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争 论






  杨亮刚走出刘满的家,就碰着老百姓告诉他,说文采回来了,四处在找他呢。他赶忙跑回去,才走到院子里,就听到文采的愉快的声音,他在述说里峪工作的顺利。杨亮走进屋时,文采只向他点了一点头,仍继续下去道:“那简单得多,明天晚上就开斗争会,四十九家斗一家,那还不容易,全村就那么一家富农,真是个穷村子。”

  “能解决多少土地呢?”胡立功坐在柜子上聚精会神的听。“他一共有三十多亩地,在里峪就得算个富农,准备留给他二十亩,哈,老董还分了三亩葡萄园子呢。老董……你要了那几亩地,谁给你种嘛?”

  坐在炕桌前擦他那杆橛枪的老董,也许由于包枪的红绸子映在他脸上,显得有些红。而文采同志又说起他的笑话来了。说这次一定要吃了老董的喜酒才回去,老董便赶忙分辩没有这回事。

  杨亮从这些简单的言语之中,对里峪情形的看法,觉得并不能同文采一样,却也不好多说,只问:“那么是四十九家分十几亩地,老董还占了三亩呐。”

  “不,”文采仍然很自得的说,“同志,你别急嘛,当然不会这样,他们种得有外村的地嘛,暖水屯就有五十几亩,龙王堂还有十几亩。这么一来,除开几家中农,平均每家可以分到二亩地了。他们很高兴,老董,你说是么?”

  “是,那几个村干部可起劲。”老董也附和着说。

  “咱说,那个支书比暖水屯的好,你说怎样,老董?”“差不离,那边村子小,有事好布置。张裕民也不错,暖水屯的事难办些。”老董把枪包起来,又去翻他的挂包了。杨亮又问道:“这恐怕还只能解决佃农,赤贫户还是没办法。干部起劲,不一定就是老百姓全高兴。四十九家斗一家,就只因为他是唯一的富农么?”

  文采觉得杨亮老欢喜挑岔子,他有点不高兴,冷冷的说:“要不够条件还能斗他?你要是有兴趣,明晚去参加他们的会去吧。咱们全布置好了。”

  杨亮还想说:“靠布置不一定办得了事。”但还没说出,文采却问起这几天暖水屯的情形了。胡立功和杨亮便一件一件的汇报着。胡立功把张裕民,赵得禄来商量卖果子的事也谈了。

  文采坐在那里耐心的听着,做出一副只有他才能掌握政策的样子,他很不喜欢这两个人轻易发表自己的一知半解,和坚持一端。他心里想:“你们做做调查工作是可以的,可是要决策于千里之外的才干却没有。”他总是做出一副最老练最懂政策的样子,常常引用一些书本上的话,可是他其实是并没什么办法,照他自己的真心话,他这人是一个谨慎的人,不致犯多大错误的。他就是一个常常以为自己看准了,在事后才来批评,而且是很会发议论的人。

  “聪明人”是不容易碰钉子的,即使在群众运动面前,也常常会躲闪,会袭击,事情出岔子的时候,便插科打诨,轻松的把责任卸在别人头上,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要摆出一副自己很正确的架子。这种人表面上常常是很积极,很灵活,也很能一时的把少数人蒙混住,以为他倒比较有用,但在群众眼中,常常觉得很难与那些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投机者区别开。

  “唔,刘满那个人,我知道,”文采想起那天在路上遇到他的情形:“完全像个有神经病的;既然他哥哥是个疯子,很可能有遗传。老董,他家里还有什么人有神经病的么?”“没听见,”老董答应,“他春上那场官司,咱知道,村干部怕是有些马虎,这里面说不定钱文贵、江世荣都有鬼。他过去的确是个党员,啥时把他停止了,连区上也不清楚呢。”

  文采认为当甲长总是赚钱的,都是汉奸,如今听说有人当甲长是被强迫的,是为仇家所陷害,结果破产,成了极贫的农民,还逼疯了,怎么会有这回事呢?他不大相信这种话。钱文贵在村上包揽词讼,出出歪主意,一定是可能的,可是,从经济上来看,他三口人只有十多亩地,把他分给儿子们的五十亩划开了,顶多是个中农,纵使出租,也不是什么大事,从政治上看,他是一个抗属。对一个革命军人家属,在社会上不提高他的地位,已经不对,怎么能打击他呢?因此他觉得干部们不提出他来作为斗争对象,完全是对的。他反而不赞成张裕民,在会上不提,会后叽叽咕咕,这是种什么作风!这只有扰乱目标,也就扰乱了阵容。而这两个同组的工作者,很能接近群众是真的,但分析能力不够,容易被片面的事实所迷惑。文采还特别向他们指出黑板报那件事,明明是群众起来说话,他们却听信了李昌的话,以为这是坏分子的破坏活动,李昌不是和李子俊同姓么,这些干部都有些耍私情!偏偏这两个少不更事的同志,却相信干部的意见。

  老董以他的对村子上的了解,和他用一个农民的直感,他觉得不管李子俊也好,顾涌也好,分他们的土地,大家也会乐意。但如果要斗争,那么就很少有人发言了,甚至会有人同情顾涌。而李子俊平日的某些小恩小惠,也会使人觉得对他太过了。他的思想常会不约而同的接近张裕民,但却比张裕民更小心,更多犹疑。他觉得在文采的理论政策的渊博学问之下,就不敢坚持一个一定的主张,就不得不采取些模棱两可,含混的语句了,虽然这是同他的性格完全不调和的。

  一些纠缠不清的争论,继续着,一些夹七杂八的所谓群众观点,空洞的语言,使胡立功不能忍受了,他跳起来说:“咱们的工作,如果老这样吵下去的话,只有一个前途,就是垮台!我也曾经做过减租减息的工作,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做法!”

  “是的,我也认为工作组的意见太难于统一了!”文采慢吞吞的答道,“枝节太多,民主也太多,很难集中。主要还是由于我们对政策理解的深度不一致。不过,至于工作,我想还不至如你所希望——就说是担心也可以——那么的坏吧。

  哈……”

  杨亮简直觉得只有用痛苦两个字来形容自己的心情了。像李子俊那样的封建地主,应该被清算的,而且应该很彻底。但农民还没有阶级觉悟以前,他们不清楚恶霸地主的相互关系,他们恨恶霸比恨地主更甚,如果不先打倒这种人,他们便不敢起来。他觉得如果这样搅不清,倒不如先回区上去一趟,或到县上去,让他们来决定这工作吧。可是他又压制住自己,他责备自己的办法太少,自己不善于与人合作,他想:“这恐怕是给我的一个最好的锻炼吧。”他又想:“何必在形式上争上下呢?先做一两件事,从事实上来说明我们的想法,让实际来决定行动吧。”于是他提议,根据要红契失败的经验,再进行一次有把握的胜利的战斗,用小小的胜仗来鼓舞士气,磨练斗志,在大的决战之前,小的胜仗是有它的作用的。

  果然,这个提议立刻为大家所接受,这不会有妨碍于任何人的自尊心,和新的行动的布置的。为着消弭适才争吵的厌倦之感,新的问题,具体的准备工作,是比较容易得到一致的。因此房子里的空气有了转换,大家在这个问题上谈得很融洽。

  合作社里的郭富贵的印象,在胡立功脑子里活跃了起来,他笑道:“父亲打了败仗,那么,让儿子去打胜仗吧。”“是的,这不是一个孬种!可以上阵的角色!”大家同意这个想法。

  老董说江世荣是个大滑头,应该先告诉佃户们,怎么去算账,该不该算账。这个意见也很对,上次就因为事先没有使佃户们明白,为什么要去拿红契,这不是讹人抢人,只为去算还自己被剥削了的血汗!

  文采在对于分配果实上,也提出了意见,也被赞同,并补充了些办法。总之,在重新拿红契这件事上,大家思想倒很一致,这给了人很愉快的感觉,大家又有了信心。那么,就先来把这件事办好再说吧。他们立刻一同动身去合作社找张裕民、程仁他们,商量着开始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