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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快、更高、更强:新悬念小说三年综述

作者:韩云波







  2008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经历了汶川大地震与北京奥运会,中国民族文化在这里震撼、凝聚。而作为“今古传奇体”之突出展示的“新悬念小说”,自2005年底推出以来,也走过了三年历程而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打个比方,是读完了一个硕士,接下来该是博士的崭新平台了。
  关于新悬念小说的特征,我在2006年初曾总结为“宏大、密集、深沉”的三种文学感受;一年以后,我更进一步以“题材的广延性、背景的文化性、动力的心理性、形式的技术性”来表达了新悬念小说的整体之“新”。而三年以后,在“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展示中,新悬念小说充分表现了“更快、更高、更强”的精神特质。
  
  更快:新悬念小说的叙述更成熟
  
  所谓“更快”,是新悬念小说在技术上的日臻成熟,“新悬念”作为作品的情节动力得到了更加突出和成熟的表现。所谓情节动力,是作品结构布局和线索发展的交织,在形式性和审美性层面上得到充分展开,成为小说的基本叙述方式,营造出无尽的审美余音。
  在这方面,辛保平的《致命游戏》在“更快”层面上得到了极好的表现。这部作品十分善于运用悬念线索推进故事,陈成被杀,没有任何线索,在现有的技术条件和知识推理上,似乎天衣无缝;而紧接着的一连串谋杀事件,凶手总是走在警察前面。这就构成了两个叙事动力层面的交织,表面上是科学思维逻辑与技术操作水准的智慧竞速,而其背后则是高智商的心理变态与法纪秩序二者之间的道德较量。虽然谋杀的过程被刑事技术一件件还原,但却总是在时间上落后半拍。直到叙述过半,“杀人组”才活着与读者见面,但真正的凶手以及真正的原因却仍然扑朔迷离。其带来的阅读感受,就是时光飞梭,一气呵成,线索密集而不觉其乱,头绪众多而不觉其迷。悬念的新异表现,是作品得以成功的技术保证。
  “更快”使新悬念小说更具观赏性,在艺术上更加成熟。
  
  更高:新悬念小说的文化更深刻
  
  所谓“更高”,是新悬念小说在思想文化内涵上的品位提升,在“新悬念”背后是对人性本质、社会风气、文化传统的富有启发性的深刻揭示。如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分析》中所说,“一个时期和地点活生生的文化”,“它的活动和价值的一般的模式及其感觉的结构”,“它在我们的活动最微妙和最不明确的部分中运作”的“一般组织中所有因素产生的特殊的现存结果”,对这些问题进行富于社会时代广延和文化传统纵深的表现,就是作家把一般意义上的传奇故事提升为“新悬念小说”的任务。
  就时代性而言,周建新的《天谴》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原本贫穷荒凉的野杏村,因为偶然发现了钼矿,犹如阿里巴巴“芝麻开门”的魔咒,拉开了狂欢背后灭顶之灾的大幕。对金钱作为欲望之源与毁灭之因的表现,本不新鲜;但如果金钱与欲望之中展示了改革开放之初“原始积累”过程中的善恶斗争,直至需要以生命为代价,那么,这里的时代性之中,就富含了沉重的思索,通俗上升为严肃,传奇上升为深沉,悬念上升为反思,作品就在这样的进程中提升了自身的思想内涵与文化品位,和同一作者在2005年发表的《江山无虑》相比较,《天谴》显然已经更上层楼。
  就传统性而言,则钟连城的《最后的刽子手》可称新悬念小说之翘楚。自1840年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我们称之为“近代”的历史时期,文化传统在这里被迫发生了痛苦的转型。钟连城笔下的四代“刽子手”,作为封建末世的一种特殊职业,在其沿袭数千年之后,心灵的悲哀与痛苦这才开始得到发散。小说没有大案推理,但艰难时世的人物命运构成的悬念,却一步深似一步地撞击着读者。没有人甘当刽子手!徐正威在道光年间悟得的刽子手之道,却以徒儿陈天明的早逝告一段落,而后又在第三代陈文虎那里再次得道,然而此时已是末世,第四代陈民生只好避世而成为逃荒山民。四代人的大起大落,首先构成了刽子手职业是否能够顺利传承的悬念,也是人物个体的存在意义与生活命运的悬念。如果说2006年周浩晖的《烟花三月》是人物雄心壮志的悬念,是文化雅趣的悬念,是轻松愉悦的悬念;那么,《最后的刽子手》则是人物生存挣扎的悬念,是文化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