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在广东大学





  袁征
  一、一个谜
  1926年3月22日下午,一艘从上海开出的轮船慢慢驶进珠江。郁达夫和郭沫若、王独清站在甲板上。他们已经在船上闷了好几天,都急切地盼望着尽快到达广州。当时广东是声震南北的国民革命策源地,三位作家应聘到广东大学工作,准备加入大革命的行列。离广州越来越近了,周围的景色似乎也变得很不相同。郁达夫在一篇散文里细致地记录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南方的风物,煞是离奇,煞是可爱!
  若在北方,这时候只是一片黄沙脊土,空林中总认不出一片青枝绿叶来,而这南乡的二月,水边山上,苍翠欲滴的树叶,不消再说,江岸附近的水田里,仿佛是已经在忙分秧稻的样子。……树荫下有依水傍山的瓦屋,园场里排列着荔枝龙眼的长行,中间有粗枝大干,红似相思的木棉花树,这是梦境还是实际?我在船头竟看得发呆了。
  “美啊!这不是和日本长崎口外的风景一样么?”同舱的K(郭沫若)叫着说。
  “美啊!这简直是江南五月的情和景!”同舱的W(王独清)也受了感动。
  ……第二天早晨,天一亮,……我们就雇了小艇,冒雨冲上岸来了。(1)
  在郁达夫的眼里,广东比北方可爱得多。最后一句“冒雨冲上岸”的“冲”字,更反映了他对红旗招展的广州热烈的向往。
  这一年11月30日,郁达夫十分坚决地向学校辞职。在离开广州之前,他在日记里愤愤地写道:“行矣广州,不再来了。这一种龌龊腐败的地方,不再来了。我若有成功的一日,我当肃清广州。肃清中国。”(2)
  为什么几个月之内郁达夫的思想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郁达夫在这段时间不愿写作,留下的记录非常少,所以现在各种郁达夫的传记对他这段经历都只是简单地一笔带过。但是,1926年是郁达夫一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他参与建立的创造社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因此,我想在各种能找到的材料里,尽量挖掘郁达夫在广州的经历。
  这是一个发生在当时中国政治风暴中心的真实故事,留下了好些值得深思问题。
  二、广东大学为什么聘请郁达夫?
  从1917年起,孙中山以地处中国南端的广东为根据地,不断努力,希望推翻在北京的民国政府,把全国统一到他的领导之下。但他一次又一次遭到失败。孙中山向日本求援,向英国求援,向美国求援,但这些国家都不理不睬。于是他看上了苏俄。苏俄出于各种考虑,随即表示支持。(3)随后苏俄领导的第三国际命令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苏俄顾问一批一批到达广州,按照苏俄党领导一切的模式改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和在广州的政权。
  于是,教育界就热闹了。1924年7月底,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命令:广州市教育局的全体职员必须在一个月内加入国民党;暑假之后,所有市立学校的教师和职员都必须全部加入国民党。8月,广州特别市党部又决定编写党义教科书,在学校开设专门课程,向学生灌输国民党的党义。(4)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通告宣布:“凡属党员,只有服从党的行动,……牺牲党员个人之自由,即所以保障党之自由,……一经入党,则个人行动,一切皆范畴于党的行动。”(5)学校的所有教职员都得入党,入党之后完全没有个人自由,只能服从命令。很明显,国民党实行“党化教育”是要把学校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广东大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孙中山下令,合并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法科大学和广东农业专门学校组成的综合性大学,是国民党培养政治和文化人才的最高学府。
  共产党加入之后,国民党内部明显分为左右两派。孙中山在世时,他是无可争议的领袖,苏联顾问鲍罗廷是他的主要参谋,硬是把局面控制住。孙中山去世,两派就斗起来。左派很快就占了上风,脑瓜机灵、讲话激进的汪精卫和鲍罗廷一起掌握了“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于是教育界的群众运动更加壮观。学生今天集会,明天示威。广州的市立学校在1925年停课闹革命五十多天,没有一所能够完成教学计划。(6)
  广东大学校长邹鲁是个老资格的国民党员,同时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和中央青年部长。他熟读儒家经典,能写一手漂亮的楷书、行书和隶书,还时常画几幅竹子、兰花,性格厚重倔强。邹鲁一向讨厌左派的激进言行,不断利用自己的权力进行抵制,所以在广州轰轰烈烈的气氛之中,广东大学显得安静和平稳。孙中山死后,邹鲁一再跟汪精卫、鲍罗廷争吵。
  由于左派势力的增长,国民党右派头目一个接一个被排挤出广州。1925年9月,汪精卫等以向北方人民宣传广州沙基惨案为名,任命邹鲁为宣传代表,率领“广东各界外交代表团”去北京,拔掉了国民党左派的又一颗眼中钉。(7)
  邹鲁一走,左派就着手控制广东大学。为了纪念孙中山,广东大学准备改称中山大学,已经得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批准。10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列了“该校所用教员,多不明党义”等罪名,不准广东大学按时改称中山大学,并宣布由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甘乃光等组成调查委员会,对广东大学进行调查。于是对广东大学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而来。国民党的报纸指责广东大学还没有党化,是“不革命”的学校,校长邹鲁是“不革命的领袖”。(8)
  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具有学术自由的意识。广东大学的学生反驳说:大学必须允许多种观点并存,“大学的意义是兼收并蓄”;广东大学是“国立”,而不是“党立”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广州民国日报》的总编辑陈孚木亲自执笔撰写社论,给予迎头痛击:你们“忘记了你们之‘国立’……是党政府之‘国立’。我们是以党治国的,政府是由党产生的。……二者似是二义,而实是一义。”对广东大学采取行动是政治委员会决定的。“党政府之政治最高机关政治委员会决议之案,你们能够反抗么?”(9)
  调查广东大学委员会主席甘乃光气势汹汹,发给广东大学的公文和接收学校文件的收条都把“调查”改为“查办”。广东大学的教授咽不下这口气,召开教授联席会议,决定要求政府撤换甘乃光等人,否则全体教授一起辞职。汪精卫不把教授放在眼里,在教授联席会议的报告随手批上“不理”二字。于是广东大学的教授宣布集体辞职。国民党当局看到教授动真格,当天就派人去疏通。广东大学教职员召开联席会议,提出几项条件,包括政府不得干涉学校内部行政,“实行教授治校”;“教育方针,不采取党化主义”,等等。就在政府和教职员谈判的过程中,学校收到一个极力支持甘乃光,严厉训斥广东大学教授的政府批示。教授们觉得大受侮辱,谈判破裂。政府在第二天下令撤消邹鲁的校长职务,任命跟汪精卫一伙的政客陈公博为代理校长。教授们觉得学校落到汪精卫等人手里,学术自由没指望,就一起辞职不干了。(10)
  对于国民党官员来说,这是一场左派和右派的斗争。而对于广东大学的教授来说,这是一个党化和反党化的事件。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对“党化教育”的第一次集体反抗。教授们拂袖而去,学校不得不在12月初停课。陈公博上任当代理校长,不敢像甘乃光那么蛮横,千方百计挽留辞职的教授。结果少数人同意留任,多数人不肯回头。学校只好在1月份提前放假。广东大学的学术力量本来就不算强,这次又失去了著名学者冯友兰、费鸿年、周佛海,和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陈钟凡、法科学长程天固等等,元气大伤。(11)
  在这样的情况下,广东大学不得不赶快招兵买马。郭沫若是个笔头快、脑子也快的才子,在20年代初就以感情激烈的诗集《女神》等获得很高的声誉。1924年,他以每天五千多字的高速翻译了日本河上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专著《政治组织与社会革命》,然后兴冲冲地宣布:“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了!”在广东大学教授集体辞职以后,1926年1月,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瞿秋白到上海找过郭沫若,两人谈得挺合拍。随后瞿秋白推荐郭到广东大学任教。2月,郭沫若收到广东大学的信,请他担任文科学长,顶陈钟凡辞职留下的缺。郭沫若马上去找郁达夫,动员他一起南下广州。(12)
  郁达夫和郭沫若一起建立文学团体创造社,在20年代初以《沉沦》等小说震动中国文坛。尽管他自称是“一个颓废者,一个专唱靡靡之音的秋虫”,其实他属于当时对马克思主义了解最多,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的少数中国人之一。(13)那时一些将马克思主义调子唱得很高的人,往往都没有能力,或者没有耐心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只是在二三手材料中看过少量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俗词句。跟这些人不同,郁达夫在日本最有名的东京帝国大学正儿八经地学习经济学,获得学士学位。这时马克思主义在日本非常流行。除了日文,郁达夫还通晓德文、英文和法文等多种外语,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回国后,家里也有一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书。在他发表的文章里,郁达夫熟练地引用他们的著作,包括一些当时还没有翻译为中文的专著和论文。他的理想,是通过革命建立“共产政府”。他公开宣布:“中国的将来,是无产阶级的,中国的文学,也是无产阶级的,因为有产阶级的足迹,将要在中国灭绝了!”郁达夫是一个真诚的左派。有一所温泉浴室收费比较高,他就在日记里诅咒:“温泉浴室真系资本家压榨穷人血肉的地方,共产政府成立的时候,就应该没收为国有。”(14)
  1925年,郁达夫在武昌师范大学当教授,发现那里旧势力很强,干了半年左右就赌气离开,回到老家富阳,不时到上海走走。郭沫若接到广东大学来信的时候,郁达夫正好呆在上海。广东是全国闻名的革命中心。郁达夫觉得去广东工作是跟中国旧势力斗争的好机会,立即就同意了。(15)
  郭沫若回到家,正准备给广东大学回信,王独清找上门来。王独清原来在巴黎留学,通过创造社骨干郑伯奇的介绍,跟郭沫若通过信,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诗歌,这时因为在法国没法维持生活,回到上海。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郭沫若的印象是:“到底不愧是从巴黎回来的人,看装束就有点像雨果的儿子。”但这位小雨果的西装、呢帽都很旧了,急着找份工作糊口。郭沫若听说他认识汪精卫的秘书,觉得他在广东可以帮一把,就问他愿不愿意一起去广东。那位口吃的诗人兴奋地说:“好好好好好,去去去去去!”郭沫若当场就写信给广东大学,同意担任文科学长,并要求同时聘请郁达夫和王独清。(16)
  广东大学很快就回了信,照单全收。对于像郁达夫这样有成就的左派作家,广东大学当然很欢迎,许诺给他很高的工资。(17)不久,郭沫若他们三个就登上了开往广州的轮船。现在看来,起码郁达夫和王独清南下广东的动机是相当不同的,后来他们对广东大学的态度也很不相同。
  三、恶风吹破肥皂泡
  3月20日凌晨,郁达夫、郭沫若和王独清正在从上海开出的船上鼾睡,广州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中山舰事件”。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跟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面和心不和,蒋介石还特讨厌反对他发动北伐战争的苏联顾问。他怀疑汪精卫和苏联人准备把他绑架到苏联。于是,他借口中山舰非法行动,突然在广州实行戒严,派兵控制了整个城市,包围了苏联顾问的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汪精卫平生除了唱高调之外,没有别的本事,面对这样的局面,只能在家里尖声叫骂,接着就躲起来,后来干脆逃到国外。蒋介石大获全胜,不但逼走了汪精卫,还撵走了反对北伐的苏联顾问。(18)
  中山舰事件发生时,鲍罗廷在外地。回到广州后,他很快就跟蒋介石达成了协议。对鲍罗廷来说,同汪精卫合作当然顺手,但这时已经不可能;退一步考虑,汪精卫只会唱高调,跟他一起干显然不能使局面有突破性的发展;跟军事强人蒋介石联手,说不定还能转变一下运气。对蒋介石来说,他的势力在广州可以逞逞威风,在全国还嫌嫩一点。他需要苏联的军火和金钱,需要有理论又有实战经验的苏联顾问为他出谋划策和训练军官。于是蒋介石和鲍罗廷成了广州政权的最高决策者。蒋介石骨子里是个保守派,不喜欢前一段汪精卫一伙的激进行为,但又不能明目张胆地打击左派。他在公开场合也唱唱高调,暗地里却设法压制群众运动,希望让广州安定下来,好让他进行北伐,把全国都纳入他的统治之下。中山舰事件之后,广州的局势变了,但这种变化是隐秘的。表面上,广州仍然是红旗招展。
  3月23日一早,郁达夫他们到达了向往已久的革命策源地。在码头上等待的创造社作家成仿吾老远就大声喊:“我守候你们三天了。”成仿吾的大哥劭吾在国民党军队里任职。由于他的鼓动,成仿吾在1924年就到广州工作过,加入了国民党。这时他担任广东大学教授兼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成仿吾把郭沫若、郁达夫和王独清安顿在一家旅馆,随后就带他们去见林祖涵。林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常委,郭沫若他们三个的路费是他弟弟林祖烈带去上海的。林祖烈叫他们一到广州就去见他哥哥。林祖涵外出未回,郭沫若他们在林家遇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毛泽东。大家交谈起来。关于谈话的内容,郭沫若回忆说:“所谈的不外是广东的现状”。“不外”二字说明毛泽东没有提供什么特别的消息。当时中山舰事件刚刚发生,谁都不知道局面会变成怎样。郭沫若和郁达夫等新来乍到,又是党外作家,毛泽东只是给他们讲了些一般的情况。不久林祖涵回来了,在家里请他们吃了到广州后的第一顿午饭。(19)
  从外表上看,广州的革命形势很令人鼓舞。郁达夫担任广东大学英文系主任、教授,心情很好。他在日记里写道:“初到广州,很有希望,很有兴致”。(20)在他们几个人当中,郭沫若的社会经验最少,在此之前主要在学校读书和在家里写作,几乎完全没有参加过其它工作。当了最高革命学府的文科学长,郭沫若热情地投入各种政治活动,不停地参加集会,不停地演说,嗓子都喊哑了,“声如破罐。”(21)王独清也活跃得很。
  4月,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成立,设在离广东大学不远的财厅前。它是一个小书店,也是在广州的创造社成员聚会的地方。《郭沫若全集》里有一张四位创造社作家当时在广州的合影:郭沫若、成仿吾和王独清都是西装革履,意气风发。郭沫若站在中间,一只手叉着腰,一只脚踏在凳子上,壮志凌云。只有郁达夫还是老样子,一件灰布长衫,一双黑布便鞋,静静地坐在凳子上,从容自然。他用平平常常的眼光冷静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22)
  有很多问题是不带偏见的人很容易看到的。广东大学的校舍非常缺乏,学生抢占宿舍,抢不到的只好住旅店。郁达夫住的是文科教师宿舍的一个小房间,小到连他随身带来的图书都搁不下,只好整箱放在办公室。这当然很影响教师的教学和写作。学校的图书馆和实验室也非常糟糕。最不可原谅的是管理极端恶劣,房屋肮脏破烂。大学本部的大钟楼被视为广东大学的标志,校长和学校的主要管理部门都在这里办公,但楼顶的大钟坏了没人修,是不走的,“夜里有几十匹头大如猫的老鼠(在屋里)赛跑”。(23)
  过去邹鲁在广东大学有较高的威信,连左派都承认,“邹鲁不但在教职员中有基础,而且,在学生中支持邹鲁的人也比较多。”(24)当时广东有一个激进的学生组织,叫“新学生社”。在广东大学也有一些成员,代表左派在学校里活动。为了对抗左派,邹鲁在广东大学组织了几个秘密的小集团,成员有教师、职工,也有学生,而公开活动的主要是学生。(25)邹鲁当校长时,保守势力在学校里占上风。邹鲁离开后,左派设法控制广东大学。陈公博先干了一阵代理广东大学校长。1926年2月,另一个跟汪精卫一伙的学者褚民谊接任。(26)他们都公开和秘密地支持左派抢夺校内的各种阵地。
  右派顽强抵抗,双方不断发生冲突。闹得最凶的右派组织是孙文主义学会,他们一发生争执就拿棍子打人,女的和男的一样勇猛。棍子在英语里叫stick,广州人译成“士的”或者“树的”,所以这帮斗士被称为“士的党”或者“树的党”。广东大学法科学生沈鸿慈是士的党的一个头目,他在《醒狮》报上发表文章,呼喊:“高举‘士的’从广东大学打遍广州,打遍全国”!(27)
  郁达夫到广州不久,就经常看到这样的打斗闹剧。这时广州市学生联合会设在广东大学。4月4日,广州各学校的代表在广东大学礼堂开会,选举广州市学联出席广东省学联代表大会的代表。两派意见冲突,马上大声喊打,会场外面立即有人冲进来,抢文件,挥拳头,抄起扫帚当武器,一下子就把许多玻璃窗打得稀巴烂。会议之后,郁达夫在学校上课办事,看到校园里贴满了两派互相谩骂的标语和大字报,大家都指责对方动武。随后左右两派各自组织了自己的广州市学生联合会,分别开会。双方都振振有辞,说自己是革命,对手是反革命。国民党中央青年部、广东省党部青年部和广州特别市党部青年部一次又一次将两个学联会的头儿召集在一起,要求他们合作。但中央青年部长甘乃光暗中支持左派,市青年部长谢瀛洲背地里偏袒右派。两帮学生还是水火不容。直到6月底,国民政府出兵北伐以后,当局要两派都别再闹事,才硬把两个学联拢在一起,让他们给北伐摇旗呐喊,但事情还远远没完。(28)
  广州学联的架刚打过,砸碎的玻璃窗恐怕还没有修好,广东大学礼堂又发生了一场恶斗。4月10日,广东大学预科选举学生会中枢委员,一些人说有舞弊行为。14日,重新选举。开会之前,落选的右派学生约了法科、医科和附中的士的党徒一百多人,聚集在礼堂的两边走廊,手持木棍,吵吵闹闹,施加压力。会议开始后,右派学生有意一个接一个发言。有位军事教官出来制止,马上挨打。礼堂两廊的士的党斗士挥舞棍棒,杀入会场,大打出手,新学生社领导人王克欧身负重伤,生命垂危。(29)
  类似的打斗一次接一次。有的学生把全部精力都用于政治活动,每天在政治团体里工作,在广东大学只是挂个名。(30)党派斗争难免要降低学校的教学水平。
  学术工作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而广东大学简直没有一天不出事。4月下旬,文科一百多学生提出,在政府查办广东大学,文科学长陈钟凡等教授辞职之后,广东大学文科的教学水平极为低下,简直不成样子。他们说文科有一批“不良教师”,要求学校将他们通通解聘。广东大学2月份开学,郭沫若3月下旬才到广州,课程早就确定了。郭沫若认为,广东大学号称高等学府,而大量文科课程只有中等教育水平,而且许多课程的内容根本不合适,教师授课的情况也糟糕透顶:“本学期之课程,其凌乱杂沓,实有令人难言之痛。中等学堂之科目,滥竽大学;商业学校之簿记,充斥文科。以致选课者每多人数三名;而讲授者则复笑话百出。”在署理校长褚民谊的支持下,郭沫若决定,学生可以在本月内重新选择自己学习的所有课程,不再读自己不喜欢的功课。广东大学文科一下子炸了窝,六十多个教师中有二十六人罢课抗议,要求撤换郭沫若。根据当时报纸发表的评论,这时是4月底,本学期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全面改动课程不合适;这件事关系到文科全体教师,但既不经文科教授会议讨论,也不经大学校务会议研究,主要由郭沫若一人决断;另外,郭沫若起草的布告语气非常骄横。(31)郭沫若这时才33岁,是个从事创作的文人,而不是从事研究的学者,在大学里本来就不容易服人,加上他过去没有在高等学校教过书,更没有担任行政领导的经验,受当时广州激进的形势影响,办事太过牛气。
  邹鲁离开学校之后,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区分部变得非常左倾。它很快就召开全校党员大会支持郭学长,宣布这次“择师运动”就是要收拾右派教员,是“打倒反动派之运动”。结果以黄希声为首的15名教师在4月底辞职而去。(32)现在许多研究者都说辞职的是不学无术的“饭桶教师”。其实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的确,广东大学大部分教师的学术水平不高。1927年1月,鲁迅在这里担任教务主任,写信叫许寿裳来教书,信中说:“至于所教功课,……此校的程度是并不高深的,似乎无须怎样大预备。”(33)但有的教师并不是因为“饭桶”才拂袖而去的。例如现在被骂得最狠的黄希声,到8月份,仍然由左派掌权的广东大学就决定请他回校工作。当时庚子赔款董事会决定提供经费让一些大学聘请著名学者任教,广东大学有三个名额,聘一个物理学教授、一个动物学教授和一个教育学教授。这个教育学教授就是黄希声,可见黄氏在学术界并非等闲之辈。四十多年之后,当年的学生回忆对同学帮助最大的名师,也热烈赞扬黄希声教学水平很高,工作非常认真。(34)
  郁达夫身为文科教授兼系主任,自然被卷入风波之中。这次“择师运动”既暴露了广东大学教育水平的低下,也暴露了党派斗争对教育工作的干扰。后面这一点是所有正直的教师都非常讨厌的。最让人恶心的是在广东大学的各种明争暗斗中,听到的不是实实在在的道理,而是吓人的革命高调。郁达夫后来回忆说:他“和两三位朋友,束装南下,到了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在那里本想改变旧习,把满腔热忱、满怀悲愤都投向革命中去,谁知鬼蜮弄旌旗,在那里所见到的,又是些阴谋诡计,卑鄙污浊。”(35)
  对于郁达夫,广州的一切都跟预想完全不同。本来广东大学许诺给他“厚重的薪金”,但他一到广州就发现不对劲。(36)广东大学、广东省立工业专门学校、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和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是广东最重要的公立学校。过去政府指定省河筵席捐和九拱海关厘台费为它们的经费。这些学校组织了“管理广州中上四校经费委员会”,自己支配那些收入。邹鲁是委员会主席,对那些钱抓得很紧。当时各地学校都穷困不堪,广东大学等四所学校却有相当充裕和稳定的经费,这是全国少见的。(37)
  广东大学校长是邹鲁,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是邹鲁的族弟邹卓然,省立工业专门学校的校长是跟邹鲁一伙的萧冠英,都是左派看不顺眼的人。为了控制学校教育,特别是为了收拾邹鲁,1925年8月,汪精卫等乘国民政府整理财政之机,准备取消四所学校的经费独立,卡住它们的经济命脉。邹鲁引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保障教育经费独立的宣言,提出一个妥协方案:原来指定给四校的捐税归政府所有,由政府登记监督,但由学校征收和支配。这样既符合财政统一的原则,也可以防止四校陷入像各地学校(包括广州的其它学校)那样的财政困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这个方案。(38)但汪精卫等通过中央政治委员会采取行动,在8月中旬夺走了四校的财源。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广东大学改名,政治委员会却不准。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邹鲁的方案,政治委员会又加以否定。我们一再看到,而且还会继续看到这样的情况。中央执行委员会跟中央政治委员会是什么关系?这在实际上是很混乱的。这些权限不清的决策机构给当权者玩弄权术提供了方便。四所学校的经费不独立,财政很快就陷入了危机。政府给广东大学的拨款不足,学校不得不拖欠教职员的工资。11月下旬,广东大学的师生集会提出抗议。(39)
  1926年寒假结束之后,情况更加糟糕。广东大学不但不能按时按量发出工资,还要在工资里硬性搭配三成国库券。郁达夫到广州还不够一个星期,就看到广东大学等四所学校的教职员联合召开大会,要求停止搭配国库券。但政府毫不动摇,明确否定了他们的请求。(40)
  学校没钱,人们很容易会认为是政府太穷。但事实往往是当官的把钱花到了不该花的地方。这一点郁达夫看得很清楚。当时广东大学一个教授的工资,即使按时给足了,每个月也只是两三百元。(41)而政府里当官的,郁达夫在他那篇著名的《广州事情》里说,部长和厅长每月工资五六百元,“并且总是身兼十几个要职”,这些兼职每月能赚一两千元的交通费和办公费,“每天晚上宴客的一席几百元的开支,日夜奔驰的几乘汽车的开支,汽车边上站着四五个拿着手枪的护兵的开支,都只能由公家给付。”“其中有两三位,因为他们的地位,和金钱太接近的缘故,所以外边人言啧啧”。(42)“人言啧啧”四个字,说明国民党官员的腐败并不是什么秘密,问题是承不承认事实。介绍郭沫若到广东大学工作的瞿秋白在这一年有一个关于广州情况的报告,其中也谈到贪官污吏问题和百姓对国民政府的态度。他说:“蒋(介石)之左右多浙江派包围,纵容贪官污吏,所以农民工人对于蒋,对于国民政府态度均不好。”(43)在今天的许多研究著作里,似乎国民党是在1927年4月12日凌晨突然变坏的。这恐怕不符合事实。
  郁达夫的《广州事情》接着谈论政府里秘书和科长一级的官员:“假如革命政府和省政府等,对于人民的剥削,有什么不能拿到青天白日的底下来说的地方,那么这些黑暗的罪恶,都应该归在这一阶级身上,因为暗中的敲刮,表面的粉饰,都是这一秘书科长阶级做成的。”郁达夫指出:“若征税机关,地方县政府,小团体等的黑暗,恐怕比前清末叶,进步不了许多。”(44)广东的社会没有什么进步,这是当时许多人的共同看法。1927年初,鲁迅到广东教书,在一次讲演中说:“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的影响;……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共产党员周恩来1926年在广东工作时发表的文章也说:广东“行政上尚到处见贪官污吏的足迹。……至于办捐税的官吏更是贪污居多。”(45)
  国民党只想巩固在广东的统治和夺取全国政权,却无心进行社会改革,所以当时广东是个很奇怪的地方。一方面到处都可以看到鲜红的标语,到处都可以听到革命的口号;另一方面人人都不得不接触黑暗落后的现实。苏联顾问达林回忆1926年他在广州看到的情况说:城里到处是妓院、大烟馆和赌场。高级饭店里面都是嫖、赌和抽鸦片的小房间。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第一大来源是厘金,第二大来源是赌场。鸦片从广州市蔓延到周围的乡村。1926年2、3月,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北京向苏共中央代表团汇报广东的形势。他说,国民党在广东没有进行实际的社会改革,很快就会失去农民和工人的支持,所以惟一的出路就是北伐。(46)但是,以国民党当时那么糟糕的班底,打出广东,北伐胜利,又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即使蒋介石没有制造中山舰事件,就以国民党统治广东的情况来判断,北伐成功,汪精卫统治全国,形势又能美妙到哪里去?
  这时广东名声在外,而实际情况却让每个正直的人都十分失望。鲁迅这样总结他在广州的经历:“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47)郁达夫到广东大学才一两个月,看到校园内外污七八糟的局面,当初的希望和兴致就全给毁了。他变得心灰意懒,既不提笔写作,也极少参加社会活动,“一礼拜只上三点钟堂,其余工夫,都消磨在床上横躺着养病。”事实上他并没有什么大病,只是觉得没劲,横躺在床上主要不是“养病”,而是“消磨”。郁达夫有跟鲁迅一样的幻灭感,他写道:他怀着满腔热情到广州,“一种幻想,如同儿童吹的肥皂球儿,不待半年,就被现实的恶风吹破了。”(48)
  四、一个人在途中
  郁达夫在广州灰心丧气地耗着,突然接到妻子从北京寄来的信,说他们五岁的孩子龙儿病了。6月初,郁达夫离开广州北上,在上海停留了两晚,为自己的全集写了一篇序文,又收到龙儿病重的电报,慌忙乘船到天津,然后赶回北京。谁知他回到家时,龙儿已经埋葬了四天。
  这是对郁达夫的当头一棒!他非常宠爱龙儿,回忆说:龙儿“长得肥满可爱,一举一动,处处教人欢喜。……自从他在安庆落地以来,我自己没有一天脱离过苦闷,……然当日夜难安,悲苦得不了的时候,只教他笑脸一开,女人和我,就可以把一切穷愁,丢在脑后。”如今广州的情况令人厌恶,能够多少给他一点安慰的龙儿又得脑膜炎惨死,郁达夫伤心到极点,以后几个月“在悲哀里度日,旁的事情,一点也没干。”(49)
  7月中旬,广东大学开始放暑假。一个月后,广东大学正式改称国立中山大学,名堂更大了。9月,学校开学。开学之前,中山大学来信催促郁达夫赶快回校。他不但是教授,而且是系主任,开学前后有很多事情要安排。但郁达夫对广州的工作已经完全没有兴趣,拖拖拉拉,到10月上旬才离开北京,经过上海又足足停留了两个星期,编了一期《创造月刊》,写了催人泪下的散文《一个人在途上》,怀念死去的龙儿。结尾一段写道:
  现在去北京远了,去龙儿更远了,自家只一个人,只是孤零丁的一个人。在这里继续此生大约是完不了的漂泊。(50)
  这和郁达夫刚到广州时写的散文形成鲜明对比:没有对革命策源地的向往,不再提郭沫若等人的陪伴,只有绝望,只有孤独。
  直到10月中旬,郁达夫才慢吞吞地上了开往广州的轮船。当时乘船从上海到广州大约需要五天,但郁达夫非到累得没法支撑绝不去客舱休息。他整天坐在餐厅,不停地呷着啤酒,又不停地用钢笔写着什么,但写了一页,马上就很不满意地把它撕掉。在船上的第一天,他喝掉了七瓶啤酒。一天傍晚,在船尾的甲板上碰到一个文学青年,郁达夫叹着气说:“唉,许多生活都尝尽了,便觉得生活无味。”(51)
  10月19日,轮船途中在广东汕头逗留,郁达夫上岸去看留日同学李春涛。李是国民党《岭东民国日报》社的社长,他介绍两位当地的文学青年陪郁达夫游览汕头。郁达夫提出去看农民运动领袖彭湃,他也是郁达夫留学日本的同学。于是他们一起去广东省农会驻汕头办事处,可惜彭湃出去了。郁达夫掏出名片,要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交给彭湃,转达他的问候。
  郁达夫很关心工农运动的情况,问道:“潮汕搞工农运动的,还有什么人?”陪他的青年说:“农运首领是彭湃,工运首领是杨石魂,住总工会。要访他们吗?”郁达夫说:“好啊!虽不相识,见也无妨。”几个人就一起去总工会。总工会大门立着一个鲜红的屏风,上面是醒目的大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看到这么激进的口号,郁达夫吐了吐舌头,向同行的人笑了笑。这跟广东的实际情况反差太大了。不巧,杨石魂到外地去了。
  郁达夫一行到茶店小坐,碰到工会骨干方达史。郁达夫又打听工人运动的情况。方达史介绍时,郁达夫的神情很严肃,一声不响,只是不停地抽烟,不停地沉思。
  随后,两个青年讲了当地新文学团体的发展。郁达夫表露了自己的心情,他说:“我来广东,自然可以说是对革命有所向往。但从离开上海,至今心境有些忧郁,不知为什么,总是不快活。”他心情不好的主要原因是看到国民革命的许多军政领导人都是为自己捞好处的势利鬼,而不是为人们着想的革命者。他失望地说:“(我)感到革命队伍里也有不少投机分子。别的可以投机,为什么革命不可以投机呢?有的甚至是军阀,摇身一变,便成为所谓革命人!”一位青年说:“大抵文学家理想太高,碰到现实,难免抵触?”郁达夫答道:“也许如此。但不一定,我们郭大哥便乐观多了,他正在大干特干呢。”(52)郁达夫属于这样一类知识分子,他们把原则看的太认真,发现应该如此而不是如此的状况就想改变它,无法改变心里就难受。而另一些知识分子适应力比较强,在许多情况下都能活得很滋润。郭沫若到广州后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也得到一些人的支持。他自己越干越欢,逐渐疏远了创造社,疏远了文学创作,而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活动。1926年6月,他参加了国民党北伐军,担任政治部宣传科长,获得上校军衔。7月,他出发去搞宣传,离开了广州,让王独清代理广东大学的文科学长。8月,郭沫若被任命为政治部秘书长,晋升为少将。(53)短短的几个月里,他从一个穷困的诗人变成一个大权在握的将军,从一个独立的作家变成一个国民党的宣传官员。郁达夫不愿讲的太深,对两位汕头青年说:“你们年轻,凡事乐观。这是幸福的。我虽则年纪大不了多少,但又老态了,有些悲观。”(54)
  郁达夫真心地希望革命,所以他那么关心工农运动。他希望的是真正的革命,所以他看到广东的现实之后感到那么悲观。告别了汕头的青年,郁达夫回到船上,精神不振,又窝在餐厅里,一瓶接一瓶地喝啤酒,直到轮船到达广州。(55)
  五、终于不能合作
  在郁达夫离开广州的四个多月里,广东大学发生了好些变化。
  中山舰事件之后,1926年5月,蒋介石向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整理党务案》,不准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于是,他取代共产党员谭平山,当上了组织部长。6月初,蒋介石任命他的老朋友戴季陶为广东大学校长。戴季陶是国民党里最有名的右派理论家。蒋介石的用意显然是把广东大学从左派手里夺回来,制止激进势力在学校的发展,稳定北伐的后方基地。戴季陶在汪精卫掌权时期很受打击,就在这年1月还因为他的右倾著作遭到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点名批评,这时躲在浙江。他看到左派在广东还有挺大的势力,蒋介石还不得不有所顾忌,所以不敢贸然上任。(56)右派保守,干事没有左派那么冲。
  戴季陶推说身体不好,留在浙江。根据国民党当局的命令,广东大学在1926年7月底结束,以后改为中山大学。这样,署理广东大学校长褚民谊到7月底就不能再干了。本来学校改个名,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现在回头看历史,明摆着的事实是:从甘乃光“查办”开始,广东大学改称中山大学的反复折腾是国民党派系斗争的一场闹剧。褚民谊下台,戴季陶不肯上台,学校没有头儿,但政府里掌权的右派还是要戴季陶干。8月中旬,当局宣布,中山大学校长仍然由戴季陶担任,戴季陶上任之前,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经亨颐代理。经是廖仲恺的亲家,比较左倾。让他代理是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决定。鲍罗廷在政治委员会有很大的影响,当时右派都说“鲍罗廷把持政治委员会”。让经亨颐代理应该是左派努力的结果。(57)
  经过四个多月的幕后活动,戴季陶在10月17日正式就职。他作出一副很革命的样子,废除了校长制,模仿苏联,实行委员制。他自己当中山大学委员会的委员长,让顾孟余当副委员长,徐谦、丁惟汾和朱家骅为委员,挤走了经亨颐。(58)
  郁达夫在他们隆重的就职仪式举行后三天回到学校,马上就挨了一闷棍。中山大学实行委员制只是表面工夫。戴季陶要么不干,要干就来狠的,真正把学校控制在自己手里。在就职仪式上,他宣布了一个国民政府的命令:本学期停课,所有学生一律重新考试,通过后,再填志愿书,才能留在学校;全部教职员一律停职,经过审查后重新聘用。这是戴季陶本人的主张,他接受记者采访也承认这一点。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要清除掉激进的左派教职员和学生。但国民政府的命令用的全是最革命的词句,让谁也不敢反抗:“中山大学为中央最高学府,亟应实施纯粹之党化教育,养成革命之前驱,以树建设之基础。从前广东大学因循旧习,毫无成绩,人员既多失职,学生程度亦复不齐。政府决意振兴,……全体学生,应一律复试,分别去取,所有教职员亦一律停职另任,……以期名实相孚,成为纯粹党化之大学,用副党国之望。并应由教育行政委员会通令各校教职员学生一律严守纪律,不得(有)干涉改造之言动。此令。”(59)
  左派喊党化教育,右派也喊党化教育。到底谁是“党”?当时国民党不是一个民主的组织,所以谁掌了权,谁就是党,谁就可以用党的名义狠狠地打击自己的对手。一年之前,左派“查办”广东大学,用“党化”作武器。教师学生还能用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作为理由来反抗。经过左派一年的鼓噪,这回右派用“党化”来收拾左派,却没有一个人敢公开讲一个不字了。这件事情值得玩味。本来中山大学各个学科从9月下旬起已经陆续开学,戴季陶一声令下,又全部停了下来。学生没课可上,乱哄哄的。教职员没有工作,没有薪金,以后饭碗难保。郁达夫本来就讨厌国民党的政客和广东大学,刚回到学校又碰到这么一件事,气得捶胸顿足。他在日记里愤怒地抱怨:“仓皇赶到广州,学校里又起了风潮,我的几文薄俸,又被那些政客们抢去了。”(60)
  学校里打斗闹事,出头露面的主要是学生,但出谋划策的却是年纪比较大的人,所以审查和重新聘用教职员卡得特别严。中山大学原来有教师和职工400多人,入选的才70多人。郁达夫名声很大,态度消极,没有闹过事,所以保住了饭碗。但学校里掌握实权的右派不会再重用像他这样的左倾作家。10月底,中山大学公布第一批重新聘用人员名单,郁达夫丢了英文系主任职务,从文科教授变成法科教授。当时经济学归在法科。郁达夫留学日本是学经济的,但多年来他的兴趣完全在于文学创作和研究,而且特讨厌离不开数字的经济学。几年前北京大学让他教经济,而不是教文学,他就一肚子气。这次中山大学来这一手,他当然不高兴。不过他对这个学校早就不抱希望了,所以没有立即发作。
  11月2日,郁达夫从文科教师宿舍搬到法科教师宿舍。一颗火星引爆了他胸膛里的满腔怨气。下面是他11月3日的日记:
  在文科学院闷住了十余天,昨日始搬来天官里法科学院居住,把上半年寄存在学校里的书箱打开来一看,天呀天呀,你何以播弄得我如此厉害,竟把我这贫文士的最宝贵的财产,糟蹋尽了。啊啊!儿子死了,女人病了,薪金被人抢了,最后连我顶爱的这几箱书都不能保存,我真不晓得这世上真的有没有天帝的,我真不知道做人的余味,还存在哪里?我想哭,我想咒诅,我想杀人。
  今天是礼拜三,到广州是前礼拜的星期五,脚踏广州地后,又是十二三天了,我这一回真悔来此,真悔来这一个百越文身的蛮地。(61)
  11月9日,本科生开始甄别考试,一共三科,连考两天。第一天考国文,“注重于政治的认识”。试题用吓人的革命腔调逼迫学生服从当权者。例如:“你进了中国国民党么?如果进了,为什么进的?如果没进,为什么不进?”“什么叫‘民主的集权制’,在本党组织上,‘民主的集权制’的基础何在?”“党员应该服从什么?”第二天考英文和数学。11月13日,预科甄别考试,郁达夫又奉命去监考。(62)
  监考完就是评卷。对这些把戏,郁达夫烦透了,要么狠狠地诅咒,要么干脆躺倒不干。他在11月11日的日记里写道:“早晨又头痛不可耐,勉强去学校看试卷,到午后二时才回来。一种孤冷的情怀,笼罩着我,很想脱离这个污浊吐不出气来的广州。”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仪式之后,郁达夫的心情更加糟糕。11月15日的日记说:“午前本来要去看试卷的,但一则因为天雨,二则因为头痛人倦,所以不去。在雨天之下,在长街上走了一转,身上的棉衣,尽被雨淋湿了。在学校宿舍里,遇见(郑)伯奇,他告诉我说:‘白薇来广州了’;他的意思,是教我和她接近接近,可以发生一点新的情趣,但是我又哪里有这一种闲情呢?”这年夏天,郑伯奇和另一位创造社成员穆木天从日本回国,都到了中山大学工作。郁达夫搬到法科教师宿舍,郑伯奇和他是一板之隔的邻居。为了让郁达夫振作一点,郑伯奇怂恿他接近青年女作家白薇,谁知道郁达夫心如死灰。(63)
  头疼又疲倦,不去工作,却冒雨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把棉衣淋得湿透:郁达夫心里充满厌恶、烦闷和失望。两个月之后,在军阀统治下的上海,郁达夫以烈火一样的热情追求王映霞;而在红旗招展的广州,他却没有半点浪漫的情趣。他哀叹说:“老了,太老了,我的心里,竟比中国六十岁的老人,还要干枯落寞。”(64)其实,这时他还差几天才到三十岁。
  创造社的朋友还是拉他和白薇见面。一天,郁达夫有事找成仿吾。成把他带去一家饭店,王独清和白薇也到了那里。白薇刚从日本回来,经过香港时被扒手偷走了手提包,连路费都没有了,只好把全部行李押给旅馆,换了三十块钱。她一到广州,就直奔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求援。郁达夫一向热情、平易近人。对于遭遇不幸的白薇更是关怀。白薇回忆说:郁达夫“早年已经是成名的文学家,而我当时还初出茅庐,我心中自认为是晚辈,对他尊之如叔叔一般。”“郁达夫像个老朋友,一点架子也没有,也没有陌生的感觉,可是很有礼貌,他关心我的前途去向,……鼓励我坚定地走文学的道路,而且要打开眼界,看到国家民族,使我深受感动。”(65)
  饭后,郁达夫、王独清和成仿吾陪白薇到公园,在黄昏的细雨里散步,然后到大新公司的天台去看戏,一直到半夜。以后几天,郁达夫请白薇吃饭,带她游览广州的风景区,在明朗的月光里划船。应当是创造社的朋友有意撮合他们两个,所以一方面郑伯奇等把郁达夫推向白薇;另一方面有人偷偷告诉白薇,说郁达夫有意追求她,弄的白薇很紧张。但郁达夫只有真诚的陪伴和鼓励,没有其它任何举动。郁达夫等人的帮助,使白薇从受打击的痛苦中恢复过来。几十年后她的回忆文章第一句是“郁达夫先生是个好人啊!”最后两句是“郁达夫先生是个好人啊!是个好人……”(66)
  白薇绝对没想到,郁达夫是按捺着满腔的烦恼,用尽全力帮助她。郁达夫有这样一则日记:“晚上月亮很大,和(穆)木天、白薇去游河,又在陆园饮茶,胸中不快,真闷死人了。”学校的任务是教学生,当教师就应该上课。但中山大学分明已经上课了,却硬要停下来搞什么甄别审查,讲的最轻也是无聊。但这些把戏又打着革命的大旗,成为人人都不敢批评的绝对正确。郁达夫对这样的学校生活深恶痛绝。他的日记描写了一天清晨他从外面回到学校的感觉:“在那里又只有一日‘无聊’很正确的,很悠徐的,狞笑着在等我。啊啊,这无意义的残生,的确是压榨得我太重了。”(67)
  这次甄别解雇了300多个教职员,其中有些是郁达夫的朋友和熟人。郁达夫和他们聊天,请他们上茶馆,自认为都是“不得意的闲人”。郁达夫深受学生的尊重,又绝对不摆架子,所以跟他来往的学生特别多。他们时常一起出去活动,或者在郁达夫的房间里谈话,一直谈到半夜。中山大学的2000多学生在甄别里被开除了200多人。这次“不流血的清党”大大增加了郁达夫胸中的怨气。(68)
  现在看来,党化教育必然破坏学术自由。郁达夫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看到当时社会的严重问题,他认为学校应当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应当实行正确的党化教育。如果党的领袖样样精通,而且永远正确,学者们都不必动脑,不必研究,只要按领袖的指示去训练学生,就不管大事还是小事都一定成功,那么,党化教育当然美妙。但天底下有没有这样的好事?郁达夫亲眼看到,当时广东的党化教育,是少数专制主义分子打着革命旗号钳制学校师生的丑恶伎俩。他在《广州事情》里写道:“这一个党化却不是正大光明的大多数人的党化,仍旧是几个有势力的人在后台牵线作法的党化。”(69)“仍旧”两个字说明,在郁达夫眼里,国民党的党化,跟推翻帝制以前政府把教育当作统治百姓的政治工具,实际上是一个德性。
  中山大学的五个领导,即中山大学委员会的五个委员,多数是兼职的政府高官,没有多少时间管学校的事。中山大学的实际决策者是戴季陶,而真正蹲在学校里掌握实权的是朱家骅。他们两人是浙江吴兴的同乡,早在辛亥年间就经常来往。朱家骅从德国回来后,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1925年,在左倾的冯玉祥军队控制了北京的情况下,朱家骅作为主要领导人之一,参与发动了“首都革命”,带领激进的学生和少数工人,试图用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心城市暴动推翻段祺瑞政府,夺取全国政权。虽然“首都革命”没有成功,朱家骅却成了全国闻名的左派斗士。1926年,他逃回家乡,随后跟戴季陶一起从浙江到广州担任中山大学委员。在中山大学,他一下就变了脸,一天到晚强调学生要服从当局,并且按照戴季陶的方案亲自下手狠狠地收拾激进的教职员和学生。
  由这种毫无原则的人来掌权,革命能好到哪里去?郁达夫有点幼稚,但他十分真诚,最看不惯这样的变色虫。他在《广州事情》里写道:“在北京张著左倾的旗帜,是以左起家的人物,到了广州,尽可以登报声明,说:‘我非左,我非左!’等到得了位置以后,又可以一面逢迎着有实力的几个人,讲极右的话,……这些人的口号也是为民众谋幸福,然而对于真正要为民众谋幸福的人,却丝毫也瞧不起,有时候竟有附和着权势来压迫民众的事情。”(70)右派官员掌握了实权,右派学生就动手收复失地,而左派学生顽强反抗,双方继续吵闹打斗。10月底,广州市学生联合会计划召开代表大会。中山大学学生会中枢委员会指定了九十多代表出席。右派学生大吵大闹,指责学生会不搞选举。10月31日上午,600多学生在校园里集会,怒气冲冲,痛斥学生会中枢委员会“反动”,宣布推翻现有的学生会,另外选派八十多学生出席市学联大会。中午,市学联代表大会在中山大学礼堂开幕,广州地区各学校300多代表出席。大会主席指责中山大学等学校的代表有问题,会场秩序立即大乱,不可收拾。幸好市党部青年部长及时赶到,宣布当天的大会无效,以后另行召开。戴季陶的重新考试并不能清除所有左派学生,两派青年继续在校园里争吵打架,直到1927年4月流血的清党,右派用步枪代替士的棍棒,才硬将左派镇压了下去。(71)
  中山大学两派争斗的问题没有解决,其他许许多多的问题也没有解决。按照预算,政府在1926年应该每月拨给中山大学13万元,而当局实际上每月只给9万。这9万里头还有水分,包括了搭配的公债券和国库券。另外学校内部管理混乱,领款没有制度,谁跟会计或校领导有交情,谁就能拿到钱。戴季陶上台后,情况没有丝毫改善,学校欠债几十万。中山大学在财政危机的泥潭里越陷越深。郁达夫10月20日回到广州,四天后就遇到了“国立广东大学教职员请发欠薪大会”。过去广东大学的400多教职员,这天有300多人聚集在一起,群情激昂。他们说,中山大学整顿,教师职工都被免职,但多年来学校欠了大家大量的工资,不能不还。教职员拖儿带女,就靠这份工资,学校再这样拖欠下去,教师职工和妻子儿女难以维持生活。大会决议,派四个代表向戴季陶情愿。(72)
  这次郁达夫回来,直到他后来离开,学校一直欠着他的工资。(73)11月5日的日记记录了他准备给妻子孙荃寄钱时的心境:
  昨晚上因为领到一月薪水,心里很是不安,怕汇到北京,又要使荃君失望,说:“只有这一点钱。”实在我所受社会的报酬,也太微薄了。(74)
  最使郁达夫咬牙切齿的,是广州政府从上到下大批既无才能、又无德行的官员大把大把地捞钱,一个个脑满肠肥。有一次创造社作家郑伯奇、穆木天和成仿吾等去南园酒家吃饭,大家即席赋诗。郁达夫的诗把自己的处境和那些官员的情况进行对比,发泄了心中的强烈不满:
  侏儒处处骑肥马,博士年年伴瘦羊。
  薄有文章传海内,竟无 粥润枯肠。
  敢夸邻女三秋望,忝受涪翁一瓣香。
  升斗微名成底事,词人到处倍凄凉。(75)
  孙中山死后,他逝世的日子被国民党当局定为纪念日。1926年6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又宣布将孙中山的诞辰(11月12日)也定为纪念日,跟他的逝世日一样列为法定假期。郁达夫回广州后,就碰上了第一次孙中山诞辰纪念。11月11日晚,中山大学在文明路的校园张灯结彩,广州地区各个学校数以万计的教师和学生奉命集中到这里,个个手提新做的花灯,先听政府官员讲演,然后提灯游行,从北到南,又从东到西,绕广州市走了一大圈。(76)
  第二天,广州的机关、学校、商店、工厂和船舶等一律奉命停止工作,悬旗结彩。各条马路每隔一段就横跨两边挂上一排灯笼,主要路口建起了巨大的鲜花牌楼。中午十二点,国民党中央党部在东较场召开广东各界大规模纪念会,飞机在广州上空盘旋,散发传单,全市到处燃放鞭炮。党政官员一个接一个讲演,慷慨激昂。晚上,中山大学校园又是人山人海,放电影,唱戏,歌舞表演,还有游艺会,五场同时举行,一直闹到半夜。广州市内还有好几处集会,并且大放焰火。(77)
  郁达夫和他的同事不能按时按量拿到工资,这并不是中山大学的孤立现象。广东的公立学校通通穷得揭不开锅。就在这个月,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已经欠了教职员十一个月的工资,各种日常开支实在没法继续垫付,校长廖冰筠三番五次向政府呼吁无效,坚决辞职。(78)在这样的时候,当局却大把大把地花钱搞奢华的纪念活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两派矛盾空前尖锐,国民党统治区里问题重重,千疮百孔,但右派和左派官员一起在纪念仪式上大唱高调。这分明是想借歌颂孙中山,掩盖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和统治政策的严重问题,给统治者罩上一贯正确的神圣光环。郁达夫对国民党两派官员的矛盾和广州地区的各种弊病看的一清二楚。他是个正直的人,对于广州的政客台上统一口径,台下你死我活的做法非常反感。这些人在孙中山诞辰纪念活动中的虚伪表演使他决心跟国民党当局决裂。在11月12日的日记中,郁达夫第一次明确表示,不能跟国民党的政客们再敷衍下去了:
  今朝是中山先生的诞期,一班无聊的政客恶棍,又在讲演,开纪念会,我终于和他们不能合作,……(79)
  经亨颐担在任代理校长期间,参考北京大学的做法,制订了调整学校组织系统的方案,准备成立一个出版部,安排郁达夫当主任。戴季陶上任后,参照经亨颐的方案,将学校管理机关分为总务、文书、卫生和编撰四个处,处下面设科。大致在10月底,学校宣布郁达夫兼任编撰处出版科主任。郁达夫说:这是“经致渊〔亨颐〕氏在那里当校长的时候并没有征求我的同意而为我决定的职务。”(80)11月9日,戴季陶跟郁达夫谈了出版科的工作。郁达夫准备在一个星期内制订出编辑部的组织法。但经过11月12日的纪念活动,他显然不愿意继续在广州呆下去了。几天之后,成仿吾建议郁达夫回上海主持创造社出版部的工作,因为创造社的骨干离开后,上海的大本营出了一些问题。上海作家蒋光赤来信,也希望他回上海专门从事文艺工作。放弃教授职务,靠写小说吃饭,当然有风险。郁达夫说:“我心里却很怕,怕又要弄的精穷。”可是广州的情况确实讨厌。11月17日,戴季陶又跟他谈出版科的事,郁达夫就提出辞职,但戴季陶不肯让他走。(81)
  以后成仿吾和王独清又跟郁达夫商量过创造社出版部的事。郁达夫行政能力很强,原来就是创造社处理具体事务的主力。成仿吾他们推举郁达夫为总务理事,催促他回上海整顿创造社出版部。11月26日,郁达夫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在记录这个决定的日记里,他发泄了对国民党当局的切齿痛恨:“广州是不来了,再也不来了。”(82)
  11月29日下午,郁达夫到学校向戴季陶和朱家骅等领导辞职。对于他这样的名人,学校领导当然要挽留一番,郁达夫费了不少口舌。在广州有了一段亲身经历之后,他是绝不肯再留下了。第二天早晨,郁达夫写了两份正式的辞职书。因为懒得跟那些政客磨嘴皮,他托别人把辞职书带去学校:他是走定了。这天跟他第一次到广州那天一样,下着潇潇细雨,但郁达夫的心情是完全不同了。处理了辞职书,他去找朋友,晚上喝了好多酒,“醉了,大醉了。”(83)如果从3月23日在码头上岸算起,郁达夫名义上在广东大学和中山大学工作了8个多月,但实际上第一个学期在学校只干了两个多月,第二个学期只干了41天。买船票耽误了一些时间,12月15日,他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84)
  六、是非与敌友
  向中山大学领导辞职那一天,郁达夫回顾了在广州的经历,认为没有半点收获:“一年将尽,又是残冬急景了,我南北奔跑,一年之内毫无半点成绩,只赢得许多悲愤”。其实对知识分子来说,悲愤往往就是收获。应聘到广东工作的时候,郁达夫对国民革命充满希望,相信换了一个政权,就能出现一个新社会。几个月的参与和见闻,使他认识到,如果不清除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主义传统思想,那么,夺取了政权的新统治者仍然是专制主义者,中国的社会仍然是百病丛生的专制社会。虽然并不使人兴奋,但这是许多中国人都没有看到的事实,认识到这一点就是一个重要的收获。回到上海,郁达夫对自己脱离广州作了这样的解释:到广州以后,发现几千年的腐朽思想在那里有巨大的势力,“我看了来势猛烈,觉得无为牺牲了自己,也于社会人世没有益处,所以就变更了计划,再回到上海来重守旧垒。我想以我一己的力量,来拼命的攻击这三千年来的恶势力。我想牺牲了我一己的安乐荣利,来大声疾呼这中国民族腐劣的遗传。我想以一枝铁笔来挽回那堕落到再无可堕落的人心。”(85)
  郁达夫认为当时上海的环境比广州好,所以跑回上海,准备在这里对旧文化进行持久的批判。他刚安顿下来,就准备写文章揭露国民党的黑暗面。郁达夫生活习惯不好,有时睡得晚,或者喝了酒,白天就头疼。1927年1月7日,他一早醒来,觉得精神挺好,就拿起笔去写《广州事情》。这篇文章从题目到内容是早就想好的。他一口气把文章写完,总共四千多字,到中午一点多就把稿子拿到创造社出版部,安排在马上要付印的《洪水》杂志第三卷二十五期。(86)
  在这篇文章里,郁达夫指出,尽管国民党打着激动人心的的旗帜,但它的主要领导仍然是满脑子旧时代的专制思想:“实际上这国民政府内在左右政治大局的,只有几个人,几个和民众漠不相关的前世纪的伟人。”在他们的统治下,广州当然还是没有得到改造的旧社会。文章列举了广州的种种弊病,特别尖锐地批评了当时势力最大的国民党右派。(87)
  这篇文章交了稿,郁达夫觉得轻松了许多。下午三点,他离开出版部,在回家的路上买了三瓶啤酒,晚饭前看了一些日文小说,喝掉了两瓶啤酒。吃过晚饭,他出去旧书店闲逛,买了几本小说。(88)他万万没想到,他的文章会惹来巨大的麻烦。
  郭沫若看到《广州事情》,大为恼火,分别写信给郁达夫和成仿吾。2月12日,郁达夫收到郭沫若的信。他在日记里写道:郭沫若“骂我做的《洪水》二十五期上的那篇《广州事情》。沫若为地位关系,所以不得不附和蒋介石等,我很晓得他的苦处。”(89)
  蒋介石当时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指挥北伐战争。郭沫若很得蒋介石得赏识,在1926年8月当上少将以后,10月又晋升为中将,11月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驻赣办事处主任,开始在蒋介石身边工作,1927年3月被蒋介石秘密任命为总司令部行营政治部主任。(90)郭沫若指责郁达夫批评国民党,特别是国民党右派,使他在国民党军队里很难办。郁达夫理解他的苦处,但认为他站错了立场:“我怕他要为右派所笼络了,将来我们两个人,或要分道而驰的。”(91)
  3月8日,郁达夫又收到成仿吾的信和他评《广州事情》的文章。成仿吾的评论非常激烈。他写道:“我只在这里预告一声《洪水》将要特别注意选稿,我宁可它马上停刊,不愿它再有此类文字登出。”成仿吾认为:“目前是反动势力横行的时候,在我们的眼底只有两种人,第一种是我们的友人,第二种便是我们的仇敌。我们暂时不应该问是非,我们只问谁是友人,谁是仇敌。”(92)但是,如果不问是非,又怎么能够分别敌友呢?大概当时成仿吾认为应该通过一些抽象的口号来划分革命和反动两个阵营,对于革命阵营的行为,即使是错的,也不能公开批评。可是,难道应该只看人们口头上怎么说,而不管他们实际上怎么做吗?
  郁达夫认为郭沫若的指责还可以理解,而成仿吾的指责就难以接受了。读了成仿吾的信和评论,郁达夫心里很不舒服。成仿吾认为知识分子应当站在国民党一边,象《广州事情》“这种旁观闲话式的说法,我们是应当禁绝的。”(93)又是“停刊”,又是“禁绝”,为什么就不能让别人讲点不同意见?成仿吾显然受了当时广州坏风气的影响。在清朝灭亡后,中国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思想自由时期。国民党打起革命的旗帜,将自己打扮成唯一正确的派别,而把持不同意见的人都说成是反动,用现代政党的形式恢复和加强了东方国家文化专制的传统,破坏民国初年的自由空气。郁达夫不同意成仿吾的看法,认为知识分子应当站在人们群众一边,不平则鸣:“我觉得这时候,是应该代民众说话的时候,不是附和军阀官僚,或新军阀新官僚争权夺势的时候。”(94)任何个人或团体都可能会犯错误。知识分子如果不是独立思考,而是盲目地站在某个团体一边,要是这个团体错误地侵犯了人民的利益,那么,对于人民来说,这些知识分子就比旁观者更糟糕了。
  郁达夫跟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的矛盾继续发展。到8月份,郁达夫觉得忍无可忍,就在报纸上刊登启示,宣布退出自己亲自参与建立的创造社。(95)1926年前后郁达夫他们在广州听到的许多激进口号是从苏联引进的。当时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思变,大家对那些口号并不是很理解,郭沫若和成仿吾等相信它们也不足为怪。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掉转枪口,残酷地镇压国民革命队伍里的左派,随后将党化从广东推向全国,实行蛮横的专制统治。事实本来已经足以说明郁达夫对广州政府,特别是对国民党右派的批评是正确的。奇怪的是有些人继续指责郁达夫,好像27年4月11日以前的国民党是永远神圣的。
  郭沫若1930年发表的文章仍然义正词严地痛斥郁达夫“反动”。他写道:“一方面郭〔沫若〕在参加革命,另一方面郁〔达夫〕偏在孙传芳统治期中骂‘广东事情’。一方面郭在做‘文学与革命’,另一方面郁便在骂提倡无产文学的人是投机分子。”“郭沫若和郁达夫的对立,明白的说便是无产派和有产派的对立。”(96)所谓郁达夫骂“广东事情”是在1927年1月。当时郭沫若跟在蒋介石身边,而郁达夫则揭露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到底凭什么说郭沫若是“革命”,郁达夫是“反动”?原来大家一起合作,有了不同看法就随便扣“有产”、“无产”的帽子,好像持不同意见的就是不共戴天的阶级仇敌,这是在广州学来的坏毛病。
  其实郭沫若心里也明白,郁达夫是不肯出卖原则的人,郁达夫比他要激进的多。请看他1947年的自白:“我始终对达夫是怀着尊重和惋惜的意思的。我尊重他的天才,尊重他的学殖,尊重他的创作成绩,更尊重他的坦白直率,……但我可惋惜他有时比我更加轻率,做事情往往太不思前想后,过于冲动,……可是今天我得承认,这些都正是达夫的美德。他那样容易忘我,实在是他的品德崇高的地方。我自己比起他来,实在是庸俗得非常。……比起他来,我要更矜持得多,更有打算得多了。我做一件事,每每有点过分的思前想后,……在表面看来,我好象是一位急进分子,而达夫倾向于消极,而在我们的气质上,认真说,达夫实在比我更要积极进取得多。”(97)
  二十世纪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中国人投入或者被卷进了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风暴之中,有些人摔得遍体鳞伤,有些人弄得一身泥污。回顾前辈的经历,可以使善良的人们减少一些幼稚的想法,更不去做庸俗的事情。
  注:
  1.郁达夫《南行杂记》,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3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133-134页。
  2.郁达夫《病闲日记》,1926年12月14日,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9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33页。
  3.BruceA.Elleman, “Soviet Diplomacy and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Modern China, Vol.21, No.4, 1995.
  4.《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1日,第7版;8月22日,第8版。
  5.同上,3月18日,第6版。
  6.同上,1926年4月17日,第10版。
  7.同上,1925年9月17日,第6版。
  8.同上,1925年10月16日,第6版;10月21日,第4版。
  9.同上,10月22日,第2版。
  10.《民国日报》(上海版),1925年12月11日。
  11.同上。又《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3日;15日,第10版;24日,第7版;1926年1月26日,第10版。
  12.郭沫若《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89页;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292页。
  13.引文见郁达夫《<鸡肋集>题辞》,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7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172页。
  14.郁达夫《村居日记》,1927年1月2日,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9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37页;郁达夫《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8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34页。
  15.郁达夫《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8卷,31页。
  16.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291-294页。
  17.郁达夫《光慈的晚年》,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3卷,204页。
  18.Tianshi Yang, “The Hidden Story of the Zhongshan Gunboat Incident,” Republican China, Vol.16. No.2, 1991;陈公博《苦笑录》,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34-43页。
  19.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297-298页。
  20.郁达夫《闲情日记》,1927年4月6日,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9卷,119页。
  21.成仿吾《编辑余谈》,《创造月刊》第1卷,第4号,1926年6月16日。
  22.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图版3。
  23.《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0月6日,第5版;10月25日,第3版。郁达夫《劳生日记》,1926年11月3日,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9卷,8页。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上海:峨嵋出版社1947年版,87页。
  24.徐彬如《六十年历史风云纪实》,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10页。
  25.邹鲁《回顾录》,国立中山大学校友会编《邹鲁全集》,第1卷,台北:三民书局1976年版,159-160页。
  26.《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20日,第3版。褚民谊的正式官称是“署理广东大学校长”。
  27.温佩兰《陈铁军》,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5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80页。
  28.《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5日,第2版;12日,第5版;13日,第4版;15日,第5版;17日,第5版;5月21日,第3版;6月21日,第6版;6月28日,第5版。
  29.同上,4月15日,第5版;19日,第5版;23日,第5版。
  30.徐彬如《六十年历史风云纪实》,14页。
  31.《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25日,第6版;26日,第6-7版;27日。
  32.同上,4月30日,第7版;6月16日,第11版。
  33.鲁迅《致许寿裳》,《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卷,529页。
  34.《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13日,第5版;23日,第4版。郑彦《忆母校三老师》,国立中山大学校友会编《国立中山大学成立五十周年特刊》,第2辑,台北,1974年版,307-308页。
  35.郁达夫《<鸡肋集>题辞》,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7卷,172页。
  36.引文见郁达夫《光慈的晚年》,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3卷,204页。
  37.《大元帅府训令103号》,《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第11号,1925年4月20日;《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22日,第4版。
  38.邹鲁《回顾录》,国立中山大学校友会编《邹鲁全集》,第1卷,167、170-173页。《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增高教育经费,并保障其独立。”见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22页。
  39.《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15日,第3版;12月1日,第3版、第10版。
  40.同上,1926年3月27日,第5版;4月9日,第5版。
  41.鲁迅《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528页。
  42.郁达夫《广州事情》,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8卷,18-19页。
  43.瞿秋白《秋白由粤回来报告》,瞿秋白文集编辑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97页。
  44.郁达夫《广州事情》,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8卷,19页。
  45.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421页;周恩来《现时广东的政治斗争》,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党史教研室、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的文章讲话选辑》,广州,1979年,65页。
  46.C.A.达林著,侯均初等译《中国回忆录,1921-192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220、204-205页;Norman D. Jacobs, Borodin, Stalin's Man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195-196.
  47.鲁迅《在钟楼上——夜记之二》,《鲁迅全集》,第4卷,33页。
  48.郁达夫《致玄背社》,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9卷,335页;郁达夫《<鸡肋集>题辞》,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7卷,172页。
  49.郁达夫《劳生日记》,1926年11月3日;《致玄背社》,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9卷,8、335页。《一个人在途上》,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3卷,140页。
  50.《一个人在途上》,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3卷,145页。
  51.黎锦明《纪念一位抒情文学家》,陈子善等编《回忆郁达夫》,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104页。
  52.许峨《郁达夫到汕头》,陈子善等编《回忆郁达夫》,167-169页。
  53.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299页;龚济民等《郭沫若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册,160-162页。
  54.许峨《郁达夫到汕头》,陈子善等编《回忆郁达夫》,169页。
  55.黎锦明《纪念一位抒情文学家》,陈子善等编《回忆郁达夫》,105页。
  56.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戴季陶的点名批评见《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152页。
  57.陈公博《苦笑录》,45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17日。
  58.同上,8月18日第3版。
  59.同上;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59页。
  60.郁达夫《劳生日记》,1926年11月3日,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9卷,8页。
  61.同上,8-9页。
  62.同上,11月9日、10日、13日,11、12、13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0月23日,第3版;11月11日,第5版。
  63.郁达夫《劳生日记》,1926年11月11日、15日,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9卷,12、14-15页;郑伯奇《怀念郁达夫》,陈子善等编《回忆郁达夫》,36页。
  64.郁达夫《劳生日记》,1926年11月15日,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9卷,15页。
  65.白薇《回忆郁达夫先生》,陈子善等编《回忆郁达夫》,173页。
  66.同上。郁达夫和白薇的关系有一段值得注意的记录,见郁达夫《病闲日记》,1926年12月3日,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9卷,27页。郁达夫跟中山大学预科一位姓薛的女生关系比较好,但从现有材料看,没有发展到恋爱的程度,可参看郁达夫《劳生日记》,1926年11月13日、30日;《病闲日记》,1926年12月8日;同上书,14、23、30页。
  67.郁达夫《劳生日记》,1926年11月18日;《病闲日记》,1926年12月4日;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9卷,16、28页。
  68.参看郁达夫《病闲日记》,1926年12月3日,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9卷,26页;郑伯奇《怀念郁达夫》,陈子善等编《回忆郁达夫》,36页;林增华《“五四”运动后至大革命时期广州学生运动中的左右派斗争》,《广东文史资料》,第24辑,100页。
  69.郁达夫《广州事情》,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8卷,21页。
  70.同上,20页。
  71.《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1月1日,第3版;徐彬如《六十年历史风云纪实》,22-23页。
  72.《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30日,第5版;10月26日,第5版;12月10日,第5版;12月21日,第5版。
  73.郁达夫《劳生日记》,1926年11月17日、29日,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9卷,15-16、23页。
  74.同上,11月15日,10页。
  75.许峨《郁达夫到汕头》,陈子善等编《回忆郁达夫》,171页。
  76.《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1月15日,第2-3版。这份报纸说集中在中山大学参加提灯大会的有十余万人。从当时校园的情况看,会场难以容纳那么多人。
  77.同上。
  78.同上,11月18日,第5版。
  79.郁达夫《劳生日记》,1926年11月17日,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9卷,13页。
  80.《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9月6日,第5版;11月2日,第5版。郁达夫《对于社会的态度》,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6卷,59页。
  81.郁达夫《劳生日记》,1926年11月9、17日,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9卷,11-12、15-16页;《光慈的晚年》,同上书,第3卷,205页。
  82.郁达夫《劳生日记》,1926年11月21、26日,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9卷,17、21页。
  83.郁达夫《光慈的晚年》,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3卷,205页;《劳生日记》,1926年11月29、30日,同上书,第9卷,22、23页。
  84.郁达夫《病闲日记》,1926年12月12、14日;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9卷,32、33页。
  85.郁达夫《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8卷,31-32页。
  86.郁达夫《村居日记》,1927年1月5日、7日,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9卷,40、41页。
  87.郁达夫《广州事情》,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8卷,17-22页。
  88.郁达夫《村居日记》,1927年1月7日,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9卷,41页。
  89.郁达夫《新生日记》,1927年3月8日,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9卷,93页。
  90.郭沫若《北伐途次》、《脱离蒋介石以后》,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101、155、156页;龚济民等《郭沫若年谱》,上册,165、166页。
  91.郁达夫《穷冬日记》,1927年2月12日,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9卷,73页。关于郭沫若致郁达夫信的内容,可参看郭氏《再谈郁达夫》,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288页。
  92.成仿吾《读了〈广州事情〉》,成仿吾文集编辑委员会编《成仿吾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221、222页。
  93.同上,221页。
  94.郁达夫《新生日记》,1927年3月8日,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9卷,93页。
  95.郁达夫《对于社会的态度》,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6卷,61页。|
  96.郭沫若《文学革命之回顾》,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100-101页。
  97.郭沫若《再谈郁达夫》,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2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