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第一个党员






  离现在两年以前,还是一九四四年春天的时候,刚过了旧历年不久,在一个落雪的晚上,在日本人政权底下当甲长的江世荣披着他新买的羊皮短袄,独自轻轻的溜出了他家的大门。风仍旧很刺骨,他缩紧了头,露着两个小眼张望着,街上没一个人影,他悄悄的走到寡妇白银儿浑名叫白娘娘的门口。门还没上闩,他轻轻的托开门走了进去。看见西屋里灯光很明亮,他在院子里不觉的停住了脚步,听见骰子清脆的正在一个磁碗里滴溜滴溜的转,一个粗暴的男人声音在吼着:“靠,靠,二三靠呀!”同时一个沙嗓子也在喊:“三变六,三变六,哈……七点,七点!”骰子停了。一阵子喧哗,接着是数钞票的声音,人影在窗子上晃动。这个寡妇不只做着女巫,并且还招揽一些人来赌钱。江世荣急步朝静悄悄的那寡妇住的上房走去,他立刻闻到一种习惯的他认为特别好闻的气味从那有着棉门帘的房子里喷出来。

  白银儿正横躺在炕上,就着小灯在收拾那些吸烟的家具,看见闯了进来的甲长,忙坐起身来让座。她接过了那件新羊皮衣,做出一副惊诧的亲热的神情,说:“呵,还在下雪?冷么?快上炕来暖一暖!你没有上西屋里去?天冷,来的人少,就几个穷鬼在那里。”

  江世荣把帽子也脱了,抹那沾在皮毛上的水,他坐到了暖炕上。白银儿在炕头的小灶上端过一把茶壶,满满的倒了一杯浓茶,并且会意的说:“让咱来替你烧一口。”

  江世荣就势躺了下去,却问道:

  “张裕民在西屋里么?”

  “他刚来一会儿,又不知在哪里喝了酒。”

  “你去,你去把他找来。”他接过了那根细签子,蘸了点膏子。放到灯火苗上去,白银儿会意的便走出去了。

  当白银儿再回来的时候,长得很结实的张裕民走在她的前面跨进房来。他敞着棉衣,拿着一顶旧的三块瓦皮帽,预感着有什么事要发生,却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呵!三哥!快上炕,来!咱替你烧一口。”倒是甲长先招呼起来了。张裕民更看出这里面有讲究。

  “不,这个东西咱不来,咱抽纸烟。”张裕民跨坐在炕沿上,一个脚盘着,一个脚蹬着,头靠着墙壁,从怀里掏出自己的纸烟来,并且顺手把白银儿递过来的一根烟送回到烟盘里。

  江世荣不得不坐起身,拿过刚刚落到盘子里的那支烟,在烟灯上接上火,赔着笑脸说:“哈,三哥!咱们都是自己人,咱们什么不好谈……——哈哈,你也来这里玩,哈哈,这两天运气怎么样?”

  张裕民也就半真半假的笑说道:“这两天运气不好,闹肚子痛,别人都说白大娘的白先生灵验,咱来找白先生瞧瞧,不知道是真灵假灵,哈……”

  炕对面柜子上正供得有一个红绸神龛,在朦胧的灯底下,静静的垂着帘帷,好像摆出了一副哭笑不得的神气,白银儿装做没有听见的样子,扬着头伸手从神龛旁边拿过一支水烟袋,点燃纸媒,靠着柜子咕噜咕噜的抽着水烟。

  “说正经话,三哥!咱有件事,要请你帮个忙,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这时甲长把脸拉正了。

  “成,你先说吧!”是张裕民爽朗的回答。

  江世荣递了个眼色给白银儿。等她走出去之后,他才咳了一声嗽,把最近一件为难的事告诉了张裕民。

  打上月他就收到了一封从八路军那里寄来的信,这是封很有礼貌的信,但等不到他去报告日本人,八路军的人就到他家里来了。这些人年纪不大,可是厉害,一阵软,一阵硬,说得漂亮,他们说你当甲长也不能全怪你,时势所逼嘛,不过,你既然是中国人,就应该有良心;咱们也只向你们村上借点粮,数目不多,你要能行,那就好。假如你要丧尽良心,串通日本人来收拾我们,那也行,咱们也不杀你,咱们也只去据点里报告声你通八路就成,据点里还有咱们的人呢。江世荣听了这番话吓得不成,怕这些人杀他,满口答应一定交粮,还先写了个字据,好容易等这群人走了,他才像捡得了一条命似的。可是怎么办呢?去报告么,不行,自己写了亲笔字在人家手里。不去报告么,又怕日本人知道了杀头。他找钱文贵商量,钱文贵说,这是唬人的,不用管。为什么要怕他?可是八路军的信又来了,跟着又来过人。他不得不应付他们。可是钱文贵还啃住了他,说他通八路,要去大乡里说呢,他不得不拿钱送给钱文贵。也不得不收集了几石小米,几斗白面,送给八路军去。但这差事有谁能办呀!又要机警,不能让据点知道;又要胆大,这是去见那杀人放火的八路军呀!事情要办得不好,起码也得坐牢监,谁也怕惹下这是非。他想了好几天,才想起了张裕民来。张裕民刚刚和李子俊闹了别扭,辞了工,手边正紧得很;这人又胆大心细,能办这件事,所以他这天特别到白银儿这里来找他。当江世荣述说这段历史的时候,自然把八路军渲染了一番,说送粮食去也是应该的,是替村子消灾少难,要不,八路真的来烧房子杀人怎么办。

  静静的听着,一声也没响,张裕民心里已经明白了甲长的企图,而且盘算定主意了。可是他不说,只顺着答应:“呵,”“有这么回事么?”“是呀!”“唉,”“这真做难呀!”“……”“只有你,三哥!只有你才能办,你就辛苦一趟吧!缺什么,都有咱,咱们哥儿们,还能让你吃亏!”甲长单刀直入的提出了问题。

  “嘿……”接过了另一支烟,张裕民摇了一摇头,说:“不是咱不帮忙,实在咱办不了这差事,咱是个粗人,一个大字不识,嘴又笨,这送粮食看着不打紧,可是,哈,这就好比两国相交。不成,不成,村子上能说能行的人多着呢,你点兵点错啦!要是差个粗活,扛锄头,抬木料,拉犁,咱张裕民帮你几个工倒是不在乎的。哈……”

  江世荣又叫白银儿整了酒菜来,她也坐在旁边陪客,又帮助恭维他。张裕民心里怪好笑的,因为他一听说这差事心里就很乐意,趁机会去拜访一下早已闻名的八路英雄,是可以满足他的年轻人的豪情的。人家都说共产党什么杀人放火,他就不信这一套,他一个光杆,什么也没有,也不怕,梁山好汉还替天行道咧。但他却得装做出不愿意去的样子,他知道江世荣这起人都不是些好家伙,有了事就会把祸害全推在他身上,并且他想在这个时候落得搭搭架子。江世荣没有办法,给了他亲笔信,盖了私章,还给足了路费,并且把张裕民的舅父郭全也找了来,当面立下了保,如果出了事,叫江世荣花钱买人,这样,张裕民才算勉勉强强的答应了。

  当天的晚上,张裕民披了江世荣的新羊皮袄,赶着两头大骡子,向南山出发了。第二天的夜晚,他到了一个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找到了他要找的人。八路军穿得像普通老百姓一样,腰上插了杆短枪,露出一角红绸子。他们待人很和气,很亲热,很大方。他们说他辛苦了,倒酒给他暖身体,擀面条给他吃,同他谈这样谈那样。他很注意的看他们,听他们,他觉得这些人很讲义气。打日本,反汉奸是天经地义啦,他们又打富济贫,这全对他的劲。他们讲平等讲义气,够朋友的。于是,他就告诉他们一些村上的事,他向他们骂江世荣,说他是日本人的走狗,是村上的一个“尖”,要他们多提防他。

  这一次的旅行给他很满意的印象,但他向江世荣却谈得很简单。掩蔽着他的心情,江世荣就不得不屡次屡次来求他,从此他就和八路混得很熟了。他自从八岁上死了父母,和刚满周岁的兄弟住到外祖母家去以后,他就从来不知道有什么亲爱一类的事。他成天跟着他舅舅郭全在地里做活。舅舅是个老实人,像条牛,生活压在他头上,只知道受苦,一点也不懂得照顾他。他们的关系,是一同劳动的关系,像犁跟耙一样。外祖母也无法照顾他,常常背着他兄弟到邻村去讨吃。因为舅舅收得的粮食都交租了,即使是好年成,他们也常常眼看着别人吃肉,吃白面,吃小米,他们是连几顿正经高粱饭也难吃到的。他就像条小牛似的,只要有草吃也可以茁壮起来。他长到了十七岁,于是他自己立了门户,他拿自己的工资来养活着他兄弟。那瘦孩子就担负着捡柴,烧饭等等的事。这一切只使他明白一个道理,穷人就靠着自己几根穷骨头过日子,有一天受不了苦啦,倒在哪里,就算完在哪里吧。他是一个在暴日寒风中锻炼大的人,有一把好力气,有钱的人都愿意找他做活,他靠着两个臂膀也就生活下来了。可是这次他遇到了八路军,他不觉的在他们的启示和鼓励之下同他们讲起了过去的生活。这些从来想也不愿去想的生活,如今回忆起来,向他们描述的时候,他第一次感觉到难受,感觉到委屈。这是如何的困苦,如何的孤零零,如何的受压抑和冤屈呵!但他却得到很多安慰,第一次找到了亲人似的,他觉得他们对他是如此的关心,如此的亲切。当一个人忽然感到世界上还有人爱他,他是如何的高兴,如何的想活跃着自己的生命!他知道有人对他有希望,也就愿意自己生活得有意义些,尤其当他明白他的困苦,以及他舅舅和许多人的困苦,都只是由于有钱人当家,来把他们死死压住的原因。从此张裕民不去白银儿那里了。他本来也是最近因为辞了工心里烦闷才去的。假如他心里又觉到难受的时候,他就去找朋友,找那些年轻的穷小子,告诉他们他看见的八路军同志们。他以能认识他们为夸耀,他也学着八路军同志们去挑动他们对生活的不平:为什么穷人的命这样苦,是不是天生的要当一辈子毛驴?在这年的夏季,暖水屯因为他开始有了共产党员。接着他发展了李昌,和张正国。在这年的冬季他领到了一支橛枪和一支土枪,他们秘密的搞起民兵来了。八路来村子上的次数,也就比较多,有时就去找甲长,江世荣不能不保护他们;有时就住在西头,民兵会替他们放哨。

  但工作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开展的,村子上有出名的八大尖,老百姓恨这些人,却又怕这些人。江世荣就是这八大尖里的一个代表,他因为会巴结他们,他们才要他当甲长,如今已挣到了一份不错的家私。他借日本人压榨了老百姓,又借八路军来勒索,村子上也许还有比江世荣更阴险的人,但现在只有江世荣最出面。八路同志曾经帮助过张裕民他们布置过减租减息,向老百姓宣传,在背底下他们也赞成,可是不敢出面闹。直到一九四五年夏天的时候,才发动起一个改选村政权的大会。在一个夜晚,民兵和八路军的同志们突然封锁了村子,放了哨,集合了全村的老百姓在学校里开大会。老百姓看见江世荣被绑着,便胆大了,又因为是黑夜,认不清面孔,他们就敢在人群中说话。他们第一次吐出了怨恨,他们伸出了拳头。江世荣被打倒了,他们选了赵得禄,赵得禄是个穷人,能干,能应付日本人,赵得禄自己原来怕当村长,怕村子上的旧势力来搞他,但看见那么多人举他的手,他又高兴被选上。他当了村长,他就在八路军的区干部的帮助之下,和张裕民几人商量着应付了日本人,日本鬼子一点也不知道这村子上的情况,还满相信他。村子上的几个有钱有势的人,也被他们分别看待,团结他们,也孤立、分化、威吓住他们,就连许有武、钱文贵他们一时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来,从此暖水屯的老百姓当了权。不久,就是一九四五年“八一五”,苏联出兵东北,日本投降了,抗联会主任张裕民在村子里便公开的成了负责的人。他领导了两次清算复仇,穷人们有事便来找他,大家都高兴的说:“他可露脸了,他给八路军教成了一个能干人。”有些人心里瞧不起他,谁还不看着这穷孩子长大的呢,想跟他过不去,可是见了他倒更凑上来叫“三哥”,为什么是“三哥”,连他自己都不明白这来历。也许因为他伯父有过两个儿子,但他伯父和他叔伯兄弟在他很小的时候就逃荒到口外去了。一直也没有回来,也没有过音讯。在过去也很少有人叫他三哥,除了有人要找他做活,或者他的赌友在他赢了钱的时候,但现在这称呼似乎很自然和很流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