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壶画忆·上卷》(清)钱杜 撰
  山水以树始,昔人树诀已备言之。下笔须留意,笔笔要转折,心手并运,久之纯熟,自然一树成必有可观。赵文度常云:“树无他法,只要枝干得势,则全幅振起。”恽南田与石谷论画书曰:“仆苦写树发枝多枯窘,是以作山水,初落笔便有戒心也。”可见前人作画,慎始如此。

  右丞画诀有石分三面之说,分则全在皴、擦、勾、勒,皴法又有简、有繁,繁简中又有家数。如大痴善破皴法可简、可繁,云林似简而繁,山樵似繁而简。要之披麻、折带、解索等皴,总宜松而活,反是则谬矣。至北宗之大小斧劈,亦不离松活两字也。

  作山峦须分层次皴之,山峰须起伏映带,深厚有情,或间以碎石,或隔以云气,大约始用润笔,继用燥锋,则自然有郁然苍浑之气。

  皴大小峦头,先将匡骨勾定,静看良久,自然有落笔处。先澹后浓,先润后燥,再加渲染,不思不厚矣。

  山水中屋宇甚不易为,格须严整而用笔以疏散为佳。处处意到而笔不可到,明之文待诏足以为法。

  更有一种粗枝大叶,及米家烟岚杳霭之境,石田翁是其所长。其中屋宇篱落,当以羊毫秃颖中锋提笔写之,意态自别。

  山水中人物,赵吴兴最精妙,从唐人中来。明之文衡山全师之,颇能得其神韵。凡写意者仍开眉目,衣褶细如蛛丝,疏逸之趣,逸于楮墨。唐六如则师宋人,衣褶用笔如铁线亦妙。要之衣褶愈简愈妙,总以士气为贵。作大人物,须于武梁祠石刻领取古拙之意。

  赵松雪《松下老子图》,一松、一石、一藤榻、一人物而已。松极繁,石极简,人物极简。人物中衣褶极简,带与冠、履极繁。即此可悟参错之道。

  前人画谱无佳者,盖山水一道变态万千,寻常画史尚不能传其情状,况付之市井梓工乎?

  点苔一法,古人于山石交互处,界限未清,用苔以醒之,或皴法稍乱,用以掩其迹,故苔以少为贵。若李晞古全不作苔点,为北宗超然杰出者。唐子畏深得其法,至王叔明之渴苔又不必一例观也。

  赵文敏之细攒点,文衡山全师之,用之青绿山石甚宜,水墨者亦可深秀可喜。

  设色每幅下笔须先定意见,应设色与否及青绿澹赭,不可移易也。

  大痴、山樵多赭色,云林则水墨多,然余旧藏嫩瓒《浦城春色》乃大青绿,舟车人物,并似北宋人,真不可思议。

  设大青绿,落墨时皴法须简,留青绿地位,若澹赭则繁简皆宜。

  青绿染色只可两次,多则色滞,勿为前人所误。

  凡山石用青绿渲染,层次多则轮廓与石理不能刻露,近于晦滞矣。所以古人有勾金法,正为此也。勾金创于小李将军,继之者燕文贵、赵伯驹、刘松年诸人,以及明之唐子畏、仇十洲往往为之,然终非山水上品。至赵令穰、张伯雨、陈惟允,后之沈咨南、文衡山,皆以澹见长,其灵活处似觉转胜前人。惟吴兴赵氏家法青绿尽其妙。盖天姿既胜,

  兼有士气,固非寻常学力所能到也。王石谷云:“余于是道参究三十年,始有所得。”然石谷青绿近俗,晚年尤甚,究未梦见古人。南田用澹青绿,风致萧散,似赵大年,胜石谷多矣。用赭色及汁绿总宜和墨一二分,方免炫烂之气。

  赭色染山石,其石理皴擦处,或用汁绿澹澹加染一层,此大痴法也。

  唐子畏每以汁绿和墨染山石,亦秀润可爱。

  赭色虞山《破龙涧》中者第一。青绿两色,以滇中永昌为最。

  山水中松最难画,各家松针凡数十种,要惟挺而秀,则疏密、肥瘦皆妙。昔米颠作《海岳庵图》,松计百余树,用鼠须笔剔针,针凡数十万,细辨之无一败笔,所以古人笔墨贵气足神完。

  柳亦颇不易写,谚云:“画树莫画柳。”信然。然山水陂塘间,似不可缺。前人所写亦有数十种,王右丞能作空勾柳,其法柳叶须大小差错,条条相贴,逐渐取势为之,自有一种森沉旖旎之致。至赵大年之人字,徐幼文短剔如松针,皆秀绝尘寰,并可师法。

  树之攒点八九笔、十余笔不等,须秃颖中锋横聚而点之,详度凑积为树,不独得势,亦且松秀见笔。倘设色以汁绿再点一次,更浓厚矣。文氏父子最工此,弟子陆叔平、钱叔宝皆能为之。

  空勾叶各家所作不同,总须静穆古雅,如设色空勾者多,不妨留一株竟不着色,亦赵法也。小山树种数不一,有细攒点,有剔松针,有横点,有细横画,细攒点及松针并宜青绿山水中。横点宜赭山。细横画是秋景,只宜加赭。盖山树所以间山石峰峦使深厚而分层次。云气中略露尖项,则倍灵活有致。黄鹤翁与吴仲圭以澹墨大点,加以焦墨,沉郁苍浑之极。高房山亦间有之。

  李晞古山石不点苔,只以焦墨剔细草,此亦分清山石之一法。

  作远山须慎重相度,然后下笔,形势得则全幅皆灵动矣。染时宜有意到而笔不到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青绿山水之远山宜澹墨,赭色之远山宜青,亦有纯墨山水而用青、赭两种远山者。江贯道时有之。

  山水中马、牛虽写意,然必使神气宛肖而有笔意乃妙。他若鹤、鹿、鸡、犬皆备点缀,总须于唐、宋人本中留意摹之。

  园亭中湖石须灵瘦,凹处皴之,凸处染之,只澹墨、石青、赭色三种。交互处以细草分之。

  邱壑太实须间以瀑布,不足再间以云烟,山水之要,宁空无实。

  写云运笔须圆,用笔宜断,多萦洄交互处,或再以澹墨水渲染之,胸中先具飞动之意,自然笔势灵活流走,望而知非庸手也。

  瀑泉甚难,大痴老人亦以为不易作。须两边山石参差错落,天然凑合而成为妙。略有牵强,便落下乘。水口或用碎石,或设水阁桥梁,皆藉可藏拙,此为初学者言之耳。

  画水,势欲速,笔欲缓,腕欲运,意欲安,大旨如此。水有湖、河、江、海、溪、涧、瀑、泉之别。湖宜平远, 河宜苍莽,江宜空旷,海宜雄浑,溪、涧宜幽曲,瀑泉宜奔放。勿论何种水,下笔总宜佐以书卷之味方免俗。

  网巾水赵大年最佳,其后文五峰可以接武。其法贵腕力长而匀,笔势硬而活。

  郭忠恕画《清济贯河图》一笔贯四十丈,安能有若是之长笔?大抵笔墨相接处,泯然无痕耳,此即画水之法。

  米家烟树山峦,仍是细皴,层次分明,然后以大阔点点之。点时能让出少少皴法更妙。

  唐子畏云:“米家法要知积墨破墨方得其境,盖积墨使之厚,破墨使之清耳。”米颠山水何尝一片模糊哉?

  临古人画须先对之详审细玩,使谿迳及用笔用墨用意皆存于胸中,则自然奔赴腕下,下笔可不必再观,观亦不能得其神意之妙矣。

  宋人如马、夏辈皆画中魔道,然邱壑结构亦自精警,不妨采取用之。

  云林惜墨如金,盖用笔轻而松,燥锋多,润笔少,以皴擦胜渲染耳。夫渲染可以救枯瘠,生云烟,迂翁又何尝顷刻离是法哉?特不肯用湿笔重笔耳,学者当细味之。

  作书贵中锋,作画亦然。云林折带皴皆中锋也。惟至明之启桢问,侧锋盛行,盖易于取姿,而古法全失矣。

  大痴披麻皴,苔多横点,碎石处不过七八点,峦上四五点而已。此洪谷子法也。

  山樵皴法有两种:其一世所传解索皴,一用澹墨勾石骨,纯以焦墨皴擦,使石中绝无余地,望之郁然深秀。此翁胸具造化,落笔岸然,不顾俗眼,宜乎倪元镇有扛鼎之誉也。

  古来诗家皆以善变为工,惟画亦然。若千篇一律,有何风趣?使观者索然乏味矣。余谓元、明以来善变者,莫如山樵,不善变者莫如香光,尝与蓬心、兰墅论之。

  画中写月最能引人入胜,全在渲染衬贴得神耳。如秋虫声何能绘写?只在空阶细草,风树疏篱,加以渲染得宜,则自然有月,自然有虫声盈耳也。他可类推,学者当深思之。

  作巨帧与作小幅无异,便无怯嫩散漫之病。

  陈眉公云:“磨墨如病夫,执笔如壮士。此是画前要诀。”杜少陵观公孙大孃舞剑器,此是皴、擦、渲、染时要诀。

  世俗论画皆以设色为易事,岂知渲染之难,如兼金入炉,重加锻炼,火候稍差,前功尽弃。

  子昂尝谓钱舜举曰:“如何为士夫画?”舜举曰:“隶法耳。”隶者有异于描,故书画皆曰写,本无二也。

  南田翁云:“明时画多宗右丞、北苑二家,盖取其高深浑厚,极古人盘礴气象。”董香光云:“有唐人之致去其纤,有北宋之雄去其旷,则得之矣。”否则极意相似,未免为画家佣耳。

  宋人写树千曲百折,惟北苑为长劲瘦宜之法,然亦枝根相纠,至元时大痴、仲圭一变为简率,愈简愈佳。

  画以山水为工,写生次之,人物又其次矣。白石翁师吴道子作衣裙有古厚之致。子畏师宋人衣褶如铁线。衡山师元人,衣裙柔细如发。三君皆具士气,洵足传世。若吴小仙、张平子辈剑拔弩张,堕入魔道,学者勿为所误。

  文待诏画法师赵松雪及梅花盦道人,而灵秀之气出自腕下,往往有出范围之作。后之人欲瓣香停云须先领会其清超静穆之神韵,然后邱壑位置自然合格,渐脱渣滓而留清虚则近道矣。若一意在皴染勾勒上取形似,终属参死句汉也。

  南田翁云:“唐解元写生有水墨一种,如虢国澹妆,洗尽脂粉。”正可悟用墨如设色之法。

  停云诸弟子,陆叔平得其秀峭,钱叔宝得其苍润,居商谷得其简洁,然仅工敷色。若文氏水墨一种,似皆未能入室。后之欲师停云者,当知牟尼入手正不易也。

  有朋一代画史,自嘉、隆以前皆谨守绳尺,不肯少纵,笔墨都有浑厚之致。过万历以后,腕下渐露芒角,少含蓄意,此亦运会使之,不期然而然也。

  画上题咏与跋,书佳而行款得地,则画亦增色。若诗跋繁芜,书又恶劣,不如仅书名山石之上为愈也。或有书虽工而无稚骨,一落画上,甚于寒具油,可憎耳。

  画之款识,唐人只小字藏树根石罅,大约书不工者多落纸背。至宋始有年月纪之,然犹是细楷一线,无书两行者。惟东坡款皆大行楷,或有跋语三五行,已开元人一派矣。元惟赵承旨犹有古风,至云林不独跋兼以诗,往往有百余字者。元人工书,虽侵画位弥觉其隽雅,明之文、沈,皆宗元人意也。

  落款有一定地位,画黏壁上细视之,则自然有题跋赋诗之处,惟行款临时斟酌耳。

  用墨之法甚难,明之罗小华、程君房、方于鲁固佳,然隔百余年胶脱而色泽黯澹矣。与其旧也宁新。近时所制皆粗劣不可用,惟金冬心以小华道人墨舂之使细,重加胶更制,曰五百斤油最佳。近亦渐少,不得已择其轻细者用之,真画史之苦心也。

  印章最忌两方作对,画角印须施之山石实处。

  唐、宋皆无印章,至元时始有之,然少佳者,惟赵松雪最精,只数方耳。画上亦不常用。云林尚有一二方稍可,至明时停云馆为三桥所镌。董华亭一昌字朱文印,是汉铜章皆妙。唐解元印亦三桥笔,余皆劣,盖名下诸君,究心于此者绝无仅有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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