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郁达夫





  ◇郭沫若◇  
  我这篇小文不应该叫作“论”,只因杂志的预告已经定名为“论”,不好更改,但我是只想叙述我关于达夫的尽可能的追忆的。
  我和郁达夫相交远在1914年。那时候我们都在日本,而且是同学同班。
  那时候的中国政府和日本有五校官费的协定,五校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千叶医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凡是考上了这五个学校的留学生都成为官费生。日本的高等学校等于我们今天的高中,它是大学的预备门。高等学校在当时有八座,东京的是第一座,在这儿有为中国留学生特设的一年预备班,一年修满之后便分发到八个高等学校去,和日本人同班,三年毕业,再进大学。我和达夫同学而且同班的,便是在东京一高的预备班的那一个时期。
  日本高等学校的课程在当时分为三个部门,文哲经政等科为第一部,理工科为第二部,医学为第三部。预备班也是这样分部教授的,但因人数关系,一三两部是合班教授。达夫开始是一部,后来又转到我们三部来。分发之后,他是被配在名古屋的第八高等,我是冈山的第六高等,但他在高等学校肄业中,又回到一部去了。后来他是从东京帝国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部毕业,我是由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的。
  达夫很聪明,他的英文、德文都很好,中国文学的根底也很深,在预备班时代他已经会做一手很好的旧诗。我们感觉着他是一位才士。他也喜欢读欧美的文学书,特别是小说,在我们的朋友中没有谁比他更读得丰富的。
  在高等学校和大学的期间,因为不同校,关于他的生活情形,我不十分清楚。我们的友谊重加亲密了起来的是在1918年以后。
  1918年的下半年我已被分发到九州帝国大学,住在九州岛的福冈市。适逢第六高等学校的同学成仿吾,陪着他的一位同乡陈老先生到福冈治疗眼疾,我们同住过一个时期。我们在那时有了一个计划,打算邀集一些爱好文学的朋友来出一种同人杂志。当时被算在同人里面的便有东京帝大的郁达夫、东京高师的田汉、熊本五高的张资平、京都三高的郑伯奇等。这就是后来的创造社的胎动时期。创造社的实际形成还是在两年之后的。
  那是1920年的春天,成仿吾在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研究了三年,该毕业了,他懒得参加毕业考试,在四月一号要提前回国。我自己也因为听觉的缺陷,搞医学搞得不耐烦,也决心和仿吾同路。目的自然是想把我们的创造梦实现出来。那时候达夫曾经很感伤地写过信来给我送行,他规戒我回到上海去要不为流俗所污,而且不要忘记我抛别在海外的妻子。这信给我的铭感很深,许多人都以为达夫有点“颓唐”,其实是皮相的见解。记得是李初梨说过这样的话:“达夫是模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这话最能够表达了达夫的实际。
  在创造社的初期达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于是徐志摩“诗哲”们便开始痛骂了。他说:创造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这主要就是在攻击达夫。
  达夫在暴露自我这一方面虽然非常勇敢,但他在迎接外来的攻击上却非常脆弱。他的神经是太纤细了。在初期创造社他是受攻击的一个主要对象。他很感觉着孤独,有时甚至伤心。记得是1921年的夏天,我们在上海同住。有一天晚上我们同到四马路的泰懦霭娴摹洞丛旒究反纯诺南吩跹J榫志?很冷淡地答应我们:“二千本书只销掉一千五。”我们那时共同生出了无限的伤感,立即由书局退出,在四马路上接连饮了三家酒店,在最后一家,酒瓶摆满了一个方桌。但也并没有醉到泥烂的程度。在月光下边,两人手牵着手走回哈同路的民厚南里。在那平滑如砥的静安寺路上,时有兜风汽车飞驰而过。达夫曾突然跑向街心,向着一辆飞来的汽车,以手指比成手枪的形式,大呼着:“我要枪毙你们这些资本家!”
  当时在我,我是感觉着:“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
  胡适攻击达夫的一次,使达夫最感着沉痛。那是因为达夫指责了余家菊的误译,胡适帮忙误译者对于我们放了一次冷箭。当时我们对于胡适倒并没有什么恶感。我们是“异军苍头突起”,对于当时旧社会毫不妥协,而对于新起的不负责任的人们也不惜严厉的批评,我们万没有想到以“开路先锋”自命的胡适竟然出以最不公平的态度而向我们侧击。这事在胡适自己似乎也在后悔,他自认为轻易地树下了一批敌人。(他后来曾经写过一封信来,向我缓和,似道歉而又非道歉的。——沫若注。)但经他这一刺激,倒也值得感谢,使达夫产生了一篇名贵一时的历史小说,即以黄仲则为题材的《采石矶》。这篇东西的出现,使得那位轻敌的“开路先锋”也确切地感觉到自己的冒昧了。
  胡适在启蒙时期有过些作用,我们并不否认。但因出名过早,而膺誉过隆,使得他生出了一种过分的自负心,这也是无可否认的实情。他在文献的考证上下过一些工夫,但要说到文学创作上来,他始终是门外汉。然而他的门户之见却是很森严的,他对创造社从来不曾有过好感。对于达夫,他们后来虽然也成为了“朋友”,但在我们第三者看来,也不像有过什么深切的友谊。
  我在1920年一度回到上海之后,感觉着自己的力薄,文学创作的时机并未成熟,便把达夫拉回来代替了我,而我又各自去搞医学去了。医学搞毕业是1923年春,回到上海和达夫、仿吾同住。仿吾是从湖南东下,达夫是从安庆的法政学校解了职回来。当时我们都是无业的人,集中在上海倒也热烈地干了一个时期。《创造季刊》之后,继以《创造周报》、《创造日》,还出了些丛书,情形和两年前大不相同了。但生活却是窘到万分。
  1923年秋天北大的陈豹隐教授要往苏联,有两小时的统计学打算请达夫去担任,名分是讲师。达夫困于生活也只得应允,便和我们分手到了北平。他到北平以后的交游不大清楚,但我相信“朋友”一定很多。然以达夫之才,在北平住了几年,却始终是一位讲师,足见得那些“朋友”对于他是怎样的重视了。
  达夫的为人坦率到可以惊人,他被人利用也满不在乎,但事后不免也要发些牢骚。《创造周报》出了一年,当时销路很好,因为人手分散了,而我自己的意识已开始转换,不愿继续下去,达夫却把这让渡给别人作过一次桥梁,因而有所谓创造社和太平洋社合编的《现代评论》出现。但用达夫自己的话来说,他不过是被人用来点缀的“小丑”而已。
  达夫一生可以说是不得志的一个人,在北大没有当到教授,后来(1925年初)同太平洋社的石瑛到武大去曾经担任过教授,但因别人的政治倾向不受欢迎而自己受了连累,不久又离开了武汉。这时候我往日本去跑了一趟又回到了上海来。上海有了“五卅”惨案发生,留在上海的创造社的朋友们不甘寂寞,又搞起《洪水半月刊》来,达夫也写过一些文章。逐渐又见到创造社的复活。直到1926年3月我接受了广州大学文学院长的聘,又才邀约久在失业中的达夫和刚从法国回国的王独清同往广州。
  达夫应该是有政治才能的,假如让他做外交官,我觉得很适当。但他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他的缺点是身体太弱,似乎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便有了肺结核,这使他不能胜任艰巨工作。还有一个或许也是缺点,是他自谦的心理发展到自我作践的地步。爱喝酒,爱吸香烟,生活没有秩序,愈不得志愈想伪装颓唐,到后来志气也就日见消磨,遇着什么棘手的事情,便萌退志。这些怕是他有政治上的才能,而始终未能表现其活动力的主要原因吧。
  到广州之后只有三个月工夫,我便参加了北伐。那时达夫回到北平去了。我的院长职务便只好交给王独清代理。假使达夫是在广州的话,我毫无疑问是要交给他的。这以后我一直在前方,广州的情形我不知道。达夫是怎样早离开了广州回到上海主持创造社,又怎样和朋友们生出意见闹到脱离创造社,详细的情形我都不知道。在他宣告脱离创造社以后,我们事实上是断绝了交往。他有时甚至骂过我是“官僚”。但我这个“官僚”没有好久便成了亡命客,我相信到后来达夫对于我是恢复了他的谅解的。
  1928年2月到日本去亡命,这之后一年光景,创造社被封锁。亡命足足十年,达夫和我没有通过消息。在这期间他的生活情形我也是不大清楚的。我只知道他和王映霞女士结了婚,创作似乎并不多,生活上似乎也不甚得意。记得有一次在日本报上看见过一段消息,说暨南大学打算聘达夫任教授,而为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这人是太平洋社的一位头子,利用过达夫和创造社的招牌来办《现代评论》的。——沫若注。)所批驳,认为达夫的生活浪漫,不足为人师。我感受着异常的惊讶。
  就在卢沟桥事变前一年(1936年)的岁暮,达夫忽然到了日本东京,而且到我的寓所来访问。我们又把当年的友情完全恢复了。他那时候是在福建省政府做事情,是负了什么使命到东京的,我已经不记忆了。他那时也还有一股勃勃的雄心,打算到美国去游历。就因为他来,我还叨陪着和东京的文人学士们周旋了几天。
  次年的5月,达夫有电报给我,说当局有意召我回国,但以后也没有下文。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我得到大使馆方面的谅解和暗助,冒险回国。行前曾有电通知达夫,在7月17日到上海的一天,达夫还从福建赶来,在码头上迎接着我。他那时对于当局的意态也不甚明了,而我也没有恢复政治生活的意思,因此我个人留在上海,达夫又回福建
  去了。
  1938年,政治部在武汉成立,我又参加了工作。我推荐了达夫为设计委员,达夫挈眷来武汉。他这时是很积极的,曾经到过台儿庄和其他前线劳军。不幸的是他和王映霞发生了家庭纠葛,我们也居中调解过。达夫始终是挚爱着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举动起来便不免不顾前后,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这也是他的自卑心理在作祟吧?后来他们到过常德,又回到福州,再远赴南洋,何以终至于乖离,详细的情形我依然不知道。只是达夫把他们的纠纷做了一些诗词,发表在香港的某杂志上。那一些诗词有好些可以称为绝唱,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为什么要暴露自己的爱人?这爱人假使是旧式的无知的女性,或许可无问题,然而不是,故所以他的问题弄得不可收拾了。
  达夫到了南洋以后,他在星岛编报,许多青年在文学上受着他的熏陶,都很感激他。南太平洋战事发生后,新加坡沦陷,达夫的消息便失掉了。有的人说他已经牺牲,有的人说他依然健在,直到最近才得到确实可靠的消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十天前,达夫的一位公子郁飞来访问我,他把沈兹九写给他的回信给我看,并抄了一份给我,他允许我把它公布出来。凡是达夫的朋友,都是关心着达夫的生死的,一代的文艺战士假使只落得一个惨淡的结局,谁也会感觉着悲愤的吧?……
  看到这个“凶多吉少”的消息,达夫无疑是不在人世了。这也是生为中国人的一种凄惨,假使是在别的国家,不要说像达夫这样在文学史上不能磨灭的人物,就是普通一个公民,国家都要发动她的威力来清查一个水落石出的。我现在只好一个人在这儿作些安慰自己的狂想。假使达夫确实是遭受了苏门答腊的日本宪兵的屠杀,单只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要求把日本的昭和天皇拿来上绞刑台!英国的加莱尔说过“英国宁肯失掉印度,不愿失掉莎士比亚”;我们今天失掉了郁达夫,我们应该要日本的全部法西斯头子偿命!……
  实在的,在这几年中日本人所给予我们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但就我们所知道的范围内,在我们的朋辈中,怕应该以达夫的牺牲为最惨酷的吧。达夫的母亲,在往年富春失守时,她不肯逃亡,便在故乡饿死了。达夫的胞兄郁华(曼陀)先生,名画家郁风的父亲,在上海为伪组织所暗杀。夫人王映霞离了婚,已经和别的先生结合。儿子呢?听说小的两个在家乡,大的一个郁飞是靠着父执的资助,前几天飞往上海去了。自己呢?准定是遭了毒手。这真真是不折不扣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达夫的遭遇为什么竟要有这样的酷烈!
  我要哭,但我没有眼泪。我要控诉,向着谁呢?遍地都是圣贤豪杰,谁能了解这样不惜自我卑贱以身饲虎的人呢?不愿再多说话了。达夫,假使你真是死了,那也好,免得你看见这愈来愈神圣化了的世界,增加你的悲哀。
  1946年3月6日
  (原载1946年9月《人物杂志》第3期)