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书话》　钱谷融主编刘凌孔繁荣辑

　　蔡元培书话
　　钱谷融主编
　　刘凌孔繁荣辑
　　浙江人民出版社

　　●叙略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学者和新文化运动先驱。早年于光绪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戊戌事变后，弃官南下从事教育活动。一八九八年，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提倡新学。一九○二年，与章炳麟等在上海创立中国教育会，继一九○一年创办爱国女学后，又开办爱国学社，并创刊《俄事警闻》，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一九○四年，与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并任会长，进行反清排满的种族革命活动。次年，加入同盟会。任上海分会会长。一九○七年赴德留学，武昌起义后（一九一一）回国，次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任职期间，提出并实行了一系列的教育制度改革措施，并创办了留法勤工俭学会。
　　一九一七年起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倡学术研究，支持新文化运动，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及教授治校的主张。“五四”后，被迫辞职。旋赴欧美考察教育并进行学术研究。一九二七年后，历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一九三二年，与宋庆龄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展抗日、民主运动。一九四○年，在香港病逝。
　　蔡元培一生除了在文化教育和社会活动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外，在学术和著述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和广泛的影响。特别是，他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余，为促进中国现代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并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文化财产。本书即撷取其中的一部分，主要是蔡元培为自己的著译和同时代出版物所写的序跋、书评等文章，编辑而为《蔡元培书话》。
　　从本书所收的文章来看，蔡元培的“书话”类作品，主要体现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反映了蔡元培学识的广博。他所推荐、评介的各种著作，几乎涉及到新旧中外各个学科领域，从其所作序跋的数量来估计，似乎很难有人可以超过。二是体现了蔡元培的文化启蒙意识。对于现代的新学术、新思潮、新方法等，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加以鼓吹，并往往从新旧观念的承传、变革及比较中来进行评介。三是极其重视域外学术文化的输入、引进工作。在蔡元培的“书话”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迻译的外籍所写的评论文字，表现了他开阔的文化视野。四是兼容新旧学术，注重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在提倡新学术的同时，蔡元培对传统学术的研究和传统文化的保存，也倾注了大量的心力，不致因时代的巨变而有所偏废。本书将蔡元培的书话编为三辑。
　　其中，第一辑“自序志人”，选收蔡氏的自序、自述及人物传述，包括他为自己所主持的报刊、团体等所写的发刊词、报告、演说等。第二辑“群书博览”，专收蔡元培为各类书籍所写的序跋和评论文章。第三辑“域外书叙”，主要收入他为汉译外籍所作的叙录，有些虽非译作，但内容多涉域外，亦收入此辑。各辑中文章均按类别分排，同类文章则以时间先后为序。
　　蔡元培的著作除有被编辑出版《言行录》、《文集》、《选集》和多版本《全集》外，历来的各种单行本及选本也有相当数量，此外，还有一些散见在各种书刊报纸而未收集的单篇作品。本书所收的文章，系从迄今为止的蔡氏各种著作中分别辑出，在整理过程中，参照各家版本，稍作校勘，主要是改正一些明显的错别字，并统一标点形式。限于编者学识水平，疏误之处尚请读者方家不吝赐教。
　　刘凌孔繁荣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日
　　●总序
　　钱谷融
　　称之为“书话”的一类文字，现在写的、读的和谈的人渐渐多起来了。
　　但是，如果要考究这种文体究竟起于何时，创于何人，或初见于何书，倒又没有一定之说。包括“书话”的名目，其始用和沿袭的源流，似乎同样的不甚明白。恐怕它与其他各种文体一样，是经过不短的历史而逐步形成的吧。
　　中国自古就有为书籍（藏书）写题跋的传统。题跋的形式一般都比较简短，内容则相应广泛，诸如版本、装帧以及购藏经过，读后的印象、心得之类，都有所涉及。甚至也有借题发挥地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社会风习发些议论的。可谓不拘一格，最为灵活自由。大凡爱书的人每得一种新书，在诵读赏玩之余，总不免要随手写上一些有关该书的话题。这种文字可能也就是后世所谓书话的发端。但较之于传统的题跋，现在的书话在写法上大多更侧重于对书的内容、义理的品评、阐发，这也是势所必然，因为传统题跋中的某些重要话题，如版本等，对于晚近新刊书籍来说，几乎已经无话可说了。
　　这从一个方面也可以说明，“书话”的文体和内容有其因时代不同而变化的特点。不过，作者的手眼和品性的高低，在书话中却是一目了然的。
　　书话看似学术中的小品，其实也是很难写好的。它首先要求作者有丰富的读书经验。读书不多，就无以鉴别书的品质优劣。勉强议论，往往无的放矢，不得要领，而这又与作者的学识有关。书话贵在体现作者独到的品书心得，不仅提供有关书的知识，而且也需研求学问，抒发一己之见。即使是对事实、材料的陈述，也能见出作者辨析、取舍的独出心裁。所以，书话中的高手，往往也就是学问上的大家。博约精审，同样可以作为书话作者的基本要求。此外，书话的行文虽无一定之规，但严格说来，也有相当的约束。立言有据，言简意赅，阐明书品，指示路径，这应该是书话的文体精神。空发议论，枝蔓无度，则是书话的大忌。书话自然也得有情趣，能使人从字里行间品味作者的性情，体会到读书的愉快。但这往往是由一词一句引人会心一笑，如果一味铺陈，专事抒情，即使文字颇为耐读，却也大失书话的旨趣了。
　　近代学者中，可称以“书话”名家者，有叶德辉、傅增湘、周作人等人，但更多的则是在专门著述之余，以题跋、序文、札记、叙事等形式，留下了极为可观的书话作品。如这里收录的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林琴南、刘半农、蔡元培、顾颉刚诸人，都是其中彰明较著者。在作者本身，或许对此并不经意，但对现今的读者来说，仍不乏裨益。从中既可领略近人的学术境界、品书趣味，也能看出书话这种文体在近代的流变。
　　我平时虽然也很喜欢读题跋、书话一类的文字，却并不是此道中人。现在浙江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这套《近人书话系列》，又有主编之命，且嘱为序，自感庸陋，深以任非其人为惭，但盛情难却，不得不敬献绵薄稍尽襄助之责，故略陈鄙见，以就教于广大读者。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日
　　●蔡元培书话
　　自序志人——【近人书话】
　　《文变》序
　　先儒有言：“文以载道。”道不变也，而见道之识，随世界之进化而屡变，则载道之言，与夫载道之言之法，皆不得不随之而变。譬之于人，自少而壮，其服食，其语言，其执业，无不随之而变也。自唐以来，有所谓古文专集，繁矣。拔其尤而为纂录，评选之本，亦不鲜。自今日观之，其所谓体格，所谓义法，纠缠束缚，徒便摹拟，而不适于发挥新思想之用。其所载之道，亦不免有迂谬窒塞，贻读者以麻木脑筋、风痹手足之效者焉。先入为主，流弊何已！方今科举易八股为策论，乡曲士流，皆将抱古文选本为简练揣摩之计。前者之弊，复何异八股乎？不揣固陋，搴当世名士著译之文，汇为一册，而先哲所作，于新义无忤者，亦间录焉。读者寻其义而知世界风会之所趋，玩其文而知有曲折如意应变无方之效用，以无为三家村夫子之头巾气所范围，则选者之所厚望焉。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选者识
　　《哲学要领》译序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此哲学所由起也。顾其思想，虽为夫人之所有，而其义至费至隐，积世积智，尚不敢执以为定论，惟于前后彼此之间，得准乎今世人智之度，以断其偏正焉耳。彼其过渡时代之历史，学说樊然，虽其中自有流派因缘之相系，而参附波折，断章而求之，往往若冰炭不相容。
　　初学者不得正宗之说以导之，将言唯物而诋纯正哲学之蹈空，言唯心而嗤物质文明之为幻，言有神而遂局古代宗教之范围，言无神而又以一切家教为仇敌。门径既误，成见自封，知之进步，于焉窒矣。德国科培尔氏任日本文科大学教授之职，均举哲学之总念及类别、及方法、及系统以告学者，皆以最近哲学大家康德、黑格尔、哈尔妥门诸家之言为基本，非特唯物、唯心两派之折衷而已。其所言神秘状态，实有见于哲学、宗教同源之故。而于古代哲学，提要钩元，又足示学者研究之法，诚斯学之门径书也。特据日本下田次郎之所笔迹而译之，以饷有志哲学之士。
　　译者识
　　《国文学讲义》叙言
　　诸君在本馆1，于英、法、德、俄四国文字，必占其一。在诸君固以是为译学之本课，而其他普通学各门，则不过补习焉，以为译学之预备，而非所谓译学也。虽然，亦知诸君在本馆之所学，固无一而非译学乎？
　　原外国语之所以为译学也，以外国语讲师之所据以讲授者，无论其为科学，为语学，亦无论其为吾以国文注释之，或竟不以国文注释之，而吾既习惯于吾国之文，则于读书听讲之际，不知不觉常间接于国文而后领会，此其所以为译也。
　　至于国文之书，亦无论其为科学，为文词，诸君试取而为他人解说之，果能一字不易乎？又试诸君以己所演说之语，执笔而记录之，又能一字不易乎？皆不能。则以诸君所语者，今之语；而所读所记，则皆古之文也。是亦译也。
　　是故外国语之为译学也，以此译彼域，以地者也，谓之横译。国文之为译学也，以今译古域，以时者也，谓之纵译。不惟此也，文词者，言语之代表，言语者，意识之代表。同一意识也，而以异地之人言之，则其言语不同。
　　是之语之与意识，并非有必不可易之关系，犹+ - ×÷之于加减乘除也，犹HOCN 之于轻养炭淡①也。是故由意识而为语言，一译也，此中外之所同也。
　　由语言而为文字，再译也，此我国之所独也。彼外国人于一译而得之文，其始学之也，犹必先之以字母，继之以拼音，继之以词品，继之以句法，继之以文章组织法，继之以美辞学，如此其循序渐进也。而我国人乃于再译而得之文，仅取古人所作之文，阅读而模仿之，以为学者惟一之方法，斯亦可谓甚难而实非矣。
　　所幸吾人脑力本具归纳之作用，又加以数千年来祖先百余世经验，文词之遗传性，遂能由至迁之方法，而屈曲以达其目的。其于得失工拙之故，虽若得心应手，口不能言，有若轮扁②所云者。然而闭门造车，出门合辙，既有公同之月旦，则必有公同之义法可知。诚取此公同之义法，而立为循序渐进之程，以与诵读模仿相辅而并行，较之往日，必将事半而功倍，有可断言者。
　　且夫居今日而述国文之义法，正不患无所凭借。自国朝汉学家精研小学，于文字之源流及其应用之方法，业已推阐靡遗。至于词品，则非特近人所译之英、日、德、法文典，均足以资对证。而丹徒马氏《文通》一书③，义证该洽，尤釐然有当于人心。自刘氏《文心雕龙》、章氏《文史通义》以外，纯正文学之书，虽不可多得，而论文之作，散见于别集、选本者颇多，选取而鳃理之，于作文之法，当亦十得其九矣。
　　惟是卷帙浩繁，或且旁见侧出，不适于简练揣摩之需。今特删取其要，编为论字、论词、论文章三篇，多采前人定论，间亦附以臆见。虽其中强半为诸君所已知者，亦借以讨论而印证之云尔。
　　1 ①1906 年秋，应章一山之聘，蔡元培任北京译学馆国文教授兼讲述西洋史。所云本馆，即指北京译学馆。
　　① 轻养炭淡：今通称氢、氧、碳、氮。
　　② 轮扁：先秦著名工匠，技艺高超。《庄子·天道》曾记载他与齐桓公的对话。认为书本所记只是古人的糟粕，而斫轮技艺则需“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是无法比拟的。
　　③ 丹徒马氏《文通》：马建忠，江苏丹徒人，语言学家，著有《马氏文通》。为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
　　改正《伦理学原理》序
　　泡尔生氏名腓力（F.Paulsen），德意志晚近之大哲学家也。以西历千八百四十六年生于兰根匈（Langenhorn）。初治神学，既而专修哲学、文学。
　　以千八百七十一年毕业于柏林大学。越四年而任柏林大学教授，又越四年而被推为哲学博士。及去年而殁于柏林，年六十有三也。氏之哲学为康德派，而参取斯宾诺莎及叔本华两氏之说，又于并世大家若冯德（Wundt）、若台希耐（Techner），亦间挹其流也。其著述颇多，皆关于伦理学，若教育学，而以《伦理学大系及政治学社会学之要略》（System der Ethik wit einem Umrissder Staats und Gesellschaft-slehre ）为最著。其书冠以序论（Einleituny），而分为四编，曰伦理学史（Umriss einer Geschichte derLebensanschauung undMoralphilosopheie）、曰伦理学原理（Grundbegriffeund Prinzipi-enfragen）、曰德论及义务论（Tuzend uned Pflichtenlehre）、曰社会之形态（Die Formen des Gemenschaftslebens）。千八百九十九年纽约已有英译，而日本蟹江义丸君则于明治三十二年据第五版译其伦理学原理而冠以序论（名其原理本编曰本论），以列于博文馆之帝国百科全书中。以限于篇幅而删其第三章之厌世主义。及明治三十七年，又改订之，并补译厌世主义章，而与藤井健治郎君所译之伦理学史、深作安文君所译之德论及义务论合之，以为伦理学大系，依仿英译删其第四编，并节去其政治学社会学要略之名焉。蟹江氏于本书中散见之文，若驳尼采主义者，若征引德国诗歌者，皆有所删削。以其专为德人，而发于他国学者，无甚裨益，而转足以扰其思想也。而又附西洋伦理学家小传于其后。今之所译，虽亦参考原本，而详略则一仍蟹江氏之旧。蟹江氏之译此书也，曰取其能调和动机论、功利论两派之学说，而论义平实，不滋流弊也。今之重译，犹是意也。其伦理学史、德论及义务论，当续译之以公于世。
　　宣统二年五月译者识
　　《中国伦理学史》序例
　　学无涯也，而人之知有涯。积无量数之有涯者，以与彼无涯者相逐，而后此有涯者亦庶几与之为无涯，此即学术界不能不有学术史之原理也。苟无学术史，则凡前人之知，无以为后学之凭借，以益求进步。而后学所穷力尽气以求得之者，或即前人之所得焉，或即前人之前已得而复舍者焉。不惟此也，前人求知之法，亦无以资后学之考鉴，以益求精密。而后学所穷力尽气以相求者，犹是前人粗简之法焉，或转即前人业已嬗蜕之法焉。故学术史甚重要。一切现象，无不随时代而有迁流，有孳乳。而精神界之现象，迁流之速，孳乳之繁，尤不知若干倍蓰于自然界。而吾人所凭借以为知者，又不能有外于此迁流、孳乳之系统。故精神科学史尤重要。吾国夙重伦理学，而至今顾尚无伦理学史。迩际伦理界怀疑时代之托始，异方学说之分道而输入者，如槃如烛，几有互相冲突之势。苟不得吾族固有之思想系统以相为衡准，则益将旁皇于歧路。盖此事之亟如此。而当世宏达，似皆未遑暇及。用不自量，于学课之隙，缀述是编，以为大辂之椎轮。涉学既浅，参考之书又寡，疏漏牴牾，不知凡几，幸读者有以正之。又是编辑述之旨，略具于绪论及各结论。
　　尚有三例，不可不为读者预告。
　　（一）是编所以资学堂中伦理科之参考，故至约至简。凡于伦理学界非重要之流派及有特别之学说者，均未及叙述。
　　（二）读古人之书，不可不知其人，论其世。我国伦理学者，多实践家，尤当观其行事。顾是编限于篇幅，各家小传，所叙至略。读者可于诸史或学案中，检其本传参观之。
　　（三）史例以称名为正。顾先秦学者之称子，宋明诸儒之称号，已成惯例。故是编亦仍之而不改，决非有抑扬之义寓乎其间。
　　庚戌三月十六日编者识
　　《学风》杂志发刊词
　　今之时代，其全世界大交通之时代乎？昔者吾人以我国为天下，而西方人亦以欧洲为世界。今也轸域渐化，吾人既已认有所谓西方之文明，而彼西方人者，虽以吾国势之弱，习俗之殊特，相与鄙夷之，而不能不承认为世界之一分子。有一世界博览会焉，吾国之制作品必与列焉；有大学焉，苟其力足以包罗世界之学术，则吾国之语文、历史，恒列为一科焉；有大藏书楼焉，则吾国之图籍，恒有存焉；有博物院焉，苟其宗旨在于集殊方之珍异，揭人类之真相，则吾国之美术品或非美术品，必在所搜罗焉。此全世界大交通之证也。
　　虽然，全世界之交通，非徒以国为单位，为国际间之交涉而已。在一方面，吾人不失其为家庭或民族或国家之一分子；而他方面，则又将不为此等种种关系所囿域，与一切人类各立于世界一分子之地位，通力合作，增进世界之文化。此今日稍稍有知识者所公认也。夫全世界之各各分子，所谓通力合作以增进世界之文化者，为何事乎？其事固不胜举，而其最完全不受他种社会之囿域，而合于世界主义者，其惟科学与美术乎（科学兼哲学言之）！
　　法与德，世仇也，哲学、文学之书，互相传译；音乐、图画之属，互相推重焉。犹太人，基督教国民所贱视也，远之若斯宾诺莎之哲学、哈纳之诗篇，近之若爱里希之医学、布格逊之玄学，群焉推之，其他犹太人之积学而主讲座于各国大学者指不胜屈焉。波兰人，亡国之民也，远之若哥白尼之天文学、米开维之文学，近之若居梅礼之化学，推服者无异词焉。而近今之以文学著者尚多，未闻有外视之者。东方各国，欧洲人素所歧视也。然而法国罗科科时代之美术，参中国风，评鉴者公认之。意大利十六世纪之名画，多衬远景于人物之后，有参用中国宋、元人笔意者，孟德堡言之。二十年来，欧洲之图画受影响于日本，而抒情诗则受影响于中国，尤以李太白之诗为甚，野该述之。欧洲十八世纪之唯物哲学，受中国自然教之影响也，十九世纪之厌世哲学，受印度宗教之影响也，柏鲁孙言之。欧洲也，印度也，中国也，其哲学思想之与真理也，以算学喻之，犹三坐标之同系于一中心点也，加察林演说之。其平心言之如此，故曰：科学、美术，完全世界主义也。
　　方今全世界之人口，号千五百兆而弱；而中国人口，号四百兆而强，占四分之一有奇。其所居之地，则于全球陆地五千五百万方里中，占有四百余万方里，占十四分之一。其地产之丰腴，气候之调适，风景之优秀而雄奇，其历史之悠久，社会之复杂，古代学艺之足以为根柢，其可以贡献于世界之科学、美术者何限？吾人试扪心而自问，其果有所贡献否？彼欧洲人所谓某学某术受中国之影响者，皆中国古代之学术，非吾人所可引以解嘲者也，且正惟吾侪之祖先，在交通较隘之时期，其所作述，尚能影响于今之世界，历千百年之遗传以底于吾人，乃仅仅求如千百年以前所尽之责任而尚不可得，吾人之无以对世界，伊于胡底耶？且使吾人姑退一步，不遽责以如彼欧人能扩其学术势力于生活地盘之外，仅即吾人生活之地盘而核其学术之程度，则吾人益将无地以自容。例如，中国之地质，吾人未之测绘也，而德人李希和为之；中国之宗教，吾人未之博考也，而荷兰人格罗为之；中国之古物，吾人未能有系统之研究也，而法人沙望、英人劳斐为之；中国之美术史，吾人未之试为也，而英人布绥尔爱铿、法人白罗克、德人孟德堡为之；中国古代之饰文，吾人未之疏证也，而德人贺斯曼及瑞士人谟脱为之；中国之地理，吾人未能准科学之律贯以记录之也，而法人若可侣为之；西藏之地理、风俗及古物，吾人未之详考也，而瑞典人海丁竭二十余年之力考察而记录之；辛亥之革命，吾人尚未有原原本本之记述也，法人法什乃为之。其他述世界地理，通世界史、世界文明史、世界文学史、世界哲学史，莫不有中国一部分焉，庖人不治庖，尸祝越俎而代之，使吾人而尚自命为世界之分子者，宁得不自愧乎？
　　吾人徒自愧，无补也。无已，则亟谋所以自尽其责任之道而已。人亦有言，先秦时代，吾人之学术，较之欧洲诸国今日之所流行，业已具体而微老庄之道学，非哲学乎？儒家之言道德，非伦理学乎？荀卿之正名，墨子之《大取》、《小取》，以及名家者流，非今之论理学乎？墨子之经说，非今之物理学乎？《尔雅》、《本草》，非今之博物学、药物学乎？《乐记》之言音律，《考工记》之言笋虡，不犹今之所谓美学乎？宋人刻象为楮叶，三年而后成，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辨也，不犹今之雕刻乎？周客画，筑十版之墙，凿八尺之牖，以日始出时加之其上而观之，尽成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状备具，不犹今之所谓油画乎？归而求之有余师，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吾侪其以复古相号召可矣，奚以轻家鸡、宝野鹜、行万里路而游学为？
　　虽然，西人之学术，所以达今日之程度者，自希腊以来，固已积二千余年之进步而后得之。吾先秦之文化，无以远过于希腊，当亦吾同胞之所认许也。吾与彼分道而驰，既二千余年矣，而始有羡于彼等所达之一境，则循自然公例，取最短之途径以达之可也。乃曰吾必舍此捷径，以二千余年前之所诣为发足点，而奔轶绝尘以追之，则无论彼我速率之比较如何，苟使由是而彼我果有同等之一日，我等无益于世界之耗费，已非巧历所能计矣。不观日本之步趋欧化乎？彼固取最短之径者也。行之且五十年，未敢曰与欧人达同等之地位也。然则吾即取最短之径以往，犹惧不及，其又堪迂道焉！且不观欧洲诸国之互相师法乎？彼其学术，固不失为对等矣，而学术之交通，有加无已。一国之学者有新发明焉，他国之学术杂志，竞起而介绍之；有一学术之讨论会焉，各国之学者，相聚而讨论之。本国之高等教育既有完备之建设矣，而游学于各国者，实繁有徒。检法国本学期大学生统计，外国留学者：德国二百四十人，英国二百十四人，意大利百五十四人，奥匈百三十五人，瑞士八十六人，俄国三千一百七十六人，北美合众国五十四人。又观德国本学期大学生统计，外国留学者：法国四十人，英国百五十人，意大利三十六人，奥匈八百八十七人，瑞士三百五十四人，俄国二千二百五十二人，北美合众国三百四十八人。其在他种高等专门学校及仅在大学旁听者，尚不计焉。
　　其他教员、学生乘校假而为研究学术之旅行者，尚多有之。法国且设希腊文史学校于雅典，拉丁文史学校于罗马，以为法国青年博士研究古文之所。设美术学校于罗马，俾巴黎美术学校高材生得于其间为高深之研究。学术同等之国，其转益多师也如此，其他则何如乎？故吾人而不认欧洲之学术为有价值也则已耳。苟其认之，则所以急取而直追之者固有其道矣。
　　或曰：吾人之吸收外界文明也，不自今始，昔者印度之哲学，吾人固以至简易之道得之矣。其高僧之渡来者吾欢迎之，其经典之流入者吾翻译之。
　　其间关跋涉亲至天竺者，蔡愔、苏物、法显、玄奘之属，寥寥数人耳。然而汉唐之间，儒家、道家之言，均为佛说所浸入，而建筑、雕塑、图画之术，皆大行印度之风。书家之所挥写，诗人之所讽咏，多与佛学为缘。至于宋代，则名为辟佛，而其学说受佛氏之影响者益以深远。盖佛学之输入我国也至深博，而得之之道则至简易。今日之于欧化，亦若是则已矣。
　　虽然，欧洲之学术，非可以佛学例之。佛氏之学，非不闳深，然其范围以哲学之理论为限。而欧洲学术，则科目繁多，一科之中，所谓专门研究者，又别为种种之条目。其各条目之所资以研究而参考者，非特不胜其繁，而且非浅尝者之所能卒尔而移译也。且佛氏之学，其托于语言文字者已有太涉迹象之嫌，而欧洲学术，则所资以传习者，乃全恃乎实物。最近趋势，即精神科学，亦莫不日倾于实验。仪器之应用，不特理化学也，心理、教育诸科亦用之。实物之示教，不特博物学也，历史、人类诸科亦尚之。实物不足，济以标本；标本不具，济以图画；图画不周，济以表目。内革罗人之歌，以蓄音器传之；罗马之壁画，以幻灯摄之；莎士比亚所演之台舞，以模型表示之。
　　其以具体者补抽象之语言如此。其他陈列所、博物院、图书馆种种参考之所，又复不胜枚举，是皆非我国所有也。吾人即及此时而设备之，亦不知经几何年而始几于同等之完备，又非吾人所敢悬揣也。然则吾人即欲凭多数之译本，以窥欧洲学术，较之游学欧洲者，事倍而功半，固已了然。而况纯粹学术之译本，且求之而不可得耶？然则吾人而无志于欧洲之学术则已，苟其有志，舍游学以外，无他道也。
　　且吾人固非不勇于游学者也。十年以前，留学日本者达三万余人。近虽骤减，其数闻尚逾三千人。若留欧之同学，则合各国而计之，尚不及此数三分之一也。岂吾人勇于东渡而怯于西游哉？毋亦学界之通阂，旅费之丰啬，有以致之。日本与我同种同文，两国学者常相与结文字之因缘，而彼国书报之输入，所谓游学指南、旅行案内之属，不知不识之间早留印象于脑海，一得机会则乘兴而赴之矣。于欧洲则否。欧人之来吾国而与吾人相习熟者，外交家耳，教士耳，商人耳，学者甚少。即有绩学之士旅行于吾国者，亦非吾人之所注意。故吾人对于欧人之观察，恒以粗鄙近利为口实，以为彼之所长者枪炮耳；继则曰工艺耳，其最高者则曰政治耳。至于道德文章，则殆吾东方之专利品，非西人之所知也。其或不囿于此类之成见，而愿一究其底蕴，则又以费绌为言。以为欧人生活程度之高，与日本大异，一年旅费非三倍于东游者不可，则又废然而返矣。
　　方吾等之未来欧洲也，所闻亦犹是耳。至于今日，则对于学海之闳深，不能不为望洋向若之叹。而生活程度，准俭学会之所计画，亦无以大过于日本，未闻不叹息于“百闻不如一见”之良言也。夫吾人今日之所见，既大殊于曩昔之所闻，则内国同胞之所闻，其有殊于吾人之所见，可推而知。鹿得革草，以为美食，则呦呦然相呼而共食之。田父负日之暄而暖，以为人莫知者，则愿举而献之于其君。吾侪既有所见，不能不有以报告于内国之同胞，吾侪之良心所命令也。以吾侪涉学之浅，更事之不多，欧洲学界之真相，为吾侪所窥见者，殆不逮万之一。以日力、财力之有限，举吾侪之所窥见，所能报告于同胞者，又殆不逮百之一。然则吾侪之所报告者，不能有几何之价值，吾侪固稔知之。然而吾侪之情，决不容以自己。是则吾侪之所以不自惭其弇陋，而有此《学风》杂志之发刊者也。
　　《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
　　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
　　余之为此索隐也，实为《郎潜二笔》中徐柳泉之说所引起。柳泉谓：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余观《石头记》中，写宝钗之阴柔、妙玉之孤高，与高、姜二人之品性相合。而澹人之贿金豆，以金锁影之；其假为落马坠积潴中，以薛蟠之似泥母猪影之。西溟之热中科第，以走魔入火影之；其瘐死狱中，以被劫影之。又以妙字玉字影姜字英字，以雪字影高字。知其所寄托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于是以湘云之豪放而推为其年，以惜春之冷僻而推为荪友，用第一法也。以宝玉曾逢魔魇而推为允魇，以凤姐哭向金陵而推为国柱，用第二法也。以探春之名，与探花有关，而推为健菴；以宝琴之名，与学琴于师襄之故事有关，而推为辟疆；用第三法也。然每举一人，率兼用三法或两法，有可推证，始质言之。其他若元春之疑为徐元文，宝蟾之疑为翁宝林，则以近于孤证，姑不列入。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近读胡适之先生之《红楼梦考证》列拙著于“附会的红学”之中，谓之“走错了道路”，谓之“大笨伯”、“笨谜”，谓之“很牵强的附会”，我殊不敢承认。或者我亦不免有敝帚千金之俗见。然胡先生之言，实有不能强我以承认者。今贡其疑于下：
　　（一）胡先生谓：“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又谓：“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案考定著者、时代、版本之材料，固当搜求。从前王静庵先生作《〈红楼梦〉评论》，有云：“作者之姓名（遍考各书，未见曹雪芹何名）与作书之年月，其为读此书者所当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为尤要。顾无一人为之考证者，此则大不可解者也。”又云：“苟知美术之大有造于人生，而《红楼梦》自足为我国美术史上之唯一大著述，则其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书之年月，固为唯一考证之题目。”今胡先生对于前八十回著作者曹雪芹之家世及生平，与后四十回著作者高兰墅之略历，业于短时期间，搜集许多材料，诚有功于《石头记》，而可以稍释王静庵先生之遗憾矣。
　　惟吾人与文学书最密切之接触，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著作之内容，即胡先生所谓“情节”者，决非无考证之价值。例如我国古代文学中之《楚辞》，其作者为屈原、宋玉、景差等。其时代，在楚怀王、襄王时，即西历纪元前三世纪顷，久为昔人所考定。然而“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为王逸所举者，固无非内容也。其在外国文学，如Shakespeare 之著作，或谓出Bacon 手笔，遂生“作者究竟是谁”之问题。至如Goethe 之著Faust 则其所根据之神话与剧本，及其六十年间著作之经过，均为文学史所详载。而其内容，则第一部之Gretchen 或谓影Els.ssirin Friederike（Bielschowsky 之说）；或谓影FrankfurterGretchen（Kuno Fischer 之说）。第二部之Walpurgisnacht 一节，为地质学理论。
　　Heleua 一节，为文化交通问题。Euphorion 为英国诗人Byron 之影子（各家略同）。皆情节上之考证也。俄之托尔斯泰，其生平，其著作之次第，皆无甚疑问。近日张邦铭、郑阳和两先生所译英人Sarolea 之《托尔斯泰传》，有云：“凡其著作，无不含自传之性质、各书之主人翁，如伊尔屯尼夫、鄂仑玲、聂乞鲁多夫、赖文、毕索可夫等，皆其一己之化身。各书中所叙他人之事，莫不与其身有直接之关系。……《家庭乐》叙其少年时情场中之一事，并表其情爱与婚姻之意见。书中主人翁既求婚后，乃将少年狂放时之恶行，缕书不讳，授所爱以自忏。此事，托尔斯泰于《家庭乐》出版三年后，向索利亚柏斯求婚时，实尝亲自为之。即《战争与和平》一书，亦可作托尔斯泰之家乘观。其中老乐斯脱夫，即托尔斯泰之祖。小乐斯脱夫，即其父。索利亚，即其养母达善娜，尝两次拒其父之婚者。拿特沙药斯脱夫，即其姨达善娜柏斯。毕索可夫与赖文，皆托尔斯泰用以自状。赖文之兄死，即托尔斯泰兄的米特利之死。《复活》书中聂乞鲁多夫之奇特行动，论者谓依心理未必能有者，其实即的米特利生平留于其弟心中之一纪念。的米特利娶一娼，与聂乞鲁多夫同也。”亦情节上之考证也。然则考证情节，岂能概目为附会而排斥之？
　　（二）胡先生谓拙著《索隐》所阐证之人名，多是“笨谜”。又谓：“假使一部《红楼梦》，真是一串这么样的笨谜，那就真不值得猜了。”案拙著阐证本事，本兼用三法，具如前述。所谓姓名关系者，仅三法中之一耳。即使不确，亦未能抹杀全书。况胡先生所谥为“笨谜”者，正是中国文人习惯，在彼辈方以为必如是而后值得猜也。《世说新书》称曹娥碑后有“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即以当“绝妙好辞”四字。古绝句：“藁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以“藁砧”当夫，“大刀头”当还。
　　《南史》记梁武帝时童谣有“鹿子开城门，城门鹿子开”等句，谓“鹿子开”者，反语为“来子哭”，后太子果薨。自胡先生观之，非皆“笨谜”乎？《品花宝鉴》以侯石公影袁子才，“侯”与“袁”为“猴”与“猿”之转借，“公”与“子”同为代名词，“石”与“才”则自“天下才有一石，子建独占八斗”之语来。《儿女英雄传》，自言十三妹为“玉”字之分析，非经说破，已不易猜。又以纪献唐影年羹尧，“纪”与“年”，“唐”与“尧”，虽尚简单，而“献”与“羹”财自“犬曰羹献”之文来。自胡先生观之，非皆“笨谜”乎？即如《儒林外史》之庄绍光即程绵庄，马纯上即冯粹中，牛布衣即朱草衣，均为胡先生所承认。（见胡先生所著《吴敬梓传及附录》）然则金和跋中之所指目，殆皆可信。其中如因范蠡曾号陶朱公，而以“范”当“陶”；因“萬”字俗写作“万”，而以“万”代“方”；亦非“笨谜”乎？然而安徽第一大文豪且用之，安见汉军第一大文豪必不出此乎？
　　（三）胡先生谓拙著中刘老老所得之八两及二十两有了下落，而第四十二回王夫人所送之一百两没有下落，谓之“这种完全任意的去取，实在没有道理”。案《石头记》凡百二十回，而余之《索隐》，尚不过数十则；有下落者记之，未有者姑阙之，此正余之审慎也。若必欲事事证明而后可，则《石头记》自言著作者有石头、空空道人、孔梅溪、曹雪芹等，而胡先生所考证者惟有曹雪芹。《石头记》中有多许大事，而胡先生所考证者惟有南巡一事，将亦有任意去取，没有道理之诮与？
　　（四）胡先生以曹雪芹生平，大端考定，遂断定《石头记》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案书中既云真事隐去，并非仅隐去真姓名，则不得以书中所叙之事为真。又使宝玉为作者自身影子，则何必有甄、贾两个宝玉。（鄙意“甄”、“贾”二字，实因古人有正统、伪朝……习见而起。贾雨村举正、邪两赋而来之人物，有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等，故疑甄宝玉影宏光，而贾宝玉影允礽也）若因赵嬷嬷有甄家接驾四次之说，而曹寅适亦接驾四次，为甄家即曹家之确证，则赵嬷嬷又说贾府只预备接驾一次，明在甄家四次以外，安得谓贾府亦即曹家乎？胡先生因贾政为员外郎，适与员外郎曹相应，遂谓贾政即影曹 .然《石头记》第三十七回有“贾政任学差”之说；第七十一回有“贾政回京复命，因是学差，故不敢先到家中”云云，曹固未闻曾放学差也。且使贾府果为曹家影子，而此书又为雪芹自写其家庭之状况，则措词当有分寸。今观第十七回，焦大之谩骂；第六十六回，柳湘莲道：“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似太不留余地。且许三礼奏参徐乾学，有曰：“伊弟拜相之后，与亲家高士奇更加招摇，以致有‘去了余秦桧（余国柱），来了徐严嵩。乾学似庞涓，是他大长兄’之谣。又有‘五方宝物归东海，万国金珠贡澹人’之对”云云。今观《石头记》第五十五回有“刚刚倒了一个巡海夜叉，又添了三个镇山太岁”之说。第四回，有“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少了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之护官符。显然为当时一谣一对之影子，与曹家无涉？故鄙意《石头记》原本，必为康熙朝政治小说，为亲见高、徐、余、姜诸人者所草。后经曹雪芹增删，或亦许插入曹家故事。要未可以全书属之曹氏也。
　　民国十一年一月三十日蔡元培
　　《华法教育会丛书》序
　　我国与欧洲之交通，虽远在二千年以前，而交通之频繁，则近数十年事耳。故专学欧语机关，实权舆于清季之同文馆；而广方言馆、译学馆等继之，大抵对于英、法、俄、德各语初无所偏重也。而社会间欧语之接触，则全以通商、传教二事为媒介；商、教二科，以英语国人为最胜，故英语特为广行。
　　而练习英语之书，若教科书也，辞典也，文选也，杂志也，虽或精粗不一，要皆应时势之需要而次第行世，于是习之也易而传之也广。全国各学校之有外国语者，英文殆占十之七八矣。夫使吾人仅习英语而遂可以环游地球，遍读世界有用之书，与当世贤豪间者上下其议论，则即屏弃他语而竟以英语为我国之辅助语，亦何不可？
　　虽然，本会同人留法较久，于法语之功用既有所窥见；而其间多有先曾留学英语、德语诸国而后至法者，于欧洲各种语言之功用，尝平心而比较之。
　　窃以为法语之重要，实不亚于英语。请言其略：自其应用方面言之，略有四要：
　　一曰国际团体之习惯。近世各国，于外交上虽各用其本国语，而国际公法之集会，则尚有沿用法语之习惯。且十八世纪顷，欧洲交际社会，几无不以法语为雅驯而通用之。今奥、匈、俄等国尚有此风也。
　　二曰旅行之便利。吾人游偷通民族诸国，能英语而已足。一至拉丁及斯拉夫民族之范围，则非法语不办。
　　三曰移民之准备。吾国英语之广行，英、美华侨之多亦为其一因。法国近方欢迎华工，他日侨法之华人，必不亚于英、美也。
　　四曰科学之应用。近世言科学者，率推法、德两派。法人多创见，德人好深思，两者并要，而创见尤为进化之关键也。
　　且语言者，输入文化之资具。法国之文化，有特宜于我国者五：一曰道德之观念。吾国人之言道德也，曰恕，曰仁，曰正其谊，不谋其利，与偷通民族之功利论、强权论不能相容。惟法人尊自由，尚平等，常为人道主义而奋斗，与我国同也。
　　二曰文学、美术之臭味。我国文学、美术皆偏于优美一派，而鸷重神秘之风甚少。欧人中近此者为拉丁民族，而法人尤其著者也。
　　三曰信仰之自由。我国教育中，从不参以偏重一教之主义。革命以后，持此尤坚。欧洲各国普通教育中，有修身而无宗教者，惟法国耳。
　　四曰习惯之类似。法国人多业小农、善储蓄，和平宽大，无仇视外人之习，均与我国人相类。
　　五曰俭学之机会。吾国学校尚未遍设，各种专门学术不能不资于游学，而游学之费公私俱绌。费数百金而于三四年间得造成一种专门学术者，以法国为最便。详本会会员李煜瀛君所编之《法兰西教育》，可按而知也。
　　输入法国文化，既如此其重要，而法语之应用，又如彼其广，是以本会同人堂于北京、保定、天津、上海等处，组织留法俭学会，及勤工俭学会之预备学校、法文专修班、法文夜班及兼习法文之孔德学校，以传习法语。而于其间发现一困难之点，则教科书之缺乏是也。本会同人，于是有编辑教科书之计画，自读本、文法、辞典，以至专门科学之书，皆分门担任之，将次第出版，以应传习法语者之需要。冀他日习之易而传之广，不亚于英语，而或尤逾之，则本会同人之所希望也。
　　民国七年四月一日
　　《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序
　　人类之进化所以远速于他种动物者，以其有历史。历史者，能缩若干人、若干时之记忆为一组，因得以是为基础而更求进步，要不外乎人群之纪念册耳。最久之纪念，得划数百年或千年为一时期，如历史家所谓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是也。其较短者，则自一年、十年、二十五年，以至百年，均可划为纪念之一期。吾国自虞夏时已有大学之制，见陈教授汉章所作《中国历代大学学制述》。然往昔太学、国学，其性质、范围，均与北京大学不可同年而语。然则往昔之太学、国学，直当以高曾祖祢视之。而北京大学本体，则不得不认为二十岁之青年也。吾人当二十岁时，尚未出预备时期，一言一动，影响于社会者无多；至五十以后，业经服务社会，则始有较为重要之关系。故世人之作寿序者，率在五十以上，从未有以二十岁而为之者。社会则不然，往往有一二年间成绩大著，足为纪念，故如各学校、各学会为一周年之纪念者，常有之。本校已历二十年，其间制度之沿革，人才之聚散，在在与吾国进化之程度有关，几有非此小册所能尽，此吾人读之而聊以自慰者。
　　然使以此二十年中欧美各国大学之成绩与吾校相较，则吾人之自惭将如何！
　　往者已矣，伏愿自此以后，本此二十年之成绩而奋进不已，使他日为二十五年纪念时，顿增重大之关系，略可以减吾人之惭而益其慰，则此纪念册之编辑为不虚耳。愿与吾校同人共勉之。
　　《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北京大学之设立，既二十年于兹，向者自规程而外，别无何等印刷品流布于人间。自去年有《日刊》，而全校同人始有联络感情、交换意见之机关，且亦借以报告吾校现状于全国教育界。顾《日刊》篇幅无多，且半为本校通告所占，不能载长篇学说，于是有《月刊》之计划。
　　以吾校设备之不完全，教员之忙于授课，而且或于授课以外，兼任别种机关之职务，则夫《月刊》取材之难，可以想见。然而吾校必发行《月刊》者，有三要点焉：一曰尽吾校同人所能尽之责任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虽曰吾校实验室、图书馆等，缺略不具；而外界学会、工场之属，无可取资，求有所新发明，其难固倍蓰于欧美学者。然十六七世纪以前，欧洲学者，其所凭借，有以逾于吾人乎？即吾国周、秦学者，其所凭借，有以逾于吾人乎？苟吾人不以此自馁，利用此简单之设备、短少之时间，以从事于研究，要必有几许之新义，可以贡献于吾国之学者，若世界之学者。使无《月刊》以发表之，则将并此少许之贡献，而靳而不与，吾人之愧歉当何如耶？
　　二曰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吾国学子承举子、文人之旧习，虽有少数高材生知以科学为单纯之目的，而大多数或以学校为科举，但能教室听讲，年考及格，有取得毕业证书之资格，则他无所求；或以学校为书院，媛媛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于是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最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系。有《月刊》以网罗各方面之学说，庶学者读之，而于专精之余，旁涉种种有关系之学理，庶有以祛其褊狭之意见，而且对于同校之教员及学生，皆有交换知识之机会，而不至于隔阂矣。
　　三曰释校外学者之怀疑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
　　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闻吾校有近世文学一科，兼治宋、元以后之小说、曲本，则以为排斥旧文学，而不知周、秦、两汉文学，六朝文学，唐、宋文学，其讲座固在也；闻吾校之伦理学用欧美学说，财以为废弃国粹，而不知哲学门中，于周秦诸子，宋元道学，固亦为专精之研究也。闻吾校延聘讲师，讲佛学相宗，则以为提倡佛教，而不知此不过印度哲学之一支，借以资心理学、论理学之印证，而初无与于宗教，并不破思想自由之原则也。论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则深以为怪。今有《月刊》以宣布各方面之意见，则校外读者，当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
　　以上三者，皆吾校所以发行《月刊》之本意也。至《月刊》之内容，是否能副此希望，则在吾校同人之自勉，而静俟读者之批判而已。
　　《欧美同学会丛刊》发刊词
　　古之言竞争者曰：“知彼知己。”言亲善者曰：“人之相知，贵相知心。”
　　言知之不可不普且深也。而知之程度，见胜于闻，故曰“百闻不如一见”，或曰“所见不逮所闻”。
　　海通以来，缩五洲为一邱，虽以吾数千年闭关自大之中华，事事与欧美诸邦生密切关系。自一缕一针之细故，以至于政治风俗之大端，无不东鸣西应，速于邮命。以故欧美人之曾来吾国者，率皆分别调察，陈述意见，以报告于其国人，而为对待吾国之标准。其所生之效果，吾侪固熟睹之而身受之矣。而我国各方面负责任者，乃尚多懵然于欧美之情势，遇事竭蹶，动失机宜，固由彼辈无集思广益之度量。而曾游欧美者，不以见闻所及，多方介绍，亦不得不分任其咎也。
　　欧美同学归国者，渐逾千人，散居各地，势不能有所发展。近年北京、天津、上海有同学会之组织，去年更于上海为全国欧美同学会之组织。于是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不复为曩昔之散漫，而服务社会之志愿，亦以群策群力之集中，而稍稍有所藉手。递于今兹，乃得以会员之所见，为此丛刊，本补牢顾尤之忧思，为负暄嗜芹之贡献，邦人君子，幸省览焉。
　　《音乐杂志》发刊词
　　吾国言乐理者，以《乐记》为最古，亦最精。自是以后，音乐家辈出，曲词音谱，递演递进，并不为古代单简之格调所制限。而辨音原理之论，转涉肤浅。学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进步之迟，良有由也。
　　自欧化东渐，彼方音乐学校之组织，与各种研求乐理之著述，接触于吾人之耳目。于是知技术之精进，因赖天才，而学理之研求，仍资科学。求声首之性质及秩序与夫乐器之比较，则关乎物理学者也。求吾人对于音乐之感情，则关乎生理学、心理学、美学者也。求音乐所及于人群之影响，则关乎社会学与文化史者也。合此种种之关系，而组成有系统之理论，以资音乐家之参考，此欧洲音乐之所以进化也。
　　吾国音乐家有鉴于此，一方面，输入西方之乐器、曲谱，以与吾固有之音乐相比较。一方面，参考西人关于音乐之理论，以印证于吾国之音乐而考其违合。循此以往，不特可以促吾国音乐之改进，抑亦将有新发见之材料与理致，以供世界音乐之采取。此即我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所以建设之大原因也。
　　会中诸导师，均于技术及理论深造有得，而不敢自满，欲以所见，与全国音乐家互相切磋，以达本会之希望。于是有《音乐杂志》之发起。倘海内音乐家，皆肯表同情于此种机关之创设，而借以发布其各别之意见，使吾国久久沉寂之音乐界，一新壁垒，以参加于世界著作之林，则诚发起人之所馨香而祷祝者矣。
　　《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日刊》发刊词
　　我们为什么组织这个中华教育改进社？教育事业范围很广，不能专靠政府所设的几个机关来主持，要全国教育家来共同计划，共同进行。方今全国的省教育会每年开一次联合会，很有许多贡献。但是，所议的多限于普通教育一方面。议决的案，只能送教育部请他采用；自己没有一个永久机关可以执行几件事。教育部组织了一个教育调查会，各方面的都延请几位，而且有一个常川办事的机关，但人数有限。经费全由政府支给，近年政府不能按期发款，诸事都停滞了。我们要有一种改进教育的机关，是固定的，不是临时结合的；是普遍的，不限于一地方一局部的；是纯然社会的，不受政府牵掣的；所以组织这个中华教育改进社。
　　为什么第一次年会在山东开会？（一）在我国地理上，山东实占重要地位。名山里面最有名的是五岳，五岳里面最有名的是泰山。封禅的遗迹、宗教的传说，都有特别关系。最有名的水是四渎，山东有河、济二渎。国内现有铁路以津浦、京汉为干线，济南是津浦要站。（二）在中国文化上，山东有特别的关系。中国古代文化，全在礼乐。礼乐的完备，是周公的功。所以，古代尊周公为先圣，近人也有说古文家经学是从周公出的。中国最早最大的教育家，是孔子、墨子，古人叫做显学。同这两派对待的是道家，道家又演作法家。《管子》一书，已经有道家、法家的精义。这一回，山东教育界又发起了一个历史博物展览会，又不是与我们研究文化上很有利益的么？（三）
　　最近教育思潮的促进，山东也有特别关系。八年五月，全国学生有一个重大的运动，叫做“五四运动”。从这个运动以后，学生界有两种觉悟：一是自动的研求学术，一是义务的担任平民教育。我们在教育界办事的人，觉得顺应这个潮流，是我们的天职。但“五四运动”，是为山东问题而起。现在山东问题，虽然解决了一段，青岛还没有完全归回，胶济铁路的赎款还没有筹齐。“五四运动”实在还没有完成。我们在山东开会，一定有许多新受的激刺，可以传播到教育界去，加一番促进。
　　为什么会期中办这个日报？我们这个改进社，自从《新教育》编译社并入后，就用《新教育》作为发表意思的机关。但《新教育》一月出一次，只能用作平时的报告。开会期间，每日有各方面的新事实、新言论，急须发表，所以发此临时的《日刊》。
　　《简易哲学纲要》自序
　　哲学是人类思想的产物，思想起于怀疑，因怀疑而求解答，所以有种种假定的学说。普通人都有怀疑的时候，但往往听到一种说明，就深信不疑，算是已经解决了。一经哲学家考察，觉得普通人所认为业经解决的，其中还大有疑点；于是提出种种问题来，再求解答。要是这些哲学家有了各种解答了，他们的信徒认为不成问题了，然而又有些哲学家看出其中又大有疑点，又提出种种问题来，又求解答。有从前以为不成问题而后来成为问题的；有从前以为是简单问题而后来成为复杂问题的。初以为解答愈多，问题愈少，哪知道问题反随解答而增加。几千年来，这样的递推下来，所以有今日哲学界的状况。从今以后，又照样的递推下去，又不知道要发展到怎样？这一半是要归功于文化渐进的成效；一半要归功于大哲学家的天才。我们初学哲学的人，最忌的是先存成见，以为某事某事，早已不成问题了。又最忌的是知道了一派的学说，就奉为金科玉律，以为什么问题，都可照他的说法去解决；其余的学说，都可置之不顾了。入门的时候，要先知道前人所提出的，已经有哪几个问题？要知道前人的各种解答，还有疑点在哪里？自己应该怎样解答他？这一本书，大半是提出问题与指出答案中疑点的，或者不至引人到独断论上去。
　　中华民国十三年三月十五日蔡元培
　　《大学院公报》发刊词
　　民国纪元以前，管理学术及教育之机关曰“学部”；民国元年，改为“教育部”；依“教育”一辞之广义，也可以包学术也。顾十余年来，教育部处北京腐败空气之中，受其他各部之熏染；长部者又时有不知学术教育为何物，而专骛营私植党之人，声应气求，积渐腐化，遂使教育部名词与腐败官僚亦为密切之联想。此国民政府所以舍教育部之名，而以大学院名管理学术及教育之机关也。
　　大学院成立以来，所努力进行者凡三：一曰实行科学的研究与普及科学的方法我族哲学思想，良不后人，而对于科学，则不能不自认为落伍者。虽曾自夸为罗盘、火药、印刷术等之创造者，然而今日西洋人所用之罗盘，其复杂为何如？彼等所用之弹药，其猛烈为何如？彼等所流行之印刷术，其敏捷为何如？其他可由此类推。且不但物质科学而已，即精神科学，如心理学、美学等；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等，在西人已全用科学的方法，而我族则犹囿于内省及悬想之旧习。
　　科学幼稚，无可讳言。近虽专研科学者与日俱增，而科学的方法，尚未为多数人所采用，科学研究机关，更绝无仅有。盖科学方法，非仅仅应用于所研究之学科而已，乃至一切事物，苟非凭借科学，明辨慎思，实地研究，详考博证，即有所得，亦为偶中；其失者无论矣。本院为实行科学的研究与普及科学的方法起见，故设立中央研究院，以为全国学术之中坚；并设科学教育委员会，以筹划全国科学教育之促进与广被。
　　二曰养成劳动的习惯现今世界之大问题，在劳心者与劳力者之对待。前者对于人人所必需之生产品，常有不劳而获之机会；后者则过劳而所获乃无几，至不足以赡其生。不平之鸣，随在皆是，仇视惨杀之局，亦由是酿成焉。欲救其弊，在使劳心者亦出其力，以分工农之劳；于是劳力者得减少其工作之时间，而亦有劳心之机会。关于生产之农、工业，人人皆须致力；关于科学、美术之文化，亦人人皆得领略。阶级既泯，待遇自然平等，而仇视惨杀之祸消矣。本院是以直接设劳动大学，其中有高等、中等班，使平日偏重劳心之学者，兼为劳力之工作；有工、农夜校，使平日偏重劳力之农、工，亦有劳心之课程。至于普通中、小学校，亦将列劳动于课程之中，养成其习惯，并将采用大学委员会李石曾委员之说，仿征兵制，使每一学生，于中学毕业后，有服劳一年以上之义务焉。
　　三曰提起艺术的兴趣希腊之苏格拉底，吾国之王阳明，皆以为即知即行；而孔子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言；孟子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之言；孙先生所以有“行之非艰，知之维艰”之学说也。然而知杀人为罪恶者，或不能临时而容忍；知航空之理论者，或不敢冒险而飞行，何哉？感情兴奋之时，非理智所能调节；感情沉滞之时，非理智所能活泼也。
　　孰调节之？孰活泼之？曰艺术。艺术者，超于利害生死之上，而自成兴趣。
　　故欲养成高尚、勇敢与舍己为群之思想者，非艺术不为功。本院是以有艺术教育委员会，负计划全国艺术教育之责，并直接设立音乐院；明年将开美术展览会；其他若美术学校、美术馆等，亦将次第成立焉。
　　本院主义上之注意点，既如上述，其组织上，亦多与旧式教育部不同。
　　其最要之一点，即大学委员会。此委员会，以各国立大学校长、本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及本院所推举专门学者五至七人组织之，以本院秘书长为秘书；委员会有推荐本院院长及讨议学术上、教育上重大方案之权，以学者为行政之指导。此亦以学术化代官僚化之一端也。
　　本院公报将付印，因记大学院之特点，以告读者，即以充《公报》之发刊辞。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刊词
　　同是动物，为什么只有人类能不断的进步，能创造文化？因为人类有历史，而别的动物没有。因为他们没有历史，不能把过去的经验传说下去，作为一层层积累上去的基础，所以不容易进步。例如，蜂、蚁的社会组织，不能不说是达到高等的程度，然而到了这个程度，不见得永远向上变化，这岂不是没有历史的缘故？
　　同是动物，为什么只有人类能创造历史，而别的动物没有？因为人类有变化无穷的语言，而后来又有记录语言的工具。动物的鸣声本可以算是他们的语言，古人说介葛卢识牛鸣，公冶长通鸟语，虽然不是近代确切的观念，然而狗可以练习得闻人言而动，人可以因经验了解狼的发声之用意，这是现代的事实；但是，他们的鸣声，既没有可以记录的工具，且又断不是和人的语言有同等复杂的根基的，所以不能为无穷的变化，不能作为记录无限经验的工具，所以不能产生历史。人类当没有文字的时候，已有十口相传的故事与史歌，已不类他种动物鸣声的简单，而会有历史的作用。发明文字以后，传抄印刷，语言日加复杂，可以助记忆力，而历史始能成立。人类有这种特殊的语言，而因以产生历史，这也是人类在动物中特别进步的要点。而语言学与历史学，便是和我们最有密切关系的科学。
　　语言学的研究，或偏于声音，或偏于语式，或为一区域、一种族、一时期间的考证，或注重于各区域、各种族、各时期间相互的关系，固不必皆属于历史，但一涉参互错综的痕迹，就与历史上事实相关。历史的研究，范围更为广大。不但有史以来，人类食、衣、住、行的习惯，疾、疫、战争的变异，政、教、实业的嬗变，文、哲、科学、艺术的进行，都是研究的对象，而且有史以前的古物与遗迹，地质学上的化石，生物学上进化的成例，也不能不研究。固然不都是与语言学有关，而语言学的材料与历史学关系的很多。
　　所以，我们把这两种科学合设研究所，觉得是很便利的。
　　我们研究的旨趣与方法、与计划，已经有专篇说明了。几个月来，我们少数同志按着预定的计划分途工作，已经有开头的一点小小材料。我们希望有多数同志加入，把工作的范围扩大起来，不能不随时把我们已有的工作作报告，听同志们的评判，这就是我们开始印行这集刊的缘故。
　　蔡元培中华民国十七年八月南京
　　《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序
　　北京大学，到现在有三十一年的历史了。这三十一年内，名称改了几次；内容与外延的广狭，改了几次；学风改了几次。到了第三十一年，在党治之下，值教育部新改大学条例，又值北大的名称与关系屡次改变而终于恢复。
　　自此以后，又将有一时期可以专心致志于按部就班的进展，而不致轻易摇动。
　　但我以为北大同人，若要维持不易动摇的状态，至少应注意两点：（一）要去尽虚荣心，而发起自信心。有一部分的人，好引过去的历史北大的光荣，尤以“五四”一役为口头禅；不知北大过去中差强人意之举，半由于人才之集中，半亦由于地位之特别。盖当时首都仅有此惟一之国立大学，故于不知不觉中当艰难之冲，而隐隐然取得领袖之资格，而所谓贪天功以为己力之嫌疑，亦即由此而起。今则首都即已南迁。一市之中，大学林立；一国之中，大学更林立。北大不过许多大学中的一校，决不宜狃于已往的光荣，妄自尊大。要有日进无疆的自信心，不凭借何等地位，而自能崭然露头角。
　　（二）要以学术为惟一之目的，而不要想包办一切。从前，在腐败政府之下，服务社会者又不可多得，自命为知识阶级的大学，不得不事事引为己任。若就求学的目的说起来，牺牲未免太多，然在责无旁贷的时期，即亦无可如何。今则政府均属同志，勉为其难；宣传党义、运动民众等事，又已有党部负了专责。我们正好乘党政重任尚未加肩的时候，多做点预备的工夫，就是多做点学术上的预备。若此刻早已分心他事，荒弃学业，他日重任加身，始发不学无术的悔恨，就无及了。所以应守分工的例，不想包办一切，而专治学术。
　　若全校同人均能了解这两点，则北大的进步，将无限量。否则抱万能之愿，而无一得之擅，前途就可想而知。愿这次参与北大三十一周年纪念诸君，要深切的注意。
　　中华民国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蔡元培
　　《爱国女学三十二周年纪念刊》导言
　　爱国女学之成立，已三十二年。余为三十二年前参与发起之一人，回想当年，不胜今昔之感！
　　民国纪元前十年，余在南洋公学任教员。是时，经莲三先生尚寓上海，而林少泉先生偕其妻林××夫人，及其妹林宗素女士自福州来，均提倡女学。
　　由余与亡室黄仲玉夫人招待，在登贤里寓所开会。到会者除经、林二氏外，有韦氏增珮、增瑛两女士，吴彦复先生偕其女亚男、弱男，及其妾夏小正三女士，陈梦坡先生偕其女撷芬，及其二妾蔡××、蔡××三女士。余与林、陈诸先生均有演说。会毕，在里外空场摄影，吴彦复夫人自窗口望见之而大骂，盖深不以其二女参与此会为然也。未几，薛锦琴女士到沪，蒋智由先生设席欢迎，乃请仲玉与林氏姑嫂作陪，而自身不敢到席。盖其时男子尚不认娶妾为不合理，而男女之界，亦尚重避嫌如此。爱国女学，即在此种环境中产生也。是年冬，由蒋智由、黄宗仰两先生提议，设立女校，余与林、陈、吴三先生并列名发起，设校舍于登贤里，名曰爱国，而推蒋先生为校长。未几，蒋先生往日本游历，余被推继任。开办时，所有学生，即发起人家中之女子。及第二年，始招外来女生。而第一届学生，多因年龄长大、家务分心而退学，故学生甚少。
　　爱国女学第一次之发展，在爱国学社成立以后，由吴稚晖先生提议，迁校舍于学社左近之泥城桥福源里，并运动学社诸生，劝其姊妹就学；而学社诸教员，亦兼任女学教课，尔时本校始有振兴之气象。
　　第二次之发展，则在钟宪鬯先生长校时期。是时，张竹君女士初自广州来，力倡妇女经济独立之必要，愿教以手工。钟先生因于本校课程中加手工，而且附设手工传习所，请张女士及其弟子传授。由本校学生之宣传，而内地妇女，纷来学习。其他手工传习所虽停办，而爱国女学之声名，传播已广。
　　第三次之发展，则为蒋竹庄先生长校时期，厘订课程，使适合于中小学教育之程途；订建校舍，使教室与运动场有相当之设备，从此本校始脱尽革命党秘密机关之关系——余长本校，前后数次，凡革命同志徐伯荪、陶焕卿、杨笃生、黄克强诸先生到上海时，余与从弟国亲及龚未生同志等，恒以本校教员资格，借本校为招待与接洽之机关。其时，较高级之课程，亦参革命意义，如历史授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故事；理化注重炸弹制造等。又高级生周怒涛等，亦秘密加入同盟会。而入于纯粹的教育事业之时代。
　　第四次之发展，则为季融五先生长校时期，遵教育部学制，划分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体育专科与附属小学四部；迁至江湾路尘园，由租赁之校舍而进于自建；校产沙田，亦经整理；于是学校之基础，盖亦稳固矣。今校长孙翔仲先生，继季先生之后，毅力相等，虽经“一·二八”事变，校舍被毁，而恢复甚速，对于将来各方面之改进，均可操券，此则由三十二年来本校发展之历史可以推论而得之者也。
　　以美育代宗教说
　　兄弟于学问界未曾为系统的研究，在学会中本无可以表示之意见。惟既承学会诸君子责以讲演，则以无可如何中，择一于我国有研究价值之问题为到会诸君一言，即“以美育代宗教”之说是也。
　　夫宗教之为物，在彼欧西各国，已为过去问题。盖宗教之内容，现皆经学者以科学的研究解决之矣。吾人游历欧洲，虽见教堂棋布，一般人民亦多入堂礼拜，此则一种历史上之习惯。譬如前清时代之袍褂，在民国本不适用，然因其存积甚多，毁之可惜，则定为乙种礼服而沿用之，未尝不可。又如祝寿、会葬之仪，在学理上了无价值，然戚友中既以请帖、讣闻相招，势不能不循例参加，藉通情愫。欧人之沿习宗教仪式，亦犹是耳。所可怪者，我中国既无欧人此种特别之习惯，乃以彼邦过去之事实作为新知，竟有多人提出讨论。此则由于留学外国之学生，见彼国社会之进化，而误听教士之言，一切归功于宗教，遂欲以基督教劝导国人。而一部分之沿习旧思想者，则承前说而稍变之，以孔子为我国之基督，遂欲组织孔教，奔走呼号，视为今日重要问题。
　　自兄弟观之，宗教之原始，不外因吾人精神作用而构成。吾人精神上之作用，普通分为三种：一曰知识；二曰意志；三曰感情。最早之宗教，常兼此三作用而有之。盖以吾人当未开化时代，脑力简单，视吾人一身与世界万物，均为一种不可思议之事。生自何来？死将何往？创造之者何人？管理之者何术？凡此种种，皆当时之人所提出之问题，以求解答者也。于是有宗教家勉强解答之。如基督教推本于上帝，印度旧教则归之梵天，我国神话则归之盘古。其他各种现象，亦皆以神道为惟一之理由。此知识作用之附丽于宗教者也。且吾人生而有生存之欲望，由此欲望而发生一种利己之心。其初以为非损人不能利己，故恃强凌弱，掠夺攫取之事，所在多有。其后经验稍多，知利人之不可少，于是有宗教家提倡利他主义。此意志作用之附丽于宗教者也。又如跳舞、唱歌，虽野蛮人亦皆乐此不疲。而对于居室、雕刻、图画等事，虽石器时代之遗迹，皆足以考见其爱美之思想。此皆人情之常，而宗教家利用之以为诱人信仰之方法。于是未开化人之美术，无一不与宗教相关联。
　　此又情感作用之附丽于宗教者也。天演之例，由浑而昼。当时精神作用至为浑沌，遂结合而为宗教。又并无他种学术与之对，故宗教在社会上遂具有特别之势力焉。
　　迨后社会文化日渐进步，科学发达，学者遂举古人所谓不可思议者，皆一一解释之以科学。日星之现象，地球之缘起，动植物之分布，人种之差别，皆得以理化、博物、人种、古物诸科学证明之。而宗教家所谓吾人为上帝所创造者，从生物进化论观之，吾人最初之始祖，实为一种极小之动物，后始日渐进化为人耳。此知识作用离宗教而独立之证也。宗教家对于人群之规则，以为神之所定，可以永远不变。然希腊诡辩家，因巡游各地之故，知各民族之所谓道德，往往互相抵触，已怀疑于一成不变之原则。近世学者据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之公例，以应用于伦理，则知具体之道德不能不随时随地而变迁；而道德之原理则可由种种不同之具体者而归纳以得之；而宗教家之演绎法，全不适用。此意志作用离宗教而独立之证也。
　　知识、意志两作用，既皆脱离宗教以外，于是宗教所最有密切关系者，惟有情感作用，即所谓美感。凡宗教之建筑，多择山水最胜之处，吾国人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即其例也。其间恒有古木名花，传播于诗人之笔，是皆利用自然之美以感人者。其建筑也，恒有峻秀之塔，崇闳幽邃之殿堂，饰以精致之造像，瑰丽之壁画，构成黯淡之光线，佐以微妙之音乐。赞美者必有著名之歌词，演说者必有雄辩之素养，凡此种种，皆为美术作用，故能引人入胜。苟举以上种种设施而屏弃之，恐无能为役矣。然而美术之进化史，实亦有脱离宗教之趋势。例如吾国南北朝著名之建筑则伽蓝耳，其雕刻则造像耳，图画则佛像及地狱变相之属为多；文学之一部分，亦与佛教为缘。而唐以后诗文，遂多以风景、人情、世事为对象；宋元以后之图画，多写山水、花鸟等自然之美。周以前之鼎彝，皆用诸祭祀。汉唐之吉金，宋元以来之名瓷，则专供把玩。野蛮时代之跳舞，专以娱神，而今则以之自娱。欧洲中古时代留遗之建筑，其最著者率为教堂，其雕刻、图画之资料，多取诸新旧约；其音乐，则附丽于赞美歌；其演剧，亦排演耶稣故事，与我国旧剧《目连救母》相类。及文艺复兴以后，各种美术渐离宗教而尚人文。至于今日，宏丽之建筑多为学校、剧院、博物院。而新设之教堂，有美学上价值者，几无可指数。其他美术，亦多取资于自然现象及社会状态。于是以美育论，已有与宗教分合之两派。以此两派相较，美育之附丽于宗教者，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养之作用，而转以激刺感情。盖无论何等宗教，无不有扩张己教、攻击异教之条件。回教之谟罕默德，左手持《可兰经》，而右手持剑，不从其教者杀之。基督教与回教冲突，而有十字军之战，几及百年。基督教中又有新旧教之战，亦亘数十年之久。至佛教之圆通，非他教所能及。而学佛者苟有拘牵教义之成见，则崇拜舍利，受持经忏之陋习，虽通人亦肯为之。甚至为护法起见，不惜于共和时代，附和帝制。宗教之为累，一至于此，皆激刺感情之作用为之也。
　　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食物之入我口者，不能兼果他人之腹；衣服之在我身者，不能兼供他人之温，以其非普遍性也。美则不然。即如北京左近之西山，我游之，人亦游之；我无损于人，人亦无损于我也。隔千里兮共明月，我与人均不得而私之。中央公园之花石，农事试验场之水木，人人得而赏之。埃及之金字塔，希腊之神祠，罗马之剧场，瞻望赏叹者若干人，且历若干年，而价值如故。各国之博物院，无不公开者，即私人收藏之珍品，亦时供同志之赏览。
　　各地方之音乐会、演剧场，均以容多数人为快。所谓“独乐乐不如人乐乐”，与“寡乐乐不如与众乐乐”，以齐宣王之惛，尚能承认之。美之为普遍性可知矣。且美之批评，虽间亦因人而异，然不曰是于我为美，而曰是为美，是亦以普遍性为标准之一证也。
　　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关系。马、牛，人之所利用者，而戴嵩所画之牛，韩干所画之马，决无对之而作服乘之想者。
　　狮、虎，人之所畏也，而卢沟桥之石狮，神虎桥之石虎，决无对之而生搏噬之恐者。植物之花，所以成实也，而吾人赏花，决非作果实可食之想。善歌之鸟，恒非食品。灿烂之蛇，多含毒液。而以审美之观念对之，其价值自若。
　　美色，人之所好也；对希腊之裸像，决不敢作龙阳之想；对拉飞尔若鲁滨司之裸体画，决不敢有周昉《秘戏图》之想。盖美之超绝实际也如是。且于普通之美以外，就特别之美而观察之，则其义益显。例如崇闳之美，有至大、至刚两种。至大者如吾人在大海中，惟见天水相连，茫无涯涘。又如夜中仰数恒星，知一星为一世界，而不能得其止境，顿觉吾身之小虽微尘不足以喻，而不知何者为所有。其至刚者，如疾风震霆，覆舟倾屋，洪水横流，火山喷薄，虽拔山盖世之气力，亦无所施，而不知何者为好胜。夫所谓大也，刚也，皆对待之名也。今既自以为无大之可言，无刚之可恃，则且忽然超出乎对待之境，而与前所谓至大、至刚者肸合而为一体，其愉快遂无限量。当斯时也，又岂尚有利害得丧之见能参入其间耶！其他美育中，如悲剧之美，以其能破除吾人贪恋幸福之思想。《小雅》之怨悱，屈子之离忧，均能特别感人。《西厢记》若终于崔张团圆，则平淡无奇；惟如原本之终于草桥一梦，始足发人深省。《石头记》若如《红楼后梦》等，必使宝黛成婚，则此书可以不作。
　　原本之所以动人者，正以宝黛之结果一死一亡，与吾人之所谓幸福全然相反也。又如滑稽之美，以不与事实相应为条件。如人物之状态，各部分互有比例。而滑稽画中之人物，则故使一部分特别长大或特别短小。作诗则故为不谐之声调，用字则取资于同音异义者。方朔割肉以遗细君，不自责而反自夸。
　　优旃谏漆城，不言其无益，而反谓漆城荡荡，寇来不得上，皆与实际不相容，故令人失笑耳。要之，美学之中，其大别为都丽之美，崇闳之美（日本人译言“优美”、“壮美”）。而附丽于崇闳之悲剧，附丽于都丽之滑稽，皆足以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之计较，则其所以陶养性灵，使之日进于高尚者，固已足矣。又何取乎侈言阴骘，攻击异派之宗教，以激刺人心，而使之渐丧其纯粹之美感为耶。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演说词
　　凡事皆有术而后有学。外国之新闻学，起于新闻发展以后。我国自有新闻以来，不过数十年，则至今日而始从事于新闻学，固无足怪。我国第一新闻，是为《申报》。盖以前虽有所谓邸抄若京报，是不过辑录成文，非如新闻之有采访、有评论也。故言新闻，自《申报》始。《申报》为西人所创设，实以外国之新闻为模范。其后乃有《沪报》、《新闻报》等。戊戌以后，始有《中外日报》、《时报》、《苏报》等。十五年前，鄙人在爱国学社办事时，与《苏报》颇有关系。其后亦尝从事于《俄事警闻》、《警钟日报》等。
　　其时于新闻术实毫无研究，不过借此以鼓吹一种主义耳。即其他《新闻报》、《申报》等，虽专营新闻业，而其规模亦尚小。民国元年以后，新闻骤增，仅北京一隅，闻有八十余种。自然淘汰之结果，其能持续至今者，较十余年前之规模大不同矣。惟其发展之道，全恃经验，如旧官僚之办事然。苟不济之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此吾人所以提出新闻学之意也。
　　新闻之内容，几与各种科学无不相关。外国新闻，多有特辟科学、美术、音乐、戏曲等栏者，固非专家不能下笔。即普通纪事，如旅行、探险、营业、犯罪、政闻、战报等，无不与地理、历史、经济、法律、政治、社会等学有关。而采访编辑之务，尤与心理学有密切之关系。至于记述辩论，则论理学及文学亦所兼资者也。根据是等科学，而应用于新闻界特别之经验，是以有新闻学。欧美各国，科学发达，新闻界之经验又丰富，故新闻学早已成立。
　　而我国则尚为斯学萌芽之期，不能不仿《申报》之例，先介绍欧美新闻学。
　　是为吾人第一目的。我国社会，与外国社会有特别不同之点。因而我国新闻界之经验，亦与外国有特别不同之点。吾人本特别之经验而归纳之，以印证学理，或可使新闻学有特别之发展。是为吾人第二目的，想到会诸君均所赞成也。
　　抑鄙人对于我国新闻界尚有一种特别之感想，乘今日集会之机会，报告于诸君，即新闻中常有猥亵之纪闻若广告是也。闻英国新闻，虽治疗霉毒之广告，亦所绝无。其他各国，虽疾病之名词，无所谓忌讳，而春药之揭贴，冶游之指南，则绝对无之。新闻自有品格也。吾国新闻，于正张中无不提倡道德；而广告中，则诲淫之药品与小说，触目皆是；或且附印小报，特辟花国新闻等栏；且广收妓寮之广告。此不特新闻家自毁其品格，而其贻害于社会之罪，尤不可恕。诸君既研究新闻学，必皆与新闻界有直接或间接之关系，幸有以纠正之。
　　在《国民杂志》社成立会上的演说词
　　本志酝酿，数月于兹，今日始有此成立会，鄙人与诸君同一愉快。诸君为此，志在拯国家于危亡，深堪嘉尚。吾见会场前陈列国旗，因而有感，为诸君言之。
　　制旗之材料，或以纸，或以布，或以绸，纸质不坚，布则较坚，惟绸尤坚，故制旗宜以绸为上。夫质坚矣，而幅裁之均匀，配制之顺序，渲染之得法，皆为美观所必需，亦不可忽。坚矣美矣，尤必加注意保存，使毋污损，否则虽质坚色美，幅匀位顺，犹不足以动人美感，起人敬仰也。国家亦然。
　　实业犹旗之质，学术则造旗之手段也。必实业发达，学术修明，则国家始能成立。至宣扬国光，尤赖国民道德。舍是则国家便留污点，与国旗之污损相等。今试置一污损之旗，于鲜明之众旗中，则相形而减色。若以文化不进之国家，而处乎文明国之间，两两相较，宁有不减色者乎？故国民之道德，至重要也。
　　若乃杂志之发行，实在提倡实业，发展学术，增进道德，诚足以抒救国之热忱矣。然杂志之良否，亦得以国旗为喻，例如内容无价值，犹旗质之不坚也。内容善矣，而文笔晦涩，编次凌杂，不能使读者知其真意之所在，犹制旗不合法，不适于表示也。内容及形式均善矣，而或参以过当之言论，激起反动，或加以卑猥之小品，若广告，以迎合一部分恶劣之心理，则亦犹国旗之污损矣。去此三弊，则杂志始为完善，而有以副诸君救国之本意，愿诸君勉之。
　　请将清内阁档案拨为北大史学材料呈
　　为呈请核办事：窃惟史学所重，尤在近世史，良以现在社会，皆由最近世史递嬗而来，因果相连，故关系尤为密切。外国中等学校历史教科书，自古代以至近代史占其半，最近世史亦占其半。吾国史学，首推司马迁，其作《史记》，自黄帝以至秦、楚之际，篇数占其半，汉代亦占其半。班固首创断代史，实亦为其最近世史。自是厥后，每当易代之际，首以修前代史为最要，诚知所重也。
　　方今吾国最近世史，自当起于清代。民国以来，虽有清史馆之设，然前代修明史，约经六十年而后脱稿。清史之成，恐亦遥遥无期。本校研究所国学门及史学系知近世史之重要，特设专科研究，现在广搜材料，用科学之方法，作新式之编纂。稔知教育部历史博物馆收藏明末及清代内阁档案，如奏本、誊黄、报消册、试卷等甚夥，皆为清代历史真确可贵之材料。世人于此，均欲先睹以为快。惟是此项档案，积久尘封，卷帙又复繁重，整理良非易事。
　　虽经该馆派员整理多年，迄未蒇事。良以此事非有多数具有兴会之人，按日排比，断难克期成功。
　　现在本校对于清史材料，需要甚殷。拟恳钧部将此项档案全数拨归本校，即由史学系及研究所国学门组织委员会，率同学生，利用暑假停课之暇，先将目录克期编成，公布于世，以副众望；然后再由专门学者鉴别整理，辑成专书。如此办法，较为轻而易举。尚祈钧部顾念近世史之重要，史料之难求，准如所请，批示遵行，实为公便。谨呈
　　教育总长
　　蔡元培
　　文牍课即照缮呈部。
　　北大史学会成立会演说词
　　前几天本校成立了一个化学研究会，今天又是史学会成立的日子，这种自动的研究学问，吾觉得非常高兴。诸君须知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进化，离不开历史，并且是没有止境的。从前欧洲的人以欧洲为天下，中国的人以中国为天下，所以研究历史的，也只是一部分，不是全世界的。后来渐渐进化，知道空间有五大洲，时间有四五千年，历史的范围，是大而无边。而有人类以前的历史，还是不能知道。有人类以后的历史虽是很多，但是他的内容，也有许多真伪难明的地方。譬如我国自有《尚书》以来，数千年的历史是连续不断，历史的品类是很多的，真伪难明的地方也是不少。又如埃及、希腊、罗马的历史，是断续不连的。现在吾们要想补这种缺点，最要是发掘地中所埋没的史料，考察地质上的事实，拿来证明过去历史的真伪和补充历史的不足，这就是史学家的责任。
　　从前国史馆附在本校的时候，凡遇着暑假、年假等假期，各省的人回去，都要托他们搜集史料，将有关历史的东西，也一并调查得来，预备在史学界上有所贡献。后来可惜国史馆离了出去，这种办法就停顿了。
　　至于整理历史材料的方法，如从前的人所著《文献通考》等，大都不甚完全。又如马骕做的《绎史》，专收集秦以前的材料，方法很好，但是也就没有什么发挥的地方。现在诸君整理史学，搜集材料，固属最要。吾的意见，秦以后还要将时代分开。由诸君联合起来担任，譬如某数人担任研究和搜集某某一时代的史料，也是很要紧的。
　　现在吾们要考历史上的朝代、官名、地名和人名等，最好要做一部历史大辞典。但是这部大辞典，不是几个人所能成功的，总要含多数人的能力，分门别类，纂集起来，将来或有成功的一日。从前国史馆已经着手进行，到了停顿以后，还有一些稿子，遗留在图书馆里面。
　　我想诸君若要做这部大辞典，必定觉得干燥无味的。所以诸君不能用聪明的功夫，总要用一种笨的功夫，不折不挠，有始有终，如清朝的汉学家然。
　　此外如掘地发藏，搜集古物，凡可以为史料的，诸君须要努力做去才好。
　　现在史学会成立了，吾希望诸君集合多数的力量，来整理数千年的历史，得寸进寸，得尺进尺，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这是吾的意见。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君①传
　　我国印刷之业，始于五代，历宋、元、明以迄于清，积渐发展。顾其所注意者，率在四部巨帙，供成学治国闻者之涉览。间以饾饤稗贩，以饷举子。
　　至于村塾课本，大多数儿童之所诵习，则大抵粗率不求精也。清之季世，师欧美各国及日本之制，废科举，立学校，始有教科书之名。为教习者，以授课之暇编纂之，限于日力，不能邃密。书肆诎于资而亟于利，以廉值购稿而印之，慰情胜无而已。近二十年，始有资本较富之书肆，特设编辑所，延热心教育之士专任其事。于是印刷之业，始影响于普通之教育。其创始之者，实为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者，青浦夏君之所建设，而以渐扩张之，且总经理之，以终其身者也。
　　君讳瑞芳，字粹方。少孤贫，学于基督教长老会之清心堂，习排字于英人所设之《文汇报》馆。历在《字林西报》馆、《捷报》馆任事，积有资本，乃与妻党鲍君咸恩，创设商务印书馆。其始翻印印度英文读本，而以华文译注之，名曰《华英初阶》，若《进阶》，在当时初学英文者甚便之。戊戌以后，有志维新者多游学日本，竞译日本书以求售，君亦数数购之，然不轻于付印，丐通人抉择。其中太草率者袭诸箧，所费虽不赀，不惜也。庚子以后，学校渐兴，教授者苦不得适宜之教科书，君乃为商务印书馆厚集资本，特立编译所，延张君元济主其事。亦常以重资购当代名士严复、伍光建、夏曾佑诸君之著作，且发行辞典、小说、杂志之属。而尤所聚精会神以从事者，实为小学教科书。其事在我国为至新，虽积学能文之士，非其所习，则未易中程式。往往一课之题，数人各试为之，而择其较善者，又经数人之检阅及订正，审为无遗憾焉而后写定。其预拟而为目，综合而成编，审慎周详，无不如是。编辑者之日力，缘是而虚靡者颇巨，不敢吝也。教科书以外，又有教授法参考书，非学生所需，售书远逊，然亦尽心力以为之。以是出版后，大受教育界之欢迎，而同业之有事于教科书者，度不能以粗筋之作与之竞，则相率而则效之。于是书肆之风气为之一变，而教育界之受其影响者大矣。
　　民国三年，君年四十有三，追溯商务印书馆之创设，既十有七年矣。一月十日，以有于总发行所之门前狙击君者，君负伤而殁。君对于印刷业之尽瘁，遂以是终。知君者无不痛惜之！君娶于鲍，有子一，曰鹏。女八人。
　　蔡元培曰：君信仰基督教，内行甚修，接人甚和易，宜若可以尽其天年，而卒被暗杀，倘所谓天道无知者邪？然君虽殁，而君所创设之事业，方兴未艾，其于教育之影响，则展转流布而不能穷其所届，虽谓永永不死可也。
　　① 夏君，即夏瑞芳。
　　哀刘半农先生
　　自从科学家习惯于机械的实验、数字的统计，虽有时亦为大胆的假设，而精神终是收敛的。文学家习惯于高尚的理想、俶诡的寓言，虽有时亦为严格的写实，而精神终是放任的。两种长技，不易并存。培根以科学者，而能为莎士比亚编剧本；哥德以文学者，而于植物学有所发现；张弛自由，至为难得。我们的刘半农先生，就是这一类的典型人物。
　　我初识先生，在民国六年。那时候，先生在《新青年》上提倡白话诗文，叙述地摊上所搜集的唱本，我们完全认为文学家。后来先生留学法国，我每到巴黎，必去访他。那时候，他专做语音学的工作，完全是科学家了。回国以后，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作实验语音及乐律的工作，改良仪器，不止一次。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时有论文，在西北科学考察团整理二万余木简之文字。近日为测写古代编钟音律而赴河南、上海等处，为考察平绥沿线方言而赴张家口、百灵庙等处，这都是毗于科学的工作。然先生并不放弃文学，例如所编日报副刊及投寄《论语》、《人间世》的诗文等，都是富有风趣的作品。
　　以先生张弛自由的心情，互相调剂，宜可祛病延年，在学术上多有所贡献。不幸以四十四岁之盛年，一病不起，学术界的损失，我们还能计算吗！
　　刘半农先生不死
　　刘先生死了！为青年模范的刘先生，是永远不会死的！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说学者心理上进展的状况，是最好没有的了。从各种科学中或一种科学的各方面中，择自己性所最近的专研起来，这是知的境界。研究开始了，渐感到这种工作的兴趣。废寝忘食，只有这唯一的嗜好，这是好的境界。学成了，在适当的机会应用起来，搜罗新材料，创造新工具，熟能生巧，乐此不疲，虽遇到如何艰难，均不以为意，这是乐的境界。我个人所见到的刘先生，真是具此三种境界的。
　　刘先生早年求学的状况，我知道的不多。我认识他是在民国六年。那时候刘先生已经二十余岁了，在大学预科任教员，在《新青年》杂志发表诗文，就在国内作“商量旧学，培养新知”的准备，亦未始不可；但他一定要出去留学。到了法国了，以他平日沉浸于文史的习惯，也未尝不可以选点轻松的学科，在讲堂上听听讲，在书本上寻点论文的材料，赚一个博士的证书；然而他经再四考虑以后，终选定了语音学。这是刘先生的知。他选定了这学科以后，对于测验的纤琐、计算的繁重，毫不以为苦；我到巴黎见他时，一问到，他就“头头是道”“津津有味”的讲起来。这是刘先生的好。他回国了，在北京大学的国学门研究所，布置语音学实验室，这是他的主要工作。当然能者多劳，他除北大研究所以外还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研究所兼任研究员和各大学院长、教务长等职务，并在各杂志或日报上也有相当的发表。但是他的兴趣，还是集中于语音学。他时时有新的发明，如改良测验的仪器，由笨重变为轻便；改良计算的方法，由繁难变为简易，都是他最得意的事。他对于考察方音，决不畏旅行的艰苦。此次由北平经绥远而达百灵庙，染病以后尚极有兴会，不得已而回平，以至疾笃，亦从无怨天尤人的感想。这是刘先生的乐。以我个人的观察，刘先生可谓实践孔子所说“知之”、“好之”、“乐之”的三境界，可以为青年求学者的模范了。
　　刘先生不幸而死，但是无数青年如能以刘先生为模范，而对于所学能由“知之”以至于“好之”而至于“乐之”，则刘先生就永远不死了。
　　追悼曾孟朴先生
　　我是四十多年前就知道曾君表先生了。那时候，我正在李莼客先生京寓中课其子；而李先生于甲午年去世，他的几位老友与我商量搜集李先生遗著的事，曾说李先生骈文，曾君表君有辑录本，我所以知道君表先生。最近两年，我在笔会里常见到虚白先生。然而，我始终未曾拜见孟朴先生。今所以参加追悼的缘故，完全为先生所著的《孽海花》。
　　我是最喜欢索隐的人，曾发表过《石头记索隐》一小册。但我所用心的，并不只《石头记》，如旧小说《儿女英雄传》、《品花宝鉴》，以至于最近出版的《轰天雷》、《海上花列传》等，都是因为有影事在后面，所以读起来有趣一点。《孽海花》出版后，觉得最配我的胃口了，他不但影射的人物与轶事的多，为以前小说所没有，就是可疑的故事，可笑的迷信，也都根据当时一种传说，并非作者捏造的。加以书中的人物，半是我所见过的；书中的事实，大半是我所习闻的，所以读起来更有趣。
　　我对于此书，有不解的一点，就是这部书借傅彩云作线索，而所描写的傅彩云，除了美貌与色情狂以外，一点没有别的。在第二十一回中叙彩云对雯青说：“你们看看姨娘，本来不过是个玩意儿，好的时候抱在怀里，放在膝上，宝呀贝呀的捧。一不好，赶出的，发配的，送人的，道儿多着呢。就讲我，算你待得好点儿，我的性情，你该知道了；我的出身，你该明白了；当初讨我的时候，就没有指望我什么三从四德，三贞九烈；这会儿做出点儿不如你意的事情，也没什么稀罕。”似乎有点透彻的话，可以叫纳妾的男子寒心；然而他前面说：“我是正妻，今天出了你的丑，坏了你的门风，叫你从此做不成人，说不响话，那没有别的，就请你赐一把刀，赏一条绳，杀呀，勒呀，但凭老爷处置，我死不皱眉。”可见他的见地，还是在妻妾间的计较，并没有从男女各自有人格的方面着想。所说“出丑”、“坏门风”、“做不成人，说不响话”，完全以男子对于女子的所有权为标准，没有什么价值。
　　彩云的举动，比较有点关系的，还是拳匪之祸，她在瓦德西面前，劝不妄杀人，劝勿扰乱琉璃厂，算是差强人意。后来刘半农、张竞生等要替她做年谱、谋生计，还是这个缘故。观孟朴先生《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称：初稿是光绪三十二年一时兴到之作，是起草时已在拳匪事变后七年，为什么不叙到庚子，而绝笔于《青阳港好鸟离笼》的一回？是否如西施沼吴以后（《彩云替梁新燕报仇》）“一舸逐鸱夷”算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文法？但是第二十九回为什么又把燕庆里挂牌子的曹梦兰先泄露了？读卷端《台城路》一阕，有“神虎营荒，鸾仪殿辟，输尔外交纤腕”等话，似是指彩云与瓦德西的关系。后来又说：“天眼愁胡，人心思汉。自由花神，付东风拘管。”似指辛亥革命。是否先生初定的轮廓，预备写到辛亥，或至少写到辛丑，而后来有别种原因，写到甲午就戛然而止？可惜我平日太疏懒，竟不曾早谒先生，问个明白。今先生去世了，我的怀疑，恐永不能析了。这就是我追悼先生的缘故！
　　附：曾虚白的“答复”
　　蔡先生的疑问，嗳，可怜先父是没有机会可以答复的了。那么，让我尽所知道的来答复一下吧。
　　第一点，蔡先生举出彩云的两段说话，怀疑《孽海花》作者表现彩云的性格有不足当书主人之处。其实，这并不足疵。彩云在《孽海花》的组织上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最少，像蔡先生所说的，是一个重要的线索，这是不错的。可是，组织上重要的人物，不一定是一个必须有特点的人，即平凡得像阿Q 之类的人也还足胜此任，何况彩云还有她的“美貌”与“色情狂”。以“美貌”与“色情狂”的女人做小说中心人物者，欧美名家小说中，固然是举不胜举；即中国的旧小说中，也自不乏例证。所以我想这倒不是值得怀疑之点。《孽海花》创作的动机，是想表现清末数十年政治社会的动态，所以作者在《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中说道：“这书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着这三十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一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扰了他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联系的一些细事，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的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这大事的全景一般。”这是作者动笔的本意。所以彩云这个人，在组织的技巧上，她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因为作者利用她来联络许多绝不相干的事件而完成整个作品的统一性的。
　　可是，在《孽海花》本身的中心意义上说，她是一个无关文化的推移、无关政治的变动的绝不相干的人物。至于蔡先生所引的那段对白，说她前半段话没有价值，后半段话可以叫纳妾的男子寒心，仿佛希望在彩云的谈吐中得到一种警世的教训，这就失掉了作者当时写这段对白时的本意了。作者当时的本意，是要表现彩云的刁恶，和她挟制雯青的手段，纯粹是设身处地客观地描写彩云应付这样难题的巧妙，并不是在表现彩云处世的人生观。这几句话，也许都是彩云的谎话，只可见她的狡，不能信她的诚。
　　关于第二点，蔡先生以为《孽海花》做到《青阳港好鸟离笼》就戛然而止，怀疑作者别有原因。咳，提到这点，先父在天有灵，恐怕也将认作是身后不能补偿的一大遗憾哩！《孽海花》最初的动机，是想写到辛丑年的，可是后来重出修改本的时候，觉得庚子之后，傅彩云就失掉了她作线索的作用，若把她跟瓦德西的一段浪漫史做全书的总结，倒是一个有力量的高潮结法，所以当时决心做到庚子就收束。咳，谁想到他日就衰颓的精力，不让他完成这最后的努力。他常说：“从前看着‘江郎才尽’的典故，总不认为有这回事，现在自己亲身经验到了，才知道这境界的痛苦。”所以，《孽海花》是一部先父再度努力而仍未完成的稿子，是先父的遗憾，是文坛的一幕惨剧。
　　寻找刘申叔启事
　　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今古，前为宵人所误，陷入樊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任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
　　如身在他方，尚望发一通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
　　章炳麟、蔡元培同白
　　刘申叔事略
　　君名师培，申叔其字也。又名光汉，别号左盦，江苏仪征人。曾祖文淇，祖毓崧，伯父寿曾，均以治《春秋左氏传》有声于时；父贵曾，亦以经术名。
　　君幼慧，年十二，即读毕四书及五经。初习为试帖诗。一夜，月色皎然，讽诵之顷，恍然有悟，遂喜为诗赋。曾作《水仙花赋》，又穷一二日之力，成《凤仙花诗》一百首。其读他书，勤奋亦如是。博学强记，出语恒惊其长老。年十八，补县学生员。十九，领乡荐。二十，赴京会试；归途，滞上海，晤章君炳麟及其他爱国学社诸同志，遂赞成革命，时民国纪元前九年也。
　　归娶，旋偕其妻何班至上海。何班进爱国女学肄业，而君则时时与邓实、黄节诸君过从。为《国粹学报》作文，间主张排满复汉。君之改名光汉，盖在此时。其后，与林君獬主持《警钟》报社。前八年，君与万君福华等谋刺王之春，未遂。及《警钟》被封，君曾与陈仲甫、章士钊诸君去芜湖之皖江中学任教员，并发行《白话报》。未几，往日本东京，时至《民报》社，与炳麟甚相得，后忽相龃龉。有小人乘间运动何班，劫持君为端方用，君于是依方于江南。前一年，随方至四川。方死，君幸而免，盖在四川国学院讲学。
　　然长江下游，不易知君踪迹；炳麟不念旧恶，甚念君，乃约余共登一广告于上海各报，劝君东下，但久之亦无消息。民国四年，君忽为杨度等所勾引，加入筹安会；袁世凯死，留滞天津。余长北京大学后，聘君为教授。君是时病瘵已深，不能高声讲演，然所编讲义，原原本本，甚为学生所欢迎。
　　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君卒，年三十有六。
　　所著书，经其弟子□□□、□□□诸君搜辑，及其友钱君玄同所整理者，凡关于小学者二十二种，关于校释群书者二十五种，关于学术及文学者十四种，诗文集五种，读书记五种，学校教本六种。除诗文集外，率皆为民元前九年以后十五年中所作，其勤敏可惊也。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
　　记鲁迅先生轶事
　　鲁迅先生去世，是现代文学界大损失，不但我国人这样说，就是日本与苏联的文学家也这样说，可说是异口同声了。鲁迅先生的事迹，除自传外，各报发表的也不少，无取乎复述。我现在记他的几件轶事。
　　三十年以前，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觉得学德语的困难，与留学东京之堂弟国亲通信时，谈到这一点。国亲后来书，说与周豫才、岂明昆弟谈及，都说“最要紧的是有一部好字典”。这是我领教于先生的第一次。后来，国亲又寄给我《或外小说集》一部，这是先生与岂明合译的，大都是北欧的短篇小说，译笔古奥，比林琴南君所译的，还要古奥。只要看书名“域外”写作“或外”，就可知先生那时候于小学的热心了。先生进教育部以后，我们始常常见面。在南京时，先生于办公之暇，常与许君季茀影抄一种从图书馆借来的善本书。后来先生所发表的有校订本魏中散大夫《嵇康集》等书，想就是那时期工作之一斑了。
　　先生于文学外，尤注意美术，但不喜音乐。我记得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教育部废去洪宪的国歌，而恢复《卿云歌》时，曾将两份歌谱，付北平中学练习后，在教育部礼堂唱奏。除本部职员外，并邀教育界的代表同往细听，选择一份。先生与我均在座，先生对我说：“余完全不懂音乐。”我不知道他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否把“懂”字看得太切实，以为非学过音乐不可；还是对教育部这种办法，不以为然，而表示反抗？我后来没有机会问他。
　　我知道他对于图画很有兴会，他在北平时已经搜罗汉碑图案的拓本。从前记录汉碑的书注重文字，对于碑上雕刻的花纹毫不注意。先生特别搜辑，已获得数百种。我们见面时，总商量到付印的问题，因印费太昂，终无成议。
　　这种稿本，恐在先生家中，深望周夫人能检出来，设法印行，于中国艺术史上很有关系。先生晚年提倡版画，印有凯绥·珂勒惠支及E·蒙克版画选集等，又与郑君振铎合选北平南纸铺雅驯的信笺印行数函，这都与搜辑汉碑图案的动机相等的。
　　先生在教育部时，同事中有高阳齐君寿山，对他非常崇拜。教育部免先生职后，齐君就声明辞职，与先生同退。齐君为人豪爽，与先生的沉毅不同；留德习法政，并不喜欢文学，但崇拜先生如此，这是先生人格的影响。
　　征订《鲁迅全集》精制纪念本启
　　敬启者：
　　鲁迅先生为一代文宗，毕生著述，承清季朴学之绪余，奠现代文坛之础石。此次敝会同人特为编印全集，欲以唤醒国魂，砥砺士气，谅为台端所赞许。惟因全篇篇幅浩繁，印刷费用甚巨，端赖各界协力襄助，以底于成。除普通刊本廉价发行预约外，另印精制纪念本一种，以备各界人士定购，每部收价国币一百元。将来除印刷成本外，如有溢利，一概拨充鲁迅先生纪念基金。素仰台端爱护文化，兹特附呈《鲁迅全集》样本一册，倘荷赐购，并介绍友人定购，则不仅敝会之幸而已。顺颂
　　著祺
　　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
　　主席蔡元培
　　副主席宋庆龄
　　杜亚泉传
　　君姓杜，生于旧会稽县伧塘乡，原名炜孙，字秋帆，自赴沪设立亚泉学馆，发行《亚泉杂志》，后遂以别字亚泉行。“亚”从“氩”省，“泉”从“缐”省，自谓在世无作用，如原质之氩无体、面如形学之缐也。幼习举业，父锡三先生望之切，君恒自奋勉。光绪己丑，年十八，入旧山阴县泮，次年娶薛夫人。谓乡居见闻弇陋，晋郡城，从何君桐侯受业，致力清初大家之文，上追天崇隆万。辛卯应乡试，报罢回乡，觉帖括非学效，从叔山佳治训诂，罗致许氏学诸家书。当暑夜，就庭中围帐，挑灯以读，风雪冬日，掩北向书窗，仅留一线光以读，忘餐忘寝，有目为痴者。甲午春，肄业省垣崇文书院，秋试后仍回乡。乙未岁试，考经解，冠阖郡，嗣又谓是学亦无裨实用，改习畴人术，由中法而西法，读李善兰、华蘅芳二氏书，时以习代数所得，与叔山佳之习天元者相印证，如是者二年。戊戌，任本郡中西学堂算学教员，值学使按临，君考算学，又冠阖郡。自是而后，兼习理化，兼习东文，购置制造局傅、徐两氏所译诸书，虽无师能自觅门径，得理化学之要领，与学堂同事研究东文文法，亦不久能直译东籍而无阻。
　　庚子秋，中西学堂停办，君赴上海，提倡科学，学馆之设立，杂志之发行，即在是时，时君年二十八也。两广陶子方总督得《亚泉杂志》，深赏之，饬属购阅。辛丑，得父之允，给资设书肆，编译科学书，名曰普通学书室。
　　杂志出版十册后，改为《普通学报》，注重科学，兼载时事及政治矣。壬寅夏，南浔庞氏浔溪公学发生学潮，庞君清臣到沪，邀学者往为调停，君亦被邀，前校长辞职，延君继任，君不辞劳瘁，悉心擘画，为学生参考计，实习计，辟图书、仪器二馆，又以传达文化，恃印刷物，劝庞君购置印机及铅字以备用。九月，薛夫人故，君归理其丧，因顾校务，而迟月余。未几，学潮又作，君多方劝导，卒无效，浔校遂尔停办。学生黄君远庸，为学潮主动者，其后得志游历欧美，有书致其友，谓曩时年少气盛，不受师训，杜师之言，皆内含至理，切中事情，当时负之，不胜追悔云。癸卯，在里与宗加弥、王子余、寿孝天及其从叔山佳、海生诸君组织越郡公学于能仁寺，君任理化、博物教员，曾因试验化学，玻瓶炸碎，伤面部，医愈后，上唇留裂痕焉。是冬，续娶王夫人。越郡公学旋以款绌停办。甲辰秋，应旧友张菊生、夏粹芳二君之招，复赴沪。其时普通学书室营业疲顿，而商务印书馆正在发展，罗致编译人才，君被邀为编译所理化部主任，实为此后在馆中服务二十八年之纪元。此后君致力研究者，为政治，为法律，为哲学，为音韵，为医药。丙午秋，偕叔海生东游日本，考察教育，购东籍数十种以归。
　　浙路拒款事起，大声疾呼者，浙江旅沪学会。君在学会为评议员，对于路事，尽心力而为之。欲为绍兴实现认股五百万之扬言，与编译所中绍籍二友通力合作，二友告假两月，回绍劝股，君则以同时间之薪入充其周历八县之资斧，此戊申夏事也。君尝发起旅沪绍兴同人恳亲会，月一聚晤，加入者有山阴孙伯圻、余姚冯仰山、上虞许善斋诸君，会员虽不多，实为现在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之先声。直至辛亥年，即民国前一年，同乡会成立，恳亲会始告结束。绍兴本辖八县，自山阴、会稽并为一，成七县。当七县同乡会组织之初，各发起人意见互歧，君乃应用法学，拟订章程，设议事会以决意志，设董事会以任执行，会员为主体，选举有定期，产自选举者，皆义务职，月支薪给者，为办事员，章程通过，意见悉融。后虽经应时宜而修改，而基本精神迄今存在。君被选为议长，连任数次。同时为副议长者，有邵君力子，被推为校董，连任一次。同时为校董者，有胡熙生、裴云卿、曹慕管、寿孝天诸君。各项校章，又皆为君所拟订，君之宣力同乡会也盖勤。
　　民国元年，教育部召开国音统一会，君偕吴君稚晖入北京出席。是年，商务馆刷新《东方杂志》，兼请君主编。君主编历八年，于世界大势、国家政象、社会演变、学术思潮，靡不搜集编载，研究讨论，贡献于国人。社论署名，或用亚泉，或用伧父；有署高劳者，亦君作居多也。八年，父殁，九年，继母殁，连遭大故，沪绍奔驰，精力稍替矣。君身颀面瘦，脑力特锐，所攻之学，无坚不破，所发之论，无奥不宣，有时独行，举步甚缓，或谛视一景，伫立移时，望而知其无时无处无思索也。尝主张以产销合作防障外货之充斥，而最所热心，则在教育。常欲自办一校，以栽植社会需要之人才。
　　初拟设于其乡之诸葛山，嗣拟设于绍兴县城之塔山，如何建筑，如何设备，如何进行，如何由中学扩充为大学，每一谈及，兴高采烈，刻日期成，格于情势，未能实现。至十三年，遂在上海设立新中华中学，子若侄毕业大学者，均任教课，君亦自任教课，虽因此减少商务馆服务之薪入，不顾也；支持两年半，虽因此脱售商务馆旧占股份，又负债二三千元，不顾也。卒以无力继续，不得已而停办。然苟使商务馆不遭日兵轰毁，公司不受直接损失，职员不受间接损失，则君于耆年离馆后，应得退俸，足以偿还债负而有余。不意二十一年沪地有“一·二八”之难，君寓闸北，冒炮火而出，举家流离，殊途归乡，身外各无长物，经此劫后，不但偿债计成泡影，且因阖家恢复，必需衣物，又举新债焉。然君对社会之热心，并不因此而挫折，两年来，犹在乡招集离馆旧同事，编译有用书籍；犹每周一次晋城，到稽山中学尽演讲义务。不幸于二十二年秋，患肋膜炎，医药累月，至十二月六日，竟不起，衾不蔽体，不异黔娄。君有子四人：长在上海大夏大学任教课；次毕业医科学校，在实习期间；三、四尚肄业中学。有女三人：长适高；次待字；三适田。
　　有孙男女各一人。
　　君生平撰著，多由商务馆出版，如算学、理科各教科书，动、植物学两大辞典，及其他各种科学书，未易枚举。最经惨淡经营者，则为《人生哲学》一书。在浙江旅沪学会刊物内，有《处世哲学》译稿，在开明书店新书内，有《博史》，近著在《一般杂志》内，有评论一篇，否认新道德为纵欲主义。
　　盖除登载《东方》外，随处发表之文字，亦复不少也。人有以科学家称君者，君答曰：非也，特科学家的介绍者耳。去夏六月，君赴龙山诗巢雅集，有和友人六如韵诗，末二句云：“鞠躬尽瘁寻常事，动植犹然而况人。”嗟乎，人师几人，斯人憔悴，人琴叹逝，笔述斯人。我国人览此传文，倘亦肃然而恻然欤！
　　我的读书经验
　　我自十余岁起，就开始读书。读到现在，将满六十年了，中间除大病或其他特别原因外，几乎没有一日不读点书的。然而我没有什么成就，这是读书不得法的缘故。我把不得法的概略写出来，可以作前车之鉴。
　　我的不得法，第一是不能专心。我初读书的时候，读的都是旧书，不外乎考据、词章两类。我的嗜好，在考据方面，是偏于诂训及哲理的，对于典章名物，是不大耐烦的；在词章上，是偏于散文的，对于骈文及诗词，是不大热心的。然而以一物不知为耻，种种都读；并且算学书也读，医学书也读，都没有读通。所以我曾经想编一部《说文声系义证》，又想编一本《公羊春秋大义》，都没有成书。所为文辞，不但骈文、诗词，没有一首可存的，就是散文也太平凡了。到了四十岁以后，我开始学德文，后来又学法文，我都没有好好儿做那记生字、练文法的苦工，而就是生吞活剥的看书，所以至今不能写一篇合格的文章，作一回短期的演说。在德国进大学听讲以后，哲学史、文学史、文明史、心理学、美学、美术史、民族学，统统去听，那时候，这几类的参考书，也就乱读起来了。后来虽勉自收缩，以美学与美术史为主，辅以民族学；然而这类的书终不能割爱，所以想译一本美学，想编一部比较的民族学，也都没有成书。
　　我的不得法，第二是不能勤笔。我的读书，本来抱一种利己主义，就是书里面的短处，我不大去搜寻他，我只注意于我所认为有用的、或可爱的材料。这本来不算坏。但是我的坏处，就是我虽读的时候注意于这几点，但往往为速读起见，无暇把这几点摘抄出来，或在书上做一点特别的记号。若是有时候想起来，除了德文书检目特详，尚易检寻外，其他的书，几乎不容易寻到了。我国现在有人编“索引”、“引得”等等。又专门的辞典，也逐渐增加，寻检较易。但各人有各自的注意点，普通的检目，断不能如自己记别的方便。我尝见胡适之先生有一个时期出门常常携一两本线装书，在舟车上或其他忙里偷闲时翻阅，见到有用的材料，就折角或以铅笔作记号。我想他回家后或者尚有摘抄的手续。我记得有一部笔记，说王渔洋读书时，遇有新隽的典故或词句，就用纸条抄出，贴在书斋壁上，时时览读，熟了就揭去，换上新得的。所以他记得很多。这虽是文学上的把戏，但科学上何尝不可以仿作呢？我因为从来懒得动笔，所以没有成就。
　　我的读书的短处，我已经经验了许多的不方便，特地写出来，望读者鉴于我的短处，第一能专心，第二能勤笔。这一定有许多成效。
　　假如我的年纪回到二十岁
　　我是将近七十岁的人了！回想二十岁的时候，还是为旧式的考据与词章所拘束，虽也从古人的格言与名作上得到点修养的资料，都是不深切的。我到三十余岁，始留意欧洲文化，始习德语。到四十岁，始专治美学。五十余岁，始兼治民族学，习一点法语。但我总觉得我所习的外国语太少太浅，不能畅读各国的文学原书；自然科学的根柢太浅，于所治美学及民族学亦易生阻力；对于音乐及绘画等，亦无暇练习，不能以美学上的实验来助理论的评判，实为一生遗憾。
　　所以我若能回到二十岁，我一定要多学几种外国语。自英语、意大利语而外，希腊文与梵文，也要学的。要补习自然科学，然后专治我所最爱的美学及世界美术史。这些话似乎偏于求学而略于修养，但我个人的自省，觉得真心求学的时候，已经把修养包括进去。有人说读了进化论，会引起勇于私斗敢于作恶的意识。但我记得：我自了解进化公例后，反更懔懔于“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条件。至于文学、美术的修养，在所治的外国语与美术史上，已很足供给了。
　　蔡元培
　　我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
　　我五岁零一个月（旧法算是六岁）就进家塾读书，初读的是《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等，后来就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四书，最后读《诗经》、《书经》、《周易》、《小戴礼记》、《春秋左氏传》。当我读《礼记》（《小戴礼记》的省称）与《左传》（《春秋左氏传》之省称）的时候，我十三岁，已经学作八股文了。那时我的业师，是一位老秀才王子庄先生。先生博览明清两朝的八股文，常常讲点八股文家的故事，尤佩服吕晚村先生，把曾静案也曾详细的讲过。先生也常看宋明儒的书，讲点朱陆异同，最佩服的是刘蕺山先生，所以自号“仰蕺山房”。先生好碑帖，曾看《金石萃编》等书。有一日，先生对一位朋友，念了“你半推半就，我又惊又爱”两句话；有一位年纪大一点的同学笑着说：“先生念了《西厢》的淫词了。”先生自己虽随便看书，而对于我们未成秀才的学生，除经书外，却不许乱看书。有一日，我借得一本《三国志演义》，看了几页，先生看见了，说：“看不得，陈寿《三国志》，你们现在尚不可看，况且演义里边所叙的事，真伪参半，不看为妙。”有一日，我借到一本《战国策》，也说看不得。先生的意思，我们学作小题文时，用字都要出于经书；若把《战国策》一类书中的词句用进去，一定不为考官所取。所以那时我们读书为考试起见，即如《礼记》里面关乎丧礼的各篇各节，都删去不读，因为试官均有忌讳，决不出丧礼的题目。这样的读书，照现代眼光看来，真有点可怪了。
　　我十六岁，考取了秀才。我从此不再到王先生处受业，而自由读书了。那时我还没有购书的财力，幸而我第六个叔父茗珊先生有点藏书，我可以随时借读。于是我除补读《仪礼》、《周礼》、《春秋公羊传》、《穀梁传》、《大戴礼记》等经外，凡关于考据或词章的书，随意检读。其中最得益的，为下
　　列各书：
　　一、朱骏声氏《说文通训定声》。清儒治《说文》最勤，如桂馥氏《说文义证》、王筠氏《说文句读及释例》，均为《说文》本书而作。段玉裁氏《说文解字注》，已兼顾本书与解经两方面。只有朱氏，是专从解经方面尽力。朱氏以引申为转注，当然不合。但每一个字，都从“本义”、“引申”、“假借”三方面举出例证，又设为托名标帜，与各类謰语等词类，不但可以纠正唐李阳冰、宋王安石等只知会意不知谐声的错误，而且于许慎氏所采的阴阳家言如对于天干、地支与数目的解说，悉加以合理的更正。而字的排列以所从的声相联，字的分部以古韵为准，检阅最为方便。我所不很满意的，是他的“某叚为某”，大半以臆见定之。我尝欲搜集经传中声近相通的例证，替他补充，未能成书，但我所得于此书的益处，已不少了。
　　二、章学诚氏《文史通义》。章先生这部书里面，对于搭空架子、抄旧话头的不清真的文弊，指摘很详。对于史法，主张先有极繁博的长编，而后可以有圆神的正史。又主张史籍中人、地名等均应有详细的检目，以备参考。我在二十余岁时，曾约朋友数人，试编二十四史检目（未成书）；后来兼长国史馆时，亦曾指定编辑员数人试编此种检目（亦未成书），都是受章先生影响的。
　　三、俞正燮氏《癸巳类稿》及《癸巳存稿》。俞先生此书，对于诂训、掌故、地理、天文、医学、术数、释典、方言，都有详博的考证。对于不近人情的记述，常用幽默的语调反对他们，读了觉得有趣得很。俞先生认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见解与推想，不可以后人的见解与推想去追改他们。天算与声韵，此例最显，这就是现在胡适之、顾颉刚诸先生的读史法。自《易经》时代以至于清儒朴学时代，都守著男尊女卑的成见，即偶有一二文人，稍稍为女子鸣不平，总也含有玩弄等的意味。俞先生作《女子称谓贵重》、《姬姨》、《娣姒义》、《妒非女人恶德论》、《女》、《释小补楚语笄内则总角义》、《女吊婿驳义》、《贞女说》、《毫州志木兰事书后》、《尼庵议》、《鲁二女》、《息夫人未言义》、《书旧五代史僭伪列传后》、《易安居士事辑》、《书旧唐书与服志后》、《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家妓官妓旧事》等篇，从各方面证明男女平等的理想。《贞女说》篇谓：“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荣耀也？”《家妓官妓旧事》篇，斥杨诚斋黥妓面，孟之经文妓鬓为“虐无告”，诚是“仁人之言”。我至今还觉得有表章的必要。我青年时代所喜读的书，虽不止这三部，但是这三部是我深受影响的，所以提出来说一说。
　　关于读经问题
　　读经问题，是现在有些人主张：自小学起，凡学生都应在十三经中选出一部或一部以上作为读本的问题。为大学国文系的学生讲一点《诗经》，为历史系的学生讲一点《书经》与《春秋》，为哲学系的学生讲一点《论语》、《孟子》、《易传》与《礼记》，是可以赞成的。为中学生选几篇经传的文章，编入文言文读本，也是可以赞成的。若要小学生也读一点经，我觉得不妥当，认为无益而有损。
　　在主张读经的人，一定为经中有很好的格言，可以终身应用，所以要读熟他。但是有用的格言，我们可以用别种方式发挥他，不一定要用原文，例如《论语》说“恕”字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说是：“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我亦欲无加诸人。”在《礼记·中庸篇》说是：“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诸人。”在《大学篇》说是：“絜矩之道：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欲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在《孟子》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又说：“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这当然都是颠扑不破的格言，但太抽象了，儿童不容易领会。
　　我们若用“并坐不横肱”等具体事件，或用“狐以盘饷鹤，鹤以瓶饷狐”等寓言证明这种理论，反能引起兴趣。又如《论语》说：“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也说得斩钉截铁的样子，但是同儿童说明，甚难了解。我们要是借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或其他先烈的传记来证明，就比较的有意思了。所以我认为呆读经文，没有多大益处。在司马迁《史记》里面，引《书经》的话，已经用翻译法，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还要小孩子读经书原文呢？
　　经书里面，有许多不合于现代事实的话，在古人们处他们的时代，不能怪他。若用以教现代的儿童，就不相宜了。例如尊君卑臣、尊男卑女一类的话。又每一部中总有后代人不容易了解的话，《论语》是最平易近人的，然而“凤凰不至”、“子见南子”、“色斯举矣”等章，古今成年人都解释不明白，要叫小孩子们硬读，不怕窒碍他们的脑力么？《易经》全部，都是“吉”、“凶”、“悔”、“吝”等信仰卜筮的话，一展卷就说“潜龙”、“飞龙”。
　　《诗经》是“国风好色”、“小雅怨诽”，在成人或可体会那不淫不乱的界限，怎样同儿童讲明呢？一开卷就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牡丹亭》曲本里的杜丽娘，就因此而引起伤春病，虽是寓言，却实有可以注意的地方。
　　所以我认为小学生读经，是有害的，中学生读整部的经，也是有害的。
　　◇群书博览——【近人书话】
　　《新字典》序
　　人类所以轶出于他动物者，由其有应变无穷之语言。语言之所以能应变而无穷者，由其有文字以为之记载。文字之记载，所以能互相通晓而无误，则字典之功也。
　　吾国诸书，以《易》为最古。说者谓即古代之字典，其后卜筮家用之以判人事之吉凶。系辞者，本以籀哲理之始终。又如《说文解字》，亦一字典耳。而清世汉学家，至据以为微言大义之渊薮，非皆以其包罗众有，直凑单微故欤。方今图书浩博，识职分功；科学释名，类有专籍。我国作者，且别出辞书于字典之外，则字典之范围，狭于往者。然要其影响于语言、思想者，固未尝不重且大也。
　　近世我国所习用者有《康熙字典》，即同文之邻国亦仍用之。其书行世已二百余年未加增改，不特科学界新出之字概未收入，即市井通用者亦间或不具。其释义则直录古代字书，而不必适周乎世用，诉合乎学理。且往昔文字之用，每喜沿袭成语，而正名百物，初不求其甚解，故全书不附一图。是皆其缺点之最大者。
　　商务印书馆诸君有鉴于此，爰有《新字典》之编辑，五年而书成，适为中华民国成立之岁。于是重加订正，以求适用于民国，如历史年代，率以民国纪元前若干年为标记，其一例也。吾虽未暇卒读其全书，然以所翻阅之数卷核之，于吾前举《康熙字典》诸缺点，既皆矫正。而于民国成立之始，得此适用之新字典，其于国民之语言及思想，不无革新之影响。此则吾所敢断言者也。
　　中华民国元年八月十四日蔡元培序
　　《汉字索引制》序
　　凡文字，皆具形、声、义三者。故部类文字而训释之者，亦有三种：以义为部者，《尔雅》、《广雅》释名之属是也；以声为部者，如《经籍籑诂》用今韵、《说文通训定声》用古韵之属是也；以形为部者，如《说文解字》依据六书、《康熙字典》及《新字典》标准画数之属是也。三种之中，便于检阅者，以形部为较便。而今隶点画，多异小篆，检字者又不尽通六书，故《说文解字》又不如字典之便。顾字典便矣，而同一画数之部首，无所准以为先后。在同一部中，同一画数之字，又无所准以为先后。不惟此也，点画错综之字，其部居有未易猝定者。甚矣，检字之难也！
　　西文由abcd 等缀合而成，其编字典也，以ab 及ac 及ad，或abh 及abc及abd 等为先后，序次顜然，一检可得。因推而用之于图书之目，人物之名，其易检也，亦犹是焉。我国之字典，既不易检，而电话簿、会员录之类，不立部首，专计画数者，其难检更甚。
　　林君玉堂有鉴于是，乃以西文字母之例，应用于华文之点画，而有汉字索引之创制。立十九母笔，以为华文最小之分子；其两分子或三分子之接触，则更以交笔、接笔、离笔别之。而接笔之中，又别为内笔、外笔二类。以此为部，则无论何字，第取其最初三笔之异同，而准之以为先后。其明白简易，遂与西字之用字母相等；而检阅之速，亦与西文相等。苟以之应用于字典、辞书，及图书、名姓之记录，其足以节省吾人检字之时间，而增诸求学与治事者，其功效何可量耶？或以破坏字体、不合六书为疑，然今隶之形，固已取小篆而破坏之。字典之分部，不合于六书者多矣。吾人所以沿用之者，为便于检阅计，不得不如是也。林君之作，何以异是。若乃精研小学，则自有《说文解字》之旧例在。于林君之作，又何疑焉。
　　六年五月九日蔡元培叙
　　《医学丛书》序
　　自欧化输入，吾国始有所谓新医学。新医学者，以最新之科学为根据者也。其言生理也，根据于解剖、组织等学，非吾铜人图之粗疏而讹谬也。其言病理也，根据于种姓之遗传，微生物之研究，各种仪器之测候，非若望问闻切之粗略，阴阳五行之说之■恍也。其用药物也，率皆撷其菁英以应用，其对证之一点，非若旧方之杂投、生药、互相克制，以病者之肠胃为战场也。
　　故新医学兴，而旧医学不得不衰歇。
　　虽然，科学之成立，率在近代，而人类经验之暗合学理者，则自昔为昭。
　　例如烹饪之法，铸冶之术，引重致远之具，其发起也，均远在理化学未立以前，而实为理化学之导线是也。且科学成立以后，其应用也，仍不能不有资于复杂之经验。例如机械学、气象学，在今日固为精密矣，而应用之于航空，则屡濒危险；农艺学、工程学，在今日至为进步矣，而径行之于素未调查之区，则动多窒碍，是也。是故鉴旧学之疏，而以新学进之，则可谓既有新学，而一切旧日之经验皆得以吐弃之，则不可。
　　我国医术，自神话中已有神农当药之说，大抵自发明以至今日，必在四千年以上。其经验有时随在可见。例如水中之微生物，昔人未之知也，而解渴必用沸水；养气与炭酸气之利害，昔人未之试验也，卫生家有吐故纳新之法。其他用药已疾之道，暗合于新学理者，尚不可以偻指数。然则集数千年经验之成绩，以供新学家之参考而研究，其有裨益于医学前途，必非浅鲜，盖可知矣。
　　田杏邨世丈精于医而不营医业，因得以悉力研求，一用清代汉学家法，广学甄微，实事求是。其所著最浩博而有实用者，曰《医稗》，仿郑□《经稗》而作。盖笔记小说之中，尚有关乎医药之记述，初非各家医案所具，而试之或有奇验，其书又率非医家之所暇涉猎者。文积□十年之久，于浏览杂书之顷，取而录之，更准诸医理，删其太无稽者。苟于医理有小小之关会，则虽其假记仙鬼之谈，亦遇而存之，分类排比为十卷，是皆往昔经验之成绩，不特供旧学者之检阅，尤足以供新学者之参考而研究者也。其他著述，如《素问校义》等，虽卷帙无多，而要皆精审不苟，可以传后。
　　丈之卒也，在清光绪□年。令嗣春农先生能读父书，方搜集遗稿备付刊，而又以□年去世。今岁，丈孙念曾君始克继春农先生之志，而刊行之，征序于余。余不通医术，而二十年前，方治经学、文学，常奉手受教于丈及春农先生，且于丈著书之宗旨及方法，知之甚悉，义不能无一言。又笔记小说之新出者，或非丈所及见。吾友董君金鉴，循《医稗》之例，随时辑录，已得二百余事特附书之，以介绍于读丈书者。
　　民国六年七月十八日蔡元培序
　　《中国人口论》序
　　陈君长蘅，留学北美，研究经济学，著有《中国人口论》一册。毕业归国，举所见示，元培受而读之，促起特别感想者有二：（一）多列各种比较表及各国婚姻律也。吾国号为文章国，读书者恒斤斤于文辞之工拙，而理论之精确与否，转非所注意。今如所列各表，各国生产率之比较、生产与死亡率之比例等，均使人一览了然，而悟过庶之不足恃。
　　且观于各国婚姻律之大同，而悟极端放任之流弊矣。
　　（二）取马克斯主义而不取新马克斯主义也。吾国为好言道德之国，新马克斯主义固不免有流弊，然亦未尝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此欧美各国之所以流行也。我国言道德者，好持不近人情之论，一闻此等主义，将掩耳却走，并其余可以入耳之言而牺牲之矣。是书排斥新马克斯主义，而提倡马克斯之节欲主义，必足以博读者之同情也。
　　其他若人口问题关系之重要，及一节调剂之术，俱详于本书，无俟赘言。
　　七年二月十八日蔡元培
　　《中学国文科教授之商榷》序
　　西人常称中学校中之希腊、拉丁为死语，以其不通行于今人喉舌也。吾国之所谓国文，其与普通语之接近，尚不及拉丁语与英、法等语之密切。故吾人之学国文，本已难于西人之学死语矣。而西人之学死语也，仍以治活语之法治之，有适当之读本及文法，有适当之教授法，如解剖尸体而佐以种种之图说，尚不难于领悟。若吾人之治国文，则教者之所授，学者之所诵，模范文若干首已耳。而此等模范文，又大率偏于文学之性质，不必悉合乎论理者。于是学者不知其所以然，而泛泛然模仿之，教者亦不言其所以然，而泛泛然评改之，直如取埃及木乃伊而相与为表面之赏鉴，又奚怪乎中学毕业而国文尚在似通非通之境也。夏君宇众有鉴于此，以西人治活语之法，应用吾国之死语，作《中学国文科教授之商榷》一编。其于教者、学者之通病，既为极精确之抉摘，而于是所提出之标准与方法，皆循自然之次序，而语语可以实行。其他若教材排列与各科之联络、教授文法与外国文法取齐进主义，及中学校四年级当增授论理学大纲诸条，尤足矫专己守残之习惯。使中学国文教员能循是而实行之，则中学生国文之进步，决不至如今日之迟缓，可断言也。
　　《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
　　我们今日要编中国古代哲学史，有两层难处。第一是材料问题：周秦的书，真的同伪的混在一处。就是真的，其中错简字又是很多。若没有作过清朝人叫做“汉学”的一步工夫，所搜的材料必多错误。第二是形式问题：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庄子》的《天下》篇，《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诸子略》，均是平行的记述。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
　　现在治过“汉学”的人虽还不少，但总是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先生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才满一年。此一年的短时期中，成了这一编《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可算是心灵手敏了。我曾细细读了一遍，
　　看出其中几处特长：
　　第一是证明的方法。我们对于一个哲学家，若是不能考实他生存的时代，便不能知道他思想的来源；若不能辨别他的遗著的真伪，便不能揭出他实在的主义；若不能知道他所用辩证的方法，便不能发现他有无矛盾的议论。适之先生这大纲中，此三部分的研究，差不多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不但可以表示个人的苦心，并且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
　　第二是扼要的手段。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远在老子、孔子之前，是无可疑的。但要从此等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记载中，抽出纯粹的哲学思想，编成系统，不是穷年累月，不能成功的。适之先生认定所讲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发达史，不是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发达史，所以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这是何等手段！
　　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古代评判哲学的，不是墨非儒，就是儒非墨。且同是儒家，荀子非孟子。崇拜孟子的人，又非荀子。汉、宋儒者，崇拜孔子，排斥诸子。近人替诸子抱不平，又有意嘲弄孔子。这都是闹意气罢了。适之先生此编，对于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
　　第四是系统的研究。古人记学术的，都用平行法，我已说过了。适之先生此编，不但孔、墨两家有师承可考的，一一显出变迁的痕迹，便是从老子到韩非，古人划分做道家和儒、墨、名、法等家的，一经排比时代，比较论旨，都有递次演进的脉络可以表示。此真是古人所见不到的。
　　以上四种特长，是较大的，其他较小的长处，读的人自能领会，我不必赘说了。我只盼望适之先生努力进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编成一部完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我们三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一个头绪来，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那真是我们的幸福了。
　　中华民国七年八月三日蔡元培
　　《新闻学大意》序
　　北京大学于去年新设新闻学研究会，请文科教授徐伯轩先生为主任。先生乃草《新闻学》一编，一年中，凡四易稿而后定，并征序于余。
　　余惟新闻者，史之流裔耳。古之人君，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非犹今新闻中记某某之谈话若行动乎？”不修春秋”，录各国之报告，非犹今新闻中有专电、通信若译件乎？由是观之，虽谓新闻之内容，无异于史可也。然则我国固早有史学矣，何需乎特别之新闻学？
　　虽然，新闻之与史，又有异点。两者虽同记已往之事，史所记不嫌其旧，而新闻所记则愈新愈善。其异一。作史者可穷年累月以成之，而新闻则成于俄顷。其异二。史者纯粹著述之业，而新闻则有营业性质。其异三。是以我国虽有史学，而不足以包新闻学。
　　凡学之起，常在其对象特别发展以后。烹饪、裁缝、运输、建筑之学旧矣，积久而始有理化；树艺、畜牧之业旧矣，积久而始有生物学若农学；思想辩论信仰之事旧矣，积久而始有心理、伦理、宗教诸学；音乐、图画、雕刻之术旧矣，积久而始有美学。以此例推，则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日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
　　新闻事业在欧美各国，均已非常发展，而尤以北美合众国为盛。自美国新闻家Joseph Pulitzer 君创设新闻学校于哥伦比亚大学，而各大学之特设新闻科者，亦所在多有。新闻学之取资，以美为最便矣。伯轩先生游学北美时，对于兹学，至有兴会。归国以来，亦颇究心于本国新闻事业。今根据往日所得之学理，而证以近今所见之事实，参稽互证，为此《新闻学》一编，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甚愿先生与新闻学研究会诸君，更为宏深之研究，使兹会发展而成为大学专科，则我国新闻界之进步，宁有涯涘欤。
　　《中国币制统一论》序
　　李君亦轩，北京大学高材生也，治经济学。于其将毕业也，为《中国币制统一论》，以质于经济学主任、教授，甚为教授所激赏，且怂恿印行之。
　　印成，征词于余。
　　余维吾国币制之不统一，自少数因缘为利者外，人人疾苦之矣。统一之业在政府，且尝设专局以经营之矣。当局之所计划，顾问之所昌言，何尝不持之有故，而卒未能见诸实行者，积重难返，关系至为复杂。理论与事实往往不相符合，故其进行之难若是也。兹事体大，不特当局有集思广益之必要，即普通人亦不可不于币制之常识，预有所储蓄，以备他日推行之助力。而近日出版物之适合于此旨者，殊不可多得。李君此书，有实述以详陈我国币制之现状，有危言以穷其流弊，有刍议以进改良之策。根据学理，胪陈统计，纲举目张，不特足以备当局之参考，即普通人亦不可不一读也。余于币制素未研究，而读之则厘然有当于心。爰题卷端，为之介绍。
　　中华民国七年九月二十二日蔡元培识
　　《国民杂志》序
　　《国民杂志》者，北京学生所印行也。学生唯一之义务在求学，胡以牺牲其求学之时间与心力，而从事于普通国民之业务，以营此杂志？曰：迫于爱国之心，不得已也。向使学生而外之国民，均能爱国，而尽力于救国之事业，使为学生者得专心求学，学成而后有以大效于国，诚学生之幸也。而我国大多数之国民，方漠然于吾国之安危，若与己无关。而一部分有力者，乃日以椓丧国家为务。其能知国家主义而竭诚以保护之者，至少数耳。求能助此少数爱国家、唤醒无意识之大多数国民，而抵制椓丧国家之行为，非学生而谁？呜呼！学生之牺牲其时间与心力，以营此救国之杂志，诚不得已也。
　　学生既不得已而出此杂志，则所出杂志之务有以副学生之人格，其要有
　　三：
　　一曰正确。有一事焉，与吾人之所预期者相迎合，则乍接而辄认为真；又有一事焉，与吾人之所预期者相抗拒，则屡闻尚疑其伪。此心理上普通作用也。言论家往往好凭借此等作用，以造成群众心理，有因数十字之电讯而酿成绝大风潮者，当其时无不成如荼如火之观，及事实大明而狂热顿熄，言论家之信用荡然矣。故爱国不可不有热诚；而救国之计划则必持以冷静之头脑，必灼见于事实之不诬而始下判断，则正确之谓也。
　　二曰纯洁。救国者，艰苦之业也。墨翟生勤而死薄，勾践卧薪而尝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断未有溺情于耳目之娱，侈靡之习，而可以言救国者。近来我国杂志，往往一部分为痛哭流涕长太息之治安策，而一部分则杂以侧艳之诗文，恋爱之小说，是一方面欲增进国民之人格，而一方面则转以陷溺之也。愿《国民杂志》慎勿以无聊之词章充篇幅。
　　三曰博大。积小群而为大群，小群之利害，必以不与大群之利害相抵触者为标准。家，群之小者也，不能不以国之利害为标准。故有利于家，而又有利于国，或无害于国者，行之。苟有利于家，而有害于国，则绝对不可行。
　　此人人所知也。以一国比于世界，则亦为较小之群。故为国家计，亦当以有利于国，而有利于世界，或无害于世界者，为标准。而所谓国民者，亦同时为全世界人类之一分子。苟倡绝对的国家主义，而置人道主义于不顾，则虽以德意志之强而终不免于失败，况其他乎？愿《国民杂志》勿提倡极端利己的国家主义。
　　以上三者，皆关于内容者也。至于《国民杂志》社之进行，最所希望者曰“有恒”。《国民杂志》之酝酿，已历半年，卒底于成，不能不佩社员之毅力。自此以前，尚为一鼓作气之时期。若前数期出版以后，渐渐弛其责无旁贷之决心，则此后之困难，正不弱于酝酿时期。愿社员永永保此朝气，进行怠，则于诸君唤醒国民之初心，始为无负也。
　　跋《海外中国大学末议》
　　右议吾极端赞成。以法国文化之高，而尚于雅典及罗马各设一校，为国内文学博士深究希腊、罗马文学、史学、哲学之机关，研究年限在三年以上。
　　又于罗马设美术学校一，为增进建筑、雕刻、图画及音乐等技术之机关，其学额，由国内美术学校毕业生竞争试验而补之。诚取其环境之适宜也。我国现正在输入欧化时代，而各学校之设备既简陋，环境尤不适宜。即如北京大学，恒有人以“最高学府”目之，而图书、标本、仪器之缺乏，非特毕业生留校研究，无深造之希望；即未毕业诸生所资以参考若实验者，亦多未备。
　　其重要讲座，悬格以求相当之教员而累年未得者，尚多有之，盖内容若是其简陋也。而一言环境，则自旧籍较多之京师图书馆而外，并无阅借新书之所。
　　其他若美术馆、博物院、专门学会、特别研究所等，凡是为研究学术之助者，无一焉。所日日刺激神经者，言论、出版、集会之不自由，官僚、军阀、政客及其他不正当营业之诱惑而已。呜呼！以如是内容，如是环境，而侈谈学术，事倍功半，复何待言！
　　今观吴先生①海外中国大学之议，岁费四十余万金，而国内大学诸缺点，无不有以补充之，其成效岂可量哉！吴先生历举各种优点，至详至备，吾无以益之；惟举吾所亲历者，相为比较，以证成其义，表示极端赞成之诚意云尔。
　　中华民国八年十二月八日蔡元培
　　① 即吴敬恒。
　　《白话唐人七绝百首》序
　　浦君瑞堂因为现代青年抱了新体诗的迷信，把古诗一笔抹杀，特地选了唐人的白话七绝一百首。自己做的序，很透澈的了，还要我写几句话。我现在把我所推想的写出来。
　　为什么单选白话诗呢？因为这是给喜欢白话诗的人读的，若不是白话的，怕他们不肯读了。他们或者疑古诗没有不用词藻的，所以不肯读。现在提出许多白话来举个例，或者可以引起他们读古诗的兴会。
　　为什么单选七绝呢？诗句的长短，与时代有点关系。周以前的诗，除少数例外的，全是四言。到了汉魏，觉得四言不够发舒了，就盛行五言。从此作四言诗就少了。偶然作的，也没有什么大趣味了。到了南北朝，又觉得五言还不够发舒，渐渐地有七言。（汉时虽然有柏梁体、急就章等，但很少。）
　　到唐代，七言就盛行了。那时候还有王、孟、韦、柳几家擅长五言，以后就没有了。所以现在觉得七言比五言是有趣一点儿。七言诗还有七古、七律等体。七律要讲究对句，不免拘束一点，又大半是用典的。七古长篇居多，也大半免不了用典。七绝是比较的自由，比较的白话体多一点，所以单选七绝。
　　为什么单选唐人的七绝呢？因为诗是唐人的长技，七绝又是唐时始盛行的。宋洪迈曾经集了《唐人万首绝句》，后来林清之删存一千二百八十首，作《唐绝句选》；清王士祯删存八百九十五首，名《唐人万首绝句选》，这都是单选唐诗的先例。要是这百首唐诗，读的人果然欢迎，我想宋以后的白话七绝，浦君一定也要选出来。不过先把这一百首来尝试尝试呵！
　　这些都是我的推想，不知道与浦君的本意对不对？也不知道读这本诗的人觉得我的话对不对？
　　九年五月二十六日蔡元培
　　《秋明室诗稿》序
　　沈君尹默，既应时势之要求，与诸同志提倡国语的文学，时时为新体诗，则辑录庚戌以来旧作，为《秋明室稿》以示余。余维吾国之诗，以抒情为限，情之表示，自以《礼记·经解》“温柔敦厚”四字为正宗。太史公所谓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亦其义也。齐梁以后，始有轻薄侧艳之作。中唐以后，始有粗厉生硬之作。承其流者，务挦扯僻典，盖和险韵，矜使才气而已，非所以抒情也。清季以来，健者好效宋体，间有一二以佻冶自喜。而君所作，乃独不失温柔敦厚之旨。宜乎君所为新体诗，亦复蕴借有致，情文相生，与浅薄叫嚣者不可同日语也。
　　九年五月二十六日蔡元培
　　《中国财政史讲义》序
　　予不敏，未尝学问财政专科，何足以序财政史。虽然，予尝治国故，而蓄疑于中者夥矣。井田之世，什一而税，以千八百国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君有余财，民有余力，而无不足。自汉以后，三十税一；晚近赋税敛及百分之一二，而民犹以为苦，此何为故？汉文景、隋开皇时，号称极富，然迹其当时财政，汉文二年，赐天下田租之半，十三年除之。至景帝元年，复收半租，其时不征租税者十有一年。开皇初，并罢酒榷市税及盐池、盐井之禁，调绢一匹者减为二丈，役丁十二番者减为二十日。九年，以江表初年，给复十年。自余诸州并免租税十年。民不劳而国富，此何以故？
　　《周官》为理财之书，有岁会，有月要，有日成。两汉上计之法，至宋大昌。《宋史·食货志》特设会计一门。然周室颁爵禄之制，子舆氏已不能详。汉宣帝诏郡国务为欺谩以逃课，上计簿文具而已。嗣唐李吉甫纂《元和国计簿》，宋丁谓录景德、皇祐、治平、熙宁出纳四书，苏辙著《元祐会计录》，明汪大鲸著《大明会计录类要》，张学颜著《万历会计录》，至今皆不传，而会计之学转晦，此何以故？
　　吾读胡千之教授《财政史讲义》，而后各得其要矣。夫井田之世，均产之世也。什一之税，均税之政也。孔子曰：均无贫。后世田制大坏，民无恒产，单田赋不足以维持政费，而后杂征敛繁兴，人民负担不均，至斯已极。
　　晚近税务最发达者，曰关税，曰盐税，而直接税略无进步。此种畸形发达之财政，实与社会经济背道而驰，未可强颜而抱乐观者也。财政之渐次发展，世界各国历史上之形势略同。盖以社交日启，民政繁兴，皆积极以图相当之幸福，故政治与财政之盈朒常为正比例。乃求之中国历史，适得其反。政治愈紊乱，财政愈扩张，民穷财尽之时，必为一般官吏中饱之极好机会。何也？
　　俭与恭为缘，侈与巧相应也。汉文景、隋开皇之富庶，所以为后世不可及者，只此俭与侈之分耳。
　　至若会计法式，为庶政之权舆，中国历史上关于会计者，国家之法制，官吏之记录，私人之记载，代有所闻。而至今日不存一者，重视计政者一二人，毁乱者常千百万。清初定制，各直省每年造会计册以进。康熙七年，谕谓繁费无益，着令停止。雍正初元，设立会考府以司察核。数年后，谕将会考府停止，并谕各部堂司官宜秉公抒诚，以尽厥职，勿谓无人稽查。遂草率蒙混，致干罪戾，云云。此可见专制国家之初基，亦必有较详明之法制，徒以官吏营私舞弊之机心，迎距其间，非速使濒于混乱、底于废弃不可。若是乎，吾人可证明中国财政，非无相当之模范，明备之典章，而治日常少、乱日常多者，皆任人不任法贻之戚也。夫往事已矣，吾人不能不望将来之法治。
　　是为序。
　　九年六月七日蔡元培
　　《我之历史》①序
　　清季言革命者，首推同盟会，会旨有“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诸义，而会员大率以“驱除鞑虏”为惟一目的，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数。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数，宋渔父先生其最著也。
　　民国纪元前一年，南京临时政府之议起，章炳麟君以国务总理许先生，先生亦以此自许。其后政府用总统制，乃任先生为法制局局长。民国官制，先生所创定也。政府既移北京，先生任农林总长，尝愤慨于大政方针之未定，请于唐总理，为代草一通。于财政方面，擘划最详，预备提出议会，而当时任财政总长者，设计阻之，遂不克发表。先生已了然于当日政局之不可为矣。
　　然与唐总理连带辞职后，常语我等，毋攻袁太过，且时与袁党赵秉钧、梁士诒等相周旋。盖先生常自言以政治为生命，苟有几微之希望，决不肯割弃也。
　　是时，国体初定，同盟会会员中粗犷者，不免以革命功自夸，为社会所嫉视，或斥为暴徒，或诮为贵族。凡政客投机者，或趋之如鹜。而以志气或才略自负者，虽政见略同，亦以依附为耻，几无成立政党之希望。先生百计联络，始以同盟会与其他三四政团相结合而组织为国民党；以为有此多数党为大本营，足以操纵袁氏。既而知袁氏终不足与有为，乃舍袁就黎，遂以此触袁之忌，而先生死矣。先生虽死，其以政治为生命之精神，影响于后起之政治家，不与俱死，吾人所共信也。
　　先生有手写《我之历史》一书，其表示此种精神，必更为完备。桃源文君将摄影付印，以存其真，而公诸世。驰函索序，爰述所知于卷端，以与当世知先生者共证之。
　　中华民国九年七月二十七日蔡元培
　　① 即《宋教仁日记》。
　　刊印《越缦堂日记》缘起
　　李莼客先生之行述，备见于平景荪君所为传，传中列所著书目甚详，余皆未之见。见者为七十余册日记之内容，则王义门君所为《征印越缦堂日记启》既详言之。
　　当前清光绪甲午之冬，先生去世未久，其子承侯受沈君子培之敦促，欲先刻日记，属余分别签识，付钞胥写之。甫竣，承侯即携以南归，未及校也。
　　阅数年，樊君樊山以速刻自任，索最后一函去，卒未刻。民国元年，余在南京，缪君筱珊又函询及此，余急函告承侯，携日记赴上海访缪君，其结果如何，余未之知也。前年，承侯又卒。沈君子培恐日记散佚，又商之刘君翰怡，刘君愿任刻资，乃属林君大同商诸李氏，议又不谐。
　　去年，徐君目来北京，携越缦堂藏书目录，言其家将以藏书出售，余询之张君岱杉。张君转询余以《越缦堂日记》，余以二十余年议刻未成之历史告之。张君谓盍仿曾湘乡日记例，用原本石印。余乃约张君及傅君沅叔、王君幼山、王君书衡，共为第一次发起人，函商于李先生之故人，请列名发起，并征集印资。其复函赞同，及由王书衡、樊樊山二君代表赞同者，为樊
　　君樊山、沈君子培、缪君筱珊、李君术斋、赵君次珊、杨君树棠、孙君慕韩、
　　汪君伯棠、李君赞侯、屈君文六、王君叔鲁、叶君葵初、高君梦旦、江君叔
　　海、陈君仲恕、袁君道充、邵君伯、孙君伯恒、许君季黻、姒君继光。函中亦有允垫印资三百元以上者。冯君仲贤并告，齐照岩省长允垫三千元。乃属商务印书馆估印价，顾非检原稿不易估定。适先生之侄璧臣来，乃商定先付版权费三千元，由张君岱杉垫付。
　　六月间，余养疴西湖之滨，璧臣以家中所藏日记六十四册至。余读《孟学斋日记》甲集叙言，知先生本意，自甲寅至壬戌十四册，（家藏者实只十三册，沈悦名君寄来半册，尚缺半册也。）取其考据、议论、诗文踪迹稍可录者，分类孴之，以待付梓；而其馀则未可公布。又樊君所藏之八册，亦尚未检出。乃与璧臣商，先印咸丰癸亥至光绪戊子日记五十一册，其中虽有孟学斋、受礼庐、祥琴堂、息茶庵、桃花圣解盦、荀学斋诸别名，而以越缦堂为共名。由商务印书馆估定千部印费为银二万有奇，订合同日当先付三分之一，于是张君又垫付银六千七百六十元。而浙江公会会长孙君，且承认以浙江公会名义付印。
　　然预计印费，非于三月内售出预约券三百张，仍不能开印。深望李先生诸故旧，均能如张君及认垫印费诸君之热心，不但三百张之预约券刻期售罄；而且志愿预约者，或在千部以上。则积其赢利，且可举此次未印之日记及其他著作，次第印行，非特李氏家属之所感谢，抑亦全国学子之所希望也。爰不避烦琐，述其缘起，且附录平君所为传及王君所为启于左方，备省览。
　　民国九年十一月五日蔡元培
　　是年九月，综各处预约之数，已达三百部以上。于是自“孟学斋”至“荀学斋”五十一册之日记，遂得付印。二十年来，经若干人苦心之计划，有此结果，后死者之责，稍稍尽矣。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孟学斋”以前尚待编录之十三册，“荀学斋”以后扃诸樊山书箧之八册，犹不可不致意也盟诸息壤，以待来年。
　　十一月十七日蔡元培识
　　《图书馆学》序
　　一种事业，发达到一定的程度，便产生一种有系统的理论。有了有系统的理论，那种事业的发达，才有迅速的进步。这是各种事业的通例，图书馆也就不在例外。我们国内藏书的事业，虽然在几千年前，早已发起，而且几千年来，也是绵延不绝，一点一点的扩张，但是还没有到发生有系统的理论的程度，所以还没有图书馆学，因而全国图书馆发达的程度，也是有限。
　　现在我们既得着国际上互助的便利，不必候一定的程度了。西洋各国，尤其是美国，已经发布了很完备的图书馆学，且设了许多图书馆学校。我们只要有人肯到他们学校去研究，肯多读他们的图书馆学，已经可以发达我们的图书馆，自己可以建设图书馆学校了。
　　近年为图书馆问题，到美国去研究的，已有几人。杨君昭悊，就是其中之一。他想到有出洋研究的机会者，必定不多，而国内图书馆办事的人，却已经需要的很多，特地在出国研究以前，从自己读过的图书馆学，与关于图书馆的经验，辑成一书。对于图书馆职员的养成、经费的筹划与分配、书籍的购置、保管与贷出、目录的编置，从村落的巡回到国际的互贷，从古代最幼稚的，到现今各国最复杂的情形，作明了的叙述，切实的判断。不但说其当然，并说以其所以然。在我国今日，真是最应时势的好书。不但办图书馆的人一定欢迎，就是想享用图书馆的人，也是不可不读的。
　　十一、二、二十七蔡元培
　　《天苏阁丛刊》二集序
　　杭县徐振飞世讲、新六尝以其尊人仲可同年、女弟新华之著述仲可校订
　　之《乐府补遗》及所著《天足考略》、《纯飞馆词》，新华所著之《彤芬室文》、《彤芬室笔记》，凡五种。辑为《天苏阁丛刊》一集行世。比续印二集，凡十种。其世无刊本者，为巫峡逸人《五藩祷乘》，叶凤毛《内阁小志》。
　　若《可言》，若《五刑考略》，若《小自立斋文》，若《真如堂诗》，若《纯飞馆词续》，皆仲可所著。若《秀水董氏五世诗钞》，若《高云乡遗稿》，皆仲可所校。而《复盦觅句图题咏》，则振飞辑录当代名流题其大父印香中翰觅句图之文字也。
　　予所尤嗜者，为《可言》。《可言》之记载，以沟通中外、融贯新旧为旨归；而下流社会情状之记载，较之言中、上流者为多。仲可尝云：下流社会之情状，中流且忽之，高据上流者不及见，偶见之，亦视若无睹。予闻之，太息而已。
　　仲可居袁项城小站戎幕者数年，锐意欲用世。每相见，恒抵掌谈天下事。
　　光绪戊戌春，在京师，思自效，若公车上书，若保国会，若保浙会，皆与焉。
　　政变后，逡巡南归，其后再游粤，终不得志。乃奉母居沪，佣书自给，以迄于今，与世相忘久矣。项城贵绝，无所干；其昔日小站之侪辈，亦荣显，有招之往者，辄谢之；杨杏城中丞与有连，以再从政为劝，不应。其殆介焉超俗、浩然养素者欤？仲可性简傲而思精密，且尝谓居今之世，治今之事，非权谋不济，然若无财，则权谋亦无所以用。余深叹以为名言，仲可又云：今宜知者，于通古今、涵雅故、蓄道德、能文章四成语外，益以习艺术、守法律、参权谋、乐天命十二字。而深惜其穷而在下，无以自见，世之人亦遂无知之者。然仲可初不以是而愠，佣书余暇，惟以补读为事。
　　《可言》者，积数十年之闻见及读书所得而成者也，随时记录，略以类从，大抵为天文、时令、地理、第宅、种族、姓名、婚姻、人伦、语言、称谓、身体、政治、兵制、礼俗、教育、科举、农、工、商、宗教、德行、书籍、文学、艺术、养生、疾病、医药、丧祭、帝王、盗贼、门阀、仕宦、庵寺、奴婢、倡优、乞丐、植物、动物、物品、音乐、舟车、服饰、饮食、物价，惟不标明分类，其间亦有牵连而及之者。有立说者，昔之所谓杂学也。
　　有辩证者，昔之所谓杂考也。有议论而兼撰述者，昔之所谓杂说也。有旁究物理，胪陈纤琐者，昔之所谓杂品也。萃而为一书，凡十四卷，可三十余万言，大观也。予既快先睹，因述其概略，以告当世。至其散文、诗词之所诣，则知之者类能言之，兹不赘。
　　癸亥中华民国十二年绍兴蔡元培孑民序
　　《冷月画评》赠言
　　中国之画，与书法为缘。故无论何等画体，均参以图案之意味。所注意者，在布置之均齐，气韵之生动，而远近距离与光影空气之关系，不求其与感触自然之一刹那相符合也。欧洲之画，与造像为缘。故无论何等画体，必求与外界之景物相应。所注重者，在透视法及一切自然现象上之条件，而其他文学上之兴趣，非第一义也。
　　彼此接触之初，互以自己之习惯为标准，则先感对方之所短。故西人以中国画为写实而未到家，而华人则以西画为多匠气。积久而互见所长，则互相推重。故华人往欧洲习画者渐多，且国内美术学校，亦采欧法为课程；而西方新派画家，如表现派等，深许中国旧法为胜于欧洲之古典派，且深以华人之留欧学画为无谓。其实皆一偏之见也。两方既各有所长，各随其固有之系统而发展，而评判者亦各用其固有之标准，固为常轨。惟兼取两方所长，而创设新体，亦有志者所当为。欧洲自印象派以来，采取中国画风以入欧画者颇有之，然痕迹不甚显著；至今日日本留欧习画之士，有以欧画之技能为本，而参加以中国画、日本画之风味者；至以中国画为本，而采用欧法以补所短者，我国画家间亦试为之，然专攻此术者，尚未之闻。
　　陶冷月先生，本长国画，继而练习西法，最后乃基凭国画，而以欧法补充之。创作新中国画数十帧，一切布景取神，以至题词、盖印，悉用国画成式；惟于远近平凸之别，光影空气之变，则采用西法。町畦悉化，体势转遒，洵所谓取之左右逢其源者；他日见闻愈博，工力更深，因而造成一新派，诚意中事。爰书数语，以资印证。
　　十三年五月一日蔡元培识
　　旅法《中国美术展览会目录》序
　　一民族之文化，能常有所贡献于世界者，必具有两条件：第一，以固有之文化为基础；第二，能吸收他民族之文化以为滋养料。此种状态，在各种文化事业，均可见其痕迹，而尤以美术为显而易见。
　　吾中国之美术，自四千年以前，已有其基础；至于今日，尚能保其固有之精神而不失。其间固尝稍稍受波斯、希腊、罗马诸民族之影响，而以二千年前受印度文化之影响为最大。自建筑、雕塑、图画、音乐，以至日用文饰之品，殆无不有一部分参入印度风，而仍保有中国之特色。故美术日形复杂。
　　至近今数十年，欧洲美术渐渐输入，其技术与观念均足为最良好之参考品。
　　是以国内美术学校，均兼采欧风；而游学欧洲研究美术者，亦日盛一日。
　　研究美术之留学生，以留法者为较多，是以有霍普斯会与美术工学社之组织。其间杰出之材，非徒摹仿欧人之作而已，亦且能于中国风作品中为参入欧风之试验。夫欧洲美术参入中国风，自文艺中兴以还日益显著，而以今日为尤甚。足以证中西美术，自有互换所长之必要。采中国之所长，以加入欧风，欧洲美术家既试验之；然则采欧人之所长，加入中国风，岂非吾国美术家之责任耶？
　　霍普斯会及美术工学社同人有鉴于此，是以有中国美术展览会之发起。
　　迩者，承吾国陈公使之提倡，法国戴尼司局长之协助，得在史太师埠开第一次展览会，最先入选者凡千余品具为目录。其中可别为三类：一、中国固有之美术。此次所陈列者仅为留欧同人行箧中之所有，势不能为有系统之介绍；然管中窥豹，亦可见一斑。二、完全欧风之作品。三、参入欧化之中国美术。
　　此两类均不外乎留欧同学之作品，虽未足以包中国新艺术之大观，然中国学者是否有吸收欧化之能力，是否有结合新旧之天才，均可于此见其端矣。元培受两会同人之委托，参与会务，爰志数语于目录之端，以明斯会之旨趣。
　　中华民国十三年五月蔡元培
　　《敦煌掇琐》序
　　从敦煌石室发见以后，大多数重要的材料，都已为英国学者司泰因氏、法国学者伯希和氏运往欧洲，所遗在本国的，只有佛经抄本。这种抄本，除北京国立图书馆藏有八千卷外，私人收藏的也还不少。我们得了这种抄本，一可以校经文的异同，二可以见当时的别字，三可以看当时普通人的书法，已不能不算是希世之宝了。
　　然而那些运往英、法两国的材料里面，还有各种杂文的写本。这些写本，于佛经写本的三种关系以外，还有两种重要的关系：一是可以见当时社会状况的断片，一是可以得当时通俗文词的标本。可惜这许多杂文，还没有摄出照片来，凡是不到欧洲的学者，都无缘一读，但是没有照片的时候，若能照样的抄出原文来，于上述两种的重要关系，也未尝不可以接触。
　　刘半农先生留法四年，于研究语音学的余暇，把巴黎国家图书馆中敦煌写本的杂文，都抄出来，分类排比，勒成此集，就中如家宅图，可以见居室的布置；舞谱，可以见舞蹈的形式；各种借券，可以见借贷实物与罚去利息的习惯；通婚书、答婚书等，可以见结婚的仪节；劝善经、劝戒杀生文与历书、解梦书、吉凶避忌条项等，可以见信仰佛教与保守古代迷信的程度。其他杂文，以此类推，都是很有益于考察当时社会状况的。
　　至于唐代文词，据我们平常所见的，不但韩昌黎、柳柳州的文集，本来号为复古，就是《虬髯客传》、《霍小玉传》等小说，也还是字锻句炼，不是寻常的语言。不但杜少陵的诗，说是读书破万卷，字字有来历，就是元微之、白香山所作的，虽当时说是轻、俗，或说是老妪都解，然而也还不是民间文学。读是编所录一部分的白话文与白话五言诗，我们才见到当时通俗文词的真相。就中如《五更转》、《孟姜女》等小唱，尤可以看出现今通行的小唱，来源独古。又如《刊谬补缺切韵》、《字宝碎金》、《俗务要名林》等，多记当时俗语俗字，亦可借语言学、文字学的参考。而一切杂文中的俗写，刘先生也一一照样描出，也可以寻出无数的别字。所以这一部书，我们若是用赏鉴古物的眼光对他，自然觉得不及看原本或照片有趣，但是求实际上研究的材料，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与原本相去无几。我们对于刘先生选择、排列与记录的勤劳，感谢不尽。
　　中华民国十四年十月四日蔡元培
　　《四角号码检字法》序
　　每一文字，都有形、声、义三原素，古人排列文字的方法，也就分作三类。按义排列的，有《尔雅》、《广雅》中之《释诂》、《释言》等篇，大抵适于记诵，而不适于检查。按声排列的，有《广韵》、《集韵》以至最近通行之《佩文韵府》，清代有《经籍籑诂》，虽专为检查字义而设，然不熟于声韵的，检查颇难。清儒又有《说文声类》、《说文声系》等作，而以朱氏《说文通训定声》为便于应用，然未习古韵的，检查也是不便。按形排列的，古代有《说文解字》，但是按小篆分析，与楷书不全是一样，后来《玉篇》排列楷书，虽仍用他的五百四十部，而此后的字书，逐渐并合，到清代的《康熙字典》，就并作二百十四部了。此种按形排列的字书，为探求字原起见，与按义、按声的差不多；若为检查便利起见，就差胜一筹。又专就按形排列的讲起来，为探求字原计，自然用《说文解字》；若为检查楷书计，却以《康熙字典》是一部不彻底的书。若说是探求字原，则如“出”字在凵部，“此”字入匕部，“君”字入口部，“勿”字入勹部之类，都是误的。
　　若说是全按楷书，则如“火”又作“灬”而同入火部，“手”又作“扌”而同入手部，“月”与“肉”在偏旁上均作“月”而分作两部。又如“夜”入夕部，“膝”入水部，“禽”入内部之类，如王云五先生所举出的，仍是不便检查。但因为他的大体是按字原分部的，所以从前的人虽觉得他的分部还是不便检查，而终没有想到从根本上改革的。
　　完全抛弃字原的关系，纯从楷书的笔划上分析，作根本改革，始于愿学华文的西人。但是他们创设的方法，还没有输入中国的。中国人创设这一类方法的，我所知道，自林玉堂先生五母笔、二十八子笔始。林先生的草案虽五六年前曾经演给我看，然而他那具体的排列法，至今还没有发表，我还不能亲自演习，究竟便利到何等程度，我还不敢下断语。
　　最近见到的就是王云五先生这种“四角号码检字法”了。他变通永字八法的旧式，而归纳笔画为十种，仿照平上去入四声的圈发法，而以四角的笔画为标准，又仍用电报号码的形式，以十数代表十笔，而以“○”兼代表无有笔画之角，这种勾心斗角的组织，真是巧妙极了。而最难得的是与他自己预定的原则，都能丝丝入扣。王先生独任其劳，而给我们人人有永逸的享用，我们应如何感谢呢！
　　《红楼梦本事辨证》序
　　余所草《石头记索隐》，虽注重于金陵十二钗所影之本人，而于当时大事，亦认为记中有特别影写之例，如董妃逝而世祖出家，即黛玉死而宝玉为僧之本事；允礽被喇嘛用术魇魔，即嫂叔逢魔魇之本事，亦尝分条举出。惟不以全书为专演此两事中之一而已。王梦阮、沈瓶厂二君所著之《红楼梦索隐》，以全书为演董妃与世祖事，已出版十五年矣。同乡寿榘林先生新著《红楼梦本事辨证》，则以此书为专演清世宗与诸兄弟争立之事；虽与余所见不尽同，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此类考据，本不易即有定论，各尊所闻以待读者之继续研求，方以多歧为贵，不取苟同也。先生不赞成胡适之君以此书为曹雪芹自述生平之说，余所赞同。以增删五次之曹雪芹，为非曹霑而即著《四焉斋集》之曹一士，尤为创闻，甚有继续研讨之价值。因怂恿付印，以公同好。
　　十五年六月三十日
　　《清季外交史料》序
　　欧美国家外交文件，除必须守秘密者外，多由政府随时刊行。而外部档案慎重保存，常亦对学者开放，以资研究。此不但有助于国民外交常识之普及，抑且供给历史家以多量正确之史料。
　　我国通商以来，对外交涉日益纷繁。然前清外交文件，从未闻有系统之刊行，且自辛亥革命前之军机处总督及外务部各档案，大率散佚不全；即对于此不完全之材料，学者亦不获实地检阅整理之机会。因之编国史者涉及对外关系，常至于不得不依赖外籍。辗转译述，辄多失实。
　　黄岩王弢夫太常，在前清供职枢垣时，对于中外交涉文件，昕夕纂辑，举凡清代光绪期间朝廷诏令、疆吏廷臣等奏章，以及机密廷寄往复文电，悉以列入。其哲嗣希隐先生因此项文稿于今日外交关系甚巨，爰悉雠校，并搜集重要文件赓续补入，编成《清季外交史料》及西巡大事记，复辑史料索引、外交年鉴等著，诚空前之外交巨帙也。窃思清同治以前，新政尚鲜，迨光宣两朝，受世界潮流之影响，诸事改革，交涉繁赜，倘无真实纪载，不足垂示来兹。然道咸同三朝之筹办夷务始末，系由政府三次派员编纂；今王公以父子之力，得告厥成，其坚苦卓绝，诚有难能。元培亲灸太常者有年，宿知是篇内容之丰富及著者实地搜集之勤劬，深喜其必能供给历史家以外交上贵重资料，而补国内学术界之阙憾。吾人手此一编，借知不平等条约成立程序，共筹挽救计划，维国权而纾国难，亦今日之要举也。爰为之序。
　　民国二十年九月
　　《安阳发掘报告》第一集序
　　考古学在中国不是一个新学问。宋朝人的中国古代文字、器物之研究，以及这一线上之目录学，都有很大的贡献。后来经过汉学睥睨宋朝一切学问的一个时代，未免太把宋人低量了。直到阮芸台、吴清卿等手中，古代文字器物学又大振作，然后渐渐觉得宋人知识之富、审鉴之精，远非正统汉学家所料到的。我们现在做考古学的同志，不可忽略这个光荣的历史。
　　但学问一事，和世界上其他事业一样，总不能故步自封的，总是后来居上的。我们的古学，虽然在宋朝已经有那样的成就，但宋朝到现代七八百年，近几百年，世界为自然科学所动荡，已经改了一个形势，前代的典型自不尽合现代的要求。中国的历史人文之学，发达在自然科学未发达之前，西洋的历史人文之学，则发达在自然科学既发达之后。所以，他们现在的古学，有其他科学可资凭借，我们前代的古学，没有其他科学可资凭借。这件事实，固可表显我们的前贤创造古学之长才，然亦正指示我们现在从事此项工作者所凭借之不如人。我们若不扩充我们的凭借，因以扩充或变易我们的立点和方法，那里能够使我们的学问随着时代进步呢？
　　下列的一册，虽是试验发掘所得结果之一部分，但确是因应上文所说的要求而生的，在这个意义上，颇可记念。先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托董作宾先生到安阳调查殷墟情形，看其尚可工作否。董先生到了那里，试掘一次，断其后来大可作为。为时虽短，所得颇可珍重，而于后来主持之任，谦让未遑。其时，适李济先生环游返国，中央研究院即托其总持此业。
　　以李先生以考古学上之学问与经验，若总持此事，后来的希望无穷。承他不弃，答应了我们，即于本年二月到了安阳，重开工程。入暑作一结束，回到北平整理。这一本便是李、董两君整理到现在的结果之一部分。
　　这件事业不是三年两年可以完成的。即就去秋试验之打探、今春短期之发掘而论，下文所布，亦不过当全部所得十分之一光景。但这几篇文字，已经显然表示在中国的考古学之转方向。
　　（一）立足点是整个的古来研究文字者，每每注意在一字一字上，而少留意其系统性，考定器物者尤其是这样，实在尤其不应该是这样。现在，李君最先要解决小屯地层一问题，以为解决其他一切问题之张本；董君于试探之始，即注意在此文字层之如何来，并设定其为冲积而成。这样的把问题整个抓住，不但做一件一件的捉摸，以前尚无如此从基本下手者。
　　（二）问题之组成正如自然科学之组成，非复如传统古学者之但成一家言。此如李君之初论陶器，董君之统论龟卜，一语一说，皆取实物为证。
　　有材料乃生问题，因问题而求旁证参考，资此旁证参考，而置此问题于其正当之视线上，不以设定为决论，不为阙漏作补苴。这样的处置问题，乃真是求客观知识的态度。
　　这不过仅举其大概，至于一义之辟，一解之精，李君比综异地文化遗留，董君贯通吾国经典材料，读者可以随时遇到，不待我现在去标举。近年治汉学者，每流成书本上的反复辩论，李、董诸君却向地下寻新材料。流传器物所负问题之难决，由于不知其出土情形，不得已而阙疑；李、董诸君却处处求之于目证。在这样的立场上工作，经久以后，总能为中国古学开一个崭新的局面。这必是读这一册的人和我共同的印象！
　　中华民国十八年九月叙于上海蔡元培
　　《全国美术展览会特刊》序
　　古人恒言礼、乐，而今人恒言科学、美术。美术之广义，可以包音乐；而其狭义，则我国恒言书画，而欧洲恒言建筑、雕刻、图画。近十年，我国有仿欧洲美术学校之制，而为美术设专校者，无论公立、私立，大抵以图画为主，兼设雕刻者已鲜，设建筑者尚无之。游学欧洲，亦以习图画者为最多，雕刻、建筑，皆居少数，是以我等亦常有个人或团体之展览会，其内容恒以书画为限，此千余年历史所养成，非短时期所能改变也。
　　十七年间，大学院纳美术教育委员会之请，决定举行全国美术展览会，筹备未毕，而大学院改组为教育部，则由教育部继续筹备之，于十八年四月十日开会，二十日而会毕。开会以前，以经费之支绌，内容之复杂，几有不能成立之虑，幸教育部长官，及其所指定专办此事之职员，及其所延聘之美术家，均能持以坦白而奋发之态度，行以安详而缜密之手段，遂使此空前之大会，进行无阻。
　　会中陈列品，范围颇广，一书画，二金石，三西画，四雕刻，五建筑，六工艺美术，七美术摄影。而且横之有日本帝国美术院二科春阳画会之选品，与夫寓沪欧美诸美术家之近作；纵之则有收藏家分日陈列之古代美术品，与夫近代名人之遗作，以供参考。可谓应有尽有，不局于一隅矣。
　　当开会之初，印有《美展》三日刊，发表各种说明及批评之文，而陈列品之较为特别者，亦择要摄印焉。会毕，乃汇编而补正之，厘为今古两册，以为兹会之纪念品。十年、二十年以后，我国美术进步，所发表者，自必视此为精备；而筚路蓝缕，谈何容易，后之人必以此册为中国美术史上有价值之材料，无疑也。余为最初与闻兹会之一人，谨对于经营会务与编印特刊诸君子，表无限之感谢！
　　中华民国十八年十月十五日蔡元培
　　《经济史长编》序
　　吾乡章实斋先生尝拈“圆而神，方以知”二语，为史与长编区别之标准。
　　盖史之作用，重在开来，初不在罗举种种已往之事实，而在于种种往事中抽出律贯，昭示后人，故言可以简，而意则务求其深长，故谓之“圆而神”。
　　然此“圆而神”之著作，不可不以极完备之长编为凭借，否则所根据之事实，既已挂一漏万，则其所籀绎之律贯，或不免代毫而失墙。是以辑录长编之时，宜力求完备，而不可预设成见以为去取。作文者以词必己出为特色，而作长编者则以无一字无来历为条件，故谓之“方以知”。
　　吾国历史至久，又以印刷业发明之早，记载甚富。不满于旧有之纪传、编年诸史，而欲重为编订，以求合于今日之需要，不能不先为繁重之长编，此决非一手一足之烈，而有待于分工，或断代焉，或专门焉，要非不慕虚荣而富忍耐心者不能为。
　　萍乡黄季飞先生，曾在日本研究经济学，欲以其学理应用于我国，而苦无适当之经济史可资印证；欲修经济史，则又苦无完备之长编以为凭借，及立志自作长编，分为前后两部。前清道光季年以前之事实入前部，以后则为后部。尽十年之力，前部业已脱稿，凡二十一编，都二百余万言，大者如土地、交通之制度，小者如植茶、养蜂之职业，精者如孔、墨诸家之理论，实者如矿物、林木之种类，凡前人所记载者，无不博采而类聚之。且仿马氏《绎史》之例，悉冠书名于其端，而毫不改变其原文，使阅者于怀疑时，可以检对原书，诚合于“方以知”之标准矣。
　　在季飞先生之意，深恐搜采未周，颇不欲轻于发表，余则以为无伤。盖就搜集史料之方法而言，孤本之传抄，古物之发掘，外国记载之翻译，无论何时皆可有新出之材料，以备补充。现在所需者，在举已有之材料，为有系统之排比而已；偶有遗漏，或续有发见，皆可勒为补编，不必待一切材料收入以后，始可问世也。余深佩先生之坚忍而勤力，以有此成绩。爰述余之感想于卷端，以介绍于阅者。
　　中华民国十八年十一月七日
　　《明清史料档案甲集》序
　　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及文籍之失散，不知从何时起，但大批的失散是民国六七年到十年的事。这些档案及文籍，在大库中虽然不是科学的排列着，但总没有拉乱，没有分散。不幸开始移动者缺少公心，不知史料的价值，一层一层的剥削，拿去宋板书，拿去好看的文件，而把最后的、最大的一堆，堆到午门、端门门洞中。又不幸为一个妄人卖了，几乎走到唐山变做还魂纸。
　　中间又经数年的展转，才于民国十八年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买入。
　　公家旧物仍归公家，其中损失已经不可计数了，但毕竟大部分依旧归到公家，还是痛定后差可安慰的事。
　　这次买回，在本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具有甚大的决心，牺牲了甚多其他工作，然后成就。所有档案不幸的历史，及我们这次努力，已另有专文论叙。
　　我在这里亦提出两个意思，以备同志者之留意，借当叙说这个史料集刊编行之意义。
　　第一历史中直接的材料与间接的材料有很大的分别。以前修史者之滥用间接的材料，而忽略直接的材料，是一件不幸的事，应该是以后治史学者所急当纠正的。例如《辽史》之成，由于删契丹列朝之实录。删芟实录那能成信史？信史是要从档案中考核出来的！这犹可说《辽史》成于胡元之朝，脱脱所领之局做不出学术上的大业。然试看马、班以后诸纪传史家，哪一位不是在那里抄实录、抄碑传？哪一位不是曾经充分利用过直接材料？我们展读一部纪传的史，每每感觉全是些人名、官名，千人一面，千篇一腔，一事之内容不可知，一人之行品不易见。这岂不是删削实录、碑传的结果，只剩了架子，而把知人论世的菁华遗略吗？即使那些做实录、做碑传者，并没有忌讳，没有成见，没有内外，已因和我们观点之不同，他们所据直接材料以删削者，不正合于我们的要求；何况做实录者本有所讳，做碑传者本专务表扬，则有意的颠倒，乃至改换，是不可免的呢！史料愈间接愈不可靠，这道理本是极明显的。假如民国初年修清史者知道史学的要求，不能以删削官书、碑状满足之，则这些大库档案，正该由他们调去整理的，然而他们不做。我们希望我们这次的整理档案，开些以后注重直接史料的风气。史学本是史料学，坚实的事实，只能得之于最下层的史料中。
　　第二官府文籍和私家记载，在史料的价值上各有短长，合综来各有独到处，分开来便各不可尽信。大约官府的记载失之于讳，私人的记载失之于诬。私人记史事，由于亲身经历者固多，而最多是凭借传闻，传闻是容易失实的。人都不能无好恶，而私人立志记史事，自不免于感情的表率，故恰和官书的方向相反，而各不得其平。例如建文遗民之记逊国，明亡遗民之论虏事，其志可敬，其辞或不免过甚。这些，反靠官书去给他打个折扣。然官府文籍，多局于一类的事迹，不如私人记载之备各方面。且私著之没有官府的立场，是最可宝贵的，所以私著毕竟是史料的大源。官府文籍中无论直接的史料如档案，间接的史料如“国史”、“方略”等，都因他只说一面的话，而有些靠不住；然而许多事究竟只有他去记，而且日月不苟，文件存列，我们可借档案知道一事之最直接的记载。所以官府记载仍同样不失为史料大源。守质者、懒惰者专依赖官书；好奇者、涉猎者专信些私家不经之谈，都不算史学的正轨。我们相信官文和私记“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呢。
　　我们整理这些档案，在将来可以有多少成绩，目下全不敢说。只愿做这事业的精神，引出些研究直接史料、比核公私记载而不安于抄成书的同志。
　　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
　　《中国新本草图志》序
　　吾国与欧洲同有炼丹法，欧洲人由此而发明化学，而我国人未能也。吾国与欧洲同有以魔术治病之方法，欧洲人由此而发明根据科学之医学，而我国人则尚未能脱阴阳五行之臆说的医论也。其在应用化学方法与实践医学理论之药物，何独不然？自汉代已有本草写本，历千五百年之演讲，而结晶于李时珍之《本草纲目》，不可谓不久矣。然而对于诸药之效能，或泛说寒温、虚实之性，或以形似、色似为言，不能如西洋药物学之能提出主要成分，而说明其特效之理由也。
　　欧亚大通，吾国所采用之西药甚多；而西医亦间有采用中药，且以科学方法分析之者。如麻黄、当归、防风等，已与以精确之说明；其他在研究中者，亦复不少。日本旧行汉医，近则勇采西法，故致力于中药之分析者尤众。
　　我国学者，又岂能全诿其责于他国人，而不急起直追，以求有所贡献耶？
　　中央研究院成立以后，于化学研究所中，特设药物研究一部，宋梧生、许植芳诸先生致力于黄芪、乌头及益母草等之分析，而赵药农先生则着手于本草之整理。赵先生整理之道，分为生物学、化学、药物之三大纲。现在，生物学部分业已写定；而化学、药学两部分，非短时期所能尽得结论者，则汇集中外学者业已发表之定论，分别采列，疑者阙之，以成此《中国新本草图志》一书。吾知是书一出，将一扫旧式本草之瑕点，而显其精粹，且使读者对于新学说之成绩，一览了然，而得以更求进步，其影响于药物学之前途，必非浅鲜也。
　　中华民国二十年四月十五日蔡元培
　　《佛法与科学比较之研究》序
　　自孔德分人类进化为三级，由神学而玄学而科学，认现代为科学时代，于是有实证哲学的建设。未几，美国詹姆斯亦有实用哲学的标榜。这两派哲学，都把玄学上的问题存而不论，把哲学作为现代科学的综合；并非再进一步，把科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设法解决他。然而科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如“精神与物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绝对的真理有没有？”是人人所切望有一个答案的。于是不得已而由一部分的科学家来答复他，就说精神是物质的作用，而宇宙不外乎物质；绝对的真理是有的，就是唯物论。这种说法，现代科学家与非科学家附和他的很多。而吾国科学家中，有不以为然而别寻出路的，就是王小徐先生。
　　小徐先生有数学的天才。二十岁左右，即有关于数学的著作，为前辈所推许。数学，一方面是科学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是玄学的导线；所以希腊的毕泰哥拉斯，法国的笛卡儿，德国的来布尼兹，荷兰的斯宾挪莎，都是以数学家兼哲学家的。小徐先生以数学家治科学，尤长于电机工程，承认科学之所长，而又看破他能力的限度。以数学家治逻辑，认西洋之逻辑，仅能应用于科学，而哲学上非采用印度之因明不可。以数学家治玄学，认为佛法中相宗的理论，非特与科学不相冲突，而可以相成。既已认科学与佛法不相冲突，则科学家如有不能解答的问题，而可用佛法解答的，何妨利用佛法。此小徐先生所以有佛法与科学一书。
　　佛法与科学，对于一部分科学家“物理外无心理”、“物质绝对”等迷信，均根据科学，疏通证明。“以子之矛，刺子之盾”，苟为真正科学家，应无不赞同。惟提倡佛法的理由，则以唯识论为基础，而以修观为方法，乃与现代柏格森的哲学相类似。柏氏假定宇宙本体为一种生命原动力，近于佛法上的阿赖耶识；以生命为“绵延”，为真的时间，因名之为“生命流”，近于阿赖耶的“相续不绝，喻如水流”。其认识法不恃理智而恃直观，近于佛法中的重现量；又闻柏氏亦用静坐观照法，尤近于佛法的修观了。
　　然佛法的不易为科学家所信仰，乃正与柏氏的玄学相等，其最要关键，即在超感觉的意识，尚未能积极证明。佛法的宣传，随顺众生根器，本无定位；欲为科学家说法，应用科学方法作积极的证明。
　　佛法的目的，在“脱轮回苦而得涅槃乐”。苟能证明轮回为可信，则解脱轮回需要，自然起信。今欲以科学证明轮回，照我所见到的，有下列各点：一、通灵术的证明此为现代灵学家的工作，但结果尚未圆满。
　　二、借尸还魂的证明此为笔记上常有的事，然真伪甚不易判定。若于此等事发见之初，即经科学家详密考证，认为确有其事，则所谓超物质的精神，是一强证。忆十二三年前，山东有一农人，暑中猝死，不久复生，简直别为一人。对于妻子，若不相识；语言互不相解，索笔砚，自书姓名籍贯，为朝鲜某地崔某，并详其家世颇悉。乃一有田产而曾读书的人，非复如本人的赤贫而不识字的了。蔡君儒楷时为山东省长，曾令此人到省署试验，试令担水，几不能举步；然其先是能任劳作的，今已转为文弱书生了。又山东水道素多伏流，此人新有探流的技能，循其所指，掘即得泉。据说，朝鲜人习此者颇多，然本人则素无此技的。如此事果确，则是官体上后天习得的能力，也可随附于灵魂的移转而获得，岂非值得研究的事。可惜崔君的事，已成过去。但现在报纸上亦偶有借尸还魂的记载，若于发见的机会为科学的探讨，不轻放过，积少成多，便可为有力的证据。
　　三、前生记忆的证明记忆前生，在佛典上有多数叙述，现已无从检验。中国笔记小说中所记，亦复甚多；即小徐先生所记的苏州小孩，不习文字而能读历书，念招牌，识扇子上的字，一周岁左右，能看《时报》，就是一例。其他传闻所得，或重认旧居，或追寻墓地，尤与普通的早慧不同而确为记忆的一种。苟其事果确，则灵魂的能经甲体而流入乙体，殆无可疑。若遇此等事实，而以科学方法探核之，也可为有力证据的一种。
　　至于六种神通，则其事尚在科学与玄学交错的限际。例如爱克司光的透照，无线电的播音，催眠术的疗病，在未曾普及以前，涉学稍浅的，何尝不斥为妄谈！亦惟于事实发现时，严密检验，始可断定有无。
　　其他若佛法各书，真伪的甄别，先后的考订，译文与原书的对勘，法语与寓言的疏证，均用最新的科学方法整理一番，也足以减少学者的怀疑而引起其信仰。
　　以上所举，皆为介绍佛法于科学家所需要的工作。小徐先生既以科学家的资格，为佛法与科学一篇以开其端绪。尤望积极提倡，促成种种科学的工作，以完成自度度人的弘愿。这是一个信仰小徐先生的人所要求的！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十五日
　　《新唯识论》序
　　佛法传入中国，二千余年。六朝隋唐，译经论至富，中国佛教徒所著论说、注解、语录，亦有汗牛充栋之观。在佛教徒之立足点，以信仰为主，与其他宗教家无异。对于经论，一字一句，皆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其有互相矛盾之点，则以五时说教、方便法门等调剂之而已。其非佛教徒，而且斥佛教为异端者，则又有两种态度：其一，并不读佛教之书，而以佛教徒之无人伦、无恒业为诟病，以焚其书、人其人、庐其居为对待方法，韩昌黎之徒是也。
　　其二，读佛家之书而好之，且引以说儒家之《大学》、《中庸》、《孟子》之义，而又以涉佛为讳，如程朱、陆王两派之宋明理学家是也。
　　现今学者，对于佛教经论之工作，则又有两种新趋势：其一，北平钢和泰、陈寅恪诸氏，求得藏文、梵文或加利文之佛经，以与中土各译本相对校，胪举异同，说明其故。他日整理内典之业，必由此发轫。然今日所着手者，尚属初步工夫，于微言大义，尚未发生问题也。其二，欧阳竟无先生之内学院，专以提倡相宗为主。相宗者，由论理学、心理学以求最后之结论，与欧洲中古时代之经院哲学相类似。内学院诸君，尚在整理阐扬之期，未敢参批评态度也。当此之时，完全脱离宗教家窠臼，而以哲学家之立场提出新见解者，实为熊十力先生之《新唯识论》。
　　熊先生寝馈于宋明诸儒之学说甚深，而不以涉佛为讳。研求唯识论甚久，颇以其对于本体论尚未有透彻之说明，乃发愿著论以补充之。近岁多病，稍间则构思削稿如常，历十年之久，始写《定境论》一卷，其精进如此。
　　熊先生认哲学（即玄学）以本体论为中心，而又认本体与现象决不能分作两截，当为一而二、二而一之观照，易之兼变易与不易二义也。庄子之《齐物论》也，《华严》之“一多相容”、“三世一时”也，皆不能以超现象之本体说明之，于是立转变不息之宇宙观，而拈出“翕”、“辟”二字，以写照相对与绝对之一致。夫“翕”、“辟”二字，《易传》所以说坤卦广生之义，本分配于动静两方；而严幼陵氏于《天演论》中，附译斯宾塞尔之天演界说，始举以形容循环之动状，所谓翕以合质，辟以出力，质力杂糅，相剂为变是也。熊先生以《易》之阴阳，《太极图说》之动静，均易使人有对待之观，故特以“翕”、“辟”写照之。
　　熊先生于新立本体论而外，对于唯识论中各种可认否认之德目，亦多为增减数目，更定次序。诸所说明，皆字字加以斟酌，愿读者虚衷体会，勿以轻心掉之，庶不负熊先生力疾著书之宏愿焉。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八月三十一日蔡元培
　　此等非佛教徒，完全以孔教徒自命，而又完全以佛家经论为纯粹宗教性质，故态度如此。其实，佛典中宗教色彩固颇浓厚，而所含哲学成分，亦复不少。盖宗教本以创教者之哲学思想为基本，犹太、基督等教，均有哲理，惟佛教则更为高深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视读者之立场。惜二千年来，为教界所限，未有以哲学家方法，分析推求，直言其所疑，而试为补正者。有之，则自熊十力先生之《新唯识论》始。
　　《刘海粟游欧作品展览》序
　　刘海粟先生，渊源家学，博览古名画家手迹，性之所近，尤在南宗。放笔为之，不拘拘于形似，而以气韵生动为准。乃兼治油画，则亦不受欧洲各国画院派之拘束，而焕发色彩，表现个性，有自成一家之气概。游欧以后，博观意、法、德诸国古今名作，且与当代美术家上下其议论，知往日所指之涂辙，与现今世界美术之趋势，正相符合，遂益以坚其自信心而精进不怠。
　　留欧三年，游踪所及，图画而外，凡夫新奇之风景，复杂之社会，整洁之都市，崇闳之建筑，伟大之音乐，不朽之雕刻，均足以枨触善画者之神感，而提高其兴会。刘先生当此应接不暇之期，犹复聚精会神，选题作画，三年之中，积三百余幅，其勤敏至可佩也。此等作品，曾在各国展览，且有为法国国立美术馆所购藏者，其价值可以想见。而邦人士乃未得为先睹之快，爱于十月间，在英士纪念堂展览。吾知观者对于刘先生取多用宏之著作，必能引起特殊之美感焉。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蔡元培
　　《中国政略学史》序
　　政略学者，俞诚之先生所创设之术语也。古者谓之纵横家者流，近于西洋人之雄辩术。
　　周季，贵族失职，侯、王竞招游士，士亦以游说为进身之阶，故士甚盛。
　　其所主张，并不止于合纵连横之两策，徒以苏秦、张仪为游士翘楚，而其所主张，适为纵横问题，故刘向、班固等，辄以纵横为代表而名之。
　　自秦以来全国统一，取士者设科举，居官者以直言极谏或婉而多讽为对于君主之态度，视游说为简单矣。其间虽不无南北分裂之期，然朝秦暮楚之风迄未盛行，故游说之术并未复兴。
　　最近三十年中欧化东渐，士以宪政为鹄，分组政党，各党政策，均望得多数人民之赞同，于是感辩术之需要。即在一党秉政时期，亦复使他党有言论自由之余地，故一方宣传本党主义，一方尤须辨正他党异见，而辩论术之盛行，不下于二千年前之策士矣。
　　俞诚之先生有见于此，乃为正其名曰政略学，而求其源于《鬼谷子》，又求其关系于《周易》及儒、墨、道诸家，纲举目张，疏通而证明之，使谈政治者有所练习，以宣扬其政见，是诚现代出色当行之作。其中说辞学之部分，较之文辞中之文法书与修辞学，自有同等之价格。其权谋学之部分，以论理的方法为基础，分析其观念，疏释其条理，以组成鬼谷先生之系统的学说，使学者得于权谋方面具一正确之理解，其在我国学术上之贡献，固非鲜也。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七日蔡元培
　　《独秀文存》序
　　二十五年前，我在上海《警钟报》社服务的时候，知道陈仲甫君。那时候，我们所做的，都是表面普及知识、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我所最不能忘的，是陈君在芜湖，与同志数人合办一种白话报，他人逐渐的因不耐苦而脱离了，陈君独力支持了几个月。我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
　　后来陈君往日本，我往欧洲，多年不相闻问。直到民国六年，我任北京大学校长，与汤君尔和商及文科学长人选，汤君推陈独秀，说独秀即仲甫，并以《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问明陈君住址，就到前门外某旅馆访他，他答应相助。陈君任北大文科学长后，与沈尹默、钱玄同、刘半农、周启民诸君甚相得；后来又聘到已在《新青年》发表过《文学革命通讯》的胡适之君，益复兴高采烈，渐渐儿引起新文化的运动来。后来陈君离了北京，我们两人见面的机会就很少；我记得的，只有十五年冬季在亚东图书馆与今年在看守所的两次。他所作的文，我也很难得读到了。
　　这部文存所存的，都是陈君在《新青年》上发表过的文。大抵取推翻旧习惯、创造新生命的态度，而文笔廉悍，足药拖沓、含糊等病。即到今日，仍没有失掉青年模范文的资格。我所以写几句话，替他介绍。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四月蔡元培
　　印行《越缦堂日记补》缘起
　　当民国九年印行《越缦堂日记》时，待印之日记，实有手写本六十四册，传录本二册，（一册续得，故前作《缘起》，仅言沈悦名君所寄半册。）而所印止五十一册者，以莼客先生在《孟学斋日记》甲集之端，有云“予著越缦日记，起甲寅迄今（癸亥孟夏），编为甲集至壬集，得十四册，二十八卷。……
　　平生颇喜骛声气，遂陷匪类而不自知，至于累牍连章，魑魅屡见，每一展阅，羞愤入地！……二十八卷中，当取其考据、议论、诗文踪迹稍可录者，分类孴之，以待付梓。凡所余者，或投之烈炬，或锢之深渊，或即藏之凿楹，以为子孙之戒”云云。谨本斯意，留待类编。不意迁延十余年，竟未有付钞之机会。
　　钱君玄同曾检阅一过，谓不妨循五十一册例，仍付影印，同人咸赞成之。
　　盖先生所引为深咎者，此十余册中，恒有与周氏昆弟相征逐之记载，然屡被剪截，叠加涂抹，所余亦复无几。且凶终之故，其咎不在先生，正不必为之讳也。越缦堂藏书，已由北平图书馆购藏。馆中同人，如王君重民等，正钞录书端识语，次第印行，如《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札记，是对于先生之遗著最为注意，宜有当仁不让之概。爱与袁副馆长同礼商，由本馆仿九年间浙江公会之例，主持印务，而印刷、发行，则亦仍五十一册之例，由商务印书馆任之。
　　所印者，自甲寅春至癸亥三月三十日，凡十三册，正与《孟学斋日记》甲集相衔接。而按之月日，虽似所缺尚多，然除丙辰九月十五日至丁巳四月十九日，已据传录本排印补充（传录本二册，甲册前半为甲寅日记，月日起讫，与第一册手写定本同，而文字稍有违异，故不复印。后半册，起丙辰九月十五日，讫丁巳四月十九日；乙册亦起丙辰九月十五日，讫十二月二十五日，文字互有详略，故并存之）外，余如乙卯秋冬，己未夏秋，先生自言以落解伊郁，或入都冗废之故而阙之，且不及补也。甲寅秋冬、丁巳夏，虽各有一册，而均被毁于乙酉里宅被焚之时（均见《越缦堂日记》壬集自序）。
　　然则自此次印行以后，除樊山君所藏八册以外，已可谓应有尽有矣。甚希望樊君后人能检出最后八册，以饷爱读越缦遗著之学者焉。
　　二十二年十月一日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蔡元培
　　《中国问题之综合的研究》序
　　有一个病夫，本来是很健康的，得病以后，长久在病的状态中，自己不觉是有病了。遇到一个良医，把他的病状详详细细的说出来，并且把其他健康的人与他比较；他自认有了病，但不免自馁，以为他的病是不可救药的了。
　　然而良医并不悲观，因为他从前健康时期的身体，是很结实的，决不是一病而不复；又因为其他健康的人，从前也并非完全无病的，后来得到治病的良方，才达到现在健康的程度；所以信此病必可得救。乃详求此病的原因，要从根本上加以治疗，于是写了一种对症的药方。自此以后，病的痊愈与否，全视病夫的是否肯照方服药了。
　　病夫是谁？是我们的中华民国。一个良医是谁？是我友黄君尊生。我不敢说我们救国的良医，惟有黄君，然我深信黄君必为若干良医中的一个。我也知道黄君的脉案与药方，从前也有人零零星星的说过，但是考察的周到，解释的透彻，主张的坚决，不能不认黄君所发表的为空前之作。我今诚恳的为黄君介绍。
　　黄君，广东人，曾留学于法国里昂大学，通英、法文外，尤精熟世界语，在欧洲国际世界语团体中曾任重要职务，常用世界语发表关于人道主义的文字。又治文字学，以巴比伦、埃及的文字与中国古文比较，求文字进化公例。
　　他在里昂大学的毕业论文，是以文字学为对象的。他很爱自然美与艺术美，尝自言当疾病时或贫困时，均以审美观念为治疗工具。他归国后，见国内状况，真如痼疾，不可不筹一治疗的方法，所以屏弃一切，专心研讨，历七八年之久，成《中国问题之综合的研究》一书，凡二十余万言，历经削订，尚未印行。我认此书为现代不可多得的著作，所以先为介绍。
　　此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为叙述的，中编为解释的，下编为指示的。
　　上编分二章：第一章为《心里的中国》，从地方、人物、政事、学术各方面，节叙历史中记述的优点，确认中国为美富的地域，中国人确为优秀的民族。第二章为《眼前的中国》，从物质生活、知识生活、道德生活、健康生活、安全生活各方面，历叙现今中国穷乏、愚昧、不道德、不卫生、不安全的状况。
　　中编分四章：第一章《时代关系》，说百年前欧洲英、法、德诸国与眼前中国无异，彼等随时代而进步，所以有今日的文明；我们只求自勉，不必灰心。第二章《物质关系》，说欧洲各国利用机器，生产速而丰，所以一切进步；我们一切退化，全由于物质的缺乏。第三章《他杀与自杀》，说外患与内乱交迫。第四章《天演》，说我们不能适应环境，将被淘汰。
　　下编分三章：第一章《现代生活之适应》，说世界文明，是全世界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做人，便要（一）能享受此种结果，（二）能参加此种努力，（三）能有所发明，有所贡献，以增益此种文明。又说，现代生活的优点：（一）真理之大明，解决宇宙之疑谜，破除宗教之迷信，打破吾人对于宇宙、对于人生之谬误的见解；（二）人权之发达；（三）人力伟大之表现；（四）生活之改善与幸乐之普及；（五）疾病痛苦之减除；（六）道德观念之发达；（七）审美思想之提高；（八）群性之发达与共同生活体之扩大。第二章《政治之改造》，说要改造中国政治，必要造成两种力量，即政治上之向心力与离心力。向心力，要全体人民尽量的去参加政治，加增政治的力量，以为革新与推进的原动力。离心力，是要社会上各项事业，在相当条件之下，脱离政治的束缚，而自行发展。第三章《发展群力的途径》，说要行“民间动员”，就是施行一种征兵制，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使他们更迭受若干时期的军事训练，同时施行一种民众教育，使军事与教育融成一片。而受教者，除了军事训练、负起保卫的责任外，更负一种生产的责任，使保卫、生产两件事打成一团。如是，则军事、教育、生产（即所谓保、养、教），分之则鼎足而三，合之则共冶一炉。又说，在陶行知氏“教、学、做合一”的意思中，我们提出一个较广的意思，为“军事、教育、生产合一”。
　　如此，在陶氏“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意思中，我们更添入两个意思，为“组织一百万队志愿兵，成立一百万个生产合作社”。又有《结论》一篇，是撮举前三编的要点而演成的。
　　黄君此书范围很广，材料很富，我读了一遍，虽然不敢保他没有详略不均的地方，也不敢保他的主张全没有一点窒碍，然而黄君的好心和毅力，此书的体大而思精，实为我所极端佩服的。我希望此书能早日付印，使全国有心人把书中所提出的问题，平心的讨论，必能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好一点。
　　民国二十三年四月蔡元培序
　　《俞理初先生年谱》跋
　　余自十余岁时，得读俞先生之《癸巳类稿》及《存稿》，而深好之。历五十年而好之如故，欲为俞先生作年谱，苦无《四养斋诗集》。吾友程君演生为于王君立中处觅得一册，王君且以所藏之俞先生札记一册见借，又贻我以俞先生遗象之印片。程君又为我觅得俞先生及其弟正禧之乡试朱卷，于是参考之材料稍稍具矣，乃写年谱初稿。然尚以为未备，欲再有所辑补，经年未脱稿。王君不及待，乃自为之，数月而成以示余。余以余之初稿对勘之，王君之稿较为详赡。余稿中有若干条可为王君补充者径补之，以致程君，附印于《安徽丛书》三集中俞先生手订本《癸巳类稿》之前。赖王君之精进，成此年谱，何快如之！
　　抑余犹有不能已于言者，余之崇拜俞先生有最重要者二点，分述于下：一、认识人权男女皆人也。而我国习惯，寝床、寝地之诗，从夫、从子之礼，男子不禁再娶，而寡妇以再醮为耻，种种不平，从未有出而纠正之者。俞先生从各方面为下公平之判断。有说明善意者，如“类”一（即《癸巳类稿》卷一，下仿此）“大像传后义”说：“泰传”、“复传”、“姤传”
　　之后，皆周之王后。“类”十二“并配义”，以继室宜并配。“存”四（即《癸巳存稿》卷四，下仿此）“女人称谓贵重”，以娘子为一家尊称，托意至高。同卷“姬姨”谓：“姬者，美女之称。贵妾呼姨，若以为主母之姊妹也者，即古之娣媵。又以明女君不妒忌。”“类”三“娣姒义”谓：“嫂妇，其位；娣姒，其年。礼本人情，必各遂之，其义始备。”“类”十三“妒非女人恶德论”谓：“夫买妾而妻不妒，是恝也，恝则家道坏矣。妒非女人恶德，妒而不忌斯上德。”“存”四“女”谓：白居易“妇人苦”诗，其言蔼然。《庄子·天道篇》，尧有嘉孺子而哀妇人之语。《书·梓材》，成王谓康叔“敬寡、属妇，合由以容”之语，而叹为圣人言。以《天方典礼》有“妻暨仆民之二弱，衣之食之，勿命以所不能”之语，而悟持世之人未有不计及此者。“类”七“释小补楚语笄内则总角义”谓：“可睹古人尊长谦幼之意。”
　　“存”四“额黄眉间黄”谓：“尝求相法，女人妆饰皆是好相。”“类”三“女吊婿驳义”，为弱女证明无远吊之责。“类”十三“贞女说”谓：“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荣耀也！”“存”十三“毫州志木兰事书后”，以木兰代父，为师都戍而不肯入师都宫，为合于孟子“往役，礼也；往见，非礼也”之义。而叹为真女士。同卷“尼庵议”，证明女身可受记为如来，可化为金轮王，可转身为释迦文佛，为弥勒佛。是皆从理论说明女权者也。有为古人辩诬者，如“存”一“河广解”谓：“弃妇能念其夫，愈是贤。”“存”一“鲁二女”，以“为妄人所诬，故为证明之”。同卷“息夫人未言义”，以未言为“守心丧礼”，楚樊姬、凉武昭王后尹氏亦然。“类”
　　十二“书《旧五代史》僭伪列传三后”，对花蕊夫人谓：“《能改斋漫录》之别护送，《闻见录》之颇示宠，《鉴戒录》之妄诋徐后，皆诬衅不成人美。”
　　“类”十五，“易安居士事辑”谓：“素恶易安改嫁张汝舟之说不甘小人言语使才人下配驵侩。”又谓：“至后人貌为正论。《碧鸡漫志》谓：“易安词，于妇人中为最无顾惜。’《水东日记》谓：“易安词为不祥之具，此何异直不疑盗嫂乱伦，狄仁杰谋反当诛灭也。’”有为无告讼直者，如“类”十三“书《旧唐书·舆服志》后”谓：“古有丁男、丁女，裹足则失丁女。
　　又出古舞屣贱服，女贱则男贱。”“类”十二“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谓：“除乐户之事，诚可云舒愤懑者。”“存”十四“家妓官妓旧事”
　　以杨诚斋黥妓面，孟之经文妓鬓：为“虐无告”。无一非以男女平等之立场发言者。
　　二、认识时代人类之推理与想象，无不随时代而进步。后人所认为常识，而古人未之见及者，正复不少。后人以崇拜古人之故，认古人为无所不知，好以新说为古人附会，而古人之言反为之隐晦。俞先生认一时代有一时代之见解与推想，分别观之，有证明天算及声韵者。如“存”三“与程君式金书”谓：“学当知古今之分者，天文测算、小学声韵二家。刘向之赡雅，且以夏历不合，为伪。刘歆引经以证其术。后人又以时法说经，经义遂晦。
　　依经立义，则畴人子弟妄争之。……尝谓：以浑说经则乱经，以经子证算则乱算。……经自有法，郑以‘纬’说之，是也。大明自有法，刘宋所行者是也。算自有法，今算学生所用者是也。言小学者不知声音递变，好言古音。……
　　又多不问古人作文字之意，略有所闻，辄欲执古改今。又不精审，竟成丑谬。
　　见人强言字母，而自跲于方言，致彼此不相晓，是人不须有言矣，更何须有音韵，又何问音韵之当否乎？”“类”十“书开元占经天体浑宗后”谓：“天部之学与音韵之变，或世异地异，不能强同。说经者引王蕃注天，依《广韵》定读，皆所谓无是非之心者也。”有专言天算者，如“类”一“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古文说”谓：“《纬书》所言，与《算经》事事皆合。经纬俱用盖天也。其率，周三径一。后世王蕃、祖冲之更开密率，则虞、夏史臣所不及知，不得引后证前，失其本旨。”“今求浑天，取盖天第四衡，其外则反之，无所谓四表。其法今是而古非。然古人已非矣，不得掩其非而没其意。”“故郑说经专采纬义，不涉浑天，正如《书》之王位，不得以汉、唐之王当之也。”
　　“类”十“盖天论”谓：“今求之经传诸子，《史记》太初宪以前皆盖天。盖天实疏，不劳后人饰之。”“盖天但无南极，故与后人之说全异。三国以后，矜言浑盖通宪，甚无谓也。”同卷“《史记》‘用盖天论’”谓：“浑天之说诚是，以之说《汉书》则不可，况以之说《史记》，又进而说经乎？
　　又况以回回、西洋所得之数说经？夫知古而不知今，与知今而不知古，皆疏漏之说也。”“存”六“天门”谓：“乾位在西北，以天门所在，盖天之说也，浑天则不然。故说经宜通盖天。……不知盖天，则经子皆可疑矣。”同卷“烛龙”谓：“经、纬、子及佛书皆盖说，后人治浑，乃好引之，非特乱古，直自乱其算。二千年来术士不悟也。”“存”六“日长短论”谓：“浑天日月高下里差，不可以说盖天。”“类”十“古宪论”谓：“减四分，求交食，定岁差，乃后人推得，古人本所不知，非其术伪也。”“自古经传皆各用其时宪法。雄（扬雄）乌从豫知后世有承天法？且承天法后亦不验。自蔡邕以后世法说《月令》，而注与经背。久之，时术又改，展转相谤，其法亦废。是经义终不能明，注说又不可用，无益于术而有害于经。是故说经传者当知其时，布算立度而各申其旨，则于天学沿革当明，古宪不可不知也。”
　　“七政西移自一代之法。……说《夏书》者必宜知之。前后儒以概唐、虞、商、周。又宜明太祖之漫斥之，盖惟夏宪则可以七政西移言之也。”“梁人‘刻漏经’以佛法九十六刻为古，初亦不悟古今各异制，妄造故实也。”“古宪不可行于后，后世之法亦不可以说经。盖术虽工，非经本意也。”“事有沿革，贵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循文求义，各申厥旨。而后进求精密，庶亦举妄破经义，诋毁古宪二千年之陋习而空之。”同卷“天事阙颖说”谓：“东汉言圣人记日食者，以正失朔，不悟圣人并不知日食而合朔也。”“日食与复，三代圣人尚未能知，由积测未至。后人不知当时之意，乃为圣人展转讳之，则妄矣。”“日食定是合朔，而古人则定不知也。”同卷“恒星七曜古义”谓：“汉人所创之法，不可以说三代古书。”“类”三“中星郑义”谓：“《书》、《礼》中星不同，后人以岁差解之。……岁差非作《书》、《礼》者所能晓。”“类”十“六壬古式考”谓：“凡术当顺天以求合，不可为法以改天。古人制法，适与其时天行合。”“存”六“天九重”谓：“天以十二重布算，其法精密，然以说经，则经文当改抹矣。言九重者则在中古。”
　　“古人测候未全，非故为其疏也。”同卷“岁星”谓：“郑言小周，服言龙跳天门，以后世所推者说古，古人实不能知也。甘氏所推，已有迟伏。若纬，止言岁行一次，与经传合。古法疏，故谓之岁。后法密，当曰木星，不当曰岁星矣。”“类”二“启明长庚古义”谓：“今法，作《诗》者所不晓。古法则如此。”“存”六“日月古证文答宣城张征士炯”谓：“古今名义不相蒙者，儒者当知其意。知春秋时吴、楚而疑今名江南者，非也。知今江南而疑明名直隶者，亦非也。日月之说，宣城定九梅先生之言是矣，元、明人之言是也。然古人测之未详，就其所见言之，亦是也。”有说地理者，如“类”
　　一“扬田下下说”谓：“扬州田下下，荆田下中，梁下上，此即禹作贡时地力言之也。……年久土复，而扬、荆、梁三州之田，皆后世之最上者，地力不同故也。”有说礼制者，如“类”三“周乡遂田制义”谓：“遂人、匠人，一以夫计，一以井计，事本不同，制无缘合。大司徒助制，遂人、大司马贡法。《周官》贡不为井，后人欲以己意井之，遂改说《周官》，使不可通。……
　　陈祥道、郑樵谓遂人、匠人之制无不合者，不识数矣。”“类”三“古命于庙义”谓：“古者爵命必于祖庙，以祖孙同庙，故就之。《王制》云：“爵人于朝。秦汉之制。’《祭统》云：“古者明君爵有德，必于太祖。’乃汉时儒生测度之言。”“类”三“乡兴贤能论”谓：“说者引唐事以况宋，已为不达，况引周事以绳明选举，经义益荒，援据失义矣。”“类”三“媒氏民判解”谓：“此令也，非礼也。礼不下庶人，令言其极不是过。以令为礼。
　　则文义不通。此经文之晦久矣。令各有为制各有时，不可不察也。”“类”三“问名义”谓：“婚礼问名者，太古相传之礼。而‘记’云问女为谁氏，则周礼也。”有证明古书词例者，如“类”二“兄弟辞解”谓：“闵元年‘传’，子女子云，以《春秋》为《春秋》。今以《公羊》为《公羊》，当如此。”
　　“类”二“《春秋》书比月日食义”谓：“时无推日食之法，失在策书（谬复），孔子不能追改，以《春秋》为《春秋》。”“类”三“君子子解”谓：“以君子为贵人，周人之语也。”同卷“食之者寡义”谓：“圣人必重农，然书各有义。《大学》实不曾说重农，不必改财货为米粟，失古人本意。”
　　“类”七“书隐三年左传后”谓：“贰叛弑，古语上下共之。秦、汉以后，始定于一。今读古书多险词，当知古今之所以异。”同卷“补仪礼篇名义”谓：“《白虎通》云‘王太子亦称士何？’……是东汉人不知古言之证。……
　　古人爱之则曰‘士’，恶之则曰‘夫’也；美之则曰如‘处女’，讥之则曰‘妇人’也。古言茫昧，意则可知。《吴越春秋》云：“贞明执操，其丈夫女哉。’出辞倍矣。且此女三十未嫁，子胥何得呼为‘夫人’？尤作书者东汉人不明古语之证。”“类”十一“百里奚事异同论”谓：“奚实贤者，后人喜称说之，增加事迹，不能强同。”“《商君传》自是赵良之言，史载其言，不得改之。《困学纪闻》引范太史谓：“迁言自为违异。’此范亦可谓不达史体矣。”同卷“秦汉亥正记事记言说”谓：“《封禅书》：“于是秦以冬十月为年首。’又云：“高祖以十月至霸上，因以十月为年首。’此记事之词，以作者时所谓十月追名之，则易晓也。《封禅书》又云：“高祖十年，春，有司请令县常以春三月及时腊。’此记言之词，依其言记之，不失实也。”“类”十二“书五代史马缟传后”谓：“读者不察古今语言文同义异之致，乃疑古事矣。”“类”三“乡射堂义”谓：“敖继公《集说》云：‘记言出东房，是必有西房，有室。’此本于朱子《仪礼释宫注》，乃宋、元人作室法，周公所不晓。”同卷“旁三义”谓：“宋、元诸儒所言左右旋，乃僧义净法，与东西南北经纬之改自西法者，诚各有意，然必不可牵之以证三代旧书也。”其于引后证前、执古改今两方面之谬误，言之重，词之复，可谓详尽而透彻矣。
　　上二点外，尚有可附记之一点：张石州序《癸巳存稿》称：“理初足迹半天下，得书即读，读即有所疏记，每一事为一题，巨册数十，鳞比行箧中积岁月，证据周遍，断以己事，一文遂立。”可以见俞先生准备成立之方法。
　　然此等一事为一题之稿册，尚未得见，而所见者有一“札记”，即王立中君所藏者，其体例于读书时随笔疏记，标题之有无不同，而以联想所及之材料附之，其他时所得，则书于别纸而签志之。盖此为最初之疏记，而张先生所举之巨册数十，则第二级之疏记也。附记于此，以觇俞先生工作之一例焉。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五日蔡元培
　　《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序
　　人类德慧智术之进化，纯赖有向上之心灵作用，而能充分运用此心灵，以发挥言论，演成政治者，是又随时代思潮而增其领域；藉非浑噩之世，与及专制之朝，鲜有能遏抑闭塞，以桎梏此人类向上之心灵也。
　　是故世界各国政治思想，大都循自由发展之径路，历时久而愈昌盛。惟中国则不然。自古元后作民父母，非天下不议礼乐制度，兆民之菀枯，判诸一人之圣狂，蚩蚩者似无容置喙。然圣君贤相，层见迭出，尝有戒鞀立木，博采氓众者，尚未至于土苴吾民也。沿及先秦诸子昌言论政，如老子之倡“无为”，孔子之言“大同”，俱能超现实，而悬为未来世政治上最高之鹄。一时思想界中，未尝不蓬蓬勃勃，饶有生机，惜为时甚暂，不旋踵而遂汩没矣。
　　自此而后，政尚专制，独夫横暴，学途塞，士论不弘。非表彰某某，即罢黜某某，文网密布，横议有禁。举天下之人，日以拥护君权为能事。有逾越范围者，视为邪说异端，火其书而刑其人。于是，谨愿者谓为天威之可畏，黠智者相戒慎言以寡尤，虽有超群拔萃、才智雄强人士，亦噤若寒蝉，罔越畔岸，岂敢妄读经国远猷哉。漫漫长夜，何时始旦，历二千年之锢蔽，与欧洲中世纪受宗教之约束，如出一辙。呜呼！此中国政治思想之沉沉暗暗，以至于斯极也。
　　挽近六十年来，适为思想解放之时期，亦即为思想昂进之时期也。外受西洋民权学说之熏灼，内感于中国君主专制之不适，先觉之士，竞出其新政治主张，以为救国救民之药后。当满清末造，钳制惟严，犹能鼓其勇往迈进之精神，以冲决藩篱，著为政论，使二千年沉暗之国民，一举而唤醒迷梦。
　　在当时虽牴忌触讳，几遭汩没，而思想自由之新机，已萌茁于斯时矣。及革命告成，民国建立，言论出版自由，列诸宪章，政治思潮，益奔腾澎湃，而不可遏抑，此诚解放后一大进步。但思想之为物，犹水也，约之沟渠之中，其涸可立待；放之江河之外，则泛滥而无极。故在未解放以前，其患在蔽塞而不宣，既解放以后，其患在驳杂而不纯，蔽塞也，驳杂也，俱无利于国也。
　　窃尝谓现代中国政治思想之为状也，散而不可纪，有为崇高之论者，有切近事实者，更有炫新立异者。在中国今日，各种政治主张，正在间错试验中，未始非绝好征象。然恐五光十色，易使人目眩神移，而失却中心信仰，其流弊所及，非横决即归于枯萎，不亦重可慨乎。必有人焉，为之整理而条贯之，使庞杂之言论，归纳成有系统之科目，贻国人以共同研究之资料，夫然后政成事举，郅治可期，则此种工作，实不容已也。
　　临川朱君笑平，绩学士也，以名诸生游学东瀛，专究政治理论，未尝参与任何政事。以冷静之头脑，纯洁之思想，超然之态度，旁搜博考，网罗现代富有思想各家之政论，披众芳而觅兰茝，为之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编著《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书成，问序于余，余受而阅之，见其全篇结论，复标举大同艺团主义，亦深思有得之言，与余之美育代宗教说，同其旨趣，因乐为序之。
　　跋孙中山手书《建国大纲》
　　中山先生之理想，随革命事业之进行，而表示以渐显著。在兴中会时代，所标揭者“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而已。及同盟会成立，而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于是三民主义之型式始具。及中国国民党改组，而发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二十五条，对于三民主义实施之节目、演进之次序，灿然具备，实为先生革命思想之结晶。当时先后发表之著作，除《孙文学说》为纯粹理论，仅于第六章略述“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之任务及五院制之概略外，其他著作几无不与《建国大纲》之二十五条互相证明。例如《三民主义》演讲，可为《建国大纲》中第二、第三、第四、第二十四诸条之说明。《实业计画》，可为第二、第十一、第十二诸条之设施。《民权初步》，可为第三、第十四、第二十四诸条之准备。《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可为第八、第十、第十一诸条之补充。
　　而提纲挈领，以此二十五条尽之，谭组菴同志比之于顾命之大训，良有以也。
　　先生既草定大纲，即手书以付哲生同志，较之孔子以学诗、学礼勉伯鱼，实更为亲切而郑重。不幸先生书此后，仅历一年有二月而遽逝世，不及目睹二十五条之实行也。然付托得人，后死有责，即以是年成立国民政府于广州，越二年而定都南京，遵第十九、第二十诸条，设立五院，分设各部。于是中央及地方党部均遵第八条努力训政。
　　哲生同志既长立法院，则遵二十二条，率立法院诸委员议订宪法草案，以为宣传于民众之准备。综观最近十年之成绩，亦庶几可告无罪于先生。所认为未达一间者，依第八、第九、第十六、第十八、第二十三诸条之规定，应先有“完全自治之县”，“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全国有过半数省分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今吾党诸同志经营十年之久，而全国各县尚未有敢以完成自治报告者，于是，宪政开始及国民大会之期，均尚未能预计。是则诸同志所不能不自责而益求自勉者。诸同志勉之！哲生同志勉之！
　　《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
　　欧洲近代文化，都从复兴时代演出；而这时代所复兴的，为希腊、罗马的文化，是人人所公认的。我国周季文化，可与希腊、罗马比拟，也经过一种烦琐哲学时期，与欧洲中古时代相埒，非有一种复兴运动，不能振发起衰。
　　五四运动的新文学运动，就是复兴的开始。
　　欧洲文化，不外乎科学与美术；自纯粹的科学：理、化、地质、生物等等以外，实业的发达，社会的组织，无一不以科学为基本，均得以广义的科学包括他们。自狭义的美术：建筑、雕刻、绘画等等以外，如音乐、文学及一切精制的物品，美化的都市，皆得以美术包括他们。而近代的科学、美术，实皆植基于复兴时代，例如文西、米开兰基罗与拉飞尔三人，固为复兴时代最大美术家，而文西同时为科学家及工程师，又如路加培根提倡观察与实验法，哥白尼与加立里的天文学，均为开先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与美术家，何以不说为创造而说是复兴？这因为学术的种子，早已在希腊、罗马分布了。
　　例如希腊的多利式、育尼式、科林式三种柱廊，罗马的穹门，斐谛亚、司科派、柏拉克希脱的雕刻以及其他壁画与花瓶，荷马的史诗，爱司凯拉、索福克、幼利披留与亚利司多芬的戏剧，固已极美术、文学的能事，就是赛勒司、亚利司太克的天文，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的数学，依洛陶德的地理，亚奇米得的物理，亚里斯多德的生物学，黑朴格拉底的医学，亦都已确立近代科学的基础。
　　罗马末年，因日耳曼人的移植，而旧文化几乎消灭。这时候，保存文化的全恃两种宗教：一是基督教，一是回教。回教的势力，局于一隅；而基督教的势力，则几乎弥漫全欧。基督教受了罗马政治的影响，组织教会，设各地方主教，而且以罗马为中心，驻以教皇。于是把希腊、罗马的文化，一切教会化，例如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自生物学而外，对于伦理学、美学及其他科学，均有所建树，而教会即利用亚氏的学说为工具，曲解旁推，务合于教义的标准。有不合教义的，就指为邪教徒，用火刑惩罚他们。一切思想自由、信教自由都被剥夺，观中古时代大学的课程，除圣经及亚里斯多德著作外，有一点名学、科学及罗马法律，没有历史与文学，他的固陋可以想见了。那时候崇闳的建筑就是教堂，都是峨特式，有一参天高塔，表示升入天堂的愿望，正与希腊人均衡和谐的建筑，代表现世安和的命运相对待。附属于建筑的图画与雕刻，都以圣经中故事为题材；音乐、诗歌亦以应用于教会的为时宜。
　　及十三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始以意大利语发表他最著名的长诗《神曲》，其内容虽尚袭天堂地狱的老套，而其所描写的人物，都能显出个性，不拘于教会的典型。文词的优美，又深受希腊文学的影响而可以与他们匹敌，这是欧洲复兴时期的开山。嗣后由文学而艺术，由文艺而及于科学，以至政治上、宗教上，都有一种革新的运动。
　　我国古代文化，以周代为最可征信。周公的制礼作乐，不让希腊的梭伦。
　　东周季世，孔子的知行并重，循循善诱，正如苏格拉底。孟子的道性善，陈王道，正如柏拉图。荀子传群经，持礼法，为稷下祭酒，正如亚里斯多德。
　　老子的神秘，正如毕达哥拉斯。阴阳家以五行说明万物，正如恩派多克利以地、水、火、风为宇宙本源。墨家的自苦，正如斯多亚派。庄子的乐观，正如伊璧鸠鲁派。名家的诡辩，正如哲人；纵横家言，正如雄辩术。此外如《周髀》的数学，《素问》、《灵枢》的医学，《考工记》的工学，《墨子》的物理学，《尔雅》的生物学，亦已树立科学的基础。
　　在文学方面，《周易》的洁静，《礼经》的谨严，老子的名贵，墨子的质素，孟子的条达，庄子的俶诡，邹衍的闳大，荀卿与韩非的刻核，《左氏春秋》的和雅，《战国策》的博丽，可以见散文的盛况。风、雅、颂的诗，荀卿、屈原、宋玉、景差的辞赋，可以见韵文的盛况。
　　在艺术方面，《乐记》说音乐，理论甚精，但乐谱不传。《诗·小雅·斯干》篇称“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可以见现今宫殿式之榱桷，已于当时开始。当代建筑，如周之明堂、七庙、三朝、九寝、楚之章华台，燕之黄金台，秦之阿房宫等，虽名制屡见记载，但取材土木，不及希腊、罗马的石材，故遗迹多被湮没。玉器、铜器的形式，变化甚多，但所见图案，以云雷文及兽头为多，植物已极希有，很少见有雕刻人物如希腊花瓶的。韩非子说画犬马难，画鬼魅易，近乎写实派。庄子说宋元君有解衣盘礴的画史，近乎写意派，但我们尚没见到周代的壁画。所以我们敢断言的是，周代的哲学与文学，确可与希腊、罗马比拟。
　　秦始皇帝任李斯，专用法家言，焚书坑儒。汉初矫秦弊，又专尚黄老。
　　文帝时儒家与道家争，以“家人言”与“司空城旦书”互相诋。武帝时始用董仲舒对策《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对策：“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建元元年，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奏罢。”诏“可”。武帝乃置五经博士，后增至十四人。“利禄之途”既开，优秀分子，竞出一途。为博士官置弟子，由五十人，而百人，而千人，成帝时至三千人，后汉时大学至二万余生，都抱着通经致用的目的，如“禹贡治河”、“三百篇讽谏”、“春秋断狱”等等。这时候虽然有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谶纬学的“符命”，然终以经术为中心。魏晋以后，虽然有佛教输入，引起老庄的玄学，与处士的清谈；有神仙家的道教，引起金丹的化炼，符篆的迷信。但是经学的领域还是很坚固，例如义疏之学，南方有崔灵恩、沈文阿、皇侃、戚衮、张讥、顾越、王元规等，北方有刘献之、徐遵明、李铉、沈重、熊安生等；（褚季野说：“北人学问，渊综广博。”
　　孙安国说：“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又说：“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观月；南人看书，如牖中窥日。”）迄于唐代，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正义》颁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经学的势力，随“利禄之途”而发展，真可以压倒一切了。
　　汉代承荀卿、屈原的余绪，有司马相如、扬雄、班固、枚乘等竞为辞赋，句多骈丽。后来又渐多用于记事的文，如蔡邕所作的碑铭，就是这一类。魏晋以后，一切文辞均用此体。后世称为“骈文”，或称“四六”。
　　唐德宗时（西历八世纪），韩愈始不满意于六朝骈丽的文章，而以周季汉初论辩记事文为模范，创所谓“起八代之衰”的文章，那时候与他同调的有柳宗元等。愈又作《原道》，推本孔孟，反对佛老二氏，有“人其人，火其庐，焚其书”的提议，乃与李斯、董仲舒相等。又补作文王《拘幽操》，至有“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等语，似提倡君权的绝对。李翱等推波助澜，渐引起宋明理学的运动。但宋明理学，又并不似韩愈所期待的，彼等表面虽亦排斥佛老，而里面却愿兼采佛老二氏的长处：如《河图》、《洛书》、《太极图》等，本诸道教；天理、人欲、明善、复初等等，本诸佛教。在陆王一派，偏于“尊德性”，固然不讳谈禅，阳明且有“格竹病七日”的笑话，与科学背驰，固无足异。程朱一派力避近禅，然阳儒阴禅的地方很多。朱熹释“格物”为即物穷理，且说：“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似稍近于现代科学家之归纳法，然以不从实验上着手，所以也不能产生科学。那时程颐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斥再醮妇，蹂躏女权，正与韩愈的“臣罪当诛”相等，误会“三纲”的旧说，破坏“五伦”的本义。不幸此等谬说适投明清两朝君主之所好，一方面以利用科举为诱惑，一方面以文字狱为鞭策。思想、言论的自由，全被剥夺。
　　明清之间，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有《原君》、《君臣》等篇；戴震《原义》，力辟以理责人的罪恶；俞正燮于《癸巳类稿》、《存稿》中有反对尊男卑女的文辞，远之合于诸子的哲学，近之合于西方的哲学，然皆如昙花一现，无人注意。
　　直到清季，与西洋各国接触，经过好几次的战败，始则感武器的不如人，后来看到政治上了，后来看到教育上、学术上都觉得不如人了，于是有维新派，以政治上及文化上之革新为号召，康有为、谭嗣同是其中最著名的。
　　康氏有《大同书》，本《礼运》的“大同”义而附以近代人文主义的新义；谭氏有《仁学》，本佛教“平等”观而冲决一切的网罗，在当时确为佼佼者。然终以迁就时人思想的缘故，戴着尊孔、保皇的假面，而结果仍归于失败。
　　嗣后又经庚子极端顽固派的一试，而孙中山先生领导之同盟会，渐博得多数信任。于是有辛亥革命，实行“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的宣言，当时思想言论的自由，几达极点，保皇、尊孔的旧习，似有扫除的希望。但又经袁世凯与其所卵翼的军阀之摧残，虽洪宪帝制不能实现，而北洋军阀承袭他压制自由思想的淫威，方兴未艾。在此暴力压迫之下，自由思想的勃兴，仍不可遏抑，代表他的是陈独秀的《新青年》。
　　《新青年》于民国四年创刊，他的《敬告青年》，特陈六义：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到民国八年，有《新青年宣言》，有云：我们相信，世界各国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因袭的旧观念中，有许多阻碍进化而不合情理的部分。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我们理想的新时代、
　　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
　　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
　　又有《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有云：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他的主张民治主义和科学精神，固然前后如一，而“破坏旧文学的罪案”与“反对旧文学”的声明，均于八年始见，这是因为在《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起于五年。五年十月胡适来书称：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话。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由是陈独秀于六年二月发表《文学革命论》，有云：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我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这是那时候由思想革命而进于文学革命的历史。
　　为什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文学上？这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钱玄同于七年三月十四日《致陈独秀书》，有云：“旧文章的内容，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青年子弟，读了这种旧文章，觉其句调铿锵，娓娓可诵，不知不觉，便将为文中之荒谬道理所征服。”在玄同所主张的“废灭汉文”虽不易实现，而先废文言文，是做得到的事。所以他有一次致独秀的书，就说：“我们既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面做的，便应该渐渐的改用白话。我从这次通信起，以后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话，就和适之先生做《尝试集》一样意思。并且还要请先生，胡适之先生和刘半农先生都来尝试尝试。此外别位在《新青年》里撰文的先生和国中赞成做白话文的先生们，若是大家都肯尝试，那么必定成功。自古无的，自今以后必定会有。”可以看见玄同提倡白话文的努力。
　　民元前十年左右，白话文也颇流行。那时候最著名的《白话报》，在杭州是林獬、陈敬第等所编，在芜湖是独秀和刘光汉等所编，在北京是杭辛斋、彭翼仲等所编，即余与王季同、汪允宗等所编的《俄事警闻》与《警钟》，每日有白话文与文言文“论说”各一篇。但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主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
　　欧洲复兴时期以人文主义为标榜，由神的世界而度到人的世界。就图画而言，中古时代的神像，都是忧郁枯板与普通人不同，及复兴时代，一以生人为模型。例如拉飞儿所画圣母，全是窈窕的幼妇；所画耶稣，全是活泼的儿童，使观者有地上实现天国的感想。不但拉飞儿，同时的画家没有不这样的。进而为生人肖像，自然更表示特性，所谓“人心不同如其面”了。这叫做由神相而转成人相。我国近代本目文言文为古文，而欧洲人目不通行的语言为死语。刘大白参用他们的语意，译古文为鬼话；所以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的运动，可以说是弃鬼话而取人话了。
　　欧洲中古时代，以一种变相的拉丁文为通行文字。复兴以后，虽以研求罗马时代的拉丁文与希腊文，为复兴古学的工具，而别一方面，却把各民族的方言利用为新文学的工具。在意大利有但丁、亚利奥斯多、朴伽丘、马基亚弗利等，在英国有绰塞、威克列夫等，在日耳曼有路德等，在西班牙有塞文蒂等，在法兰西有拉勃雷等，都是用素来不认为有文学价值的方言译述圣经，或撰著诗文，遂产生各国语的新文学。我们的复兴，以白话文为文学革命的条件，正与但丁等同一见解。
　　欧洲的复兴，普通分为初、盛、晚三期：以十五世纪为初期，以千五百年至千五百八十年为盛期，以千五百八十年至十七世纪末为晚期。在艺术上，
　　自意大利的乔托、基伯尔提、文西、米开兰基罗、拉飞儿、狄兴等以至法国
　　的雷斯古、古容、格鲁爱父子等，西班牙的维拉斯开兹等，德国的杜勒、荷尔斑一族等，荷兰与法兰德尔的凡爱克、鲁本兹、朗布兰、凡带克等；在文学上，自意大利的但丁、亚利奥斯多、马基亚弗利、塔苏等，法国的露沙、蒙旦等，西班牙的蒙杜沙、莎凡提等，德国的路德、萨克斯等，英国的雪泥、慕尔、莎士比亚等，人才辈出，历三百年。我国的复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新文学的成绩，当然不敢自诩为成熟。其影响于科学精神、民治思想及表现个性的艺术，均尚在进行中。但是吾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吾人不得不有奔轶绝尘的猛进。吾人自期，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各国的百年。所以对于第一个十年先作一总审查，使吾人有以鉴既往而策将来，希望第二个十年与第三个十年时，有中国的拉飞儿与中国的莎士比亚等应运而生呵！
　　《文中子真伪汇考》序
　　自汉武帝以后，绝对的尊经尊孔，于是在朝有优孟衣冠之王莽，而在野亦有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之扬雄。雄识奇字，善为文，故所著书内容虽浅薄，然用字造句，尚足证明当代字诂句法之概略，故清儒尚重视之。至隋末，而又有续《诗》续《书》作《元经》与《中说》之王通，今惟《元经》及《中说》有流传本，其浅薄又不下雄。且雄之所作，确出其手，无可疑。而《元经》之伪，久有定论；《中说》中又多后人附益之语，自宋以来，迭被指摘，故其书更无足观。近有作《文中子考信录》者，虽出于善善从长之美意，而强辨曲傅，未为定谳。王君立中于是有《文中子真伪汇考》之作，集前人之说，而为系统的审核，于是知王通确有其人，而《中说》后附录之文中子世家，不无舛误。《中说》因通自著，而先有王绩辈之渲染，继以王剧、王勔等之造谎，遂成为真伪杂糅之书。至慎至平，可为《文中子》一书之定评矣。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一月二十七日蔡元培
　　《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序
　　自春秋标笔削之义，笔与削并重。后之作史者，欲效法先哲，往往注意材料之去取，过于其注意材料之完全。吾国历来史书不可谓少，其所根据之材料，皆散失不传，无由比照对勘，良为可惜。此不但轻视史料，无意保存，而亦数量太多，无法保存之故也。
　　近世学者对于基本史料，如档案一类，愈益重视，而保存及编目各方法亦日渐精密。于是史料与修成之史，有并存共在之可能，故各国皆有大规模之档案馆焉。吾国古昔档案，仅有清一代尚有留遗，惟久经堆积，次序凌乱，非下绝大整理工夫，无从翻检。沈兼士先生主持故宫博物院之文献馆，遂取清内阁大库所藏之汉文黄册六千余册先行整理，其中分类列目，工作繁重，经多时之努力，始得整齐清楚。再取北京大学所藏汉文黄册七千余册，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汉文黄册一千九百余册，亦重加整理，汇编联合目录。于是首尾衔接，粲然可稽。任事者之勤苦，即阅览者之便利，有功史学，夫岂浅鲜！
　　昔刘子玄有言：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此累累黄册，盖即当时之简，固宜宝而藏之，而目录册价值之重，亦从可知矣。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二月一日
　　《中国思想研究法》序
　　昔有谐谈，谓吕纯阳见一寒士，欲济之，指庭前一石成金，举以相赠，士不受，吕惊喜，以为此士不贪，可学道，士则曰：“吾欲得汝点石成金之指耳。”可以见爱智之人，其欲得方法，远过于具体之知识也。唐人诗曰：“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可为一切合于说方法者之写照矣。
　　近年我等读顾君颉刚之《古史辨》第一册，对于个人感想之递交，传说孳乳之次第，明旧辨论之经过，皆详悉叙述，使读者时时引起参加讨论之兴会，所见稍有异同，即驰书质问，故其书续增至第五册而未已。
　　今者又得读蔡君尚思之《中国思想研究法》（附中国思想史料简目），虽其书体例与《古史辨》不同，而吾读之，则全与读《古史辨》第一册时有同等之感。蔡君尝著书述周季诸哲学家之思想，行世日久。近又发愤辑《中国思想史》，在南京国学图书馆及北平、武汉、上海等处读别集、正史四千余种，其平日涉猎之富，可推而知，博览约取，积稽亦且等身，又与陈君斠玄相约同编自周秦至近百年，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伦理、宗教、艺术各种思想，其成书之期，未能预定，而蔡君乃先为研究法一编，以发其凡。其中对于观察、界限、搜集、选择、评论及实践诸方法，皆言之甚详。余虽不敢谓蔡君此编放之四海而皆准，然必能引起读者之注意，而乐于参加讨论，盖无疑也。
　　吾尤感蔡君不吝以实地试验之研究法，详悉叙述，使读者多能利用其所信之方法而自行研究，以冀于中国思想历史上有所贡献，其公诚之态度，为可叙也。
　　二十五年八月三日蔡元培
　　《居友学说评论》序
　　余在二十年前，发表过“以美育代宗教”一种主张，本欲专著一书，证成此议，所预拟的条目有五：（一）推寻宗教所自出的神话；（二）论宗教全盛时期，包办智育、德育与美育；（三）论哲学，科学发展以后，宗教对于智育、德育两方面逐渐减缩以至于全无势力，而其所把持、所利用的，惟有美育；（四）论附宗教的美育，渐受哲学、科学的影响而演进为独立的美育；（五）论独立的美育，宜取宗教而代之。此五条目，时往来于余心，而人事牵制，历二十年之久而尚未成书，真是憾事。
　　萧君子升，自少即有怀疑宗教、好美术之根性，闻余说而好之，曾自长沙至北平，与余上下其议论，真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了。而其勤学乃远过于余，曾求其说于欧西各哲学家，而得居友氏的著作，除教科书外，有九大部：其中论宗教的一部，论道德的三部（均与宗教家的道德论相反的），论美学与美术的三部，其他论教育与遗传、论时间观念，亦为哲学与宗教歧异点之所在；而一个哲学家之诗，则尤为其一般理想之所寄，时时有溢出于论著以外的。诚与萧君所要求的完全相符。于是萧君有介绍居友学说于中国的志愿。萧君怀此志已十余年，徒以在国内有教育界、行政界的任务，留法时又有华法教育会的与其他任务，不能有专心研讨的机会。直至最近五年始摆脱一切，在法国巴提尔大学专研居友学说。他的工作分三方面进行。第一，详读居友著作，并搜集各国译本，及各国学者的批评，备译述时的参考。第二，访考居友的家庭、师友、游踪、墓地，为知人论世的助力。第三，译居友的诗，先演成法语散文，次译为华文新体诗，再构成中国古体诗。
　　萧君全译居友学说的志愿，不是五年计划所能包举；而大量工作，不能不于相当期间，作一小结束，于是除第三方面的译诗，以手续繁重，不能不留待他日成编外，先以第一及第二方面所接得的材料与研求的结果，次第整理，成《居友学说评论》。自有此作，而萧君介绍居友学说之工作，已启其端绪，必能继续进行，不虑中止。且自有此作，而国内读者必能引起其爱读居友著作之兴会，而为萧君增同志不少。余为萧君同志之一，故乐为之序。
　　《鲁迅全集》序
　　“行山阴道上，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令人应接不暇。”有这种环境，所以历代有著名的文学家、美术家，其中如王逸少的书，陆放翁的诗，尤为永久流行的作品。最近时期，为旧文学殿军的，有李越缦先生，为新文学开山的，有周豫才先生，即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所以他杂集会稽郡故书，校《嵇康集》，辑谢承《后汉书》，编汉碑帖、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像目录等，完全用清儒家法。惟彼又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而又有他方面的发展，例如科学小说的翻译，《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已打破清儒轻视小说之习惯。又金石学为自宋以来较发展之学，而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鲁迅先生独注意于此项材料之搜罗，推而至于《引玉集》、《木刻纪程》、《北平笺谱》等等，均为旧时代的考据家、赏鉴家所未曾著手。
　　先生阅世既深，有种种不忍见、不忍闻的事实，而自己又有一种理想的世界，蕴积既久，非一吐不快。但彼既博览而又虚衷，对于世界文学家之作品，有所见略同者，尽量的迻译，理论的有卢那卡尔斯基、蒲力汗诺夫之《艺术论》等；写实的有阿尔志跋绥夫之《工人绥惠略夫》、果戈理之《死魂灵》等；描写理想的有爱罗先珂及其他作者之童话等，占全集之半，真是谦而勤了。
　　“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虽也痛快，但人心不同如其面，环境的触发，时间的经过，必有种种蕴积的思想，不能得到一种相当的译本，可以发舒的，于是有创作。鲁迅先生的创作，除《坟》、《呐喊》、《野草》数种外，均成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三六年中，其文体除小说三种、散文诗一种、书信一种外，均为杂文与短评，以十二年光阴成此多许的作品，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又是何等学力！
　　综观鲁迅先生全集，虽亦有几种工作，与越缦先生相类似的；但方面较多，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然欤否欤，质诸读者。
　　民国二十七年六月一日蔡元培
　　《中国古代社会新研究初稿》序
　　历史的材料，以有文字而后为限断；过此则有资于史前学及考古学。但史前学之所得，又往往零星断烂，不能为独立的说明，乃有资于旁证的民族学。自民族学发展，而现在未开化人物质方面与文化方面的种种事实，乃正与开化人有史以前的事实相证明，所以史学的范围比前扩大了。
　　吾国号称有五千年历史，但较为明备的，不过二千六百余年，即自《春秋》所记鲁隐公元年之事以至现在。至于二千六百年以前的史事，大都不易了解，非以史前学、考古学之所得为补充，而以民族学之所叙为比证不可。
　　李君玄伯夙究心于此，读法国古朗氏之《古代希腊罗马社会》而好之，译成国语，以飨学者。于序文中拟撮举吾国古代社会状况以与希腊、罗马对照；而文字綦繁，不能冠于译本之上；乃别加整理而勒为《中国古代社会新研究》的专著。专著凡三册，第一册仍为“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分为“家的通论”至“中国与希腊罗马古代相同制度表”之十章。其第二册及第三册，则为“中国图腾制度及政权的逐渐集中”一问题之详研；第二册偏于中国曾有图腾制度之证明，而第三册偏于政权逐渐集中的解释。承著者以初稿见示，特举其最精当的各点如下。
　　一、中国有图腾制：我们读《说文解字》，羌字下有“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六种也”等语，总疑是异族相轻的习气。读“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诗句，强以燕至的季候为解。著者证明吾国有图腾制的经历，上述各条，均易解说；而姓氏与大小宗的由来，均洞悉源流了。
　　二、中国祀火的事迹：我们读《论语》钻燧致火的明文，与《周官》司爟的政令，不过认为周代的习惯罢了。寒食新火，且以介之推之死为附会。
　　著者证明吾国曾有祀火之典，与希腊、罗马、印度相同；而且木主的代表，社神的普及，方明的位置，均为祀火的演变，可谓发千载之覆。
　　三、中国曾有母系制：我们读《吕览》“知母而不知有父”的记录，《商颂》、《周颂》之推原于有娀与姜嫄与姓之从女等等，素认为可疑。著者以中国曾行母系制释之，就无可疑了。
　　四、昭穆的更迭：昭穆之制，不能以孙可为王父尸，子不可为父尸之别嫌为解；而兄终弟及时期，尤滋聚讼。著者以民族学中所屡载之婚级释之，其义乃明。
　　五、尧舜的荐贤，尧舜的禅让，儒者传为美谈，孟子且以尧荐舜于天、舜荐禹于天缘饰之。著者以非洲民族杀耄君的典礼与埃及塞德典礼相对比，而唐虞往事，遂无复有艳称的价值。
　　其他新颖的发见，明通的考订，足以祛疑惑者尚多，不胜枚举。举此五事，以介绍于读者。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
　　《政学丛刊》题词
　　吾国留学欧美之学生，其数本远逊于日本。自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以充留学费，而留美学生之数乃大增。留美学生之印刷品，输入本国者，始于留美学生报告，偏重实业。其后研究自然科学者渐多，乃有科学杂志。此亦世界先有农、工、医诸业，而后有理、化、博物、生理诸科学之成例也。至于今日，研究社会、经济、法律、政治诸学者渐多，乃始有政学杂志。此则犹希腊学者，先有自然哲学，而后有梭斐斯忒一派及苏格拉底以后关系伦理、政治之哲学也。
　　余方读张奚若、陈淮钟及金、范、王、朱、沈诸君所发行之《政治学报》
　　第一册，而聂君以《政学丛刊》之第一期要目见示。余不知《政学丛刊》记者与《政治学报》记者，是否有学派之异同。惟姑取两杂志第一册之目录而比较之，似《政治学报》以有关政、法诸问题为限；而《政学丛刊》，如军国民教育、平民政治与教育、妻妾制诸篇，兼含有改良社会之旨趣。两杂志范围广狭之别，其在斯欤？夫美之民治，于吾为先进；而此次世界大战争之结束与和平之开始，美又占最重要之地位。此后学说之革新，发端于美者何限；即吾留学诸君之在美研究与由美归国者，彼我比较之间，发生新感想，亦复何限。欲以此无限之新感想，表示于国人，决非一种杂志所能包容，固无待言。此余所以对于《政学丛刊》之发行，欢迎不暇，而亦知吾国研究政学者，必皆同此心理无疑焉。
　　南京《民治报》周岁题词
　　南京《民治报》出版以来，甚受社会欢迎。其目光正大，议论卓荦，尤注意于外交关系、民生疾苦。如日舰闯入，则大声疾呼，促民众之觉悟；对各国条约修改或废止，则畅发宏论，作政府之声援。又如首倡废止小费运动，力主私娼应救济，而不应罚款诸端，事似细微，义甚深长。以此类推，优点綦多，不遑枚举。盖新闻事业之天职，上以督促政府，下以指导社会。《民治报》依此目标，努力进行，宜其一纸风行，声誉日茂。今值周岁纪念，回顾一年以来之成绩，当益振起以后奋发之精神。《民治报》不因社会之欢迎而自满，社会必因《民治报》之努力激进其欢迎，此可断言者。爰书数语，取证于他日。
　　《新青年》重印本题词
　　《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现传本渐稀，得此重印本，使研讨吾国人最近思想变迁者有所依据。甚可嘉也！
　　二十四年八月二十日蔡元培
　　顾颉刚标点本
　　《崔东壁遗书》题词
　　当科学尚未发展，魔术与宗教尚在盛行之时，而有王仲任氏，著《论衡》以反对种种迷信。虽以科学昌明以后，比较的不免有幼稚之见解；然其摧陷廓清之精神，迄今犹不朽也。当吾国史学、考古学尚未革新之时，而崔东壁氏，举秦以前之史实，参互比较作《考信录》，因其可疑者而疑之，因其可信者而信之。虽间有证据不周之点，然其实事求是之精神，则至今犹新，虽谥以清代之王仲任无不可也。顾君颉刚作《古史辨》，即辨伪丛刊，对于甄别古书之工作几认为终身事业，其于崔氏之书，寝馈已久，所不待言。今又费十五年之力，标点是书，并搜集一切与崔氏有关系之材料，使读其书者有知其人之乐，其足以传播崔氏实事求是之精神，更无疑矣。
　　二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辞海》题词
　　吾国最古之辞书为《尔雅》，其后一方面演而为《广雅》、《骈雅》等小学书，一方面演而为《初学记》、《太平御览》等类书。清初分编《康熙字典》、《渊鉴类函》、《佩文韵府》、《骈字类编》等书，检阅之便，可云空前。但行世已二百余年，科举既废，文学革新，而科学新词，日益孳乳，清初之作，又病其不适用。中华书局于是有《辞海》之编，收单字一万三千余，犹《尔雅》“释诂”、“释言”诸篇，收复词十万余条，则犹“释训”
　　以下诸篇。而其内容之丰富与扼要，又适合于今人之所需，诚有用之书也。
　　二十五年六月十四日
　　读章氏所作《邹容传》
　　余久与吴君稚晖友，深知其人勇猛、坚忍、刻苦，牺牲其家之利益，而专心一志以从事于利他之事业，历久而不渝。虽古之大禹、墨翟，殆无以过也。而余近读章太炎君所作《邹容传》有曰：“清政〈府〉遣江苏候补道俞明震，穷治爱国学社昌言革命事，明震故爱脁，召脁往，出总督札曰：“余奉命治公等，公与余呢，余不忍，愿条数人姓名以告，令余得复命制府。’朓即出《革命军》及《驳康有为书》上之，曰：“为首逆者，此二人也。’遽归，告其徒曰：“天去其疾矣，尔曹静待之。’”云云。朓为吴君旧名，若为章、邹二君之入狱，实由吴君陷害之者。
　　余以吴君之为人断之，必无此事，余于是博询《苏报》案前后之事实，以相印证。而益信章君之言全非实录。盖吴君与俞明震本不相识。惟俞之子名大砥者，自东京回上海，曾再访吴君于爱国学社。因吴君在日本时，其牺牲己利以利他，亦如今日。而其与蔡钧龃龉，亦全为他人之事。故东京留学界颇传诵，而俞大砥因以知吴君也。俞明震之邀吴君也，乃以其子之名作札，托病邀吴君往谈。乃见面问讯，始知为明震。然则俞必无“公与余昵”之言，如章君所记也。及吴、俞相见，俞询及学社激烈之演说，吴君挺然自任。其后俞曾询及龙、陈诸人，未尝及章、邹。又名捕之人，不止章、邹二君，其中如陈范陈梦坡者，一人而名号互出。而陈君避地时，吴君且为之尽力，此章君所目睹而冷嘲之者。然则数人姓名之不出于吴君所告，可知也。（吴、俞相见时，尚有朱君仲超在座，可以为证人。）邹君之《革命军》，章君之《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吴君非日日置怀袖者，何由一见俞而即检出之？《苏报》案供状，则问案者止询章、邹二君是否《苏报》主笔？而二君谓主笔者乃吴稚晖，非某等，（然则二君实图陷害吴君，而吴君则实无陷害二君之事也。）惟某有某某著作云。因是问案者索此二书，及《訄书》细检之，并译作英文，始检得“载湉小丑”一语，以为章君罪案。又检得“杀尽满人”等语，以为邹君罪案。然则章君所谓“吴君出《革命军》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上之曰：首逆者此二人也”云云之必非事实，可知也。自爱国学社与教育会冲突后，吴君已迁居社外，不与闻其事。章君所谓：社生问计，及吴归告其途[徒]之言，尤不合于当日之情事。
　　余于是深为吴君不平，适以事至柏林，晤蔡君民友。蔡君曾与章、吴二君共事于爱国学社者。余以章君之文示之，且述余见，渠亦力言吴君必无此事，且曰：“君之言，已足为铁案矣。抑吾犹有进者，即吴君果有陷害章、邹二君之意，亦必不出此下策，如章君所言。盖自戊戌政变后，黄遵宪逗留上海，北京政府欲逮之而租界议会以保护国事犯自任，不果逮。自是人人视上海为北京政府权力所不能及之地。演说会之所以成立，《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之所以能出版，皆由于此。故《苏报》案未出以前，无一人能料租界之裁判所忽助政府以仇民党者。爱国学社诸教员多被警局传询，而吴君被传至四五次，警吏皆煦煦作安慰语，谓‘上海道欲名捕公等，我辈恐公等受差役暗算，故询明姓名住址，以便保护’云云。吴君亦安知后此之名单果足以害人者，而特窜其所仇之人于中乎？”
　　余曰：“然则章君何为而有此不情之言？”蔡君曰：“此章君之神经作用也。凡人之神经，皆有想象作用，苟举一想象而屡屡缫返之，则积久而神经中认为实事。又或他人有一想象而屡屡传述于吾，吾屡屡闻之，则积久而亦认为实事。常人于鬼怪无稽之事，往往自以为目睹耳闻，确实无疑者，率由于此。章君在爱国学社时，本不慊于吴君，其原因大抵在章君颇提倡国学，而社生以习惯横议之故，殊不耐烦。是时吴君以教员兼斋监，社生之意见多由吴君代述，章君疑其事悉由吴君指使，常言吴太揽权，至戏拟以《红楼梦》中之王熙凤，又常斥为钱洵、康有为之流。及社员与教育会冲突，章君尤疑为吴君主谋，至与邹君面诋之。其后《苏报》案起，章、邹诸君皆入狱，章君又以往日疑吴君之习惯，疑为吴君所陷。既有此疑，则不免时时想象其相陷之状，且不免时时与邹君互相拟议，而诟詈之。大约二年之中，神经口耳间缫返此想象，已不知若干次，故不知不觉而认为实事也。”余以蔡君之言，颇足为章解嘲，故并著之以告世之读章氏《邹容传》者。
　　《戒烟必读》书后
　　十年前，余尝有志治药物学，欲因以研究我国《本草》所载之药品，而提出其主治之成分，制为新药。使用验方者不必罗列多数之主药，以淆其功用；而习西医者亦不必悉购药物于海外，以贻漏卮之戚。顾羁于境遇，牵于文学、哲理之嗜好，未暇为此也。其后晤同里徐君季荪、陶君望潮，皆在日本治药物学者，恒以宿昔所抱之志愿告之。今年重见徐君，见示《戒烟必读》，且为言新药戒烟社之成绩，盖徐君自制之药，其功效已彰彰如是矣。以烟害之巨，与夫新药之亟于推广，吾甚希望徐君专心致志，广制新药，遍设新药戒烟社于全国，使吾国不数年而吸烟之人顿以绝迹也。然使吾之希望而果能达，则不数年而徐君之戒烟药将无所用之。吾于是尤希望徐君广约同志，以研究戒烟药之法，研究我国《本草》之药品，更制为种种新药，以治一切病，倘亦徐君所乐于从事者耶？
　　民国二年七月八日
　　西山学校藏器记
　　古人铭彝器，辄言子子孙孙，永宝用之。近世藏书家亦尝有鬻及借人为不孝之诫。盖聚而恒冀其不散，人之恒情也。然□□□□藏龟藏石，私人之搜藏，阅数世而不散者甚鲜。吾宗寒琼先生有鉴于此，举平生珍藏之品，悉捐诸族人新设之西山学校。凡图书千卷，金石千通，皆四十年来奔走南北、随时搜检而节缩衣食以购得之者。学校得之，惊为瓌宝，因以先生之号号其图书馆，为永久纪念焉。昔叶水心作《石庐藏书目》序称：“蔡君瑞念族人多贫，不尽能学，始买书置石庐，增其屋为便房，愿读者处焉。”昔有石庐，今有寒琼，诚蔡氏之光哉。
　　吾人不能忘徐文定介绍科学之功
　　徐文定①固以提倡加特力教之功，为教会所崇拜；而其介绍科学之功，亦有不可没者。其所介绍，范围颇广，自算学、历法、天文、水利，以至工艺、兵器，均有所译述。使继起有人，锲而不舍，则自明季以至清季，此二百数十年中，欧洲科学家之所发见与发明，早已传播于我国，奚必待制造局成立以后，始有少数之译本；且待最近三十年，始有大量之输入耶！然使非文定创始于三百年以前，则最近时期之传译，或亦不能如是之容易。故文定介绍科学之功，吾人不能忘也。
　　蔡元培二十三年三月一日
　　① 徐光启谥文定。
　　◇域外书叙【近人书话】
　　《东西学书录》叙
　　自汉以来，书目存者，虑有四家：一曰藏书之目，如《汉书·艺文志》之属为官书，《遂初堂书目》之属为家书是也。一曰著书之目，如《通志艺文略》、焦氏《国史经籍志》，通历代著书之人；《明史》志艺文，以明为断；方志志艺文，以乡人为断，是也。一曰译书之目，如《隋众经目录》、《开元释教录》是也。一曰买书之目，如《书目答问》是也。
　　海禁既开，西儒踵至，官私译本，书及数百。（英）傅兰雅氏所作《译书事略》，尝著其目，盖“释教录”之派，而参以“答问”之旨者也。其后或本之以为表，别部居，补遗逸，揭精诂，系读法，骎骎乎蓝胜而冰寒矣。
　　吾友徐子以为未备，自删札记之要，旁采专家之说，仿四库书《简明目录》之例，以为“书录”，补两家之漏，而续以近年新出之书，及东人之作。
　　凡书之无谓者，复重者，互相证明者，皆有说以明之。夫两家之书，裨益学者，睹成效矣；得徐子之书，而详益详，备亦备，按图以索，豪发无憾。盖公理渐明，诞谲无实之作日消，而简易有用之书递出。广学之倪，吾以是券之矣。
　　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山阴蔡元培叙
　　《选报》叙
　　吾闻史例有三：曰记注，曰缉比，曰撰述。记注者，据事直书，如左氏所记董狐南史之事是。缉比者，整齐故事，实录历史，皆其例也。撰述者，抽理于赜动之中，得间于行墨之外，别识通裁，非文明史不足当之。吾国古书，盖有以缉比之体，韬撰述之义者，孔子《春秋》是也。故易世而其义始著于竹帛。自汉迄今，惟司马子长氏有撰述之才，余无闻焉。晚近士流溺帖括放国闻，缉比、记注之事，且不措意，遑论其他。海通以来，有日报为记注之体；其后或拔其萃，为旬报、七日报，则缉比之体。然所采率不出上海各报，又以宗旨不定，猎粕舍精，于所谓缉比以为撰述之资者，固未或胜任也。吾友诸暨蒋君智由、赵君祖惪，有感于是，创为《选报》，荟域中域外之国文报而抉择之，其有关天下之故、通古今之变者，咸具本末，间附评议，托体于温故，而取径于开新。盖不居撰述之名，而有其义者，非与寻常缉比之报为重台也。洞冥之士，当不可河汉吾言。
　　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山阴蔡元培叙
　　《中等伦理学》序
　　西洋普通学校，必有宗教一科，而东洋教育家欲代之以伦理，善哉！
　　我国伦理之说，萌芽于契之五教。自周以来，儒者尤尽力发挥之。顾大率详于个人与个人交涉之私德，而国家伦理阙焉。法家之言，则又偏重国家主义，而蔑视个人之权利。且其说均错见于著述语录之间，而杂厕以哲理政治之论，无条理，无统系，足以供专门家参考，而甚不适于教科之用。
　　西洋伦理学，则自培根以后日月进步，及今已崭然独立而为一科学。学说竞优，各有流别，苟难锐讨，不见极不止。其大宗派有二：曰直觉说，求端于“良知良能”，而要归于“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者也。曰经验说，求端于“见赜观通，见动象仪”，而要归于“以美利天下”者也。在理论界，更胜迭负，尚无以别黑白而定于一。用之于教育，则直觉说便于提醒责备，而恐无以引名教乐地之兴味；经验说便于诱导指示，而恐无以障放利自营之趋势。两者皆不免有所短。迹之于实践，则甲之所善，乙亦大抵善之，乙之所恶，甲亦大抵恶之。两者又实有相裨相接之势。
　　夫专门之学，必求之原理；而普通之学，则注重实践。是故普通教科，莫善于善采两者而调和之。
　　日本元良勇次郎之《伦理讲话》，则深符此旨者也。是书隐以经验派之功利主义为于，而时时以直党派之言消息之。不惟此也，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东洋思想与西洋思想，凡其说至易冲突者，皆务有以调和之；而又时时引我国儒家之言以相证；又以父子祖孙之关系，易宗教之前身来世，尤合于我国祖先教之旨。故是书之适用于我教育界，并世殆无可抗颜行者。顺德麦公立氏取而译述之，又举元良氏附录彼国之言，悉易之以国粹；惟国家伦理篇，以我国宪法未立，有无可凭借者，则仍援彼国法律，以示取法之义。苦心孤诣，毫发无憾。吾愿我国言教育者，亟取而应用之，无徒以《四书》、《五经》种种参考书，扰我学子之思想也。
　　《勤工俭学传》序
　　孟子有言：“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盖吾人一身之需要，未有不藉他人所作之工以供给之者。顾吾人何以能受此供给而无愧？曰：吾人所作之工，亦所以供给他人之需要。通功易事，惟人人各作其工，斯人人能各得其所需。神农之教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苟有一人焉，舍其工而弗事，则人类之中，必有受其弊者。是以作工为吾人之天职。
　　洒扫，至简单之工也，而《管子·弟子职》篇著其法；农圃，至普通之工也，而孔子自谓不如老农、老圃。工无大小，无繁简，鲜有不学而能者，故自古有师徒传受之制。而今之实业学校，及职业补习学校，几举吾人可作之工，而一一为教授之设备，是学而后工也。且古谚有之曰：“巧者不过习者之门。”习于工者，往往能自出新意，符同学理。吴士德因煮水而悟蒸气之理，福格林因售药而窥化学之奥，比耳因织布而悟印花之术，工中自有学在也。然则吾人当作工时代，固已有预备之学力，而且即工即学，随在皆是，似无待他求焉。虽然，学之范围至广大，决非一工之能赅；而吾人嗜学之性，亦决不能以学之直接隶属于工者为限。吾之作工，必以物质为原料，则矿学、生物学及化学之所关也。吾之作工必以力，则重学、机器学之所关也。吾之工必有数量，则数理之所关也。吾之工必有形彩，则美学之所关也。吾之工所以应他人之需要，则生理、心理、人类、社会等学之所关也。盖学之不属于工，而与工有密切关系者，所在皆是。吾苟择其性之所近者，而随时研究之，其能裨益于吾工者，决非浅鲜；而且令吾人作工之时，亦增无穷之兴趣，此决非吾人所可忽视也。且“吾生有涯，而知也无涯”。饥食渴饮，足以度日矣；而真理之饥渴，或甚于饮食。好好色，恶恶臭，足以表情矣；而美感之冲动，有逾于色臭。例如发拉第业钉书，而特注意于书中之电学；都耐业理发，而好以其暇练习绘事。电学之于钉书，绘学之于理发，若不相涉也，而好学也若是。吾国古人有以桶匠而谈《易》者，有以饼师而吟诗者。《易》之于桶，诗之于饼，若不相涉也，而好学也若是。然则吾人之于即工即学以外，又不能无特别之学问，不可诬也。
　　虽然，通功易事，最完全之制，如吾人理想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者，尚未能见诸实行也。现今社会之通功易事，乃以工人之工作，取得普通之价值，而后以之购吾之所需。两者之间，往往不能得平均之度。于是以吾工之所得，易一切之需要，常惴惴然恐其不足焉。吾人于是济之以勤。勤焉者，冀吾工之所得，倍蓰于普通，而始有余力以求学也。顾勤之度终有际限，而学之需要，或相引而日增，则其道又穷。吾人于是又济之以俭。俭焉者，得由两方面而实行之：一则于吾人之日用，务撙节其不甚要者，使有以应用于学而无匮。弗拉克蒙欲赴罗马而习造像，与其妻日节衣食之费，五年而旅费乃足。律宾斯敦执业棉厂，而研究拉丁文及植物学、医学，所得工资从不妄费而悉以购书。是其例也。一则于学问之途，用其费省而事举者。书籍，学者所需也，吾力能购则购之，否则如伯律敦之借用于书肆，吴尔之借抄于友人，可也。仪器，学者所需也，吾力能购则购之，否则，如伯拉克之以一水锅、两寒暑表治热学，弗具孙之以毯一方、珠一串治星学，可也。勤于工作而俭以求学如是，而犹不足以达吾好学之鹄的，宁有是理耶？
　　昔者李石曾、齐竺山诸君之创设豆腐公司于巴黎也，设为以工兼学之制，试之有效，乃提倡俭学会。俭学会者，专持以俭求学之主义者也。而其中有并匮于俭学之资者，乃兼工以济学。其与豆腐公司诸君，虽有偏重于学及偏重于工之殊，而其为工学兼营则一也。继豆腐公司诸君而起者，有地浃泊（人造丝）厂诸君。人数渐增，范围渐广。于是李广安、张秀波、齐云卿诸君，按实定名，而有勤工俭学会之组织。由此勤于工作而俭以求学之主义，益确实而昭彰矣。
　　李石曾君又有见于勤工俭学之举由来已久，而其间著名之学者，各具有复杂之历史、不朽之精神。类皆足以资吾人之则效，而鼓吾人之兴会，爱采取而演述之，以为《勤工俭学传》，月刊一册，华法对照，俾读者于修养德性之余，兼得研寻文字之益。其所演述，又不仅据事直书，而且于心迹醇疵之间观察异同之点，悉以至新至正之宗旨，疏通而证明之。使勤工俭学之本义，昭然揭日月而行，而不致有歧途之误，意至善也。余既读其所述樊克林、敷莱尔、卢梭诸传，甚赞同之。因以所见，述勤工俭学会之缘起及其主义，以为之序。时民国四年十月三十日也。
　　蔡元培
　　《植物学大辞典》序
　　一社会学术之消长，观其各种辞典之有无、多寡而知之。各国专门学术，无不各有其辞典，或繁或简，不一而足。盖当学术发展之期，专门学术之名词与术语，孳乳浸多，学者不胜其记忆，势不得不有资于检阅之书。既得检阅之书，则得以所节之心力与时间，增进其研究，而学术益以进步。学术益进步，而前此所检阅者，又病其简浅而不适于用，则检阅之书，又不得不改编，互为因果，流转无已。此学术进步之社会，所以有种种专门之辞典也。
　　吾国旧学说者尝分为义理、考据、词章三类。自义理一门不尚强记外，其属于考据者，诂训则有自《尔雅》、《说文》，以至《字典》、《经籍籑诂》诸书，掌故则有《通典》、《文献通考》、《五礼通考》，以至《姓纂》、《地理韵编》等书。其属于词章者，有《北堂书钞》，以至《骈字类编》、《佩文韵府》诸书。至于《永乐大典》、《图书集成》之类，则亦毗于考据者，虽其书纯驳不同，体裁杂出，要皆辞典之属也。
　　惟自然科学一门，素未发展。其稍稍萌芽者，为博物学，如《尔雅》之释草、木、虫、鱼、鸟、兽及本草是也。而其中尤以植物为详，以《本草纲目》核之，所载金石一百六十种，动物六百二十七种，而植物则有一千九百十八种。且《尔雅》之释植物也，仅分草、木二种，而《本草纲目》则既分草、谷、菜、果、木五部，又于各部中分为若干类，虽其分类之目部，以视今日植物分类学，不免浅陋可笑。又其书本言药物，诸所诠释，亦非可与今日之形态学、生理学相颉颃，然其于分类之法，形态生理之关系，则既以有所考察，不可谓非科学之权舆矣。
　　欧化输入，而始有“植物学”之名，各学校有博物教科，各杂志有关乎博物学之记载，而植物学之名词及术语，始杂出于吾国之印刷品。于是，自学校师生以至普通爱读书报者，始有感于植物学辞典之需要，而商务印书馆乃有此《植物学大辞典》之计画，集十三人之力，历十二年之久，而成此七百有余面之巨帙。吾国近出科学辞典，详博无逾于此者。所望植物学以外，各种学术辞典，继此而起，使无论研究何种学术者，皆得有类此之大辞典，以供其检阅，而不必专乞灵于外籍，则于事诚便，而吾国学术进步之速率，亦缘是而增进矣。
　　《罗马法》序
　　西洋文明，发源于希腊、罗马。希腊之哲学及美术，迄今不朽，而法学则不得不让诸罗马。何哉？希腊法家若德拉康、梭伦等，类皆偏重刑法，而民法则未遑多及。惟罗马法家略于刑法，而详于民法。故欧洲各国民法，无不以罗马法为根据，蔚然成一法系焉。文化进步，则民事随之以日趋于复杂；而刑事转以减杀，渐近于措而不用之治。民法之不朽，远愈于刑法者，岂无故哉！我国古代有礼、法之别。法者，今之所谓刑法也；而今之所谓民法，则颇具于礼。礼之起也，本不下庶人，为贵族所专有。其后，贵族之礼，积渐崩溃，而所遗者，不过揖让进退之小节。故当战国以后，贵族、平民之阶级既除，而民法遂无由以建设，不能与罗马颉颃矣。近顷欧化输入，国人始知民法之重要，乃始有参考西洋各国民法之举，而探源于罗马法。北京大学教授黄黼馨君，民法专家也，著述宏多。《罗马法》实其再版之一，学者得是书而研求之，借以求民法之原理，而应用于我国，其影响必非浅鲜也。
　　中华民国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蔡元培序
　　《社会主义史》序
　　我们中国本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学说，如《论语》记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就是对内主均贫富，对外不取黩武主义与殖民政策。《礼运》记孔子说：“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意义，且含有男女平等主义。《孟子》记许行说：“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就是“泛劳动”主义。
　　中国又本有一种社会政策。《周礼》：“小司徒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孟子》说：“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汉书·食货志》：“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女修蚕织。”“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
　　虽是偏着农业一方面，但不能不认为社会政策的一种。后来宋儒常常想恢复井田，但总没有什么机会。
　　西洋的社会主义，二十年前才输入中国。一方面是留日学生从日本间接输入的，译有《近世社会主义》等书。一方面是留法学生从法国直接输入的，载在《新世纪日刊》上。后来有《心声周刊》简单的介绍一点。俄国多数派政府成立以后，介绍马克思学说的人多起来了，在日刊、月刊中，常常看见这一类的题目。但是切切实实把欧洲社会主义发起以来，一切经过的情形，叙述出来的还没有。我友李君懋猷取英国辟司所增订的克卡朴《社会主义史》，用白话译出，可以算是最适当的书了。
　　克氏此书成于一八九二年，于社会主义的学说，叙述得颇详。但是社会主义派最近的运动，自然有遗漏的。经辟司于一九一三年增订一回，加入的不少。虽然大战以后，俄国新政府的设施，国际联盟条约中劳工规约的讨议，各国同盟罢工的勃起，矿山、铁道国有问题的要求，这些重大事变，还没有包在里面，但是，一九一三年以前的事实，很可以资考证了。
　　克氏、辟氏都是英国人，自然是稳健派，所以对以前的社会主义，很有消极的批评。又如辩护家庭，辩护宗教，辩护中央与地方政府，甚且辩护英国的殖民政策，读的人一定有嫌他们不彻底的。但是他们所叙述的，给我们的教训已经很多。
　　在这部书里面说：“现在一般有名的研究家，都承认历史——经济的历史在内——是许多有次序的现象之连续体。凡在连续线内的各种情形，都有种种特别的事实和倾向标明出来。”“一个时代的失败，常指出以后一个时代中成功的道路。”“我们讨论社会主义运动的问题，不独当以历史和人类为准则，还须特别参考现在流行的各种势力——工业的、政治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势力。”很可以令我们猛省，知要实行这种主义，必要有各种的研究。
　　不是随便拈出几句话头，鼓吹鼓吹，就有希望的。
　　他说：“差不多没有一国的工界，像比国工界一样，受那种难以名状的苦痛。从前比国工人毫无知识，作工时间极长，工价极廉，他们既没有政治上的权利，又没有一点组织，所以常被压制。”这不是我们工界的缩影么？
　　但是“最近几十年来，比国社会主义运动，以组织坚固和包罗宏富两点著名”。
　　“从英国采入他的协作和自助；从德国采入他的政治上的策略和根本上的原则；从法国采入种种理想的倾向。”他的特点“是他的协作的大组织”。“比国的协作社会，已经使比国的工党根深蒂固，在世界各国中，除德意志外，没有能和他相比较的”。这不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方法么？
　　他叙工团主义的起源说：“法国人发生三种观念：一、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得不到救助；二、国会是一群自谋私利的空谈家，他们只要有官做，或有贿得，他们就会牺牲他们向来的主义；三、中央政府是一个仇敌。”因而工团主义的观念：“一、工界的救援，不在乎政治方面，而在乎自助和自己组织团体；二、要制胜资本家，不在乎公众所组织之政治性质的团体，而在乎工界所组织之工业性质的团体；三、工人第一是一个作工的人，如做矿工、工程师或制棉工人，第二才做一个国民。”“工团主义是纯粹工界的产物，不是一个人的力量造成的；他是由许多不著名的人之种种意见相合而成的；他的发生是出乎自然的。”我们中国无论什么组织，总是有政客想利用他。
　　那法国的工团主义，不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么？
　　他说：“人类发展之中，有两种要素，是脑力的发达和合群原则的发达。”
　　又说：“从现代过渡到社会主义时代……一定是渐进的，必先做一番预备工夫，使大多数人民的知识、道德、习惯和组织，都合于一种更高的社会经济的生活。”这就是工人教育问题。第一是学者的加入，如“美国各大学校学生中，有许多是社会主义者，这些人中间，有许多是在德国各大学得过学位的。当一九一○年，各校社会主义社有十支社，到一九一二年，增至五十二支社。”又如英国“费边会在各地方组织支部……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别的大学里面，都有支部。……近来联合成一个大学社会主义同盟会”。第二是特别的教育，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有教育委员会，“当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的时候，对于经济学、历史、文学、美术、社会主义、哲学、协作运动、工联主义、政治学和各种专门学科，共讲演三千五百次。此外，公开无数的音乐会、欢迎会和演戏等”。“又有一种活动影片，也是用作传播社会主义之用的。”“柏林有一个社会主义学校。在这个学校里面，每年有三十一个当选的年龄不同之男子和妇女，教授普通史、社会史、宪法史、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学说，社会和工业的法律，演说术和作文法，新闻事业和别的学科”。“设一个妇女部……预备各种小册子和别种印刷品，在妇女中分发”。“设法使青年和社会主义相接触，组织六百五十五个地方委员，专办这一类事务。还办一种特别的新闻纸，名为《劳动少年》。在二百七十四处地方，设有少年图书馆。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举行演讲会四千五百次，开音乐会和欢迎会二千四百零五次，举行旅行会、博物院参观会等等共一万四千三百次。他又刊布小册子八十二万五千份，分发国内各青年。”这不是我们应该效法的么？
　　我读了这部译稿，发生许多感想。特将重要一点的写出来，表示我介绍此书的诚意。
　　中华民国九年七月二十三日蔡元培
　　《人的研究》序
　　我们读学者的著作，可以得到两种利益：一是得他的知识；二是得他的方法。从前小说家曾虚构一个故事，说是吕洞宾有点石成金的能事。遇一个人，要点一石为金送他，那人不要，说是要他点石成金的指头。我们得知识是得金，得方法是指头，自然是方法更重要了。
　　我们地大物博，历史又特长，可以供给科学的材料特多。因自昔止有悬想的哲学而缺少实验的科学，所以科学不发达，而以科学为根据的哲学，也无从产生。我们固然欢迎科学的知识，他们费几世纪无数学者精力所得的结果，我们可于短时间裨贩而得之。但我们尤应当欢迎科学的方法，我们可以用同等方法来整理固有的材料，在科学上也可以有点发明，而且可以建设科学的哲学。
　　弗利野德氏所著《人的研究》一书，全以生物学为根据，而从各方面说明人格的关系，所以增进吾人知识的甚多；但波尼野氏的序已经把要点都提出了。他的细密的探讨、谦和的辨证，可以作我们模范的，到处皆是。特别举示的方法，也可撮举几条。如第一章说：“哲学家有权在科学范围以外去冒险，但有两个条件：一是哲学家理论，应当留心科学上已定的理论，不应与之相背而为反方向的发展；二是思想家的思想，是出于经验；应该是常想到他所从出的地方。”第十四章说：“人类在精神上若愿意知道较宽广的事实，便应该自立于一切已知的精确的事实之上。以寻求其知识范围内的事物，如玄学上所设想的。”用了这个方法，就不会有违反经验、违反科学的学说了。第一章又说：“因为我们心思锐进在此一部分，不免要求知道彼一部分去，于是有说到玄学的时候；然而终归是依生物学为结论。最初先解决最普遍而较易的事情，然后依据已解决的再研究第二个、第三个……最后则以一问题殿后，但他是紧依据于前头已解决的一切问题。”用了这个方法，固然不至因研究科学的缘故，而排斥玄学；也就决不因研究玄学之故而蔑视科学的研究为与人生问题无涉了。所以太玄先生译这部书，是很可以指导我们的。
　　至于译文的精审，每句必求不失原本的口吻，而人名与生物学的术语，均一一详注，以省读者检查之烦；尤可作译书者的模范，也是我所要特别介绍的。
　　十三年二月六日蔡元培
　　《兔阴期变论》序
　　褚君民谊治组织学有年，近以研究所得，著《兔阴期变论》一篇。其中要点，已见于褚君自著之题解；而其研究之经过，则萧君子升之跋又已详言之。余所以不能已于言者，则以此等问题，在我国普通人眼光，或将以“无益费工夫”视之。盖自孔子之徒，以小道为致远恐泥；而宋之儒者，又喜用玩物丧志之广义。是以学者遇一问题，倘非与彼辈所谓世道人心有直接关系者，皆将视为无探讨之价值。而又经古代崇拜生殖机关之反动，对于此种机关，尤以为猥亵而不敢道。此即吾国科学不发达之一因也。
　　宇宙之间，事无大小，未有不互相关联者。古人称“一物不知，以为深耻”；今之科学家，诚有此态度。惟决不敢作一己尽知之妄想，冀与世界同志，孜孜研求，日知其所无云尔。彼等为餍其求知之欲望，而研求不已，初不计所求得者，是否可以应用于实际之生活；而发明以后，利益之溥或非本人初料所能及。例如植物雄雌蕊之别，我国人素未注意。欧洲科学家之发见者，其初亦不过用为类别植物之一助，而研求既久，关系大明。一切择种改良之方法，皆以是为基础，园艺之业因而进步。其遗传之理，可应用于人类。
　　而雄雌蕊高下不同之配置，且足以证明古代同姓不婚之有理。使其初以研求植物之生殖机关为无谓而置之，又安得有此成效耶？
　　动物与人类，尤为切近。而兔类可为家畜，较之鼠类，尤与经济问题有关。褚君之所发见，又包举各期变态，为前人所未及。然则本此理论，而求出繁殖兔类之方法，或推诸其他家畜，在畜牧上，必极有利益。而推之于人类之生育于淑种之学，亦未必全无影响。且观于情欲发动与生理变迁之关系，如是其密切，则凡以纵欲败度为忧者，不能弃生理、病理而专求诸心理，亦至易明。然则褚君此篇，又岂得视为无益而忽之哉？
　　中华民国十三年二月十日蔡元培识
　　时寓比利时都城不鲁舍尔
　　《医药常识》序
　　医药之学，萌芽最早，而发展至于今日，析别极精，关系极博，决非未精研究者，所可轻于尝试。是以各国大学，医药科之年限，恒较他科为久；而医生、药剂师之证许，亦至为慎重也。然使因是之故，而谓疾病无大小、无缓急，一切待医生之诊视，而后可以用药。或则以经济关系，不能因微疾而投较巨之医资；或以时间关系，不能延急救，以待专门之手术。倚赖太甚，窒碍亦多。况在我国，医药尚未极盛，可信任之医生实居少数，各地方亦未能遍设医院。使普通人均不知医药为何物，而一切托命于医生，其危险为何如！
　　欲救其危，莫急于医学常识之普及。普及之法，或编入学校教科，或常开讲演会，或附记于报纸，此皆行之而有效者。而尤以编辑专书，广为流布为扼要。盖书之内容，既不似校课与讲演之有限制，又不似报纸所载之有待缀集；而且无论能进学校与否，能到讲演会与否，常阅一种报纸与否，均可购而读之，且随时可备检阅也。吾国旧有《验方新编》等书，家置一编，济人亦复无算。惟在现今病理日精、新药日出之时，昔之新编，几成废纸。应时势之需要，不可不有更新者以代之。
　　大生制药公司近年来新制药品，风行一时。顷又鉴于上述之需要，特请东西各大学专门毕业医士，合编《医药常识》一书，公之于世。不惟根据科学，说明病理，为《验方新编》等所未有；而所载药品，亦均经药学专家考验，绝无流弊，尤非昔之辑录旧方者所可比。此书一出，将使医、药两科中浅显之学理与功用，家喻户晓，而人人免于延医不及之困难，利人之溥，必不在所制新药以下。而又可为性近此等学术者，引起其专门研究之兴趣，诚吾人所先睹为快者也。
　　十三年二月十五日蔡元培
　　《社会学方法论》序
　　我们中国，地大物博，民族很复杂，历史很悠久，占有无量数的材料，可以贡献于科学界。独惜古代学者于纯粹客观的方法，发现颇少；所以他们虽未尝不尽力于观察、记录的工作，而总不能把此等无量数的材料，化为有条理、有系统的知识，就不能产生科学。
　　我们现在既窥见欧洲科学的美备，自然不能不竭力介绍。但是介绍他们科学的结论，决不如介绍科学的方法为重要：因为得了结论，不过趁他人的现成；得了方法，才可以引起研究的兴趣。从前有个小说家，说仙人吕洞宾，遇一贫士，就用点一石成金，要赠给他；贫士不要这块金，而要他点石成金的手指。科学结论，是点成的金，量终有限；科学方法，是点石的指，可以产生无穷的金。这可以看出方法论的重要了。
　　但是各种方法论，在自然科学上，都早经论定，就是有点出入，也不很多。在社会科学上，因为对象较为变动，科学的成立也较晚，所以研究的方法，也还多争论。这里边最新成立的社会学，争论尤多。这一种科学，是法国近代实证哲学家孔德氏所创立的，但孔德氏虽提倡实证主义，而他的社会学，却用他的“人类在时间里进步”的理想作前提，并不完全靠实验的结果，作为证据，而始成结论；所以后继者涂尔幹氏虽绍述他的实证主义，而对于他的社会学方法，却不能表示满意。涂尔幹氏不但不满意于孔德的方法，就是英国斯宾塞氏以社会为源于消费协合的结论，在他看起来也还是成见。并且他对于买石亚非的自然说，与卢梭、霍布士的强制说，道德学上的义务、善行、正义等标准，经济学上的供求律，都认为未经实验以前的理想。对于加答非洛的犯罪学，与意大利派把“非物质”的现象附隶于社会现象，认为不合于社会现象的界说。对于穆勒“实验方法不合于社会学之用”的判断，尤认为不合论理。总说一句，他是认定社会现象是超乎生物学、心理学的种种现象而自成系统，且非完全用客观的实验方法不可。所以他提出社会学三种特性：第一，离哲学而独立；第二，完全用客观的方法而认社会现象是件事，要研究他，就要把他当作是件事；第三，不当是通常的事，而特别的当他是社会的事。他要很严格的表现这些特性，所以不能满意于前时或同时的各家所用的方法。
　　但是社会现象，照他所定的界说上看起来，也是复杂得了不得。所以他曾说：“社会事物万千，欲把这万千事物，详览无遗，不特此种表册，不能以人力造作；即使能使人力造作，也不能就认为可靠。且即使能造作，不特有取其事实之渺而小者，而遗其事实之大而要者的弊病。恐怕就是他所认为知道之渺而小者，也未必尽然真能懂得他。”所以通常科学上所用的剩余方法、相同方法、相异方法，若照样的用在社会学上，还觉得不满足。那么，他主张用纯粹客观的方法。用什么方法呢？他就创造了一种共变方法。共变方法，是选取几件可靠的事实来研究。若两种事实，甲变而乙亦与之俱变，就可以说获得事物的公例。这真得执简御繁的巧法，而且甚便于分别研求。
　　这在社会学上可以算空前的发现。他在他的社会分工论上，曾经说明这一种方法。在社会学年报上，也陆续把他与他的同志所研究的成绩，报告出来。
　　而专门表示此种方法与说明所以必用此种方法的理由，就以这部社会学方法为最切要。若把他介绍到我国，我们就按照他所说的程序，先取材于单独社会中的事，就是本国的社会现象；次取材于同种而异社会中的事，就是本国与日本、暹罗等的社会现象之比较；次取材于异种而异社会中的事，就是本国与欧美的社会现象之比较；不知道可以研究出多少事物公例，可以贡献于世界社会学家的。
　　大约他这一部书，在法国研究社会学的，都曾读过，但是肯译的还没有。
　　吾友许君德珩在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来法研究，已历五年。虽然经济状况常常给他困难，而他的刻苦用功，积久不懈，每日用功时间，总在十点钟左右，为留欧同学中所仅见。他所专研的是社会学，于各派的学说，都经涉猎，而尤服膺于涂尔幹的学说。特于课余，译述此书。他的译法，精审忠实，在他自记的译例上，可以看得出来。我曾经用原书检对一过，觉得他的译文，不但当得起“信”、“达”两个字，而且有几处，因为原书颇涉晦涩，经他加以解释与例证，觉得比读原书更容易了解。我认为近年来最有价值的译本，谨为郑重介绍。
　　蔡元培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巴黎
　　《哲学辞典》序
　　论者谓：一部哲学史，不过名辞上之聚讼而已。此虽言之过分，然亦不为无见。即如吾国“格物致知”之说，释之者各执一辞，程、朱、陆、王之争，论点虽多，而其对于格物致知之见解不同，为其荦荦大者，殆无疑义。
　　不惟吾国哲学史如是，西洋哲学史上亦何独不然？
　　其所以然之故，有可得而言者，思想演进，各就其主观之见解以释前人之文。此其一。后人深思独见，不愿自居创获，而托于前人以重其说。此其二。或别有创见，而无相当之辞以宣其意，强藉成文以宣之。此其三。惟其如是，故哲学著作中往往同一辞，而用之者几乎一人一义，十人十义，令人迷离恍惚，莫知其真意之所在。
　　哲学辞典者，网罗哲学上之名辞，列其歧义，载其沿革，使学者而知名辞随人随时随学派科目而异之义蕴者也。是以有哲学辞典，则研究哲学时，可不为名辞所囿。今商务印书馆方将刊印《哲学辞典》，远寄稿本于余，余惟吾国年来研究中西哲学之风大盛，惟西洋哲学上名辞之歧义，已令人望而生畏；而国人译之，又不一其辞，所以从事哲学者，往往入手即遇困难，因而挫其研究之锐气。此书网罗西洋哲学名辞甚夥，每辞下附有英、德、法三国文字。译名多取通行者，虽未敢谓悉臻妥洽，然读其注释，可知原文之意义。其有西文一名而中文异译者，释文中亦备列之，其为用书者计，可谓周至。余喜其有裨于吾国之学界也，故乐为之序。
　　中华民国十四年四月蔡元培
　　卢骚《忏悔录》序
　　我们读书，有两法：一是取材的读法，读了一本书，把我们所需要的材料取得了。就是著这本书的人，还著了许多别的书，可以不问；著书人的品性与行为，也或可以不问。一是尚友的读法，读了一个人的著作，觉得是他人格的表现，受了很深刻的影响，非把他完全的人格认识了，不能满意；于是不能不考究他的生平了。要考究著书人的生平，凭他人所作的传记或年谱，不及自传的确实，是无可疑的。章独先生是尚友卢骚的，所以最爱读卢骚的《忏悔录》。又想到卢骚学说，影响于中国青年的思想很深刻；青年中要尚友卢骚与自己同感的，一定不少，所以把《忏悔录》详详细细的译出来。不但句斟字酌，一点不肯含糊，而且书中固有名词，都注明来历，可以省翻检他书的烦恼。这真是我们一般读者所应该感谢的。
　　中华民国十四年四月蔡元培
　　《中国在变革》前言
　　怀着对许多从事过中国早期民族文化研究工作的汉学家的敬意，我遗憾地注意到，用欧洲各种文字写过关于中国情况的那些大多数书籍的作者，他
　　们一般不外乎属于下列人物之一：
　　（一）冒险家。他们倾向于相信他们最初获得的印象，他们写下大量浮光掠影的中国之行的书。不过，倘使他们把在中国呆的时间延至三个月，而不是三天的话，他们最初获得的印象就会化为乌有。
　　（二）传教士。他们带着宗教上的热情和偏见，抱着为使“野蛮的中国人”“开化起来”的目的来到中国，因此他们怀着优越感来看待中国。
　　（三）新闻记者和帝国主义者。他们的写作带着“扩展疆土”或者“发展贸易”的明显政治动机。当然，他们所指的，与其说是贸易，还不如说是牺牲中国人民利益的赚钱买卖。
　　近来，有些著名的西方学者，如英国的尊贵的伯兰特·罗素、美国的杜威教授、德国的威廉教授，由于他们带着批判的眼光和具有见义勇为的精神，由于他们与中国的有识之士交往密切，最重要的是由于他们有无私的精神，所以他们经常发表权威性的有关中国国情的文章，使西方公众对中国的真实情况和中国人民的合理愿望开始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
　　但是，中国作者在这方面仍然是做得不够的。因此，我非常满意地获悉毕业于伦敦大学的汤良礼君承担了这个任务。作者以开阔的眼界、人道主义的见解和孜孜不倦的劳动，对中国的情况作了一个扼要的介绍。为此，我期望这将使得中国人民更进一步地为他们的西方兄弟们所了解。
　　蔡元培
　　《西洋科学史》序
　　昔者英国大哲学家培根提倡科学，谓非从科学史着手不可。于是拟定一自然科学分类史书目，凡一百三十种——举凡天地现象、理、化、矿、植、医药、心理、教育、社会，莫不赅备。培根以后，欧洲科学勃然以兴，名家林立，究其源，培根之功不可掩也。何也？为学之道，博学而后能精，温故而后知新，在科学尤然；而博学温故，莫善于史——此培根编史之议，所以为西洋科学进步之一大动力也。
　　历来于科学有发明者，非真具特创之才也，其所发明，必有其所依据。
　　居里夫人之发现銧原质，完全根据于柏克勒尔以放射性为磷光作用之假设（见本书第十八章）。又如海王星之发现，以威廉爵士之发现天王星为其先驱，而后有勒未累与亚当斯相继发表海王星之距离（见本书第十四章）。哥伦布之发见美洲，有地圆之说为之先；斯蒂芬孙之发明火车，有瓦特之发见蒸汽压力为之导。事之类此，何可胜举？所谓“温故而知新”者是矣。
　　科学中有所谓“归纳法”焉。“归纳”者，由博而之约之谓也。昔达尔文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说，以名于世。其为此言，实得力于五载之航游。当其出游时，遍历异邦，所见动植矿物，何止千万？而人情风俗，处处足以增长其见识；见闻既博，乃归纳而成此前人所未发，历万古而不磨之至论——此岂非博学之功哉？且达氏尝曰：“余之工作，悉依据于培根之原理，未尝自立学说，惟采集事实不厌繁多。”（见本书第十五章）是知达氏非徒以博学成名，抑亦善于温故者欤？
　　夫达尔文之航游，不啻读一部伟大之科学史；反之，读一部科学史者，亦不啻作五载之航游。况乎史之所述，纵追荒古，横被海澨，又岂游历所可及，则读史而后，其成就不当更伟于达氏也耶？且也，以西洋科学渊源之深，用力之巨，政府之提倡鼓励，民众之尊崇赞助，实用与理论相辅而并进，遂有伟大之成就，丰厚之内容；一旦笔之于书，辑而为史，其足以资吾人之揣摩，发吾人之深思者，岂浅鲜哉？
　　李贝此作，即本斯义，而尤注重于一般之读者，使科学不必限于专门学者，而人人皆可有相当之科学智识，皆可以藉此奋发而有所贡献于科学。以吾国科学之幼稚，普通读者渴望于科学之切，出此书为西洋科学之介绍，可谓当机。译者尤君，乃专攻工程而兼长文辞者，其译笔之信实，文采之华美，足以原著并传。他日国内科学之进步，其将以此为嚆矢乎？
　　中华民国十七年五月十二日蔡元培
　　《科学丛谈》序
　　自清末傅兰雅、华蘅芳辈翻译科学书以还，近年译述之者稍多；然教科为多，参考者少。参考书中，高深者多，浅显者少；浅显之中，枯索无味者多，引人入胜者少。科学本严整切实之学，苟无引人入胜之方，则教者谆谆，听者藐藐。余每见吾国中学学生，视算学、物理等科为畏途。高中毕业，则入政、法、经济科者多，入理、化、工程科者少。此因太半学生畏惮科学之心，已养成习惯故也。而所以养成此习惯者，科学书籍之过于严谨枯燥，不足以引起其兴味也。于是知引人入胜之科学参考书为不可少。今读尤君此书，兴趣盎然，如晤良朋，倾谈一室，以流利之文笔，写科学之妙谛。学者得此为参考，何虑不发起其爱好科学之心，更何虑不能循序渐进，登科学之堂，入科学之室乎？其有助于学校科学教育者匪浅，爱乐而为之序。
　　民国十七年五月蔡元培序于新都大学院
　　《到田间去》序
　　最近传闻，甲军阀与乙军阀相遇，甲问：“若有兵若干？”乙答：“不知道。”甲问：“若有钱若干？”乙也说：“不知道。”甲又问：“若有妾若干？”乙仍说：“不知道。”这自然是笑话。然而乙军阀几可为我们全国同胞的代表。
　　我们中国常常以地大、物博、民众自夸，然而地有多么大？自己还没有精密的测量与图记，往往在边界上，凭着外国的地图，把我们的地轻轻的划给外国了。人有怎么多？也没有确实的计算，或混说四万万，或说不及此数，或说远过此数，至今还没有定论。至于物产，自己更没有什么统计，专待外国人来开发，如北方的矿产，是德人先行测绘的；东三省的农产，又偏劳日本人了。
　　日本人调查满蒙的报告层出不穷，关于各方面的都有，而这一本是关乎南满铁道沿线的农业的。他不但对于农业上主要事项，如大豆的种数，畜牧的概况，病虫、害虫、益虫的识别，衡量的异同，都详悉记载，而且连那乡间文契的程式、驱使牲畜的口号等等，都一一记述起来，这不但于实用上巨细不遗，而且也很有兴趣。
　　我们真太懒，不但自己不能去调查，并且别人调查所得的报告，也不去读一读。现在应该可以救药了，因为汤尔和先生已经把这本书译出来，不但解日文的人经这番提醒，要注意一点，而且不解日文的，也可以人手一编了。
　　汤先生是一个说得到做得到的人，他从前学医的时候，立志不为营业，而重在研究学理。后来于组织学上有了许多新发见。他办医学专门学校的时候，要教员不但讲授，而还要自己研究；学生不许领印本的讲义，而要自写笔记，当时都以为不容易办到，后来各教员都有研究的成绩，各有著述若干种，而且用互相代课的方法，各人都曾到德国研究一回；学生也养成听讲而笔记的习惯，十余年如一日。有一时候，他立志要译医学书，限日译若干字，竟译到二十种。现在立志于两年内译关乎满蒙的书十种，他一定能译出来。
　　就是我们读现代译本的人，不应仅仅注意译本的内容，以增广见闻为已足；还要参考本书条件，到各地方去切实调查、详细记载才好。人人都说中国的人民，农人占百分之八十；中国的物产，农产占百分之九十；我们能把全国农业上的关系调查清楚，就得了救济中国的锁钥，我们才算不辜负译者的劳苦。这是本书所以名为《到田间去》的用意。我于感谢译者以外，尤愿与诸读者共勉的！
　　中华民国十八年九月四日蔡元培
　　《马克思传》序
　　今人以反对中国共产党之故，而不敢言苏俄，不敢言列宁，驯致不敢言马克思，此误会也。吾人研究中国共产党所由来，或不能不追溯马克思；而研究马克思，不必即与中国共产党生关系。且研究与盲从不同，研究马克思，不必即信仰马克思。孙先生于民生主义讲演中，承认马克思为科学的社会主义者，而亦历举其误点，是研究之结果也。现今各国反对共产党、敌视苏俄者甚多，而对于马克思学说，则无不有译本。我国马克思学说之译本，亦渐渐出版矣。应论世知人之需要，于是马克思传亦为当务之急。李季君前在德国，专研马克思，所草《马克思传》，汇前人所作，而辨其异同，正其讹舛，庶有以见马克思之真相。于出版之期，辄题数语，为之介绍。
　　十八年十一月蔡元培
　　《美学原理》序
　　爱美是人类性能中固有的要求。一个民族，无论其文化的程度何若，从未有喜丑而厌美的。便是野蛮民族，亦有将红布挂在襟间以为装饰的，虽然他们的审美趣味很低，但即此一点，亦已足证明其有爱美之心了。我以为如其能够将这种爱美之心因势而利导之，小之可以怡性悦情，进德养身，大之可以治国平天下。何以见得呢？我们试反躬自省，当读画吟诗、搜奇探幽之际，在心头每每感到一种莫可名言的恬适。即此境界，平日那种是非利害的念头，人我差别的执着，都一概泯灭了，心中只有一片光明，一片天机。这样我们还不怡性悦情么？心旷则神逸，心广则体胖，我们还不能养身么？人我之别、利害之念既已泯灭，我们还不能进德么？人人如此，家家如此，还不能治国平天下么？我向年曾主张“以美育代宗教”，亦就因为美育有宗教之利而无宗教之弊的缘故，至今我还是如此主张。在民元之时，我曾提出《对于教育方针的意见》，以美育与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及世界观并列。我以为能照此做去，至少可以少闹许多乱子。
　　但是，审美观念是随着修养而进步的。修养愈深，审美程度愈高，而修养便不得不借助于美学的研究了。通常研究美学的，其对象不外乎“艺术”、“美感”与“美”三种。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的，大多着重在“何者为美”的问题。以美感为研究对象的，大多致力于“何以感美”的问题。以美为研究对象的，却就“美是什么”这问题来加以探讨。我以为“何者为美”、“何以感美”这种问题虽然重要，但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还在“美是什么”。
　　单就艺术或美感方面来讨论，自亦很好；但根本问题的解决，我以为尤其重要。
　　同学金君公亮，于文学、心理学都研究有素，对于美学致力尤勤。近年本罗绥所著《美》一书而酌量增损，编为《美学原理》，对于美学上的根本问题，都予以相当的答案，可以作研究美学者的一助。书中每章作成提要，尤便初学。金君在国立艺术专校讲学有年，本书即当时讲稿的一部分。承金君以本书油印本见示，并属作序；我因就一时所想到的，拉杂写寄金君，以介绍于国人。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十五日蔡元培
　　《世界文库》序
　　凡是艺术，都是世界性的。例如埃及金字塔的摄影，在各国的世界美术史上；希腊的弥罗美神，在巴黎鲁佛儿院；墨西哥的城阙，在柏林博物院；贝多芬的交响乐，在上海演奏；中国李昭道的画，送伦敦展览。这可以见建筑、雕刻、图画及音乐，确为世界性了。
　　只有文学，似乎可以说是例外。例如国语的文学，不是他国人所都能了解的；方言的文学，又不是全国的人所都能了解的。欧洲中古时代的宗教家，虽曾以拉丁文统制一切，然而文艺复兴以后，意、英、法、德等国都用国语来替代了。近代如柴门霍夫等，虽竭力为世界语的运动，然而至今尚不能与各国语竞争。仿佛是证明文学非世界性的。
　　然而文学家的感想，决不如是。彼决不肯在文学上抛却世界性，彼对于时间或空间的阻力，用方法打破他；例如古文学用注解，外国文学用翻译。
　　这就可以造成文学的世界性。
　　吾国旧刻的文学总集，如诗三百篇，如楚辞，如文选，如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如诗纪，如唐人小说集，如宋六十家词，如元人百种曲，或断代，或拘格，没有把各种的文学，都汇成一集的。对于外国文学，以林琴南先生所译为最富，然以英文本为多，间有法文本；周树人、作人两先生的域外小说集，偏重北欧；李青崖先生译本，偏于法国的莫泊桑等；也还没有集各国第一流文学家的代表作而汇译集印的。我们要领会文学上的世界性，尚不能不藉资于外国语的丛刻，如英文、法文、德文等等。
　　郑振铎先生研究中国文学史，扩而之世界，著有《文学大纲》，对于国内外各时期第一流文学家的作品，纲举目张，已为我们开示途径。近又有《世界文库》的编辑。在中国之部，条例较宽，自最著名专集外，尤注意于传世最少的孤本。又如《论衡》、《洛阳伽蓝记》、《佛国记》、《西域记》、《水经注》、《徐霞客游记》等等，著书目的并不在文学，而散文可备一格，所以也列在里面。至于外国文学，第一集姑以最著名的传作为限，已足为我们的馈贫粮了。将来二、三集以下，必将扩大范围，随时收集新进作家的杰作，于是所谓《世界文库》者，必能由六百数十种而扩至数千种，是我所敢预祝的。
　　二十四年五月九日蔡元培
　　《人与地》序
　　哀利赛·邵可侣先生的《人与地》，是二十世纪开始时的一部名著，同时也是前一世纪若干思想与科学探索的结合。这部书虽然在初写成时至今已有三十年，但一部有长久价值的书，寿命不必限于百年，三十年更是小事。
　　况且邵氏的书，最近又有人为之彻底编纂过，更不能说是一部忽略世界在最近三十年中大变化的书。我们试回想最近史事的演变，不能不觉得所谓二十世纪的文明，在好的方面，都是十九世纪之所赐，理智主义发达之最高点，利用科学以增进人类幸福之企求，人道主义之如日中天，都是十九世纪下半所表现的彩色。不幸大战之前，旧思想仍在潜伏；大战以后，更明显的表现人文之退步。一切反文明、反近代、反理智的思想与行动，在若干国家中竟成为国是。陷自己，害邻人，使得世界汲汲不可终日，俨然要走上同归于尽之一途。那么，在今天有一部包含着十九世纪理智主义、人道主义的名著在中国出版，纵然在观界中不过是一颗闪闪的明星，在实用上容许可以是一丸救药。
　　本书的译者郑绍文先生，得和本书重编人朝夕相对至于五年之久，一切疑难，均经解释。这个凭借，是现在译书人绝少有的。有这凭借，可达到严氏几道所谓译事第一难的“信”字。所以这一书的出版，必能引起此时中国史学、社会学范围中的兴趣，是无可疑的。
　　本书作者邵氏是治人文地理学的。他们这一派好以地理事实解释历史现象。本来拿地理事实解释历史现象，在欧洲固是旧说，在中国也早为人注意。
　　即如《左传》、《管子》、《商子》诸书，中间有不少的说话，以地理解释人文。到了汉朝，虽说一时的风气，是讲天人之学，而地人之论，也未尝不经学者道及。例如《淮南子·要略篇》说：文王……处岐周之间，地方不过百里，天下二垂归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强暴……故太公之谋生焉。
　　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蔂垂以为民先，剔河而道九岐，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当此之时，烧不暇撌，濡不给扢，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
　　……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故《管子》之书生焉。
　　……韩，晋别国也。地墽民险，而介于大国之间。晋国之故礼未灭，韩国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后君之令又下。故新相反，前后相缪。百官背乱，不知所用，故刑名之书生焉。
　　秦国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利。……被险而带河，四塞以为固。地利形便，畜积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此所论列，乃以地理之凭借，说明文化、政治之演成，以及学人思想之由来。如他这样说法，竟是严重的探索人与地之关系，不是偶然流露的话了。
　　又如《汉书·地理志》末章所记各地风土，也基于人与地相应的思想之上。
　　此后诸家著书，自汉末至于颜之推，论人物则多依地理以为评骘，论时势亦每举山川以为旨要。诚缘郑北海所谓“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旁行而观之”者，在学人实际观察时，幸多不至于忽略。后人好谈汉世的天人之学，却似乎忘了八代的人地之思想。
　　但是我们虽可说人地相应之思想，是中国历来甚多思想家的一个观点，却不能说古来思想家所说，已经发挥尽此一点之奥妙，或者并不能说，古来的思想家已经捉到这个问题的核心。我们不但要知道人与地是相应的，并且要求知道人与地如何相应。不但要知道人地相应之叙述，并且要求知道人与地相应之理解。近代以地理解释人文之学者，在法国早有所谓地文学派，在英国亦有博枯氏，都有深思与广见，却也都给人一个松散的印象。邵氏之书，出来比较得晚，所容纳之史地事实，也能比前人更多。法国人颇以“人文地理的祖国”自负，邵氏书正是此一科目之荟萃。我记得当年涉猎时，觉得是一部很能启发人的书。现在这书的中文译本出世，正当国内研究历史地理之风气盛行，自然可供一种新食料，可作一种新刺激。我们如愿将方舆的地理学，推进为人文地理学，就叙述的历史学，制作成动力的社会学，这部书是不能不参考的。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九月蔡元培序于上海
　　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读后
　　阅侯官严氏所译赫胥黎《天演论》二卷。大意谓物莫不始于物竞，而存于天择，而人则能以保群之术争胜天行。惟是人之所以竞物而胜者，在自营。
　　而自营于群为凶德，故群术既进，自营必减，而竞物之力亦减。且群术既进，生齿日繁，而人择之术验于植、动者，必不能施之于人，则物竞之烈即乘过庶而起。是故天行、人治，终古相消长也。然而近日名数质力之学已精，而身心、性命、道德、治平之业，尚不过略窥大意，则推暨之程，不容自阻，而胜天为治之说，终无以易也。
　　严氏又引斯宾塞尔之说，谓群治进极，则用脑奢而孳乳稀，过庶不足为患，而郅治必可期也。盖以生理学推之，“天演”之说，有进无退，斯说密于赫矣。斯氏持公道界说，曰：各得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保种三大例曰：一、民未成丁，功食为反比例率；二、民已成丁，功食为正比例率；三、群己并重，则舍己为群。用三例者群昌，反三例者群灭。
　　严氏又言，亚丹斯密氏计学有最大公例，曰：大利所存，必其两益，损人利己非也，损己利人亦非；损下益上非也，损上益下亦非。
　　读武者小路实笃的著作有感
　　我读了周先生所译的武者先生的信与诗①，很有几种感想，随笔写在下面，送给《新青年》记者：（一）现在中国人与日本人的感情，是坏极了。这因为日本对中国的态度，的确很不好，武者先生也承认的。但我们并不是说：凡有住在日本的一部分的人类，都是想借了中日亲善的口头禅，来侵略中国的。武者先生与他的新村同志，都抱了人道主义，决没有日本人与中国人的界限，是我们相信的。就是别种新思潮的团体，如黎明会、新人会等等，我们也信他决不赞成侵略主义的。不但这一类的人，就是现在盲从了他们政府、赞成侵略主义的人，也一定有觉悟的一日，真心同中国人携手，同兄弟一样。
　　（二）日本人虽然没有十分觉醒，比中国却已几分觉醒过来了，这个话我也承认。不但武者先生这种人，我们很觉难得，就是我们各报上宣布的学说，还是大半由日本间接译过来的。这就是中国觉醒的人，不及日本多。觉醒人的力量，也还不及日本人的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决不用悲观，一小杯的水，放了一点糖，不多时，满杯都有甜味。杯子大了，水多了，糖要加多了，融化的时间加长了，这是一定的理。我们止要肯尽量的加糖，不怕没有一日不是满杯甜味的。俄国人的尽力，是我们的模范，武者先生已经说过了。
　　（三）武者先生固然没有国界的观念，但他朝夕接见的，多是日本人，他自然唤醒日本人的方面用力多，唤醒中国人的方面用力少了。然而他遇着机会，还要来敲我们的门。难道我们同在门里的，还不肯觉醒我们同住的人么？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四）武者先生偶然住在我们的门外，他有真心爱我们门内的兄弟，来敲我们的门。我们望着他们的门，也觉得他们门里还有许多不曾觉醒的兄弟，我们懒得敲门么？我们有机会，一定也要学武者先生，去敲他们的门。这不但是以德报德的意思，也是人类中间一个人应尽的义务。直到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不觉醒，才算满意。这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蔡元培附记
　　① 指鲁迅和周作人所译日本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作品。

《蔡元培书话》 钱谷融 主编 刘凌 孔繁荣 辑

《蔡元培书话》　钱谷融主编刘凌孔繁荣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