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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后,汤富海的话像是惠山上的泉水,无休无止地潺潺地流着:

  “学海,我们这会的日子可好过哪!从前我们是九年三熟,帽子籴米,罐头里烧粥,现在是九年十熟,锅子里烧饭,罐头里烧肉。吃的好,住的也好。”他指着大厅高高的横梁说,“你们看,这房子多结实,再也不愁风雨了。”

  张学海随着丈人的指点,认真地从横梁看下来,看到一人抱不过来的暗红色大圆柱子,惊叹地说:

  “这柱子真好,我在上海从来没看见过。这样的房子,住多少年也不会坏呀!”

  “说的是啊,朱老虎想的可周到,花了不知道多少钞票,盖了这样的好房子,梦想世世代代住下去哩!”

  汤阿英把嘴一努,说:

  “他哪来的钞票?还不是农民流血流汗,被他剥削去的。”

  汤富海惊奇地望了女儿一眼:觉得她虽然在上海做工,可是农村的事体还没有忘记,满意地点了点头,说:

  “你说的对,我亲眼看朱半天刮地皮起家的。别的人家不说,就拿我家来讲吧,我只欠朱半天两石租子,七算八算,没有几年光景,就变成一百一十多石租了……”

  汤富海一见了人就要诉说他被朱暮堂压榨的痛苦,而且一开了头,就没有一个完。阿贵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了,他可以一句不漏地讲述一遍。他怕爹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便提醒他:

  “那些事体,姐夫晓得……”

  “我说话,”汤富海瞪了阿贵一眼,说,“你少插嘴。带巧珠到俱乐部看小人书去!”

  “天黑了……”

  “那你就在旁边听,少开口!”

  汤阿贵嘟着嘴把上衣扣子一个个扣起。

  汤阿英怕爹说个不完,更担心他说豁了边,把一些不该说的事体也说出来,想打断爹的话,又怕爹发脾气,幸亏张学海插上来说:

  “朱老虎的老婆和她儿子呢?”

  “他们么,你说巧不巧,分配住在我们房子里,管制劳动。”

  在汤富海原先住的房子里,朱筱堂已经躺到靠墙的木板床上,准备睡觉了。他母亲坐在煤油灯下,正在给他补裤子。一眨眼的工夫,他发出酣适的鼾声。她一边补着,一边叫道:

  “筱堂,哪能又睡着哪?”

  他蒙蒙眬眬地忽然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大吃一惊,迅速地坐了起来,傻头傻脑地向阴暗的小屋子看来看去。她回过头去,看他这般神情,诧异地问:

  “你找啥?”

  “好像有人叫我,我以为出了啥事体。”他自从父亲被捕处死以后,总担心自己也会发生意外,有谁敲一下门,或者门外有人走快一点,他身上都惊慌地渗出冷汗来。

  “傻孩子,是我叫你。”

  “吓了我一跳。”他抹去额角的汗珠。

  “你一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劳动一天,浑身筋骨酸痛,就想睡觉。”

  “你啥辰光受过这个罪?饭来张嘴,衣来伸手,还要说好说歹,挑肥拣瘦。”她叹息了一声,又说,“别讲你啦,就说你祖先,哪一辈子人也没有吃过这苦头,只怪你命不好,早出世不会受这个罪,晚出世也不会受这个罪……”

  他揉一揉眼睛,仔细想一想母亲这一番责备里充满了爱护和关怀的话,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不能说我的命不好。——哪一家地主的儿子不劳动?农民都劳动哩!”

  “这,也对。”她改口说,“农民劳动那是命里注定的。他们是贱胚,该吃苦的。不是这些泥腿子,你爹也不至于……”“死”字没有说出来,她热泪从眼眶里流出来了。一会,她拭去泪水,悄悄地站了起来,走到儿子的床边,咬牙切齿地责问他:

  “你爹死了多少天了?”她再三叮咛儿子一辈也不要忘记这一天。她自己每天暗中计算朱暮堂死去的天数。每隔一些日子,她总要问儿子。

  他这一阵子在地里干活,弄得筋疲力尽,啥也没有想,老是惦念怎样才可以偷点懒,不出工,保养身体。有次装病,叫人发觉了,他只好勉强上地里去。他默默计算了一下,没有把握地说:

  “四百二十天?”

  她见儿子回答不对,冷冷地说:

  “你再想想看?”

  他皱起眉头,凝神一想,更正说:

  “四百二十五天?”

  “这才对啊。你就是这样糊里糊涂地活下去,听那些泥腿子指挥下地劳动,不给你爹报仇了吗?”

  “啥人讲的?”他睁大了眼睛,辩解地说,“现在我们只好对共产党低头,忍痛一时。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表面上听那些泥腿子的话,心里却一天也没有忘记报仇啊!”

  “你天天下地做活,就算是给你爹报仇了吗?”她的兄弟也是恶霸地主,作恶多端,谋害了好几条人命,比朱暮堂的罪恶还大,同样给镇压了。她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着刻骨的仇恨。解放后,人们看不到她脸上一丝微笑,听不到她一点笑声,老是阴沉着脸,阴谋害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像汤富海那样揭露朱暮堂罪恶的积极分子,更是她眼中钉。她以为没有这些人,上头不会知道,丈夫不会丧命的。

  “我没有这么说,”他急得脸发红。煤油灯光虽然不大亮,但娘隐隐约约看见他焦急的神情。他说,“下地干活,不是你劝我去的吗?”

  他开头确实不愿去,怕身子吃不消。村里分了一份土地给他,要本人劳动,不准雇工。他也雇不起工了。娘考虑到不应付应付不行,就劝他去,同时也借这个机会了解了解村里的情形,找到适当的时机,好下手。她说:

  “是我叫你去的。你不去,那些穷泥腿子不答应。晓得啵?

  我没叫你拼命干活,你不会磨洋工吗?”

  “别人劳动,比我还起劲哩!”他说,“干部不在的辰光,我就尽量偷懒。”

  “你就这样劳动一辈子吗?”

  “谁愿意吃这苦头。”

  “不会想想办法吗?”她想起过去谣传蒋介石要回来过八月中秋,以后,就没有下文了,村里也没人谈起了。他们母子俩搬到这个小屋子里来,如同关在瓮里,外边啥事体也不知道。她说,“最近听到啥消息吗?”

  他皱起眉头,望着黑乌乌的屋顶,仔细在记忆里搜索,半晌,啥也没有想起,失望地说:

  “啥消息也没听到。”

  “见了人不会打听打听吗?”

  “找谁打听?”他悲哀地叹息了一声,说,“天下变了,不比从前了,啥人见地主打招呼?”

  “奚福何贵他们呢?”

  “他们分了地,劳动好,工作积极,参加了农会,现在又是互助组的组员了,见了我,头抬的高高的,眼睛也不霎一下。”

  “苏账房呢?”

  “好久没有见到了,”他回想上次啥辰光见到的,过了一会,说,“哦,想起来了,有三个礼拜了,我和大家从地里回到村子里来,看见一个人,背影好像是他,一闪,就不见了。

  他怕见到我。”

  “这些忘恩负义的人,”她咬着下嘴唇,仿佛要咬苏沛霖这些人一口,说,“我们养活他们一辈子,有吃有穿。这会我们背时了,就理也不理了,连夜里也不来报个信了,真没心肝!不说来看看我们,见了面连招呼也不打一个,说的过去吗?”

  “地主变成臭狗屎了,谁也不愿意沾边。我进进出出,心里真不好受……”他说到后来,声音有点喑哑,感到无限的孤独和凄凉,话也说不下去了。

  “你别伤心,孩子,我们不会倒霉一辈子,苦尽甜来,总有一天,我们也要翻身的。”

  “那当然。共产党在中国占不长的。共产党一下台,地主阶级就自由了,可以享福了。”他给母亲几句话说得兴奋起来,那个在心上常常浮现的梦想又出现了。他们声音压得很低,忧虑地说,“就是在乡下太闷人了,啥消息也听不到。报纸上尽登他们的话,那边的情况一点也不晓得。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是打起来,我们就可以出头了。”

  “蒋介石不会失败到底的,他有美国做后台哩。我看,他们迟早要动手的。你还是到上海去一趟,你姑爹在上海人头熟,消息灵通,一定会晓得很多事体的。”

  “别提了,上次要去,给他回绝了。人家是大资本家,在上海正走红运,怎么愿意理我这个地主的儿子!”他坐在床上把肩膀一耸,轻蔑地一笑。

  “那时‘五反’,也不能怪你姑爹,当然要小心点。现在‘五反’不是过去了吗?退一步说,他不理你,你姑妈不理你吗?一笔写不下两个朱字。”

  “我不去,”他要和姑爹争一口气,不愿再去求他,嘟着嘴说,“要末,你去。”

  “我这个年纪,怎么走得动?那边的世道也摸不清,去了也白搭,还是你去吧。”

  他对姑爹的气没有消,又不好拒绝娘的意见,愣在那里,不言语。屋子里悄悄的,煤油灯的油快干了,灯芯上烧出几朵小花,发出吱吱的音响。光线暗了,屋子里更加阴暗。他们母子两个盘腿坐在床上,面孔的表情虽看不大清楚,但两个人都感到大家内心的焦急和忧虑。她了解儿子那股蹩扭脾气,凡事要顺着他,一说僵了,就不大容易扭过来。她没再说下去,只听见从太湖那边吹过来的夜风,一阵阵在窗户外面呼啸着,好像暴风雨快来了。

  他一边听着外边的湖风,一边暗自思忖:要想得到那边的消息,最好到上海去,徐义德一定知道很多消息。他不愿在姑爹面前低头,娘又要他去,这就使他为难了。他出了一个难题给娘:

  “要末,姑爹来信叫我去,否则,我宁可死在乡下,再也不跨徐家的门。”

  “看你这脾气,”娘见他松了口,有了转机,眼睛一动,想了一个巧妙的主意,说。“我写信给你姑妈,叫她写信来,你向村干部请个假,这该请动你的大驾吧?”

  他没有吭气。她认为儿子一到上海,见了姑爹,就有办法了。她高兴地说:

  “你叔叔还欠我们五十两金子没有还,你到了上海,可以顺便讨回来。”

  “他关在牢里,怎么会还债呢?”

  “听说他这几年生意做的很发达,手里有的是钱。他在牢里,你婶婶可没在牢里。”

  “她会还吗!”

  “亲兄弟明算账,欠债还钱,她敢不还!我们现在落难了,手头拮据,请她帮个忙,还不行吗?”

  “我一定去。”

  “见到你姑妈,也希望她帮个忙,弄点钱回来,好对付这个穷日子。”

  “那没有问题。”

  “等老蒋回来,你爹的仇报了,田地房产回到我们手里,那辰光再还你姑妈。”

  “那辰光,她们需要钱,我们可以帮助。”他咬牙切齿地说,“汤富海在大会上把爹骂得一钱不值,不是他穷积极,爹不会死的。老蒋一回来,我要亲手砍死汤富海这些泥腿子,把血淋淋的人头挂在村里示众,叫他们晓得我的厉害!”

  “还有村干部……”

  “这还用说!现在让他们住在我们房子里开开洋荤,他们住不长的。古人说的好:天地之间,各物有之,苟非我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鸠占鹊巢是暂时的,将来一定要物归原主,把鸠统统撵走。那辰光,哼,看我朱筱堂的……”

  在朱暮堂大厅里,汤富海叙说完朱家母子情形以后,汤阿贵扬起拳头,得意地说:

  “现在那家伙可老实了,一切得听我们的。我们叫他东,他就不敢西。我们叫他下地干活,他就不敢躺在家里享福。”

  “真是那么听话?”汤阿英知道朱筱堂从小娇生惯养,天不怕地不怕,爹娘对他百依百顺。他要吃龙肉,朱老虎会下海给他找。他脾气大得谁都不敢惹,人们背地里叫他小老虎。她就经常挨他的骂。她对弟弟那样放心,有点怀疑,说,“我看不见得。小老虎的脾气才坏哩。”

  “姐姐,现在世道变了,穷人坐了江山,小老虎有多大本事,就算他是孙悟空吧,也翻不过如来佛的手掌心。脾气再坏,有我们管着,他敢怎么样?”

  “不过,也要防他一手。”她想杨部长在厂里讲的话,说,“他们同我们不是一个阶级,失败是不得已的。他们不会认输的。我们还要提高警惕,防止他们进攻。”

  “你姐姐说的对,对这号子人,要防他一手。”汤富海觉得她说的话有道理,看了阿贵一眼。

  阿贵板起面孔,不满地说:“刚回到乡下来,就训起人来了!我也没讲不要提高警惕。”

  张学海在一旁凑趣地搭上来:

  “在上海,你姐姐也教训我哩,老说我这个不懂,那个不懂,有时,干脆叫我在家带孩子,她开会去了。”他怕她生气,慌忙又把话拉回来,说,“不过,她是青年团员,常常和党团支部的人来往,确实比我懂得多。”

  他讨好地向她笑了一笑。她接着说:

  “叫你在家带了几天孩子?男的带天把孩子就不可以?一定要妇女带?是谁订的规矩?现在男女平等了,谁都可以带。”

  “看她嘴利的?”张学海找不出反对理由。

  汤富海发现女儿懂得很多,能说会道,心里早按捺不住欢喜,给女婿一提,便再也忍不住了:

  “是呀,这会,青年比我们老一辈的进步的多了。男的也好,女的也好,他们脑筋灵活,一说就通,记性也好,见过的事,听过的话,就再也忘记不了。我们不行了。学海,我看,有辰光,也要听听他们的。”

  汤阿贵在旁边见爹称赞姐姐,赶紧插上来说:

  “那还用说,现在青年啥事体都带头,起先锋作用。在地里干活,春耕也好,秋收也好,哪次不是我们青年在头里?”

  爹的眼睛朝阿贵一瞪:

  “瞧你,翘起尾巴来了!啥事体都是青年,青年,我们老头子不干活,看你们毛头小伙子,能成啥气候?别的不说,就讲庄稼活吧,没有我指点你,单凭你那点牛力气,顶个屁用!

  不是互助组领导,你们能起先锋作用?”

  阿贵嘟着嘴,满脸不高兴。

  巧珠伏在桌子上睡着了。汤阿英去给她披上一件衣裳,叫醒她,说:

  “上床好好睡去!”

  张学海在一边沉默着,见阿英把巧珠搀到床边,他连忙说道:

  “不早了,我们睡觉吧。”

  大厅后面的鸡窝那里,发出清脆的啼鸡声,已经是深夜了,雄鸡在呼唤着黎明。

  阿贵打了一个哈欠,眼皮有点搭拉下来。汤富海却精神抖擞,越说越有劲道,满是皱纹的脸上没有一点疲乏的神情,兴致勃勃地对女婿女儿说:

  “今年全村农民十个有六个参加了互助组,工人老大哥又给我们送来了抽水机,今年一定比去年打的粮食还要多。互助组的人全响应政府的号召,多种棉花多打粮食,支援工业建设,加强工农联盟。我们今后的生活更要好哪!你们累了,就先睡吧。赶明天早起,我带你们到村里去看看我们的互助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