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书话》　姜德明主编纪申选编

　　巴金书话
　　主编姜德明
　　纪申选编
　　北京出版社 1997年版

　　●序言
　　姜德明
　　现在，书话这种形式已经非常习见了。
　　特别是在读书界，所有爱书者几乎没有不喜欢读书话的。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诗话、词话、曲话古已有之，名著多有，唯有书话似乎是近六十年始为人们所用，并逐渐流传，终于为公众所认可。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书话的理解仍各有不同，在理论和实践上，既无统一的定义，写法上也各行其是。
　　书话的形式也许还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的发展和探索，才能更臻完美，认识统一。
　　现在，人们对书话范围的界定还比较宽泛，多数人把凡是关于谈书的散文、随笔，包括书的序跋，甚至较短的书评，一律目为书话。或者说，书话本来就内容宽广，可以无所不谈，不必强求统一。
　　但，有些认识已经逐渐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也是事实。如，书话源于古代的藏书题跋和读书笔记，并由此生发、衍变而成。书话不宜长篇大论，宜以短札、小品出之。书话以谈版本知识为主，可作必要的考证和校勘，亦可涉及书内书外的掌故，或抒发作者一时的感情。书话不是书评，即不是对一本书作理论性的全面介绍、分析和批评。书话不能代替书评。我常说，书话只要能够引领读者爱慕知识，并唤起他们爱书、访书、藏书的兴趣就好，不必过苛地要求它承担更多的繁重任务。
　　40 年代初，我开始对新文学书刊发生兴趣。在课堂里无法满足的知识，只好到旧书摊前去探秘，开头是盲无所从，碰到什么是什么。一本曾孟朴的《鲁男子·恋》，曾经让我痴迷多时，误以为是新文学最伟大的小说。到了40 年代中后期，突然发现唐弢先生写的关于新文学的书话，一下子顿开茅塞，好像找到一位引我入门的老师。我羡慕他的藏书丰美，那些充满魅力的版本一直诱惑着我。我采取的是笨办法，循着他书话中提到的书一一去搜访。
　　读唐弢的书话，打开了我的眼界，如读一部简明的新文学史。
　　50 年代中期，我由《人民日报》读者来信部调往文艺部，在袁鹰同志手下编副刊。他是一位放手用干部的好领导。我在工作中偶有所想，一般都能得到他的支持。当时，袁水拍同志已请西谛先生为我们副刊开辟了《书林漫步》专栏，那当然是书话。这个专栏得到了知识界的好评，可惜所谈的都是古籍，距离一般读者的兴趣稍远。为此，西谛先生后来有意避开冷僻的版本，分别写了买书、分书、整书、访书等接近生活的题目。本来他还可以继续写下去，却因“反右派”、“大跃进”，以及他出访域外不幸遇难，这组文章遂成绝响。西谛先生为我们副刊刊载书话奠定了基础，功不可没。60 年代初，唐弢先生举家北迁。当他刚刚安好新居，我就贸然闯入，请他为我们写书话。
　　他答应了，却流露出某种顾虑，问我：“现在还有读者对这类文章感兴趣吗？
　　党报上介绍旧书版本会不会有人反对？”我打消他的顾虑，并同他一起商定，可以先从革命书刊和左翼文艺运动的书刊谈起，再一步步地涉及进步文艺，如文学研究会的诸大家和巴金等。所以，晦庵的书话一开张，便谈李大钊、鲁迅，以及国民党的禁书和革命者的伪装书。至于含有书斋趣味的藏书票、藏书印、线装书籍装帧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在1962 年，作者在出版《书话》单行本时临时补入的。如此谨慎，今天的读者也许会大惑不解。
　　在这以后，我又联系阿英先生写了近代文学丛谈，请陈原先生写中外读书小品，赵家璧先生写编辑忆旧，钱君匋先生写书籍装帧琐谈，李健吾先生写艺术短简，路工先生写访书见闻录，还有丁景唐、瞿光熙、胡从经等先生写的有关新文学的书话。以上有的虽然没有用书话的招牌，实际都没有离开书。我以为报纸副刊是发表书话的理想园地，不仅可以提高报纸的文化品位，也是普及文学史和培养读者艺术修养的极好方式。书话兴盛一时，到1964年强调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大批判”的时候就匆匆收场了。
　　“文革”前夕，我已沉默，静候批判。因为报社已经抛开文艺部，背后整理铅印了十来种文艺部工作错误的专题材料，其中的两份，即关于唐弢的书话，以及读书随笔的。罪名之大、上纲之高已令人胆战心惊。到了“文革”
　　开始，却又被“造反派”们当作“假批判、真包庇”，认为书话之类正是为30 年代的反革命文艺黑线摇旗呐喊，是有计划的一个阴谋活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书话的兴衰，莫不与时代的政治起伏有关，这时候我才想起当年唐弢先生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
　　至今为止，人们都承认唐弢先生的书话影响最大，这不是偶然的。他在篇幅有限的方寸之地，能给人以知识和文采，表达出一个爱书人的品格，这不是任何一位作者都能达到的境界。1979 年10 月，他在编完《晦庵书话》时说：“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这样，我以为书话虽然含有资料的作用，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他的经验已成为人们研究书话特点的重要依据。说他在书话写作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也不过分。
　　近代藏书家傅增湘的《藏国群书题记》、周叔弢先生的《自庄严堪藏书题识》、邓之诚先生的《桑园读书记》、马叙伦先生的《读书小记》、《读书续记》等，尽管偶然会间及掌故，重点仍在资料和校勘，有的已近于目录学的范畴，更不要讲抒情了。唐弢先生却强调文学因素，并把它理论化了，使枯燥的藏书题跋走出专门家的书斋，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这是后人不应该忘记的。当然，我们也不能机械地理解为书话必得抒情，一定谈掌故。
　　这要因书而定，不能勉强。以知识为主没有错，写得生动活泼一点也是必要的。邓之诚先生是以文史学家的眼光写书话的。1955 年他在编完自己的《桑园读书记》后说，他的读书记以“提要”和“劄记”合成。“提要”是“撮其内容，使未读是书者稍明途径，且知某事见某书，为切实可用也”。“劄记”则“间附己见”，意在表述个人的观点。这也是经验所得，一家之言，是书话的另一种写法。近年，孙犁同志写的《书衣文录》，更一反传统藏书题跋的写法，甚至把与书本身全无关系的一时感触写在书衣上。但，没有人不承认那是书话，而且是思想深刻、别具一格的书话。
　　有人说最先用“书话”为题写作的不是唐弢先生，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怎么重要。我也没有作过考证，只是在翻旧书刊的过程中，见到1937 年10 月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前后，阿英先生写过一组《鲁迅书话》；同年4 月，他还在《青年界》第11 卷第4 号上发表了一组《红楼梦书话》。但，也不能就此断定最早用“书话”的是阿英。作家曹聚仁早在1931 年8 月15 日出版的《涛声》半月刊创刊号上，便以《书话二节》为题了。同月22 日出版的《涛声》第2 期，他又发表了《书话·2》。如果我们有耐心去翻阅一下，1933 年和1934 年的《申报·自由谈》，那里还有另外几个作者，也在以“书话”名义写读书小品。书话在30 年代曹经一度繁荣，丝毫也没有影响唐弢先生在书话创作方面总其大成的功绩和历史贡献。前人的实践我们都应当尊重。文学史上从来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地会跳出一个伟大的天才来。
　　为了适应当前读书界的需要，也为了向读者提供一部系列的权威读物，北京出版社邀我来主编“现代书话丛书”。我认为这是出版家注重基础工程的举措，有利于长远的文化建设。经过筹划，现在推出了八位作家，都是撰写书话的大家，有过历史的贡献。
　　在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与各卷选编者及出版家进行了反复的磋商。时间并不充裕，这也可以说是一次紧张、团结的合作。我们想尽力做得完美一点，怕亦有不周之处。如有不当，希望读者不吝赐教。
　　1996年4月于北京
　　●巴金书话
　　第一辑
　　书
　　在大街上几家古本屋里耽搁了两个钟头，抱了十多本《现代日本文学全集》出来，这里面有森鸥外，岛崎籐村，有岛武郎，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志贺直哉和别的一些文人。金1 圆50 钱也。确实是很便宜的罢。上了自动车，心里还颇高兴，因此又想起了一件事情。
　　离开上海的前两天，无意间买了一本美国版的《沙宁》，是有插图的大字本，而且是作为新书买来的，价3 圆。我觉得很便宜。不过据一个朋友说在别的书店去买，也只要花这样的价钱。就是这同样的书，北平北京饭店内的法文图书馆的伙计曾向我讨过20 圆的高价。相差得这么多！书贾们的赚钱的欲望也就大得可惊了。我并没有听错话，因为说话的是中国人，而且同去买书的还有我哥哥。结果那天我花去4 圆买了一本“现代丛书”版的，译文是一样，却是没有插图的小字本。这种版本在别处只售价3 圆的事情，我并不是不知道。
　　在上海红鸟书店买法文书也会常常遇到这种情形。有一次我要买一本小册子，大概是在巴黎公社殉难的Varlin 氏的纪念册罢，原价2 个法郎，以为花四五角钱，就可以了。问那位中国伙计，他却毫不客气地向我要2 块钱。
　　他的那副吃人的面孔和声音就把我吓跑了，以后我几乎不敢再进这书店去。
　　过了几天我有一次路过环龙路，又记起了那书，终于壮了胆子走了进去，这一次遇见的是一个法国人，结果付了8 角大洋把小册子拿走了。这样看来外国商人的贪心远比那给他帮忙的中国伙计的贪心小一点罢。而在外人卵翼下做奴隶的中国人对于同胞的那种气焰，也就够叫人齿冷了。
　　在中国西洋书店里这种情形是很普通的。邮政局是衙门，早有人说过。
　　西洋书店是衙门也是真的事情。从前连商务印书馆也仿佛摆过衙门的架子呢！现在大概是改良了。还有，在中国我很少到大的商店里去买东西，因为我走进那些地方，就好像进了衙门去递呈文。这心情我在法国，在日本却没有感到。
　　这些话似乎离题太远了。我应该回转来说说图书馆的事情。在中国假若有一个完备的图书馆，我们也就可以少受书店伙计们的闲气了。譬如倘使北平图书馆有一本英译本的《沙宁》的话，我也不会像朝耶路撒冷似地在各西书店去搜求这本书了。我不妨明白地说一句话罢，北平图书馆作为一个装饰品，是无愧的。而作为一个为人民设备的图书馆，那就完全放弃它的责任了。
　　一般人不需要的那样堂皇的建筑在那里是有的；而一般人需要的普通的书籍在那里却常常缺乏。我找过E. Zola ，找过H.Ellis ，找过E. Carpenter……，他们的重要著作却没有一部。我更可以夸张地说，我要读的书，那里全没有。我为了找书不知道白跑了若干次，但如今北平图书馆却以“为国家搜集善本书的责任”自豪了。事实上像那用1800 圆的代价买来的《金瓶梅词话》对于现今在生死关头挣扎着的中国人民会有什么影响呢？难道果如那些文化膏药式的学者所说一民族的存亡全系于文化，而文化的精华就在于这般“古董”么？
　　自动车走过海边的一站停了，我望见一只刚开出的轮船。这轮船是往中国去的罢。我不觉把眼睛抬得高高地往西边看。
　　〔附记〕听说北平图书馆方面发表了答复我的文章，可惜我没有机会读到。一个朋友写了文章为我“声援”，这也近乎多事。又一个做过北大教授的朋友对我说：左拉的书那边有，曾有一本法文目录寄给他。这当然是真话。
　　不过在馆内的目录里却查不着，我要看也无法看了。至于霭理斯的七卷《性心理》，加本特的《全集》等等，我查了好几次目录，都没有查着，也许这种书是有的，只是不做教授的我们不配看罢了。我应该道歉，因为我以前不明白文化城里的图书馆的特别的使命，现在明白了，所以人也就变聪明了。
　　写于1935 年。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二卷第467 页。
　　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
　　我在两个月前写的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样一句：“多印几本近代、现代的西方文学名著，又有什么不好呢？”这句话似乎问得奇怪。其实并不稀奇，我们这里的确有人认为少印、不印比多印好，不读书比读书好。林彪和“四人帮”掌权的时候，他们就这样说、这样办，除了他们喜欢的和对他们有利的书以外，一切都不准印，不准看。他们还搞过焚书的把戏，学习秦始皇，学习希特勒。他们煽动年轻学生上街大“破四旧”，一切西方名著的译本都被认为是“封、资、修”的旧东西，都在“大破”之列。我还记得一九六七年春天，张春桥在上海发表谈话说四旧破得不够，红卫兵还要上街等等。于是报纸发表社论，大讲“上街大破”的“革命”道理，当天晚上就有几个中学生破门而入，把一只绘着黛玉葬花的古旧花瓶当着我的面打碎，另一个学生把一本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拿走，说是准备对它进行批判。
　　我不能说一个“不”字。在那七、八、九年中间很少有人敢挨一下西方文学名著，除了江青，她只读了少得可怜的几本书，就大放厥词，好像整个中国只有她一个人读过西方的作品。其他的人不是书给抄走下落不明，就是因为住房缩小，无处放书，只好秤斤卖出，还有人被迫改行，以为再也用不上这些“封、资、修”的旧货，便拿去送人或者卖到旧书店去。西方文学名著有汉译本的本来就不多，旧社会给我们留得太少，十七年中间出现过一些新译本，但数量也很有限，远远不能满足读者需要。经过“四人帮”对西方文学名著一番“清洗”之后，今天在书店里发卖的西方作品（汉译本）实在少得可怜，因此书店门前读者常常排长队购买翻译小说。读者的要求是不是正当的呢？有人不同意，认为中国人何必读西方的作品，何况它们大多数都是“封、资、修”？这就是“四人帮”的看法。他们在自己的四周画了一个圈圈，把圈圈外面的一切完全涂掉、一笔抹煞，仿佛全世界就只有他们。“没有错，老子天下第一！”把外来的宾客都看作来朝贡的，拿自己编造的东西当成宝贝塞给别人。他们搞愚民政策，首先就使自己出丑。江青连《醉打山门》是谁写的都搞不清楚，还好意思向外国人吹嘘自己对司汤达尔“颇有研究”！自己无知还以为别人也同样无知，这的确是可悲的事情。只有在“四人帮”下台之后，我们才可以把头伸到圈圈外面看。一看就发现我们不是天下第一，而是落后一、二十年。那么究竟是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咬紧牙关、往前赶上好呢，还是把门关紧、闭上眼睛当“天下第一”好？这是很容易回答的。现在的问题是赶上别人，那么先要了解别人怎么会跑到我们前面。即使我们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东西，也得先学习，学懂了才能批判。像“四人帮”那样连原书也没有挨过，就用“封、资、修”三顶帽子套在一切西方文学名著头上，一棍子打死固然痛快，但是痛快之后又怎样呢？还要不要学，要不要赶呢？有些人总不放心，把西方文学作品看成羊肉，害怕羊肉未吃到，先惹一身羊骚。有些人认为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就难免没有毒素，让我们的读者中毒总不是好事，最好不出或者少出，即使勉强出了，也不妨删去一些“不大健康的”或者“黄色的”地方。不然就限制发行，再不然就加上一篇“正确的”前言，“四人帮”就是这样做了的。其实谁认真读过他们写的那些前言？
　　“四人帮”终于垮台了。他们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他们害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历史会清算这笔帐！他们还禁、毁了成千上万的书。人的冤案现在陆续得到平反，书的冤案也开始得到昭雪。我想起几年前的一件事。不是在一九六八年就在一九六九年，我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描述在北火车站候车室里，一个女青年拿着一本书在读，人们看见她读得那样专心，就问她读的是什么书，看到她在读小说《家》，大家就告诉她这是一株大毒草，终于说服了她把《家》当场烧掉，大家一起批判了这本毒草小说。我读了这篇文章，不免有些紧张，当晚就做了一个梦：希特勒复活了，对着我大声咆哮，说是要焚书坑儒。今天回想起来，实在可笑。我也太胆小了，以“四人帮”
　　那样的权势、威力、阴谋、诡计，还对付不了我这本小说，烧不尽它，也禁不绝它。人民群众才是最好的裁判员。他们要读书，他们要多读书。让“四人帮”的那些看法、想法、做法见鬼去吧。我还是那一句话：“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有什么不好呢？”
　　写于1979 年1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8 页。
　　我的“仓库”
　　我第二次住院治疗，每天午睡不到一小时，就下床，坐在小沙发上，等候护士同志两点钟来量体温。我坐着，一动也不动，但并没有打瞌睡。我的脑子不肯休息，它在回忆我过去读过的一些书，一些作品，好像它想在我的记忆力完全衰退之前，保留下一点美好的东西。
　　我大概不曾记错吧，苏联作家爱伦堡在一篇演说中提到这样一件事情：卫国战争期间，列宁格勒长期被德军包围的时候，一个少女在日记中写着“某某夜，《安娜·卡列尼娜》”一类的句子。没有电，没有烛，整个城市实行灯火管制，她不可能读书，她是在黑暗里静静坐着回想书中的情节。托尔斯泰的小说帮助她度过了那些恐怖的黑夜。
　　我现在跟疾病作斗争，也从各种各样的作品得到鼓励。人们在人生道路上的探索、追求使我更加热爱生活。好的作品把我的思想引到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奋；书中人物的命运让我在现实生活中见到未来的闪光。人们相爱，人们欢乐，人们受苦，人们挣扎，……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发了我的爱，我的同情。即使我把自己关在病房里，我的心也会跟着书中人周游世界、经历生活。即使在病中我没有精力阅读新的作品，过去精神上财富的积累也够我这有限馀生的消耗。一直到死，人都需要光和热。
　　人们常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有深的体会，我的心灵就是文学作品塑造出来的。当然不是一部作品，而是许多部作品，许多部内容不同的作品，而且我也不是“全盘接受”，我只是“各取所需”。最近坐在小沙发上我回忆了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
　　我最后一次读完《双城记》是一九二七年二月中旬在法国邮船“昂热”上，第二天一早邮船就要在马赛靠岸，我却拿着书丢不开，一直读到深夜。
　　尽管对于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我和小说作者有不同的看法；尽管书中主要人物怀才不遇的卡尔顿是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但是几十年来那个为了别人幸福自愿地献出生命从容走上断头台的英国人，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徘徊”，我忘不了他，就像我忘不了一位知己朋友。他还是我的许多老师中的一位。他以身作则，教我懂得一个人怎样使自己的生命开花。在我遭遇恶运的时候他给了我支持下去的勇气。
　　我好久不写日记了。倘使在病房中写日记，我就会写下“某某日《双城记》”这样的句子。我这里没有书，当然不是阅读，我是在回忆。我的日记里可能还有“某某日《战争与和平》”，“某某日《水浒》”等等。安德列公爵受了伤躺在战场上仰望高高的天空；林冲挑着葫芦踏雪回到草料场……
　　许多人物的命运都加强了我那个坚定不移的信仰：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贡献；不在于接受，不在于获取。这是许多人所想象不到的，这是许多人所不能理解的。“文革”期间要是“造反派”允许我写日记，允许我照自己的意思写日记，我的日记中一定写满书名。人们会奇怪：我的书房给贴上封条、加上锁、封闭了十年，我从哪里找到那些书阅读？他们忘记了人的脑子里有一个大仓库，里面储存着别人拿不走的东西。只有忠实的读者才懂得文学作品的力量和作用。这力量，这作用，连作家自己也不一定清楚。
　　托尔斯泰的三大长篇被公认为十九世纪世界文学的高峰，但老人自己在晚年却彻底否定了它们。高尔基说得好：“我不记得有过什么大艺术家会像他这样相信艺术（这是人类最美丽的成就）是一种罪恶。”可是我知道从来没有人根据作家的意见把它们全部烧毁。连托尔斯泰本人，倘使他复活，他也不能从我的“仓库”里拿走他那些作品。
　　写于1983 年11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513 页。
　　文中话书摘抄三十则
　　一
　　在那光芒中我看见了我的童年，就像一本书那样，它一页一页地，翻开，每一篇书页上都印着一个曾经被我爱过的面庞，但是它们都已经腐烂在坟墓里了。
　　如今它们在我的眼前活起来。每一个面庞给我一个微笑，嘴里唤了一声我做小孩时被人唤着的名字，于是许多活泼的人在我四周出现了，他们包围着我，给我一些温暖，一些安慰，我仿佛又变做了一个小孩，回到那广阔的大厦里，那美丽的花园里，听母亲底叮咛的嘱咐，伴着哥哥姊姊们游戏，那时候我爱着人，而我也被人爱着。
　　每天晚上在我们临睡之前母亲总要把我和另一个哥哥唤到她面前，叫我们摊开她亲手给我们抄写的《白香词谱》，选了一首词给我们讲解，教我们诵读。过后我们就阖了书听她讲故事，听她叙说种种的事情。每晚，每晚都是这样。她仔细地给我们解说，直到我们完全了解她的意思。她教我们将来长大成人以后应该怎样忠实地去生活，去爱人，去帮助人，因为在世间有着那么多的人是需要着爱，需要着帮助的。她把话说得如此美丽。
　　母亲并不是一个说教者，她的一生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她永远是忘了自己地去爱人，帮助人的。因了她的好心我才能够在仆婢们的诚挚的爱护中间生长起来。仆婢们把她当作她们底亲人一般地敬爱。在寒冷的冬夜里这爱也曾温暖了那些被幸福遗弃的人的心。
　　然而很快地她就被一只手拖进另一个世界里去了。我的呼唤挽不住她。
　　从此每天晚上我和那个哥哥就不再诵读《白香词谱》了。我们常常含了眼泪地问自己：我们将来是否能够去爱人，去帮助人，像母亲希望的那样。
　　摘自《童年》（1932 年）。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二卷第315 页。
　　二
　　我读过一些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
　　拉马丁的《吉隆特党史》在解释法国大革命方面是失败的，这是一本充满偏见的著作。但是诗人的优美的文辞常常激动我的心。同时书中攻击诬蔑马拉等人的地方也很使我愤慨。
　　马拉成了许多王党或者右倾历史家攻击的目标，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在当时的革命领袖里面马拉比谁都更爱人民。他被称为人民的朋友。他的确是人民的最忠实的友人。吉隆特党骂他做吸血的疯子，历史家如马德楞等甚至用了许多不堪的话来形容他。但是如今许多文件摆在我们的眼前，使我们明白马拉在法国大革命中担任过什么样的角色。
　　哥代刺杀马拉并不是偶然的事情，她实现了王党和吉隆特党的愿望。老实说她只是一个入了迷途的狂热者，上了别人的当，做了一件傻事（不，坏事！）。虽然她自己在法庭上说：“我杀一个人以救十万人；杀一个匪徒以① 此组文章，由选编者选自作者的散文、杂文、序跋等文中。救无辜的人；杀一头野兽以谋祖国的安宁。”其实她想保护的不过是她的本阶级（贵族阶级）的利益而已。
　　对于马拉的死，我很觉遗憾。而且这个“热烈的、悲歌慷慨的、充满着爱护人民和正义的心的人”，常常被人误解、被人诬蔑、被人侮辱的事使我非常愤怒。
　　有一天我在巴黎蜡像陈列馆看了马拉被刺的悲剧回来，一百数十年前的景象激起了我脑海中的波涛。我悲痛地想到当时的巨大损失，我觉得和那些在赛纳河畔啼饥号寒的人民起了同感。这时候我翻开了拉马丁的书，马德楞的书，和道布生的论哥代等的书（《四个法国妇人》），我的愤怒又从心底升上来。我无法自遣，曾经想过用我这管无力的笔来描写这个历史上的大悲剧，马拉的死。但是我并没有写成这样的一篇文章。
　　摘自《＜沉默＞序（二）》（1934 年9 月）。
　　选自《序跋集》第88 页。
　　三
　　高德曼曾经被我称作“我的精神上的母亲”，她是第一个使我窥见了安那其主义的美丽的人。
　　当我在《实社自由录》和《新青年》上面开始读她的论文的时候，我的感动，我的喜悦，我的热情，……我真正找不出话来形容。只是后来我读到Roussanoff 的《拉甫洛夫传》，才偶然找到了相当的话：我们把这本读得又破又旧的小书放在床头，每晚上拿出来读，一面读，一面拿眼泪来润湿它。一种热诚占有了我们，使我们的灵魂里面充满了一种愿为崇高的理想而生活、而死亡的渴望。我们的幼稚的心何等快乐地跳动着；同时我们的大师的影像又十分伟大地出现于我们的眼前。这位大师虽是我们所不认识的，然而他在精神上却是和我们非常接近，他呼唤我们前去为理想奋斗……
　　高德曼的文章以她那雄辩的论据，精密的论理，深透的眼光，丰富的学识，简明的文体，带煽动性的笔调，毫不费力地把我这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征服了。况且在不久以前我还读过两本很有力量的小书，而我的近几年来的家庭生活又使我猛烈地憎厌了一切的强权，而驱使着我走解放的路。我所说的两本小书是一个未会面的朋友从上海寄来的《夜未央》和《告少年》。我相信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几年间，这两本小书不知感动了多少的中国青年。我和几个朋友当时甚至把它们一字一字地抄录下来。《夜未央》是剧本，我们还把它排演过。
　　当初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报纸上的如火如荼的记载，就在我们的表面上平静的家庭生活里敲起了警钟。大哥的被忘却了的青春也被唤醒了：我们开始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的关于学生运动的北京通讯，以及后来上海的六三运动的记载。本地报纸上后来还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文章，这些文章很使我们的头脑震动，但我们却觉得它们常说着我们想说而又不会说的话。
　　于是大哥找到了本城唯一出售新书的那家店铺，他在那里买了一本《新青年》和两三份《每周评论》。我们争着读它们。那里面的每个字都像火星一般地点燃了我们的热情。那些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我们三个，后来更说服了香表哥，甚至还说服了六姊，她另外订阅了一份《新青年》。《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大学生周刊》、《进化杂志》、《实社自由录》……等等都接连地到了我们手里。在成都也响应般地出版了《星期日》、《学生潮》、《威克烈》……《威克烈》就是“外专”学生办的，那时香表哥还在“外专”
　　读书。我们设法买全了《新青年》的前五卷。后来大哥甚至预先存了一两百块钱在“华阳书报流通处”，每天都要到那里去取一些新的书报回来。在那时候新的书报给人争先恐后地购买着（大哥做事的地方离那书铺极近）。
　　每天晚上我们总要抽点时间出来轮流地读这些书报，连通讯栏也不轻易放过。有时我们三弟兄，再加上香表哥和六姊，我们聚在一起讨论这些新书报中所论及的各种问题。后来我们五个人又组织了一个研究会，在新花园里开第一次会，就给六姊的母亲遇见了。三婶那时正和继母大哥两个闹了架，她便禁止六姊参加。我们的研究会也就无形地停顿下去了。
　　当时他们还把我看作一个小孩子，却料不到我比他们更进一步，接受了更激进的思想，用白话写文章，参加社会运动，认识新的朋友，而且和这些朋友第一次在成都大街上散布了纪念五一节鼓吹社会草命①的传单。
　　从《告少年》里我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幻想，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都会马上消灭。在《夜未央》里，我看见了在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斗争之大悲剧，我一次找到了我的梦景中的英雄，我找到了我的终身事业，而这事业又是与我在仆人轿夫身上发见的原始的正义的信仰相合的。
　　如今我的信仰并没有改变，社会科学的研究反而巩固了它，但是那个小孩子的幻梦却已经消失了。
　　摘自《信仰与活动》（1935 年）。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二卷第404 页。
　　四
　　林琴南氏翻译的《十字军英雄记》是七八年前读过的了。里面有两句话，我至今还记得，就是：“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这是一位中世纪的英国公主对她所爱的将军说的话，但在中国所谓“奴在心者”
　　如今不是正在各处得意地活着吗？而且这类人不是还在骄傲地非笑那般“奴在身者”吗？做奴隶的人，常常是自己不觉得的。因为他们的良心都被贱价地卖给主子们了。不管主子们是中国人，是外国人，是古人，是今人。其为主子，则没有差别。“奴在身者”是出于不得已；而“奴在心者”便是自甘堕落了。对于自甘堕落的人，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摘自《直言》（1935 年2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二卷第496 页。
　　五
　　① 这里的“草命”是传单上印错了的。
　　我观察生活，我研究历史。我看遍了过去和现在的人民的大斗争。我看出来在那些斗争里文字的力量（换句话说，文字没有什么力量），而且我明白在那些时候“纯粹的”文人所尽的任务是何等地小。在宫廷里当弄臣，在贵族爵邸里做食客，在贵妇人的沙龙里做装饰品，给当权者歌功颂德——这些倒是“纯粹的”文人的拿手好戏。现在文科学生都知道说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等如何伟大。然而，我却更喜欢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左拉几位。这些人据新近一位中国批评家“严格地说”来，并不是“纯粹的作家”。但是我觉得他们比但丁、莎士比亚等等大文豪更可爱。
　　这似乎是题外的话，其实并不是。譬如说但丁罢，他可以把他的政敌都送进地狱，他可以请他所爱的女人引他进天堂。我却不能够。这一类的事情我没有勇气做。所以在“私的”（personal）方面我不能够从写作上得到满足。在“公的”（public）方面我又看见文章和现实的环境相比，等于拿一个鸡蛋去碰石头。一番动人的演说可以使激动的群众马上做出一件事情，一篇文章只可以在短时间内感动人，但是不久就会被人忘记。不纯粹的作家的作品，自然经过一个短时期便归于消灭。但是纯粹的作家的不朽的名著，过几百年或者一两千年也会变做藏书家的所谓珍本，而成为风雅绅商沽名钓誉的工具了。
　　摘自《断片的纪录》（1936 年）。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二卷第442 页。
　　六
　　我读过一些关于马拉的书，我好像认识一个熟朋友似地认识他。我跟着他经历了他那充满牺牲精神的生活。我看见在瑞士的家庭中受了责罚绝食反抗的小孩，我看见在法国研究医学的苦学生，我看见在巴黎勤苦工作的科学家。然后我看见那个孟德斯鸠与卢骚的弟子，他站在街角对人民朗诵《民约论》。于是革命家马拉出现了。《人民的朋友》的主笔，热情的煽动者，受迫害的革命家，他不得不时常躲在地窖里，过着没有阳光的日子。最后革命把他带到他的生活中的高峰，成了被全巴黎人民爱戴的“人民的朋友”。我又看见这时候的马拉的面影了：一个病弱的人，过着贫苦的生活，他在哥德烈街阴暗房屋的最阴暗的一层里面，不休息地做他的工作。他的热情、他的工作摧毁了他的身体。他的病一天天地加重了。可是一直到最后，他没有一刻想到休息。他的确像德国历史家W.布洛斯所说，是“一个热烈的、悲歌慷慨的、并且充满着爱护人民和正义的心的人”。
　　我用同情和崇敬的眼光跟随着一个伟大心灵的发展。
　　……
　　阳光在我的眼前淡下去，我已经进了那条窄巷。我回到我住的地方来了，我走进我的充满着洋葱气味的房间。我的桌上正摊开一本《马拉传》。那本书上和别的许多书上都写得很明白，马拉的遗产只有一张二十五个“苏”的纸币，活着的时候他接连有九个月只喝清水吃白面包，而且有三年多他每天不曾休息过一刻钟。
　　摘自《马拉、哥代和亚当·音克斯》（1939 年春）。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三卷第559 页。
　　七
　　我的畏惧不断地增加。衙门里的女佣、听差们对这增加是有功劳的。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许多关于雷公的故事。有一个年老的女佣甚至告诉我：雷声一响，必震死一个人。所以每次听见轰轰雷声，我便担心着：不晓得又有谁受到处罚了。雷打死人的事在广元县就有过，我当时不能够知道它的原因，却相信别人眼见的事实。
　　年纪稍长，我又知道了雷震子的故事。雷公原来有着这样一个相貌：一张尖尖的鸟嘴，两只肉翅，蓝脸赤发，拿着铜锤满天飞。这知识是从小说《封神榜》里得来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这相貌，我倒想见见他。我的畏惧减少了些，因为我在《封神榜》中看出来雷震子毕竟带有人性，还是可以亲近的，虽然他有着那样奇怪的形状。
　　再后，我的眼睛睁大了。我明白了许多事情。我也看穿了神和鬼的谜。
　　我不再害怕空虚的事物，也不再畏惧自然界的现象。跟着年岁的增长，我的脚跟也站得比较稳了。即使立在天井里，望着一个响雷迎头劈下，我也不会改变脸色，或者惶恐地奔入室内。从此我开始骄傲：我已经到了连巨雷也打不倒的年龄了。
　　摘自《雷》（1941 年7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三卷第357 页。
　　八
　　我刚刚关上的书，书皮上也有着这样一个名字：让·保罗·马拉。那是列克—马勒采文著的历史小说。
　　我又在读关于马拉的书。我永远忘不了这个人。每当我无法排遣寂寞，或者闷得快透不过气的时候，我常常求助于一些人的传记，马拉也是我心灵生活中的一个指导和支持。马拉，一个“充满着爱护人民和正义的心的人”（W.布洛斯语），“法国自由的忠实的看守者”（C.L.杰姆斯语），“下层阶级的朋友，被压迫阶级的忠实诚挚的战士”（E.B.巴克士语）。他比当时任何一个革命领袖更爱人民。可是在当时的国会中没有一个马拉的党徒。有人说马拉的党就只有他自己一个人，虽然他为无数的人民所热爱。……这一切在我的脑子里是跟马拉的名字分不开的。……夜帮助我思想、回忆。我的思想完全集中在这个人身上。我的疲倦渐渐地消失了。我跟着一个人在生活：在瑞士的家庭中受了罚绝食反抗的小孩，在法国研究医学的苦学生，在巴黎勤苦工作的科学家，成名的医生和学者。
　　然后是卢骚的弟子，他站在街角对人民朗诵《民约论》。于是我的眼前更亮了。我看见热狂的煽动者，受着迫害的革命家，他创刊了《人民的朋友》，攻击腐败和罪恶。他时常在地窖中过着没有阳光的日子。最后革命把他带到他生活中的高峰，成了全巴黎人民爱戴的“人民的朋友”，全法国贵族憎恨的“嗜血的魔王”。
　　我的眼光追随着他的生活：巴黎哥德烈街20 号，一所阴暗简陋的房屋，一个病弱的老人（才只50 岁，他的身体已经衰老了，那是被刻苦的生活、过度的工作和燃烧的热情摧毁了的。）房间里充满着霉气和臭味，到处凌乱地堆着东西。几张熟习的脸孔露一下又消失了。整个房间又落进一种窒息人的静寂里。然后响起了沉重的喘息声。病折磨着马拉，他接近垂死的状态了。
　　但是他仍然坐在浴盆中写作，一双老虎眼里还燃着烈火，这对眼睛永远睁着，守护着人民的利益。他的笔没有停过，他的刊物也在继续刊行。体力在逐渐减退，心却一直在燃烧。最后他不能出去参加国民大会的会议了。他不得不靠热水浴来减轻痛苦，提起精神。他坐在澡盆里为他的刊物写文章，向国民大会建议，为人民的权利呼吁。一直到最后他还在攻击反革命的罪人，拯救无辜。
　　摘自《静夜的悲剧》（1947 年春）。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三卷第570 页。
　　九
　　我至今还相信我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不错，虽然我生迟了一百几十年，不能够亲身经历那次的革命，我的关于它的全部知识都是从书本中得来的。
　　而且对于那些记载着活人的、勇敢的、聪明的、行动的书本，我感到了极大的兴趣。我特别提说聪明的行动，因为在当时也有至少愚蠢的行动。
　　摘自《静夜的悲剧》后记（1948 年7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三卷第581 页。
　　一○
　　又是过去的事了，那是更早的事。一九二六年八月我第一次来北京考大学，住在北河沿一家同兴公寓。因了病我没有进过考场，在公寓里住了半个月就走了。那时北海公园还没有开放，我也没有去过别的地方。在北京我只有两三个偶尔来闲谈的朋友，半个月中间始终陪伴我的就是一本《呐喊》。
　　我早就读过了它，我在成都就读过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过的《狂人日记》和别的几篇小说。我并不是一次就读懂了它们。我是慢慢地学会了爱好它们的。这一次我更有机会来熟读它们。在这苦闷寂寞的公寓生活中，正是他的小说安慰了我这个失望的孩子的心。我第一次感到了，相信了艺术的力量。
　　以后的几年中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呐喊》，我带着它走过好些地方，后来我又得到了《彷徨》和散文诗集《野草》，更热爱地熟读着它们。我至今还能够背出《伤逝》中的几段文字。我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学到了一点驾驭文字的方法。现在想到我曾经写过好几本小说的事，我就不得不感激这第一个使我明白应该怎样驾驭文字的人。拿我这点微小不足道的成绩来说，我实在不能称做他的学生。但是墙边一棵小草的生长，也曾靠着太阳的恩泽。鲁迅先生原是一个普照一切的太阳。摘自《忆鲁迅先生》（1949 年10 月）
　　选自《巴金全集》
　　第十四卷第6页
　　一一
　　一八五五年印行的《草叶集》第一版只有12 首无题的诗，当时没有一个出版家愿意印这本书，作者只好自费出版，自己排版，自己印刷。印出来的书没法传到读者的手中，却遭到资产阶级报纸不断的谩骂。像“疯子”、“色情狂”、“杂草”、“垃圾”这一类不堪入耳的攻击，并不能阻止诗人继续写作。他始终没有失去信心。在第二年印行的第二版《草叶集》中，就有了32 首长短诗篇，这部诗集差不多每五年重版一次，经过作者不断地增订、改写、重编，到一八九二年诗人去世的时候，它已经是包含将近四百首长短诗篇的光辉灿烂的大诗集了。
　　《草叶集》虽然一开始就受到侮辱和谩骂，但是它也曾得到人们热烈的赞美和拥护。例如惠特曼同时代的作家爱默生就非常喜欢它，说它有“鼓舞人、加强人信心的最好的优点”。有一个批评家还说：“惠特曼是人类编年史中最高贵的人物。”
　　一百年来，《草叶集》的影响不断地扩大，越来越多地得到人民的喜爱。
　　赞美的声音压倒了一切的谩骂和诅咒。到今天，它的光芒已经照遍全世界，它的声音已经达到了每一个角落，正像诗人在《自己的歌》中所预言的那样：哪儿有地，哪儿有水，哪儿就长着草。
　　惠特曼在他唯一的诗集《草叶集》中开门见山地写道：同志，这不是书，谁接触它，就接触到人。
　　《草叶集》的确是跟诗人惠特曼的生活分不开的。
　　……
　　惠特曼称自己为“过分赞美生活的人”。他把他的一首长诗称为《欢乐的歌》。其实不单是这首诗，差不多所有惠特曼的诗里面都浸透了生活会带来幸福的这个深刻的感觉。《草叶集》的每个读者打开这本美丽的书以后，读了几页就会感到一种非常坚定而且是惊人地真诚的乐观主义。惠特曼熟悉大自然，是大自然的卓越的歌手。他的诗篇中所表现的大自然都是像春天那样地引人喜爱，不管是鸟或花，都充满了欢乐的生气；他的人物浸透了欢乐的朝气勃勃的精神，他们热爱祖国的一草一木，欣赏海洋、山岭、草原上的空气、明媚的阳光。他们都有健康的身体，丰富的生命力，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不会垂头丧气，他们对于未来和自己的力量充满着信心。
　　摘自《永远属于人民的两部巨著》（1955 年12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四卷第427 页。
　　一二
　　我生在官僚地主的家庭，我在地主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中间生活过相当长的时期，自小就跟着私塾先生学一套立身行道、扬名显亲的封建大道理。我也同看门人、听差、轿夫、厨子做过朋友（就像屠格涅夫在小说《普宁与巴布林》中所描写的那样）。我看够了不公道、不合理的事。我对那些所谓“下人”有很深的感情。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不少的生活知识。我躺在轿夫床上烟灯旁边，也听他们讲过不少的动人故事。我不自觉地同情他们，爱他们。在五四运动后我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时候，面对着一个崭新的世界，我有点张皇失措，但是我也敞开胸膛尽量吸收，只要是伸手抓得到的新的东西，我都一下子吞进肚里。只要是新的、进步的东西我都爱；旧的、落后的东西我都恨。我的脑筋并不太复杂，我又缺乏判断力。以前读的书不是四书五经，就是古今中外的小说。后来我接受了无政府主义，但也只是从刘师复、克鲁泡特金、高德曼的小册子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的一些文章上得来的，再加上托尔斯泰的像《一粒麦子有鸡蛋那样大》、《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一类的短篇小说。我还读过一些十九世纪70、80 年代俄国民粹派革命家的传记。我也喜欢过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可是多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以后，就渐渐地丢开了它。我当时思想的浅薄与混乱不问可知。
　　不过那个时候我也懂得一件事情：地主是剥削阶级，工人和农人养活了我们，而他们自己却过着贫穷、悲惨的生活。我们的上辈犯了罪，我们自然也不能说没有责任，我们都是靠剥削生活的。所以当时像我们那样的年轻人都有这种想法：推翻现在的社会秩序，为上辈赎罪。我们自以为看清楚了自己周围的真实情形，我们也在学习十九世纪70 年代俄国青年“到民间去”的榜样。
　　我当时的朋友中就有人离开学校到裁缝店去当学徒。我也时常打算离开家庭。我的初衷是：离开家庭，到社会中去，到人民中间去，做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者。
　　摘自《＜巴金选集＞上下卷后记》（1978 年9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33 页。
　　一三
　　我最近写信给曹禺，信内有这样的话：“希望你丢开那些杂事，多写几个戏，甚至写一两本小说（因为你说你想写一本小说）。我记得屠格涅夫患病垂危，在病榻上写信给托尔斯泰，求他不要丢开文学创作，希望他继续写小说。我不是屠格涅夫，你也不是托尔斯泰，我又不曾躺在病床上。但是我要劝你多写，多写你自己多年来想写的东西。你比我有才华，你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我却不是。你得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把你心灵中的宝贝全交出来，贡献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
　　我不想现在就谈曹禺。我只说两三句话，我读了他最近完成的《王昭君》，想了许久，头两场写得多么好，多么深。孙美人这个人物使我想起许多事情。
　　还有他在抗战胜利前不久写过一个戏《桥》，只写了两幕，后来他去美国“讲学”搁下了，回来后也没有续写。第二幕闭幕前炼钢炉发生事故，工程师受伤，他写得紧张，生动，我读了一遍，至今还不能忘记，我希望他，我劝他把《桥》写完。
　　摘自《“毒草病”》（1979 年元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29 页。
　　一四
　　我最近翻了一下中国文学史，那么多的光辉的名字！却没有一首好诗或者一篇好文章是根据“长官意志”写成的。我又翻了一下俄罗斯文学史，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出现了多少好作家和好作品，试问哪一部是按照“长官”的意志写的？我家里的确有按照“长官意志”写成的小说，而且不止一部，都是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出版的，而且是用“三结合”的创作方法写出来的。所谓“三结合”，说清楚一点，就是一个人“出生活”，一个人“出技巧”，一个人“出思想”。听起来好像我在说梦话，但这却是事实。一九七五年十月在一个小型座谈会上，我听见上海唯一的出版社的“第一把手”说过今后要大大地推广这个方法。最后他还训了我几句。他早就认识我，第一次当官有了一点架子，后来靠了边，和我同台挨批斗，偶尔见了面又客气了，第二次“上台”就翻脸不认人。他掌握了出版社的大权，的确大大地推广了“三结合”的创作方法。那个时期他们如法炮制了不少的作品，任意把“四人帮”的私货强加给作者。反正你要出书，就得听我的话。于是到处都是“走资派”“大写走资派”成风。作者原来没有写，也替他硬塞进去，而且写进去的“走资派”的级别越来越高。我说句笑话，倘使“四人帮”再多闹两年，那位“第一把手”恐怕只好在《封神演义》里去找“走资派”了。更可笑的是有些作品写了大、小“走资派”以后来不及出版，“四人帮”就给赶下了政治舞台。“走资派”出不来了，怎么办？脑子灵敏的人会想办法，便揪出“四人帮”来代替，真是“戏法人人会变”。于是我们的“文坛”上又出现了一种由“反走资派”变为“反四人帮”的作品。这样一来，吹捧“四人帮”的人又变成了“反四人帮”的英雄。“长官”点了头，还有什么问题呢？即使读者不买帐，单单把书向全国大小图书馆书架上一放，数目也很可观了。
　　可能还有人想：这是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的了不起的“创举”呢！
　　摘自《长官意志》（1979 年1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38 页。
　　一五
　　我常常这样想：文学有宣传的作用，但宣传不能代替文学；文学有教育的作用，但教育不能代替文学。文学作品能产生潜移默化、塑造灵魂的效果，当然也会做出腐蚀心灵的坏事，但这二者都离不开读者的生活经历和他们所受的教育。经历、环境、教育等等都是读者身上、心上的积累。它们能抵抗作品的影响，也能充当开门揖“盗”的内应。读者对每一本书都是“各取所需”。塑造灵魂也好，腐蚀心灵也好，都不是一本书就办得到的。只有日积月累、不断接触，才能在不知不觉间受到影响，发生变化。
　　我从小就爱读小说，第一部是《说岳全传》，接下去读的是《施公案》，后来是《彭公案》。《彭公案》我只读了半部，像《杨香武三盗九龙杯》之类的故事当时十分吸引我，可是我只借到半部，后面的找不到了。我记得两三年中间几次梦见我借到全本《彭公案》，高兴得不得了，正要翻看，就醒了。照有些人说，我一定会大中其毒，作了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了。
　　十多年前人们批斗我的时候的确这样说过，但那是“童言无忌”。倘使我一生就只读这一部书，而且反复地读，可能大中其毒。“不幸”我有见书就读的毛病，而且习惯了为消遣而读各种各样的书，各种人物、各种思想在我的脑子里打架，大家放毒、彼此消毒。我既然活到七十五岁，不曾中毒死去，那么今天也不妨吹一吹牛说：我身上有了防毒性、抗毒性，用不着躲在温室里度馀年了。
　　摘自《文学的作用》（1979 年2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40 页。
　　一六
　　那个时候《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在日本流传着各种谣言，说是郭老的著作全部烧毁，他们以为我一定凶多吉少，想不到我还出来活动，他们的高兴是十分真诚的。我的感谢也是十分真诚的。
　　那个时候我仿佛就坐在达摩克里斯的宝剑下面，准备着随时落进灾祸的深渊，我多么珍惜这一份友情。我同他们一起从北京到武汉，后来我们在武昌机场分别，我对着民航小飞机不住地挥手，想到这也许是我和他们的最后一面，泪水使我的眼睛模糊了，只有在无穷无尽的靠边受审查的岁月中，在“五·七干校”边种菜边背诵但丁的《神曲》第一部的漫长的日子里，我的内心又渐渐产生了希望，我想得很多。
　　摘自《中岛健藏先生》（1979 年7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115 页。
　　一七
　　我在“牛棚”里当过地地道道的机器人，而且不以为耻地、卖力气地做着机器人。后来我发现了这是一场大骗局，我的心死了（古话说“哀莫大于心死！”），我走进“牛棚”的时候，就想起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经过我这里走进痛苦的城，经过我这里走进永恒的痛苦——这说明过去有一个时期的确有人用“地狱”来惩罚那些不安于现状的人。
　　我相信会有新的但丁写出新的《神曲》来。
　　摘自《探索》（1980 年2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173 页。
　　一八
　　《人到中年》是谌容同志的中篇小说，陆大夫是小说中的主人公眼科医生陆文婷。半年多来我听见不少的人谈论这部小说，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起初还听说有一份省的文艺刊物要批判它。以后越来越多的读者出来讲话，越来越多的读者在小说中看见了自己的面影。的确到处都有陆大夫。她（他）
　　们就在我们的四周。她（他）们工作、受苦、奋斗、前进。或者做出成绩，或者憔悴死去……小说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现实生活。
　　三十年来我对自己周围的一切绝非视若无睹。但是读了《人到中年》后我一直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今天在各条战线上干工作、起作用，在艰苦条件下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的人多数是解放后培养出来的一代知识分子，也就是像陆文婷那样的“臭老九”。（“臭老九”这个称号固然已经不用了，但是在某些人的心里它们还藏得好好的、深深的，准备到时候再拿出来使用。）
　　正是靠了这无数默默地坚持工作的中年人，我们的国家才能够前进。……
　　读了小说的人没有不同情陆大夫的处境：但是我更敬佩她的“勇气和毅力”，敬佩她那平凡的不自私，她那没有尘埃的精神世界使我向往，使我感动。有人说作者不应该把陆大夫的遭遇写得那样凄惨，也不应该在“外流”的姜亚芬医生的身上倾注太多的同情；还有人责备作者“给生活蒙一层阴影”。有人质问：“难道我们新社会就这样对待知识分子？”“难道外流的人会有爱国心？”但是更多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却说：“小说讲了我们心里的话。”
　　我们已经吃够了谎言的亏，现在到了多讲真话的时候了。我们的生活里究竟有没有阴影，大家都知道，吹牛解决不了问题。我喜欢这本小说。我有这么一个习惯，读了好的作品，我会感到心灵充实，我会充满对生活的热爱；我有一种愿望，想使自己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
　　摘自《人到中年》（1980 年9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232 页。
　　一九
　　人们还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句话有时灵，有时又不灵。
　　年轻时候我想读一部小说，只寻到残本，到处借阅，也无办法。于是在梦里得到了全书，高兴得不得了，翻开一看，就醒了。这样的梦我有过几次。
　　摘自《说梦》（1980 年11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264 页。
　　二○
　　在世界闻名的几个都市里我参观了博物馆、纪念碑，接触了文化和历史资料，看到了人民的今天，也了解他们的过去。任何民族、任何人民都有自己光辉的历史。毁弃过去的资料，不认自己的祖宗，这是愚蠢而徒劳的。你不要，别人要；你扔掉，别人收藏。我们的友邦日本除了个别作家的资料馆外，还有一所相当完备的他们自己的“近代文学馆”。日本朋友也重视我们现代文学的资料。据一位美籍华人作家说这方面的资料美国收藏最多，居世界第一，欧洲有些学者还要到美国去看材料。荷兰莱顿有一所“西欧汉学研究中心图书馆”，成立已五十年，虽然收藏我国现代作品不多，但正在广泛地搜集。我说句笑话，倘使我们对这种情况仍然无动于衷，那么将来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把一代的文学整个勾销，不然就厚着脸皮到国外去找寻我们自己需要的资料。
　　现在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时候。听说日本的“近代文学馆”是日本的作家们创办的，并没有向国家要一个钱。日本作家办得到的事，难道我们中国作家就办不到？我的力量虽然有限，但决心很大，带个头总是可以的吧。创办和领导的工作由中国作家协会担任，我们只要求国家分配一所房子。我准备交出自己收藏的书刊和资料，还可以捐献自己的稿费，只希望在自己离开人世前看见文学馆创办起来，而且发挥作用。
　　我设想中的“文学馆”是一个资料中心，它搜集、收藏和供应一切我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五四”以来所有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们有关的书刊、图片、手稿、信函、报道……等等，等等。这只是我的初步设想，将来“文学馆”成立，需要做的工作可能更多。
　　对“文学馆”的前途我十分乐观。我的建议刚刚发表，就得到不少作家的热烈响应。同志们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心情振奋，在这里发表我的预言：十年以后欧美的汉学家都要到北京来访问现代文学馆，通过那些过去不被重视的文件、资料认识中国人民优美的心灵。
　　点着火柴烧毁历史资料的人今天还是有的；以为买进了最新的机器就买进了一切的人也是有的。但是更多的人相信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提高对我们民族精神的认识，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的文学，认识中国人民的心灵美。我们有一个丰富的矿藏，为什么不建设起来好好地开采呢？
　　摘自《现代文学资料馆》（1981 年4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294 页。
　　二一
　　一九六九年我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因为我怀疑“牛棚”就是“地狱”。这是我摆脱奴隶哲学的开端。没有向导，一个人在摸索，我咬紧牙关忍受一切折磨，不再是为了赎罪，却是想弄清是非。我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不怕三头怪兽，不怕黑色魔鬼，不怕蛇发女怪，不怕赤热沙地……
　　我经受了几年的考验，拾回来“丢开”了的“希望”①，终于走出了“牛棚”。
　　我不一定看清别人，但是我看清了自己。虽然我十分衰老，可是我还能用自己的思想思考。我还能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我不再是“奴在心者”，也不再是“奴在身者”。我是我自己。我回到我自己身上了。
　　那动乱的十年，多么可怕的一场大梦啊！
　　摘自《十年一梦》（1981 年6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328 页。
　　二二
　　去奉贤文化系统“五·七干校”劳动的前夕，我在走廊上旧书堆中找到一本居·堪皮（G.Campi）的汇注本《神曲》的《地狱篇》，好像发现了一件宝贝。书太厚了，我用一个薄薄的小练习本抄写了第一曲带在身边。在地里劳动的时候，在会场受批斗的时候，我默诵但丁的诗句，我以为自己是在地狱里受考验。但丁的诗给了我很大的勇气。读读《地狱篇》，想想“造反派”，我觉得日子好过多了。
　　我一本一本地抄下去，还不曾抄完第九曲就离开了“干校”，因为萧珊在家中病危。……
　　摘自《说真话之四》（1982 年4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390 页。
　　二三
　　很多人喜欢西湖。但是对于美丽的风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全国也有不少令人难忘的名胜古迹，我却偏爱西湖。我一九三○年十月第一次游西湖，可是十岁前我就知道一些关于西湖的事情。在幼小的脑子里有一些神化了的人和事同西湖的风景连在一起。岳王坟就占着最高的地位。我读过的第一部小说就是《说岳全传》。我忘不了死者的亲友偷偷扫墓的情景。后来我又在
　　四川作家觉奴的长篇小说《松岗小史》中读到主人公在西湖岳王墓前纵身捉
　　知了的文字，仿佛身历其境。再过了十几年我第一次站在伟大死者的墓前，我觉得来到了十分熟悉的地方，连那些石像、铁像都是我看惯了的。以后我每次来西湖，都要到这座坟前徘徊一阵。有一天下午我在附近山上找着了牛① 见《神曲·地狱篇》第三曲：“你们进来的人，丢开一切的希望吧。”
　　皋的墓，仿佛遇到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于是小说中“气死金兀术”的老将军、舞台上撕毁圣旨的老英雄、各种感人的形象一齐涌上我的心头。人物、历史、风景和我的感情融合在一起，活起来了，活在我的心里，而且一直活下去。
　　我偏爱西湖，原因就在这里。岳飞、牛皋、于谦、张煌言、秋瑾……我看到的不是坟，不是鬼。他们是不灭的存在，是崇高理想和献身精神的化身。西湖是和这样的人、这样的精神结合在一起的，这不仅美丽，而且光辉。
　　摘自《西湖》（1982 年4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卷第400 页。
　　二四
　　十天前我瞻仰了岳王坟。看到长跪在铁栏杆内的秦太师，我又想起了风波亭的冤狱。从十几岁读《说岳全传》时起我就有一个需要解答的问题：秦桧怎么有那样大的权力？我想了几十年，年轻的心是不怕鬼神的。我在思路上遇着了种种的障碍，但是顺着思路前进，我终于得到了解答。现在这样的解答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我这次在杭州看到介绍西湖风景的电视片，解说人介绍岳庙提到风波狱的罪人时，在秦桧的前面加了宋高宗的名字。这就是正确的回答。
　　这一次我在廊上见到了刻着明代诗人兼画家文征明的《满江红》词的石碑，碑立在很显著的地方，是诗人亲笔书写的。我一眼就看到最后的一句：“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这个解答非常明确，四百五十二年前的诗人会有这样的胆识，的确了不起！但我看这也是很自然、很寻常的事情，顺着思路思考，越过了种种的障碍，当然会得到应有的结论。
　　我读书不多，文征明的词我还是在我曾祖李璠的《醉墨山房诗话》中第一次读到的，那也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书还在我的手边，不曾让人抄走、毁掉，我把最后一则诗话抄录在下面：予在成都时，有以岳少保所书“忠孝节义”四大字求售者，价需三百金，亦不能定其真伪，然笔法遒劲，亦非俗手所能。又尝见王所作“满江红”词，悲壮激烈，凛凛有生气，其词曰（原词略）。明文征明和之曰：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时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说（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岂不惜（念），中原蹙？岂不念（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谈（夸）南渡错，当时只（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诛心之论，痛快淋漓，使高宗读之，亦当汗下。
　　我只知道李璠活了五十五岁，一八七八年葬在成都郊外，已经过了一百零四年了，诗话写成的时间当然还要早一些。诗话中并无惊人之处，但我今天读起来仍然感到亲切。我曾祖不过是一百多年前一个封建小官僚，可是在大家叩头高呼“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的时候，他却理解、而且赞赏文征明的“诛心之论”，这很不简单！他怎么能做到这样呢？我的解释是：用自己的脑子思考，越过种种的障碍，顺着自己的思路前进，很自然地得到了应有的结论。
　　摘自《思路》（1982 年5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405 页。
　　二五
　　一九二四年我在南京念书，找到了世界语课本，便开始学习，每天一小时，从不间断。读完课本，我又寄钱到上海一家很小的“世界语书店”，函购国外出版的世界语书籍。仍然每天一小时（或者多一些），遇到生字我就求字典帮助（我有一本英国爱丁堡出版的世界语——英语小字典），一个字也不放过。一本书读完，我又读第二本。那家唯一的世界语书店里只有寥寥的几十种书，不过也能满足我的需要。它有什么书，我就买什么书。首先我读了一本厚厚的《基本文选》，这是创始人柴门霍甫编译的。接着我又读了
　　《波兰作品选》、《安徒生童话集》和别的一些书如卜利瓦特的《柴门霍甫
　　传》等等，不到一年我就可以自由使用世界语了，在通信、写文章这方面用得多些。到一九二九年我才开始从世界语翻译了一些文学作品，但也不过薄薄的四五本。
　　摘自《一篇序文》（1982 年10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447 页。
　　二六
　　发表了的作品都归社会所有。或好或坏，不能由作家自己说了算，也不能由别的几个人说了算。是毒草是鲜花，要看它们在广大读者中间产生什么作用。批斗会解决不了问题。我越受批判，越是看得清楚：我那些作品并不属于我自己，我不能拿它们跟“造反派”作“交易”。这就是我所说的“深刻的教育”。我终于恍然大悟了。
　　我想起了一九二四年去世的奥地利作家弗·卡夫卡。小说《审判》和《城堡》的作者四十一岁患肺病死去，留下一堆未发表的手稿，他在遗嘱中委托友人马·布洛德把它们全部烧毁。德国小说家马·布洛德违背了亡友的遗愿，把那两部未完的长篇小说整理出版了，它们在欧美知识界中产生了大的影响。人们阅读这两部小说，赞美或者批判这两部小说，却不见有人出来说：应当听从作者的话毁掉它们。
　　我并不喜欢卡夫卡的小说。可是我无法抹煞它们的存在。我想即使卡夫卡活起来，即使他为自己的小说写上十篇认罪书或者检讨文章，他也不能阻止人们阅读《审判》和《城堡》。
　　同样，即使我写上百篇自我检讨的文章，读者们也不会承认《激流三部曲》是“杀人的软刀子”。
　　摘自《“深刻的教育”》（1984 年1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543 页。
　　二七
　　我是从读者成为作家的。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的养料。文学作品用具体的形象打动了我的心，把我的思想引到较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奋，作者们的爱憎使我受到感染。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能拿到手的一切书刊。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发了我的爱和我的同情。不知不觉中我逐渐改变自己对人对事的看法。优秀的作品给了我生活的勇气，使我看到理想的光辉。
　　摘自《核时代的文学》（1984 年5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751 页。
　　二八
　　我三年前就曾指出，现在的教学方法好像和我做孩子时候的差不太多，我称它为“填鸭式”，一样是灌输，只是填塞进去的东西不同罢了。过去把教育看得很简单，认为教师人人可做，今天也一样，无非是照课本宣讲，“我替你思考，只要你听话，照我说的办”。崇高理想，豪言壮语，遍地皆是；人们相信，拿起课本反复解释，逐句背诵，就可以终生为四化献身，向共产主义理想迈进了。
　　我是受过“填鸭式”教育的，我脑子里给填满了所谓孔孟之道，可是我并没有相信过那些圣贤书，人们从来不教我开动脑筋思考，到了我自己“开窍”的时候，我首先就丢开那些背得烂熟的封建糟粕或者封建精华。我总是顺着自己的思路想问题，也只能顺着自己的思路想问题，那些填进去的东西总不会在我的脑子里起作用，因为我是人，不是鸭子。
　　摘自《再说端端》（1985 年5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615 页。
　　二九
　　我写小说，主要是小说看得多。童年时代我读了不少中国旧小说，青年时代还读了很多从欧美翻译的小说，包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套丛书《说部丛书》，后来又读英文版的外国小说。但我读小说，不过是为了消遣。当然，鲁迅的短篇集《呐喊》和《彷徨》以及他翻译的好些短篇，都可以说是我的启蒙先生。我的外国老师是狄更斯、屠格涅夫、高尔基、罗曼罗兰、卢梭、雨果、左拉……
　　……
　　我看的书比较杂，缺乏鲁迅、茅盾那样有系统的修养。至于古书，也无非四书五经，《古文观止》之类，都是私塾时代的必读书。我确实在那时背熟了几本书，不但背熟，而且背得烂熟。这也许在写作上也有点帮助。后来主要还是看小说。此外，在信仰无政府主义时，也通过翻译《伦理学》，读了一些有关政治、经济方面的书。我喜欢读革命家的传记及回忆录。
　　摘自《作家靠读者养活》（1989 年1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四卷第484 页。
　　三○
　　我想起年轻时候读过一部《说部丛书》，这是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翻译小说，有文言，有白话，全用四号字排印，一共三集，每集一百种。这些书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关在家里也看到外面的世界，接触各种生活，理解各样人物。我觉得它们好像给我准备了条件，让我张开双臂去迎接新的思想，迎接新的文化运动。书都是大哥从二叔那里借来的，为了这个我常常想起二叔。“文革”结束，我得到真正的解放后便在旧书店买到一部这样的《丛书》，还有未出齐的第四集。我的许多书都捐赠出去了，这丛书我留着，作为感激的纪念，不仅是对二叔，而且也对大哥、对别的许多人，我从他们那里吸收了各种养料。没有从他们那里得来的点点滴滴，就没有今天的我。
　　我继续回忆，继续思念，好像用一把锄头慢慢地挖，仿佛用一支画笔慢慢地描，二叔在我眼前复活了，两眼闪光，兴奋地说：“说得好，必讼！”
　　他又在讲解《左传》，又在称赞《聊斋》的“春秋笔法”。他向我们介绍蒲松龄的好些作品，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篇告倒冥王的《席方平》。席方平替父伸冤备受酷刑，他不怕痛苦坚持上告，一级一级地上控，却始终得不到公道。冥王问他还敢不敢再告状？他答说：“必讼！”酷刑之后再问，他还是：“必讼！”响当当的两个字真有斩钉截铁的力量。但是他吃尽了苦头，最后一次就回答冥王：“不讼了。”真的不再告状吗？不，他讲了假话，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事实上他坚持到底，终于把贪赃枉法的冥王和官吏拉了下来。
　　我记起来了，二叔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席方平他讲真话受到严刑拷打，讲假话倒放掉了。然而他还是要讲真话。他就是有骨气！”写文章要有骨气！
　　原来二叔也是教我讲真话的一位老师。
　　摘自《怀念二叔》（1992 年）。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九卷第445 页。
　　信中话书摘抄十二则①
　　一
　　《雷雨》，这本感动了千万善良心灵的戏，如今差不多成了和“克腊西克”一样的东西，甚至在远僻的市镇里我们也会遇到它的读者和观众用赞叹的声音提起它。可是六年前在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中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房里，我翻读那剧本的数百页原稿时，还少有人知道这杰作的产生。我是被它深深感动了的第一个读者。我一口气把它读完，而且为它掉了泪。不错，我流过泪，但是落泪之后我却感到一阵舒畅，而且我还感到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精力。《雷雨》是这样地感动过我。记得从前读托尔斯泰的《复活》时，我也有过同样的激动。第二年在东京，我便看到《雷雨》的上演。那时我住在神田青年会楼上一间小屋里。我还记得很清楚，你们贴了布告征求刊载这剧本的《文学季刊》（第三期），你们在楼下大礼堂中排演它。我默默地注意着这事情的发展。每夜我伏在书案上听见你们在楼下背台词，听见你们的各种响动，我心里非常高兴，我知道一本好的作品已经渐渐地被人认识了，我知道我自己喜欢的东西也被别人喜欢了。我当时的快乐正像我在那陌生的国土里忽然遇到一个谈得来的熟朋友似的。
　　在那时候我第一次知道了你的名字，你是《雷雨》的导演者中的一人。
　　靠了你们的努力，《雷雨》在东京上演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那剧本的上演。
　　你想不到我那时的喜悦。我接连看了三天戏，我没有感到些微的疲倦。我不说你们的演出是如何完美，但我知道你们是在怎样的困难情形中，种种物质条件的限制下从事了这工作的，你们的认真和苦干使我钦佩，使我感动。为了这，我就想认识你们。不久我居然有机会和你见面了，而且很快地我们就成了熟朋友。这有几个原因，然而说《雷雨》使我们接近，也不是没有道理。
　　我又想起了一九三五年我们在东京过的那些日子（H兄①的名字是应该在这里提起的，我和他好久不通信了），虽然我们当时常常带着愤慨讲话，虽然我进过半天的拘留所，但是因了我们这群朋友的温暖的情谊，那些日子还是值得怀念的。不知你和H 兄还想到这些事情么？你的信更使我记起五年前的旧事了。
　　可惜路隔了这么远，我不能飞过山，飞过海来看你的戏。不过我想，我的心可以越过空间的限制来到你们的身边。……
　　摘自1940 年11 月19 日致吴天信。
　　选自《巴金书信集》第420—421 页。
　　二
　　健吾兄：
　　我不懂戏，我不配谈戏。不过几年前我读过你半部《草莽》，到现在还能记忆那些琐细情节。你那雄伟的气魄曾经震撼了我的心灵，我佩服你那支① 此组文章，由选编者选自作者的书信之中。
　　① 即漫画家黄鼎。
　　能运用自如的笔。我在桂林、在重庆都写信告诉你，我盼望《草莽》后半部早日完成，似乎你说过等到抗战胜利后你会在安静的环境中从容写完你那本戏。现在已是胜利后的第十七个月了，可是你仍然在为生活奔波。你没有安静，你也没有续写《草莽》的心境。你写了《女人与和平》（我不大喜欢这个题目）。你不是个爱热闹的人，在你过去那些戏里我找不出一个热闹场面。
　　这次在你应该说是“破例”。或许有人不赞成你改变作风，但我想你是被“逼上梁山”。这一年半来你看的受的，一定够多了。你为什么不该把那些牛鬼蛇神一齐请上舞台，打得个落花流水，使他们在你那照妖镜下面一一现出原形。让我们这些闷得要死的人痛快地吐一口气；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确你有一支能运用自如的笔。
　　摘自1947 年1 月致李健吾信。
　　选自《巴金全集》第二十三卷第221 页。
　　三
　　沙汀兄：
　　五月廿九日来信由上海转来，给朗西信也转去了。我本月九日来京开会，大约要住到下月初回去。版税事据说会计部已有回信给您了。《还乡记》初版册数多少我也记不起了，但文生社印书册数通常是二千或一千五百（偶尔也有印二千五或三千册的，但极少），这次两书再版还是我催他们印的。书店各部分的负责人都有点本位主义的作风，许多事都不肯在事先大家商量一下。我要不去，什么事我都不会知道了。今年我就没有去过一次，有事情我跟一个兼管编辑的同事通电话联络，朗西我一直没有见过。你那两本长篇实在写得不错，尤其是《还乡记》，我认为是近年来少有的杰作。要是找缺点，可以找到一个：甚至在叙述和描写的句子里面也有些太僻的土话。好些没有耐心的读者是不会懂的（我们四川人读到却觉得更合口味）。你的短篇集，我当为它找个出版处。不过您要不要修改呢？怎样编辑呢？有空请你告诉我。来信仍请寄在上海。
　　摘自1950 年6 月16 日致沙汀信。
　　选自《巴金全集》第二十四卷第55 页。
　　四
　　关于平明我没有别的计划，我的意见已在临走前谈过了。我远在朝鲜也管不了事情。西禾可以贡献点意见。你代约稿，是很好的事。望多约古典的译稿。见到王道乾，则请他多译新的作品。他要参考的法文社会主义辞典放在留声机改的书柜盖子底下，不要忘了。见到西禾请催他早交译稿并拉稿。
　　在北京听见说杨必事不成功（郑振铎讲），那么她的译稿可以给平明了。还有一件事，请费神办理：请济生、采臣或你去国际书店看看，苏联小说除《金星英雄》、《青年近卫军》外，请尽量替我买下（尤其是《静静的顿河》）。
　　旧俄古典作品新版插图本也请替我买下。（还有奥涅金歌剧的全套唱片。）
　　因为明年可能涨价，反正要买，还是早买的好。又请打电话给赵家璧，请他留意如国际有英波或波英、英罗或罗英、英匈或匈英字典请他替我买下。我在北京时听说国际到过已卖完了，我只买到英保和保英的。英捷和捷英的赵家璧曾买过送给我了。总之请你们留意，有好字典都替我买下。搞翻译工作，字典越多越好。见到你们照片很高兴，好像又回到你们身边。我入朝后照过好些次相，但自己连一张也没有看见，倘使有一张寄给你们看，那多好。
　　摘自1953 年10 月6 日致肖珊信。
　　选自《巴金全集》第二十三卷第344 页。
　　五
　　这两天在这里看了好些书，采臣寄来的书大半都看过了。梅里美的东西不错。傅雷译文还可以，但把作者姓名译作梅里曼，我颇不赞成，因为嘉尔“曼”和梅里“曼”在原文是两个不同的拼音。“育才”照原来的音应该是“何塞”。你的文字有一种好处，就是清新气息。但你容易犯生硬晦涩的毛病，这应当避免。我介绍你读点白居易的诗，赵树理的文章，李季的诗。这些文字平易明白，生动，读读这类文字可以治你生硬晦涩的毛病。家宝的戏也可以再念念。你不会去摹仿别人，因此也不会失掉自己好的风格。多读别人作品只有好处。你译《初恋》多花点功夫，初稿写清楚一点，以便自己随时修改，将来出版一定要比《阿西亚》更好。
　　摘自1953 年11 月5 日致肖珊信。
　　选自《巴金全集》第二十三卷第349 页。
　　六
　　河清兄：
　　八月三十一日来信收到。祝鸿生已于二日返杭，你约他十五日吃中饭，我叫小林写信通知他，他能在你家见到瑜清更好，他也可以对瑜清谈谈我的近况。
　　你问起《俄罗斯童话》的广告最先在什么地方刊出。我手边没有文生①版的《草原故事》，但是我有文生版的《俄罗斯童话》初版本，广告最先就刊印在这本书的版权页的背面。《草原故事》是在第二年初才出版的，因此《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你提到“是否有在别的杂志上刊登义务广告”的可能，我回想了一下，当时《作家》和新《译文》都未创刊，旧《译文》快要“终刊”了，不见得会刊登这个广告。文生社九月中在《申报》上刊过一次大幅广告（大约占半版），可能也把这个广告刊出了，但那是该书出版后的事，因此说那个广告最先刊在译本初版版权页的背面是不会错的。（书中共有五本书的广告，每本书占一面，次序如下：《俄罗斯童话》，《狱中记》，《战争》（茅公②译），《第二次世界大战》，《田园交响乐》。）
　　摘自1974 年9 月4 日致黄源信。
　　选自《巴金全集》第二十四卷第345 页。
　　七
　　① 指文化生活出版社。
　　② 指茅盾。
　　一日信收到，瑞霟同志寄来的书也到了，今天又收到他寄给小棠的资料增刊，小棠昨天晚上刚从明光回来，我们都谢谢他。小林也要我代她向你道谢，她说不上研究《红楼梦》，只是她对旧社会和古典作品的知识太差了，找到一些资料，她可以得到许多便利。《鲁迅选集》也是很可贵的。第三卷中那首题《芥子园画谱》的诗，我还是第一次见到。（1968 年在北京发表，我在靠边，完全不知道。）读到许先生的说明，感到非常亲切。
　　我的眼睛也不容易保护，几十年来喜欢翻看杂书，习惯一时改不了，闲下来，不看书就不好过。不过现在看书，效果也不大，容易忘记，记忆力衰退是件可悲的事情。眼睛虽然不舒服，但视力并未减退。我总想能在活着期间把一百多万字的《回忆录》译完，即不印，没有关系，留下来总有点用处。
　　作者是个文体家，文笔生动，内容丰富，全书好像是欧洲和俄罗斯十九世纪前半期政治和社会的编年史，它的翻译工作有时是享受，有时是在受折磨，但总的说来，是学习。
　　关于孩子们看书的问题，你说得对，但我的话他们不会听的，有时表面上听了，实际上忘了。其实我也是常常不正确的。自己也还在学习，还在摸索。
　　摘自1975 年2 月6 日致杨静如信。
　　选自《巴金全集》第二十二卷第510 页。
　　八
　　河清兄：
　　又有好久不见面了，很想念。我前些时候患感冒，有半个多月一直不舒服，连翻译也停了下来，最近才重搞赫尔岑，因此感到更加吃力。你来，当然很欢迎，但想到车子上的拥挤，也颇感到抱歉。
　　你谈到注释鲁迅先生《南腔北调集》的三位同志想来找我，我刚刚翻了一下《南腔北调集》的篇目，觉得我并不比你多知道什么，你谈过了，我不会有什么补充。我担心的是我谈不出什么。所以我觉得他们不来也罢。倘使他们一定要继续调查访问，就请他们到旧作协（仍在巨鹿路675 号）联系，单位门口没有挂牌子，但机关还不曾正式取消。我每周星期二、三、六上午在单位学习，他们通过单位找我谈话比较好。只是我知道的并不多，而且已经记不太清楚。
　　摘自1975 年3 月14 日致黄源信。
　　选自《巴金全集》第二十四卷第349 页。
　　九
　　河清兄：
　　二十四日的信收到了。我这里一切如常，感冒也好了。只是眼睛有时不大舒服，也不要紧。翻译工作进行得很慢，《回忆录》还谈不上“定稿”，不过抄了五万字光景，以后还要修改。
　　鲁迅先生致增田信，我已买到。你说有彩色版的，我奇怪彩色在这里有什么用处？
　　我今天买了一本《中山大学学报》，准备你来时送给你。这期《学报》上有一篇鲁迅先生写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在广州写的，发表在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出路》上面，从未收在集子里，全集里也没有。文中四次提到列宁，并引用了列宁的一段语录。的确是篇重要的好文章。
　　摘自1975 年6 月28 日致黄源信。
　　选自《巴金全集》第二十四卷第350 页。
　　一○
　　德明同志：
　　两封信都收到。没有能早写回信，请原谅。文章还是想写，但没有时间。
　　最近准备写几篇后记，要看看书。
　　您问起“文学丛刊”及“小丛刊”、“文季丛书”①的封面的事，分别答复如下：
　　“文学丛刊”是我设计，由丽尼修改决定的。
　　“小丛刊”和“文季丛书”都是我参考《少年读物丛刊》的封面设计的。
　　其实所谓设计也很简单。我们有两本苏联早期和旧俄书籍装帧设计的书，书上有不少封面设计图样。《少读丛刊》的图样就是从那书上挑选的。我编的两本丛刊的封面图样也是从那书上挑出来制版的。“烽火小丛书”是我设计的。字是请钱君匋写的，图是从别的书上找来或者是《烽火》①上用过的图。
　　听说明年要开书籍装帧展览会，提倡一下，总会起促进的作用。
　　摘自1978 年9 月8 日致姜德明信。
　　选自《巴金全集》第二十四卷第257 页。
　　一一
　　德明同志：
　　信收到。《烽火》七期纪念鲁迅先生的短文②是我写的，那几期杂志是我编的。《烽火》复刊词也是我写的，当时茅公在香港编《文艺阵地》（在广州排印），他有时来广州看校样，我请他作《烽火》的发行人，还拉他去照了一张登记照。
　　《呐喊》是茅公编的，《呐喊》出到二期，被工部局查禁，但改名《烽火》。我还到巡捕房去办理登记手续后，他们才让《烽火》在租界里发行。
　　我在《火》第一部第七章中描写的冯文淑的活动就借用了我这个经验。
　　摘自1980 年11 月1 日致姜德明信。
　　选自《巴金全集》第二十四卷第261 页。
　　① 从1935 年11 月到1949 年6 月，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共出十集，每集十六册。“文学小丛刊”从1939 年4 月到1948 年6 月，由巴金主编，共出三集，共十七册。“文季丛书”从1939 年4 月到1949 年1月，由巴金主编，共出二十六册。以上各书都是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
　　① 《烽火》杂志由茅盾、巴金主编，1937 年8 月在上海创刊，原名《呐喊》。1938 年10 月在广州停刊。
　　《烽火》和“烽火小丛书”均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② 指1937 年10 月17 日出版的《烽火》第七期，巴老以“同人”名义发表的《纪念鲁迅先生》。
　　一二
　　陀氏书可以介绍，此人在西欧影响很大。也可以说，对现代世界文学都有影响。不过在我国会有人不满意。但韦译《罪与罚》最近重版已大半年，并未受到注意。您一本一本慢慢地编译选集，也不会有人注意。可是对后代的读者它们会有益处。
　　从文的房子解决了，我替他高兴。您的房子未退回，我没有能帮忙解决，很不安。但我只要活着，我还是要讲下去，为您、为许严①的住房说话。
　　下旬我要赴京，但不一定能见面。这次退热后在医院小住几天，倒是真的休息。不写了。
　　摘自1980 年6 月8 日致汝龙信。
　　选自《巴金全集》第二十二卷第377 页。
　　① 即散文家丽尼夫人。
　　第二辑
　　《巴金自传》①小序
　　这是我的自传的一部分。在这五个片断里我故意地用了不同的笔调和不同的纪年。我希望读者甚至能够从这上面也看出我的生活的进展来。
　　因了篇幅的限制，我只能够写出过去生活的一个这样简单的轮廓。
　　巴金1934 年2 月底，在上海。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8 页。
　　① 《巴金自传》，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上海第一出版社出版。
　　昭明版《巴金选集》①后记
　　昭明出版社要我为我的“选集”写一篇序，当时我正准备出国，便说：序不想写了，等我回来再写一篇后记吧。现在是践诺的时候了。
　　本来我是不想讲话的。我连编选、出版自己旧作的事情也感到厌倦。两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找我编辑两卷本的《巴金选集》，我勉强地照办了，但是我写了一篇类似“自我批评”的《后记》，即使不彻底吧，我总算解剖了自己。一个人应当严格要求自己，至于做得怎样，当然以他的言行为根据。
　　我的《后记》是为读者写的。我向读者打开门，让他们看见我的房间里有什么陈设，给他们时间考虑要不要进来坐坐。以后有机会，我还要作这一类的自我批评，因为我认为自我批评比自我吹嘘好，对自己、对读者都是这样。
　　但有时我觉得“彻底”解剖自己很难办到，与其反复地自我批评，不如让人完全忘记痛快，这就是“四人帮”搞的那种“自行消亡”的把戏吧。说实话，有时候我也真想“自行消亡”，为了安静，为了听不见那些吱吱喳喳。今年我为两家香港的出版社编了《选集》，都是违心之举，却不过朋友的情面。
　　既然做了，就得等待后果。我常常说我这一生挨的骂可谓多矣，多少次的围攻、甚至“四人帮”时代无数次的批斗都不曾把我骂死，那么我还要活下去听没完没了的诅咒，编印两三本选集有何不可！
　　谦虚是中国人的美德。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也重视谦虚。谁当面对我说读过我的小说，我总回答：自己乱写一通。但是我读到黄河先生的文章，我才发现世界上真有“乱写一通”的人。黄河先生说我“通过杜大心得出一条荒谬的逻辑：“凡是最先起来反抗的人，灭亡一定会降临到他的一身。’”
　　他的文章印在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第三卷《小说二集》的前面，是“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九日写于斗室”的。我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写的、后来收在《文集》第十四卷中的《谈》里就说过：“书名是从过去印在小说扉页上的主题诗来的。……这八句诗并非我的创作，它们是我根据俄国诗人雷列叶夫的几句诗改译成的。雷列叶夫的确说过：“我知道：灭亡等待着第一个起来反抗压制人民的暴君的人。’而且他自己就因为起来反抗压制人民的暴君，领导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死在尼古拉一世的绞刑架上。他是为了追求自由、追求民主‘甘愿灭亡’的英雄。”这不是讲得清清楚楚了吗？古往今来为革命甘愿献出生命的先烈何止千千万万。请问三十一岁就结束他的创作生活的大诗人雷列叶夫的诗句究竟是什么样的“荒谬的逻辑”！可能有些成天关在“斗室”里的人认为革命是“冒一次险、捞一把”，因此把革命者为理想英勇牺牲的献身精神看作“荒谬的逻辑”。但我想，《新文学大系续编》的编者的头脑总是清醒的吧。究竟谁“荒谬”，我希望听听他们的意见。
　　一棍子打死人或作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作者有权利为自己的作品辩护。对打棍子的人我只提出一个要求：你们下棍子之前，请先把作品看懂。
　　我的作品有种种的缺点，但我看不出“荒谬的逻辑”在什么地方。我虽然重视谦虚，也不愿在棍子下面低头。我还能保护自己，用不着在这里饶舌了。
　　巴金1980 年8 月19 日，上海。
　　① 昭明版《巴金选集》，一九八○年香港昭明出版社出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42—44 页。
　　《巴金选集》（十卷本）①后记
　　一
　　我没有上过大学，也不曾学过文学艺术。为了消遣，我从小就喜欢看小说，凡是借得到的书，不管什么流派，不管内容如何，我都看完。数目的确不少。后来在烦闷无聊的时候，在寂寞痛苦的时候，我就求助于纸笔，写起小说来。有些杂志愿意发表我的作品，有些书店愿意出版我的小说，有些读者愿意购买我写的书，就这样鼓励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让我戴上了“作家”这顶帽子。
　　不管好坏，从一九二七年算起，我整整写了四十五年。并不是我算错，十年浩劫中我就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在这历史上少有的黑暗年代里，我自己编选的《巴金文集》被认为“十四卷邪书”受到严厉批判。在批判会上我和批判者一样，否定了这些“大毒草”。会后我回顾过去，写“思想汇报”，又因为自己写了这许多“邪书”感到悔恨，我真愿意把它们全部烧掉！……
　　所以在“四人帮”垮台、我得到“第二次的解放”以后，就公开地说：“我不会让《文集》再版”。我并不曾违背诺言，有几年的事实作证。那么我是不是就承认我写的全是“毒草”呢？
　　不，不是。过去我否定过自己，有一个时期我的否定是真诚的，有一个时期是半真半假的。今天我仍然承认我有种种缺点和错误，但是我的小说绝不是“邪书”或“毒草”。我不想重印文集，我却编选了一部十卷本的选集。
　　我严肃地进行这次的编辑工作，我把它当作我的“后事”之一，我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做好它。
　　照自己的意思，也就是说，保留我的真面目，让后世的读者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在给自己下结论，这十卷选集就是我的结论。这里面有我几十年的脚印，我走过的并不是柏油马路，道路泥泞，因此脚印特别深。
　　有这部选集在，万一再有什么运动，它便是罪证，我绝对抵赖不了。我也不想抵赖。
　　二
　　不是说客气话，对文学艺术我本是外行。然而我写了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也是事实。这种矛盾的现象在文学界中是常见，而且像我这样的“闯入者”为数也不会少。对自己的作品我当然有发言权。关于创作的甘苦，我也有几十年的经验。我写作绝非不动脑筋，我写得多，想得也不会少。别人用他们制造的尺来量我的作品，难道我自己就没有一种尺度？
　　过去我在写作前后常常进行探索。前年我编写《探索集》，也曾发表过五篇关于探索的随想。去年我又说，我不同意那种说法：批评也是爱护。从30 年代起我就同批评家打交道，我就在考虑创作和评论的关系。在写小说之前我就熟习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评论家别林斯基的事情。别林斯基读完诗人涅克拉索夫转来的《穷人》的原稿十分激动，要求涅克拉索夫尽快地把作者带到他家里去。第二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见到了别林斯基，这个青年作者① 《巴金选集》（十卷本），一九八二年七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后来在《作家日记》中这样写着：
　　他渐渐地兴奋起来，眼睛发亮，热烈地讲起来了：“可是您自己明白您所写的什么吗！您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艺术家，才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然而您完全明白您所描写的可怕的真实吗？像您这样的年轻人是不可能完全懂的！您那个小公务员是那样卑屈，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处境悲惨。他认为哪怕一点点抱怨都是胆大妄为。他不承认像他这样的人有‘痛苦的权利’。然而这是一个悲剧！您一下子就懂得了事物的真相！我们批评家说明一切事物的道理，而你们艺术家凭想象竟然接触到一个人灵魂的深处。这是艺术的奥妙，艺术家的魔术！您有才华！好好地珍惜它，您一定会成为大作家。”
　　这是从一本意大利人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书中摘录下来的。书里面引用的大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话，回忆、日记和书信，中间也有少数几篇他的夫人和朋友写的回忆。编辑者把它们集在一起编成一本一百三十六页的书，①反映了小说家六十年艰辛的生活，他的经历的确不平凡：给绑上了法场，临刑前才被特赦，在西伯利亚做了四年的苦工，过着长期贫困的生活，一直到死都不放松手中的笔。想到他，我的眼前就出现一个景象：在暴风雪的袭击之下，在泥泞的道路上，一个瘦弱的人昂着头不停地前进。生活亏待了他，可是他始终热爱生活。他仅次于托尔斯泰，成为十九世纪全世界两个最大的作家之一，可是他的生平比作品更牢牢地拴住了我的心，正如意大利编者所说“加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他不是让衙门、让沙皇的宠幸培养出来的，倒是艰苦的生活、接连的灾难培养了他。《穷人》的作者同批评家接触的机会不多，别林斯基当时已经患病，过两三年就离开了人世，接着年轻小说家也被捕入狱。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那些重要著作都和别林斯基的期望相反。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被称为“可怕的和残酷的批评家”的别林斯基对《穷人》的作者讲的那段话，他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作家、对待青年作者的。三十四岁的批评家并没有叫二十四岁的青年作者跟着他走，他只是劝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要糟蹋自己的才华。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作家和批评家，两种人，两种职业，两种分工……
　　如此而已。作家不想改造批评家，批评家也改造不了作家。最好的办法是：友好合作，共同前进。本来嘛，作家和批评家都是文艺工作者，同样为人民、为读者服务；不同的是作家反映生活、塑造人物，而批评家却取材于作家和作品，他们借用别人来说明自己的主张。批评家论述作家和作品，不会用作家用的尺度来衡量，用的是他们用惯了的尺度。
　　几十年来我不曾遇见一位别林斯基，也没有人用过我的尺度来批评我的作品。不了解我的生活经验，不明白我的创作甘苦，怎么能够“爱护”我？
　　批评家有权批评每一个作家或者每一部作品，这是他的职责，他的工作，他得对人民负责，对读者负责。但是绝不能说他的批评就是爱护。我不相信作家必须在批评家的朱笔下受到磨练。我也不相信批评家是一种代表读者的“长官”，是美是丑，由他说了算数。有人说“作品需要批评”。读者不是阿斗，他们会出来讲话。作家也有权为自己的作品辩护，要是巧辩，那也只会揭露他自己。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45—49 页。
　　① 见尼可拉·莫斯卡尔德里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一九三六年米兰版。
　　《巴金六十年文选》①代跋——致李济生
　　济生：
　　你要我为《六十年文选》写几句话，我不知道怎样写才好，因为说心里话，我不愿意现在出版这样一本书，过去我说空话太多，后来又说了很多假话，要重印这些文章，就应该对读者说明哪些是真话，哪些话是空话、假话，可是我没有精力做这种事。对我，最好的办法是沉默，让读者忘记，这是上策。然而你受了出版社的委托，编好文选，送了目录来，我不好意思当头泼一瓢冷水，我不能辜负你们的好意，我便同意了。为了这个，我准备再到油锅里受一次煎熬，接受读者严肃的批判。我相信有一天终于会弄清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我到底说了多少假话。这是痛苦的事。但我也无法避免。
　　我近年常说我写《随想录》是偿还欠债，我记在心上的当然只是几笔大数。它们是压在我背上的沉重的包袱。写作时我感到压力。好不容易还清了一笔债，我却并不感到背上轻松多少，因为负债太多，过去从未想到，仿佛有人承担，不用自己负责。从前当惯了听差，一切由老爷差遣，用不着自己动脑筋，倒好办事。现在发觉自己还有一个脑子，这脑子又不安分，一定要东想西想，因此许多忘记了的事情又一件一件地给找了回来，堆在一处，这里刚刚还清一笔，那里又记上一个数目。有时觉得债越还越多，包袱越背越重，自己实在支持不下去。由于这种想法，我几次下了决心：除了《随想录》外，我写过的其他文章一概停印。这样赖掉那些陈年旧债，单单用《随想录》偿还新债大债，我也许可以比较轻松地走完我的生活的道路。这个想法不知道你是否理解。
　　多说也没有用，你既然把其他不少文章都选入了，那么就让它去吧。我精力不够，因此只在这里讲一件事，讲一篇文章，那就是《法斯特的悲剧》。
　　我希望收入这篇文章和接着发表的那封简短的“检讨复信”，我当时不曾对你说明我的想法。你可能也不明白。
　　法斯特的“悲剧”其实就是我的悲剧。一九五八年三月《文艺报》上发表的我的文章和短信可以说明我最近几十年的写作道路。我对法斯特的事情本来一无所知，我只读过他的几部小说，而且颇为喜欢。刊物编辑来组稿，要我写批判法斯特的文章，说是某某人都写了，我也得写。我推不掉，而且反右斗争当时刚刚结束，我也不敢拒绝接受任务，就根据一些借来的资料，照自己的看法，也揣摩别人的心思，勉强写了一篇，交出去了。文章发表不久，编辑部就转来几封读者来信，都是对我的严厉批判。我有点毛骨竦然，仿佛犯了大错。编辑部第一次来信说这些读者意见只在内部刊物发表，以后又来信通知，读者意见太多，不得不选两篇刊出。我无话可说，只好写封检讨的短信，寄给编辑部。我不甘心认错，但不表态又不行，害怕事情闹大下不了台，弄到身败名裂，甚至家破人亡。所以连忙“下跪求饶”，只求平安无事。检讨信发表了，我胆战心惊地等待事态的发展，外表上却做出相当安静的样子，我估计《文艺报》上不会再刊登批判《悲剧》的文章。但是不到一个月徐景贤却站出来讲话了，他的文章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还是那些论点！我这一次真是慌了手足，以为要对我怎样了，不加思索就拿起笔连① 《巴金六十年文选》，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本篇用于该书时题作《给李济生的信（代跋）》。李济生，作者的小弟。
　　忙写了一封给《文汇报》编辑部的信，承认自己的错误，再一次表示愿意接受改造。在那些日子有时开会回家，感到十分疲乏，坐在沙发上休息，想起那篇闯祸的文章，我并不承认“回头是岸”的说法有什么不对，但是为了保全自己，我只好不说真话，我只好多说假话。昧着良心说谎，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可悲、可耻的事了。
　　我的“改造”可以说是从“反胡风”运动开始，在反右运动中有大的发展，到了“文革”，我的确“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给改造成了另一个人，可是就因为这个，我却让改造者们送进了地狱。这是历史的惩罚。
　　今天看来，我写法斯特的“悲剧”，其实是在批判我自己。我的“悲剧”是别人把我当作工具，我也甘心做工具。而法斯特呢，他是作家，如此而已。
　　别的话一年后再说。现在我只想躺下来休息。巴金1986 年12 月5 日。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55—57 页。
　　《巴金书信集》①序——致刘麟同志
　　我没有能按时交出序文，由于我意外地摔倒，不能起床，三个月内无法工作，我并不为这件事着急。当初我主动地提出自己编辑书信集的时候，我的打算倒是推迟书信集出版的日子。
　　多少年前我就说过自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我上次写那封信的时候，我还在心里跟自己打架。一方面我赞成发表作家信件让读者有充分研究的资料，理解作家的心灵。另一方面私人信件可以随意公开，断章取义，任意定罪。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我学习过多次，也发过不少批判谬论，但是我至今还不明白一些文人写给朋友的信件会变为“毒品”，流着一滴滴的血，残害人的生命。
　　这以后谁还敢写一封信？
　　现在我们应当采取保护自己的行动了。大家都不放弃权利，即使为了研究我们的作品需要多少资料，多少文字，要发表任何信函都必须得到原作者的许可。
　　我想说的就是这几句话。
　　作为这本书信集的主编我就只做了这件工作。其余全靠您帮忙了。
　　巴金1989 年5 月11 日病院中。
　　致刘麟同志（二）
　　一、书信虽是一种文体，但我的信函却缺乏文彩，至多只能作为一点供研究用的资料而已。
　　二、书信集的编辑工作是您代做的，因此请您写一篇编辑说明。
　　巴金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60—61 页。
　　① 《巴金书信集》，一九九一年七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谈《灭亡》①（摘录）
　　《灭亡》当然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而且我的写作方法也大有问题。这不像一个作家在进行创作，倒像一位电影导演在拍摄影片。其实电影导演拍故事片，也是胸有成竹。我最后决定认真写这本小说，也不过做些剪接修补的工作。我以后写别的小说，不论是短篇、中篇、长篇，有的写得顺利，几乎是一口气写完，有的时写时辍，但它们都是从开头依次序写下去的。例如我的第二部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就是一口气写下去的。这部作品的初稿我曾经投给《小说月报》，但很快就被退回，说是写得不好。编者的处理是很公平的。《死去的太阳》的失败并非由于一气呵成，而是生活单薄。更重要的原因是：硬要写小说，这里面多少有点为做作家而写小说的味道了。这个中篇初稿的题名是《新生》，退回以后，我就把它锁在抽屉里，过了几个月偶然想起，拿出来改写一遍。那时我翻译的阿·托尔斯泰的剧本《丹东之死》刚出版，我就引用了《丹东之死》中的一段话放在小说前面，根据这段话改写了小说的结尾，而且把书名改作了《死去的太阳》。但是即使做了这些加工的工作，我仍然没法给我的失败的作品添一点光彩。为了退稿，我至今还感激《小说月报》的编者。一个人不论通过什么样的道路走进“文坛”，他需要的总是辛勤的劳动、刻苦的锻炼和认真的督促。任何的“捧场”都只能助长一个人的骄傲而促成他不断地后退。但这都是题外的话了。
　　《灭亡》出版以后我读到了读者们的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也常常在分析自己的作品。我常常讲起我的作品中的“忧郁性”，我也曾虚心地研究这“忧郁性”来自什么地方。我知道它来自我前面说过的那些矛盾。我的思想中充满着矛盾，自己解决不了的矛盾。所以我的作品里也有相当浓的“忧郁性”。
　　倘使我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参加了火热的实际斗争，我便不会再有矛盾了，我也不会再有“忧郁”了。《灭亡》的主人公杜大心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在他的遗著中有着这样的一句话：“矛盾，矛盾，矛盾构成了我的全部生活。”
　　他的朋友李冷说：“他的灭亡就是在消灭这种矛盾。”（见《新生》）杜大心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消灭他的矛盾，所以他选择了死亡。他疲倦了。“他想休息，他想永久地休息”。他觉得“只有死才能够带来他心境的和平，只有死才能够使他享受安静的幸福”。他自然地会采取用暴力毁灭自己生命的一条路：报仇、泄愤，杀人、被杀。杜大心并非一般人所说的“浪漫的革命家”，他只是一个患着第二期肺病的革命者。我写杜大心患肺病，也许因为我自己曾经害过肺病，而且当时我的身体也不大好，我自己也很容易激动，容易愤怒。倘使杜大心不患肺病，倘使他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例如说找到了共产党，他就不会感觉到“他是一个最孤独的人”，他是在单独地进行绝望的斗争；他就不会“憎恨一切的人”，甚至憎恨他自己。因为孤独，因为绝望，他的肺病就不断地加重。他的肺病加重，他更容易激动，更容易愤怒，更不能够冷静地考虑问题。倘使有一个组织在领导他，在支持他，他决不会感到孤独，更不会感到绝望，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矛盾，更不会用灭亡来消灭矛盾。
　　我不能说杜大心的身上就没有我自己的东西。但是我们两个人（作者和他的主人公）相同的地方也不太多。杜大心是单独地在进行革命的斗争，我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四月号的《文艺月报》。
　　却是想革命，愿意为革命献出一切，而终于没有能参加实际的革命活动。但是我们两个都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会写出杜大心这个人物来。要是我走了另一条道路，也许我就不会写小说，至少我不会写出像《灭亡》这样的作品。有些细心的读者，只要读过几本我的作品，很可能注意到我一直在追求什么东西。我自己也说过我的每篇小说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号。事实上我缺少一种能够消灭我的矛盾的东西。我不断地追求，却始终没有得到。我今天无法再讳言我的思想的局限性。我在写《灭亡》以前和以后常常称自己为“无政府主义者”。有时候我也说我是一个克鲁泡特金主义者，因为克鲁泡特金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不赞成个人主义。但是我更喜欢说我有我的“无政府主义”，因为过去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严密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在所谓“无政府主义者”中间有各种各样的派别，几乎各人有各人的“无政府主义”。这些人很不容易认真地在一起合作，虽然他们最后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大同世界。其实怎样从现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任何一派的“无政府主义者”
　　都没有具体的办法，多数的“无政府主义者”根本就没有去研究这样的办法。
　　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真正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内容。有少数人也承认阶级斗争，但也只是少数，而且连他们也害怕听“专政”的字眼。我讲的是那一个时期西欧的“无政府主义”的情况，因为我过去接触到的，过去受过影响的都是这些外国的东西。我接受了它们，却不曾消化，另外我还保留而且发展了我自己的东西。这两者常常互相执制，有时它们甚至在我脑子里进行斗争。所以我的矛盾越来越多，越无法解决。我坦白地承认我的作品里总有一点外国“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是我写作时常常违反这个“无政府主义”。我自己说过：“我是一个中国人。有时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事情，发议论。”而且说实话，我所喜欢的和使我受到更大影响的与其说是思想，不如说是人。凡是为多数人的利益贡献出自己一切的革命者都容易得到我的敬爱。我写《灭亡》之前读过一些欧美“无政府主义者”或巴黎公社革命者的自传或传记，例如克鲁泡特金的《自传》；我也读过更多的关于俄国十二月党人和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民粹派或别的革命者的书，例如《牛虻》作者丽莲·伏尼契的朋友斯捷普尼雅克的《地下的俄罗斯》和小说《安德列依·科茹霍夫》，以及妃格念尔的《回忆录》。
　　我还读过赫尔岑的《往事与回忆》，读了这许多人的充满热情的文字，我开始懂得怎样表达自己的感情。在《灭亡》里面斯捷普尼雅克的影响是突出的，虽然科茹霍夫①和杜大心并不是一类的人。而且斯捷普尼雅克的小说高出我的《灭亡》若干倍。我记得斯捷普尼雅克的小说里也有“告别”的一章，描写科茹霍夫在刺杀沙皇之前向他的爱人（不是妻子）告别的情景。
　　《灭亡》里面的人物并不多。除了杜大心，就应该提到李静淑和她的哥哥李冷，还有张为群和别的几个人。所有这些人全是虚构的。我为了发泄自己的感情，倾吐自己的爱憎，编造了这样的几个人。自然我在生活里也或多或少地看见过这些人的影子，至少是他们的服装和外形。像王秉钧那样的国民党右派我倒见过两三个。他们过去也曾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后来却换上招牌做了反动的官僚，我带着极大的厌恶描写了这样的人。“杀头的盛① 科茹霍夫，C.M.CTeИHЯК-КpaЧeHckИЙ（1851—1895）著长篇小说：“AHДpeЙЛoЖyxoB”中的男主人公。典”我没有参加过。但是我十几岁的时候见过绑赴刑场的犯人和挂在电杆上示众的人头。我也听见人有声有色地谈起刽子手杀人的情形。《革命党被捕》和《八日》两章多少有些根据。我去法国之前住在上海旧法租界马浪路一个弄堂里。我和两个朋友同住在三楼的前后楼。房东可能是旧政客或者旧军人，他和几个朋友正在找出路，准备招兵买马，迎接快要打到上海来的北伐军。
　　不知道怎样，有一天他的一个姓张的部下在华界被孙传芳的人捉去了，据说是去南市刻字店取什么司令的关防，给便衣侦探抓去的。他的妻子到房东家来过一两次，她是一个善良的年轻女人。她流着泪讲过一番话。后来房东一家人全躲到别处去了，只留下一位老太太看家。不久我就在报上看到那位张先生被杀头的消息，接着又听说他在牢里托人带话给房东：他受了刑，并未供出同谋，要房东以后照顾他的妻子兄弟。过两天我就上船去马赛了。两三个月以后我偶然在巴黎的中法联谊会或者这一类的地方看到几张《申报》，在报上又发现那房东的一个朋友也被孙传芳捉住杀头示众了。孙传芳退出上海之前不知道砍了多少人的头。要不是接连地看到杀头的消息，我也不会想到写《杀头的盛典》。那位张先生的砍头帮助我描写了张为群的英勇的牺牲和悲惨的死亡。
　　关于李静淑我讲得很少，因为她也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我只见过她的外形、服装和动作。我指的是一个朋友的新婚的太太。我创造李静淑出来给我解决爱与憎的问题。结果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我曾经同一位年纪较大的朋友辩论过这个问题，《最后的爱》一章中李静淑讲的一段话，就是根据他的来信写成的。
　　关于《灭亡》我已经讲了不少的话。我谈创作的过程谈得多，谈人物谈得少。我在前面说过我创造人物来发泄我的感情，解决我的问题，暴露我的灵魂。那么我在小说里主要地想说明什么呢？不用说，我集中全力攻击的目标就是一切不合理的旧制度；我所期待的就是：革命早日到来。贯穿全书的响亮的呼声就是这样一句话：“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所以《灭亡》并不是一本悲观的书，绝望的书。不管我自己思想的局限性有多大，作品的缺点有多少，《灭亡》决不是一本虚无主义的小说，否定一切的小说，也不是恐怖主义的小说。
　　《灭亡》这个书名有双重的意义。除了控诉、攻击和诅咒外，还有歌颂。
　　《灭亡》歌颂了革命者为理想英勇牺牲的献身精神。书名是从过去印在小说扉页上的主题诗（或者歌词）来的。这八句关于“最先起来反抗压迫的人”
　　的诗决非表现“革命也灭亡，不革命也灭亡”的虚无悲观的思想。唯一的证据就是：这八句诗并非我的创作，它们是我根据俄国诗人雷列叶夫①的几句诗改译成的。雷列叶夫的确说过“我知道：灭亡（погибель）等待着第一个起来反抗压制人民的暴君的人。”②而且他自己就因为“起来反抗压制人民的暴君”，领导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死在尼古拉一世的绞刑架上。他是为了追求自由、追求民主甘愿灭亡的英雄。我这几句改译的诗不仅歌颂了十七世纪俄国农民革命的领袖哥萨克英雄拉辛，也歌颂了为俄国民主革命英勇战斗的十二月党人，也歌颂了一切“起来反抗压迫的人”，一切的革命者。
　　1958 年3 月20 日。
　　① 雷列叶夫（K.Φ.РЬIЛeeB，1759—1826），十二月党五烈士之一，被沙皇尼古拉一世处绞刑。
　　② 见雷列叶夫著叙事诗“HaЙЛИBaЙКО”第八篇《纳里瓦依科的自白》。
　　选自《巴金全集》第二十卷第388 页。
　　谈《家》①
　　有许多小说家喜欢把自己要对读者讲的话完全放在作品里面，但也有一些人愿意在作品以外发表意见。我大概属于后者。在我的每一部长篇小说或者短篇小说集中都有我自己写的《序》或者《跋》。有些偏爱我的读者并不讨厌我的唠叨。有些关心小说中人物的命运的人甚至好心地写信来探询他们的下落。就拿这部我在二十六年前写的《家》来说罢，今天还有读者来信要我介绍他们跟书中人通信，他们要知道书中人能够活到现在、看见新中国的光明才放心。二十六年来读者们常常来信指出书中的觉慧就是作者，我反复解释都没有用，昨天我还接到这样的来信。主要的原因是读者们希望这个人活在他们中间，跟他们同享今天的幸福。
　　读者的好心使我感动，但也使我痛苦。我并不为觉慧惋惜，我知道有多少“觉慧”活到现在，而且热情地为新中国的建设在努力工作。然而觉新不能见到今天的阳光，不能使他的年轻的生命发出一点光和热，却是一个使我非常痛心的事，因为觉新不仅是书中人，他还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就是我的大哥。二十六年前我在上海写《家》，刚写到第六章，报告他去世的电报就来了。读者可以想象我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写完这本小说的。
　　我很早就声明过，我不是一个冷静的作者，我不是为了做作家才写小说，是过去的生活逼着我拿起笔来。我也说过：“书中人物都是我所爱过和我所恨过的。许多场面都是我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的确，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我好像在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我又看见了过去使我的心灵激动过的一切。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逼着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那个时候我的心由于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诅咒。
　　我有过觉慧在他的死去的表姐（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罢。”一直到我在一九三一年年底写完了《家》，我对于不合理的封建大家庭制度的愤恨才有机会倾吐出来。所以我在一九三七年写的一篇《代序》中大胆地说：“我要向这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I accuse（我控诉）。”我还说，封建大家庭制度必然崩溃的这个信念鼓舞我写这部封建大家庭的历史，写这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地主阶级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叫做《激流三部曲》，《家》之后还有两个续篇：《春》和《秋》。
　　我可以说，我熟悉我所描写的人物和生活，因为我在那样的家庭里度过了我最初的十九年的岁月，那些人都是我当时朝夕相见的，也是我所爱过和我所恨过的。然而我并不是写我自己家庭的历史，我写了一般的官僚地主家庭的历史。川西盆地的成都当时正是这种封建家庭聚集的城市。在这一种家庭中长一辈是前清的官员，下一辈靠父亲或祖父的财产过奢侈、闲懒的生活，年轻的一代却想冲出这种“象牙的监牢”。在大小军阀割据、小规模战争时起时停的局面下，长一辈的人希望清朝复辟；下一辈不是“关起门做皇帝”，就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年轻的一代却立誓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建造新的生活，他们甚至有“为祖先赎罪”的想法。今天长一辈的已经死了，下一辈的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七年七月《收获》第一期，发表时题为《和读者谈谈〈家〉》。
　　连维持自己生活的能力也没有，年轻的一代中有的为中国革命流尽了自己的鲜血，有的作了建设新中国的工作者。然而在一九二○年到一九二一年（这就是《家》的年代），虽然五四运动已经发生了，爱国热潮使多数中国青年的血沸腾，可是在高家仍然是祖父统治整个家庭的时代。高老太爷是我的祖父，也是我们一些亲戚朋友的家庭中的祖父。经济权捏在他手里，他每年收入那么多的田租，可以养活整整一大家人，所以整整一大家人都得听他的话。
　　他认为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想不到年轻人会有灵魂。他靠田租吃饭，却连佃户们怎样生活也弄不清楚。甚至在军阀横征暴敛、一年征几年粮税的时候，他的收入还可以使整个家过得富裕、舒服。他相信这个家是万世不败的。
　　他以为他的儿子们会学他的榜样，他的孙子们会走他的道路。他并不知道他的钱只会促使儿子们灵魂的堕落，他的专制只会把孙子们逼上革命的路。他更不知道是他自己亲手在给这个家庭挖坟。他创造了这份家业，他又来毁坏这个家业。他至多也就只做到四世同堂的好梦（有一些大家庭也许维持到五代）。不单是我的祖父，高老太爷们全走这样的路。他们想看到和睦家庭，可是和平的表面下掩盖着多少倾轧、斗争和悲剧。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在那里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但是幼稚而大胆的叛徒毕竟冲出去了，他们找到了新的天地，同时给快要闷死人的旧家庭带来一点新鲜的空气。
　　我的祖父虽然顽固，但并非不聪明，他死前已经感到幻灭，他是怀着寂寞、空虚之感死去的。我的二叔以正人君子的姿态把祖父留下的家业勉强维持了几年，终于带着无可奈何的凄凉感觉离开了世界。以后房子卖掉了，人也散了，死的死，走的走。一九四一年我回到成都的时候，我的五叔以一个“小偷”的身份又穷又病地死在监牢里面。他花光了从祖父那里得到的一切，又花光了他的妻子给他带来的一切以后，没有脸再见他的妻儿，就做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人。这个人的另一面我在《家》中很少写到：他面貌清秀，能诗能文，换一个时代他也许会显出他的才华。可是封建旧家庭的环境戕害了他的生机，他只能做损人害己的事情。为着他，我后来又写过一本题为《憩园》的中篇小说。
　　我在前面说过，觉新是我的大哥，他是我一生爱得最多的人。我常常这样想：要是我早把《家》写出来，他也许会看见了横在他面前的深渊，那么他可能不会落到那里面去。然而太迟了。我的小说刚刚开始在上海的《时报》上连载，他就在成都服毒自杀了。十四年以后我的另一个哥哥在上海病故。
　　我们三弟兄跟觉新、觉民、觉慧一样，有三个不同的性格，因此也有三种不同的结局。我说过好几次，过去十几年的生活像梦魇一般压在我的心上。这梦魇无情地摧毁了许多同辈的年轻人的灵魂，我几乎也成了受害者中的一个。然而“幼稚”和“大胆”救了我。在这一点我也许像觉慧。我凭着一个单纯的信仰，踏着大步向一个目标走去：我要做我自己的主人；我偏要做别人不许我做的事。我在自己办的刊物上发表过几篇内容浅薄的文章。我不能说已经有了成熟的思想。但是我始终不忘记这个原则：“不顾忌，不害怕，不妥协。”这九个字在那种环境里意外地收到了效果，帮助我得到了初步的解放。觉慧也正是靠着这九个字才能够逃出那个正在崩溃的家庭，找寻自己的新天地；而“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却把一个年轻有为的觉新活生生地断送了。
　　有些读者关心小说中的几个女主人公：瑞珏、梅、鸣凤、琴，希望多知道一点关于她们的事情。她们四个人代表四种不同的性格，也有两种不同的结局。瑞珏的性格跟我嫂嫂的不同，虽然我祖父死后我嫂嫂被逼着搬到城外茅舍里去生产，可是她并未像瑞珏那样悲惨地死在那里。我也有过一个像梅那样的表姐，她当初跟我大哥感情好。她常常到我们家来玩，我们这一辈人不论男女都喜欢她。我们都盼望她能够成为我们的嫂嫂，后来听说姑母不愿意“亲上加亲”（她自己已经受够亲上加亲的痛苦了），因此这一对有情人不能成为眷属。三四年后我的表姐做了富家的填房少奶奶。以后的十几年内她生了一大群儿女，而且胖得成了一个完全可笑的女人。我们有过一个叫做翠凤的丫头，关于她我什么记忆也没有了，我只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远房的亲戚要讨她做姨太太，她却严辞拒绝了，虽然她并没有爱上哪一位少爷，她倒宁愿后来嫁一个贫家丈夫。她的性格跟鸣凤的不同，而且她是一个“寄饭”的丫头。所谓“寄饭”，就是用劳动换来她的饮食和居住，她仍然有权做自己的主人。她的叔父是我们家的老听差，他并不虐待她。所以她比鸣凤幸运，用不着在湖水里找归宿。
　　我写梅，写瑞珏，写鸣凤，我心里充满了同情和悲愤。我庆幸我把自己的感情放进了我的小说，我代那许多做了不必要的牺牲的年轻女人叫出了一声：“冤枉！”
　　的确我的悲愤太大了。我记得我还是五六岁的小孩的时候，我在姐姐的房里找到了一本《列女传》。是插图本，下栏是图，上栏是字。小孩子喜欢图画书，我一页一页地翻看，尽是些美丽的古装女人。但是她们总带着愁容。
　　有的用刀砍断自己的手，有的在烈火中烧死，有的在水上浮沉，有的拿剪刀刺自己的咽喉。还有一个年轻女人在高楼上投缳自尽。都是些可怕的故事！
　　为什么这样的命运专落在女人的身上？我不明白！我问我那两个姐姐，她们说这是《列女传》，年轻姑娘要念这样的书。我还是不明白。我问母亲，她说这是女人的榜样。我求她给我讲解。她告诉我：那是一个寡妇，因为一个陌生的男子拉了她的手，她便当着那个人的面把自己的手砍下来；这是一个王妃，宫里发生火灾，但是陪伴她的人没有来，她不能一个人走出宫去，便甘心烧死在宫中。为什么女人特别是年轻的女人，就该为那些可笑的陈旧观念，为那种人造的礼教忍受种种痛苦，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什么那本充满血腥味的《列女传》就应当被看作女人的榜样？连母亲也不能说得使我心服。我不相信那个充满血腥味的可怕的“道理”。即使别人拥护它，我也要反对。不久这种“道理”就被一九一一年的革命打垮了，《列女传》被我翻破以后，甚至在我们家里也难找出第二本来。但是我们家里仍然充满着那种带血腥味的空气。甚至在五四运动以后，北京大学已经开始招收女生了，两三个剪了辫子的女学生在成都却站不住脚，只得逃往上海或北京。更不用说，我的姐姐、妹妹们享受不到人的权利了。一九二三年我的第三个姐姐，还被人用花轿抬到一个陌生的人家，一年以后就寂寞地死在医院里。她的结局跟《春》里面蕙的结局一样。《春》里面觉新报告蕙的死讯的长信，就是根据我大哥给我的信改写的。据说我那个最小的叔父当时还打算送一副对联去：“临死无言，在生可想。”灵柩停在古庙里无人过问，后来还是我的大哥花钱埋葬了她。
　　我真不忍挖开我的回忆的坟墓，那里面不知道埋葬了多少令人伤心断肠的痛史。
　　然而希望的火花有时也微微照亮了我们家庭的暗夜。琴出现了。不，这只能说是琴的影子。这是我的一个堂姐。在我离家的前两三年中，她很有可能做一个像琴那样的女人，她热心地读了不少传播新思想的书刊，我的三哥每天晚上都要跟她在一起坐上两个钟头读书、谈话。可是后来她的母亲跟我的继母闹翻了，不久她又跟着她母亲搬出公馆去了。虽然同住在一条街上，可是我们始终没有机会相见。我的三哥还跟她通过好多封信。我们弟兄离开成都的那天早晨到她那里去过一次，总算见到了她一面。这就是我在小说的最后写的那个场面。可是环境薄待了这个可爱的少女。没有人帮助她像淑英那样地逃出囚笼。她被父母用感情做铁栏，关在古庙似的家里，连一个陌生的男人也没法看见。我在小说里借用了她后来写的两句诗，那是由梅讲出来的：“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她那一点点锋芒终于被“家庭牢狱生活”磨洗干净了。她后来成了一个性情乖僻的老处女，到死都没法走出家门，连一个同情她的人也没有。
　　我用这许多话谈起我二十七岁时写的这本小说，这样地反复解释也许可以帮助今天的读者了解作者当时的心情。我最近重读了《家》，我仍然很激动。我自己喜欢这本小说，因为它至少告诉我一件事情：青春是美丽的东西。
　　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源。
　　1956 年10 月作，1957 年6 月改写。
　　选自《巴金全集》第二十卷第414—421 页。
　　谈《寒夜》①
　　我前不久看过苏联影片《外套》，那是根据果戈理的小说改编摄制的。
　　影片的确不错，强烈地打动了观众的心。可是我看完电影，整个晚上不舒服，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压在心上，而且有透不过气的感觉。眼前有一个影子晃来晃去，不用说，就是那个小公务员阿加基·巴什马金。过了一天他的影子才渐渐淡去。但是另一个人的面颜又在我的脑子里出现了。我想起了我的主人公汪文宣，一个患肺病死掉的小公务员。
　　汪文宣并不是真实的人，然而我总觉得他是我极熟的朋友。在过去我天天看见他，处处看见他。他总是脸色苍白，眼睛无光，两颊少肉，埋着头，垂着手，小声咳嗽，轻轻走路，好像害怕惊动旁人一样。他心地善良，从来不想伤害别人，只希望自己能够无病无灾、简简单单地活下去。像这样的人我的确看得太多，也认识不少。他们在旧社会里到处遭受白眼，不声不响地忍受种种不合理的待遇，终日终年辛辛苦苦地工作，却无法让一家人得到温饱。他们一步一步地走向悲惨的死亡，只有在断气的时候才得到休息。可是妻儿的生活不曾得到安排和保障，他们到死还不能瞑目。
　　在旧社会里有多少人害肺病受尽痛苦死去，多少家庭在贫困中过着朝不保夕的非人生活！像汪文宣那样的人实在太多了。从前一般的忠厚老实人都有这样一个信仰：“好人好报”。可是在旧社会里好人偏偏得不到好报，“坏人得志”倒是常见的现象。一九四四年初冬我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一间楼梯下面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里开始写《寒夜》，正是坏人得志的时候。
　　我写了几页就搁下了，一九四五年初冬我又拿起笔接着一年前中断的地方写下去，那时在重庆，在国统区仍然是坏人得志的时候。我写这部小说正是想说明：好人得不到好报。我的目的无非要让人看见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下的旧社会是个什么样子。我进行写作的时候，好像常常听见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我要替那些小人物伸冤。”不用说，这是我自己的声音，因为我有不少像汪文宣那样惨死的朋友和亲戚。我对他们有感情。我虽然不赞成他们安分守己，忍辱苟安，可是我也因为自己眼看他们走向死亡无法帮助而感到痛苦。
　　我如果不能替他们伸冤，至少也得绘下他们的影像，留作纪念，让我永远记住他们，让旁人不要学他们的榜样。
　　《寒夜》中的几个人物都是虚构的。可是背景、事件等等却十分真实。
　　我并不是说，我在这里用照相机整天摄影；我也不是说我写的是真人真事的通讯报导。我想说，整个故事就在我当时住处的四周进行，在我住房的楼上，在这座大楼的大门口，在民国路和附近的几条街。人们躲警报、喝酒、吵架、生病……这一类的事每天都在发生。物价飞涨、生活困难、战场失利、人心惶惶……我不论到哪里，甚至坐在小屋内，也听得见一般“小人物”的诉苦和呼吁。尽管不是有名有姓、家喻户晓的真人，尽管不是人人目睹可以载之史册的大事，然而我在那些时候的确常常见到、听到那样的人和那样的事，那些人在生活，那些事继续发生，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我好像活在我自己的小说中，又好像在旁观我周围那些人在扮演一本悲欢离合的苦戏。冷酒馆是我熟习的，咖啡店是我熟习的，“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也是我熟习的。小说中的每个地点我都熟习。我住在那间与老鼠、臭虫和平共处的小屋里，不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二年六月《作品》新一卷第五、六期合刊。
　　断地观察在我上下四方发生的一切，我选择了其中的一部分写进小说里面。
　　我经常出入汪文宣夫妇每天进出若干次的大门，早晚都在小说里那几条街上散步；我是“炒米糖开水”的老主顾，整夜停电也引起我不少的牢骚，我受不了那种死气沉沉的阴暗环境。《寒夜》第一章里汪文宣躲警报的冷清清的场面正是我在执笔前一两小时中亲眼见到的。从这里开始，虽然过了一年我才继续写下去，而且写一段又停一个时期，后面三分之二的原稿还是回到上海以后在淮海坊写成的，脱稿的日期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虽然时写时辍，而且中间插进一次由重庆回上海的“大搬家”，可是我写得很顺利，好像在信笔直书，替一个熟朋友写传记一样，好像在写关于那一对夫妇的回忆录一样。我仿佛跟那一家人在一块儿生活，每天都要经过狭长的甬道走上三楼，到他们房里坐一会儿，安安静静地坐在一个角上听他们谈话、发牢骚、吵架、和解；我仿佛天天都有机会送汪文宣上班，和曾树生同路走到银行，陪老太太到菜场买菜……他们每个人都对我坦白地讲出自己的希望和痛苦。
　　我的确有这样的感觉：我写第一章的时候，汪文宣一家人虽然跟我同在一所大楼里住了几个月，可是我们最近才开始交谈。我写下去，便同他们渐渐地熟起来。我愈往下写，愈了解他们，我们中间的友谊也愈深。他们三个人都是我的朋友。我听够了他们的争吵。我看到每个人的缺点，我了解他们争吵的原因，我知道他们每个人都迈着大步朝一个不幸的结局走去，我也向他们每个人进过忠告。我批评过他们，但是我同情他们，同情他们每个人。
　　我对他们发生了感情。我写到汪文宣断气，我心里非常难过，我真想大叫几声，吐尽我满腹的怨愤。我写到曾树生孤零零地走在阴暗的街上，我真想拉住她，劝她不要再往前走，免得她有一天会掉进深渊里去。但是我没法改变他们的结局，所以我为他们的不幸感到痛苦。
　　我知道有人会批评我浪费了感情，认为那三个人都有错，不值得惋惜。
　　也有读者写信来问：那三个人中间究竟谁是谁非？哪一个是正面人物？哪一个是反面的？作者究竟同情什么人？我的回答是：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我想说，不能责备他们三个人，罪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罪在当时的重庆和国统区的社会。
　　他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我不是在这里替自己辩护。有作品在，作者自己的吹嘘和掩饰都毫无用处。我只是说明我执笔写那一家人的时候，我究竟是怎样的看法。
　　我已经说明《寒夜》的背景在重庆，汪文宣一家人住的地方就是我当时住的民国路那幢三层“大楼”。我住在楼下文化生活出版社里面，他们住在三楼。一九四二年七月我头一次到民国路，也曾在三楼住过。一九四五年年底我续写《寒夜》时，已经搬到了二楼临街的房间。这座“大楼”破破烂烂，是不久以前将被轰炸后的断壁颓垣改修的。不过在当时的重庆，像这样的“大楼”已经是不错的了，况且还装上了有弹簧的镂花的大门。楼下是商店和写字间。楼上有写字间，有职员宿舍，也有私人住家。有些屋子干净整齐，有些屋子摇摇晃晃，用木板隔成的房间常常听得见四面八方的声音。这种房间要是出租的话，租金绝不会少，而且也不易租到。但也有人在“大楼”改修的时候，出了一笔钱，便可以搬进来几年，不再付房租。汪文宣一家人住进来，不用说，还是靠曾树生的社会关系，钱也是由她付出的。他们搬到这里来住，当然不是喜欢这里的嘈杂和混乱，这一切只能增加他们的烦躁，却无法减少他们的寂寞；唯一的原因是他们夫妇工作的地点就在这附近。汪文宣在一个“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里当校对，我不曾写出那个公司的招牌，我想告诉人图书公司就是国民党的正中书局。我对正中书局的内部情况并不了解。不过我不是在写它的丑史，真实情况只有比汪文宣看到的、身受到的一切更丑恶，而且丑恶若干倍。我写的是汪文宣，在国民党统治下比什么都不如的一个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一个像巴什马金那样到处受侮辱的小公务员。他老老实实地辛苦工作，从不偷懒，可是薪水不高，地位很低，受人轻视。至于他的妻子曾树生，她在私立大川银行里当职员，大川银行也在民国路附近。她在银行里其实是所谓的“花瓶”，就是作摆设用的。每天上班，工作并不重要，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能说会笑，让经理、主任们高兴就算是尽职了。收入不会太少，还有机会找人帮忙做点投机生意。她靠这些收入养活了半个家（另一半费用由她的丈夫担任），供给了儿子上学，还可以使自己过着比较舒适的生活。还有汪文宣的母亲，她从前念过书，应当是云南昆明的才女，战前在上海过的也是安闲愉快的日子，抗战初期跟着儿子回到四川（儿子原籍四川），没有几年的功夫却变成了一个“二等老妈子”，像她的媳妇批评她的那样。她看不惯媳妇那种“花瓶”的生活，她不愿意靠媳妇的收入度日，却又不能不间接地花媳妇的钱。她爱她的儿子，她为他的处境感到不平。她越是爱儿子，就越是不满意媳妇，因为媳妇不能像她那样把整个心放在那一个人身上。
　　我在小说里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两个善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上海某某大学教育系毕业生，靠做校对和做“花瓶”勉强度日。不死不活的困苦生活增加了意见不合的婆媳间的纠纷，夹在中间受气的又是丈夫又是儿子的小公务员默默地吞着眼泪，让生命之血一滴一滴地流出去。这便是国民党统治下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悲剧的形式虽然不止这样一种，但都不能避免家破人亡的结局。汪文宣一家四口包括祖孙三代，可是十三岁的初中学生在学校寄宿，他身体弱，功课紧，回家来不常讲话，他在家也不会引起人注意；所以我在小说里只着重地写了三个人，就是上面讲过的那三个人。关于他们，我还想声明一次：生活是真实的，人物却是拼凑拢来的。
　　当初我脑子里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汪文宣。只有在小说脱稿以后我才看清了他的面颜。四年前吴楚帆先生到上海，请我去看他带来的香港粤语片《寒夜》，他为我担任翻译。我觉得我脑子里的汪文宣就是他扮演的那个人。汪文宣在我的眼前活起来了。我赞美他的出色的演技，他居然缩短了自己的身材！一般地说，身材高大的人常常使人望而生畏，至少别人不敢随意欺侮他。其实在金钱和地位占绝对优势的旧社会里，形象早已是无关重要的了。要是汪文宣忽然得到某某人的提拔升任正中书局经理、主任，或者当上银行经理、公司老板等等，他即使骨瘦如柴、弯腰驼背，也会到处受人尊敬，谁管他有没有渊博的学问，有没有崇高的理想，过去在大学里书念得好不好。汪文宣应当知道这个“真相”。可是他并不知道。他天真地相信着坏蛋们的谎言，他很有耐心地等待着好日子的到来。结果，他究竟得到了什么呢？
　　我在前面说过对于小说中那三个主要人物，我全同情。但是我也批评了他们每一个人。他们都有缺点，当然也有好处。他们彼此相爱（婆媳两人间是有隔阂的），却又互相损害。他们都在追求幸福，可是反而努力走向灭亡。
　　对汪文宣的死，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都有责任。她们不愿意他病死，她们想尽办法挽救他，然而她们实际做到的却是逼着他、推着他早日接近死亡。汪文宣自己也是一样，他愿意活下去，甚至在受尽痛苦之后，他仍然热爱生活。
　　可是他终于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不听母亲和妻子的劝告，有意无意地糟蹋自己的身体，大步奔向毁灭。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三个人都发了狂？
　　不，三个人都没有发狂。他们都是不由自主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不是出于本心，快要崩溃的旧社会、旧制度、旧势力在后面指挥他们。他们不反抗，所以都做了牺牲者。旧势力要毁灭他们，他们不想保护自己。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怎样才能保护自己。这些可怜人，他们的确像我的朋友彼得罗夫所说的那样，始终不曾“站起来为改造生活而斗争过”。他们中间有的完全忍受，像汪文宣和他的母亲；有的并不甘心屈服，还在另找出路，如曾树生。
　　然而曾树生一直坐在“花瓶”的位子上，会有什么出路呢？她想摆脱毁灭的命运，可是人朝南走绝不会走到北方。
　　我又想起吴楚帆主演的影片了。影片里的女主角跟我想象中的曾树生差不多。只是她有一点跟我的人物不同。影片里的曾树生害怕她的婆母。她因为不曾举行婚礼便和汪文宣同居，一直受到婆母的轻视，自己也感到惭愧，只要婆母肯原谅她，她甘愿做个孝顺媳妇。可是婆母偏偏不肯原谅，把不行婚礼当作一件大罪，甚至因为它，宁愿毁掉儿子的家庭幸福。香港影片的编导这样处理，可能有他们的苦衷。我的小说人物却不是这样。在我的小说里造成汪文宣家庭悲剧的主犯是蒋介石国民党，是这个反动政权的统治。我写那几个人物的时候，我的小说情节逐渐发展的时候，我这样地了解他们，认识他们。
　　汪文宣的母亲的确爱儿子，也愿意跟着儿子吃苦。然而她的爱是自私的，正如她的媳妇曾树生所说，是一个“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女人。她不喜欢媳妇。因为一则，媳妇不是像她年轻时候那样的女人，不是对婆母十分恭顺的孝顺媳妇；二则，她看不惯媳妇“整天打扮得妖形怪状”，上馆子，参加舞会，过那种“花瓶”的生活；三则，儿子爱媳妇胜过爱她。至于“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不过是在盛怒时候的一个作战的武器，一句伤害对方的咒骂而已。因为在一九四四年，已经没有人计较什么“结婚仪式”了。儿子连家都养不活，做母亲的哪里还会念念不忘那种奢侈的仪式？她希望恢复的，是过去婆母的权威和舒适的生活。虽然她自己也知道过去的日子不会再来，还是靠媳妇当“花瓶”，一家人才能够勉强地过日子，可是她仍然不自觉地常常向媳妇摆架子发脾气；而且正因为自己间接地花了媳妇的钱，更不高兴媳妇，常常借故在媳妇身上发泄自己的怨气。
　　媳妇并不是逆来顺受的女人，只会给这位婆母碰钉子。生活苦，环境不好，每个人都有满肚皮的牢骚，一碰就发，发的次数愈多，愈不能控制自己。因此婆媳间的不合越来越深，谁也不肯让步。这个平日钟爱儿子的母亲到了怒火上升的时候，连儿子的话也听不进去了。结果儿子的家庭幸福也给破坏了。
　　虽然她常常想而且愿意交出自己的一切来挽救儿子的生命，可是她的怒火却只能加重儿子的病，促使死亡早日到来。
　　汪文宣，这个忠厚老实的旧知识分子，在大学念教育系的时候，“满脑子都是理想”，有不少救人济世的宏愿。可是他在旧社会里工作了这么些年，地位越来越低，生活越来越苦，意气越来越消沉，他后来竟然变成了一个胆小怕事、见人低头、懦弱安分、甘受欺侮的小公务员。他为了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位置，为了那不死不活的生活，不惜牺牲了自己年轻时候所宝贵的一切，甚至自己的意志。然而苟安的局面也不能维持多久，他终于害肺病，失业，吐尽血，失掉声音痛苦地死去。他“要活”，他“要求公平”。可是旧社会不让他活，不给他公平。他念念不忘他的妻子，可是他始终没有能等到她回来再见一面。
　　曾树生和她的丈夫一样，从前也是有理想的。他们夫妇离开学校的时候，都有为教育事业献身的决心。可是到了《寒夜》里，她却把什么都抛弃了。
　　她靠自己生得漂亮，会打扮，会应酬，得到一个薪金较高的位置，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来培养儿子读书，来补贴家用。她并不愿意做“花瓶”，她因此常常苦闷、发牢骚。可是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为了避免吃苦，她竟然甘心做“花瓶”。她口口声声嚷着追求自由，其实她所追求的“自由”也是很空虚的，用她自己的话来解释，就是：“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换句话说，她追求的也只是个人的享乐。她写信给她丈夫说：“我……想活得痛快。我要自由。”其实，她除了那有限度的享乐以外，究竟有什么“痛快”呢？她又有过什么“自由”呢？她有时也知道自己的缺点，有时也会感到苦闷和空虚。她或许以为这是无名的惆怅，绝不会想到，也不肯承认，这是没有出路的苦闷和她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她从来就不曾为着改变生活进行过斗争。她那些追求也不过是一种逃避。她离开汪文宣以后，也并不想离开“花瓶”的生活。她很可能答应陈经理的要求同他结婚，即使结了婚她仍然是一个“花瓶”。固然她并不十分愿意嫁给年纪比她小两岁的陈经理，但是除非她改变生活方式，她便难摆脱陈经理的纠缠。他们在经济上已经有密切联系了，她靠他帮忙，搭伙做了点囤积、投机的生意，赚了一点钱。她要跟他决裂，就得离开大川银行，另外安排生活。然而她缺乏这样的勇气和决心。她丈夫一死，她在感情上更“自由”了。她很可能在陈经理的爱情里寻找安慰和陶醉。但是他也不会带给她多大的幸福。对她来说，年老色衰的日子已经不太远了。陈经理不会长久守在她的身边。这样的事在当时也是常见的。她不能改变生活，生活就会改变她。她不站起来进行斗争，就只有永远处在被动的地位。她有一个十三岁的儿子。她不像一般母亲关心儿子那样地关心他，他对她也并不亲热。儿子像父亲，又喜欢祖母，当然不会得到她的欢心。她花一笔不算小的款子供给儿子到所谓“贵族学校”念书，好像只是在尽自己的责任。她在享受她所谓“自由”的时候，头脑里连儿子的影子也没有。最后在小说的《尾声》里，她从兰州回到重庆民国路的旧居，只看见一片阴暗和凄凉，丈夫死了，儿子跟着祖母不知走到哪里去了。影片中曾树生在汪文宣的墓前放上一个金戒指，表示跟墓中人永不分离，她在那里意外地见到了她的儿子和婆母。婆母对她温和地讲了一句话，她居然感激地答应跟着祖孙二人回到家乡去，只要婆母肯收留她，她做什么都可以。这绝不是我写的曾树生。曾树生不会向她的婆母低头认错，也不会放弃她的“追求”。她更不会亲手将“花瓶”打碎。而且在一九四五年的暮秋或初冬，她们婆媳带着孩子回到家乡，拿什么生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要养活一家三口并不是容易的事。曾树生要是能吃苦，她早就走别的路了。她不会历尽千辛万苦去寻找那两个活着的人。她可能找到丈夫的坟墓，至多也不过痛哭一场。然后她会飞回兰州，打扮得花枝招展，以银行经理夫人的身份，大宴宾客。她和汪文宣的母亲同是自私的女人。
　　我当然不会赞扬这两个女人。正相反，我用责备的文笔描写她们。但是我自己也承认我的文章里常常露出原谅和同情的调子。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我要通过这些小人物的受苦来谴责旧社会、旧制度。我有意把结局写得阴暗，绝望，没有出路，使小说成为我所谓的“沉痛的控诉”①。国民党反动派宣传抗战胜利后一切都有办法，而汪文宣偏偏死在街头锣鼓喧天、人们正在庆祝胜利的时候。我的憎恨是强烈的。但是我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鼓舞人们的战斗热情的是希望，而不是绝望。特别是在小说的最后，曾树生孤零零地消失在凄清的寒夜里，那种人去楼空的惆怅感觉，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所以我的“控诉”也是没有出路的，没有力量的，只是一骂为快而已。
　　我想起来了：在抗战胜利后那些日子里，尤其是在停电的夜晚，我自己常常在民国路一带散步，曾树生所见的也就是我目睹的。我自己想回上海，却走不了。我听够了陌生人的诉苦，我自己闷得发慌，我也体会到一些人的沮丧情绪。我当时发表过一篇小文章，写出我在寒风里地摊前的见闻，一年多以后，我写到《寒夜》的《尾声》时，也曾参考这篇短文。而且那个时候（一九四六年最后两天）我的情绪也很低落。无怪乎我会写出这样的结局来。
　　我还想谈谈钟老的事。并不需要很多话，我不谈他这个人，像他那样的好心人在旧社会里也并非罕见。但是在旧社会里钟老起不了作用，他至多只能替那些比他更苦、更不幸的人（如汪文宣）帮一点小忙。谁也想不到他会死在汪文宣的前头。我写他死于霍乱症，因为一九四五年夏天在重庆霍乱流行，而重庆市卫生局局长却偏偏大言不惭，公开否认。文化生活出版社烧饭老妈谭嫂的小儿子忽然得了霍乱。那个五十光景的女人是个天主教徒，她急得心慌意乱，却跑去向中国菩萨祷告，求来香灰给儿子治病。儿子当时不过十五六岁，躺在厨房附近一张床上，已经奄奄一息了。我们劝谭嫂把儿子送到小龙坎时疫医院。她找了一副“滑竿”把儿子抬去了。过两天儿子便死在医院里面。我听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友讲起时疫医院里的情形，对那位局长我感到极大的憎恶。我在《寒夜》里介绍了这个“陪都”唯一的时疫医院。
　　倘使没有那位局长的“德政”，钟老也很有可能活下去，他在小说里当然不是非死不可的人。我这些话只是说明作者并不常常凭空编造细节。要不是当时有那么多人害霍乱症死去，要不是有人对我讲过时疫医院的情形，我怎么会想起把钟老送到那里去呢？连钟老的墓地也不是出自我的想象。“斜坡上”的孤坟里埋着我的朋友缪崇群。那位有独特风格的散文作家很早就害肺病。
　　我一九三二年一月第一次看见他，他脸色苍白，经常咳嗽，以后他的身体时好时坏，一九四五年一月他病死在北碚的江苏医院。他的性格有几分像汪文宣，他从来不肯麻烦别人，也害怕伤害别人，他到处都不受人重视。他没有家，孤零零的一个人，静悄悄地活着，又有点像钟老。据说他进医院前，病在床上，想喝一口水也喝不到。他不肯开口，也不愿让人知道他的病痛。他断气的时候，没有一个熟人在场。我得了消息连忙赶到北碚，只看见他的新坟，就像我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连两个纸花圈也是原来的样子，我不过把“崇群”二字换成了“又安”。听说他是因别的病致死的。害肺病一直发展到喉结核丧失了声音痛苦死去的人我见过不多，但也不是太少。朋友范予（我为他写过一篇《忆范兄》）和鲁彦（一位优秀的小说家，我那篇《写给彦兄》便是纪念他的），还有我一个表弟……他们都是这样悲惨地结束了一生的。
　　我为他们感到不平，感到愤怒，又因为自己不曾帮助他们减轻痛苦而感到愧① 解放后我为《寒夜》新版写的“内容提要”里，有这样的一段话：“长篇小说写的是一九四四、四五年国民党统治下的所谓‘战时首都’重庆的生活。……男主人公断气时，街头锣鼓喧天，人们正在庆祝胜利，用花炮烧龙灯。这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沉痛的控诉。”
　　悔。我根据我的耳闻和目睹，也根据范予病中的来信，写出汪文宣病势的逐渐发展，一直到最后的死亡。而且我还把我个人的感情也写在书上。汪文宣不应当早死，也不应该受这么大的痛苦，但是他终于惨痛地死去了。我那些熟人也不应该受尽痛苦早早死去，可是他们的坟头早已长满青草了。我怀着多么悲痛的心情诅咒过旧社会，为那些人喊冤叫屈。现在我却万分愉快、心情舒畅地歌颂像初升太阳一样的新社会。那些负屈含冤的善良的“小人物”
　　要是死而有知，他们一定会在九泉含笑的。不断进步的科学和无比优越的新的社会制度已经征服了肺病，它今天不再使人谈虎色变了。这两天我重读《寒夜》，好像做了一个噩梦。但是这样的噩梦已经永远、永远地消失了！
　　1961 年11 月20 日。
　　选自《巴金全集》第二十卷第500—514 页。
　　谈我的短篇小说①
　　我写过将近一百篇短篇小说，可是到现在我还讲不清楚短篇小说的定义。我对自己写过的那些短篇全不满意。我读过不少好的短篇作品，普希金的，莫泊桑的，契诃夫的，高尔基的……作者的名字太多了，用不着我在这里一一地举出来。有一个时期我特别喜欢当时所谓“被压迫民族”（当时更习惯用“弱小民族”这个不大适当的字眼）的作家们写的短篇小说：它们字数少，意义深，一字一句都是从实际生活里来的。那些作家把笔当作武器，替他的同胞讲话，不仅诉苦，伸冤，而且提出控诉，攻击敌人。那些生活里充满了苦难、仇恨和斗争，不仅是一个人的苦难和仇恨，而且是全体人民的，或者整个民族的。那些作家有苦要倾吐，有冤要控诉，他们应当成为人民或民族的代言人。他们应当慷慨激昂地发言，可是他们又没有那样的机会和权利，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不让他们讲得太多。所以他们必须讲得简单，同时又要讲得深，使读到他们作品的人不仅一下子就明白他们的话，而且还要长久记住他们的话。这些短篇中国过去介绍了一些，对中国的读者和作家都有一点点影响。我感觉到它们跟我们很接近，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受到内外的压迫，我们人口虽然众多，却被人当作“弱小民族”“宰割”。不论是在北洋军阀或者蒋介石统治中国的时期，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见到外国人不敢抬起头。我们受到国内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同时也受到外国殖民主义者的剥削和压迫。有一个时期我们的记者对军阀政客说了不恭敬的话就要坐牢、砍头。有人写了得罪外国人的文章也会吃官司。二十三年前我在日本住过几个月。当时日本的报刊上天天骂中国，把中国人骂得狗血喷头。我实在气不过，写了一篇短文回敬几句（题目是《日本的报纸》）。谁知文章寄到国内，已经排好，国民党的检查老爷终于看不顺眼把它抽去。在那一年四月溥仪到东京的前一两天，神田区警察署的几个便衣侦探半夜里闯进我的房间，搜查了一阵，就把我带到拘留所去关了十几个钟头。我出来写过一篇《东京狱中一日记》，寄给上海的《文学》月刊。在这篇文章里我比较心平气和地叙述我十几个钟头的经历，而且我删去了一些带感情的句子。我万想不到这篇文章仍然过不了检查老爷这一关。他还是用笔一勾，把它从编好的刊物中抽去。幸好他还不曾没收原稿。我后来在原稿上加了一点虚构的东西，删去东京和日本这一类的专名词，改成了一篇小说。这个短篇没有在刊物上发表，却收在集子里出版了。这就是《神·鬼·人》里的《人》，我还加了一个小标题：《一个人在屋子里做的噩梦》。那个时候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机构因为《闲话皇帝》的事件①得罪了日本人，已经偷偷地暂时撤销了。倘使它还存在的话，恐怕我连关在屋子里做噩梦的机会也不会有了！
　　我本来在讲所谓“被压迫民族”的短篇小说，讲它们对中国作家的影响，现在却扯到国民党检查老爷的身上了。为了对付检查老爷，我也学到一点“本事”。这也许跟那些小说有点关系。要通过检查，要使文章能够跟读者见面，同时又不写得晦涩难懂，那些小说的确是好的范本。可惜我没有好好地学习，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六月《人民文学》六月号。
　　① 一九三五年五月《新生》周刊第一卷第十五期上发表了一篇杂文《闲话皇帝》，文中提到日本天皇裕仁的名字，日本外交当局便以侮辱友邦元首为由，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国民党政府马上查封该刊，并判处该刊主编杜重远一年两个月的徒刑。
　　自己也缺少写作的才能，所以在我的短篇小说里不容易找到它们的影响。我想起了我那篇叫做《狗》的小说，它也许有点像那一类的作品。这个短篇的主人公“我”把自己比作一条狗，希望自己变成一条狗。他“在地上爬”，他“汪汪地叫”。他向神像祷告说：“那人上的人居然叫我做狗了。”他最后被人关在“黑暗的洞里”。他说：“我要叫，我要咬！我要咬断绳子跑回我的破庙里去。”今天的青年读者也许会疑心我这个主人公有精神病。不然人怎么会愿意变狗呢？怎么会“在地上爬”、“汪汪地叫”呢？其实我的主人公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他只是在控诉旧社会。旧社会中，就像在今天的英、美国家那样，穷人的生活的确比有钱人的狗还不如。几十年前上海租界公园门口就挂着“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牌子。殖民主义者把普通的中国人当作“狗”看待。小说里那些“白皮肤、黄头发、绿眼珠、高鼻子”的“人上的人”就是指殖民主义者。小说主人公是在诅咒那些殖民主义者。他并不是真正在地上爬、汪汪叫，想变成一条狗。他在讲气话，讲得多么沉痛！“黑暗的洞”不用说是监牢。主人公最后给捉起来关在牢里去了。不过他仍然要反抗，要叫，要咬。我在这篇小说里写的是在内外的压迫与剥削下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悲惨生活。小说一共不到五千字，是在一个晚上一口气写成的。我拿起笔，用不着多想，手一直没有停过。那天下午《小说月报》的编者托人带口信，希望我为他们写一个短篇。我吃过晚饭后到北四川路上走了一阵。
　　那条马路当时被称为“神秘之街”，人行道上无奇不有。外国水手喝醉了，歪歪倒倒地撞来撞去，调戏妇女，拿酒瓶打人。有时发了火，他们还骂人为“狗”。我散步回家就拿起笔写小说。那个晚上我又听到了“狗”字，我自然很激动。我已经有了小说的题目。我写的是感情，不是生活。所以我用不着像工笔画那样地细致刻画，在五千字里面写出当时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我只需要写出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感情。小说的结尾本来不是“要咬断绳子”的那一句。我原来的结尾是“我再也不能够跪在供桌前祷告了”。后来这篇小说翻成英文，英译者把最后这一句改为“我再也不向那个断手的神像祷告了”。我看到了译文才感觉到我原来那个结尾的确软弱。所以我一九三五年编辑短篇小说集的时候，便改写了结尾，加上“要咬断绳子”的话。
　　《狗》自然不是我的第一个短篇，不过它总是我早期的作品。其实不论是我早期的或后期的短篇，都不是成功之作。我在创作的道路上摸索了三十年，找寻最适当地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形式，我走了多少弯路，我的作品中那些自己的东西也都是很不成熟的。《狗》也许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一篇，可以说是我的“创作”。我在前面说过它有点像当时所谓“被压迫民族”作家写的小说，也只是就情调而言。我和那些作家有相似的遭遇，也有一种可以说是共同的感情，所以作品的情调很接近。但是各人用来表现感情的形式却并不相同。我有我自己的东西。然而哪怕是我的“创作”，它也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它是从我的生活里来的。连那个“狗”字也是租界上的高等洋人和外国水手想出来的，我不过把它写在小说里罢了。
　　严格地说起来，我所有的作品都是从生活里来的。不过这所谓生活应当是我所经历的生活和我所了解的生活。生活本身原来极复杂，可能我了解得很简单；生活本身原来极丰富，可能我却只见到一些表面。一个作家了解生活跟他的世界观和立场都有极大的关系。我的生活知识本来就很有限，我的思想的局限性又妨碍我深刻地了解生活。所以我的作品有很多的缺点。这些缺点在我的短篇小说里是一眼就看得到的。我常常想到爱伦堡的话：“一个人在二十岁上就成了专业作家，这是很危险的。他不可能做好作家，因为他不知道生活。”我觉得我充分了解这句话的意义。倘使拿我的短篇跟我所尊敬的几位前辈和同辈作家的短篇相比，就可以看出来我在二十几岁就成为专业作家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了。
　　我在前面讲到我的短篇小说，把它们分成早期的和后期的。我的早期的作品大半是写感情，讲故事。有些通过故事写出我的感情，有些就直接向读者倾吐我的奔放的热情。我自己说是在申诉“人们失去青春、活动、自由、幸福、爱情以后的悲哀”，其实也就是在攻击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但是我并没有通过细致的分析和无情的暴露，也没有多摆事实，更没有明明白白地给读者指路。我只是用自己的感情去打动读者的心。在我早期的短篇里我写的生活面广，但是生活并不多。我后期的短篇跟我早期的作品不同。
　　在后期的作品里我不再让我的感情毫无节制地奔放了。我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唠唠叨叨地讲故事了。我写了一点生活，让那种生活来暗示或者说明我的思想感情，让读者自己去作结论。《小人小事》里的《兄与弟》、《猪与鸡》就是这一类的作品。但是这样的短篇似乎有一点点晦涩，而且它们在我的作品中也占少数。我在写作生活的初期也曾写过不倾吐感情、不讲故事的短篇小说。例如《罪与罚》，它写一个普通珠宝商人所犯的“罪”同他自己和他一家人所得到的“罚”。这是根据一九二八年巴黎报纸上的新闻改写的。完全是真人真事。我把报上几天的记载剪下来拼凑在一起来说明我自己的看法：资产阶级的法律是盲目的：“罚”往往大于“罪”。但是在这篇小说里我却没法指出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实：有钱有势的人犯了“罪”却可以得到很轻的“罚”，甚至免于处“罚”。这个缺点倒不是来自我的思想的局限性。
　　说老实话，我的材料限制了我。我缺乏生活，我也缺乏驾驭文字的能力。
　　我又扯远了。我在这里要说的只是一件事：我的绝大多数的作品都可以归类在早期作品里面。它们中间有的是讲故事，更多的是倾吐感情。可见我的确不是一个冷静的作者，我也没法创造精心结构的艺术品。我写小说不论长短，都是在讲自己想说的话，倾吐自己的感情。人在年轻的时候感情丰富，不知节制，一拿起笔要说尽才肯放下。所以我不断地声明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想做艺术家。自然这也是我的一个缺点。
　　我在前面谈到《狗》的时候，我说过这个短篇是我的“创作”。但是我那许多讲故事、倾吐感情的短篇小说也并非无师自通、关起门凭空编造出来的。虽然小说里面生活不多，但也并非完全没有。知道多少写多少，这是我向老师学来的一样“本领”（？）。三年前一位法国作家到我家里来闲谈。
　　他跟我谈起鲁迅先生的短篇，又转到用第一人称写小说的问题，他问我，如果写自己不大熟悉的人和事情，用第一人称写，是不是更方便些。我回答：“是”。我还说，屠格涅夫喜欢用第一人称讲故事，并不是因为他知道得少，而是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不过他认为只要讲出重要的几句话就够了。鲁迅先生也是这样，他对中国旧社会知道得多，也知道得深。我却不然，我喜欢用第一人称写小说，倒是因为自己知道的实在有限。自己知道的就提，不知道的就避开，这样写起来，的确更方便。我学写短篇小说，屠格涅夫便是我的一位老师，许多欧美的，甚至日本的短篇小说也都是我的老师。还有，鲁迅先生的《呐喊》和《彷徨》以及他翻译的短篇都可以说是我的启蒙先生。然而我所谓“学”，并不是说我写小说之前先找出一些外国的优秀作品仔细地研究分析，看他们第一段写什么，第二段写什么，结尾又怎么写，还有写景怎样，写人物怎样……于是做好笔记，记在心头，然后如法炮制。我并没有这样“学”过，因为我在写小说之前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作家。我以前不过是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自小就爱读小说，长篇也读，短篇也读，先读中国的，然后读外国的。读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过，我有一天也要写这样的东西，就像小孩喜欢听故事那样，小孩见到人就拉着请讲故事，并不是为了自己要做说故事的人。但是故事听得多了，听得熟了，小孩自己也可能编造起故事来。我读了不少的小说，也就懂得所谓“小说”、所谓“短篇小说”
　　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我读的时候，从来不管第一段怎样，第二段怎样，或者第一章应当写什么，第二章应当写什么。作为读者，我关心的是人物的命运。我喜欢（或厌恶）一篇作品，主要是喜欢（或厌恶）它的内容，就像我们喜欢（或厌恶）一个人，是喜欢（或厌恶）他本人，他的品质；至于他的高矮、肥瘦以及他的服装打扮等等，那都是次要又次要的事。我向那许多位老师学到的也就是这一点。小说读多了，那些自己喜欢的过了好久都不会忘记。脑子里储蓄了几百篇小说，只要有话想说，有生活可写，动起笔来，总不会写出不像小说的东西。至于好坏，那是另一个问题。就拿我自己来说，没有人讲过我那些短篇不像小说，但是它们中间坏的多，好的少，不用别人讲，我自己也知道。因为我生活不够，因为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局限性。我虽然“请”了好多很高明的老师，但是老师只能给我启发，因为作家进行“创作”，不能摹仿，更不能抄袭，他必须写自己的作品。常常有好心的读者过分地信任我，寄作品来要我修改。我不熟悉他所写的人物同生活，简直不知道应当从哪里改起。读者们错误地相信我掌握了什么技巧，懂得了一种窍门，因为他们忘记了最重要的东西：充实的生活同对生活的正确的认识和分析。
　　这个最重要的东西却不是能够从百篇小说和几位作家老师那里学得到的。只有一直参加革命斗争、始终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而且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人才可以说是懂得了窍门。但是连他也不能代替别人创作。创作是艰苦的劳动。我写了三十年，到现在还只能说是一个学生。
　　我常常向人谈到启发。我们读任何好作品，哪怕只是浏览，也都可以得到启发。我那些早期讲故事的短篇小说很可能是受到屠格涅夫的启发写成的。屠格涅夫写过好些中短篇小说，有的开头写大家在一起聊天讲故事，轮到某某，他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我那篇《初恋》就是这一类的小说）；有的用第一人称直接叙述主人公的遭遇或者借主人公的嘴写出另一个人的悲剧。作为青年的读者，我喜欢他这种写法，我觉得容易懂，容易记住，不像有些作家的作品要读两三遍才懂得。所以我后来写短篇小说，就自然而然地采用了这种方法。写的时候我自己也感觉到亲切、痛快。所以三十年来我常常用第一人称写小说。我开始写短篇的时候，我喜欢让主人公自己讲故事，像《初恋》、《复仇》、《不幸的人》都是这样。讲故事便于倾吐感情，这就是说作者借主人公的口倾吐自己的感情；讲故事用不着多少生活，所以我可以写欧洲人和欧洲事，借外国人的嘴倾吐我这个中国人的感情。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复仇》里收的十几个短篇全是写外国人的，而且除了《丁香花下》一篇以外，全是用第一人称写的，不过小说里的“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有我自己，也有别人。我自己看看，觉得也不能说是完全不像外国人。我在法国住了两年，连法文也没有念好。但是我每天都得跟法国人接触，也多少看过一点外国人的生活。我知道的不用说只是一点表面。单单根据它来写小说是不够的。我当时并没有想到用第一人称写小说可以掩盖“生活不够”的缺点，我只要倾吐自己的感情。可是现在想来那倒是近乎取巧的办法了。
　　屠格涅夫写小说喜欢用第一人称，可能是他知道得太多，所以喜欢这种简单朴素的写法。普希金一定也是这样。鲁迅先生更不用说了。他那篇《孔乙己》写得多么好！不过两千几百字。还有《故乡》和《祝福》，都是用第一人称写的。然而我学会用这种写法，恰恰因为我知道得太少，我没法写出我自己所不知道的生活，我把我知道的那一点东西全讲出来，有何不可，不过这种写法也是无意地“学”到的。我开始写短篇的时候，从法国回来不久，还常常怀念那边的生活，也颇想在纸上留下一些痕迹，所以拿起笔写小说，倾吐感情，我就采用了法国生活的题材。因为自己对那种生活还有一点点感情，而又知道得不多，就自然地采用了第一人称讲故事的写法。例如《初恋》是根据一位留法同学的几封信改写的；非战小说《房东太太》是根据一位留法勤工俭学的朋友的初稿改写的，我还增加了后半篇，姑然太太痴等战死的儿子回来的故事；第三个短篇《洛伯尔先生》的背景就是我住过一年的玛伦河畔的某小城。关于这篇小说，我曾经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在一九三○年七月的某一夜里，我忽然从梦中醒了。在黑暗中我看见了一些悲惨的景象。我的耳边也响着一片哭声。我不能再睡下去，就起来扭开电灯，在清静的夜里一口气写完了短篇小说《洛伯尔先生》。我记得很清楚：我搁笔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我走到天井里去呼吸新鲜空气，用我的带睡意的眼睛看天空。浅蓝色的天空中挂着大片粉红的云霞……
　　这一篇开了端，所以我接连地写了好些短篇小说。然而这种写法其实是“不足为训”的。但我早期的十几篇小说都是这样写成的。我事先并没有想好结构，就动笔写小说，让人物自己在那个环境里生活，通过编造的故事，倾吐我的感情。所以我的好些短篇小说都只讲了故事，没有写出人物。《洛伯尔先生》就是这样。我在那个小城住过一年，就住在小说里提到的中学校里面。学校后面有桥，有小河，有麦田。音乐家就是学校的音乐教员。卖花店里的确有一个可爱的少女。我和另一个中国同学在节日里总要到那里去买花送给中学校校长的夫人。校长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名字就叫“玛丽-波尔”。我把这些全写在小说里面了。又如《不幸的人》写了贫富恋爱的悲剧，这是极其平常的故事和写旧了的题材。我偶然在一张外国报上读到关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在波士顿监狱里受电刑的樊塞蒂的文章，说他从意大利去美国之前有过这样不幸的遭遇。这不过是传闻，也可能是写稿的人故意捏造，樊塞蒂在他的自传里也没有谈到这样的事情。我后来为樊塞蒂一共写过两个短篇：《我的眼泪》和《电椅》。但是我却利用这个捏造的故事写了一个意大利流浪人的悲剧。我的确在法国马赛海滨街的小小广场上见过一个拉小提琴的音乐家，不过我并没有把他请到美景旅馆①来，虽然我曾经在美景旅馆五层楼上住过十二天，也曾经在那里见过日落的壮观，像我在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我把那个捏造的恋爱故事跟我在马赛的见闻拼在一起，写成了那篇《不幸的人》。一九二八年十月底我在马赛等船回国，一共住了十二天，每天到一家新近关了门的中国饭店去吃三顿饭。这家饭店在贫民区，老板还兼做别的生意，所以我有机会见到一些古怪的小事情。我那篇《马赛的夜》（一九三二）就是根据那十二天的见闻写的。再如《亡命》，这篇小说写出了政治① 小说里改为“美观旅馆”，我当时住的是“美景旅馆”。亡命者的痛苦。在当时的巴黎我见过从波兰、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亡命来的革命者，也听到别人讲过他们的故事，还常常在报上读到他们的文章。意大利的革命者特别怀念充满阳光的意大利。我虽然跟他们不熟，但是我也能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我去法国以前在中国就常有机会见到从日本或朝鲜亡命到中国来的革命者，也了解一点他们的生活。再说我们中国穷学生在巴黎的生活也跟亡命者的生活有点相似，国内反动势力占上风，一片乌烟瘴气。法国警察可以随便检查我们的居留证，法国的警察厅可以随时驱逐我们出境。
　　我一个朋友就是被驱逐回国的。唯一不同的是我们还可以回国，那些意大利人、那些西班牙人却没法回到他们的阳光明媚的国土。我的脑子里常常有那种人的影子，所以我在小说里也写出了一个影子。
　　我没法在这篇短文里谈到我所有的短篇小说，在这里把它们一一地详加分析。其实我这样做对读者也不会有好处。我在前面举的几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一切。我讲了我所走过的弯路，我讲了我的一些缺点。我说明我为什么会写出那样的东西。我手边放着好几十封读者的来信，我把那些要我告诉创作经验的信放在一起。我没有回答那些热心的读者，因为我回答不出来。我不相信我的失败的经验会使青年朋友得到写作的窍门。倘使他们真有学习写作的决心和毅力，请他们投身到斗争的生活里面去学。要是他们在“生活”以外还想找一个老师，那么请他们多读作品，读反映今天新生活的作品；倘使还有多的时候，不妨再读些过去优秀作家的作品。任何作家都可以从好的作品那里得到启发。
　　我在这篇短文里不断地提到“启发”。可能还有人不了解我的意思，希望我讲得更具体些。那么让我在这里讲一个小故事来说明我所说的“启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一八七三年一个春天的夜晚，列夫·托尔斯泰走进他大儿子谢尔盖的屋子里。谢尔盖正在读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给他的老姑母听。托尔斯泰拿起这本书，随便翻了一下，他翻到后面某一章的第一句：“在节日的前夕客人们开始到了。”他大声说：“真好。就应当这样开头。别的人开头一定要描写客人如何，屋子如何，可是他马上就跳到动作上面去。”托尔斯泰立刻走进书房，坐下来写了《安娜·卡列尼娜》的头一句：“奥布浪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我们读到的《安娜·卡列尼娜》却是以另外的一句开头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是作者后来加上去的。）托尔斯泰在前一年就想到了这部小说的内容。一位叫做“安娜”的太太，因为跟她同居的男人爱上了他们的保姆，就躺在铁轨上自杀了。托尔斯泰当时了解了详细情形，也看到了验尸的情况。他想好了小说的情节，却不知道应当怎样开头。写过了《战争与和平》的大作家要写第二部长篇小说，居然会不知道怎样开头！人们常常谈到托尔斯泰的这个小故事。一九五五年逝世的德国大作家托马斯·曼有一次也提到“这个极动人的小故事”，他这样地解释道：“他不停地在屋子里徘徊，找寻向导，不知道应当怎样开头。普希金教会了他，传统教会了他。……”
　　这个故事把“启发”的意义解释得非常清楚。托尔斯泰受到了普希金的“启发”，才写出《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要是他那个晚上没有翻到普希金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写作很可能推迟一些时候，而且他也很可能用另外的句子开始他这部不朽的作品。托尔斯泰不是在抄袭，也不是在摹仿，他是在进行创作，但是他也需要“启发”。二十几年前我听见人讲起，有一个中国青年作家喜欢向人宣传，他不读任何作品，免得受别人的影响。
　　这个人很可能始终没有受到别人的影响，但是他至今没有写出一本好书。连托尔斯泰也要“找寻向导”，何况我们！虚心对从事创作的人总有好处。人的脑子又不是万能的机器，怎么离得开启发？
　　我刚才引用了托马斯·曼的话：“普希金教会了他，传统教会了他。”
　　说到“传统”，我想起了我们的短篇小说。我们也有同样的优秀的传统：朴素、简单、亲切、生动、明白、干净、不拖沓、不啰嗦。可惜我没有学到这些。我过去读“话本”和“三言二拍”之类的短篇不多，笔记小说我倒读过一些，但总觉得跟自己的感情离得太远。我从小时候起就喜欢看戏。我喜欢的倒是一些地方戏的折子戏。我觉得它们都是很好的短篇小说。随便举一例子，川戏的《周仁耍路》就跟我写的那些短篇相似，却比我写得好。一个人的短短的自述把故事交代得很清楚，写内心的斗争和思想的反复变化相当深刻，突出了人物的性格，有感情，能打动人心，颇像西洋的优秀的短篇作品。
　　其实完全是中国人的东西。可见我们的传统深厚。我们拥有取之不尽的宝山，只等我们虚心地去开发。每一下锄头或电镐都可以给我们带来丰富的收获。
　　至于其他，我没有在这里饶舌的必要了。
　　1958 年5—6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二十卷第515—529 页。
　　谈我的“散文”①有些读者写信来，要我告诉他们小说与散文的特点。也有人希望我能够说明散文究竟是什么东西。还有两三位杂志编辑出题目要我谈谈关于散文的一些问题。我没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因为我实在讲不出来。前些时候有一位远方的读者来信骂我，一定要我讲出来散文与小说的区别。我只好硬着头皮挨骂，因为我实在懂得太少，我不是一部字典或其他辞书。我并非故意在这里说假话，也不是过分谦虚。三十年来我一共出版了二十本散文集。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海行杂记》②还是在我写第一部小说之前写成的。最近我仍然在写类似散文的东西。怎么我会讲不出“散文”的特点呢？其实说出来，理由也很简单：我写文章，因为有话要说。我向杂志投稿，也从没有一位编辑先考问我一遍，看我是否懂得文学。我说这一段话，并非跑野马，开玩笑。我只想说明一件事情：一个人必须先有话要说，才想到写文章；一个人要对人说话，他一定想把话说得动听，说得好，让人家相信他。每个人说话都有自己的方法和声调，写出来的文章也不会完全一样。人是活的，所以文章的形式和体裁并不能够限制活人。我写文章的时候，常常没有事先想到我这篇文章应当有什么样的特点，我想的只是我要在文章里说些什么话，而且怎样把那些话说得明白。
　　我刚才说过我出版了二十本散文集。其实这二十本都是薄薄的小书，而且里面什么文章都有。有特写，有随笔，有游记，有书信，有感想，有回忆，有通讯报道……总之，只要不是诗歌，又没有故事，也不曾写出什么人物，更不是专门发议论讲道理，却又不太枯燥，而且还有一点点感情，像这样的文章我都叫做“散文”。也许会有人认为这样叫法似乎把散文的范围搞得太大了。其实我倒觉得把它缩小了。照欧洲人的说法，除了韵文就是散文，连长篇小说也包括在内。我前不久买到一部德国作家霍普特曼的四卷本《散文集》，里面收的全是长短篇小说。而且拿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有时候也不大容易给一篇文章戴上合式的帽子，派定它为“小说”或“散文”。例如我的《短篇小说选集》里面有一篇《废园外》，不过一千二三百字，写作者走过一座废园，想起几天前敌机轰炸昆明，炸死园内一个深闺少女的事情。我刚写完它的时候，我把它当作“散文”。后来我却把它收在《短篇小说选集》里，我还在《序》上说：“拿情调来说，它接近短篇小说了。”但是怎样“接近”，我自己也说不出来。不过我也读过好些篇欧美或日本作家写的这一类没有故事的短篇小说。日本森鸥外的《沉默之塔》（鲁迅译）就比《废园外》更不像小说。但是我们可以在《现代日本小说集》里找到它。我的一位苏联朋友彼得罗夫同志翻译过我好几个短篇，其中也有《废园外》。我去年十一月在莫斯科见到他。他说他特别喜欢《废园外》。这说明也有人承认它是小说了。又如我一九五二年从朝鲜回来写了一篇叫做《坚强战士》的文章。我写的是“真人真事”，可是我把它当作小说发表了。后来《志愿军英雄传》编辑部的一位同志把这篇文章拿去找获得“坚强战士”称号的张渭良同志仔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五月《萌芽》第九期。
　　② 我后来还写过不少这一类的旅行记。这种平铺直叙、毫无修饰的文章并非足以传世的佳作，但是它们保存了某个时间、某些地方或者某些人中间的一点点真实生活。倘使有人拿它们当“资料”看，也许不会上大当。
　　细研究了一番。张渭良同志提了一些意见。我根据他的意见把我那篇文章改得更符合事实。文章后来收在《志愿军英雄传》内，徐迟同志去年编《特写选》又把它选进去了。小说变成了特写。固然称《坚强战士》为“特写”也很适当，但是我如果仍然叫它做“短篇小说”，也不能说是错误。苏联作家波列伏依的好多“特写”就可以称为短篇小说。我过去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第二集里面有一篇《我的眼泪》，要是把它编进“散文集”，也许更恰当些，因为它更像散文。
　　我这些话无非说明文章的体裁和形式都是次要的东西，主要的还是内容。有人认为必须先弄清楚了“散文”的特点才可以动笔写“散文”。我就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从前在私塾里念书的时候，我的确学过作文。老师出题目要我写文章。我或者想了一天写不出来，或者写出来不大通顺，老师就叫我到他面前告诉我文章应当怎样写，第一段写什么，第二段写什么……最后又怎样结束。我当时并不明白，过了几年倒恍然大悟了。老师是在教我在题目上做文章。说来说去无非在题目的上下前后打转。这就叫做“作文”。那些时候不是我要写文章，是老师要我写，不写或者写不出就要挨骂甚至打手心。当时我的确写过不少这样的文章，里面一半是“什么论”、“什么说”，如《颍考叔纯孝论》、《师说》之类，另一半就是今天所谓的“散文”，例如《郊游》、《儿时回忆》、《读书乐》等等。就拿《读书乐》来谈罢，我那时背诵古书很感痛苦。老实说，即使背得烂熟，我也讲不清楚那些辞句的意义。我怎么写得出《读书乐》呢？但是作文不交卷，我就走不出书房，要是惹得老师不高兴，说不定还要挨几下板子。我只好照老师的意思写，先说人需要读书，又说读书的乐趣，再讲春、夏、秋、冬四时读书之乐。最后来一个短短的结束。我总算把《读书乐》交卷了。老师在文章旁边打了好些个圈，最后又批了八个字：“水静沙明，一清到底”。我还记得文章中有“围炉可以御寒，《汉书》可以下酒”的话，这是写冬天读书的乐趣。老师又给我加上两句“不必红袖添香……”等等。其实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看见酒就害怕，哪里有读《汉书》下酒的雅兴？更不懂得什么叫“红袖添香”了。
　　文章里的句子不是从别处抄来就是引用典故拼凑成的，跟“书”的内容并无多大关系。这真是为作文而作文，越写越糊涂了。不久我无意间得到一卷《说岳传》的残本，看到“何元庆大骂张用”一句，就接着看下去，居然全懂，因为书是用白话写的。我看完这本破书，就到处借《说岳传》全本来看，看到不想吃饭睡觉，这才懂得所谓“读书乐”。但这种情况跟我在《读书乐》中所写的却又是两样了。
　　我不仅学过怎样写“散文”，而且我从小就读过不少的“散文”。我刚才还说过老师告诉我文章应当怎样写，从第一段讲到结束。其实这样的事情是很少有的，这是在老师特别高兴、有极大的耐心开导学生的时候。老师平日讲得少，而且讲得简单。他唯一的办法是叫学生多读书，多背书。当时我背得很熟的几部书中间有一部《古文观止》。这是两百多篇散文的选集：从周代到明代，有“传”，有“记”，有“序”，有“书”，有“表”，有“铭”，有“赋”，有“论”，还有“祭文”。里面有一部分我背得出却讲不清楚；有一部分我不但懂而且喜欢，像《桃花源记》、《祭十二郎文》、《赤壁赋》、《报刘一丈书》等等。读多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也就能慢慢地体会到它们的好处，也就能慢慢地摸到文章的调子。不用说，这只能说是似懂非懂。然而现在有两百多篇文章储蓄在我的脑子里面了。虽然我对其中的任何一篇都没有好好地研究过，但是这么多的具体的东西至少可以使我明白所谓“文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以使我明白文章并非神秘不可思议，它也是有条有理，顺着我们的思路连下来的。这就是说，它不是颠三倒四的胡话，不像我们常常念着玩的颠倒诗：“一出门来脚咬狗，捡个狗子打石头……”这样一来，我就觉得写文章比从前容易些了，只要我的确有话说。
　　倘使我连先生出的题目都不懂，或者我实在无话可说，那又当别论。还有一点我不说大家也想得到：我写的那些作文全是坏文章，因为老师爱出大题目，而我又只懂得那么一点点东西，连知识也说不上，哪里还有资格谈古论今！
　　后来弄得老师也没有办法，只好批“清顺”二字敷衍了事。
　　但是我仍然得感谢我那两位强迫我硬背《古文观止》的私塾老师。这两百多篇“古文”可以说是我真正的启蒙先生。我后来写了二十本散文，跟这个“启蒙先生”很有关系。自然我后来还读过别的文章，可是却没有机会把它们一一背熟，记在心里了。不过读得多，即使记不住，也有好处。我们有很好的“散文”的传统，好的散文岂止两百篇？十倍百倍也不止！
　　“五四”以后，从鲁迅先生起又接连出现了不少写新的散文的能手，像朱自清先生、叶圣陶先生、夏丐尊先生，我都受过他们的影响。任何一篇好文章都是容易上口的。哪怕你没有时间读熟，凡是能打动人心的地方，就容易让人记住。我并没有想到要记住它们，它们自己会时时到我的脑子里来游历。有时它们还会帮助我联想到别的事情。我常常说，多读别人的文章，自己的脑子就痒了，自己的手也痒了。读作品常常给我启发。譬如我前面提过的那篇日本作家森鸥外的小说《沉默之塔》，我正是读了它才忽然想起写《长生塔》（童话）的。然而《长生塔》跟《沉默之塔》中间的关系就只有一个“塔”字。我一九三四年在日本横滨写这篇童话骂蒋介石，而森鸥外却把他那篇反对文化压迫的“议论”小说当作一九一一年版尼采著作日文译本（《查拉图斯特拉》）的《代序》。我有好些篇散文和小说都是读了别人的文章受到“启发”以后拿起笔写的。我在前面所说的“影响”就是指这个。前辈们的长处我学得很少。例如我读过的韩（愈）、柳（宗元）、欧（欧阳修）、苏（东坡）的古文，或者鲁迅、朱自清、夏丐尊、叶圣陶诸先生的散文，都有一个极显著的特点：文字精炼，不啰嗦，没有多馀的字。而我的文章却像一个多嘴的年轻人，一开口就不肯停，一定要把什么都讲出来才痛快。我从前写文章是这样，现在还是如此。其实我自己是喜欢短文章的。我常常想把文章写得短些，更短些。我觉得越短越好，越有力。然而拿起笔我就无法控制自己。可见我还不能驾驭文字；可见我还不知道节制。这是我的毛病。
　　自然我也写过一些短的东西，像收在一九四一年出版的散文集《龙·虎·狗》里面的一部分散文。其中如《日》、《月》、《星》三篇不过两百多字、三百多字和四百多字，但它们也只是一时的感想而已。这几百字中仍然有多馀的字，更谈不到精炼。而且像这样短的散文我也写得不多。
　　我自己刚才说过，教我写“散文”的“启蒙老师”是中国的作品。但是我并没有学到中国散文的特点，所以可能有人在我的文章中嗅不出多少中国的味道。然而我说句老实话，外国的“散文”不论是essay（散文）或者sketch（随笔），我都读得很少。在成都学英文，念过半本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随笔集》，后来隔了好多年才读到英国作家吉星的《四季随笔》和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essay 等等，也不过数得出的几本。这些都是长篇大论的东西，而且都是从从容容地在明窗净几的条件下写出来的，对于只要面前有一尺见方的木板就可以执笔的我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倘使有人因为我的散文不中不西，一定要找外国的影响，那么我想提醒他：我读过很多欧美的小说和革命家的自传，我从它们那里学到一些遣辞造句的方法。我十几岁的时候没有机会学中文的修辞学，却念过大半本英文修辞学，也学到一点东西，例如散文里不应有押韵的句子，我一直就在注意。有一个时候我的文字欧化得厉害，我翻译过好几本外国书，没有把外国文变成很好的中国话，倒学会了用中国字写外国文。幸好我还有个不断地修改自己文章的习惯，我的文章才会有进步。最近我编辑自己的《文集》，我还在过去的作品中找到好些欧化的句子。我自然要把它们修改或者删去。但是有几个欧化的小说题目（例如《爱的摧残》、《爱的十字架》等）却没法改动，就只好让它们留下来了。我过去做翻译工作多少吃了一点“抠字眼”的亏，有时明知不对，想译得活一点，又害怕有人查对字典来纠正错误，为了偷懒、省事起见，只好完全照外国人遣辞造句的方法使用中国文。在翻译上用惯了，自然会影响写作。这就是我另一个毛病的由来了。
　　我的两篇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小说和几篇在朝鲜写的通讯报导被译做英文印成小书以后，有位英国读者来信说这种热情的文章英国人不喜欢。也有人反映英国读者不习惯第一人称的文章，说是讲“我”讲得太多。这种说法也打中了我的要害。第一，我的文字毫无含蓄，很少一个句子里包含许多意思，让读者茶馀饭后仔细思索、慢慢回味。第二，我喜欢用作者讲话的口气写文章，不论是散文或者短篇小说，里面常常有一个“我”字。虽然我还没有学到托尔斯泰代替马写文章，也没有学到契诃夫或夏目漱石代替狗写文章，我的作品中的“我”总是一个人，但是这个“我”并不就是作者自己，小说里面的“我”有时甚至是作者憎恶的人，例如《奴隶的心》里面的“我”。
　　而且我还可以说，所有这些文章里并没有“自我吹嘘”或者“自我扩张”的臭味。我只是通过“我”写别人，写别人的事情。其实第一人称的小说世界上岂止千千万万！每个作家有他自己的嗜好。我喜欢第一人称的文章，因为写起来、读起来都觉得亲切。自然也有人不喜欢这种文章，也有些作家一辈子不让“我”在他的作品中出现。但是我仍然要说，我也并非“生而知之”的，连用“我”的口气写文章也有“老师”。我在这方面的“启蒙老师”是两本小说，而这两本小说偏偏是两位英国小说家写的。这两部书便是狄更斯的《大卫·考柏菲尔》和司蒂文生的《宝岛》。我十几岁学英文的时候念熟了它们，而且《宝岛》这本书还是一个英国教员教我念完的。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这两本小说。《大卫·考柏菲尔》从“我”的出生写起，写了这个主人公几十年的生活，但是更多地写了那几十年中间英国的社会和各种各样的人。《宝岛》是一部所谓的冒险小说，它从“我”在父亲开的客栈里碰见“船长”讲起，一直讲到主人公经历了种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取得宝藏回来为止，书中有文有武，有“一只脚”，有“独眼”，非常热闹。它们不像有些作品开头就是大段的写景，然后才慢慢地介绍出一两个人，教读者念了十几页还不容易进到书中去。它们却像熟人一样，一开头就把读者带进书中，以后越入越深，教人放不下书。所以它们对十几岁的年轻人会有那样大的影响。我并不是在这里推荐那两部作品，我只是分析我的文章的各种成分，说明我的文章的各种来源。
　　我在前面刚刚说过我的文章里面的“我”不一定就是作者自己。然而绝大部分散文里面的“我”却全是作者自己，不过这个“我”并不专讲自己的事情。另外一些散文里面的“我”就不是作者自己，写的事情也全是虚构的了。但是我自己有一种看法，那就是我的任何一篇散文里面都有我自己。这个“我”是不出场的，然而他无处不在。这不是说我如何了不起。决不！这只是说明作者在文章里面诚恳地、负责地对读者讲话，讲作者自己要说的话。
　　我并不是拿起笔就可以写出文章；也不是只要编辑同志来信索稿，我的文思马上潮涌而来。我必须有话要说，有感情要吐露，才能够顺利地下笔。我有时给逼得没办法，坐在书桌前苦思半天，写了又涂，涂了又写，终于留不下一句。《死魂灵》的作者果戈理曾经劝人“每天坐在书桌前写两个钟头”。
　　他说，要是写不出来，你就拿起笔不断地写：“我今天什么都写不出来。”
　　但是他在写《死魂灵》的时候，有一次在旅行中，走进一个酒馆，他忽然想写文章，叫人搬来一张小桌子，就坐在角落里，一口气写完了整整一章小说，连座位也没有离开过。其实我也有过“一挥而就”的时候。譬如我在朝鲜写的《我们会见了彭司令员》就是一口气写成的。虽然后来修改两次，也没有花费太多的时间。我想就这篇散文为例，简单地谈一谈。
　　这篇文章是一九五二年三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一个半山的坑道里写成的。我们一个创作组一共十七个男女同志，刚到“志政”的时候，分住在朝鲜老百姓的家里，睡到半夜，我们住处的附近忽然落了一个炸弹。所以第二天下午“志政”的甘主任就叫人把我们的行李全搬到半山上的坑道里去了。洞子很长，有电灯，里面还放了小床、小桌，倒有点像火车的车厢。山路相当陡，下雪天爬上山实在不容易。搬到坑道的那天晚上，我去参加了“志政”的欢迎晚会。我在二十日的日记里写着：“十一点半坐宣传部卓部长的小吉普车回宿舍，他陪我在黑暗中上山。通讯员下山来接我。我几乎跌下去，幸而他把我拉住，扶我上去。”一连三夜都是这样。所以我的文章里面有一句“好容易走到宿舍的洞口”。的确是好不容易啊！
　　二十二日我们见了彭总（大家都是这样地称呼彭德怀司令员）以后，第二天下午我们创作组的全体同志开会讨论了彭总的谈话。在会上大家还讲了自己的印象和感想。同志们鼓励我写一篇“会见记”，我答应了下来。我二十五日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话：“黄昏前上山回洞。八时后开始写同志们要我写的《彭总会见记》，到十一点半写完初稿。”第二天（二十六日）我又有机会参加志愿军司令部欢迎细菌战调查团的大会，听了彭总一个半钟点的讲话，晚上才回到洞子里。这天的日记中又写着：“根据今天再听彭总讲话的心得重写‘会见记’，十一点写完。”二十七日我把文章交给同志们看过，他们提了一些意见。我又参考他们的意见增加了几句话，便把文章交给新华社了。二十八日彭总看到我的原稿，写了一封短信给我。他这样说：“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一句可否改为“像和睦家庭中亲人谈话似的”？
　　我很希望这样改一下，不知允许否？其次，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把我写的太大了一些，使我有些害怕！
　　彭总这个修改的意见提的很对，他更恰当地说出了当时的场面和我们大家的心情。我看见彭总以前，听说他是一个严肃的人，所以刚见到他的时候觉得他是一位长者。后来他坐在我们对面慢慢地谈下去，我们的确有一种跟亲人谈话的感觉。这封信跟他本人一样，谦虚、诚恳、亲切。他把自己看得“很渺小”，这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要求太严格，太苛刻。一个人的确应当对自己严，对自己要求苛。单是这一点，彭总就值得我们好好地学习了。
　　彭总的信使我十分感动。我曾经这样地问过自己：我是不是编造了什么来恭维彭总呢？我的回答是：没有。我写这篇短文并不觉得自己在做文章，我不过老老实实而且简简单单地叙述我们会见彭总的情形。就好像那天回到洞里遇见一位朋友，跟他摆了一段“龙门阵”一样。连最后“冒雪上山，埋头看山下”一段也是当时的情景。全篇文章从头到尾，不论事实、谈话、感情都是真的。但是真实比我的文章更生动、更丰富、更激动人心。我们笔太无力了。那一天（二十二日）我的日记写得很清楚：我们坐卡车到山下大洞内，在三反办公室等了一刻钟，彭总进来，亲切慈祥有如长者对子弟。第一句话就是“你们都武装起来了！”接着又说：“你们里头有好几个花木兰。”又问：“你们过鸭绿江有什么感想？”我们说：“我们不是跨过鸭绿江，是坐车过来的。”他带笑纠正道：“不，还是跨过的。”彭总谈话深入浅出，深刻、全面。谈话中甘泗淇主任和宋时轮副司令员也进来了。彭总讲了三小时。接着宋、甘两位也讲了话。宋副司令员最后讲到了“欢迎”。彭总接着说：“我虽然没有说欢迎，可是我心里头是欢迎的。”会后彭总留我们吃饭。我和彭总谈了几句话，又和甘主任谈了一阵。
　　三点吃饭，共三桌，有火锅。饭后在洞口休息。洞外大雪，寒风扑面。洞中相当温暖。回到洞内，五点半起放映了《海鹰号遇难记》和《团结起来到明天》两部影片。晚会结束后，坐卓部长车回到宿舍的山下。雪尚未止，满山满地一片白色。我和另一位同志在山下大声叫通讯员拿电筒下来接我们。山上积雪甚厚，胶底鞋很滑，全靠通讯员分段拉我们上山。回洞休息片刻，看表不过九点五十分。
　　……
　　从这段日记也可以看出来我的文章写的很简单。它只是平铺直叙、朴实无华地讲会见的事情，从我们坐在办公室等候彭总讲起，一直讲到我们回宿舍为止。彭总给我们讲了三个钟头的话，我没法把它们全记录在文章里面，我只能引用了几段重要的。那几段他后来在欢迎会上的讲话中又重说了一遍。我听得更注意，自然我也记得更清楚。第二天听他讲话，印象更深。所以我回到宿舍就把头天写好的初稿拿出来修改和补充。我没有写吃饭的情形，饭桌上没有酒，大家吃得很快，谈话也不多。我把晚会省略了，晚会并无其他的节目，我只有在电影放完后离开会场时，才再见到彭总，跟他握手告别。在我的原稿上最后一段的开头并不是“晚上”两个字，却是“晚会结束后”一句话，在前一段的末尾还有表示省略的虚点。我想就这样简单地告诉读者，我们还参加了晚会。我的文章最初在《志愿军》报上发表，后来才由新华社用电讯发到国内。可能是新华社在发电讯稿的时候作了一些必要的删节：虚点取消，“晚会结束后”也改为“晚上”，“花木兰”，“跨过鸭绿江”，连彭总戒烟的小故事也都删去了。在第九段上，“我忘记了时间的早晚”下面，还删去了“我忘记了洞外的雪，忘记了洞内的阴暗的甬道，忘记了汽车上的颠簸，忘记了回去时的滑脚的山路。我甚至忘记了我们在国内听到的志愿军过去作战的艰苦”这些句子。这些都是我刚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想到的，后来我的确把这一切全忘记了。但是新华社的删改也很有道理，至少文章显得“精炼”些。
　　我拉拉杂杂地讲了这许多，也到了结束的时候了。我不想有系统地仔细分析我的全部散文。我没有理由让它们耗费读者的宝贵时间。在这里我不过讲了我的一些缺点和我所走过的弯路。倘使它们能给今天的年轻读者一点点鼓舞和启发，我就十分满足了。我愿意看到数不尽的年轻作者用他们有力的笔写出反映今天伟大的现实的散文，我愿意读到数不尽的健康的、充满朝气的、不断地鼓舞读者前进的文章！1958 年4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二十卷第530—543 页。
　　第三辑
　　说几句开场话①（《自由月刊》）
　　一个刊物出版的时候照例篇首总有几句开场话，即所谓“发刊词”是也。
　　话自然说得冠冕堂皇，可是以后能否照样做去，就是问题了。我们也未能免俗，想学学时髦来玩这一套把戏，不过我们究竟小家子气太重，不会吹牛，所以我们的“开场白”就太不冠冕堂皇了。
　　第一，我们声明：这刊物是模仿的，不是独创的。老实说一句，我们是看了开明书店的《开明月刊》后，才起了出版这个刊物的心思。
　　第二，我们声明：这刊物是广告，不是宣传。老实说，我们是为了替自由书店的书籍发广告的缘故，才要出版这个刊物。不过登广告，就并不是一定要替自由书店的书籍吹牛，骗人去买；我们只是想把这刊物弄得有趣味一点，使得大家愿意读，然后由此引起大家去买自由书店的书。所以这只是一个半文艺半广告的刊物而已，并无其他的野心。
　　第三，我们声明：这刊物是公开的，不是私有的，是书店和主顾（读者）的通讯机关，读者对于本店有什么意见和批评，我们当尽量的发表。就是骂，只要不是谩骂，我们也很欢迎的。
　　总之，有了这小小的刊物后，自由书店的主顾们大概不致于大呼“上当”了。
　　在退场之前，我们还要向主顾们说一句话：请诸君多多投稿。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72 页。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五日《自由月刊》第一卷第一期。未署名。
　　编者的话①（《自由月刊》）
　　老了十年本刊第一期出版的日子是“一九一九年一月三十日”，算到如今恰恰满十年了。然而我却清清楚楚地记得稿子是由我在今年一月初编好送到印局去的，怎么会倒退在十年前出版呢？十年前不要说这个“编者”还是黄口孺子，不要说自由书店没有开张，连替我们印刷的印局也不曾出世咧。
　　一个孩儿纵然能够如童话里所说“见风长”，但总不能先母亲而出世的，自由书店好比《自由月刊》的母亲，没有母亲当然没有孩子。这样一说，《自由月刊》无论如何决不能在“一九一九年”出版了。可见第一期封面底所印的出版期是错的。更正罢，自然写上“手民排误”几字就可以把我的责任卸掉了。然而如果印局的经理先生拿出初校、二校的样子来看呢？我自己看了一遍，二遍，都没有把“一”字之差看出来，这又好怪谁呢？只得叹了一口气说道：“老了十年”。
　　一个与其他一个马拉与巴金当然是两个人，一个姓“马”，一个姓“巴”；一个是本刊的编者，一个是编者的朋友。一个向其他一个索稿，其他一个便送了几篇译诗来，一个把这些诗在本刊第一期上发表了一首，又在预告里登了一首的题目出来，不幸署的名字错了，乃是一个的而不是其他一个的，其他一个看见了，自然是不大高兴，觉得一个有冒名之嫌，一个赶快在这期上声明一句，《普希金……诗》是巴金译的，与马拉无关。
　　偷得不像《自由月刊》刚刚出版，我便亲自送了一册给《开明月刊》的“主宰”先生。主宰先生接到了这本书，先用他锋利的眼光从宽边的眼镜把这本薄薄的小书检查了一遍，然后微笑地用他的纯粹的国语说道：“完全偷开明的，但偷得不像。”我连忙恭而且敬地答道：“主宰先生哟，你要鉴谅小子的这点苦衷，如果偷得太像了，岂不是要发生版权问题而吃官司么？唯其偷得不像，所以被偷者虽明知被偷，而无法证明偷者的偷窃行为，真是苦在心头，说不出口了。这一点你主宰先生不免上了小子的大当了。”主宰先生笑而不答。小子亦得意而退，退而草《编者的话》也。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74—75 页。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自由月刊》第一卷第二期。未署名。
　　告别的话①（《文学季刊》）
　　季刊出到这期，刚刚满两周年。自然两年并不是长时期。
　　但是这两年中间我们也曾遇到一些风波。有几次意外的困难几乎使这刊物夭折了。然而靠了几个人的苦心和多数投稿者与读者的大量的帮助，它终于支持到了现在。这其间我们除了看清楚我们这文坛的真面目外，还明白了人情世故，感到了爱憎，最可宝贵的是我们认识了一个整代的向上的青年的心，而跟着他们叫出他们的苦痛与渴望了。
　　单就这两年的短促的存在来说，季刊也并不曾浪费地消耗过它的生命。
　　然而环境却不许它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在这里只用了简单的“环境”两个字，其实要把这详细解说出来，也可以耗费不少的篇页。在市场上就只充满了一切足以使青年忘掉现实的书报。在这种情形下面我们只得悲痛地和朋友们——投稿者、读者告别。我们知道有一些朋友会哀悼这刊物的消灭；我们知道有一部分青年的呼声会因此而被窒息。事实上我们也不能没有遗憾。然而在这时代，在整个民族的命运陷在泥淖里的时候，这个小小的刊物的存亡似乎是极其渺小的事情了。
　　文字是消磨生命和精力的东西。在太平的时候我们似乎也需要一些教授和博士、学者和文豪来粉饰我们这民族的光荣。那时我们也许可以安安稳稳地跟在商人后面高谈文化。然而现在我们却没有这种馀裕。我们的眼睛虽然近视，但我们并不是盲人。我们不必故意作吓人听闻的危言；随便翻开一张报纸，我们就知道这民族目前是站在怎样可怕的一个深渊的边沿上，一举脚便会投到无底的黑洞里去。在这时候我们把全部力量用来挽救这危机还嫌不够，我们更没有多馀的精力和生命来消耗在文字上面。每个向上的青年倘若能够抛弃他们的笔去做一点更实际的事情，对于这民族的绝望的挣扎也许还更有益处。否则虽有更多的教授和博士、学者和文豪，也决不能够挽回我们这民族的劫运。
　　在《发刊词》里面我们曾经发过一番冠冕堂皇的议论。我们当时的口号是：“以忠实恳挚的态度为新文学的建设而努力着。”我们举出了下列的五种艰巨的工作：
　　一、旧文学的重新估价与整理；二、文艺创作的努力；三、文艺批评的理论的介绍与建立；四、世界文学的研究、介绍与批评；五、国内文艺书报的批评与介绍。
　　现在我们把这八厚册的季刊仔细地翻阅一遍，我们可以坦白地承认在这方面我们的收获是极其贫弱。但我们并不为这个感到惭愧。我们知道，在跟着一个整代的向上的青年叫出他们的渴望这一点上，我们是尽了不小的责任了。在这八厚册中有许多篇创作是会跟着这一代的青年活下去的。我们知道文学不是没有生命的活骸，离了时代就没有文学。所以当一代青年的渴望应该用行为来表现的时候，我们也就毅然地牺牲了季刊的两年的可以说是光荣的存在而毫不顾惜了。
　　别了，我们的真挚而大量的朋友们，这两年来承你们不断地给了我们种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文学季刊》第二卷第四期。未署名。
　　种的帮助和鼓舞，使我们在困难的环境中有勇气挣扎下去。倘使没有你们，我们连这一点成绩也不会得到。这是我们大家的共同力量的结果。这八厚册刊物摆在我们的眼前，闪耀着，就像一颗光亮的星。星光虽然有时也会隐匿，但它却决不会消灭。倘使有一天环境使我们有馀裕重提起笔，那时候这颗星会发出灿烂的光辉，而我们这季刊也会像从火里出来的凤凰那样，以新生的姿态和你们相见了。我们这次的分别不会是永久的。别了，我们的真挚而大量的朋友们。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76—78 页。
　　复刊词①（《文学季刊》）
　　四个月以前我们怀着苦痛的心告别了读者，在《告别的话》里面我们解说了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曾痛切地说：文化的招牌如今还高高地挂在商店的门榜上，而我们这文坛也被操纵在商人的手里，在商店的周围再聚集着一群无文的文人。读者的需要是从来被忽视了的。在文坛上活动的就只有那少数为商人豢养的无文的文人。于是虫蛀的古籍和腐儒的呓语大批地被翻印而流布了，才子佳人的传奇故事之类，也一再地被介绍到青年中间，在市场上就只充满了一切足以使青年忘掉现实的书报，……在这种情形下面，我们只得悲痛地和朋友们告了别。②然而连这样软弱的话句也遭受了藏在“王道”精神后面的刀斧。当我们的呼声被窒息的时候别人甚至不许我们发出一声呻吟，申辩一下是非。于是各种各样的流言就在外面散布了，据说，我们这季刊的休刊，原因是读者的不需要。我们自然没法替自己辩护，但同时却有不少的读者用了笔和舌给我们送来安慰和鼓舞。
　　这安慰和鼓舞始终没有间断过，到后来就离了语言文字而被用行动来表现了。这一次是真实的读者出来表示了他们的需要。这事实使我们得以从被强迫的沉默中翻了身。我们这季刊是复活了，而且正如我们所期望的，是以新生的姿态复活了。
　　但我们并不是忘恩的、背信的。我们在《告别的话》中所允许过朋友们的一些约言，我们要尽力去实践。以前的季刊是我们和朋友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的月刊也应该是的。
　　我们不是盲人，我们看得见我们这民族正站在一个可怕的深渊的边沿上，所以我们依旧没有馀裕跟在商人后面高谈文化，或者搬出一些虫蛀的古籍和腐儒的呓语来粉饰这民族的光荣。我们是青年，我们只愿意跟着这一代向上的青年叫出他们的渴望，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季刊曾尽过一点责任，我们的月刊也会沿着这路线进行的。至于我们这一次能否完成这工作，那全靠朋友们的大量的支持了。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79—80 页。
　　① 本篇即《文季月刊》的“创刊词”，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六月《文季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署文学季刊社。
　　② 这一段话在《文学季刊》二卷四期中不见了，《季刊》的另一位主编郑振铎删改了它。我发现这个改动已经晚了。我记得曾经在新创刊的《作家》月刊上发表过一篇杂感。（一九八九年注）
　　复刊献词①（《烽火》）
　　《烽火》继《呐喊》之后于二十六年九月五日创刊，当时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愿望，想贡献个人的微薄的力量为前方的忠勇的将士和后方的义愤的民众尽一点“呐喊助威”的职责。创刊以来我们曾经遭遇到种种意外的阻挠和困难，但我们始终不忍使这个小小的刊物夭折。这其间不断地给了我们以援助和鼓舞的是许多作者和读者的稿件与信函。从中国的广大的土地上我们的弟兄们伸了手过来帮助我们擎起我们的“烽火”。在我们的力量上添加了无数弟兄们的力量。最后胜利的信念把全中国儿女团结成了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这事实增加了我们的勇气。甚至在东战场形势改变，国军退出淞沪，大上海完全沦陷以后，我们还竭力使我们的“烽火”燃烧在敌人的阵地，但我们的发行处却已经成为灰烬了，接着来的禁止和封锁，断绝了我们和许多作者、读者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在中立区域里自由地扬起我们的呼声。但我们也不愿让敌人永远窒息了它。现在经了一些时日努力的结果，我们又在自己的土地上重燃起我们的“烽火”。我们诚挚地希望那无数与我们暂别了数月的弟兄们再来帮助我们完成这一个事业，使“烽火”永远燃烧一直到最后胜利的日子。所以在《烽火》复刊的时候我们再把《呐喊》）（《烽火》的前身）的《创刊献词》刊登在这里，作为一件信物，读者可以根据它来不时督责我们忠实地从事我们的工作，实践我们的约言。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81—82 页。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烽火》第十三期。未署名。
　　写给读者①（《烽火》）
　　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就在炸弹和机关枪的不断的威胁中我还看见未来的黎明的曙光。我相信这黎明的新时代是一定会到来的。我们在这抗战中的巨大的牺牲便是建造新的巨厦的基石。这些日子里我们的救护队含着眼泪埋葬了成千的死者，无辜者的血染赤了广州的街市。但是在这里依旧充满着愤怒的呼喊和坚定的信念，却听不见一声乞怜的哀号，犹如在东西北线各战场上默默地贡献了最后一滴血的千百万的士兵，他们的脸上也不带一点畏怯的表情，所有的人都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牺牲，这目标会把中国拯救的。
　　巴金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83 页。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一日《烽火》第十八期。
　　给读者①（《烽火》）
　　《烽火》十九期又和读者见面了。关于这刊物的脱期，作为编辑人的我，是不能卸除责任的。我不想辩解，我只转载我前一个月写的一篇文章（在香港《大公报》文艺栏发表），说明我们在轰炸中怎样地过着日子。此外我还应该叙说一件事实：我最近带了编好的三期《烽火》的稿子走过许多地方，甚至在汉口也找不到一个适当的承印处。我们既没有雄厚的资本来付高昂的印价，又没有充裕的时间精力和印局负责人不断地交涉，在这陌生的环境里两三个人的有限的努力常常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因此《烽火》的脱期便成了不可免的事情。我很惭愧，竟这样地辜负了许多读者的期望。但我们以后还是要尽力克服种种困难把这刊物维持下去的。
　　关于“自我救亡”，作者石锋先生后来写信说：“因为那样的东西是这次我在前方所感到的。的确要是这样的‘自我救亡’，前途实在太危险了。
　　最近茅盾先生来信说：“我也愿看一些揭露抗战中种种丑事的报告文学……
　　因为他到底看到了一点，而且说出来了。’但好是好的，恐怕能发表出来的‘揭露丑事’的东西还很少。因为最容易引起误会……悲观主义呀，破坏统一战线呀。我曾听见‘批评家’这样说过。……”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84—85 页。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烽火》第十九期。署名编者。
　　写给读者（二）①（《文丛》）
　　这本刊物是在敌机接连的狂炸中编排、制型、印刷的。倘使它能够送到读者诸君的眼前，那么请你们相信我们还活着，而且还不曾忘记你们。
　　请不要惊讶我们在这里用了“倘使”两个字。编印这一本薄薄的刊物，我们也经历了不少的艰辛，不用说，这是一个不值得提说的小小工作，但我们也愿意尽我们的微力酬答诸君对刊物的爱护和对我们的期望。在这个城市里除了“交通阻塞”和“物资缺乏”的限制外，我们的工作还不断地受到敌机轰炸的威胁。用一两个“平民”的有限的精力和时间来克服这种种的障碍，在这时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然而我们毕竟忍受了白眼、吞食了悲愤默默地尽力做去了。
　　然而甚至在今天，我们还不能断定我们的努力将有什么样的成绩。说不定两个钟点以后，便有几十架敌机闯进这个城市的天空来毁坏我们的一切。
　　这不是我的过虑。七年前在上海闸北的土地上，我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原稿①被侵略者的燃烧弹烧成灰烬，最近在广州市区的大火中又埋葬了我们几个人大半年来的心血。②前几天这个市区还遭到敌机第四次的残酷轰炸。谁能说在过去四次的大屠杀以外，敌人不会再来作第五次的暴行！谁又能断定这些纸张和铅字可以扑灭燃烧弹的火焰，不致成为民族解放的神圣抗战中一件小小的牺牲品！
　　我压下愤怒的火几次走过灾区。我看见那些残破的房屋，看见头发和衣服还粘在地上的带血的人皮，看见排列在郊外街巷里的无辜者的尸体。有一次我踏过还在冒烟的瓦砾堆，陪一位朋友去探望他那被包围在火海中的故居，我们无法在火堆中找出任何的遗物。我们又走过已经燃烧了六个钟头的街市。我望着一家旅馆的高门楼烧断，让砖石和焦木带着千百点细小的火星塌了下来。在山洪暴发似的巨响之后，我听见一个男人在废墟上发出“救命”的尖声呼号。
　　这些景象我一生也不会忘记。而且我相信每个身经目击的人也是不能忘记的。这个燃烧的城市的苦难，激起了诸君的愤慨和关心。我在这个城市里经历过它最惨痛、最艰苦的时刻，我应该借着这本小小刊物把这个城市的呼声传达给散处在全国的读者诸君。物质的损坏并不能摧毁一个城市的抗战精神，正如刊物的停刊与撰稿人的死亡也不能使我们的抗战的信念消灭。倘使这本小小的刊物能够送到诸君的手中，还希望你们牢牢记住弟兄们的这样的嘱咐。1939 年1 月5 日在桂林。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89—89 页。
　　① 本篇为《文丛》第二卷第五、六期合刊（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日出版）的卷头语。未署名。
　　① 指《新生》。
　　② 指文化生活出版社广州分社。
　　第四辑
　　《工女马得兰》①译本序
　　在这样一本名著的前面放上一篇序，非但不必要，而且还是多馀的。不过我既有了机会先一般读者而读此书，它又曾使我异常感动，那么我把我的感想写下来，也许可以作为读者了解此书的一个帮助，何况我又曾答应译者岳煐君写一点东西在他的译稿的前面！
　　近来译成中文的西洋文学名著中最使我感动的，有三部书：第一部是阿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第二部是路卜洵的《灰色马》；第三部便是此书。前两者是俄国的作品，又是小说，而且在意义上也和这本《工女马得兰》不相同。《工人绥惠略夫》呢，鲁迅君说是一本“愤激的书”。《灰色马》呢，它的英雄佐治是一个极端的否定者，对于革命，对于一切，都没有信仰，虽然他是一个恐怖党人。《工女马得兰》却不是这样。它是一本充满着希望的书。它的“英雄”，对于革命是有坚定的信仰的。不仅最后马得兰所说的“我的儿子没有死，让的儿子没有死，”这两句话里所暗示的希望是极其明显的，便是其他的地方也都贯穿着希望，随处可以增加读者的勇气。
　　译本之所以改名为《工女马得兰》（这是我的意思），这意义也是很容易明白的。这本戏是以马得兰为贯穿全书的一根线，以她开始，以她结局。
　　她与让·罗路同为全戏里的两个重要人物，而她的重要更超过让·罗路，我们说她是全戏的唯一“英雄”也未始不可。
　　马得兰，据让批评她说，是“有高贵心灵的女人”，是“天地间所生的精华中的一个”，然而在从前，在罢工以前她“不过是一个多苦多病的穷女子”，“曾是那样的安静而多愁”。从一个多愁多病的女儿变为一个信仰坚定的战士，成了罢工群众的“小母亲”，这样的变化并不是什么奇迹。假若我们追蹑马得兰心灵的变化，便很容易明白一方面是困苦的生活，被富人们虐待，侮辱，遗弃的生活燃起了她的怨恨，一方面是真诚的爱情，以“幻梦，计画，奋斗”相信托的爱情给了她“如许多的勇气，如许多的信仰”。这样完成了她的变化，这是很自然的。
　　让·罗路以前的遭遇倒与绥惠略夫相似。他的同伴为了信仰都跑到死里去了，只剩下他一个。他在波那被绞死时才逃出来，到处受人嘲笑，到处被人告发。他的“苦痛之中，超过于饥饿日子的超过于无被褥的夜里的，却是感到人们的冷淡不关心，和给他们指示幸福之途的力量的白费”，这样他便只停留在一个像烈火般“奔腾的激奋里”，甚至失了信仰。但他与绥惠略夫不同的，他后来得到了马得兰的爱情竟然得到了崭新的生命力和对于前途强烈的信仰，终于为工人的利益把生命牺牲了。
　　罗伯与喇尔江关系的描写，也是这本戏里一个精彩的地方。他们父子间思想上的冲突到了极点。甚至“彼此相谈，相看，不是像父亲和儿子，却是像仇敌和仇敌”。然而在感情上他们仍是彼此相爱，仍是父子。喇尔江说：“要是我们彼此不相爱了罢，可怜的孩子，我们还会这样难受么？”这是一句何等沉痛的话！米尔波对于理智与感情交战时期的心理描写，在艺术上的价值实在是不朽的了。
　　① 《工女马得兰》，岳煐译，一九二八年三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喇尔江也不是如一般人所想象的怎样一个坏人，他也想做一点好事，然而因为他的偏见太深，周围的人如麦哥来等又是异常之坏，他自己又没有决断心（这是他的最大弱点，虽然麦哥来等称赞他是一个有决断心的人，实际他毫无决断心）。所以终于造成了绝大的罪恶。他承认工人所要求的是生活，是很公道的事情，然而他竟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反而听了麦哥来的话叫军队来压服工潮，结果杀死许多人而自己的工厂也被焚毁了，他的儿子因为参加罢工者一方面的运动，也被军队枪击死了，自己几乎发了狂。这便是无决断心的结果。
　　此外如都卢得等资产阶级的谈话以及热勒维娜之所谓慈善，处处表示出来横于富人与贫民间的鸿沟，和在富人眼底下的穷人的面影。至于二十七年苦工所造成的路易·笛耶，便是表示工人困苦的绝好证据。他在罢工失败后同着邻人到堆尸场去。他坐在凳子上望着来来往往的家属，竟说：“这是发工钱的日子。”这时幕下，全剧由此告终。这样的结局很有深长的意味，不晓得那些富人看见了他们的“成绩”能否不惊心动魄！
　　就艺术方面讲，这本戏也是成功的作品，全篇无异乎是一首很长的散文诗，句法短劲而有力，修辞也很美丽，还带有极强的煽动力。第四幕里让与马得兰的演说，恰与莎士比亚的名剧《凯撒》里布鲁达司与安多利欧的两篇演说一样，是极能动人而又名贵，即与大演说家的演说相比也无愧的。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305—308 页。
　　读《木偶奇遇记》①
　　我费了几点钟功夫把《木偶奇遇记》读完之后，我虽然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然而我也像丰子恺先生家里的孩子们那样被这奇异的故事迷住了。
　　我本想写点“短评”或“读后感”之类的东西，但转而一想，如果照我的意思写出来，除了不满意本书之带有很浓的教训主义色彩（我以为童话不应该带有教训主义色彩的）一句话外，便尽是恭维的话了。厚起脸皮来大捧特捧人人皆说好的一本书，也许会被人叱曰无聊，所以倒不如叙述一件事实证明本书的价值，又可免掉自己来献丑。倒是一举两便。
　　从前，大概就是一九○五年罢。在这年三月的一家报纸上有一位华德夫人向读者们叙述了一件故事道：我几天前走进了一所育婴堂。四个小孩子围着一个衣服穿得很朴素的老太太坐着。这四个小孩的年纪是从两岁到九岁。那位老太太相貌端丽，灰色的短发向后面梳去，但依然在她底宽大的额上飘舞。她在向这几个小孩叙述一个奇异的木偶冒险的故事。她的眼睛里充满了逸兴，她把木偶的一切事迹说得非常活灵活现，连木偶的跳舞也描写得有声有色。这四个小孩把什么都忘记了，只知道那个叙述故事的可爱的老太太，和她的迷人的故事。她说完了故事后便坐在一个矮凳子上，四个小孩围着她，她一面口里还在继续不断地说些最有趣的话，一面手里很快地折出各种使人着魔的，可爱的形状——公鸡啦，船啦，篮子啦，木偶啦，应有尽有。几分钟以后，那三岁的小孩便在她的膝上睡着了，小孩之征服的一件事就做得完完全全了。
　　这一个叙述故事的老太太非他，即著名的“俄国革命之祖母”加塞林·布烈斯科夫斯加亚夫人是也，她的一生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监狱和西伯利亚的放逐地上度过去的。今尚健在，因与俄国执政者主张不合，亡命保加利亚。
　　去年在布拉格大做其八十五岁寿辰呢！
　　于此可见《木偶奇遇记》的价值了。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九卷第206—207 页。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二月《开明》第一卷第八号。署名一切。
　　《争自由的女儿》①序
　　我感谢梅弟，他底这本小小的书使得这几天心情恶劣的我做了一个好梦。
　　不知为什么缘故，在这个大时代中我只感到沙漠上似的寂寥，悠长的岁月就在这不死不活的寂寥中过去了。然而梅弟底《争自由的女儿》给我带来了一个炸弹，它底爆炸声是我亲耳听见的。我如今不再在这种寂寥中断送我底青春了。
　　从这本小书里，我回忆到几年前我最初献身于社会运动的情形，我又再感到我在我底小说《灭亡》里所描写过的“立誓献身的一瞬间”，而且我又看到几年前的我的面影（虽然这书里并没有我）。所以这本小书给与我的感动，是非常之大，不可以言语形容出来的。而且我相信不仅是我，便是所有从事于社会运动的男女青年读了这本小书，也许会与我有同感罢。
　　然而这本小书还给了我们以一个“新妇女”之典型，——即所谓“争自由的女儿”。这使我记起了我去年在法国时所译的一篇题作《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的长篇故事。那篇故事是叙述另一个国度的一个青年女儿求知识争自由的事实。这所谓争自由自然不仅是争个人的自由，而且也是要争众人的自由。而梅弟底小说里的女儿所求的，所争的也正是那样。
　　在《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中曾有这样一段话：“俄国的新妇女第一力求获得她们多年所不能得到的知识；其次力求做一个独立的人，这并不是为着她底自私与个人自己的安乐，而是为着便于尽力于俄国，于人类以及一般的自由与进步之目的的缘故。这样的‘新妇女’自第一次露面以来就充分地表现出来她们对于她们底目的之真挚，热心，忠诚，自己牺牲，甚至于死，这样的妇女是其他各国的历史上所少有的。……”虽然久别新归的我不曾在中国看见这样的“新妇女”，但在梅弟底小书里我却看见她了。
　　这小说底结局并不能使人愉快，乐之与若丽被害了，她们底两个姊姊还在长夜漫漫中期待天明。读了这篇忧愁的故事谁能不感到深切的悲哀，能不拿他底眼泪来为这故事里的主人公而流？她们——争自由的女儿——为了替同胞争自由的缘故牺牲了一切个人的幸福，但她们底牺牲只造成了自己底更悲惨的结局。这是多么令人灰心的事啊！
　　然而亲爱的读者，你们要记着：就在这样的痛苦生活中她们也不曾有过丝毫的悔恨。在她们除了这样的生活外，也没有更好的路了。如果她们能够再生一次，以充满了希望的青春再来一次生活之旅路，我相信她们也一定是重走着这同一的道路！事实上难道我们能够说世间还有人比较她们更忠实地尽过了做人的义务么？争自由的女儿，如果中国真有这争自由的女儿的话，那么请接受我底祝福！
　　巴金在上海。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309—310 页。
　　① 《争自由的女儿》，梅子著，一九二九年十月上海出版合作社出版。
　　《生人妻》①后记
　　这本集子是应该由世弥自己编好交给我的，她这样答应过我。但是“死亡”阻止她做完她所计划做的一切事情。我没有理由责备她失约。马大哥又远在成都，他遭遇到这个灾祸以后，我就不曾得着他的信息。从别的朋友的来信里，我知道他一时还不能从悲痛的网中挣扎出来。我更不能够在这时候拿整理世弥遗著的事情去增加他的悲思，虽然我知道世弥有不少的遗稿留在家里，里面也许还有描写盐场生活的中篇。
　　我认识世弥有七八年了（那时马大哥刚接了她从四川出来预备同路到法国去）。直到一九三四年以后我们才有机会常常见面。但是她很少和我谈起写小说的话。我们都不知道她偷偷地写着短篇。所以我在《生人妻》的原稿上替她写了“罗淑”的笔名交给靳以在《文季月刊》发表时，连靳以也觉得奇怪。《生人妻》发表以后，许多朋友赞美这篇文章，却不知道作者就是他们时常见面的一个熟人。
　　在《生人妻》以后，我又从世弥那里得到《刘嫂》、《桔子》、《井工》三个短篇。《井工》是她离开上海时交给我的。还有几个未发表的短篇由她自己带回四川去了。她答应回到那边把它们删改后再寄来。可是她并没有寄出。她的来信里只说她身体不好，不能够静下心来工作，要我等待一些时日，于是就来了她的死讯。这就是我等待了多日的结果！
　　我还能够等待。但是书店负责人却几次来信催索《生人妻》的原稿。我很了解那位负责人的心情。在这种时候我们的生命犹如庭园中花树间的蛛网，随时都会被暴风雨打断，倘使我们不赶快做完一件事情，也许就永无机会做好它。今天还活着谈笑的人明天也许会躺在寂寞的坟场里。飞机在我的头顶上盘旋了三天了。谁能够断定机关枪弹和炸弹明天就不会碰到我的身上？然而我活着的时候，我还是要工作。我愿意趁这个时机，多做完一件事情。所以我就这样草率地将《生人妻》编成了。倘使这草率的工作使得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世弥感到不满，那么还望她原谅我。
　　1938 年4 月在广州。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324—325 页。
　　① 《生人妻》，罗淑著，一九三九年八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本篇收入一九三八年九月上海开明书店版《梦与醉》时，题作《关于〈生人妻〉》。
　　《逃荒》①后记
　　作者在桂林和我谈过他的稿子的事。现在我的手边有几篇他发表过和未发表的短篇创作，就替他编成了这本小书，连书名《逃荒》也是我起的。
　　在这时候我们需要读自己人写的东西，不仅因为那是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而且那里面闪露着我们的灵魂，贯串着我们的爱憎。
　　不管是一鳞一爪，不管是新与旧，读着这样的文章，会使我们永远做一个中国人——一个正直的中国人。
　　1939 年4 月初。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326 页。
　　① 《逃荒》，艾芜著，一九三九年八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雨夕》①后记
　　奂午的集子我见到的这是第二部了。“八·一三”以后我就没有得过他的信。从朋友那里也打听不到他的消息。我惦记他。
　　这集子本来应当在另一家书店出版。但那书店停业了，原稿转到了我的手里，而且在我那黑色的书橱中过了一年半寂寞的时光。我不忍心让作者的心血这样腐烂下去，便拿出来编在“文季丛书”内交给出版社付排了。原稿全是将杂志、报章上发表的文章剪贴起来的，难免有误植的字，我无法就正于作者，便依照自己的意见修改了。原书的目录中本来有《后记》一篇，但未见原稿，不知是否已为那家书店遗失，我一时无法弄清楚，只好让它缺着，现在由我另写数行。
　　1939 年6 月在上海。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334 页。
　　① 《雨夕》，毕奂午著，一九三九年七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荒》①后记
　　我并未见过作者。大约在三年前他从北平寄了一部短篇小说集（原稿）
　　给我，要我找一个出版地方。我托友人把它介绍给某大书店。稿子送出以后，就没有下文。后来北平沦陷了。作者也同一些朋友到了别处。他似乎忘记了这件事情，也没有来过信催问。我知道这两年他差不多跑遍了“自由中国”的土地，见到不少使人欢欣、令人感泣的事迹。他或许写出了更好的文章。
　　他当然没有馀裕想到那些寄出的旧稿。但我还是有空闲的。我不忍辜负作者远道寄稿的盛意，又不愿将他的一点心血埋没，便趁着续编“文学丛刊”第六集的机会，花一点功夫把作者过去在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集起来，以写作的先后为序，编成了这一小册。不过我在这里见到的旧杂志并不多，搜集也不可能完备，而且时间匆促，我也来不及和作者通信商讨集子如何编排。倘使作者在工作的馀暇能够见到我代他编成的这本小书，还望他原谅我工作的草率。
　　1939 年8 月在香港。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335 页。
　　① 《荒》，田涛著，一九四○年六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蜕变》①后记
　　《曹禺戏剧集》是我替作者编辑的。我喜欢曹禺的作品，我也多少了解他的为人、他的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我相信我来做这工作，还不会糟蹋作者的心血，歪曲作者的本意。从《雷雨》起我就是他的作品的最初的读者，他的每一本戏都是经过我和另一个朋友的手送到读者面前的（他相信我们，如人相信他的真实的朋友）。但这本《蜕变》却是例外。它到我的眼前时，剧中人物和故事已经成为各处知识分子谈话的资料了。我摊开油印稿本，在昆明西城角寄寓的电灯下一口气读完了《蜕变》，我忘记夜深，忘记眼痛，忘记疲倦，我心里充满了快乐，我眼前闪烁着亮光。作者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以上的话是应该在昆明写的，但是我离开昆明快两个月了。
　　我最近在作者家里过了六天安静的日子。每夜在一间楼房里我们隔一张写字台对面坐着，望着一盏清油灯的摇晃的微光，谈到九、十点钟。我们谈了许多事情，我们也从《雷雨》谈到《蜕变》，我想起了六年前在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中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翻读《雷雨》原稿的情形。我感动地一口气读完它，而且为它掉了泪。不错，我落了泪，但是流泪以后我却感到一阵舒畅，同时我还觉得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我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微小的精力。《雷雨》这样地感动过我，《日出》和《原野》也是。现在读《蜕变》我也禁不住泪水浮出眼眶。但我可以说这泪水里已没有悲哀的成分了。
　　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我是被感动，我惭愧，我感激，我看到大的希望，我得着大的勇气。
　　六年来作者的确走了不少的路程。这四个剧本就是四块纪程碑。
　　现在我很高兴地把《蜕变》介绍给读者，让希望亮在每个人的面前。
　　1940 年12 月16 日在重庆。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338—339 页。
　　① 《蜕变》，曹禺著，一九四一年一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鱼儿坳》①后记
　　这是世弥的第三创作集。散文三则都是在作者生前发表过的；《鱼儿坳》和《贼》两个短篇则是尚待整理的遗作。为了编辑这本集子，我读过世弥遗留下来的全部稿件。在《生人妻》和《地上的一角》以外的成篇的作品都收在这里了。
　　《鱼儿坳》和《贼》都是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的故事，但显然都是未完的作品。前者好像还是一个长篇中的一段，和《地上的一角》、《阿牛》、《井工》三篇都有关联，是同样的背景和人物，而且拿这小说的第二节与《地上的一角》的第二节对照，连文句也是大同小异的。这似乎需要删改。但是我珍视作者的原著，我觉得让这重复的处所保留着使《鱼儿坳》一篇显得较为完整。这里说“较为完整”，读者当然明白我的意思，我现在做的只是整理的工作，我不会在世弥的遗稿上面增加什么。作者的早逝的确是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倘使作者能够多活十年，她一定会给我们留下几部描写四川盐场生活的杰作。
　　最近我在成都到过世弥的墓地，一抔黄土，一块石碑，一丛矮树编的短篱，这里埋葬了一个年轻可爱的生命，也埋葬了友情，尊敬，和许多朋友的期望。我想起了四年前在上海西站分别时的情景，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在悲痛的回忆中，我几次暗暗地问自己：难道生命就是这么脆弱，死的魔手随意一动便可以毁掉一切？
　　现在我应该说，死并没有毁掉一切。生命也不是在一瞬间就可以毁灭的东西。如今我们谈起世弥，还仿佛她活在我们中间。她的名字和她的面影至今还系住许多朋友的心。今天在这窗外细雨如丝的春三月的寒夜，摊开她的遗稿，那些颇为潦草的字迹还在诉说一颗善良仁爱的女性的心的跳动。甚至躺在最后的安息地上，她还发出正义的喊声，为那些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呼吁。我们能说她已经死去了么？她的作品活下去，她的影响长留，则她的生命就没有死亡，而且也永远不会死亡。
　　1941 年3 月在重庆沙坪坝。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342—343 页。
　　① 《鱼儿坳》，罗淑著，一九四一年八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冰心著作集》①后记
　　有一天我同冰心谈起她的著作，说是她的书应该在内地重印。她说：“这事情就托给你去办吧。”我答道：“好，让我给你重编一下。”就这样接受下来她的委托。我得到作者的同意，把编好的三册书交开明书店刊行。
　　这重编的工作其实是十分简单的。原先已有了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全集》。现在我改用了《冰心著作集》这个总名。对三册分集，除了诗集没有增添外，小说集后面增加了《冬儿姑娘》、《西风》等数篇，散文集后面加入《游记》和《新年试笔》两篇。抗战后新写的《默庐试笔》，及译作《先知》一册，因原稿散失，一时无法找到，只好从阙，俟找到后再行补入。
　　十几年前我是冰心的作品的爱读者（我从成都搭船去渝，经过泸县，我还上岸去买了一册《繁星》），我的哥哥比我更爱她的著作（他还抄过她的一篇小说《离家的一年》）。过去我们都是孤寂的孩子。从她的作品那里，我们得到了不少的温暖和安慰。我们懂得了爱星，爱海，而且我们从那些亲切而美丽的语句里重温了我们永久失去了的母爱。（我记得《超人》里的那个小孩，他爱他的母亲，也叫我们爱我们的母亲。世界上真的有不爱母亲的人么？）现在我不能说是不是那些著作也曾给我加添过一点生活的勇气，可是甚至在今夜对着一盏油灯，听着窗外的淅沥的雨声，我还能想起我们弟兄从书上抬起头相对微笑的情景。我抑止不住我的感激的心情。固然我们都是三十几岁的人了，可是世间还有着不少的孤寂的孩子。对那些不幸的兄弟，我想把这《冰心著作集》当作一份新年礼物送给他们，希望曾经温暖过我们的孩子的心的这册书，也能够给他们在寒冷的夜间和寂寞的梦里送些许的温暖吧。
　　1941 年1 月记。
　　1942 年12 月重写。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340—341 页。
　　① 《冰心著作集》，共三集，一九四三年七月至九月重庆开明书店出版。
　　《心字》①后记
　　和剑波分别有四年了。他常有短文在成都某报副刊上发表，有时也寄我几份剪样。我喜欢他那些含蕴着强烈生命力而不带丝毫说教意味的文章。有一次我对他说我要为他编印一个集子。他不怪我多事，却很爽快地把他近四五年来的短篇作品全交了给我。我挑选了二分之一出来编成这本小书。《心字》是他自己起的名字。
　　读着剑波的文章，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我心里激荡，仿佛就要把我的心推出我口腔来，又好像要将它捣成粉碎似的。接着我全身起了一阵轻微的颤动。这颤动一下就过去了，但我感到相当长期的喜悦。这不是在编造故事。
　　剑波的文章触动了我那没有好好使用过的“生命力”，它在激荡，它要求放散，它不愿意在我身体内枯死，它需要着居友②所说的：“开花”。对我，剑波的文章就像花开以前所受的雨露或阳光。
　　剑波是一个病弱的人。但是他却有着极强的精神力量。他过刻苦的生活，做过度的工作，二十年如一日，不仅物质的缺乏折磨着他，他还受到常人无法从其中自拔的精神上的煎熬。（我应该特别提出恋爱的纠纷，他为这个受过不少人的指摘，有人说他是“自作自受”，但我知道他是在赌着生命地恋爱着。他从没有想过掩饰自己的矛盾，却企图用自己的健康和痛苦来消除它。）他已经年过四十，而待人对事，却始终保持年轻人的认真与热情。他受过多少打击，熬过若干艰苦，可是他一直不曾失去他那颗“赤子心”。二十年来他在贫病交迫中，难得有一天舒适的生活。他的身体已经瘦得不像样了，人们常常把死和他的影像连在一起而问着，“剑波还不曾死吗？”（在一篇短文里，他自己这样写了出来。）但是他没有失却生的意志，他还写出歌颂“生命的欢乐”的文章。他“为生命而奋斗，为奋斗而痛苦”。他战胜了疾病，征服了死亡，他怀着无比的勇气和信心说“我不想死”，又说：“我拖着病的身体，但我愿意将剩余的一半生命献给真理的探究与阐发。我和病争夺生命而不愿徒然地跌仆下去。”的确他没有跌仆下去。
　　有人说剑波能够活到现在，而且活得很硬，这是一种奇迹，其实并不是。
　　他有着很强的精神力量，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同时他还有着爱的心，（他自己用了盲诗人爱罗先珂的说法，“爱字的疮”。）“爱”给他带来痛苦，但也给了他精神力量。他的爱是无限的。他“爱生命，甚至爱残缺，以怜悯的心眼哀矜愚昧与痴顽”。他“早晨惊讶于恒河沙数的辉灿的明珠，点缀在枯黄的草叶上，知道天心也不惜夜夜分给每一茎草叶以一滴慰安之泪”。他相信“终有那么一个普天之下人类的心都奏着谐和的曲调的日子”。他甚至要求“为着爱——为了必得有一个人献身于祭坛之上的时候，便让我来”！
　　多么深厚的不自私的爱。这便是他那强烈的生命力的来源了。
　　我和剑波在二十六年前第一次通信，二十四年前第一次见面。我那时还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他和我同年，但他比我更有勇气，而且跑过更多地方，做过不少惊人的事情。有人批评他“锋芒太露”，又有人说他“年少气盛”，也有人称他为“才子”。他自己则愿意做一个为理想献身的革命家。虽然在二十岁以前他因为宣传新的理想，受过军阀的拘禁。可是他始终① 《心字》，卢剑波著，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② 居友：法国哲学家。
　　找不着牺牲的机会。这是他生涯中的一个时期。后来他改变了生活方式，我想应该是环境使他改变的。他自己解释，由于“年岁渐长”和“身体的早衰”。
　　他做了十几年的中学教师，生活在四川的一个角落里，几乎与外面世界隔绝。
　　而“心理的外向性也逐渐收敛得像一只封闭在茧子里的蚕”。这是他生涯中的另一个时期。他默默地在和疾病与贫苦战斗，虽仍有热情，却“已无澎湃蒸腾的气焰”。他不再存有“尽情尽性放出光耀与热力，烛照黑暗、温暖冷冻”的雄心，却自比于沙漠中的骆驼，始终走着“稳定沉着而不退转的步伐”。
　　骆驼不空作绿洲之梦，他却一直“抱持着一个对真理的信心”。他的生活变得更简单，更平凡，身体更衰弱，可是他的信仰更坚定，思想更成熟，观察也更透彻。多年来生活的体验与真理的探究如今在他脑子里完全溶化了。结果出现了他那许多篇文章。他不再被人称为“才子”，他也不再显露那火花一现似的锋芒。他的眼界，他的四周扩大了。他的脚步稳定了。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人的生命有限，而‘人’的生命无限，时间无限。”瞭望无限的将来，他“存蓄着无限的希望”。
　　生活在无数青年学生中间，他对未来充满着希望。他说：“新春总是充满着生命之力的，朝阳总带着新生的光与热冉冉上升。为了创造而永远有着老的死亡，朽的腐溃。”他相信“春快到人间了。具有丰饶的生命力的一代舞台幕景快揭开了”。读着他的文章我仿佛听到了关于新世界到来的预言。
　　是这样的人和这样的文章！虽然他至今还是一个没没无闻的中学教师，可是我喜欢我有这样一个朋友，我更以能够代他编辑这一本集子为我的光荣。
　　1947 年6 月20 日。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345—348 页。
　　《鲁彦短篇小说集》后记①
　　鲁彦夫人要我替鲁彦编选一本短篇小说集，我没有理由拒绝，我爽快地答应了她。我是鲁彦的朋友，鲁彦的小说我全读过，我有时还同他谈过我对他某几篇小说的意见；他也常常对我讲起他写作的苦心，和他对自己作品的爱好或不满。所以从鲁彦遗留下来四十多个短篇中，编选一本集子，在我并不是一件难事。
　　鲁彦生前自己编印的小说集有：《柚子》、《黄金》、《童年的悲哀》、《小小的心》、《雀鼠集》、《河边》、《我们的喇叭》七种（另外一册短篇小说总集，也是他自己编的）。我现在选编了七篇，《杨连附》和《陈老奶》两篇是抗战后的作品。本来我还想把《河边》选入，可惜手边没有良友版原书，只得割爱。他也写过创作经验谈。那是一篇叙说他的创作苦心的好文章，现在把它附印在卷末，对那些愿意更深切地了解鲁彦作品的读者，它会有一点帮助。
　　鲁彦逝世已过两周年。我和他相交十三载，可是他在病中，我不曾帮忙减轻他的痛苦，临死我又没有到他的病床前照料。殓，我未能抚到棺木；葬，我未能见到墓穴。甚至，在他病逝前一年，我还为着没有答应继续给他的刊物投稿，使他伤心。今天在这炎热的上海的秋夜，一间堆满家具的小楼中，重读他一生的作品，他那带病容的瘦脸还依稀现在我的眼前，这似乎是我为我这位善良的亡友做的最后一件事了，要是我没有做好我这工作，愿他的亡灵能饶恕我。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353—354 页。
　　① 本篇曾发表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十日《学风》第二卷第一期。
　　《大姊》①后记
　　我并不认识郑定文先生，他开始在上海《万象》月刊上发表文章的时候，我还在内地，等到我在“抗战胜利”后第二年五月回到上海，《万象》早已停刊，而他也已去世了。
　　读者们似乎已经忘了他，我不曾听见谁提到他这个名字，可是他的朋友们并没有忘记。我不会有机会读到他的文章的，要不是他的一位朋友魏先生特地把它们送来，托书店转给我看。在去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读了它们。它们使我感动。我喜欢那些平凡的故事，那些琐碎的情节，那种朴实的文笔，那种自然的抒写。他在叙述自己的生活，②诉说他自己和四周围的人，尤其是他四周的人的痛苦。看，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他写得那么亲切，那么真实。正如他另一位朋友尚钧先生所说：“他是站在他们中间，和他们一同悲哀，一同快乐，他对于所描写的人物太熟悉了，他和他们的悲剧太接近了。”
　　我写信告诉魏先生，我愿意把郑定文先生的小说集收在我编辑的“文学丛刊”里面。魏先生回信说作者生前未能将集子编好，现在要请我担任编选的工作，他还补送了一堆稿子来。我有感于魏先生对亡友的不渝的友情，我也同情郑先生的不幸的遭遇，我没有说一句推辞的话。
　　我为作者编好了这个集子，并且为他看过了校样，我想到不久便可以把这小书印出来介绍给我的一些读者，我觉得高兴，同时我感到痛苦，作者是不应该早死的。他有写作的才能，也有艺术的良心。要是他不落在那种贫苦的境遇里，让他好好发展自己的才能，要是他有个较安定的环境，让他自由地、安静地写作，他的成就一定不止这一点点，这一册《大姊》不过是一个开端，可是他却没有机会“发展下去”。在这一点上，我们总算比他幸运多了。读着这些贯串着似淡而实深的哀愁的文章，我想到这个我素不相识的作者的短短的贫苦的一生，我真愿意我能够大叫一声。我要叫出我心上那些磈磊。
　　魏先生送来作者生前或死后发表过的长短文章一共十四篇，其中有两篇类似文艺杂论而又写得不好的东西，我没有采用。附录一篇也是魏先生交来的，我认为那是一篇相当好的纪念文（从它我才知道郑定文其实是一位蔡达君先生的笔名），并且我也没有看见别的叙述作者身世、为人和性格的文字，所以我把它附印在卷末。我不知道尚钧先生是谁，也无法征求他本人的同意。
　　好在这个集子的版权是属于作者家属的。为了帮助读者们了解作者起见，我采用了尚钧先生的文章，我想他一定能原谅我。
　　集子的题名用《大姊》，这是魏先生提出的，他的理由是“这两字叫起来很响亮，并且郑定文这名字给人惊异的发觉，原是从这篇文章开始的。”
　　我同意他的话。
　　1947 年10 月。
　　[再记]我写好了这《后记》，便将前面提到的两篇未收入的稿子退给魏先生，今天得到他的回信，才知道他也并非郑先生生前的友人，现在将他的话抄一段在这里，算是更正，并且请他原谅：① 《大姊》，郑定文著，一九四八年一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② 小说中的“定文”大概就是他自己。
　　老实说，我和郑定文并不相识，只是他死后我结识了他的几个朋友，他们同意（并且高兴）我去找几个出版机关接洽罢了。所以他家属的地址，我还得打听起来。……
　　同年11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357—359 页。
　　《伊达》①后记
　　这本小书也是我替译者编辑的。李林并不是什么“名翻译家”或“翻译名家”，他生前不过是一个中学的英文教员。据我所知，他对教书这职业很感兴趣，他喜欢他的学生，他的学生也喜欢他。他颇有做一个普通中学教员了此一生的意思。我觉得他真正是一个亚米契斯的小说（即《爱的教育》）中的教育家，真诚，朴素，善良，认真而又那么富于人情味。
　　清苦的教书生活摧毁了他那本来就不很健康的身体，他去世的时候只有四十二岁。他不想死，至少有三件事牵系住他的心：一、读书；二、听音乐；三、这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件，教育年轻孩子。（在英国语文的教学中，他还教他们怎样做人。前几天他的三个学生来信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那瘦削的但充满精力的身子在黑板前给我们讲书的情景，我们更不会忘记他由课堂中把我们带到操场上围坐唱歌时的快乐…… ”今天我又接到他另一个在湘雅医学院念书的学生的信说：“他造就了我，他给了我一个生活的榜样……”）
　　翻译的工作不在这三件事里面。
　　不过他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译稿，说多，或许不算多，说少，却也不能。
　　译稿中有长短篇小说、剧本、科学文章等等。可是他亲眼看见印成单行本的就只有一册《悬崖》。《战争》（三幕剧）和《无名岛》（通俗小说）付印时他正在病中，他还来不及看见校样就“长辞此世”了。《月球旅行》（科学鳞爪）是我代他编辑的。这本小书自然也是。此外还有一本中篇小说和两个半部长篇译稿（其中威尔斯的长篇小说的后半部已由他的学生黄裳先生续译），也将由我整理出版。
　　他从事翻译只算是“客串”，可是他工作时构思、下笔都非常认真，他只翻译他喜欢的作品，他的兴趣是多方面的，所以他的译文中也有科学文章和通俗小说。他翻译《悬崖》和《月球旅行》时，正和我住在一处，我们分住在两间屋子里，他常常为了书中的一字一句，走到我房里来自己反复念着，并且问起我的意见。译稿有时还要修改抄录几次，才拿出去。他翻译时就像自己在创作，虽然他不是一个小说家。
　　卷首破例用了译者的遗照。和那四篇文章的原作者比起来，他虽然只是一个“没没无闻”的清贫的读书人，可是在我们这个国家里，还有好些年轻人爱他敬他，他们得过他的益处，他们不会忘记他的。为着他们，我把他的遗照印了出来，让他们保留着这个纪念吧。
　　1947 年11 月。
　　① 《伊达》，李林译，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碑下随笔》①后记
　　这本小书是我替崇群编辑的。他的遗著原不只这么一点儿，可是这几年中间我搜集到的就只有这八篇短文。记得三年半前崇群逝世后我去北碚看他的遗体（其实我看到的只是筑在一个斜坡上的新坟），曾和几位朋友谈到刊行崇群的遗著和编印全集的计划。我希望Z 兄②负起整理遗著的责任。因为Z兄是崇群的好友之一，他当时住在北碚，崇群的丧事还是由他料理的。他读过崇群的日记，崇群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他寄发文稿、信函，都要在日记中写下篇名、日期。根据日记来整理他的遗著，应当有令人满意的成绩。可是这些年Z 兄一直在忙碌中打发日子（“打发日子”是我们的共同的朋友从文喜欢用的句子），而跟着“胜利”来的又是出版界的不景气。我始终没有得过Z 兄的消息，而出版全集的希望也在“不景气”的冷风中给吹散了。我不知道Z 兄是否还在进行整理崇群遗稿的工作。
　　可是我不能够等待下去。我手边还留着这八篇费了力搜集起来的短文。
　　我耽心会把它们失去。一九三八年冬天在桂林东江路的木屋里，崇群做过几天我的客人。我读过他那时写给朋友的几封信，我称赞他：信写得好，我说他不像我：“写信时拿起笔随便乱涂几下就算完事。”我还带笑地对他说我要替他编辑一本厚厚的“崇群书简”。他没有表示抗议。从那时候起，我就留意搜集他的信札。一九四○年七月我第三次离开上海去内地时，上海的书斋中还保存着几十封崇群的旧信，有的从昆明寄来，有的从石屏寄来，还有些是他从贵阳寄到桂林，我又从桂林随身带回上海的。可是这些信在日本军队占领上海租界以后，被留在上海养病的我的哥哥完全烧毁了。我去内地后在桂林的书房里又积了一大堆他写的信函，但是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五日的大火中它们跟着文化生活社的全部存书一块儿化成了纸灰。最后在重庆我又得到十多封他的来信，我把它们全保留起来，我珍贵这一束遗札。胜利后的第二年，我在重庆买不到船票东下的时候，一个朋友的朋友愿意为我先带两箱书物去上海。崇群的遗札就在这些书物之中。这一次居然又遇到意外。箱子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的早晨送上了船，到两年后的今天还没有它们的消息。崇群的最后的几封信也就这样不留痕迹地消失了。前两天偶尔跟一文①谈起这件事，他说他也保存了一些崇群的书札，但是胜利后在重庆却被人当作烂纸卖掉了。可见在这个年头要不让一件东西毁灭，的确不是容易的事，我的耽心更不是多馀的了。
　　然而这里也收了他的五封手札。《短简》一、二都是写给我的，因为发表在他生前，它们才逃掉了毁灭的恶运。《短简三则》是写给他一个昆明朋友和另一个石屏女学生的信，却是为了他的逝世周年纪念在昆明某报上发表了的。那个学生当时还是一个女孩，现在则已做了孩子的母亲了。
　　用《碑下随笔》作这集子的名字，自然是我的私意。但这些短文的确全是在“碑下”写成的，连《短简三则》也是，就除了那两封给我的信。H 兄①
　　在他的《晞露新收》编者序中曾提到那本“没有完成的定名为《人间百相》的书”，崇群生前也对我谈过他有意描写“人间百相”，而且他读到靳以的《人世百图》的时候，还写信给靳以讲他的“人间百相”的看法和写法。可惜病妨害了他的工作，他似乎只写出了“百相”中的几相，大概就是收在这集子里的《更生》、《流民》几篇吧。也许还有更多的，可是直至现在我还没有机会见到。
　　① 《碑下随笔》，缪崇群著，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② Z 兄：即左恭，胥之。
　　① 一文：即田一文（1919—1989），当时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
　　① H 兄：即韩侍桁，崇群的老同学。　
　　H 兄编选《晞露新收》时，曾经写过：“他的名字因他的作品长存下去，而像他那样可珍贵的友情，在这人间恐将永无重获之期吧。”今天，在炎热的七月下旬的正午，我坐在阳光满室的小楼中校完了崇群的遗稿，市声嘈杂地送进我屋子里来，小孩子在哭，中年的主妇在跟卖西瓜的人高声论价，一个女性的带病的声音在乞讨残饭，一个老年人在咳嗽吐痰。透过这些杂音，一个熟习的声音向我的耳朵慢慢挨近，我明明听见他在唤我的名字！那是崇群！我永远忘不了他的声音。我放下笔。可是我带着痛苦地想起了H 兄的话，我和他有同感。然而我又禁不住要问自己：“难道世间真的就没有不跟着肉体同死的友情么？”
　　我不相信。对于我，他的友情是不曾死的。我就靠着它活下去。是的，我是靠着友情活下去的。
　　1948 年7 月25 日。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362—365 页。
　　《还乡杂记》①后记
　　这是《还乡日记》（上海初版本）和《还乡记》（桂林再版本）的改订补充本。原稿还是两年前作者由重庆寄来的。以后我就没有再得着他的片纸只字。我不知道他今天在什么地方。
　　原稿的卷末附有一篇作者两年前新写的《附记三》。现在因了某种关系被我删去了。希望作者能原谅我。
　　又这本小书原名《还乡杂记》。初版本由上海良友公司印行时（一九三九），出版者在战乱中失去了一部分原稿，并且将书名误印作《还乡日记》。
　　后来在桂林工作社印行的再版改订本是由作者的友人远兹兄改编的，书名也由编者改正为《还乡记》。远兹还写了篇很好的《附记》。这次我没有得到作者的同意把书名改回来，仍作《还乡杂记》，我只有一个理由：沙汀兄有一本题作《还乡记》的长篇小说，已经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印出来了。一个书店里出版两种同名的书，对读者应当是不方便的。为了避免混同起见，我添上那个取消了的“杂”字。好在沙汀也是作者的友人，作者大概不会为这种“让”法责备我。
　　巴金1948 年7 月。
　　选自《文学丛刊》第八集《还乡杂记》。
　　① 《还乡杂记》，何其芳著，一九四九年一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收入《文学丛刊》第八集。
　　《热情的赞歌》①序
　　这是靳以的最后一本集子。他在《江山万里》和《心的歌》编成后写的文章都收在这里了。这本书的编辑工作是罗荪同志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的同志们做的。同志们为了表示对于死者的敬爱，在这本集子上花了不少的心血。靳以要是活着见到这本集子，他一定会感谢同志们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
　　我给这本集子取一个名字：《热情的赞歌》。这五个字是读者对靳以这些文章的最普遍也最恰当的估价。靳以离开我们已经六十天了。这些日子里我常常接到读者和朋友的来信，说靳以的逝世是人们的一个大损失，因为他再也不能为我们伟大的时代唱出新的“热情的赞歌”了。的确，靳以倘使能再活几十年，他一定会写下数不尽的更激动人心的诗篇。他的早逝使我们大家失去了一位优秀的诗人和一个热情的歌手。
　　但是他也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美好的东西，这本集子便是其中之一。关于这些“热情的赞歌”，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谈到我作为读者的感受和领会：“你用了那么热烈、那么欢乐的调子，歌颂十年来千千万万无限美好的事物；你用了诗一样的激情的语言抒写个人深切的感受，歌唱人民的幸福生活。……
　　我读你的文章，总觉得仿佛作者从纸上伸出手来，紧紧地拉住读者向前飞奔。
　　你把你对新社会的热爱尽量地放在文章里面，你把读者全当作你的朋友，向他们倾吐你最深的感情。读你的文章我接触到你那颗火热的心。在你的文章里充满的是生命。”
　　这样的文章是不会死的，这样的歌声是不会消失的，它们将永远鼓舞我们前进！
　　巴金1959 年12 月27 日。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372—373 页。
　　① 《热情的赞歌》，靳以著，一九六○年五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胡絜青画集》①前言
　　十年浩劫之前，我每次到北京，总要去老舍同志的家，照例先见到他的夫人胡絜青同志，她让我在客厅里坐下，然后进书房通知老舍。老舍出来，闲谈一会，他们夫妇就陪我到王府井大街或者东安市场走走，有时也去书画社看看。我记得有一次他买了一把折扇送给我，他们夫妇都向我解释扇面上谁写的字，谁画的画。虽然我对书画是外行，听了很快就忘记，但他们的好意我却忘记不了。还有一次，我和一位朋友到他们家去，老舍书房里一张桌上放了十几把老式折扇，他要我们每人挑两把拿回去。他说，这都是他最近买来的，在扇面上题诗作画的人全是清代北京的知名人士，谈起这些人他们非常熟悉。我们高兴地接受了礼物。我知道絜青同志是白石老人的弟子，我当时曾经想：拿一把折扇请他们两位给我写字作画留个纪念吧，可是我还不曾有机会把这想法讲出来，浩劫来了，几把折扇也全给拿走了。我仿佛落进了但丁的“地狱”里面，一下子变成了“牛”。在“牛棚”里听到关于老舍的不幸的消息，我将信将疑，但从自己的处境来看，我又感到凶多吉少。后来连自己能不能活下去也成了问题，再也没有精力考虑其他的事情，活着就像做梦一样。
　　我渐渐脱离了“险境”，可是越来越多的消息证实老舍悲惨的死亡，传播消息的人常常添上一些可怕的描写。我空下来，想起那位正直善良，才华横溢的作家会得到“家破人亡”的下场，我感到不平。我不知道絜青同志和孩子们在哪里，但他们的处境我也可以想象到，我多么希望他们平安无恙！
　　终于盼到了云散天青的日子。压在我头上的大石给搬走了，我又从“牛”变回到人，恢复了人的权利。我到了北京，到了过去常到的老舍的家，一次、两次、三次……我见到了絜青同志，读了她写的回忆文章，我看到大的变化。
　　破碎的家庭又团聚了。老舍的遗著逐渐得到整理出版，多卷本文集的编辑工作也已开始。杰作《茶馆》将在欧洲演出。关于对这伟大作家的纪念，应当做的工作都在进行……我坐在丰富胡同十九号的客厅里，同絜青同志和孩子们畅谈，我总觉得老舍就在我们中间，我仿佛几次听见他的笑声。他应当为絜青同志这些年的努力感到高兴！
　　去年四月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法国，动身前我和孔罗荪同志到丰富胡同拜访絜青同志，向她讨画，准备赠给法国朋友。她为我们绘了三幅。法国文化界朋友重视这样的礼物，他们敬重《骆驼祥子》和《茶馆》的作者，也敬重他的夫人。絜青同志的《红梅》挂在法中友好协会的会所，美丽的花朵象征着中法人民的深厚友谊。对绘画我没有发言权，但对人民的友谊我却是深有体会的。为了这个我感谢絜青同志。
　　8 月31 日北京。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374—375 页。
　　① 《胡絜青画集》，一九八○年十一月九龙狮子会印刷。
　　《冰心传》①序
　　卓如同志：
　　信早收到，我指的是您写给冰心大姊要她找我为传记作序的那封信。对您我并不感到陌生，我在北京医院大姊的病房里见过您，即使我们没有机会交谈，可是我经常听见大姊和家人讲到您，知道您在搜集资料，为她编全集写传记。大姊对孩子们开玩笑说：“有些事你们不知道，可以问卓如。”拿起大姊转寄来的厚厚一叠《冰心传》翻了翻，我也不得不佩服您这个“冰心通”。您唤起我数不清的回忆。当时年轻的读者容易熟悉青年作者的事情。
　　我们喜欢冰心，跟着她爱星星，爱大海，我这个孤寂的孩子在她的作品里找到温暖，找到失去的母爱。我还记得离家前的那个夏天满园蝉声中我和一个堂弟读着《繁星》，一边学写“小诗”。这些小诗今天还鲜明地印在我的心上，虽然我就只写了十几二十首。我不是诗人，我却常常觉得有人吟着诗走在我的前面，我也不知不觉地吟着诗慢慢地走上前去。
　　给您回信并不是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互相了解，一位诗人和她的作品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您写的我已熟悉，您讲的我也知道。不用翻阅您寄来的厚厚的印张，我早已回到六七十年前温暖的梦中。我有那么深的感情，和那么多的回忆！为《冰心传》作序，我担心病中无法从容构思，写不出像样的序文，但是我又不能交一份白卷，因为我有责任为我那一代人表态。我不敢一口答应，也不愿一口谢绝。
　　就在这个时候，热浪袭击上海，我坐立不安，度日如年，无法动笔，又不能搁笔，感到进退两难，忽然看到大姊写给香香的信，短短的一句：“也只要几句真话！”这是对我说的。我明白了。的确有几句真话我非讲不可。
　　冰心大姊不过比我年长四岁，可是她在前面跑了那么一大段路。她是“五四”文学运动最后一位元老，我却只是这运动的一个产儿。她写了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到今天还不肯放下笔。尽管她几次摔伤、骨折，尽管她遭逢不幸、失去老伴，她并不关心自己，始终举目向前，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继续献出自己的心血。虽然她有很长的写作经历，虽然健在的作家中她起步最早，她却喜欢接近年轻读者，在他们中间不断地汲取养料。
　　她这个与本世纪同年龄的老作家的确是我们新文学的最后一位元老，这称号她是受之无愧的。但是把“老”字同她连在一起，我又感到抱歉，因为她的头脑比好些年轻人的更清醒，她的思想更敏锐，对祖国和人民她有更深的爱。我劝她休息，盼她保重，祝愿她健康长寿。然而在病榻前，在书房内，靠助步器帮忙，她接待客人，答复来信，发表文章。她呼吁，她请求，她那些真诚的语言，她那些充满感情的文字，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都是为了我们大家熟悉的忠诚老实的人民。她要求“真话”，她追求“真话”，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她还用自己做榜样鼓励大家讲“真话”，写“真话”。
　　我听说有人不理解她用宝贵的心血写成的文章，随意地删削它们。我也知道她有些“刺眼的句子”不讨人欢喜，要让它们和读者见面，需要作家多大的勇气。但是大多数读者了解她，大多数作家敬爱她。她是那么坦率，又那么纯真！她是那么坚定，又那么坚强！作为读者，我不曾上当受骗；作为朋友，我因这友谊而深感自豪。更难得的是她今天仍然那么年轻！我可以说：她永① 《冰心传》，卓如著，一九八八年九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永远年轻！
　　思想不老的人才永远年轻！
　　冰心大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的传记就是一本读了使人感到永远年轻的书。
　　巴金1988 年7 月28 日上海。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381—383 页。
　　第五辑
　　《脱洛斯基的托尔斯泰论》译者志①
　　据说近来在中国有所谓“革命文豪”从日本贩到了一句名言：“托尔斯泰者卑污的说人也。”好一句漂亮的话！其实昆仑山之高，本用不着矮子来赞美，托尔斯泰的价值也用不着“革命文豪”来估定。日本的大学教授（？）
　　在高楼大厦（？）中，吃过了精美的晚饭（？）后，利用他的馀暇，偶尔随随便便地说道：“托尔斯泰者卑污的说人也”，倒也无足怪，而中国的“革命文豪”居然把他当作金言似的连忙贩卖过来，就未免有点“出人意表之外了”。
　　这几天法国各报为托尔斯泰百年纪念大做文章大出特号；大吹大擂，倒也热闹。我近来恰读完了托氏的名著《战争与和平》，很受感动，现在读到脱洛斯基的文章，觉得有些地方“实获我心”，所以抽出一点时间翻译出来，一则作为我个人对于托氏百年纪念之一点表示，二则让那般“革命文豪”知道他们祖师之艺术的见解，看看托尔斯泰究竟是否“卑污的说人”！
　　脱洛斯基的原文作于二十年前，是当托氏八十寿辰时期为法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新时代》（Neue Zeit）一九○八年九月十五日而作。最近巴比塞主办的法文世界报（Monde）托氏百年纪念号中曾译载此文，我就是根据法译文重译的。然而脱洛斯基现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
　　1928 年9 月9 日，在法国。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118—119 页。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十月《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十九号。
　　《茶房也是一个人》译者附识①
　　高尔恰克这个名字在中国人的耳里听来，眼里看来，自然是很陌生的，高尔基很时髦了，高尔础老夫子的大名也是一般人所熟知的，惟独这位高尔恰克还是一个无名小卒。不过幸而他也是高家的子孙，沾了他的哥哥弟弟的光，所以今天才有我这个无名小卒来给他吹牛。
　　高尔恰克（ J.Korczak）是一个医生，他的本姓叫什么高尔斯密特（Goldszmit），用蟹行文字写来虽然不同，但译成中文总是“高尔”一系的，所以他的真姓是什么，假姓又是什么，对于我们并没有大关系。这位高先生是在一八七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出世的。他的父亲是他的故乡华沙（波兰京城）
　　中的一个有名律师，他平素对于儿女的教育是非常留心的，所以高尔恰克先生从小就受着良好的教育，由中学、而大学医科以至于毕业。他挂了医生的招牌，不到几个月功夫就得着许多主顾，一般人都知道他是给儿童医病的能手，因为他非常懂得儿童的心理。
　　不久他忽然起了一个念头，后来他居然抛弃了医生这职业去做儿童教师，他决定专门教养那般贫穷的无家孤儿。他后来居然设立了一所很大的“孤儿的家庭”，他自己和儿童们同住在这“孤儿的家庭”里，一心一意地教养他们。已经有千百人学得了有用的知识和技能，从这“孤儿的家庭”出来，到社会中服务，谋个人的独立生活了。他们一提起高尔恰克先生便表示莫大的感激。
　　高尔恰克不仅是儿童教育家，还是儿童文学家，他的作品大半是描写儿童，而且写给儿童看的。其中如《客厅的儿童》是责备那些雇有保姆，而自己不与儿女发生密切关系的父母们。这样的父母，在中国是不少的，所以父母与儿女间的感情很冷淡，儿童在自己家里，反如在生人家中一样了。还有
　　《怎样爱儿童》、《儿童在家里与在学校中》、《孤儿的家庭中的儿童》都
　　是很有名的著作。在这一切著作中都有一个相同的思想贯串着：人们应该如何了解儿童的教育和儿童的内心生活。
　　他的童话《皇帝马基第一》是一篇很好的童话，写一个小孩子做皇帝时的情形和心理，非常动人。虽然著者在这篇童话的开端便说：“成人最好不要读我的故事，因为这里面有几节对于他们不太方便，他们是不会懂得，而且反会因此非笑的。”然而我却喜欢这篇童话，并且深受它的感动。后来他又写了一篇《马基在无人岛上》，是前篇的续稿，也是很好的。还有《小遮的破产》和《当我再做儿童的时候》两篇，也是很受人欢迎的佳作。对于后一篇，有人在华沙的《晨报》上批评道：高尔恰克乃是自然的现象：他好像有两个心灵——一个是成人的；另一个是儿童的。高尔恰克主张儿童的权利，犹之乎法国大革命主张人权一样。
　　这部书好像是一篇非常有趣的童话；其实还是哲学的、法律的、心理的和道德的研究。
　　有了这一个儿童心灵之考究者和认识者，所有最丰富的欧洲文学也更可自豪了。（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高尔恰克的作品的价值于此可见了。
　　他还写了一些滑稽故事，有时带着强烈的讽刺，有时带着一种特别的趣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二月十日《开明》第一卷第八号，署名一切。
　　味，来描写生活之各方面的，也很成功的。
　　1928.12.25 于一切屋。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121—123 页。
　　《我底自传》①译本代序
　　我的小弟弟：
　　自从几个月前得到你的信叫我译著点书给你读以来，我就无日不在思索想找出一本适当的书献给你。经过了长期的选择之后我终于选定了现在的一本书。你要读它，你要熟读它，你要把它当作你的终身的伴侣。
　　我为什么选择这一本书呢？你把这本书读过以后就可以明白。在你这样的年纪，理论的书是很不适宜的，而且我以为你的思想你的主张应该由你自己去发展，我决不想向你宣传什么主义。不过在你还没有走入社会的圈子接触实际生活以前，指示一个道德地发展的人格之典型给你看，教给你一个怎样为人怎样处世的态度；这倒是很必要的事。——这是你在学校里修身课本上找不到的，也是妈妈哥哥所不能告诉你的。
　　固然名人的自传很多，但是其中不是“忏悔录”，就是“成功史”；不是感伤的，就是夸大的。归根结底总不外乎描写自己是一个怎样了不起的人。
　　然而这本自传却不与它们同其典型。在这本书里著者把他的四十几年的生活简单地、毫无夸张地告诉了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找不出一句感伤的话，也找不出一句夸大的话。我们也不觉得他是一个高不可攀的伟人，他只是一个值得我们同情的朋友。
　　巴尔扎克在童年时代常常对他的妹妹说：“你的哥哥将来要成一个伟大人物”，这样的野心并非那位法国大小说家所独有，大部分的人都有。然而克鲁泡特金从来就没有这样的野心，他一生只想做一个平常的人，去帮助别人，去牺牲自己。
　　从穿着波斯王子的服装站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身边之童年时代起，他做过近侍；做过军官，做过科学家，做过虚无主义者，做过囚人；做过新闻记者，做过著作家，做过安那其主义者。他度过贵族的生活，也度过工人的生活；他做过皇帝的近侍，也做过贫苦的记者。他舍弃了他的巨大的家产，他抛弃了亲王的爵号，甘愿进监狱、过亡命生活、喝白开水吃干面包、做俄国侦探的暗杀计划之目的物。在西欧亡命了数十年之后，终于回到了俄罗斯的黑土，尽力于改造事业，到了最后以将近八十岁的高龄在乡间一所小屋里一字一字地写他的最后的杰作《伦理学》。这样地经历过了八十年的多变的生活之后，没有一点良心的痛悔，没有一点遗憾，将他的永远是青春的生命交还与“创造者”，使得朋友与敌人无不感动，无不哀悼。这样的人确实如一个青年所批评“在人类中是最优美的精神，在革命家中有最伟大的良心”。
　　所以有岛武郎比之于“慈爱的父亲”，所以王尔德称之为有最完全的生活的人。这个唯美派的诗人曾说：“我一生所见到的两个有最完全的生活的人是凡仑和克鲁泡特金……后者似乎是俄罗斯出来的有着纯白的基督的精神的人。”
　　弟弟，我现在把这样的一个人介绍给你了，把他的生涯毫无夸张地展现在你的眼前了。你也许会像许多人那样反对他的主张，你也许会像另外许多的人那样信奉他的主张，然而你一定会像全世界的人一样要赞美他的人格，将承认他是一个纯洁、伟大的人，你将爱他、敬他。那么你就拿他做一个例① 《我底自传》，初版时名《一个革命者的回忆》（上下集），克鲁泡特金著，一九三○年四月上海启明书店出版；一九三九年五月改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子，做一个模范，去生活，去工作，去爱人，去帮助人。你能够照他那样地为人，那样地处世。你一生就决不会有一刻的良心的痛悔，决不会有对人对己不忠之事。你将寻到快乐，你将热烈地爱人，也将为人所爱，那时候你就知道这本书是青年们的福音了。你会如何地宝爱它，你会把它介绍给你的朋友们，你会读它，你会熟读它，你会把它当作终身的伴侣。
　　自然这里面有些地方是小小的你所不能够理解的，（但你将来长大成人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些地方的价值。）然而除了这些地方之外，你读着这一本充满了牧歌与悲剧，斗争与活动的书，你一定会感动，一定会像我译它时那样，流下感激之眼泪，觉得做人要像他这样才好。那时候你会了解你的哥哥，你也会了解你的哥哥的思想，你会爱他，你也会爱他的思想。你更会爱他所爱的人。那么我的许多不眠的夜里的劳苦的工作也就得着酬劳了。
　　1930 年1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130—132 页。
　　《草原故事》①小引
　　近年来一种渴望不断地折磨着我的心。生活在这个“狭的笼”中，我渴望着广阔的草原，高大的树林，以及比生命还要宝贵的自由。然而现实的黑暗给我摧毁了这一切。我只有在这生活的废墟上悲哭。可是这其间也曾有过好梦来安慰我。
　　据说俄罗斯人是善于做梦的。他们真是幸运儿！席尼特金②说过：“世界上最伟大、最耐久的东西就是做梦的人的手工成绩。不能做梦的行动的人便是破坏世界者，他们是兴敦堡③一类的人物；这些野蛮的力量要留点痕迹在时间之沙上面，除非先让时间之沙浸透了人血。只有像高尔基和托尔斯泰那些善于做梦的人才能够从海洋和陆地的材料中建造出仙话，才能从专制和受苦的混乱中创造出自由人的国土。”
　　高尔基自然是现今一个伟大的做梦的人。这些草原故事便是他的美丽而有力的仙话。它的价值凡是能做梦的人都会了解。我希望我的译文还能够保留一点原著的那种美丽的、充满渴望的、忧郁的调子，同时还能使读者闻到一点俄罗斯草原的香气。
　　1931 年2 月在上海。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140—141 页。
　　① 《草原故事》，高尔基著，一九三一年四月上海马来亚书店出版。
　　② 席尼特金（H.T.Schnitkind），本书两位英译者之一，另一人为郭尔特堡（I.Goldberg）。英译本共收《玛卡尔·周达》、《因了单调的缘故》、《不能死的人》（即《伊则吉尔老婆子》的第一节）等三篇。
　　③ 兴敦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德国将军，在希特勒执政前做过德国总统。
　　《秋天里的春天》①译者序
　　如果叫我用这题材写一部小说，我一定不会像巴基那样写。然而我读着巴基的小说的时候，我的眼睛竟几次被泪水润湿了。这是感动的眼泪，这正如那个老卖艺人巴达查尔师傅所说，是灌溉心灵的春天的微雨。
　　巴达查尔师傅这样的人恐怕是有的，生为优伶之子而且日与卖艺人为伍的巴基有很多机会见着这种人。然而我们千万不要相信巴达查尔师傅的神秘的定命论，这在巴基的小说里没有别的作用，只是一个装饰，用来掩饰，或者取消这作品的反抗色彩，使它不带一点反抗性，而成了一个温和的悒郁的故事。在和平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的巴基，他只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但是他却写得很美丽，很能够感动人。就是在这个温和的悒郁的故事里，我也感到了一种反抗的心情。我读着：“不管我怎样为着它奋斗，到后来总是别一个人（穿得很阔气的小姑娘）把我那个又好看又会说话的小玩偶拿走；生活另外扔一个肿脸的坏玩偶来满足我。”我的身体在燃烧了。小太阳，你上了你爷爷（巴达查尔师傅）的当了。那不是生活，那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使得两个拾得的孩子的遇合成为一件值得哭的事情，那只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并不是生活。在生活里是充满着春天的。秋天里的春天，冬天里的春天，而且有很多很多的春天。学生亚当说：“像这个秋天里的春天这么美丽的春天永不会来了。”这是个大错误。反而是教员巴南约席说了更正确的话：“春天会来的，还有许多美丽的春天。”
　　许多、许多更美丽的春天……我这样相信着。
　　四年前一个春天里在巴黎的旅舍中我给一个人写了一封信，如今在那个人用自己的手把生命割断了以后，这封信又回到了我的手里。
　　在冬天，我读着下面的话：是在春天。这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候。我每次经过了充满杀气的冬季而来到明媚的春天，我的心里又有了希望，对于未来的信仰更加坚定：我觉得经过一次与恶魔搏斗后，我又复活了。我有创造力，我有生命力！春天给了我一切。
　　卢森堡的枯树发了新芽，赛纳河的潮水重新泛滥，蛰伏的昆虫又起来活动。死的，睡的，静的，一切都新生了，醒来了，活动了。我的生活曾是如此绝望和苦痛，然而春天又把希望和勇气给了我，使我仍然抱着坚定的决心继续与环境搏斗，使我不屈服于敌人之前。……
　　春风哟，我感谢你，你煽起了我的生命之烈焰，你吹散了我的苦痛之回忆；春天，我感谢你，在你的怀抱中我觉得生命是无处不在。……
　　读了这样的话，我在冬天里又看见春天了。我并没有欺骗自己，甚至就在这时候，就在寒风割着我的两耳、手冻僵得几乎不能执笔的时候，我还相信着四年前在一个温暖明媚的春天里写下来的这些话。那一个美丽的春天并没有灭亡，它至今还在我的心里，因为正如《桃色的云》里面的土拨鼠所说：“春天是不会灭亡的。”
　　是的，春天是不会灭亡的。在第二年的春天里，巴达查尔师傅会把小太阳给学生带回来，于是两个拾得的孩子又会遇在一块儿了。
　　我们用不着像学生那样地呼唤：
　　① 《秋天里的春天》，尤利·巴基著，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春的爱啊，不要飞去，快留停。
　　啊，留停罢……长留在我的心。
　　因为春的爱是不会飞走的。
　　最后再说几句介绍巴基的话。
　　匈牙利诗人兼小说家尤利·巴基（Julio Baghy）①是世界语文坛上的第
　　一流作家。他用世界语写成了小说、诗歌、戏剧等八部创作集。他的长篇小说《牺牲者》（Viktimoj）曾经被译成了十三国文字，在各国销行颇广。他是一个优伶之子，自己也是一个优伶，曾经演过莎士比亚的名剧中的主角如哈姆雷特之类。他因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作了俄军的俘虏，被流放在西伯利亚的荒原。在那里他在孤苦呻吟之际，将他的苦痛的情怀写入诗歌，成了悒郁、悲怆的调子。他的《牺牲者》就是他的西伯利亚生活之记录。以冰天雪地为背景的悲痛的故事，主人公的超人的性格和牺牲的精神，以及诗人的敏感的热情与有力的描写，无疑地在读者的心中留下了不灭的印象，引起许多人的同情，而得到世界语文坛冠冕之作的称誉。他的作品有一种旧俄的悒郁风，但里面却依然闪耀着希望。他颇似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作品是直诉于人们的深心的。在他，所有的人无论表面生活如何惨苦，社会地位如何卑下，恰像一块湿漉漉的抹布，从里面依然放射出光芒来；换言之，就是在悲惨龌龊的外观下面还藏着一个纯洁的灵魂。自然这情形是那般少爷小姐们所不能了解的。所以从前在俄国，当屠格涅夫和格列哥洛维奇描写农奴生活的小说发表的时候，许多高等贵族甚至惊讶地问道：“他们那种人居然会有感情，居然知道爱吗？”那么他们就不要读巴基的小说罢。
　　《秋天里的春天》（Printempo en la aǔtuno）是巴基的近作之一。他的小说被译成中文的有钟宪民译的《牺牲者》（长篇）和《只是一个人》（中篇），索非译的《遗产》（短篇）。
　　我的翻译以直译为主，有时候也把那些译出来便成了累赘的形容词删去一两个；我不喜欢按字死译，所以把animo 一字有时译作“心灵”，有时译作“灵魂”；sopirfloro 一字就只译作“鲜花”。诸如此类的例子很有几个，不便一一指出，因此特别在这里声明一句。
　　1931 年的最后一日。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145—149 页。
　　① 尤利·巴基现在还是匈牙利世界语运动中一个重要人物。（一九五九年注）
　　《门槛》①前记
　　这是屠格涅夫晚年写的散文诗中的一首。但英译本的散文诗里却不曾把它收进去。只有几年前在美国出版的一本《革命诗选》中有这诗的韵文的翻译，题目却改作了《革命者》。我这次是依据一九二○年柏林版《屠格涅夫集》第八卷（《俄国文库》第四十六卷）内的原文译出的。据该书编者说，一八八二年在《欧罗巴通报》上发表的散文诗内，《门槛》一诗没有能够印入，后来也不曾编入全集。这诗于一八八三年在圣彼得堡秘密印行，是在九月二十五日的民意社的刊物上发表的。
　　有人说这诗是为苏菲亚·柏洛夫斯加亚写的，这当然有理。但我以为使屠格涅夫感动的俄罗斯女性决不只柏洛夫斯加亚一人。柏洛夫斯加亚型的女子在当时的确不少。而且以前和以后也有很多。譬如尼克拉索夫就为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写了题作《俄罗斯女人》的长诗。我们知道，远在西欧的老屠格涅夫虽然不能够充分了解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但一直到死他对这运动都非常关心。他还想为一九三人案中的米席根写一部小说，他读了苏菲·巴尔亭在法庭的演说辞，甚至俯下头去吻那张报纸（另一个俄国诗人为这个年轻女子写过一首诗）。只可惜那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坏到不能够做什么事情了。
　　1935 年5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164—165 页。
　　① 《门槛》，屠格涅夫等著，一九三六年五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内收《门槛》（屠格涅夫）、《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蒲列鲁克尔）、《三十九号》（司特普尼亚克）、《薇娜》（廖抗夫）四篇作品。
　　各篇译文前均有译者所作“前记”，本文为第一篇。
　　《夜未央》①后记
　　校完了《夜未央》第三幕我仿佛做了一场痛苦的、但又是值得人留恋的梦。一九二八年我在巴黎得到这个戏的法文原本，和旧译本（李煜瀛译）对照读了一遍，发见旧译本中有误译及删节的地方，我不满意，就自己动笔另译。但这译稿在从巴黎到上海的途中被邮局遗失了。一九三○年一月我又把剧本译出，交给一家小书店②印过一千册。后来书售完，那个书店也关了门。
　　去年夏天我在开明书店门市部买书，遇见一位青年读者。他问起这本小书，说是很想读到它。他后来给我写信又提到这件事。他的热诚感动了我。
　　我便在旧书堆里找出旧译本来，匆匆地读了一遍，交给印局去排印。校样送来的时候，我仔细地校对了一遍，改正了一些处所。我本想丢开自己的旧译本重新翻译，但不幸我没有多的时间，这是我应该向读者致歉的。
　　1937 年1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182 页。
　　① 《夜未央》，一九三七年三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② 指上海启智书局。初版时的书名为《前夜》。
　　《战士杜鲁底》①前记
　　我没有见过布埃那文土拉·杜鲁底，不过我知道他，我常常听见人说起他。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在一九二七年春天。那时他和阿斯加索、何威尔两人正囚禁在法国监狱里。阿根廷政府要求将他们引渡过去，以便执行早已判决了的死刑。据说法国当局已经有意应允了。但是他们不能够忍耐地顺从这个命运。他们三个人在监牢里实行同盟绝食。同时在外面他们的同志和全法国的自由思想家一致地扬起了正义的呼声：他们是无罪而被捕的，（“西班牙的安那其主义者”，这不能作为罪名；但他们确实是在西班牙国王游历巴黎的时候，因了这个“罪名”而被捕的。）因此他们必须被释放。这呼声成了一种力量，到底生出效果：杜鲁底、阿斯加索、何威尔在同志们的热诚的欢迎中走出了法国的监狱。
　　我读到这三个人联名的宣言。那时我和几个朋友在巴黎编辑一个刊物，由美国旧金山的友人印刷发行。我密切地注意着这事件的发展，把详细情形在那杂志上陆续刊出。我也翻译了他们的宣言。那里面有几句话我到现在还不能够忘记。他们说，他们靠了法国友人的援助获得自由，他们怀着深的感激回到自由的天地，他们不愿意吐露空泛的感激的言词，却保证有一天要用事实来回答朋友们的厚意。
　　这事实如今果然摆在了我们面前，在所有关心他们，爱护他们的各国朋友面前。杜鲁底和阿斯加索慷慨地交出生命，用他们的血酬答了朋友的信赖。
　　何威尔至今还勇敢地在前线作战。巴塞洛那的陵墓的建筑，几十万民众参加的葬仪，全世界酷爱自由的人士的同声哀悼，……这些都不是没有原因的。
　　杜鲁底，这个西班牙的机器工人，在生前他就获得我们大家的敬爱。我常常看见从西欧来的刊物上关于他的记载。我也听见一些朋友谈到他的近况。当我知道他率领志愿兵向沙拉各萨进军时，我兴奋地预祝他的成功。当我听见他去玛德里参加坚守危城的巷战时，我对西班牙革命前途的信赖更加强固。最后哈瓦斯社的一个简单的电报，使我感到像见着一颗巨星殒落时的空虚。
　　但是西班牙局势的发展又使我的心变成十分强健的了。我编译这本小书不仅纪念一个未见面的友人，对他的忠实的工作和慷慨的牺牲表示一点感激和敬爱。同时我也愿意让我的同胞在这一个艰苦奋斗的抗战时期中略略知道
　　另一个国度所经历的苦难和伟大的西班牙革命的前途怎样在这些苦难中逐渐长成。
　　正文八篇都是从C.N.T.—F.A.I.①出版的一本小册中译出的。作为附录的加闵斯基的一篇短的报告，则是译自他的一本描写巴塞洛那的各方面情形的著作。加闵斯基并不是杜鲁底的同志，不过是从客观的立场写了那报告的。
　　我怀着万分热诚重描了另一个争自由的国度里最伟大的战士的雄姿。我希望它能够透过一层层虚伪报导的暗雾清晰地现露在我的同胞的眼前，让他们知道在西班牙斗争中谁尽了最大的力量，什么人是西班牙民众爱戴的英雄。
　　1938 年5 月20 日。
　　① 《战士杜鲁底》，高德曼等著，一九三九年四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① C.N.T.—F.A.I.：分别为“西班牙全国劳工联盟”和“伊比利亚安那其主义者联合会”的缩写。
　　以上的话是去年在广州写的。这小书的纸型已经毁在广州沦陷时的大火中，此次重排，我另外加上一篇杜鲁底夫人爱米琳·莫林的演讲稿，这是从《西班牙与世界》这期刊转译的。
　　1939 年3 月16 日。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185—187 页。
　　《叛逆者之歌》①前记
　　这十二首革命者的和关于革命者的诗歌是我十几年来的一点小小成绩。
　　其中有发表过的，也有未发表的。我的译文虽然拙劣，但原作确实是血和泪的结晶。它们感动过我，我也希望别人受到感动，所以大胆把它们编成小册交给书局印行了。《伏尔加的岩石上》是十一年前（一九二八年）的译文。
　　中滨铁的诗则是最近翻译的。
　　1939 年冬，上海。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208 页。
　　① 《叛逆者之歌》，普式庚等著，收诗十二首：《伏尔加的岩石上》、《伏尔加伏尔加》、《寄西伯利亚的音信》、《答普式庚》、《断头台上》、《献给苏菲·巴尔亭娜》、《吕西·德木南》、《劳动歌》、《忆古田大次郎》、《遗言》、《门槛》、《给裁判官》，一九四○年九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我的生活故事》①前记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的中夜在美国麻沙秋谢州，波士顿，查尔斯顿监狱内有两个意大利人被烧死在电椅上。这两个人是鱼贩子巴尔托罗美·樊宰底和鞋匠尼可拉·沙珂，关于这两个人我在文章里不知道提过多少次，我还为他们写了两篇小说《电椅》和《我的眼泪》。现在八年过去了，又到了那个使人痛心的纪念日，但已经是第八次的纪念日了。我想写点文章纪念我在《灭亡》序里提到的“我的先生”，可是我找不到适当的字眼来表示我的悲愤。不知道是不是这八年的经历使我的神经麻木了？结果我只译了这篇“自传”。这是第二次的翻译。在一九二七年我还草率地译过一次。这篇短文比我所写的一切纪念文章都有力，它本身是很朴素而又很雄辩的。谁能相信这是一个鱼贩子笔下写出的东西呢？
　　关于那个鞋匠，我把他写给他的儿女的告别信译出附在这后面，这两封信还是我七年前的译稿。
　　以上的话是一九三五年写的。现在是一九三八年了。我还不能够将我计划中的那本关于“沙樊事件”的书写成。在今年的纪念日我依然没有一个像样的祭品献给那位我所敬爱的先生。我抱着深的悔恨和怀念，把这本小小的自传印出来。这是一本真实的书。它会感动许多纯洁的心灵的。
　　1938 年7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183—184 页。
　　① 《我的生活故事》，樊宰底著，一九四○年九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迟开的蔷薇》①后记
　　十年前学习德文时，曾背诵过斯托姆（Theodor Storm，1817—1888）的《迟开的蔷薇》，后来又读了他的《蜂湖》。《蜂湖》的中译本（即郭沫若先生译的《茵梦湖》）倒是二十年前在老家里读过的。
　　我不会写斯托姆的文章，不过我喜欢他的文笔。大前年在上海时我买过一部他的全集。我非常宝贵它，我有空就拿出它来翻读。虽然我至今还没有把德文念好，可是为了学着读德文书，我也曾翻译过几篇斯托姆的小说。
　　今年在朋友处借到一本斯托姆的《夏日的故事》，晚间写文章写倦了时，便拿出来随意朗读，有时也动笔翻译几段，过了几个月居然把里面的《蜂湖》译完了，此外还译了几篇较短的作品。
　　现在选出《蜂湖》等三篇来，编成一本小小的集子。我不想把它介绍给广大的读者。不过对一些劳瘁的心灵，这清丽的文笔，简单的结构，纯真的感情也许可以给少许安慰吧。
　　1943 年9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228 页。
　　① 《迟开的蔷薇》，斯托姆著，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散文诗》①后记
　　一九三五年五月我在东京开始试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当时颇想在半年内完成这件小小的工作。可是后来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只译出十首就搁了笔，现在回想起来，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创办应该是一个原因。但这并非说我是文化生活社的创办人。不是。我回国时文化生活社的第三本书已经在排印中了。我是受了文林兄那种苦干的精神和乐观的态度的感动，才决心参加他这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我说“吃力不讨好”，并非菲薄这种工作，只是因为在我们这样的人做来，它的确是“吃力不讨好”的。在别人，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可是一经“参加”之后，（虽说我只是一个赞助人），我的脚就给绊住了。我自己的许多工作也就被搁下来。那么屠格涅夫的散文诗的试译也应是其中之一。我想离开文化生活社，可是文林兄总是这样说：等它有了牢固的基础后，我和你一块儿离开吧。
　　十年流矢般地过去了。我没有能够摆脱文化生活社的事情。而文化生活社也始终没有打好一个牢固的基础。而这其间，我们的国土遭受到敌骑的蹂躏。在抗战中文化生活社尽过它微弱的力量，也遭受过不小的损失。①可是它仍然存在，虽然不健康，但它毕竟活到十年了。这十年虽然飞如流失，却也过得不易啊！为了庆祝它这十年的生日，我拿不出像样的礼物，我非但两手空空，而且“心贫”。我只好求助于屠格涅夫，向他借一份礼品。他不会拒绝我。花去三个星期，我译完了他的散文诗。我借用他的一句话送给这十岁的孩子：我们要继续奋斗！
　　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最初在《欧洲的使者》上发表时共五十首。总名原是Sanilia 一个老人的手记。Sanilia 一字是拉丁文，有着“衰老”的意思。后来《欧洲的使者》的编辑Stasulivitch 得到作者的同意改用了《散文诗》的题名，沿用至今，本名反为人忘却了。
　　原文果如Stasulivitch 所说，是散文诗。可是经我译出却成了笨拙的短文，诗的情味恐怕已经被我丢光了。我无颜妄称翻译，只敢在这里用“试译”
　　二字。
　　《门槛》一首，据说是为革命者苏菲亚·柏罗夫斯加亚写的，没有收在第一次发表的《散文诗》内，后来也不曾收入全集，在英译本屠氏全集中始终未见这诗。但一九二○年柏林版俄文全集第八卷散文诗里却收得有《门槛》。我便是根据这个版本翻译它的。其余的五十首除了八九篇外，全是根据C.Garnett 夫人的英译文转译的。
　　1945 年3 月。
　　《最后的会晤》一首追写作者和垂死的诗人涅克拉索夫最后会晤的情景。
　　《某某》是献给作者的女友P.维亚多夫人的颂歌。《老妇》则是作者梦景的真实的叙述。
　　1947 年再记。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232—234 页。
　　① 《散文诗》，屠格涅夫著，一九四五年五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① 在广州、在金华、在桂林，十万册以上的书烧毁在敌人的大火里。在上海，一个友人同着两卡车的书被带进虹口敌人的宪兵司令部，至今下落不明。
　　《快乐王子集》①后记
　　二十年前我起过翻译英国诗人奥斯加·王尔德（1854—1900）的童话（或译仙话）的念头。可是我始终不敢动笔。他那美丽完整的文体，尤其是他那富于音乐性的调子，我无法忠实地传达出来。他有着丰丽的辞藻，而我自己用的字汇却是多么贫弱。
　　可是到了一九四二年不知为了什么缘故，我却开始做起这种我不能胜任的工作来。时间是三月中旬，地点是广西省的河池。我想大约是我在旅途中只带了一本王尔德的童话集，在等候客车的长日里，觉得无聊，译书消遣，也未可知。在我当时写的《旅途杂记》中曾有过这样的话：在这里我醒得早，早晨常常沿着公路散步，再转到田畔山脚，去听绿树上群鸟的歌唱。散步回家，在旅舍的小屋内，因为爱惜明媚的阳光，我还坐在窗前译了一篇王尔德的题作《自私的巨人》的童话。
　　那一年里我还在重庆翻译了《快乐王子》，在成都翻译了《夜莺与蔷薇》。
　　然而我不满意自己的译文，我失了勇气。于是我把原书搁回在书架上，不去动它。一九四四年湘桂战争中桂林的大火烧毁了我的住处，两个竹书架上的书也完全化作灰烬了。
　　到了一九四六年正月，为了给上海朋友们办的《少年读物》月刊寄稿，我想起王尔德的童话来，决定在重庆继续那个中断已久的翻译工作，仍旧根据美国出版的《现代丛书》本，原书是我一个弟弟代我向他的朋友借来的，我每月翻译一篇寄到上海去。这一年内我居然译了五篇，王尔德的全部童话中没有译出的就只剩《打鱼人和他的灵魂》一篇了。
　　今年五月我开始翻译这一篇王尔德的最长的童话，到九月完成。十月我译完他的六首“散文诗”，和最后的一篇可以称为散文诗的“小故事”。这样我编好了王尔德选集的第一册《快乐王子集》。第二册将是《狱中记》，包含两篇较长的作品，“De Profundis”和“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这是我喜欢的两篇文章。①说到王尔德的童话，我们都知道他一共写了九篇，分两次出版，第一册叫做《快乐王子和别的故事》，一八八八年出版，共收《快乐王子》、《夜莺与蔷薇》、《自私的巨人》、《忠实的朋友》和《了不起的火箭》五篇；第二册叫《石榴之家》，一八九一年出版，收《少年国王》、《西班牙公主的生日》、《打鱼人和他的灵魂》、《星孩》四篇。《现代丛书》本的《王尔德童话集》（附散文诗》则将九篇童话合印一册，而把《石榴之家》中的四篇放在前面。我是根据《现代丛书》本翻译的，所以排列次序也依照那个版本。Franz Blei 和Felix PaulGreve 两人的德文译本也是照这次序排列的，并且有HeinrichVogeler Worpswede 的插图。此外我还有一种Hanns HeinzEwers 的德文译本，童话部分少了一篇《了不起的火箭》，排列次序也和有插图的那本不同，这倒是依照出版的先后排列的。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不是王尔德童话的适当的翻译者，我的译文只能说是试译稿。但他的原著却是很成功的作品。许多人都认为它们是他最好的，最有特色的散文著作。R.H.谢拉尔德说：“在英文中找不出来能够跟它们相① 《快乐王子集》，王尔德著，一九四八年三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① 第二册未译出。
　　比的童话。写作非常巧妙，故事依着一种稀有的丰富的想象发展；它们读起来（或者讲起来）叫小孩和成人都感到兴趣，而同时它们中间贯穿着一种微妙的哲学，一种对社会的控诉，一种为着无产者的呼吁，这使得《快乐王子》和《石榴之家》成了控诉现社会制度的两张真正的公诉状。”（《王尔德传》，一九○六年）L.C.英格列比第一次读到《快乐王子》时曾说：“……这第一个故事就使我觉得王尔德还有一颗小孩子的心。”他称赞这些童话“表现得精妙绝伦，丰富的想象给每篇故事都装饰了珠玉。作者有驾驭文字的能力，每一句话都是经过熟思以后写出来的，但同时却有自发的动人力量。”（英格列比：《王尔德论》）
　　《石榴之家》的初版就是献给作者的妻子康斯坦司·玛利·王尔德的。
　　作者坦白地称这一册小书为一卷“美丽的故事”。他后来曾对人表示他喜欢这个集子里的《少年国王》。又有一次他说，在文体上他觉得《西班牙公主的生日》是他的最好的故事（H.皮尔生的《王尔德的生平和机智》）。但这些美丽的故事同时也是“对于现社会制度的严正的控诉”（《王尔德论》）。
　　英格列比还说：“当王尔德把《石榴之家》献给他妻子的时候，他那对于美的爱和对于人类的爱还是并行不悖的。”
　　单从这一册童话和散文诗集看来，我们也可以知道王尔德一生所爱的东西只有两样：美与人类。因此我也同意亨特生的话：“空想的童话，中间贯穿着敏感而美丽的社会的哀怜，恰如几幅锦绣镶嵌的织物，用一根深红的线牢牢的缀成一帖。”（《人生与现代精神的解释者》）
　　1947 年11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235—238 页。
　　《狱中二十年》①后记
　　一九二七年我曾发愿要把俄国革命者薇娜·妃格念尔（Vera Figner）的《回忆录》全部译成中文。那时我曾在一本书里写下这样的话：“实在这部书像火一样点燃了我的献身的热望，鼓舞了我的崇高的感情。我每读一遍，总感到勇气百倍，同时又感到十分的惭愧。我觉得在这样女人的面前，我实在是太渺小了。”
　　现在，虽然是在写了那样的话的二十年以后，但我终于把《狱中二十年》的译稿交出去了。这是《回忆录》的第二卷，它还有一个名字：《生命的钟停了的时候》。第一卷还在翻译中。第一卷，依据德译本叫做《不自由毋宁死》；依据英译本叫做《一件完成了的工作》。我决定给它换上一个题名：《俄罗斯的暗夜》，那是德译本的《回忆录》的总名，原文是《笼罩着俄罗斯的夜》。
　　德译本《回忆录》的第二卷中共有三十章。英译本比较德译本少了七章，但另外加了一章，所以英译本的第二卷只有二十四章。不过我在英译本中也发见了不少被德译者删去的句子。
　　第二卷是作者的《狱中记》。作者一八八三年初被捕，到一九○四年十月出狱，她一共在监狱里住了二十二年。然而她的《狱中记》却只是她在席吕塞尔堡中的生活记录。她是在一八八四年十月十二日被押送到席吕塞尔堡要塞里去的，到一九○四九月二十九日离开要塞（从那儿她又被送到彼得保罗要塞中去，关了些时日），刚巧是二十年。
　　作者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革命团体民意社的老将。她参加了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刺杀俄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事件，因而被捕判刑。关于这一切详情以及作者的家庭环境和她三十岁以前的经历，在《回忆录》的第一卷中均有详细的叙述。
　　关于作者妃格念尔，她的友人N.米海罗夫斯基（社会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曾经说过如下的赞美的话：
　　她所放射出来而且如此吸引着她周围的人们的魔力与动人处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这不容易说出来。她自然又聪明，又美丽。但是她岂只聪明而已。
　　至于美丽，那是革命团体中所不大注意的。可是此外她又没有别的特殊才能。
　　她之所以动人在于她整个身心是十分谐和，十分一致，她的一言一动都表现着她的整个自我，疑惑与犹豫是她所不知道的。通常这类的人总是非常刻苦、十分严肃的，然而她完全不是这样。刚相反，当党的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的时候，她便很活泼，很爱戏谑，就像一个小女孩似的。
　　她生于一八五二年六月，一九四二年在莫斯科病故，逝世前曾在莫斯科克鲁泡特金博物馆里担任职务。
　　1948年9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244—246页
　　① 《狱中二十年》，薇娜·妃格念尔著《回忆录》之二，一九四九年二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六人》①后记
　　看完《六人》的校样，我坦白地承认这是一件失败的工作。我用了“试译”二字，也只是表明我没有翻译这书的能力。从这译稿连我自己也看得出我缺乏驾驭文字的才能，我没有能够忠实地表达原意，也没有能够传达原文的音乐美。本书的英译者蔡斯教授（Ray E. Chase）说“我觉得《六人》是一曲伟大的交响乐”。但中译本的读者一定不会有同感的。错在我身上。
　　三年前开始翻译这书，工作时断时续，到今年五月才译完最后的一章。
　　这本小书的翻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事实上我执笔的时候并不多。我的时间大半被一个书店的编校工作占去了。不仅这三年，近十三年来我的大部分的光阴都消耗在这个纯义务性的工作上面。（有那些书，和那些书的著译者和读者给我作证。）想不到这工作反而成了我的罪名，两三个自以为很了解我的朋友这三年中间就因为它不断地攻击我，麻烦我，剥夺我的有限的时间，甚至在外面造谣中伤我，说我企图霸占书店。我追求公道，我举事实为自己辩护，我用工作为自己伸冤。然而在那些朋友中间我始终得不着公道，始终争不到一个是非。这本书的翻译就是在这种朋友的长期的折磨中进行着的。我无法摆脱那些纠缠，我甚至不能用常理为自己辩护，那时心情的恶劣是可以想见的。但我至今没有倒下来，至今还能够工作，那是因为除了这几位朋友外，我还有着许多别的朋友，而且也因为我相信我的工作。我从来不曾为自己的工作骄傲过。但我也没有把自己的工作完全否定。好些年来我对任何人都一直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或一个翻译家，我只是在学习，学习写作，学习翻译。在学习中有进步的时候，也有停滞不进步的时候。这次工作的失败，一部分的原因自然是那些朋友的纠缠所造成的恶劣心情。（他们甚至不让我有时间在发印前仔细地校阅我的译文。但是对读者，我除了告罪外，别无他话可说。）
　　译稿发印以后我去北平住了一个多月。我过了四十天的痛快日子，看见了许多新气象。我摆脱了三年来压得我几乎透不过气的那种梦魇般的“友情”。因为我在北平得到了真正友爱的温暖。我写过一篇短文，里面有着这
　　样的话：
　　我每次走进会场总有一种回到老家的感觉。在六百多个面孔中至少有一半是我没有见过的，可是它们对我并不陌生。我看到的全是亲切、诚恳的脸。
　　我仿佛活在自己的弟兄们中间一样：谈话，讨论，听报告，交换经验，我不感到一点拘束。自由，坦没有丝毫的隔阂，好像六百多个人都有着同样的一颗心似的。
　　《六人》的作者洛克尔（RudolfRocker），是一个德国的革命作家。希特勒执政后被放逐出国，一直没有回去过。他现在住在古巴，去年做过了七十五岁的生日。他写过不少的书，都是用德文或犹太文写的。（他虽然精通犹太文，却不是一个犹太人。）其中被译成英文的并不多。《六人》似乎是第一本，据英译者蔡斯说：在洛克尔的著作中这是艺术性最高的一本。
　　这里的“六个人”都是世界文学名著的主人公。浮士德，董·缓，哈姆雷特原是传说中的人物，后来歌德借用传说写了诗剧《浮士德》，莫里哀写了话剧《董·缓》，莎士比亚写了诗剧《哈姆雷特》。董·吉诃德是西班牙① 《六人》，鲁多夫·洛克尔著，一九四九年九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文豪塞万提斯的小说中的英雄。德国小说家霍夫曼创造了年轻和尚麦达尔都斯，冯·阿夫特尔丁根则是十八世纪德国名诗《歌人的战争》中的歌者。
　　在《六人》中洛克尔使这六个人复活了，他一点也没有改变他们的性格和生活习惯，可是他却利用他们来说明他的人生观，来说明他的改造世界的理想。
　　这本小书是作者根据他的几篇讲演稿写成的。据说他的听众中有许多工人，也有水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被关在英国某集中营里面，在那里认识了不少德国的水手，他们跟集中营里的知识分子一样热烈地欢迎他的演讲。我在前面引用过蔡斯的话：“《六人》是一曲伟大的交响乐。”他的解释如下：
　　前面有一个介绍主题的序乐。构成交响乐的是六个乐章，每一个乐章最后都把主题重复了一遍，每一个乐章有它自己的音阶法和拍子。在主题的最末一次的重复之后接着就来一个欢欣的、和谐的终曲。对这种东西音乐家也许会给它一个适当的名称。我不会，我只知道我读完整个作品好像听了一次管弦乐队的大演奏。
　　译者1949 年8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248—251 页。
　　《蒲宁与巴布林》①后记
　　这本小书是为着报答一个朋友的“友情”翻译的，只花了将近三个星期的功夫。
　　《蒲宁与巴布林》是屠格涅夫晚年的作品，一八七四年脱稿，发表在《欧洲导报》上，②这是一篇半自传体的小说。彼嘉很像青年时期的屠格涅夫。祖母便是作者生母瓦尔瓦拉·彼得洛夫娜的写照。斯巴司科叶的家园生活跟特洛伊茨基乡居生活也颇相似。跟彼嘉一样，屠格涅夫也在乡间认识了自然界，认识了诗。有一个仆人（一个年轻的农奴）是一个诗的爱好者，做了他的先生，他们两个人在一块儿念赫拉斯科夫的《罗西亚达》；彼嘉也有过这样愉快的经验。但是跟彼嘉一样，屠格涅夫也开始认识了农权制度的不合理，看见地主的专横和农权生活的惨苦。后来他回到他的故乡，有一回他指着一扇窗户给他的朋友们看，一面说：“这是我母亲在那儿坐着的窗户，是在夏天，那扇窗开着，我亲眼看见两个人在流放的前一天，垂着光头走来跟她辞行。”
　　《猎人日记》的作者日后的辉煌的文学生涯可以说是从斯巴司科叶开始的！
　　巴布林，据作者自己说，是“照着活人摹写的”，他和他的年轻朋友们的审判应该是一八四九年彼得拉雪夫斯基团的审判。作者把蒲宁写得非常出色。英国爱德华·加尔奈特甚至赞美说，理想主义者蒲宁这个人物可以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擅长的绘像相比。至于纯洁善良的穆莎和轻浮的贵公子塔尔霍夫，这样的人在当时的俄国，倒是常常见到的了。
　　1949 年11 月30 日。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252—253 页。
　　① 《蒲宁与巴布林》，屠格涅夫著，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
　　② 见《欧洲导报》一八七四年第四期。
　　《回忆契诃夫》①后记
　　这篇《回忆》是从法文译本转译的，法译者的姓名是Dumesnil de Gramont.法译本中包含三篇《回忆》，书名“TroisRusses”。这三个俄国人便是托尔斯泰，契诃夫和安德列叶夫。关于安德列叶夫的一篇已由汝龙先生译出刊行了。关于托尔斯泰的一篇，我不久便可以译完。现在先把这篇字数最少的《回忆》（三篇中字数最少的一篇）交给印刷局，希望能在今年年内跟读者见面，今年是契诃夫逝世四十五周年纪念，不过他死在夏天。
　　我翻译这篇《回忆》的时候曾参考过一种英文节译本，不是节译本，也许是从一种全译本中摘出的一些片段。我没有记得英译者的名字。但我觉得那译文是相当好的。
　　附录《契诃夫自传》是李健吾先生翻译的，我现在征得他的同意，把这美丽的译文放在拙译（的确是拙劣的）的卷末。让我在这儿谢谢他。
　　译者1949 年12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254 页。
　　① 《回忆契诃夫》，高尔基著，一九五○年一月平明出版社出版。
　　《回忆托尔斯泰》①后记
　　这小书跟《回忆契诃夫》一样，也是从Dumesnil deGramont 的法文译本转译的。可是在我的译文的第一部分排竣送过清样以后，一个朋友从北京寄来了这书的英文译本。英译本是一九二○年的第二版，由S.S.Koteliansky和L.Woolf 两人翻译的。我拿英译本跟法译本对照读了一遍，发觉法文本在二十九节和三十节之间漏排了一节，现在根据英文本，把它补译出来：
　　我问他：“波兹尼谢夫②说着医生们已经害死了而且正在害着千千万万人的性命的时候，您是不是赞同他的意见呢？”
　　“您很想知道吗？”
　　“很想。”
　　“那么我就不告诉您。”
　　他微微笑了，一面玩弄着他的两根大拇指。
　　我想起来在他的一个短篇小说里面，他把一个次等的乡下兽医跟一个真正的医生比较了一下：
　　“像‘基尔恰克’（giltchak），‘帕切其尼’（potchetchny），‘放血’这一类的字眼，①它们不是恰恰跟‘神经’、‘风湿症’、‘有机体’等等一样的吗？”
　　而且这是在有了因勒尔②、白林③、巴斯德④之后写下来的。这是顽固了。
　　这个英译本虽然是“作者特许”的翻译本，但因为出版较早，无法将作者后来增补的笔记收入，所以在第一部分中除去那节关于医生的笔记本外，英译本反较法译本少了八节。又英译本中没有第三部分，《关于托尔斯泰夫人》的文章是在一九二五年第一次发表的。
　　本书第一部分是作者在一九○○年与一九○一年中间随时写下的笔记。
　　第二部分则是一九○一年作者得到托尔斯泰离家和病故的消息以后写给一个朋友的信。第三部分大概写于一九二五年或一九二五年以前。作者替托尔斯泰夫人说了几句公平的话。这是一篇重要的文章，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托尔斯泰夫妇间的悲剧。关于托尔斯泰夫人晚年的生活和她临死的情形，她的最小女儿亚历山德拉有一段文章，写得很明白而且很动人，我把它译出来，附印在这里：
　　我父亲死后，母亲大大地改变了。她突然间变成了一个温和善良的老太婆了。她常常在一张大的圈手椅上迷迷糊糊地一连睡几个钟头，只有在别人提起父亲的名字时，她才醒过来。她会叹息，并且说她多么后悔曾经使他痛苦过。“我直以为我那时候发了疯了。”她这样说。
　　革命以后，她失掉了一切，可是她从不抱怨。她似乎对金钱荣华等等她从前那么喜欢的东西完全不感兴趣了。她在一九一九年患肺炎去世。姐姐达尼亚和我两人看护了她十一天。她很痛苦，不过她很能够忍耐，对任何人都① 《回忆托尔斯泰》，高尔基著，一九五○年四月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
　　② 托尔斯泰著中篇小说《克来采长曲》中的男主人公。
　　① 次等兽医给马治病时常用的一些字眼。
　　② 因勒尔（Edward Jenner，1749—1823），英国医生，牛痘接种法的发现者。
　　③ 白林（Emil Von Behring，1854—1917），德国细菌学家。
　　④ 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法国化学家和细菌学家。
　　很和气。到了她明白快要死的时候，她把我姐姐和我都唤到床前。“我要告诉你们，”她说，她的呼吸困难，她的话常被咳嗽打断，“我知道我是你们父亲的死亡的原因。我非常后悔。可是我爱他，整整爱了他一辈子，我始终是他的一个忠实的妻子。”
　　我姐姐和我说不出一句话。我们两个都哭着。我们知道母亲对我们讲的是真话。
　　亚历山德拉是托尔斯泰最信任的女儿。她的话应当是可靠的。
　　1950 年2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255—257 页。
　　《回忆布罗克》①后记
　　收在这本小书里面的两篇短文是从高尔基的《杂记和回忆》的法文译本
　　（一九二六年初版）中选译出来的。法译本的全名是“Notes et souvenirs”，译者仍旧是翻译《回忆托尔斯泰》等三篇的Dumesnil de Gramont.《杂记和回忆》中讲到作家的文章就只有这么两篇，虽然高尔基遗留下来的关于他的同时代作家的回忆还有一些，但我至今没有机会读到它们。
　　日本的俄国文学研究者升曙梦说过：“高尔基的回忆的作品不但在艺术上有很大的价值，就把它们当作近代俄罗斯的文化史料看，也有很重大的意义。”
　　我同意他的话。我自己也喜欢高尔基的这一类的作品。我也高兴把它们介绍给我的读者。所以我译了《回忆契诃夫》，译了《回忆托尔斯泰》。
　　关于布罗克的回忆是一篇相当难译的文章。但我终于吃力不讨好地把它试译出来了。现在加上一些注解将它交给书店付排出版，也无非想给爱好俄国文学的人贡献一点材料。到了将来有人从原文译出高尔基的全部的《回忆》的时候，我的拙劣的译文便会欣然消去。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布罗克生于一八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死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八日。他是著名的长诗《十二个》①的作者，曾被西欧的读者称为本世纪初叶俄国最大的诗人。苏联季莫菲耶夫批评《十二个》说：“实际上，这篇长诗确以特殊的技巧和力量传达出了一九一八年那些伟大的日子的革命激情，传达出了这些日子的难以抑止的气魄和英勇精神，对旧世界的热烈的憎恨和对未来的如火如荼的信心，以及浩大的事变和个人的欲望与思想的神妙的交织。……”②《十二个》有胡敩和戈宝权的两种中译本。胡译本（卷末附有鲁迅先生的后记）已绝版。戈译本是前年刊行的，除了优美的译文外，还附得有几篇研究布罗克的好文章。读过了高尔基的《回忆布罗克》以后，应当接着去念这本布罗克的诗。
　　1950 年5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258—259 页。
　　① 《回忆布罗克》，高尔基著，一九五○年七月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
　　① 《十二个》，一九一八年一月写成，三月发表。
　　② 借用水夫的译文。
　　《回忆屠格涅夫》①后记
　　以上四则《回忆》都是从一八八七年在巴黎出版的伊沙克·巴甫罗夫斯
　　基（ Isaac Pavlovsky）的法文著作Sourenirssur Tourguéneff”中译出的。关于巴甫罗夫斯基，我知道的实在有限。他是一个住在巴黎的俄国著作家，而且是在屠格涅夫的晚年中时常到杜爱街去的一个客人。他在这本关于屠格涅夫的著作里面讲了些我们已经知道但不太清楚的事，也讲了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他让我们知道屠格涅夫是一个怎样的艺术家，同时也让我们知道屠格涅夫是一个怎样的人。
　　这本书里面讲到的波里瓦诺夫应该是十九世纪的俄国革命者尼可拉·柴可夫斯基（1850—1926）。屠格涅夫的另一传记家雅莫林斯基也是这样说，柴可夫斯基是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中到美国，参加当时在堪沙斯成立的农业公社。公社失败后，他到了所谓震教徒中间去生活了一个时期。后来他到了巴黎，在那儿认识了屠格涅夫，并且遇着了两个俄国少女，产生了一段像巴甫罗夫斯基所叙述的那样的恋爱故事。
　　这本小书的脚注，都是中译者加入的。译者喜欢屠格涅夫的著作，也曾为它们花过一些功夫，译过《父与子》和《处女地》，也译过《散文诗》和《蒲宁和巴布林》，现在还在翻译他的一些中篇小说。
　　1950 年8 月8 日。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260—261 页。
　　① 《回忆屠格涅夫》：巴甫罗夫斯基著，一九五○年八月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
　　《一件意外事》①后记
　　以上的两个短篇是根据英国Rowland Smith的《信号集》（“The Signal and Other Stories”，1912）的英译文转译的。作者迦尔洵（V.M.Garshin，1855—1888）的生平我已在《红花》的“后记”中简略地讲过了。昨天翻读波兰瓦里雪夫斯基的《俄国文学史》，看到一段关于迦尔洵的文字，现在把它摘译出来：
　　……他在爱斯拉战役里中了弹，带伤回家，后来在《四日》里面叙述了他的经历，这篇小说被人称赞为可以跟托尔斯泰的《塞波斯托颇的回忆》相比的名著。几个月以后发生了行刺罗利司-麦里可夫的事件，迦尔洵的一个朋友被牵连在里面，判了死刑。在行刑的前夜迦尔洵想尽了方法营救他的朋友，可是他没有成功。这以后不久他就发了狂给送进疯人院去了。后来他病愈出院，跟一个年轻小姐结了婚，那是一个女医生，她小心照料他，竭力阻止他的狂病的再发。可是不久《红花》发表，它的读者们就不得不断定这位年轻的作者仍然摆脱不掉疯人院中生活的回忆。这篇小说描写一个多少知道一点自己的身份的狂人，他用尽力气作了超人的努力去拿一朵罂粟花，他以为这朵花是用人类牺牲的赤血染红了的。他想，要是这朵花被毁掉了，人类也就会得救了。几年以后迦尔洵从楼梯上跳下，终于因此死去。（一九○○年伦敦版）
　　英国利却德·赫尔在他的《俄国文学史》中也说：
　　……《红花》是迦尔洵的一篇最有力也最悲惨的小说。狂人想象着毒害全世界的恶都集中在这几朵在病院天井里生长的罂粟花里面，要是他牺牲自己的性命去把这几朵花毁掉，他就可以拯救世界了。……迦尔洵本人有时也发生过像他在《红花》中所描写的精神错乱的状态，他相信自己真的发见了治疗人间疾苦的万应药，他终于自杀了。（一九四七年伦敦版）
　　苏联达玛尔秦科在《论迦尔洵的创作》中说：
　　……在小说《红花》中，被称为“世界的恶”（作“资本主义”解释）的那种可怕的苦难，以及明白跟它斗争难有结果的自觉被作者用了大的艺术的力量和光彩表现了出来。因此无怪乎迦尔洵在他的创作的这一个时期中只知道一种满足——自我牺牲和死的满足了。……（一九三一年莫斯科国家艺术文学出版局版《迦尔洵选集》）
　　《红花》出版后，有个朋友向我提意见说，《红花》需要一点说明的文字，所以我在这里抄译了如上的几段文章。至于收在这个小集子里面的两篇小说，它们都是写实的作品，用不着加上多馀的解说了。
　　1951 年3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265—267 页。
　　① 《一件意外事》，迦尔洵著，一九五一年六月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木木》①后记
　　这本小书是根据英国C.Garnett 夫人的译文，对照着一九四六年莫斯科国家艺术文学出版局版《屠格涅夫选集》中的Mymy 翻译出来的。原文在一八五二年写成，当时屠格涅夫因为一篇纪念果戈理的文章，给沙皇尼古拉一世下令逮捕，在彼得堡的警察局里关了一个月（四月十六日到五月十六日）。
　　他的囚房隔壁便是“犯了罪”的农奴们受笞刑的屋子。他就在这一个月里面写成了他的中篇小说《木木》。这是一篇真实的故事。盖拉新是他的母亲瓦尔瓦拉·彼得洛夫娜的看门人哑子安得烈。太太就是瓦尔瓦拉。
　　《木木》发表在一八五四年的《现代人》第三册上。十九世纪的英国著作家加莱尔（T.Carlyre，1795—1881）说这是全世界上最感动人的故事。二十世纪的英国小说家高尔斯华绥（J. Galsworthy， 1867—1933）也说：“在艺术的领域中从来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对于专横暴虐的抗议。”旧俄思想家赫尔岑（A.Herzen，1812—1870）论到《木木》的社会的意义时说：“屠格涅夫并不单单停留在农民的殉道者似的命运上面，他还不怕看到农奴们的不通气的小屋，在那里面就只有一种安慰——伏特加（烧酒）。他用了很高的艺术性把这种汤姆叔叔①的生活表现出来了，它居然逃过了双重的审查，而且它迫使我们望着那种惨重的、非人的、受苦的图画愤怒得打颤；是那些人在受苦：他们背负着世代相传的重担，前途没有丝毫的希望，他们不仅有受侮辱的灵魂，并且还有残废的身体……”
　　屠格涅夫在一八八三年逝世，他的遗体运回俄国以后，俄国防止虐待动物会为了这篇小说曾派代表参加他的葬礼。
　　1952 年1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274—275 页。
　　① 《木木》，屠格涅夫著，一九五二年五月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
　　① 汤姆叔叔：《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主人公。
　　《处女地》（新版）①后记
　　《处女地》是十九世纪俄国作家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是他的六部艺术性相当高的长篇小说的最后一部。这六部小说是《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处女地》。但就艺术上的成就来说，《烟》和《处女地》比较差一些。
　　屠格涅夫出身贵族地主阶级，他的母亲是一个专横的地主婆，对待农奴非常残暴，甚至对待她所喜欢的儿子伊凡也很专制。屠格涅夫在这方面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在他的作品中也有反映。他反对农奴制度，反对沙皇专制政治，但他始终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他热爱祖国，关心祖国的命运，但他的大半生都是在国外度过的，他脱离了人民，也不大了解祖国的现实生活。
　　他看到他出身的那个阶级的腐朽丑恶和日趋没落的命运，也看到依附于这个阶级的知识分子的不可救药，但是他看不清楚人民的力量。他知道旧的、腐朽的一切都要灭亡，会有新的、进步的事物来代替它们，然而他并不理解这些新生事物。他害怕变革，害怕革命，他赞成改良，主张用“教育”代替革命。他的英雄就是本书中索洛明那样的受过英国教育的平民知识分子。其实索洛明那样的人并不是革命者，而是个改良派，可能走上革命道路，但也有可能变成英国工党中的那种工人贵族。小说中的另一个“革命者”涅日达诺夫好像是一幅讽刺画，其实在这个人物的身上也有屠格涅夫自己的毛病。屠格涅夫描写涅日达诺夫的时候，也常常在解剖自己。屠格涅夫把涅日达诺夫描写成一个他所谓的“多馀人”（屠格涅夫自己就是一个）。其实“多馀人”
　　只是贵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而屠格涅夫熟悉的就是这一部分人。
　　他在他的小说中替这种人和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唱了挽歌。
　　《处女地》是一八七六年的作品，在这以后作者还写了不多的短篇和散文诗。在逝世前一年（一八八二年）写的散文诗《俄罗斯语言》中，他这样
　　地表明他的坚定的信念：
　　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痛苦地担心着祖国的命运的日子里，只有你是我唯一的依靠和支持！啊，伟大的、有力的、真实的、自由的俄罗斯语言啊！
　　要是没有你，那么谁能看见我们故乡目前的情形，而不悲痛绝望呢？然而这样的语言不是产生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中间，这绝不能叫人相信。
　　根据这首诗来回顾他六年前写成的《处女地》结尾中所谓的“一个匿名的人”（指领导革命者）和“匿名的俄罗斯”，我们对“匿名的”这个词便有更清楚的理解了。可以说作者对未来的看法还是乐观的。他不赞成革命，但是他知道革命必然要来；他虽然害怕革命，但是根据他对祖国的热爱，他理解到革命必然要来，而且要改变他当时存在的一切。
　　1975 年8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277—279 页。
　　① 《处女地》新版，一九七八年二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父与子》（新版）后记①
　　俄国作家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在一八五五年
　　开始的二十一年中间写了六部长篇小说（作者自己称为中篇小说）。其中影响最大的，最好的一部就是《父与子》。这是六部小说中的第四部。一八六○年冬天作者开始写《父与子》，到一八六一年七月完成。小说发表、出版于一八六二年。从来没有一部作品像它这样引起那么激烈的争论的。
　　作者怎样想起写这部小说呢？据他自己说：我最初想到写《父与子》还是一八六○年八月的事，那个时候我正在怀特岛上的文特纳尔洗海水澡……②
　　主要人物巴扎罗夫的基础，是一个叫我大为惊叹过的外省医生的性格（他在一八六○年以前不久逝世）。照我看来，这位杰出人物正体现了那种刚刚产生、还在酝酿之中，后来被称为“虚无主义”的因素……②那个典型很早就已经引起我的注意了，那是在一八六○年，有一次我在德国旅行，在车上遇见一个年轻的俄国医生。他有肺病。他是一个高个子，有黑头发，皮肤带青铜色。我跟他谈话，他那锋利而独特的见解使我吃惊。
　　在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分别了。我的小说完成了。我花了两年的功夫来写它……这不过是埋头去写一部已经完全想好了的作品罢了。③标题《父与子》就说明小说的内容。作者写的是父亲一代和儿子一代之间的矛盾、冲突，写的是具有科学思想和献身精神的青年和标榜自由主义却不肯丢开旧传统的贵族之间的斗争。在新旧两代的斗争中，作者认为他的同情是在年轻人的方面。
　　可是完全和作者的预料相反，小说引起了那么多互相矛盾的批评和那么长久激烈的争论，小说给作者招引来那么多的误解。保守派抱怨他把“虚无主义者”“捧得很高”，进步人士却责备他“侮辱了年轻的一代”。年轻人愤怒地抗议他给他们绘了一幅“最恶毒的讽刺画”。上了年纪的人讥笑他“拜倒在巴扎罗夫的脚下”，在彼得堡发生大火灾的时候，一个熟人遇见作者就说：“请看，您的虚无主义者干的好事！放火烧彼得堡！”使作者感到最痛心的是：“许多接近和同情我的人对我表示一种近乎愤怒的冷漠，而从我所憎恶的一帮人，从敌人那里，我却受到了祝贺，他们差不多要来吻我了。这叫我感到窘……感到痛苦。”①
　　作者痛苦地说：“这部中篇小说使我失了（而且好像是永远地）俄国的年轻一代人对我的好感。”③这对作者的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直到最后他始终没有恢复过来。他寂寞地死在法国。
　　我在一九七八年校阅我这个旧译本。④再过五年便是屠格涅夫逝世的一百① 本篇系为一九七八年《父与子》新版所作，后未用。
　　② 引自作者的《文学与生活回忆录》。怀特岛是英国南海岸外的海岛。文特纳尔是一个著名的疗养地。
　　② 转引自《俄国文学史》下册（蒋路、刘辽逸译）。
　　③ 译自巴甫洛夫斯基的《回忆屠格涅夫》第六节。
　　① ②引自屠格涅夫的《回忆录》（蒋路译）。
　　③ 《父与子》初译稿一九四三年在桂林完成。第二次的译稿于一九五三年在上海出版，一九七八年我只作了一些小的改动。
　　④ 这个说法也值得考虑，因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所谓“旧虚无主义者”就是巴扎罗夫这样的人，他们存周年纪念。一百多年前的激烈争论早已平息，对作者的种种误解也已消除。
　　九十五年前作者在法国病逝，遗体运回彼得堡安葬的时候，民意党人曾散发传单，以俄罗斯革命青年的名义向死者致敬，这是最大的和解了。
　　说到《父与子》，我同意屠格涅夫的话。在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的身上，作者的确“用尽了”他“所能使用的颜色”。他对自己创造的典型人物感到一种“情不自禁的向往”。他认为巴扎罗夫是“一个预言家，一个大人物，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固然他写了巴扎罗夫的死，但他是把巴扎罗夫看作一个生在时代之前的人④，因此把他放在和他格格不入的社会环境中，使他显得很孤单，还给他安排了一个过早死亡的结局。而且他写到巴扎罗夫死的时候，还流过眼泪。他甚至说巴扎罗夫是他的“心爱的孩子”。这都不是假话。然而作者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是一个改良派，西欧派。他不会真正理解巴扎罗夫，也不可能真正地爱巴扎罗夫。他只是凭着自己对俄罗斯社会生活长期的观察和研究，凭着他的艺术的概括力量，看到了一代新的人，知道这新人——六十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一定要压倒过去的一代人物。他称巴扎罗夫为“虚无主义者”。他创造了这个词。他又在私人通信中解释道：“虚无主义者——这就是革命者。”这个词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中普遍地被采用，用来称呼一切反对沙皇政治、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党派。民意党人司特普尼亚克在他的著作《地下的俄罗斯》（1882）的开头就说：“俄国小说家屠格涅夫的名声自然将由他的著作而长存于后代，但是只靠一个词他也可以不朽了。他就是第一个使用‘虚无主义’这个词的人。”
　　屠格涅夫发表《父与子》的时候，巴扎罗夫这个新人刚刚产生，一般人对他还很生疏。但是不久，这样的新人便大量出现，像“大自然是一座工厂”，“拉斐尔没有一点用处”这一类话已经成了“虚无主义者”常用的警句。他们是严肃地相信这一切，并且准备为它们献身的。这般六十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不服从任何权威的人”，到了七十年代，在巴黎公社革命之后，就让位给另一代新人了，那就是“到民间去”的“民意党的英雄”们。然后又出现了同工人紧密结合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中冲锋陷阵的战士……但是远在法国的衰老的屠格涅夫已经无法理解而且也来不及在新的作品中反映了。他的最后一部长篇是在一八七六年脱稿的。他把年轻的涅日达诺夫（《处女地》的主人公）几乎写成了像他自己那样的人。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我在《处女地》后记中写的那一段话：“他不赞成革命，但是他知道革命必然要来；……而且要改变当时存在的一切。”也就是一八八三年民意党人在散发的传单上所说的：“也许他甚至不希望发生革命，而只是一个诚恳的‘渐进主义者’……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他用他作品里的真挚的思想为俄罗斯革命服务过，他爱护过革命青年。”①
　　屠格涅夫“想通过主人公的形象把迅速嬗替中的俄罗斯社会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加以典型的艺术概括，”④他的六部长篇小说完成了这个任务。他“写出了数十年间③的俄罗斯社会生活的艺术编年史”。④一百多年前出现的新人巴扎罗夫早已归于尘土，可是小说中新旧两代的斗争仍然强烈地打动我的心。对于这个斗争屠格涅夫是深有体会的，他本人就同他的母亲（短篇《木木》中的地主婆）斗争了一生。但是她母亲所代表、所体现的一切在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中已经化成灰烬，找不到一点痕迹了。旧的要衰老，要死亡，新的要发展，要壮大；旧的要让位给新的，进步的要赶走落后的--这是无可改变的真理。即使作者描写了新人巴扎罗夫的死亡，也改变不了这个真理。在的时间虽然不很长，但是他们并不孤单，而且他们给七十年代的新人开辟了路。
　　① ②③引自《俄国文学史》下册（蒋路、刘辽逸译）。
　　④ 数十年间，指30 年代到70 年代。　
　　重读屠格涅夫的这部小说，我感到精神振奋，我对这个真理的信仰加强了。
　　1978 年9 月8 日。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284—289 页。
　　《往事与随想》后记（二）
　　今年四月出版社把《往事与随想》中译本第一册的校样送到我这里，过两天我就动身去北京，作赴法访问的准备。五月我在巴黎旅馆里两次会见赫尔岑的外曾孙，在巴斯德学院工作的诺艾尔·利斯特博士和他的夫人（五月二日和九日），第二次他还介绍我认识他的兄弟莱翁纳尔。
　　我重访巴黎的时候，脑子里并没有诺·利斯特这个人。可是他在报上看见我到达巴黎的消息，就主动地跟我联系，到旅馆来看我。他第一次看见我仿佛看见亲人一样。我也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我们谈得很融洽，主要谈赫尔岑的事情。他送了我一些有关的资料和书籍，还送给我一九六八年在伦敦重印的《往事与随想》英译本新版改订本四大册。他又介绍《往事与随想》的法译者达利雅·奥立维叶同我会见，并让她带来她的法译本前两册（1974—1976，在瑞士出版）。他知道我去尼斯扫赫尔岑墓，便打电话通知他的亲戚威安·昂孚大夫在公墓等候我，要他向我说明赫尔岑夫妇葬在尼斯的一些情况。
　　在我返国的前一天中午，我有别的活动，刚刚走出旅馆，诺·利斯特先生在后面追了上来，交给我一封信和赫尔岑的彩色画像的照片。像是赫尔岑的大女儿娜达丽绘的，现在在他的家里。他特地为我把画像拍摄下来。信上还说，画像的黑白照片取到后就直接寄往上海，我可以在我的译本中采用。
　　我和这位和善的老人分别不过三个星期，他的亲切的笑容还在我的眼前，我刚刚根据他给我的资料校改了《往事与随想》中译本第一册的校样，我每看完一章抬起头来，好像这位老人就在旁边偏着头对我微笑，甚至在凉风吹进窗来的深夜，我也感觉到他的微笑带给我的暖意。我感谢他的深情厚谊。我和他同样热爱的赫尔岑的著作、同样珍贵的赫尔岑的纪念把我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中法两国人民的友谊把我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往事与随想》中译本第一册出版了。这只是一件巨大工作的五分之一，要做完全部工作，还需要付出更辛勤的劳动。我有困难，但是我有决心，也有信心。敬爱的远方的朋友，您的微笑永远是对我的工作的鼓励。我常常想您的帮助，我绝不放下我的笔。让我再一次紧紧握着您的手。
　　1979 年5 月30 日。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296—297 页。
　　《巴金译文选集》①序
　　一
　　三联书店准备为我出版一套译文选集，他们挑选了十种，多数都是薄薄的小书，而且多年未印了。他们也知道这些书不会有大的销路，重印它们无非为了对我过去在翻译工作上的努力表示鼓励。我感谢他们的好意，可是说真话，在这方面我并无什么成就。
　　我常说我不是文学家，这并非违心之论。同样，我也不是翻译家。我写文章，发表作品，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希望我的笔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起一点作用。我翻译外国前辈的作品，也不过是借别人的口讲自己的心里话。
　　所以我只介绍我喜欢的文章。
　　我承认自己并不精通一种外语，我只是懂一点皮毛。我喜欢一篇作品，总想理解它多一些，深一些，常常反复背诵，不断思考，根据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文笔表达原作者的思想感情。别人的文章打动了我的心，我也想用我的译文打动更多人的心。不用说，我的努力始终达不到原著的高度和深度，我只希望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
　　我并不满意自己的译文，常常称它们为“试译”，因为严格地说它们不符合“信、达、雅”的条件，不是合格的翻译。可能有人说它们“四不像”：不像翻译，也不像创作，不像外国前辈的作品，也不像我平时信笔写出的东西。但是我像进行创作那样把我的感情倾注在这些作品上面。丢失了原著的风格和精神，我只保留着我自己的那些东西。可见我的译文是跟我的创作分不开的。我记得有一位外国记者问过我：作家一般只搞创作，为什么我和我的一些前辈却花费不少时间做翻译工作。我回答说，我写作只是为了战斗，当初我向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进攻，跟封建、专制、压迫、迷信战斗，我需要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也可以向更多的武术教师学习。我用自己的武器，也用拣来的别人的武器战斗了一生。在今天搁笔的时候我还不能说是已经取得多大的战果，封建的幽灵明明在我四周徘徊！即使十分疲乏，我可能还要重上战场。
　　回顾过去，我对几十年中使用过的武器仍有深的感情。虽然是“试译”，我重读它们还不能不十分激动，它们仍然强烈地打动我的心。即使是不高明的译文，它们也曾帮助我进行战斗，可以说它们也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我感谢三联书店给我一个机会，现在的确是编辑我的译文选集的时候了。
　　二
　　我不知道从哪里讲起好。在创作上我没有完成自己的诺言，我预告要写的小说不曾写出来。在翻译方面我也没有完成自己的计划，赫尔岑的回忆录还有四分之三未译。幸而有一位朋友愿意替我做完这个工作，他的译文全稿将一次出版。这样我才可以不带着内疚去见“上帝”。前一个时期我常常因① 《巴金译文选集》，一九九○年一月香港三联书店出版。
　　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坐立不安，现在平静下来了。没有做完的工作就像一笔不曾偿还的欠债，虽然翻译不是我的“正业”，但对读者失了信，我不能不感到遗憾。
　　有些事我做过就忘得干干净净，可是细心的读者偏偏要我记起它们。前些时候还有人写信问我是不是在成都出版的《草堂》文艺月刊上发表过翻译小说《信号》。对，我想起来了。那是一九二二年的事，《信号》是我的第一篇译文。我喜欢迦尔洵的这个短篇，从英译本《俄国短篇小说集》中选译了它，译文没有给保存下来，故事却长留在我的脑子里。在我的头一本小说《灭亡》中我还引用过《信号》里人物的对话。三十年后（即五十年代初）
　　我以同样激动的心情第二次翻译了它。我爱它超过爱自己的作品。我在它那里找到自己的思想感情。它是我的老师，我译出的作品都是我的老师，我翻译首先是为了学习。
　　那么翻译《信号》就是学习人道主义吧。我这一生很难摆脱迦尔洵的影响，我经常想起他写小说写到一半忽然埋头痛哭的事，我也常常在写作中和人物一同哭笑。
　　可以说我的写作生活就是从人道主义开始的。《灭亡》，我的第一本书，靠了它我才走上文学的道路，即使杜大心在杀人被杀中毁灭了自己，但鼓舞他的牺牲精神的不仍是对生活、对人的热爱吗？
　　《寒夜》，我最后一个中篇（或长篇），我含着眼泪写完了它。那个善良的知识分子不肯伤害任何人，却让自己走上如此寂寞痛苦的死亡的路。他不也是为了爱生活、爱人……吗？
　　还有，我最近的一部作品，花了八年的时间写成的《随想录》不也是为了同一个目标？
　　三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也愿意做一个普通人。我不好意思说什么“使命感”、“责任感”……但是我活着绝不想浪费任何人的宝贵时间。
　　我的创作是这样，我的翻译也是这样。
　　从一九二二年翻译短篇《信号》开始，到一九八二年摔断左腿为止，六十年中间我译出的作品，长的短的加在一起，比这套选集多好几倍。作者属于不同的国籍，都是十九世纪或者二十世纪的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我读他们的书，仿佛还听见他们的心在纸上跳动。我和他们之间有不小的距离，我没有才华，没有文采，但我们同样是人，同样有爱，有恨，有渴望，有追求。我想我理解他们，我也相信读者理解他们。
　　别的我不多说了。
　　巴金1988 年4 月22 日。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298—301 页。
　　第六辑
　　《革命的先驱》①（广告）
　　革命不是为解决个人的面包问题，革命者不是为个人的幸福而革命的，所以革命是为的解决全人类的面包问题，革命者是将他的一生贡献于革命，这简直成为定论了。但是现代的革命青年有不少的以为革命是为的个人，因之在革命的进行途中，自己稍受小小的挫折，便“心灰意冷”的感伤起来，诅咒革命，歌颂个人主义与感伤主义之伟大。本书特将革命先驱者对于革命的努力和献身革命场中饱尝的痛苦与其崇高牺牲的精神和盘托出，革命的青年读了此书不流几滴同情之泪，也算忍人了。
　　平装书已售完，精装本定价一元二角。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八卷第196 页。
　　① 署自由丛书社。一九二八年五月自由书店出版。本篇原刊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日《自由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俄国虚无党人运动史》①（广告）
　　这是世界名著《地底下的俄罗斯》的中译本，这部书的名字知道的人也不少了。刺伤麦孙采夫将军的虚无党人司特普尼克是一个血性男儿。他的文章可当得悲壮两字的评语。他的书可以使人流泪，同时又可以使人兴奋。就是铁石心肠的人读了他的书也不得不感动；就是顽固的反动分子读了他的书，也不得不同情于革命党的。司特普尼克在临死前数月曾在一个姑娘的画册上写道：“对于你自己要忠实，你就可免掉良心的痛楚，良心的痛楚乃是人生的最大不幸。”据丹麦大批评家勃朗兑司说，司特普尼克是没有这种良心的痛楚的。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写出这样的书。全书分绪论、革命的侧面、革命的片断、革命旅行记、结论几部分，凡革命思潮、革命宣传、革命人物、革命党暗杀沙皇的计划、革命党人的逃狱、革命党人的殉道，本书皆有详细的描写。可作小说读，可作历史读。译者根据英、法、日三种译本译出，今年三月内出书。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八卷第197 页。
　　① 司特普尼克著，李芾甘译，一九二九年八月上海启智书局出版。本篇原刊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日《自由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卖鱼者的生涯》①（广告）
　　萨珂、凡宰特的不白之冤已经洗清了。那么他们两个便是为同胞谋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命的殉道者了。这两个有着黄金般的心的人底生涯，我们是不可不知道的。现在凡宰特的自叙传出版了。这篇小小的自叙传乃是血和泪的结晶，据译者说，他是一面流着眼泪一面译成此书的，读的人未有不被感动的。有人曾说过：“谁相信写这篇文章的手曾经染过他人的血？”因为这是天地间之至文，非具有伟大的心灵的人写不出来的。篇首有凡宰特和他们的妹妹在死囚牢中诀别的照相，情景非常惨痛。芾甘译。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八卷第198 页。
　　① 凡宰特著，芾甘译，一九二八年十月自由书店出版。本篇原刊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日《自由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上篇）》①（广告）
　　这本书是克鲁泡特金的一部遗书。他的目的是想继孔德、斯宾塞、巴枯宁未竟之志，创造一种人类的，科学的综合哲学。这个我们只要读他的《近世科学和安那其主义》、《安那其主义者的道德》和《斯宾塞传》几篇文章就可以看出来。可惜他的目的没有达到，早就死了，真恨事！不过他自己虽然没有完成这部宏著，其中的一切材料，一切规模却早已立了。全书本分二部，第一部专论道德的起源及其历史的发展，第二部说明实在论的人生哲学的基础与其目的。第一部在他死去不久的时候，就由他友人莱伯代甫整理在现在的题目下出版了。现代世界各国都有译本，惟有中国尚付缺如。现在芾甘根据英、法、日、世界语、西班牙五种本子译了出来。因为篇幅过长，分上下两篇出书，上篇作为克氏全集第四卷已出书，上海江湾自由书店发行。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八卷第199 页。
　　① 克鲁泡特金著，芾甘译，一九二八年九月自由书店出版。本篇原刊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日《自由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刊行“文化生活丛刊”①的缘起在闹着知识荒的中国社会里，我们现在来刊行这一部“文化生活丛刊”，这工作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书读”、“买不起书”……这样的呼声我们随处可以听到。在欧美，学问的各部门已经渐渐普及到了大众中间，在那里我们遇见过少数的劳动者，他们的学识比得上一位中国大学教授。但是在我们这里学问依旧是特权阶级的专利品，无论是科学、艺术、哲学，只有少数人可以窥它的门径，一般书贾所看重的自然只是他们个人的赢利，而公立图书馆也只以搜集古董自豪，却不肯替贫寒青年作丝毫的打算。多数青年的需要就这样地被人忽略了。然而求知的欲望却是无法消灭的。青年们在困苦的环境中苦苦挣扎为知识奋斗的那种精神，可以使每个有良心的人流下感激之泪，我们是怀着这种心情来从事我们的工作的。我们的能力异常薄弱，我们的野心却并不小。我们刊行这部丛刊，是想以长期的努力，建立一个规模宏大的民众的文库。把学问从特权阶级那里拿过来送到万人的面前，使每个人只出最低廉的代价，便可以享受到它的利益。至于以我们的薄弱的能力能否完成这一个宏大的志愿，那就完全靠着读者大众的支持了。
　　本丛刊是真正的万人的文库：以内容精选、售价低廉为第一义，无论著译编校，均求精审，不限门类，所有各个学艺部门，无不包罗。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八卷第363—364 页。
　　① “文化生活丛刊”，巴金主编，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一九三五年五月迄一九四九年八月，共出版四十余种。本篇原刊于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日《申报》。未署名。
　　“文学丛刊”①（广告）
　　我们编辑这一部“文学丛刊”，并没有什么大的野心，我们既不敢担起第一流作家的招牌欺骗读者，也没有胆量出一套国语文范本。我们的这部小小的丛书虽然包括文学的各部门，但是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编者也不是文坛上的闻人。不过我们可以给读者担保的，就是这丛刊里面没有一本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而且在定价方面我们也力求低廉，使贫寒的读者都可购买。我们不谈文化，我们也不想赚钱。然而，我们的“文学丛刊”却也有四大特色：编选谨严，内容充实，印刷精良，定价低廉。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八卷第365 页。
　　① “文学丛刊”，巴金主编，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迄一九四九年六月，共出版十集，一百六十种。本篇曾刊于“文学丛刊”若干单行本附页。
　　《俄国社会运动史话》①（广告）
　　用小说笔调写成的社会运动史，这是第一部。巴金先生六年前开始写本书，到现在才完成这可以独立的第一卷。这虽是一册不到十万字的书，但作者的如火如荼的笔所写出的先驱者们的英伟的事迹，会震撼每个读者的心灵。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八卷第366 页。
　　① 一九三五年九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本篇原刊于一九三五年九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版《狱中记》附页。
　　《回忆录》①（广告）
　　这是一本神奇的圣书，一本伟大的自传。从这本书里一个异邦美丽的小姐站起来，在读者面前发育生长，长成一个伟大的人格，抛弃了富裕的家庭，离开了资产阶级的丈夫，到民间去，把她从瑞士学来的医学知识，用来救济贫寒的农民，后来经历过了种种的阶段，变成了一个最伟大的领袖，一代青年的指路的明灯。于是她在牢狱里被活埋了二十三年以后，生命又来叩门了。
　　她又以新生的精力重回人间。这是何等样崇高的精神，何等样坚决的性格与信仰，何等样的人格的吸引力！
　　读过柏克曼的《狱中记》的人，不可不读这本比《狱中记》更伟大的圣书，不仅这书的每个字会像火焰一般点燃你的血，并且字里行间还跳动着一颗温柔的，敏感的，无所不爱的女性的心，它会使你流泪，它会唤起你的渴望。本书现由译者参照互有详略的英、法、德，三种译本重译，明年出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八卷第367 页。
　　① 妃格念尔著。本篇原刊于一九三五年九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版《狱中记》附页。
　　《狱中记》①（广告）
　　柏克曼叙述故事的手腕和杜思退益夫斯基以及其他的俄国的写实主义者
　　相似……他是一位卓越的艺术家。柏克曼在他的热狂里是一个抒情的诗人。
　　然而甚至在热狂里他看事物也很清楚。他解释他自己和他的主张的一部分是一件稀有的心理学的作品……爱好果戈理、杜思退益夫斯基、托尔斯太、屠格涅夫、高尔基、安得列夫的著作的读者可以把柏克曼看做那些作者所描写的人物的兄弟。
　　——W.M. Reedy这是一个成熟的心灵的成熟的怪物。
　　——S.Yanofsky读者不必同意柏克曼的主张，他却不能放过本书的深邃的心理学的洞察和优美的文学的内容。
　　——加本特
　　柏克曼的《狱中记》无疑是一部伟大的自传。
　　——《太阳报·夕刊》在这本描写他的生活经验的书里柏克曼给了我们
　　一个恐怖的记载，这差不多是没有匹敌的。
　　——纽约《太晤士报》
　　本书的不可思议的魔力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超过。
　　——纽约《地球报》
　　著作的手腕颇似斯拉夫的写实主义者，而且被批评家比作杜思退益夫斯基和安得列夫，他的作品必有一种惊人的魔力，同时还有一个社会的价值。
　　——纽约《讲坛报》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八卷第368—369 页。
　　① 柏克曼著，巴金译，一九三五年九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本篇原刊于该书附页。
　　《草原故事》①（广告）
　　据说做梦的人能够从海岸与陆地的材料中建造出一个仙话，能够从专制与受苦之混乱中创造出一个自由人的国土来。高尔基便是现今的一个伟大的做梦的人。这本《草原故事》是他的美丽而有力的仙话。译笔流利畅达，颇能保存原作的那种美丽的，充满了渴望、忧郁的调子；同时还能使读者嗅到俄罗斯草原的香气。本书前在生活书店出版，现由译者收回重加校订，几与重译无异。而售价却较前减低二分之一。这是“文化生活丛刊”最近给读者诸君的一个贡献。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八卷第370 页。
　　① 高尔基著，巴金译。本篇原刊于一九三五年九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版《狱中记》附页。
　　屠格涅夫选集（小说六种）（广告）
　　罗亭（1856）陆蠡译
　　屠格涅夫写了6 部有连续性的长篇小说，用恋爱关系来表现人物的性格，描写当时在俄国陆续出现的青年的典型。《罗亭》是第一部。作者的作风，没有夸张，也没有幽默。清丽的文笔，深透的观察，同情的描写使得作者的小说近于完全，在这一点别的更伟大的作家也不能够超过他。罗亭是个爱说话不做事，思想大胆，行为怯懦的人。他以他的热情的话语唤起了少女娜泰雅的爱情，却又拒绝她而逃避了。这是十九世纪40 年代俄国知识阶级的典型。然而最后罗亭在巴黎暴动中的牺牲给我们留下一个希望，而预言了新典型的产生。
　　贵族之家（1859）丽尼译
　　《贵族之家》是作者的杰作。诚实，坦白的拉夫烈茨基已经不能满足于罗亭的空谈的生活。他投身在实际的活动里面，但他也不能在新的生活潮流中找着道路，而得到破灭的结局。他所爱的丽莎成了一般温柔、善良的俄国少女的最优美的典型。艺术的完整，人物描写的精致，与横贯全书的哀愁与诗的调子使这小说成了一件最优美的艺术作品。
　　前夜（1860）丽尼译
　　《前夜》在内容的深刻上是要超过《贵族之家》，而技巧的优美也仅次于它。在爱伦娜身上作者表现了俄罗斯年青女性的凄哀的美。她不仅善良，并且勇敢而有决断，所以她选译了保加利亚爱国者英沙罗夫做她的爱人。英沙罗夫不像罗亭，也不像拉夫烈茨基，他是个实行的人，而且能毅然地把解放祖国的责任担在他的病弱的肩上。
　　父与子（1862）巴金译
　　《父与子》是一部轰动世界的名作，在俄国曾激起大的骚动，且被认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这小说描写着新旧两代斗争的悲剧。这是有科学思想和献身精神的新青年和保守传统的旧式贵族中间的斗争。作者第一次使用了“虚无主义”这名词，而且创造了一个典型的青年巴扎洛夫，这是一个不朽的典型。这个不肯在任何权威前低头的极端的个人主义者，被批评家皮沙列夫称为他的“最好的友人”，他的“母亲”。这小说虽然给作者招来许多误解，它却是作者的最有力的作品。它的价值在于忠实地描绘了人心的深处，这在各时代各民族中间常常表现出来的。
　　烟（1867）陆蠡译
　　《烟》是一部笼罩着灰色烟雾似的绝望的作品。在作者的著作中是最具有世界性的一部。这小说表现了以后20 年中支配俄国官僚社会的浅薄与愚蠢，同时很成功地绘出了在这环境中长成的一个荡妇型的交际社会的女性（薏丽娜）。农奴解放后的反动时期中知识分子对于俄国前途的绝望充分地表现在这书里。这是一本讽刺的书，一本控诉的书，而且是一本自白的书。
　　处女地（1876）巴金译
　　最后的一部小说《处女地》也是最长的，最健全的一部。作者仿佛走着长远的路程，现在逼近目的地了，在这书里作者以他的惊人的直觉捉住了当时革命运动的最显著的特色，据说玛利安娜就是以女革命家薇娜·沙苏利奇为模特儿写成的，她和淳朴沉着的沙洛明，都是近于健全的性格。这小说里横贯着作者的最后的希望，浸透着作者对于革命运动的真挚的同情。这是一本伟大的书。这是一个预言。
　　选自1936 年12 月《罗亭》初版本护封上。《夜未央》①（广告）
　　《夜未央》是波兰革命者廖·抗夫的处女作。这剧本描写二十世纪初年俄国革命者的奋斗和牺牲，非常深刻而动人。一九○七年在巴黎艺术剧场上演时，曾给欧洲思想界以极大的冲动。公演之夜全体观众有若着魔发狂，连演百余次，卖座不衰。批评家一致赞美，推为“不朽的名作”，《巴黎日报》记者说：“这是一本很简单、很可怕、很动人的剧本。……你们自己去看罢，我担保你们会被感动的。”《巴黎时报》记者说：“我们看了《夜未央》，我们不能够拍掌喝彩，我们只有顿脚，我知道这种热诚一部分是由于神经紧张的缘故。然而在我们所感觉到的兴奋之中还有一种更崇高的要素。”本剧前有李石曾先生的旧译本，由巴黎世界社出版，曾风行一时。不过旧译文过于简略，且有删改处所。我们现在刊行的是巴金先生的新译本，书内并附有图多幅，都是在巴黎公演时的剧照。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八卷第419 页。
　　① 廖·抗夫著，巴金译，一九三七年三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本篇原刊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文丛》创刊号。
　　《死之忏悔》①（广告）
　　这是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在死囚牢中写的日记。作者因大阪事件触日本国法，身死绞刑台上。在举世滔滔的浊流中，作者决不是时代的牺牲者，作者的死与耶稣之被钉十字架，苏格拉底之仰药，实有同样的意义。作者如他的父亲所说，有一颗“厚于人情连猫犬也爱的纯美的心”，却不幸犯了杀人的罪。作者解释他杀人的动机是：为了爱。作者对他父亲说：“为了真实的缘故，只得不顾亲人之泪与肉身之血做下去了。父亲啊，请给有理解的爱与你的儿子。”这样正如《灰色马》中的英雄弗尼埃说：“我的血使我痛苦”，古田大次郎的日记《死之忏悔》也是一部血和泪的结晶。而且这还是一部震撼每个青年的灵魂的“圣书”。至于文笔之清丽，思想之深刻，表现之沉痛，那还是馀事了。原书数万言，现由伯峰先生择要译出，又经巴金、陆少懿两先生根据原文删改增补，益臻完善。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八卷第420 页。
　　① 古田大次郎著，伯峰译一九三七年八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本篇原刊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文丛》五月号。
　　《告青年》①（广告）
　　这是每一个青年应该宝爱的小书。不知道有若干人为它流下了感激之泪。不知道有若干人从它那里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它像一位长兄一位教师，谆谆地对纯洁的年轻人说明了他所处的时代和他周围的一切。全是简明易解的话，里面没有一点欺骗。这样的一本小书曾经震动过全欧美的良心。译者说：“我们现在没有一点踌躇了，我们捧着这一册《告青年》，怀着纯白的心，沸腾的血，热烈的渴望，同情的眼泪，大步向着实生活走去。”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八卷第436 页。
　　① 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一九三七年十月旧金山平社出版部出版。本篇原刊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一日《烽火》第十七期。
　　《万人的安乐》①（广告）
　　每个人都渴望着万人的安乐，却没有人知道我们所已经有了的那么多的财富。作者用了精密的统计给我们证明出来万人的安乐并不是梦想，而是实实在在做得到的事实。左拉说这是一首“真正的诗”。其实它不仅是一首诗。
　　那雄辩的论据，精密的论理，热烈的文笔，挟着一种不可抵御的力量，说服了每一个人。它被认为“革命文学中的古典名著”，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八卷第437 页。
　　① 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一九三八年五月平明书店出版。本篇原刊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一日《烽火》第十七期。
　　《悬崖》①（广告）
　　《悬崖》的主题是“激情”；但在人物描写这方面却和《父与子》相似。
　　在这书中所谓“虚无主义者”马克的描写虽然成了一幅讽刺画，不能与《父与子》中的巴扎洛夫相比，但女主人公薇拉却很完美地体现了旧俄罗斯少女的固有的美，成了一个光耀千古的典型，较《父与子》中安娜夫人更为成功。
　　薇拉的祖姑塔夏娜和表兄莱司基也是非常生动的人物。作者使我们跟他们一道笑，一道哭，一道顺着激情的发展生活下去。文章流畅得像水一般。而在一些动人心魄的篇页中，又含有使人颤栗的力量。至于伏尔加河畔优美风景与旧俄地主生活的卓绝的描写那倒是不必提说的了。译笔流畅，且能传达原作风格，堪称名著名译。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八卷第493 页。
　　① 冈查洛夫著，李林译，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本篇原刊于该书护封。
　　《柔蜜欧与幽丽叶》①（广告）
　　《柔蜜欧与幽丽叶》是一部伟大的典型的爱的悲剧。也是青年莎士比亚的抒情诗。
　　在风景如画的意大利蓝天之下，在风暖花香的南国月明之夜，在互相仇视的两个古老贵族家庭环境中，展开了热烈，坚定，强烈，不幸的爱；唯其热烈，所以它冲破了一切藩篱；唯其坚定，所以它在幸福和死亡之间找不到一条中间的路；唯其强烈，所以它把两颗年轻的心永远系在一起；唯其不幸，所以爱的陶醉之后紧跟着就来了死亡。德国戏剧作家勒辛格说这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由爱本身完成的悲剧。
　　德国革命诗人G.郎道埃尔则赞美说不论在任何时代，对任何民族、任何阶级，这都是永远年轻，永远活泼的爱的悲剧。其中成为千古绝唱的阳台上的一景（参看插绘）达到了莎士比亚青年时期艺术的极峰。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八卷第524 页。
　　① 莎士比亚著，曹禺译，一九四四年三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本篇原刊于该书护封。
　　《憩园》①（广告）
　　这是作者最近完成的一部长篇，在这长篇里作者似乎更往前走了一步，往人心深处走了一步。这里没有太多的激动，使你哭我笑，然而更深的同情却抓住你我。我们且记着作者往日说过：他在发掘人性。我们也许可以读到愤怒，但决没有悲哀。该死的已经死了，爱没有死，死完成了爱。全书十余万言，定价六万元。
　　载1946 年1 月《文艺复兴》创刊号。
　　① 巴金著，一九四四年十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快乐王子集》①（广告）
　　英国王尔德所作童话九篇全收在这个集子里面。王尔德的“童话”并非普通的儿童文学，却是童话体的小说。在这九篇童话里，作者仍然保持着他那丰丽的辞藻和精练的机智。英格列比认为：“这些童话表现得精妙绝伦，丰富的想象给每篇故事装饰了珠玉，作者有着驾驭文字的能力，每一句话都是经过熟思后写出来的，但同时却有着自发的动人力量。”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八卷第541 页。
　　① 王尔德著，巴金译，一九四八年三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本篇原刊于该书封底。
　　《狱中二十年》①（广告）
　　这是妃格念尔自传的第二部。也是她在席吕塞尔堡要塞中二十年生活的记录。妃格念尔曾被法国文豪法郎士称为“俄国革命的贞德”。她的书不仅每个字像火一般点燃你的血，并且，字里行间还跳动着一个温柔的，敏感的，无所不爱的女性的心。她会使你流泪，她会唤起你的渴望。全书共三十一章，重要章目如下：
　　第一天；最初的几年；我找到一个朋友；惩戒室；纸；同盟绝食；母亲的祝福；司令官；别；通信；工场与花园；书籍和杂志；十八年后；肩章；死的威胁；绞刑；违约；生活的恐惧；母亲；前夜：“帕龙德拉”；第一次重逢。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八卷第545 页。
　　① 薇娜·妃格念尔著，巴金译，一九四九年二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本篇原刊于该书护封。
　　《安娜·卡列尼哪》①（广告）
　　继《战争与和平》那样的震人心魄的瑰丽史诗以后，托翁完成了《安娜·卡列尼娜》。从篇幅上说，它仅次于《战争与和平》；而它的艺术价值，却是托翁的主要著作的代表。《复活》倘说是托翁艺术上的一个遗嘱，那么，《安娜·卡列尼娜》便可以说是他的一部分艺术的财产了。小说一开始，便以抒情诗般的文字把我们摄住：恋爱的疯狂，凄苦情操造成的悲剧，从安娜认识佛隆斯基直到她投身于火车轮下；这整个故事是如此逼取我们的泪水。安娜，高傲、勇敢，受到了爱的煎熬，但终于在破碎的爱情中毁了自己。舞会、赛马、戏院和沙龙，都在列车经过的一瞬间完成了。——只有托翁能写出这样的悲剧。环绕着这悲剧的，是一八六五年俄国社交生活的场面，和在另一主人翁列文身上显露的托翁自己的面影。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八卷第547 页。
　　① 托尔斯泰著，高植译，一九四九年四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本篇原刊于该书护封。
　　《六人》①（广告）
　　“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究竟是什么？”
　　德国革命者洛克尔从世界文学名著中借用了六个人物和六个解答——六条路，来说明他的人生观，来阐明他的改造世界的理想。《六人》便是他对那个曾经苦恼着无数人的大问题的一个答案。
　　浮士德在书斋中探求人生的秘密；董·缓在纵欲生活中享乐人生；疑惑腐蚀了哈姆雷特的生活力；唐·吉诃德的勇敢行动又缺乏心灵来指引；麦达尔都斯始终只想着自己，反而毁了自己；冯·阿夫特尔丁根完全牺牲自我，却也不能救助人们。
　　但是最后六个人联合在一块儿了。六条路合成了一条路。
　　新国土的门打开了。新的人踏着新的土地。新的太阳带着万丈光芒上升。
　　“充满希望的早晨，我向你敬礼！伟大的奇迹就要来临，时候到了！”
　　作者用这样的欢歌结束了他这本被称为交响乐的作品。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八卷第546 页。
　　① 鲁多夫·洛克尔著，巴金译，一九四九年九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本篇原刊于该书护封。
　　《春潮》①（广告）
　　屠格涅夫后期的小说《春潮》，是他的作品中最流行的一部。它的题材和《烟》相似，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也描写了当时俄国最时髦的交际花的典型，这是作者多年的企图，可是在《春潮》中才达到了最完美的艺术的表现，
　　所以英国巴林教授在他的俄国文学史中说“春潮是屠格涅夫最富有诗意的杰
　　作”。
　　《春潮》的篇幅较少，结构却更完整。背景是在德国，作者描写了一个侨居德国的意大利家庭。俄国青年萨宁爱上了意大利少女吉玛。他们已经订了婚，可是这婚约被他的友人之妻美丽的颇洛佐夫夫人破坏了。那是一个魔鬼型的女性，她同她丈夫打赌，她可以诱惑任何一个他带到家里来的男人。
　　她一个一个地征服了他们，使他们变成她的奴隶，但是等她的激情一过，她又毫不怜惜地丢弃了他们。萨宁被她抛弃以后，没有能够回到他的未婚妻的身边。他的幸福被毁了。他孤寂地度过了一生，而决定把他所有的财物作为遗产送给他真正爱过的吉玛的女儿。
　　① 屠格涅夫著，马宗融译，一九四九年四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本篇刊于该书第九版护封二。
　　《文学回忆录》①（广告）
　　对于热爱屠格涅夫的读者，《文学回忆录》真是珠玉般的作品。从这部充满自传意味的作品中，我们可以了解屠格涅夫，这位在当时就不仅闻名于他的祖国的作家，他是怎样走上了成功的文学的道路。这本书的篇幅并不很多，然而，这里面却容纳了对于俄国的主要作家和批评家的客观而正确的叙述。特别是回忆别林斯基一篇，更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一个批评家的伟大。
　　这是一连串的珍贵的回忆，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讲，它实在有着文学史的价值。
　　① 屠格涅夫著，蒋路译，一九四九年二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本篇刊于该书护封。
　　《亚玛》①（广告）
　　库普林的这部《亚玛》，是代表了前期俄国文学的光荣传统，在后期俄国文学史上占着极重要的一部。朵思托也夫斯基在《罪与罚》中描写的索尼亚仍然活着，在这里，无数的索尼亚走着一样悲惨，可怜，并且是一样血腥，一样愚蠢的道路。这里面蕴藏着的时代意义真不知有多么深刻。类似索尼亚一样的典型，被发展，被扩大了；这里暴露的是公开的妓院，职业性的性爱行为，是亚玛地方几个妓院妓女们生活的全部。没有一种人类的真相有像如此可怕，而又如此真实；这生活的阴影本身所表现的，正是无情的真理。作者把握着这样一种人生精髓：一切人生的重负由作者通过所有肩着这重负的灵魂写出来，成功为使人呼吸迫促，心魂战栗的悲剧。越逼近无情的真实，越显出可怕的真理，越直率，越动人。在作者笔下出现的不只是那公开绣房中的“姑娘”，还有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嫖客；读到恶心憎厌处的结果，对作者抨击的卖淫制度曾热烈地起着共鸣。这是光芒四射的写实主义的杰作，有20 种以上译文，曾销2000000 册以上，被介绍到中国来，这还是第一次，但我们可以说这已是中译的定本。
　　●选编后记
　　纪申
　　不久前偶遇某君，他突然向我发问：“你知道巴老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吗？”我顺口答道：“当然是书嘛！”他立即追问一句：“那是些什么样的书呢？”我一时口吃，愣了一下才说：“这就难回答了，也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啊！”记得几年前曾写过一篇题名《巴金的情与趣》的短文，文末就较详细地述及巴金最喜欢的是书。他从童稚之龄到耄耋老年，对书的钟情一直不衰，而且愈爱愈深厚。他不单好买自己喜爱的各种书籍，还以赠送别人好书为乐，特别喜欢把自己写的作品或是亲手编辑出版的书籍送给熟人朋友。书到得读者手里他就会感到心满意足。当然，现今他不用说不能像过去那样到处去买书，连行动都大有困难，哪还能够串街走巷地去逛书店，去看朋友啊！
　　打从“文革”以后，他反倒是在为自己的藏书谋出路而操心了。必须把它们的去处安排妥当，让它们能发挥其本身的作用，不负当年收集的初衷，才叫他心安。这也算是他当前要料理的“后事”之一吧。几万册书，虽然已经分期、分批、分类地捐献给七八个有关单位了，但留存在家的也还有不少。
　　尽管自己已无法亲自动手，可他记性仍好，思路犹清，依然谆谆嘱咐年岁轻的家人、亲戚把原放在什么地方、哪几个书橱内的书搬出集中在一起，好让承受捐赠的图书馆前来运走。这一批书全是他已往常常翻阅的、各种文字的西方文学名著的各样版本，其中还有名家为名著作画的插图珍本。半个多月前的某天下午，我照常例去医院看望，推门进去，正逢他坐在轮椅内就案翻阅俄文原版《战争与和平》的精美插图。他指着身旁立橱的下边柜内，告诉我还放有托翁另外两本名著的插图本，要我取出来看。这一下，又引起我们对往事的回忆来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嗜好：对装帧精美、印刷漂亮的书爱不释手。托尔斯泰的三大名著的插图本，他都珍藏着。这一套书共十大巨① 库普林著，汝龙译，一九四八年八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本篇刊于该书护封。
　　册，且是旧俄时代的版本。他特嘱家人带来病房，要在便中作惜别的欣赏。
　　这别情，是充满了愉快的，是实实在在可以感觉得到的。他讲起来是那么兴趣盎然，津津乐道。只可惜，他气短声弱，再无力多说了……
　　说到藏书，巴金可不像他的亡友郑振铎和唐弢那样：目的明确，偏专版本，或线装古籍，或现代文学。他全凭自己所好、所喜，涉及较杂也较广，收藏有珍本，有罕见的刊物、丛书，也有极为一般的书。还有的书，他是为了思怀故人而购存的，如昔日商务印书馆印行的“说部丛书”全套，他是珍藏以纪念二叔的。这套丛书，开拓了他的视域，使他看到外面世界是那么丰富多彩，了解到许多过去从来不知道的人和事，进而引起他的思考、探索和追求。
　　在选编这本书话时，把他的文章前后贯串，可以观察到他思想的变化、发展与形成，以至性格的成长。你看：他把童年比做一本书，一页一页地翻阅。先是从母亲讲解亲手抄录的《白香词谱》中的词，学到“怎样去忠实地生活，去爱人，去帮助人”。之后“眼睛睁大了”，因小说《封神榜》而“看穿了神和鬼的谜”。及至“五四”以后，新的思潮更给他展现出一个新世界，他只有“敞开胸膛尽量吸收”。慢慢地，他在书里找到了理想，找到了为之献身的事业，不久就“不能以‘闭门读禁书’为满足”，他说道：“我需要活动来散发我的热情；需要事实来证实我的理想”，他想做点事情，还埋头抄过两本有关书籍，又写信向刊物（《新青年》）的编辑求助。他读呀读，满脑子装填了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大量作品。他在一篇话书文中如是说：“我没有走上邪路，正是靠了以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为首的新文学作品的教育。它们使我懂得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文学。”他还在许多短文中回忆道：“《忏悔录》的作者卢梭是教我讲真话的启蒙老师”：“真话毕竟是存在的，讲真话并不难。我想起了安徒生的有名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大家都说：“皇帝陛下的新衣真漂亮’，只有一个小孩讲出真话来：‘他什么衣服都没有穿。’早在1837 年丹麦作家汉斯·安徒生就提倡讲真话了。”近五十年前，他在读“说部丛书”中林琴南翻译的《十字军英雄记》时，认识到“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这句话的含义。
　　而在身经十年浩劫之后，在觉醒反省之时，他对这句话又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以此而言，他可真是把书读透了啊！
　　他“有见书就读的习惯”，“喜欢翻看杂书”，更“爱读传记和回忆录”；他饥渴地寻求想看的书，竟几番在梦中读到！他说：“我有这样一个习惯，读了好的作品，我会感到心灵充实，我会充满对生活的热爱；我有一种愿望，想使自己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在浩劫的苦难中，他曾经背诵过《神曲》。为什么要背《神曲》呢？他是这样说的：“1969 年我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因为我怀疑‘牛棚’就是‘地狱’。这是我摆脱奴隶哲学的开端。没有向导，一个人在摸索，我咬紧牙关忍受一切折磨，不再是为了赎罪，却是想弄清是非。我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不怕三头怪兽，不怕黑色魔鬼，不怕蛇发女妖，不怕赤热沙地……我经受了考验，拾回来‘丢开’了的‘希望’，终于走出了‘牛棚’。我不一定看清别人，但是我看清了自己。虽然我十分衰老，可是我还能用自己的思想思考。我还能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我是我自己，我回到我自己身上了。”但丁帮助他找回了自己。书能在他处于全然无助的灾难中给他以启发、安慰、鼓舞……
　　难怪巴金那么地喜爱书啦！
　　他从好书中受到了好教育，更希望别人同样从这些书中能得到心灵的充实，做一个“正直的中国人”。他从来没离开过书。即使病中，他只要稍能坐起也要读书，吟诵古诗，他借以减轻骨折痛楚。
　　巴金爱书，却又不迷信书，主张独立思考。他说：“用自己的脑子思考，越过种种的障碍，顺着自己的思路前进，很自然地得到了应有的结论。”他还说：“能够看书的读者，他们在生活上、在精神上都已经有一些积累，这些积累可以帮助他们在作品中‘各取所需’。”书读得越多，积累越多，自然就不会被某一本书牵着鼻子走啊！
　　巴金话书，例不胜举，难以一一缕述。倒是应该为选编本书解说几句。
　　去年秋末，德明兄函约为他替北京出版社主编的一套“现代书话丛书”
　　编选巴金的那卷。初意以为有关文字不会太多，估计摘录起来不过麻烦一点，要查阅较多的作品，好在作者的文集手边有的是，自己也还算比较熟悉吧。
　　在先征得巴兄同意后，再得出版社寄来的该丛书选编方案，遂按照要求查阅文章。这才发觉自己原先估计的错了：选文要在二十万字左右，那真得大费一番斟酌了！
　　于是，先给自己画下一个框框：选文当以少见于坊间的、未收入过专集中者为主；文章过长的限于篇幅，只好割爱；但代表性强的，那就分别对待，或抄全文，或作摘录。德明兄更两次提供线索，又寄抄一则广告佚文；我自己在翻阅旧版书时，也发现一篇《后记》。这些都是《巴金全集》中漏收了的——就是作家自己，也实在难以忆及，遗忘掉了。几经反复排列，目次总算最后确定，这才送请巴兄审阅，为的是不影响他的疗养。
　　本书共分六辑。第一辑收有关中外名著的书话，大多摘自各类短论与回忆文中；首列三篇因是在不同时期中对书的整体看法，有观点，针对性也强，很能说明某类问题，故照收全文。第二辑收作家为自己的书写的序、跋、后记和谈自己几本代表作品的专文，或全抄，或摘录。第三辑收巴金作为刊物的编者这一角色时，与读者的谈心话。第四辑是巴金为介绍他人的书所写的序言和后记，以及他对中外部分作家与作品的评论。第五辑则是巴金译介外国作品的感受与心声。第六辑几乎全收了他替他人的或自己的书所撰写的广告词——这些未曾署名、鲜为人知的短小文字，风格独具，该是另一类的书话吧！各辑录文，全按时序排列。
　　巴金话书，范围确是广而杂。不管是述及自己读过的书，介绍他人的著作，还是谈自己的作品，以至译介西方名著，全都目的明确，观点清晰，吐露心声，一片真情。相信读者诸君一定会有自己的体悟。
　　好，就此终笔，请读者恕在下的唠叨。
　　1996年2月3日

《巴金书话》 姜德明 主编 纪申 选编

《巴金书话》　姜德明主编纪申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