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追忆与怀念

作者:邵益文





  2006年3月15日上午9时多,最后送别至善同志以后,不禁想起了许多往事,令人追忆,令人怀念。
  20世纪50年代初,我被分配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做编辑工作。那时,至善同志已经是《中学生》杂志的主编。由于在中学里我也看过一些《中学生》杂志,所以一听是《中学生》的人,就备感亲切。但我们分属两个部门,平时也没有工作上的联系,所以没有很多接触,只是在饭厅里排队买饭时,偶尔遇上。一次,他听我是南方口音,就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浙江上虞人。”他说:“噢,上虞我熟。”我问他:“你也是上虞人吗?”他说:“不是,我妻子是上虞人。上虞县城在丰惠,春晖中学就在那里的白马湖。我岳父在那里教过书。”我知道,春晖中学不仅在我们县里,而且在当时的浙江都是有名的中学,那里曾聚集过许多大知识分子。我一时想不起他和谁有关系,也不便打听。他也没有再说下去。后来通过旁人,我才知道,他是夏尊先生的女婿。通过这次闲谈,我们虽然不是老乡,但多少也有一点“关系”,彼此之间好像也近了一些。
  那时候过年过节,都讲究聚餐,而且互相敬酒。人家都说他能喝酒,我也跑去向他敬酒。他说:“好,要来就三杯!”我说:“三杯就三杯。”三杯黄酒落肚,我看他若无其事。他问我:“还来吗?”我说:“下次再敬您。”心想,我对你的酒量不摸底,要是跳进酒缸里出不来,那才好玩呢。后来,这种场合还有过几次,往往都是我知难而退。后来听人说,他和他父亲天天在家喝黄酒,几杯酒对他根本不在话下。说到喝酒,“文化大革命”后有一次遇见他,我对他说:“听杭州同志说,现在的绍兴酒,质量不好,有不少是假的。”他说:“你有兴趣到我家来,包你是真酒好酒。”可是,那时我已调离中青社,各忙各的,见面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1969年,我们一起到了河南潢川黄湖农场——团中央五七干校劳动。他和周振甫等一些年纪大一点的同志都去放牛了。放牛在干校算是最轻的活了。我和边春光等同志是用牛的,要犁田、耙地,那是重活。放牛和用牛的人,在工作时间上正好交错。我们上班,他们下班;我们下班,他们上班。在交接牛时,顺便把有关情况交代一下,所以每天都会见几次面。放牛这个活儿,说来轻松,其实不然。在冬天,晚上学习会以后,还要包“豆包”,就是用一小绺干稻草,包住一把黄豆,俗称“豆包”。这是因为冬天没有青草喂牛,为了给牛保膘,就每天给它吃几个“豆包”,以便入春时牛有劲干活。日常还有一件工作,就是每天半夜要起来,牵牛到室外放尿,不管天气多冷也不能耽误。中午,用牛的人息工、吃午饭、休息,放牛的就要接牛,赶它们去吃草、下湖,天气最热的时候也得跟着、看着。有时牛在水塘里玩耍,或者弄假成真,两头牛斗起来,这些放牛翁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请农场的农工师傅来“调处”。下午要上工了,有些牛不愿意上岸,往往放牛的赶到东,牛游到西,跟人捉迷藏,弄得这些放牛翁哭笑不得。据说,后来他们总结经验,才把这些“困难”克服了。这些牛都被他们养得身圆膘肥,可见这些老知识分子是尽了心力的。至善同志还有一张骑在牛背上的照片,作为插页,印在他的自选集《我是编辑》的开头。这大概也是他一生中的另一道风景线吧!
  我调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以后,为了成立中国编辑学会,1992年曾拜访过他,请他当顾问、出席中国编辑学会成立大会,并请他在会上讲话,他满口答应。
  在学会成立大会上,他作了简短但内容充实的讲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祝贺中国编辑学会成立”,“做了半个世纪的编辑工作,编过好几种期刊,编过不少本图书,经验不能说没有,可是至今还说不出一个‘子丑寅卯’来”。这里他用十分平实的语言,说出了应该开展编辑学研究,经验应该上升为理论的看法;同时也提出了任务,希望能够说出个编辑学的“子丑寅卯”来,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他祝贺编辑学会成立,实际上是表达了一个老编辑家对编辑学会的衷心支持和对编辑学的真诚期待。
  他说的第二个意思是:自己喜欢做编辑工作,原因有两个。“一是可以满足我的创造欲”,并且说“当编辑与当工程师、艺术家没有什么两样”;“二是可以满足我的求知欲”,随时可以学到许多知识。他又说,正因为这样,“我乐此不疲,从未见异思迁”。这里,他告诫我们:编辑工作是一种创造性工作,当编辑的人要有强烈的创造欲望,不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只有创造、创新,才能获得成功。那么,怎样才能达到成功的目的,怎样才能当个好编辑呢?那就是要学习,要不断地学习,要有求知的欲望,要随时随地学习“各种杂七杂八的知识”,扩大自己的知识面。这就是说,一个编辑应该有丰富的知识。他自谦地说,“尽管失败的懊恼多于成功的喜悦”,但他始终“乐此不疲”,“从未见异思迁”。这是多么高的境界!从这些简短的话中,我们不禁感受到老编辑家对编辑工作无限的爱和无比崇高的敬业精神。
  他讲话的第三个意思是:“编辑和作者一个样,服务的对象是广大读者;成功是共同的成功,失败是共同的失败。”他认为在读者利益面前,“编辑和作者只有密切合作的份儿,没有谁占便宜谁吃亏的问题”,因此,他明确说,“我不大同意当编辑是为人作嫁的说法”。这里他强调编辑与作者都是为读者服务的,是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他们之间只能协作,不能讲吃亏占便宜,不存在“为人作嫁”的问题。这就是说,当编辑的人要为读者服务,不是为自己服务,不能理解为当编辑是“为人作嫁”,好像成全了作者,埋没了自己。至善同志这种编辑思想,已经达到了无私的境地,对我们广大编辑人员是极具教育意义的。
  1999年4月,正当他80华诞之际,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著《我是编辑》。在新书出版座谈会上,刘杲同志代表学会向他表示祝贺,他赞扬至善同志对后学“不仅言教,更有身教”,最令人钦佩的是“他的编辑实践和人格力量。在他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老编辑的优良传统”。刘杲同志对《我是编辑》一书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一本有益于中国编辑队伍建设的好书”。他还说:“叶老把他的文集命名为《我是编辑》,寓有深意。这是一种宣告。它宣告了叶老作为一位老编辑,对编辑职业的强烈自信、自尊和自豪。”据说中少社原来要为他举办寿诞,但他本人表示不如出本集子,也许对编辑工作会有点用处,这就是新著出版的缘由。可见,至善同志对编辑工作的关爱,是多么的无微不至!
  4月23日,刘杲同志和我代表学会到至善同志家里敬献花篮,向他祝贺80大寿。那天,他很健谈。他说现在发现叶圣老的全集,材料有遗漏,有的时间也有出入,现在江苏教育出版社愿意修订重版。他说别的事可以不搞,这个工作是要完成的,而且也只有他才能完成,因为他最了解有关的情况。我们对他年事已高,还有如此雄心,深表钦佩。谈到《我是编辑》,我说:“叶圣老曾说,他‘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您现在说‘我是编辑’,都是热爱和重视编辑的表现,也提高了编辑的社会地位。”他说:“这本书为什么叫《我是编辑》,这里有一个故事。‘文化大革命’以后,中东某个国家的一位作者要登门拜访我父亲,为礼貌起见,我陪同父亲去宾馆会见这位客人,隔了几天,一家英文的文学刊物的编辑打电话来,说报道已写好,正要发稿,配了一张那位外国作家和我们父子的合影。问我写什么头衔,我说,我是编辑,editor就行,对方有点犹豫地问我,你写东西吗?我说当编辑哪有不写东西的,对方大悟说,那就用writer(作家),而且不容分说,马上把电话挂了。后来也有些类似的事,有人似乎看不起编辑。所以,编完这本集子,我就写了四个大字——我是编辑。”这件事,又一次说明了至善同志以当编辑为荣的敬业精神。其实我们都知道,至善同志写过许多科普作品,是有名的科普作家,但他从来没有宣扬自己是作家。
  为纪念中国编辑学会成立10周年,2002年8月我和程绍沛同志专门拜访了至善同志,邀请他参加纪念大会,对学会工作作指示。他说年纪大了,会就不参加了。但是针对实际工作,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我做编辑工作几十年,也编了一些书。每当新书出版的时候,都很高兴,又总觉得有些应想到的问题没有想到,应该做的事没有做,不能不留下遗憾。这说明当编辑的想得再细,做得再认真都是不为过的。现在用电脑,很方便,出书也快了,这是好事;但从另一方面看,出错的机会也多了,就更需要认真做好编辑工作……以此与大家共勉。”当时,他已经84岁,可他关心的仍然是编辑工作要细致再细致,要力求减少出书后的遗憾,“做得再认真都是不为过的”。他关心的依然是新技术条件下的图书质量,并以此与大家共勉。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位耄耋之年的编辑家叨念的是什么了。
  其间,听说他腿不好使,刘杲同志、程绍沛同志和我,还专程去看望过他。他那时正忙于修订叶圣老的文集。他说体力已不如前,每天只能工作两小时,现在已完成两卷,全部搞完还要花几年工夫。
  我最后一次见到至善同志是在2005年3月25日。听说他病危,刘杲同志和我一起到北京医院去探望他。那时他因肺内二氧化碳太多,已切开喉管,用上了呼吸机,人也在昏迷之中。他的孩子叫了他几声,没有反应,只有长长的美髯在隐隐地飘动。我们离开了病房,内心十分沉重,都在默默地祝愿他能闯过这一关。此后,间或听到他的病情,说没有恶化也没有好转。时间过去快一年了,心想他也许真的熬过这一关了。哪知2006年3月5日就传来了他已于3月4日谢世的噩耗,心里仍然感到突然。
  至善同志虽然走了,但是他那丰富的编辑思想和实践将永留人间,将哺育我们一代一代的后人,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贡献。面对至善同志的灵堂,我不禁想起了他曾经说过的几句话。为了表达对他的怀念,特表述于后:
  
  怀 念
  “我是编辑”当自重,
  出书无憾引为荣。
  “为人作嫁”不苟同,
  “子丑寅卯”思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