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4期

也谈“剥皮实草”的真实性

作者:罗元信







  提 要:明太祖朱元璋是否曾以“剥皮实草”酷刑惩治贪官污吏,王世华先生提出质疑,认为这种说法是赵翼误信明人野史而记入《廿二史札记》,并以《大诰》不载此刑、明初计赃应用贯不用两等观点,否定“剥皮实草”记载的真实性。本文由探究最早记载此酷刑之《草木子》一书面貌为发端,逐一对王氏提出的疑点予以分说,并以海瑞上疏言及此刑时所引起的反应情形为旁证,认为虽缺乏官式记载,但“剥皮实草”确为明初采用过的刑罚。
  关键词:朱元璋 剥皮实草 廿二史札记 草木子
  1997年第2期《历史研究》载有王世华先生《朱元璋惩贪“剥皮实草”质疑》一文,对目前流行的一些通史教材和法制史专著中引用赵翼《廿二史札记》的记载提出质疑;针对赵翼著作中引述《草木子》中“剥皮实草”与“皮场庙”之说,王先生从几个方面加以研究,认为《廿二史札记》的这段记载应予纠正。
  笔者认为:王先生提出的《质疑》尚不能有力地推翻赵翼的这则记载。笔者在检索记载的过程中找到了一项旁证,可资证明确有“剥皮实草”之刑,赵翼著作中的这项记载应是可信的。
  为了方便进行研讨,笔者先将王先生所引《廿二史札记》卷33“重惩贪吏”条中言及“剥皮实草”的部分列出:“又案《草木子》,记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王先生对上述这段文字提出的质疑,大致可分为如下数点:一、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朱元璋所颁行的四编《大诰》,汇集当时官民犯罪的典型案例,其中官吏贪赃的案子占七成以上、赃额也多在60两银以上,而且这些案例都是朱元璋“御笔断罪”;四编《大诰》内记载了多种处置贪赃的情形,却不见有“剥皮实草”之刑。洪武三年颁布的《大明律》中也同样未载此刑。
  二、洪武八年时已造大明实钞,并“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故王先生断言“赃至六十两以上者”的说法不合明初通用钞贯、禁用贵金属通货的情形。笔者揣摩王先生之意当指:律法条文不该不符国家推行的钞法,若有“剥皮实草”之刑,相关条文应以“贯”为计赃单位才是。
  三、赵翼《廿二史札记》称“剥皮实草”的记载来源于《草木子》,今查《草木子》中不见此种记载。王树民先生曾指出《稗史汇编》卷74有“剥皮实草”及“皮场庙”之记载,故王先生认为赵翼所记“极有可能来源于此”;而《稗史汇编》的记载来源又必是明人所著“小史诸书”,即野史笔记之类,这类史料难免有以讹传讹之处,连四库馆臣也仅将《稗史汇编》作为存目介绍,不甚重其史料价值。总之,王先生认为赵翼很可能是误信了《稗史汇编》的不实记载,才写下有关“剥皮实草”的札记。
  四、对于“皮场庙”,王先生列举《嘉靖江阴县志》及《弘治句容县志》两种方志内对县衙公署建物的记载,其中未见“皮场庙”,故认为《廿二史札记》所称“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云云,纯属无根之谈。
  五、王先生由明人田汝成及其子田艺衡著作中找出“皮场庙”之名的由来,系“惠应庙”的俗称,此庙源于祭祀场库吏“张森”,宋时建庙于汴京显仁坊,建炎南渡后于杭州吴山另立庙堂,所祀之神亦累封王爵,嗣后成为应试士子祈运之所。因此断言“皮场庙”与朱元璋的惩贪措施风马牛不相及。
  以下,笔者分数点回答王世华先生的质疑。为确立讨论的基础,笔者先由王先生的第三点质疑谈起。
  
  《草木子》所言“剥皮实草”可信否?
  
  一、《草木子》中有“剥皮实草”的记载吗?
  笔者认为:有。王先生查阅《草木子》,并无所得。诚然,不论是《钦定四库全书》的版本,甚至作者叶子奇的第七代宗子叶溥于正德十一年四月在福州首度刊印行世的《草木子》中,都找不到赵翼所引“剥皮实草”之文;但王先生忽略了一个问题:如果现今所见的《草木子》刻本并非原著之全豹呢?
  探索《草木子》此书的由来,关系到王先生的前三项质疑。为了解作者叶子奇,笔者以清人朱彝尊《曝书亭集》卷63《叶子奇传》做一介绍:“叶子奇,字世杰,龙泉人,用荐授巴陵主簿。当作太玄本旨,究通衍皇极之说,儒者称之。洪武十一年春,有司祭城隍神,群吏窃饮猪脑酒。县学生发其事。子奇适至,以株连就逮狱中,用瓦磨墨,有得辄书,事释,家居续成之,号《草木子》。其书稽上下之仪、星躔之轨:兼记时事得失、兵荒灾异。曰《草木子》者,以草计时,以木计岁,以自况其生也。”由朱彝尊所载可以了解,叶子奇在明初时担任县级官员,对于下行及于“县、衙”的律令,他是绝佳的记述者;其著作中涉及此类情事,非是年代久隔后追记前事,也不赖耳食。况且,他治学有成,“儒者称之”;出于其手的记述,亦非一般好造奇说、怪说的伧夫之作可比,其可信度不容小视。至于《草木子》的著成时间,依书序末所记为“洪武十一年岁次戊午冬十一月二十又七日,括苍龙泉静斋叶子奇世杰序”,这表明此书中所记时事最迟只到洪武十一年冬季,此点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下文将有说明)。
  关于现今所见《草木子》刻本的篇数,明正德十一年,叶溥于福州初刻此书时,系以四卷八篇的篇幅行世,书中除了叶子奇序外,尚有“铁桥道人南海黄衷”所作序文,以及“晋安郑善夫”所作“叙《草木子》后”。黄衷序内称此书“旧篇二十有二,今约为八,凡四卷。”但郑善夫之后序则称此书是和叶氏另一本著作《齐东野语》合刊:“旧本凡二十八篇,今纂为四;《野语》凡三卷,今为二。其七代宗子溥杀青而行之,并曰《草木子》。”*这两位作序者所言篇数不同的问题,现今没有足够的资料可判定孰是;但是由这两篇叶子奇著成此书后103年所作的序文,却可知《草木子》原著的篇数是远超过今见之本,今本所存尚不及原书之半。
  因此,笔者认为:光是检索现今可见之四卷八篇本《草木子》而没能发现“剥皮实草”的记载,并不能就此断言原著即无之;刻书时未收入的部分是可以经其他途径流传下来的。从《草木子》在清乾隆二十七年重刻时由龙泉县知事苏德水所作之序,便可知尚有四卷八篇之外的内容传世。苏氏之序有如此言:“《草木子》说理透宗,多发儒先未发之精蕴。且其立言更有难者,目击洪武之严刑,及一切授时作乐,深慨于中。”现存《草木子》中并没有“关于洪武之严刑”的记载,那么,苏氏之序何以有此说?笔者认为:《草木子》八篇之外的内容并没有因选刻本行世而就此淹没,除了叶子奇后人所藏外,尚不能排除有其他好学好书者抄存了原刻本未刊的部分(甚而将这些部分别行刊刻一书),流传到清代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苏德水知道叶子奇曾“目击洪武之严刑”,因为苏氏看过八篇以外的《草木子》内容。虽笔者不能据以言“洪武之严刑”便是“剥皮实草”,但苏氏曾有这方面的记载,是有证可见的。赵翼既已明白指称引述来源《草木子》,笔者认为:正因为他的引述,使我们得以见到《草木子》刻本未收的部分。
  王树民先生在《廿二史札记校证》中指出:“剥皮实草”不见于《草木子》,但《稗史汇编》卷70则有之。王世华先生因而认为赵翼很可能是受《稗史汇编》或不实之载而写下这条札记。因此,笔者也要对《稗史汇编》一书稍作探究。
  《稗史汇编》在台有万历丁未年(三十五年)的初刻本影本行世,原书在序言之后有《引书目录》,列出了《太公金匮》、《陆贾新书》等805种,其中就包括了《草木子》。编纂《稗史汇编》之王圻,《明史》本传中称其由陕西布政参议之职“乞养归”后,“以著书为事,年逾耄耋,犹筹灯帐中,丙夜不辍。所撰《续文献通考》诸书行世。”以这样一位用功的文献家,搜罗到《草木子》八篇之外的内容亦不足异。笔者认为:王圻与赵翼都见过八篇之外的内容,是以两者的著作中同样引述了“剥皮实草”之事。
  今存四卷八篇本《草木子》中何以不见有“剥皮实草”记载,其他学人也提出解释。王永宽先生所著《中国古代酷刑》*中有“剥皮”一节,也引用赵翼所引《草木子》之载,对今存本《草木子》未载此事,王永宽先生在附注中的看法是:“赵翼所引可能是《草木子余录》,今未见。”对王永宽先生提到的这本“今未见”《草木子余录》,笔者也曾试图寻访,同样找不到这本书。不过,原书不存,并不表示其内容已无孑遗。在明人李默《孤树裒谈》一书中,便有一些记录是注明系“出《草木子余录》”。可以确定,在今见八篇本《草木子》之外,“旧书”的其他部分尚有《草木子余录》存之。笔者就以此书名试言八篇之外的《草木子》另一可能的流传情形。
  笔者先前言及《草木子》未刊印的部分可能以传抄之法存世时,也提到这些部分可能有别行刊刻,现在既知有《草木子余录》一书,观其书名,特标为《余录》,可见是在《草木子》于正德年间刊刻行世之后,藏有八篇之外内容者将之另行付梓,故称《余录》;若仅是藏书家自存、没有进行“量产”的手抄本,应该不必另行标明其有别,引人注意。八篇本《草木子》的行世,等于为《余录》打广告;《余录》这个书名对已读过叶溥刊本的爱书人而言,有十足的吸引力。以此观之,《余录》曾经刊印过,只是现已无存罢了。
  至于赵翼与王圻引用八篇之外的《草木子》,到底是手抄本?或是极可能已刊印之《余录》一书?笔者认为:两者都有可能。固然赵翼是称“案《草木子》”,王圻的引书目录所列也是《草木子》,但对于明白此书源流的人而言,《草木子》之名即可统摄《余录》;不论是八篇本的《草木子》或《余录》都仅是原书的部分而已;若赵、王两人所引是出自《余录》,没有详言其全名亦不足病。
  在探讨了今本《草木子》何以不见有“剥皮实草”以及赵翼、王圻引用的来源之后,我们还可参阅其他明代人记述中关于“剥皮实草”的记录。
  上文提及《中国古代酷刑》一书,附注中尚提到祝允明之《野记》和李默的《孤树裒谈》也记有“剥皮实草”之事*。今检祝允明《野记》卷一,相关记录如下:“国初重辟,凌迟处死外,有刷洗,裸置铁床,沃以沸汤,以铁帚扫去皮肉。有枭,令以钩钩脊悬之。有称竿,缚置竿杪,彼末悬石称之。有抽肠,亦挂架上,以钩入谷道钩肠出,放彼端石,尸起肠出。有剥皮,剥赃酷吏皮置公座,令代者坐警。以惩有数重者,有挑膝盖,有锡蛇游等,凡以止大憝之辟也。”另一段言及洪武间“剥皮实草”之事的记录,见于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8“法外用刑”条。笔者仅取此条有关“剥皮”的部分列出:“武宗朝,剥流贼皮以饰马镫,出入必乘踏之,谏以太祖有严禁为言,而上不顾也。太祖开国时亦有赃官剥皮囊草之令,遭此刑者,即于所治之地留贮其皮,以示继至之官,闻今郡县库中尚有之,而内官娶妇者亦用此刑,末年悉除此等严法,且训戒后圣,其词危切,况臣下乎。”祝允明,即祝枝山,是与唐寅齐名的“吴中四才子”之一。祝氏生前即文名远播,所与交友者亦自不凡。据“野记小叙”末所记,此书成于辛未年(即正德六年),书中提到“剥赃酷吏皮置公座,令代者坐警”之事,虽下笔距洪武朝已相去百余年,但考虑祝氏的见闻范围与水平,所记之事自有一定之可信度。至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一书,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重印时之“重印说明”中,称其“对史学与文学研究者有一定参考价值”。这两处分别出自明朝中叶及末年的记载,继《草木子》之后又添旁证,沈德符甚至曾闻当年所剥赃官之皮至万历年间在“郡县库中尚有之”;虽然官方不明载“剥皮实(囊)草”,但民间秉笔者的证言是不会被全盘抹杀的。
  二、《大诰》及《大明律》中为何不见有《剥皮实草》?以下谈谈王世华先生的第一点质疑:何以记载诸多朱元璋“惩贪”处置情形的《大诰》中,竟不见有“剥皮实草”这种手段?
  笔者前已说明:《草木子》成书于洪武十一年冬,所记事自亦不逾此时,再看《稗史汇编》所引,开头便言“国朝初”;洪武十一年距开国未久,何以要特言“国朝初”?观其文意,笔者认为,这是因其中述及之事已然废止,故言明是“初”年之事。以下对照《大诰》及其续编、三编中所载案例的发生时间。杨一凡先生《明大诰研究》*书中“诰文的渊源”一节,特别研究了四编《大诰》所载案例发生的时间。杨先生先合计出四编《大诰》共156个条目,其中明确记有案例时间的为33个,此33个案例除少数提到洪武十八年以前之事外,几乎都是洪武十八年后处理的案件,另外有61个条目中的案件发生或处理的大体时间可予以确定;以上94个条目合而观之,除个别条目记述的案件是在洪武十七年五月以后处理的外,基本上都发生在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期间。杨先生并将各编能确定时间的案例列表分析之后,在此书第42页写下他的结论:“分析上表不难看出,明太祖编纂四编《大诰》,是以采辑近期发生的案件为主,其苦心在于使它们能够对臣民发挥更为现实的“警戒”作用。因此,我们尚不知发生或处理时间的那些案例,我估计大多也是洪武十八后的事。”由杨一凡先生的研究结论,再和《稗史汇编》所引《草木子》之文开头的“国朝初”云云对勘,两者的时段不同立现:四编《大诰》的所载案例只有极少数发生于洪武十八年之前,大多都是洪武十八年后之事,是朱元璋制作《大诰》时的“近期”案件;而《草木子》所载“剥皮实草”,在洪武十一年冬叶子奇成书之前便已废止了。换言之,《大诰》里找不到“剥皮实草”,不但不足为异,且是再自然不过之事;因为,会被科以这种刑罚的案例本不在《大诰》的取材范围内。
  若将案例取材的时段这个因素姑且置之不论,我们也可由另一角度观察《大诰》何以不见有“剥皮实草”的原因。在一本书、一项历史文件中能找到的记载,取决于其撰写时的着眼点。《大诰》并非巨细靡遗记载朱元璋“亲自过问,御笔断罪”之所有案例,虽仅将探讨案例限于“惩贪”,由王世华先生的分类中也可见出有些案例未说明惩治手段;《大诰》之内容固然在探讨洪武年间的法政上有不可移易的重要地位,但它毕竟不是“全录”,在编写之时,有一些考量会限制其取材。这就是笔者要探讨之点。
  前面引述载有“剥皮实草”之事的明人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点:《稗史汇编》所引《草木子》中,提到了《祖训》;《野记》中提及包括“剥皮”的各种“国初重辟”,后来被禁用了,“迨作《祖训》,即严其禁”;《万历野获编》也提到朱元璋在位末年将“剥皮囊草”之类的严法全都革除,“且训戒后圣,其词危切”。此亦即王永宽先生书中“剥皮”一节曾提到的,明武宗欲将作乱的赵遂等为首6人以剥皮方式处死时,法司官员曾提出谏阻,理由是“《祖训》有禁”*。相关于“剥皮实草”等严刑的记载中,我们一再看到《祖训》的出现,可见要探讨这类严刑的存废,有必要一览《祖训》到底说了些什么。
  所谓《祖训》,即《皇明祖训》,是朱元璋亲自订定,但并非供臣民恪遵,而是要给他以下的明朝君主奉之不渝的训示。今检《皇明祖训》,其“首章”第一条就言明关于用刑的禁制:“朕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其中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然此特权时处置、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后子孙做皇帝时,止守《律》与《大诰》,并不许用黥刺、腓、劓、阉割之刑。云何?盖嗣君宫生内长,人情善恶未能周知,恐一时所施不当,误伤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由“祖训首章”第一条的条文可以清楚了解到:朱元璋颁行《大诰》时,已考虑到这是要为子孙立“常法”,要为“守成之君”订定适当的用刑范围,而非记录他自己所曾用过的“法外加刑”。既然条文中并未言及“剥皮”,何以武宗时代的法司官员称“《祖训》有禁”?解读此条文内容,朱元璋明白列举“黥刺、腓、劓、阉割之刑”不得使用,至于他种刑罚,除非《律》与《大诰》中有见,否则自在禁制之列;连古传“五刑”中会造成生理上永久伤害的腓劓等刑都不准使用,那么“剥皮”这等惨酷已极的处死法就更不消说了。“剥皮实草”之不见于《大诰》,因为朱元璋不欲后代之君有样学样;同理,迟至洪武三十年才颁布的《大明律》更不会出现这种酷刑。
  三、“计赃”为何以“两”而不用“钞贯”?
  王先生的第三项质疑:以“两”计赃,“既不符合明初尤其是洪武年间通用钞贯的实际,也不符合当时计赃的表述习惯。”这项质疑,同样能以上面探究《大诰》记载范围的观点来解答:“大明宝钞”是洪武八年才始造的,若是在洪武八年以前实施的刑政律令,其中不用钞贯而用“两”来计赃是当然的。而据《稗史汇编》所引《草木子》开头即言“国朝初”,可知叶子奇记载的情形距洪武十一年已有段时间。笔者认为:《草木子》中所言以“两”计赃的情形,不能以王先生的“明初尤其是洪武年间通用钞贯”而予以否定。王先生的看法完全不考虑洪武八年以前要使用何种“通货”、拿什么单位计赃;实则由始行钞法之年,我们可以了解,以“两”计赃的“国朝初”,尚可指由吴元年以迄洪武八年的期间,至少也有8年之久,律法中必须以“两”计赃。所以,欲以这项质疑来否定《草木子》之载,是操之过急了。
  四、方志“公署”内何以不见“皮场庙”?
  王先生认为:如果明代真有像《廿二史札记》所载那样“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那么皮场庙就不仅具有一般的祀神意义,而且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了”,“方志自然不可能缺载”。可是,王先生查阅《嘉靖江阴县志》和《弘治句容县志》的“公署”建构记载,其中并无“皮场庙”一项,于是,王先生认为:“作为剥赃吏之皮的皮场庙纯属无根之谈”。
  对于“皮场庙”不仅具有一般祀神意义的意见,笔者完全同意王先生的看法:它的确具有很强的政治与现实意义。不过,笔者认为王先生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当一项“建构”具有的意义不再为当权者强调,甚而希望人们遗忘时,这项建构具有的“意义”不被记载,甚而被有意抹灭,实是司空见惯之事。对“皮场庙”的由来加以详细记载,不可免地便会牵涉“剥皮实草”,笔者认为这就是方志内之所以对“皮场庙”的存在讳而不言的原因。
  笔者前已阐明《大诰》内何以不见有“剥皮实草”的原因。除了取材年代之外,朱元璋不欲后代“守成之君”再动用过于严酷的刑罚,也是一不可忽略的因素。朱元璋既已在《祖训》首章第一条便强调他自己“法外加刑”是不得已,又明禁嗣君动用“黥刺、腓、劓、阉割”之刑,甚至有对敢奏用此等刑罚的臣子便将处以本人凌迟、全家处死的训示种种来看,朱元璋在晚年是强调要趋向“省刑”的。当然,对于过去实施过的各种“国初重辟”,就朱元璋而言必是不愿有人再提起的;在方志内见不到“皮场庙”或“剥皮实草”的相关记载,正是编修者“体察上意”的聪明表现。再者,就中国传统的“德治”理念而言,理想的人君应是以己身修德成为万民表率,非赖刑杀而致治;“太祖”曾动用甚酷的刑罚之事,未免有伤“圣德”,如果修撰方志的地方官员及士人等再去提起,实在是非常不智且犯忌的。
  其次,笔者认为:光就“皮场庙”之名称去寻找方志内公署建构的记载,会有“刻舟求剑”之失。在公署建构内固然没有“皮场庙”,但“土地神祠”却是有的,王先生所举《嘉靖江阴县志》就载有“治厅”之“东尽为土地神祠”。古时建物走向坐北朝南,站在建物门口面朝外,东方正是左手边,与《草木子》所言“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正相合。笔者认为:当“剥皮实草”之刑已然废止后,土地祠已无“剥皮之场”的实质,其政治与现实意义也成为讳言之事,只有祭祀土地的意义与实质尚存,当然方志内就只见称它为“土地神祠”了。
  五、“皮场庙”与“惠应庙”问题
  在王先生文章的后半部,首先由抽检方志发现“公署”建构缺载“皮场庙”,故认为“作为剥赃吏之皮的皮场庙纯属无根之谈”;接着列出两段明人著作中关于“皮场庙”的材料,说明这一名称实有他属,与朱元璋之惩贪措施无关。乍看之下,王先生的举证是充分且有力的;不过,这个名称复沓的现象,该由观念而不是考据的角度去查清它。
  笔者认为:名称的复沓,易使观者心中产生“排挤”效应(即认为其一为真实则另一必为虚假)。但事物之得名常是“循实而命名”,当考证事物名称时,检视其实质是必然步骤:例如王先生所举田氏父子的记载,因其中述及“张森”是“皮场镇”场库吏,“皮场即皮剥所也”,才能使人相信奉祀此神的祠庙名为“皮场庙”是名实相副,当得上这个称谓;但朱元璋惩贪措施之“皮场庙”———作为剥赃官皮场所的土地庙———难道就不合于名实相副的要求?祀奉皮场镇库吏的庙可被命名为“皮场庙”,为什么作为剥赃官皮场所的土地祠就不能叫“皮场庙”呢?王先生先由方志公署建构记载找不到此庙之名,才排除它是朱元璋惩贪措施的遗迹;不见载的原因笔者已有申说。两事物实质上相同或相类似致使名称复沓,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若说嘉靖年间及之后的记载为可信,出自“国朝初”的《草木子》也具有不可轻易抹灭的地位。在名称问题上,笔者认为并不存“著作权”的问题,一个名称被人先用了,以后就不得有人再用之。
  事物得名常来自实质,然而世间人事彼此全无干涉却相雷同的现象确是有的,故名称复沓也是一种可能存在的现象。所谓的“皮场庙”,可以是奉祀“张森”的神庙,也可以是朱元璋惩贪剥皮的场所。两者并不会有排挤对方存在的问题。
  
  “剥皮实草”出现于奏疏的例子
  
  对王世华先生文章中提出的五项质疑,笔者已分别阐释如上。下面笔者要谈的是,“剥皮实草”出现于明代臣子奏疏内的一个实例。由于“剥皮实草”行于“国朝初”,这个时段的记载在各朝代几乎都不可免地有部分蒙上迷雾,且这种酷刑行之不久即废,又被明训禁用,因此在稍后政府颁布的诰令内也难觅其踪,方志阙载,在民间只能藉由私人载记一窥其存在;种种的客观环境限制,使得欲由官方记录内寻觅这种酷刑的存在确实成为一件棘手的事。职是之故,能有提到这种酷刑的奏疏出现,便成为极宝贵的参考资料。奏疏呈于帝王御前,内容经文官集团共阅讨论,其中提及刑政的正确性便会经过一番检验,不像“笔记”那么未经核实,如果有舛误,会成为当时朝臣指摘的对象。能有这样的参考资料,纵然出现时已近明末,不若“国朝初”流传下来的政府官式文件来得有力,但至少藉由朝臣与时人对奏疏内容的意见,可以评量其中所言刑政的正确性。
  笔者要谈的这个奏疏的例子,指出其存在的便是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3“重惩贪吏”条中的注文。按理说王先生必然也见到有这个例子,但却一如对《草木子》的源流不加以论略,轻轻放过:或许王先生过早采取否定“剥皮实草”的方向,以致对支持性探讨无甚兴趣。
  赵翼在“重惩贪吏”条“使之触目惊心”之下有如下注文:“后海瑞疏,亦举太祖剥皮囊草,及洪武中所定八十贯论绞之律,以规切时政。见瑞传。”查《明史·海瑞传》,关于海瑞上此疏前后经过如下:“(万历)十二年冬,(张)居正已卒,吏部拟用(海瑞)左通政。帝雅重瑞名,畀以前职。明年正月召为南京右佥都御史,道改南京吏部右侍郎,瑞年已七十二矣。疏言衰老垂死,愿比古人尸谏之义,大略谓:‘陛下励精图治,而治化不臻者,贪吏之刑轻也。诸臣莫能言其故,反借待士有礼之说,交口而文其非,夫待士有礼,而民则何辜哉?’因举太祖法剥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贯论绞,谓今当用此惩贪。其他规切时政,语极剀切。独劝帝虐刑。时议以为非。御史梅祚劾之。帝虽以瑞言为过,然察其忠诚,为夺祚俸。”《明史·海瑞传》中,对海瑞上疏提及“剥皮实草”所引起的反应记载简略,不足供讨论。为了解详细经过,笔者再查《神宗实录》,这才发现《明史》行文也有疏漏:按“十二年冬……明年正月……疏言衰老垂死”的时程经过,《海瑞传》是将海瑞上疏之时系于万历十三年,实则按《神宗实录》所载,此疏上于万历十四年二月甲申日。记录如下:“南京吏部右侍郎海瑞恳恩致仕,兼陈一日治安天下事。谓,《礼》:大夫七十致仕。臣今过而三矣。狐死首丘,人情同然。皇上其不一假之乎。自张居正刑犯而后,乾纲独断,无一时一事不惟小民之念,有其心不收其效者,失之有刑而轻也。诸臣莫以其故闻,诸臣皆是贪风俗中人。待士有礼之说,借口而非其正,不可信。夫待士当礼,而民何辜乎?太祖初,剥皮囊草,洪武三十年定枉法八十贯绞之律。弘治之士多廉介之节,民无渔夺之忧。刑政原非德礼外事。士乎?民乎?太祖之权衡而两全之矣。正德初年,美意始变。世宗朝,詹事霍韬所以有文官恶其厉己,托钦定事例,改杂犯之疏也。贪,其害大矣者,与犯此者,抚按官为甚。吏部末有执之而酌抚按进退者,抚按得以容贪,贪可得而禁乎?”*在海瑞此疏上后翌月,朝臣中开始有人攻击他。《神宗实录》万历十四年三月辛丑日有如此记载:“山东道监御史梅祚题谓:近日二三大臣举措,容有不由外廷会议,而竟从中出者,此实系理乱安危之机,渐不可长。又谓:南京吏部右侍郎海瑞言今日刑轻,而奢谈高皇帝剥皮囊草之法旨。以清平之世,创闻此不祥之语,岂引君当道志于仁者。”遭梅祚上疏攻击后,海瑞于当年四月癸未再度乞休,但明神宗不允:“令安心供职。”七天后,四月庚寅日,另一御史也对海瑞采取动作,《神宗实录》记载:“巡按直隶监御史房寰疏纠南京右都御史海瑞。谓其莅无一善状,……妄引剥皮囊草之刑,启皇上好杀之心。”房寰上疏后,海瑞于次日戊午亦提出对房寰的辩驳,详细内容《神宗实录》未载,但神宗仍命“海瑞著遵前旨安心供职,是非自有公论,不必多辩。”同年七月己亥,海瑞再次乞休,仍不被允。6天后乙已日,房寰再度攻击海瑞:“决裂先圣之防,背弃人道之事。平居而放言自恣,则诋孔孟之道貌岸然以自尊;被论而强辩饰非,又援孔孟之言以文过。”对房寰的再度动作,明神宗“责其渎扰争胜”。10天后的七月乙卯日,吏部等衙门办事进士彭遵古等三人上奏支援海瑞,并揭发房寰的贪渎劣行*。明神宗以这些进士尚未授官“出位言事”。将他们“革去冠带,退回原籍”。针对彭遵古等人指其参奏海瑞的不当,房寰于当年九月壬辰上疏辩驳,称自己比彭遵古等人了解海瑞之“暗”才参其一本,并再度声称海瑞的言行出于“矜己夸人之意”。明神宗对房寰的辩白则回以“不必渎奏”。房寰此疏上后27日的九月辛亥日,南京太仆寺卿沈孝思为援救彭遵古等人而上疏:“极诋房寰之贪秽,请复遵古等冠带”。明神宗不允恢复彭遵古等人的功名,且认为沈孝思“以改官怨望,借事逞词”,但并未因此而惩罚沈孝思。
  由《神宗实录》的记载,对海瑞上疏后引起的反应,涉及的臣子、士人等奏疏的内容,已有大略可见。接下来,笔者要对这道奏疏提及的“剥皮实草”的争议性加以剖析,以见其在时人认知中的确实性。
  《实录》限于篇幅,对所载奏疏只能择其要而非全录,但由节录中已可明见:海瑞最初上乞致仕兼陈《一日治安天下事》疏时,疏中言“失之有刑而刑轻”,又复问“贪可得而禁乎?”其陈疏意旨主在重刑惩贪,并举朱元璋于“初”时以“剥皮囊草”为对付手段、末年尚定贪赃八十贯处绞的严刑以为言。海瑞疏中明白提到“剥皮囊草”是朱元璋用过的;若是这种提及“高皇帝”所用之法的地方出舛误,疏上之后绝难逃过纠正,但是神宗对此并无一点表示,只教海瑞“遵新命供职”。此奏疏内容除了神宗之外,海瑞在吏部的同僚及上司,甚至其他部门的官员都应有所悉,可是完全没有一点对海瑞所举例的真实性提出反驳的表示被记载下来。述及“高皇帝”行事,在任何朝代的臣子都是戒慎惶恐,不敢放恣谬言的,即便海瑞是神宗“特旨简用”的红人,若在这一点上犯了错误,其他臣子不论出于什么立场,都可以义正辞严地斥责海瑞;神宗也无法对这种不敬之言论曲意回护,一定要有相当惩处才能息事。但是在拥有完整政府记录的《实录》修撰者笔下,在海瑞奏疏之末没有提到任何一点这种迹象,只言其“意实忠爱切直,而语多疵滞”。另外,攻击海瑞的两个御史更不会轻易放过“引述太祖之法有误”这一点;然而,观察各方记载,依然看不出海瑞言及的“剥皮囊草”之正确性、真实性被纠正过。
  一如海瑞当初所上之疏,御史梅祚与房寰攻击海瑞的奏疏,其全文今亦已不得见,然而其要点及一些琐节还是可以汇辑观之。《神宗实录》记载:梅祚攻击海瑞言及“剥皮囊草”,所用的辞句是“侈谈高皇帝剥皮囊草之法者,以清平之世,创闻此不祥之语,岂引君当道志于仁者哉!”可见梅祚未就此严刑存在过的真实性加以反驳,故认为是“侈谈”(“剥皮囊草”已在用刑禁制之列,再引以为言确乎不妥;连彭遵古等三进士上疏声援海瑞时都不得不承认其“近日章疏如囊剥之说,愤世妒邪,虽似太过”);并且欲以激起神宗不悦的方式,称当时是“清平之世”,其用意便是将海瑞的忠爱诬转为毁谤神宗所治之世非“清平”,才用得着提到“不祥”的严刑,要主上采重惩手段,欲导君主“不仁”。梅祚的奏疏以这种拐弯抹角的方式进攻,正证实他无从否定朱元璋采用过“剥皮囊草”。对于梅祚攻击海瑞的言辞,神宗的反应也只是认为海瑞“近日条陈重刑之说,有乖政体”,并未对“剥皮囊草”的真实性加以否定。
  较之梅祚,另一位御史房寰对海瑞的攻击更加猛烈,究其原因,由彭遵古等三进士声援海瑞的上疏中便可看出:房寰是“贪污狼藉,私橐巨万”的赃官,如今见到海瑞力陈惩贪应用重刑,连“剥皮囊草”都再被提起,出于深恐自身遭殃之心,他非得将海瑞攻击到不得翻身不可。《神宗实录》记载:房寰攻击海瑞言及“剥皮囊草”,所用的辞句是“妄引剥皮囊草之刑,启皇上好杀之心”。称海瑞为“妄引”,与梅祚的“侈谈”如出一辙;认为以此严刑为言,会“启好杀之心”,也与“不仁”的道德名目大帽相同。但追根究底,房寰仍是无由否定朱元璋用过“剥皮囊草”惩贪:否则他既然认为这种严刑之论是“好杀”,那么朱元璋若真未用过此刑而海瑞声称有之,便是海瑞诬罔太祖是个“好杀”之君了;以房寰必将海瑞去之而后快的心理驱力来看,他绝不会放着“毁谤太祖好杀”这顶能压死人的大帽子不用,而挖空心思找一些琐碎末节来攻击海瑞。房寰称提及“剥皮囊草”为“妄引”,正明白表示他亦知朱元璋确实曾用过此刑,否则,不曾存在之事例,要从何“引”之?
  除了从攻击海瑞者的奏疏中要印证,还可检视明人为海瑞所作传记、评论,亦可了解时人对海瑞所提及的“剥皮囊草”是否具真实性的看法。
  属政府档案之《神宗实录》记载海瑞之卒,照例为具相当官秩者作一小传记之,其中对海瑞升至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时的可指疵处,只言其“过刚不能容人,人有言其迂者”,未对“剥皮囊草”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以《实录》修撰诸臣的立场而言,若海瑞言及本朝律法时有舛误,在其生平中将是不可免要记上的一点瑕疵;况且这与太祖之行事有关,为正视听,不会对此视而不见,对房寰上疏攻击海瑞提及“剥皮囊草”以明惩贪需用严刑之说,当时吏部的评论亦只认为海瑞“近日引年一疏,颇不协于公论”。在一个因薄俸而无法严禁贪渎收受的朝代,以严刑惩贪的主张正触着绝大多数官员的真病,所谓“不协于公论”,确实反映了当时官员们的有苦说不出之处,但在此亦未对“剥皮囊草”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神宗实录》对海瑞上疏的相关记录,以及为其盖棺论定的小传内见不到对“剥皮囊草”的否定,可见这种严刑的存在在朝臣间是被公认的。
  再看其他方面的记载。著有《名山藏》之著名史学家何乔远,其撰《海忠介公传》*中述及海瑞上疏时言:“论者遂谓瑞欲以新国重典行清平之世”。“清平之世”云云,可知何乔远指的是梅祚的奏疏。在何乔远的认知中,“剥皮囊草”是“新国重典”,亦同意这种重惩方法在明太祖时代确乎存在过。
  其他时人对海瑞的记述与评论: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之《海瑞集》下编附录三,搜罗了9家明人笔记中有关海瑞的资料。这些记述者对海瑞看法不一、有褒有贬。其中若顾起元《客座语》、张萱《疑耀》等,对海瑞颇为赞扬;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则对海瑞与房寰相互诘奏之事表示持平态度,认为双方皆有过失;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则对海瑞有诸多指疵等等。这些记述、评论者与海瑞生存年代相近或同时,除了自己的意见还能采录当时社会各方面对海瑞的看法,可算是相当有代表性的抽样资料,然而在这些笔记中,我们也看不到一点对海瑞奏疏中提到的“剥皮囊草”严刑的真实性有否定的意见。
  综合以上各方记录,笔者认为:在海瑞上此奏疏时,由皇帝、朝臣、民间士人以迄攻击海瑞的两个御史,他们都知道并承认朱元璋有“剥皮囊草”之举。这虽是已近明末的例子,但由其显示的情形,相信对“剥皮囊草”严刑存在过的真实性可以作为评估的参考;至少可以说它出现在引人注目的争议中,却没有遭到怀疑与否定。
  
  结 语
  
  笔者认为:在明初担任过县级官员的叶子奇,确乎在其所著之《草木子》一书中记载了朱元璋施行“剥皮实草”的概况,而以其所处时代、观察的地位,其记录是可信的。王圻之《稗史汇编》与赵翼之《廿二史札记》引用之,祝允明《野记》和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亦相辅成说。至于《大诰》与《大明律》不载剥皮之刑、用“两”而不用“贯”计赃、方志内不见“皮场庙”,都不足为否定《草木子》记载的负面证据。况且,主张重刑惩贪的海瑞还在奏疏内提及此刑,使之卷入朝臣互讦的风波中,让我们有了观察自皇帝以迄民间人士对这种刑罚是否存在的机会,然结果并无否定之意见。是故,《廿二史札记》的相关记载是无需纠正的。
   〔作者罗元信,1969年生,约聘研究员。台北〕(责任编辑:宋 超)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