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回 掌朝纲竟做和事老 染四患朝政病膏肓







  东汉末年,有位修春秋之学的学者荀悦,曾哀叹当时政治的衰颓,作《申鉴》上呈皇帝,提到“致政之术,先屏四患”。他指出扰乱一个国家政治的有四种祸患。

  哪“四患”呢?

  就是伪、私、放、奢。

  中宗一朝,到了景龙年间,这四患已经如瘟疫一样侵入朝政之中,令政治病入膏肓了。

  所谓“伪”,就是指将白说成黑,非说成是。在中宗的周围已经没有什么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于谏诤皇上过失的直臣了。上自韦后,下至诸大臣,几乎都在用不实之词迷惑皇上。朝中光明正大之风消失殆尽,大搞阴谋诡计却成了时尚。那些说真话的臣子,由于皇上把他们的话当成耳旁风,只好寒心地站在一边,眼看着朝政日非,国势一天天衰败下去。

  所谓“私”,就是权高位重的人争着营私舞弊,野心家横行。他们天天挖朝廷墙角以中饱私囊。有的人还心怀不轨,觊觎国家神器,企图不日取而代之。

  所谓“放”,就是恣欲放纵,毫无节制。他们求神仙,造豪华的建筑,沉溺于声色犬马……完全失去了自我控制。

  所谓“奢”,就是奢华、淫侈,浪费民脂民膏,而毫无悯恤之心。

  不管中宗有感觉还是没有感觉,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四患”的客观存在,必然会表现出来。

  矛盾出来了,总要解决。

  但中宗已经无力回天了。他现在已把实权拱手交给了韦后和公主们,他已经成了一个空壳。他已经放弃任何治国平天下的愿望,只要让他这样一天天吃喝玩乐,享受做一个“太平天子”的乐趣,浑浑噩噩地过岁月也就心满意足了。

  他处处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遇到问题总是绕着走,解决纷争总是充当和事佬,得过且过。

  当时安乐、长宁二公主,经常纵使恶家奴到民间抢夺老百姓的子女做公主府的奴婢,以致百姓畏之如虎狼。弄得家家白天紧锁门户,街上绝少行人。后来这些恶奴就成群结队,随意破门进入百姓家,任意搜索,闹出不少人命。

  当时有位侍御史叫袁从之的,为了维持治安,将一些恶奴逮捕下狱,准备绳之以法。但公主一到中宗面前哭闹,中宗立即下制令从之放人。袁从之气愤不过,在殿上奏道:

  “陛下纵容恶奴抢掠良人,何以理天下!”

  这等于是指着皇帝老子当面骂他,可是中宗却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

  “朕命你放了就是,何必聒噪?”

  位居相位的大奸臣宗楚客、纪处纳因潜通戎狄,受其货赂,致生边患。监察御史崔琬上奏要求当庭对质,弹劾他们。

  如果按过去的惯例,大臣被弹劾,应俯首伛背快步走出朝廷,立在朝堂等待问罪。可是宗楚客竟无视朝廷规矩,愤然作色,自陈自己一贯忠于朝廷,根本没有崔琬所指陈的那些事。其气焰之嚣张,根本不把皇上放在眼里。最后竟然耍起死狗,反诬崔琬有意诬蔑他,非让皇上治崔琬罪不可。

  奇怪的是当时竟无一位朝臣站出来为崔琬申理。正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中宗却出人意料做出了一个决定,说:

  “好啦好啦,宗老爱卿,你就少说几句吧。再这样闹下去,成何体统?崔琬所言并非无因,宗卿所陈,也并非无据。但当前天下太平,朕不愿看到庸人自扰,自乱阵脚。好吧,朕现在均判你们无罪。现在朕命你们二人当面结为兄弟,永远不许再闹意见。”

  君命难违,崔琬只好和宗楚客当廷拜了把兄弟,于是一场闹剧就此收场了。

  事情传出,时人都叫中宗为“和事天子”。这不知是称颂他还是在骂他。

  在中宗这样的胡涂皇帝治理下,吏治当然大坏。

  当时政出多门,滥官充溢,人们编了一个时语,叫“三无坐处”。哪三个地方呢?即宰相位置、御史位置和员外官位置。因朝廷封宰相、御史和员外官太多太滥,以致上朝办公时,由于官员成堆,来晚了连个坐的地方都找不到了。

  在这种滥封官的风气之下,首先得到最大实惠的是那些皇亲国戚。中宗朝刚开始,功臣享食封的不过二三十家,几年之内受朝廷恩泽享食封者超过百家之多。他们并没有佐命之勋,却能分茅胙土,国家租税大半入于私门。私门有余,徒益奢靡;公家不足,坐致忧危。像太平公主、安乐公主等均食封超过万户,国库何能不空虚!

  韦后当然大为自己亲族封官,扩大韦党势力。韦后之兄韦温,以礼部尚书拜为太子少保,同中书门下三品,权倾枢机。其他亲属,不管是阿猫阿狗,均要给个肥缺干干。

  其他的那些善见风使舵、阿谀逢迎之辈如郑愔和上官昭容的姘头崔也位列相位。他们俱掌铨衡,大肆卖官鬻爵,收受贿赂。

  崔之父崔挹,也依仗着儿子的权势收受别人贿赂,答应为其人得到某官职。可是崔却竟然在放选人榜时将此人遗忘,未得入选。这个人找到崔门上来,质问道:

  “公的亲戚受我的钱财,为何公不与我官?”

  崔听罢大怒,说:

  “你这是公然诬蔑朝廷命官!你说,我的亲戚谁人受贿?只要指出名道出姓,我当把他擒来当庭乱杖打死!”

  那人嘿嘿一笑说:

  “这可使不得。公若杖杀此人,公家将丁忧。”

  崔这时才明白,他所指的“其人”正是自己的老父亲,于是面有愧色,只好请此人不可张扬,再补他一官就是了。

  后来这些人做的坏事实在太露骨了,监察御史裴漼上本弹劾,中宗只好将崔、郑愔下狱。上官昭容一看自己的姘头被捉,急如火上房,赶快求助于安乐公主和武延秀,奉重金请他们到皇上跟前代为疏通。

  于是安乐公主又跪到中宗那里说情,软磨硬泡,中宗无奈,只好将本来大理寺判的“郑愔免死,流放吉州;崔贬为江州司马”改判为“崔为襄州刺史,郑愔为江州司马”。

  一件朝廷大案要案就这样被中宗的大笔一勾,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到了当年秋天,又以陪侍典礼为名,将崔、郑二人召回朝廷任职。

  要说中宗处处“和事”倒也未必,他还是看着韦后的脸色行事。

  我们还记得,在神龙元年他刚刚登基时,因受到韦后的挑唆,把他的庶出第二子重福赶出宫廷,贬为千里之外的均州判史,其实是软禁看管起来。罪名是“重润之死,重福为之也”。韦后为什么这样做呢?很明显,重福是她亲子重润之弟,他的存在对重润坐稳皇位曾是一种威胁;再加上重福之妻是张易之的外甥女,张易之一倒台,这当然又成了重福一条罪状,于是重福只得被打倒阴山背后了。

  一晃过了四年,中宗景龙三年(公元709年),中宗祭祀天地于南郊,并大赦天下。除十恶罪不赦外,余皆减等赦罪,连流人也放还。这就使重福产生了回朝的希望。他想重润的死早已弄清,与他本来没有什么牵扯;现在父皇又是一味和事,一定会对他产生怜悯之心,于是上了一个奏章,自陈说:

  “陛下焚香行礼,郊祀上天,天下苍生并得赦罪,可是骨肉赤子(重福自称)却偏加摈弃。天公地道,难道本应如此吗?

  “天下之人闻者皆为臣流涕,何况陛下一向慈念,难道不悯臣孤独忧迫,在此度日如年吗?”

  这份奏章呈上以后,被韦后看了丢到一边,中宗连看都没看到。重福还在那里盼星星盼月亮,他哪里知道他是永世不得超生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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