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论郁达夫





  ◇刘海粟◇  
  六十年来,评价郁达夫作品的思想性时,颇有分歧;至于他的文学才能,则无人怀疑。
  我自惭不是研究达夫的专门家,又不善于说长道短,出于友情,容易偏爱,加上作家、画家所业不同,其中甘苦,不尽相通,只能抒发一点不着边际的外行话,向大家请教。恰如其分地评定达夫其人其文,则应仰仗于评论家、文学史家和读者群。
  达夫是中华大地母亲孕育出来的骄子,是本世纪最有才华最有民族气节的诗人之一,爱国是他一生言行中最突出的倾向。当然,爱国者不等于白璧无瑕。金无足赤,达夫亦非完人。在他感到报国无门,一腔热血不被人们理解的时候,有牢骚、有抱怨、有叹息、有软弱、有徬徨、有感伤、有沉醉于爱情和逃避到大自然怀抱中的幻想,甚至也有过病态的自我嘲弄。他憎恨无爱的人生,犹如厌弃无花的沙漠。在黑沉沉的铁屋里他带着觉醒后的悲愤和惶惑,大喊过爱的饥饿,反抗压在青年们头上的封建层岩,反抗冷漠、愚昧、狡诈、贫困的旧时代。他从不同流合污,只是面对严酷
  的现实,在看不到光明的时候,绝望颓唐之情不断来冲袭他。然而,作为抗菌素的现实主义精神又不断地诱导他穿过沼泽,走向坚实。
  记得在达夫遇害十周年的时候,我的一位忘年交关山笛,写下过悲壮的悼诗:
  斑白犹存稚子心,人间名利一尘轻;
  今朝痛觉诗人梦,血奠神州头作樽!
  这便是对诗人郁达夫的公正评价。至于那些咒骂他“品质恶劣、作风浪漫,不足以为人师”的政客,和那些姬妾成群而道貌岸然的封建卫道士、认贼作父的汉奸、吮痈舐痔的帮闲、制造谣言含沙射影的小丑、随波逐流的变色龙,今天已全部被老百姓推入遗忘深渊;而为当时统治者深恶痛绝的达夫,则砥柱中流,知音倍增。历史无情又有情,这一切不是泾渭分明吗?
  达夫很真诚,也坦率得惊人。他把锋利的解剖刀忍痛插向自己的胸臆时,苦笑中带着自我陶醉;当热血流入砚中,他又用彤笔泼洒成彩雨,让绅士们的伪饰、淑女们的面纱受到淋浴,使那些传统意识凝结成的骷髅们又怕又气,暴跳如雷。于是风波和误会便和达夫形影不离,结缘终身。朋友们关切注视着他,也为他感到不安。如果说过于坦白可以使童心不泯的人受害,在亡友中,达夫可算第一位。
  达夫小说中有一些不纯净的笔墨,是变态心理的产物。当他控诉旧时代对他太不公正的时候,有些情调不尽健康。我们不应漠视,也不应夸大一点,不及其余,否则历史上将有不少大家的著作要被束之高阁。
  达夫笃于友情,和沫若相交几十年,他们自称为“孤竹二君子”。在小阁楼上,在风起云涌的广州,相濡以沫,人所共知。他对鲁迅的认识,高于同辈人很多,一九三六年底,他在日文刊物《改造》第十九卷十三号上写道:
  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
  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于古人,
  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
  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等,又因其飘溢
  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
  不怕死似的凄厉风味。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
  是全面。……要了解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
  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
  达夫酷爱自由,仇恨压迫与剥削;他不是共产主义战士,却是一个很彻底的民主使者。在南洋,他也曾谈起过自己和左联的关系:“替穷人说话是我的宿愿。左联的很多作家和我都是至友,尤其是鲁迅,我们之间无话不谈。他和左联的关系,是由我做的媒介。我的个性不适合做那样工作,所以左联成立一月之内便宣告退出了。不管人怎么议论,我不辩解,而在暗中营救左翼作家的事,做得并不少。自问比挂空名不做实事的人,心中踏实得多。我对共产党的长征是很关心的。
  鲁迅去世,我说过:‘鲁迅的灵柩,在夜阴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夜阴’和‘新月’指的什么是很清楚的……”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他又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捐款一事奔波,并在自己编辑的副刊《繁星》上刊出秋远的《记鲁迅艺术学院》一文,把这所延安学府向海外读者作了介绍,爱爱仇仇,毫不含糊。
  达夫个性有其极刚毅的一面,这一点不大为人所知。他在福建同日本人松永一起吃饭,席上痛斥日本军国主义者不该侵略中国,正气凛然。他虽然嗜酒成性,在苏门答腊因怕贪杯误事,曾长期戒酒,律己甚严。
  达夫感情饱满细腻,观察深切,才思敏捷,古典文学、西洋文学根基都雄厚。从气质上来讲,他是个杰出的抒情诗人,散文和小说不过是诗歌的扩散。他的一生是一首风云变幻而又荡气回肠的长诗。这样的诗人,近代诗史上是屈指可数的。在新文艺作家的队伍中,鲁迅、田汉而外,抗衡者寥寥。沫若兄才高气壮,新诗是一代巨匠,但说到旧体诗词,就深情和熟练而言,应当退避达夫三舍。这话我当着沫若兄的面也讲过,他只是点头而笑,心悦诚服。
  达夫无意作诗人,讲到他的文学成就,我认为诗词第一,散文第二,小说第三,评论文章第四。
  他的诗,得力于黄仲则、洪北江,对清代名家吴伟业、王士祯、袁枚、朱竹垞、赵瓯北、王昙、龚定庵都有过涉猎。在唐诗中,他酷爱白乐天和刘禹锡。为了畅而不滑,外秀内浑,他还认真研究过阮籍、嵇康、陶渊明、谢朓、鲍照的著作。作词不多,偶一为之,如楷书大家放笔写行草,言情状物,略倾柳永与纳兰容若,而沉郁过之。
  一九七七年间,黄葆芳学弟从新加坡回国观光,我见到他第一句话便是:“达夫辞世二十多年,我总不相信是事实,他若能和你们一道同来,该多么好啊!”接着谈起在南洋的岁月。他说:“老师,当年达夫先生编《繁星》,对我的稿子特别垂青,总是稍加修改,便作为花边文学刊出,使我很感激。
  我们三人不是到林霭民先生家谈艺,便是到胡载坤大夫家中,我看您作画,郁先生捧着茶杯在屋里徘徊,有时低头敛眉,猛抽着香烟,等到丹青落笔,他的诗已想好,于是走笔题画,并称双绝。可惜星州沦陷之后,这些寓意极深、宣扬民族气节的作品多被收藏者销毁,不敢留下,真是叫人难忘的大憾事。”
  这段话引起我亲切的回忆。记得有天晚上,我和达夫躺在期颐园中的草地上,碧天如水,寒月如霜,这时天上一颗亮星拖着火光刺眼的尾巴,在远远的树梢后殒落了。达夫说:“海粟兄!那不是徐志摩吗?多么有才华的诗人,英年早殒,千古同!”我们谈到在上海的朋友中,他与志摩都和我同庚,不免唏嘘。后来言及时局,达夫愤愤地跃起,带着人之子的柔情,仰天喃喃地说:“海粟!万一敌军侵入新加坡,我们要宁死不屈,不能丧失炎黄子孙的气节,做不成文天祥、陆秀夫,也要做伯夷叔齐。”我觉得这是达夫心中流出的最佳诗作,听来感人肺腑。难兄难弟,相对无
  言。谦和质朴的达夫,眉宇间现出平时罕见的金刚怒目之气,从鼻翼到嘴角边的长纹变得坚韧了。我推想:诗人在夜色的环抱中走向永生的时刻,脸上也是这样的表情。我们长时间地握着手,良久,泪花涌出他的眼眶,巨大的热力从他的臂膀流入我的全身,血像汽油碰上火种。是夜,我和诸友合作,画了一张《松竹梅石图》,他奋笔写上一绝:
  松竹梅花各耐寒,心坚如石此盟磐。
  首阳薇蕨钟山菽,不信人间一饱难。
  此诗痛快沉着,托物明志,朗润含蓄,其信念之坚强,更在豪迈之外,可以代表他晚年诗风的一斑。这样的诗对斯时斯境中的同胞,是启悟的晨钟、进军的战鼓,诗人成了爱国同胞的代言人。面对大海,遥望故国,这庄严的誓辞,响彻云霄……
  达夫的散文,如行云流水中映着霞绮。他和古代写景抒情之作不相蹈袭,而又得其神髓。写到山水,尤其他故乡富阳一带风光,不愧是一位大画师。他把诗人的灵感赋予了每一朵浪花、每一片绿叶、每一块巉岩、每一株小草,让大自然的一切具有性格和情味,再把风俗人情穿插其间,浓淡疏密,无笔不美,灵动浑成,功力惊人。
  由于达夫的妙文和当年口头描述的启迪,也为了寻觅故人的诗踪,我曾经几次到浙皖之间的富春江流域去写生。这条江,澄碧如染,曲折处如青龙曼舞,腾空飞下,有些河床直如利剑,劈开群山,仪态万方,自萧山至梅花城,二百余里,是活的山水屏风,在朝曦晚霞中变化无穷,开阖舒卷,一股清气,沁人心脾。达夫故居富阳,离杭州八十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江,像颗明珠,嵌在画中。我还到七里泷去凭吊过严子陵,石级陡峭,两边茑萝夹道,古树虬蟠,石牌坊上刻着“千古异人”的横额,祠堂梁头悬着“高尚其志”的大匾。子陵塑像,清瘦飘逸中饱含着洞察生活的睿智,超脱中不无隐痛。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切都使我格外思念达夫,要是我们联袂来游,能添多少乐事啊!达夫异邦死,化作沃土润奇花,他和严光一样不可得而见,我总算找到了孕育少年达夫成为诗人的环境,便奋笔写下了十几张油画,还有国画《严江秋色》《富春江》等多幅。我的体会是:青年画家不精读达夫的游记,画不了浙皖二省间的山水;不看钱塘、富春、新安,也读不通达夫的妙文。他的这些作品根植于他对乡土的赤子之爱,其生命力必然比小说久远。
  达夫也有较为闲适舒展之作,或谈谈掌故,或评定前人作品,这类文字历史趣味和知识性并重。一些日记小品,情真语挚,读来如听良友娓娓夜谈,毫无藻饰,时有逸笔,不是苦雨庵中的浓茶,更非浑身静穆,仍然有着可爱的人间烟火气。也许,此才是达夫所以为达夫吧!
  世界上很少关起门来为后代写作的艺术家,作品往往都是起作用于当时,从而在历史上获得位置。失去了当时,永久并不存在。达夫不是终日追求永垂不朽的作家,他只记录当时的生活感受。作品是流出来的,不是专门在文字上雕琢的唯美主义者,也不是每篇文章都具备永恒的魅力。时间本身就是一个筛子,不及时扬弃,十万年后的文学史要写几千卷。事过境迁,今天的年轻人对达夫的某些著作引不起共鸣,恰恰是一件大好事。我在几十年前读到《采石矶》《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整个身心都受到艺术冲击波的摇撼,作品中写的环境和人物(包括《采石矶》那样历史题材)对我来说都是可以看得清楚,甚至触摸得到的。时代进步了,今天的青年对作品中的烟厂女工、老车伕、黄仲则、洪稚存可以同情,但不可能达到几十年前读者那样强烈,是不足为怪的。
  达夫笔下的一些人物,记录了“五四”以后某些青年的精神状态,作为思想史上的标本,也很难磨灭。辛亥革命在这些人的记忆中淡化了,而革命的不彻底、封建势力的顽固、人民的不幸、科学的落后、祖国国际地位的低下,又迫使他们带着淡淡的哀愁长大。“五四”时代狂飚精神的高扬,不能清除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在新生与死亡、前进与倒退、爱国与媚外、科学与愚昧、理想与现实等等的矛盾上,使一部分热爱祖国、情感丰富、比较脆弱、反抗礼教而又不能完全摆脱旧知识分子的积习、同情苦难同胞又不能为他们寻找出路、并且和他们在心理上有着一定距离的青年,带着呐喊后听不到回声的时代寂寞感,向往个性解放,但又无处使用自己的力量。前辈把他们看成叛逆、无能者、破坏者,这样不甘沉没又难奋飞的人,在当时为数不少。寂寞,可以销蚀灵魂,也可以冶铸战士。有的人锐气被寂寞磨尽而沉沦,有的人却不然。正是这种寂寞感和希望,在鲁迅万里心空中搏斗,诗山种铁笔,斗雪化虬松,《野草》才成为他创作中最精深博大的塔尖,戟指着秋夜的寒星而凌越千古。诗人毛泽东也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喊出:“我们感觉到深深的寂寞。”对带着一些文人弱点的达夫,就更不能苛求了。达夫亲口告诉我:“我在日本看过将近千册英文、德文、日文小说。”他的阅读速度和理解能力,在我的同时代人中属于罕见,一晚上看一两本小说,在谦谨温和的达夫,是常有的事情。他喜爱从普希金到蒲宁笔下一百年间活跃于俄罗斯文学画廊上的“多余的人”,但他写的只是中国泥土里生长出来的一切。综观他的小说,深沉素淡,富于散文美,不仅技巧上可以总结出东西,对于认识我们的过去也是有好处的。不认识昨天的人,就不会珍惜来之不易的今天,也不会坚韧不拔地创造美好的明天。
  作家和编辑的职业,注定要当业余批评家。由于知识渊博,善于鉴赏,他对古今中外的一些作家,都发过议论;对于戏剧、音乐、绘画、电影、翻译等等领域,都说过有真知灼见的锦言。若将此类文字辑录成一本有特色的书,则可以从中体味到一位大作家的甘苦,也能感受到他行文阅世的脉搏。在新加坡,他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导师。据我所知,达夫在南洋看稿、改稿,接见青年作者花的工夫,比他用于写作、读书的时间要多,尽到了园丁的责任。他也讲过一些愤世偏激的话和悲痛的反话,只要弄清他说话时的历史背景,并不难于理解。
  在抗日战争中,他在南洋写过很多政论,鼓舞人民斗志,坚定侨胞必胜信念,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这些文字当时拥有众多的读者,是重要的历史文献。
  偶然收到海外学生寄来的报刊上面见到好几篇忆达夫的文章,有的提供史料,有的谈出学术观点,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但也有极个别的人,生前给达夫添加过不少痛苦,现在又乘死无对证之际,对他进行中伤、丑化,或谬托知己,把达夫写成一个恋爱至上主义者,这就欠妥了。
  出于怀友之情,我渴望读到描写达夫的传记,来作为我回忆往事的酵母。前天,达夫的儿子郁云来看我,在温馨的灯光中,昏花的老眼差点儿把他看成了达夫,父子俩在外貌上相似到惊人的程度。这位五十二岁曾经念过企业管理的大学生,近年搜罗到乃翁的著作二百多万字,诗词近五百首,还有些书简、墨迹和史料,并以全力草成了父亲的传记,力图再现创造社老将郁达夫的风采,是一本突出爱国主义思想的新作。材料丰富翔实,叙说比较客观,这一点可以告慰逝者。
  由于处在儿子的地位,行文较拘谨,对先人不好作什么评论,对父母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也回避了细节,但这并不损害第一本传记的价值。随着这本书的问世,必将会有更好更多的专著及评论问世,我愿拭目以待!达夫不是一个革命家,也不是一个制造许多恋爱轶闻的浪漫文人,而是那个时代的产儿,一切都要历史唯物地还他以本来面目。为贤者讳,为前人讳,固然不必,但蓄意粉饰和一味舍本求末,或以旧社会黄色小报记者的手法去捕风捉影,也都是错误的。
  这篇浅陋的序文该谢幕了,我也口占一律,不敢对亡友班门弄斧,仅仅是为了倾吐那说不出而又说不完的情思,一种淡淡的、缕缕的、缠绕在心尖上、翱翔在梦魂里的怀念!
  读罢新书慰旧怀,见儿疑是父归来。
  一天雷雨勤编织,半纪风云细剪裁。
  同岁三人惭我健,环球万众为兄哀。
  中宵忘却文星坠,题画诗成惜梦回。
  (选自《文汇月刊》198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