真确地道明了朱自清散文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其后，评论朱自清散文的论文多矣，但又有什么评价能够脱出叶圣陶先生当年在短短的广告中的评语呢？对于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叶圣陶先生在广告中说他“故事既缠绵曲折，作者写人物心性，山水风景，又素有特长，这篇小说就成为朴实美妙的叙事诗。作者善于创造高妙的意境，且得到而且达得出”。在《春灯集》、《黑凤集》广告中，叶圣陶先生继续向读者推崇沈从文的小说在创作界一枝独秀的地位：“作者以体验为骨干，以哲理为脉络，糅合了现实跟梦境，运用了独具风格的语言文字，才使他的故事成了‘美妙’的故事。我国现代文艺向多方面发展，作者代表了其中的一方面，而且达到了最高峰。”在这里，没有时下图书评论中流行的“故事情节错综复杂，人物描写深刻生动，结构紧凑严密”之类的套语，更没有什么“突破”和“创新”之类的吹捧之词。他紧扣图书内容的主体，经过综合与归纳，要言不繁地、令人心折地道出了作者的作品风格。在这里，文笔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却又是广告作者的眼力和文德。实事求是正是文德的一个核心。叶圣陶先生文笔朴实，世所公认，而他的文德更堪称楷模：老老实实地读稿，老老实实地编稿，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写出来与读者交流。一切都在诚恳中进行，当然用不着摆花架子和美言惑人了。在图书广告的形式方面，叶氏父子的广告集也给我们以启发。我看到，集子中百余字的广告特多，那是因地制宜，短而精粹，属于广告文字的正道。但广告文字却也不限于这一种，一些广告，倒写得如同一则书话。叶圣陶先生为陈万里著的《西行日记》就是一例。这则广告有千余字。圣陶先生从陈万里先生去敦煌考古写起，兼写陈先生有“济胜之具”，再写了这次考古的发现，还写了《西行日记》内容的丰盈多姿，其中有叙述，有抒情，评书与写人穿插进行，极富娓娓而谈之趣；叶至善先生的广告，大抵偏重于科普著作，读者对象又多系小读者，因而叶至善先生的广告常常从书中抽取一个故事或一个科学原理，用他那清丽而平易的笔，款款道出，引而不发，趣味性、知识性、启发性，三者兼而有之，抄几则广告标题：《华莉又遇险了》、《狼会变成人吗？》、《落下的炸弹有重量吗？》、《一吨木头比一吨铁重》、《空中婚礼》、《对穿地球的无底洞》┅┅光看看这些标题已经令人神往了，更不用说还有那些短短的极富情趣的短文呢？余生也晚，没有赶上这些科普读物出版的时代，但几十年之后读到出于叶至善先生笔下的这些广告，也对那些读物心向往之，欲读之而后快。
图书广告，至今似仍未引起出版部门的重视，要么是动辄数千字的书评，要么是言不及义、空洞无物而又无文笔之美的内容简介。即使是本好书，也往往被这些文字所埋没。在读《叶氏父子图书广告集》的时候，我想，我们真得下功夫搞一搞图书广告；我们也真得有一些同志，特别是从事图书编辑的同志培养起写图书广告的兴趣。楷模具在，《叶氏父子图书广告集》就是。
（1990.3.30）
异军突起话《女神》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初期，新诗无疑是最早显示了创作成果的一个部门。
1920 年，胡适的《尝试集》问世。《尝试集》不失为一部同几千年沿袭于斯的旧诗告别，为新诗诞生而开辟草莱的开山之作，其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可抹煞的。然而，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它的菁芜杂糅同样有目共睹。连胡适本人也认为它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
时代在呼唤它的真正诗人。
1920 年8 月，一本名为《女神》的新诗集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了。作者署名郭沫若，是一位留学日本，不为人所知的27 岁的青年。不过，那时“名人崇拜”似乎“昔不如今”，无名就无名吧，看看作品再说。也多亏了这重文不重名的好风气，《女神》一出，真正是异军苍头突起，直使石破天惊。它那充溢其间的海外赤子“为反抗的火烧得透明”的反封建和反抗不合理社会的精神，那种雄浑豪放的风格和自由体的形式，犹如大海波涛，天边惊雷，在初步觉醒的中国知识界激起强烈的共鸣。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炉中煤》中燃烧着多么强烈的眷念祖国的情绪！《匪徒颂》对历史上起过一些革新作用的“古今中外的真正的匪徒们”，作了多么由衷的赞扬；《晨安》里，诗人向年轻的祖国、新生的同胞、革命的先烈、艺苑的巨擘、壮丽的天河，向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气儿喊出的27 个“晨安”；《金字塔》、《凤凰涅槃》，倾吐了诗人对创造光明的颂赞和对祖国未来新生的渴望。
《女神》中56 首新诗奏响了“五四”精神的最强音，倾吐了郁积在人们心头的苦闷，为“五四”新文学运动赢得了千秋永照的不灭光辉。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评赞的那样：“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诗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20 世纪的时代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的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
《女神》的确不愧为时代的肖子。它真正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为中国现代诗歌开拓了一个新的天地，奠定了中国新诗的稳固基石。而郭沫若也由默默无闻变得声誉鹊起，成为中国新诗在艺术上的当之无愧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这位中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这位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旗帜的郭沫若 同志，从处女作《女神》迈开了他波澜壮阔一生的第一步。
《女神》的成功是历史的偶然产物吗？《女神》的成功是天才适逢机遇吗？不，《女神》的成功，最根本的在于时代的需要和郭沫若长期的、切身的社会体验和艺术的积累。马克思在《1848 年至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说：“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列宁在《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中说得更简明：“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确乎如此。正像鲁迅早年发愿学医，决心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害死的病人，战争时去当军医的想法相同，郭沫若的早期，也是憧憬于流行一时的“富国强兵”、“实业救国”等等主张的，他就表白过：“我原来是看不起文学的，觉得它不能救国救民。”然而，现实无情地击毁了他的这种虚幻的憧憬：外强的凌辱，故国的积弱，军阀的恣肆，人民的呻吟，使这位热血青年陷入深深的苦闷：“有国等于零，日见干戈扰。有家归未得，亲病年已老。有爱早摧残，已成无巢鸟。”“欲飞无羽翼，欲死身如瘫。我误汝等耳，心如万箭穿！”活不下去了，但总不能坐以待毙。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知识界带来了创造新时代的讯息。在中国共产主义先驱的带领下，一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势所必至地席卷而来。这样狂飙突进的时代所要求于新诗的，已经不是文言变成白话的形式之变；这样狂飙突进的时代，所需要的也远远不止于浅吟低唱和凄切的哀诉。它呼唤着火、呼唤着光、呼唤着力、呼唤着摧枯拉朽的雷霆。《女神》正是以它那火山爆发一般的气魄和熔岩一般炽热的真情给大时代擂响了助阵的鼙鼓和吹响了冲刺的号角。
这里不妨引录一段郭沫若的回忆：
《凤凰涅槃》那首长诗是在一天之中分两个时期写出来的。上半天在课堂里听讲的时候，突然有诗意袭来，便在抄写本上东鳞西爪地写了那诗的前半。在晚上行将就寝的时候，诗的后半的意趣又袭来了，伏在枕上用铅笔只是火速的写，全身都有点寒冷，连牙关都在打架。就那样把那首奇怪的诗写了出来┅┅由精神病理学的立场上看来，那明显地是表现着一种神经性的发作，那种发作大约也就是所谓的“灵感”吧？
写诗的人喜欢讲“灵感”，有人甚至把“灵感”解释得虚幻飘渺，难以捉摸。说透了大概是平时生活积累的偶被触发时所冲腾而起的表达欲望吧？《凤凰涅槃》象征着中国的再生，也象征着作者的再生。这真情挚意在作者脑际是盘桓蕴积得很久了。一经诗意袭来，竟是那样失态。这也正同他当时一封信中谈的那样：“要有纯真的感触，情动于中，自己不能不写。”有一些时候，一部作品的成功，往往被人看作是偶然，这偶然的后边又有多少必然的成功呢？《女神》的成功固然如前所说，是作者脉搏的跳动与时代相一致的结果，同时，也启示人们：深厚的艺术积累和追求、探索是多么重要。否则，当时创作新诗者多矣，何以惟有《女神》当得起时代肖子的赞誉？是的，家学渊源，使童年、少年时期的郭沫若深受中国古典诗歌的薰陶，青少年时代的广泛涉猎，又使他接受了外国优秀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特别是后者，比利时的梅特灵克，德国的海涅、歌德，英国的雪莱，印度的泰戈尔等人的诗篇，曾经多次抚慰过他孤寂的心灵，他甚至翻译了《泰戈尔诗选》、《海涅诗选》，尽管并没有被出版家所接受。美国民主主义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更给了他很大的影响，他说：“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起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或许可以这样说：正是在这样长期的广采博览中，郭沫若通过对比和选择，找到了与时代合拍的自己的节奏和旋律。个人的郁积和民族的郁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时候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
当然，在谈到异军突起的《女神》时，人们是会与郭沫若一样，不会忘记最早发现了郭沫若诗歌的时代价值的“伯乐”，《时事新报·学灯》的编辑郭绍虞和宗白华先生的。当郭沫若还在名不见经传的时候，他们给他提供了发表的园地，为日后结集的《女神》这座新诗的纪念碑，洒下了他们扶持、
奖掖的汗水。他们的历史功绩也永远铭记在新文学运动的史册上。
62 年前诞生的郭沫若的处女作《女神》给予我们的启示和教益是足供我们深长思之的。
（1983.11.16）
茅盾自评《子夜》说
1933 年1 月，即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三周年的前夕，茅盾同志的长篇小说《子夜》由开明书店出版问世。
《子夜》并不是新文学运动的长篇小说开山之作。在它之前，叶圣陶的《倪焕之》、蒋光慈的《咆哮的土地》（即《田野的风》）也曾经激动过一些读者的心，在社会生活中搅起一片涟漪。然而，就影响之深刻和震动之强烈来说，《子夜》无疑是后来居上的。正像一些文学史家说的：《子夜》标志着茅盾在思想和创作发展道路上的重大转折，也是党领导的30 年代左翼革命文艺运动的巨大收获之一。如果说，新文学运动初期，鲁迅的短篇小说的出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的话，那么，《子夜》的出现，则显示了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实绩。
《子夜》的巨大成就与影响，在于茅盾把自己的创作意图同当时的现实斗争结合起来，在长卷式的画面中，通过典型的人物和细节，相当真实而生动地展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命运和30 年代初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面貌，有力地驳斥了托派和资产阶级学者鼓吹的所谓帝国主义的侵略已促使中国的封建经济解体，促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势力迅速发展，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等等谬论，它用鲜明而可信的艺术形象向人们作出回答：“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
《子夜》的问世，当然地引起不同营垒的绝然相反的评价。在《子夜》问世不久，瞿秋白同志就及时在《〈子夜〉和国货年》一文中指出：“1933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地要记录《子夜》的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长篇小说”。鲁迅先生在给国外的友人曹靖华同志的信中，十分欣慰地写道：“国内文坛除我们受压迫以及反对者趁势活动外，亦无甚新局。但我们这面，亦颇有新作家出现，茅盾作一小说曰《子夜》，计30余万字，是他们所不及的。”在一次讲演时，他更高度赞扬说：“《子夜》写得很好！”丁玲同志在致杜衡的信中也说：“我想发起一次茶会，庆祝中国第一部长篇《子夜》。”自《子夜》问世半个世纪以来，它不断地被译成俄文、英文、德文、日文和捷克、波兰等国文字，进入世界文学画廊。1973年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李牧善的《三十年代文艺论》，当然是一部带有明显政治偏见的论文集，但在论及《子夜》时，也不得不承认：“《子夜》是一部政治小说，使既定路线小说化的小说。它用‘子夜’暗示：黑暗将成过去，太阳即将出来，它胜过一万张中共的传单和标语。”“《子夜》是一部为共党宣传，为共党统战，最标准、最有力的‘政治小说’。”早在《子夜》问世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就曾以“抵毁本党”的罪名，禁止《子夜》发行。后经书商周旋，被迫删去描写双桥镇农民暴动的第四章和描写工人罢工斗争的第五章。越一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查禁149 种革命的、进步的文学作品，《子夜》在劫难逃。
《子夜》的巨大成功，《子夜》在思想上、艺术上的突出成就，从革命阵营的推崇和反动营垒的抵毁查禁两个方面，一致给予肯定——尽管形式截然不同。
对于《子夜》的作者茅盾同志来说，他又是如何评论《子夜》的呢？这里不妨抄引一段茅盾同志在《我的回顾》中说的话：
每逢翻读自家的旧作，自己看出了毛病来的时候，我一方面万分惭愧，而同时另一方面却长出勇气来，因为居今日而知昨日之非，便是我的自我批评功夫有了进展；我于是仔细地咀嚼我这失败的经验，我生气虎虎地再来动手做一篇新的。我永远自己不满足，我永远“追求”着。我未尝夸大，可是我也不肯妄自菲薄，是这样的心情，使我年复一年创 作不倦。
这段话说得何等恳切诚挚呵！当我抄着它的时候，我似乎已触摸着一代文坛巨子那颗火热、真挚、坚韧、进取的心，我似乎悟出一位伟大作家70余年间，永葆自己文学生命青春的奥秘。
的确，《子夜》的巨大成功，曾使37 岁的茅盾无比欣悦。正如他说的那样：“在我写民族资产阶级的作品中，这本大抵是最全面、最丰富┅┅另外，据我所知，似乎还没有别人写过30 年代的买办资产阶级。┅┅评者有认为《子夜》是我的代表作。以我30 年代的作品而论，那是这样的。这也差不多是我自己的看法。”当然，取材的一帜独树是可贵的，它突出的显示了茅盾小说创作的特点：鲜明的时代性。但更重要的是两年多的社会实践，广泛地接触一些实际工作的革命者、自由主义者、企业家、公务员、商人、银行家，这些人物为他得心应手地塑造吴荪甫、朱吟秋、周仲伟等民族资本家，赵伯韬、尚仲礼等金融买办资本家，封建地主曾沧海、冯云卿，以及唐云山、李玉亭等资产阶级政客、教授、律师、医生和交际花以及何秀林、朱桂英、陈月娥等30 年代的女工形象，为他进一步揭示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提供了真切生动的感性材料。
然而，茅盾并没有沉醉在《子夜》的巨大成功里。在《子夜》出版后的几十年间，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从自己这部负有盛名的作品中寻找出“毛病”。而且把自己书中“毛病”的产生，从生活实践这个原则问题上找出原因来。在《子夜》中，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写得异常真实生动，而革命者和工人群众相形之下就显得薄弱。特别是第四章和第五章描写农民暴动和工人罢工的场景，益发有枯涩苍白和概念化的弊病。之所以会如此，茅盾同志说，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子夜》中的上流社会的诸色人等，他曾经有过较多的观察、接触，有“第一手材料”。有了这样的生活实感，写来顺畅而生动。而对于革命者和工厂、农村生活，就只能利用见闻、口述这样的第二手材料，不少地方得借助于想象。写起来自然捉襟见肘，大大削弱了作品的真实性。当然，这也是左翼作家当时的通病，在反动派的禁锢压迫下，他们是绝然得不到去下层社会体验、感受的机会和条件的。《子夜》原拟写成农村与城市的《交响曲》，也正是因此而中缀。即以《子夜》而论，用茅盾的话来说：“又因不愿凭空杜撰，只好弃之不写了。所以我说这部作品是半肢瘫痪的。”当然，世界上绝少有完美无缺的作品，即使是代代相传的传世之作，也难免有白璧之玷。《子夜》诞生于中国最黑暗的年代，历史环境所造成的毛病是不应苛求、也不会影响到《子夜》的社会认识价值和美学欣赏价值的。可贵的是，茅盾没有回避和讳言自己作品的缺失，几十年后仍然痛切而中肯地把自己作品的毛病揭示给读者。
“仔细地咀嚼我这失败的经验”，从而“年复一年，创作不倦”，“永不满足，永远追求”，茅盾的这种信念和精神，既不“夸大”，又不“妄自菲薄”，茅盾的这种高尚品质，为他不断有更高质量的新作问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就在《子夜》震动文坛之后，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发表，接着《林家铺子》问世。可以看出，作者在《子夜》表现农村生活的基础上，迈出了新的一步，其深刻、真实、感人，足以弥补《子夜》“半肢瘫痪”之不足。茅盾的这种信念和品质，也反映了他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一直到80 余岁高龄，仍然写作不辍。在他弥留之际，在写给党中央的信中，深情地说：“我的心向着你们。”是的，作为党的文学战线上的一名老战士，他的心永远向着党，向着祖国人民，向着一切文学后辈。从他自评《子夜》，我们就感受到那颗火热的心的搏动！
（1984.4.18）
《达夫书简》及其他
鲁迅先生有言：“某种人，一定只有这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拿《红楼梦》来说，“谁是作者和读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何以如此呢？各有他的“思想和眼光”嘛！再拿著名作家郁达夫和王映霞女士的婚变来说，四十年前，曾经风传海内外，几乎成了一些商人和小市民口头上的咸盐。四十多年后的今天，研究郁达夫的生平思想，这一故实的重新提起和探索其真实面目，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个意义上，郁达夫当年捅出大乱子，引起“郁王婚变”的《毁家诗纪》的收集发表，以及王映霞本人的回忆文章的公诸报刊，都是必要的。然而，也有的刊物，旨趣似乎在于迎合少数读者的猎奇心理，渲而染之，大作其所谓“文坛采访”。我曾在一家南方的市级文艺刊物上，看到过这样的“文坛采访”，（王映霞女士从未登过“文坛”，解放后在一所小学任教，说是“教坛采访”，或者是可以的，但这“文坛”从何说起呢？不解。）转述恐有失真，姑且把它的开头两节爰录于下：
笃！笃！笃！随着三记敲门声，桔红色的大门敞开了。
一位仪态高雅的老太太站在门前，微笑着。
这就是她吗？我惊讶地凝视着，思忖着。
是她。正是她。这正是曾使中国一代文豪郁达夫为之心醉、心焦、心碎的王映霞女士。随着时光流逝，岁月蹉跎，当时以杭州美人著称的王女士，如今已是76 岁高龄的老人，但是她的风度依然分毫未变，仍然举止敏捷、步履轻盈，颀长身材衬着藏青色的上衣，两鬓显露的银丝不仅未增加她的龙钟之态，相反却衬托出庄重之感。两只水灵灵的眼睛仍然明澈而清亮。
这之后，还有描绘王女士“启齿微笑”、“脸上浮一抹晚霞似的淡红”等等笔墨。
至于这“文坛采访”中的史实如何，留待郁达夫研究专家们去研究和考证好了。我只觉得，记者希望自己的文字写得美，有抒情味，特别有一个为人们所瞩目的采访对象供自己驰骋文墨，这都可以理解。但对这位记者的这段“美文”，我却不敢恭维。容我直言，这文字实在不够严肃，格调也不见得高。
由这篇“文坛采访”，我想起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年5 月出版的王观泉同志所编的《达夫书简——致王映霞》。
《达夫书简——致王映霞》一书，所收入的94 封达夫遗简来历不凡，起码在现代著名作家遗存于世的书简中，经历颇为复杂、不幸和万幸。94 封信中第一封写于1927 年1 月28 日，最后一封写于1938 年6 月28 日，其间时间跨度为十一年半，即以最后一封信而言，距今已经45 年了。这94 封信基本包括了郁王恋爱初交时期；郁在杭州写作，王居上海时期；郁去福建陈公洽处任职，王在湖南汉寿躲避日寇凶焰时期。郁王12 年的悲欢离合在这些书简中有着真切翔实的反映。它的足以令人珍惜，也在于此。
问题是，何以这些珍贵的书信，既未在郁达夫的遗物中发现——只是《日记九种》提供了这些书信（也不是全部）的发出的记录——也没有从收信人王映霞的箧底找到，而是当它在人世间屡遭不测，九死一生后才以残缺不全的面目与40 多年后的读者见面？事情得回溯到1939 年某日，那是有名的长沙大火之后，粤汉铁路局拍卖处理无人认领的旅客失物的时候，一位名叫燕孟晋的青年人以总稽核处工作人员的身份被委派参加拍卖监督的事。正当他百无聊赖地环顾这混乱的场面时，一堆燃烧着的废纸之类吸引了他。走过去，信手用手杖拨着被火焰吞没的纸张、书页。三拨两拨，竟然拨出一批书信，定睛一看，写有“王映霞”，再一看，“达夫”二字赫然寓目。燕君是武汉大学毕业生，又爱好文学，对于声名很大的达夫和在《日记九种》中屡屡道及的王映霞，当然是知之甚多了。于是赶紧把它们抢出火堆，据说这批幸免于火的书信有二百余封。燕君对友人讲过，这次拍卖，他收存了两样宝贝，一为上镌“庚申状元”的黄石印章，另一样就是这批郁函了。书信量不可谓少，整理又未编号，加之未曾装订，燕君似乎又是个豁达的人。收藏郁函的消息一传出，借阅者就找上门来，在三借四阅中，有些有价值的郁函就被偷抽走了。十年之后，燕君在香港，后来在华东师大工作的一位林艾园同志也在香港，两人相识，且都尊敬、喜爱郁达夫，林向燕借阅这批书信，燕慨然出借，林亦妥为保管，准备细阅。之后，燕君出国，郁函由林保管。再之后，燕在鞍山钢铁公司夜大学教会计学，1956 年左右，作为鞍山市人民代表到沪参观，林其时已从事文科教学。两人见面后经过磋商，燕将郁函正式转给林保管。这之后，便是四处秦火、文章如土的十年浩劫。林艾园的命运不用赘述，这批郁函不用说与书籍、报刊、资料一道被抄没。其后，“落实政策归还物资”，据林艾园同志的文章说：“一位中文系学生某君，在经手发还到我一箱东西时，对我说：‘郁达夫的信就不还你了。’我自然不敢说‘不’，还以为是作为国家文物存在我们中文系，那也是好的事。只是几年之后，有个别中年教师对我说中文系里未见到郁达夫信函，我才意识到郁函已落入私人之手！”既然那位“某君”宣称“郁达夫的信就不还你了”，为什么却有这94 封信的重见天日呢？原来是这些信竟然混杂在箱中的废书报之间。林艾园推论道：“此也可见当时学生某君临事心粗，不曾细检，也可见他不是奉命办理，从容不迫的。”我想这推论是不妄的。也真得感谢那位“某君”，倘若他是“奉命办理”，再倘若他是一个“临事心细”的人，那么，这些历经劫难的郁函岂不永远要明珠暗投，中饱私囊？所谓祸福相倚，利弊并存，信然！
这些劫余郁函，偶然被老作家许杰同志看到，而许杰是郁王过去的熟朋友，也知道王映霞尚在人间，因而有他们三人的会面。林艾园同志说：“许杰先生又陪同她（王映霞）来我家，我给她看了，她看到这半个世纪以前的信件，十分感慨。”至此，郁函的来龙去脉方搞清楚：1938 年，王映霞扶老携幼，经长沙去福建找郁达夫途中，遇长沙大火，仓促登车，将装有郁函的一包行李丢失。此后，王映霞几经周折，仍然未能找回。她哪里知道这些珍爱之物会免遭火焚，而为燕君收存，又哪里会想到，千回万转，这些郁函在四十多年后，又出现在她面前——尽管由二百多封变成了寥寥仅存的94 封。这之后，全数郁函被林艾园赠上海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将复印本赠王映霞，并建议她研究出一个处理的办法。王映霞同志认为，郁达夫是我国著名文学家，这批历经半个世纪沧桑而幸运保存至今的珍贵手泽，不应当秘而不宣，她觉得可以印出来供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郁达夫的同志参考，遂交黑龙江社会科学院的王观泉同志注释并联系出版事宜。于是，经过注释和编辑的《达夫书简——致王映霞》始得顺利问世。
读过这批书简，再看看本文开头的“文坛采访”，两者的高下之分，雅俗之辨，是很清楚的。看来关键就在于作者、编者、注者的思想和趣味不同罢！
（1983.10.21）
以文会友《三叶集》
10 多年前，箧中藏有购之于旧书摊上的一册《三叶集》。深夜展读，一颗年轻的心似乎就紧贴着《三叶集》的作者郭沫若、田汉、宗白华三位前辈年轻时的心，同忧、同乐、同思、同叫。也就是这一本《三叶集》，鼓动着我开始注意对新文学运动初期资料的收集和研讨。好景不长，浩劫骤起，一堆资料、笔记，连同《三叶集》“理所当然”地被扔进火堆┅┅真得感谢上海书店，他们将《三叶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而依原版式重排出版。犹如一位久违多年的朋友，穿戴一新地走近我狭小的书室。灯下展读，我的心又和60 多年前三位青年人的心一起跳动起来了。
《三叶集》是一本浸润着纯真无瑕的友谊芳香的书信集；《三叶集》又像一面镜子，展现出新文学运动初期三位热血青年以文学事业相砥砺相期许的至情至性。他们之中，郭沫若27 岁，在日本冈山学医；宗白华22 岁，在上海编辑《少年中国》月刊，又应邀主编《时事新报·学灯》副刊；田汉（寿昌）21 岁，在日本东京学教育。三人神交之始是由于郭沫若曾在《学灯》上发表新诗，《学灯》的原主编走后，宗白华接任。宗对郭诗极为赞佩，他曾致郭信说：“你的诗是我最爱读的。你的诗中的境界是我心中的境界。我每读了一首，就得了一回安慰。”宗白华不愧为慧眼独具，在那个新诗处境艰难的时候，支持了鼓励了还是名不见经传的一位业余诗作者。他有什么个人的需求呢？没有。他惟望，有“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郭沫若”在《学灯》上、在中国诗坛上站立起来。古人云：“以文常会友，唯德自成邻”，正是基于这种中国人的传统交友美德，宗先生频繁地与郭沫若通信，并进而介绍给他一位学习教育又醉心于戏剧、诗歌创作与研究的田汉同志与他通信，白华先生致函郭沫若说：“他同你很能同调，我很愿你两人携手做东方未来的诗人。”于是，东京与冈山之间，日本与中国道上，频频地传递着他们思想脉搏的讯息。“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当1920 年5 月《三叶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之后，它自然地激动了万千青年的心，点燃了他们心头的火。是的，《三叶集》最真实不过地记录了三位青年朋友的人生观、文艺观，为研究新文学运动勃兴时期的人们留下了一段信实的史料，更重要的是，它启示着人们：什么是交友之道？什么样的友谊，才是真正的友谊？
在共同革命理想照耀下，友谊是超时空的，一切年龄的差异，地位的差异，都消弥得无影无踪。所谓“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使得三位在人生和诗艺道路上探索的青年人，“人格公开”，推诚相见，相互砥砺，切磋研讨。举凡人生、事业、哲学、诗歌、戏剧，各抒己见，辨难正误。即如婚姻恋爱所带来的苦愁郁闷，亦显而不隐地向朋友诉说，以求真正地了解。比如当郭沫若在向朋友谈及自己的婚姻问题后，曾发自内心地自责道：“我写了这长篇，简直好像个等待宣布死刑的囚徒一样┅┅我简直是个罪恶的精髓。像我这样的人，你肯做他的一个‘弟弟’，像我这样的人也配做你的一个‘哥哥’吗？请你快宣布死刑！”其内心的痛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于朋友的悲苦和忏悔，田汉作书劝慰他：“撇开那种愁云罢！大家都是说些酸酸楚楚的话，倒把这个活泼的人生，弄得黑森森的┅┅我只在这小小的斋里默默地以一瓣心香祝你和你爱的幸福无量，恩情不朽。”天真无邪豁达开朗，正是21 岁的田汉的性格，而宗白华就显得老成持重，他这样冷静地开导和鼓励自己的作者振作起来：“少年时，乘一时感情，尤易做出越轨的事，我向来以为一个人做错了事，只要忏悔了，又做些好的事业，那就抵消了。人类都是有过的，只要能有向上的冲动，就是好人了。”知之甚，爱之深，责之力，正是这样真挚的友谊的力量激励着他们，从个人的郁闷中冲了出来，去追求光明的将来。
当然，真正的友谊，决不在于一味地抚慰心灵的痛楚，更不是等而下之的阿谀奉承。培根说过：“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信任就是关于进言的信任。”我们的古人苏浚也说过一段精警的话：“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三叶集》的作者是道义的结合，而不是酒肉的征逐和私利的相互利用。这样，他们对于朋友方面创作上的毛病，尽管是不掩大德的“小疵”，也坦诚地指出与之商兑。宗白华是郭诗的第一个读者，也是倾倒备至的介绍者，但他仍然向郭指出：“你的诗，意境都无可议，就是形式方面还要注意┅┅你的诗又嫌简单固定了点，还欠点流动曲折，所以我盼望你考察一下，研究一下。你的诗意诗境偏于雄放直率方面，宜于做雄浑的大诗。所以我又盼望你多做像凤歌（指《凤凰涅槃》）一类的大诗，这类新诗国内能者甚少，你将以此见长。”这坦率的意见被郭沫若所接受。《女神》中火山爆发式的雄浑豪放的诗篇的出现，不能不从宗白华的这些意见中找到郭沫若最早所受的启示。而当宗白华在一篇论文《新诗略谈》完稿又觉得自己对“诗”的定义下得太泛，并请郭沫若指点时，郭即诚恳地匡正和进言：“你所下的诗的定义确是有点‘宽泛’。我看你把它改成文学的定义时，觉得更妥贴些，因为‘意境’上不曾加以限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不就是友谊的基础么？
《三叶集》的出版，距现在63 年了。它曾经陶冶和教育过起码两代人。固然，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研究者们可以从《三叶集》去探索三位文学前辈最初的文学思想的发展轨迹，以它为最可宝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而更多的人，则从《三叶集》去掌握和借鉴三位文学前辈在中国新文学的黎明期怎样培养和发展他们建立在共同事业上的友谊。人们各从《三叶集》中汲取对自己有用的道德修养和知识的营养。宗白华先生在《三叶集·序》里说：“我们刊行这本小书的动机，并不是想贡献诸君一本文艺的娱乐品，做诸君酒余茶后的消遣。也不是资助诸君一本学理的参考品，做诸君解决疑问的资料。”他的主旨就是“提出一个重大而且急迫的社会和道德问题，请求诸君作公开讨论和公开的判决”。其实，《三叶集》正是在诸多方面给人们提供了借鉴材料：文艺的、学理的、社会的、道德的。《三叶集》不失其历史的光辉，也正在此。
（1983.11.20）
《齐白石一生》
近年来，现代画家的文学传记是颇出版了几部的。粗略数来，就有司徒乔夫人冯伊湄写的《未完成的画》，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写的《徐悲鸿一生》，中年作家石楠写张玉良的《画魂》等等。让人觉得遗憾的是，海内外知名的齐白石先生的文学传记，却还是暂付阙如。
其实齐白石先生的传记，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有张次溪先生写过，《文汇报》上连载了八十余节。每节千余字，且或附齐翁作品，或由画过《山乡巨变》连环画的贺友直先生插图，画面颇美。“文革”期间，大图书馆被封，小图书馆遭劫，文人书斋无书，供销社的废品收购站却书报盈室，等候去造纸厂脱胎换骨。一日闲得无聊，踱进废品仓库，乱翻起来。管理员是一位有志于文学的朋友，对我这个“三家村”的小卒颇为优容和同情，只是提了一个条件：随便可来翻看，但且忌为外人道也。头一日发现了《文汇报》的连载稿，第二日私藏剪刀一把，第三日就把全部稿子剪完，然后是细剪精粘，然后是装订成册，然后是藏于褥下，深夜细细咀嚼。十多年过去了，这册剪报完好地保存我处，而且有幸与《未完成的画》、《画魂》、《徐悲鸿一生》并插于书架之上。但心中的遗憾之情却仍然久矣不去：何时这《齐白石一生》才能重新付梓，在莽莽书林中占有它的一席之地呢？
《齐白石一生》的作者张次溪先生是从1931 年起即与白石先生订交的学林中人。1933 年次溪先生曾为白石先生编印过仿宋八卷本的《白石诗草》。齐白石对此极表感激，有诗记其情云：“画名愧惭扬天下，吟咏何必并世知，多谢次溪为好事，满城风雨乞题词。”后一句说的就是次溪先生不惮奔波，为《白石诗草》代求名家题词的事。从1931 年订交，到1957 年9 月16 日白石先生逝世，次溪先生时时请益于白石先生者凡26 年。正如白石先生所说：“从来忘年交未必拘于形迹，嬉笑怒骂，皆有同情，是谓交也。”忘年之交，情深谊厚。《齐白石一生》以6 万余字的篇幅，记白石老人90 年间事，生活、艺术、成功、挫折，萦萦大端，皆现于笔下，细枝末节，亦披沙拣金，穿插其间，足以辟社会上之无稽传闻。比如，1956 年，白石老人荣获国际和平奖金500 万法朗，他当场把所得奖金的一半，长期存入银行，每年所得利息，用“齐白石国画奖金”的名义，作为优秀国画家的奖金；又比如，全国解放初期，毛泽东同志召见白石先生并长谈，且共进晚餐，白石先生归家后，选出1941 年画的一幅鹰，加题本年的年月和上下款，专诚赠给毛泽东同志。这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作品，原想留作自己的纪念，此次呈给毛主席，是他对主席竭诚敬佩爱戴的表示。
《齐白石一生》正在连载的时候，后来入伙“四人帮”的姚文元挥起极左的棍子，向《齐白石一生》拦腰扫来。在《读报偶感》中，姚文元也不得不承认《齐白石一生》的成就：“收集和记录了不少齐白石的生活史料，作者为此付出了很多劳动，其中许多材料对我们了解齐白石早年与中年的生活经历，是有用的。”接着，姚文元就亮出了棍子，他指责《齐白石一生》“描写了58 岁的齐白石娶了18 岁的少女胡宝珠为妾的事情，文中还叙述了他妻子还如何为他‘聘定了副室’‘携同来京’，似乎他妻子这一行为颇贤惠”，进而姚文元阴阳怪气地发问：“这能反映当时的真实状况吗？”更进一步，姚文元又起白石先生于地下，代齐白石先生抱不平地责难道：“把他娶妾之类的事挖出来加以渲染，白石老人泉下有知，也会摇头吧！”
是的，娶妾一事，是旧时代的陋习，即如齐白石先生也不可免俗，这也正是时代之使然。如实写来，何谓“不真实”呢？难道抹去这点才叫做“真实”么？我想，假使白石老人泉下有知，也会对姚文元的“真实论”大摇其头吧！不可否认的是，姚文元的这一棍子足以使《齐白石一生》陷入困境。《文汇报》继续登完全文，已经是很难得的事了，结集出书谈何容易？再以后就是十年浩劫，砸碑鞭尸惟恐不及，树碑立传，更谈不到了。
作者张次溪先生留心旧京风物，特别谙熟于昔日北京文艺界资料。张静庐先生所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二编中，收有次溪先生所编《辛亥以来纪述中国戏剧（京剧）书录（附音乐书目）》及《辛亥以来纪述北京历史风物书录》两种，其中所收次溪先生所撰述者凡五十余种，足见其研究之精深及资料之充实。在《齐白石一生》的结尾，次溪先生有言：“所有这一些，都是我个人所接触到的材料，及与齐白石老人生前相交时所知道的事情记下来的。当然，白石老人作为我国的一位伟大艺术家，他的正式传记有待于更多的力量来共同完成。我写的《齐白石一生》，不过为这个工作提供一些素材罢了。”日月出矣爝火熄，这大概是张次溪先生当时的意思。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日月”未出，“爝火”理应不熄。《齐白石一生》倘能稍加修订出版，不啻为热爱白石老人人品与艺术的读者之福音。
（1984.8.7）
《现代作家书简》
1935 年 11 月，孔另境“处于失业状态，除了写些短文投稿，毫无生活来源”，同时，他又感于“迩来书翰之刊行日伙，而类皆遗札与情简，欲求综集名家，兼收并蓄，尚罕寓目”，因而发愿编一本“现代作家书简”之类的东西。计划之初，孔另境首先写信向鲁迅先生敬索他写给别人的函件。鲁迅先生于11 月1 日复信道：“奉到手示，刚刚都是我没法相帮的事，因为我写的信，一向不留稿子，而且别人给我的信，我也一封都不留存的，这是鉴于六七年前的前车，我想这理由先生自然知道。”信写得十分诚恳，所谓“六七年前的前车”，自然是指1931 年1 月柔石等被捕时，鲁迅先生不得不走避他处：“这一夜，我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札，就和女人抱着孩子住到一个客栈里。”在另一处地方，鲁迅先生还记述过他“烧毁”过两次信件的事。一次是“1930 年我签名于自由大同盟，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通辑‘堕落文人鲁迅等’的时候，我在弃家出走之前，忽然心血来潮，将朋友给我的信都毁掉了”。一次又是“1931 年1 月，柔石被捕，在他衣袋里搜出有我名字的东西来，因此听说就在找我。自然啰，我只得弃家出走，但这回是心血来潮得更彻底，当然先将所有的信札完全烧掉了”。至于“心血来潮”云云，不过是句反语，鲁迅先生分明清醒地知道：“五年前国民党清党的时候，我在广州，常听到因为捕甲从这里看到乙的信，于是捕乙，又从乙家搜得丙的信，于是连丙也捕去了，都不知道下落。”在这种“瓜蔓抄”的种子仍然绵绵不绝的大黑暗中，焉能使敌人快意而不“心血来潮”乎？
但，鲁迅先生对这编印书简的事仍然是倾心支持的。此前三年，鲁迅先生在给李霁野的信中说起过：“雪峰先前对我说起，要编许多人的信件，每人几封，印成一本，向我要过几年前寄静农，辞绝取得诺贝尔奖金的信。但我信皆无底稿，故答以可问问静农自取。”不过，雪峰拟议中的书简终未成集。现在，孔另境有志于此，鲁迅先生既无力为他提供信稿，似乎有点耿耿于心，因而到这个月的25 日夜，“于上海闸北之且介亭”中，为孔另境的《当代文人尺牍抄》（后改名《现代作家书简》）撰成序文一篇。孔另境在20年后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那知隔了几天以后，先生忽然替我写了一篇序文寄来了，这真使我喜出望外，这也许就是先生认为可以‘相帮的事’吧。先生的至诚待人，竟到如此地步，我捧着这篇序文感动得流下泪来。后来这本抄抄贴贴的东西，因为有先生一篇序，一下子给生活书店接受去了，我也马上获得了全部的编辑费。”
鲁迅先生之所以“相帮”，是他认为这样的一本书于读者有益。在“序”中，鲁迅先生明确地指出：现在读文人的非文学作品如书简者，大抵目的有二：“远之，在钩稽文坛的故实，近之，在探索作者的生平。”尽管，书简的作者有时也不免“做作”，但“比起峨冠博带的时候来，这一回可究竟较近于真实”。从“作家的日记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能够“看出这人——社会的一分子的真实”。
的确，这本收录58 位现代作家的220 封函件的《现代作家书简》，也正是从不同人的不同角度，显示了他们各人在那一个时期的“真实”。比如鲁迅致郑振铎的三封信，是围绕《北平笺谱》的编印而磋商的。时坊间笺纸，迹近绝迹，鲁迅先生设法搜购，加以检选，并约郑振铎“相助”，以期“上加序目，订成一书”。为什么呢？“实不独为文房清玩，亦中国木刻史上之一大纪念耳”。协议既成，先生又从笺谱名称、印纸选择、目录写法、笺页大小，以至于笺上直格、页码色泽等等，不遗巨细，具体而微地加以擘划。另一信中，先生还提到笺谱原刻工“板儿杨”、“张老西”之名，《北平笺谱》上虽无由注出，为了不埋没他们当年的劳绩，最好请郑振铎写进《访笺杂记》内。当《北平笺谱》印竣，他在信中不无感慨地说：“新的文化既幼稚，又受压迫，难以发达；旧的又只受着官私两方的漠视、摧残，近来我真觉得文艺界会变成白地，由个人留一点东西给好事者及后人，可喜亦可哀也。”愈是困难，便愈要做。这便是鲁迅先生的性格。
再如：茅盾先生的长篇小说《子夜》出版后，丁玲有信给杜衡云：“我想发起一次茶会，庆祝中国第一部长篇《子夜》和作者其他的作品┅┅”台静农在致孔若君（即孔另境）信中亦云：“茅盾的《子夜》我已读过了，确是好，实是近年新兴文学的绝大成绩。”其欣喜和鼓舞，溢于字里行间。而对朋友的著作，也不乏实事求是的批评。比如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讲义印出后，刘大白在致陈望道信中就坦率地指出：“讲义收到，细读一过，觉得甚好，文笔也较以前畅达了——因为我是喜欢畅达的。不过《修辞学发凡》上骂人的一段，我觉得还是删去为妙。在讲义上指示学生无妨的，但是印出去，却有点与著作体裁相左。”同一类型的，还有冯雪峰致戴望舒信，那是谈到杜衡托他介绍的小说《火曜日》的。雪峰在信中说：“杜衡的《火曜日》，我这几日觉得不好。我本想寄到《未名》去，因我觉得不好，未寄，我想暂时搁下吧，不知杜衡以为如何？此篇小说实在太概念了，也太概念的平常了。《人去后》我倒以为是好的，并不是就思想说。”受人之托，而直言不讳，不失鲠直认真的雪峰本色。
1933 年，鲁迅先生与施蛰存之间有《文选》《庄子》之争，对这一争论，沈从文的看法是什么呢？他在致施蛰存的信中云：“关于与鲁迅先生争辩事，弟以为兄可以不必再作文道及，因一答辩，固无济于事实得失也。兄意《文选》《庄子》宜读。人云二书特不宜读，是既持论相左，则任之相左可，何必使主张在无味争辩中获胜。”这实在可洞见沈从文之性格。而郁达夫在致杜衡的信中，也论及这次争论。他说：“丰子余（即鲁迅先生——高信注）和蛰存的这一次笔战，真是意外的唇舌，大约也是Jouvnalism 上的一种作用，否则《自由谈》将不能每日热闹矣。”其时住在杭州“风雨茅庐”里“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郁达夫却又是这样书生气十足的看法。其次，《书简》中亦可看出作家们至情至性的绝无遮掩的流露。老舍自评自己的小说《小坡的生日》“是我得意之笔”，《离婚》“比《猫城》强得多，紧炼处非《二马》等所及”；田汉对《资本论》的渴求：“又《资本论》兄目前如不用，望悉以相借。因为我想趁此余暇，切实读一读，兄能玉成我否？”施蛰存竭力资助戴望舒在巴黎学习：“我总在国内尽力为你接济，你不要因一时经济脱空而悲观。苦一点就苦一点，横竖我们这些人是苦得来的。”魏金枝在信中屡道窘境，更使读者为之心酸：“文字生活于我太苦，盖我无钱无饭无烟，即不能下笔，而半年以来，日在穷境中┅┅”还有上述的沈从文先生这样描述自己在1934 年在北平的教书生活：“教书的天日不知，还以为不过问国事，我领导学生不过问国事为责任，表示清高守分，除掉教书外我只知听戏。到危险时长腿则一跑了事，不跑则保守原来地位作新朝顺民，这种人在北平占多数，事实上已不是中国人了。”仍不失为书生本色。
孔另境在该书“钞例”中称：“是集所录，均出之私箧，从未梓刊者，文多朴质，较之经润饰而工整者尤觉可喜。”其“尤觉可喜”，正是因为它没有文饰，它真实贴切。文坛史实，作者生平，均了然无隐。而插入书中的14 位作家的手泽，或钢笔、或毛笔，或画笺、或素纸，或直行、或横写，或工整、或急就，都使读者感到亲切。
当然，这近50 年前的书简的作者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此后的道路也各各不同，且大多数已经作古了。即使当时对某些事情的看法的不同，也由于认识、地位和种种客观条件的局限，不可能那样划一。作为30 年代文坛的一角来看，《现代作家书简》无疑是具有帮助人们了解和熟悉30 年代文坛的纷纭和复杂的作用的。
1980 年，孔另境先生的夫人在孔先生十年浩劫中含冤去世之后，将《书简》中手迹增加了16 件，合计30 通，然后将原书交花城出版社重印，实在是使读者无比欢欣的事情。当年孔另境先生在编这本《书简》时曾有“他日若有机缘，当再广征琼瑶，以成续编”的打算。但由于他的去世，这《书简》的续编也就无法谈起了。这几年，报刊上颇有不少作家书简出现，但读者似乎有点烦言，其所以“烦”者，不外乎书简中矫饰太多，相形之下，反不如这50 多年前的《现代作家书简》的“文多朴质”。殊不知，一旦“矫饰”什么“文坛故实”，什么作者生平，自不免要大打折扣。读者与其读这样打折扣的作家书简倒远不如读那些虚构的小说有味得多罢，原因何在？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日记体、书简，写起来也许便当得多，但也极容易起幻灭，而一起，则大抵很厉害，因为它起先模样装得真。”
（1983.10.15）
从《书话》到《晦庵书话》
40 年代中期，以鲁迅研究及写作杂文著名的唐弢先生，开始以“晦庵”笔名写作新型的《书话》。说它新，是有别于古代以评论为主的诗话、词话、曲话，也有别于以文献为主，专谈藏家与版本的书话文字。唐弢说：“我目前还是着眼在书的本身上，偏重知识，因此材料的记录多于内容的评论，掌故的追忆多于作品的介绍。”而且“竭力把每段《书话》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有时是随笔，有时是札记，有时又带着一点絮语式的抒情”。当时发表这些《书话》的报刊有《万象》、《文汇报》、《联合晚报》、《文艺复兴》、《文讯》、《时与文》等。执笔时间不长，成绩却相当可观——大约发表过百篇之多。当时，先生似乎并未把此事作为大事业，有暇则写，无暇则辍。解放后的1956 年，《读书月报》向他约稿，于是《书话》再次上马，不过似乎只连载过三四期，刚开头又煞了尾。《书话》的第三次“开头”，是在1961年3 月30 日的《人民日报》第八版。那天的《书话》首篇“缀言”有几句话，现节录如下：“解放前后我曾写过一些《书话》，于阅读之余，把想到的事情随手记下，给报纸做个补白，不过当时偏于个人兴趣，太重版本考订，没有把《书话》写好。倘能于记录现代文化知识的同时，不忘革命传统教育的宣传，也许更有意义。”这些话我以为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他能够从纯版本考订的框子里跳出来，面对不同于4O 年代读者的60 年代的读者。当这些《书话》新作陆续发表了二十多篇时，北京出版社就请唐弢先生编集，于是唐先生改造旧文十余则，与新的《书话》合成40 篇，1962 年元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全书7 万余字。封面由侯叔彦同志设计，“书话”二字系集鲁迅墨迹，左下方是“晦庵”两字的朱文印章。唐弢先生在“藏书印”一文中夫子自道云：“虽然少年好弄，20 岁以前学过金石，但毕竟是恶札，倘论功力，那就不在话下了。”因而，我疑心这“晦庵”二字的朱文篆印，正是出于他的腕下。《书话》出版不到一年，又有第二次印刷之举，第一版印数3 万，这次又印两万。40 篇文字，除《科学小说》一篇因为当时“国内的舆论，对凡尔纳突然提出责难，曾经出版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和《神秘岛》都无法重印”，所以《科学小说》一文也因“池鱼之灾”，由作者另写一篇《闲话〈呐喊〉》顶换了下来。保存着这第二版《书话》的读者，不难发现该书6～11 页之间加粘两页《闲话〈呐喊〉》，那正是这次抽换留下的痕迹。当然，这些背景的揭示，也只是20 多年以后的事。60 年代的当时，是做得“若无其事”的。这一版的封面由关景宇设计，淡底木纹，“晦庵”二字升了格，摆于封面左上方，但变成了黑体，“书话”二字，仍沿用鲁迅墨迹，摆于右下角了。
“书话”第三次出版于1980 年10 月，三联书店出版，封面由装帧大家钱君匋先生设计，典雅、素净，醇美、奇巧，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封扉的书名皆出自唐先生之手，全书24 万余字，分为“书话”、“读余书杂”、“译书过眼录”、“书城八记”四大部分。“书话”系60 年代《书话》的重印，在恢复初版篇目的同时，将当年临时补写的《闲话〈呐喊〉》仍然收入，并附录有究诘《守常全集》成书的两篇文章，使《守常全集》一篇，内容越发丰盈。《书城八记》乃作者发表于香港《大公报·艺林》上者，谈买书、藏书、借书、校书、刻书，多数涉及古籍版本，这是第一次在国内辑印。其余两部分，皆40 年代所作。唐弢先生将这本《书话》取名为《晦庵书话》，作者也直署本名。他在该书《序》中诙谐地表示：这“并非王麻子、张小泉似的，要挂出招牌，表示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倒是根据几位朋友的意见，将全书内容变动一下，稍加扩大，收集其它几个部分，因而有必要另取书名，以便和已经出版的《书话》区别开来。”
一本《书话》，三十余年间时写时辍，到现在方结为一本较完整的集子，这本身，仿佛就是一篇“书话”呢！
（1983. 10. 6）
《徐懋庸杂文集》
这是一部装帧印刷相当精美的书。五十余万字，800 余页码，厚厚一巨册，若辞典然；绸脊纸面精装。硬面，用作者签名式，与书脊的书名一体烫金，外加护封，在淡雅的浅蓝色块上，用6 个宋体字“徐懋庸杂文集”竖排，疏朗、俊挺、秀逸；彦涵的一方木刻《礁石》，飞浪迸溅，一礁兀立，就印在护封的左下角。扉页之后是徐懋庸1976 年夏天摄于南京的一张生活照片：瘦削的双颊，深陷的双目，青筋暴出的双臂，微微佝偻的身姿，右手之中持竹棍，那是权作手杖用的。大约在拍照后的半年左右，他就以67 岁的不算高龄的年龄溘然而逝了。看到这张遗照，对徐懋庸的生平、事业和遭遇稍有了解的人，都会心酸感慨的吧！要知道，拍这张照片时，“四人帮”虽已垮台，然而他还被划在——那是极左路线和“四人帮”迫害的结果——敌人那一边，被视为“异端”而遭孤立、歧视和打击。不过，徐懋庸毕竟是徐懋庸，早在严酷的前三年，就有诗言其志云：“早向红旗托死生，暮年那复计枯荣。浮沉沧海寻常事，岂有英雄恋太平。”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乐观和信心：“算我优先惟一事，嶙峋瘦骨却禁风。”观遗照，诵遗诗，奔涌在我心中的，除了淡淡的心酸之外，就是庄严的崇敬之情了。
出身贫苦的徐懋庸同志，早在30 年代就以他的杂文而步上左翼文坛，成为与鲁迅先生并肩战斗的、以杂文为武器的战友之一，与徐懋庸同志齐名的尚有唐弢、聂绀弩二位。鲁迅先生曾给徐懋庸的杂文《打杂集》作序——为新人的杂文集作序，这是仅有的一次——鲁迅先生引了《唐诗三百首》的第一首之后说：“（这首诗）是‘文学概论’诗歌门里的所谓的‘诗’，但和我们不相干，那里能够及得这些杂文的和现在切贴，而且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能移人情，对不起的很，就不免要搅乱你们的文苑，至少，是将不是东西之流的唾向杂文的许多唾沫，一脚就踏得无影无踪了，只剩下是一张满是油汗兼雪花膏的嘴脸。”鲁迅先生并对徐懋庸及其战友提出了殷切的希望：“我所以极高兴为这本集子作序，并且借此发表意见，愿我们的杂文作家，勿为虎伥所迷，以为‘人言可畏’，用最末的稿费买安眠药片去。”果然，徐懋庸同志不负鲁迅先生的厚望，从30 年代到40 年代到50 年代，从左翼文坛到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战场，一直到50 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除了关于哲学、文学著作、译著外，战斗的杂文一直是他未曾须臾或离的贴身武器。《徐懋庸杂文集》汇集了他20 年间，已出版和未能出版的《不惊人集》、《打杂集》（有鲁迅先生之序）、《街头文谈》、《打杂续集》、《打杂新集》杂文五种，除过译文、诗词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出版的《徐懋庸回忆录》外，他的绝大部分杂文作品，终于在80 年代展现在读者面前了。作为一种文体，杂文虽然有它的共同特点，但这杂文，到了不同性格、气质和修养的杂文家笔下，就会、也必然会各展机杼，五彩纷呈。如果说杂文有一个叫做“杂文味”的东西的话，那这“味”就比五音六律还要繁复得多，足供研究者研究一番的。
徐懋庸的杂文是有鲜明特色的，他有自己独特的杂文味和杂文笔法。
在徐懋庸的杂文中，找不到那种闲情逸致、吟风弄月之作。30 年代曾经风行一时的所谓“小摆设”“性灵”“小品”之文，与他无缘。正如鲁迅先生所评赞的那样，他的杂文“言之有物”。针砭时弊，密切触及的事，嬉笑怒骂，皆有所指归。他的走上文坛的第一篇杂文《见得多》，似乎就是他杂文写作的宣言。他从高尔基《秋天的一日》中的一个附注：“一个见得多的人的记述”，引申到当时作家中，禁锢于都会的亭子间，是写不出好作品的。即使“有的虽然出过洋，以为‘行万里路’了，但所见也无非自己一阶层的而且限于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其他方面，即曾见过，也不过皮毛。因此我们的文坛中，虽也有些资产阶级文学的文学，但是往往‘画虎类狗’，只成就些‘风花雪月’恋爱，接吻，而已”。
但事情也不能一概而论，所以他又特意指出：“不过，我们曾有在农村见得多的几个作家，例如鲁迅，因此，我们还能有《呐喊》和《彷徨》等作品。”其实，杂文创作也要“见得多”的，见得多才能有比较、有鉴别，也才能击浊而扬清。徐懋庸同志在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见得多，看得准，他的这些杂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几十年间所见、所想、所思、所言。在这些杂文里，我们看到他如何义愤填膺地申讨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反动文人的种种残虐的统治和拙劣的瞒和骗，如何对形形色色洋奴思想、奴才性格以及林林总总的封建主义思想的混合物，发出发聩震聋的大声棒喝。50年代，他目睹了弥漫在我们政治生活中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思想僵化、压制民主等不正之风，写下了《不要怕民主》、《不要怕不民主》、《对于百家争鸣的逆风》、《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例》、《‘蝉噪居’漫笔》等名文，为党分忧，为民请命，狙击丑恶，张扬真理。他见得多，看得准，一文一出，即得共鸣。他与那般明哲保身者，见风使舵者、随波逐流者毫无共同之处。他所言之“物”皆关系党风、政风、民风、文风；他之所“言”，痛切，直率，或大声疾呼，或委婉陈词，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颗似火的赤子之心。徐懋庸的杂文，正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犀利、尖锐、一针见血，充分展示了革命杂文的战斗性。所谓锋芒毕露，“杀偏锋”是也。据闻，十年浩劫，徐懋庸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他曾在《玉连环》一词中写道：“且学浑沌，将诸窍泥封草盖。只留将双眼，看它后事，如何分解？”这就是徐懋庸的为人风格。1976 年12 月23 日，新华社发布的一则电讯，未作调查，笼而统之地把徐懋庸又同张春桥划在一起，年高体衰的徐懋庸奋笔为文：《对一条电讯的意见》，予以驳斥，这也正是徐懋庸的为人风格。1957 年，他的杂文《对于百家争鸣的逆风》，无意中批评了一位领导人在一件事情的处置上“所代表的风气，对于百家争鸣，乃是一股逆风。这逆风的成分是‘老子天下第一’加上‘专横’”。谁知这批评颇触痛了个别人，又是以“诽谤”相威胁，又是写匿名信告状。徐懋庸并未因此而缩头，在以后的《小品文的新危机》、《关于“危机”的补充》中继续坚持为“百家争鸣”抗争，并联系到小品文面临的不佳命运（他竟不幸而言中，那时的一批小品文的作者，后来不都纷纷成了“攻击”什么的分子了么？），在后来的《打杂新集·自序》中再行批评。笔锋随着人品来，这要何等的胆量和眼光！对于落后的、错误的、腐朽的、反动的东西，就是要有鲁迅先生提倡的那种“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的精神呵！徐懋庸在一篇文章中风趣而感慨地说：“关于我的杂文，21 年前，鲁迅先生曾批评过，说是比唐玄宗的诗做得好，可见我的作品之‘伟大’了。但是，只是比皇帝好，却正是我的倒霉之处。”在极左思潮的氛围中，徐懋庸的“杀偏锋”的杂文，确是要碰壁“倒霉”的。
徐懋庸的杂文泼辣而不油滑，犀利而不浅薄，言之有物而不为物所囿。这基于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特别是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素有研究分不开的。正是因为如此，他的杂文，涉及面极广，大凡古今中外，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艺、民俗，信手拈来，涉笔成趣。而洋溢于笔端的，文艺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更给他的剖析和褒贬以巨大的艺术魅力。比如《质的规定性》、《真理归于谁家》这两篇，也是批评官僚主义的，倘从政治角度落墨，势必枯燥、夹缠而吃力不讨好。但他别出心裁，从哲学的角度着笔，挥洒自如，条分缕析，联系实际，伸手可触，妙趣横生，不失主旨。“百炼钢成绕指柔”，堪称大家手笔。
48 年前，鲁迅先生告诫和鼓励过徐懋庸和他的战友：“愿我们的杂文作家，勿为虎伥所迷，以为‘人言可畏’，用最末的稿费买安眠药去。”徐懋庸是无愧于鲁迅先生的希望的。几十年的坎坷经历，十年浩劫的九死一生，他非但没有用最末的稿费买安眠药，反而更坚信了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坚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并以“瘦骨嶙峋却禁风”的乐观主义精神，用他的笔战斗到最后一息。而重新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也并没有忘记他。这册装帧印刷相当精美的杂文集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1983. 10.27）
“努力吧，二十年！”——葛琴和她的小说集《总退却》
1932 年 5 月，丁玲在她主编的左联文学刊物《北斗》 二卷二期的头条位置发表了葛琴的短篇小说《总退却》。这篇葛琴的处女作，也真是出手不凡！葛琴当时在中央局宣传部担任内部交通，虽然只有25 岁，可参加革命已经有5 个年头了。她有丰富的斗争经历，特别是“一·二八”战争中，她去过十九路军伤兵医院慰问过那些奋起抗击日寇的战士，她代他们写家信、讲故事、喂药喂饭，也听他们讲述自己的身世和激战的情景。那些出身穷苦，报国心切的士兵曾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当时并没有想到写他们，她只有高中肄业的文化程度，写作，是连想也没有想过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促使她拿起笔来了：《北斗》社送给她一张组稿信，鼓励她或写工人，或写农民，或写士兵，反正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都可以的。在以往交通工作中，葛琴接触过那些热情洋溢、刻苦创作的左联同志，她想，不能辜负人家的一片好心，怎么也得写一篇东西。纵然写失败了，也是个学习机会么！于是，三个多月前“一·二八”战争期间的所见所闻，伤兵医院里受伤士兵的悲愤控诉，一下子涌入她的脑际。她决定写一篇以士兵生活为题材的小说，题为《总退却》。她写了在不久前的那场战争中，十九路军战士寿长年在战斗中十分勇敢，尽管敌人炮火猛烈，可他仍然不顾死活地“跟着远近伙伴们的吼声，粗野地叫着，挺着身第一个从断垣背后跳出来”向前冲去。这时，长官却下了总退却的命令。眼看就要得到的胜利，转眼成了泡影，寿长年气愤地咆哮、骂街，竟然被在敌人面前畏葸如羊的长官关了起来，受了多少折磨，到底被放出来了。寿长年把失败的仇恨和被无故关押的怨愤压在心头，一次行军中把那个上校军官在水中干掉了，总算出了一口恶气。战斗中，他又受了伤，被送到医院，在这里他才进一步知道，这些畏敌如虎的长官们根本无心抗敌，一味享乐腐化，他们尽情地挥霍群众募捐来的钱，装病住院，大享其福，“长官一个人，就要吃10 斤鸡肉松，又吃牛奶、桔子┅┅他们吃也来不及吃。老子们拚命地打┅┅我们打得起劲，他们吃得开心呀！”作者的笔锋，灵活自如地挥洒于不同场景和不同人物的身上，她既写了时代的风云，又写了部队内部的矛盾，通过人物鲜明的语言和行动，刻画了寿长年这样一个英勇、强悍又有些粗鲁的士兵形象。这篇小说在当时发表，无疑对于鼓舞人们抗战信心和抨击旧军队内部的乌烟瘴气，有着积极意义。因而，在同期刊物上，冯雪峰同志用何丹仁的笔名，在指出《总退却》的不足后，充分肯定了它在“主题的中心上，可以说是能够抓住了核心的”，像《总退却》这样的小说，迅速反映了“群众生活和斗争热情”，“有很大的意义”。伟大的鲁迅先生自然也看到了《总退却》（这期刊物同时发表了鲁迅的有名杂文《我们不再受骗了》）。他托人转告葛琴：“努力吧，二十年！”期望她坚持不懈，勇猛精进。冯雪峰和鲁迅等前辈的鼓励和指导，给了葛琴信心和勇气。在《总退却》之后，她接着又在《文学月报》、《现代》等刊物上发表了几篇小说。第二年冬天，葛琴把这些小说作了修改整理，和几位朋友一道去内山书店拜谒给了她鼓励的、她长期敬仰的鲁迅先生，并请他老人家为这本小说集写序。葛琴在去的路上，正如她后来回忆的那样：“满腔的惊悦和惶惑，以为把这样幼稚的作品去请教那样一位当代文豪评阅，也许会遭遇轻视和拒绝吧！”出乎她的意料，鲁迅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他一边翻看稿子，一边说，这内中几篇他已经看过，并恳切地鼓励葛琴继续写作，立刻应允为她这第一本小说集《总退却》写序。葛琴说：“当我从咖啡馆里出来的时候，除了满意而外，更惊愕中国现在还有这样一个年轻的老人。”过了一个星期，鲁迅就将序文写好，交给葛琴，并且给生活艰苦的葛琴以资助。鲁迅序文的字数不多，但他仍然在有限的文字里，对这位初学写作的女作者的作品以很高的评价。他说：这一本集子就是这一时代的产品，显示着分明的蜕化，人物并非英雄，风光也不旖旎，然而将中国的眼睛点出来了。
文艺作品要反映时代的脉搏和时代特点，鲁迅曾说：革命文学应该与革命紧密结合，是“攻守的手足，感应的神经”。葛琴的小说，特别是这篇处女作，及时地描写了抗日的士兵和对侵略者的战斗，正好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亦即“中国的眼睛”。
《总退却》编好，正待付印时，鲁迅溘然长逝。葛琴以沉痛的心情，在该书《后记》中追念了鲁迅先生对她的支持和奖掖，表示了继续努力的决心。1937 年3 月《总退却》终于由良友图书公司印行了，尽管书中篇目有所改变，尽管书一印出，即遭日寇轰炸，存书损失极大，但书总算是面世了。
“努力吧，二十年！”鲁迅先生的声音一直惊醒着和鼓舞着葛琴同志，在以后的几十年间，不管环境怎样恶劣，生活怎样艰苦，她一直在党的领导下，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用自己的笔，为革命呐喊和战斗。她与邵荃麟同志一块编过文艺刊物和报纸副刊，出版过《窑伤》、《生命》、《伴侣》、《一个被迫害的女人》、《犯》、《结亲》等六个短篇小说集，近六十万字。只要考虑到葛琴同志当时的写作环境，可以想见，这六十余万字的写作和出版真是谈何容易！
全国解放后，葛琴同志在50 年代，又不惮繁重的行政工作，努力创作了电影剧本《女司机》、《三年》、《海燕》。葛琴同志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不属于声名赫赫的佼佼者，她的一些作品也许给人以昨日黄花之感。但是，她铭记先生的教导，半个世纪以来，默默耕耘，从无稍懈，在她身上显示了老一代文学工作者崇高的情操和可贵的品质。她是无愧于期待过她“努力吧，二十年！”的鲁迅先生，无愧于她为之献身六十余年的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当我再一次阅读《总退却》时，我又一次系念起被“四人帮”迫害至死的她的爱人、文艺评论家邵荃麟同志，以及远在京华、瘫痪在床的年逾古稀的她。遥祝这位可敬的老人康复！
（1984.1.5）
《一月九日》沧桑小记
79 年前的1905 年1 月9 日，俄皇尼古拉二世，在彼得堡冬宫广场指挥士兵，开枪击杀手无寸铁的请愿工人。无辜的工人死达千人，伤亦数千人。历史上称作“流血的星期日”。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在特写《一月九日》中，记载了这一事件，揭露了尼古拉二世暴君和屠夫的原形。特写结尾，高尔基借他笔下的流血者之口发出这样的誓言：“今天咱们用自己的鲜血立了契约，——从今以后，咱们应当作公民了。”“是的，——咱们的‘民之父母’可露原形了！”“咱们忘不了这一天！”这也是高尔基的心声。当奴隶被鲜血擦亮了眼睛，看清了“民之父母”原来是一个阴毒残酷的刽子手的时候，革命的风暴就从天边滚动过来了。
1931 年远在苏联的曹靖华同志把《一月九日》译成中文，由苏联中央出版局刊行。鲁迅先生接到这中译本《一月九日》后，一直为该书寻找同中国读者见面的机会。好容易找到一位承印的，并在1933 年5 月17 日专门为此书写了个小引。结果呢？还没等到书的印成，《一月九日》还在印刷厂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没收了。直到20 卷本《鲁迅全集》问世时，《〈一月九日〉小引》始与世人见面。“小引”说：“革命的导师，却在二十多年以前，已经知道他是新俄的伟大艺术家，用了另一个武器，向着同一的敌人，为了同一的目的而战斗的伙伴，他的武器——艺术的语言——是有极大的意义的。”《一月九日》“从此脱出了文人的书斋，开始与大众相见，此后所启发的是和先前不同的读者，它将要生出不同的结果来”。
读“小引”而不知正文的状况一直延续到 1972 年——那是怎样的日子呵！陕西人民出版社向曹靖华先生约稿，约到了这本多少人延颈以待至于失望的《一月九日》。《一月九日》能够与鲁迅先生的“小引”团圆，这又是多么使译者曹靖华先生欢欣的事呀！这年中秋节，靖华先生在月圆之夜，为《一月九日》写“后记”一篇，题目就是《清歌一曲唱‘团圆’》。靖华先生感慨地写道：“鲁迅先生和高尔基的两篇文章，好比两个‘朋友’，本该在一本小书‘相聚’。不料被黑暗势力拆散，不但不能‘团圆’，而且几十年间，两者连单独‘露面’和读者一见的可能也没有。”靖华同志同时又庆幸地说：“今天，在人民的春天里，旧时代长期饱经忧患、备受‘离散’之苦的两个‘朋友’，能偿宿愿，在这小书里‘团圆’，也未尝不是出版方面的一段佳话。”
这年12 月，《一月九日》初版发行。雪白的封面上，庄重的印着鲁迅所写的《一月九日》四个大字，（苏）高尔基著、鲁迅序、曹靖华译分三行并列，间隔以橘黄色短线，朴素，严肃，书前影印了鲁迅的“小引”手稿和铅排文字，然后是高尔基的正文，后边是曹靖华1946 年写的序及记《一月九日》始末的散文和后记《清歌一曲唱‘团圆’》。体例完备，读者研究者皆极口称道。
《一月九日》似乎是命途多舛，很快地传出这书有问题的话来。卖出去的，没法收回，所有存书，来了个“技术处理”：后记《清歌一曲唱‘团圆’》撕掉，为了不留撕掉的痕迹，连目录页也在撕掉之列。老天保佑，原书——处理过的原书还恩准发行。不过从专撕“后记”，也就泄露了“天机”：你说这两篇文章，被黑暗势力拆散，几十年间连单独露面的可能也没有。所谓“黑暗势力”何指？“几十年间”，不是把解放至今全包括进去了吗？至于你后边称颂“在人民的春天”，两篇文章得偿夙愿而“团圆”，那统统不算数的。前边的两句就够“恶毒之至”了。
1973 年12 月，《一月九日》印第二版，目录，后记都恢复了。当然这“后记”却变成了靖华先生写于1973 年五一前夕的另外一篇。这篇“后记”比头一篇要长，写的这样勉强，结尾还引了一大段领袖语录，以突出为当前政治服务的宗旨。而《一月九日》及其“小引”的聚分往事，却噤口不能作一声。我仿佛看到曹靖华先生郁郁愁苦的面容，也看到他执笔为文而言不由衷的悲哀：既要使这好不容易“团圆”的《一月九日》广为流布，又有不得倾吐自己真正的欢欣和感怀的苦衷。畸形的时代呵！
“四人帮”被粉碎后，曹先生的散文集《飞花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曹靖华散文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对1973 年写的《〈一月九日〉后记》未收，而写于1972 年中秋之夜的、蒙受撕掉这种“技术处理”之灾的《清歌一曲唱‘团圆’》却赫然在目。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曹先生在那被撕掉的“后记”中说过，鲁迅先生和高尔基的两篇文章“团圆”，“未尝不是出版方面的一段佳话”，确也是佳话。而这“佳话”之后的一段话又是什么话呢？也算一段“佳话”吧！它起码使我们及后人认识和加深认识到，在我们得到解放之后，曾经又经历了一段使人心痛的曲折。而今天的百花争艳的“人民的春天”的得来，也实在是不容易的！
（1983.10.16）
曹靖毕的散文集
曹靖华同志，原名联亚，1897 年生于河南省卢氏县。他早年投身革命，戎马倥偬，后来又在苏联从事教育活动数年。曾翻译过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卡达耶夫的《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A·托尔斯泰的《保卫察里津》、费定的《城与年》、瓦夫希列夫斯卡的《虹》等，是我国最早介绍苏联文学的翻译家之一。二三十年代，曹靖华同志与鲁迅先生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函件往返、购买书画、绍介稿件、纵论革命，互相鼓舞，为无产阶级文学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60 年代初，曹靖华同志在繁忙事务之余，致力于散文写作。“如地方风习、街头景色、往事回忆、感想述怀，以及天上地下，古往今天┅┅总之，凡有助于培养读者爱国主义热情，提高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扩大眼界，增长知识，陶冶性情，振奋人心等等，无往而不可”。1962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花》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极得评论界和读者的好评。董必武同志读后挥笔题诗赞曰：
愿花长好月长圆，幻景于今现眼前。
洁比水仙幽比菊，梅香暗动骨弥坚。
已见好花长在世，更期圆月照中天。
谢庄作赋惟形象，愿否同名喻续篇。
董老不仅高度评价了《花》，而且热情鼓励作者写作《花》的续篇，甚至连续篇的集名《月》也设想好了：谢庄的《月赋》只是描绘了月的形象，你的《月》一定会像《花》一样，在涉笔之际，寄托崇高的革命情愫的罢。10 年之后，陕西人民出版社在被“四人帮”践踏得一片荒芜的文艺园地里，冒着风险，在《花》的基础上，另出散文集《春城飞花》，鉴于历史的原因，删去了一些篇章，增收了曹老1962 年以后所写的10 篇作品。初版7万册，短时间即告售罄。而此时，“四人帮”的北门学士“初澜”已对《春城飞花》虎视眈眈了。 1977 年 12 月，在《人民文学》编辑部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80 高龄的曹老激愤地站起来，指着手里的从“四人帮”魔窟里抄出来的署名“初澜”的黑文《评〈春城飞花〉》说：“这是‘四人帮’垮台前叭儿狗的一次狂吠。由于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这篇黑文未及发表，要不然，我走进八宝山也难瞑目。”就是这篇黑文，竟然丧心病狂地指斥《春城飞花》是“为修正主义路线复辟制造舆论”，是“为文艺黑线招魂的黑花”，而且，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社也在劫难逃，据说这已经反映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云云。
“四人帮”覆没，《春城飞花》又以新的面貌出现在生机勃勃的文艺园地。1978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十六万余字的《飞花集》。曹老在《后记》中说：“本集的大半，是过去两本集子（指《花》和《春城飞花》——高信注）删改的结果。此外，直至最近所写的小文，大致均收入集内”，而且“摭拾唐代诗人韩翃的‘春城无处不飞花’之句，将集子名为‘飞花’，聊表感奋的衷情。”所谓“最近所写的小文”指一组题为《往事漫忆》的10 篇散文，或怀念周总理，怀念董老，怀念鲁迅；或回忆烽烟弥漫岁月的斗争，如《梅园断想》、《风雨六十年》；或讴歌革命传统，如著名的《小米的回忆》。
作者散文固有的特点，诸如凝炼、简洁，言近旨远，朴实无华而又感情深沉等等，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和体现。而且书品甚佳：书幅开阔，行间疏朗，国画家李斛的插图亦印得精美异常。
继《飞花集》之后，1983 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又出了基本上可以说是集曹老散文创作之大成的《曹靖华散文选》，过去删除的文章，大抵均增补进来，1978 年以后所作，包括1982 年6 月写于医院病榻上的华章也荟萃其中，特别是该集最后一组文字，诸如《川行漫记》之一、之二、《油海荡舟》、《一枚牙章》、《故乡行》、《乡情小札》、《天山情》、《苏门丝语》等，因为是第一次结集出版，更引人注目，而且也给这本横跨30 年岁月的散文集带来了浓厚的时代气息。记得曹老1977 年4 月19 日致笔者函中曾感慨异常地说：“我家乡为‘五里川！’，非‘五里平’，廿年未返里，怀乡之情，与岁俱增。近年来均约返里一行，但年高（已过80）怕奔波，恐终难如愿耳。”1981 年他应约来陕西参加鲁迅诞辰100 周年学术讨论会，了却了几十年来还乡的心愿。8 月份，饱含着豫西泥土香、人情暖的《故乡行》就发表了。越一年，曹老言犹未尽，又写出《乡情小札》，信笔挥洒，流光溢彩，尽吐对故乡的一腔衷忱。《曹靖华散文选》约33 万字，大32 开本，精、平两种装帧，大方庄重，且体例完备，除将散文大体分为六组外，又附录有评论曹老散文的论文4 篇，便于读者进一步了解及欣赏这些佳作。还值得一记的是《散文选》的插图，既包括了《春城飞花》、《飞花集》里李斛同志的国画插图，又收有伍必端同志新画数幅，比之于李斛之作，别有醇厚、致密情调，而20余年来删掉的彦涵同志为《花》所作的数幅套色木刻插图，全部收入。彦涵同志是国内素负盛名的木刻家，其作品刀法简劲，套色淡雅，与曹老散文风格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一本深得读者喜爱又受到董老称颂的散文集，20 年来，4 度印刷，其间又是删减文章，又是删减插图，又是密谋绞杀，真也是多灾多难了。所幸的是，曹老终以80 余岁高龄，迎来了真正的“人民的春天”。在《散文选》后记中，曹老讲了一段当年他的老同学韦素园“身患不治之症的肺结核，自知不久于人世了，还把自己译的果戈理的《外套》抱病送到印刷厂，恳求了半天，厂方才重价替他装订了惟一的一册精本，奉送给他心目中最崇敬的‘师长’鲁迅先生。这心情我是理解的”。而曹老于古稀之年，孜孜不倦地写作，分秒必争地把束束馨香带露的佳花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的心情，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啊！
（1983.10.3）
曹靖华先生遗简两通
曹先生生前，曾有数通书信给我，内容多为回答现代文学，特别是鲁迅研究中有关问题的。现捡出两通发表，以作为对曹先生逝世周年的纪念。第一封信，是谈普实克的情况的，普实克（1906 年—1980 年）即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捷克东方语专家和汉学家。为研究中国史搜集资料，1932 年秋来到中国，后通过文学杂志社与鲁迅通信，并对鲁迅的作品作过深入地研究。在《回首当年忆鲁迅》一文中，普实克这样回忆鲁迅作品给他留下的难忘的印象：“读了鲁迅的小说，就使人体会到生活的悲剧是何以相似，它与整个世界是不可分割的，紧紧相连而处处相通┅┅鲁迅把人民的真正面貌刻画出来了，人民的声音传达出来了。鲁迅指出，广大群众有他们自己的梦想与渴望，他们正竭力争取一个较好的，有人尊严的生活。”正是在读过鲁迅作品，特别是对鲁迅的小说如此深刻理解和倾心推崇的基础上，他决定把《呐喊》译成捷文，介绍给他的祖国的人民。1936 年7 月，普实克致信鲁迅，征求鲁迅对这一计划的意见。鲁迅随即表示欣然同意，并于当日应普实克之约，为未来的译本写了《〈呐喊〉捷克译本序言》。鲁迅说：人类的相互了解，“最平正的道路，却是只有用文艺来沟通”，“我的作品，因此能够展开在捷克的读者面前，这在我，实在比译成通行很广的别国的语言更高兴。我想，我们两国，虽然民族不同，地域相隔，交通又很少，但是可以互相了解，接近的，因为我们都曾经走过苦难的道路，现在还在走——一面寻求着光明。”序言写完，鲁迅又在两天后的7 月23 日复函普实克，寄去此序手稿、冯雪峰写的《鲁迅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给捷克译者写的几句话》、照片一张和《故事新编》一本，表达了他对普实克的感谢和期待，正如他在信中所说的：“这事情，在我是很以为荣幸的。”遗憾的是，序和信发出三个月后，鲁迅即不幸逝世。直至一年以后，这曾被鲁迅关注备至、寄予厚望的译本，才由布拉格人民文化出版社出版。捷文译本收小说8 篇，书名就是《呐喊》，译者除普实克外，还有一位合译者弗拉斯塔诺沃特娜。曹先生第一封信中，就谈的是这位普实克博士50 年代初期和中国人民代表团的一次交往。第二封信是回答我在考察《中流》杂志、《鲁迅书简》中遇到的几个问题，并涉及他的散文集《飞花集》、散文名篇《小米的故事》的出版事宜。两封短信中，均流露出他对豫西卢氏五里川故乡的深深的眷恋之情。这虽然是曹先生的两封书简，但对于现代文学研究者，对于读者了解他在社会转折前后的思想、生活以及从书简角度，体味他的散文风格，都是有所裨益的。
（1988.8.29）
附：书简两通
一、1976 年2 月10 日
高信同志：
一病经年，刚从医院回来，得来信。所询普实克（JpruSck）博士，是捷克汉学家，懂中文，译有鲁迅的小说集。1949 年春，新中国派出第一个大型代表团经捷克赴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法国不签护照，结果，东方各国代表只得在布拉格（捷克）开会；西方代表，集在巴黎开会。一个会议，两个会场，同一议程，同日举行。在捷克开会期间，普
实克参加招待中国代表团工作。
商县和卢氏相连，我是五里川人，童年曾到过里曼坪，就快到商县了。
祝好
曹靖华 2.10
二、1977 年4 月19 日
高信同志：
4.12 函收到，简复如下：
一、关于《中流》，年久记不清，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所编《鲁迅主编及参与或指导编辑的杂志》中，也不见《中流》之名。手边其他资料，也不见来函所说情况。二、所提《书简》中“并无背景”，拟为鲁迅“隐约其词”，我不作此想，认为通信与为文不同，前者是给收信人看的，无此必要。“无背景”非无主张。主张是主张，背景是背景。
三、《小米的故事》为新写《小米加步枪》（后改题为《小米的回忆》——高信注）
之压缩，全文印入《飞花集》（散文集）中，该集将由沪人民出版社印，全国发行。惟纸缺，恐印数受限制。出版期尚不知，但已付排。此为《春城飞花》之改写，并加入旧集以后新写各篇，为旧集所不及收入者。
四、我家乡为“五里川”非“五里平”，廿年未返里了，怀乡之情，与岁俱增。近年来均约返里一行，但年高（已过80）怕奔波，恐终难如愿耳。虽年高，但体尚健。去春在鲁开鲁迅著作注释会议时，曾登泰山，去秋曾出国访罗等等，说明体力尚可也。现终
日闲读，写作如恒。
再叙
祝好！
丹 4.19
《踪迹》书外
《朱自清全集》一至四卷出版已经两个月了，但要购存却也不易：书店已经冷清空落得不似昔日，图书滞销，库房爆满，不敢进货，也无款进货；书贩的书摊，生意倒挺不赖，可摊主略一揣摩就认准这全集无刺激可言，且朱自清何许人呢？洋人乎？国人乎？“通俗”乎？“畅销”乎？倒听一些读书人说起此人，报刊上也说过一阵，看起来也写不出什么轰动性的货色，因而也是不进。想去邮购么？不知道专司邮购的老兄性子何以总是太疲，款去书到，起码得三个月。弄不好，几张大团结常常泥牛入海。去信询问，却是三问一不复。为了一套书，催问几次就没有了兴致，干脆听其自然。夜里找出一本几成珍本的朱自清的早期著作、新诗和散文的合集《踪迹》来（想来《全集》定收此书无疑）。《全集》无缘得睹，吟诵把玩《踪迹》也自有一番乐趣。这《踪迹》是1928 年2 月的再版书，第一版的面世在四年前的1924 年12 月。封面用本色兰纸，上印丰子恺专为此书作的图案：夜的大海，烟波浩渺，两只海鸥，一行烟圈。紧靠图案是丰子恺的题签：“踪迹，朱自清作”。这封面当是朱自清特请丰子恺所作的罢！朱自清对丰子恺的漫画，最早给予好评和推荐，1924 年他与俞平伯合编的不定期文艺刊物《我们的七月》就第一次用了丰子恺的漫画。这《踪迹》比《我们的七月》出版不差数月，那么，谈到丰子恺的漫画，这《踪迹》也是有纪念意义的。《踪迹》卷首，以周作人的新诗《过去的生命》为代序。
诗云：
这过去的我的三个月的生命
那里去了
没有了
永远的走过去了
我坐起来
拿了一枝笔
在纸上乱点
想将他按在纸上
留下一些痕迹┅┅
诗中的意境，正与朱自清结集这本诗与散文合集的用意契合：给这段的创作成果留下一点踪迹。这些作品，最早的写于1919 年，最迟的写于1923 年。诗或散文，多是流播几十年、在现代文学史上屡加评介的名篇。关于这诗，郑振铎就评之曰：“先生的《踪迹》是远远地超过《尝试集》（胡适著）里任何最好的一首。”这散文，诸如收进《踪迹》里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温州的踪迹》，郁达夫就不胜企慕地评赞道：“满贮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作家中，除冰心之外，文字最美的，要算他了。”《踪迹》中31 首白话诗，4 篇散文，确也够得上情真意醇，大有精金璞玉之美。这《踪迹》的确也够得上朱自清创作活动的“踪迹”；1927 年以后，他自谓“诗情枯竭”，新诗写得不多，散文呢，当然又有一些名篇问世，但总的趋势，却是转向学术研究了。
再说这《踪迹》的版式：天宽地阔，疏朗悦目，尽管是60 年前的原版书，纸张早已发黄变脆，但寓目之际，仍使人神清目爽。看惯了密密麻麻的大书小书，再看这《踪迹》真如挤出洋场，回归大自然般地轻松，“读书乐”的“乐”从何来，我看，除内容之外，版式也是其一，为了追求版式之美，为了赐于读者之乐，这出版家是不怕人指责他“浪费”纸张的。
或曰：当时书籍混乱无序的情况下，出一本两本《踪迹》之类的书，有何奇怪？不对，那个年头，正是乌七八糟的书刊泛滥的时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之中，选收有署名霆声写于1925 年的一篇文章：《出版界的混乱与澄清》，其中就说：“我们的出版物已不算贫乏了，可你再去一检它的内容，啊，你的失望便要比你起先所得的欢喜大上至少二倍。差误的翻译，不通的创作，抄袭的编纂，胡乱的标点，已经有许多热心的人细细地把这种荒谬的出版物指摘过了，可是他们所指出的荒谬，还只是荒谬全体的千万分之一。”可见当时出版界也颇为“繁荣”：唯利是图的出版商制造了“荒谬”出版物，荒谬出版物又反转来刺激了牟利出版商制造更荒谬的出版物的欲望。一片“荒谬”怪圈之中，竟也有正派的、以民族文化积累为职责的进步出版社在。《踪迹》的出版处是上海亚东图书馆。前几年有汪原放先生的《回忆亚东图书馆》出版。王子野在为此书写的序中就讲到：亚东是一家很小很穷的独资经营的书店，但它在我国近代新兴的出版业中的地位却不能小看。在混沌迷离、乌烟瘴气的出版界中，它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好书：《独秀文存》、《胡适文存》、《吴虞文录》，一大批标点整理的古典小说，一大批“五四”以来涌现的诗歌散文集，“亚东在和当时上海滩上搞‘一折八扣’粗制滥造的书商作竞争中虽然吃了败仗，仍然坚持严谨作风，决不为争夺市场而去追踪粗制滥造的恶劣行径。宁可卖不掉，也不能自毁声誉，这种精神是可贵的”。你可以嘲笑它没有经济头脑，不会赚钱；你也可以责难它太认真，认真得有点迂。可你不得不承认这家60 多年前的很小很穷的独资经营的书店，在中国文学史、出版史上永远不会泯灭的历史功绩；你也不得不承认，这家书店的经理汪孟邹先生的确不愧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出版家。60 多年后，当年腰缠万贯，粗制滥造了一批批“荒谬”书刊的商人安在哉？一批批借以敛财致富的所谓书刊又安在哉？历史就是这样无情：留下了金砂，冲掉了沙子。
（1988.11.6）
《流沙河诗集》
这是诗人流沙河二十多年来新诗作品的结集。
说来也有趣得很。27 年前的流沙河，因《草木篇》而招祸，也因《草木
篇》而知名。其实，当时的流沙河只有两册薄薄的小诗集问世，并未引起很多人的关注。想不到的是，一组寓言诗《草木篇》撞疼了有些人过敏的神经，小小的流沙河因而被推上偌大的文坛大出风头。正像流沙河的夫子自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一朝挨批，四海骚然，流沙河小小的年纪，几乎被人们早早地“拜识”了——到底“拜识”了多少？多深？天知道！
说起流沙河早期的诗歌，田园诗的韵味儿很浓。自然，这田园诗有着新时代的烙印，与40 年代的田园诗迥然不同。我倒觉得，流沙河那时的诗很有点相像于刘绍棠那时的小说——不幸得很，两个人都在那场风暴中倒了下去。他用清丽的嗓音和纯真的感情去讴歌新的时代和新的人物，比如《乡村夜曲》、《告别火星》、《给女拖拉机手》诸篇就是如此。单纯得有点儿幼稚，热情得失之于浮泛。一俟《草木篇》发表，正当人们对他的思想与艺术趋于成熟而刮目相看时，竟然一夜之间，身败名裂。究其实，《草木篇》这样的诗，倘不是罗致人罪的话，即使今天读读，也十足使人清醒的。流沙河的复出，在1979 年。二十多年的磨难，使他的诗风变得深沉得多了。读《诗集》中的《情诗六首》、《妻颂》，哪个男儿能不垂泪！其《故园六咏》曾获1979—1980 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奖。《六咏》中之一咏《我家》云：
荒园有谁来！
点点斑斑，
小路起青苔。
金风派遣落叶，
飘到窗前，纷纷如催债。
失学的娇女牧鹅归，
苦命的乖儿摘野菜。
檐下坐贤妻，
一针针为我补破鞋。
秋花红艳无心赏，
贫贱夫妻百事哀。
诗写于70 年代中期，实写诗人家居的凄苦。从诗人怨而不怒的吟唱中，人们不难看出那个时代蒙冤受屈者生活的一角。
流沙河的诗，有浓烈的旧诗词的风致。其严整、凝重、工巧，在时下新诗之林中，一标独出。据说在二十多年的逆境中，他阅读了大量的古籍，写过历史长诗，译过中篇小说，研究过《说文解字》，旧学新学都下过相当大的功夫。“百炼钢成绕指柔”，他的新诗，汲取了民族诗词的优长之点而不露痕迹，妙然天成，决非一日之功。读《流沙河诗集》，对于医治一些无真情实感的浮露浅薄，朦胧晦涩的新诗，也是一剂有效的药石。
（1983.12.30）
黄苗子的《货郎集》
在当代画家中，“二黄”（黄永玉、黄苗子）的诗文，颇负时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所出《货郎集》，正是黄苗子先生30 年来散文作品的结集。苗子在该书《后记》中有云：“对于有益的外来文化，我们主张大量吸收。然而我们觉得还有重要的（特别是经过十年动乱之后）一着，就是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知识，尽量做一点介绍工作。而我又是个美术爱好者，中国美术的各方面，对我都有强烈的吸引力。我喜爱传统绘画，从壁画到卷轴画，从工笔重彩到水墨写意，同时我也喜爱我国民间的各种艺术。无论是民族的或民间的艺术，都是中国文化宝库的一颗珍珠，它们都放出眩目的异彩。可惜我自己的知识浅陋，在汪洋浩瀚的艺术海洋中，我经常只是——俗话说的：蜻蜒点水。”“蜻蜒点水”，未免过谦，散文随笔毕竟不是学术论文！在浩瀚的民族、民间艺术大海中探珠寻胜，则是实情。《货郎集》分四部分，除《山川篇》是四篇有景有情的游记外，其余三部分《风土篇》、《藻绘篇》、《人文篇》，或写民间艺术中的玻璃画、玩具、泥塑、青花布、看图识字；或谈钟馗造像、鬼趣图以至于套版简帖、剪纸艺术和漫画发展史话；或在对老一代文艺大家老舍、沈从文、叶恭绰、荀慧生的回忆中，转达了他们对祖国传统文化的深挚感情。读《货郎集》，人们很自然地为祖国的民族、民间艺术传统所陶醉，也很自然地兴起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苗子的散文，不仅知识博浩，举重若轻，颇似一位谈笑风生的导游者，而且，他的文笔干净泼辣，其间又不乏冲淡和幽默。漫画家之为文，大抵类此，惟苗子之文，则绝少雕饰也。
书前有黄永玉先生千言小序，不可不读；封面设计，出自著名漫画家华君武手笔，勾魂摄魄，传神达意，意味深长。三位丹青名手，合力而成《货郎集》，也算是文坛的一件盛事。
（1987.1.27）
话说《不怕鬼的故事》
这是一本不足6 万字的小册子。据《编辑说明》云：“故事从我国过去的笔记小说及其他书籍选出。所选故事以表现不怕鬼的思想比较明显的为主。”“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本书各篇都作了简明的注释。”书前有当时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同志的长序一篇，其后附67 则不怕鬼的故事，书名就叫《不怕鬼的故事》。
书，确乎很小，但决非“一般读物”。它的从选辑到作序，以至到定稿出书，都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过问下进行。因而，何“序”的定稿日期是1961年1 月23 日，到当年2 月，《不怕鬼的故事》就迅即印刷出版，一时间风靡全国，接着今译本、连环画以至评论文字，纷纷问世。60 年代初的国内政治风云中，《不怕鬼的故事》以“古为今用”而名重一时。
1959 年春，文学研究所授命编辑此书，具体选编人员是陈友琴先生。及夏，书成，曾请毛泽东同志作序。毛泽东同志请何其芳执笔。于是何序草成，几经修改，呈送毛泽东同志审阅。1961 年1 月4 日，毛泽东同志指示，序言要突出在战术上重视，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不然，就打不败它。19 天后，毛审二稿，增写了两段充满辩证法，文字又极为生动活泼的长句，是为1 月23 日下午。越一日，毛再审并略有修改，当天退回，并附信云：“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付印前，请送清样给刘、周、邓、周扬、郭沫若五同志一阅，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的意见。出书的时候，可将序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载。另请着手翻成几种外文，先翻序，后翻书。序的英文稿先翻成，登在《北京周报》上，此书能在二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国进行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以上请酌办。毛泽东。”一本小书，何以得到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同志如此的关注呢？毛泽东同志说得好：“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亦即“古为今用”，使当时正从事整风运动的干部们由这些故事中得到启示，增加勇气，以“不怕鬼”的浩然正气，战胜形形色色的鬼魅也。正如何序的结尾所说的那样：“那时正是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决定将本书初稿加以精选充实┅┅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的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就显得很有必要。”
《不怕鬼的故事》行世已有近三十年了。不可讳言，它的出版，就主其事者，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主观意愿来看，是针对敌人的，这敌人，当然包括了“左”的思想所针对的“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的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反党之类的一些自己的同志。三十年过去了，历史证明，这是错了。但倘若除去这些，《不怕鬼的故事》仍然是一部好的选本，是鼓舞人们士气——面对困难、挫折，战而胜之的好的选本。
（1990.8.16）
杂文家的风格
读《严秀杂文选》，很有兴致地玩味着作者编选的原则。第三条原则这样说：“文中被我批评错了的人，不管指名与否，均仍其旧，如果我偷偷地删改了，那就不是光明磊落的态度。凡遇此种情况，均另加注释说明道歉。”我觉得，这寥寥数行的“原则”，确是道出了杂文家本人的风格。
杂文，总离不开对时弊的针砭和狙击，所谓“战斗的阜利通”即指此。
然而，在三十多年来纷至沓来的政治斗争、文坛浮沉之中，园满平正到光昌流丽、无懈可击的杂文恐怕是凤毛麟角。这就给杂文家的结集出版带来很多困难和无奈：原文照收，显然不合时宜；忍痛割舍，读者又明明记得有那几篇东西存在。而且，文字这东西，也真像列宁讲的那样：笔写的文字，是用刀斧也砍不掉的。于是，好一批杂文家在编集时，无可奈何地采用了第二法：割舍。仿佛当年就钻在象牙之塔，明哲保身，一贯正确，钱债两清似的。严秀却不如此，他是“均仍其旧”派。1957 年4 月24 日《人民日报》发表过他的杂文《危机问题试论》，文中有云：“在根据地，有几个人曾经利用这种形式来写过文章，但不是对共产党的恶毒诬蔑（在延安），便是用来作为反共反苏的武器（在东北）。”虽然没有指名道姓，知情者都是心照的。严秀“均仍其旧”地收集于斯，不加隐瞒，并且郑重地加以注释说：“下面举的两个例子都不大妥当。延安的例子是没有加以分析，当时有的杂文可能有些片面偏激，有的也不一定，如丁玲同志的《三八节有感》是被批评的一篇重点文章，罪名很大，现在看来，这种批评恐怕也不适当或太过分了。东北的例子，指解放战争时期萧军同志在东北发表的随笔杂感被强烈地指责为‘反苏’，恐也太过。此处虽未提名，但人所共知所指为谁。因此，我在此谨向丁玲、萧军两位前辈老作家表示一点歉意。”态度诚挚，分寸不爽。1979 年，在《“圕”门必须大开》中，严秀曾把坏书可以导致青年犯罪的提法斥之为“怪论”。当他认识到自己的偏颇时，他严肃地注释道：“后来的事实证明，有某些青年确是因为看了某些坏书或其他不好的东西后而触法或加速了他们犯罪过程的。因此，这段话应予撤销，作无效论。但我觉得与其偷偷的删掉，不如留之并作自我批评为好。”无所讳饰，尊重事实，也正是战斗的杂文家的本色和风格。
杂文家常被误解为居高临下，冷嘲热讽，巧言令色的棍子。这种杂文家
是畸形政治的产物，如姚文元、初澜、江天之流就是。真正属于人民的杂文家，爱人民之所爱，憎人民之所憎，他不愧是人民利益的最有胆识、最不旁顾的代言人。也正因为如此，当他难免出现失误和偏颇时，他就有勇气来解剖自己的失误，纠正自己的偏颇。人世间，借三寸之管，标榜自炫是毫不费力的事，而一旦亮出真货色，身体力行起来就很难了。
《严秀杂文选》的社会价值自有公论，而《严秀杂文选》编辑体例中所体现出来的作为杂文家的风格，我以为更值得杂文作者或别的作者深思。我们的古人不就说过“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么？
（1985.10.12）
“匣中宝剑夜有声”
这是作者37 年来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著作。封面设计素净深沉，了无装饰，惟有胡乔木同志的亲笔题签告诉读者：这部《恽逸群文集》，是绝非等闲之辈所写的绝非等闲之作。1986 年3 月，当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文集时，它的作者恽逸群，已经含冤九泉七个年头了。
恽逸群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做过秘密的地下党的县委书记，又隐蔽身份在上海、香港等地做过新闻工作，还冒着生命危险打入日军机关做过情报工作。几十年的血与火的考验，早已证明他是一位优秀的党员，博学多闻的学者和干练卓著的新闻工作者。然而，当他为之奋斗不息的革命胜利后，他却一变而为阶下之囚，从1951 年到他逝世为止，28年，占去了他革命生涯的五分之四时间，他一直在开除党籍，降级降薪，逮捕囚禁，贬谪流放诸般逆境中挣扎。诚如他在一封信中说的那样：“弟之遭遇，非楮墨所能宣。但既未抑郁萎顿而毕命，亦未神经错乱发狂。平生以‘不为物喜，不为己忧’自律，经此20 年检验，幸未蹈虚愿。”如果说，在极左路线统治时期，备受迫害者非独恽逸群一人的话，我觉得，恽逸群的可钦可佩，更在于他在艰难时世中所表现的“不为物喜，不为己忧”，矢志报国，壮怀激烈的情操与风格。
《文集》中的政论、史论部分最集中地展示了恽逸群作为优秀党员和学者的胆魄。1973 年他针对“四人帮”疯狂宣传个人迷信而为篡党夺权作舆论准备，亲笔写出《平凡的道理——略谈个人崇拜》，大义凛然地指出：“提倡个人崇拜，也就是提倡迷信。”“领袖成了偶像，群众成了崇拜偶像的愚民，天下大事就不难任凭他为所欲为了。”同年，他又在《论新八股》中对“四人帮”的北门学士所推波助澜的“大批判”的恶劣文风，展开了尖锐地揭露和分析。同时，在所谓“评法批儒”运动闹得沸沸扬扬的当时，他运用自己渊博的学识和洞悉底蕴的眼光，在《也谈儒家和法家》一文中，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把奢谈儒法斗争者之流的蛇蝎之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1973 年的恽逸群的处境又是什么样子呢？以“专政对象”的身份，被贬谪在东海之隅一个中学图书室内，月薪37 元，不列级别。钳口结舌，避之惟恐不及，更何况形诸笔墨，直面惨淡的人生？而这正是恽逸群，也正是恽逸群高出于许多后来自我标榜自己如何同“四人帮”斗争者的不同之处。“心所谓危，不敢不言”，“文化大革命中怪论层出，忧心如捣┅┅余不甘心也不忍袖手旁观”。以天下为己任，不计个人之安危，正像郭震《古剑篇》所云：“虽复尘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不论是顺境、逆境都能如此，实在是很难很难的呵！
陆游在《歌行》中有句云：“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未免消极了一些。恽逸群岂止“老”，他的境况比陆游恶劣不知多少倍，但“匣中宝剑夜有声”。这“声”是一位铮铮铁骨的共产主义者的心声。如此感人，如此动人，又如此震聋发聩？至今读来，那鸣响于中的堂堂正正之气依然给人以反思和前进的力量。
（1986.11.6）
雪峰述《百喻经故事》
1915 年1 月，鲁迅先生为庆祝母亲60 寿辰，托南京金陵刻经处刻印《百喻经》一部，以为纪念。1926 年5 月，王品青校点此书并改名为《痴华鬘》。鲁迅先生欣然作序，由北新书局出版。鲁迅、王品青二位，为这部千余年前的佛教典籍的介绍和流播做了有益的工作，其功不可泯没。但首次将《百喻经》去芜存菁，输入新机，译述为白话，纯以寓言面目出现者，当推冯雪峰同志。
1948 年，雪峰同志居于沪渎，致力于文艺通俗化读物及寓言写作。著名论文《论通俗》，脍炙人口的《雪峰寓言》，皆作于此时。《百喻经故事》之译述，盖为此种提倡与试验的副产品，魏金枝同志在这本1948 年10 月上海作家书屋出版的《百喻经故事》序言的末尾有云：“雪峰对于文字的通俗化，在这本书里已很下了一点功夫。消去块垒，而归于平淡，原是他近几年来的心境，不料他在文字上也都做到了，那也是很可喜的。”
原本《百喻经》名为“百喻”实则98 喻，且以佛教之教义为主，以喻为辅，全书最后，曾殿以五言偈语24 句，其要者谓：
我今以此义，显发于寂定。
如阿伽陀药，树叶而裸之。
取药涂毒竟，树叶还弃之；
戏笑如叶裹，实义在其中，
智者取正义，戏笑便应弃。
对于大乘教信徒来说，诚如斯言。但对于从文学角度“拿来”这本“经”的雪峰和读者，自然只得不取其宣传的“正义”而珍爱“应弃”的“树叶”了。雪峰在“述者后记”中说得好：“我现在却完全只取其中的故事，和原著者所说完全相反，是‘弃正义’而取‘戏笑’┅┅而且这些故事，当作譬喻是可以随各人去活用，可以很广泛地用去阐明新的‘正义’的。”
《百喻经故事》署名雪峰述，不署雪峰译，也有深意存焉。其深意是：
重述故事，渗入述者个人的感情，并不拘泥于原文的面目和气氛，亦即“渗入了现代性”，把原故事的“可此可彼性”凝固为一点；故事中的人物、动物，为使读者易于理解，亦有所变动，这当然也是通俗读物要求之使然。比如原书卷下有：“出家凡夫贪利养喻”云：“昔有国王。设于教法。诸有婆罗门等。在我国内，制抑洗净。不洗净者。驱令策使种种苦役。有婆罗门。空捉澡罐。诈言洗净。人为着水。即使泻弃。便作是言。我不洗净。王自洗之。”故事讲完，即宣讲教义说：“出家凡夫亦复如是。剃头染衣。内实毁禁。诈现持戒。望求利养。复避王役。外似沙门。内实虚欺。如捉空瓶。但有外相。”（据鲁迅先生断句）雪峰同志本着既定原则，述成一则通俗晓畅、意境深邃的寓言——《背着澡盆不是为的洗澡》：“从前有一个国王，因为在他的国境内那些上层阶级的人不爱清洁，他就定了一条法律，说道：凡是住在我的国内的人，一律都要洗涤。否则要罚做种种的苦工。这样，那些上层阶级的人就都各人背着一个澡盆在街上走；实际上却不是用来洗澡的，只是拿来做个样子，以逃避苦工罢了。”你看，经过雪峰的生发改造，“渗入现代性”，一则千余年前的佛教教喻，焕发出如何鲜明的时代色彩。“出家凡夫”的替身“上层阶级的人们”狡猾善变和虚伪矫饰，被刻画得实在是入木三分。
《百喻经故事》绝版垂30 年之后，1980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原上海作家书屋本重排出版了。我想，这不仅仅在于纪念死于十年浩劫中的雪峰同志，也还在于提倡他这种通俗化的有益尝试罢——我们历史上有多少值得我们或译或述的、足以促人“古为今用”的典籍呵！
（1983.10.7）
《花萼与三叶》读后
40 多年前文光书店出版的《花萼》、《三叶》两书，是很难一睹原版的了。1983 年三联书店将《花萼》与《三叶》合为一卷出版的《花萼与三叶》，则是比较容易看到的。
《花萼与三叶》只是几十篇小说、散文、杂感的合集，作者三位：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是已故作家、教育家叶圣陶先生的儿女。当时都在20岁左右，站在文坛之外，是初学写作的业余作者。他们很谦逊地说：“我们写这些文章，原为练习，合将起来，岂不成了作文本儿？我们又想，学校里同学间喜欢调看作文本儿，或者有人想看看我们的。”为此书作序的宋云彬先生说得好：“其实像这样的作文本儿，现在的中学校乃至大学校里，如何找得出来。我以为青年看看这一类作品，也许比《精读文选》之类还要受用些。”
至美的《坐鸡公车》，使人看到了她出自衷诚的同情之心。她是高兴坐这种四川所特有的鸡公车的，“坐在鸡公车上，前面没有一点障碍，可以随意地眺望；乡间的路上那么清静，又可以自由地思索些什么。”这是在战时的四川，国难日亟，民不聊生，鸡公车夫自有一腔酸辛。听过他们自述遭际后，作者“渐渐地，我怕坐鸡公车了，偶尔坐的时候，也故意装得心有所属，不让车夫找到机会和我谈话。我情愿让车夫认为我是个不和善的顾主”。这里边包蕴了多么复杂的感情啊！听了车夫的自述，使作者徒增痛苦：不听车夫的自述，又心中凄凄不可释怀。作者淡淡地写来，真实而细腻地表露出一个书香之家的善良青年的心曲。至善的《化为劫灰的字画》，写了家藏的字画，如何伴着主人流离，随着主人迁徙，给主人带来慰藉，同主人共度孤寂。但日寇轰炸乐山，这字画顿时化为劫灰。这篇文章，是写战争给人类，也给文化带来劫难的。然而作者并没有义形于色，他只是侃侃而谈字画的来历和全家对它的无限珍惜，并没有直斥侵略者的罪孽。“到了晚上，一家人仍旧聚在一起，兴高采烈地说笑着，但是看到那刷白的墙壁赤裸裸地站着，总觉得不很顺眼，仿佛缺少了什么似的，这使我深深地怀念那些已化为劫灰的字画了”。寓沉痛于平静，显出作者举重若轻的功夫，回味之间，作者的憎爱之情更觉强烈。如果说至善、至美的文章偏重于冷静的叙述，甚至不露声色而声色跃然纸上的话，至诚的散文就显示出一种不吐不快的锋芒来。他写过一篇800 字的《速写》，写的是戏院买票处的拥挤和插队，甚至大骂出口，衣冠狼狈。在这段淋漓尽致的“速写”中间，作者似乎不经心地插入这样一句：“假如这时候有一个刚从沦陷区逃亡出来的人在旁边，一定以为这里是‘献金台’，不然就是救国公债的购买处。”这真是大煞风景的一句插语。然而正是这句贴切至极的插语，把作者对抗战后方的畸形“繁荣”，与上流社会的少爷小姐不管抗战的愤怒之情，强烈、尖锐地表现了出来。
家庭的熏陶与影响，对于孩子们是相当重要的，大人的行事作人或作文，自然更深刻更具体地影响和熏陶到孩子。叶圣陶先生并无意让孩子成为文学家，《花萼》、《三叶》出版时，“三叶”都不以文为终极追求，他们追求的正如父亲所要求的那样：做一个真实的人、高尚的人。这一点从“作业本儿”上，已经洞若观火。但形诸笔墨，真正成为“作文”，则又不能不要求其洗练、朴素、活泼。也许出于职业的习惯，叶圣陶先生是怎样对这三位业余作者耳提面命呢？“吃罢晚饭，碗筷收拾过了，植物油灯移到桌子的中央。父亲戴起老花眼镜，坐下来改我们的文章。我们各据桌子的一边，眼睛盯住父亲的笔尖儿，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指责，争辩。有时候，让父亲指出了可笑的谬误，我们就尽情地笑了起来，每改罢一段，父亲朗诵一遍，看语气是否顺适，我们就跟着他默诵。我们的原稿好像从乡间采回来的野花，蓬蓬松松的一大把，经过了父亲的选剔跟修剪，插在瓶子里才还像个样儿”。这是“三叶”在《花萼》自序中的一段描述。那充溢于父子之间的温馨和长者的认真耐心，晚辈的活泼好学都给人以巨大的感染。
（1988.2.29）
田家英与《中国妇女生活史话》
当《妇女》杂志在1982 年开始连载田家英的遗作《中国妇女生活史话》的时候，我就怀着极浓的兴趣，逐期细读，深深地为作者渊博的学识及生动流畅的文笔所倾倒。日前，家英同志的女儿寄来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妇女生活史话》的单行本，我又情不自禁地在夜阑更深的冬夜，犹如初读时那样兴致勃勃地读了一遍。
多少年来，关于历史的、地理的、军事的、经济的、人物的、美术的以至于陶瓷的史话著作，屡见不鲜，唯独关于妇女生活的史话是千呼万唤难出来。家英同志的小册子——仅七十个页码，四万余字，实在是小之又小——先是发表，后是出版，终于填补了这个空白。
关于田家英同志，《妇女》在连载《史话》时，曾有一段编者按云：“作者田家英同志，是一位经过长期革命锻炼，忠于人民的优秀共产党员。他多才、博学，解放后，他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务。1956 年被选为‘八大’代表，1964年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6 年5 月，他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田家英不是专门的历史学家，也不是蜚声文坛的作家，他早在青年时代，就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洪流，并在革命圣地延安，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开始了此后18 个年头的既繁忙又重要的秘书工作。默默无闻，勤勉以事。为一些人们所熟悉的是，光照千秋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987 条注释的主编者，就是田家英同志。他刚直不阿，襟怀坦白，常以林则徐的名句“苟利家国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自勉。在百忙之余，他写了不少有关政治理论和历史方面的文章，并有诗集出版。比如延安《解放日报》社出版的《民国以来大事记》，解放后出版的《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关于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石秃儿》（诗集）。《中国妇女生活史话》写于全国解放后的1949年。那时，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出版新中国第一份妇女刊物《新中国妇女》，社长是沈兹九，家英的夫人董边任编辑。计划中的刊物拟开辟一些专栏，比如妇女问题、时事讲座、国际问题以及中国妇女生活史话等。刊物得到不少领导同志、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研究到“中国妇女生活史话”这个专栏的主撰人时，大家都想起了田家英。因为家英自学成才，博览群书，对中国近代史颇有研究，同志们亲昵地称他为“秀才”呢。何况，董边在杂志社当编辑，谅他也是不能推卸的。
果然，一经商议，就成定局，家英很高兴地承担了这个专栏的写作任务。
据董边同志月前来信中回忆说，那时党中央机关还住在北京香山。国基初定，百废待兴，家英供职中枢，其忙可知。他的写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往往在深夜，翻书、思考、写作，连一个难得的星期天也不放过。《新中国妇女》当年7 月1 日出版，家英的《史话》就开始面世了。这样逐期连载，直到次年。刊物的连载稿是不能中断的，每月一期，这也真苦了家英，急了董边。有时截稿的日子马上就到了，家英的稿子还没有写来。于是，董边守着电话机向家英催稿：“怎么还不送稿来哟！你不交稿，我星期六不回去了！”这一催也真灵，有时是当天下午，有时是第二天上午，家英就送稿上门了。同志们在董边面前开玩笑：“你这个办法倒真灵呐！”当时，董边住在编辑部，每周才能回家一次。玩笑总归是玩笑，即使董边同志事忙，星期天不回去，家英的稿子也会送来的，他是个言必信，行必果的人！
《史话》原计划从古代写起，一直写到封建社会的灭亡。但以后家英实在抽不出时间了，《史话》只好写到中国初期的封建社会的妇女生活的第14节结束，这实在是让人觉得遗憾的事。后来，有关部门曾出版过一套《妇女丛书》，原计划把《史话》收入。家英坚决不同意，他说：“写得仓促，还有不少内容没有写进去，就这样子出版不大好的。”在董边同志催促下，他硬抽时间修改过一遍，还是不满意，出版的事就搁置起来。“文革”之中，家英被迫害致死，董边亦被株连。可惜的是，在抄家中田家英的文稿、藏书损失极大，修改过的《史话》稿也被弄得不翼而飞。如果说33 年前《史话》连载中辍，令人惋惜的话，十余年前《史话》修改稿的被抄没，就更令人愤慨了。
当我们今天翻读这33 年后结集出版的《中国妇女生活史话》时，切莫忘了田家英同志，这位忠实于党和领袖的优秀共产党员，这位为我们写出了这本可珍贵的《中国妇女生活史话》的好同志。
（1984.1.4）
杨宪益和《译余偶拾》
《译余偶拾》，杨宪益著，三联书店1983 年出版。内收文史考证笔记八十余篇，每篇一两千字。篇幅虽短，涉及问题却极广博，且文笔老辣，言之成理，是解放后为数不多的笔记文学中的翘楚之一。
正如书名所标示的那样，这些笔记是“译余”而拾得的。作者杨宪益，是将中国文学向世界介绍而成绩卓著的一人。四十多年来，他译《离骚》，译《史记》，译《青春之歌》，更有洋洋大观的《红楼梦》全译本。粗略统计，杨译字数已达千余万言。40 年代初，杨宪益偕夫人戴乃迭合译《资治通鉴》，工程浩繁，难度极大。为准确无误地翻译，他们对《资治通鉴》所涉名物，详为考证，披沙拣金，手抄笔录，斐然成帙。其用力之勤，考证之精，不亚于专门学者。四五十年代，曾据此编为《零墨新笺》、《零墨续笺》两书行世。惜印数奇少，今已极难到手。《译余偶拾》集前两书为一册，诚如作者所说，它们对于今天的读者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自然，这些篇什，都是数十年前的文字了。其时，作者还是青年，学养和客观条件，也都限制了作者对一些问题作更准确的考察。不过作为对问题的一个认识过程来看，也仍然对读者有所启发。更何况更多的考证笔记，时至今日，也还是不移之论。作者在序中十分坦率地谈到以上诸点，不讳饰，不自炫，实事求是，取信读者，不失严肃学者的本色。
译一部《资治通鉴》，就写出了二十多万字的考证笔记。夠译千余万字的作品，又该有多少副产品呢？作者曾有编《译余偶拾二集》的设想，我想，那是一定指日可期的。
杨宪益同志的译文信实，赢得海内外读者的交口称赞。倘读《译余偶拾》，那原因是不言自明的。
（1983.12.31）
《艺林散叶》
《艺林散叶》，1982 年12 月中华书局出版。由于封面设计十分素雅，又是由专司古籍整理和出版的“中华书局”出版，颇易被粗心的读者断为古籍。
《散叶》确是散叶，全书20 余万言，收4300 余则自清季至今艺文方面的掌故轶闻。每则短者数十字，长者亦不过数百言。短小精悍，隽秀清丽，熔知识性、趣味性为一炉，且有不少史料，可补史书的缺失。现摘录几段以飨读者：
葬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之潘达微，在广州宝光照相馆，鲁迅曾去摄影。潘卒于一九二九年，姚雨农为撰墓表。
或访胡道静，见其室内，衣箱凡数十具，深讶其服饰之多，但道静衣殊简朴，却又不类。问之，始知彼喜藏各种旧报，累累数十箱，均旧报纸也。
鲁迅常用之名章，当时乃委西泠印社刻者，实则出于顿立夫之手。
该书著者为当代著名报人，久负盛名的补白大王、掌故大师，所谓“无白不郑补”的郑逸梅先生。郑先生年高八十又九，但宝刀不老，雄风犹在。近年来陆续出版的著作多为掌故体裁，计有《南社丛谈》、《郑逸梅文稿》、《艺坛百影》、《清娱漫笔》、《影坛旧闻》、《上海书报旧话》、《梅庵谈荟》、《清末民初文坛轶事》等等。其笔致格调，以一贯之，颇受读者欢迎。郑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夫子自道云：“凡此种种，所记都是数十年前的事，这些我都经历过，亲眼看到过，年轻一代不知道，我就记述出来，告诉下一代，这也是我辈老人的职责所在，义不容辞的。”
（1983.8.28）
关于“文章病院”
“文章病院”这个栏目，《写作》杂志是开设过的，可惜不够经常，这颇像一些真正的医院，今日上班，明天学习，后天休假，有一搭没一搭的。记得《光明日报》的《语言文学》专版上也有，但文字极短，就病治病，病毒病因都开不到药方上去。其实，我们今天真需要开一家专为文章治病的“文章病院”，我敢保证，一定会生意兴隆，门庭若市。
“文章病院”的老字号，还是五十多年前夏丐尊、刘薰宇、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上开始挂牌营业的。当年鲁迅先生就注意及此，在《不通两种》一文中说过：“人们每当批评文章的时候，凡是国文教员式的人，大概是着眼于‘通’或‘不通’，《中学生》杂志上还为此设立了病院。”在《两地书·序》中，他还风趣地说：“文辞呢，我们都未曾研究过《尺牍精华》或《书信作法》，只是信笔写来，大背文律，活该进‘文章病院’的居多。”可见，鲁迅先生对这“文章病院”是很看重的。
文章之道，要写得绝无瑕疵，真是不易。但公开发表的文章，起码也得表意清楚，文通字顺。可惜，总有一些“才子型”的作者，或只欣赏于主题的正确，或猎奇搜异，想一鸣而惊人，对于语言文字的表达，颇不注意，更要不得的是标榜新潮，哗众取宠，白纸黑字，贻误读者。丁玲同志在一封信中有过这样一段自我批评说：当她重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第三十七章《果树园里闹腾起来了》时，边读边发现了里面很多不通的句子，不恰当的词，用得不好的字。她说：“我心里难过。过去也并不粗制滥造，也不是粗心大意，而是因为我是半路出家，自修的原因。我做学生的时候，我就没有把文法好好学过，后来也不注意，也没有人校正我，我就这样习惯了，有时还以为就要这样写才能表达我的思想呢。有时我也觉得我的文字不简练，但别人却向我说，你有你自己的风格。我以这句好听的话又遮盖了我的缺点了，就没有重视它┅┅也许有人实在看不下去，也许还生气，但因为是一个老作家写的，不愿意麻烦，懒得批评，当然还有人因为喜欢我的‘风格’，就看不见或看见也给予原谅了。”坦率诚恳，发人深思。我想，其时，如果有一家不讲情面的“文章病院”，那该多好，起码不会给老作家增加过后的遗憾。中国历来有“文章是自己的好”这句口头禅，相当一批文人学士，如爱惜自己羽毛一样谢绝或拒绝批评，“有病不治病”。所以开设“文章病院”得有一点正气，浩然之气，以理服人，不畏权势。夏、叶二位的“文章病院”的“规约”上明文规定：“一、本院以维护并促进文章界的‘公众卫生’为宗旨。二、根据上项宗旨，本院从出现于社会间之病患者中择尤收容，加以诊治。”也就是说：对文不对人，认文不认人，惟以“公众卫生”为目的。基于此，曾有三位病患者被请进病院：一位是《辞源续编说例》，撰者是大书馆里的硕学宿儒；一位是《中国国民党第四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宣言》，撰文者，想系国民党要人，“文胆”之类；第三位是《江苏省立中等学校校长劝告全省中等学校学生复课书》，不用说，执笔诸公都是以人之师表自命的饱学之士。可惜，因为思想落伍，食古不化，强词夺理，曲意说谎而弄得语病满纸，颠三倒四。“文章病院”对三位患者，一一分析评判，洋洋洒洒，10 余页码看了让人快意。这快意不仅仅在于文章本身，更在于他驳斥谬论，振振有词，阐述真理，铿锵有声。诚如叶圣陶先生的大公子、著名作家叶至善说的那样：“我的岳父（夏丏尊先生）和我的父亲都主张思想品德教育应该贯穿在教学的全部活动中。”“文章病院”实在是一身而二任：既治文病，又治心病的。
目前，切合“文章病院”当年“规约”的值得“择尤收容”的病患者，怕不在少数，即以文学作品为例，怕有碍“公众卫生”者也是络绎于途，真真得有几家切实门诊的病院开档营业。我以为，这，对于作者，对于读者，或者说对于“公众卫生”都是大为有益的。
（1987.11. 19）
畸形文坛的一面镜子
章克标这名字和《文坛登龙术》这书名，都是好些年前从《鲁迅全集》中看到的。1933 年9 月1 日，鲁迅先生以苇索为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杂文《登龙术拾遗》，劈头一句就写道：“章克标先生做过一部《文坛登龙术》，因为是预约的，而自己总是悠悠忽忽，竟失去了拜诵的幸运，只在《论语》上见过广告、解题和后记。”至于这部连鲁迅先生也没有“拜诵”的《文坛登龙术》到底写了些什么，看到的人也许不多。加上几十年来，此书早成绝版，纵然想一睹其面目，也就只剩下失望。再加上，好长时期以来，大家对被鲁迅先生批评过的人大抵不屑一顾，章克标当年，也正是被鲁迅先生在书信中斥之为“颇恶劣”的青年。因而，笔者也就稀里胡涂地把章克标及其《文坛登龙术》列入另册。再加上近几年来，讲“术”的所谓畅销书泛滥，连“拍马术”也被出版者堂皇地推出给人指点成才之路，我对《文坛登龙术》的重印，不免腹诽有加，叹息再三。
承蒙友人松樟先生，日前寄我一本《文坛登龙术》，才给了我纠正自己无知的偏颇的机会。“出版说明”有一段话说得极好：“今天，纵观文坛，却有不少与当时情景相似之处，50 多年前的抨击恰恰切中今日之时弊，所以，我们重出此书，以期对于认识并肃清当前文坛上的不正之风起些现实作用。”“出版说明”写于1988 年7 月，重印此书的是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昔为今用，他们注重于“现实作用”的苦心与那些“怎样博得上级的欢心”、“怎样能说会道”以及传授“拍马术”者流，大相径庭。《文坛登龙术》取名太过直露，也许沾了商品气，但它往往反话正说，煞有介事，着实不客气地为畸形文坛、无聊文人提供了一面镜子。90 岁的作者说：“我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真有点‘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的感叹。一些似乎出于一个模型框框的做法、行为，只不过改换了姓名而反复着，这使得《文坛登龙术》在今天还能够给人以些许启发。”
“启发”者何？姑且引两段看看：“投稿”一节举例云：“你在信中向编辑人跪了哀告，说家中有80 岁老母或18 岁妻子，要稿子登载出来才能活命。同样一种笨的办法，是自己拿身份，好像上司吩咐下属一样，命令编辑人刊登你的稿子，仿佛你已经是大名鼎鼎的作家。还有狡猾不过的，冒用女性的名字，用色情来迷惑编辑人的心眼，这便有点过于卑鄙了。顶厉害的自然还是托熟人介绍，要编辑人碍于介绍者的情面，无法拒绝刊登┅┅”再引“杂志”一节：“譬如一本杂志上登载着特约撰稿人某某某等大名鼎鼎的文坛名人，该本人竟可毫不知道，这便是假借名人，但此种假借名义，该本人决不愿提出抗议多讨麻烦的┅┅”不用再引了，有心的读者是不难受到“启发”的，这“启发”就是引导人反思现实生活中的这几年文坛上一桩桩奇事，其争名于朝、夺利于市的劲头，其文人的不惜出卖一点可怜的清高和基本的人的尊严而企求“登龙”的手段，实在不比30 年代的文人们差多少。
我读《文坛登龙术》，深觉它是一部严肃的书。而作者章克标先生著斯书，并非教人学坏，他深恶痛绝于文坛颓风，索性把种种弊端揭了个痛快淋漓，以引起文人的自省。他是严肃的，又是诙谐的，寓庄于谐，其揭露和抨击的力量，似乎更显沉重。这书颇与李宗吾的《厚黑学》相类似，虽然《厚黑学》也被浅薄的书商冠以“天下第一奇书”而招徕读者，有意把它拖入《拍马术》一类的泥淖。看来，过去对《文坛登龙术》的不屑一顾，是有着偏见在作祟了。
话又说回来，鲁迅先生当年是否批判了《文坛登龙术》呢？书后就附有《登龙术拾遗》一文，研读再三，结论是未必。鲁迅先生只是以此书为由头，做了一篇搭题文章（鲁迅先生很坦白地就说他并未读过此书），借以批评邵洵美的。不论邵洵美该不该批评，《文坛登龙术》的被借用搭题，是再清楚不过的。而鲁迅先生和章克标先生之间，亦无冲突，误会或许是有的。章克标先生80 年代初对访问者说过：“说鲁迅先生是位伟大的思想家、中国新文学的领袖之一，并不过誉。”
（ 1990. 6. 2）
书外乱弹
先生之风——我心中的李何林先生
15 年前，正是“四人帮”肆虐的年代，何林先生尚在南开大学任教，时有辅导鲁迅作品学习的文章在内部印出。已经记不清是哪一位朋友给我抄了李何林先生的地址，于是我贸然给他写了一封求教的信。信是发出了，能不能得到回复，在我，实在没有什么把握，甚至不抱什么幻想。我当时估计，先生是不可能回信的。先生虽在南开任教，但他从30 年代的《论鲁迅》，到40 年代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早已是开国内鲁迅研究先河的著名学者，而自己久居商州山地，默默无闻，闭目塞听，虽然也写了一些有关鲁迅的文章，然而浅陋浮泛，怕也是很难进入专家学者之视野的，更何况，文化浩劫，遍于国中，“弄文罹文网”，一场场运动，早已使知识分子不得不变得分外谨慎和警觉（记得此前或此后，从一位老前辈那里抄得一位居住上海的老前辈的地址，遂写信请教什么问题。信发出许久，回信来了。信的开首就坦率地说：‘你来信说从某某先生那里知道我的地址和近况，我免不了写信去问问他，这一点我想你是会予以谅解的。’云云）。我贸然给李先生写信，他信得过我吗？没有想到，过了不久竟然收到他的回信，这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后来才知道，李先生对于给他写信的人，无论亲疏贵贱，都是一视同仁，亲笔作复，而且每信必复。所以，我在收到复信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位著名的学者李何林先生，看得起山野草民，没有什么学者架子。我同时也就自然想起了鲁迅先生给颜黎民写信的事来。这是我对先生之风的最早的深切感受。
这以后，大约通过四五次信，其间，因为开会，也有几次面聆謦欬的机会。李先生给我的第二个深切感受是诚恳坦荡，虚与委蛇是没有的，敷衍塞责是没有的。事无巨细，他总是决不苟且。我平时写字，潦潦草草，只求达意，不求工整，因而常常出错。第一次给他写信，就被他不留情面地指出两处：“来信收到，信封上写的‘高×寄’，（‘×’是写得很草的“信”字）是否信？难定。姑写高信吧，信内文字，倒不潦草。”不经意间，把自己的名字也写错了，使得先生三翻四检，终难确定叫高什么。多亏“信内文字，倒不潦草”，才确定下来是一名叫高信的粗心青年写给他的第一封信。其实，信内文字，依然潦草，说“倒不潦草”，也正是先生的宽厚之处。也是在同一封信里，先生就委婉而明确地指出我把“罗怃”写成“罗抚”的错误。曾有张若谷其人，作说部《婆汉迷》，以罗无心暗讽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信手取来罗无心，化为“罗怃”笔名，以示反讽。我明明知道此中原委，但仍然一直把“怃”误成“抚”。李先生风趣地说：“‘罗怃’不是‘罗抚’，“怃”拆开才是‘无心’，‘抚’拆开就是‘无手’了。”当时读信至此，不禁面红耳热。心中暗想：这位李先生的眼力好厉害呀！倘不是李先生指出，我以后一定会在专著《鲁迅笔名探索》中重犯“无心”变“无手”的错误，这是肯定的。对一个初次通信的并不熟识的青年，如此“不留情面”地匡误指谬，实在是对我这个不够格学生的一声棒喝。的确是一声棒喝，而且还更有无声的棒喝，所谓言教之外的身教：先生来信，从信封到信内文字，莫不工整端庄，一笔不苟，处处流露出严肃纯正的学者之风，堪为我临写的范本。回视自己的信笔涂抹，只有无尽的惭愧，继而从这惭愧中生出见贤思齐的信心。也有几次开会，有幸亲炙先生的教诲，或两人相对，或数人围坐。面容清癯、不苟言笑的李先生从来都是正襟危坐，侃侃而谈，从无倦容，更无厌烦之色。坐在先生的面前听他谈话，听者如我，首先就是杂念顿消，一任他那明净如春雨般的话语，浸润到干涸的土地。11 年前，我第一次到北京访友。当时，中国第一个鲁迅研究机构还暂设在西黄城根一个大院里。接待我的是漱渝兄。交谈未几，研究室要开会了，会场就在漱渝房间的隔壁。漱渝让我在房子里随便翻书和休息，他按时出席。主持会议的是何林先生。会议呢，也只是一般的机关工作会议罢，只听到何林先生清朗的皖北乡音，久久地从会议室内传出。我当时就想：一个职位那么高的领导，一个贡献那么大的学者，就是在这样一个很不理想的环境里，主持着这样一个小小机关的工作会议，这样认真地具体地耐心地安排布置指导着这样一个小小的单位的工作？其实，他完全可以以居家遥控，或者通知几位中层领导来指导安排，而这样的领导者，实在并不鲜见。可李先生却不，事无巨细，必躬亲以行，难怪他身边的中青年学者一提起李先生，无不肃然起敬了。须知，此时的李先生已届75 岁高龄了呵！
李先生是一位严正不苟的学者，同时又是一位对后学霭霭然的长者。这或许正是他道德风范的两个方面，两者合起来看，又组成了他那令人感怀的先生之风的一部分。当我向他请教鲁迅笔名“罗怃”时，他翻查了《鲁迅全集》之后，告诉我：“我查了一下‘罗怃’，在1933 年1～12 月共用了六次”，而关于张若谷的行状和《婆汉迷》，他“都无资料可查”，如果有资料可查，他一定会查出来告诉我的。我想得到一张鲁迅木刻像，那帧木刻就印在他选注的《鲁迅杂文选》的封面上。所以我写信给他。他回信说，他并不认识刻此像的同志。这事原就可以作罢，让我再想法就是了。可李先生一定估计到我的拘谨，怕我失望，又特意告诉我可以向天津人民出版社商借，甚而至于连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地址也不惮其烦地开列给我，而且顺便叮咛一句，《鲁迅杂文选》闻已重排印了，“本子要放大些，是否还用此相，不知”。显然怕我等候此书重印后不见此像而耽误了我的需要。我按他的指点，向天津人民出版社写信，果然得到了陈新同志所刻制的那帧鲁迅木刻像，现在仍挂在我的书房里。我也曾以鲁迅思想转变问题，征询先生有无新的见解。按一般情况来说，寥寥几句就可作答：“我的观点仍未变，可参见拙著某某。”可李先生并不，他是害怕我找不到他昔日的著作，特意用百余字，概括重申了他不曾改变的观点。我也曾于每封信中，也常常在请教之余，向他打听一些我所崇敬的前辈的现状，有些在当时颇为犯忌，别人只会口说，不会形诸于笔墨，或者连口说也分外小心。但李先生对我，竟然毫不设防，满足了我的要求，他谈到周扬、夏衍，谈到了田汉、阳翰笙，也谈到了唐弢、王士菁诸位先生，笔墨间流露出对老朋友的追怀，对一些朋友遭遇的同情。特别在谈到王士菁先生时，还给我开列了士菁先生的通讯地址，说他与“士菁也常通信”，于是我也就与士菁先生通过几封信，从中受到教益。李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只要你有求于他，他总会使你得到满足，那样推己及人，那样细致周到。所谓“先生之风”，自然亦包括这些吧。
李先生病危时，曾自制唁告曰：“60 多年来，为党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人才，坚持‘五四’以后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发扬鲁迅精神，驳斥了鲁迅生前死后一些人对鲁迅的歪曲和污蔑，保卫了鲁迅思想。”这也是李先生对他60 余年生活和工作的总结，实事求是，朴实无华，同时更振聋发聩，掷地有声。他的自制唁告和他那刚直不阿又清可见底的一生，无疑为我们这些后来人树立了一块鲜明的路标：只有继承了鲁迅精神的如李先生这样的人，才有资格研究鲁迅，也才能发扬鲁迅精神。
李先生去了，他留给我，同时也留给我们的是他那令人敬仰的先生之风。
他督励着我们去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事业，用鲁迅先生当年的话来说就是：“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1989. 5. 8）
《郑伯奇文集》佚文及其他
《郑伯奇文集》新近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洋洋近百万言，1000 余页，漆布面烫金精装的一部宏篇巨帙，基本荟萃了郑先生自1920 年到1978年58 年间写作的文学评论、戏剧评论、电影评论、短篇小说、戏剧、电影以及诗歌、散文、回忆录等作品，给现代文学研究者和读者的研究和阅读提供了方便。成仿吾同志曾说过：“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中，郑伯奇同志不是那种叱咤风云的角色，也不是什么头面人物，然而却是一个诚实的、勤恳的、脚踏实地的战士。”也许正是由于此，解放以来，他写作的为无产阶级文学的诞生和发展而呐喊呼号的文字，颇有听之任之，风流云散之势。当然，他是一位自甘淡泊，不尚虚誉，又对自己要求甚严的长者。关于自己的作品，他曾在给一位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信中，十分诚恳地剖白过心迹说：“我深深感到自己的工作和学习都很差，成就极其渺小，根本不配文学研究工作者去花费时间代为搜集旧作、编辑存目。万一研究工作者有这么一点点需要，也应该实事求是，严格地、客观地作取舍，不作丝毫编织，或滥加赞许。因为过作颂扬，只能使我增加愧疚而已，而且还会引起读者的反感。”诚然，郑先生在半个世纪以上的文学生涯中，大抵以文学编辑工作和组织工作为主，他的作品，不少属于时文性质，形势所迫，不得不写，他也并未以作家和评论家自期。但即以这些文字而论，却相当生动真切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学萌芽期和发展期的演进历程，同时，也相当鲜明地留下了作为一位早期的新文学战士思想嬗变的印痕。他们的文学作品，洋溢着二三十年代文学海洋散发的时代气息；他的评论作品及回忆录，则喷薄着浓厚的历史感。成仿吾同志说得好：“中国有句古话：‘文如其人’。伯奇同志的文章著作，正是他精神品格的逼真表现。伯奇同志的精神品格是崇高的、不朽的，他的文章著作也必然如此。”
《郑伯奇文集》的印数仅仅690 册，与一些图书的印数动辄几十万册相比，的确是少之又少。但以我看这起码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真正有价值的文学著作，倒并不一定是畅销的热门货。以《郑伯奇文集》与到处书摊上触目可见到的“情变”、“情仇”或大侠、秘史之类比较起来，天壤之别，难道还不清楚么？而且，我们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靠情、侠、秘史来帮助，也就未免有点滑稽，大千世界，可能还没有这样的先例；以690 册的印数，慨然出版《郑伯奇文集》，却具见出版家的胆识和魄力。出版家当然得讲经济效益，不能老是赔了钱，但光是挣钱而拒真正有价值的出版物于门外，又正应了人们说的“顾前（钱）不顾后（后代）”这句诛心之论。陕西人民出版社出了这部不用说是赔钱的“文集”，我看这钱赔得值得，它的精神效益、历史效益比起经济效益来，不知高出凡几。
得之不易的东西，愈觉珍贵。当朋友赠我的这部《郑伯奇文集》刚一入手，我就推开手头的工作，急切地详加浏览。看来编者在搜集整理郑先生遗文上，是花了很大的气力的。但几十年间，郑先生的文章，散发各处，间有漏收也终难免。比如，反映1932 年1 月28 日淞沪战争的纪实文字，“全集”只收有一篇《两个后防——上海战事回忆之一节》，发表于《微音》月刊1932年10 月的第二卷第四号，如副标题所示，是一篇回忆文字。其时，淞沪战事的硝烟已消散了近9 个月了。但我记得当战斗进行得很激烈时，郑先生就写过一篇十分及时地鼓舞抗敌军民抗敌士气的短文。于是就查，很快从1932年出版的《文艺新闻》上查到了。《文艺新闻》是左联领导的报纸。在“一·二八”战争打响后的2 月3 日，该报出版四开单张单面印刷的“战时特刊”《烽火》，共出13 期，于2 月17 日结束。2 月4 日《烽火》发表有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领衔的《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郑伯奇先生名列其中。8日，中国著作者抗日会成立，郑先生亦为发起人之一。2 月10 日，中国著作者抗日会授命郑先生等11 人，去前线慰劳抗日将士。13、 14 两日，郑先生记述这次前线劳军的纪实散文《前线一瞥》就在《烽火》连载了。这《前线一瞥》诚属郑先生全集的佚文之一。它不但迅速地对“一·二八”战事作了报导，而且以真实生动的笔触，为抗日战士同仇敌忾，守土抗敌的意志与决心留下活灵活现的记录。这里姑且爰录一段：“不夸张地讲，抗日士兵的士气比之日本帝国主义兵士的士气，不可同日而语。这里有活泼勇敢的精神，没有虚矫颓废的气息，有的兵士说：‘从前打仗完全是自家杀自家，这回才是真正打仗，我们很高兴干的！’有的弟兄说：‘打日本不成问题，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又有一位老兵，据说已经吃了十多年粮了，他说：‘日本兵很容易打，他们是来送礼物的。在江西的仗火，那才难打呢。’┅┅一个少年兵依然在弄内跳跃来去，并且时时高唱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其英勇活泼的样子，煞使人可敬可爱。”“一·二八”战争时，国共合作尚未形成，中国工农红军仍被国民党军队所“围剿”，处境艰难。郑先生在这里，借国民党抗敌士兵之口，向世人传达了工农红军的信息，说“在江西的仗火，那才难打呢”，可见红军在被“围剿”中的英勇顽强；郑先生又借士兵之口，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政策直率抨击说：“从前打仗完全是自家杀自家”，是战士们不高兴干的。这些文字，写于1932 年，委实是难能可贵的。我曾在几本现代文学手册一类的资料上看到，全国解放后，郑伯奇先生于1951 年写过剧本《血训图》，是反映土改斗争的；1952 年，又写过剧本《史惠贞劝夫》等。可惜《文集》也漏收了。郑先生解放后的著作，收集当不困难。倘若《文集》再版有期，把陆续发现的佚文，尽行补入，实属必要。再从编辑体例来说，假如能有郑先生的年谱和著译系年附入，亦当为方便学人之举也。
（ 1988.11.29）
想起了郑伯奇先生
偶尔读到一份新印的题为“作家著作录”的索引性质的资料，在郑伯奇先生名下，系有著作一部：《回忆创造社及其他》，乃郑先生的哲嗣所编，1983 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郑先生从事文艺活动垂60 年，其著作虽难说可以等身，大概也谈不到有多少传世之作，但却绝非这孤零零的一本罢。1979年，郑先生辞世，至今才9 年时间，他的著作竟然湮没至此，想起来真令人感到惋惜。
以我的孤陋寡闻，历年来陆续过目的郑先生的著作大抵就有如下十数种：短篇戏剧集《抗争》、《轨迹》，电影剧本《时代的儿女》、《盐湖》、《泰山鸿毛》、《到西北去》、《哈尔滨的暗影》，短篇小说集《墙头小说集》、《打火机》，文艺评论集《戏剧论文集》、《两栖集》、《参差集》，译文集则有《鲁森堡之一夜》、《喀尔巴阡狂想曲》、《电影导演论》等等。出版时间，在20 到40 年代，已属于新文学运动的珍本了，但若留心搜寻，倒也不十分困难。设若任其湮没，不加钩辑，一来对不起郑先生，二来对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也是有损无益的。
郑先生，陕西长安人，早期创造社元老之一，30 年代初期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文学创作、电影创作和书刊编辑工作。有名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就由他编选并撰写导言。40 年代回陕，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则担任文学艺术部门的领导工作。在创造社诸人中，郑先生解放后的境遇似乎不算太好，从他的默默无闻即可看出。昔年，读创造社史料，郑先生留给我的印象是忠厚、质朴、热诚。及至70 年代初有缘拜会，果然证明这印象的真确。70 年代初，饱受浩劫之苦的郑先生已经赋闲，住在相当狭仄潮湿的西安市甜水井旧宅，门前冷落，心境更寂寞，对一个青年人的来访，相当热情。记得谈到郭沫若先生年前的延安之行，他说，虽是故交，但郭老已是国家领导人，见面不易，而且上边对这类故交的见面，限制极严。为彼此处境计，只好失之交臂了。谈到写作创造社史料事，他不禁苦笑起来，说郭老的《创造十年》已经写得很具体，用不着他来续貂了。言谈之间，似有难言之隐。不过，畅谈起“创造”当年，他仍然是不胜神往，使我似乎听到了平静海面下的涛声。以后，我有论文发表，常奉上求教，他总是仔细过目，鼓励有加。有一次我托他代买一部《鲁迅日记》，二月份他来信说：“接到上次来信后，我就去书店打问，没有《鲁迅日记》。又听说将来新编订的《鲁迅全集》中可能收编《日记》，因忙乱，回信一再迟延，很劳挂念，我想托人在北京找找，看能否找到，当再去信告知。”两个月后，他又有信来：“所托《鲁迅日记》已函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朋友代找，最近的回信，说未找到，当继续留意。我想，鲁迅的书籍，最初都由上海出版，上海又有专售旧书的书店，可以邮购，是否去函上海旧书店询问，或有希望。”区区小事，萦萦挂怀，令我感动。时先生已是“雾眼朦胧”，写字不易，且心力交瘁，孤立无援，与先生通信，固然给了先生些许的慰藉，但有劳先生辗转求人，又是悔之莫及的啊！
四年前在上海赵家璧先生处，知郑先生的文集三大卷已经编成。赵先生是“良友”时代即与郑先生相识的莫逆之交。为老朋友编文集是他念兹在兹的心愿。他拿出几大包经他校订的郑先生文集的复印稿让我过目，精编精校，的确费了赵先生的许多心血。后来，成仿吾同志为文集撰写的序言也在《人民日报》发表，四年以还的今日，《郑伯奇文集》出版与否，还是渺然不可知。前述“作家著作录”郑先生名下只有《回忆创造社及其他》一书应景，大概也是难怪的吧！
不论从什么角度来论郑先生，他的著作的出版与研究，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我们对他冷落得太久了，难道还忍心再冷落下去吗？
（ 1988. 3. 25）
郑伯奇先生的《参差集》
郑伯奇先生诞辰100 周年和逝世16 周年纪念活动期间，陕西省市报纸，刊发过几篇纪念文章。这对于几十年来受到冷遇的郑先生确乎是很好的纪念。当然，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有关郑先生研究资料的严重不足和收集不够，个别文章也有大的疏失。比如《西安晚报》6 月26 日刊发的茹节山同志的《回忆郑伯奇老师》一文中的一段话，就属误忆。文章说：“当时，他（指郑伯奇先生）印出了他回到西安所写文章的一个小册子，书名叫《沙滩上的足迹》，他说他的文学活动，就像沙滩上的足迹，会很快被风沙掩埋掉的。”抗战期间，郑先生两度回陕，第一次是1937 年上海沦陷后，自沪回陕，次年，携家入川，在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任职，1943 年二次回陕，次年，西安师范专科学校建立，郑先生应邀莅校担任中文系主任。在西安师专任教五年，直到全国解放。1945 年，在西安师专任教的同时，郑先生又兼职为《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编辑副刊《每周文艺》，茹节山同志回忆的正是郑先生既任教又兼职编辑的这一段时间的情况。
这段时间，郑先生出过《沙滩上的足迹》这本小册子没有？没有。但倒是出过一本名叫《参差集》的小书，时间是1946 年6 月，出版单位是西安大陆图书杂志出版公司。这本书是西安文化界人士为庆祝郑先生50 寿辰而出版的。如果把郑先生1920 年发表的新诗《别后》定为他从文之始，那么，到《参差集》出版，刚好是25 年，所以，《参差集》也可以看作是对郑先生从事文学活动25 周年的纪念。抗战期间为著名文化人举办的此类纪念不少，比如郭沫若创作生活25 周年和50 寿辰纪念活动，曾于1941 年在重庆举行；茅盾创作活动25 周年暨50 寿辰纪念活动，于1945 年亦在重庆举行过。1944 年重庆也为老舍举办过文学活动20 周年纪念。
关于《参差集》，郑先生曾在后记中这样介绍过：“这是一部名实相符的集子。里面有比较严肃的散文，也有相当零碎的感想，有带点游戏性质的文字，也有可供研究资料的译文。内容虽说不上五花八门，而参差不一却是真实的。书中还收进了一些旧稿，不过都是经过了选择，而且其中有几篇是仔细修改过的。”郑先生一生著述十余种，倘以散文而论，这《参差集》是惟一的一本，而且，几十年间到1979 年郑先生逝世，郑先生在陕西出版的图书，这《参差集》也是惟一的一本。尽管这本书是由几位朋友热心鼓励，“我才勉强编成”的，然而，郑先生对此书的出版依然是相当认真的。
《参差集》大抵是郑先生三四十年代散文的选编，诸如发表在30 年代《良友画报》上的《新三都赋》、《海与恋爱》、《冬》，发表在《申报》上的杂感随笔《谈狗》、《新年的吉利话》，发表在《太白》上的《婴儿的梦》，也有发表在《文坛》上的为纪念郭沫若50 寿辰而写的回忆录《二十年代的一面——郭沫若先生与前期创造社》。这篇回忆录，恐怕也是较早记叙创造社历史的一篇文字。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沙上足迹》一文，副题为“文坛生活25 年”，发表于西安《高原》第一卷第二期。这一期杂志为郑先生文学活动25 周年特辑（1944 年12 月），重庆西安几位朋友皆有祝贺与纪念之作刊出，特别是郑先生的老朋友郭沫若自重庆寄来《争取今天》一文，热情洋溢，恳挚拳拳。郑先生在《沙上足迹》一文起首就此深表感谢说：“尤其是沫若兄的文章里面，对我的缺点，曲加原谅；对我应努力的方向，恳切指示；老友的深情厚意，使我无比感激，无比兴奋。”然后，十分谦逊地概述自己25年间从事革命文学活动的轨迹后表示：“成绩却是太少了，想起来，不禁惭愧，这25 年间，自己所留下的，只是沙滩上的一点足印而已，时代的巨浪将要一洗而无余，想到这里，真是不寒而栗。还有什么可纪念的呢，还有什么可纪念的呢！”郑先生对这篇回顾总结性的短文，十分重视，所以先在《高原》纪念专辑发表，一年多以后，又收入《参差集》，显然在表示“惭愧”的同时，又有鞭策自己的用意在。
50 年后的今天，茹节山同志的回忆文章把《参差集》误记为《沙滩上的足迹》（应是《沙上足迹》）也足见此文对一个青年学子的印象之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似乎也启示我们，对老一代作家的研究工作亟待加强。就我们陕西省而言，如郑伯奇先生这样的前辈，并不是很多，倘任其资料湮灭，或以讹传讹，作为晚辈的我们，才真的要“不禁惭愧”和“不寒而栗”！
（1995. 7. 26）
何时共论文——追怀钟朋教授
结构力学专家、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教授钟朋先生10 月29 日逝世的消息，我是在11 月21 日的《光明日报》第二版左下角那个特定的位置上看到的。钟老以74 岁之华年告别这个世界已经40 多天了。
知道钟老，已经是七八年前的事了。似乎是庆生兄有一天向我谈起，说冶院有一位老教授，收藏现代文学出版物极富，而且这方面的知识相当广博，庆生并怂恿我专程去拜访这位老人。当时，并未引起特别注意，加之长年劳作于南山，失却了造访的机会。后来，从一些大报上读到一位梁永先生的文章，都是关于现代书话方面的。我曾猜想，这位梁永先生，可能是京华某位老前辈的化名吧。到了今年3 月，在西安读到《读者之友》上一篇评论拙著《品书人语》的文章，从行文上看，作者对我的写作情况相当熟悉，这确乎令我惊异。而作者偏偏又是那位梁永先生。我不免在我记忆中搜索与我有联系的京华友人，一无所得。旁边的吴成瑞老师笑道：不要再猜了。这位梁永就是冶院教授，近在眼前的钟朋先生！我蓦然想到多年前庆生兄对我说过的冶院那位教授，当是近在眼前的钟朋先生无疑了。我急切地驱车冶院拜访钟先生，这不仅仅是对他至诚崇敬，更是为了向他聆教，求他指导。
钟老刚从图书馆查阅资料回来，大衣棉帽口罩，使他矮小的佝偻的身材显得更小。听到钟夫人讲我在坐等的话，他赶快脱去大衣跨进客厅，紧握我的双手，用浓重的豫东方言道问候。不等我开口，就亲切温婉地问长问短，我一一作答，他频频点头。谈起外地一些前辈的情况，他起身从书房拿来一本精美的册页，一一指给我看，施蛰存、牛汉、胡絜青、吴祖光、新凤霞、黄裳、赵清阁┅┅诸多新文艺家的题词题诗和丹青，使我了解到钟老交际之广，难怪他的书话文章曾给我造成京华某老所作的错觉。我看他保存的剪报，一大包，大概有百余篇，都是他近几年劳作的成果，大都发表于《文艺报》。署名，除我所熟知的梁永之外，尚有钟朋、钟良运。我就猜测出来，钟先生名朋，大概字良运，梁永应该是他表字的谐音罢；我看他的藏书，盈架盈柜，决不弱于专搞现代文学研究的许多教授。在书架上有一本我主编的《商洛文艺丛书·文学卷》，我惊异地问：“此书是内部出版，您老怎么得到的？”“街上买来的，无非为了看你那篇长序！”的确，他在文章中就谈及我这篇长序的，我真后悔，当初没有给先生寄赠，辜负了先生对我的关注之情。谈到张又君、唐弢、赵清阁在陕西出版的一套《风雨小品》，先生说，那正是他组织来、交给陕西出版的。我同时也知道了，他推荐了朋友的著作并得以出版，而他的完全可编入《风雨小品》的一本谈书的书，却至今被束之高阁，问世无期。先生谈到我，他说，他原以为我也是上了年纪的人，想不到还这样年轻，真是相见恨晚，并让我也在册页上题词。我受宠若惊，说我担当不起，但终拗不过先生的盛情，后来在册页上抄了两句古诗：“何时一樽酒，相与共论文。”酒，我并无嗜好，我只想有更多的机会向先生请教，感受先生对现代文学、对友人、对后辈的温馨的情爱。
今年10 月中旬，我举家迁入西安。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庆生兄，又谈起钟先生。我们还相约改日同去看看老人。今后同在一个城市工作了，后会之期应该是很多的，或者用不着急。谁能想到，先生竟如此匆忙地归去了，
我来了，他去了，今生今世，难践“相与共论文”之约了。
钟先生的去世，当然是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一大损失，但钟老对文学的挚爱，对后辈的奖掖却会永远耳提面命着后来者，因为我知道，我仅仅是钟老众多地关注与施惠者之一呵！
（ 1991.11.28 西安）
一卷遗文倍有情
钟朋先生，笔名梁永，书斋名曰雍庐。据先生自解：斋名“是由梁永之‘永’生发出的，‘永’是‘永远’，‘雍’是和谐，我家本和谐，题为‘雍庐’，实为纪实。”先生在这里只说了梁永和雍庐的音变，却未说明梁永与他本名的关系。这里我斗胆姑作解人：记得在钟先生生前，一次让我检阅他的剪报，犹记得在一则发表于《文艺报》的短文上，看到先生曾署名钟良运。由是，我猜测先生也许有过一个本名或表字就叫钟良运。大概嫌良运偏俗，因此按谐音，演变出一个梁永的笔名，再由“永”生发出“雍”，由“雍”生发出“雍庐”。在雍庐所作的书话，迳取名为《雍庐书话》，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罢。
《雍庐书话》的结集计划，梁先生生前肯定曾经有过。岂奈人生无常，天不假年。如果他不是1991 年12 月遽然仙逝，也许会亲手编辑。先生逝世后，这编集的担子就落在一樵、光珞母女肩头，那初衷只是在于给先生留一点纪念吧！书稿先是送给一家出版社，放了一段时间。也是这个时候，我见到了为此书的问世奔走不息的先生的爱女光珞，深为她对父亲的一片爱心所感动。再后来，南京书评家、作家徐雁先生知道此稿，来信有意用最好的规格，最快的速度出版此书，其对书话之作的热情和果断，更使我心折。再后来，书稿南下，迅速进入出版运作过程，不到两年，《雍庐书话》顺利出版，刚好赶上了梁永先生两周年冥辰，这是足令生者为之欣慰的。书出之时，特制毛边本百余册，光珞、徐雁各赠我一册。徐雁更为手头几本毛边本编号，我的编为42 号，暗含我的生年为1942 年之意。书爱家的情怀，尤为可感。梁永先生一生爱好新文学著作，及到退休之后，方能好整以瑕从容翻书著文，几年下来，成果斐然可观。只是，这《雍庐书话》未能在先生供职于斯，写作于斯，终老于斯的陕西出版，终是有点遗憾。但再一想，这书倒也未明珠暗投，天造地设，落到精于书道的徐雁先生手里，又得出版社诸领导的珍爱，这才有了编辑、装帧、印刷各道环节的各擅其美。梁永先生泉下有知，定当展颜一笑，而不仅仅安息也。关于现代书话创作的渊源，有位先生曾设过一喻：阿英为鼻祖，唐弢为圣人。比喻，固然难免蹩脚，然比喻却也有道理。鼻祖有开创之功，圣人有吐哺之劳。阿英先生的开创之功且不讲，60 年代，唐弢先生《书话》一卷以出，确乎给早已式微的现代书话写作吹来一阵煦然春风。60 年代以降至今30 余年，专注于书话散文的作家，大概已有双十之数，在这个并不很大的写作群落中，梁永先生应属佼佼者，虽然他的作品并不太多，且已成广陵绝响。但不用怀疑，在将来的书话史或散文史上，自会有他一席之地。他在书话写作方面的成就，晚辈之如笔者，即使拍马也赶不上其万一。倘按下《雍庐书话》的成就不表（各地朋友已写了许多），梁永先生及其书话写作这一事实的本身，给予我们的启示也是多方面的。启示之一，是他对文学的由衷热爱和执著的探求。梁永先生是以高层建筑工程名世的理工科教授。几十年来，这专业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早期的对文学的兴趣，充其量也只是业余爱好。可贵的是，这爱好这兴趣，几十年之中，从无稍衰。直到衰暮之年，用世俗眼光来看，是功成名就了，也仍然如此，且用力更勤。难怪，舒芜先生在《积极的文学结缘者》的序言中说：“我算是以文学为专业的，我自审在新文学书刊的搜求校阅方面的兴趣和努力，比这位建筑工程学家要差得老远老远，很感觉惭愧。”舒芜先生的话，当然出于自谦，但平心而论，据我看，梁永先生对新文学书刊的搜求校阅和研究，确是当今多少文学教授难以企及的。三年前，梁永先生去世后，我曾在《何时共论文——追怀钟朋教授》一文中写道：“我看他的藏书，盈架盈柜，决不弱于专搞现代文学研究的许多教授。”有的朋友看到后，不以为然，说我小看了现代文学教授。现在看来，这断语似乎并无大错，舒芜先生的断语不是也是这样的么？应该再补充一点的是，从《雍庐书话》所折射出来的，还不仅仅是藏书，同时还有他研究现代文学的独到的心得和开阔的视野，也许更是一些专门家所难达到的：教学不易，写论文不易，但要从根本上，从原始资料的搜求与分析上理清现代文学的端绪，则愈需功力。更何况，梁永先生还有两部研究专著《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咏苏零文》尚未付梓。微观与宏观，概述与细论，梁先生都有了。即使是专事现代文学研究者，也不过如此！难得的是，这一切皆出于业余，即孔夫子所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退休以后，业余转换为“专业”了，无奈又年事已高，虽然可以走南行北地会会作家朋友，到大小书店淘淘旧书，毕竟心有余而力不足。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热爱文学始，以献身文学终，在梁先生的生命史上，文学之缘若一根红线，贯穿始终。有心人，天不负，信哉斯言！
启发之二是，梁先生治学，并不以珍本秘籍自炫，他的书话作品，大都利用并不稀见的版本开讲。他曾写有《我的珍本书》一文，附录了他所珍藏的所有珍本书百余种，大抵是作家签名本和抗战前、解放战争时期所出版者，再一类是“文革”中所印的非正式出版物。如果撇开第三类不讲，一二类的出版年限最早者为1928 年的《菊芬》，最晚者是1954 年的《茅盾小说讲话》，对于搜求现代文学版本的学者来说，这些珍本恐怕也显得一般。然而，梁先生却以这些珍本为基点，发掘了那么多的现代文学史及出版物上被人们忽略的故实，包括作者的、作品的或版本的。这就不能不端赖于先生的博览旁收和认真精细。以《郑伯奇和〈打火机〉》，一篇为例，《打火机》是郑伯奇惟一的一部小说集。梁先生说：“郑伯奇不以创作名，更不以小说名，但有几篇小说却确实写得不错，《打火机》这篇就是其中之一。”由《打火机》引出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描述的当年郑伯奇的形象；继而又引出赵家璧在《编辑忆旧》中追述的他与郑伯奇的最初的交往；更以《打火机》一书的广告文字看出它的作者对小说的自我评价，以及柯灵的《追思》一文中所称誉的郑伯奇之所以被称为文学和电影“两栖动物”的由来。文尾更提示读者从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一分册的传记词条去认识郑伯奇先生。《郑伯奇和〈打火机〉》全文两千余字，梁永先生共引据4 部著作中有关的材料来充实、来阐释，这正是就书论书的书话所不能达到的，也显示了真正意义上的书话的文字魅力。再举一篇《萧乾和他的〈篱下〉》。先引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册中对萧乾的介绍，又引茅盾在《茅盾文艺杂论集》上册中对萧乾创作态度的评价，再引符家钦《文艺使者——记萧乾》（载《百花洲》1984 年第3 期）中对萧乾小说，包括对《篱下》的高度评赞，文末更以新的资料描述了今天萧乾的生活风貌。值得注意的是，这新的资料，一件是1980 年版《当代中国作家风貌》中香港作家彦火的《进行第三类接触的人——萧乾、毕朔望赴爱荷华过港侧记》和香港《开卷》杂志。以刊物而论，既有大陆上比较偏远省出版的，又有遥远的香岛出版的，这就更见梁永先生资料搜集之广和研读功夫之细微了。由此，我也联想到，我们现在看到的个别书话文章，何以显得干巴？或者是翻箱底，以真本炫耀，或者是谈掌故，使书话沦为“文人轶事”一类的东西。书话本身应具有的“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气息”（唐弢先生语），畸多畸少，畸轻畸重，畸有畸无，恐怕是主要的毛病。书话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是专家，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来，又是杂家。一身而二任，也才能如梁永先生这样知识渊博，信口开讲，放笔抒写，无规矩而自成方圆。当然，我们不能为写书话而写书话。如果不怕被人讥为功利主义者的话，我倒是主张书话的现实意义。30 多年前，唐弢先生在某些书话中，曾经联系过当时出版界的现实。后来可能为避免“今不如昔”的指责，在结集时删掉了联系现实的内容（详见笔者《书话“出格”的断想》）。我对此是不以为然的。近10 年前，在一部散文集的序言中，我曾经表述过自己的“约法三章”，即：着笔往昔，着眼现在，追求史料性知识性与现实性的联姻。读《雍庐书话》，我很高兴地看到，梁永先生在侃侃而谈现代文学版本时，也时时把他的笔锋，指向一些令人失望的当代出版物。他写过一篇《文人的照片和画像》，就为80 年代新版《文人剪影》删掉原版的文人像多幅而惋惜；对《钦文自传》和《聂绀弩传》前的照片的两人同一照片的疏忽而表示不满；至于校对，先生则指出唐弢的《晦庵序跋》一书书脊竟印成《晦庵序跋观》之误。梁先生说，以上两书的出版社都是著名的出版社，竟在照片上、封面上出现这样的差错，“不能不说是当代出版史上的奇闻了”。在《谈刊误》一文中，更不厌其烦地列举了一系列新出版物，诸如《干校六记》、《蕴华集》、《啼笑姻缘》、《乌篷船》、《周作人概观》等处的误排误印，连带而及电影、电视字幕中的错别字，淋漓痛快地给予针砭和批评。历来论文有“不愠不火”之说，据说这是作文的极致，是成熟的标志。在某些地方可以这样来评判罢。但我总是以为，“愠”固不足取，“火”倒不妨有之。书话倘烟消火灭，那倒真会显出一副鲁迅批评过的“不死不活相”，那么，书话的现实性既无，其存在的必要也就岌岌可危了。当然，这仍然端赖于博览，端赖于沉潜于中的精细和认真。说到底，还是一位真正的书话作家的功力。
友人徐雁君说：“好书是不应该寂寞的。”如果还应有所补充的话，那就是“好书是不会寂寞的”。因为“不应该寂寞”，这印数只是1500 册的《雍庐书话》的字号、版式、装帧设计及篇目设置，均俱见匠心，一册入手，书香醉人。这在近年出版的同类图书中是不多见的，梁永先生有幸，他的书落到了真正的出版家和编辑手里；“好书是不会寂寞的”，表现在一卷以出，好评如潮，或转载，或评介，在读书界引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震动。一位自甘寂寞淡泊的积极的文学结缘者，就是用这一卷遗文，为他爱书的一生划下了圆满的句号。
（1994.12.11）
忆我三师
三位我在初中时代的语文老师，令我难忘。
50 年代中期，商州依然闭塞落后。中学教师多来自外地。那时的大学毕业生，对分配到山区，似乎并不畏难。“祖国处处是我家”，“哪儿艰苦哪儿安家”，并不仅仅是两句歌词。因此，每当新学年开始，一批新老师带着简单的行李，操着南腔北调，在孩子们簇拥下，当众亮相时，看不到愁眉苦脸的委屈相。不过那时节，政治运动也频繁，教师变换也频繁。初中三年，换了三位语文教师，就是证明。
初一的语文教师姓万，瘦小精干，正是四川人的特点，又不无一股潇洒风度。20 岁出头，孩子气尚未脱尽。时间长了，他也学几句商州土话，可惜往往把商县念成桑县，无论如何也变不过来。讲孟姜女哭长城课文时，男孩子微笑着看定万老师，大胆一些的，竟然偷偷向万老师做鬼脸；女同学呢？低着头红着脸，抬也不敢抬。什么原因？原来课本中孟姜女的丈夫就叫万喜良，与万老师的名字，仅仅一字之差：万老师叫万庆良。师生之间年龄大概相差七八岁。老师讲得如醉如痴，学生听得免不了因喜良、庆良这一字之差而走了神。课堂提问，答及万喜良时，生怕走了嘴，冒犯了年轻的万老师，尽管大家知道，万老师决不会因此而动怒的。万老师崇拜鲁迅，而学生对鲁迅却生疏得很，虽然课文中也选着鲁迅的小说。记得他房子的墙上就贴着一张杂志上剪下来的油画《鲁迅和青年》，从那时起，一位留着短须的瘦小老人走进了我的记忆，连同那油画作者的名字黎冰鸿。
反右一结束，万老师不见了，后来听说已被遣送回到他那天府之国的万县了。但那时，天府之国对于他来说，恐怕不会成为天府的吧。代替万老师的是一位孙文艺老师。孙老师与万老师里里外外大异其趣：关中汉子，高大魁伟，部队文化教员出身。走如风，坐如钟，站如松，一切经过制式训练，初看似乎是一介武士，学生不免畏大于敬。待一开课，漂亮的板书令我们咋舌，讲起课来，音色浑宏，又抑扬顿挫，可谓声情并茂。唐弢的散文《通向共产主义社会》是课文之一。开头那一段：“汽船在俄罗斯的母亲——伏尔加河的胸膛中航行着，船头激起两条水纹，斜着向左右披分，渐远渐平。河东岸，沙洲上一望无际的森林，由于涨潮的关系，沿河的芦苇都没入水中。河水是混浊的，然而天空却一碧澄澄，太阳从树丛里洒下碎金似的闪光，五月的空气分外清新，凸胸鸠在远处叫唤。我忽然想起屠格涅夫笔下俄罗斯的大自然。美啊！”这段描写，30 多年后的今天，我仍可以一字不拉地背诵，而每每背诵时，孙老师那沉潜于中的神情和韵致就浮现在我的脑际和耳畔，连同那一声深情的感叹：“美啊！”在这时候，威严的孙老师仿佛变成了一位情致绵绵的诗人。听孙老师讲课，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听，教室外响起了腾腾的脚步声，教室里刹时安静下来，孙老师大步跨上讲台，目光炯炯，扫视全室，漂亮的课题飞上黑板，他用他全部身心引渡这几十位孩子去遨游神圣的文学殿堂。
孙老师不久又不见了，替换他的是一位本地老师郭敏厚，才从大学毕业，讲起课，说起话，还显得腼腆。也许刚刚由学生变成教师，所以当面对我们这些比他小不了几岁的大孩子时，常常是不苟言笑。但学生可不怕他，大于学生四五岁的老师无形中成了学生的兄长。课自然讲得很认真，简直一丝不苟，一字一词，必要讲得你知源知流。更可感念的是，他鼓励学生作文。班上有三个男生，包括笔者在内，喜好文学，每次作文，三足鼎立，看谁得分最高。郭老师有意鼓动竞争，甚或让我们比谁作文写得最长。三位小伙子，着实也下狠劲地写长，你长我更长。郭老师不怕长，一字一句地阅看，一字一句地改正，一篇一篇地评述记分。我不懂教育学，但我深佩郭老师这种让学生放笔作文的办法。学生在这里可以自定题目，然后驰骋想象，抒发感情。我说不清，自己以后走上文学之路，是否与放笔作文有关，但从此爱上了写作，则是可以肯定的。
启蒙老师最使人难忘，特别是这三位启我文学之蒙的教师于我。30 多年过去了，万、孙二位想来也只50 多岁，正当壮年，也许早已走出了时代为他们设置的坎坷之途，正在我所不知的地方仍然为国培养英才。郭老师已是师专的副教授了，在古汉语研究上颇有成就，偶然见到我这30 年前的学生，依然慰勉有加。我每每想起他们或见到他，就感到一种难以言宣的精神力量，我应该怎样努力，才不辜负他们的培养之恩呢？！
（1990.3.30）
离不开你——我与商州图书馆
和图书馆结缘已有30 多年了。30 多年以来，我由少年到青年再到中年，商州山地的大大小小的图书馆一直扶持着我，帮助着我，引导着我。每一想起这走过的长长的自学道路，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些图书馆，那些我所熟识的或不熟识的，健在的或已经过世的图书馆的师友，那些给了我知识和力量的数以万计的图书。我离不开你！就像孩子离不开母亲，学生离不开老师和禾苗离不开太阳一样。
商州，自古以来就是一块苦焦的地方。八山一水一分田，山高水险，闭塞偏僻，经济文化历来落后。最近我看到刘庭芳先生写的《商州图书阅读小史》，才知道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 年）商山书院改为商州中学堂，始有阅览室之设。1942 年，借孔庙的大成殿成立了县立图书馆，以大成殿五间大房作书库和阅览室。书库倒不甚小，可惜只置有两个五层的书架，藏书的多寡，也就不言而喻了。所幸的是，1942 年，也是我出生的那一年，尚没有赶上那个图书之于商州显得特别生分的时代。全国解放后，商州的文化生活才算与新时代的脉搏共震起来，虽然这震动依然相当微弱，与通都大邑是没有办法比拟的。几十年来，我就生活在这书籍的稀疏的林子里。我没有奢望过坐在窗明几净藏书百万卷的大图书馆里攻读，我更没有理想化地希求于宋元椠本或新文学运动初期原版书给我带来欣喜。我知道，只要我不离开这些简陋的山地里的一个个小小的图书馆，我仍然可以得到求知的满足。
最早和图书馆打交道，当然得追溯到少年时代。那是50 年代中期，我在初中求学。这所中学，历史颇为久远，听说他的前身就是清末的商山书院，至今还保存着当年镌刻着校名的石碑。学校有历史渊源，藏书也算丰富。三间阅览室，楼上是借书的地方，木板楼，一到借书时间，楼梯楼板的笃笃声不绝于耳。在那里，我读了当年正风行一时的苏联翻译小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暴风雨所诞生的》、《静静的顿河》以及1958 年后所出版的《红岩》、《青春之歌》、《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全部是洋溢着革命激情的文学作品。我至今也不怀疑，它们在相当程度上给我以熏陶和感染。起码比现在的小青年专看通俗小说抑或麻衣相法有益得多。也是在那个小图书馆，我接触了鲁迅先生的有关读物。其时，语文课本分为文学和汉语两册，文学课本就选了不少篇鲁迅的小说和散文，记得司徒乔的《鲁迅与闰土》的插图和沙更思的“鲁迅画像”就印在课本里，对鲁迅先生的小说的喜爱也就始于那时。也就是1956 年，全国各报刊隆重纪念鲁迅逝世20 周年，回忆文章极多，刚好给我提供了更多地了解鲁迅先生的条件。黎冰鸿的油画《鲁迅与青年》，莫朴的油画《鲁迅与祥林嫂》也就在那时牢牢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唐弢先生的《鲁迅先生的故事》、冯雪峰先生的《鲁迅少年时代的朋友》刚好也于那时出版，我从图书馆中借出来，读了不止三遍四遍。一代文豪鲁迅先生自此从那间小小的图书馆走进我的生活，此后，一直令我不能忘怀，10 年后，我自然而然地投入了鲁迅先生的研究者的行列。现在，那间昔日的图书楼早已消失了，但那栋显得笨重的砖木结构的小楼，那靠天窗照明的楼上借书处，那被多少少年求知者踏得笃笃作响的楼板楼梯和放着一排排木桌的阅览室，甚至那楼外的一丛繁茂的紫红的野玫瑰，仍然温润着我的心灵。正是它们，引渡我到了一个崭新的知识天地呵！
大约还是那个时候，商州有史以来第一家公共图书馆成立了。那正是党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后不久，是知识正在增值的时候。新馆就座落在商州城里最美的莲湖公园东侧高台上。一排西式的平房，内藏南下北上购来的一批新旧书籍。几块小花圃里遍植花草小树，齐腰花墙，围住了图书馆所独有的安谧。它的藏书和期刊报纸，已经是中学图书馆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了，它自然又成了我课余假日流连忘返的所在。一位老年馆员，名叫鱼正农先生罢，颀长的身材，消瘦的面庞，大概担任图书出纳工作。他极少言语，默默地借书，默默地给破损的图书糊上牛皮纸的封面并用毛笔写上工整的书名，我极少看到他有清闲的的时候。我看书很快，一本小说，两天就看完了。时间一长，鱼老先生就开始问我：这书中写了什么？你读后有何感受？有时，我答不上来，这时就不免面红耳赤。细读与泛览毕竟不一样呵！鱼先生对我说：你正在求学，读书时间难得。要读，就读些你最需要的，而且读细读精，如何呢？我知道，鱼先生并不是厌烦于我的频繁借还，他正是指给我有效的读书方法。这以后，我读书就审慎得多，认真得多，生怕被鱼先生平静的提问与和善中带有威严的眼光所逼视。这颇有点像爱护孩子的父母诱劝孩子节食。我记着这位善良的默默从事着平凡的工作的前辈。另一位老先生叫杨伯芳，外乡人，很严厉，听说是1928 年入党的老革命，不知怎么被送到这小图书馆里来，五十多岁了，却没有老态，看得出是有过非凡经历的老人。他专管阅览室：每天下午，准时换报换刊，绝无延误。然后戴上一副老花眼镜，坐在阅览室一角看他的报纸，且不时地从镜框的上沿，注视着他的读者，随时制止小声的说话。他是一位尽职尽责又有点厉害的人。这厉害却又保证了阅览室永远的安静和整洁。我是阅览室的老读者，和他老人家经常见面，也就熟识起来。有时，吃饭迟了，跑到图书馆，老远里见门已开，迫不及待地翻花墙而入，被他发现后，规规矩矩地站在他面前接受训斥；有时，急忙挑几份要看的新报新刊，藏在正看的报纸下边，又被他发现，毫不客气地让我交出来。虽然一犯再犯，他老人家却对我没有厌恶之感。有一次竟对我说：“你爱读书，这我都看到了。但别人也要看呀！你一个人占几份，别人看什么？下班后到我房子来继续看吧！”夏日天长，我总得在他房子呆到天黑，冬日天冷，他温暖的房子又成了我依恋的读书室。看完了新报，他总和我谈谈学习、家庭和生活，或者硬让我吃几颗糖，喝点热水。这时候，他一点不凶，宛然一位和蔼的老爷爷。有一年暑假，他和鱼先生推荐我去帮助他们装订旧报，而且薄有报酬。这真令我喜出望外！家庭生活固然困难，几元钱也可以聊作小补，更高兴的则是可以从容地温习那些当时读过的好文章。20 多年过去了，当年由我装订整齐又写上报名刊期的旧报，还可以在报库里看到。而每一看到，我就回忆起那一段青年时期的读书生活，当然更想起鱼先生和杨先生。可惜他们都在十年动乱中死于非命。唉！多么好的两位长者呀！他们倘活着，也不过70 多岁。我怀念他们，不仅仅在于他们给了我读书的方便，更在于从他们那里，我学到了更多的做人的道理。
初中毕业，升入高中，虽然高中也有图书馆，而且高中图书馆对我有了更强的吸引力，但那初中的图书馆小楼，那莲湖之滨的花园样的县图书馆，依然是我驻足之所，像回老家一样，隔三岔五拜访那几位耳提面命我、给我以言传身教的先生。
高中图书馆的藏书，当然比初中图书馆要多，一间平房，内借书外阅览，再也听不到笃笃的木楼板的响声了。管理员是一位叫做潘德隆的湖南姑娘，明澈的大眼，苗条的身材，两条当年常见的女同志的齐腰长辫，娟秀而精干。也许是长期室内工作之故，她面色苍白，尽管只比我们年长六七岁，可感情却难以沟通。在我们眼里，她寡言又严厉，那口湖南话，听不懂；我们这帮山区小伙子，毛毛焦焦，与她的文静又形成明显的反差。可我们不能不佩服她的能干：借书室里，一排排玻璃门书架，打扫得干干净净；阅览室外环墙张贴着图书分类目录，毛笔小楷，是最原始的检索方法。潘老师恐怕已听到我爱读书的好名声，不免对我这个读者分外优容：书是可以多借几本的，甚至可以破例放我到藏书室自己找。那一段时间，《人民日报》正在连载晦庵的《书话》，《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也在陆续发表。我对这类文字，读得如醉如痴。把几十篇《书话》，一篇不拉地抄到小本子上，有好十几篇就是在礼拜天，一个人坐在阅览室抄写的。礼拜天阅览室照例不开门，潘老师提前通知我：你可以到阅览室看报。第二天我去了，报纸已经经她整理，一叠叠放在桌子上，泡好的茶正在桌上冒着热气。放我入室，她在外面洗衣服。我心中一阵阵发热，一个穷学生怎样报答老师的这一番盛情呀！那段时间，我在遍读馆藏有关鲁迅的研究著作之外，又旁涉了关乎现代文学的入门著作。晦庵的《书话》，那一字字抄成的优美的散文对我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潘老师在某种意义上，是我进入文学堂奥的引路人，尽管她并不搞文学研究，但她大概也没有想到，她对我的“特殊优惠政策”就决定了我一生的生命走向。在那一段时间，我在北京《图书馆通讯》杂志发表了一组漫画：《亦工亦农亦馆员》，时间是1959 年第2 期，我对我心中的图书管理员，献上了一支稚嫩的歌，虽然那组漫画的内容和技巧，现在看来并不足道，但它毕竟是我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作品；另一篇是散文：《商中图书馆散记》，是记潘德隆老师为教学服务的事迹的，发表在地方小报《商洛日报》上，现在看来，已经成了有纪念性质的文章，而难忘的潘老师早在20 多年前已经逝于疾病，没有回到她那三湘故土去！
图书馆的师友把我引进文学之门，我的处女作又是关于图书馆馆员的，我和图书馆也真是有缘呵！
60 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烽火乍起，作为文化载体的图书，在劫难逃，焚毁、查封，顿时变成一切罪恶的渊薮，商州山区本来就羸弱不堪的图书馆备受摧残。我只有靠那些秦火之外的图书的孑遗和关心我的图书馆的师友，勉强维系我对知识的一点痴情。我记得，一位图书管理员，几次在黑夜给我逐册送来1958 年版的《鲁迅全集》。他对我说：馆里藏书，早被洗劫。这一套《鲁迅全集》是他东塞西藏保存下来的。知道我爱鲁迅，就让我保存着，也可免明珠暗投之灾。70 年代初，我把这十大卷《全集》读了三遍，使我受益无穷。利用下乡的机会，我曾遍访被捣得七零八落的县图书馆和中、小学图书馆，尽力抢救随时可能遭厄运的图书。郭沫若作诗，力群、李桦等木刻的精装本《百花齐放》就拣之于一个农村中学废弃的书堆中；50 年代初出版的唐弢编《鲁迅全集补遗》及《续编》，是得之于一家图书馆待处理的废纸中，由那部书，我写出了考证鲁迅佚文真伪的论文；从《新青年》的成套影印本（在那部可贵的巨书中，陈独秀等人的名字已被红笔勾去，也真得佩服造反派的愚蠢的“认真”）中，我翻检排比，理出了鲁迅早期作品《随感录》的脉络；《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的翻印本，使我领略了那位极受鲁迅尊崇的德国画家作品的风采；宣纸本《嵇康集》，带给我一睹鲁迅先生手泽的无尚欣喜。我更记得，70 年代中期，正是“四人帮”及其党徒们最猖狂之时，我被无故调出文化系统。我当然是不能甘心就范的，于是上诉，斗争。最后闹到被停发工资，房门被撬，扫地出门。那是我生命中最为暗淡的日子，也是情绪最为激愤的日子。我蛰居在故家的小屋里，用朋友资助我的稿纸，把一腔愤怒变为拚命地对学术的追求。稿子发出去了，就有人跟踪告状，报刊来了信，也被人拆阅私毁，我真正领略了领导防之惟恐不严，熟人躲之惟恐不及的人生的大悲哀、大孤寂。这时，一位图书管理员却不怕什么外来压力，给了我随时到他势力范围翻看资料的机会，大概有两年之久，一直到我获得斗争的胜利。这两年，他给了我心灵的慰藉，他的义举，使我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并非仅仅是欺诈和诬陷。是的，他在我这段悲苦莫名的日子里，赐予我的不光是知识，而更是信念和力量。
十年浩劫收场了，阳光又普照在学术研究领域。我可以一身轻松地到省
内外参加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学术讨论会，可以向社会奉献出我的研究成果，这成果也有幸放到我迷恋几十年的书架之上，我更可以从容地到省内外大图书馆去查考资料。时代真是不同了呵！但我难忘二三十年来所受惠的那些小小的图书馆，那些善良的图书馆员们。我后来也有了自己的书斋和藏书，林林总总，比之于几十年前商州大成殿里的图书馆，比之于小县城公共图书馆的有关专业藏书，已经是全面完整得多。几位朋友说：这下你可以坐拥书城，不上图书馆了吧！我说：不然！过去，我离不开图书馆，现在和将来，我也离不开它。我生活在这伟大的时代，我要竭力把自己的工作纳入时代的大潮。这“时代”二字，是一个如此广泛的伟大的概念。而这时代的浓缩，则在图书馆。应当说，我也有幸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地区图书馆，省内闻名的文明单位就在我家的左近。这里的管理人员，理解我、支持我，为我提供最佳服务，我在这里是少数的可以享受殊遇的读者：每到傍晚，一天的工作完了，阅览室是我惟一的休息之处，我在那里随心所欲地浏览最新报刊，尽情地接收和感受时代的脉搏的跳动；我可以到藏书室或样本库，补充我研究所需的材料，连借书卡也是自找自填自放；我需要什么过时的资料，管理员可以在尘封的报库，耐心尽心地代我查找。我时常对这样的厚爱感到不安，他们却说，这是他们应尽的职责，只要我研究需要，只要馆里有，一定要满足我，哪怕到外地联系借用都行。他们的话和他们的劳动，温暖了我的心，同时更激励我努力地工作。
读书人的一生，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老师。而图书馆这位老师则是永远不会衰老，不会离休，既有文化积累之深厚，又富时代前进之气息的老师。几十年来，那么一些商州山地小小图书馆及其难忘的师友用他们的言行哺育了我，也哺育了我的作品，今后也仍然将哺育着我，我对他们是永难忘怀和深切铭感的，因此，每当我回顾自己自学道路的时候，总会由衷地对他们说：我离不开你！（1989.5.9）
古城书踪
同一些久居山地的读书人一样，有机会去一趟西安，书店总是必得一去再去的地方。下车伊始，先奔书店，仿佛是先来个握手问候；临归之前，再奔书店，又好象是握手道别。至于在西安期间，或开会间隙，或办事之余，书店就成了休息和观览的最佳处所。日子长了，在西安的生活就形成这种单一的模式，一旦归来，书友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又有何书入手？”
10 年多来，大概每年可去四五次西安，而每去一次，总不会两手空空地归来。有相当一批书，我早已入藏，西安的师友却还到处写信打听。因而，竟惹得西安的朋友对我的买书办法欣羡不止。其实，原因很简单：他们虽居西安，但生活节奏快而紧，绝少从容地东跑西颠去访书，往往是到就近的书店看看，就打道回府。我则不同，一到西安，杂念顿消，我是专来访书买书的，我不能虚此一行。紧迫感加上使命感，竟然成全了我的眷眷之心。西安到底是文化古城，书店布局合理，经营各有特色。在西安买书，当然也会遇到不愉快的事，但更多地则是意想之中或意想之外地满足。钟楼书店，仿佛就是北京的王府井书店。各类书籍，琳琅满目，林林总总的国内一些出版社的专门书架，确给有目的的读书人带来方便。可能是店处闹市所带来的弊端吧，新书似乎不多，也许是新书根本一上架就被购空，店堂内，人头济济，若自由市场然；加上聒噪不休的流行歌曲，让人心中好生烦乱，再加上防范甚严，四面埋伏，倘徉时间过长，往往引起伏兵注目，逛书店的意趣常被紧张的空气所破坏。基于此，这样地处闹市的书店，我往往是匆匆一过，作一个礼节性的拜会。
往年书香醉人的南院门，倒是比较清幽的所在，而坐落于此的古旧书店，虽然是有点名实不符，但还是不得不再三盘桓之所。十多年前，这里的旧书是放在后院的平房内的，当然是“闲人莫入”，感谢一位编辑陪我去了一次，买了一部1962 年福建出版的《现代作家作品评论资料索引》，至今仍在我的案头。现在，要得到这样一本“文革”前的书，已是难逢难遇了。“古书”渺然，“旧书”却有，但这“旧书”却不是书迷心目中的旧书，大半是些“畅销”过一阵，很快就无人问津，而今减价处理的书，蓬首垢面，可怜巴巴地蜷缩在几个书架上，绝难给人“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喜悦。但它毕竟是古旧书店，仍然不失古旧书店的高格调。一部精装重印的《欧阳修全集》就在此处搜索到手，高档画册、字帖，这里的品种也比专卖画册的门市部齐备得多。现代作家的全集、研究资料，大概不算热门，它们也倒摆放得井然有序，静等有心人发现。间或，也有国内不易见到的图书期刊在此减价处理，有一次，我就偶然发现了香港的《开卷》杂志，大16 开本，重磅道林纸精印，书品极好，内容亦颇引人。萧军的专访及生活照片，整整登了四页，《钱钟书对〈宋诗选注〉的修改》及《有关钱钟书的一些资料》更是无从得见，价钱便宜得让人咋舌，每本一角，我欲多购几册，以备赠人，可惜的是，只此一本，即使这一本，也不知费了多少周折，方在此露面。我想，只此一端，也可想见古旧书店方便学人的苦心了。当然，在这个书店翻书之际，我曾有过一些想法：何时能更加致力于古旧图书的收购及流通呢？宋元刊本，且姑置不议，解放前、“文革”前的书籍，倘与废品收购站挂起勾来，或者挂牌收购，书价从优，以古城西安这样文风颇盛的地方，肯定会给古旧书店的经营带来新的活力。我也曾在古旧书店附近漫步时，见过一家私人开设的旧书门市部，只见店堂内书刊混杂，中意之书，并不甚见，而索价奇昂。与古旧书店的规整大相迳庭的得很。
远离市区的书店，自是令人不会空手而归的去处。小寨书店则是让我难忘的书店，往往是，一批新书上市，市区诸处已经告罄，这儿呢，却有二三孑遗；至于早已断档的书，这儿却也常常有几本藏珠其间。当然，这都是地域造成的。人为的原因，还是在于经营者的眼光——超出营利的眼光。前几年来此找书，就买到一本《中国漫画史话》，薄薄的小册子，已被“开架”开得芳容不整，但拿到手里，依然沉甸甸的，是一本填空补缺的著作。精装本《聂绀弩杂文集》、《柯灵杂文集》也都买于此处。服务态度也好，极少遇到后娘面孔。当然，也有维持店堂秩序的人员，但客气、文静，并不把读书人一律看成孔乙己的后裔。有几次，我试着请他们找一找某书，就有几位热心的中年服务员忙前忙后，不论找到与否，我心里都如沐春阳，“劳驾”之后，仍然买几本并不太需要的册子。写到这里，就想到鲁迅先生在《小约翰·引言》中的一段回忆留学日本时的购书生活：神田区的旧书坊不少，“每当夏晚，常常猬集着一群破衣旧帽的学生，店的左右两壁和中央的大床上都是书，里面深处大抵跪坐着一个精明的掌柜，双目炯炯，从我看去很像一个静踞网上的大蜘蛛，在等候自投罗网者的有限的官费。但我总不免也如别人一样，不觉逡巡而入，去看一通，到底是买几本，弄得很觉得怀里有些空虚。”寥寥几笔，那位“精明的掌柜”神情俱出，以我看，这位掌柜，倒宛如那位以内山书店知名于世、并与鲁迅交谊极深的内山完造先生。话说远了，意思无非是期待着有更多一些“精明的掌柜”、书店的企业家的出现。
已有几个月没有去那些心仪已久的古城书店了，但偶一想起，就令人神驰不已！
（1987.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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