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销魂处是杭州





  茗 禅
  杭州是诗人刻骨铭心的地方。
  诗人就是郁达夫。
  刘海粟说,“达夫无意作诗人。但讲到他的文学成就,我认为诗词第一,散文第二,小说第三,评论文章第四。”
  刘海粟的眼光比一般人尖得多。郁达夫的旧体诗词,在新文学作家中,可说无出其右者,即便与郁达夫同比为“孤竹君二子”的一代大家郭沫若,才高气壮,以《女神》首开新诗一派,但论到旧体诗词的功力,还是稍逊郁达夫一筹。这话是刘海粟当着郭沫若的面说的。
  郭沫若自是心气极高的人,但刘海粟评论的是逝世多年的至交挚友,也只能“点头而笑,心悦诚服了”。
  1933年4月25日,郁达夫从上海迁居杭州。
  这天是星期二,是迷蒙的阴雨天气,诗人一家五点钟便早早地起了床,打包整装,赶赴上海的老火车北站。
  诗人在日记里说,“携女人儿子及一仆妇登车,在不断的雨丝中,向西进发。野景正妍,除白桃花,菜花,棋盘花外,田野里只一片嫩绿,浅浅尚带鹅黄,此番因自上海移居杭州,故行李较多,视孟东野稍为富有,沿途上落,被无产同胞的搬运夫,敲刮去了不少。”
  中午一点钟到达杭州城站,雨下得很大,诗人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一大堆的行李和和妇雏仆人安顿到了浙江图书馆旁边的“东倒西斜三间旧屋”的新居里。
  关于这次搬家,诗人在《移家琐记》中这样说,上海“洋场米贵,狭巷人多,以我这一个穷汉,夹杂在三百六十万上海市民的中间,非但汽车,洋房,跳舞,美酒等文明的洪福享受不到,就连吸一口新鲜空气,也得走十几里路。移家的心愿,早就有了”。
  诗人为此作了一首《迁杭有感》:
  冷雨埋春四月初,归来饱食故乡鱼。范睢书术成奇辱,王霸妻儿爱索居。伤乱久嫌文字狱,偷安新学武陵渔。商量柴米分排定,缓向湖塍试鹿车。
  很多的新文学史学者据“范睢书术成奇辱”和“伤乱久嫌文字狱”两句认为诗人是担心受到当政者的迫害,因而迁居杭州。这话看似有根有据,但分析过于简单化了。躲避政治迫害,最好的上策自然是出国,象诗人挚友郭沫若避难东瀛,其次是避居上海的租界,况且诗人亦深知“朝市而今虽不是秦,但杭州一隅,也绝不是世外的桃源”,诗人亦感慨虽到了杭州,还是“烽火满天殍满地,儒生何处可逃秦”。
  诗人的杭州情结是前生注定无可化解的。
  1911年的春天,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岁月,十六岁的诗人第一次离开故乡富阳,在一位老秀才亲戚的陪同下,到末代清皇朝的杭州府考中学。在等待考后发榜的闲暇日子里,呆在杭州这样的风雅之地,少年诗人与生俱来的名士脾气大发作。
  诗人在自传中说,“杭州自古是佳丽的名区,而西湖又是可以比得西子的消魂之窟,……我从乡下初到杭州,而又同大观园里的香菱似的刚在私私地学做诗词,一见了这一区假山盆景似的湖山,自然快活极了,日日和那位老秀才及第二位哥哥喝喝茶,爬爬山……”。
  十六岁的诗人自然想不到自己日后会娶一位杭州美人王映霞为妻,会在杭州过一段诗酒风流的名士生活,但可以推测,诗人的命运,在那时侯就已经显示出未来绚烂而痛苦的轨迹了。
  清朝末世的杭州,少年诗人记忆最清晰的是茶馆。“涌金门外临湖的颐园三雅园的几家茶馆,生意兴隆,坐客常常挤满。而三雅园的陈设,实在也精雅绝伦,四时有鲜花的摆设,墙上门上,各有咏西湖的诗词屏幅联语等贴的贴挂的挂在那里,而且还有小吃,象煮空的豆腐干,白莲藕粉等,又是价廉物美的消闲食品。”
  等到杭州府中学榜发之后,考中的诗人要交学膳费时,日日在三雅园四景园喝喝茶,在城隍山爬爬山吃吃酥油饼的少年诗人检点囊箧,带来读书的资金却有点不够了。诗人只得到费用比较省的嘉兴府去上中学。
  诗人有《自述诗》纪此事:
  欲把杭州作汴京,湖山清处遍题名。谁知西子楼台窄,三宿匆匆出凤城。
  到了秋天之后,诗人转学到了杭府中学的一年级。“里外湖的荷叶荷花,已经到了凋落的初期,堤边的杨柳,影子也淡起来了。几只残蝉,刚在告人以秋至的七月里的一个下午,我又带了行李,到了杭州。”
  杭州是省会,杭州府中学又是最好的学堂,年少才高的诗人在锦衣肉食官宦人家子弟的包围下,显得格格不入。敏感孤独的诗人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买书和读书。“那时侯的杭州的旧书铺,都聚集在丰乐桥,梅花碑的两条直角形的街上。每当星期假日的早晨,我仰卧在床上,计算计算在这一礼拜里可以省下来的金钱,和能够买到的最经济最有用的册籍,就先可以得着一种快乐的预感。有时候在书店门前徘徊往复,稽延得久了,赶不上回宿舍来吃午饭,手里夹了书籍上大街羊汤饭店间壁的小面馆去吃一碗清面,心里可以同时感到十分的懊恨与无限的快慰。恨的是一碗清面的几个铜子的浪费,快慰的是一边吃面一边翻阅书本时的那一刹那的恍惚”。
  少年诗人在杭州精研了《吴(梅村)诗集览》、《沧浪诗话》和《白香词谱》等书,遍读了《西湖佳话》、《花月痕》等西湖才子佳人故事。我想,青春期骚动着自卑压抑情绪的诗人在即将成为大名士的前夕,一定渴望有一位绝代佳人在冥冥中等着他,而那时侯的王映霞才是个四岁的小女童。
  离开杭府中学后,诗人转学到之江大学预科和蕙兰中学,又回到故乡富阳过了一段孤身索居的自学生活,接下来漂泊岛国求学日本,回国后在上海、安庆、北京、武汉、广州等地辗转任教,但不管是在异国还是他乡,诗人心中魂牵梦萦的地方就是杭州,那座山水如画美女如云浪漫雅致的城市。
  我每次读到郁达夫关于杭州生活的文章时,总是这样想,杭州这样的精致湖山,怡人风情,孕育了太多才子佳人的往事,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浪漫岁月,如果没有绝世才子郁达夫和杭州美人王映霞的旖旎故事,杭州还能算是杭州吗?
  1927年8月15日,对三十二岁的郁达夫是一个黑暗的日子。在民主革命中心广州深感失望的诗人回到上海后,正直单纯的诗人对创造社同人在革命风暴中的软弱和犹豫非常不满,在上海《申报》和《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郁达夫启事》,宣布脱离创造社。
  在痛苦迷茫的徘徊中,诗人最大的慰籍就是青春亮丽的王映霞。
  诗人自己说,“1926年年底,迁回上海,闲居了半年,看了些愈来愈险的军阀的阴谋,尝了些叛我而去的朋友亲信的苦味,本来是应该一沉到底,不去做和尚,也该沉大江的了。可是这前后却得到了一种外来的助力,把我的灵魂,把我的肉体,全部都救度了。”
  这“助力”就是十九岁的少女王映霞。
  1927年1月14日是个晴暖的冬日。上午,在上海尚贤里留日友人孙百刚的寓所,诗人第一次见到王映霞。多情善感的诗人惊艳了,立即陷入狂热的爱情中。
  诗人在当日的日记里写道:
  “从光华出来,就上法界尚贤里一位同乡孙君那里去。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的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
  中午我请客,请她们痛饮了一场,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
  ……
  晚上在出版部吃晚饭,酒还没有醒。月亮好极了,回来之后,又和华林上野路上去走了一回。南风大,天气却温和,月明风暖,我真想煞了霞君。”
  诗人这样子浪漫的恋爱经验想必不会少,但这一次的结果似乎与以往的不同,也许这就是诗人与杭州的前生宿缘所注定的吧。按一般的人所想,中年的有妇之夫的诗人与鲜花一般释放出迷人魅力的十九岁少女,无论如何是不能说般配的,不要说别人的闲话,王映霞的家里人会同意这样一桩婚姻吗?
  1927年4月14日,绵绵的春雨天气。诗人在上海实在忍受不住对王映霞的相思之苦。沪杭铁路因战乱停开,诗人只得与“蒸笼里的馒头”般的逃难者一起挤在京杭运河的航船里,到杭州去看令诗人不可一日不见的人儿。
  船到杭州拱宸桥,已是傍晚五点半后了。
  坐在到金刚寺巷王家去的洋车上,诗人是惴惴不安,紧张不已。“心中只在恐怖,怕她的母亲,她的祖父要对我辱骂。”
  结果却大大出乎诗人的预料。“一到她家,一位和蔼的中年妇人教我进去坐候,她就是映霞的母亲,谈了几句话后,使我感到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快愉,因为我已经可以知道她不是我们的恋爱的阻难者。”
  第二天,诗人又到金刚寺巷王家。“等了一忽,她的外祖父,就是她的现在承继过去的祖父王二南先生,也来了。他是一个旧日的名士,年纪很大——七十五——然而童颜鹤发,蔼然可亲,和我谈了半日,就邀我去西湖午膳。”
  第三天,诗人和王映霞结伴到九溪十八涧游玩,两人被浓烈甘甜的爱情佳酿所迷醉。“这一天天气又好,人又只有我们两个,走的地方,又是西湖最清净的一块,我们两人真把世事都忘尽了,两人坐在理安寺前的涧桥上,上头看着晴天的碧落,下面听着滴沥的泉声,拥抱着,狂吻着,觉得世界上最快乐,最尊贵的经验,就在这一刻中间得到了,我对她说:
  ‘我好象在这里做专制皇帝。我好象在这里做天上的玉皇。我觉得世界上比我更快乐,更如意的生物是没有了,你觉得怎么样?’
  她也说:‘我就是皇后,我就是玉皇前殿的掌书仙,我只觉得身体意识,都融化在快乐的中间;我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诗人和王映霞认识不久,就检查出自己患了致命的慢性传染疾病,那就是肺结核。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肺结核是浪漫文人们经常感慨咏叹的一种疾病。文人们往往瘦弱单薄,生活没有节制,非常容易罹患肺结核病。得了这种病之后,脸上常带着病态的潮红,精神纤弱萎靡,对事物异常地敏感。还有一种在文人中广泛流传的说法,就是肺结核病者的性欲有着病态的旺盛,对恋爱和女人格外地追求。这可能也是诗人在遇见王映霞之后,难以自制,疯狂地求爱的一个原因吧。
  在与王映霞恋爱成功之后,诗人因治疗的需要,在杭州休养了一段时间。抛开了上海创造社出版部俗务的纠缠,诗人每日只与王映霞缠绵相伴,或者去逛逛旧书店,会会老朋友,喝喝茶聊聊天,日子过得逍遥快活。
  随后的几年里,诗人虽说居住在上海,却经常到杭州小憩几日,遍游湖山清处,题诗作对,时得佳句。
  1932年秋天,诗人又到杭州养病,住在湖滨的沧州旅馆。诗人在《沧州日记》中这样记载:
  “上翁家山,在老龙井旁喝茶三碗,买龙井茶叶,桑芽等两元,只一小包而已。又上南高峰走了一圈,下来出四眼井,坐黄包车回旅馆,人疲乏极了,但余兴尚未衰也。”
  “在南高峰的深山里一个人徘徊于樵径石垒间时,忽而一阵香气吹来,有点使人兴奋,似乎要触发性欲的样子,桂花香气,亦何尝不暗而艳,顺口得诗一句,叫作‘九月秋迟桂始花’,秋迟或作山深,但没有上一句。‘五更衾薄寒难耐’,或可对对,这是今晨的实事,今晚上当去延益里取一条被来。”
  “《迟桂花》的内容,写出来怕将与《幸福的摆》有点气味相通,我也想在这篇小说里写出一个病肺者的性格来。”这便是诗人的短篇小说名作《迟桂花》的本事。
  过了几日,诗人又搬到段家桥西湖医院的楼上住并作《水明楼日记》。10月25日,诗人“晨起,搭杭余路汽车至留下,由石人坞上岭,越过两三峰,更遵九曲岭而下,出西木坞,历访风木庵、伴凤居等别业,沿途灵官庙很多,有第一二三等殿名,因忆杭州有嘲王姓者诗,所以做了一绝寄霞,和她开个玩笑:
  一带溪山曲又湾,秦亭回望更清闲。
  沿途都是灵官殿,合共君来隐此间。”
  此时,诗人已经在杭州的山山水水里完全沉醉了,明白地显露了要携爱侣隐居此间的意思。
  诗人移家杭州之后,采取了一种归隐田园的态度,渐渐地从时代的大风圈中淡出。诗人把杭州称做“婿乡”,意思自己是杭州女人的夫婿。诗人有一篇《婿乡年节》,讲的就是在杭州居家过年的杂事。什么做做粽子枣饼,请请客人,搓搓麻将牌,爬爬城隍山,做做酬答的诗词,像足了闲适隐居的名士。
  我个人以为,最能体现诗人名士风度的,除了旧诗,就是游记了。诗人是非常喜欢游山玩水的。在定居杭州之前,诗人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学生小子,为生计而四处奔波,直到在中国文坛中独树一帜,成为新文学的著名作家,忙于各种社会活动,很难有闲适优游的心情与余暇。住到杭州以后,诗人压抑了多年的游兴一朝爆发,当年的秋天,便应杭江铁路局之邀,到浙东一带尽兴地旅游了一次,写了《杭江小历纪程》和《浙东景物纪略》两篇游记。
  接下来的两年,诗人把浙东浙西的山山水水,差不多都游了个遍,并汇成游记总集《屐痕处处》。诗人在《两浙漫游后记》中说,“浙东西的山水,约略看了下来,回到了家里,仔细加以分析与回思,觉得龚定庵的‘踏破中原窥两戒,无双毕竟是家山’的两句诗,仿佛是为我而做的。因为我的‘家山’,是在富春江上,和杭州的盆景似的湖山,相差还远得很。”
  诗人是传统的乡土主义者,杭州的湖山虽然精美,令人留恋忘返,但自觉或不自觉,诗人总是觉得自己真正的家山,富春江山水,才是天下独绝的。这也是诗人的一个可爱之处。
  杭州作为诗人避世隐居的地方,诗人自然会优游闲适地把西湖山水细细地赏玩个遍,以了宣统末年“三宿匆匆出凤城”的遗憾。
  诗人移家杭州前一年的秋天,便同了昔日的老友一起到九溪的山谷去散步,在山野茶庄里偶遇一乡间老翁,喝了龙井芽茶,又品了西湖藕粉之后,“我昂起了头,正在赏玩着这一幅以青天为背景的夕照的秋山,忽听见耳旁的老翁一富有抑扬的杭州土音计算着帐说:‘一茶,四碟,二粉,五千文!’”
  诗人逸兴大发,即兴对了一联:
  三竺六桥,九溪十八涧。
  一茶四碟,二粉五千文。
  随手拈来即成文章,显示了一代才子的风度,令友人与村翁赞叹不已。
  1935年的秋天,诗人两次和友人游览了晴雨中的西溪。
  微雨中的西溪,“这中间不见水,不见山,当然也不见人,只是渺渺茫茫,青青绿绿,远无岸,近亦无田园村落的一个大斜坡,过秦亭山后,一直到留下为止的那一条沿山大道上的景色,好处就在这里,尤其是当微雨朦胧,江南草长的春或秋的半中间。”
  又一日,风和日暖,报载西溪芦花怒放,午后日斜,诗人与友人相约又去西溪,在秋雪庵的弹指楼上,消磨了小半天。“一片斜阳,反照在芦花浅渚的高头,花也并未怒放,树叶也不曾凋落,原不见秋,更不见雪,只是一味的晴明浩荡,飘飘然,浑浑然,洞贯了我们的肠腑,老僧无相,烧了面,泡了茶,更送来了酒,末后还拿出了纸和墨,我们看看日影下的北高峰,看看庵旁边的芦花荡,就问无相,花要几时才能全白?老僧操着缓慢的楚国口音,微笑着说:‘总要到阴历十月的中间;若有月亮,更为出色。’”
  诗人在秋雪庵即兴泼墨留下一幅手书的联语:
  春梦有时来枕畔,夕阳依旧照帘钩。
  诗人很清瘦,墨迹却雍容大方,只是现在这秋雪庵弹指楼旧踪只怕难觅,无相和尚和诗人手迹早已劫数在天,徒留雪泥鸿爪之慨了。
  诗人和友人在弹指楼“喝得酒醉醺醺,走下楼来,小河里起了晚烟,船中间满载了黑暗,龙妇又逸兴遄飞,不知上那里去摸出了一枝洞箫来吹着。‘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倒真有点象是七月既望,和东坡在赤壁的夜游。”
  苏东坡是古代的大名士大诗人,诗人是现代的大名士,两人都和杭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倒是个有趣的巧合了。
  诗人在杭州优游闲适日子的最大不足就是“赁屋而居”,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在这个湖山精美的城市,尤其是在习惯了“在家吃点精致的菜,喝点芳醇的酒,睡睡午觉,看看闲书”这样的生活之后。
  诗人是“自以为青山到处可埋骨的漂泊惯的流人,一到了中年,也颇以没有一个归宿为可虑;近来常常有求田问舍之心,在看书倦了之后,或夜半醒来,第二次再睡不着的枕上。尤其是春雨萧条的暮春,或风吹枯木的秋晚,看看天空,每会作赏雨茅屋及江南黄叶村舍的梦想”。
  1935年的秋天,诗人在移家杭州两年半之后,开始动工起造自己的房子。
  11月19日,诗人日记载:“场官弄,大约要变成我的永住之地了,因为一所避风雨的茅庐,刚在盖屋栋;不出两月,是要搬进去定住的。住屋三间,书室两间,地虽则小,房屋虽则简陋到了万分,但一经自己所占有,就也觉得分外的可爱;实在东挪西借,在这一年之中,为买地买砖,买石买木,而费去的心血,真正可观。”
  1936年初,风雨茅庐造好了。虽则诗人籍以望远的“夕阳楼”没能盖起,但马君武题的“风雨茅庐”横额已经挂到了正屋的客厅里,在来访的友人孙百刚看来,这风雨茅庐还是相当的气派:
  门口两扇气象豪华的铁门敞开着,水泥铺道通往南向三间正屋。当中是客厅,两边是两间卧室。开间宽阔,每间有后轩,陈设的家具大部分是新的。壁上挂着字画镜屏。东面月洞门内有个小院子,点缀着假山石,摆着几盆荷花缸,一间朝南的大花厅,就是郁达夫的书房,三面沿壁都排列着落地的高大书架,密密层层摆放着六七千册的中外图籍。
  诗人煞费心血建造的风雨茅庐由于国难家愁,终于未能成为诗人的“永住之地”。这或许是应了天妒英才的老话。
  当初,也许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诗人挚友鲁迅极力反对诗人移家杭州。
  1933年冬天的12月30日下午,鲁迅在上海的寓所,用沉郁的笔墨写下一首《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书赠诗人之妻王映霞:
  钱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鲁迅为文尖锐辛刻,但与诗人的关系却非常好。鲁迅是真心地劝阻诗人,国运不济,倭难将临,在惯于苟安的温柔杭乡,妩媚的山水,销金的窟宅,以诗人简单纯和的天性,耽于浮靡的生活日久,怕是要生出不可收拾的是非来。
  建造风雨茅庐使天性潇洒不善营蓄的诗人欠了不少债务。为了挣钱养家,1936年2月还是旧历正月的初头,风雨茅庐刚刚落成还未正式入住,在王映霞的催促下,诗人极不情愿地离开杭州,跑到海道漫漫的福州谋职。然而这就是诗人的毁家之始。
  破坏诗人家庭的人叫许绍棣,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的教育厅长。
  著名的《毁家诗纪》是诗人的沉痛之语。
  离家三日是元宵,灯火高楼夜寂寥。转眼榕城春欲暮,杜鹃声里过花朝。
  诗人在附记中说,“风雨南天,我一个人羁留闽地,而私心恻恻,常在想念杭州。在杭州,当然友人也很多,而平时来往,亦不避男女,友人教育厅长许绍棣君,就系平时交往中的良友之一。”
  中元后夜醉江城,行过严关未解酲。寂寞渡头人独立,满天明月看潮生。
  1937年秋,诗人因友人郭沫若自日本归国,特意赶到上海迎接郭沫若。“八一三战事,继七七而起,我因阻于海道,便自陆路入闽,于中元后一夜到严州。一路晓风残月,行旅之苦,为从所未历。到闽后,欲令映霞避居富阳,于富春江南岸亲戚家赁得一屋。然住不满两月,映霞即告以生活太苦,便随许君绍棣上金华丽水去同居了。其间曲折,我实不知。只时闻自浙江来人言,谓许厅长新借得一夫人,倒很快乐,我亦只以一笑付之。盖我亦深知许厅长为我的好友,又为浙省教育界领袖,料他趁人之危,占人之妻等事,决不会做。况且,日寇在各地奸淫掳掠,日日见诸报上,断定在我们自己的抗敌阵营里,当然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人之情感,终非理智所能制服,利令智昏,欲自然亦能掩智。所以,我于接到映霞和许君同居信后,虽屡次电促伊来闽,伊终不应。”
  寒风阵阵雨潇潇,千里行人去路遥。不是有家归未得,鸣鸠已占凤凰巢。
  “这是我在福州天王君殿里求得的一张签诗。正当年终接政治部电促,将动身返浙去武汉之前夜。诗句奇突,我一路上的心境,当然可以不言而喻。1938年1月初,果然大雨连朝;我自福州而延平,而龙泉丽水。到了寓居的头一夜,映霞就拒绝我同房,因许君这几日不去办公,仍在丽水留宿的缘故。第二天,许君去金华开会,我亦去方岩,会见了许多友人。入晚回来,映霞仍拒绝和我同宿,谓月事方来,分宿为佳,我亦含糊应之。但到了第三天,许君自金华回来,将于下午六时去碧湖,映霞突附车同去,与许君在碧湖过了一晚,次日午后,始返丽水。我这才想到了人言之啧啧,想到了我自己的糊涂,于是就请她自决,或随我去武汉,或跟许君永久同居下去。”
  1938年的年初,对于诗人是痛彻心肺的日子。1937年底,富阳沦陷于日寇之手。诗人七十多岁的老母,坚决不离开自己的家园,躲在住屋与鹳山的夹弄中,冻饿致死。闻知噩耗,诗人星夜驰归赶往丽水,本意是为了收拾老母残骸,然而因战事所阻,终于未能做到。
  1937年秋天,诗人从上海会晤郭沫若之后,从陆路返闽途中曾顺路经过杭州,但这一次竟是诗人与杭州的永诀之行。诗人的风雨茅庐建成才一年多,竟还没有好好地居住过。而诗人的爱侣王映霞,竟成了别人的情人。
  1938年冬,诗人泛舟入海,远赴南洋蛮荒之地,永远离开了令他魂牵梦萦的祖国,和刻骨铭心的伤心之地——杭州。自此到七年后诗人在印度尼西亚被日寇杀害,诗人的任何文章中都未提到过杭州,我想,这无语之中,蕴籍了一代才子的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