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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宁路旁有两幢老式的英国洋房,进门那条柏油路两边种着半人高的冬青,像是翠绿的栏杆似的,直伸到尽头。从冬青上面朝两旁望去,是大片的草地,已经枯黄了。两边草地的尽头,靠墙是一排高大的楠树,虽然在严寒的冬季里,枝叶仍旧很茂盛。

  一进门右手那幢比较大一点的洋房是上海市长宁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政治协商委员会的会址。在柏油路尽头左边的那幢洋房,是中国共产党长宁区委员会。进门左手那间客厅,现在是区委的会客室。会客室里的陈设十分简朴:壁炉上端挂着一幅复制的毛泽东主席的画像,像旁钉着两幅五星红旗。面对古老壁炉的是两张弹簧已经松了的破沙发,紫红布的沙发套子已经破了,特别是扶手那里破的厉害,露出黄嫩嫩的草。近窗那边放了三张柚木的靠背椅子和一张小圆桌子。桌子上摆着一个竹壳的大热水瓶,上面写着七个红字:中共长宁区委会。它前面扣着七八个玻璃杯子。从玻璃窗向外看去是美丽而又幽静的花园,下午绚烂的阳光照耀在墙边那一排高大的楠树梢上。

  余静一走进这间会客室,看见里面有许多人,其中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工人在沙发上坐着,眼光对着给煤烟熏得漆黑的壁炉出神,显得很不耐烦,看出来他在会客室里一定等了很久。她的脚步声引起那个工人的注意,他以为有人来叫他了,自然而然地站了起来,一看见是余静,立刻走上去,握着她的手:

  “你怎么来了?”

  他是严志发,庆祥纱厂的工人,袁国强的好朋友。余静见了他,顿时想起被国民党反动派活埋了快三年的丈夫。

  袁国强是个共产党员,在庆祥纱厂清花间做工,因为领导罢工,给抓进警察局,拘留在南市看守所里。在法庭上,他啥也没有承认,只是破口大骂国民党反动政府。国民党特务要他承认是共产党,他说不是;要他骂共产党,他坚决不肯。他被拉到老虎凳上,一直加到六块砖头,痛昏了过去,给冷水浇醒了过来,特务依然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一丝一毫的东西。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逼近上海郊区,特务头子警察局局长毛森离开上海的头一天晚上,袁国强给带出了看守所的二门。他慢慢走到槐树下面,猛然瞅到前面的土坑,黑乌乌的。他心里明白,自己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他给推下土坑,露出半个头在地上。一只黑皮鞋向他肩上一踢,站在地面上的特务说:

  “你承认是共产党,马上就放你出去。”

  “我不要出去。”

  “那也好,你就死在这里。”

  “一个人倒下了,千百万人会跟上来的,不怕死的革命工人你们杀不完的!”

  “我们要把这些工人斩尽杀绝!”那个特务狞笑了一声,咬牙切齿地说,“今天就是你的末日!”

  “不怕死的革命工人你们永远也不能斩尽杀绝的。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袁国强昂头望着夜色茫茫的天空,仿佛听到人民解放军向上海前进的步伐,他豪迈地发出格格的爽朗的笑声。

  一个警察把一铲铲土填到袁国强的土坑里。在上海最黑暗的时刻,在黎明将要来到黄浦江边的重要时刻,袁国强停止了呼吸,脸上却浮着胜利的微笑。

  上海解放了。各个监狱里的政治犯都释放回家了。余静走遍上海每一个监狱,没有找到袁国强。约莫过了半个月,公安局的人从南市看守所里的一个老年的看守嘴里,知道槐树下面活埋了不少革命烈士。余静从一堆尸体中认出了袁国强。袁国强和其他被害的烈士都埋在龙华公墓里。袁国强顽强不屈的性格在余静的脑海里留下了永不泯灭的记忆。她从严志发身上,仿佛看到袁国强的影子。

  她刚才到区委会来眉宇间兴奋的神情旋即消逝,代之而起的是深沉的哀伤。她抑制着自己的伤感,强为欢颜地回道:

  “来找杨部长。”

  “你也找他?他真忙,我等了快半个钟头了,还没轮上。”

  “哦……”她轻轻叹息了一声。

  “咦,”严志发惊诧地问她,“你叹气做啥?”

  “我想起了国强,”她把手心里的手帕拭了拭有点儿润湿了的眼角,坐到严志发旁边那张柚木靠背椅子上,说,“他没有看到解放……”

  “是哇,……”袁国强的坚强的影子在他眼前闪动,他的声音也低沉了。

  “要不给反动派害死,看到解放后的新社会,一定很兴奋……”

  “这自然啦。”

  “快三年哪,……”说了这一句,她眼眶里的眼泪再也噙不住了,簌簌地落下。

  怅惘若失的情绪笼罩在严志发的心上,他怀念着和袁国强的战斗的友谊。时间过得飞快,上海好像是刚解放,袁国强也仿佛刚去世没两天,袁国强亲切的有力的声音还不时在他的耳际萦绕。他忍住心中激动的感情,怕谈下去会引起她更大的悲伤,安慰她道:

  “过去的事算啦……”

  “他的影子常常在我面前出现,夜里也经常梦到他,看见了你,我好像又看见了他……”

  她揩去两腮上的泪水,眼睛有点发红了。她低下头,望着右手心里的白手帕发愣。

  他没有再答话。

  会客室里静悄悄的,可以听见花园里那排高大的楠树枝上麻雀的啁啾声。

  他的眼光注视着会客室的门,没有人声,没有人进来。过了一会儿,他岔开话题,问余静:

  “你们统战委员建立起来没有?”

  余静慢慢抬起头来,用手帕揩了揩鼻子,说:

  “还没有,这个工作我们没搞过,支部里对这个问题有些思想情况,我今天汇报汇报厂里的情况以外,还要请示杨部长这个问题。你们那里呢?”

  “我们那里也有思想问题,他们要我当统战委员,我不想做。”

  “组织决定你做,你不做,行吗?”她逐渐平静下来。

  “做啥工作也不做这工作,要我到朝鲜去抗美援朝也可以,痛痛快快和美帝国主义拚一阵,牺牲了也愿意,就是不愿意做啥统战工作。我主张根本不要统战委员。党里我只听说过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没听说有统战委员。”

  “你这个意见,我看有点不对头。”余静只概念地知道不对,可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她对组织上的决定是完全拥护的,说,“组织上要建立一个组织总有他的道理的,你不能一笔抹杀。”

  “我不一笔抹杀,谁愿意做谁做,我就是不做。一定要我做,我就请求调动工作。”

  “你那么坚决?”

  “当然,说不做就不做。我死也不和那些人打交道。”

  他站了起来,加重他的语气,表示他的态度确实很坚决。

  收发室的李同志走进来,余静以为是叫她,她站了起来。

  李同志摇摇手:

  “你还得再坐一会,余同志。这位同志谈过话,就轮到你了。”

  他领严志发走了。余静又坐了下来。望着窗外枯黄了的草地,她在考虑见了杨部长哪能谈法。统战委员哪能解决呢?她问自己,约莫过了十多分钟,李同志领她走上楼去,在靠楼梯左边的一间房间的门前停了下来,说:

  “杨部长在里面等你,进去吧。”

  杨部长办公室是原来房子的卧室改用的。

  杨健是中国共产党长宁区委员会的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他也是长宁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副主席。根据区委的决定,为了加强基层工作,特别是工厂的工作,区委的每一个部的部长要领导一个基层单位,结合本部的业务,以便取得经验,指导全区。分配给杨健的是沪江纱厂。因为沪江纱厂是长宁区的大型私营厂之一,里面阶级关系相当复杂,统一战线工作很重要,特别是最近车间生活难做,内部不大团结,情况有点混乱。区委决定以后,组织部马上就把沪江纱厂的支部书记余静介绍过来,要她向杨部长汇报工作。

  余静推门进去,看见严志发还等在那里,她就静悄悄地坐在靠门的一张椅子上。杨部长向她点头打招呼:

  “余静同志,你稍坐一会,我们就谈完了。”杨部长转过去对他说,“志发同志,你还有啥问题吗?”

  最近庆祥纱厂党支部要建立统一战线工作委员,支部里的同志选严志发担任,他一再推辞,主要理由是没有做过统一战线工作,不知道哪能做法。支部书记把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关于各级党委统战委员工作的指示拿给他看。他当时没有话讲了。第二天他又提出了具体做法还是搞不大清楚。支部书记就介绍他到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来谈谈。刚才杨部长把统一战线工作部的工作方针、原则、内容、方式方法都谈了。他更进一步明白了怎样进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他再也没有理由提出来不担任这个党的工作了。他站了起来,但是并不想马上离开杨部长,觉得心上还有个疙瘩没有解开,嘴上又说不出。杨部长看他那股犹犹豫豫的样子,料想他思想上一定还有问题,便关怀地说:

  “我想,你一定还有啥问题没有谈。志发同志,你有顾虑,尽管提出来好了,党会帮助你解决的。”

  一股力量启发严志发把他心里的话讲出来,他立即说道:

  “我想在党面前暴露暴露我的思想,……”他站在那边,一副坚决的眼光注视着杨部长,征求杨部长的同意。“早就应该如此,”杨部长点点头,说,“坐下来谈吧。”

  严志发坐了下来,侃侃而谈:

  “我不会交际应酬,我也没有社会经验,我和那些人搞不来,打不好交道。请杨部长考虑,最好还是派别人来做这个工作,厂里适宜担任统战工作的同志有的是。我不行,我做这个工作,一定不能完成党给我的任务的。……”

  杨部长打断他的话说:

  “交际应酬不是统一战线工作,我想,我还需要简单地再讲一遍: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党的总任务总斗争的一个方面的工作,是配合总任务总斗争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有团结有斗争的。统一战线工作部是党委的工作部门之一,它是党委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助手。民主人士是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一定要和民主人士往来,自然有交际有应酬,但这只是工作的方式之一,不是工作内容。只会交际应酬的同志一定做不好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做统一战线工作首先要有坚定的党的立场,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其次要掌握最高的原则性和最大的灵活性。我看,你倒是比较适合的。不过,你的主要思想还没有暴露出来,是啵?”

  杨部长炯炯的眼光注意着严志发,他的思想上的病位在杨部长的眼光的透视下,清清楚楚地看出来。他的脸红了。他说:

  “是的,我的思想还没有暴露,刚才给你打断了。”

  杨部长幽默地说:

  “这次我不打断你,你尽量的暴露吧,志发同志。”他回过去对余静说,“这一来,你得多等一会了。”

  “没有关系,杨部长的指示,对我也有用处。我们那里也有这样的思想,包括我在内,过去我也不了解统战工作,脑子里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听你一说,清楚多了。”

  “那末,坐过来,我们一道谈吧。”

  余静坐到严志发旁边去,正对着杨部长。杨部长身后的一张办公桌上坐了一位年轻女同志,看上去不过二十五六岁。

  她低着头,头发有些披下来,一心一意地在抄写。

  严志发毫不掩饰地把病位指给杨部长看:

  “我觉得统战工作是无事找事,给我们工作中添了许多麻烦,没有做党的工作和工会工作那样痛快。我一看见那些人,老实说,总有点别扭,头就痛,不愿意和他们往来。”

  “说完了吗?”杨部长问。

  “完了。”

  “你的话只有一半对,”杨部长说,“做统战工作是有些小麻烦,但是另一方面,减少了很大的麻烦,把全国各民主阶层各民族人士团结起来,为共同纲领而奋斗。共同纲领是我们党的今天的纲领,最低的纲领。我们最高纲领是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全国人民拥护我们,都执行我们的政策,你说,这减少了多少多大的麻烦?”

  严志发直点头。杨部长接下去说:

  “我们共产党人就从来不怕任何麻烦,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革命就是找麻烦的。不做共产党员,不革命,不想把整个压迫人剥削人的旧世界推翻,建立一个完全崭新的幸福自由的世界,在家里抽抽烟,吃吃饭,睡睡觉,不是一点麻烦也没有吗?那世界就得让反动阶级统治下去了,你愿意吗?

  ……”

  “我不愿意。”

  “所以你参加了党,参加了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地下时期,你领导工人和反动政府斗争不麻烦吗?你的好朋友,我们的好同志,袁国强同志为了革命,连生命都献出了。全国不晓得多少同志为革命牺牲了。解放后,你做工会工作不麻烦吗?就是你在党内担任个小组长,组里有各种思想情况和各种复杂问题的组员不麻烦吗?同志,做革命工作,都有麻烦,有的还献出了生命,不过是各种麻烦不同罢了。毛主席讲中国革命有三大法宝,其中之一就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是我们党的工作之一。你不做,叫谁做呢?大家都不做,那要不要革命呢?……”

  “杨部长,”杨部长的话碰到严志发思想上的病位,他听杨部长提到原则的高度来看这个问题,感到自己懂的太少了。他想听下去,给自己多长见识,对党的路线政策可以有进一步了解;又不想听下去,那是因为自己的理由给杨部长这一说,全不值得提。他心中承认自己不对,暗暗往后撤退了。他再也没有什么理由提意见了。

  杨部长听他叫了一声没说下去,喝了一口开水,微笑地说:

  “这一次是你打断了我……”

  “请你说吧,杨部长。”

  “我看你还不只是怕麻烦,”杨部长像是一个思想上的外科大夫,他手里拿着一把犀利的刀子,打开患处,很仔细地把腐皮烂肉割下来,割得很干净,病人虽然有点痛,但是好的快。他说,“你主要的是怕和那些人往来,说得深一点,是怕和他们往来之后,受他们影响,甚至于丧失自己的立场,所以还是做工会工作稳当些。这里面有一个谁领导谁、谁改造谁的问题,如果你站稳工人阶级和党的立场,为了工人阶级和党的利益,改造一切可以改造的人,那你怕啥呢?怕和他们往来,不是表现你的坚强,恰恰是反映出你的脆弱,经不住考验,没有把握么?”

  严志发猛的站了起来,紧紧握着杨部长的手:

  “这一次我真的要打断你的话了,杨部长。我懂了,别的同志为革命连生命都牺牲了,我连这点工作都不能做吗?我一定做。”他激动地注视着杨部长,宣誓似地说,“我向你保证,我要做好统战委员工作。”

  杨部长握着他的手,他高兴地看到一个同志愉快地接受了党的任务,说:

  “好!”

  严志发像是一列火车,经过了长远的旅途的奔波,煤用的差不多,水也消耗了不少,力竭声嘶地到了一个加煤加水的站头。刚才杨部长那一番话,就是无数的烟煤和大量的水加到严志发的火车头里,有了动力,严志发这一列火车又精神十足勇气百倍地轰隆轰隆地向着远大的前程奔驰了。他走到杨部长的门口时,回过头来,以充满了信心的口吻对余静说:

  “做吧。”

  余静会意地说:

  “向你看齐。”

  杨部长对余静说:

  “志发是个好同志,给他谈通了,他做起来比谁都卖力气,从来不晓得疲倦。”

  “是的,他在厂里的群众威信很高。”

  “能力也强。”杨部长说,“现在该谈谈你们厂里的事了。”

  “你要不要休息一会?你谈了一个下午了吧?”“唔。”杨部长把办公桌上的电灯扭开了。“接着谈吧,用不着休息。”

  坐在他身后的那个年青女同志抬起头来,看看天色很暗,她过去开了电灯,送了两杯开水过来,然后,又不声不响地埋到桌子上抄写去了。

  余静说:

  “要不要先把我们厂里的情况向你汇报一下?”

  “你给区委的报告,我看了两遍。报告上已经写了的就不要再汇报了。”

  “那我从那次劳资协商会议以后的情况谈起吧。”

  “好的。劳资协商会议以后,车间的生活是不是好做了一些?”杨部长关心地首先问这个问题。

  “最初一些日子生活确实比较好做了,断头减少,出勤增加,出纱品质由第三级提高到第二级了。……”

  “转变得这么快?”杨部长怀疑地问,“生活从此一直好做了?”

  “没有,好了不到半个月光景,生活慢慢又不好做了。最近,生活更难做了,断头多了,飞纱也多了,产品质量降低了,……”

  “只有缺勤率增加?”杨部长笑着给余静加了一句。

  “你说的对,现在差不多恢复那次生活难做的老样子,车间里又唉声叹气,张三怪李四,李四怪张三。”

  “你们和徐义德提出这个问题没有?”

  “提了,他说是上次劳资协商会议以后,厂里派人到花纱布公司交涉,交涉了好几次,花纱布公司配的棉花才好一点,生活就好做的多了。最近大概是因为棉花缺货,质量差一点,生活不好做。希望工人同志动动脑筋,把机器保全好一点,清洁卫生工作注意一些,生活慢慢会好做的。目前,要求工会领导工人同志克服困难,搞好生产。”

  杨部长听余静谈到这里,他注视着办公桌上的翠绿色玻璃灯罩的台灯,回忆余静给区委报告上所说的情形,徐义德那张狡猾而又阴险的面孔在他面前出现了。他想了想,说:

  “余静同志,你太老实了。你上了徐义德的当。”

  “我上了徐义德的当?”余静不解地问,“为啥?”

  “你们那次劳资协商会议没有解决问题,徐义德欺骗了你们。他当时看到工人同志们普遍不满的情绪,把问题提到他面前,无可抵赖,只好承认生活难做和原棉有关系,但马上把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花纱布公司身上,并且表示负责去交涉。过了没两天,生活渐渐好做了,这里有一个非常狡猾而毒辣的阴谋,显然是事先安排好的。生活好做了,这一方面缓和了当时工人高涨起来的斗争的情绪,另一方面又从事实上把责任完全推给花纱布公司,叫工人同志看:花纱布公司配的棉花一好,生活就好做了。生活难做和徐义德没有关系。可是,为啥现在花纱布公司配的棉花忽然又坏了呢?这就是徐义德事先安排好的诡计;等大家情绪缓和下去,出勤率增加,再慢慢恢复老样子,否则,他怎么能够剥削工人获得超额利润呢?这么一来,生活难做的责任不在他,钞票却上了他的腰包。”

  “会有这样的事体吗?”余静大吃一惊,圆睁着两只眼睛。

  “这还有什么怀疑的。你很年青,余静同志,你不了解资产阶级的那一套阴谋诡计。”

  “现在怎么办呢?”余静想不到解放后还有这样坏的人,深深感到自己的经验太少,特别是对徐义德这样的人认识不足。

  “生活难做显然是徐义德搞的鬼,关键问题是原棉。最近需要再开一次劳资协商会议,顺水推舟,徐义德说最近花纱布公司的配棉不好,那就根据花纱布公司配来的原棉来一次重点试纺。我估计他不好正面反对的,重点试纺,要有领导,要有计划,要组织各车间的力量,在进步骨干分子的严密监督之下进行,看纺出来的结果怎样。我估计纺出来的纱一定很好,那就可以根据重点试纺揭露徐义德的阴谋。通过这一次斗争,可以启发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鼓舞群众的斗争情绪,总之,可以把沪江纱厂的工作推进一步。事先,党团要开会好好研究,做好准备工作。把群众发动起来,啥事体都好办了。”

  “重点试纺这个办法很妙,只是我们厂里党团员太少,办起事来总觉得人手不够。”余静一想到干部,就有点担忧,她要求道,“杨部长,可以不可以调点干部到我们厂里来?”

  “又是干部问题。到处要钱要人——批预算,调干部。可是现在区里派不出干部。”杨部长耸耸肩膀,过了一会说,“干部就在你们厂里。”

  “在我们厂里?”她不解地问。

  “一点不错。”杨部长肯定地说,“群众是干部的泉源,有群众的地方就有干部,关键在于领导上的发现和培养。不发展党团员,啥地方有党团员呢?”

  “人手不够,马上培养也来不及。我们厂里党的力量太弱,总共只有六个党员,两个还是候补,团员也只有九个。”

  “啥辰光培养才来的及呢?”

  她发现自己说错了,不好意思回答这个问题。

  杨部长严肃地说下去:

  “你们厂里工人差不多快两千,加上职员和资本家代理人就超过两千。党的力量太薄弱了。余静同志,我看,你们在发展组织这个问题上有保守思想,要克服,应该快点发展一些优秀的工人同志到我们党里来。到青年团里来。放手培养骨干,大胆提拔一批干部。通过骨干把广大的群众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这样,啥工作都好做了。”

  “杨部长,你批评的对,击中了我们的要害。我们在发展组织上是有保守思想的,要求对象十全十美,又不注意很好的培养对象。上海解放两年多了,只发展了两个党员,团员一共只发展九个,确实太少了。”

  “每一次大的运动当中,必然会涌现出大批的优秀的进步分子,我们领导上要注意培养他,提高他,那我们的干部就不愁了。……”

  “还有问题吗”杨部长又问。

  “还有一个问题,”余静说到这里笑了,“不过已经解决了。”

  “问题不谈就解决了?这倒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你谈谈看。”杨部长笑了。

  “就是统战委员问题,接到区委的通知,我们也要建立……”

  杨部长插上去说;

  “是呀,执行区委的指示,任何厂不能例外的。你们厂很大,统战对象不少,更需要建立。”

  “建立是要建立,只是支部里的党员对这个问题思想上有点搞不通,本来要提出来向你请示。听你和志发同志谈,我有了本钱,回去可以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了。”

  “那你得了外快,问题没谈就解决了。”杨部长很轻松地站了起来,燃了一支香烟,说,“不过,思想的钥匙是不止开一个门的,它可以开很多类似的门。”

  “那是的。”余静想起了戚宝珍,问道,“宝珍这两天好些吗?”

  戚宝珍是杨部长的爱人,是余静的姑表姊妹。因为身体不好,她没有工作,在家里休养。杨部长说:

  “这两天还好。”

  “带个信,给我问候她。过两天空一点,我去看她。”余静站了起来。

  “好的。”

  “杨部长转过身子关心地望着他的办公桌后面的那个女同志,说:

  “小叶,抄了半天报告要累了,该下班了。”

  “不累,”她仰起头来,一张滚圆的脸上闪着两只明亮的眼睛,说,“还有一点就抄完了。”

  “不要抄了,明天再抄吧。来,”他对小叶招招手,说,“刚才谈话,忘记给你们介绍了,余静同志,这是我们统战部的秘书,小叶,叫叶月芳。以后你有事找我,要是我不在,你找她好了,她会告诉我的。”

  “好的。”余静走过来,握着小叶的手,亲热地说,“以后少不了要麻烦你。”

  小叶的圆脸上浮起两个小酒涡,说:

  “欢迎你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